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聞傳播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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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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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專業碩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學生就業前自信心相對于學術型的碩士來講，專業碩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體找到工作。這是因為媒體固然需要學有專長的研究人員，但更需要上手快、會操作的復合型人才，且這部分人占媒體聘用人的大部，如編輯、記者等。專業型研究生在實驗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參加省里組織的“DV作品大賽”、“專題片大賽”、“圖書裝幀設計大賽”、“雜志封面大賽”、“廣告創意大賽”、“網頁制作大賽”等，獲獎作品可以作為就業求職的成果，用人單位自然愿意錄用有成果的應聘者。也就是說，在學校就實現了由“校園傳媒人”向“社會傳媒人”的轉變。專業碩士生有自己的獲獎成果，就為求職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從而緩解了以往許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沒有“過硬的成果”，面對用人單位的種種提問，倍加忐忑的尷尬狀況。

1．3倒逼了導師的實踐能力專業型研究生的實驗課一部分由校外實踐型導師來上，但大部分實驗課是由校內理論型導師和一部分非導師來上。校內導師一般理論水平較高，但媒體實踐經驗、操作技能相對缺乏，帶學術型的研究生還能湊合過關，帶專業型的研究生就明顯地表現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導師必須適應專業碩士生的培養要求，強化技能。新聞類的實驗課要掌握電視片的拍攝、剪輯、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傳播類的實驗課要掌握廣告的設計和制作，圖書的裝幀設計、排版和印刷等技能，報紙、雜志的排版，雜志的封面設計，網頁的制作等相關技能，這對學術型的導師來說并非輕而易舉的事情，需要虛心學習并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達到。專業碩士生的培養目標倒逼理論型導師強化自己的實踐技能，使導師自身實現了理論和實踐的雙贏。

2新聞傳播學實驗室在專業碩士生培養中的實施方案

2．1實驗室的配備要實現全媒體模擬培養職業型、復合型、應用型的人才，沒有裝備精良的實驗室是難于奏效的，實驗室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和水平。一是從規模上看，實驗室要實現全媒體模擬。也就是說媒體有什么設備，實驗室也要有什么設備。媒體大體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環節，實驗室也需要具備同樣的工作流程、工作環節，只是程度、精準度不同而已。二是從水平上說，實驗室設備的型號、參數、配置要與現代媒體同步，至少要不低于當下媒體的水平。具備了這2個要件，學生才能把媒體的工作拿到實驗室來做，才能實現媒體與實驗室的“兼容”。實驗室的全媒體模擬，為相關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關高校要高度重視，舍得投入，要像建設工科實驗室一樣建設新聞傳播學實驗室。如果仍然沿用培養學術型研究生的方法來建實驗室，專業碩士生的培養目標便無法實現。

2．2完成平時作業、結課成果和社會實踐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對專業碩士生考查的重點，因而教師在布置平時作業和結課成果時，一般是選一些實踐性較強的題目供學生選擇，既可以是媒體或導師課題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擬題目完成一項應用性的成果，而這些都是在實驗室完成的。實驗室又為專業碩士生進行社會實踐提供了重要平臺和必備條件。學術型研究生的社會實踐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個別研究生找個單位開個證明蒙混過關。專業型研究生的社會實踐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須扎扎實實做好。依托實驗室這個平臺可以很好地完成社會實踐的任務。實驗室既是學校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專業型研究生可以在學校的新聞中心兼職，擔任主持人、編輯、記者，通過在實驗室拍攝制作節目，為校報、雜志社排版，承擔校報和雜志社的部分編輯任務，設計、校園公益廣告等社會實踐活動，使研究生親身感受校園傳媒的實際情況，增長見識，積累經驗，為進入社會媒體崗位實習打下基礎。

2．3完成畢業論文專業碩士生的畢業論文大致分為畢業設計和調研報告2類。其中畢業設計可以采取“作品＋報告”的形式，如新聞學專業的可以是“新聞調查片＋報告”，廣播電視學專業的可以是“專題片＋報告”，廣告專業的可以是“廣告設計＋報告”，編輯專業的可以是“圖書裝幀設計＋報告”等，這些離開了實驗室是難于完成的［9］。調研報告可以以媒體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作為選題，重點考查研究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調研報告不僅要有調研采訪，更要有相關數據資料的統計分析，這些內容也離不開實驗室。實驗室是畢業論文的出產地和加工廠。

