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16 18: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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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學界一般認為,由“黃紹箕草創、柳治微輯補”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為我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第一部本國教育史專著。如杜成憲等編寫的《中國教育史學九十年》中即認為:“中國教育史學科的誕生有兩個標志:一是學校中開設中國教育史課程。1904年,清政府頒布并實施了‘癸卯學制’,規定經學科大學堂和師范學堂的教育類課程中,均設有中國教育史課程。二是有了對中國教育歷史的專門研究,主要是有了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中國教育史著作。中國第一本教育史著作是由‘黃紹箕草創、柳治微輯補’,起撰于20世紀初、完成于1910年的《中國教育史》。類似的研究,忽略了蔣黼于1905年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上的10卷本《中國教育史資料》。該書后收人《教育叢書·五集》,并有教育世界社單行本行世。筆者認為,蔣氏《中國教育史資料》乃是由我國學者自主撰寫的第一部本國教育史,早于黃、柳合著的《中國教育史》5年。由于是首部,影響中國教育史學創立的起點年限的界定,且該本各大圖書館較少收藏,甚為稀見,本文對之進行簡單的介紹。
一
《中國教育史資料》的作者蔣黼(1866-1911),字伯斧,吳縣人,金石學家蔣清朔(字敬臣,著有《緯學源流興廢考》三卷、《洪遵泉志集證》十五卷、《選泉叢說》四卷,曾注《王子安集》)之子,與晚清著名教育家羅振玉相交好,羅氏之孫羅繼祖教授在《庭聞憶略》記載其事甚詳:“祖父和蔣先生訂交也較早,蔣先生初字覷康,后改伯斧,在上述諸人中,祖父和蔣先生的蹤跡最密。并提及羅振玉曾為蔣黼撰《墓志銘》,記述相交經過及評價曰:“予交君垂二十年,出處與共,方在淮安寓居,過從無虛日,在上海居比舍,日數見,當時賢達以人才詢予者,必首舉君以應。故予客粵中、客吳下皆與君偕,出則連較,居則接席。及君來京師,住于吾家者半歲。羅振玉給蔣黼寫《墓志銘》時在之后,其時羅氏已甚不愿再提及自己以及同僚好友諸如蔣黼于教育界的貢獻。事實上,蔣黼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且其行跡多與教育有關。1896年,蔣黼協助羅振玉創辦了農學會,作為該會的骨干,于1897年參與創辦了《農學報》,出刊至1904年末,1898年至1900年,以農學會名義參與創辦了南洋公學東文學社,培養出了諸如王國維、樊炳清(字少泉、抗甫,古文家、商務印書館編輯)、沈絨(字伯聽,翻譯家、巴黎大學法學博士)、薩端(字均坡,翻譯家、革命者)、朱錫梁(字梁任,南社詩人、東南大學教授)等一批人才。1901年,羅振玉創辦教育世界社,編譯出版教科書及我國最早的教育類雜志《教育世界》(刊至1907年末),蔣黼參與其事,且分期刊登《中國教育史資料》于其上。1904年與羅振玉等任職于兩廣學務處,參與興辦學堂等事宜。1905年至1906年,與羅振玉、王國維、樊炳清等任職于江蘇師范學堂。1906年后,任職于晚清學部,與羅振玉同為四品咨議官,后擔任京師大學堂教習,至1911年病卒。這樣一位深度參與教育活動的學者,蔣黼起意撰寫《中國教育史資料》便在情理之中。至于其著述,羅繼祖說“著作都未能成書”,現只知在敦煌學方面與羅振玉合輯的《敦煌石室遺書》,內收蔣黼輯《沙洲文錄》、《老子化胡經(殘卷)》等,此外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等論文以及一些跋文。羅繼祖教授因資料所限,所敘蔣氏著述頗有遺漏,據筆者調查,蔣黼名下論著尚有數種:據羅振玉在《國粹報》所言,他還有《中國貨幣史》(乃中國第一部貨幣專史,見金品元《歷代錢譜目錄》著錄)等著作。他有關教育學的著述,除《中國教育史資料》之外,有考察日本教育的筆記《東游日記》,另據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查《蟬隱廬新板書目》尚有《蒙學修身書》署蔣黼編撰,《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總第69號)上載有《修身教科書編篡略》,與《蒙學讀本編篡略》一起只署“兩廣學務處稿”,應為其所撰寫,《蒙學讀本》未署名,疑亦為其所撰。另蔣黼在學部任職時,曾在學部圖書局出版《中國教育史》,時間當在1908年左右,亦早于黃、柳合著的《中國教育史》,該本僅見著錄,依理而推,或為《中國教育史資料》同書異名之作,或為其修訂版,總之與《中國教育史資料》不無關系。
二
在已知的蔣黼署名或者未署名的教育類著作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10卷本的《中國教育史資料》了,因其成書于1905年,堪稱“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但最近出版的紀念柳治微的紀念文集中有論文,否認蔣著《中國教育史資料》為“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而認為完成于1910年“黃紹箕草創、柳治微輯補”的《中國教育史》才是“中國第一部教育史著作”,理由是:《教育世界》上的大多數篇目為譯稿,依次類推,刊登其上的《中國教育史資料》亦為翻譯之作,譯自日本,而不是原創的中國教育史著作。至此認為《中國教育史》本系原創,故為第一。那么,《中國教育史資料》是不是有日本原著在的二手的譯本呢?經筆者仔細查閱《教育世界》及《中國教育史資料》,認為:第一,《教育世界》雜志上多有譯篇,尤其在1901年至1903年所謂“前期《教育世界))’’,但并不能以偏概全以印象代替事實而認為《中國教育史資料》是譯稿。其次,《中國教育史資料》連載于1905年,屬“后期《教育世界滬,其時編譯者比較集中,僅羅振玉、蔣黼、王國維、樊炳清、羅振常等數人,且經多年編輯雜志,《教育世界》雜志上篇目署名的處理還是比較規范,至少有規律可循,即:如果是譯本或者節譯本,不在題下和目錄署原著者及譯者,就附《譯者識》或《編者識》之類注明;如果是有原著可依的改寫本,則不署名;如果僅署中國學者之名的篇目,則一概為其著作而非譯本。以上三種署名的處理情況,例子甚多,恕不舉例,讀者一覽1904年至1907年的近100期《教育世界》雜志便知。《中國教育史資料》題下署“吳縣蔣黼”,與《紅樓夢評論》題下署“海寧王國維”同,又《總目》之《中國教育史資料》署“蔣黼撰”,同目《論近年之學術界》等署“以上王國維撰”,而《叔本華之思索篇》則署“譯稿”,整傷如此,可證《中國教育史資料》乃蔣黼所撰而非譯稿。第三,從《中國教育史資料》中的一些用詞,比如“中國”、“我國”、“國朝”等來看,《教育世界》雜志上的譯本中一律保持日文原樣為“支那”等字樣,故《中國教育史資料》非譯稿。再者,蔣黼通不通日文,有無能力進行翻譯還是個問題。當然,從邏輯上講,日本早于國人捷足先登著有中國教育史之類的著作,它們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蔣黼,蔣黼在多大程度上依之進行改寫、資料的搜集等等都是可以存議的;雖然筆者手中并無相應日文中國教育史之類的著作可供參照,但經仔細閱讀《中國教育史資料》,從其內容、體例、行文,以及它與羅振玉相關教育史論文的關系(下詳)等方面來看,實非翻譯之作。
三
