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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師資合理流動是促進基礎教育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關鍵。然而，農村師資超常量外流嚴重削弱了農村中小學的師資力量，成為制約教育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瓶頸。理性審視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現象，采取相應對策，扭轉農村中小學教師超常量外流局面，對辦好農村中小學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概況

2008年福建省小學在校生2471464人，其中農村小學在校生1311091人，占小學在校生總數的53％。與2007年相比較，農村小學在校生減少了15.7％，農村教師減少了417％。農村小學生師比從2007年的15.1:1下降到2008年的13.6:1。

2008年福建省初中在校生1512936人，其中農村初中在校生629789人，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41.63％。與2007年相比較，農村初中在校生減少了3.4％。2008年農村初中教師占初中教師總數的41.58％，其中，調入1568人，調出2732人，凈調出人數是1164人。2008年農村初中生師比是15:1，與2007年生師比17:1比較，生師比相對下降。

200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在校生748828人，其中農村普通高中在校生占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總數的14.51％。2008年福建省普通高中教師52531人，其中農村普通高中教師占全省普通高中教師總數的14.48％。農村普通高中生師比14:1，與2007年生師比16:1相比，有所下降。從農村高中教師的調入與調出來看，2008年農村高中教師凈調出36人。高中學生增加26.6％，教師反而流失的現象不得不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二、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特點

(一)師資呈單向性流動為主

根據對2009年農村初中校長培訓班141位校長的問卷調查，141所農村初中三年內調出790人，占10％，辭職138人，占1.74％。根據對參加2010年1月第一期農村校長教育教學管理能力提升工程的76位校長的問卷調查，有教師調動的學校66所，占87％，近三年內共調出教師637人，占教師總數的11％，辭職33人。從流向上看，教師調動是從農村流向縣城，從靠近城市的農村流向發達城市，從非重點學校流向重點學校，從辦學條件差、待遇差的學校流向辦學條件和福利待遇相對較好的學校。流動情況在農村各地區的分布不均衡，比較偏僻的貧困地區流失的情況反而較少；而距離城鎮較近的地區流失情況反而嚴重。

(二)中青年骨干教師流出居多

根據對2009年農村初中校長培訓班141位校長的問卷調查，141所農村初中有高級教師727人。僅占教師總數的9％；而農村師資外流，主要以中青年教師為主，學歷以本科為主。根據對參加校長培訓班的76位農村小學校長的問卷調查，農村小學調出教師的職稱絕大多數是小學高級或者一級，年齡絕大部分在35歲以下，學校領導班子和熱門學科教師流失率偏高。三明市清流縣某農村中學，學校教師平均年齡39歲，近十年沒有分配一位新教師來，而兩年內優秀教師調動或者借用達到13人。近兩年三明市中小學教師中高級職稱論文評審遭淘汰論文比例達到10％，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村教師。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農村教師流失之后，剩余教師素養不高的問題。

(三)優秀教師外流引發生源外流

師資外流的直接后果就是引發優秀生源流失。城市、縣城高(完)中與農村高(完)中形成鮮明的反差。龍巖某縣城一所獨立高中，目前已經擴展到90個教學班，每個年段20～28個班，一個年段有1500名左右的學生。福州某校也有類似情況，為了應對不斷膨脹的學生數，一年新招聘青年教師就達到30多人。城區高中教育的絕對優勢，對農村普通中學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龍海某農村中學2008年高一只招了279人，臨近的某農村中學只招了150人左右。泉州某農村中學，每屆學生都有輟學的，最多的曾出現一屆輟學100多人。

(四)師資外流的負面影響較大

外流中青年骨干教師的主要接收地區的教師工資、福利待遇都大大高過流出地，造成教師隊伍的嚴重振蕩，人心浮動。特別是年輕教師感到十分困惑和茫然，既看不到學校的希望，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有的教師一邊保留著教師崗位，一邊干起了“副業”；還有一些教師干脆不打招呼就辭職走人，使學校領導措手不及。學科骨干流失，使得留在農村中小學的教師專業化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三、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問題分析

(一)守望崗位與心理落差的交織

農村年輕教師大多是20世紀70～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從本質上說，他們接受過高層次的教育，深受父輩的影響，還是能夠努力做好本職工作的，但他們講究更多的是付出與回報的效率比。影響農村教師穩定的因素主要是農村學校提供給農村教師的生活與生存環境。其實農村教師并不怕苦，他們害怕的是沒有希望，得不到認可。故而要解決農村師資均衡問題，歸根結底就是要解決如何讓教師留得住和好教師愿意來的問題。

(二)鄉土情結與血緣連結的缺失

目前農村教師分為三類：一是通過招考進來的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二是中青年的中師畢業生，后已進修大專或者本科，這部分人很多已在學校中層以上崗位；三是老年教師，從民辦轉正，這部分教師已經不多了。福建省農村普通中學教師占全省中學教師總數的32％，35歲以下的農村中學教師占農村中學教師總數的65％；農村小學教師占全省小學教師總數的60％，35歲以下的農村小學教師占全省農村小學教師的43％。這些35歲以下的教師大部分是招考來的，由于他們是外來人，缺乏鄉土情結與血緣連結，無論是個人價值觀還是個人生活都無法真正融入農村，總是希望早日離開農村，迅速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

(三)學校管理水平與教師發展的矛盾

福建省中小學校長中，特級教師149人，占校長總數的0.92％。高(完)中校長級教師占全省擔任校長職務的特級教師總數的54％，其中正職校長占了64％，而初中校長中僅有7位是特級教師。小學校長級教師56人，占小學校長總數的0.5％。普通初中校長中具有碩士學位的僅8人。

具有專科學歷的初中校長占總數的26％。調查的76位農村小學校長中，特級教師僅4人。小學校長中，中專(中師)及以下學歷的占小學校長總數的34％。由于學校管理水平問題，部分中老年教師不求進取，一些年輕教師對自己的專業發展甚感擔憂，對學校管理現狀不滿，這也是造成教師流動頻繁的原因之一。

四、解決農村中小學師資流動的措施及建議

(一)現有的“控流”措施

一是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編制標準。2008年底，福建省將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編制標準提高到城市學校水平，城市、縣鎮、農村初中學校統一按員生比1:13:5配備教師；小學在校生200人以上的學校按員生比1:19.5配備教師；在校生31～200人的學校按班師比1:1.7配備教師；在校生10～30人的至少配備2名教師；在校生10人以下的配備1名教師。全省增加6500個編制，優先用于補充農村小學緊缺學科教師，到2011年底前為農村小學足額配備英語、體育、音樂、美術、科學教師，使所有農村小學都能開齊開足國家和省規定課程。

二是實行“縣管校用”的教師管理體制。2009年底，福建省政府頒發《關于福建省2010～2012年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點實施意見》，福建省逐步實現縣(市、區)域內公辦學校教職工人事關系“收歸縣管”；建立和完善義務教育師資校際交流制度，促進校長、教師在城鎮學校和農村學校、優質學校和薄弱學校之間合理流動；原則上在同一所學校工作滿一定年限的教師都要進行交流，每年交流人數要達到應交流人數的10％以上；城鎮中小學教師評聘中、高級教師職務應有在農村學校任(支)教一年或在薄弱學校任教三年以上的經歷，其中城鎮義務教育學校40周歲以下教師評聘高級教師職務應有在農村任(支)教兩年以上的經歷。

三是吸引優秀人才到農村學校任教。2008年，福建省財政支出中1／4用于教育，教育財政支出支持農村教育發展：改善農村教師待遇，確保縣C市、區)域內農村教師待遇不低于城鎮教師待遇；設立農村教師獎勵基金，對長期在農村從教、表現優秀的教師予以獎勵；適當提高農村學校(含教學點)中、高級教師崗位的結構比例和農村教師在各級各類評先表彰中的比例；在農村地區學校建設教師周轉房；實施農村緊缺教師代償學費計劃，高校畢業生到鄉鎮及以下中小學任教的，可直接轉正定級，轉正定級時薪級工資高定一級。

四是實施農村教師(校長)培訓工程，不斷加強教師培訓機構建設，強化福建教育學院培訓、教研功能以及在全省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工作中的引領作用；啟動農村教師(校長)教育教學能力提升工程，到2012年底前將全省農村教師(校長)輪訓一遍。2009年福建教育學院中小學教師培訓和校長培訓達10546人次，共舉辦中小學校長培訓班29個，培訓校長3385人次；共舉辦教師培訓班91個，培訓中小學教師7161多人次。其中，舉辦農村中小學教師教育教學能力提升工程省級培訓班55個班次，培訓3760名農村教師；獨立舉辦農村中小學校長能力提升工程3個培訓班，培訓239名農村中小學校長。

