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世界文化遺產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城市遺產

近幾十年來，遺產認知的進步大多源于世界遺產的框架，其擴展卻并不局限于世界遺產，一個重要案例就是“城市遺產”的擴展。城市歷史景觀的概念是在世界遺產的語境中產生出來，并被認為是同樣適用于任何遺產的周邊地區及文脈的。“城市遺產（urbanheritage）”的概念便是作為“城市歷史景觀”的關注對象逐漸產生的。顧名思義，城市遺產自然就是坐落于城市環境中的遺產，有時也可能是城市本身。在2005年維也納“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國際會議上城市歷史景觀概念首次提出時，其對象還集中于世界遺產中的歷史城市類型，或市區內擁有建筑類世界遺產的城市，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矛盾集中在受到保護的核心區域周邊的高層或超高層新建筑對遺產地本體視覺上的重大影響，重點關注的是如何更好的處理這些城市中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的關系。然而在城市歷史景觀框架下，變化逐漸被接納為傳統，在相關認知深化與研究開展四年后，2009年城市歷史景觀的預備研究書發表時，“城市遺產”已經開始代替了以往“世界遺產”而成為其核心表述。2011年《關于城市歷史景觀的建議書》發表時則更加明確指出，城市歷史景觀的保護對象是所有的“城市遺產”，保護城市遺產的理念至此正式進入人們的視野。在我國，阮儀三很早就提出，城市遺產的保護和再利用有四大原則要堅守，即真實性、整體性、可讀性、可持續性，雖然彼時城市遺產的含義尚未有十分明確的共識，這些原則仍然不失為很先進的認識。實踐方面，以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等早期的成功實例為榜樣，很多擁有一定歷史資源的城市爭相效仿，后來到城市遺產的概念正式提出后，自然很快深得人心。如同當初建筑被納入文化遺產的范圍，城市遺產理念的產生是文化遺產在空間層面的認知歷史上又一次重要擴展，同時，也是人們嘗試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介入城市規劃與設計問題的一次特別嘗試。綜上，相比于世界遺產，城市遺產強調的是在城市中較為普通的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以至于更大范圍的城市歷史景觀所構成的整體性價值。一些原本并不具有為人所共知的突出普遍價值，但確為歷史城市的有機構成部分的成片的一般遺產也因此被納入保護的范疇，體現了保護工作的廣泛性、完整性，甚至遺產本身的平民性。

篇（2）

世界遺產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自《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誕生以來，世界各國積極保護本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使世界遺產保護成為一項全球性的事業，遺產保護理論也日臻完善。目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本文以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理論為指導，結合我國的實踐工作，詳細論述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重要意義。

 

一、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有關論述

 

按照《世界遺產公約》的有關規定，遺產地的保護與管理需要在空間上進行一個圈層結構的劃分，一般劃分為三個區，即遺產核心區、遺產保護區、遺產緩沖區。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指遺產建筑、遺址或地區的環境，可以是直接的或者擴展的，也是遺產本身重要性和獨特性的組成部分。二是指文化遺產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過去或現在的社會和精神活動、習俗、傳統知識、用途或活動，以及其他無形的文化遺產形式，它們創造并形成了環境空間以及當下的、動態的文化、社會、經濟和經濟背景。也有學者將遺產地周邊環境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是空間指向，主要是指遺產地的保護范圍及建設控制地帶;二是內容指向，主要是體現并保持遺產價值的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要素資源，如土地、水、植被、礦產以及當地的民風民俗等。這兩種提法并無本質性區別。

 

關于世界文化遺產與周邊環境的關系，在UNESCO相關的建議和《世界遺產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早已有共識：周邊環境是體現其真實性的一部分，需要通過建立緩沖區來加以保護。2005年10月，ICOMOS第15次大會發表的《西安宣言》發展了這一認識，從對文物本體的保護轉向對文物及其周邊環境的共同保護，反映出對歷史區域周邊環境的重視。它承認周邊環境對古跡遺址重要性和獨特性的貢獻，呼吁要理解、記錄、展陳不同條件下的周邊環境，通過規劃手段和實踐來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監控和管理對周邊環境產生影響的改變，要與當地和國際社會進行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增強保護和管理周邊環境的意識。

 

二、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中國實踐

 

國外關于文化遺產“周邊環境”的保護研究，從18世紀末開始逐漸受到重視，在20世紀實現了制度性的發展。結合本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獨特性，西方國家也探索出不同的發展模式。如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重視本體與周邊環境的同等性。英國將文化遺產個體或區域與“周邊環境”視為一個整體，更注重外觀特色與周邊環境的協調性，在整體一致的基礎上，鼓勵內部功能的更新與再利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世界遺產相關理念理解的不斷深入，對遺產地周邊環境的保護，特別是其中涉及本體資源的保護與利用問題的處理有了一定的認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為了加強西安秦始皇帝陵及兵馬俑坑的環境整治，國家計委于2002年7月正式批準建設秦始皇陵遺址公園。2005年陜西省公布了《陜西省秦始皇陵保護條例》，明確指出：秦始皇陵保護區域分為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是指對秦始皇陵保護對象及周圍一定范圍實施重點保護的區域，建設控制地帶是指在秦始皇陵的保護范圍外，為保護秦始皇陵的安全、環境、歷史風貌，對建設項目加以限制的區域。實現徹底“保護陵區、另辟新區、移民建鎮”的整治工程，體現了對保護秦始皇陵整體風貌和歷史格局的充分認識。

 

再以絲綢之路申遺為例，絲綢之路是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陜西絲綢之路7個世界文化遺產點有漢長安城未央官遺址、張騫墓、唐長安城大明官遺址、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其中彬縣大佛寺石窟創建于唐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地處古絲綢之路的主干線上，是目前陜西省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在絲綢之路申遺中，彬縣大佛寺周邊環境的整治規劃設計秉承“大佛寺環境要好，周邊群眾的生產生活也要安排好”的理念進行整治規劃。城固縣張騫博物館及張騫墓遺址的保護項目不僅使張騫墓園本體得到了有效保護，還使張騫墓園周邊群眾的生活環境得到有效改善。

 

總體來看，我國對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具體實踐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保護和展現歷史遺址和歷史文物。第二，在保護好本體的前提之下，讓周邊的環境體現出與歷史文化資源相協調的整體風貌，建立各具特色的街區。第三、在各歷史文化資源所在的具體地段內，通過環境整治，形成系統地展示歷史文化風貌的整體歷史文化環境。

 

作為世界遺產大國同時又是發展中大國，中國面臨著遺產保護負擔巨大而經濟能力有限的矛盾。由于世界遺產地周邊各種本體資源可以向不同的功能資源轉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避免的會發生一些建設性破壞和旅游性破壞的問題與事件。究其原因，還是對世界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缺乏全面深刻的認識、外部經濟的制約、產權設置重疊、缺乏有效的環境質量管理等各方面原因所致。近年來，國家文物局、國家住建部及各遺產所在地政府，借鑒遺產保護先進國家的經驗教訓，已采取一定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來加強世界遺產的保護。對于各級政府而言，在對這類具有特殊價值和作用的世界文化遺產進行開發利用時，要充分認識到周邊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

 

三、世界文化遺產周邊環境保護的意義

 

世界遺產周邊環境是遺產價值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遺產存在的基礎、背景和條件。為此，各遺產締約國在承擔起保護、保存、有效展示本國領土內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并將它傳給后代的同時，也必須同時承擔起有效保護遺產地周邊環境的重任，使遺產及其周邊環境真實完整地傳給后代。因此，保護好世界文化遺產的周邊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保持世界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真實性和完整性是衡量遺產價值的標尺，也是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關鍵。遺產地周邊環境的有效保護、合理開發、科學展示問題也同樣需要以“真實性和完整性”作為法律依據。《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有明確規定：真實性和完整性是世界遺產非常重要的原則。完整性，意味著未經觸動的原始條件，最初主要用于評價自然遺產。而文化遺產同樣也存在“完整性”(地理范圍上的完整和文化概念上的完整)問題，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特有景觀，也是經過很長時期特定文化渲染而形成的綜合體。遺產周邊的區域文化體現、延續和發展了遺產本身的傳統歷史文化，遺產地周邊的各種物質與非物質資源，都能從一定意義上完整有效地烘托和解讀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價值。對于任何一個遺產地的保護，都應當有意識地將真實性原則與完整性原則相結合，使遺產不僅要部分真實，而且要全部真實;不僅要總體真實，而且要細節真實;不僅要遺產本身真實，而且要遺產周邊環境和氛圍真實。

