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篇（2）

對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的認識和思考，一直以來吸引著各個時代思想家們的智慧。我們生活的這個宇宙本質上是什么樣的呢？是以一種有序的、有規律的方式在運轉還是無序的、雜亂無章的運轉？這種運轉能否為我們的智慧所認識？人們對這些關于宇宙問題的渴求正是造就了人類自身的智力進化和卓越品質的重要動力之一。

在我們今天的視野所及的范圍，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思考的最有影響力的思想是由18世紀的思想家們做出的。18世紀的思想家們建立了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體系，他們設計了一個“有序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世界觀是一種“決定論”的世界觀，堅信這個世界正在按照某種已經設計好的秩序在運行。持有這個“決定論”觀點的人包括諸如牛頓、愛因斯坦等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這個體系的科學性則是由牛頓定律和對牛頓體系進一步思考的數學定律所保證的。當然，自然科學家們這種關于宇宙的信念和洞見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家們，其中也包括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的思想根基也是源于這樣的一種信念。他把這種自然科學的有序世界的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里，形成了一種從看似“無序”到“有序”的觀念，提出了一個“和諧的經濟系統”的觀點。這種和諧的經濟系統的動力則是人的自利動機。

我們決不應該低估這種關于世界的觀點的影響力和洞察力。事實上，我們一直在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下生活并做出各種與我們自身息息相關的決策。一種對于人類經濟社會的“完美和諧”的信念直接導致了大家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效果的質疑，并且主導了許多關于政府問題的爭論。這種“決定論”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我們對于自由經濟的信心和我們對于世界的信仰。

但是這一體系在歷經幾個世紀之后，遭到了懷疑。對于這種“決定論”的世界觀的挑戰來自于統計觀點，尤其是概率論的成功。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二者對于世界的看法的分歧。比如我們說，消費函數是，其中，是自發消費，是可支配收入，c是邊際消費傾向。進而我們可以把消費函數寫作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這個消費函數是更加廣泛意義上的數學若干函數中的一個。這個函數明白無誤地說明，居民的消費量將精確地取決于可支配收入、自發消費和邊際消費傾向。這種函數關系是一種確定性的關系。但是，我們知道，這種關于居民消費的斷言在現實中毫無疑問是會受到質疑的，居民的消費量并不是精確地取決于這幾個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這種消費關于自發消費、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的關系是不確定的，或者說是隨機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這就是二者之間的差別，持有決定論觀點的人依據一種確定性的函數關系認為，這個世界將會精確地按照數學定律所描述的那樣運轉。而持有統計觀點的人卻認為，即使是知道了這種關系，消費與其他幾個因素之間仍然是一種偶然的，不確定的，有著概率分布的關系。

我們把后一種對于世界的觀點叫做統計觀點，正是這種統計觀點，打破了原來思想家們頭腦中的有序結構。但是，這二者之間的分歧似乎是讓人迷惑的。因為，當我們在利用統計方法的時候，我們卻得出了一些幾乎完全可靠的定律。而且，統計總體越是偶然、紊亂，就越能更好地表現出統計規律和必然性。比如，我們投擲硬幣，當我們投擲的次數足夠多的時候，我們發現，出現正面和反面的概率竟然驚人地各是0.5。再比如，我們對于某種考試成績的統計發現，如果樣本足夠的大的話，成績分布將會呈現一種正態分布。并且，人數越多，成績就越呈現標準正態分布。更加令人驚奇的是，看起來我們做事情可能犯錯誤的情況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人幾乎不能隨意地犯錯誤！總之，某些看起來是無跡可尋的東西，似乎又都可以找到規律。這樣，決定論和統計觀點二者之間又有什么差別呢？事實上，二者之間的差別僅在于，統計觀點認為不存在絕對的定律，任何所謂的定律其實都是有著某種概率的“可能的”情形。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什么事情是確定無疑的。也就是說，這個世界是隨機行走的，各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尤其是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我們相信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物質世界都是隨機行走的，那么人類社會也會表現出這種隨機性看來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這并不就意味著隨機行走的世界會因為其不確定性而無法認識，即使這種隨機行走的世界確實可能形成一種混沌狀態。我們能夠在“決定論”和關于世界的“統計觀點”那里架起一座橋梁。那就是：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定律，這些定律是對某些事情本質的一種最好近似，即使這些事情的本質可能并不是一元的。或者說，這個世界會從無序走向某種程度上的有序。對這些統計定律的發現，在我們的專業范圍內，就是計量經濟學的任務了。

二、隨機行走的世界與計量經濟學的任務

事實上，統計的成功應用在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大約在17世紀，有一位叫做格蘭特的英國商人就通過研究注意到：因事故、自殺、各種疾病而死亡的人的百分比是固定的。這幾乎叫人感到驚奇！而且也是統計學的成功使得人們日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定量材料應該得到應有的重視，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府決策者，都應該思考數據。

計量經濟學就是為了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探討統計性規律！因為只要知道了這個規律，我們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認識這個世界。但是要記住這種認識肯定是不完全的。而且根據需要，我們還可以根據這個規律來進行預測。進行預測是我們關心規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更加值得稱道的是，計量經濟學在推斷統計規律時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因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永遠是不會完全的，我們只能根據部分“樣本”來推斷這個世界的整體狀況。可以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如果我們能夠對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進行完全的觀察，我們就期望可以得出一個關于這個世界本質的定律。可是，我們不能把這個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觀察到，也可以說，我們認識的局限是不確定性的來源。能否由樣本近似地認識整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沒有一種堅信可以由樣本來推斷整體規律的信念的話，我們就不能建立這門學科。

這種由樣本來對整體進行推斷的方法是計量經濟學的主要方法。我們要通過一種叫做回歸分析的技術來達到這個目的。“回歸”這個詞最先由F.加爾頓（FrancisGalton）爵士引入。加爾頓研究發現，父母和孩子的身高有這樣的一個趨勢：父母高，兒女就高；父母矮，兒女也矮。但是高個父母的兒女們在同齡人中并不像父輩那樣在同齡人中顯得那樣高，兒女輩的平均身高將“退化”到或者說“回歸”到全體人口的平均身高。這也叫加爾頓的“普遍回歸定律”。加爾頓在智力遺傳的方面也得到了類似的結果：一般來說，天才是要遺傳的。但是天才的后代卻要比他們的父輩們平庸，也就是他們的智力水平將“回歸”到中等水平。但是，對于這種回歸背后的動力分析可能已經超出了計量經濟學這個學科的研究范圍，即使這種研究也許會導致一種有意思的哲學的建立：所有的有機組織都將趨于標準狀態！

回歸的現代意義則稍微有點不同。現代意義上的回歸是指，一個叫做因變量的量和其解釋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也可以說是一種相關的關系。實際上，回歸和相關是兩個極容易混淆的概念，容易混淆的原因既是因為這兩個概念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因為這個世界的復雜性。哲學上宣稱，這個世界是普遍聯系的。這個宣稱的深刻性在于確認了世界上沒有什么是完全獨立的。比如，我們可以發現在現代社會死于癌癥的人逐漸增多，這二者是相關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就此認為，是現代社會導致了更多的人染上癌癥。再比如，這也經常被用來反駁統計結論，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的情況可能和這個國家一個時期的太陽黑子出現的情況存在一種相關關系，但是這種相關關系卻不能作為我們行動的任何指導。在這個問題的區分上，就是計量經濟學和統計學之間的分歧了。計量經濟學討論的是回歸關系，這種回歸的特點在于，我們試圖根據某些變量的數值來估計另一個量的數值，我們要依據這種關系進行預測。比如，我們試圖通過研究父母的身高來估計其孩子的身高。這種估計就要依賴于我們所關心的兩個量之間存在的一種理論上的聯系。而相關關系則充斥著統計學的各個方面。并且因為世界的普遍聯系性，相關關系是一種常態。

基于上面的差別，在回歸中，我們要求解釋變量是確定的，可以控制的，但是被解釋變量（因變量）可以是隨機的（被解釋變量正是我們要估計的）。但是在相關關系中，這二者并不加以區分。之所以說這兩個概念容易混淆是源于這個世界的復雜性，是因為，這個世界本質上就存在一種難以言明的精密聯系。我們實在不能夠足夠自信地認為我們可以確定哪些變量可以控制，哪些變量之間可以精確地被認為是一種回歸關系。比如，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找出一種機制使得癌癥和現代社會之間存在一種回歸關系，就像我們可以發展一種理論來說明，太陽黑子的活動和一個國家的經濟繁榮存在著回歸關系。這個世界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保持謙虛。同時請記住：具有回歸關系可能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具有因果關系。在判斷因果關系時，我們必須要很小心。因為，這個因果關系很不好說，也許看似因果的兩個事件，實際上可能是互為因果的。就像佛經中認為的那樣：因果是循環的。

我們講了這么多關于計量經濟學的性質，實際上是為了表達我們這樣的信念：我們可以在一定的層次上認識世界，我們堅信這個世界存在著某些統計規律，應用這些規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認識和改造世界。計量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可以借助近似地描述了具有相關關系的變量間聯系的函數，主要是回歸函數，來描述這種關于世界運行的定律。

