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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為了平衡國際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風險向國內傳遞，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資本項目外匯管制成為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雖然有所放松，但對境外投資的管制仍很嚴格。目前，我國限制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除戰略性項目、援外項目和帶料加工項目可以購匯進行投資外，其余項目的境外投資以企業的自有外匯為主。企業有自有外匯的，首先使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沒有自有外匯的，可通過貸款等進行投資。另外，我國鼓勵企業使用實物投資，或以設備投資，或允許企業不結匯出口。企業能用于境外投資的自有外匯和籌措貸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實物投資也存在很大的困難，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經營和規模的擴大。調查中，企業普遍反映以現有設備投資難以符合項目的需要，因為有些設備技術落后，甚至是國內已經淘汰的設備，為適應東道國的競爭需要，許多投資項目需要購買新設備。而以貨物不結匯出口的方式投資，雖然可以部分解決企業投資資金的問題，但輸出的貨物必須銷售后才能變成資本，企業的投資能力受到其銷售能力的制約，結果許多項目因無法及時獲得外匯資金而喪失有利商機。

(二)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

為保證企業境外投資資產不流失，我國要求境內投資者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也屬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的重要內容，其本意是鼓勵境內投資者將境外投資所得匯回國內，但對企業來說，卻占壓了大量資金，妨礙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資的初創階段，境外企業多半無法創造利潤，保證金的占壓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調查中，許多企業反映保證金管理對促進利潤匯回的作用并不明顯，有時會迫使企業采用規避保證金管理的投資渠道。境外投資企業在獲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擴大規模，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將利潤匯回后再投資，則將再一次面臨繁瑣的審批程序。雖然利潤直接轉為再投資也需要主管部門的審批，但手續相對容易。許多企業為了降低擴大規模的成本，傾向于將利潤留存在境外。為解決保證金資金占壓問題，需要用現匯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有時不得不轉向境外帶料加工貿易的投資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資渠道，造成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三)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

境內投資者如果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屬于我國外債管理的范疇，需要國家計委的審批。境外投資企業的境外借款則不受此規定的管轄。但如果需要境內投資者、金融機構或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要經過外債管理部門的批準。對境內投資者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限制，實際上阻礙了企業對外部資金市場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資金市場，企業往往可以獲得更有利的融資條件，對降低成本，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大有裨益。調查中有些企業反映，在其對項目進行調研論證的過程中，許多得到消息的外國金融機構也會對該項目進行考察，如果認為該項目有利可圖，則會為企業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條件的貸款承諾。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這部分資金非常困難。

二、我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和外債管理

根據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及省、自治區、直轄市分局、深圳分局是境外投資(不包括商業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的境外投資。)的外匯主管部門。外匯主管部門依據《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及外匯資金來源審查的審批規范》、《關于援外項目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部分項目免繳境外投資匯回利潤保證金的通知》、《關于調整資本項下部分購匯管理措施的通知》等法律法規，負責審查境外投資項目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以及對投資資金的匯出和回收、投資利潤和其它外匯收益的匯回進行監督和管理。外匯主管部門對境外投資的管理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境外投資項目立項后審批前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

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主要是審查投資所在國（地區）的信譽、投資風險等級，投資所在國（地區）有關投資項目方面的法律、法規，投資所在國（地區）外匯管制狀況，以及投資回收計劃的期限是否合理。外匯資金來源審查主要是審查境內投資者是否利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根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限于境內投資者的自有外匯，未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不得使用其他外匯資金。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須報國家計委審批。外匯主管部門受理后30日之內出具正式批復。

(二)批準境外投資項目后的外匯管理

境外投資項目經有關審批部門批準后，境內投資者到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建檔、匯出投資資金等有關手續。隨后，境內投資者須向外匯管理部門定期報送境外投資企業的年度財務報表，接受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管。

(三)對境外投資利潤匯回保證金的管理

按照規定，境外投資企業在匯出資金前必須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但援外項目、不涉及購匯及匯出外匯的境外帶料加工裝配項目和中方全部以實物出資的境外投資項目，可以用境外投資利潤匯回承諾書代替保證金支付。保證金存入外匯局在指定銀行開立的保證金專用帳戶。

(四)對境外投資項目境外融資的管理

對境內投資者利用國際商業借款進行境外投資，需要經過國家計委批準。境外投資企業根據經營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籌措和運用資金，對此不列入國家外債管理范疇，但如果需要境內母公司、境內金融機構以及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必須經境內投資者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審查，并報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

三、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我國對境外投資進行嚴格的外匯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風險。短期內，境外投資增加了資本項目下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產生負面影響，但這只是境外投資引起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直接變化。為全面評價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我們還要考察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長期、間接影響，包括對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影響，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變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資金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對于資源類項目，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匯支出，但彌補了我國資源的不足，對國民經濟總體發展非常有益，而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是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證。我國在境外投資開發國內稀缺資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資源，保證國內資源的及時供應，而且在國際市場價格變動頻繁時，也可以起到穩定國內資源價格的作用。寶鋼在巴西投資開采的礦石就全部運回國內。進口到國內的資源，國內進口商支付的外匯最終會成為境外企業的利潤。這些利潤作為投資收益計入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因此國內企業控制的境外資源進口對我國國際收支不

會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有的項目在彌補國內資源不足的同時，也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從而可以增加我國的外匯收入，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例如，農化集團公司每年可以為國內提供50～100萬噸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銷往國際市場。

對于市場開拓類項目，境外投資有利于提高產品的知名度，促進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業盈利增加，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計入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業在境外的工廠虧損，只要能夠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帶動國內產品的出口，也會改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例如，海爾公司在美國建廠后，在國際市場上的商譽大大提高，其產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額高達4.2億美元，2002年計劃出口8億美元。在境外進行以加強技術研發、收集市場信息和加強售后服務等為目的的投資，也可以通過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國內產品的出口，對改善國際收支有促進作用。

對于尋求有利投資環境的項目，如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避開某些發達國家的配額限制等，只要這些項目不與國內生產商形成競爭關系，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也將是積極的。目前華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國等國進行的紡織服裝加工投資就屬于此類。受當地勞工管理的限制，這些項目并不能帶來大量的勞務輸出。但由于這些國家的紡織服裝出口沒有受到像我國那樣的配額限制，我國企業就可以繞過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這些企業如果在國內擴大生產，產品根本無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可以說，這種項目不但不會與國內產品形成正面沖突，反而可以擴大國內原材料的出口，促進了我國出口的增加。

另外，還有一部分項目以帶動生產資料（包括設備、原材料、勞動力和技術）輸出為目的。這些項目對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改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二)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大型金融機構一般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融資對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資決策機制，對可能投資的項目進行評估。如果項目收益前景良好，則這些機構愿意為項目的投資主體提供各種服務，如信息咨詢、優惠貸款承諾等，以此與這些投資主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一旦項目運行，這些機構通過提供貸款從中獲利。由于這些機構能夠提供比國內銀行更好的服務和更優惠的融資條件，且沒有換匯成本，我國企業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資進行境外投資。目前，我國少數優質大型企業，如中集集團已具備無需銀行擔保的國際融資信譽。

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債，在償還時增加了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長期平衡產生負面影響，但企業在獲得有利條件的融資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業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經常項目上，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議

“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旨在鼓勵企業擴大境外投資，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國際競爭力。改善外匯、外債管理可以為企業擴大境外投資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貫徹實施“走出去”戰略。為此，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對現行管理制度進行完善。

(一)適度放寬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限制

這順應了境外投資發展的需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外匯儲備還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從而為境外投資用匯的放開提供了有利時機。但是，出于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總體進程的考慮，對境外投資外匯管制的放松必須是部分的、漸進的。可以考慮由計委主導，并綜合各部門的意見，制定一個年度境外投資額度的總盤子。在額度內，對符合境外投資鼓勵條件的企業和項目，從寬進行外匯審批，并簡化審批手續，允許企業開立用于境外投資的資本項目外匯帳戶。