2．4吸納社會資源，建立聯合培養基地為保障新聞傳播學實驗室在專業碩士生培養過程中的長遠發展，學校要樹立服務意識，切實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開展實踐的條件。如實驗室與社會媒體建立聯合培養基地，為學生學習、實踐、創業等提供良好條件；吸納和使用社會資源，建立“實驗室＋媒體”聯合培養基地，聯合培養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這是實驗室在專業碩士生培養過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長效機制［11］。另外，聯合培養基地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應該在掛牌之后切實發揮基地的培養作用。導師在平時作業、崗位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等多個環節要加強和社會媒體培養基地的合作，多吸納先進的社會經驗，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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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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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眾的變化，引導新聞傳播學轉向思考

新聞平民化提倡“平民視角”，由于很多媒體都沒能真正領會其含義，并在新聞平民化這個過程中，過度尋求娛樂價值和利益，因此產生了種種弊端。怎樣贏得受眾、贏得市場，這是新聞媒體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環境的時思考的問題。媒體受眾的核心，說到底，是在市場競爭中對資源的競爭內容所吸引的。新聞的內容及其發展、創新的深度決定了在競爭中是否能贏得先機。在我國新聞的深度報道，通常指的是客觀地反映重大新聞事件，及是發現的本質和核心等等。在美國和日本及西方國家，深度報道最常見的形式是解釋性報道，解釋性報道占布局和服務的50％。深度解釋社會現象，在引導輿論，促進主流價值觀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由于廣播傳播特性的限制，不適宜做宏大敘事的報道深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廣播不要深度報道，如果具有廣泛覆蓋優勢的廣播，去和 “報紙”等平面媒體比拼深度報道，將不具優勢，并會給聽眾造成收聽疲勞。

根據廣播媒體的平民化走勢角度來看，新聞內容的傳播其特點符合平民的，深層次的挖掘趨勢和貼近人們的生活中普及，人們的生活，為人們的其他方面來解決問題，是廣播媒體的受眾形成一種固定的重要途徑。在對廣播媒體的節目挖掘時，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關注廣播媒體特性的研究和探索，以滿足廣播聽眾的需求，避免廣播媒體和其他媒體的同質化傾向。

三、新聞的“平民化”發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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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譯著的翻譯目前也存在問題，如果是普及性讀物，由于語言和內容較為簡單，可以考慮組織研究生集體翻譯，但是學術專著若由一撥學生每人分上一章一節翻譯，在短期內出籠，差錯較多，后患無窮。已出版的譯著中有一些翻譯質量過差，甚至到了無法讀懂的地步。

三，國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依然不多。盡管出版的新聞和傳播學方面的書籍越來越多，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浮躁使得可以列為研究性專著的書是有限的。相當多的書，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說學術結構，就是話語也是非學術的，或政治套話，或新聞報道式語言，用這樣的話語體系論證學術，可以想象是些什么東西：現象性的描述內容多于論證，擺出問題（有時很生動）但沒有能力說明問題；論證邏輯貧乏，諸如“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區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類。

四，出版新聞傳播學的“套書”呈現為一種趨勢。這種出版現象有商業包裝和贏利的目的，但也不能輕易說都沒有意義。如果學術研究的條件成熟，這種推出的方式對于學術研究有一定推動作用。近幾年傳播學譯著的推出，大多采用了這種出版的方式，教材也采用了這種方式。但是研究性的專著，不宜采用這種批量推出的方式，因為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可能是工業流程式的。

現在從已出版的套書看，同一套教材，質量高低差距較大。有的較高，有的明顯地差。特別是網絡叢書，尚沒有一套提得起來。“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叢書總體水平較高，但也有的相對不高。“華夏傳播研究叢書”研究水平有限，但有資料價值。“南京大學當代學術棱鏡譯叢”中有幾本涉及傳播學的，尚有水平。“清華傳播譯叢”中有幾本的水平也行。有的叢書以“最新”或“高級”冠名，但內容不新，也談不上高級。

五，新聞記者的個人文集越來越多。現在只要有錢，出書不像以前那樣難了，難的是寫不出那么多好東西。最省力的就是將自己歷年發表的新聞稿件合集出版。由于新聞作品的時效特點，相當多的這類文集只有個人收藏價值，并無社會價值。有的新聞傳播學教師和研究者也出版了自己的文集，有些是有水平的，但似乎水平不高的居多。這類文集在已出版的書中所占比例不小。出版是自由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讓市場來調節吧。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出版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機遇，與過去相比，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也有令人憂慮的地方，即其中攙水的較多，書籍的內容質量（現在的裝幀質量一本賽一本）成為影響新聞傳播學外部形象的一個問題。

2002年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300本，比去年增長了一半左右。但總體上水平有限。已出版的書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概述如下：