(二)進一步“控流”建議

一是建立農村教師服務期制度。在改善農村學校教師待遇、吸引優秀人才到農村任教的優惠政策前提下，對新補充的農村中小學教師和靠農村優惠政策評上高一級職稱的教師，教育主管部門都需要制定服務期制度，在聘用中給予明確規定。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可以率先在經濟發達地區和交通方便的地方試行城鄉教師雙向、定期流動制度，所有教師無條件在城鄉學校之間流動，以便徹底杜絕農村教師單向流動的問題。教育主管部門和當地鄉鎮領導都要關心農村學校工作，共心農村教師生活，并對他們的工作績效進行年度評估。

篇（2）

目前，橫縣已初步形成甜玉米、茉莉花、桑蠶、蘑菇、甘蔗、優質稻等生產基地，種植面積約占耕地面積的93%，形成了較強的產業優勢。這些產業所在的地區如馬嶺、石塘、陶圩（局部）等鄉鎮，因水庫少或分布不均，農業灌溉設施年久失修，無法正常發揮作用，成為每年受旱最嚴重的鄉鎮。即使是幾座中型水庫、三大電灌站所在地的云表、校椅、橫州、巒城、六景等鄉鎮，也都因渠系配套不全、抽水設備老化年久失修而受到旱情威脅，再者，產值高的經濟作物都是在高坑地上種植，由于沒有水利灌溉無法實現高產增產，而目前縣內還是大量種植傳統的耗水量大的農作物（如水稻），導致了農業產值耗水量過高，遠遠達不到國家提倡的節水增產增效的要求。

1.2灌溉設施老化，水利用率低

蓄、引、提水利工程和渠系配套完好率低、水利用系數低以及粗放型灌溉調水，造成渠道無法正常發揮灌溉效益，導致抗旱能力大大下降。主要表現在：①蓄水工程遠未達到設計的灌溉能力。全縣1768座蓄水工程每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險，特別是山塘工程幾乎未曾加固過，為確保工程防洪安全，不得不采取低水位運行措施。每年因病險減少蓄水而影響灌溉面積約4.0萬畝。因渠系不完善或產業改種降低灌溉能力也較明顯，如六藍水庫、云表水庫、青年水庫、北灘水庫、望天塘水庫、湴蓬水庫等6座中型水庫設計灌溉面積31.55萬畝，實際灌溉面積16.84萬畝，實際灌溉面積僅達到設計灌溉面積的50%左右；②引水工程配套不完善。全縣975處引水工程多數渠系配套不夠完善，加之原來大部分的引水明渠是環山而建，易受山洪、滑坡損毀等影響，大部分已經不能使用，完好率、使用率、渠系水利用系數偏低，全縣減少灌溉面積11.1萬畝。如黃村、站周、合江等引水工程設計灌溉面積1.52萬畝，實際灌溉面積0.57萬畝，實際灌溉面積僅占設計灌溉面積的1/3；③提水工程使用率低。全縣455處電灌站、機灌站，由于年久失修，超期服役，許多機電設備已是帶病運行或已經不能運行，能耗大，效率低下，正常使用率只占50%，減少灌溉面積18.3萬畝。巒城電灌站、甘樂電灌站、劉村電灌站等3大電灌站原設計灌溉面積15.65萬畝，特別是甘樂電灌、劉村電灌，原來一級站裝機為280kW×3臺，流量為1.5m3/s，現因土地集體化、個人承包、以及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等原因，現實際灌溉面積僅為2.9萬畝，不到設計灌溉面積的1/5；④渠系配套不完善。全縣灌溉渠系配套極不完善，渠道防滲率僅占20%，利用率很低，完好率更差，如國營灌區原設計渠道總長為600.6km，由于產業結構調整、旱作物或部分經濟作物靠天下雨灌溉，致使渠道工程利用率偏低，投入運行的渠道總長僅為97.568km，不到原設計的1/6，面上渠系利用率就更低了。

1.3灌溉工程分布不均，調配水能力不足

全縣雖有194座水庫以及1574座小山塘，但分布不均，水庫山塘大部分分布在山區地帶，而且水庫在整體上呈自西北向東方向分布，北部及西南鄉鎮分布甚少。如平朗鄉有耕地面積2.5萬畝，但僅有2座小型水庫，無較大規模電灌工程；馬嶺鎮有耕地面積4.3萬畝，雖有10座水庫，但主要分布在該鄉鎮的北部，中部地區無水庫，大部分依靠六藍水庫尾水灌溉，如遇干旱季節，該鄉鎮受災較嚴重；那陽鎮有耕地面積3.9萬畝，僅有水庫6座；南鄉鎮有耕地面積6.5萬畝，僅有水庫8座；石塘鎮有耕地面積6.5萬畝，雖有9座水庫，但也因水庫分布不均，調配水能力不足連年受旱災。根據灌溉保證率90%的降水量按干旱地區蓄滿產流公式徑流量計算方法，全縣因缺水而需要從其他地域調水灌溉的大片面積區域有馬嶺片、百合片、石塘片、平朗片共12.53萬畝。這些旱片無條件興建較大蓄水工程，只能利用郁江及其支流水源建設流動式電灌抽水。

1.4灌溉制度落后，管理粗放

首先是全縣小㈡型水庫及以下水利工程多數是村管工程，管理經費不足，多數采取租賃、承包方式，沒有真正落實工程管理責任人、技術負責人等責任主體，存在包而不管和有人用水、沒人管水現象，承包經營者多以養魚為主，在個人利益驅動下，群眾往往得不到灌溉用水，誰想用水就放水，沒有統一的用水調度計劃；其次是水資源統一管理體制還沒有完全建立，現狀的水利工程建設、維修，還存在“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現象，如移民、扶貧、財政局綜合開發辦，為了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也興修各種灌溉設施，嚴重影響了水資源的統籌規劃和綜合平衡，投入建設維修后的水利工程又不相互勾通、交接等工作，影響了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綜合效益；第三是橫縣水利工程量多面廣，中央重點扶持大中型灌區，區市對小型灌區扶持能力有限，縣鄉村配套能力更是難上加難，特別是屬于村管的“五小”水利工程，更是出現了資金投向政策盲點，出現了“政府不來管、群眾管不來”的局面，以致這些“五小”工程“病態百出”，難以維繼，發揮不了灌溉作用。

1.5水利管理機制欠缺，未能發揮群眾積極性

現狀的水利工作是靠各級政府部門積極爭取上級資金對水利項目的建設維修，而對日常的水利運行管理和每年的必要歲修沒有從根本上去抓，更沒發動群眾性的水利維修這個必須手段，各灌區的水費征收還未達到100%收繳，觀念上還沒有將水列為商品，導致“政府投資建水利、群眾坐等享水利”的怪現象。

2對策

2.1發展節水農業，調整農業產業區域結構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重點打造優質糧食（含優質稻、甜玉米）、茉莉花、食用菌、甘蔗（含糖料蔗、果蔗）、桑蠶、蔬菜、水產、畜牧、林業等8大農業優勢產業。橫縣屬丘陵山區，西部的南鄉、平朗、新福及東部的馬山、北部的鎮龍等鄉鎮多為山區，水利灌溉設施相對薄弱，高坡地應多發展種植耐旱的經濟作物如豆類、棉花、藥材、茶葉、甘蔗等，近年來，平朗、南鄉等鄉鎮利用高坡地種植甘蔗4.5萬畝。校椅、陶圩、六景、蓮塘、平馬等鄉鎮，水利灌溉設施相對優勢，應多發展種植甜玉米、優質水稻等高產糧食作物及甘蔗、茉莉花等經濟作物，這幾個鄉鎮近年增加種植甜玉米2.3萬畝，茉莉花1.5萬畝。東部的馬嶺、云表等鄉鎮多為沙質地，且地下溶洞較多，儲水能力差，近年來這兩個鄉鎮多為發展種植桑葉、食用菌、水果、蔬菜等作物，并建立噴淋式節水澆灌。

2.2加固改造灌溉設施，提高水利用率

近10年來橫縣實施農業灌溉治理總投資為105488.67萬元，共開展1085項（次）水利項目建設。其中，實施283座（次）水庫除險加固投入53730.56萬元；實施118處299.2km渠道硬化投入9444.4萬元；電灌站技術改造（如:甘樂、劉村電灌為適應土地承包管理體制需要，將大機組改為靈活機動、低耗能的小機組）、水利工程管護設施、水庫清障等71項小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投入211.6萬元。實施治理后，改善灌溉面積22.5萬畝，恢復灌溉面積2萬畝。新增糧食種植面積2.4萬畝、甘蔗5萬畝、甜玉米3.2萬畝、茉莉花1.5萬畝，桑園2.1萬畝，其它經濟作物8.3萬畝，節約抗旱經費500萬元/a。