 

(二)有利于促進世界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

 

何為可持續發展，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所提出了一個定義：“滿足當前人類的需要，又不危害其子孫后代為滿足他們的要求而進行發展的能力”。在當代，對于世界遺產的保護利用必須強調“代際均等性”，即后代有權利享受與當代同樣的真實完整的遺產。因此，當代就有責任完好的把遺產保存下去。這是“保障民族歷史連續性和文化創新、社會進步的前提之一”。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就是其周邊環境生存之核心，文化遺產資源不可能孤立的存在于某個環境當中，它必須與其所處的周邊環境相關聯、互動，才能有機地融為一個整體，才能協調發展。遺產地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利用與可持續發展必然涉及到相關利益者的不同利益和訴求。因此，世界遺產周邊環境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實際上就是這些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過程，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對世界遺產不分范圍的進行任意的開發和利用，甚至任意的損壞，可能會換得一地、一時的經濟利益，但必定會把遺產的生態效益、綜合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利益犧牲掉。這種經濟利益至上、眼前利益至上的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狹隘的短視行為。只有進行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及其周邊環境的整體保護研究，才是促進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和我國傳統文化繼承和延續下去的必由之路。

 

(三)有利于帶動當地旅游經濟的發展

 

中國的世界遺產以其獨特的自然和文化景觀吸引力，成為當地優秀旅游資源。自從1987年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問世以來，“遺產旅游”成為我國旅游新的熱點，世界遺產地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游客的青睞。世界文化遺產因其自身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內涵，體現著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依托它們所呈現出的城市環境，都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域典型的地方性和傳統文化的烙印。

 

以“絲綢之路”為例，從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始的，絲綢之路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融通的道路。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全長5000公里，是古代絲綢之路中的一部分。它從西安出發，到中亞的七河地區為止，項目共涉及33個遺產點。其中，我國22個遺產點，分布在河南、陜西、甘肅和新疆。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如新疆段以古城遺韻為宣傳重點，甘肅段以石窟畫廊為特色定位，青海段突出青海湖畔的草原游牧文化，固原段以邊塞重鎮為宣傳基點。絲綢之路蘊含著享譽世界的資源品位和厚重久遠的人文精神，具有承繼性的主題積累與線性資源區域分布的特征，完全“有可能成為推動我國西北絲綢之路旅游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橋梁和紐帶”。在正確認識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資源的特殊性和中國國情的前提下，堅持“保護第一”的原則，以旅游開發為手段，不僅能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能帶動我國的旅游業發展。

 

篇（3）

中國電影在從80年代開始越來越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人們通過對中國影視文本敘事編碼的解讀和影視現象的闡釋，常常能得到一種充滿文化意味的、并反映出大眾文化經驗轉移與中西文化差異與互動的信息。張藝謀電影文本與張藝謀現象在中國當代電影景觀中曾是最為獨特而有爭議的一景。在大部分中國電影不得不在好萊塢電影的縫隙間求生存，在商業效益、藝術追求和政治審查制度的多重壓力下苦苦掙扎的時候，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卻能成功地突圍，打入國際電影市場，角逐世界兩大電影節（威尼斯和柏林電影節）而獲獎，并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隨后的1993年，張藝謀，陳凱歌共享輝煌，分別奪得金熊獎和金棕櫚獎，稱霸整個歐洲國際電影藝術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觀。有學者干脆稱其為"張藝謀神話"。其實，張藝謀現象既非神話，也不是奇跡，在我個人看來，歸根結底，張藝謀現象還是一個電影文本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接受和闡釋問題。不難想象，張藝謀電影和張藝謀現象曾經引起了眾多文化批評家和研究者的極大關注。他們運用不同的理論，從美學的或文化的角度切入問題，從而拓展了研究視野。但美學角度的電影文本的接受和文化角度的電影文本闡釋仍然是一個核心和關鍵，沒有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張藝謀現象就永遠像神話一樣得不到解釋。20世紀后半葉，由于文化研究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異軍突起，作為一種話語形態與觀照態度，文化研究特別關注文本解釋的整體性和豐富性，主張對文本的分析應該深入到文化的內層，以達到人類學的高度，并在研究方法上突出多維視野的統一和融合，所以受到闡釋者的重視，形成文化闡釋的方法與原則。接受的概念因而也突破了純審美的范疇，而指向廣義的文化理解和文化闡釋行為。受到接受美學和文化闡釋學兩者的啟發，本文將圍繞張藝謀文本的接受與闡釋，進行較為全面的分析。主要涉及到兩個基本層面：一是張藝謀電影文本本身的分析，二是這些文本被接受和闡釋的具體文化語境的分析。

一．  張藝謀電影文本的文化闡釋

篇（4）

1994年12月，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熱河行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今，避暑山莊以及周圍寺廟既是世界文化遺產，又是國家5A級風景區，隨著時代的發展，避暑山莊以及周圍寺廟的雙重身份使其的保護面臨新課題。

一、商標權保護模式的優勢

一般而言，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防御性保護，二是積極保護。防御性保護的立法模式主要目的是防止第三人通過申請專利、商標或再創作等方式將文化遺產據為己有；積極保護的立法模式是指不限制他人對文化遺產的使用但是要在使用后支付報酬。防御性保護模式的關注點是文化遺產所有人獨有占有權；積極保護模式更具有開放性，其關注點是文化遺產的財產效應。在防御性保護模式下，第三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文化遺產的所有權人；而在積極保護的立法模式下，所有權人不禁止第三人使用，該使用也未必必須事先得到所有權人的同意，只要使用人支付報酬即可。根據我國商標法的規定，商標權的權利內容包含使用權和禁止權。所謂使用權，是指商標權人對其所持商標具有充分的支配權和完全的使用權；所謂禁止權是排他性權利，該權利具體表現為禁止他人非法使用商標及其他侵犯商標權行為。商標權的權利內容側重于防御保護內容，但并不排斥積極保護內容。以商標權保護文化遺產的方式是將文化遺產作為商品或服務通過注冊商標保護的方式。此種保護模式的關鍵點是以文化換效益、合理開發利用文化遺產。商標權保護模式開發與保護并重，能夠有效解決世界文化遺產面臨的現實問題，是一條值得推廣的保護模式。與其他知識產權保護模式相比較，其優勢如下：

第一，有利于實現文化遺產內在的經濟效益。市場經濟下，理性人是市場經濟的主體，經濟利益是理性人行為的重要驅動力。以注冊商標的方式保護文化遺產不僅可以傳承和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文化特質， 而且可以促進世界文化遺產內在的經濟利益的實現。商標權保護模式不改變古跡、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遺產的原始樣貌，而將靜態的古跡、建筑群、文物等文化遺產形式轉化為可以流通的商標形式，從而達到開發與保護相結合的最佳方式。

第二，有利于保持文化遺產的特性。正如上文所述，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訂立《保護世界文化和遺產公約》的一方面原因是：聯合國注意到文化遺產越來越受到破壞的威脅，一方面因年久腐變所致，同時變化中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使情況惡化，造成更加難以對付的損害或破壞現象。所謂“變化中的社會和經濟條件”應當包括經濟利益的沖擊。商標權保護模式通過注冊商標的方式使文化遺產的經濟效益得以發揮，同時，此種開發方式并不改變文化遺產本身的樣態。所以，商標權保護模式有利于保持文化遺產的特性。

第三，有利于世界文化遺產的開發與保護之間的良性循環。世界文化遺產的損害對世界文化而言是一種重大損失，國家對世界文化的保護工作并不是很完善，因為保護世界文化遺產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經濟、科學和技術力量。注冊商標權能夠使世界文化遺產在不改變樣態的前提下開發出經濟效益，其產出的經濟效益可以用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進而形成開發與保護之間良性循環。

二、商標權保護存在的問題：以避暑山莊為例

以避暑山莊為例，避暑山莊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和國家五A級景區，每年接待大量的國內外游客。 目前，旅游商品的銷售成為旅游行業新的經濟增長點，是世界文化遺產轉化為經濟效益的有效形式。世界文化遺產相關的旅游商品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商標權的保護和品牌戰略。以避暑山莊為例，其在旅游商品開發和品牌塑造上存在的問題如下：