《中國教育史資料》與現在通行的章節編排不同,而是分成十卷,連載于《教育世界》雜志1905年第15至22期,總第107至114號,連載時間農歷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相應公歷時間為1905年9月至12月,其時蔣黼任職于江蘇師范學堂,該學堂開設教育史課程,蔣黼是否講授中國教育史課程,((中國教育史資料》是否為學堂講義,由于資料匾乏,我們不得而知,但與之有關則可推想而知。《中國教育史資料》發表于“教育史”欄目,此前《教育世界》雜志并無此欄目,看來是為蔣黼的這個著作特開辟的一個欄目,也說明“中國教育史資料”與“中國教育史”相比多出“資料”二字,實是被當作不打折扣的“教育史”看待的,前述蔣黼有學部圖書局版《中國教育史》亦可佐證。筆者所讀《中國教育史資料》為《教育叢書·五集》中所輯,頁眉署“教育史”字樣。事實上,《教育叢書·五集》乃《教育世界》雜志第五年即1905年全年的分類匯編,《中國教育史資料》因篇幅較大單獨成冊,頁碼內側亦保留諸如“第十五期七十一”等字樣,即叢書本與原刊雜志版一樣,內容一般無二。又據((教育世界》雜志所附《本社(教育世界社)編譯及經售書目》及《蟬隱廬新板書目》所載,《中國教育史資料》另有單行本行世。
一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玄奘大學講座教授高明士先生著《中國教育史》,2006年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定價新臺幣300元。是書屬于《國立臺灣大學通識課程教學參考資料叢書》之六,或可以理解為臺灣高校之教育史教材。高明士先生作為歷史學者,他的教育史研究自然與歷史發展的脈絡相合,《中國教育史》一書的寫作思路亦是將教育史融入歷史軌道之中。這也是近年來大陸教育史學者倡導的方向之一。比較高明士先生的大作,與大陸教育史專著,在章節布局、研究方法、乃至行文措辭上的確有迥異不同之處,極有觀瞻借鑒之必要。以筆者之淺陋,粗略翻檢大陸教育史綜述類的文章,似乎鮮有提及港臺學者之成果者。又因高明士先生此書大陸難得一見,故特作評介如下。是書主要內容依據高明士先生自著《中國教育制度史論》一書,間或采集毛禮銳等著《中國古代教育史》等書。全書分“引言”、“導論:傳統中國教育的發展與特質”、“教學理論與教學方法”、“從‘學’到‘廟學’的教育”、“帝王學”、“私學”、“‘廟學’教育制度的普遍化”、“書院的‘廟學’化”、“傳統教育與治統的關系”、“廟學制的崩潰與近代學制的建立”、“臺灣教育史的回顧與展望”十一個章節,以及相應標題下的附表共十二張。按照教學進度要求,每一標題講授1到2周,全書共計用18周講完。
二
高明士先生對中國教育史研究分析的結論性認識是:“廣義而言,一部中國教育史,可說是由‘學’到‘廟學’的發展過程。”《中國教育史》一書實際上就是圍繞這一命題展開研究和論證。
第一講“傳統中國教育的發展與特質”從整體闡釋晚清學制改革前,即所謂中國傳統教育的發展演變趨勢梗概,上限是秦漢。書中描述中國教育史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中國教育史,正面看可以說是教育淪為政治附庸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教育逐漸擺脫宗教色彩與政治控制的過程。”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中國古代教育“廟學”化過程。兩種敘述互為里表。更具體來說,就是:“漢以后諸朝的國家教育,是實施‘王化’、‘教化’的政治教育……漢以后國家接著雙管齊下的方式控制教育,使教育成為政治的附庸,成為政治的手段,其目標就是要控制思想。”
第二講“教學理論與教學方法”。這一部分彌補了上一講對先秦教育敘述的遺缺,分析了《禮記·學記》、《管子·弟子職》和孔子、孟子和茍子的教育思想。另外例舉了董仲舒、韓愈、朱熹、王守仁、顏元等人。不過這一部分并未超越毛禮銳等先生所著《中國古代教育史》的既有成果。
以下第三講“從‘學’到‘廟學’的教育”、第五講“私學”、第六講“‘廟學’教育制度的普遍化”、第七講“書院的‘廟學’化”、第八講“傳統教育與治統的關系”、第九講“廟學制的崩潰與近代學制的建立”共六講實際都是圍繞“廟學化”的命題的展開。高明士先生認為,中國古代教育,從官、私學兩方面都體現出廟學的含義。從外在的組織架構上看:“廟學的園地,由兩個空間構成,一為祭祀空間,一為教學空間。”從禮制規格上看:“但中國的廟學,則直隸于國家,皇權至高無上,孔子雖是廟中主神,在禮制上不敵皇家的宗廟”對于廟學現象的實質,高明士先生指出:“在教育意義下,孔子以及配享等諸先賢,藉廟制將知識與教育的權威性提升至神格,已超越世俗的王權。”也就是說,儒家在言天失敗后,轉而用孔子的神格地位來壓制世問皇權,即儒家強調的道統,且道統要高于治統的原則。同時廟學制的影響還波及了韓、日等國:“廟學制的確立。可以說是東亞諸國傳統的共通基本要素之一……筆者(高明士自指)將這種文化的共通現象,稱之為‘東亞教育圈’。
第四講“帝王學”部分是書中比較特殊的一章,它跳脫了廟學命題的限制,回歸實證。這一部分,將太子東宮教育與帝王經筵教育合為一種,兼論及帝師地位的下降。高明土先生認為帝王學的內容:“帝學的演變,由禮學而經學而史學”自來大陸教育史著作未有提及“經筵”者,即便是專門苗春德先生主編的專著《宋代教育》也未論及經筵,此實為大陸教育史研究一大盲點。高明士先生之作正可以補齊空白。
第十講“臺灣教育史的回顧與展望”,屬于地方教育史,分別歷數1600以前、荷蘭時期、鄭氏時期、清朝時期、日本時期和1949以后的臺灣教育情況,其中在1949以后部分使用大量官方數據,是研究臺灣教育史的第一手資料。
三
總覽全書,筆者以為,高明士先生的大作具有如下特色和學術貢獻:
首先,與大陸教育史、乃至歷史學者貫徹的階級分析學說相異,高明士先生秉承的是臺灣歷史學者自五四以來的實證主義學風,史料運用自如、嚴謹,結論依據充分,分析史料透徹。就教育史來說,高明士先生有充分積累,其著作如《中國教育制度史論》、《中國傳統的政治與教育》、《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等書,早為學界所認可、推崇,因此這本《中國教育史》是高明士先生水到渠成的作品,更兼具了由淺入深的效用。
其次理論的高度,教育史研究的一個瓶頸就是抽象理論和認識難以上高度、上層次,今高明士先生潛心研究后提出的“廟學化”命題,正是對中國教育史的一個宏觀的、結論性的認識,對認識中國教育,尤其是傳統教育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最后是高明士先生的行文和寫作。實證主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邏輯嚴密,推理有力。也自然要比單純地根據標題、結論,返回頭尋找史料以為呼應,更能說服人。比如高明士先生起手先從“學”的字義開始論述,正是陳垣先生“史源學”精神的體現。作為教材,《中國教育史》更多關注的初學者,研究性還不甚突出,想來高明士先生的幾部大作,必然更加縱筆自如,文采飛揚。
但所謂金無足赤,《中國教育史》還是有微瑕若干,有些屬于排版印刷,像“引言·參考書目”中,高明士先生自己的《中國教育制度史論》一書,竟然漏掉個“度”字;再有“第五講私學·教材與教學·第四階段:清中葉,特別是戊戌維新后”一段文字:“……歷速天主教及其經文傳說”,“速”當為“述”;以及“第四講帝王學”:“宋世翰林學不領他局”,此處漏一“士”字。而有些則是病句了,像“第四講帝王學”中的“唐朝制度在國史上是最令史家稱頌是東宮組織承襲南北朝”一句,句意不通。近年來大陸學風浮躁,出版學術專著亦質量滑坡,不想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亦不能免俗,蓋這魚魯之訛,從古至今都不能消弭?