2.3發揮基層政府優勢，引導灌區群眾積極參與水利建設與管理

橫縣近年來對農業灌溉工程加大了改造，但因小型農田水利工程點多面廣，3198處水利工程遍布全縣17個鄉鎮，加固改造灌溉設施還有待努力。全縣“十二五”規劃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總投資180388萬元，其中上級配套126272萬元，縣級籌集54116萬元。這些小型水利工程規模雖小，但影響面廣，影響程度大，要想能順利地推進農業灌溉治理，必須盡快彌補政策投資缺位這一根本性問題，并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引導。一是建立小型農田水利工程財政專項補助資金穩定增長機制。各級財政在加大對骨干水利工程投入的同時，應進一步加大對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的投入力度，公開補助范圍和補助標準，積極引導群眾投入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二是按“一事一議”模式，通過民主決策的方式，鼓勵廣大群眾投入小型農田水利的歲修，清淤等基礎設施建設，確保正常運行，發揮效益；三是發揚過去各級政府部門齊抓水利維修的優良傳統，干部帶頭，更為關鍵是充分發揮灌區群眾的積極作用，按人口或田畝投入一定數量的資金或勞力進行水利維修。通過多渠道努力改造灌溉設施，從而提高水利用率。

2.4規劃灌溉工程，提高調配水能力，合理利用水資源

豐富的水資源為農業灌溉治理提供了基礎條件。橫縣地表水資源豐富，過境水資源為珠江流域郁江河段上游，多年平均經流量為375.28億m3，境內地表水資源為26.2億m3，地下水資源為2.9億m3，可利用水資源為161.2億m3，其中，地表水為160.62億m3，地下水為0.58億m3，而每年農業灌溉用水為2.86-6.06億m3，充足的水資源為橫縣實施農業灌溉提供基礎保障。因此，首先要堅持全面科學規劃，統籌兼顧，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原則，實行興利除害結合，開源節流并重，防汛抗旱并舉，充分考慮全縣農業產業規劃、土地利用規劃、水源分布、現狀水利設施、作物用水量、并兼顧產業發展趨勢，編制全面的、科學的治理規劃，治理規劃應主要解決現狀灌溉設施不合理性和實施治理的主要難題，無水源地區要新建灌溉設施，已有的灌溉設施要進行加固、配套、續建，干旱缺水區域要增補骨干治旱工程，從而提高縣域綜合調水能力。規劃必須以一級政府統一審批的規劃為依據，任何行政單位不能超越規劃、盲目批復；其次要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多渠道、多形式探索籌資、融資渠道。對大、中型水利工程主要有上級政策性投資、特大災害補投資、國債資金、銀行支農貸款、水利招商投資、各級配套資金、水規費征用、部門資金整合、市場融資外，對民營的小型水利工程也要發動受益群眾投入，以提高群眾管理水利的責任感；第三要通過深化水利管理體制改革，真正對水利工程確權劃界，明確所有權和使用權，這樣才能真正能確定實施治理的責任主體，分級分步實施才有組織保障；第四要分步實施灌溉治理建設。水利灌溉工程點多面廣，治理難度大，所需資金多，所用時間長，只能根據總體規劃，抓住新農村建設、桂中治旱、西部大開發、水庫除險加固大會戰、水利建設重點縣等大好機遇，有計劃有組織地分年度分步實施。

2.5改革灌溉制度，推廣節水灌溉新技術

用水管理模式的改革，農業灌溉管理要從過去計劃經濟管理模式轉軌到市場經濟管理模式，把水真正成為商品，水市場的交易活起來后節水問題就迎刃而解。因此，政府和部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積極的探索和開拓：一是強化水費征收工作。必須看到，當前的水費征收是極度背離價值規律的水費價格，導致了水資源浪費嚴重，用水效率低下并致使基層水管單位陷入困境。因此，要以強化水費征收為突破口，以維持基層水管單位自我生存和發展為目標，逐步實現水費征收改革，積極推進水價改革，建立“水量控制、定額管理、超用加價、市場調節、政府引導、群眾監督”的用水管理機制；二是要改革灌溉管理體制，這需要積極穩妥地建立健全以農戶廣泛參與為主要內容的灌區管理體制，充分發揮農民用水者協會參與灌區管理這一特點調動群眾積極性，重點解決小型農田水利工程特別是末級渠系的歲修、清淤、養護和管理責任主體缺失問題，維護末級渠系用水秩序，加強田間用水管理，促進節約用水；三是積極探索和推進水利工程產權改革和建立水權交易市場；四是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水務一體化改革，改變現在對水事務的“多頭管理”為“統一管理”；實現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資源的統一管理；五是積極推廣科學灌溉新技術，水稻種植區繼續實行廣西水利系統的《千萬畝水稻節水灌溉技術開發》的薄、淺、濕、曬的科研成果，這樣可使每畝節水150m3左右，又可提高抗倒伏能力，增加作物產量；經濟作物區實行噴淋式節水澆灌或分行交替澆灌方式，可達增產節水效益；或引進高科技抗旱劑“旱地龍”種植作物技術，實現“有旱抗旱、無旱增產”的雙重效益。

篇（3）

1.引言

“不論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家庭暴力都是一個嚴重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現象”【1】。我國有關法律文獻將“家庭暴力”定義為:“行為人以毆打、捆綁、殘害、強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給其家庭成員的身體、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行為。”它不利社會的穩定和家庭的和睦。

而潮汕地區位于廣東省的東部。由于其獨特的經濟、歷史和文化環境，該地區的家庭暴力情況會呈現自己的特點。但是，綜觀各種文獻，研究家庭暴力資料很多。但是，它們大都把研究的對象放在全國上，很少涉及地方。研究潮汕地區家庭暴力情況的資料基本沒有。而此次研究便是研究潮汕地區家庭暴力的現狀和原因，并提出解決該問題的對策。這既有利于豐富家庭暴力的相關研究理論，也有利于為人們解決該問題提供參考，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意義。

2.研究方法

2.1問卷

根據刑法、婚姻法關于家庭暴力的相關法律條文，以及相關的研究文獻，自編家庭暴力調查問卷。

在潮汕地區發放問卷，問卷在市區發放300張，在農村發放300張，一共600張。回收問卷570張，回收率為95%。

2.2統計分析

收集調查數據，運用SPSS12.0進行統計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運用因素分析和獨立樣本T檢驗。

3.結果

3.1家庭暴力最主要的形式是精神虐待。

根據各因子包含的信息，將因子1命名為“精神虐待”；將因子2命名為“軀體虐待”；將因子3命名為“經濟侵犯”。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精神虐待”這個因子在旋轉后的方差貢獻率為31.266%。可見，精神虐待是潮汕地區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現形式。

3.2男女雙方所承受暴力差異很大。

在表2中，精神虐待（P=0.000）、軀體虐待（P=0.001）和經濟侵犯（P=0.018）這三個因子的P值均小于0.05。二者的差異性顯著。可見，潮汕地區男女雙方所承受的家庭暴力具有顯著性的差異。

3.3城市的家庭暴力現象與農村的差別不大。

在表3中，三個因子精神虐待（P=0.974）、軀體虐待（P=0.261）和經濟侵犯（P=0.494）的P值都大于0.05。城市與農村二者的差異性不大。因此，城市與農村的家庭暴力現象的差別不大。

綜述所述，潮汕地區的家庭暴力現狀呈現一下幾個特點：1.精神虐待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形式。2.男女雙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異很大。3.城市的家庭暴力現象與農村的差別不大。

4.討論

筆者認為潮汕地區的家庭暴力之所以呈現以上幾個特點，主要是由以下三個原因造成的。

4.1對精神虐待的忽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普遍認為家庭暴力只是表現為對軀體的傷害。因此，人們會比較注意家庭中的軀體傷害事件，而對精神傷害的關注會表較少。這是因為“由于精神暴力很難被外人直接發現,當事人自己也難以表達所遭受的精神傷害,所以這種形式的家庭暴力對家人的傷害更加隱蔽。”【2】另外，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潮汕地區有很好的保存。傳統文化中愛護身體的觀念也深深影響了潮汕人，使他們在侵犯時更多選擇了精神，而不是軀體。這些導致了精神虐待缺乏足夠的制約機制，成為潮汕地區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現形式。