但是，計量經濟學在得到這個回歸函數時所使用的復雜的數學推導可能會讓我們在特定的時段感到計量經濟學的混亂和無序，即使在最后我們堅信可以實現一種理解上的有序。但是，過程中的痛苦可能會讓很多人駐足。這里，我們想提前接觸一下，那條駕馭計量經濟學研究內容的靈魂。

因為，認識世界的理論的建立來自于對世界本質表現出來的現象的分析。有兩種對現象進行分析的方式：一種是對現象直接進行操作。這種操作極其便捷，簡單而且有洞察力，但是對天賦的要求非常高。其不利之處在于這種對現象的思考得出的結論可能廣受爭議。另一種方式則是對現象的屬性——數據來進行操作。過程中要遵循嚴格的科學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了，這種方法因為是用數據說話，可能爭議較少。但是，不利之處卻是，這種分析結論卻要嚴格的依賴于數據的質量，也就是說，這種方法得出的結論的質量不會比數據的質量更好。

盡管有這樣的困難，我們還是推薦計量的方法。因為，數據的質量可以通過統計手段和統計工具的完善加以解決。并且，根據我們的概率知識，即使這種有誤差的數據，其誤差也是有規律的，誤差情況總是會表現為正態曲線。那么如何來對數據進行操作呢？計量經濟學的思路通常是這樣：最簡單的情況下（雙變量回歸），在一個坐標平面上畫出散點圖，發現其大致的規律，通常我們可能發現，我們關心的兩個簡單量之間呈現一種類似于線形的關系（當然，也可能不是線性的，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深的數學工具）。把這種線形的關系利用解析幾何的知識轉化為直線方程并不困難。獲得了這樣的一個直線方程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因為，這個方程，就是在“某種程度的錯誤”的前提下的一種描述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事實上，計量經濟學的任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發現這樣的關于世界如何運行的定律。

但是，在從數據那里獲得一些關于變量間“規律”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另外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在使用數據之前，通過對先驗的知識進行演繹和推理從而得出一系列“定律”。這就是我們在數理經濟學中所看到的那些數理方程式。這些數理方程就是我們對世事認識的理論，這種理論能夠給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指導。尤其是在確定我們所考慮的變量之間的可能具有的關系時很有作用。但是我們是否可以應用這些方程式來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并沒有得到證明。計量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這樣的證明。我們可以利用數據來檢驗這些先驗的定律是否符合實際，或者得出一種明確的可以應用于實際的形式，從而對數理方程做出了適合實際的修正。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中，因為不同的文化等隱性的制度因素，這些定律可實施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事實上，始于一種對世界認識的先驗的推理，建立一種解釋世事的假說并用以改造世界，是每一個學者的虛榮心。

因此，計量經濟學的研究的思路或者說計量經濟學的靈魂是：通過先驗的演繹和推理得出理論模型，最好是數理模型。數理模型中會有參數，那么利用數據對這個模型的參數進行估計得出一條回歸方程，并通過假設檢驗來確認這個方程式。如果這個方程式滿足了理論建立時的要求，那么就證明了那個先驗的理論是正確的并且能夠利用這種理論進行預測。接下來的計量分析就是在這些思路下進行的技術探討了。

對計量經濟學這套思想方法和其技巧的同時掌握，是掌握這門學科并加以實際運用的重要素質。尤其是計量經濟學的技巧，是一個計量人的必備素質。因為我們一直堅信，偉大的思想來源于熟練的技巧。就像武俠中的“打狗棒法”雖然只有十八路，但是，一個使過無數次“打狗棒法”的丐幫幫主足可以因這十八招而笑傲江湖了。但是，如果過于沉迷于高級計量的數學推導，我們就很可能失去欣賞這門學科所固有的魅力的機會，并且因為數學知識的缺乏而造成的沮喪可能會阻礙對其進一步的學習，從而失去了領悟計量經濟學所蘊含的大量關于生活的智慧的機會。因此，這篇文章里，我們不對計量經濟學的技術過多的論及，而主要是看其蘊含的智慧之美。三、計量經濟學：智慧之美

最能讓我們感受到美感的就是計量經濟學這種從樣本推斷整體的思想。如果能夠認識到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復雜性的話，我們對這種思想可能會更加珍視。比如，如果我們有一種信念，比如相信我們能夠通過努力成為一個書法家。那么我們能夠怎么做呢？計量經濟學和書法家們都會這樣建議你：先選取幾十個字來，集中精力把這幾十個字練好，最好是臨摹以往大師們的作品。這樣，你就幾乎能夠發現寫好字的要領。因為，我們不能夠把這個世界上的字都練習到，我們只能夠由“樣本”來推斷所有字的寫法。并且，我們堅信這些“樣本”蘊含了足夠多的關于寫字的要領或者說是寫字規律的信息。這就是計量經濟學的智慧之一。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幾乎將這種計量經濟學的思想推廣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并且可以指導我們成就卓越。無論是學習、應試、還是搞藝術，甚至想要成為武林高手，都可以應用這種思想。“樣本”往往是我們窺看世界本質的窗口！有心人自會從這里得到無盡的啟發。

計量經濟學就像從一個古老的神諭里蹦出來的智慧精靈，它幾乎全面的改變了我們對于腳踏實地的看法！掌握一種過硬的分析數據的能力，無疑會全面的改變你的工作方式和效率。這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是極其重要的。經濟理論經常地被認為是一門空洞無用的理論，這是在未有數據之前做出分析的常見批評，先驗和演繹的方法，很多人認為，不能夠對社會科學的研究有什么意義。但是，有了計量經濟學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就可以從數據出發來進行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這種工作方式無疑會培養我們踏實做人的人品。并且因為處理問題的獨特技巧和思維，掌握計量工具的人會得到青睞——來自上司和運氣。

在我看來，計量經濟學還對我們的人生哲學有著指導意義。人的一生其實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就好像那滑過天際的流星，留下的只是瞬間的美麗。這瞬間如何解釋？采用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度過這一個瞬間？

人不過是蒼茫宇宙中的一粒塵埃，如果這個宇宙尚且遵循著從無序走向有序，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將這個信念加以演繹到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呢？！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只是在一個隨機行走的世界中的隨機行走過程。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在下一個時段，我們會經歷什么、會遇到什么，甚至我們對于我們未來的規劃都是不確定的。這個過程是隨機的、紊亂的、偶然的和無序的。但是，這種無序和紊亂最終會走向有序。用計量經濟學的說法，我們會從這些紊亂偶然的樣本中得到一個回歸方程。這個回歸方程就是我們的人生軌跡！

當然我們對于這個軌跡的認識永遠是后驗的。我們不可能在這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之前就得出一個回歸軌跡作為我們人生的預測，這種東西沒有預測意義。那么這種有序的觀念究竟能給我們什么人生啟發呢？

那就是：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對于發生于我們周圍的看起來是好事或者壞事的東西耿耿于懷，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太過挑剔上天對我們的似乎是不公正的待遇，中國自古就有“福禍”的智慧之言。以一種應有的寬容心態來對待我們的人生無疑會讓我們感到快樂。甚至我們的職業追求也是如此，沒有什么絕對的好或者不好，我們的人生軌跡在我們某些年里需要紊亂和無序，根據計量經濟學的思想，越是紊亂和無序的樣本，我們就越容易得出穩定的統計定律——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假如大家去看看人物傳記就可以發現，在那些人的人生里，他們可能做過記者，參過軍，被抓到過牢里，看起來和其最終的路徑有了很大的背離，可是這些背離最終回歸到這條路徑上。事實上，我們并不好確定，是不是這種每個階段的紊亂和無序最終造成了他們穩定的人生軌跡？！

人生需要這種隨機性。并且如果我們要想有一條穩定的人生軌跡，依照計量經濟學的理念，我們還要讓我們的人生經歷這一樣本足夠大。如何讓自己的人生經歷更多？如何讓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隨機性？那就是：我們要過主動追求的人生。當我們在生活中有意識地主動去追求時，我們就在客觀上豐富了自己的經歷，并且擴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因為，在你主動追求的時候，才能夠發現驚喜和奇遇。消極和封閉的人生態度不利于擴大自己的人生經歷樣本，樣本不具有變異性，就難以得出好的回歸方程。我們都應該學學“蒼蠅的哲學”，蒼蠅的四處亂撞讓蒼蠅即使在被困的時候也有機會逃脫。這也許是更有含義的古語的一句話的意思吧：樹挪死，人挪活。但是，在我們的追求中，因為，我們應該珍視隨機性，因此，對于得失就不必太讓自己負累。得失是隨機的。我們在生活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許在這冥冥之中的東西面前，可能只是一個慈悲的玩笑。太過于在意也許是失去了更多。

參考文獻：

[1]古扎拉蒂.《計量經濟學》（第三版）[M]，林少宮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篇（3）

以下的經典數學結果依照阿羅、德布魯五十年代的定義和證明,本文只對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間R是l維Euclid空間。

經濟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費者i的消費集；是生產者j的生產集；≥i是消費者i的偏好關系；w是經濟的總稟賦。滿足：

（1）Xi凸，閉且下有界；

（2）≥i連續，凸；

（3）

（4）凸，閉；

（5）

（6）。

可行狀態(,）滿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優）狀態（）是可行狀態，且不存在可行狀態()滿足有,并有。

