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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出口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2-28 15: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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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出口論文

篇(1)

關于加工貿易企業在生產網絡中的自我提升,學者們普遍認為需要依靠生產網絡所帶來的知識和技術溢出作用。JayBarney(1996)在文章中提到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加工貿易中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技術轉移及技術外溢來提高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促進本國產業的升級。由于加工貿易的投資方需要形成一定的生產規模,占領產品的國際市場,這使得投資方會主動提供一部分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劉志彪、劉曉昶(2001)認為,全球生產網絡的產品生產鏈會不斷向具有更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延伸,我國企業應抓住機遇、總結經驗和積累知識,從而達到產業優化與升級的目的。PerterJ(2004)在文章中論述到加工貿易方式可以將東道國與投資方利益捆綁在一起,由此,通過技術和市場的不斷滲透和溢出,東道國企業可以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營銷網絡,形成自主的知識產權,促進本國的產業升級。Grossman和Helpman(2005)認為,同加工貿易密切相關的垂直專業化分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既與發展中國家本身的技術水平有關,也和制度環境有關。劉德學等(2006)提出,在全球生產網絡中,高層級主體特別是領導廠商之所以能夠占據附加值相對較高的價值鏈環節,是因為他們控制著相關的“稀有資產”,這些稀有資產既包括有形資產,也包括無形資產。加工企業要想取得網絡主體地位及其所從事價值鏈環節的提升,就必須逐步獲得或創造這種“稀有資產”,而這一過程可借助于全球生產網絡中的知識轉移與擴散機制得以實現。

在分析我國加工貿易產業升級的外部影響因素時,學者們分析因素的焦點基本上集中于勞動力稟賦、技術、外資企業的戰略和目標以及政策環境等方面上。如龐大同(2001)在文章中提出,要促進加工貿易,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產業的轉型和升級,應從優化配套環境,制定發展戰略,設立研究開發中心,建立出口加工區等幾方面入手。潘悅(2002)動態考察和調研分析了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分布和產品性質,指出中國加工貿易正處于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換代的階段,中國的加工貿易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較之從前已有了顯著提升。BoyLüthje(2004)在以IT產業為例論述全球生產網絡和中國的產業升級時認為,除企業內部工資和工作標準等因素外,經濟、產業的狀況和外商投資政策也會影響到產業的發展。

綜合已有的研究觀點,本文認為外部環境的作用只是輔的,加工貿易產業的升級根本在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的轉變和提升。要達到這一目標,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溢出以及東道國企業的自主創新將是關鍵;政策環境也將從外部對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提供引導和支持。

2加工貿易出口升級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加工貿易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升級取決于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包括外商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外部因素包括服務聯系成本、環境因素等。然而內部和外部環境這兩方面是否對于中國加工貿易產業的升級有顯性影響,需要實證的檢驗。

針對中國加工貿易的現狀,本文選取了加工貿易增值率作為衡量加工貿易產業升級的指標。依照全球生產網絡的特征,所處網絡層級越高,企業獲得的利潤越多,因此增值率可以綜合反映加工貿易產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狀況。

加工貿易增殖率=(加工貿易出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加工貿易進口額

在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衡量上,本文選擇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億元)作為衡量標準。而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指標由科研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額(億元)來代替。

外部環境方面,郵政電信業產值(億元)將作為服務聯系成本的衡量指標。

數據選取自1992-2007年,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實證分析所用計量軟件為SPSS10.0和EVIEWS5.0。

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1992年至2007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研發)同郵政電信業產值(郵電)三個變量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如果直接用于分析,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共線性問題,這里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做變量轉換來解決共線性問題。

通過SPSS軟件的因子工具,確定各個變量權重可得:

表1主成份分析法各變量權重

由上表中可看出回歸變量的T值分別為-3.341和5.292,在1%的顯著水平下T檢驗通過。調整后R2=0.659,方程擬合度較好。回歸方程為:

增殖率=-0.731+0.131LN(0.911*FDI+0.980*研發+0.981*郵電)(2)

根據以上計量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解釋變量外商直接投資、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電信業產值與江蘇省加工貿易出口結構比的變化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且對加工貿易增值率的影響效應均為正。由此可見,加工貿易企業的升級,同自主創新、研發與知識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知識與技術溢出效應;以及信息服務、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完善有密切的聯系。

考慮到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投入和加工貿易出口增殖率(Y)之間可能存在的時間上的滯后關系,利用計量軟件對兩個變量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下:

表3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由相伴概率知,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FDI不是增殖率(Y)的格蘭杰原因”的假設,而不拒絕“增值率(Y)不是FDI的格蘭杰原因”的假設。因此,從2階滯后的情況來看,FDI的增加是加工貿易增殖率上漲的原因,從而進一步說明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促進了加工貿易企業的發展。3加工貿易出口升級策略

加工貿易出口的產業升級源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地位的提升。這種提升要從企業自身和外部環境兩方面入手。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首先在企業層面上,要鼓勵企業加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并且在生產經營中進行學習積累和自主創新,提高自身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其次外部環境方面,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的產業政策來引導加工貿易的發展,為企業的升級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具體而言,可以借助于以下策略與渠道加以改進和提高。本文由中國收集整理。

3.1加強外商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有多種渠道,包括市場競爭、技術示范、人員流動、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等。可以通過建立公平的競爭市場,打破壟斷和改變原有的市場結構,提高企業效率;制訂相關政策來促進外商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技術信息的傳遞;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利用機制,鼓勵有外資企業工作背景的高層次人才進入內資企業,由此會把外資企業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文化帶給內資企業;加強內外資企業的合作開發和生產,通過生產鏈上下游的聯系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傳遞到內資企業。

3.2提高國內企業的學習能力和技術吸收能力

國內企業的學習能力與技術吸收能力同樣影響著技術溢出的效果。具體可以采用的方法為:(1)制訂相應的促進政策,鼓勵內資企業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開展合作項目,聯合培訓其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同時鼓勵內資企業參與跨國公司的各種重大科技活動,承擔部分研究工作,加強外國直接投資企業與內資企業之間的技術溝通。(2)充分利用高校的研究優勢,鼓勵國內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進行技術及員工的培訓合作,提升內資企業的技術支持能力,從而達到更好地吸收技術外溢的目的。

3.3鼓勵技術自主創新和開發

加大政策對加工貿易企業技術創新和開發的支持力度,鼓勵和推動企業的設備更新、技術改造和員工培訓,推動加工貿易的更快升級。同時要努力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發展,制定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扶持性政策。在制定加工貿易政策時,可以采用將高新技術產業與一般制造業區別對待的方法,利用優惠政策鼓勵企業通過加工貿易參與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

參考文獻

[1]劉志彪,劉曉昶.垂直專業化:經濟全球化中的貿易和生產模式[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1,(10).

[2]龐大同.深圳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優化的思考及建議[J].企業改革與管理,2001,(1).

[3]潘悅.在全球化產業鏈條中加速升級換代——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升級狀況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2,(6).

[4]劉德學,付丹,卜國勤.全球生產網絡、知識擴散與加工貿易升級[J].經濟問題探索,2005,(12).