4.2重男輕女的觀念

“潮汕地區自古封閉，三面環山，一面向海。”【3】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或者闖蕩海外謀生，便是潮汕人的出路。而出海、上山這些高危性勞作自然難以由女人勝任，而只有由男人來承擔。因此，自古以來男人便成為了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他們深受傳統觀念，特別是三綱五常的的影響。這就導致了潮汕地區的男權主義極為嚴重。而女性在面對不公平時又選擇了逆來順受。所以，重男輕女的現在在潮汕地區較為普遍。這就造成了男女雙方所承受家庭暴力差異很大。

4.3城鄉聯系緊密

三面環山，一面向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造成了潮汕人與粵北的客家人和珠三角地區廣府人聯系較少，另一方面使得潮汕人之間聯系較多。在潮汕地區，城市與農村在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相互影響，相互聯系。他們在家庭觀念上也極為相近，差異性不大。因此，城市的家庭暴力現象與農村的差別不大。

5.對策

5.1改變觀念

為了保護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利益，消除家庭暴力的現象，需要改變人們一些錯誤的觀念。

一方面，我們需要改變人們對家庭暴力的傳統觀念。在上文中，我們知道精神虐待之所以成為家庭暴力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們一般只是關注軀體虐待，而忽視精神虐待。因此，人們應該全面認識家庭暴力，全面的保護自己的權利。

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改變人們重男輕女的觀點，提倡男女平等。不僅男性要認識到這一點，女性更要意識到這點的重要性。面對家庭暴力，女性不應該選擇逆來順受，而是要善于保護自己的權益。

5.2完善相關法律

《刑法》、《婚姻法》等法律都對家庭暴力進行了定義和限制。但是，其中的條文大多只是與軀體虐待相關，對精神虐待和經濟侵犯的限制較少。因此，相關部門可以完善相關的法律，對公民的合法權利進行全面的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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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馬發騰.潮地婚姻庭觀念剖析[Z].

篇（4）

在走訪了廣西南寧市周邊膨脹土較為發育的村莊時，發現許多村民居住的樓房不同程度地出現墻體開裂現象，個別村莊有將近50％的房屋出現裂縫。開裂后的建筑物雖然可以繼續使用，但是長長的裂縫讓人觸目心驚，嚴重影響了住戶的生命財產安全。

為了解決長期困擾村民的擔憂問題，減少因房屋開裂造成的損失，現就引起該地區樓房墻體開裂的現象作一簡單分析。

一、裂縫的基本現狀

出現裂縫的房屋有1～5層不同高度，既包括上世紀80年代修建的泥磚瓦房，也包括90年代末期至今修建的以黏土磚和鋼筋混凝土為主要材料的房屋。裂縫分布狀況如下：

1底層靠近窗下角呈“八”字裂紋比較普遍；

2門、窗洞口上部拐角出現斜裂縫，形狀為倒“八”形；

3頂層窗洞口中間部位出現垂直裂縫；

4泥磚瓦房背面縱向全墻中部有垂直通長裂縫。

二、裂縫的成因分析

該地區建筑出現裂縫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總體上可以從受膨脹土地基影響和工程措施不當這兩方面來歸類分析。

(一)膨脹土地基影響

根據有關資料統計顯示，南寧地區膨脹土成分含有較多的親水性強的蒙脫石、伊利石等膨脹性物質，黏粒含量很高，粒徑＜0.002mm的膠體顆粒含量＞25％，塑性指數IP在17～32之間，自由膨脹率超過40％。因此該地區的膨脹土具有非常明顯的濕脹干縮效應。由于上部作用荷載不同，使得地基土體在強烈的脹縮循環過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導致基礎產生不均勻沉降，從而使得上部輕型結構中產生超出墻體承載能力的附加拉力和剪力，墻體便出現裂縫。

南寧地處亞熱帶，北回歸線以南，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其中夏季高溫持續時間長，雨量充沛，年平均降雨量達1300毫米。在這炎熱多雨的氣候環境下，干濕循環交替頻繁，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當地建筑墻體開裂情況的發生。

(二)工程措施不當

該地區農村房屋出現大范圍的墻體開裂現象除了跟膨脹土地基密切相關外，跟房屋的建筑造型、房屋選址和施工質量等也有很大關系。

1建筑造型影響

該地區農村的居民房樓房普遍不高，大多呈“η”形和“一”字形分布。出現裂縫的房子大部分長寬比＞5，少數縱向長度超過30米。在膨脹土發育的地區，形狀不規則和長寬比過大的輕型建筑極容易受地基沉降不均勻影響而產生裂縫。

2房屋選址影響

在出現裂縫的房屋中有70％集中修建在山丘上。由于地形條件的限制，大部分場地都需經過人工挖除平整，房屋背面的土坡均呈垂直狀，落差1.0～1.8米。這部分房屋周圍大多既沒有設散水也沒有明溝排水，且房屋與土坡壁水平距離不超過1米。這種情況下屋背面排水較差，每當下雨雨水全都滲入地下，膨脹土地基充分吸水膨脹；當雨后氣溫升高，水分逐漸散失，地基失水收縮形成了膨脹收縮過程，長年累月的重復干濕循環就造成房屋開裂。而修建在場地比較平緩的房子，排水比較順暢，除少數因縱向長度過長的房屋出現裂縫外，大多都保持完好。

3施工質量影響

該地區農村的居住房主要以自建房為主，屬于三無產品：即無圖紙設計、無資質施工、無地質勘探。施工過程中計量不準、隨意性較大，尤其是基礎部分幾乎不設地基圈梁，埋深、尺寸全憑經驗。“三無產品”當然也是“無保障”產品，當地基產生不均勻沉降時，很容易就會出現基礎抵抗地基變形能力不足，從而導致上部墻體開裂。

三、裂縫的預防措施

墻體由于本身的特點，一旦出現了裂縫，處理起來比較困難。有的即便進行了加固，也不能完全恢復其本來面貌。因此，對墻體的開裂問題應著眼于預防，把災害消滅在發生之前。膨脹土地區預防房屋開裂最好的辦法莫過于通過改良膨脹土地基，減輕地基的不均勻沉降。目前國內利用石灰對膨脹土地基的改良技術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對于小規模低投入的廣大農民群眾來說并不實際。針對該地區出現的輕型建筑墻體開裂的現象，筆者提出一些簡單有效的預防措施。

(一)建筑設計方面

1場址選擇：應選擇地面排水暢通或易于排水處理、土質均勻的地段。豎向設計宜保持自然地形，對修建在山坡上必須挖出部分土體的建筑，應做好排水、防水工作，對排水溝、截水溝應確保溝壁的穩定，并對溝進行必要的防水處理。

2簡單造型建筑設計：建筑物體型應力求簡單，并控制好房屋長寬度，長度盡量不超過30米；房屋周圍做好現澆混凝土散水，相鄰建筑間保持一定距離。

(二)結構設計方面

1上部結構：應選用整體性好，對地基不均勻脹縮變形適應性較強的結構，宜優先選用框架結構。對磚混結構房屋，可適當設置圈梁和構造柱，并注意加強門窗洞口部位和底層窗臺砌體的剛度，提高其抗變形能力。選用的建筑材料中，對變形敏感的泥磚和無筋空心砌塊不宜選用。

2基礎方面：根據現場地質條件選擇合適的基礎形式，設計合理的埋深，這樣可以有效減小或消除地基脹縮變形引起的不均勻沉降，一般情況埋深不小于1.5m。

篇（5）

其二，嚴重制約勞動力隊伍素質，進而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勞動力素質差是我國目前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凸現出來的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也必將對我國實施科技興國、建設和諧社會的偉大戰略目標產生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畢業論文下載網

其三，對下一代的影響。在農村，早輟學必然導致早婚早育。由于類似的早婚早育夫妻自身缺乏基本的生存條件，這又給他們的下一代健康成長帶來物質的匱乏，其思想觀念也因其知識文化低也更落后，必將對中華民族下一代勞動者的整體素質的提高與改善造成嚴重的影響。

二、農村初中生輟學的原因

（一）社會原因

新“讀書無用論”影響很大。“升學跳農門”的傳統觀念在廣大農民的心目中一直占統治地位，這本來對其促使其子女上學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隨著目前社會上繳費上學，人才供求矛盾的日益凸現，這都給農民“升學找出路”的傳統思想帶來巨大沖擊，這就導致了更多的農民對教育的投資不敢再抱有很大的奢望。