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資總規模成為關鍵。在制定總規模時，需著重考慮境外投資引起的資本流出凈額對外匯儲備水平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及境內企業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需求。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300億美元，遠遠高于滿足3～4個月進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將資本外流、償債等外匯儲備支出需求因素考慮在內，比較保守的估計是，如果制定100億美元的境外投資額度，將不會降低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而且可以滿足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需要。對此，我們可以以1998年的資本外逃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情況作參考。盡管當年因外部沖擊，資本外逃情況相當嚴重（經查實在200多億美元的應收未收外匯中，有100多億屬于逃套匯），資本項目下出現了逆差，但由于經常項目有較大盈余，我國的國際收支仍表現穩健，當年外匯儲備增加50億美元，達到1450億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們將境外投資額度設定在100億美元左右，并不會威脅國際收支平衡。根據有關主管部門的分析，境內企業是否進行境外投資主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和條件而定。由于國內市場發展穩定，放開外匯限制并不會造成大量資本流出的局面。現在我國每年境外投資額穩定在20多億美元，如果放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限制，那些過去沒有經過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資將浮出水面。將這部分境外投資需求考慮在內，估計我國每年的境外投資需求大約在30～50億美元。因此，100億美元的額度是可以滿足境外投資需要的。

(二)簡化境外投資外匯管理程序

根據有關部門的意見，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的審查可并入主管審批部門的職責范疇，無須指派單獨的部門進行審批。為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效率，可考慮改變職能轉移后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方式。由于外匯風險主要考查的是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匯兌風險等內容，因此可將外匯風險審查并入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管理。

外匯來源審查主要包括審查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是企業的自有外匯，還是其它外匯資金（購匯，貸款等），外匯資金的來源是否合法等。原來審查外匯來源主要是在國家外匯短缺的歷史條件下考查企業的創匯能力或外匯平衡能力，將境外投資企業的外匯資金來源分為自有外匯和其他外匯資金（購匯和外匯貸款等），規定外匯來源以自有外匯為主。以購匯進行投資雖然會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但在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這種影響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匯為主的管理辦法，允許在額度內購匯進行境外投資。不再區分自有外匯和購匯以后，對企業只須進行資金來源審查。在進行資金來源審查時，對使用財政撥款、政策性銀行貸款的項目要嚴格，對使用自有（籌）資金的項目應放寬，而不論企業的自有資金是外匯還是人民幣，因為企業使用自有資金，投資風險由企業自己承擔。對外匯資金來源的合規性審查今后仍可由外匯主管部門執行。

剝離審批職能后，外匯主管部門只負責為企業辦理外匯支付手續，監督企業外匯收支情況。同時設立國際收支預警機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對國際收支進行監督。如果國際收支出現惡化，則應立即通知審批部門放緩或停止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

(三)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

企業盈利后存在強烈的擴大規模的傾向，而利潤即便留存在國外，同樣會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因此，可考慮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要求，同時通過加強對境外投資項目的事后管理來防止國內資產的流失。

篇（2）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二、有選擇地投資于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

資源開發業投資是用于上游部門的投資，故又稱為前向垂直性投資，其目的在于生產和輸入那些國內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資源，從而替代該資源的進口貿易。任何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資源約束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發生短缺，或由于數量、質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國內不能保證供給，而進口資源又在成本及穩定供應等方面受到限制時，在資源所在地直接投資辦企業就成為彌補資源缺口的必然選擇。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資源短缺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著眼于國內，這些資源的供求矛盾將難以解決；而大量進口又面臨外匯緊缺、國外供給渠道不穩定以及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等問題。因此，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開發我國急需的資源就成為現實的出路之—。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

在我國非貿易性境外投資中，目前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僅為19%，這一偏低的比例與國際投資發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與第一、二產業相比，服務業投資風險較小，投資回收期較短，而且資金有機構成較低，勞動力容量較大，發展服務業的境外投資適合我國現實情況。同時，只有加快對服務業的境外投資，才能配合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強我國境外投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特點，目前應大力對外開拓發展的行業有：一是金融保險業。它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融通資金，增加境外企業和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對我國境外企業的成長發展起到重大的支撐作用；二是建筑承包業。它是建立在人力資本輸出基礎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又能帶動國內設備和材料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三是交通運輸、醫療保健、餐飲服務業。在這些行業領域，我國不少企業已擁有一定的境外投資經驗。其中遠洋運輸已在不少地區取得了較為鞏固的市場地位，以我國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醫療保健服務業也受到不少地區居民的歡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餐飲服務業則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繼續向有關國家的這類市場發展，是有深厚基礎和較大潛力的。

在制定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戰略時，不僅應考慮各行業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程度，而且應該與投資區位戰略結合起來考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條件、技術層次與特點、外資政策與法規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我國境外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亦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業選擇應以制造業為主，向其提供適用技術，這對雙方均有利。與此同時，注重開發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彌補我國人均資源的不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國家）具有廣闊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場，我們可因地制宜地發展勞務輸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動。在發達國家，我國投資行業選擇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旨在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回流，而利潤目標退居其次。我們還應積極發展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投資，以便利用發達國家廣闊的市場和雄厚的資金。此外，在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進行投資，可以選擇的主要行業有資源開發和消費品行業等。尤其是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缺少開發資金和技術，而我國的資源開發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其共同開發當地自然資源。至于消費品行業，目前正是這些國家的“瓶頸”環節，產品嚴重短缺，這為我國企業在該行業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以上是就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行業的總體戰略而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境外投資行業戰略亦應適時加以調整與完善。我們應把境外投資行業選擇戰略與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起來，使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及時制定和頒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便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使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了確保境外投資行業戰略的有效落實，國家應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對鼓勵發展的境外投資項目在稅收、外匯、信貸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許其按國際慣例在境外以靈活的方式籌集資金，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環境。同時應建立健全各類行業協調和咨詢組織，對屬于同一行業內的境外投資進行統籌協調，避免投資分散和內部過度競爭，以便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經濟效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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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惠芳.入世與國際直接投資發展[M].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

[3]俞靈燕.開展海外投資需要政府支持[J].國際貿易問題，2001,(8).

篇（3）

2007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今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這兩個文件為支持服務業企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

從目前的情況看，境外投資主要分布于服務業（第三產業）企業，具有以下特點：一是金融業中的銀行和非銀行企業積極開展股權和并購投資，二是生產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初步開始進行以收購各類資源為主的并購投資。這在兩方面均取得初步成績，積累了一些經驗，同時也存在一定的風險。

（一）金融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聯袂進行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在2007年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對美國私人股權投資基金黑石集團、摩根士丹利；國家開發銀行對英國巴克萊銀行分別進行股權投資之后，今年國內的多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繼續開展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投資對象有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小銀行，甚至包括歐洲歷史上的老牌銀行。在投資中力求控股或占據大股東地位。

1、多家銀行企業開展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1）民生銀行投資美國美聯銀行。2008年3月1日，中國銀監會同意民生銀行公司參股美國聯合銀行控股公司，持股比例4.9%。年底前，民生銀行可增持至9.9%。同時享有增持股份至20%的期權。該銀行是一家專為美國本土華人企業以及在大中華區從事業務往來的美國公司提供各項服務的專業銀行，其總部設在美國舊金山。

（2）招商銀行收購香港永隆銀行。2008年5月30日，招商銀行宣布收購永隆銀行，最終報價定為每股156.5港元，為永隆銀行2007年底的凈資產的2.91倍。這是國內銀行第一次標的在40億美元以上直接進行控股權的并購。2008年9月30日，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永隆銀行有限公司完成股權交割。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并守則》的要約收購規定，招商銀行將按每股156.5港元向剩余的股份發起全面要約收購。該銀行在香港已有75年的歷史，擁有35家分行，是香港知名的家族銀行。

招行行長馬蔚華表示，收購永隆銀行有助于招行拓展香港市場，有助于優化招行業務結構，推動經營戰略調整。通過并購招行可獲得多個金融業務牌照，有助于實現混業經營目標。

（3）中國銀行收購法國洛希爾銀行股權。繼7月底低調收購瑞士荷瑞達資產管理公司后，中國銀行公告，出資2.363億歐元（合23億元人民幣）購入法國愛德蒙得洛希爾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洛希爾銀行”）20%的股份，成為洛希爾家族之后的第二大股東。協議規定，中行獲得參與洛希爾銀行公司治理和經營的相應權力，并向洛希爾銀行委派兩名董事。