瓦爾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經濟下的一個均衡，其中消費者i以股份θij擁有企業j，滿足：

（A）在i的預算集{}上使偏好≥i極大，

其中。

(B)使j的利潤極大；

(C)，是i的初始稟賦。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經濟（條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個消費者都沒有充分滿足的消費束，且在其消費集內部都有一個初始稟賦，那么上述定義的瓦爾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競爭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個說明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錯誤的模型。

[模型S]生產–交換經濟e。

商品：x,y,z,v,w。

當事人：消費者A，B；廠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數

B的偏好函數。

生產函數：X的生產函數（α）x1是投入；y1，z1是產出

Y的生產函數（β）v2是投入；y2，w2是產出

初始稟賦:A，B各自完全擁有企業X,Y。

A初始擁有xA=0.5,,B初始擁有vB=1。

以上的假設均滿足Arrow-Debreu模型條件。記瓦爾拉斯均衡狀態為“*”。

論證：如果本模型存在瓦爾拉斯均衡，根據是否為0可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一)先設瓦爾拉斯均衡價格≠0。顯然有

設模型的另一個狀態為，并保持Y的生產和B的所得不變，則有

說明該狀態優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

(二)再設瓦爾拉斯均衡價格=0，此時

，

因當事人均為“價格領受者”，=0意味著y不被生產，

設模型的另一個狀態為并保持X的生產和A的所得不變，則有

說明該狀態優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

綜合以上情況，說明本模型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結論]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標準假設的情況下，瓦爾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們把上述論證翻譯成關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個寓言：

魯賓遜A、魯賓遜B分別生活于兩個孤島A、B。

假定：

（1）島A上有1個單位的不可運輸的生產性資源（x），如該島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術，使他可以運用資源x生產面包（y）或黃油（z），其生產函數為;

A初始擁有1個單位的黃油（z）

對A而言，黃油和面包是補充品，A的效用函數為

（2）島B上有1個單位不可運輸的生產性資源（v），如該島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產技術，使他可以運用資源v生產面包y或奶酪（w），其生產函數為;

B初始擁有為0；

對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數

（3）產品的運輸和交易是完全無成本的；

（4）存在一個完全無成本并不謀求自身利益的定價者P。

該經濟可以按照兩種模式運行，即

（甲）“魯賓遜模式”，即A、B各自以封閉的方式生產消費而不理會P所的價格。

（乙）“瓦爾拉斯模式”，即A、B作為價格領受者，完全依據P的價格信號生產，并試圖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況。

顯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滿足是自己生產1單位的面包并與初始擁有1個單位黃油同時消費；B最大化的滿足是自己生產1單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價格中面包的價格不為0，B將生產1單位的面包；A將生產少于1單位的面包，但其生產的一小部分黃油，卻無法交換出去，A比模式（甲）的滿足程度為低。“瓦爾拉斯模式”將劣于“魯濱遜模式”。

如果P的價格中面包的價格為0，A的滿足同于模式（甲）；但B將生產1單位的奶酪，這時B的滿足又將低于模式（甲）。

這樣，完全市場方式的“瓦爾拉斯模式”劣于“魯賓遜模式”，經濟退回至魯賓遜的自足經濟中。這當然也構成了對Arrow-Debreu模型的一個反例。

進一步的討論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考慮模型S中消費者直接生產的問題。

一種可能的批評認為：由于消費者分別完全擁有廠商，故廠商的生產決策由消費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該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利潤在這里失去了意義，所以消費者都應該在自己的稟賦及生產集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實上，根據Arrow-DebreuModel的標準假設，效用最大化和生產最大化是分離的，廠商和消費者一樣是完全獨立的當事人，它的行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論消費者是否完全擁有企業，他絕對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來確定廠商的行為，廠商的行為必須也只能按利潤最大化來決定。除非批評認為反例中的廠商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虛設而加以取消。但這批評只需將模型S稍作變形便可化解。

為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只要把原經濟放大N倍，A和B各變成N個孿生兄弟（但不是復制經濟，廠商仍只有兩個），他們各擁有1/N的股份，其余不變。

[模型N]生產–交換經濟e。

商品；x,y,z,v,w。

當事人：消費者Ai，Bj,其中i,j=1,2,…，N；廠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數

Bj的偏好函數。

生產函數：X的生產函數（α）x1是投入；y1，z1是產出

Y的生產函數（β）v2是投入；y2，w2是產出

初始稟賦:Ai，Bj分別擁有企業X,Y各1/N的股份。

每個Ai初始擁有xA=0.5N,,Bj初始擁有vB=1。

論證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必須服從利潤最大化，特別是N極大時廠商的生產決策直接由消費者作出是極其荒謬的。

其次討論模型假設的現實性。

對于大多數把理論作為預言和解釋工具的現代學者而言，假設的現實性不值得加以考慮。但在模型構造過程中，現實性的考慮有助于模型不被當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論，兩種商品成為補充品是普通的。一種商品為某消費者必需卻被另一消費者視作無價值可以因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類食品），也可以因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產品則幾乎是古代一直到現在制造業的共性。

最后我們考慮凸性。

在嚴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補充品造成某種商品（y）價格為0。B作為價格領受者，依據價格信號生產并試圖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種可能的設想是讓w的價格為0，但這很容易造成價格系統的崩潰。可設想位于孤島C上的魯賓遜C可利用島上的資源v’生產w和w’:v’=w+w’,但C更偏好w’，這又使w’的價格為0。設定一串“島鏈”后以此類推，價格體系則不再能成為指導生產和消費的信號系統。三

現代經濟科學的核心無疑是一般均衡理論，它主要研究競爭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羅－德布魯理論（Arrow-DebreuModel）則在尋求其數學闡述方面取得了迄今為止最滿意的進展，就形式的優美、表述的簡潔、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邏輯上的嚴謹而言，被譽為經濟理論皇冠上的明珠。

這個反映新古典主義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現代均衡理論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它在獲得“邊際革命”（特別是瓦爾拉斯）的推動和現代數學工具的有力幫助后迅速發展。整個學說發展史與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華的經濟學家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經濟理論領域也肯定是最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域。其二十世紀的主要貢獻者，象薩繆爾森、希克斯、阿來、納什、阿羅和德布魯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諾貝爾獎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特別是幾乎所有的數理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條：

在新古典的框架內（即新古典的假設范圍內，指個人理性、完全競爭、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業、規模不經濟等）可數學證明競爭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經濟學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與私有經濟的帕累托效率（又稱帕累托最優）狀態一致。在恰當的形式化后，競爭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為幾個數學定理。瓦爾拉斯均衡的意義就在于：市場價格體系充當“看不見的手”實現最大的社會福利。

本文構造的數理模型指出，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數學證明有錯誤，兩個定理不能同時成立。這個結果顯然對于微觀經濟學有很大的影響，它意味著Arrow-DebreuModel應當進行重大改造，而這種改造無疑會在一般均衡經濟學領域中引發一場重大的理論革命。

參考文獻

[1]Arrow，K.:AnExtensionoftheBasicTheoremsofClassicalWelfareEconomics,1951.InP.Newman,eds.:ReadingsinMathematicalEconomics.Baltimore:JohnsHopkings.

[2]Arrow,K.andG.Debreu,“Existenceof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3]Arrow,K.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SanFrancisco:Holdon-Day1971.

[4]H.Varian:MicroeconomicAnalysis.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

篇（4）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市場失靈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篇（5）

一、引言

公共產品供給是指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選擇以何種方式籌資并加以使用，向社會成員提供公共產品。其實質是資源配置，屬于分配范疇。從世界各國公共產品供給的實踐出發進行抽象，公共產品供給方式不外乎三種：政府供給，市場供給及自愿供給。

公共產品的市場供給是指營利組織根據市場需求，以營利為目的，運用收費方式補償支出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是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基礎上，政府以公平為目的、以稅收和公共收費為主要籌資手段，利用公共資源供給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自愿供給是指公民個人、單位，以自愿為基礎，以社會捐贈或公益彩票等形式無償或部門無償地籌集資金，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公共產品的提供，并接受公眾監督的公共產品供給方式。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體，遵循不同的原則，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籌集公共產品供給資金，決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監督的機制。

幾乎在每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公共品供給的三種方式都在發揮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圍有所差別，而且在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三種方式的作用領域也有不同。公共產品三種供給方式是在空間上并存、相互結合發生作用的，作用的具體模式是多樣化的。大中小規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單位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經濟中能實現秩序和比較高水平的績效（奧斯特羅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作用邊界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公共品自身性質、技術條件、政府職能理念、公平效率標準、政府政策傾向、需求狀況和私人資本規模的不同，可能導致不同的供給方式，而且會導致公共產品供給方式的不斷轉變[8]。現代經濟學在20世紀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發展，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引進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在過去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等主流經濟學里，都只有生產成本的概念，沒有交易費用的概念。企業的生產成本可以分為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在制度經濟學產生以前，主流經濟學認為廠商通過生產成本的調整來決定所要達到的產量。實際上到了20世紀最后30年，因為引入了交易費用這個概念后，人們發現，在總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費跟物理的、化學的產品制造的變化一點關系都沒有，它是為了交易而發生的，即制度經濟學中所論述的交易費用。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公共產品供給的研究將為研究公共產品供給的主體確定問題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本文側重于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選擇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并對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進行了測度，最后部分提供簡要的結論。