（二）家庭原因

因家庭遭受變故，無力支持子女學習費用而輟學的事實的確存在，但這只是少數，家庭不和或父母離異，父母在經濟上盡量滿足子女要求，使孩子產生了依賴的思想，如稍有不順便逃學，直至輟學。

（三）學校原因

教學方法陳舊。仍在沿用舊的教學模式，而且初中教材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現在的教材雖說不全是為升學服務的，但對不能升學或不想升學的學生來說都是學而無用或用處不大。

（四）學生自身原因

1．調查顯示，98%的輟學者并不是不想讀書，而是不想在慢班讀。快班生榮譽感強，不易輟學；慢班生自卑感強，心理壓力大，極易輟學（名校普校也是此道理）。學校分了快慢班后，并沒有對所謂的“慢班生”進行相應的教育引導，相反，在學科教育和思想教育兩方面都降低要求，這就導致部分學生結伙越軌，正常的教育秩序缺乏保障，也挫傷學生的積極心，使其厭學輟學。

2．打工潮吸引了不少后進生和貧困生。春節前后，打工族衣錦還鄉的闊綽勁，刺激了一些家長和學生，尤其是那些學不進、基礎差的學生，一股“外出闖蕩、何必在校受罪”之心便油然而生。

那么，上述社會、家庭、學校和學生四方面因素產生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筆者認為：

（1）社會的謀利心理。老板愛用童工、部門愛多辦證、領導愛多賺外地錢等謀利心理，這就使得某些部門沒有認真履行其幫教與助教的社會職責，而是從本位主義出發，從本部門利益出發。

（2）家長的失望心理。農民實惠心理歷來突出，認為“讀不讀書、上不上學”在眼前似乎差別不大，反正都是去打工。加之現在擇業矛盾的日益凸現，高、中等院校昂貴的費用等影響，許多家長對教育的自信力下降，從而產生了失望心理。

（3）教師的隨意心理。因學生基礎參差不齊難教而隨意、因壓力太大精力不足而隨意、因待遇懸殊而隨意……從而引起連鎖反應。

（4）學生的厭學心理。基礎差、聽不懂的厭學；缺乏理想、得過且過的厭學；家庭條件好、不用去奮斗的厭學；在家、在校受挖苦歧視的厭學；受輟學者影響的更厭學。主觀厭學是產生輟學的主要原因，首位原因。

三、解決農村初中輟學現象的對策

（一）標本兼治，加大教育投入，盡快實施農村免費義務教育聯合國教育專員托馬舍夫斯指出：中國在保證基本教育投入方面，還不及非洲的烏干達。更嚴重的是目前政府對農村教育投入僅占教育經費的30%。簽于此，筆者以為：

1

．治本上，國家盡快在全國農村實施免費義務教育。這是國家經濟能力完全能承受的，并且已經在西部農村推行了。

2．治標上，政府確保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達4%，并改變教育經費比例分配，向義務教育傾斜，向農村義務教育傾斜。同時，義務教育經費應專款專用并建立相應的保障與監督體系。

（二）齊抓共管，明確職責，綜合治理

齊抓共管，就是在中央的領導下，齊心協力，明確國家、社會、家庭、學校和學生自身在義務教育中各自的職責，綜合治理，共同把農村學生輟學現象消滅在萌芽狀態。

（三）落到實處，深化農村教育改革，增強教育的吸引力

所謂落到實處，就是說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要務實，做實事，不把義務教育當政績，要像抓計劃生育般建立控輟保學機制，對相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的考核與考評實行一票否決制。

1．管理上，強調建立以縣市為中心的“控輟保學”機制，改變目前以校為重的做法。

2．學校內部，應切實轉變觀念，實施素質教育，把學校真正辦成學生的樂園。農村教育如何提升教育質量是緩解目前嚴峻的輟學現象的重要保障之一。同時學校一定要將控輟保學落到實處。結合我校的一些具體做法，筆者在這方面進行了探索，提出了創建“控輟保學系統工程”的做法：（1）縣鄉政府須出臺“控輟保學”鄉規民約，實行一票否決制；（2）學校做好后進生轉化工作，可出臺《轉化方案》、《幫扶方案》等，同時舉辦后進生轉化學習班；（3）學校可制訂《控輟保學責任制》、《動員流生返校工作方案》、《流生情況跟蹤調查表》、《流生返校催學通知書》等措施；（4）定期舉辦貧困生、后進生、留守生家長座談會；（5）建立教師家訪網絡；（6）成立控輟保學基金會等等。

3．改革課程體系和辦學體制，深化農村教育改革，增加致富門路，提升就業能力。嘗試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一體化的試點，實行學校內部分軌；探索初中（最好是初三）分流，使能升學的有繼續學習的基礎，為就業的開設適合當代農村經濟發展的課程門類（如養殖、家政、小城鎮規劃、農業機械、無土栽培等），改變目前課程設置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解決農村教育的“出口”問題。因為農村教育的“出口”是解決農村教育問題的關鍵，是農村學生輟學現象和農村教育走不出低谷的核心問題。

2003年9月的農村教育工作會議，確立了我國農村教育的兩個戰略地位：一是把農村教育放在整個農村工作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二是把農村教育放在整個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2004年1月，周濟部長再一次明確中國教育今后發展的一個重點——包括農村、農民、農業“三農問題”的教育。

篇（6）

我國目前有13億人口，其中有9億人口生活在農村。龐大的農村人口數加上傳統的“傳宗接代”意識，使得我國農村地區的計劃生育工作舉步維艱。在過去，我國在農村地區開展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其方法無外乎是貼標語、出黑板報、發放計劃生育宣傳資料和組織育齡女性進行計劃生育學習等[1]。不過，近年來，這些傳統計劃生育宣傳方法的弊端逐漸顯露了出來。筆者在工作中發現，傳統的計劃生育宣傳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宣傳方式過于簡單，無法起到應有的宣傳效果，甚至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②缺乏實效性。傳統的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只注重宣傳，卻不注重宣傳的效果。使得很多計劃生育宣傳工作變得華而不實。③宣傳時間過于固定。目前，我國很多的計劃生育宣傳單位只在每年的幾個固定時間段到農村開展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卻完全不考慮在這些時間段內農民是否有時間、有意愿去聽取計劃生育宣傳，從而使很多計劃生育宣傳工作出現了“有人宣傳無人聽”的情況。

2.改進農村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方法

2.1創新農村計劃生育宣傳的方式

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村地區經濟水平的逐漸提高，廣大農民的文化水平也在不斷的提高。這使得一些粗俗的計劃生育宣傳標語已無法得到農民的認可，甚至會引起農民的反感。此外，很多農村地區已經完成變成了現代化的住宅小區，也沒有合適的位置讓計劃生育工作者粘貼標語和出黑板報。針對這些情況，計劃生育工作者應調動主觀能動性和客觀資源，去搶占新的計劃生育宣傳“陣地”。例如，計劃生育工作者可與一些農業技術網站、農產銷售網站聯系，利用他們網頁上的空白處進行計劃生育宣傳。在使用網絡對農民進行計劃生育宣傳時，計劃生育工作者要向農民多宣傳一些新的計劃生育知識，如私自檢查胎兒的性別是違法行為，去醫院進行人工流產需要開具村里的證明等[2]。除了可使用網絡進行計劃生育宣傳外，計劃生育工作者還可以制作一些計劃生育的短片，并使用一些村的閉路電視向農民播放這些短片。此外，計劃生育工作者還可以定期開展電視講座，請醫院的婦產科醫生親自向農民講解新的計劃生育知識。這些新的計劃生育宣傳方法都會使農民更樂于接受，從而提高計劃生育宣傳的效果。

2.2提高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實效性

在傳統的計劃生育宣傳工作中，很多計劃生育工作者都只注重宣傳的方式，卻忽略了宣傳的效果。這使得我國農村的很多地區出現了“年年有計劃生育宣傳，年年完不成計劃生育指標”的情況。因此，計劃生育工作者在開展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同時，要建立完善的計劃生育宣傳記錄檔案，將在某村做過計劃生育宣傳的次數、方法與該村的計劃生育指標完成情況結合起來，以便找出一些實用性強的計劃生育宣傳方法，提高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實效性。