2、非銀行金融企業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1）中國平安收購比利時富通投資管理公司。2007年11月，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投資18.1億歐元，購入富通集團4.18%的股票，后又增持至4.99%。2008年4月2日，中國平安與富通集團旗下的富通銀行簽署《諒解備忘錄》，擬以21.5億歐元收購富通銀行擬出售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50%。

（2）中國人壽投資Visa1%股權。2008年3月20日，創造美國歷史上最大IPO的Visa公司（V.NYSE）股票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中國人壽投資3億美元成為其最大的中資戰略投資者。

以上案例表明，我國的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正在抓住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的所帶來的機遇，大步走出國門，進入國際金融市場。雖然截止目前，所有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均出現投資浮虧，但我國的金融機構不應該停止前進的步伐，應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前提下，繼續實施穩健的投資策略。

（二）生產業企業進行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

生產企業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生產企業的概念，由美國經濟學家布朗寧和辛格曼于1975年對服務業進行分類時提出。是指為保持工業生產過程的連續性、推動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效率和產業升級而提供服務的企業。生產業是從制造業內部的生產服務部門獨立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其有別于一般服務業的是其本身向制造業提供中間服務，而并不直接向消費者提供獨立的服務。

生產企業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針對特定的生產環節而提供服務；另一類是提供整體性全流程服務，即從資源開發始，直至售后服務為止。該類企業的代表是中鋼集團。

生產業企業對外投資具有以下的特點，一是偏重資源類企業的收購，二是力求控股，并在收購完成后爭取退市。三是即便為單純的股權投資，也要爭取大股東地位并派出董事。

1、收購資源類企業。該類收購重點在于礦產類資源，一是生產企業聯手制造業企業共同收購，二是生產企業的單獨收購。

（1）五礦集團聯手江銅集團成功收購加拿大北秘魯銅業。2008年1月底，兩中國企業宣布，已收購了加拿大北秘魯銅業公司（NPCC）95.92%的股權，收購價約4.37億加元。

（2）生產企業中鋼集團收購澳大利亞鐵礦資源類企業中西部公司。2008年3月14日，中鋼集團以每股5.6澳元現金直接向中西部公司投資者發出“敵意收購要約”（總價12億澳元以上）；4月29日，中鋼提高報價13.9%，以6.38澳元/股收購中西部公司（總價13.6億澳元），獲董事會首肯。至9月15日的收購要約到期后，中鋼集團正式完成了對澳大利亞中西部公司的收購。目前，中鋼持有中西部公司的股份達到98.52%。

2、通過控股收購，發展壯大企業。

（1）中海油服收購挪威AWO公司。中海油服2008年7月8日宣布，以總共約127億挪威克朗（約25億美元）的對價，向挪威石油鉆探承包商（AWO.OS）發起現金收購要約，收購其100%股權。此交易完成后，中海油服將建立世界第8大鉆井船隊，總共擁有34個運營鉆井平臺（包括雙方在建的鉆井平臺）。

（2）中化國際收購新加坡GMG51%股權。中化國際公告，公司全資子公司中化國際（新加坡）有限公司收購新加坡（GMG）51%股權所涉及的交割及股權過戶手續已全部完成。本次收購的總對價為2.6798億元新幣。GMG公司是集天然橡膠種植、加工、銷售一體化的綜合運營商，業務范圍覆蓋非洲、歐洲、亞洲以及北美洲。

3、股權投資。該類可視為比較單純的投資，不要求控股，但爭取大股東地位，有權派出董事。

（1）中國鋁業投資力拓。中國鋁業公告，截至2008年2月1日，已聯合美國鋁業公司，獲得力拓公司的英國上市公司12%的股份，交易總對價約140.5億美元，是中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筆海外投資。這也是全球迄今為止最大的礦業并購案。公司表示，將擇機增持力拓股份。

（2）中糧集團投資美國最大的豬肉加工企業史密斯菲爾德公司（SFD）。2008年6月30日，SFD宣布，向中糧集團出售700萬股股份，占其總股份的4.95%。中糧董事長寧高寧進入公司董事會。這是中國最大的農貿加工企業首次參股美國企業。SFD是美國最大的生豬養殖、豬肉加工和銷售企業，占有美國豬肉市場25%的份額。

二、境外投資風險評估

從已掌握的資料分析，我國境外投資尚處于低風險階段，已產生的浮動虧損也是可承受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暫時的浮動虧損從長期看，產生利潤的機遇大于虧損的風險。同時，在開展境外投資過程中，各投資主體已經相應的采取了預防性措施。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不考慮市場系統風險的前提下，我國境外投資的風險在技術層面，主要表現為時機的把握和投資對象的選擇方面尚有不足之處；而在制度層面因存在因為中美市場開放程度不對等而帶來的風險更大。

（一）已經采取的風險控制措施

1、國家開發銀行決定增持巴克萊銀行被監管部門否決。今年6月27日，巴克萊銀行公告增資1.5億新股。國開行也宣布增持英國巴克萊銀行股份。然而，國家開發銀行增持巴克萊銀行股份的決定因受到有關部門的反對，而被監管部門否決。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即有投資產生浮虧。二是對美國次貸危機深化、擴大之勢仍難以把握，態度趨于謹慎。

2、民生銀行為預防風險分步增持美國聯合銀行股份。民生銀行董事會秘書毛曉峰認為，目前美國聯合銀行的市盈率在6倍左右，股價大大低于凈資產，民生銀行正在等待合適的進入時機。在考慮收購的時候已經想到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是經濟形勢持續向好，美國聯合銀行股價上漲；另一種就是經濟形勢惡化，其股價下跌。出于技巧上的考慮，我們選擇分三步走的策略。

3、中國平安為投資比利時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制定的保險措施。雙方約定，對于富通投資管理公司擁有的次級貸款衍生債券品種的潛在損失，如果發生則由富通銀行單方面承擔。

10月2日，中國平安宣布鑒于目前的市場環境及狀況，估計成交的先決條件無法完全滿足。經雙方友好協商，終止有關中國平安收購富通集團下屬資產管理公司股權的協議。

4、投資風險集中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目前看，已形成的投資風險集中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而生產企業進行的股權和并購投資，風險則很小。如中鋼集團收購澳大利亞中西部礦業公司就是一項很好的低風險投資。類似的投資還有五礦集團聯手江銅集團成功收購加拿大北秘魯銅業及中海油服收購挪威AWO公司。

（二）初步的分析

初步分析中資企業境外投資存在以下問題，時機選擇上并非底部區域；投資對象上迷信美國五大投行；企業有急于擴張經營規模之嫌。

1、時機選擇并非底部區域。2007下半年，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之后，即有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對美國私人股權投資基金黑石集團、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的股權投資；然后有國家開發銀行對英國巴克萊銀行進行的股權投資。

2008年又有民生銀行投資美國美聯銀行，招商銀行收購香港永隆銀行和中國銀行收購法國洛希爾銀行股權。非銀行金融機構有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收購比利時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和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投資美國Visa1%股權兩個案例。

事后分析，上述股權投資和并購投資，稍嫌過早。如果能在時機的把握上延后一些時間，所提條例更高一些，或可得到更優厚的條件。與中資金融機構急于出手不同是日資金融機構的表現。2008年9月22日，日本三菱日聯銀行對外宣布，收購摩根士丹利10-20%的股權，交易金額最高可達90億美元。可以看出，日資金融機構在電動機的把握上好于我們，他們將可獲得更好的收購條件。

2、投資對象選擇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迷信美五大投行。美國的投資銀行一直是我國發展投資銀行的榜樣。2007年下半年次貸危機爆發不久，美國花旗、瑞銀、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美歐大型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因投資次貸發生虧損，造成資本金下降，影響到資本充足率，被迫急需尋求資金注入。此時，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抓住機會決定向摩根士丹利進行股權投資，并且一步到位。事后分析，如果實施分步投資，則現在將處于主動地位，可在低位繼續投資。同時，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則較多的購買了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發行的債券。