[5]劉德學.全球生產網絡與加工貿易升級[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篇(2)

一、引言

2001年世界銀行公布了題為“全球化,增長和貧困: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經濟”的報告。該報告中指出,24個發展中國家在不斷融入世界經濟后,其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人均壽命得以增加,教育事業得到發展。除了外國的直接投資,出口是連接這些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的最為重要的渠道之一。通過出口,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企業可以擴大其市場份額并從規模經濟中獲益。本文分為兩部分:首先對有關出口行為決定因素的文獻進行回顧,然后具體解釋出口規模與技術及腦力資本間的聯系。

二、出口的決定因素

經濟學家已經提出一些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很長時間以來居于主導地位的范例是代表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郝克謝爾——俄林模型。該模型指出,由于特定生產要素的豐裕,國家專門生產和出口本國具有相對成本優勢的產品。

盡管上述理論被廣泛用來解釋國家間的貿易形式,同時此理論對于出口的低水平聚集也提供了有效的解釋。除了以往實證研究認為的具有比較優勢的成本外,規模經濟,完全競爭和技術對于企業和部門來說,決定出口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將在下一節對這兩個基本點進行預測。

1.出口規模

傳統理論多集中于對企業規模和貿易間的關系研究。(Bonaccorsi,1992;Berry,1992)。在以往文獻已經證明,商品生產,出口銷售,應對風險能力,有效資金籌集和管理,財務,研發和營銷渠道等方面產生的規模經濟對出口規模產生積極效應。雖然規模優勢可以促進出口,但并不適用于那些主要面向國內市場的大公司。(Wakelin,1998,第833頁)。

2.研發(R&D),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

研發對于一些專業供應商來說并不是非常必要的,首先,研發對于出口的重要性在不同部門和國家間存在著差異;其次,研發沒有將產品和加工程序的逐步改進考慮在內,所以只能作為衡量技術的一個因素。這種現象主要存在于沒有設立正式研發部門的中小企業(Brouwer&Kleinknecht,1993),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由于技術變化正處于適應狀態,所以研發水平大都比較低(Kumar&Siddharthan,1994)。

技術能力是指可以提高并管理技能變化的技術,管理和組織的能力。此外,高學歷人才具備一定專業能力,如精通外語能力將更易于與外國客戶建立和維持聯系,而后者將有可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在成本劣勢與技術和人力資本優勢間可以存在一定的權衡關系。

三、發展中國家出口行為的全球分析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出口行為對于具有高需求的產品生產是惟一的出路。其實,出口需要結合供應能力及國際營銷渠道等其他因素,同時需要考慮這些因素在出口行為中的重要性程度。

由于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談判,以及由布里頓木材機構提出的旨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而進行的自主改革方案,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貿易壁壘不斷下降,盡管這些談判和改革方案改善了市場準入環境,但是有必要對促進發展中國家的供給能力繼續保持關注。

一般來說,對不同國家的出口行為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在過去的20年內,世界出口增加了將近220%,在東亞和太平洋國家出口增長了720%,而撒哈拉以南國家的出口卻下降了80%(Marcofurgazza,2004)。

世界出口量很少的國家,大都屬于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其出口年增長在過去10年均處于負增長狀態。與世界出口大國,如韓國,中國,柬埔寨和越南相比,其年均出口量比后者低15%。因此,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水平仍然保持相對較低水平,在一些情況下甚至停滯不前。

由于出口行為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本文將這些影響因素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貿易伙伴國市場準入條件相關的外部因素,另一類是與供應情況相關的內部因素。外國市場準入條件,除貿易壁壘(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外,競爭因素也有可能受地理因素的影響,除了受到距離的限制外,限制因素也擴展到影響進口需求的其他因素,如具有購買能力的目的市場。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最近的研究報告中提供了深入處理這些問題的辦法,通過提高改善市場準入條件,促進潛在福利和貿易收益。三十年前關貿總協定成員制定的“臨時”措施,即普遍優惠制(普惠制)和類似的非相互的市場準入程序,現已納入多邊貿易談判中,成為發展世界議程的主要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促進措施對于提高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行為沒有顯著影響(CaglarOzden&EricReinhardt,2004)。

我們應當注意到,在真實的貿易世界中將關稅作為貿易壁壘,從一開始就不具有普遍性。最明顯的問題在于關稅高峰和關稅升級削減了附加價值,也造成發展中國家出口價格的削減。

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非常看好的出口行為數據,卻統計顯示出令人失望的下降率。大家認為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一直進行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間的戰略選擇。另一方面由于這些國家的供應能力完全依靠當地的生產條件,因此影響供給能力的因素包括:有形基礎設施,軟件基礎設施,健全的宏觀調控框架,機構水平,政府政策,以及企業發展。

此外,國外市場準入方面也起到重要影響作用。國外市場準入是指向目標市場銷售商品的自由程度,從而實現銷售。根據國際協會的規定,市場準入受到政治經濟保護主義的約束,國外市場自由度根據“絕對保護主義——絕對自由主義”間的連續區域位置衡量。由于國際上施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措施,導致這種國外市場自由度大大減小。

關稅是一種強加在進口產品上的間接關稅,通過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來減少出口商的競爭力。對于一個經濟運營商而言,關稅在交易成本和運輸成本上對于運輸貨物具有同等影響力,因此,關稅是影響國際價格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說沒有關稅的話,國際價格將會趨同,最終均衡國內和國外市場的價格。

雖然降低關稅一直是世界貿易組織的主要議程,但非關稅貿易壁壘對于最不發達國家來說仍然是一個削弱和破壞貿易的關鍵因素。關稅對價格的影響不會限制進口國本身,但它通過影響出口國,導致進口需求停滯,進而造成虛擬過剩需求。由于出口量的減少,出口國國內形成供應過剩,從而引起出口國國內價格比進口國的價格要低得多。

篇(3)

2中國木質家具出口及匯率變動分析

2002~2012年開始,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逐步升高,年均增長率高達21.1%,除2008年、2009年以外,各個年份增長水平相當。如圖1所示,2007~2009年,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雖然保持增長趨勢,但增長率有所下降。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我國出口貿易行業受到嚴重影響,木質家具的出口也不例外。據統計2008年木質家具增長率僅為近十年來年均增長率的1/7。隨著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實行,中國木質家具出口出現回暖,增長率從3.1%增長到34.2%。從圖1看,2002~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大體保持在8.2元左右,但自2005年中央銀行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有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一直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1美元兌換8.27人民幣到2012年1美元兌換6.31人民幣,人民幣升值明顯。從以上分析,政策變動、經濟波動對國際貿易活動都將產生極大影響,而人民幣匯率與國際貿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具體的條件下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國木質家具的貿易流量。從匯率變動與中國木質家具貿易狀況分析看,2007~2008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最大,變動0.7個單位。與此同時,木質家具從21.6%增長率下降到3.1%。而后2008~2010年,美元兌人民幣在6.7~6.9之間波動,幅度較小。隨著匯率的平穩,中國木制家具出口額年增長率逐步提高,2010年增長率達到最高值34.2%。2010~2012年,人民幣繼續升值,到2012年,1美元兌人民幣降到6.31元,相應的木質家具出口增長率也從34.2%降到7.1%。綜上所述,2002~2012年美元兌人民幣呈現“下降—平穩—下降”的趨勢,中國木質家具出口額年增長率呈現“下降—上升—下降”趨勢,可見,匯率波動與木質家具的出口貿易兩者之間具有密切聯系。

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木質家具出口貿易影響實證分析

3.1模型選擇及指標選取

關于匯率波動對出口貿易影響的研究,本文根據殷德生、張家勝等學者已有的研究經驗,得出一國貿易水平與國家的生活水平與匯率變動情況有。由于人口規模與進口需求具有一定關系,人口越多,反映進口的消費需求越大。因此,本文將人口規模納入模型運算中。具體貿易國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的進口需求函數設置為:X=f(y,ner,p)(1)式(1)中,X表示一國的進口額,表示貿易伙伴國的人均GDP,p表示貿易伙伴國的人口數,ner則表示本國貨幣與其貿易對象的雙邊匯率,具體解釋變量的含義與說明如表1所示。上述式(1)是一個很簡單的模型,其實影響進出口貿易的因素很多,如本國的國民收入水平,進口國與出口國的距離等。但本文為了能夠準確地反映人民幣匯率與木質家具出口貿易的關系,以匯率為解釋變量,以人均GDP、人口數為控制變量,著重分析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為了消除數據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和降低數據的自相關性,對各自變量作對數處理,具體回歸方程:lnXi=β0+β1ln(nerji)+β2ln(GDPi/popi)+β3lnpopi(2)

3.2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基于2002~2012年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巴拿馬、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沙特阿拉伯、泰國、英國、美國、歐盟(26個成員國)(雖然英國是歐盟的成員國,但沒有加入歐元區,因此本文將英國從歐盟成員國單獨列出來)等12個國家和歐盟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貿易流量數據進行面板分析。樣本容量共143個,時間選擇上主要考慮2點,一是考慮聯合國數據庫及12個國家歐盟數據的可獲得性,二是考慮到中國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在2002~2012年期間,也體現了2個重要的時間結點,一是2005年匯改,二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所以選擇以上幾個國家,主要源于上述國家是中國木質家具出口的主要貿易伙伴國,自2002開始,從中國進口的木質家具的比重持續上升,從49.29億美元上升到142.59億美元。2002~2012年樣本國家從中國進口的木制家具總產值的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和EUROPEANUNION數據庫,人均GDP和人口POP則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木質家具按照其功能分為:木質辦公家具(HS940330),木質廚房家具(HS940340),木質臥室家具(HS940350),木質起居室/餐廳和商店家具(HS940360),帶軟墊的木質框架坐具(HS940161),其它木質框架坐具(HS940169)等6種產品。各國的木質家具進口額由這6種木質家具產品的進口額加總而成。