2.3提高計劃生育宣傳工作的靈活性

篇（7）

八十年代中，中國研究改革的專家學者里，最強的隊伍之一就是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屬下的一群中青年經濟學家。他們常年持之以恒地的調查研究，使他們得以始終保持著觀察農村問題的前沿眼光，在政策研究和學術討論上都贏得了領先地位，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然而，八十年代末，這支隊伍被打散了。此后，雖然還有一些學者繼續堅持不懈地研究"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背后再也沒有了強有力的團隊研究的支持，其研究成果也得不到必要的重視。中國不再有研究分析"三農"問題的強勢團隊，并不是件好事。更何況，今天的"三農"問題比以前更復雜了，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沒有了類似的團隊，只靠一些政府機關的農業經濟專家作些單純的經濟技術分析，就有"盲人摸象"之虞。十年以后，問題終于暴露出來了，面對今天農村的困局，似乎只能在中國的媒體上見到個別學者的分析以及一些記者的零星報道，而再也看不到八十年代那種腳踏實地、以第一手調查為基礎、有充分說服力的系統整體性分析研究，更看不到有關"三農"的政策制定與這類研究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或許就是農村改革被忘卻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日農民狀況：富起來了還是越來越窮？

在二十世紀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國通過農村經濟改革，徹底拋棄了嚴重束縛農民經濟和人身自由的體制，農業生產力迅速回升，帶動全國出現了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雖然五十年代初時給了農民的土地沒有真正回到農民手中，但土地的長期承包基本上鞏固了農村的市場機制。隨后，在農村流通體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進展并不大，而且過去五年來還時有反復。按照一些書齋經濟學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農村里引進了市場機制，農村的體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順了。可惜，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問題不在于市場機制不靈，而在于市場機制的這只"看不見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現存的權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嘗過改革甜頭的農民重新置于被剝奪的可憐境地。

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挑戰。近年來農村這個中國經濟社會的基本面的狀態正處在每況愈下、難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農業的收益明顯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經濟"已經逐漸消退，而政府轉嫁社會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負擔，城市居民、特別是內地中小城鎮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開始萎縮，對農產品的需求已經沒有以往那么旺盛了。這直接造成了農產品價格連年走低。而另一方面，農民的種植成本卻面臨著壟斷型工商企業的價格哄抬，種子、化肥、電、農藥等的成本越來越高。結果，出現了種得越多、虧得越重的現象。而且，今后中國的農產品價格已經沒有再抬升的空間。最近農業科學院的一位學者詳細分析了中國農產品的成本和價格，其結論值得國人警醒。他發現，中國的大多數農產品價格已經超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而多數農產品的生產成本也高于發達國家。這樣，中國農民指望農產品價格回升帶來今后的收入增長，看來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國在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堅持強調今后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與其他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延緩了中國加入世貿的進程。這個問題并不是新問題，早就列在申請世貿要解決問題的清單上，中國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關心這個問題，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對農業問題的擔憂。即使中國能繼續維持國內農產品市場的價格，盡量減少低價進口農產品的沖擊，中國農民的種植業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顯改觀了。

其次，近年來農民的收入增長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最近國家統計局開始承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明顯放慢，有時只有兩三個百分點。事實上，從一些來自鄉村基層的報道看，就連統計局的這個官方數據也有很多水分。許多鄉鎮長、縣長為了呈報政績，往往人為地夸大農民的收入。甚至，當農民的田產收入下降時，有些基層干部就按照農民家里有幾棵果樹、有幾只母雞來計算一年的最高產果量和下蛋數，好湊出一個"增長"的農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雞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樹是否年年都能結那么多果子，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經驗的專家都了解，統計局的農民收入統計一般都有高估的傾向。另一方面，在這個"增長"的"收入"當中，其實包括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家中積存的糧食或其他農產品。由于近年來糧價一再下跌，農民收獲的農產品如按政府規定的收購價格出售，將嚴重虧本。農民們只好暫時把農產品囤在家里。如果把這種無法變現的收獲剔除，農民來自農業的現金收入其實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億農民進城打工，給他們的家庭帶回一點現金收入，那么許多農民家庭恐怕連應付攤派的現金都拿不出來。

再次，鄉鎮企業開始萎縮。最近在國內出現了一股談論加快農村城鎮化的清議，似乎只要在鄉村多建成一些新興城鎮，農村的蕭條局面就能改觀了。農民搬到城鎮去從事非農行業的前提是鄉村非農產業的加快發展。但是，近幾年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興旺一時的鄉鎮企業開始進入了收縮階段，連年關閉裁員，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農村勞動力，相反卻吐出了數千萬以往吸收過的勞動力。鄉鎮企業的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經濟形勢周期性變化的結果，還有更深層的體制原因。過去二十年中，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背后有一只基層政府的"手"在推動，這曾一度被一些學者視為中國鄉鎮企業發展模式的優勢，現在卻可以看出，這只"手"也造成了鄉鎮企業發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經濟性。一旦全國范圍的"泡沫經濟"消失了，大批趕""泡沫經濟"風頭的鄉鎮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鄉鎮企業有過一個"成功典范"，即"蘇南模式"，現在這個模式卻已顯現出明顯的敗象，蘇南的基層干部也不得不坦承這條道路的局限性，開始了反思。

第四，進城打工的農民處境艱難。在內地的許多省份，進城打工成了農民養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勞力都得靠離鄉打工來維持家計。而從整體上看，除了少數繁榮地區和都市外，多數內地城市的經濟也并不妙，于是，出現了上億農民爭搶東部都市和少數繁榮地區工作機會的局面。近年來，農民春節后離鄉外出尋找打工機會的時間越來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離家上路，因為誰都想搶在別人面前爭取到有限的工作機會。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對農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億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農民工之間的鄉親關系網提供一點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許多盲目涌入廣東一帶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機會，又返回頭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與此同時，不少城市的政府卻開始設置重重障礙，限制農民工的就業機會，以保護城市失業者的飯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實行"上崗證"，許多粗壯工種的工作機會都要憑市政府批準頒發的"上崗證"才能就職。顯然，農民進程打工的機會不是越來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應求。就總體而言，城市里能容納的農民工數量已經接近飽和，而越來越多的農民在鄉村難以維持生活，進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機會，如此就難以脫困了。

最后，也是最讓人痛心的是，鄉村兩級干部的腐敗以及對農民的橫征暴斂，把農民種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農民的不合理負擔之重前所未有。由于這方面的情勢相當嚴重，因此國內媒體有時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將就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紀"和鄉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統計數字，光看國內媒體的報道傾向，其實也能多少解讀出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近幾年來，媒體對"大好經濟形勢"的報道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大都市和浙江東部、廣東沿海，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四大最繁華的都市。如果單看這些報道，自然可以產生種種令人樂觀的想象，諸如再有多少年中國將"趕上或超過"某某國之類。而關于內地農村的報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從偶爾透露出來的個案中可以發現，對農民的攤派負擔非常沉重，農民辛辛苦苦一年下來反而要虧本。至于農民因抗交攤派而與基層干部時常發生的沖突，在國內媒體上就極難得一見了。

如果從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設日新月異，居民生活的質量已經進入了講究養生、美容、減肥的階段，網絡普及率越來越高，國際化的征兆也日益明顯。對這數千萬居民來說，新世紀似乎就意味著生活水平告別"小康"、與發達國家接軌，這自然令人向往，也讓人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體圍繞著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編織出一幅"買汽車、住新房"的"新世紀圖"，更是引得連臺灣都有人羨慕起來。如果就從這樣的視野出發去理解中國的"新世紀"，就未免太偏頗了。

在上述的繁榮地區大約不過有數千萬人口，中國不可能光靠這么一小塊地域就帶動全國經濟，這些繁榮地區充其量也不過是個"臉面"、"櫥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地，特別是農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櫥窗里的繁榮"的光。光是看內地中小城市居民現在的生活狀況，就會發現，那里的民眾恐怕完全看不見其個人前途上的"新世紀曙光"。在內地中小城鎮，許多家庭的月收入不過數百元而已，仗著物價低，每日勉強糊口還過得去，但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兒女們的就業機會渺茫。放眼看去，當地企業都破敗不堪，能在政府機關里謀個飯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別的奢想了。至于內地農村的境況，上面已經提到，多數農民正陷入一種新的經濟困境。對他們來說，"櫥窗里的繁榮"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種令人憤慨的刺激。而當都市里的人們暢想著新世紀里的新愿景時，大概也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由于農村困局的嚴重性，這樣的都市愿景其實是非常脆弱的。因為，這種"櫥窗"是沒有"玻璃"的，當然也不可能把"櫥窗里的繁榮"與"櫥窗外的貧困"斷然隔離開來。

今天中國的形象，似乎已經化約成少數都市的面貌了。外國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以為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了。倘若中國人也以為如此，就不免有點孤陋寡聞、自欺欺人了。從一種比較客觀的角度去評價新世紀中國的局勢，廣大的內地農村才反映出中國問題的主要方面，畢竟，人口的絕大多數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時不能從八億農村居民的現狀出發去認識中國的問題，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幾千萬居民身上，不僅是目光短淺，而且也誤判大局，其實也絕非這些都市民眾之福。