上述現象說明在投資對象的選擇上存在對美國五大投資銀行的迷信，并導致在投資對象的判斷上有一定的盲目性。

3、銀行和非銀行金融企業有急于擴張經營規模之嫌。受到良好政策環境的支持，各企業在缺乏經驗的前提下，擴張步伐稍快，以致于在投資時機和對象的選擇上出現一些問題。

（三）制度性風險：中美市場開放程度不對等帶來的投資風險

我國開展境外投資，最大的風險不在于市場風險，而在于制度層面。即市場開放不對等而帶來制度風險。這一風險尤其表現在美國市場。

1、安全審查規定導致不對等的市場開放，放大投資風險。美財政部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規定，收購美國企業股權大于10%的外國投資需進行國家安全調查；低于10%則自動免于調查。最近，美財政部正在考慮制定更加嚴格的法規，并于4月22日公布了外資對美國本土企業投資安全的新提案。新提案規定，外資對美本土企業投資的某項交易，即使所購股份不足10%，也不能自動免除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這與歐盟市場相比尤其顯得封閉。而在我國，對外資銀行投資的相應規定是不超過20%。

受此限制，我國基金中司對美國黑石集團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資，之所以低于10%，是為了避免安全調查以提高效率。這樣做，雖然提高了效率和投資安全的保障（享有利益補償的優先權），但也失去了在公司管理方面相應的發言權。應該說，這并非中司的本來意愿，而是被迫接受的非意愿投資行為。由于受這一規定的限制，中司無法在市場上低價繼續購買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團的股票，從而放大風險。所謂放大風險有兩層含義，一是放大了浮動虧損，二是將來既使贏利也很少。

篇（4）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二、有選擇地投資于進口替代型的資源開發業

資源開發業投資是用于上游部門的投資，故又稱為前向垂直性投資，其目的在于生產和輸入那些國內人均占有量不足的資源，從而替代該資源的進口貿易。任何一國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會不同程度地遇到資源約束的問題。當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發生短缺，或由于數量、質量、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國內不能保證供給，而進口資源又在成本及穩定供應等方面受到限制時，在資源所在地直接投資辦企業就成為彌補資源缺口的必然選擇。我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某些資源短缺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單純著眼于國內，這些資源的供求矛盾將難以解決；而大量進口又面臨外匯緊缺、國外供給渠道不穩定以及市場價格波動幅度大等問題。因此，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開發我國急需的資源就成為現實的出路之—。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

在我國非貿易性境外投資中，目前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僅為19%，這一偏低的比例與國際投資發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與第一、二產業相比，服務業投資風險較小，投資回收期較短，而且資金有機構成較低，勞動力容量較大，發展服務業的境外投資適合我國現實情況。同時，只有加快對服務業的境外投資，才能配合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強我國境外投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特點，目前應大力對外開拓發展的行業有：一是金融保險業。它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融通資金，增加境外企業和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對我國境外企業的成長發展起到重大的支撐作用；二是建筑承包業。它是建立在人力資本輸出基礎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又能帶動國內設備和材料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三是交通運輸、醫療保健、餐飲服務業。在這些行業領域，我國不少企業已擁有一定的境外投資經驗。其中遠洋運輸已在不少地區取得了較為鞏固的市場地位，以我國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醫療保健服務業也受到不少地區居民的歡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餐飲服務業則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繼續向有關國家的這類市場發展，是有深厚基礎和較大潛力的。

在制定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戰略時，不僅應考慮各行業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程度，而且應該與投資區位戰略結合起來考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條件、技術層次與特點、外資政策與法規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我國境外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亦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業選擇應以制造業為主，向其提供適用技術，這對雙方均有利。與此同時，注重開發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彌補我國人均資源的不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國家）具有廣闊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場，我們可因地制宜地發展勞務輸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動。在發達國家，我國投資行業選擇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旨在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回流，而利潤目標退居其次。我們還應積極發展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投資，以便利用發達國家廣闊的市場和雄厚的資金。此外，在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進行投資，可以選擇的主要行業有資源開發和消費品行業等。尤其是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缺少開發資金和技術，而我國的資源開發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其共同開發當地自然資源。至于消費品行業，目前正是這些國家的“瓶頸”環節，產品嚴重短缺，這為我國企業在該行業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以上是就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行業的總體戰略而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境外投資行業戰略亦應適時加以調整與完善。我們應把境外投資行業選擇戰略與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起來，使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及時制定和頒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便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使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了確保境外投資行業戰略的有效落實，國家應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對鼓勵發展的境外投資項目在稅收、外匯、信貸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許其按國際慣例在境外以靈活的方式籌集資金，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環境。同時應建立健全各類行業協調和咨詢組織，對屬于同一行業內的境外投資進行統籌協調，避免投資分散和內部過度競爭，以便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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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QDII(QualifiedDomesticInstitutionalInvestor)制度即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是指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國家，有限度地允許本國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一種制度。QDII制度最初起源于我國臺灣地區，韓國、智利、印度、巴西等國家在資本市場還未完全開放的20世紀90年代初都設立和實施過QDII制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并取得了許多的成果。早在2001年上半年，香港特區政府就向國務院呈交報告，建議設立QDII。在經過長時間的醞釀和籌劃之后，2006年4月13日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頒布《關于調整經常項目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即央行5號令)，允許符合條件的銀行、基金公司、保險機構可采取各自方式，按照規定集合境內資金或購匯進行相關境外理財投資。2006年4月17日央行、證監會、銀監會、外管局《商業銀行開辦代客境外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以規范商業銀行從事代客境外理財業務。2006年8月30號外管局頒布《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證券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了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證券投資的業務流程及相關監督管理內容。2006年7月21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首批獲得代客境外理財資格的銀行及購匯額度。2006年7月31日，工行的第一款QDII產品開始募集。醞釀已久的QDII至此正式浮出水面。8月批準華安基金管理公司正式啟動QDII試點，這是首家獲準投資境外的基金類機構。截至2007年9月底，已有52家金融機構獲得QDII業務資格。其中包括13家境內商業銀行、11家外資商業銀行、15家保險公司、9家基金公司和4家證券公司。

1QDII制度的風險

QDII制度的實施將有利于我國國內資本市場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有利于解決國內資本投資出路，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消除資本市場間的宏觀套利，推動內地證券市場的創新，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QDII制度下隱藏著的風險。

1.1外匯管理的風險

QDII制度下大量資金流出、流入將通過外匯儲備的增減或匯率變動直接影響本幣供求，帶來跨境資本的大量頻繁流動，會給國際收支平衡和本、外幣匯率穩定帶來壓力。QDII制度對外匯風險具有誘發性，QDII對本、外幣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的實施和金融監管帶來壓力，實施QDII資本跨境流動將存在以下幾種風險：溢出風險、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國內證券市場同國際接軌會導致國外市場的波動通過QDII傳導到國內，而且由于證券市場具有敏感性和一定的投機性，形成股票和債券價格上下波動起伏，隨時有誘發外匯風險的可能。特別是在金融基礎設施薄弱的情況下，處理不慎可能會增加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一旦沖擊力達到外匯管理體制崩潰，那么金融危機將隨之而來。

1.2資本外逃的風險

實施QDII可能伴隨資本外逃。過去若干年，內企業資本金逃避外匯管制主要是通過地下渠道暗中投資于境外。實施QDII是允許外匯資金跨境流動，很可能將對國內股票市場形成巨大沖擊。由于國內證券市場正處在規范完善過程，市盈率較高于國際證券市場，必然吸引資金外流。再加上國內證券市場對外匯投資基金管理缺乏有力的管理手段，有可能引發外匯資金大規模外流。目前由于A、B股市分割，無疑會給QDII跨境流動推波助瀾，這些都應引起我們的警覺。

1.3洗黑錢的風險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反洗黑錢起步晚，雖然《反洗錢法》已經出臺，但制度還不成熟，執法經驗還有所欠缺，目前依然是國際洗黑錢的重要目標。某些不法分子可能利用QDII制度下存在的一些監管空隙而將在國內非法取得的資金以合法的形式調離出境，這無疑給國內外洗黑錢提供了一條便捷的途徑，我國金融控制的難度將增大。

2防范措施

為有效地減少和避免在實施QDII制度時有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我們應通過多種途徑、采用多種措施切實加強對QDII制度運作過程中各個主體、各個環節的管理。