美國藝術教育具有如下特征:首先,重視在全民中普及藝術教育。美國強調藝術不是少數精英、中產階級和社會上流階層的特權,藝術需要面向大眾,向人們證明藝術鑒賞力并非先天固有,人人都能夠學會欣賞藝術,藝術不是少數“擁有藝術天賦”人的專利。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美國大部分綜合性大學都開辦了藝術系,不僅如此,還設立了專門的組織機構在各個地區開展藝術教育,甚至將藝術教育深入到社區中,將其與學校藝術教育有效結合,讓公民有更多的機會直接參與藝術活動,以此來培養公民對藝術體驗的需求,促進藝術教育的普及,并從根本上推動藝術教育的發展。提倡社區藝術教育的個人和團體認為,通過在全民中普及藝術教育能夠間接甚至是直接地影響藝術教育政策的制定,使藝術教育真正得以重視,因為只有當全體公民都意識到藝術教育的重要性時,有關藝術教育的政策才會相應地調整和轉變。試想如果家長和孩子在生活中接觸到某種藝術體驗時,他們可能會期望在學校課程中能夠再次獲得這種體驗,也會樂于去了解藝術,這樣將藝術課程的成績納入學生升學的必修學分,將有關藝術知識考核的試題列入標準化的考試范疇,以及將與藝術有關的職業看作高校就業推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等構想也有望實現。此外,學校也能夠充分利用社會上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來促進學校藝術教育的發展,從而向學生提供最佳的教育方案。
其次,美國在藝術教育中開始強調視覺藝術的文化屬性。它不局限于從形式和技能上來發展藝術教育,而是從一個更宏觀的層面,從人類學、社會學等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藝術學科,認為藝術是人類行為的一種現象,藝術的形式、線條、色彩是人類用來進行交流的符號。在藝術教育中,注重教學活動與整個社會的關聯,對教育的內容、學科的角色,以及教學的模式進行了重新定位。美國的許多藝術教育理論家認為藝術能夠促進道德的發展,借助合理有效藝術教育,能夠讓人積極地轉變自我,并進而改變社會以及人類生存的世界。他們意識到藝術教育與人類社會,以及人類文明的重要聯系,也認識到藝術對于培養有思維能力的、創造性的公民的重要性,于是提出藝術教育不應該僅僅局限于藝術作品的創造,單純地關注技能的學習與材料的運用,而是要讓學生通過學習更深刻地理解藝術的社會力量,要將教學的重心轉移到一些與社會和人類密切相關的主題上來,通過藝術教育引導學生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待藝術實踐活動,并將具體的教學內容同當前社會及文化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相聯系。教師在課堂上為每一位學生搭建一個交流觀點的平臺,這種交流以藝術創造與藝術表現的形式進行,學生以一種或多種藝術形式作為媒介,表達自己對于當前社會及文化問題的看法與認識。教師則在課堂教學活動中,一方面從藝術的角度指導學生創造有意味的形式,另一方面從思想的層面幫助學生認識身邊的社會文化現象,啟發學生設想未來的生活方式,并將自己的設想以視覺的形式加以描繪。
再者,美國藝術教育注重發展跨學科的、以研究為基礎的課程。俄亥俄州立大學藝術教育學院提倡通過發展跨學科的、以研究為基礎的藝術課程來對俄亥俄州五所公立學校進行教學改革。學院認為以研究為基礎的教學模式能夠讓教師和學生同時參與教學活動之中,從而讓學生從課堂上真正有所收獲。學院倡議教師設計涵蓋多門學科的課程方案,在課堂上以師生共同探討的形式完成知識的傳授過程。事實證明,這種以討論為主要載體的研究型教學模式能夠促使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積極思考,踴躍提問,也有助于教師更深入地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并在此基礎之上制定下一步的教學計劃。此外,學院強調藝術教學應該多樣化,這種多樣化應在形式、內容和觀點上都能夠得以體現,要將教學的重點放在對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之上,藝術教學要能夠開拓學生的思維,啟發學生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并培養學生用多種可能的方案去解決問題的能力。學院提倡在藝術教育中,通過與美學相關的研究,通過與藝術批評相關的探討,以及與藝術創造相聯系的創作實踐來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學院認為藝術教育對學生和社會的主要貢獻是在向學生傳授技能和概念的同時,為他們創造一個研究與表達個人體驗的機會,為他們提供一個開感和智力的機會,幫助他們建構對自我的認識,同時也將美學與文化的內容融入其中,讓學生學會分析與思考,學習從藝術作品中美學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復雜背景中解讀作品的意味,學習關注周圍的世界,并積極地塑造周圍的世界。
二.對中國當前藝術教育的啟示
藝術教育與個人和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從狹義的范疇來看,藝術教育能夠培養和促進學生的思維能力、想象能力和創造能力,從而構建一個全面發展的人;從廣義的范疇來看,藝術教育能夠促進文化的發展、繁榮人類的文化,從而和全面的人共同構建一個文明的社會。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全體公民開展藝術教育。然而,藝術教育目前尚停留在一個邊緣學科的位置,有待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也有待藝術教育自身與時俱進地做出調整和改革來改變這一尷尬局面,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從學科的范疇來看,21世紀的藝術教育應該涵蓋技術、理論和文化的廣泛領域。藝術是一個開放的概念,藝術是在不斷發展和演變的。同樣地,藝術教育領域也在不斷地擴展和變化。將技能訓練和美學原理作為基本范疇的藝術教育反映了一個特定時代的標準和理念,但并非普遍的、永恒的定律。藝術教育工作者應敏銳地感知當前學生的實際需要,考慮將藝術教育與新的藝術實踐以及當前的一些重要的相關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相結合,重新定位藝術教育的范疇。
2.從藝術教育的目的來看,藝術教育不應該將其目標繼續鎖定在技能的培養的狹義理解之上。藝術教育應將重點放在了解藝術家和藝術行為的職責,了解藝術反映并譜寫著歷史的事實,將這些原本局限于對形式特征、技術分析或工藝媒介進行探討的目的導入到一個更廣泛、更深刻的議題,從廣義的范圍上去真正地理解藝術。
3.從具體的教學內容來看,要多樣化且與學生生活相結合。事實證明,為學生所熟悉的、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主題最能夠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去獲取信息來充實課堂教學的內容,啟發學生將藝術的創造性思維與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相聯系,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將教學的重點放在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之上。通過對日常生活中的視覺文化批判性的研究,讓學生學會關注生活、感知社會,將藝術與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問題相結合,這是藝術教育的本質意義所在。
中國的教育現象從原始社會的產生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但隨著教育現象的紛繁復雜化,教育系統自身也在不斷自我發展。到當代為止,教育的各種測量及實驗技術的不斷完善使教育科學化進程進一步加快;行動研究、田野實驗研究等為教育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人類學等不斷細化的教育學交叉學科使教育的內涵和外延都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豐富,教育研究的范疇也隨著教育實踐的變化而變化。表面上我們的教育研究遵循著教育的內外在規律有序展開,現實生活中所反映的教育問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但實際上我們的問題意識在不斷弱化,問題解決的能力并沒有提高。怎樣提高當代中國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怎樣樹立問題意識,我認為不能只把問題意識停留在思維方式層面,而要追本溯源到人發展過程中的早期,也就是幼兒階段。而問題意識的起點是基于最近發展區的交流對話活動。問題的提出者應該是以一種博愛和善良的態度對待人和環境,以一種公平心、責任心來看待問題。只有在發展人的早期真正訓練人的這種能力,只有在教育中真正關注人,關注和引導人的發展,才能讓人自覺關注所生存的社會,不是“為了自得其樂、爭強好勝、高人一等、追逐名利、爭奪權位或其他任何類似的卑微目的,而應該為了改善生活”,[1]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對問題的思考和對真理的探求。