第一，注冊商標的品牌意識不足。避暑山莊作為世界文化遺產馳名中外。就其相關的注冊商標而言，據筆者搜集的資料，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莊實業集團就白酒類注冊了“山莊”商標，該集團生產的山莊老酒獲得 “中國地理標志保護產品”的稱號。 除此之外，筆者沒有發現與避暑山莊相關的其他商標。就避暑山莊實業集團注冊山莊商標而言，其是企業自身行為，與避暑山莊管理部門無實際聯系。避暑山莊作為馳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遺產，其可開發的商品肯定不僅僅是白酒品類。同時，大量的商品取材于避暑山莊卻沒有注冊相關的商標，商標權保護意識不足。

第二，與避暑山莊相關的旅游品牌商標的關注不夠。上文指出避暑山莊成為國家5A級風景區，其吸引大量的游客來承德。但是，筆者發現在承德售賣的旅游商品并沒有體現出避暑山莊的特色。一言概之，旅游商品的開發并沒有有效利用避暑山莊的品牌效應，即避暑山莊的品牌效應擴展不夠充分。若將避暑山莊的品牌效應擴展到旅游商品，其必將帶動旅游商品的銷售，創造新的經濟效益。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和著名風景區的避暑山莊的品牌價值遠未發揮出來。

三、世界文化遺產旅游商品商標保護的建議

首先，要強化商標的注冊申請。各國法律都要求注冊商標申請人須具備一定的資格。在我國，申請商標注冊的主體限定為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世界文化遺產雖然是屬于世界遺產的一部分，但是《公約》亦提出應當充分尊重文化遺產所在國的主權并且不能使國家的財產權受到損害。同理，我國世界文化遺產屬于國家，亦屬于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其主體不僅僅包含當地的政府，亦應包括當地的民眾。那么商標申請人應當是誰？根據公約的規定，世界文化遺產所在地的國家應設立專門的結構進行管理。筆者認為，該機構可以作為商標注冊申請人。以避暑山莊為例，避暑山莊管理委員會可以作為“避暑山莊”等相關商標的申請人，但應當注意的是申請人并不意味者其是注冊商標的所有人。

其次，筆者認為，我們解決文化遺產注冊商標存在的問題時，可以借鑒我國商標法關于地理標志的規定。根據我國《商標法》和《商標法實施條例》的規定，申請人可就地理標志申請注冊證明商標或者集體商標。某地區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等一系列條件早就與該地區緊密相連的產品，地理標志商標即標示商品來源地區。為保護特色產品，目前國際通行做法即是申請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申請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可以合理、充分地利用與保存自然資源、人文資源和地理遺產，可以有效地保護優質特色產品，促進特色行業的發展。就注冊商標而言，世界文化遺產和地理標志存在兩個主要相似的特征：

第一， 地域性。正如上文所述，世界文化遺產屬于世界的，更是地方的。文化遺產代表著文化遺產所在地的文化資源，世界文化遺產與其所在地不能相分離。河北省承德市與避暑山莊緊密相連，在民眾的意識中承德和避暑山莊之間幾乎可以劃等號，所以，通過申請“承德避暑山莊”等一系列地理標志商標，既可以合理、充分利用文化資源，又可以有效地保護承德相關的優質產品，促進相關特色產業的發展。

篇（5）

我國文藝理論界探討得比較熱的是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這個被稱為“cultural study”的文化研究流派，其實與文化學者們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是有區別的。“特指產生于本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的研究領域，其先趨人物是英國的威廉姆斯（r·williams）與霍加特（r·hoggart）”[2]所進行的文化研究，是一種政治性很強的文化批評。它的研究范圍比較廣泛，具體來說有大眾文化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知識分子研究等。在一些國家基金的資助下，童慶炳等先生先后推出了很多文化詩學著作。王岳川、羅岡等學者有很多譯著和專著。可以說，“文化研究”差點成了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具體到每個學者，其對“文化”的理解又有些不同。

但文化研究各國有自己的特殊情況，美國歷史比較短，它的文化生產的起點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工業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的文化從一開始大眾性就占據了主流地位。而文化研究和中國自身的問題結合，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審美文化研究，它是審美社會學的核心范疇，“是指人類審美活動的物化產品、觀念體系和行為方式的總和。”[3]如今，有些學者已經開始思考審美文化學的建立。

當然，文化研究也帶來了文藝理論研究的變化，似乎有把陣地轉移的跡象。“有學者要求我們改變‘文學’觀念，大膽地把流行歌曲、廣告、時裝等吸納到文學研究之中。”[4]（p95）因此遭到一些學者的反對。董學文先生認為文化研究是對文學研究的顛覆，讓文學匍匐于文學之外的目的，把非文學現象和文學現象混淆。他在專著《文學理論學導論》中提出了三點看法：“首先，眼下的‘文化研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利用文化學的眼光來研究文學問題……其次，文化研究置換了文學理論的問題與話題，成為對歷史、語境、媒體、權力、種族、性別、階級、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現代等大文化現象的探討和關注。再次，……‘文化化’所導致的文學理論的霸權主義，一方面，可能使文學理論承受太多的壓力而變得沉重，從而使自身走向解體；另一方面，則在反效果上成為一種‘非我’的東西，使得越努力離目標越遠”。[4]（p96-99）

那么該如何看待目前文學理論界的“文化研究”熱？從什么角度來把握這個文化研究比較合適？其實文化研究雖然沒有自己的學科邊界。但是卻有自己的思想定位，那就是思想批判。對精神產品進行思想審查，揭示里面的權利關系，為被壓迫者辯護。進而對精神產品給讀者帶來的麻痹進行消毒。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文化研究”其實還是一個精神再生產的問題。它的任務還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精神再生產的一種批判。對精神再神產比較好的視角就是從人類自身的再生產的角度進行研究。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我們大致可以把人類自身再生產分為經濟基礎的再生產，經濟制度的再生產，以及個人對此的“一定關系中把個人再生產出來”[5]。而個體再生產就涉及到精神再生產。我們可以把它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相印證。通過《德意志意識形態》我們知道“創造歷史”（即人類自身再生產）需要以下幾個基礎：物質生產、工具生產、家庭生產、社會關系的生產[6]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意識生產。西方研究學者比較重視對馬克思的這個生產方式的研究，而反對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個社會結構。其實，離開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個結構是無法把文化生產的根源說清楚的。所以有的學者把人類自身再生產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維系人的生命的社會情況；二是生產資料及生產產品的占有機制；三是精神方式的變遷角度。這三者中，維系人的生命的社會狀況是基礎，它決定了后兩者。但精神方式一旦形成，就會習慣性地傳承，形成文化傳統。而這種傳統在各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中既有變化，也有傳承。其較難改變的有思維習慣，倫理模式，而容易發生變化的則有財產分配、價值觀念等。因此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看文化研究，我們會發現“文化研究”可以對文藝理論研究在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深化。

一、能對紛繁復雜的“文化研究”進行較科學的認識

我國精神生產的情況很特殊。從文學管理的體制來看，我國文學創作在上世紀5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早期，主要是政府管理，文學寫什么，怎么寫，寫成什么樣都有明確的規定。文學是天下的公器。相應的文學理論也主要是政府的文學理論。上世紀80年代后期，政府對文學的管理開始放開了，文學創作有了一定的主體性。相應的文學理論的立足點也站在文學創作的獨特性這個方面。也就有了“主體性”文學理論。到了90年代后期，文化的市場化越來越深入，人們發現諸如美女寫作，欲望寫作成為了文學界關注的焦點，文學似乎已經不再是天下之公器了，那么新時期的文學理論何為？而且文學在市場化的過程中，人們發現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叫好的作品未必叫座，叫座的作品未必叫好；西方的文學產品大量出口到我國，對我們文化貿易造成了大量的順差，而我們卻不能有所作為等。面對這些變化了的文學現狀，固守原來的文學理論領域顯然要脫離了文學實踐，而“文化研究”則是應對這種現狀的文學理論新嘗試。

但西方的文化研究往往陷入了一個相對主義的邏輯怪圈，有些為批判而批判的情況。的確如董學文先生所說，帶有霸權主義的特征。因此，很多學者呼喚從文化批判回到學術批判。[7]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進行文化研究，能很清晰判斷各種文化模式的價值：那種有利于人類自身發展的文化是好的文化，是人類真正需要的。而那些不利于人類自身再生產的文化思想則是有害的。

轉貼于

盡管文化研究對歷史、語境、媒體、權力、種族、性別、階級、民族、道德、自我身份、全球化、后殖民、后現代等大文化現象的探討有置換文學理論論題的可能，但是這些研究卻從另一個角度對文學得以流傳，得以發展的生存空間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使文學何以成為經典的權利關系得到澄清，這也使得文學本體研究有了深入的可能。而的人自身再生產的理論正好可以對這些散亂的問題給予系統性、科學化的認識，從而使文化研究能更好為文學理論學科建設服務。