3.3實證研究

3.3.1平穩性檢驗為了保證數據的平穩性,更加準確地考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對木制家具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在建立回歸模型之前,必須對變量lnXi、ln(GDPi/popi)、ln(nerji)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防出現偽回歸,造成參數估計方法不當。因此,本文利用Eviews軟件進行LLC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2。檢驗結果顯示,在給定的5%的顯著水平,lnXi、ln(GDPi/popi)、ln(nerji)數列均拒絕原假設(H0:變量數列含有單位根),則認為各變量數列是一個平穩數列。根據單位根檢驗結果,發現變量之間是同階單整,可以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Jahansen協整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協整檢驗結果表明,第1行73.81>27.58,即在95%置信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拒絕了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假設),亦3個變量存在協整方程,同時也說明了3個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因此,本文可以在此基礎上對模型進行回歸。3.3.2模型回歸結果將2002~2012年從中國進口木質家具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1僅加入1個控制變量人均GDP,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人口規模變量,根據R2和極大似然值,發現模型2的回歸結果更優良。在表4的模型1中,僅人民幣匯率和人均GDP作為解釋變量,由結果所得,人民幣匯率的顯著性為0.0621,相對顯著;從作用方向看,匯率與木質家具的進口額呈正比關系,即人民幣升值,則各國從中國進口家具的總額越大。在模型2中,加入進口國人口規模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發現匯率變動的顯著性更高,但作用方向與模型1相反,表明人民幣升值,降低各國木質家具的進口額。在模型1和模型2中,匯率是影響木質家具進出口的一個顯著因素。根據模型2的回歸結果,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貿易伙伴國從從我國進口木質家具產品的價格相對提高,降低國外市場對我國木質家具產品的需求,從而影響我國木質家具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圖2可以看出,2002~2006年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的木質家具進口額逐年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29.2%,與此相應的1美元兌人民幣基本保持在8.27元。匯改以來至200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21.2%,相應的各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總額的呈下降趨勢,從2007年的146.82億美元到2009年下降到114.42億美元,與上述模型回歸結果一致,即本幣升值,降低了他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的需求。2009年以來,中國為應對金融危機,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穩定,相應地他國進口中國木質家具的總額也逐步增長,恢復原先的增長水平。2005年中國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升值。在短期階段對中國木質家具貿易具有顯著的影響,降低他國對中國木質家具的需求,這主要源于人民幣升值,提高其在國際貿易中的相對價格,削弱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但從2009年以后,人民幣升值后匯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期間,反而促進貿易的增長,可能源于匯率的變動并不改變出口商品的價值,短期市場波動主要通過匯率變動引起的市場價格競爭,在經過較長期的變化趨穩,會逐步降低匯率變化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篇(4)

2004年TBT通報居前十位的WTO成員中,發展中成員占了5個(表1),而在2004年1—8月的SPS通報中,前12位成員有6個是發展中國家(表2):

從統計表可以看出,TBT通報前十位中的5個發展中成員共發出TBT通報173件,占前十個成員總通報量的55.5%,另外一些發展中成員也正在積極履行成員的義務,贊比亞、中非共和國、德國和牙買加都在今年第一次提交了TBT通報。SPS通報的前6個發展中成員共發出SPS通報128件,占前12個成員通報總量的25.4%,與去年同期的76件增長了70%。可見,未來WTO/TBT—SPS通報中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比例和數量將會不斷上升。

(2)TBT通報中居前三位的產品類別與湖南省主要出口產品類別基本吻合。

TBT協議所覆蓋的產品范圍極為廣泛,包括所有的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現對2004年的TBT通報進行初步歸類,如表3:

2004年WTO成員共發出TBT通報727件,其中食品類通報107件,居通報之首,占全部TBT通報的14.7%;其次就是輕工(77件)和機電(76件),分別占全部TBT通報的10.6%和10.5%。湖南省2004年的出口產品中,農產品、紡織品服裝(主要包括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和服裝及衣著附件)和機電產品的出口額分別為2.3億美元、4.11億美元和6.06億美元,占湖南省出口總額的7.4%、13.3%和19.6%,是湖南省主要出口產品。據統計,在湖南省出口產品因技術性壁壘而遭受的損失中,這三類產品最為嚴重,這與通報中居前三位的產品類別基本吻合。

(3)農藥殘限量成為食品安全與農產品貿易的重點競爭領域。

農藥殘限量問題已經成為發達國家越來越關注的問題,對湖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大。

2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湖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

2.1提高了湖南省產品出口的成本

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湖南省出口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提高了產品的出口成本。主要表現在:一是技術、環境保護、安全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湖南省出口產品的成本;二是企業需要獲取相關認證的費用使產品的出口成本增加;三是缺乏先進的檢驗設備,進口國高昂的檢驗費用也相應增加了產品的出口成本。

2.2降低了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技術性壁壘往往會通過影響出口商品的成本,進而形成對商品價格的控制作用,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化降低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如圖1所示:

圖1技術性壁壘對出口產品的價格控制

假定存在規模經濟,則單位成本曲線AC如圖所示,若在未設置技術性壁壘的情況下,該商品的出口量為Q,價格為P,單位產品的利潤為MN。當設置技術性壁壘后,出口企業勢必要調整生產過程或付出額外費用使其產品符合進口國的要求,從而使單位成本曲線上移至AC,此時若產量仍為Q,則銷售價格至少需要提高到P才不至于虧損。而價格的提高,無疑降低了該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國同類商品的競爭力。湖南省的出口產品大部分以資源密集型為主,其競爭的主要優勢就在于成本、價格較低,提高價格則恰好失去其最大優勢,嚴重降低了產品的競爭力。

2.3嚴重影響了湖南省出口貿易額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湖南省出口貿易整體上呈上升趨勢,但增長速度緩慢,低于我國平均增長速度,且出口總額在我國出口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下降,見表4。

由表4分析可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1994—1999)湖南省出口貿易增長很不穩定,起伏較大,甚至一度出現負增長,到2000年開始才有所好轉,但仍低于全國增長速度,與1994年相比,2003年我國出口總額增長了262.1%,但同期湖南省出口額的增幅只有49.8%。我省出口額在全國出口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下降,1994年占我國出口額的1.18%,到2003年下降為0.49%,下降了6.9個百分點。這主要是因為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技術性貿易壁壘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貿易保護的主要措施,湖南省企業技術水平不高,對國外層出不窮的各項技術標準疲于應付,從而使湖南省出口產品的資源優勢喪失,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普遍偏低的資源密集型產品逐漸失去其在發達國家的市場,導致出口貿易損失慘重。

2.4引起了湖南省出口市場的變化

美國、日本、歐盟一直是湖南省最大的三個貿易伙伴,每年對這三大經濟實體的出口是湖南省出口貿易發展的關鍵。然而近幾年來,在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下,湖南省對美,日,歐盟(其中7國)的出口貿易額比重卻有所變化(表5):

整體來講,對美、日、歐盟的出口額雖有所增加,但相對比重都有所下降。1999年對美國出口比重為14.92%,到2003年下降為13.80%,下降了1.12個百分點;同期對歐盟的出口額比重下降了2.92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最大;相比1999年,2003年對日本的出口額比重雖略有上升,但前幾年一直不太穩定,且呈下降趨勢。這與發達國家近幾年來不斷完善其技術壁壘體系,對湖南省出口產品設置重重障礙是分不開的,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這種影響更加明顯。而對亞洲、非洲等主要發展中地區的出口額比重迅速增加,2003年對亞洲的出口額比重為53.22%,同比上年增長23.74%;對非洲的出口額比重為5.01%,同比上年增長42.79%,是湖南省出口貿易增長最快的兩個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發展中地區的技術相對比較落后,特別是在農獸殘限量、食品添加劑等領域的措施還處于起步階段,從而使我省的出口優勢得到充分體現。種種跡象表明,湖南省的出口市場在技術性壁壘的影響下開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2.5改變了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結構