中國以前有過沉重的教訓，現在又面臨新的教訓。轉型中的農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為什么農民們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會得而復失？這個大題目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比較系統深刻的答案。從總體上看，農村改革取得初步進展以后，政策就開始逐步向城市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運用財政資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資，增加物價補貼。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許國有企業大幅度提高其壟斷產品的價格，結果前些年農民從從農產品價格提升中得到的好處，又因種植成本上漲而陸續被城市里的國有企業拿走了。在"泡沫經濟"紅火的歲月里，壟斷型農村金融機構又把農民的儲蓄大量轉移到都市地區的房地產和股市投機當中，虧了是農民們的存款倒霉，賺了是這些機構的員工們發財，而"繁榮地區"的居民則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得到了益處。當然，都市的繁榮還與外資的投入有關，大量的外資集中在幾個都市地區，自然能營造出繁榮來，而內地農村是沒有這種機會的。

政府本來負有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和幫助貧困人口的使命。但自從九十年代以來，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對農民施惠的措施，而讓少數都市居民的生活"錦上添花"的措施卻接連不斷。比如，最近為了增加內需又動用財政資源連續給城市居民中"吃皇糧的"人加薪。其實，日子確實過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糧"的人。問題在于，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八億農民不僅在政策研究圈里沒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關懷。這是"三農"問題積重難返的根源。

當人們談論幾大都市的"世紀新貌"時，卻很少有人提到，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是給幾大都市"錦上添花"嗎？如果把幾個大都市里城市建設投資的一部分省下來，少蓋幾座超高層"世紀建筑"，少建一條"五環線"或地鐵新線，少花些鋪陳奢華的主干道燈光投資，而把資金投入到內地去幫助農村發展，可以讓數十倍于都市人口的農民受惠，經濟上產生的連帶效應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讓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資助農村的窮孩子上學了。少花一點這樣的都市投資，絕不至于就影響到這幾個都市的繁華，無非是已經夠亮麗的"櫥窗"上少一道"光輝"而已。這樣簡單的想法之所以沒有"市場"，是因為它顧的不是"櫥窗"和"臉面"的光鮮。農村既非"臉面"，又非政治上的"基礎"，鄉下人的困境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過去幾年中，每當提到增加收入時，首先想要照顧的是正項收入不差、額外收入和享受更多的政府官員，而貧困的八億多農民就被"忘卻"了；但提到擴大消費品銷售時，就想到要讓農民多花錢了，目的不是為了讓農民過得好一些，而是要減少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庫存。一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呼吁，要打開龐大的農村市場，讓農民們多消費，這樣城市里國有企業的產品才有銷路。而現實卻是，幾年來全國農民的人均消費品購買量一直在萎縮。現在，全國消費品的百分之七十多是賣給占人口百分之十幾的城市居民的，其中購買力最強的又局限在那少數幾個繁華都市；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多的農村居民只買得起全國消費品的百分之三十不到。當這些都市里的經濟學家建議如何進一步挖農民們早已被掏空了的荷包時，卻懶得去認真想一想，為什么多年來農村市場不但無法擴大，相反卻正日益萎縮。中國部分學者的"都市偏倚"傾向其實是政府的相同傾向的反射，他們不但很少關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的貧困，甚至連農民貧困的原因都不去思考。這樣，在新世紀里農村的前景就更不容樂觀，也更讓人擔憂了。

"三農"問題的出路何在？

當然，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方向是發展農村經濟。在這方面可以長篇大論地談很多短期內無法見效的設想。現在寫在種種文件上的措施，也很少有新鮮的，多半都是過去幾年來國內學者反復提到過的，寫進文件里也不止一回兩回了。以往幾年這類措施沒能"立竿見影"，今后也很難讓人相信它們就會發揮神奇的功效。

眼前真應該立刻解決的，是別讓農民過不下去。所以，或者是增加農民的收入，或者是減少農民的支出負擔，或者兩者齊舉，總要有一些措施，農村的經濟困局才能略有緩解。然而，到底有哪些可能性呢？

雖然中國在加入世貿的談判中，堅持不能取消農產品補貼，其實，指望農產品補貼來保護農民的利益是有限的。首先是因為政府其實拿不出多少資金進行補貼；其次，在現行體制下，對農產品的補貼大部分最后都落到了壟斷型國有商業系統的口袋里，實際上肥了供銷社、糧食系統員工，而對農民收入狀況的改善卻補益不多。

那么，是否可能對農民減稅呢？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間，皇帝為了減輕稅賦，曾實行過各省輪流免賦的政策。1994年實行新的稅制后，中央財政明顯寬裕了，花起錢來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時那樣束手束腳，但地方財政的份額卻相對收縮了。其結果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足以養活省、縣、鄉幾級政府日益龐大的官員隊伍。過去幾年中，有越來越多的縣級財政已經不能按時發放工資。在集權體制下，地方財政收入短拙的結果，必然是省財政擠縣財政，縣財政擠鄉財政，最后造成了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于是，縣、鄉政府就把日常開支的很大一部分轉嫁到農民頭上，用稅外攤派的方式，強迫農民們負擔起養活基層官員們的責任。問題的癥結，其實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為，中央財政斂得太多、不顧基層財政的困難也是一個原因。然而，中央財政雖然收入比地方財政寬裕，但花在城市里、特別是都市里的錢更多，照樣是捉襟見肘。目前，為了維持城市經濟的繁榮并保住經濟增長率不至于下降，中央財政連年舉債，已經負債累累，根本無法再對廣大中西部省份的農村提供更多的財政返還。政府在減輕農村的正常稅賦方面其實已經無能為力了。

既然今后若干年內無法減輕農村的正常稅賦，政府也很難提出其他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那么，在農民不易增收的情況下，如何減少農民的不合理負擔就成了一個緩解矛盾的重要環節。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三農"問題就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了，它直接涉及到政治體制的改革。

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是縣、鄉基層政府人員過多，開支龐大，入不敷出，最后必然要靠向農民攤派來養活這些干部。在當前"三農"問題突出、中西部地區縣級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中央政府光是下命令嚴禁攤派，其實無濟于事。因為，龐大的縣、鄉級干部要花錢，甚至也想象沿海繁華地區看齊，不但過上"小康"生活，還想告別"小康"、在新世紀里生活水平再上一個臺階。既然本級財政收入不夠，中央財政又舍不得補貼，他們必然要轉而靠向農民攤派來維持自己的生活和消費水平。

例如，七、八十年代鄉鎮長們平時多住在辦公地點的宿舍里，他們的家基本上在當地或附近，步行或騎自行車就能回去；而現在全國的鄉政府負責人九成居住在縣城里，光是每天坐著公家的汽車從縣城到鄉政府上下班，所化費的購車、養車、司機、汽油費一年就達數千億元。現行的基層財政預算根本不可能包括這筆龐大的開銷，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種名目轉嫁到農民頭上。于是，為了鄉鎮長們"腿上的現代化"，全國農民一年收入的幾分之一就填進去了。兩年前《中國改革報》等報紙批評過這個問題，但似乎并未產生什么明顯效果。

為了試圖緩解農村基層政府亂攤派的問題，去年中央政府在安徽搞了"費改稅"的試點，深受農民歡迎。但是，好景不長，報道這項改革的新聞剛剛見報，亂攤派就已經在安徽死灰復燃了。試行費改稅后，斷了基層干部以往的財路，以前通過攤派而撈進口袋里的錢現在入了國庫，這就可能造成干部"生活水平的下降"。于是，一些地方的鄉干部就故伎重演，新發明了非法的"人頭稅"等國稅之外的"私稅"，甚至動用手段，開辦所謂的"教育班"，非法收押不愿意交納這種"私稅"的農民。湖北某地也出現了按農民私宅面積非法開征所謂的"土地使用稅"的惡例，結果逼得交不起"私稅"的農民只好扒了自己的房子背井離鄉而逃。