二、能夠對各種文化精神的起源、演變及其影響下的藝術精神做結構性的解釋

西方文論從形式本體論轉向文化研究其實也是學科本身發展的原因。以語言研究為中心的文學理論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無法解釋文學精神的生成與流變。而文化研究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興起也有其學科自身的邏輯。

從唯物史觀來看，物質決定意識，人類的生存決定人類的精神狀況。

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看文化研究，可以整合維柯的詩性智慧，軸心時代等理論，那么對于各種文化的精神風貌，會有較為清晰的認識。我們可以以人類幾個最古老的文明為例：古希臘的文化精神是個體化的日神精神，其精神方式是一種徹底的理性思維方式；印度則傾向梵我合一，認為時間是無始無終的循環過程，其精神方式是一種直覺體悟方式；中國古代文明則是以一種直覺的思維方式，務實，講究人倫義務，以群體的延續為第一義，追求精神上的不朽，因此可以稱為生命倫理學。那么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呢？考察各個文明的產生，我們會發現一個近乎結構的模式在起作用。這就需要對人類自身再生產的方式進行考察。根據意大利學者維柯的研究，人類最初的精神方式是詩性智慧。它是原始文化的精神核心，由于食物匱乏等原因，到軸心時代，這種精神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并被新興的代表私有化的思維方式——理性所擊潰。由于原始文化中各民族在生存條件，兩性關系及精神方式上的不同，使這些民族回應挑戰也不同。根據劉士林先生的研究這里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完成精神生命的私有化的問題，他認為“具體而言，精神生命私有化包含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死亡意識的產生；其次，個體化的實現；再次，以功利為中心取向的對象化思維方式。原始時代以永生信仰為核心的詩性智慧在軸心時代破裂，使死亡與存在問題第一次內化為人的個體意識、生命的時間意識；原始公有制的衰亡，則直接引發了個體與群體的對立與分裂，從而使自我意識對自我的占有變得十分重要和突出；而人與自然功利性關系的產生，則是對象化思維關本文由收集整理系的前提。所有這三方面都與原始人的永生觀念、集體觀念、主客不分觀念相悖，一場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變革在所難免。”[8]而自我意識的產生也使死亡問題深深地刺激了人類。應對死亡，古希臘文明成功地通過對象化思維把握了死亡，把它對象化和理性化，從而更加肯定了個體的存在，成為文明時代的驕子。印度文明以宗教方式，以有限的個體證悟無限的實在，解決了死亡問題。而中國則由于它獨特的生產條件，保持著“人心”、“情感”，以一種詩性智慧的直覺方式把死亡融為生命的一部分；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以人倫義務貶低個體生死的重要性，在群體的延續把個體的生死消解在族類的生生不息的歷史綿延中，從而使生命獲得精神上的不朽。

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產生后，其藝術精神也不相同。西方傾向于對象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因而其文學也多自我意識的表現。我國文學則較注重比、興，寫景狀物之中傳達出人情人味。印度文學則多證悟人與自然、有限個體中的無限實在。

三、從人的自身的再生產的角度來看，能比較清晰地看清楚文學的流變

從新批評派到文化研究，其實是有文學批評自身原因的，這是內在的文學層面所需要的。“因為，沒有那深刻的相對論，沒有對形成歷史思維特征的每一具體境況特點的重視，‘新批評’的范疇便趨于凝固”。[9]實際上，新批評將但丁、莎士比亞等永恒化了，因此忽略了文學的流變。這是文化研究興起的另一個原因。

文學的流變有宏觀的文藝思潮流變，也有微觀的更為細膩的文學類型方面的流變。從人的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看文學，對這兩者都可以進行考察。

先從微觀的角度來看文學流變來考察。根據威廉斯的研究，文學的審美價值其實在于“情境”中，這些情境“擁有種種精確細致而又極其多變的構形[formation]，這些構形造就著、或維持著、或封閉著、或摧毀著這些情境。這些構形的歷史就是藝術的那種特殊而極其多變的歷史。”[10]（p165）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威廉斯引入了兩個概念：“慣例”“標寫”。所謂“慣例”，在藝術和文學的社會理論中，“是指某種確立的關系和這種關系的背景”[10]（p180）；所謂“標寫”其實就是書面語的書寫，它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復制。這兩個概念使得文學生產的物質性得以凸顯，而我們也從中看到文學變化的一些軌跡。文學的創新意味著對慣例的突破，而慣例也往往是讀者接受文學的一個重要條件。“對于實際寫作中顯現出來的多樣性的標寫[notations]和慣例[conventions]進行歸類，并加以組織，使之成為文學實踐的特殊方式，這種持續的嘗試大都形成了關于體裁或類型的理論。”[10]（p188）

對于文學的流變，詹姆遜則抓住“文本”的形成來進行闡釋。從微觀層面的角度來看，詹姆遜認為文本建構受到政治、歷史的影響，文學作品和文化作品是偶合，在這里“歷史被還原到一系列定期發生的事件和時代危機、年復一年的歷史動蕩、按編年史順序發生的政權和社會時尚的興衰，以及歷史人物之間的激烈而直接的斗爭”。[11]

從微觀的角度來看，詹姆遜認為文本建構受到社會階級之間構成性張力的影響。主要是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意識形態在這里表現為一種元敘事。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詹姆遜認為文本的建構受到一系列的生產方式的影響。大家比較熟悉的是他所說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是市場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以及跨國資本主義的文化階段。其實，他對整個人類的生產方式與文化生產之間的關系都進行了考察。他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的產生都會有相應的文化產生。

轉貼于

四、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視角來進行文化研究可以看清楚很多文化傳播問題

文化傳播的問題涉及到多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傳播手段和傳播內容之間的關系。涉及到生產力和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另一個問題是不同文化體之間的文化傳播之間的問題：一是國際之間的傳播問題；一是國家內部文化傳播問題。

關于生產力對文化生產影響的問題，威廉斯告訴我們：“20世紀下半葉，‘文學’上的許多明顯的危機都是由基本物質生產中那些變化了的過程和關系所引發的。”[10]（p170）這里涉及到出版業的物質手段的進步，也涉及到廣播、電視、互聯網等文學載體的出現所帶來的文學外部環境和寫作本身所產生的巨大的變化。

國際間的文化傳播問題很復雜。目前存在較大的問題，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輸出巨大順差問題。從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帶來公民生活的富裕。發展中國家人民對發達國家物質文明的向往是造成文化逆差的根本原因。問題的關鍵是西方對發展中國家強制性的文化輸出。事實上，西方經常以貸款、援助等為條件，強制性把自己的價值觀，國家發展模式強加給發展中國家，這才是應該反對的。

篇（6）

0引言

歷史文化遺產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保護文化遺產不僅是每個國家的重要職責，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義務。截止2003年底，全世界列入名錄的世界遺產共754處，分布在129個國家。中國已經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文化和自然遺產共29處，數量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文化和自然復合遺產4處；自然遺產4處；文化遺產21處。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過程中，各國都在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當地文化教育、歷史傳統、經濟條件的發展與保護模式。

我國是歷史文化遺產資源大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城市建設日新月異，城鎮化高速發展，不斷探討和完善我國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合理開發利用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1黟縣文化遺產分布特征

黟縣位于安徽省南部，地處皖南山區的腹地，縣域面積858km2，至2005年底總人口9．85萬人，城鎮化水平28．8％，縣城人口lI98萬人。早在公元前600多年(西周時期)皖南山區就已有人類居住，公元前222年(秦代)統一一中國(距今2200年前)，就已設置黟縣，是中國最早的建制縣之一，留下了乍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堪稱“文物之鄉”，1992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歷史文化名城。

1．1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產地——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

中國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保持了完整的古村落原型，有精良的建筑藝術遺存，建筑與自然和諧統一，構成了獨特的人文景觀風貌，有著顯著的地域文化特征。為人類研究鄉土建筑、鄉村建設史、地域歷史、文化、藝術、經濟提供r寶貴的資料，是珍貴的文化遺產。西遞、宏村古村落于2000年11月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人世界遺產名錄，并于2001年5月被中國政府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2月4日又被國家建設部、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民政部、國土資源部、農業部、科學技術部等六部公布為中第一批歷史文化名村，黟縣正從安徽走向全國、走向世界。