湖南省的出口優勢主要體現在農業大省的出口資源上,初級產品的出口占有相當大的優勢。隨著技術性壁壘的發展,技術含量和附加值偏低成為了湖南省出口產品遭遇國外技術性壁壘的主要原因,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迅速下降(表6)。

1988年湖南省出口貿易中初級產品2.32億美元,占湖南省出口的36.36%,2003年初級產品出口2.18億美元,僅占湖全省出口的10.16%,下降了26.2%。這說明在技術性壁壘的影響下,湖南省出口產品的資源優勢逐漸喪失,出口貿易開始向高附加值的產品結構方向發展,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我省的產品結構。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技術性壁壘在阻礙湖南聲出口貿易發展的同時,對我省出口產品結構與方向的調整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與推動作用。

3湖南省出口貿易突破技術性壁壘的對策分析

3.1建立湖南省出口貿易技術性壁壘預警機制

從技術性壁壘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隨著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的不斷加強,技術性壁壘對湖南省出口貿易的影響將會更加廣泛、全面,對出口產品的要求也將越來越苛刻,因此,要及時了解WTO各成員國采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細節,針對性地研究湖南省各主要出口市場的技術性壁壘體系,及時收集、整理跟蹤國外的技術性壁壘狀況,研究其特征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結合湖南省出口貿易的特點,建立每種出口產品的技術性壁壘預警機制。湖南省的出口優勢主要體現在農產品和紡織品等方面,而這又恰好是國外技術性壁壘最嚴格,技術標準最多的幾個行業,隨著農獸殘限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不斷被關注,以及紡織品行業“后配額時代”的來臨,農產品,紡織品等領域的貿易戰爭將會日趨激烈。因此,及早建立湖南省相關產品的預警系統,提早對未來的貿易發展趨勢進行預測,將是應對技術性貿易壁壘最有效的方法。

3.2開展技術創新,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提高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湖南省是典型的農業大省,其出口的產品大多為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普遍偏低,在技術不斷進步的情況下,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斷下降。要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提高湖南省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關鍵是將高新技術與我省的資源優勢相結合。一方面,對原有產品企業進行技術投入,提高企業的密集度,優化產品結構,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另一方面,加強科技公關,增加科研投入,除利用高新技術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外,還同時研究相應的配套技術,改進出口產品的加工工藝和包裝,搞好管理,以提高產品的整體質量。所以,堅持科技開發以市場為向導,不斷調整湖南省產品的出口結構,加快對傳統產品的技術改造,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是湖南省突破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根本途徑。

3.3實施多元化戰略,大力開拓新興市場

篇(5)

1.2數據來源與處理本文中的工業分行業增加值、分行業能源消耗量以及出口貿易總額數據均來源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分行業出口貿易額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分行業出口貿易額選取的是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出口貿易額。為了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分別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平減出口貿易額和工業增加值數據。鑒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借鑒前人文獻的分類方法,將中國主要工業分類歸并調整為14個行業,具體如表1所示。

1.3行業碳排放量測算為計算各主要工業行業的碳排放強度數據,進而計算出口貿易影響碳排放的技術效應,有必要經測算獲得各工業行業的行業碳排放量數據。本文將采用方程(3)所示的計算公式,通過一次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數來估算各主要工業行業一次能源消費活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C為行業碳排放量,E表示一次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的行業消費量,F為一次能源的碳排放系數。通過搜集不同機構研究確定的能源碳排放系數,取其平均值,確定煤炭、石油和天然氣能源的碳排放系數F分別為0.728,0.549,0.416。

2出口貿易對碳排放量影響的因素分解分析

2.1結構效應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將2008年相對2004年、2012年相對2008年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份額變化量,分別與2004年和2008年該行業的碳排放量相乘,加總后即得到出口規模和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兩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由于出口結構變動而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計算結果如圖1、圖2和圖3所示。由圖1、圖2和圖3可以看出,在第一個計算期內,我國工業行業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出口份額下降較多的行業有服裝鞋帽制造業和紡織業,由此帶來的碳減排量分別為142.002萬噸和1536.27萬噸。值得注意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出口份額的減少量雖然不是最多的,但其對我國工業碳排放量的增加發揮了最大的抑制作用,減排量為299.28萬噸,此外,一些加工制造業出口份額的小幅降低也為碳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出口份額增長較快的行業包括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中,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與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屬于技術密集型產業,這種行業的能源利用率高且碳排放量低,即使出口份額增長很快,帶來的碳排放量占總量的比重并不大。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是加工制造行業,由該行業出口份額變動帶來的碳排放增量最多,多達21006.23萬噸。總的來看,在2003~2007年這一計算期內,出口商品結構的變化使碳排放量增加了20140.03萬噸,結構效應為正。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工業行業的出口貿易結構處于從輕紡制品行業向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轉變的過渡階段,出口商品結構已經在朝著清潔化的方向發展。從圖4、圖5和圖6可以看出,在第二個計算期內,出口份額增長較快的行業有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和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在這些年里逐步發展了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的出口,由此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分別為819.425萬噸、154.5555萬噸和274.29萬噸。由于這些行業本身屬于技術密集型的低碳行業,所以由此引起的碳排放增量并沒有對環境造成很大影響。出口份額減少的行業包括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制品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和煤炭、石油、天然氣開采業,其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出口份額的調整對降低碳排放做出了巨大貢獻,碳排放量減少了17810.1萬噸。2007~2011年處于“十一五”規劃期間,總的來看,在這一計算期內,工業行業出口結構不斷向低碳低能耗轉變,工業行業的碳減排起到了成效,減排量為167.81萬噸,結構效應為負。由此可以說明,此計算期內,我國始終堅持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的出口結構,把減少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作為優化出口產業結構的主要方向。結合這兩個計算期來看,在第一個計算期內,我國初步確立了工業碳減排意識,但減排成效尚不明顯。在第二個計算期內,各主要工業行業已基本實現了向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結構轉變,并取得了較顯著的碳減排成效。

2.2技術效應碳排放強度也稱碳強度,是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該指標主要是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同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每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下降,那么說明該國就實現了一個低碳的發展模式。鑒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各主要工業行業,因此這里的碳強度是指單位工業增加值中包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結合兩個計算期各主要工業行業的行業出口額與碳排放強度變化量,二者相乘再加總便可得出主要工業行業出口對碳排放影響的技術效應,計算結果如圖7、圖8和圖9所示。由圖7、圖8和圖9中的碳強度數據可知,2004~2008年和2008~2012年兩個計算期內,碳排放強度都較大的行業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造紙印刷及文體用品制造業,這些高碳排放行業以資源密集型和加工制造行業為主,其生產效率和排污處理水平較低,伴隨著能源消耗而產生的碳排放量也較大。碳強度維持在較低水平的清潔型工業行業主要包括通信設備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服裝鞋帽制造業和金屬制品業。總的來看,各主要工業行業的碳排放強度總體呈下降趨勢,其中資源密集型和重度污染行業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和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醫藥制造業表現尤為顯著。具體而言,第一個計算期內碳強度下降最多的行業依次為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化學原料及其制品和醫藥制造業,由此帶來的碳排放量分別減少了191.1萬噸,215.83萬噸,34.01萬噸,295.23萬噸和327.04萬噸。在第二個計算期內,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仍保持著碳排放強度的大幅減少并躍居減幅量首位,給工業行業碳減排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到第二個計算期結束,14個主要工業行業中有13個行業的碳強度水平已經降低到每億元1萬噸以下,表明我國在節能技術上的進步,使得工業行業獲得了良好的減排效果,一些行業如各類機械、設備和器材制造行業的碳排放強度已經接近每萬噸0萬噸。綜上所述,由于碳排放強度的變化,在第一個計算期內碳排放量減少了1233.08萬噸,技術效應為負,在第二個計算期內碳排放量減少了1809.81萬噸,技術效應為負。這說明在過去這兩個計算期內,我國工業生產的環境保護意識明顯增強了,工業生產的節能減排技術得到了大力的發展與應用,對國家的碳減排和環境保護起到了積極作用。