2.1嚴格篩選符合資格的機構投資者，逐步擴大和增加投資渠道和品種

鑒于一般國內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缺乏海外投資經營經驗的現狀，對機構投資者的市場準入必須嚴格把關。要挑選資產規模大、管理規范、具有境外操作經驗的機構投資者。各國實行QDII的動因大多是為了緩解本幣升值壓力及階段性開放本國資本市場，便利居民海外投資。其資本市場逐步開放、投資限制逐漸取消、循序漸進、審慎監管的原則和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同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一樣，我國資本市場長期處于封閉狀態，規模小、投機氣氛強機構投資者比重低、容易縱。正因如此，在我國金融預警、監控制度不靈敏的情況下，實行QDII更應謹慎、求穩。國際經驗證明，對QDII在投資渠道、投資比例、投資品種等方面實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夠合理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不受或少受國際市場的侵襲。我們應以審慎態度制定QDII的資格、投資比例、投資規模、本息兌換等細則，并根據具體實施情況逐步放寬，有效控制沖擊和風險，并為下一步開放積累經驗。

2.2嚴格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主動應對、管理和規避國際投資風險

QDII需要制定完善的內部控制管理制度并嚴格執行，才能杜絕或減少風險發生。要完善券商的治理結構。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有效防止公司管理層拿股東的財產去冒險，抑制“內部人控制”、“道德風險”現象發生，從而控制證券機構的內部風險。要重點加強股票自營管理制度、債券業務管理制度、投資銀行業務管理制度、營業部管理制度，以及內部稽核審計工作制度、財務制度的建設。要實行集中統一的財務管理制度，嚴格授權授信制度，明確每個員工的授權范圍，明確個人分工，將風險管理中的風險評估、風險監控權限分開。要對重要崗位落實責任制和輪換制度。應積極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從投資的額度，機構投資的方式，到投資的范圍，進行合理的調控，使金融機構積累更多管理風險的能力，有效防范風險，主動地去應對和管理風險，而不是被動地防御。我國金融機構長期以來風險的意識都不強，認為防范風險所付出的成本是一種額外的負擔。實施QDII則必須具有高度的風險意識，而且必須要意識到防范風險需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提高未來收益的可預見性和可掌控性。為規避QDII投資風險，機構投資者必須盡快熟悉境外資本市場的法律規定，市場的運作規律，要學會從國際資本市場上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產品中選擇合適的產品，利用國際市場提供的一些避險工具，來防范風險。

參考文獻

［1］方天梯.QDII的外匯管理問題［J］.上海金融，2003，（4）：37-38.［2］沈聞一.QDII機制及其對資本市場的影響［J］.中國外匯管理，2004，（6）：14-15.

［3］王輝.QDII及相關問題思考［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4，（6）：20-23.

［4］王家兵.QDII制度下金融風險的法律防范［J］.經濟與社會發展，2005，（7）：114-116.

篇（6）

關鍵詞境外投資投資模式框架構建

1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基本情況

我國境外投資的發展歷史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網絡。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規律；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

2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目前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這三個目標應該作為構建我國境外投資政策的重點和制定境外投資行業政策、國別政策的準繩。對于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外貿、財政、金融、外匯等配套措施上不同程度的“差別待遇”。這種情況有的是歷史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認識上的誤區，有必要將境外投資的門檻統一到這三個基本戰略目標上來，實施境外投資管理的“國民待遇”。

與此同時，應該實行區別對待、重點扶持的管理模式，這是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境外投資戰略目標的有效延伸。我們可以按照基本戰略目標將不同的境外投資項目（而不是境外投資主體不同）分類，從而確定政策支持、限制乃至禁止的對象。“一個藥房抓藥”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需要。適應多元化的投資目標，一是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的行業政策，并盡快建立境外投資產業目錄，明確鼓勵那些資源開發型、市場服務型、出口導向型和技術獲取型的境外投資。二是要把跨國并購和傳統的新建投資在管理上區別開來，盡快制定通過跨國并購進行的投資適用政策和程序。三是要制定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優先選擇那些經濟互補性較強、市場相對完善金融相對穩定的國家和地區，最大限度地規避投資國別風險。

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部分地解決資本管制帶來的“一刀切”問題。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定背景下，我國實施了禁止購匯用于境外投資的臨時性措施。這一措施對于有效遏止境外投資項下的集中購匯和資本外逃、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禁止購匯的“一刀切”措施雖然限制了投機性資本的流動，但也限制了正常的境外投資外匯需求。而實施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可以對跨徑投資者進行甄別，以保護投資者，打擊投機者。

3加大對境外投資的政策扶植力度和管理

目前，我國對境外投資的鼓勵政策已經涉及到政策性貸款支持、貸款利率優惠、出口信貸支持、政策性投資保險、免繳利潤并充實資本金、實物投資出口退稅、信息服務和技術支持等，應該說是比較全面的。但在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幾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政策支持面窄。目前上述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以境外加工貿易方式進行的境外投資，即我國企業以現有技術、設備投資為主，在境外以加工裝配形式，帶動和擴大我國外貿出口的經貿合作方式。但這只是出口導向型的境外投資，對于同樣符合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的其他類型的境外投資，支持力度較弱；二是政策體系不夠完整。境外投資風險保障等急需的政策還沒有完全落實；三是操作程序比較復雜。企業要獲得外貿發展基金、進出口銀行政策性貸款、援外優惠貸款、合資合作基金等方面的政策支持，都需要經過不同渠道層層申報，耗時長，成本高，部分抵消了政策支持力度。

對本國境外投資提供促進和保護的政策措施，是發達國家的通常做法。

目前，除了完善已經建立的政策措施，擴大覆蓋面，加大支持力度外，還應該借鑒國際經驗，重點建立如下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第一，單獨設立國家對外投資基金。該基金應包括對外投資信貸基金和對外投資保險基金，專門用于支持和鼓勵包括符合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的對外投資，基金的使用程序和方法應簡明、扼要、規范、透明，便于了解、申請和使用。第二，設立專門的政策性海外投資保險，以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出口信用保險。海外投資保險是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因發生非常風險難以收回投資時，為補償投資者的損失而設立的保險。重點保障發生戰爭、內亂導致不能執行合同的政策性風險；企業經營者的海外投資被沒收、征用造成的風險；東道國因外匯不足而限制外匯兌換、拖延付款以及限制進口造成的經濟性風險。第三，為企業創造對外投資安全環境，積極推進和簽訂境外投資有關的政府間協定。首先，加快與有關國家簽訂投資保護協定，以保護我國對外投資者，使其免受因發生戰爭、沒收、匯款限制等非常風險而帶來的損失，保障我國投資者與投資對象國企業享受國民待遇或最惠國待遇。其次，加快與有關國家簽訂避免雙重征稅協定，以簡化境外投資的國際稅收問題，避免稅收摩擦，減輕企業稅負。再次，我國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的締約國，應積極利用該公約及其條款來有效地規避風險。最后，促進境外投資服務體系建設，尤其要加強信息服務，可考慮設立境外投資研究信息咨詢中心，收集境外投資相關信息，并為企業提供咨詢和服務包括協助制定投資合同和章程，協助編制可行性研究報告，協助對東道國合作伙伴進行信用調查等。

4我國境外投資的定位

我國境外的投資活動將圍繞國內建設的總體戰略規劃和需求進行，通過建立國際生產體系和銷售網絡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調整。有條件的企業在境外投資建立生產性企業，不僅可以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研究國際市場規則。還可以直接了解并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科技成果，同時也可以增加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籌資的能力和機會，有利于加強與國內企業的合作，帶動本國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品升級，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整體競爭力。因此，我國境外投資活動要處理好以下兩方面的關系：

4.1企業——產業選擇的相關性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還相當艱巨，境外投資的目的是要通過建立國際生產體系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這就決定了我國境外投資的目標首先要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的客觀要求，反映宏觀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通過境外投資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重組和優化。從微觀主體上看，產業的各種優勢往往存在于不同的企業，企業的境外投資項目不僅要求得到自身的經濟效益，而且投資項目能對國內經濟發展起到輻射作用，這種輻射效應的強弱，不僅取決于企業資本的增殖程度，更主要的是在于投資項目的產業選擇。因為只有合理地進行海外投資的產業選擇，將單體企業的分散優勢轉化為產業的整體優勢，才能為企業帶來投資利潤，同時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改造，進而推動國內產業整體素質的提高。