一，幾乎同時，各出版社推出了一批關于中國傳媒近年總體發展情況和展望的書籍。有代表性的例如陸小華的《整合傳媒》、孫燕君的《報業中國》、周偉主編的《媒體前沿報告》等。前一本帶有政策研究性質；后兩本像新聞報道那樣對媒體發展形勢作了記者式的描述，因而這類書籍屬于普及讀物。對近年媒體發展作一整體情況的描述是有意義的，但缺少學理方面的分析。其中有些理性分析的書是喻國明的文章和調查報告集子《解析傳媒變局》。他本人強調學問就在于經世致用，必須與“問題單子”聯系在一起。作為一種觀點，我予以尊重，但不敢茍同。正是中國傳統的實用理性，使得我們這個民族缺少理論思維。創新的中國需要應用研究，同時也需要不是為了應用而存在的理論思維，它代表人類的精神能力，如同自然科學中我們需要陳景潤一樣，盡管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沒有任何實用價值。

二，關于研究專著，數量依然不多，有幾本尚有新意。有一些書從標題上看是要構建某種理論、某種核心，但是翻開一看，索然無味，拍拍腦袋想出來的名詞概念較多，說來說去就是新聞傳播的一些常識知識，又換了一種說法或換了個包裝。研究專著中值得提及的，我認為侯健的《輿論監督與名譽權問題研究》給出一種什么叫研究的榜樣，他從一個較小的問題切入，深入地研究了新聞法，給人以思想。陳力丹的《世界新聞傳播史》在結構和內容上比以往的同類書有些新意。杜俊飛的《彌漫的傳播》可能是這年出版的書最難讀懂的一本書了，表達上過于晦澀，但若硬讀下去，還是確實有思想的。

三，關于專題和會議文集，這年不多，下面書介中介紹的，均有些意義。除了上面提到的喻國明的那本外，徐迅的《中國新聞侵權的第四次浪潮》頗有水平，新聞法治意識十分明確而且論證有力，只是未對書名作解釋，令人莫名其妙。尹鴻、李彬主編的專題論文集《全球化與大眾傳播》，論題集中，這種有組織的專題論文集現在不多，值得提倡。張國良、黃芝曉主編的《中國傳播學：反思與前瞻》和展江主編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守望者》屬于會議文集，也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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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教學的不足

目前在我國的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教學中，存在教學方式傳統，教學途徑單一、教學手段固化等問題，尚未達到理想教學效果。主要表現為：

（1）以“教——學——背”的傳統灌輸性教學方式為主。

1941年，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在《大學一解》中認為人格可以分“知、情、志”三個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偏重“知”的灌輸，不重視“情”與“志”的培養，導致“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的狀況。文學課程效果的最大化價值在于學生得到情與志的培養，而當下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卻將重心放在對“知”的傳授，由于本身的年代感，特別是古代文學中對文字生澀的理解，使得知識的傳授略顯枯燥，加之傳統的“老師教學—學生學習——課文背誦”的傳統灌輸型教學方式，讓讀圖時代的快信息輸入方式與傳統的文學教學方式格格不入，連基本的文學知識都是填鴨式、應試型的學習，局限于人文知識的宣講和介紹，缺乏師生間的充分溝通和廣泛對話，課堂教學無法觸及學生的內心，深入持久地塑造、影響學生的心理、人格和品行，更無法達到梅先生所期望的情志合一的狀態。

（2）以文學史和作品賞析的硬知識教學內容為主。

以中文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的慣例，文學課程講授的主要內容常常將文學發展史和作品賞析作為重點，有些高校將這兩部分合為一門課程。如同溫儒敏曾談及現在中文系的情況：“比較突出的是理論和歷史講得多，上文學課實際上是跟著文學史讀作品，容易造成觀念先行，難得培養起文學感覺和想象力，壓抑了創造性思維。而文學課程內容在新聞傳播專業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要訓練學生基本的寫作能力，通過文學課程，達到文字基本的語意暢通，描述準確。其二要具有一定的藝術審美能力，從美中體悟中華民族傳承的思想精髓，積淀新聞人的社會和人倫價值。最后要有對文學精神的感知上升為普世性的人文情懷，從而在新聞工作中引導社會發展的方向，發揮新聞工作燈塔的指引作用。而過多的文學史和生硬的作品賞析顯然無法完整的實現文學課程的意義。

（3）以“PPT、影視作品”的二元結構教學途徑為主。

從文學課程的教學內容研究中不難發現，在多元化表現手段的當下，文學類課程的教學途徑依然集中在PPT和影視作品的二元結構中，并以整段時間為節點，比如一節課講PPT，一節課賞析影視作品，尚未將課程的內容與影視的內容進行細化精講，往往使影視的賞析只停留在賞析的表層，文學與影視的結合沒有深入和匹配，因此課堂的整體效率不高，知識點的講解呈現的碎片化趨勢，缺乏系統性。另外，多媒體時代的到來，讓學生對文字的理解和專注度大大下降，而圖片與視頻的吸引力遠遠高于文字，如何在PPT講解這一主導性教學途徑中創新出更多適合學生接受習慣，協助文學知識傳播的渠道，是我們值得思考與探究的問題。