二、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威廉姆森認為，費用分為兩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費用，即為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的權利和責任所花費的費用；二是簽訂契約后，為解決契約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從改變條款到退出契約所花費的費用。交易費用的存在取決于三個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資產專用性指耐用人力資產或實物資產在何種程度上被鎖定而投入到一個特定貿易關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種程度上他們在可選擇的經濟活動中所具有的價值。阿羅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費用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它包括信息費用、排他性費用和設計公共政策并執行的費用。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將“交易”的概念和正統經濟學中“生產”的概念相對應，將“交易”分為三種類型：買賣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間的交換關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間的交換關系；限額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對個人的關系。這三種關系類型覆蓋了所有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

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同樣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首先，政府供給公共產品是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交易活動，納稅人支付公共產品的價格（稅金），政府利用稅收收入供給公共產品。其次，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是政府間的交易活動，下級政府是上級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上的人，為本地區供給公共產品，滿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級政府之間在供給外溢性的地方公共產品上也存在著交換關系。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也是一種交易，交易費用是客觀存在于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中的。市場供給公共產品是私人按照市場規則采用收費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進行的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易活動，產生交易費用。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過程是一種平等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資金提供公共產品后獲得心理滿足或者稅收優惠等的一種交易，按照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定義，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過程（分散決策）中、籌資過程中、建立相關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根據交易費用理論，對公共產品的供給進行分析，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主要包括：（1）搜尋信息的費用。即供給者為了獲取消費者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了解公共產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費的成本。（2）談判、簽訂契約、規定交易雙方權利和責任的費用。例如在民主機制下，公共產品的供給是由“以手投票”機制來決定公共產品供給的品種和數量的，由于公共產品的特性和選民的消費偏好、價值取向存在較大差異，要通過一致同意或多數同意的原則來決定公共產品的供給方案，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分級財政體制下在決定由哪一級政府供給哪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的成本（稅收）如何在政府間進行分擔上的政府間多重博弈，也必然帶來較高的契約達成費用。（3）履行契約，收回成本的費用。（4）排他費用，即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消費所發生的費用。（5）監督供給者按所簽訂的契約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費用。（6）避免消費者退出契約所發生的費用。

公共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非排他性決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費者對公共產品的消費，對公共產品的供給不付任何費用的人同支付費用的人一樣能夠享有公共產品帶來的益處；非競爭性決定了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從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即增加額外一個人消費該公共產品不會引起該產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沒有消費者愿意公布自己從公共產品消費中獲得的效用，因此搜尋信息的費用是相當高的。公共產品的兩大特性決定了消費者都期望他人去購買而自己順便享用它帶來的利益，也就是“免費搭車”，由此帶來的交易費用是相當大的。由于公共產品兩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費用存在的普遍性，決定了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都會產生交易費用。

三、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及其邊界確定：理論分析

（一）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確定標準：一個理論模型

公共產品的市場交易存在著較大的交易費用，在某些情況下，政府代替市場供給公共產品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政府取代市場，資源配置由價格分配方式轉為稅收分配方式（政府通過強制性的稅收征收公共產品的供給成本），消除了“價格發現成本”，政府可以通過利用征集來的公共資源，按公共需要，供給公共產品。但當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超過一定規模時，政府活動的邊際成本遞增，因為政府在供給公共產品的過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等原因，也會產生交易費用，此時如果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因為采用分散決策、個人選擇的方式無償或部分無償地供給公共產品，能夠節約機會主義行為和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費用，使某種或某些公共產品的供給產生較少的交易費用，那么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將取代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從歷史和理論來看，同樣存在由于某一主體供給公共產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過其他兩個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現市場—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變化路徑。

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在理論上，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最優的供給方式的選擇，即公共產品供給的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效用。在忽略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僅考慮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時，無論采用何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產品供給的生產成本既定，公共產品供給最優方式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基于這一角度，本文通過一個理論模型來說明公共產品公共方式選擇采用的標準。

假設：

（1）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tc可以衡量且是產量q的函數tc=tc（q）。

（2）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pc=pc（q）=pq。

（3）供給者的收益函數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優供給的條件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費用為0時，帕累托最優的供給條件為：mr（q）=mpc（q）

假設：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供給同一種公共產品，且價格相等；Pq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Gq為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TT為公共產品的生產可能性曲線，U為社會消費公共產品的無差異曲線。按照帕累托最優的實現條件，公共產品生產的最優點在TT曲線與U曲線的相切點N，此時，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消費者選擇的數量對應的邊際替代率對應于生產者的產品轉換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達到帕累托最優，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為不同的供給主體供給同種公共產品，價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為pGq=pPq，過N點切線的斜率為1。

2.在考慮公共產品供給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的情況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給的公共產品為同質的產品時，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點非政府部門與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相等，方可實現效率最優。

3.無法實現效率的情況下，公共產品供給在兩部門之間的調整。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下半段（N點以下，不包括N點），如N1，此時曲線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TT的上半段（N點以上，不包括N點），如N2，此時曲線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A內，類似于N2點的情況，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C內，類似于N1點的情況，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多，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過少；應該減少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增加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如果初始配置處于區域B內，非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與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均過少；應該增加非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的數量，最終調整至mtc

Gq=mtcPq的N點。

（二）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邊界確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

將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中發生的成本分為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設生產成本隨著公共產品供給數量不斷變化，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成正比例的關系，公共產品供給數量越大，發生的生產成本越多，反之，生產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費用的大小取決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機會主義以及資產專用性三個因素的影響，與組織的規模大小沒有一個固定的比例關系，交易費用會隨著資產專用性的增強而呈現出類似于指數函數式的增長趨勢，隨著資產專用性的提高，組織偏離最佳供給規模的程度不斷增加，從而導致組織單位交易費用遞增，呈現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變化（如圖2）。因此，在生產成本與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呈正比例關系的情況下，交易成本的變化對界定組織的邊界能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本文將生產成本與不同組織的交易費用相加得到的總成本與社會可以接受的交易費用相比較作為區分公共產品不同供給主體邊界的依據。圖2是包含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三種等級制度在內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圖2中，OCG、OCM、O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生產成本，TCG、TCM、T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CG、CM、CF分別為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總成本，分別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交易費用允許值（社會承受交易費用的一般標準）為TC0時，E1、E2分別給出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邊界：當公共產品的數量界于E1和E2之間時，宜采用市場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小于E1時，宜采用自愿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當公共產品的數量大于E2時，宜采用政府供給的方式，可以供給公共產品的成本最小。

從圖2中還可以發現，當社會進步、技術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會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普遍降低時（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及交通運輸的便捷等使社會交易費用從TC0降至TC1），原有的組織形式將會出現一些“空洞”（如圖2中FM1、M2G1）而無法覆蓋這些領域，即在這些領域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都不再是實現外部效應內在化的最佳選擇，為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創新創造了需求空間。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雖然只是從公共產品數量這個單一維度分析了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行為的界限，但對我們正確界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可以產生多方面的啟示：

1.在公共產品的供給上既存在市場失靈，也存在政府失靈和自愿供給的失靈，如圖2中FM1、M2G2。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購買公共產品的人無法阻止別人享用公共產品。既然“免費搭車”現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錢購買公共產品的人肯定不多，這樣就會造成公共產品的匱乏。可見，公共產品無法通過市場機制來提供，造成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失靈。由于公眾對公共產品需求差異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時往往傾向于滿足大多數處于中間狀態的受眾的選擇偏好。而一部分人對公共產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滿足，造成公共產品的政府失靈。由于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在第三部門和個人在籌集資金方面面臨的問題，慈善組織的業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給公共產品出現失靈，不能提供較大規模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2.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市場失靈雖然是政府干預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干預，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也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同樣當政府供給公共產品存在失靈時，市場與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都可以起到彌補政府失靈的作用。

3.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決定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有效性的因素眾多，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因此，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必然是相對的、動態的，不存在始終如一的合理區間。

4.市場組織形式處于不斷創新和發展過程之中。作為與市場相對應的組織，政府和第三部門都不可能是惟一的，雖然政府、市場和公共產品的自愿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費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現有的市場組織不能達到效率最優，組織創新便會出現，如產生一些新型的“中間組織”、一體化組織等等。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進步，供給公共產品的主體的創新將是持續的，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在條件成熟的將來，公共產品供給將會出現新的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四、中國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交易費用測度

交易費用是一個內涵廣泛的復雜范疇，完全意義上的交易費用的測算的確非常困難，在目前的統計數據和統計方法下是無法完成。但如果我們借鑒諾思等人的做法，將國民經濟部門區分為轉換部門（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門（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現有的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針對轉換部門而言），即交易部門（專門為經濟主體提供交易服務的部門）所產生的交易費用是完全可以測算出來的。其數量應該等于全部交易部門所消耗的社會資源，即交易部門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其價值表現形式就是交易部門的增加值[10]。基于這一認識，本文試圖對我國公共產品供給中產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費用進行測算。

