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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簡稱“新農保”，是國家對年滿60周歲且符合條件的農村居民實行的一項養老保險制度，從2009年開始試點實施。截至2022年已經開展近13年，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其中，“新農保”中的基礎養老金是我國財政轉移支付的惠農支出，有助于解決好群眾“兩不愁三保障”問題，也提升農村低收入家庭的獲得感、幸福感。本文利用2017-2020年萬余戶低收入家庭數據，用年齡作為斷點進行回歸，研究“新農保”實施10余年后基礎養老金對農村低收入家庭的影響。研究表明：“新農保”的穩定發放，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對改善農村老年居民生產生活起到基本保障作用，增強共同富裕的獲得感。

一、相關研究文獻評述

“新農保”通常顯示出“財富效應”和“健康效應”：對于“財富效應”，“新農保”政策對農村居民的收入、消費、主觀福利和勞動供給等多個方面產生影響，張川川等（2014）、鄭曉東等（2020）認為，“新農保”提高了農村老人收入水平，促進了消費，改善了福利水平。馬光榮和周廣肅（2014）對2010年和2012年的CFPS數據研究發現：“新農保”降低了60歲以上居民的儲蓄率。這部分老年人不需要繳納保險費，直接可以領取基本養老金，為老年人提供穩定的經濟保障。何暉和李小琴（2020）則對“新農保”促進消費的時間、結構和空間進行具體的異質性分析，得出“新農保”能夠促進消費，有利于保障低收入群體生活的結論。“新農保”對農村低收入家庭發揮增收保障作用。首先，“新農保”對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比一般農戶更強，周廣肅等（2020）認為，“新農保”對縮小中低收入家庭消費差距的作用更為明顯。其次，“財富效應”導致“健康效應”，易定紅和趙一凡（2021）研究得出：“新農保”的穩定發放，增強了農村居民對未來生活的信心。更進一步展開分析，“新農保”讓老人在經濟上的獨立性增加，子女照料的依賴性降低，提高社會保障的傾向性（程令國等，2013；王小增等，2020）。本文梳理文獻發現：僅有較少文獻聚焦于低收入家庭，張靜和周慧（2022）通過2006-2010年農村貧困監測的家庭面板數據分析，認為到戶扶貧資金顯著提高了農戶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在生產經營方面投入和生活性消費支出都有所增長。“新農保”也是到戶資金的一部分，同樣提高農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增加其共同富裕的獲得感。以上文獻大都是研究“新農保”的普惠性問題，但較少涉及“新農保”對低收入家庭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著重研究“新農保”政策實施對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應，以期為進一步縮小農村收入差距、提升低收入家庭的共同富裕獲得感提供政策著力點。

二、低收入家庭“新農保”獲得效應的理論分析

“新農保”是政府為解決農村居民老有所養問題開展的，以保障農村老年居民的基本生活為目的，建立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一種保險制度。“新農保”政策實施后，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一）農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來源多樣化

2021年，全國現行標準下有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脫貧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從被幫扶農村低收入家庭的獲得感看，在各項扶貧政策的激勵促進下，貧困人口的生產生活條件顯著改善，收入有明顯的提高。家庭的總收入包括工資收入、生產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新農保”收入是轉移性收入的一部分，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不同。以兩戶家庭為例：第一家有4口人，2020年的家庭總收入為31214.8元，其中，土地承包經營流轉所得的財產性收入1800元，國家轉移支付18024元，扶貧政策通過市場帶來的轉移收入6894元，其他收入如電價補貼等為2998元。“新農保”收入1498.8元，占總收入的比重為4.8%。第二家有3口人，2020年的家庭總收入為23040元，其中，種植性的生產經營性收入為2000元，小麥補貼726元，生產經營性支出900元，凈生產經營性收入1826元，國家轉移支付14031元，市場帶來的轉移收入—移民分紅2610元，其他收入1561元，“新農保”收入3012元，占總收入的比重為13.07%。根據政策，各個家庭收入來源和數額有所差別，但總體上收入來源呈多樣化。