一、關于思考和問題意識的關系
發問是思考的雛形,一系列發問的過程組成思考的陣營,在對思考的一系列發問的整理上提出對教育研究有意義的問題。問題表面上看是對為什么的思考,實際上它是組成概念的有機體,是對真理探求的必經之路。所以,發問是思考的初級階段,思考是提出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的基礎。但在思考中有兩個要素必須特別提出,首先是思考的催化劑。通常情況下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思考,思考源于好奇,但又建立在一定的現象基礎上,該現象能讓思考主體產生興趣(有時該現象是偶發事件)。如果出現基于最近發展區的對話或者討論,思考的主體就會產生困惑,在興趣與困惑的矛盾指引下提出問題。所以,基于最近發展區的對話或討論是思考的催化劑;其次是思考的條件。思考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識基礎上,同時思考又是對人類社會生活有意義的,是個體無功利性無功利心的對真理的執著追求,盡管思考的主體并不知道該現象能否因為思考而產生出真理。只有在具備這兩個因素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產生問題意識。由此可見,思考并不等于問題意識,而是產生問題意識的必要條件。
二、淺析思考的主體“人”
思考的主體是人,但這種主體不是對普遍意義下人的考量,而是從教育人類學的視角對人進行理解和認識。巴蒂斯塔·莫迪恩在《哲學人類學》中指出:“對于人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人本身。”[2]至今為止,科學家對于人本身的知識似乎也掌握不足。海德格爾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的時代這樣,有如此紛繁的復雜的關于人的概念,像我們這樣成功地以如此引人入勝和有效的方式提出關于人的知識。然而,另一個現實也不容忽視,這就是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像我們的時代這樣對人是什么的認識如此之少,人呈現的面貌從未像現在這樣具有爭議性。”[3]
雖然如此,教育人類學家還是從其獨特的視角給出了關于人的解釋,之所以選用教育人類學家對于人的解釋,是因為他們以理解和探索“人的生命”為己任。教育人類學家積極繪出的人類圖像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以可能性為前提的具有高度可塑性的生命;二是不斷生產中的生命;三是具有選擇權和被賦予主動選擇能力的生命;四是具有開放性、未來性的生命;五是處在教育關系中的生命。”[4]在人類高度的可能性可塑性條件下,生產、發展人的生命,同時在時代背景下培育一種“生命自覺”之人。“生命自覺”之人的培養是教育的理想,也許以前的教育也在不知不覺中無意識地塑造這種人,但這樣的群體少之又少。當教育人類學把這種人的培養作為一種追求,就賦予了人以新的內容。“生命自覺”之人內涵十分豐富,“在葉瀾看來,‘生命自覺’是人精神世界可達到的一種高級水平,不僅使人在外部世界溝通和實踐中具有主動性,而且對自我發展具有主動性”,[5]這樣的人不是被動地接受教育或者環境以至于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他們處理問題之時能將其置于系統當中去考慮,能適時運用各種從教育中所獲得的素質與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相結合來做出最佳的判斷。這種人永遠處于螺旋式的成長當中而不知疲倦,他們會對自己的未來做出合理的規劃并根據社會需求來選擇和發展自己。他們的自覺同時又不僅僅是對自己生命的自覺,還包括對自我生命、他人生命和外在環境(外在生境)的轉化。這樣的人對社會對他人和對自己都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們的內心是豐富堅定與頑強的,他們的判斷是敏銳客觀具有穿透力的,他們不會隨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活著,他們永遠追求著個體的獨立性和個性的發展并在團體中尋求合作。思考對于這樣的人而言是經常的事,不僅僅是為自己思考,更是在一種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中對人類社會的思考。思考的主體應該也只能屬于這樣的發展的人,一種“生命自覺”之人。
三、培養具有問題意識的“人”
在我們不遺余力地去培養“生命自覺”的人之前,應該先了解一下我國青年的一些實際狀況。國際人士凱瑞(Carey)和鄭志文的研究指出:“中國青年的目標,從以前對知識的尊重變成了現在的功利主義。主要的表現包括輟學率相當程度的增加,從9.5%上升到50%,以及從事企業活動人數的急劇上漲。”[6]在此,我們不難看出價值教育的失敗。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我們又怎么能要求人去思考問題,不管是教育的還是非教育的問題領域。還有一則實例是眾所周知的,一直以來中國在諾貝爾獎項的缺失足以證明我們培養人進入了一個誤區。我們是在培養人,使其不斷社會化,但對教育中的個體個性化問題永遠關注不夠。創新性人才所需要的品質幾乎很難在中國的學校里面培養出來。很多人才都是共性凸顯而個性不足的,要么就是其個性不能為社會,為別人創造價值。
我們不禁要問,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在哪里?老舍先生曾經有一段關于“根”的描述。大意是說只要一個人的母親還活著,不管多大歲數,都讓人覺得是有“根”的。可母親一旦辭世,人就飄飄然了,找不到深藏的根,汲取不到足夠的養分,更不能茁壯成長。簡單地說,我們在學校教育中對學生的教育不夠,帶給學生過多的不是快樂的體驗。學生發展的根基有兩個,一是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習,特別是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階段。筆者曾經觀察一些小學生,真正喜歡學習,沉醉于知識海洋中的人微乎其微。而且在當代一些農村地區,青少年的輟學率也在不斷提高。因此我們需要深思基礎教育究竟對孩子都做了些什么?二是我國乳兒階段的教育里母親地位的缺失。教育學流行一句名言,教育了女孩就等于教育了一個民族。在培養人的活動別是擔當母親角色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女人擔負的重要責任。特別是對于幼小兒童的教育與引導,母親的作用不容替代。但在現在的家庭中在經濟發展的今天,我國的女性工作不遜男性,繁重的工作和老板的苛刻使其在教育子女上有意把責任進行轉移。雙職工家庭的教育責任轉移更是厲害。他們把自己的責任推給了年邁的父母,但在美國家庭中這種情況是不容易見到甚至是被祖父母拒絕的。可以說我們要解決中國教育研究的問題意識,就必須從培養人開始,從培養會發問的人開始,而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條件就是讓母親參與到整個教育過程之中。我們只有對其根源問題進行思考,才能尋求解決的方案。
從發問到思考,從思考到問題意識,其根基都離不開人,都離不開對人的培養。培養什么樣的人,當然最好能培養像教育人類學家所說的“生命自覺”之人,可是怎樣培養這樣的人,我們又陷入了沉思。
我們應該歸還幼兒的童年時光,允許其淘氣、調皮和對什么事情都好奇。對兒童好奇心的呵護和合理解答是我們教育中必須改進的方向。具備創新能力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對事物擁有極強的好奇心,并試圖去研究和探索。隨著國外教育思想在中國的不斷傳播,保護兒童好奇心的舉措開始得到重視。但我們在該方面的保護卻略顯笨拙,難以駕馭保護的尺度。國外的小學老師可以放手讓學生搜集自己感興趣的祖國發展方面的相關資料,而這樣的“放任”卻很難在我們的課堂上得到很好的監督與引導。
教育在母親參與、改善基礎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和關注兒童的好奇心等條件的共同影響下,已經沖破了學校的范疇,已然演變成學校與家庭的完美配合。在配合的過程中,我們要不斷有意識地去引導兒童內心的善念,引導他們熱愛自然和社會,幫助他們從小就養成良好的習慣,磨煉意志,鍛煉思維,讓他們自然地遵循規律生長。在進入學校后再對其進行學習方法的教育、思維方式的鍛煉、理想信念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這樣的條件下,才能稱之為發展的“人”,發展的人才具備思考的能力,才會具有問題意識,才會走向對真理的探索與追求,最終實現“生命的自覺”。
參考文獻:
[1]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董書慧,王昶,譯.全球通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第二次印刷,序言、第11頁.
自2005年以來,奧數就成為被媒體狂罵,被眾人拍的對象,著名教育家楊東平就聲稱,奧數甚至可怕于黃、賭、毒。近日,成都教育局強制取消奧數。
我們口口聲聲稱著瘋狂的奧數,但是反過來,又是誰在一味瘋狂地追逐著奧數?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家長。追逐奧數成了一種社會風氣,然而在扼制這種風氣時,我們采取了一種最極端也是最愚蠢的手段,強行扼制。但是,我們又是否去挖掘追逐奧的根源呢?這就好比是當年鯀為治不而采取的堵塞方法,最終也不是無一收獲嗎?眾多高校以奧數作為門檻,與其說是追逐奧數,還不如說是追逐高校。90%學奧數的孩子也不過是為了高校,為了競賽而去奧數,他們純粹只是為了自己的興趣么?不,他們連最起碼的興趣都沒有。