三、提升課堂教學效果的策略

（1）創造“體驗式”教學方法。

文化的實質不是物質形態的表征，而是讓人為之向往的精神體悟。文學課程要達到文化教學的實質成果，就要轉變傳統的填鴨式、灌輸式的教學方法，轉變“老師教、學生背、考完全忘記”的教學狀態，創造“體驗式”教學方法，通過不同類型的互動途徑，將體驗轉化成對文學知識的懂和文學意境的悟。比如以定期的作品誦讀會、故事會為主題，增加師生的溝通機會，以主題互動的方式將文學知識內化到學生的心中，也可以在課堂教學中增加實景教學，讓學生在適當的時間和相似的場景中感受中國文學的意境，通過角色扮演、場景再現的方式用體驗式教學感受文化內涵。教師從傳授者向解說者、意境的創造者等角色轉化，讓學生成為教學的主角，主動去感受文學，接近文學，而非任務型的死記硬背，反而讓學生對知識產生排斥心理，更無從談對文學美的感知。

（2）尋求新聞專業與文學知識的交叉內容。

在新聞傳播類文學課程的內容設置上體現專業特點，摒棄中文專業中以文學史和作品賞析為主的理論內容，以文學與新聞傳播的源頭上看，兩個專業的相似性頗多，在現實的運用中也有諸多交集。因此在新聞傳播類的文學課程中充分利用學生對于專業的熱愛和興趣，結合新聞作品中的優秀作品和負面案例，來進行知識點的講解，特別是影視傳播與文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實際教學設計中，還可以充分利用影視的資源，例如通過分析一些同名中國現當代文學改編的代表性電影，再回到紙質的文學作品，進行一系列的比較，更為容易顯現我們所講解文學作品的時代特質與藝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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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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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作為一種新的傳播媒介,以其多媒體、交互性、傳播迅速等優勢,進入出版領域,對傳統出版的理念、運作模式及格局造成巨大的沖擊,并打破了傳統媒體間的界限,實現了多媒體的統一和動態傳播。因此,網絡出版是融出版(圖書、報紙和期刊)、廣播、電視等三大媒體于一體的全新傳播形態,是網絡傳播的一個領域。

一、什么是網絡出版

由于網絡出版正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其理論和實踐都在探索之中,對于網絡出版概念的界定,尚未形成一個統一明確的定義,各業界眾說紛紜。。

從廣義上講,凡是將信息、知識、觀念等內容,用文字、圖像、聲音等代碼以任何形式在因特網上傳播,均可稱之為網絡出版①。這個定義外延較為寬泛,包括電子書(E-book)、網絡期刊、網絡報紙、網絡廣播、網絡電視、網絡音像及網絡文件、網絡軟件等。在這個定義中,網絡出版的主體是多元化的,傳統媒體、網絡公司、娛樂集團、政府機構以及個人都可成為網上的出版者。

國際上承認“網絡傳輸”是一種新的出版形式。1995年美國的白皮書明確寫道:“公眾通過數字網絡獲得作品復制本,作品就如同有形復制本在商店出售一樣被出版了。法律確認它為出版,只不過是對這一現實的承認而已。”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修訂伯爾尼公約時,專家委員會就指出,伯爾尼公約第3條第3款“就作品的性質而言,無論復制本以何種方式制作,只要可以滿足公眾的合理需求,即構成出版”,這應當將“網絡出版”包括在內。

從狹義上講,網絡出版是具有合法出版資格的出版機構以互聯網為載體和流通渠道,出版銷售數字出版物的行為。即出版者對作者提供的素材進行編輯、設計加工、營銷宣傳,然后在網上向讀者銷售的活動。它涉及電子書、網絡期刊、網絡音像等領域。

2002年7月初,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信息產業部聯合出臺了并于當年8月1日施行的《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其中對什么是互聯網出版進行了定義。這一規定所規范的互聯網出版,是指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將自己創作或他人創作的作品經過選擇和編輯加工,登載在互聯網上或者通過互聯網發送到用戶端,供公眾瀏覽、閱讀、使用或者下載的在線傳播行為。其作品主要包括已正式出版的圖書、報紙、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等出版物內容或者在其他媒體上公開發表的作品,以及經過編輯加工的文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技術等方面的作品。