1．2眾多文化遺產同繞黟縣縣城分布，形成組群古村落空間結構

除了西遞、宏村世界文化遺產地之外，傘縣還有省級歷史文化遺產，分布在距縣城10km范圍內的4個古村落——南屏村、關麓村、屏山村和碧山村。這些古村落有優美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并有眾多的文物保護單位．

1．3名村古鎮緊密相依，空間結構既獨立義聯系

在地域空間分布上，名村、古鎮和縣城，既獨立義緊密聯系，相距在1Okm左右。從面、點卜看，名村古鎮之問協調發展，相互補充。西遞、宏村古村落叉與西遞鎮、宏村鎮緊密相依，功能上瓦相融合，既有相對獨立的占村落部分，又有鎮的管理服務功能。鎮的發展對古村落的保護形成一定的壓力，然而古村落的保護對城鎮的禮會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1．4名城名村依山傍水，顯現桃源意境

皖南古村落的選址建設，枕高山面流水，特別注重對水的利用，這既符合村落建設中的基本生活條件，也是保護自然生態和景觀環境的需求。以家族、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同姓同族家庭聚居地，尊儒重教．注重文化設施建設，有祠堂、書院、牌坊、水口園林等，文化氛嗣濃郁。建筑風格和型制規整統一，建筑組合豐富多彩，粉墻黛瓦，錯落有致，木結構為主，以磚墻圍合的木構架建筑。名鎮名村座落在234kmz的盆地里，鎮村四面環山，漳河等水系自西向東貫穿，與自然環境和諧統-，顯現了桃源意境。

2黟縣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與利用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2．1面臨拆建和破壞的壓力，細化落實保護政策

古村落是一個活的有機體，仍居住著一定量的居民，保持著一定的社會生活。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和人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對傳統建筑的使用功能有許多不滿意，古民居面臨著被拆毀和改造的壓力，對遺產原貌的真實性造成了影響。少數居民缺乏保護意識，新、改、擴建建筑或采用新材料、或采取現代風格、或改變原有結構；少數古民居改變用途，破墻開窗用作旅游商業用房。與傳統風貌很不協調，破壞了古村落原有的風貌。保護好古村落文化遺產資源，必須進一步落實好古民居的新建和改擴建的保護規定，疏解和控制古村落新的建設。

2．2面臨環境壓力。內部環境整合與外部生態環境融合有待進一步強化

環境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外來人口的環境壓力和內部人口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古村落的文化價值不僅在其奉身，更重要的是它與自然環境的相結合，這就要求既要對占村落內部環境進行整治，保持原有風貌，又要滿足居民生活需求。如古村落內部要注重對供電線路老化等各種管線的綜合，注重防災。

同時要注重對古村落大的環境背景進行保護，不斷拓展旅游環境容量，注重外部隨著氣候的變化和樹木的砍伐造成的山體植被逐漸減少和水土流失。由于賴以生存的水溪游水土流失、泥沙淤積。河床逐年提高。古代村落的水系原形逐漸萎縮，對村落產生一定的影響。

2．3城鎮、名村及一般古村落互相協調發展尚未形成獨特的發展模式

城鎮、名村和一般古村落協調發展框架尚未形成系統，在快速城鎮化發展的影響下，在有限的地域單元內。要維系原有的城、村人工環境與山水自然環境的和諧統一，必須要注重環境容量的控制，明確保護與發展的對策。從宏觀著眼，探索出一條適合文化遺產保護與城鎮協調發展的模式。

2．4在經濟發展方面，產業結構調整思路尚待進一步加快

2005年，黟縣生產總值7．46億元，人均內生產總值7200元。財政總收入6043萬元，一、二、三產業的比重為27：35：38。2005年全縣共接待中外游客212.3萬人次，直接收入7008萬元，旅游總收入1．6億元，經濟發展呈現以旅游業為主導產業的快速發展態勢。如何將范圍小、人口少的黟縣發展成為經濟強縣，必須要突破傳統意義上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結合黟縣文化遺產資源大縣的特點，進行理念創新，構架新的產業優化升級模式，實現經濟總量的騰飛。

3黟縣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與利用對策

3．1堅持區域協同發展，融入大區域旅游網絡系統，建成國內，至國際知名的文化及生態旅游勝地

安徽省委、省政府2001年提出了將“兩山一湖”地區建設成為世界級的旅游勝地。“兩山一湖”地區是以黃山、九華山、太平湖為中心的皖南旅游區，面積約1萬km，黟縣是皖南旅游區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兩山一湖”旅游區是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最負盛名的旅游區之一，旅游資源集中、密度高、品位優。在這樣的區域背景下，黟縣應該緊緊圍繞融人大區域旅游網絡系統，構架以世界文化遺產為核心的皖南旅游區域二級旅游地系統，成為黃金旅游線上的主要亮點之一。

3．2以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地為核心，建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地區，堅持整體性保護

整體性保護就是以保護世界文化遺產地為核心，合理劃定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地區，并劃分不同等級、類型保護區，明確相應的保護管制措施和發展政策的要求。

為了有效保護文化遺產，首先確定總體保護地區，并根據保護的對象相應確定分級保護范圍。提出不同的管制措施，達到滿足管理剛性的要求。根據黟縣歷史文化遺產分布特征和縣城總體規劃劃定的規劃區范同，將黟縣古村落等歷史文化遺產相對集中的地區劃定為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地區。并與縣城總體規劃一致，進行整體保護。這樣管理法定主體明確。實現規劃建設管理的統一，又能從全縣范圍完整地保護好古村落和大量的名勝古跡，保護好黟縣古城的歷史文化圈。

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地區范嗣包括碧陽、西遞、宏村、西武、碧山、龍江、泗溪7個鄉，面積為374km2。其中古村落分布的盆地面積占234km(以山脊線為界劃定)。在空間布局上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地區的用地劃分為四大功能區：古村落文化遺產保護、縣城建設區、村鎮建設區、生態敏感區。針對各功能區特征．制定相應的保護策略。

3．3一持統籌城鄉發展，妥善處理好古村落、歷史街區保護與新區開發建設的關系

城鎮建設在堅持保護第一的前提下，不斷進行旅游資源的整合。使文化遺產地的范圍不斷擴大，形成網絡。處理好古村落、歷史街保護和新區開發的關系。

黟縣縣城建設要注重加強縣城歷史街區的保護。體現生態環境觀，堅持“精巧、雅致、生態、徽韻”的原則，突出黟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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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隨著全球化趨勢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漸趨惡化，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出現嚴重的傳承危機，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迫在眉睫。活態傳承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之道，探索多種傳承方式顯得尤為必要。聯合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及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都突出強調了教育傳承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手段[1]。民族地區的小學立足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的文化空間，在保護傳承本民族遺產文化中占據明顯的地域優勢[2]。通過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民族小學教育中，可以使少年兒童在其價值觀形成的時候就將本土文化扎根于心靈，增強其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覺性，逐漸樹立起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識。由此利于提高少年兒童的綜合素質，同時更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的推進。

2.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的融合路徑

2.1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認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蘊藏著內涵豐富的民族民俗文化知識，反映了民族地區基層群眾的日常生活實踐及精神面貌，對其進行保護對于維護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民族地區的小學應挖掘當地民俗特色文化資源，積極參考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傳承主體的建議意見，組織專業教師團隊編寫出通俗易懂的地域民俗文化校本教材，將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民間傳說故事、民俗節慶文化、民族服飾文化等以選修課、自修課的形式列入小學教學內容，從而提高小學生對本民族文化的認知能力，增強其民族文化認同感。

2.2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科學認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各族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原生態地反映了各民族地區不同時期生產力發展實態、人類的創造能力和認識水平，體現了民族地區群眾對大自然、生產生活實踐的科學探索，具有重要的科學文化價值。通過總結歸納本民族傳統歷法、傳統工藝、民間醫藥等具有科學價值的遺產項目，為小學生的自然科學課程補充設計文字與圖片生動結合的輔助教材，并在教學過程中強調教師的引導作用，從而培養小學生對本民族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興趣，激發其民族自豪感。

2.3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體育運動教育的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傳統舞蹈、體育以及重大節慶活動都蘊含著豐富的體育運動教學資源。將傳統體育文化遺產等項目滲透到小學生的體育教學內容中，不僅可以豐富體育教學內容，增加學生參加體育活動的興趣，增強學生身體素質，而且可以加深少年兒童對本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感知。為了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小學教育的融合，民族小學一方面可以依托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發展的文化空間，通過在重大節日舉辦一些民族活動，引導學生參與體驗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體育活動。另一方面，通過開設民族舞蹈和體育課程，使傳承傳統舞蹈、體育項目成為常規的教學活動。