2.3規模效應根據模型(2)的計算方法,將2008年相對2004年、2012年相對2008年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增長率,分別與2004年和2008年該行業的碳排放量相乘,加總后即得到出口結構和碳排放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在2004~2008年和2008~2012兩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由于出口規模變動而引起的碳排放量變化,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在第一個計算期內,除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外,其余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規模都大幅增加,其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出口增長率均超過了100%,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更是高達730.01%。因而在該計算期內,由于出口規模的變動而帶來的碳排放增量大大超過減排量,總計2230144.01萬噸,規模效應為正,但一些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的出口行業的出口規模顯示出大幅度的增加。在2007~2011年也即第二個計算期間,各主要工業行業的出口規模均大幅縮小,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非金屬礦采選業,金屬制品業和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其出口增長率分別下降至-60.02%、-64.07%、-1.80%和-18.51%,由此帶來的碳排放減量分別為792701.55萬噸、37204.81萬噸、352.78萬噸和339860.07萬噸,為工業碳減排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此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碳排放減少了204136.20萬噸,規模效應為負,說明“十一五”期間,我國工業堅持走信息化道路,擴展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品行業的出口,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加強了排污控制,工業碳減排取得了顯著成效。3.4總效應綜合來看,主要工業行業出口貿易的碳排放量變化是出口結構、生產技術和出口規模共同作用的結果。由表3可知,在第一個計算期內,主要工業行業出口對碳排放影響的總效應為正,其中出口規模的擴大是導致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技術進步給碳減排帶來了積極作用,結構效應雖為正,但結合上述分析可知出口結構已經處于向低能耗、低碳排放的清潔化方向轉型的過程中。在第二個計算期內,總效應為負,其中出口規模的減小是導致碳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而技術進步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因素,出口結構的變化給碳減排起到了積極作用。

篇(6)

1.2安徽省茶葉競爭力本文通過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對安徽省及國內主要產茶省份進行茶葉產業競爭力的比較分析。顯性比較優勢指數是以一產業在某國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與其在世界貿易中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之比表示,在世界水平下,可以較好地表現該產業出口所具有的相對優勢。本文借鑒顯性比較優勢進行茶葉出口競爭力國內比較優勢的橫向分析(見公式1),以安徽省茶葉產業在安徽省出口中所占份額與中國對外貿易中茶葉產業占外貿出口總額的份額之比來反映安徽省茶葉產業在我國茶葉出口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其中,RCAij表示j省茶葉產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Xij表示j省茶葉的出口額,Xtj表示j省的總出口額,Xiw表示中國茶葉的出口額,Xtw表示中國的總出口額。評價競爭力強弱的指數標準不變。評價標準如下:RCA大于2.5,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RCA介于2.5-1.25之間,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RCA介于1.25-0.8之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RCA小于0.8,則表明其國際競爭力較弱。如圖1所示,安徽省、湖南省和浙江省三省的茶葉產業RCA指數均大于2.5,因而從全國范圍來看,其具有極強的競爭力。雖說浙江省年茶葉出口額全國排名第一,但從RCA指數來看,產業競爭力低于安徽和湖南兩省,且逐年下滑,2005至2012年從5.19下滑到4.17。安徽省RCA指數較為平穩,基本上保持在8.0左右,競爭力極強,但2012年RCA指數較2011年RCA指數下滑較大,從9.16下滑至7.88,下滑了1.28,幅度為13.97%,但仍具有極強競爭力。從RCA指數來看,安徽省茶葉產業競爭力也低于茶葉出口排名第三的湖南省。湖南省RCA指數較圖表中其他各省而言,異常的高,2011年更是達到17.32,總體表現為不斷上升的趨勢。福建省RCA指數徘徊于1.43至2.08,因而福建省茶葉產業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江蘇省RCA指數均低于0.8,其茶葉產業的競爭力較其他省份而言相對較弱,直接說明了其茶葉年出口量的不足。

2安徽省茶葉出口貿易優勢和劣勢

2.1安徽省茶葉優勢①環境和文化優勢。安徽省全省以山地丘陵地形為主,多云霧,晝夜溫差大,降水充足,適宜茶樹的種植,加上悠久的茶歷史與茶文化、以及安徽人民的辛勤經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享譽國內外的高品質的名優茶。②價格優勢。安徽省茶葉出口價格自2007年的0.162萬美元/噸上升到2012年的0.323萬美元/噸,相較于全國平均出口價位(2007年為0.209萬美元/噸,2012年為0.332萬美元/噸),安徽省茶葉出口價格有明顯的價格優勢。③產業后發優勢。2012年安徽省全省茶產業綜合產值180億元,大多數初具規模的茶葉企業已實施了清潔化加工項目,茶葉生產逐漸向深加工、精加工方面靠攏。安徽省茶葉在國內茶飲消費市場上每年以5%的速度遞增,國外出口銷售逐步提速。

2.2安徽省茶葉劣勢①產量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2年,我國茶葉總產量約179萬噸,茶園面積大約為2280千公頃,全國平均單位面積產量達0.0785萬噸每千公頃。安徽省茶葉單位面積產量為0.0635萬噸每千公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②茶葉出口品種較單調。安徽省茶葉以出口綠茶為主,出口茶葉中90%是綠茶,出口量仍在不斷上升,紅茶和特種茶的出口量增長相對緩慢。而且安徽省茶葉生產出口多為初級產品,產業鏈短,深加工程度不足等原因,出口茶葉價格仍然處于低價位。③中大型茶企帶動不足。安徽省茶葉生產主要以家庭生產為主,茶園面積分散,難成規模,而茶葉加工以手工制作為主,輔之以簡單機器,使得茶葉的附加值較低。公司加農戶形式的合作形式中,相關茶葉企業大部分為中小型企業,缺乏大型的龍頭企業帶動。以2010年來看,進入中國茶葉行業百強企業名單中的14家安徽茶葉企業,主要以茶葉出口為主的企業只有5家。2012年第二屆中國茶葉企業品牌建設高峰論壇揭曉的“2012中國茶葉企業產品品牌價值榜單”中,安徽省僅有LUCKYBIRD、汪滿田、迎客松、徽六、霧里青、天方等12個品牌上榜,尚缺乏品牌優勢。④茶葉質量安全問題突出。茶葉中農藥殘留、有害微生物和重金屬殘留現象嚴重,不僅會造成安徽省茶葉出口量的減少,而且使安徽省茶葉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聲譽受損。此外,加工、包裝、密封、儲運等環節的衛生技術控制未達標,也使茶葉受到二次污染。⑤出口茶葉企業無序競爭,成交價格下滑嚴重損害了生產者利益。國際市場茶葉產品目前仍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出口產品的利潤空間從總體看在不斷減小,安徽省相當多的傳統出口生產企業被迫放棄出口,取而代之的是經營方式更靈活、管理運營體制更高效的私營企業,由于需要依靠規模獲得效益,導致產能增大而加工的精細化程度不足,產品的品質水平在我國茶葉總體質量水平中處于中下。

3安徽省茶葉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嚴格衛生標準,提高茶葉品質茶葉生產管理部門應加強普及科學種茶和科學加工等知識,多途徑開展培訓,科學用藥,加強農藥采購、管理、施藥等細節方面的記錄,引導科學管理、科學種植、科學加工,確保出口茶葉品質。同時,加大對茶葉企業的扶持力度,鼓勵企業實施清潔化加工項目。

3.2延長生產鏈,增加附加值努力改進傳統獨立加工模式,加大資金投入,建立規模化茶葉加工中心,創新茶葉加工形式。在茶葉包裝上,將其與安徽省特有的文化、旅游相結合,在宣傳徽文化、“徽旅游”的同時增加茶葉本省附加值。茶葉產業鏈的延長,有助于提高安徽省茶葉的貿易競爭力。

3.3茶企聯合,匯零為整安徽省現有大大小小7000多家茶葉企業,茶葉企業數量龐大,但這些企業大多為小企業,分布于偏遠的靠近茶園的山區城鎮,分散程度較高,因而難以形成規模。政府部門應出臺相關扶持政策,積極進行全省茶葉產業專業合作社建設管理,匯零為整,抱拳出擊,提高小農戶面對大市場的競爭力。此外,大力培育市場主體,對一些規模性茶葉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使其做大做強,并帶領勢單力薄的小規模茶企,以面對來自外部環境的激烈競爭,走企業聯合之路,共同利益,降低風險。