（二）收入來源多樣化保障低收入家庭收入的穩定性

2022年7月11日，國家鄉村振興局發布：經過各方面共同努力，脫貧攻堅成果得到鞏固拓展，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沒有發生規模性返貧現象。這是精準扶貧的成果檢驗，也是共同富裕進行的基礎。扶貧政策的有效性保障農村收入來源的多樣化，多樣化保障收入的穩定性，而收入的穩定性是鞏固扶貧成果的重要方面。低收入家庭在收入方面的獲得感穩中有升。

三、低收入家庭“新農保”獲得效應的模型構建

（一）數據描述

本文數據來源是2017-2020年L市的調研和建檔立卡的工作數據，包括12699戶低收入家庭，涉及人口22695人，來自發展程度不同的五個街道（鄉鎮）的189個村莊。結果變量是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年收入，分配變量是年齡，60歲作為斷點，分析斷點附近的低收入家庭是否領到新農保對家庭收入的影響程度。岳希明等（2021）從方法論和實證分析政府對居民轉移支付的再分配效率，認為縮小農村收入差距，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需要資金分配進一步向低收入人群傾斜。張靜和周慧（2022）研究是否收到“到戶資金”對不同類型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程度。鑒于此，用收入作為結果變量。

（二）數據的統計分析

通過建檔立卡表和調研表，前定變量是家庭的個體統計性特征，包括戶主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等以及家庭特征是否是低保戶等外部環境變量。

四、結論與啟示

通過分析“新農保”對低收入家庭的獲得效應發現：領取“新農保”基礎養老金使得低收入家庭增收效應達到14%，顯示出“新農保”基礎養老金對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影響作用，估計結果通過穩健性檢驗。進一步，低收入家庭的戶主是女性時，獲得效應明顯比男性戶主家庭更強。基于上述結論，得出如下啟示：

1.“新農保”基礎養老金的現金補貼增強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新農保”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農村家庭的消費支出，從文獻的研究、數理模型和實際調研都證明了消費支出的增加，而且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作用比高收入家庭更加明顯。低收入家庭從“新農保”的現金補貼中獲益，用于日常消費，起到對低收入家庭的生活保障作用，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實現。

2.“新農保”基礎養老金在特殊時期對低收入家庭產生穩定向好的心理預期。“新農保”的定時發放，對家庭收入產生了持續增加作用，低收入家庭減少了特殊時期生活質量降低的可能性。在當下疫情反復的情況下，“新農保”對低收入家庭日常消費起到了“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保障作用。

3.建立與經濟發展程度相適應的養老金賬戶支付制度。從目前的“新農保”發放情況來看，應大力推廣“新農保”。同時，基礎養老金支付水平要保證“新農保”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適應。在未來的一段時期內，“新農保”政策重點仍然是在國家財力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新農保”的覆蓋面，使更多低收入家庭受益。“新農保”的兩個賬戶（社保賬戶和金融賬戶）要根據各地發展水平適當提高發放標準，發揮出穩定托底低收入家庭的兜底作用，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式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川川,John.Giles,趙耀輝.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效果評估—收入、貧困、消費、主觀福利和勞動供給[J].經濟學(季刊),2014,(10):203-230.

[2]周廣肅,張玄逸,賈珅,張川川[25].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對消費不平等的影響[J].經濟學(季刊),2020,(4):1467-1490.

[3]馬光榮,周廣肅.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對家庭儲蓄的影響:基于CFPS數據的研究[J].經濟研究,2014(11):116-129.

[4]何暉,李小琴.新農保政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評估[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20(6):61-72.

[5]易定紅,趙一凡.新農保養老金政策效果評估———基于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實證研究[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21,41(06):99-112.

[6]程令國,張曄,劉志彪.“新農保”改變了中國農村居民的養老模式嗎?[J].經濟研究,2013,(8):42-54.

[7]王小增,王林萍.新農保”拉近了父母與子女的空間距離嗎—基于CHARLS數據的實證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20,(6):90-102.

[8]張靜,周慧.中國到戶扶貧資金政策效果———來自家庭層面的經驗證據[J].經濟學(季刊),2022,22(02):385-404.

作者:黃娟娟 郭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