4.2產業內部貿易量的相關性

境外投資活動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對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發展的波及效應，但是由于這種投資發生在國外，所以其產生的波及效應大小取決于海外投資項目與國內企業的貿易量，海外企業對國內的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的貿易總規模，是衡量境外投姿產業選擇是否合理的重要標志，其實質在于充分發揮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相關產業成長的波及效應。按照這一思路我國境外投資的基本方向應選擇對國內相關產業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部門，這種關聯效應的波及力越大，意味著國際生產對本國產業成長的外溢效益越大。產業內貿易量是由產業內各生產階段的關聯度或連鎖度決定的，這種連鎖關系又被區分為前向連鎖和后向連鎖。對于后向連鎖度高的產業，其最終產品如果在國外生產，能有效帶動國內中間產品和初級產品的生產擴張，通過出口導向實施為本國產業開辟國際空間。對于前向連鎖度高的產業，如果選擇初級產品在國際生產，則有利于為本國相關的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提供資源供給。

參考文獻

1馮雁秋.我國境外投資多元化發展與宏觀管理框架構建[J].經濟學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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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保障體系不夠完善，立法層次偏低在立法方面，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沒有制定統一完善的境外投資單行法，權威性較低。目前，用于規范和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的主要以部門行政規章為主，如商務部的《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發改委的《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不同管理部門各取一塊，分別涉及審批、外匯等單方面管理，并且不同管理部門的行政規章無法相互補充和支持。在遇到一些緊急情況時，各部門往往會采用一些臨時性的政策措施，制成規范性文件。法律保障機制不健全，導致企業對外投資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無法保證，與促進企業“走出去”的要求存在較大差距。

（二）存在多頭行政管理體制，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不健全境外直接投資行政審批呈現多頭管理。現行體制下，我國境外直接投資主要由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外匯管理局負責管理，各管一塊，各司其職，存在多頭行政管理。這種多頭分散的管理體制，增加了企業負擔，還容易造成管理資源浪費和辦事效率低下等問題。由于針對同一主體的不同業務內容與環節的管理資源與數據信息分散在上述多個職能部門，各部門之間尚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機制和數據交換機制。信息資源共享機制不健全，難以滿足當前跨境資金流動全口徑監測的需要。

（三）統計監測體系和主體監管機制不完善統計監測手段單一。境外投資企業在完成外匯登記和資金匯出后，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其唯一的監測手段是每年一次的外匯年檢，年檢數據由企業自主申報，年檢數據較為簡單不夠深入，其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有待進一步驗證，而且從年檢數據中難以挖掘境外投資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資產和權益具體情況，統計監測和調控難度較大。

（四）個人境外投資管理空白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居民財富的日益增長，以及境外資源、環境和投資回報等因素吸引，境內個人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意愿增強。但是，目前發改委、商務部等境外投資管理部門出臺的法規均為境內機構對外投資設計，外匯管理部門制定的《個人外匯管理辦法》雖然為境內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預留了政策空間，但至今仍未出臺相應的具體的實施辦法和操作規程。政策限制和制度空白使大量的境內個人通過非正規渠道進行海外投資。大量的境內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行為游離于外匯管理部門監管視線之外，不僅使國際收支統計數據失真，無法監測境內個人非法財產轉移等跨境資本違規流動規模，也使個人境外直接投資的合法權益無法保障。

二、境外直接投資管理國際比較

中國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起步較晚，在管理上積累經驗不足，因此有必要通過總結歸納其他國家在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方面的有益經驗，指導未來改革的方向

（一）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國際比較1.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美國很早就取消了外匯和資本管制，只要對外投資符合國家經濟政策，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美國一般都允許和支持。在法律保障方面，美國基本上已構建了完善的法律保障機制。尤其是二戰以來，在對外投資方面專門制定了《經濟合作法》《對外援助法》《共同安全法》等有關法律，不斷加大對本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安全和利益的保障。在行政審批權限上，美國實行各州政府管理。一方面美國能面對全球化的浪潮和新經濟興起的不斷變化，來調整境外直接投資管理，保證和占領境外投資市場的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如1999年美國政府實施《金融服務現代化法》，短時間內促使美國跨國銀行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兼并和境外直接投資手段成為世界排名前列的公司；另一方面通過建立海外投資企業資產申報制度，充分掌握企業運行狀況。在個人境外投資方面，美國是鼓勵私人資本境外直接投資的。1948年，美國實施“馬歇爾計劃”時，就創立了海外投資保證制度，用來獎勵、促進和保護私人境外直接投資的安全與利益。在1969年設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作為主管美國私人境外直接投資保證和保險的專門機構，幫助美國個人企業及個人擴大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投資。2.日本：日本的境外直接投資資本管制政策經歷了“由緊到松”的重大調整，實行分類監管模式。在法律保障方面，日本政府始終堅持把支持企業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方針，先后制定和修訂《外匯法》《外資法》和《境外投資信用保證制度》等法律，利用外匯儲備通過購買海外戰略資源和海外企業股權等形式，使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海外投資大國，達到消化巨額外匯儲備和“資源立國”的雙重戰略目標。在行政審批方面，日本對境外直接投資不再采用海外投資審批制度，實行海外投資自由化制度和資本交易項目備案制度，實行“一個窗口、分工處理”的模式，一類政策一個部門主管，不搞重復管理和審查。資本出境管理政策由財務省主管，“外向型”對外經濟政策由主管工商貿易政策的經產省管理。財務省受理對外投資者相關備案文件后，轉交經產省做出對該事項的備案意見，最終由財務省做出決定。在危機管理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嚴格的特許、事先備案和事后報告制度，并實施“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為掌握日本企業海外經營活動現狀、為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調整提供依據。在個人境外投資方面，日本政府在1998年日本國內的外匯兌換和交易完全放開后，個人境外投資基本放開，不受管制。3.印度：在法律保障方面，印度是金磚國家中最早以法律形式來建立投資保障機制的。20世紀80年代初，印度先后制訂和頒布了《對外直接投資法》《國際投資法》《海外投資保護法》等，以法律形式來保障本國的對外投資。在行政審批方面，印度政府不斷放寬境外直接投資限制，推動企業積極參與海外投資。1978年，設立海外合資企業委員會，由商業部、外交部、財政部、工業部、技術發展總局和公司事務部等機構派員組成，負責批準、管理和審查一切有關境外投資的事宜。在危機管理方面，印度政府專門設立經濟司，隸屬外交部，來全面負責監管境外投資企業。在個人境外投資方面，由于印度私人企業較為活躍和發達，印度政府對于個人境外投資管制方面也比中國較為寬松，例如允許個人匯出不超過100萬美元在國外購買房地產、允許個人在海外承認的交易所上市等。

（二）啟示綜合比較上述幾國境外直接投資管理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以下幾點值得借鑒：一是國家都非常重視立法的作用。企業對外投資活動有法可依，減少企業面臨的不確定因素，保障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安全和利益。二是發達國家都設立一個統一的對外投資管理機構，如美國對外投資由各州政府負責管理、日本實行“一個窗口、分工處理”的分類監管模式。這種行政管理資源高度整合的管理模式值得我國借鑒。三是在對境外直接投資監管上都采取了適合自己國情的監管模式，比如美國設立海外投資企業資產申報制度，日本實施“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查”，印度設立專門部門負責監管。四是越發達的國家對個人境外投資管理就越寬松。例如美國個人境外投資管理放開程度大于日本，日本個人境外投資管理放開程度又高于印度。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的政策建議

（一）制定《海外投資法》，完善境外直接投資法律保障體系對我國現行境外直接投資行政法規認真梳理，實現頂層設計，提高法律保護層次，制定出臺適用于所有投資主體、投資區域、投資性質的《海外投資法》作為境外直接投資基本法，從宏觀上把握境外直接投資法律規范，內容涉及鼓勵促進、審批管理、宏觀調控、監測預警、政府服務保障等多個方面。在《海外投資法》的基礎上，涉及各管理部門具體分工的，可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商務部、發改委等部門在境外直接投資審批和行政服務等方面制定相應的制度性和規范性文件，從而形成系統化的、邏輯化的、體系化的完整的境外直接投資法律保障體系。