（一）絕對交易費用的測算

在目前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實踐中，將國民經濟分為16個行業：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和水的生產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探業和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業；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業；科學技術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其他。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中的郵電通訊業部分、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金融及保險業全部、房地產業全部、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屬于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商業的交易部門（私人部門），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則屬于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提供公共產品的交易部門（公共部門）。因為統計年鑒中沒有第三部門（公共產品自愿供給的主體）的數據，也沒有市場供給公共產品的數據，從已有的數據中也很難分離出公共產品自愿供給和市場供給相關的數據，因此，我們假設測算出的公共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市場供給與自愿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為測算出的私人部門發生的交易費用。由于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門增加值資料，所以，本文的樣本區間只能從1991年開始。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或其他公開出版物沒有公布全部細分行業的增加值數據，所以，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中的批發零售貿易業部分、社會服務業中的信息咨詢服務業部分的增加值的數據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間，批發零售貿易業從業人員占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93%，信息咨詢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社會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平均約為5%，我們暫且用從業人員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業中的比重，于是有計算公式：公共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國家機關、政黨機關和社會團體增加值；非政府部門的絕對交易費用=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增加值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信息咨詢服務業增加值=（郵電通訊業增加值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增加值）×93%（金融、保險業增加值房地產業增加值社會服務業增加值）×5%。我們以國內生產總值代表私人部門每年生產的產品數量，以財政支出作為公共部門每年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那么，私人部門單位產品（私人產品）交易費用=私人部門交易費用/國內生產總值，公共部門單位產品（公共產品）交易費用=公共部門交易費用/財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相對交易費用與絕對交易費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私人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3767.6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億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門的交易費用由1991年的662.1億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億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在0.17億元—0.183億元之間，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1994—2003年間呈一個不斷下降的趨勢，由最高的0.220815億元下降為0.127321億元，從圖3可以看出，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高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之后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低于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

（二）邊際交易費用的測算：實證檢驗

1.基本模型與變量的含義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為政府部門供給的公共產品數量，TCg為政府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Q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的產品的數量，TCp為非政府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費用，c0、c1、c2、c3為常數項。對公式1兩邊分別對TCg求導，對公式2兩邊分別對TCp求導，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給公共產品的邊際成本為MCg=c1，非政府部門供給產品的邊際交易費用為MCp=c3。2.數據與方法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1991—2003年的時間序列數據。本部分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1997》、《中國統計年鑒2005》的有關數據統計、計算得出。

估計方法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軟件為EVIEWS3.1。

3.計量結果

（1）公式1的回歸結果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57，調整后的R2為0.953，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2）公式2的回歸結果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數項c0的t檢驗值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從上面的回歸結果看，R2為0.995，調整后的R2為0.995，模型的擬合度較好。

（3）小結

從公式1和公式2的計量結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在我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五、結論

1.按照康芒斯對交易的分類，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公共產品的活動都可以歸入到交易活動中來。無論采用何種供給方式，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都會發生交易費用，因此，公共產品的供給活動可以納入到交易費用經濟學的分析范式中來。

2.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三種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作用的邊界在時間上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動[10]。在不同公共主體生產同質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一樣的條件下，最優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的選擇，取決于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發生的交易費用。

3.通過對威廉姆森范式的擴展分析認為，政府、市場和以第三部門為主體的公共產品自愿供給部門之間可以相互彌補各自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失靈問題，各個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在供給公共產品時存在各自的合理邊界。政府、市場和自愿供給主體的合理邊界是動態的、可變的，不存在一成不變的合理邊界。

4.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交易成本不斷降低、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空洞”且不能彌補的情況下，將會產生有別于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的新的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第四部門”。

5.通過對中國公私部門供給公共產品過程中存在的交易費用的測量發現：從絕對量指標上看，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交易費用的絕對額是不斷上升的；從平均交易費用指標來看，私人部門單位產品交易費用相對穩定，公共部門單位產品的交易費用則變化較大，私人部門單位交易費用與公共部門單位交易費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從邊際交易費用指標來看，公共部門供給公共產品所發生的邊際交易費用要高于私人部門供給公共產品發生的交易費用。因此，就我國公共產品的供給而言，在一定的條件下將公共產品的供給由政府部門交給私人部門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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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科斯，諾思，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譯文集［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篇（6）



發展問題始終是人類社會所熱切關注的一個永恒課題。發展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以發展為核心來探討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不發達的困境。在發展經濟學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發展經濟學家對于發展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對于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較全面的新發展觀。因此，對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觀進行梳理和分析，對于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1新發展觀問題研究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從傳統的模式向新模式轉變，即經濟發展不僅限于經濟增長，而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追求實現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不斷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謂新發展觀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觀念體系，它涵蓋了當展經濟學家對于對發展問題的許多新認知。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發展的方式應當具有可持續性。可持續發展觀對增長發展觀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不依賴外部環境的孤立系統的這一重要缺陷進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充，它認為經濟發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經濟發展的子系統與外部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聯，互相影響，必須反對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索取。只有這樣，發展才能持續下去；2.發展的目標應是實現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它們最終是要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新發展觀把發展看作是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認為發展過程必須是公民真正參與的過程，是本著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則穩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過程”，“在此進程中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最終都將逐步充分實現；3、對發展的機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發展觀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極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場失敗是一種普遍現象。從理論上講這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糾正，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交易規模普遍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過了調節爭端的預期收入。由此，新發展觀另辟蹊徑，提出了配置資源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實現國家、市場與社區三者的互補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得以順利進行。

筆者認為，新發展觀的產生不僅昭示著發展理論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領域擴展，同時也標志著發展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新發展理論也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須引起人們的重視。首先為發展目標的泛化。汲取傳統發展觀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發展目標的教訓，新發展觀把經濟增長、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環境保護、人的自由實現等等都納為發展的目標，雖然面面俱到，卻不免使人無所適從。面面俱到的發展目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各個發展目標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標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發展觀所忽視；其次是缺乏對不確定性發展的關注。新發展觀提出的發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屬于確定性發展和隨機性發展——尤其是確定性發展，這種對人類發展理性的過分推崇，難免會造成發展的某種迷失；最后為發展的視野狹窄。當今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速發展，世界各國的發展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任何一國的發展都不可能再是國別范圍內的封閉式行為。然而新發展觀的發展視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國家的界限之內。超國別范圍的共同體、非國家行為主體、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影響，新發展觀都沒有進行系統的分析，更缺乏建設性的理論體系建構。

2在新發展觀模式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考

筆者認為，當展經濟學家植根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通過系統反思傳統發展理論的優點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新認知。與傳統發展理論相比，新發展觀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國情及新的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樹立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科學技術觀。

經濟的發展，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歸根結底都依賴或取決于科技進步。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的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結合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美國政府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由正副總統任正副主任，以加強國家對科技的領導作用。根據經濟學家的測算，二戰后的50年中，美國生產率增長的1/3應歸功于科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亞洲來講，日本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從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引進技術33854項，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牢固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觀念，以科學技術為先導，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2）具有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之一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是伴隨著技術含量的提高而實現的，而技術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作保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從美國等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和該比重提高的速度看，這些國家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事業，這是使這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條重要措施。而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政府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建立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其開發和投資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3）積極促進結構調整，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廣義的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最重要的是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必須將農村的過剩勞動力轉移出來，并進行合理的產業分工及產業引導，進而實現工業現代化。發達國家普遍走過的一條經濟發展道路就是從粗放型經濟到集約型經濟。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我國必須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改造高能耗的傳統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的技術含量，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以促進投資結構的演進來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4）政府具備較強的駕馭經濟的能力，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能夠進行適度干預。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政府進行發展管理來彌補以確保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在一定的社會形態和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何種經濟增長方式占主導地位，應主要由市場的力量來決定。西方國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走過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從產業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預下，通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則可能實現經濟集約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對經濟的有效干預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擴張，以“高投入、高消費、高排放、低效益、難循環”為特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雖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卻造成礦產資源和能源日趨短缺，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后果。據統計，2003年，我國消耗了世界鋼鐵總產量的30%，水泥總產量的40%，煤炭總產量的31%，實現GDP卻僅占世界的4%，并使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陜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開發上也經歷了同樣過程，付出了沉重代價。因而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6）依據經濟發展的進程科學選擇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

綜觀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歷史可以看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不是由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而是由經濟發展的進程所支配，跨越客觀發展階段而人為地進入某種經濟增長方式對一國經濟發展進程而言，未必是最優的，甚至效_果會適得其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過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國選擇集約化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擴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觀現實性。當然，在投入時我們應該不斷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組合的優化程度，逐漸提高經濟的集約化程度，為經濟增長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轉化創造必要的基礎和條件。

（7）具備良好的經濟體制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

我們所謂的體質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等。發展經濟學研究體制應把體制作為發展的因素。構造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實際上是尋找一種合理配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機制。以發展為綱來研究體制問題，使體制更加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有相應的市場體系。市場是市場經濟活動的舞臺，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資源進行市場配置的空間和環境。市場狀況如何，市場體系是否完善，市場機制是否健全，決定著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這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轉變的經驗，也是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失敗教訓之總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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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天勇.發展經濟學教程［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10.