2.4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藝術審美教育的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民間文學、表演藝術、傳統手工藝等內容都承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藝術內涵，形象地展示了各民族獨特的藝術情趣和審美取向，具有極高的藝術審美價值。民間小學應定期組織小學生參觀欣賞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傳統手工藝品、民族服飾以及美術書法作品，從而培養其對民族文化藝術的審美情操。同時，可以開設民族音樂、舞蹈、美術和書法等特色藝術課程，加強特色民族文化藝術對少年兒童的藝術熏陶，培養小學生對民族特色藝術文化認知能力。

2.5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思想道德教育的融合

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擁有豐富的倫理道德資源，形象生動地傳揚著各族人民積極向善的倫理觀念，為少年兒童的德育提供了鮮活的材料。民族小學可以將民間傳說故事、傳統禮儀和節慶儀式中的優秀道德文化資源編為兒童品德教育讀本，為小學生的感恩、禮儀教育提供特色素材。另外，民族小學可以采用符合兒童無意識模仿和具體形象思維等心理特征的娛樂體驗方式，如講述民間傳說故事，觀看道德教育影片，欣賞傳統音樂等，增強其受教育效果。通過將本民族道德文化資源應用在小學生的道德教育中，可以充分發揮民族優秀道德文化的示范作用，使民族精神在少年兒童中得到傳承和弘揚。

3.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小學教學對接的保障措施

3.1制定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對接的政策措施

制定合理的政策，發揮政策的導向作用是民族小學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力保障，因此，民族地區的各級文化和教育部門要依據本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狀況，擬定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小學的項目推薦計劃，并周密制定“非遺”進校園的實施方案。另外，各級文化、教育部門應加強小學教育資源建設和師資培訓，為創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對接工作創造條件。最后，文化和教育部門要加強對保護傳承“非遺”小學的監督和管理，對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績突出的小學給予適當的獎勵，對考核與評價不合格的學校責令限期整改，從而規范和鼓勵小學教育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

3.2開發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對接的課程體系

課程體系是實現學校培養目標的重要載體，它規劃了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學校教育融合發展的具體實施方案，同時為學校教師的教學提供方向指導，開發遺產保護對接小學教育的課程體系具有重要意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對接的課程體系開發主要從小學教育中的拓展課程和探究課程入手。拓展課程的開發，要求學校首先挖掘發現本民族的民間傳說、表演藝術、體育等項目，然后將其整理為可進入課堂的校本化的教學資源，最后依據這些教學資源設置反映民族地域特色的藝術欣賞、書法練習、民族體育等拓展課程。探究課程的內容主要是引導學生參與重大民族節慶文化活動，定期參觀民族工藝品展覽等社會實踐探索活動。

3.3引導傳承人參與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對接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的順利對接，離不開民間藝人的支持與幫助。因此，政府和民族小學要積極引導民間藝人參與支持教育保護遺產的活動。一方面，政府通過對傳承人的政策扶持和培訓教育，增強其文化自覺性和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鼓勵其參與民族小學的遺產保護活動。另一方面，民族小學將傳承人聘請到學校，擔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課程教學，并鼓勵其為校本課程的課時安排和校本教材編寫建言獻策，為民族小學的遺產教育工作提供指導。

4.結語

民族地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著豐富的民俗文化、表演藝術、傳統體育項目內容，通過采用參與互動和直觀感受的方式將其應用在小學教育中，可以讓少年兒童在感知、體驗中了解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逐步培養學習傳承傳統文化的興趣。民族小學與民間藝人應在政府政策引導下積極合作，落實學校教育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小學教育的順利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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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開平市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認知狀況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鄭孝燮曾說：“我國世界遺產事業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認識問題。把中國世界遺產保護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從現在開始就下大力氣加強對青少年進行世界遺產保護教育，也是一個認識問題。”至2007年底，開平市總共有青少年[1]62000多人，約占全市人口的9%〔1〕。通過實地走訪和問卷調查，結合相關研究成果，以開平青少年為案例，論文擬就當代青少年認識世界文化遺產的狀況進行多維度解析。

一、開平青少年的認識及思想狀況

當地青少年對碉樓的認識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一是從電視新聞媒體中獲知，如開平臺定期播放的開平碉樓節目、報紙和新聞節目等；二是從學校派發的有關碉樓的書籍中了解(其中有進行碉樓知識考試的學生對碉樓基本知識認識較深)；三是從碉樓申遺時的各種宣傳標志中認知；四是從祖輩的口述中得知(此種情況較少)。

多數青少年對碉樓認識較偏重于感觀形態方面，對多數碉樓的名字沒有特別留意，一般是認為碉樓較舊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結合的產物，并設有槍口，具有軍事防御的作用。身在開平、長在開平的他們對這些碉樓熟視無睹，因此對于碉樓的認識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層次，而對碉樓的來源、歷史、意義以及碉樓文化中所包含的嶺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沒有深入的認識。

對碉樓了解較深的青少年或認為碉樓具有欣賞價值，很美，像城堡；或認為碉樓很堅固、結實、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強，體現了華僑對家鄉的愛和建筑師的睿智。總的來說，感性認識的成分較多，而文化藝術、賞識認知和結構特色等層面則相對缺乏。“開平碉樓與村落”作為精神文化符號層面上的認識還有待廣泛宣傳。

多數青少年認為碉樓可以代表開平文化，心中對碉樓存有感情，但缺乏進一步了解碉樓的興趣。由于目前當地經濟發展有限，本地人們收入偏低，多數留守家鄉的青年忙于家務活或學習，而且隨著時代的發展，青少年偏重于娛樂方面的愛好，認為歷史文化較枯燥，因此對碉樓文化興趣不大。

二、影響青少年認識碉樓的因素

（一）社會環境

從對外聯系來看，水陸交通方便，開陽高速公路與325國道橫貫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華客輪往返香港〔2〕，但市內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區之間的來往存在較大問題，景點班車的設置沒能把分散的碉樓群與游客的時間安排統一起來，大部分的景點缺乏關于碉樓的全面細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規的出租車服務，給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帶來不便。

交通不便跟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有關。由于碉樓大多位于開平的鄉鎮，而這些地區難以有經濟實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統。

申遺時，電視廣播、報紙媒體對大眾獲取碉樓知識發揮著重要的宣傳作用；然而，申遺過后，這種作用便大打折扣。現有的相關電視節目缺乏趣味性，內容重復，對碉樓的介紹方式單一，難以引起青少年的興趣。而更注重時事的報紙媒體較少刊載關于碉樓或其他世界文化遺產的信息。通過網絡資源了解碉樓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樓網一般只有簡單的介紹和相關的旅游信息。可以說，各種媒體對于碉樓與村落的宣傳和教育明顯不足，更談不上對青少年世界文化遺產的意識的培養和文物保護知識的普及。

除了這些，由于民間沒有自發性地舉行以碉樓與村落為主題的團體活動，使得碉樓文化對當地風俗的影響漸趨減弱。而青少年本身對碉樓的認識較少，所以在他們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這一方面的話題。另外，公共圖書館發展水平有限，相關館藏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傳作用。

（二）政府政策

當地政府先后頒布了保護碉樓的相關規章，如《開平市碉樓與村落保護管理規定》和《開平碉樓與村落世界文化遺產地保護管理暫行辦法》。碉樓與旅游業的結合是當地政府的重點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過這一傳統文化優勢，使碉樓成為著名的旅游景點，進而創造一個適宜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發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開發與遺產保護二者的協調上所做的工作比較欠缺。在保護和開發方面，關鍵在于政府決策者的工作重點和開發的度之間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門和保護部門單獨做規劃都不利于地方遺產保護的發展，必須由政府控制開發。搞保護的人要懂經濟，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遺產保護，世界遺產宣傳教育的廣泛性是通過旅游的發展而實現的。

就官方宣傳方面來說，對碉樓的宣傳與教育基本上出現在申遺時期，當時的社會氣氛極為濃厚，但申遺成功后卻變淡甚至沒有。雖然每隔一段時間，市區里都有關于碉樓的文化展覽會，但是影響力不大，沒能深入其它鄉鎮。宣傳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市政府在宣傳時只注重市區而忽視了其它較偏遠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鎮政府過于依賴上級市政府的指示，沒能在宣傳工作上有足夠的主動性。