奧數的實際意義是在于在基礎課程上深化的數學問題,學習數學的方式。從心底里想想,奧數有錯嗎?我們不該否認它實際意義的正確。但是,如今奧數已被人們所扭曲,甚至成了進入高校的手段。我們所想的問題不是該不該取消奧數,而應在于怎么才能還原奧數的真面目?高考、中考加分很誘人,它也就是扭曲奧數的真正元兇!它就是家長們追逐奧數的最大誘因!
換個角度想想,那些對奧數興趣的孩子是不是同時遭到了對天賦的扼殺?這就好比一個生性溫和的人被抬著去學武術,這是對本性最大的扭曲/
奧數的存在是為了興趣,而不是為了在達到某個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式。奧數沒有錯,錯在于家長的追求與社會教育上的奧數加分制度。怎么樣杜絕這種現象,仍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重要的還是人們對奧數的正確認識。
【中圖分類號】G640
隨著全球化、現代化的發展,越來越多不同民族或不同種族的人聚集在一起,世界民族文化也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復雜和多元的文化格局。面對這一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地區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發展,成果相當顯著。然而,還是存在著部分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人口分布不均、多民族聚居等現狀,這些都成為了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瓶頸。長期以來,為了消除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相互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的縮小成為了重要的手段和途徑之一,由此也導致了少數民族地區在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照搬照套漢族地區發展模式,有的民族甚至開始講漢話,寫漢字,將自己的文化拋之腦后。
中國不僅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也是一個具有多文化長期并存的立體文化生態區,同時還是一個文化交融和沖突比較集中的地區。中華民族文化在整個國家的56個民族中的傳承效果是直接關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足于世界的千秋萬代的大業。正因為如此,少數民族的教育絕對不能僅僅依靠學校來完成,更多的教育模式是要建立在少數民族自己的文化基礎之上。
民族文化的核心基礎是民族的,屬于精神文化的范疇,信仰本是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明確了各民族宗教文化傳承的社會心理基礎,就找到了作為國家共享文化傳承的基點,學校教育在此基點的示意下就能找準自己的著力點,使每個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內涵成為國家意識和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對化解并消除與中華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建設相抵觸的各民族文化糟粕都在積極的意義。
對于少數民族來說,其宗教文化的傳承是民族文化延續之重要線索,尤其是民族傳統宗教活動,里面所蘊含的文化真諦是中國最古老的文明。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不僅對少數民族的世俗生活起著重要影響,還通過持續規范少數民族民眾的觀念和行為,進而影響著少數民族民眾的價值觀等,并最終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穩定和發展,乃至民族、國家的凝聚力等產生重要地整合與促進作用。人是社會的人,是文化的人,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形態給予人以安全、自尊、認同、延續,其發展和演化又形成民族共同的價值認定,這對民族的形成、民族特征的形成,包括民族心理、思維模式、社會習俗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構成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作為文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少數民族宗教文化是特定民族的價值觀、信仰和社會認同體系的典型代表,是這些民族的精神皈依,它因此成為特定民族的民族認同基礎。它是少數民族成員之間相互幫助,緊密聯系的內在動力,也是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形成和存在的內在基礎。
長期以來,人們始終認為,人類描繪的世界和自身的最初表現體系起源于宗教。如果說哲學和科學產生于宗教,那是因為宗教起初代替了哲學和科學,特別是原始宗教,它不僅促進了人類智識本身的形成,同時形成了讓這些知識得以闡發的形式。“和諧”是宗教與社會有機構成中的主題,和諧一詞所體現的無疑是事物協調的生存與發展的狀態,它被視為是天底下最珍貴、最美好的狀態,是人類的永恒價值追求。我們之所以將其作為研究的重點,是我們可以在組織得最簡單的社會中找到它,而且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比宗教更適合我們理解人的本性,或者說,它似乎更便于我們展示出人生的本質的、永恒的方面。實際上,任何宗教都不是虛假的,就其自身存在的方式而言,任何宗教都是真實的,是活生生存在于人類的生活中的,它和人類的生活更加貼進,安排得更加合理,似乎已經溶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今,更多的研究者開始從少數民族傳統生活出發,探尋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基本模式,從研究宗教儀式活動過程,進而研究教育如何通過儀式進入人的心靈,理解教育對人的生命意義,有利于讓人們重新認識民族文化,并保護這些以特殊形式出現的民族教育資源。民族宗教活動研究的指導思想建立于和諧社會構建和中華民族共享文化建設的背景之上,分析宗教文化存在和延續的社會心理要素及其作用形式,思考其延續的內在和外在機制,為構建多元共融、和諧共生的西南民族文化提供參考。隨著外在社會的現代變遷,包括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化面臨著“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強烈的互動矛盾,有些少數民族宗教文化也面臨著消退的危機。事實上,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問題,是影響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命題,也是關系到和諧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由于文化的傳承既包括顯性的、物質和行為的傳遞,還包括了內在隱性的、為少數民族群體成員所內化的觀念、態度和價值觀的傳承。所以,從少數民族宗教活動的視角來思考少數民族教育的實施,有利于剖析少數民族文化傳承的內在機制,這在全球化背景下將不僅可以促進文化多樣性的保護,還可以促進少數民族宗教文化價值的現代實現。從理論價值來看,將為解釋民族宗教傳承的文化心理基礎的構成要素及其結構方式做出新的探索。
在傳統的語文教學過程中,老師根據自己的知識儲備和教學參考書進行備課,并對學生進行講解。但由于個人知識儲備和教學參考書內容的局限性,許多與課文有關的知識不能很好地展現出來。在課堂當中,教師利用現代化網絡知識儲備龐大的優勢,將網絡當中有助于學生學習的各種資料制作成多媒體課件,可以極大地擴充課堂的知識含量。教師不必再單純地用語言對學生進行講解,而是利用多媒體課件進行聲、光、影等多種模式的展現。如在講解詩歌的過程中,可以從網絡上下載與詩歌有關的背景資料、名家朗誦的錄音,再配上與詩歌意境相吻合的背景圖片,使學生從多個角度對詩歌的內容、意境等方面進行欣賞。這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審美觀念,也培養了學生朗誦能力、對課文理解的能力。
二、運用直觀教學,增強學生對文章的理解能力