篇（7）

近年來，我國的醫療費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遠遠地超出了國內生產總值10%左右的增長速度，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醫療費用的迅速增長已成為大家所關心和需要解決的問題。藥品費用是醫療費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整個醫療費用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影響醫療費用急劇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國醫院的業務收入中有50%左右來源于藥品，因而醫療費用的控制焦點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藥品費用的迅速增長。

控制藥品費用迅速增長的關鍵是弄清楚藥品費用上漲的原因，然后對癥下藥。造成藥品費用迅速增長的因素很多，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齡化、疾病譜改變、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識增加、藥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價格管理存在漏洞，醫療補償機制不完善，以藥養醫、用藥管理松懈，現行的醫療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藥等。

藥品費用控制要從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即醫院，付費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著手，重點是在盡可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醫療需求的基礎上控制費用上漲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衛生資源，保證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國內外在控制藥品費用方面采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方法，如藥物利用評價[1],藥品價格控制，風險共擔合同[2],制定基本醫療目錄和醫療保險用藥目錄，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改革城鎮職工醫療制度即費用共擔[3],以及職業道德教育。這些方法對控制藥品費用的上漲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存在著某些不足之處。一是它更多地考慮藥品的價格，而忽視了藥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藥品費用短期上漲的同時，可能帶來藥品費用的長期上漲；二是它對醫療服務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帶有一定的強迫性，沒有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藥物的經濟學評價可彌補這一缺陷，它從藥物的成本和治療效果兩個角度出發，綜合評價藥物治療的成本效益。

一、藥物經濟學。

（一）定義：藥物經濟學（pharmacoeconomics）是指藥物治療對衛生保健系統和人類社會所付出的成本和產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體地說，藥物經濟學應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手段，結合流行病學、決策學、生物統計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藥物治療方案、藥物治療方案與其它方案，如手術治療以及不同醫療或社會服務項目，如社會養老與家庭照顧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評價其經濟學價值的差別。藥物經濟學的服務對象包括醫療保健體系的所有參與者：政府管理部門、醫療提供單位、醫療保險公司、醫生以及病人。藥物經濟學目前已發展成為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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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藥物經濟學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種：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臨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何種藥物治療，包括其它醫療干預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須證明兩個或多個藥物治療方案所得結果無顯著性差異，然后通過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藥物的臨床治療效果，包括療效、副作用、持續時間完全相同，應用范圍較局限。

（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http:??www1lunwennet1net）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較為完備的綜合經濟評價形式之一，比較健康效果差別和成本差別，其結果以單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點是治療結果不用貨幣單位來表示，而采用臨床指標，如：搶救病人數、延長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兩種表示方法：（1）成本與效果比值法：成本與效果比值，即每產生一個效果所需的成本。（2）額外成本與額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給予一額外成本，是否能產生額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雖然受到其效果單位的限制，不能進行不同臨床效果之間的比較，但其結果易于為臨床醫務人員和公眾接受，是藥物經濟學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發展，與成本效果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某種程度上講，兩者均用貨幣來衡量成本，并且測量結果也都采用臨床指標作為最終結果的衡量參數。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為一種單純的生物指標，如延長壽命時間、增加體重、降低的血壓數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結果卻與質量密切相關，注意到病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數變化，即常用單位是生活質量調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結果變化。可以進行不同疾病藥物治療措施的比較，是近年來受到推崇的藥物經濟學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響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質量指標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藥物經濟學研究界對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爭議。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種成本和結果均以貨幣單位測量的經濟學分析方法。與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結果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它不僅具有直觀易懂的優點，還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較不同藥物對同一疾病的治療效益，還可以進行不同疾病治療措施間的比較，甚至疾病治療與其它公共投資項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資的比較，適用于全面的衛生以及公共投資決策。然而，許多中、短期臨床效果變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殘疾狀態難以用貨幣單位衡量，有關長期效果的數據資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經濟學家以外的臨床醫療人員和公眾很難接受以貨幣單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貨幣價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衛生經濟學以及藥物經濟學研究上的應用遠遠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實施步驟：藥物經濟學分析的實施需要10個步驟來完成：（1）明確藥物經濟學研究的問題；（2）確立研究的觀點；（3）治療方案和結果的確立；（4）選擇恰當的藥物經濟學方法；（5）結果的貨幣價值；（6）資源的區分；（7）確立結果事件的概率；（8）決策分析；（9）進行成本兌現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結果表示。

必須明確藥物經濟學所研究的問題和研究觀點。

藥物經濟學的觀點可來自于社會、付費方、機構、部門、病人、任何或所有這些方的一個結合。其次，必須區分治療方案和與它們相關的積極或消積的后果。選擇藥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將其治療結果用貨幣價值來表示。藥物獲得成本與醫療成本包含在與臨床效果直接相關的成本之中，也可來源于文獻或者歷史記載，也可以將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設基礎之上。

二、藥物經濟學研究在控制藥品費用上漲方面的作用。

藥物經濟學不僅注重藥物治療的成本，同時也關注藥物治療的結果，因而在控制藥品費用方面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可接受性。藥物經濟學的作用主要通過下面幾個方面來體現。

（一）指導新藥的研制生產：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商品的需求取決于商品的價值和質量。藥品雖作為一種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樣的取決于藥品的價值和質量（效果）。藥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對研制生產藥品的廠商來說，必須盡可能研制生產出成本—效果好的藥品，從而獲取所需的利潤。藥品生產廠商可根據藥物經濟學研究結果，作出是否生產某種藥品或在遵循藥品價格制定原則的前提下適當降低藥品的價格以提高藥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國家基本醫療保險醫療用藥報銷范圍：目前我國的《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主要是根據臨床醫療需要來考慮的，即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經濟因素、價格因素考慮較少。該藥物名錄適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導和規范臨床用藥行為。基本醫保醫療用藥核銷范圍的藥物遴選是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為基礎形成的。用藥核銷范圍既考慮臨床需要，又考慮經濟等綜合因素。其經濟因素主要指藥物的療程價格，它沒有考慮藥物治療過程中的其它費用，如檢查化驗費、住院費等；它也不考慮藥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著一定的缺陷。目前國外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在確定藥品報銷范圍時，除了要求廠商提供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數據外，還要求廠商提供該藥與國內治療同樣疾病的最常用藥物或以適當的非藥物治療措施作為對照比較物的藥物經濟學結果，國家指導委員會將參考藥物經濟學的結果來作出是否給予報銷的決定。

（三）幫助醫院制訂醫院用藥目錄、規范醫生用藥：

目前我國許多省市為了控制醫療費用的迅速上漲，開始實行“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降低醫院的藥品收入，使藥品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這一政策的推行，對醫院的藥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醫院盡可能使用療效好、價格低的藥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藥物，將成本效果好的藥物納入醫院的用藥目錄中，以便藥物費用的增長幅度控制在政策規定的范圍內。藥物經濟學的研究結果有助于醫院將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藥物選進醫院用藥目錄中。同時，醫院用藥目錄的制訂可規范醫生的用藥行為，阻止不合理用藥。

（四）確定藥物的適用范圍：任何藥物都不是萬能的，都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對患某種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藥物對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膽固醇藥物用于治療具有一定危險因素的高膽固醇血癥病人，是公認成本效果好的治療措施，而用于單純高膽固醇血癥病人，則成本效果不佳。若將降膽固醇藥物用于治療許多沒有危險因素的單純高膽固醇血癥病人，則不但不能降低醫療費用，相反將引起醫療費用的上漲。藥物經濟學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藥物治療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針對性較強，目的比較明確。

（五）幫助病人正確選擇藥物：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以及醫療體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識將逐步增強，醫療服務市場的特殊性也將因此有所改變，不會純粹是醫療服務的供方市場，尤其是藥品服務，越來越多的病人將會自己到醫藥商店選擇和購買藥品。因此，病人對有關藥品信息的需求將會增加，尤其是藥品的價格、效果和成本效果。

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較好的藥品，藥物經濟學研究可滿足病人這方面的需求。

藥物經濟學可從多方面來控制藥品費用的迅速上漲，在我國開展藥物經濟學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必須給藥物經濟學在控制藥品費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國的藥物經濟學研究還剛剛起步，許多人對其還不了解，知之甚少，國家在制訂《公費醫療用藥報銷范圍》沒有完全考慮藥品的藥物經濟學特性。因此從現在開始必須大力開展藥物經濟學的宣傳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國家一樣將藥物經濟學研究納入有關的規定中，充分發揮藥物經濟學的作用。

參考文獻：

篇（8）

 

所謂雙語教學是指將母語以外的另外一種語言直接應用于語言學科以外的其他學科的教學，使第二語言的學習與各學科知識的獲取同步。雙語教學實現了專業知識和外語學習的有效結合，以專業知識為主、外語水平提高為輔，滿足了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1]。在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尤其是加入WTO 的新形勢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目標和模式正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變革，對學生外語能力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提高獨立學院學生的理論知識水平與外語能力，是擺在應用型技能型本科院校面前的一個新的課題。經濟學課程作為起源于國外的專業基礎課程在進行雙語教學改革中有著獨特的優勢。