（二）完善部門分工管理和信息共享機制，整合管理資源一是將境外直接投資項目核準和開辦核準業務合并，歸口一個部門管理，形成主管部門負責事前審批備案，外匯局負責事中監測、事后核查的管理體制。這樣既提高了境外直接投資便利性，避免了投資主體在多個部門奔波，節省時間成本和人力成本，又使境外直接投資管理框架變得清晰明朗。二是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逐步放松境外投資管制，逐漸向自動許可制或登記備案制過渡，對符合條件的海外投資免除政府事先批準，落實企業投資自，實現跨境資金流動均衡管理的目標。三是搭建跨部門的境外投資管理信息共享平臺。開發境外直接投資管理信息系統，實現商務部、發改委、外匯局、稅務部、海關等多個部門境外直接投資審批備案、登記、資金匯兌、納稅、非貨幣出資等多項信息的共享，為國家宏觀調控和構建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資政策支持體系提供信息支撐，防止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監管缺失。

篇（8）

探求安全事故的成因，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物的不安全狀態是安全事故發生直接原因，經統計表明，其中因人的不安全行為導致的安全事故占據了事故總量的絕大部分，某些行業可能達到了80%左右，那么如何解決人的不安全行為這一問題，從而控制安全事故的發生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人的不安全行為來自人的思想和行為，歸根結底是安全素質的體現，而安全文化是文化的一種，在人員安全素質的提高上正好可以發揮文化的影響力、激勵力、約束力和導向力，在依靠現有技術、管理和制度手段等常規方法還難以控制或消滅安全事故的前提下，必須從安全氛圍和文化熏陶的角度展開對人員安全管理的更新和改造，以彌補常規方法的不足，預防安全事故，保障安全生產。

1．2安全文化建設是建設“本質安全型”境外能源投資企業的主要措施

人是安全生產效益的創造者，是操作設備的勞動者，是制度的執行者，是本質安全“人、物、制度、環境”四要素中的最核心的要素，因此通過安全文化的建設，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使系統中各種要素有機融合起來，實現思想無懈怠、制度無缺陷、設備無隱患、系統無死角、安全零事故，是境外能源投資企業建設成為“本質安全型”企業的必由之路。

1．3安全文化建設是“走出去”戰略順利實施的基本保障

“走出去”戰略是實現我國經濟與社會長遠發展、促進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有效途徑，而境外能源投資企業便肩負著國家“走出去”戰略執行的義務，那么境外能源投資企業怎樣才能平穩、順利地“走出去”，關系到安全的兩個層面:一是安全地“走出去”;二是讓安全“走出去”。

1)所謂安全地“走出去”，是指境外能源投資企業要保證所承擔項目的人員安全、資金安全、財產安全、設備安全、設施安全等，概括起來也就是人、財、物的安全，這是“走出去”戰略的最基礎的層面，只有保證了人、財、物的安全，才能保證境外能源投資企業平穩、順利地“走出去”。試想，如果某一境外能源投資企業連自己員工生命財產安全都無法保證的情況下，怎能在境外立足，更別說實現“走出去”戰略了。

2)讓安全“走出去”，則是指，國內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在安全管理方面也做出了經驗，產生了較多較好的安全管理標準、安全技術規程，為了推廣安全管理方面的經驗，同時加強我國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決策權，特別是境外工程企業，有能力、有義務，在輸出資本的同時，積極推廣安全管理標準、技術規程，推行安全經驗。

2境外能源投資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重點

安全文化是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企業應當將安全文化納入企業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單從安全文化方面來說，我們可以采用“縱橫結合”的方法，先了解安全文化建設的形態與層次機構的內涵和聯系，橫向結構體系包含觀念文化、管理與法制文化、行為文化和物態文化;縱向結構體系包含安全文化的形態、安全文化建設的目標體系和安全文化建設的模式和方法。

2．1正確的安全觀是安全觀念文化建設的基礎

安全觀，即是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價值等總的看法，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同的人、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位對安全的作用、地位和價值的看法總是表現的千差萬別，但安全觀總有一個趨向性，那就是“安全第一”，即把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看作是至關重要的大事，看作是企業生存發展的第一要義。對境外能源投資企業來說，把安全放在第一的位置，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局勢、地區動蕩，把安全工作看作是企業“走出去”的必要前提，只有建立了“安全第一”的安全觀，才能處理好安全與生產、安全與效益的關系，才能做好企業的安全工作，確保企業的平穩發展和“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

2．2明確的安全責任是安全管理文化建設的保障

境外能源投資企業都比較重視安全，也會經常用“安全生產、人人有責”來時刻提醒自己，但對“責”在哪里，“責”與“責”的區別是什么確無從答起，實際工作中就會引起職責不清，相互推諉，使安全工作無人負責，無法進行，安全事故就會不斷發生，這不是一個具有良好安全管理文化的境外能源投資企業所應有的局面。因此境外能源投資企業應明確企業內部各部門、各崗位安全責任，建立各級領導、職能部門、工程技術人員、崗位操作人員在勞動生產過程中對安全生產層層負責安全責任制，并確保安全責任“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和分工合理。實踐證明，凡是建立、健全了安全生產責任制的企業，各級領導重視安全管理工作，切實貫徹執行黨的安全生產、勞動保護方針、政策和國家的安全生產、勞動保護法規以及項目所在國安全管理要求，在認真負責地組織生產的同時，積極采取措施，改善勞動條件，安全事故就會減少。

2．3遵章守紀是安全行為文化的良好表現

在我們重視安全的同時，也經常聽到和看到一個個不安全的消息，在我們身邊也時常有不安全的事故出現，追根究底，不難發現，很多事故的根源在于違章違紀，在于沒有很好地落實規章制度，這一點可以從安全理論上加以證明。安全管理學認為:導致安全事故的原因不外乎人不安全行為、物的不安全狀態和管理上的缺陷，而人的不安全行為是主要、直接的原因，這其中的主要表現就是不遵章守紀，可見遵章守紀的重要性。

篇（9）

2海外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與海外直接投資都在穩步增長，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59878.3億元，而海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447.8億美元，到了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40506.9億元，增長了1.1倍，海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457.6億美元，增長了4.5倍。近幾年從國內生產總值與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趨勢來看兩者基本保持一致。雖然我國的GDP與海外直接投資流量同步增長，但經濟增長的速度卻總是要高于海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這種不平衡表明雖然中國海外投資能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海外投資的發展尚不成熟，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2.1技術交流第一，中國海外直接投資便于國外先進的技術、高效率的管理手段繞開原有的一些障礙流入我國，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形式進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中，這種效應更加明顯。以收購、兼并等現代化企業發展模式的推廣，能夠使得海外企業組織機構的部分經營交接權掌握在我國手中，而國外企業為了保持自身企業的持續化發展或壯大經營規模同樣也會把一部分核心管理技術、生產先進工藝等交由我國企業進行專研與學習；另外，海外企業為了使得自身盡快度過兼并、收購的過渡與交接時期產生的負面經濟影響，勢必會留有一些其自身企業的原有職工，這樣我國企業就能在其中與對方企業進行溝通、交流新的管理技術、管理模式等，并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逐步融合并協調發展。同時，以這種兼并、收購的融合機制實行后，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國企業也繞過了不少彎路直接流入國內，并被國內市場的諸多企業組織機構所消化，推動市場競爭，促進國家經濟進一步作出突破。

2.2優化資源配置隨著我國海外投資發展形勢在國際范圍內的進軍與擴張，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我國資源補給供不應求的被動局面，并優化了資源使用、供給等的結構配置，以此帶動了國有經濟的持續增長。也就是說，我國雖然國土資源豐富，但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快速增長，以犧牲自然資源、環境等付出的代價也有目共睹，更令我國難以消化。一方面，供給與持續開發量明顯不足，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要想獲得深層次的能源開發，所付出的人力流、物資流、信息流等也會更大，即難度提升。而隨著海外投資發展形勢的擴張，在能源結構優化配置方面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輔助作用總體來說有兩方面。其一，海外投資，我國投資企業可以利用國外的能源、資源等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開發與利用，從而能夠降低能源性商品在進出口貿易過程中對國內市場造成的價格沖刷，并于此能夠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現狀的市場供應渠道。其二，海外投資在我國能源保障方面所作出的貢獻較大，能夠使得我國能源開發建設的可持續化發展戰略進一步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我國對外投資的貿易結構。

2.3促進了對外貿易發展我國自加入世貿組織后，就已經全面貫徹了市場多元化的經濟發展戰略。可以說，這不僅使得我國走向了國際貿易市場，拓寬國際市場商品貿易渠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鞏固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投資企業管理體系結構，加速了部分國內商品出口擴張程度的提升，從而對我國經濟發展能夠起到較好的推波助瀾的鞏固作用。