如今,在泛傳播理論思想下,“泛網絡出版”概念得以提出。這個概念認為,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使任何個人都能主動地利用網絡媒介跨時空搜索、獲取個人化信息,出版內容的制作可在跨媒體、跨設備、跨標準中進行,包括個人在內的所有出版者都可以在更為綜合的內容和更加個性化的形式之間自由取舍。網絡時代的出版市場,對出版物的多種媒介形態、個性化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泛網絡出版”的目標就是要滿足這些要求,使文本、音頻、視頻、圖像等信息內容通過紙張、網絡數據流等多種媒介同時傳播,實現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任何設備的個性化出版過程。②

網絡出版是個正在發展的新興產業,具有廣闊前景。從出版產業發展的角度,對網絡出版應作出寬泛的界定。

二、網絡出版的形式

根據閱讀方式及所采用網絡出版技術的不同,網絡出版可分為三種形式:

1.利用個人電腦在線或下載閱讀的網絡出版

出版者將已數字化的圖書、報刊等內容在其網站上,讀者可有償或無償在線閱讀、檢索或下載。或者向出版者訂購,由出版者將有關圖書資源通過E-mail發送給讀者離線閱讀。這是當前最為普遍的網絡出版形式,任何人只要有一網的計算機,就可以在線或離線閱讀網絡出版物。

不過,這種形式只適于搜索信息、下載簡短文章,對于長篇累牘的網絡圖書則不合適。一是電腦顯示屏無法隨身攜帶;二是通過顯示屏長時間閱讀,既易使視覺疲勞,又不符合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

2.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POD)的網絡出版

按需印刷,就是根據讀者需要,將已經貯存在計算機中的數字化書稿,即時印刷并裝訂成冊交到讀者手中,使讀者可以閱讀紙本。其操作分為兩個環節:一是將圖書內容數字化;二是通過網絡傳輸數字信息,在異地的數字印刷機上高速印制圖書。一本書從印刷、裝訂到切邊只需幾分鐘,因此也被稱為“閃電印刷”。

按需印刷屬于網絡出版,但又迎合了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是傳統出版向網絡出版、紙質圖書向網絡圖書過渡的橋梁。它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如先銷售后印刷可降低風險、無需制版、零庫存、無缺貨、無絕版等。

按需印刷在美國發展最早,1998年初英格拉姆公司所屬的閃電印刷公司就開始了這項新技術服務,由此拉開了出版發行業革命性變化的序幕。至2000年5月,閃電公司已發運了100萬本按需印刷的圖書。如今,美國“按需服務中心”已發展為連鎖店,所有書店與數字化圖書庫連接,讀者用書店的電腦查閱書的內容和書評,如需購買則付款后立即打印裝訂出來,印制的精美程度不遜色于印刷廠。其他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的出版業也都積極投身按需印刷市場。

我國按需印刷的發展較早,1998年6月,按需印刷設備首次出現在上海舉辦的“印刷技術展覽會”上,隨后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等就與美國toExcel公司簽訂了

合作協議。這是國內出版業對按需印刷進行的最早嘗試。 3.電子書(E-book)

電子書(E-book)是網絡出版的重要形式,代表著網絡出版未來發展的主流趨勢。微軟公司曾對2020年圖書出版預測說:“未來的圖書有90%是電子書。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書’和字典里對‘書’的解釋都只能是電子書,而傳統的圖書會被解釋為‘紙質書’(P-book)。”③

電子書,就是將圖書的內容制作成電子文本后,以大約合傳統紙質書籍1/3的價格在網上發行。購買者用信用卡或電子貨幣付款后下載,使用閱讀器或專用瀏覽器在計算機上離線閱讀。④電子書既包括具有版權的特定格式的電子文本,也包括硬件閱讀設備,是二者的統一。也就是說,電子書并非把紙介圖書的內容數字化就可以了,它采用專門的格式,牽涉到版權、安全及閱讀器等方面的問題,只有合法獲取電子書的讀者能閱讀。

電子書具有超大容量的存貯空間,能裝載數百萬字的信息,可隨時上網更新內容。電子書還打破了傳統圖書內容的線性順序,向讀者提供了一種動態的立體信息組合,并可通過超鏈接加入相關的各種知識和信息。因此電子書的信息量可以是傳統圖書的數百倍。電子書還結合了PDA的輕便性,提供更好的屏幕分辨率以及更多的書籍格式支持,采用了先進技術來改善電子信息顯示的質量。

更重要的是,電子書為32開本,在外觀上類似于傳統書籍,它以舒適悅目的界面,模仿傳統紙質頁面,滿足了人們傳統的閱讀習慣。電子書正改寫著傳統的圖書和出版的概念,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三、網絡出版的傳播模式