一、獨立學院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的必要性

（一）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必然選擇

20世紀 90年代以來，國際化成為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化，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教育部高教司在相關文件中提出教育教學論文，今后本科教育20%以上的課程必須進行雙語教學小論文。雙語教學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因而在雙語教學課程的選擇上應更多的體現課程的廣泛應用性。經濟學作為經濟管理類課程的基礎課，為學生學習和應用經管類專業知識做了良好的鋪墊。因而經濟學的雙語教學實踐是一種與國際經濟接軌的開放式教育理念，在教學內容上強調多元、開放、融合，在教學方式上強調靈活，對教師的專業水平、外語水平和教學藝術要求較高，在教學目標上注重培養學生用不同語言進行思維和創新的能力。同時，通過使用學界較為認可的經濟學外文教材、運用先進的教學手段，雙語教學會有力促進我國高等教育向規范化、國際化方向發展。

（二）培養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獨立學院是高等教育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自身發展由“精英化”向“大眾化”過渡的產物，承擔著為地方經濟建設與發展培養大批應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歷史重任。伴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化，獨立學院能否在激烈的高校競爭中站穩腳跟，關鍵也在于能否培養出有別于研究型院校的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演進，應聘者在工作中既精通專業知識又能夠熟練掌握外語的技能越來越受到青睞。因而在對本科生的培養中運用雙語教學可提高應用型人才的綜合素質，并使其更符合國際化人才的標準。

（三）經濟學課程本身的需要

經濟學本身源于國外成功的基礎課程，該課程的原理和框架均源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而國內高校本科教學中講授的經濟學原理幾乎都是從國外著作中翻譯修訂而來的。由于文化背景、思維方式等不同，有些翻譯與原文表達的意思不完全一致，這對學生掌握和應用經濟學原理產生不利影響。此外，由于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發展較快的學科教育教學論文，使用翻譯修改而來的教材大都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其教學內容無法體現經濟學發展的最新動態。借助經濟學雙語教學，一方面可使學生站在英語思維的角度，用英語去理解原著和思考各種經濟學原理，從而更好地把握經濟學的精髓所在；另一方面，通過采用國外經濟學教材，可以增加學生的專業見識，使學生能夠在第一時間吸收到經濟學最前沿的專業知識和理論，增強教學的時效性。[2]

二、獨立學院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改革模式

（一） 教學模式的選擇

根據授課時外語使用程度的不同，雙語教學可分三種不同模式：1、沉浸式雙語教學(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用學生所學第二語言/外語進行教學，本族語/母語不用于教學之中，乃至校內也不使用本族語/母語，以便讓學生沉浸于弱勢語言之中。[3]2、過渡性雙語教學(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在學生剛進校時，部分科目或全部科目使用本族語/母語教學；但一段時間之后，則使用所學外語/第二語言進行教學。因此，過渡性雙語教學即指開始前有―段非雙語教學作為過渡期，以避免學生剛進校因不適應第二語言或外語教學而產生許多困難，其目的仍是逐漸向沉浸式教學過渡。3、保留性雙語教學(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要求學生剛進校時用本族語教學，以后逐步部分科目使用外語/第二語言，部分科目仍用本族語教學。

獨立學院的學生較普通高校的學生入學成績較低教育教學論文，英語水平相對較差，在課堂教學中應對其采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因而我們在教學的第一階段可以主要采用“保留性雙語教學”模式小論文。在雙語教學實施的第一階段，為了不使學生在雙語教學模式下影響對經濟學知識的理解側重運用“保留性雙語教學”模式，即在注重學習專業知識和運用英語的同時，以母語來維持理解與交流過程并在教學過程中強調經濟學專業英語詞匯的滲透，專業概念和理論模型公式的表達，以及部分英語釋義；雙語教學實施的第二階段，可啟用“過渡性雙語教學”模式，在第一階段取得成果的基礎上逐步在經濟類課程中推行雙語教學模式，不斷擴大獨立學院雙語教學課程的范圍，靈活地互用漢語和英語兩種主體語言，努力促進學生逐漸通過專業英語理解關。

雙語教學推行的第三階段，在總結經濟學雙語教學前兩階段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逐漸探索出符合獨立學院自身情況的雙語教學的方式和方法，在學生能夠基本通過英語關，掌握一定經濟學專業英語詞匯的基礎上，逐步推行英語沉浸式教學法，采用全英語授課或逐漸增加英語在經濟學課程中運用的比例。畢竟獨立學院的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并不十分擅長因而具體模式還得視雙語教學實施前兩階段的效果和學生的接受情況而定。當然在使用“沉浸式”教學模式過程中，經濟學教師應注意運用簡單的語言進行教學教育教學論文，把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和案例等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出來，在授課過程中要注意發音標準且語速較慢，使學生能順利地理解和掌握教學內容和知識。

（二） 教材的選擇

選用合適的原版教材是開展雙語教學的基礎。雙語教學教材應當使用外文版的教材，在內容上直接與國外院校接軌，避免因間接引用而產生歧義。要選擇既緊密結合實際又符合時代要求的原版教材，在原汁原味的語言中了解另一種文化，掌握專業知識。目前多數進行經濟學雙語教學的院校把曼昆教授編寫的《經濟學原理》(第三版)作為固定教材使用。該書被美國百余所大學用作經濟學原理課程的教材，可見其全球影響力之大。此外，該教材的語言表達比較規范、簡單、用詞準確，內容更新穎，作者能站在經濟學初學者的立場，激發學生對經濟學的學習興趣，這也比較符合獨立學院學生的英語水平及學習知識的興奮點。但原版教材的選編思路和編寫形式與國內教材的風格完全不同。雖然國外教材知識較新，反映了學科前沿，但國外教材在一些內容上說明得過于詳細，與國內同類教材相比，內容相對較多而且比較零散。因此，教學中可以對教學內容進行適當篩選，抓住學生必須掌握并與國內教材主要內容相契合的部分進行學習，這樣有助于專業課程的學習。[4]而對于相關案例可以作為學生的課外閱讀材料。

（三） 教學時間

根據教學計劃和各專業的實際情況教育教學論文，一般在大一下學期開始學習微觀經濟學，但是獨立學院大一學生的英語相對比較薄弱，開展雙語教學有一定的難度。大學英語一般開設兩年，

大二上學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英語已達到了大學英語四級水平，學生普遍有著較好的英語基礎，這時在宏觀經濟學課程中采用雙語教學對學生來說困難相對要小些，可避免學生一開始就產生畏難情緒。另外，從大學二年級上學期起開始連續、合理地部署和安排雙語教學，可延續英語學習，使英語學習四年不間斷，對學生的英語學習可起到一定的促進和提高作用小論文。而且，可在基礎英語學習之后，將學生的學習興趣轉移到自己的專業上來。

此外，國外的經濟學課程一般是從高中開始，到了大學每學期只學習教材內容的幾個章節，將整個經濟學課程分散到大學的各個學期，更有助于學生的消化理解。而我國經濟學課程一般是針對經管類學生開設的，時間為一年左右，如果進行雙語教學的話應該考慮適當延長學時，以便于教師更好的準備課堂內容教育教學論文，學生更好的理解所學知識。

（四）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建設

雙語教學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是否能最大程度地調動和激勵學生的學習熱情，使教與學互動，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因而高素質的師資是實施高質量雙語教學的保證。從近期實踐看，全國絕大多數的獨立學院是在母體普通本科高校的直接支持下，以母體高校的品牌、師資、管理和其他資源為依托而發展起來的，借助“母體”師資、外聘名校教師是獨立學院最常用的做法。但隨著獨立學院社會化的趨勢不斷發展，建設自己的雙語教學師資隊伍已迫在眉睫。除了外聘歸國經濟學研究生外，獨立學院也應重視本院經濟學雙語教師的培養，一方面大力引進英語水平高、學科知識強的復合型教師，另一方面加大教師培訓力度，特別注重青年教師的雙語教學能力的培訓和提高。如可采取教師自費及學院委培相結合的形式選派英語基礎良好、經濟學專業知識扎實的青年教師赴國內外相關院校培訓。

參考文獻：

[1]白世貞，沈欣.素質教育背景下物流管理專業雙語教學模式研究.物流技術.2010

[2]梁燕紅.微觀經濟學雙語教學實踐探索.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

[3]李榕.我國高校雙語教學問題與對策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8

篇（9）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對人性的不同假設，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發點、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組織資源配置模式。傳統的假設有：受雇人、經濟人、社會人、管理人，但不論哪一種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設，這也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但實際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時候都保持理性嗎？答案是否定的。實踐證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設你到桃李苑買炸排，它們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樣，只是其中一塊比另一塊明顯大，你是不是愿意為更大塊的付更多錢呢？答案似乎是顯然的，人們總是愿意為更多東西付更多錢，但實際生活中卻并非總是如此。讓我們看一個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實驗吧。有兩杯哈根達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裝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來快要溢出來了，另一杯是8盎司，裝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還沒裝滿。你愿意為哪一杯付更多錢呢？

如果人們喜歡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們喜歡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試驗結果表明，在分別判斷的情況下（也就是不能把兩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較），人們反而愿意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錢，平均來講，人們愿意花2.26美元買7盎司的冰淇淋，卻只愿意花1.66美元買8盎司的冰淇淋。這讓人很難接受，但更多的實驗得到了相類似的結果。