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各種資料在網上都能搜索到,我們可以利用網絡上的內容,給學生以直觀的感受。在語文課程的學習當中,學生熟讀課文,深刻理解課文內容,這是語文學習的基礎。在這個影音媒體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各種影像資料的直觀感受,更能夠引起學生的注意。所以,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當中,應多采用直觀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不再局限于課本之中。例如筆者在講授周國平的《人的高貴在于靈魂》一課時,尋找網絡上有關課文內容相似的廣播劇,將其從網上下載下來,利用一節課的時間,讓學生在不了解課文內容的情況下先欣賞這個改編的廣播劇,學生的興致很高。很多學生在欣賞廣播劇的過程中,情緒、思想隨著廣播劇的發展而不斷地變化,記憶也更加深刻。當欣賞完廣播劇再學習這篇文章的時候,學生對文章的脈絡已經有了很清楚的了解,對“人并無高低F賤之分。唯有作為靈魂的人,由于內心世界的巨大差異,人才分出了高貴和平庸,乃至高貴和卑鄙”這句話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認可,對文章所表達的思想也有了較為深刻的體會,所以,這節課教師很輕松地就完成了教學任務,并在重讀原文的過程當中,使學生的情感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從而加深了學生對文章情感的領悟和對生活的體會。
三、烘托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熱情
愛因斯坦說過:“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大教育家孔子說過:“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樂知者。”興趣可以說是學生學習的動力,是學生進入知識殿堂的向導。它能引人入勝,振奮精神,激發求知欲,增強克服困難的勇氣。而現代化的多媒體教學手段,以其悅耳的聲音、色彩鮮明的圖片、生動優美的畫面等形式,在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方面有著其他媒體所遠遠不及的優勢。因而,教師要善于正確地利用這一優勢,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筆者在教學《普通人》這篇課文時,播放了《普通人》的作者梁曉聲的被采訪的紀錄片、梁曉聲的《北大論語講座》。把學生引入到“知青時代”,了解作者及作品產生的時代背景,很快便挑起了學生的學習熱情,許多同學大聲討論問題,課堂上的學習氣氛也隨之熱烈起來。學生通過本文的學習與體驗,通過對“父親”等給予自己重要影響的任務的描摹、刻畫,不但提高了閱讀、思考與敘述表達水平,而且增強了做人與做事的意識,提高了職業素養。
一、引言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合理劃分經濟區域,無論是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決斷,還是對經濟的更好協調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外對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研究起步較早。美國區域經濟學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區域視為一個聚合體,可以減少所掌握和處理的事件,這有助于描述區域。”美國等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區劃方法主要是聚類分析法。國內學者對于經濟區劃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國生產力分工的區劃模式。劉再興(1985)把全國劃分為六大一級經濟區;胡序威(1994)將全國組合成六大經濟區;鄒家華(1996)提出了七大經濟區的劃分;厲以寧(2000)給出了現行的中國經濟區域打破省、市、自治區的界限,以專區或縣為單位的區域劃分結果;在《中國發展研究報告》(2003)一書中,作者將中國大陸劃分為經濟區。顧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經濟區;楊建榮(1996)中國分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國建設“九大都市圈”的設想。總的來看,在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
本文在對經濟區域劃分時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確定各省市綜合競爭力的分值,再用聚類分析方法進行劃分,最后確定最佳方案。
二、經濟區域劃分指標體系的構建
1、指標評價體系設立的原則
(1)全面性原則。省市綜合競爭力評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很難用一兩個指標全面地反映出來。因此,需設置相應的具體指標來反映各方面的具體效果,從而保證評價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學性原則。指標的選擇、指標權重的確定、指標的計算與合成,必須以公認的科學方法為依據,這樣才能證明分析結果的真實性與客觀性。(3)可操作性原則。指標的選取、相應指標量化的計算與合成、體系結構的建立應有很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數據資源要便于獲取,準確可靠,盡量利用現存數據和已有的規范標準,以便于計算。
2、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構建原則,主要從經濟發展、金融發展、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優勢四個方面,通過12個單項指標構建省市綜合競爭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數=(運輸線路總長度/地區土地面積)*(貨運量/貨運周轉量)②資源綜合優勢度=(資源數-地區數-資源排名之和)/(資源數?鄢地區數-地區數);資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氣。)
三、中國經濟區域劃分的方案設計
1、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
中國是國內地區間自然地理、人口資源、經濟和社會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地區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國情的基本特征。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東部沿海省市在全國所占比重過半,并且增長速率也比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約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經濟區域劃分的原則
區域劃分既要遵循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方便區域發展問題的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中國的區域劃分應該遵循以下原則:(1)地域相鄰。在空間上應互相毗鄰,自然條件相近。保持行政區域的完整,同時要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積聚地區的經濟發展,保持民族自治區的完整性。(2)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各成員在經濟上聯系密切或面臨相似的發展問題,社會結構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組織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每個經濟區至少應給有一個作為經濟中心的城市。(4)規模適度。每個區域的成員個數不宜過多,規模過大則不利于區域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
3、中國經濟區域劃分的具體方案設計
中國經濟區域劃分方案設計的總體思路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個層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離聚類的方法遵循以上劃分的原則得出經濟區域劃分的結果。之所以沒有采用把四個層次的因子綜合計算得出綜合得分的方法是因為把四個層次的因子綜合計算得分的時候,由于像GDP這樣的因子在諸成分分析計算時所占的比重較大,這種計算方式會忽略所占比重較小的因子如:自然資源的對衡量省市實力的影響,但是這個因子在衡量省市實力的時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層次計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經濟發展、金融發展、基礎條件和資源優勢的得分。