網絡出版集交互功能、多媒體功能、跨時空傳播、信息檢索功能及娛樂功能為一身,使出版實現了個性化、立體化、即時性和廣泛,這很大程度上拓寬了出版的范圍和邊界,使出版文化形態呈現出高度自由、開放的局面。因此網絡出版的傳播模式與傳統出版相比出現了很大的不同。如由傳統出版的以物流為主轉為以信息流為主,由單向傳播信息轉為雙向或多向傳播,從提品為重心轉為產品和服務并重,從基于形式轉為基于內容等等。

傳統出版、網絡出版傳播模式比較⑤

1.傳統出版的傳播模式:信息源傳統出版者批發商零售商讀者

2.網絡出版的傳播模式:

由此圖可看出,在傳統出版模式中,從信息源(作者)到受者(讀者)有許多中間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是一個信息“把關人”,信息被層層過濾、單向流動到受者。傳者(出版者)與受者處于一種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之中,受者的反饋不能及時傳送給傳者,受者對其反饋結果也不能予以控制。所以傳統出版的傳播模式是以傳者為中心的模式。

而在網絡出版模式中,由于網絡媒介固有的特性,出版者、作者、讀者處于平等地位,可實現對等交流。受者的反饋可實時傳遞給傳者,對反饋結果也能夠控制。這種模式打破了傳、受者之間的界限,傳者與受者的角色可互相轉化,傳播意義上的“把關人”概念將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網絡環境下需要重新界定的多層級的“把關”。

網絡交互性本身鼓勵用戶發揮個人的主動性,并為用戶有目的的主動查找、選擇信息提供了大量技術手段。因此網絡出版能夠為用戶專門定制個性化的出版物,真正實現以讀者為核心的出版理念。這種模式是以受者為中心的傳播模式。

無論是傳統出版還是網絡出版,變化的只是信息的載體、傳播模式和閱讀方式,而被傳播的內容才是出版的真正“主角”。在網絡出版時代,內容尤為重要,技術、媒介、人才都是為內容服務的,未來的競爭實質上是內容的競爭。

因此,以讀者為核心、提供個性化內容服務已成為21世紀網絡出版新概念,未來的出版者將成為網上的內容提供商(ICP),或者說網上內容提供商是未來的出版者。

四、網絡出版的優勢

網絡出版是信息時代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高度發展的產物,與傳統大眾傳播形式相比,有其相當的優勢。

1.從傳播者角度看首先,出版主體多元化。傳統出版的出版主體必須由專門的出版機構來擔當,出版過程需要照排、制版、印刷、裝訂、發行等一系列的工序,形成一定工作規范。而網絡出版則由于大幅度簡化了出版程序,出版者不再局限于專業出版機構,任何組織、商業公司、網絡公司、個人都能充當網上出版者。出版過程是,只要將數字化內容在電腦上編輯好,送上網,幾乎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上網讀者都可看到該內容。

其次,作者出書容易。傳統的出版體制削弱了作者和讀者的地位,許多新作難以出頭,一些讀者面窄的學術專著的出版更難。而網絡出版技術的發展,使自助出版成為可能,人人都具備了出版、推廣和銷售自己作品的條件,并能最大限度地將作者的作品展示給讀者。也許可以說,一位作者、一個閱讀器和一個服務器便構成了一種出版體系。這種網絡出版的形式,打破了傳統的出版選擇觀念,傳播者的“把關人”概念大大弱化,更多的現實出版權力被賦予了作者,更多的選擇權力被留給了讀者。

第三,出版資源得到充分開發。出版者在網上可發掘更為廣泛的稿源,在編輯稿件過程中與作者通過網絡方便交流。跨地區、跨國家的合作出版在網上得以實現。最重要的是,網絡出版將使短版書、絕版書的概念從此消亡,任何書稿以數字化形式存貯,讀者需要時,隨時印刷、裝訂,不僅很好地保存,而且可永久、充分地開發利用這些資源。

2.從傳播媒介角度看

網絡媒介的特性為網絡出版提供了許多得天獨厚的優越性。首先,網絡出版的內容范圍極廣。傳統出版由于受紙張載體的限制,出版內容范圍、信息量均有限。網絡出版則因網絡的海量存貯,以及高速度的電子流傳輸,使它的出版內容幾乎無限,除了圖書、報刊、資料和廣告外,還有數據庫、廣播、影視等等,這在傳統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網絡出版是一種多媒體傳播。網上的多媒體技術使信息傳播方式由文字、聲音、圖像等單一形式變為多媒體傳播形式。網絡出版物圖、文、聲、像、動畫俱全,給讀者以視、聽、讀全方位的多維信息和立體感,遠遠超過傳統出版以純文本為主的單一形態。