2.4提升了勞動生產率海外投資在海外的全面打響，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就業率與勞動生產率，同時也加速了海外投資企業的各項技術水準的提高，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建設進程工作的有利開展，從而使得我國國有經濟提高能夠再次做出突破。也就是說，我國投資企業走向國際后，除了促進了各項管理技術的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項產業的生產投資成本有了大幅度降低。一方面，隨著國內原裝材料、生產設備的對外出口程度增加，加速了勞動就業率以及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我國隨著近年內需建設力度的大幅度提升，并與國外先進生產工藝、技術等的交流與學習，也大幅度促進了更多的國內投資者把目光對準海外市場，從而加速了自身企業結構的整合與調整。為此，企業就要招兵買馬，吸收綜合素質型人才，掌握先進技術。而海外投資正好提供了我國不可多得的契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人才就業率、勞動生產率等指標的提升，使得我國企業發展在本質上有所提升，最終能夠獲得質的飛躍。

篇（10）

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頒布實施及“開元”、“金泰”證券投資基金的規范設立，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業迅速發展，并已逐步成長為我國證券市場上影響力最大的機構投資者之一。但是，我國證券投資基金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仍然面臨著一些問題，主要包括來自外部的客觀問題和基于內部治理范疇的問題，本文僅對我國證券投資基金面臨的來自外環境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我國證券投資基金所面臨的非內部治理范疇問題

(一)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加大了證券投資基金系統風險

我國的證券市場是在政府主導下發展壯大起來的，盡管市場因素所發揮的作用在增長，但是政策仍然是決定我國證券市場走向的首要因素。有關專家曾對我國證券市場的風險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我國證券市場的系統風險高達60％，非系統風險為40％，而西方成熟證券市場的系統風險一般為25％，非系統風險為75％。從股票市場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每一次轉折都伴隨著重大政策的出臺，市場在政策的干擾下發揮著微弱的作用．因此我國的證券市場很難發揮作為我國經濟運行晴雨表的作用。一般而言，證券投資基金投資組合只能分散非系統風險，卻對系統風險無能為力。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只有能夠準確預測和及時掌握政策的變化，并采取相應的投資決策，才能夠分散系統風險，而對于政策的變動，證券投資基金是難以準確預測的。因此，我國證券市場的政策市特征無疑加大了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的系統風險。

(二)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不明確嚴重影響證券投資基金的健康發展

目前，國內證券投資基金業監管的法律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在基金業發達的美國，對共同基金的規范和監管，不僅有證券法、投資公司法、投資顧問法，而且有基金行業的自律，國內目前基金監管所依據的是《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行業自律和基金管理人的自我監控尚處于探索之中。

同我國的上市公司一樣，我國基金管理公司也普遍存在委托問題。基金持有人委托信托人行使基金持有人的權利并承擔相應的義務，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基金，基金托管人監督基金管理人的實際運作。目前在我國基金的實際運作中，尚無信托人這一法律主體，基金托管人在某種程度上兼任了信托人的角色。根據有關規定，基金托管人只能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擔任。由于法律法規上的缺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托管人職責僅僅限于基金的會計核算和基金資產的托管，而面對基金運作中違規操作和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時，采取何種法律行動，履行何種法律程序，還沒有明確的規定，對于基金的管理和懲罰完全通過證監會的行政處分來實現。且處分多來自行政手段，極有可能為基金管理公司損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而不受法律制裁留下隱患。

從實際的運作效果來看，我國基金管理中的委托人和人只是法律形式上的關系，委托人無法通過法律手段和制度安排來防范人的道德風險，當人未能履行誠信義務的時候，利益損失就不可避免，而當利益損失發生后，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委托人追償由于人行為不當所形成的損失。

對于現階段的基金管理公司而言，雖然在形式上構筑了公司治理結構和各項規章制度，但是由于國有化的傾向，現代企業制度所要求的約束和制衡精神卻遠未在實際公司運作中得以真正體現，自律程度的高低決定著基金管理公司的規范程度。因此，委托問題就不可避免。

(三)投資者參與證券投資的意識淡薄，對基金缺乏認識

投資基金最初產生于英國，但目前最發達的是美國。投資基金在美國成為共同基金(MutualFund)，把許多投資者不同的投資份額匯集起來，交由專業的投資經理進行操作，所得收益按投資者出資比例分享。投資基金本質是一種金融信托。目前國內投資者對基金缺乏認識，一方面認為投資基金不如投資股票；另一方面認為投資基金不如存款，因為后者安全系數更高。其實，基金既有股票的收益性，又有存款的安全性，不過程度都略低些它是一種介于股票和存款之間的投資品種。投資者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國內居民金融投資意識淡薄，參與證券投資的程度較低，我國居民證券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例尚不足5％。

(四)證券投資基金品種單一

西方成熟證券市場，經過一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門類眾多的基金產品。就投資對象而言，由股票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基金、衍生金融產品基金、混合基金等，股票基金內部又有成長型基金、價值型基金、平衡型基金、小企業型基金、科技型基金、行業型基金、地區或國家型基金、指數基金等。

目前我國基金品種比較單一，從基金類型上而言，有開放式和封閉式；就投資對象而言，僅有股票基金或者說股票債券混合基金。一般而言，一個國家金融產品的豐富程度與該國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發育程度及開放程度是密切相關的。基金產品創新所面臨的問題需要證券市場的不斷開放和不斷成熟來解決，而不僅僅通過模仿西方市場的產品來解決。

(五)基金管理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目前國內證券投資基金從業人員的從業時間還比較短，投資技巧及防范風險能力等方面缺乏經驗，整個管理人員隊伍還有待建設；我國基金管理公司成立的時間也較短，企業形象尚未完全建立，管理體系、運作機制等方面還有待完善。

二、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管理的對策

(一)拓寬基金業發展的資金來源渠道

積極引導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將資金用于購買基金憑證，機構投資者的資金不僅量大而且穩定，可以為基金業的發展提供可靠的“輸血”通道。為此，可進一步放寬保險資金投資于基金的比例，逐步允許社會保障資金進入基金市場。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的證券投資基金發展歷程告訴我們，真正推動基金業發展的動力來自于養老基金的發展。隨著我國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企業養老基金和居民養老基金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勢在必行。

(二)完善證券投資基金法律法規體系

隨著證券投資基金的不斷發展，許多問題由于法律法規的缺乏而無法得以及時公正的處理，往往是由行政政策取而代之，而行政政策的透明度和持續性通常很難得以保證，法律法規的滯后性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證券市場的良性發展，其后果就是市場參與者自行其是，從而導致普遍違規甚至普遍違法。

因此，建立健全以《投資基金法》為核心的基金法律制度體系，使基金持有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信托人、基金管理人的地位和相互關系通過法律的形式得以確立，明確市場運行規則，從而逐步擺脫過去過分依賴行政指令的發展軌道，逐步實現我國基金業發展的規范化和法制化。

(三)建立完善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及機構

建立完善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體系及機構對投資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首先，投資者可以借此評價基金經理完成匯報率目標情況如何以及在投資過程中對風險的控制如何。其次，投資者還可以對基金之間、基金與實行被動投資戰略的基準指數之間進行比較，評價其績效情況。我國證券投資基金績效評價及機構的建立與完善，不僅可以切實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加強對基金管理公司的風險防范，而且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之間的競爭，起到優勝劣汰的作用，使證券投資基金真正發揮“專家理財”的作用，充當我國證券市場的“市場穩定器”。

(四)加速基金監管市場化進程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監管層應逐步調整對于證券投資基金的監管目標，加速基金監管市場化進程。市場化的監管包括:維護和促進市場的公正、公平、公開、高效和透明，保護基金持有人利益，防止基金業內的犯罪和欺詐行為。

為達到上述監管目標，監管部門可以利用下列監管途徑:對于基金公司、托管銀行及基金從業人員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行為的監督;促進基金從業人員的自律，遵守道德標準和職業規范;加強向社會公眾進行基金業的信息披露，維護公眾對于基金的信心;利用社會媒體的力量加強對基金業的監督;加強對于基金公司、托管銀行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的檢查力度等。

(五)完善基金從業人員資格管理制度及激勵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