（三）學校教育

當地各所學校多曾組織過碉樓參觀游覽等活動。學生亦以畫畫、寫作、手抄報或黑板報等形式加深對碉樓的認識。然而在學校教育這一塊，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沒有鄉土教學系統，缺乏明確的教學指標、計劃等。目前中國教育還是以追求升學率為主，在應試教育上下的功夫較多，尤其是高中，所以會出現學校只在班會課講授碉樓知識，而高中甚至連課堂講授也沒有了；其次，初、高中的外地老師占有一半之多。這些老師對碉樓沒有天然的感情基礎，較少重視碉樓知識的講授。同時，由于客觀原因的限制，外地老師對碉樓基本知識的理解容易產生偏差；第三，碉樓專業研究人員不多，教材的編寫人員缺乏，嚴重影響教材的內容質量；第四，碉樓教材、宣傳手冊種類缺乏，在開平僅有兩本碉樓的鄉土教材，而其它宣傳手冊多為旅游所用，為旅游而編寫的手冊并不能給予當地青少年進一步了解碉樓較大的幫助。

（四）家庭教育

父輩的生活已離土匪猖獗的時代久遠，加上文化水平不高，與祖輩相比，他們對碉樓的認識很少，因此，當代開平青少年很難從家庭教育中得到這方面的信息。文化的隔代流失實在令人揪心。一方面，父輩對碉樓的感情已不如祖輩，代際承傳問題令人擔憂；另一方面，代溝使青少年一代不愿經常與父輩聊天，父輩忙于工作，也沒有跟孩子們過多講碉樓的事。家庭教育方面能否發揮作用，還取決于另外兩方面的因素：第一，所居住的村落有沒有碉樓；第二，有沒有親戚是在碉樓里面居住過或從事相關工作。雖然開平有一句話：無碉樓不成村，但是隨著人口的遷移，很多新村都沒有碉樓。因此這部分的家庭教育是相當缺乏的。

（五）華僑影響

作為僑鄉的開平，旅居海外和港、澳、臺的開平籍同胞有75萬人〔3〕，華僑對當地的影響舉足輕重。當華僑回鄉時，他們對碉樓的深情自然能感染當地的青少年。然而，當時建造碉樓的一輩華僑多已歸西，新一代的華裔對碉樓的感情也沒有祖父輩深厚。再加上現在的華裔也很少回鄉，華僑的影響力漸漸減弱。

（六）青少年自身

由于時代的不斷發展，新事物大量涌現，加之受國外文化的影響，網絡游戲、英超、NBA、卡通動漫……充斥著青少年的世界，絕大部分青少年對于古老的建筑并沒有多大興趣。如何培養青少年對碉樓的興趣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此外，文化程度對青少年理解碉樓的價值也有著重要影響。當地雖不發達但安逸的生活條件導致部分青少年形成安于現狀的性情，讀書不努力，故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學歷普遍在大專以下。

三、加強青少年遺產認知與保護意識的建議

“遺產保護是第一性的，有了遺產才有遺產地的旅游，而遺產地保護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不同于其它的旅游對象與產品，只有在不妨礙遺產保護的前提下，才可以發展旅游。”〔4〕因此，開平要積極推動公眾教育事業，形成“明瞭的共識，積極的參與，真誠的歸屬感”，達到一種官民互動、事半功倍的良性循環。

要大力普及、加強青少年、市民對開平歷史，尤其是“開平碉樓與村落”的認識，可以嘗試與廣州市、佛山市、中山市和潮州市等城市文化局或文物局建立區域合作文化交流平臺；制定具有鄉土特色的教育方針并有效長期實施貫徹，形成一個具有開平特色的鄉土教育體系；社會宣傳教育應該采取多元化、有針對性、有計劃性的措施，包括電視媒體、廣播媒體、街道宣傳欄及互聯網等硬件設施、旅游專線及交通指引的完善等等。

其次，普遍提高青少年、市民的文物遺產保護意識和相關知識。要加大學校教育，制定開平鄉土教材與開放性課題相結合的方式。在推廣方面，有計劃、富針對性地出版開平文物書籍，并邀請專家、學者舉辦業界與學界研討會，就特定項目撰寫兼具知識性和專業性的專題書籍；孕育“開平文化大使培訓計劃”，培養具有專業文物導游知識與技能的青年學生，以此普及開平文物常識，加強社會民眾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和參與意識。

開展圖書館流動車計劃，宣傳普及“開平碉樓與村落”的相關書籍。圖書館流動車分為大眾型和學校型兩類形式。圖書館流動車以村落為單位，可以節約財政負擔，也可以提高普及率。其次，對于學校型方面，流動車可以走進校園，讓學生借閱圖書，流動周期可設置為兩周。這樣可以讓學生有新鮮感而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的緊迫感。

當然，還要充分利用僑鄉優勢，與民間團體、高等院校和個人互相合作支持。在地區合作交流平臺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與珠三角的藝文合作。除了進行信息交流、文物考古合作之外，還可以進一步發展圖書館方面的合作，希望達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提升專業水平、提高文物管理水平和修復技術。

四、結語

以青少年為主的廣大市民推廣歷史文化遺產的做法的好處在于運用了一種雙向、互動的模式使傳統意義上文物保護工作者的范疇由政府官員、專業人員擴大到普通公眾，并且由于將對象定位于社會上最具有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廣大青少年，從而保證了“世界遺產教育”成為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支撐條件和重要動力。一方面，從教育趨勢來看，青少年較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觀念，也將成為未來社會的主人，盡早接受正確的文物保護意識將有助于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青少年社交廣泛，文物保護知識的宣傳與教育經過他們的傳播，會很容易產生類似“觸媒效應”的由點到面的積極影響。總之，機制、法律、科技、資金等，都是保障世界遺產事業可持續發展的條件，而對于青少年的教育則是貫穿于其中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中國城市年鑒2007[M].2007，(23):125.

篇（9）

他不僅在學術上成就菲然，對遼寧省和沈陽市的文物保護工作也做出重大貢獻。在他的建議下沈陽市政府復建了盛京路古文化街；懷遠門和撫近門；沈陽西塔和延壽寺；盛京古城西北角樓；成立了沈陽考古研究所；建立了沈陽鐵西工業博物館等。使沈陽市的文物得到有效地保護。特別是在“一宮”、“三陵”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中作出突出貢獻，被遼寧政協和沈陽市人大授予優秀委員和代表、被市政府授予先進工作者、被市委市政府授予特殊貢獻獎。他領銜研制的《古建彩畫清污除塵技術》，填補了我國在古建彩畫保護技術上的空白，獲遼寧省科技發明一等獎，獲國家科技發明獎。

篇（10）

花山巖畫是中國境內現如今發現單體規模最大、圖案內容、形式豐富、保存較為完整的巖畫，是左江流域巖畫群代表。1988年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國家列入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預備名單。2016年7月15日“花山巖畫”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花山巖畫的繪制年代可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經歷了戰國、西漢、東漢等多個歷史時期的不斷完善，從而形成如今震撼人心的宏偉巨作。花山巖畫不同于西班牙的阿爾塔米拉巖畫、法國的拉斯科巖畫等史前巖畫，它并不是史前文明發展過程當中繪制完成的，所以花山巖畫的發現有助于左江流域文明發展過程與其地域特殊性研究。本文首先概述花山巖畫整體圖案元素、造型特征、寓意特殊性三個方面，結合花山巖畫圖案特點衍生設計具有造型獨特、功能實用、寓意美好的旅游產品，從而增加世界文化遺產花山巖畫在旅游產品領域的豐富性。

1花山巖畫介紹

中國巖畫史家陳兆復先生指出:“我國的祭祀巖畫以廣西左江流域崖壁為最，其中的花山崖壁畫，以其人物之眾多，氣勢之宏偉，堪稱全國之冠。”花山巖畫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寧明縣東南14．5公里花山屯北明江東岸。花山，壯語名為“岜萊”，漢語譯為“有畫的石山”。［1］巖畫臨江，可根據崖壁高度與崖面的平整程度分為上、中、下三部分，花山巖畫主體圖案集中在崖壁下部，中部略有分布，而上部主要因為巖壁內斜陡峭、崖面不平整、海拔過高不利于攀爬繪制等因素分布極少。花山巖畫的圖案呈紅色，紅色涂料以赤鐵礦、動物血混合調制而成，顏色相對單一;巖畫整體造型簡單，但大篇幅色調統一，圖案畫風相同的巖畫具有宏大、莊嚴、熱烈的視覺效果，整體氛圍偏于奔放。