第三,超越時空,迅速傳播。網絡載體遍布全球,不受時間、空間、國界和天氣的影響,出版內容一上網,便可快速傳遞到網絡遍及的每一個角落,使“出版物”在第一時間向全世界公開,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與交流。由此實現出版和發行的同步化。

最后,網絡出版物不僅能提供多媒體演示和按需閱讀的功能,還能以超文本方式與其他相關資料建立鏈接,讀者在閱讀時可直接點擊書中“注解”、“引文”、相關名詞、參考文獻及“人名地名”,更多、更詳盡的資料便會迅速、方便地呈現出來。讀者還可通過輸入關鍵詞,瞬間找到所需內容。

3.從受眾角度看

網絡出版所具有的交互性,使傳播者和受眾之間直接進行交流,在使信息的傳播效果得到實時反饋的同時,讀者(或稱受眾)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性。在傳統出版中,受眾是被動的,他所接觸到的信息是由把關人決定、經把關人層層過濾的,受眾只能被動地接收,其惟一的選擇只能是看或不看。

網絡出版中,把關人地位產生動搖,相當一部分的信息決定權轉移到受眾手中,受眾的主動性增強,可選擇想要的出版物以什么樣的媒體形式、什么時間并以喜歡的閱讀順序收聽或收看,并且可隨時上網更新圖書內容。甚至傳者和受眾角色可以互換。讀者可及時將意見和建議反饋給作者、出版者,并參與作品的創作和修改,變被動接受為主動參與。讀者還可主動檢索所需內容,按需瀏覽、按需下載,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拉”到面前來,對網絡出版提供的信息進行編輯與組合。

最重要的是,網絡出版非常適合于向有特殊要求的讀者提供個性化信

息服務。讀者可以向網絡出版者提出個性化要求:不買整本圖書,只買需要的一兩章、幾幅圖片,甚至幾個自然段。讀者也可以要求出版者將不同圖書的內容重新組裝,做成適合自己需要的“個性化圖書”。這種個性化圖書可以通過網絡下載到PC機,或傳輸到電子閱讀器中,也可以通過按需印刷技術打印、裝訂成印本書,甚至可被轉換成儲存數字信息的數據庫,以備隨時提取進行合成。個性化圖書的出現,對傳統的圖書定義提出了最新挑戰,也許圖書的概念有必要修改了。 網絡出版將根本地改變體現人的本質特征的信息生產、傳播方式,并進而改變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所以它必然會帶動社會整體的變遷,將人類引入高度信息化的社會。

五、網絡出版的前景

網絡出版對傳統出版的理念、運作模式及格局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它不僅是一種新技術,也是一種新觀念、新的生活方式,更是未來出版發展的大趨勢。

1.網絡出版的商業前景

由于網絡出版程序簡單,所需設備、技術手段都不復雜,從而使出版成本非常低廉。加上網絡出版物所附帶的查詢、多媒體流動、交互等多種功能,吸引了大量讀者。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完善,網絡出版的成本會繼續下降,因此它具有異常廣闊的商業前景。

2.網絡出版的技術發展

從技術發展角度看,隨著網絡的日益普及,計算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出版技術的不斷發展,網絡出版將與人們的關系越發密切,對人類生活的滲透越來越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遠的將來,現在的網絡將依靠近地軌道衛星系統實現互動式網絡信息傳遞,從而使網絡出版成為真正意義上的5W出版,即任何人Whoever,在任何地點Wherever,在任何時間Whenever,與任何人Whomever,采取任何方式Whatever的出版。

3.“內容產業”的興起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2000年1月美國時代華納公司與美國在線的并購,不僅是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結合,更標志著世界產業格局的轉變以及“內容產業”(contentindustry)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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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和重要，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為新聞傳媒業的健康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巨大、直接與明顯。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以高科技為特征的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不僅有其經濟效益，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效益。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給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

一、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特點

1．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有較強的實用性質，但理論色彩較弱。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已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報，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等各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以及廣告、公共關系、媒體經營的研究等等。

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等，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新傳媒的研究發展迅速。

2.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各媒體不再僅僅是黨的機關報或國家的廣播電視臺，也是經濟實體和利益單元，報業和廣電業的集團化，傳媒之間的競爭內地傳媒與境外傳媒的競爭，都要求各媒體的負責人懂得傳媒經營。把受眾接受傳媒作為消費行為的研究，將傳媒娛樂視為經營策略考察也納入了傳播經營的理念之中。

隨著中國傳播業近幾年的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近幾年，該研究扎實而有成效，涉及新聞官司的各個方面，從各種新聞侵權現象到著作權問題，從隱性采訪到隱匿權、更正與答辯，就論證的范圍而言已經相當全面而完善。