本部分共選取了全國31個省市作為樣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關指標的原始數據,對原始數據的分析采用SPSS14.0軟件實現。數據的標準化最常用有兩種方法,一是平均數法,一是中位數法。這里就截面數據而言,采用平均數法,并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表二所描述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看出綜合競爭力評價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個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決定的。對照該表,我們建立了由兩個層次的因素所構成的綜合評價因素集,即第一層次的因素集為U={U1,U2,U3,U4},第二層次共有4個子因素集,它們分別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對上述指標的數據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獲得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貢獻率和正交因子旋轉矩陣(詳見附錄),樣本數據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層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離聚類方法,根據以上劃分原則,考慮到目前各種劃法的弊端,我將中國大陸分為如下七個區域:
第一組:新疆,陜西,山西,甘肅,內蒙古西,青海,寧夏
第二組:,廣西,貴州,云南,四川,重慶
第三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組:廣東,福建,海南
第六組:山東,江蘇,浙江,上海
第七組: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東
以上各組的中心城市分別為:西安、重慶、北京、武漢、廣州、上海、沈陽。這里有如下幾點說明:一是由于內蒙古省東西綿延距離較遠,結果把該省分劃為東西二部分,分別與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為一組;二是傳統觀念上認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將該省與西北部的省份結合在一起,組成新的經濟發展區域;三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河北省理論上的結果應與湖南、湖北等省份劃分在一個區域,但考慮在現實發展中,中部地區的區域面積過大,不利于其發展且河北省本身就與北京、天津二個直轄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確定最后結果時將該省與北京、天津組合成一個新的區域,以北京為中心城市。
四、結論
鑒于目前關于中國區域的各種劃分方法存在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國經濟區劃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的基礎上,以一個全新的視角-金融角度,對我國經濟區劃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索,建立了經濟區劃的理論和方法模型,并經過實證分析,提出了劃分中國區域的一種新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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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虎森:《區域經濟通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9
二、深入研究探討新形勢下我國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特色的意義
高等職業教育生存與發展的客觀要求之一就是對于其辦學特色的深入研究。歷史證明,無論任何一種類型層次的教育形式都必然具有自身獨特的辦學特點。高等職業教育作為一種嶄新的教育形式,發展的歷史不長,教學理論以及配套硬件設施都先天不足,所以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科學技術和人才市場的需求,就必須不斷增強自己的綜合辦學實力和競爭能力,形成和突出自己的辦學特色,以辦學特色來求生存謀發展。如果一所高等職業教育院校辦學特色很不鮮明,不具有比一般高等教育院校更多的特色和優勢,就會失去自身的生命力和競爭力,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精神支柱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所以,對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特色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和探索非常有必要,通過對辦學特色的深入研究,可以大大提高高等職業教育的競爭力和生命力,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整體辦學水平。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特色的研究也是提高高等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和辦學水平的一個迫切要求。目前,辦學特色已被我國國家教育部納入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系統,作為衡量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和高等職業教育院校辦學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辦學特色是一種無形的實力,它直接影響著一所高等職業教育院校的辦學質量和教學水平。我國自從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后,各高等院校之間的競爭主要是生源的競爭和就業崗位的競爭,其核心就是人才質量的競爭,看各大高等院校能否為社會培養優秀的、不可替代的、理論和實踐能很好結合起來的全方面人才。因此,對于高等職業教育辦學特色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準確地把握高等職業教育的本質屬性,對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體制、運行機制、經費的投入、管理模式、課程專業設置、人才培養方案、課程內容以及師資隊伍建設等各個方面進行準確的定位,從而全方位地提升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水平和人才培養質量。
三、詳述目前我國新形勢下高等職業教育的五大辦學特色
1.辦學服務方向的地方性。國以才立,政以才治,業以才興。只有通過深入地分析地方經濟發展對各類專業人才的需求,深入研究地方高等職業教育院校如何結合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實時地調整辦學結構,針對地方經濟發展對專業人才需求的特點,才能培養適合地方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從而為地方經濟的騰飛服務。高等職業教育只有牢牢堅持為地方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辦學方向,才能顯示出高等職業教育植根于地方的優越性。高等職業教育辦學服務的地方性首先體現在為農村、鄉鎮企業、城市中小型企業積極地培養和輸送全方面的技能型人才,在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過程中,發展鄉鎮企業和城市建設急需的大量的擁有一技之長的人才,人才缺乏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制約著鄉鎮企業和城市建設的發展,所以高等職業教育肩負著人才培養的歷史重任。
2.辦學性質的職業性。高等職業教育的常規建設之一就是專業設置。專業設置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等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對當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起到直接的作用,所以必須得高度重視高等職業教育專業設置的建設。高等職業教育和市場經濟密不可分,專業設置必須把為市場經濟服務這個方向作為立足點,以社會和經濟需求為導向,從勞動力市場和職業崗位著手分析,科學合理地進行。高等職業教育院校在確定專業設置和招生人數時首先要進行市場調研,及時了解各行各業所需人才的數量以及規格,做到對人才的需求心中有數。比如宿遷職業技術學院已經連續多年按照上述方式設置了5系2部,開設了18個專業,如建筑裝飾工程技術、建筑工程技術、工程造價、會計電算化、財務管理、資產評估與管理、工商企業管理、計算機應用技術、汽車檢測與維修、動漫設計與制作等等,涵蓋了工學、經濟學、管理學、文學、藝術等五大學科門類,成長為一所以建筑、財經類專業為龍頭、具有鮮明特色的多科性高等職業技術院校。
中圖分類號:F2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1-0134-02