2花山巖畫的形態造型

花山巖畫距今年代為兩千年左右，但由于古時寧明地處百越文化地區進入階級社會較晚，人們的生活、意識等都明顯的偏向原始和古樸，故在當時盡管中國中原地區社會生產力已相當發達了，寧明花山地區仍應處于生產力發展相對仍緩慢、生活相對較原始的狀態，從而使得寧明花山巖畫的造型能得以展現古樸、簡潔、生動、自然、恢弘的風格，具有一種原始天真趣味。［2］本章將從圖案元素、造型特征、文化特色三個方面對花山巖畫進行論述，系統分析花山巖畫的三個方面研究有利于提升旅游衍生產品的造型文化底蘊與產品造型地域獨特性。2．1花山巖畫圖案元素。巖畫的整體圖案，以人物、物象的圖像為主，造型圖案豐富。在不了解其繪畫目的前提下，能感知花山巖畫繪制的圖案與當時人們早期文化活動的聯系。通過研究、調查了解到圖案中所表達的表面含義，如圖案中人群聚集能反應當時人們活動的情形，以頭戴裝飾物件的為首領開展各項祭祀、祈福、運動等活動;以鼓、劍、環首刀等兵器圖案能夠反應廣西地區青銅文化的發展歷程，從而驗證銅鼓使用習俗在廣西地區的長久得到重視和尊崇;太陽紋圖案在花山巖畫中多以星星狀、圓點與圓餅狀形式繪制，能考證廣西百越民族古時集會開展活動對銅鼓器具使用情況。花山巖畫的圖案的裝飾性正是我們在現代藝術創造中可以充分利用的元素圖案。其平涂剪影效果的圖案極具強烈程式化的裝飾藝術特征，內涵著樸素的原始藝術審美情趣。［22．2花山巖畫造型特征。在花山巖畫記錄當中能發現，圖案造型有寫實精細與概括抽象兩種不同的形態風格極為簡潔，這與不同時期畫者對人物造型不同的理解有很大的主觀見解。在人物造型的頭部位置，有些能明顯看出頭部與頸部的連接有些頭部為方形、更有些人物頭部與軀干僅僅用線條一帶而過，風格不同但是不同巖畫組互相映襯整體趨于統一。花山巖畫造型繪制總體特征抽象、概況，這與當時畫者繪畫技法，那個時代人們淳樸的天性有極大的關系，但行筆流暢寥寥幾筆，造型卻富有活力;彩色構成單一，驅使巖畫整體統一，畫面保存著不經過嚴謹的雕琢原始風貌。在相對艱苦的生活環境，當時人們為了生存、繁衍、發展、祈禱等原因在巖壁上留下造型簡單、顏色單一的繪畫藝術，飽含的是當時人們對生活的熱愛與對藝術的追求。統一的色調、粗獷的線條略帶程序化審美情趣的藝術形態造型吸引著大眾的眼光。2．3花山巖畫寓意特殊性。壯族人民多聚集、生活在亞熱帶季風氣候帶受夏季風影響多雨水天氣，在古時的神話流傳與對神明信仰，壯族人民把蛙當成是神的化身，認為它具有懲惡揚善和呼風喚雨之能，在多雨的生活地帶護佑族人能免受洪澇災害。壯族是稻作文化的代表之一，青蛙與稻作文化息息相關。因此，如圖二人們把人的形象圖畫成蛙狀，試圖通過禱告、獻祭、巫術、樂舞等活動表來寄托自己的感情，密切人蛙關系，求得自然的恩賜與垂憐，以利于自己的發展。［3］在坊間自古流傳“青蛙舞”的舞蹈形式，花山巖畫創作時人物造型都以“蛙”意向形態進行，在繪制巖畫時，人們繼承引用了具有特殊含義的蛙形傳統姿態，將神明、先祖的形象以蛙形意向的圖案繪制。在調查中了解到坊間流傳的蛙意象舞蹈具有以下幾種寓意:1．祈求消除水旱災害;2．保佑人畜興旺;3．護佑族群戰爭順利等美好寓意。無論是何種寓意都表明壯民族對神明與先祖的敬意與崇拜。消逝已久的駱越社會活動情景，在花山巖畫團中得以呈現。巖畫造型、構圖、營造出一幅幅意義深遠、內容豐富的畫面。通過巖畫能清晰的展現給世人當時人們對神明、先祖的崇拜，對渴望人畜興旺、生活風調雨順的美好愿景。

3旅游產品設計

為了使花山巖畫文化快速進入到人們的視野當中，就必須賦予花山巖畫圖案新的生命力。打破原有的圖案寓意，大膽的進行產品功能改良，設計、開發系列功能實用，滿足現代人需求，并且具有花山巖畫地域特色的旅游產品。故本章將結合花山巖畫的圖案特征，從設計的旅游產品造型藝術、實用功能、寓意體現三個方面來描述。3．1產品造型。花山巖畫圖案造型簡單、抽象，這對與旅游產品的設計來說不需要精細的工藝雕琢。在設計當中，筆者通過對巖畫構成元素、色彩兩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花山巖畫造型獨特、線條簡單、色彩厚實的特點，在原有的造型特征增添了造型的“厚度”，在產品內部進行設計，結合花山巖畫原有的色彩構成賦予巖畫新的“生命力”。流香睡眠燈產品的功能主要是流香爐與睡眠燈的結合。如圖四，倒流香的運用能使人物造型在后背產生“披風”，動物造型在底部“騰云駕霧”的視覺感受，這與花山巖畫對神明的敬畏相互輝映。以此構建意境，將花山巖畫人物造型與動物造型更為生動的展示給人們。利用玻璃材質透明的特點，襯托流香爐的盛香容器與燈體材質肌理，視覺上達到通透而不失細節，簡練而又頗為意蘊的整體造型、功能特點，以此來滿足消費者對紀念品的購買心理。3．2產品功能。在筆者調研過程中發現，市面上具有花山巖畫文化元素的旅游產品大多數都以平面形式展現，主要功能以裝飾為主，缺乏實用功能。為增添花山巖畫旅游產品的豐富性與實用性，筆者結合產品設計的要求、要點，結合花山巖畫圖案造型，設計了一組具有巖畫特色、功能實用、造型優美的旅游產品。產品的功能主要是流香爐與睡眠燈的結合。產品內部如圖五構建紅色睡眠燈，充分利用花山巖畫的原有色彩，能夠為使用者提供一個夜間的照明功能;流香爐的設立，能滿足消費者在睡前使用流香對臥室進行香薰，以此凈化空氣、舒緩精神、提高睡眠質量。在產品的使用過程當中，人們能夠體驗來自花山巖畫文化帶來的視覺、觸覺、嗅覺等方面感受，從而更好利用世界文化遺產資源創造富有歷史韻味具有現代需求的作品。3．3產品寓意。旅游紀念品承載的是游客對一次旅游經歷、景區特色文化、美好祝福寓意的留念，擁有祝福寓意的旅游產品能促進游客的消費。通過調查發現，目前了解繪制巖畫是當時人們是對神明的敬意、對先祖的祭祀、對集會的紀念等。巖畫中的太陽紋樣的發現結合廣西地區銅鼓的使用研究，能夠得出巖畫中人物的確是在開展某種祭祀、集會活動。結合圖案中蛙形態的人物造型，能反映當時人們對蛙神的推崇與敬意，這有利于構建流香睡眠燈的良好寓意，從而滿足游客的消費心理。

4結語

世界文化遺產花山巖畫旅游衍生產品設計研發是一個非常值得去研究開發的課題，文化遺產的傳承做的不僅僅做到保護好文化遺產不被損毀，更多的是應該對文化遺產的傳承、流傳與展示做系列文化活動。而實用的旅游產品研發有利于宣傳、繼承與發揚花山巖畫文化，從而衍生更多具有花山巖畫特色的文化產品，煥發花山巖畫新的生命力。特別是在差異化為明顯賣點的旅游產品開發過程中，挖掘花山巖畫地方文化特色，傳播花山巖畫文化，特別是世界文化遺產，是使花山巖畫融入到當代的社會生活當中，從而為花山巖畫的傳承與發展打好基礎工作。筆者將花山巖畫圖案特征融入到旅游產品的設計當中，嘗試將物質文化遺產元素在設計中展現它賦予現代實用產品的新定義，從而更好的保護好世界文物遺產。

作者:徐嘉輝 單位:桂林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