3.4改善茶廠設備,提高集約化程度加大綠色生產力度的宣傳,對全縣茶葉加工廠進行改造,對相當一部分的家庭作坊式茶廠進行教育改革,鼓勵他們以集體為單位,定好專門的加工點,以無公害茶生產標準進行。最重要是更換新型茶葉加工設備,以提高茶葉加工質量。最后還得多作市場調查,聽取消費者建議,改進茶葉的加工工藝。先進設備和先進加工工藝兩者的完美結合,才能加工出獨特的名茶。

篇(7)

中國茶葉出口量,2008-2011年平均年增長率為2.8%左右。2012年,因受綠色壁壘限制,歐盟與日本市場份額萎縮,導致茶葉出口總量下降,打破了歷年來遞增的趨勢。2013年1-11月,茶葉出口量29.4萬噸,同比有所回升,增長率3.0%。中國茶葉出口額一直逐年增長,2008年6.8億美元,2012年10.4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11.3%。其間,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是2008-2009年,茶葉出口額僅增長3.3%,增長率為近幾年的最低。危機過后茶葉出口額增長放緩,2013年1-11月,茶葉出口額11.1億美元,同比僅增長6.1%,低于歷史平均水平。總之,后危機時期中國茶葉出口呈現總量回落,而總額依舊緩升的態勢。這與國際市場上茶葉單價震蕩上漲的背景不無關系,2013年1-11月,中國茶葉出口平均單價漲幅14.8%。

(二)茶葉出口結構不合理

1.國別結構

從商務部統計報告來看,中國茶葉出口市場主要集中于非洲、亞洲和歐洲,其中非洲是中國最主要的茶葉出口市場,出口額占比一直維持在45%以上。2013年1-11月,中國出口非洲的茶葉15.4萬噸,5.39億美元,占中國茶葉出口總額的48.6%。中國茶葉出口國家或地區的數量達120個以上,在所有出口國家或地區中,摩洛哥、日本、中國香港、美國和阿爾及利亞近年來基本占據出口額的前五名,其中摩洛哥是中國茶葉最大出口國。2013年1-11月,共進口中國茶葉19160.7萬美元,占中國茶葉出口17.3%的比例。中東國家占中國茶葉出口比例較小,這跟這些國家大多信仰伊斯蘭教、習慣消費紅茶有關。后危機時期,中國茶葉出口到發達國家的增量減小,這主要體現在出口到歐洲、北美洲等地區的比重降低。中國茶葉出口歐盟、美國等發達國家占比有限,主要源于歐盟對中國茶葉出口設置高標準,形成中國茶葉出口的最厚壁壘,2005年8月1日起,歐盟將硫丹在茶葉中的殘留限量從30mg/kg調整為0.01mg/kg,檢測標準嚴格了3000倍;另外,發達國家有著較高的生活消費水平和消費觀念,更傾向于名牌茶葉且顧客忠誠度較高,而中國茶葉產品整體上較為低端,因此中國并未占據發達國家的廣大市場。相反是一些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對農藥殘余等技術標準不那么嚴苛的國家,如東盟、非洲的一些國家對中國茶葉有較大的進口需求,出口到這些國家的中國茶葉總額年年增長。

2.產品類型

在中國出口的茶葉種類中,綠茶是最大出口茶類,占比遙遙領先。2013年1-11月綠茶出口量占茶葉總出口的81%,出口額占茶葉出口總額的74.8%,近年來的趨勢基本如此。紅茶和特種茶在茶葉出口中的比重緊隨其后,不管是金額還是數量都占比相當。國際市場中,中國當屬第一大綠茶出口國。但是由于東西方茶文化的差異,中國紅茶在國際市場上并不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而相比于茶的種類,外國消費者更關注茶葉的質量是否符合相應的技術標準,哪怕是烏龍茶、普洱等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中國茶葉品種,出口消費更多的仍為人數較少的海外華人群體,國際市場極為有限。中國出口的茶葉大多屬于初級產品,附加值低,多是充當外國品牌的原料形成外國的自有品牌。因此茶葉出口單價總體水平較低,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斯里蘭卡、肯尼亞等比中國更不發達的國家。

二、綠色壁壘對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綠色壁壘的內涵

上世紀80年代,綠色壁壘被某些國家用于國際貿易政策中,到90年代開始在全世界興起。隨著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各國更加關注進口產品的質量問題。發達國家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由,制定嚴苛的技術標準,限制不符合技術標準的國外產品的進口。這些國家一般具有較高的科學技術水平,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規、標志等非關稅壁壘,對外國商品實行進口準入限制。目前綠色壁壘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運用最頻繁的貿易壁壘,作為貿易競爭中有利的限制措施,綠色壁壘實際上已成為發達國家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的有利手段。作為技術性貿易壁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綠色壁壘是我國學者提出的概念,在國際中基本等同于“環境壁壘”。在實踐中,綠色壁壘主要包括綠色包裝與標簽要求、國別環保法規和標準、國際或區域性的環保公約、生產和加工方法或環境成本內在化要求等眾多類型。

(二)綠色壁壘對中國茶葉出口的消極影響

1.降低茶葉出口增長

發達國家對外設置的綠色壁壘對中國茶葉出口最直接的負面影響為茶葉出口受阻,這不僅表現為中國茶葉出口增量下降,也表現為中國茶葉出口到高標準的發達國家的總量減少,這影響了中國茶葉對全球的出口總量,也影響了中國茶葉出口的國別結構,出口更集中于綠色壁壘不那么嚴苛的非洲等低端市場。中國在日益嚴格的外國市場環境中,競爭力明顯下降。進入歐盟的中國茶葉可被任意抽檢,只要超過限量標準都會被全部退回或者銷毀。澳大利亞、美國等發達國家近年來也紛紛效仿歐盟,提高了茶葉進口標準,中國面臨的茶葉出口環境日益嚴峻。

2.增加貿易成本

美國曾經對綠色壁壘的施行所造成的貿易成本進行測算,結果發現由于綠色壁壘在產品檢驗等方面的嚴苛要求,相關的貿易成本會增加15%左右。為達到相關國家對中國茶葉所規定的衛生檢驗檢疫標準或者其他環保標準,中國企業需探索改進生產方式或工藝的手段,創新更高效率的生產方法,這需要資金和人員的加大投入,進而增加了茶葉生產成本;另外,企業也要投入成本于茶葉產品的質量檢驗檢測,這無疑提高了產品出口的價格,削弱茶葉的國際競爭力,降低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3.促使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設立綠色壁壘的發達國家都聲稱出自于保護自身國民健康和環境保護的目的,看似公平公正,但其實這種壁壘有著嚴重的歧視性。發達國家往往具備更高的技術水平,更容易達到綠色壁壘的高要求,國家之間對綠色壁壘的要求有貿易利益的沖突,實踐中容易發生貿易摩擦,不排除有些國家用這樣的理由制定高標準,限制其他國家茶葉的出口,引發國際貿易保護。在國際爭端中,包括綠色壁壘在內的技術性壁壘時有發生,且呈現年年增加態勢。

(三)綠色壁壘對中國茶葉出口的積極影響

1.健全我國茶葉行業標準

過去中國的茶葉標準與國際上其他進口國家有較大差距。有些在歐盟或者日本禁用的農藥而中國農業部并沒有禁用,衛生部制定的部分茶葉衛生指標高于外國標準,這些隨時都會成為外國實行貿易壁壘的借口。這些年中國茶葉行業標準的制定盡量做到和國際接軌,消除二級市場對中國茶葉出口的不利影響;另外,面對國際上日益嚴峻的綠色壁壘的出口限制,為擴大中國茶葉的出口,實現出口創匯和保證社會就業水平,各級政府也正抓緊時間制定符合國外高技術標準的行業準則,以提高中國茶葉的產品質量。各單位也在思考、探索和執行茶葉生產環節中的各項質量控制體系,在保證生態環境得到保護的同時促進茶葉的出口和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提高我國茶葉產品出口質量