中等職業教育(簡稱中職教育)是職業技術教育的一部分,包括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職業中學教育及各種短期職業培訓等。它為社會輸出初、中級技術人員及技術工人,在整個教育體系中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人才培養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現代教育理論、教育思想指導下,按照特定的培養目標和人才規格,以相對穩定的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管理制度和評估方式,實施人才教育的過程的總和。
一、中國人才培養模式類型
1.五階段模式。是從“市場調查與分析、職業能力分析、教學環境的開發、教學的實施、教學管理與評價”五個階段入手,進行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在全面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綜合運用教育學、心理學、教育技術學、課程設計理論和一般系統理論、營銷學、技術經濟學、質量管理學等現代科學理論,設計開發的一套較為完整的、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點的人才培養模式。
2.產學結合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種方式:將學生的培養與校辦企業的發展相結合,在校辦企業中對學生進行技能培訓;學校與企業合作相結合,把通過前期理論學習的學生安排到合作企業中的學生實訓基地,進行后期階段的生產性實習;為了給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學校自辦或引進企業到校內創辦生產性實習工廠;在學生學習期間,為了實現學生自主完成職業技能的形成,直接引入職業資格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體系,從而讓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取得社會認同的職業資格認證,實行雙證制。學校自主開發高新實用型技術項目,將人才培養靈活運用到項目開發研究當中,以項目開發帶動人才培養,以人才培養支持項目開發。
3.以就業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專業設置突出中職人才在市場中的位置。首先,長期而細致的社會經濟情況調查是專業設置的必須功課。只有通過對地方經濟和產業機構變化的跟蹤調查,以市場需求為先導建立起來的專業才能夠對學生的就業起到提升作用,因為產業結構的變化時刻影響著人才需求的結構變化。其次,強調成功專業的品牌效應,樹立優質院校知名度,不斷開拓市場,建立適應社會需求的新專業,同時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已有專業隨時進行有效的靈活的調整。
4.訂單式人才培養模式。學校、用人單位和學生三方必須簽訂一份用人和人才培養協議,也即是“人才訂單”。此訂單明確校企雙方的責任與義務:學校必須按企業的要求培養人才,企業對合乎要求的人才必須錄用。
二、中國中職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存在的問題
1.思想政治工作針對性不強。缺乏對學生的思想狀況、知識現狀水平、道德水平、心理狀況等了解;由于缺乏實際經驗,對思想政治教育規律的認識、了解不足,在進行基本理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形勢政策等的教育時,仍大談空談理論,生搬硬套,理論脫離實際,缺乏與變化著的社會實際相結合。很好地解決學生思想中存在的具體問題;而且大多數中職院校由于師生比例失衡,對于學生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采取“大鍋飯”方式,有的院校一名輔導員要帶上百名中職學生,這一具體情況不論是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上,還是在方法上,當然不能針對不同的個體對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因此缺乏針對性教育。
2.實踐教學質量不高。中等職業院校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低是一個普遍的現狀。主要表現為:首先,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人為地將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分離開來,在中職學校理論教學過程中忽視了實踐的重要作用,在企業進行實習、實訓教學過程中又不能兼顧理論知識的指導作用。其次,學校教學內容跟不上社會的需求。其次,教學內容脫離生產實際。教學內容陳舊,無法跟上知識更新的腳步,學生在校所學的知識技能與企業的實際要求存在差距。最后,師資隊伍的短缺。由于缺乏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教師團隊和后備力量,造成經常有設備,而沒有能勝任的合格實訓教師的局面。要搞好教學質量,必須積極打造一支名副其實的“雙師型”的教師隊伍。
3.師資隊伍力量結構不合理。教師隊伍整體素質較低,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教師很所占比例較低,占比例較高的普遍是專科生及本科生,造成師資力量的學歷層次不高。另外,教師實踐能力偏低,普遍是理論型的,實際動手能力都較弱。大多學校的課程也都集中在基礎學段和公共學段,實踐型課程只占到 1/3 強。最后,具有多年教學經驗和實際操作經驗,能在理論和實踐之間“游刃有余“,既能教給學生理論又能教會學生方法的”雙師型“教師少之又少。
4.校企、產學分離格局待改變。合作方之間缺乏合作動力。在學校、政府、企業三方中,學校的動力來自就業壓力。企業受人力資源過剩的影響,在整個產學結合過程中起分離趨勢。產學結合所需要的運行體系并沒有完備地構建起來。
三、中職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對策
1.加強和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培養。應做好以下兩方面工作:一方面,強化“思想政治理論課”育人主渠道功能。表現在改革教學模式,提高教育針對性;改革教學方法,增強教學效果;改革教學內容。另一方面,做到中職學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針對性。針對具體情況具體問題,針對不同類型的群體或個體,針對個體的不同思想水平層面,進行有區別、有針對性的工作。
2.建設好中職教育的實訓基地。實訓基地是中職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硬件基礎。校內實訓基地的建設應堅持高起點、高標準的原則,其建設應盡可能地貼近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的實際情況,同時必須緊跟應用技術發展的新動,通過多種途徑獲得先進的機器或設備。國家級實訓基地建設應該本著高效率、示范性、開放型的實訓基地。因此它的建設可本著共享、共建、共管的原則,充分發揮政府、企業、院校和社會力量參與建設和管理的積極性。
3.完善中職教育的教學體系。一要重視理論教學。中職課程教學不能忽視理論教學要求,并且理論教學要有一定的深度和廣度。中職教育的理論教學要避免求多、求全,而應該以應用為目的,深入、細致有效的指導、服務于實踐教學。在講授方法上,教師要堅持靈活多變的授課方式,對于不同的理論知識要符合客觀需要,根據其特點和發展規律采取不同的講授方法。二要突出實踐教學。中職教育的實踐教學要求學生通過理論學習,在掌握了一定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后,再通過實際崗位的操練獲得親身體驗,逐步形成運用各種相關知識,發現、分析和解決現場實際問題的能力。在職業能力分解的基礎上,要突出實踐教學,擴大實踐教學的比重。
4.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人才素質的提高和師資隊伍的建設密不可分,好的師資隊伍應該是德才兼備的高素質、結構合理的隊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改善學歷結構。學校既可以撥出專款,鼓勵教師們通過多種方式提高自身學歷和素質。也可以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通過面向全社會、全球吸引各類高學歷人才;第二,加快培養“雙師型”師資隊伍,學校應該通過制定各種政策、利用各種手段鼓勵培養和引進“雙師型”教師隊伍。在培養方法上,應該鼓勵教師走出教室,走進工廠和企業,讓他們積極參與生產管理及深入生產第一線擔任技術工作,使其切實提高實踐能力;第三,也應該從企業第一線中引進有多年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在解決中職教師待遇問題上,教育主管部門從政策方面鼓勵“雙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同時建立專門的評定機構對其進行考核和評審。
參考文獻:
[1] 趙志群.職業教育與培訓學習新概念[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