3．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有的學者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指出中國電視產業的三人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目前，輿論監督成為與新聞理論、新聞法治和職業道德相關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并涉及到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公民權利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學從傳統的黨報理論轉向一般新聞學理論，其背景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環境變化，“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了變遷。

二、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特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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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機媒體的特點

1）手機媒體具有較強的移動性和即時傳播性。手機在當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體之稱，形容手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并機不離身。另外，手機也能將時間以及空間限制打破，極大縮短新聞的時間差，打破新聞時空性，新聞媒體報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標正在實現。

2）手機媒體的個性化傳播和接受模式。因為終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傳統媒體要完全實現個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難，但是手機媒體就能實現傳播分眾模式。在大數據基礎之上，手機媒體能對用戶以及信息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分類，使受眾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歡知道的媒體信息。

3）手機媒體的多形式化。手機媒體能將文字、音頻、圖片、網頁、視頻、影像、實時語音以及電子郵件等功能進行整合，使之呈現功能一體化，充分滿足受眾的各種功能，在手機媒體中能將同一種內容整合呈現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實現最大化的傳播效果。

3 手機媒體在新聞傳播學上的創新意義

1）手機媒體傳播格局的創新。新舊媒體在內容、形式上的融合進程，因為手機媒體的出現而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和發展。在傳統媒體的基礎之上，手機等新興媒體在不斷的壯大；同時，傳統媒體也對新興媒體進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進程。

2）手機媒體的信息傳播與接收方式的創新。隨著手機功能的不斷增加，大眾傳播成為手機媒體的一大功能。大眾傳播、人際傳播以及組織傳播被手機媒體融合為一體，也滲透著自我傳播。手機媒體既能實現先行方式傳播，還能實現非線性方式的點播以及下載，從而使異時性傳播和實時性傳播實現共存，受眾既可以通過手機媒體了解當前的新聞，又能了解過去的新聞。在手機媒體的傳播和接收中，受眾對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選擇性在不斷的加強，人們可以進行信息的自由選擇、發送，能實現信息的及時互動性。受眾能通過手機媒體進行新聞、電影以及電視等各種多媒體節目信息的在線收看，還能將其與朋友分享，完成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的全面對接。與互聯網連接的手機其互動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強，因為其本身就較為注重互動性，能夠實現新聞信息傳播以及受眾的反饋。比如，人民日報在自己的微博上一條消息，關注人民日報的微博用戶就能接收到消息，沒有關注人民日報的用戶也能對其進行檢索，而且還能對微博進行評論以及轉發，這樣一來，就使用戶以及媒體的供給者之間的互動性得到極大的增強。

3）手機媒體新聞內容的創新。手機已經成為現代人必備的用品，新聞產品形態以及內容因為UGC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傳統媒體報紙也能通過手機報進行簡要報紙圖文內容的發送，也能將音視頻內容在手機網站上進行展示，還能將所要推送的內容通過手機App客戶端進行。另外，手機廣播也增加了和受眾溝通的渠道，能隨時通過手機廣播App客戶端進行廣播信號的接受，還能任意收聽各種網絡廣播電臺節目，同時也可以進行廣播微信公眾號的關注。而手機電視的創新和發展，其傳統的線性傳播方式缺點也得到了改進，能對電視直播進行隨時隨地的收看。傳統媒體已經打破了傳統新聞報道形式以及傳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種傳播媒介的在不斷實現深度融合，當前的媒體進行全媒體運營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資源的調度，受眾也能在全新聞形態產品的展現下，得到更為全面的感官體驗。手機網絡也經歷了2G、3G，到現在的4G，新聞信息的接收也因為移動互聯網以及手機媒體的發展越來越便捷，不斷出現自媒體全媒體等信息傳播渠道。用戶自制以及專業新聞生產共同承擔起了監視環境的社會責任。

4 手機媒體在新聞傳播學上的發展前景

手機媒體是目前為止所有媒體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體平臺，有著非常巨大的發展空間。隨著手機各項功能的多樣化和科技化，手機的媒體地位也逐漸得以體現。現如今手機微博、手機博客、手機支付、手機視頻以及各種和生活息息相關的手機App讓人們的生活越來越便捷、越來越舒適，手機媒體儼然已成為了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機媒體的便捷性和及時性，使手機媒體在社會新聞的傳播中往往能夠搶先傳統媒體，在未來的發展中手機媒體必將成為新聞傳播的首選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災害預警和重大突發事件的處理等方面，這種需要第一時間讓大眾了解的新聞方面，手機媒體將更能體現它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