隨著各國紛紛加入WTO,國家貿易間的關稅壁壘逐漸被消除,緊接著是諸如綠色壁壘之類的無形的貿易壁壘在國際貿易保護浪潮中不斷涌現。但不管進口國是為維護本國國民的生命健康還是環境保護,執行嚴格的綠色壁壘實際上也能使國際競爭中的中國企業加大對茶葉生產環節中茶葉質量的控制,提高出口茶葉的質量水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茶葉質量水平的提高刻不容緩,國人也更加青睞綠色茶葉、有機茶葉,壁壘的設置給了我國提高茶葉質量的壓力和動力。廣泛成立的茶葉研發中心為有機茶的生產提供質量認證,盡量減少或防止人為大量使用人工合成農藥、化肥等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為促進茶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3.促進科技進步,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綠色壁壘的設置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國茶葉生產的技術要求,是全球技術進步所需的必然過程。面對這些無形的貿易壁壘,我國除了引進外國先進的生產加工方式或設備外,更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加強自主研發,創造適合茶葉生產的更高技術,提高我國茶葉生產效率,實現茶葉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精細化的技術標準的施行,對出口企業來說是一個巨大壓力,迫使企業加大資金和人員投入,對原有產品的生產流程進行改進,革新生產工藝和方法,促進茶葉產品的升級換代,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三、面對綠色壁壘,應采取的主要措施

面對后危機時期中國茶葉出口的現狀和綠色壁壘對中國茶葉出口的影響,為促進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發展,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應該齊力合作,探索并實施促進中國茶葉出口對策。

(一)政府方面

1.構建我國綠色壁壘的法律體系

中國是茶葉出口大國,特別是綠茶的出口,基本年年占據世界綠茶總出口額的首位,如此大的貿易量,行業標準卻掌握在他人手里,著實吃虧。中國在面對綠色壁壘時,不僅要設法規避,還需盡可能制定本國的環境與貿易準則,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保障我國的茶葉貿易。即為盡量減少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綠色壁壘上的沖突,需要加快我國環境保護法律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以提高我國環保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同時,中國還應加強與發達國家在茶行業標準的制定上的交流合作,一方面可借鑒他們在立法方面的經驗,另一方面可通過積極參與,影響其他國家制定出適合我國茶葉出口的標準。

2.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農藥殘留檢測

政府應該加大對茶葉農藥殘留檢測的投入力度,保證從源頭上減少茶葉中農藥殘留量。加大對科研院所等的資金、設備和人才投入,大力研制生物農藥。為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護環境以及促進出口,生物農藥的研制十分關鍵。但不管是生物農藥的研發還是提高農藥殘留檢測水平,資金、人力的投入都是相當大的,政府的扶持力度顯得非常關鍵。

3.加強對茶葉產業的補貼和茶農的培訓力度

一方面,政府應該提高茶葉生產方面的農業補貼水平,包括“綠箱補貼”和“黃箱補貼”,以降低企業和農戶生產成本。“綠箱補貼”是不要求各成員方作削減承諾的補貼,而“黃箱補貼”則相反。發達國家都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的規則對本國茶葉生產進行“綠箱補貼”,而中國的補貼則遠遠不夠;另一方面,政府應該開通各種可能渠道對茶農進行免費培訓,指導茶農科學用藥,幫助企業從生產的第一步便控制農藥殘留。

4.建立綠色預警機制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毒性大、農藥殘留程度高的茶葉必將被市場淘汰。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也使得農殘指標變化迅速,特別是歐盟等發達國家。中國商務部在綠色預警機制的建立上日益完善,未來應更全面而及時地通報茶葉出口國家綠色壁壘的監控、評估信息,讓出口企業在第一時間可進行生產和出口調整,以規避綠色壁壘。

(二)企業方面

1.鼓勵有機茶的開發和規模化生產

有機茶的開發生產,是從根本上解決農藥超標問題、突破綠色壁壘的良好途徑。每年的有機茶市場世界總銷量達6000噸左右,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是主要市場。由于其科技含量高,價格高,市場認同度高,目前其生產仍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市場潛力巨大。要尋求茶葉種植的可持續發展,應建立有機茶“公司+基地+茶農”的生產模式,加強產茶區農藥的使用管理,引導茶農使用有機肥等環保農藥,控制茶葉中的農藥殘留。

2.加強生產加工過程管理,提高茶葉質量和附加值

企業為成功突破綠色壁壘,需要在生產加工環節建立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在農藥采購、管理上慎重選擇來源,做到對施藥時間有記錄,掌握茶葉安全間隔期,保證茶葉生產環節安全環保。生產企業也應該積極整合優勢資源,增加科技、人才投入,盡量對茶葉進行深加工,提高茶葉出廠時的附加值。這可提高茶葉出口價格,提高出口效益。

3.努力創建茶葉國際品牌

目前來看,中國茶葉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非洲等一些欠發達國家和與中國有著相似茶文化的亞洲地區,要擴大中國茶葉的出口市場,需要中國企業在創建茶葉品牌上傾注更多努力。目前中國幾乎沒有國際公認的品牌茶,中國茶葉出口更多為原材料出口,深加工環節基本被國外大企業壟斷。中國企業應在包裝、茶產品加工、茶保健品等領域進行創新,從精神、文化和情感上充分挖掘茶文化的內涵,規范企業生產制度,利用現代營銷手段,創立國際市場大品牌。

(三)行業協會方面

目前,中國茶葉生產的集約程度較低,散戶、私企進行茶葉種植的比重較大。在行業協會的作用下,幾個茶葉出口大國在茶葉生產加工的集約化程度較高,如印度的60個茶葉種植場便占了全部茶葉產量的60%;日本的茶葉種植在農協的組織下統一購置農業機械,連防治病蟲害、加工等環節也進行了統一,盡管其茶葉種植以農戶經營為主,但農協的存在有力地把資源的配置優化了。中國的茶葉協會或商會應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經驗,聯手茶葉生產知名公司、集團公司或龍頭企業進行茶產業戰略布局,減少茶企之間的惡性競爭,為增強茶葉生產質量、提高茶葉出口經濟效益提供推動作用,制定茶葉出口行業標識,向外國客商推薦獲得行業標識的出口企業。此外,茶葉協會還可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搭建溝通橋梁,做到生產、銷售、市場預警信息的及時溝通,幫助企業在成功突破綠色壁壘的同時擴大茶葉出口。

篇(8)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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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2種子選育技術優勢。安徽省種植的芝麻品種總體歸為3類,地方品種、引進外省品種和自育品種。近年來,一些高產優勢芝麻品種不斷被挖掘,安徽省自育品種品質也逐漸提升,這是芝麻單產連年增加的一個主要因素。

2安徽省芝麻出口的不利因素

2.1種植面積不斷縮小。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連年減少,而芝麻的種植面積也不斷縮水。最新統計數據,2012年芝麻的種植面積減少到45.67千公頃,占油料作物播種面積的5.4%。

2.2價格高,市場小近年來,由于國內需求的不斷上升,芝麻采購價不斷上升。芝麻的國內價格不斷攀升,以至于芝麻制品的原料成本不斷上揚,許多食品加工廠考慮成本、利潤,不得不調整生產配方,限制芝麻原料的采購。安徽省芝麻產品類型較為豐富。2013年安徽省芝麻創匯約5618萬美元,占全國芝麻出口1/3還強,但經外貿分析網統計發現,安徽省芝麻出口相對集中,近年來主要的芝麻制品出口貿易公司出口到韓國的芝麻及芝麻制品占到90%。

3質量安全問題

近年來,農田中氮肥的使用量在增長,逐漸超出農作物生長最適宜的量,許多農戶不懂種植管理過程中多種營養元素配比平衡,導致氮肥用量過多且不能被農作物完全吸收,不僅使產品質量嚴重受損,而且使得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

4對策分析

篇(10)

從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間,我國出口貿易額由4382億美元增長到20488億美元,年平均增幅達18.9%。2009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中國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在出口貿易額迅速增長的同時,進口貿易額的增長相對緩慢,因此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2003年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54.7億美元,2008年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981.3億美元,6年間增長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對外貿易順差額出現三連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別為1956.9億美元、1815.1億美和1551.4億美,但2012年又出現回升,對外貿易順差額為2311億美元。

2.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

2003年我國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為26.7%,2006年高達35.7%,雖然近年來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別為:27.5%、26.1%、24.9%,但由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形成的長期慣性,我國經濟依賴出口增長的趨勢還將延續。目前,美國、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國的對外貿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不僅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展國家和地區,也高于同為發展中大國的印度、巴西等,中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長期同GDP增長率脫節,經濟存在嚴重的出口貿易依賴性,也由此引發許多的貿易爭端和摩擦。

3.出口產品中的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不斷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產品為主。