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學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在決策時并不是去計算一個物品的真正價值，而是用某種比較容易評價的線索來判斷。比如在上述試驗中，人們其實是根據冰淇淋到底滿不滿來決定如何花錢的。

這對企業決策，商場擺貨方式等都有啟發（試驗表明兩樣都好的東西分開來擺較好，兩樣都差的東西則放在一起比較好），甚至影響著政府的決策。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來刺激消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降低稅收水平，一種是退稅。從金錢來看減收5%的稅金和返還5%的稅金是一樣的，但是在刺激消費上的作用卻不大一樣。人們會覺得減收的稅金是自己本來該得的，是自己掙來的，所以增加消費的動力不大，但返還的稅金則好比一比意外之財，刺激人們更多的消費。所以退稅要比減稅更有效。

（二）"前景理論"二定律

面對風險決策，人們會選擇躲避還是勇往直前？這當然不能簡單絕對的回答，因為還要考慮到決策者所處的環境，企業狀況等情況，我們先拋開這些條件來研究在只考慮風險本身的時候，人們的心理對決策的影響。這時候我們會得出很有意思的結論。

卡尼曼的"前景理論"有兩大定律：（1）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風險；而在面對損失時，人人都變成了冒險家。（2）人們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損失的痛苦要遠遠大于獲得的快樂。

來看兩個好玩的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元，B是50%可能性贏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會選擇哪一個呢？大部分人會選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有這樣兩種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損失。結果大部分人會選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可是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兩個實驗其實是一樣的，只是玩了個文字游戲而已。第一個實驗中假設你剛剛贏了2000元（以此為參照），那么如果你選了A就相當于肯定損失了1000元；選B50%可能性贏2000元就相當于50%可能性不損失錢，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當于50%可能性損失2000元。

這個似乎玩文字游戲的實驗結論對管理決策是很有意義的。舉個例子，一家公司面臨兩個決策，投資方案A肯定盈利200萬元，投資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萬元，50%的可能盈利100萬元。這時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標比較低，不如說100萬元，那么A方案看起來好像多賺了100萬元，而B則要么剛好達到目標，要么多賺200萬元。A和B都是獲得，那么大多數人會選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標比較高，比如是300萬元，那么大多數人會選B方案，員工會抱著說不定會達到目標的心理，去拼一下。這說明老板（決策者）完全可以通過改變盈利目標來改變員工對待風險的態度。

篇（10）

特殊的歷史條件使中國需要有更多的能夠解決實際經濟問題方面的專家，即所謂實踐型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是專門研究資源高效配置、經濟增長和財富創造秘密的學問。一般來說，它較之其他社會科學更具有實用性，歷來被人看做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甚至有人把經濟學稱之為致用之學。所謂致用，指的是經濟學研究要緊密聯系實際，為現實經濟的發展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經濟學家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專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及焦點問題。相對于美英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而言，處于經濟轉型期的國家大都面臨著更多的經濟發展難題，因而經濟學研究的應用色彩也表現得尤為濃烈。當前中國正在進行前無古人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中國的經濟學家面臨著諸如宏觀調控、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金融安全以及“三農”等諸多世界級的難題。就當下的中國經濟學家而言，首要任務就是要能對轉型時期的諸多經濟難題作出科學的解釋，并提出解決的辦法，以使中國經濟能更加平穩快速地向前發展。

在我國，多數經濟學者都有著強烈的社會參與感和責任感，都很關心現實經濟問題和經濟政策，并以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學者以滿腔熱情積極參與探討經濟轉型時期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思想活躍，新觀點迭出，理論熱點一個接一個，從而引發了經濟研究空前繁榮的局面。他們的研究工作，已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貢獻，立下汗馬功勞，應當被肯定和受到贊賞。我們不能因為個別或某些經濟學家的行為不端，名聲不好，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對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社會經濟20多年間發生的巨變中所起的積極作用視而不見。

在體制轉軌和社會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促使經濟學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大量對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經濟學家的地位，同時也推動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正因為中國經濟學家面臨著許多世界級的難題，他們的研究工作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還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品位。這就如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說的：“誰能正確解釋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任何一個國家中，總要有一批經濟學家以主要精力關注經濟發展中的難點和焦點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出謀劃策，從而為指導和促進經濟發展作出扎實的貢獻。同時，經濟學家中也還需要有一些人堅持從事與基礎理論和方法論有關的所謂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是源頭活水。如果沒有理論的深入發展和創新，解決具體經濟問題的對策研究就會失去科學的依據。我們時代既需要大批實踐型的經濟理論專家，也需要有一定數量的專門從事純學術研究的所謂書齋型的經濟學者。這兩類經濟學家各司其職，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對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視程度似乎顯得不夠，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比較明顯。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的情況，這也許與純經濟學理論研究本身的特點及當今中國經濟學家所處的學術環境不無關系。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寂寞的行當。翻開一些經濟學著作，映入眼簾的是大量專業性的名詞術語、種種干巴的符號、數字、圖表和艱澀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蘇格蘭人托馬斯·卡拉利曾把經濟學稱之為“沉悶的科學”，這句話如今已是廣為人知的名言。在許多人看來，經濟學是沉悶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發生興趣的。不僅如此，有些經濟學理論還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充滿著艱辛和坎坷，需要沒有“功利性”的雜念，能潛下心來，長久地孜孜以求，不斷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勞苦，能不斷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達到光輝的頂點。顯然，在世風浮躁迷漫的環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專心這一不能立竿見影換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經濟轉型時期的國家，浮躁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社會心態，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也不例外。在社會的功利和浮躁之風甚熾的現實境況影響下，難免會有一些從事純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學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紛紛從書齋里跑了出來改而趕時髦、追熱點。上述情況，造成我國的經濟學者對純經濟學理論問題較少有人問津，研究力量相對較弱。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不斷有人呼吁要重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的研究。

純經濟學理論問題研究很重要。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對經濟學理論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創性貢獻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經濟學家，就說明這個問題。在國外，從事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大多在高校擔任教職，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針對這部分所謂學院派的經濟學家。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反映著一個民族思維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質的高低。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的競爭，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中國作為當今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不應當僅僅滿足于能夠為世界創造出巨大的GNP份額，中國的經濟學家也應當能夠為人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

我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起步較晚，近年來，在改革開放所勃發的無限生機的推動下，以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為依托的中國經濟學理論研究，雖然已呈現出長足發展的態勢，但從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的初創階段，水平還不夠高。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理論研究整體水平雖然大有提高，在我國經濟學家中雖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卻無聲望卓著、能被國際經濟學界公認的堪稱大師級的學者，沒有具有帶動性甚至能夠引領國際經濟流發展走向的頂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于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論壇，能躋身于國際前沿并能在國外頂級刊物上發表文章者更是寥寥無幾。至今仍無人在經濟學領域中的某個方面作出開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貢獻，更沒有創造出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定理、假說或模型。

（3）我國至今還沒有形成自成體系且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流派，而能否出現或形成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則是經濟學理論研究成熟與否的標志。

（4）經濟學的學術論壇進入門檻低，國內有些從未受過專門的經濟學知識訓練者也可以搖身一變而輕易地成為“經濟學專家”，在舉辦的一些所謂層次較高的經濟學論壇上高談闊論，大講經濟熱點問題。

從以上列舉的幾點看，我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確實還有待提高。當代的中國經濟學家還面臨著經濟學科建設和經濟學理論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雖然當務之急是要努力解決面臨的重大經濟問題，但從長計議，也應當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現代經濟學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時代把中國的經濟學家推到了創新的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前沿。那么，中國的經濟學家怎樣才能不負時代的重托，提升中國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水平，促進經濟學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呢？筆者認為，在現階段這一特殊歷史時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的中國經濟學者，應當特別重視樹立優良學風和崇尚實踐這兩種科學的治學態度。

首先，要大力倡導優良學風，反對學風浮躁。

近年來，經濟學界的浮躁之風甚囂塵上，學術貶值，聲譽跌落，甚至遭到大眾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學風而言，社會公眾對經濟學界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1）有些經濟學家心浮氣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跡于大眾媒體，時而出現在報紙上，時而出現于熒屏間，或接受采訪，或發表演講，大談自己的所謂“高論”、“創見”，炒作自己；（2）有些經濟學家通過媒體的炒作和包裝，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無所不知的人，經常越出自己的專業范圍，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表一些令人十分費解甚至存在常識性錯誤的言論，出洋相，自然成了輿論批判的靶子。

近年來，我國經濟學界之所以會出現諸多學風不正的現象，既是因為受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的環境、氛圍的影響，也與經濟學家個人科學精神的失落，學術品格的缺失不無關系。要凈化學術環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學風，最要緊的是提高經濟學家的學術品格。學者的一生的標志是他的作品，而學者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學風嚴謹和潛心學問以及為科學獻身的精神，而這些學術品質來自于學者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作為合格的經濟學家，不僅要有扎實的經濟學理論修養，而且還應當具有為國效勞和為民謀利的理想信念，胸懷民族的興衰，情系民眾的苦樂。學術品格和學術根底，是學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備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才能樹立正確的學術榮辱觀，以報效祖國和人民而開展學術研究為榮，以急功近利和弄虛作假為恥，不為利所惑，不為欲所動，不求聞達，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艱辛，在經濟學理論的學術園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