根據聯合國的分類方法,工業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類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斷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達到95.1%,資本密集型產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得到了一定的優化,但其完全的優化轉型遠未完成,因為我國大部分出口生產企業仍然處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例如2010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分別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59.2%和31.2%,但如果再進行細分,這些出口產品中大部分依然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國出口歐盟的機電產品中,66%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只有34%屬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總體來看,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大部分屬于中低檔次,產品附加值低和技術和知識含量較低,和發達國家出口的“高、精、尖”機械設備相比依然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主要以來料加工和裝配貿易為主,主要生產和出口計算機、通信和電子技術等產品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缺乏核心技術。

4.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依然占據較大比重。

目前我國初級產品出口中的礦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產品出口占據30%左右,工業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制品等均屬于資源性和高污染產品,由于不具備核心技術,機電產品主要以中低端產品為主,大部分依然屬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產品。同時,自2006年以來,加工貿易占據我國出口貿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國加工貿易主要以“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方式為主,國內加工企業從國外大量進口原材料進行組裝后再出口,僅賺取少量的加工費,卻在加工過程中耗費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國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的計算

1.數據說明

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分類)把商品分成10大類(0-9),文章主要選取其中的第3、5、6、7共4類商品進行研究,這4類商品出口額合計近年來均占我國總出口額的70%以上,所以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額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能源消耗量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由于《中國統計年鑒》與《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上對商品的分類標準不一樣,因此按照SITC分類對《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上的商品分類進行了歸并,這樣才能應用其數據。自中國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來,出口規模迅速擴大,但同時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億噸標準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億噸標準煤,據《2013年BP世界能源統計回顧》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開始,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國。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約35億噸上升到2010年的約85億噸,躍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選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數據進行計算,為了剔除價格因素,使兩年的數據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價格為不變價格對2010年的出口額和工業產值進行了處理。

2.計算我國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計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產出法和直接消耗計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種方法,先計算4類商品的單位能耗(能源消耗強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總產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類商品的出口金額乘以單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計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沒有計算在生產該商品的過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輔助材料等所產生的間接能耗,因此會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過計算結果發現,即使在低估我國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從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況下,也不影響中國大部分出口商品屬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結論。

3.計算結果說明

通過以上計算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我國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較高。2005年、2010年我國4大類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分別為1.3億噸(約合4.8億噸CO2)和1.4億噸(約合5.1億噸CO2),而同為出口大國的德國2005年和2009年整個制造業的CO2排放量分別為1.12億噸和1.02億噸。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國4大類出口商品的碳排放總量增長7.9%,而同期的出口貿易增幅為76.7%,碳排放量增幅遠遠小于出口貿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類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分別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別為:34%、40%、35%、27%。

三、低碳經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綜合前面我國出口貿易現狀特點和出口商品碳排放總量的計算結果來看,我國出口貿易發展迅速,經濟增長的出口依賴性較強,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礎上。發達國家和地區在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同時,其逐步實施的低碳規制和措施如碳關稅及非關稅綠色貿易壁壘將會對我國出口貿易產生較大影響。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顯示,將來美國和歐盟對進口產品全面征收碳關稅,故我國產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對不同的出口商品影響會有所不同,具體表現為:

1.第3大類出口商品,即礦物燃料,劑和有關原料。

該類商品屬于高排放高污染類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強度分別為6.67、3.46,但由于出口額較小,其碳排放總量在4類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別為1175.99萬噸、763.67萬噸。受我國能源短缺的制約,國家對該類產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額5年內僅上升了20.08%,同時不斷提高減排技術,碳排放強度5年內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類產品出口受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較小。

2.第5大類出口商品,即化學品及有關產品。

此類商品碳排放量較高,其碳排放強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別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1898.71萬噸、2317.14萬噸,兩年均位于第3位,雖然該類商品的出口比重較小,但5年內的出口增長率卻高達102.3%,碳排放強度下降40%。因此,隨著出口量的不斷增加,第5大類產品出口將會受到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的影響。

3.第6大類出口商品,即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

這類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強度僅次于礦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強度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強度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別為7638.77萬噸和7914.37萬噸,占總排放量的比重分別為50.1%和49.1%,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來源。此類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別為16.9%和15.8%,是我國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內出口增長率為59.4%,碳排放強度下降35%。因此第6大類出口商品受低碳規制和措施的影響最大。

4.第7類出口商品,即機械及運輸設備。

第7類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總量分別為2117.71萬噸、2852.28萬噸,碳排放強度最低,分別為0.60、0.44。雖然該類產品一般認為屬于清潔生產,但由于是我國最主要的出口產品,且出口增長較快,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別為46.2%、49.5%,5年內出口增長率為83.6%,遠遠大于碳排放強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總量在不斷攀升,5年內增長率為34.7%。有學者對影響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進行分析,王天鳳(2012)的研究表明,規模效應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來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規模效應在機械制造業出口產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為70%以上。同時由于這類商品的中間投入品碳排放強度較高,包括間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強度會比直接碳排放強度高很多,因此第7類出口商品也會受到低碳規制和措施的較大影響。

四、低碳經濟背景下我國出口貿易發展方向

低碳經濟是在全球氣候變暖、生態系統受到空前挑戰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不遺余力地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的另一個動因是自上個世紀80年達國家制造業大規模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后,歐美國家經濟由實物主導模式逐步轉變為非實物生產主導模式,出現經濟服務化和虛擬化的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使發達國家開始重新重視實體經濟,制造業的比較優勢已經失去,重新回到制造業已經不現實且也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所以必須找到一個新的產業作為拉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領頭羊,發展以新能源產業為代表的低碳經濟成了發達國家的首選。19世紀的工業革命和20世紀的信息革命,中國均未趕上發達國家的步伐,所以在國際分工中只能處于“微笑曲線”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進口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此次低碳革命對我國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我國應該順應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在應對低碳經濟給我國出口商品帶來的沖擊的同時努力進行低碳技術創新。

1.積極應對發達國家和地區低碳減排規制和措施對我國出口商品造成的沖擊。

一國的對外貿易模式是由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所決定的,由于我國工業化起步較晚,勞動力豐富但技術發展水平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較高碳排放量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化后,對正在進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制定低碳減排規制和措施顯失公平。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實際上是碳密集產品的主要消費者,按照生產過程中的全部碳排放來征收碳關稅是不合理的。因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我國應該積極主動參與相關國際規則的制定的討論,并聯合其它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展開談判,共同抵制以碳關稅為代表的新型綠色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在抵制發達國家碳關稅政策的同時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慮從消費者社會責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計人均碳消耗量標準的碳關稅政策。”

2.發展低碳經濟,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提出從2020年全面征收碳關稅的計劃表,而據測算,我國的碳排放量將在2020-2030年之間達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應對準備,則在未來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戰,所以努力降低出口產品碳排放量已勢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經濟所引發的低碳貿易已是大勢所趨,低碳綠色貿易壁壘必然會對各國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產生重要的影響,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產品的出口比重將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重將逐步上升;最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30多年是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代價換來的,隨著資源的短缺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嚴重,改變過去不可持續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迫在眉睫,發展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3.優化出口產品的能源消費結構。

按照電熱當量計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構成中煤、石油、天然氣的比重分別為74.1%、20.7%、2.8%,2010年這三種能源的比重分別為71.9%、20%、4.6%,我國的能源結構5年來幾乎沒有得到優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為主,其它清潔能源的消費比例較低。全世界核電發電約占總發電的10%左右,而我國近年來核電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國出口產品能源消費結構有很大的優化空間,逐步減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氣的消費比重,并大力發展水電、核電和風電等清潔能源,能夠有效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創新低碳產品,改變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業風險很大,如果研發失敗,則成本完全由企業自己承擔;如果研發成功,則其他企業就會通過模仿等溢出效應掌握新技術,企業缺乏研究開發的積極性。所以政府應該加大對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對先入企業進行補償,才能激發企業對低碳技術的研發進行投入。碳排放強度主要受能源消費構成和能源效率的影響,我國4大類主要出口產品的碳排放強度5年內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來,我國能源消費構成均呈現以煤炭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費構成變化不大,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強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術是降低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徑。

5.重點控制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類出口是我國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來源,一旦實施低碳貿易壁壘,將對這類商品的利潤和競爭力產生很大影響。此類產品是我國重要的傳統出口產品,由于我國目前仍屬于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會大量出口該類產品,因此提高這類產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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