跳出"官逼民窮"的循環

目前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攤派和反攤派上的矛盾。農民的日子越艱難，對攤派的反彈也越大。于是，為了從農民家里搜刮到足以養活基層干部們的財物，許多鄉政府專門養了類似于"二警察"的隊伍，以便遭到反抗時能用強力制服農民。于是，在鄉政府和農民之間，就出現了一個"正反饋"式的"循環"：農民越是反對攤派，鄉政府就越需要擴大強行實施攤派的隊伍和干部人數，而這又相應增加了攤派的負擔，會引起農民更強烈的反對......。從這個基層的"循環"可以聯想到另一個"循環"：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矛盾沖突越多，上級政府就越傾向于擴大基層干部的人數和強化基層政府的功能，而這勢必加重壓在農民頭上的攤派負擔，將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的沖突更加激化。顯然，陷在這種"官逼民窮"的"循環"中，只會導致官民兩敗俱傷的結果，而矛盾和沖突則逐漸積累起來，朝著爆發點逼近。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從中不可能導出良性結果。

制止亂攤派的命令也好，試行"費改稅"也好，都是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性安撫手段，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徹底緩解農民沉重的不合理負擔，只有從節流上著手，即減少農民必須養活的基層干部人數以及他們的開支數量。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提出，可以考慮回到1949年以前的鄉村體制，徹底撤銷鄉村兩級組織，由農民自治，選舉鄉保長，這樣的建議就是一個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減少農村基層龐大的靠攤派養活的干部數量，并同時實行鄉以上干部的民主選舉，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除此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徹底減少農民負擔的有效辦法。

篇（8）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扶貧工作。1986年國務院成立了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及辦公室，在全國開展了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1994年又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到2000年底用七年的時間，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在近20年時間里，中國在扶貧開發領域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中國的貧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億降到1992年的8000萬，再降到2000年3000萬人。進入新世紀，我國的扶貧工作仍然任重道遠，因為剩下的一部分貧困人口大都是分布在自然條件惡劣、基礎設施比較薄弱地區或偏遠地區，脫貧難度較大；其次，基本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只是中國扶貧開發所取得的一個階段性勝利。上世紀末脫貧標準低，存在返貧現象；第三，新的歷史條件下，貧困原因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新的特點，新的貧困原因不斷產生，如因上學致貧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都是少見的。

為了摸清新的時期貧困產生的原因，為下一步扶貧制定切合實際的戰略決策，安徽省人民政府在2001年七月，組織了省直有關單位在全省范圍內抽取了10個貧困縣、30個貧困鄉、60個貧困村進行了實地調查，收取了471戶的資料。現根據471戶的資料，對當前農村貧困原因分析如下：

一、被調查貧困戶的基本情況

在扶貧調查收取的471戶資料中，人均收入少于826元k的絕對貧困戶占有440戶。440戶貧困戶共有人口1834人，勞力792人，外出打工173人，人均收入502.5元，其中勞務收入123.2元，占24.5%，種植業收入254.6元，占50.5%，養殖業收入87.8元，占17.4%，其它38.4元，占7.6%。人均擁有耕地0.89畝，人均占有林地0.64畝，人均擁有口糧239.5公斤。住土草房108戶，占24.5%，住土瓦房196戶，占44.5%，住磚瓦房及板房104戶，占23.6%，住危房31戶，占7.01%，住樓房2戶，無房戶1戶。通電384戶，占87.3%，未通電有56戶，占12.7%。有電視機的有181戶，占41.1%，無電視機259戶，占58.9%，通廣播的僅78戶，占17.7%。

二、貧困原因分析

從收入支出角度來說，貧困是收入少，而正常必需的支出相對收入又較多的情況下產生的，導致不能解決起碼的溫飽問題。對貧困原因調查主要采取問卷方式進行，從收入和支出兩方面來調查農民的貧困原因的，問卷設計中不考慮貧困原因的權重，并且在調查過程中，對農戶個別訪談。根據整理問卷和現場調查情況，貧困原因有：

1、缺文化致貧。文化程度低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根據問卷統計結果，423個貧困戶中家庭主要勞力是文盲和初識的有81戶，占18.4%，小學文化程度的有250戶，占56.8%，占一半以上，初中文化程度的95戶，占21.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14戶，占3.2%，高中與初中文化程度之和只占24.8%，比例非常少。資料顯示，家庭主要勞力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均收入越少，越貧困（見表1、2）。家庭主要勞力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4戶家庭，人均收入為532.94元，而家庭主要勞力是文盲和初識的81戶家庭，人均收入僅為417.00元。人均收入在500～826元的家庭中，有10.5%的家庭主要勞力是文盲，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中，家庭主要勞力是文盲的竟達36.6%。利用統計知識計算，家庭主要勞力文化程度與家庭人均收入有很大的正相關性，相關系數為0.85，呈高度相關。根據安徽省農村隊1998年調查安徽省農村3100戶資料顯示，勞動力文化程度分布是文盲和初識占10.9%，小學占32.7%，初中占46%，高中以上占10.4%，與全省平均資料相比，貧困戶勞動力文化程度遠遠低于全省平均值。

缺文化必然導致觀念的落后，觀念落后是貧困的根源。貧困地區不少農民對商品經濟至今還很不習慣，他們一貫視農為本，寧愿守著土地受窮，也不愿昌險出外經營工商業；許多農民聽天由命，消極悲觀，缺乏信心和勇氣，把希望寄于“老天爺”風調雨順；依靠國家支持，救濟的“等靠要”思想非常嚴重，視吃救濟、拿補貼為理所當然；觀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術，甘愿受窮。

2、自然災害致貧。問卷結果顯示（見表3），因自然災害導致貧困的，占26.09%的幾率，在所有的貧困原因中占第一位，在人均收入300～500元的家庭中，因災貧困達到28.24的概率。因災貧困是目前絕對貧困最根本的原因，對這種貧困，脫貧速度慢，是比較難以改變的一種貧困。如我們調查的長豐縣有兩個村，屬江淮分水嶺地區，地勢波狀起伏，蓄水條件差，降雨量少，經常受旱，由于干旱已有三年沒有收成，就連生活用水都要到幾里外的鄰村取水。一年之中，有半年時間向政府借糧。另外兩個村屬“兩湖”灣區，為淮河蓄洪區，一旦淮河汛情緊張，沿湖鄉鎮遭受不斷上漲的洪水侵害，有時“關門淹”長達兩個多月，時常是水來成湖，水去成灘，先澇后旱，十種九空。另外，因災貧困也是返貧的根本原因，由于國情所決定，上世紀我國的脫貧標準低，有些農戶一旦遇到自然災害，又加入貧困的行列。

3、因病、殘致貧。因病、殘導致貧困的原因，在所有貧困原因中占第二位，占21.74%的概率（見表3）。在人均收入500～826元的家庭中，病、殘導致貧困的原因占23.62%的概率，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占19.53%概率，似乎有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是收入太少的農民，用在治病上的支出更少的原因。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生病無錢醫治，不管不問的貧困戶在農村比較常見。我國農民還沒有享受醫療保健待遇，農民看病治病，都是自己負擔，一年中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如果病稍大一點，一般農民的家庭都承受不起，貧困家庭更是承受不起。在貧困地區，農民收入本來就少，農民家庭成員中，如果有人生大一點的病，就會給貧困的家庭帶來更加貧困，如果是大病，只有聽天由命。另外家庭成中有殘疾，也是導致家庭貧困的根源。

4、缺耕地致貧。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要是沒有耕地，也就無法生存。我國進行大規模的扶貧已有近20年了，農村不少家庭擺脫了貧困，現在剩下的一些貧困戶基本是比較難以脫貧的貧困戶，大都是分布在庫區和偏遠的山區，有些交通不便，自然條件惡劣、耕地、水資源少或耕地質量差是導致貧困的重要原因。表3中顯示，由于缺耕地導致貧困占15.16%概率，在所有的調查貧困原因中占第三位。440貧困戶，人均耕地僅有0.89畝，與安徽省平均水平相比，相差0.35畝。這幺少的耕地，加上貧困地區農民文化素質差，不能適時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從種植業獲得的收入自然就少。

5、缺勞動力致貧。問卷統計結果顯示，貧困原因中，12.95%的原因是缺勞力，越是缺勞力，越是貧困（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家庭勞力與人口比小于0.3的人均收入為437.7元，而家庭勞力與人口比在0.8～1時，人均收入為610.4元，是前者的1.4倍。這種貧困原因以前表現不明顯，也只是在90年代后期才突出，是一種新的貧困原因。貧困地區大都是人多地少，勞動力嚴重過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有了勞動力也沒有出路，勞動力的多少并不是影響貧困的重要原因。到了90年代后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貧困地區交通、通訊條件的改善，貧困地區勞力紛紛外出打工，有的外出打工的收入遠遠多于農業收入，也許一個家庭有勞力外出打工，就能擺脫一個家庭的貧困。當然外出打工與外出勞動力的素質有關，素質越高，獲得的勞務收入越多。對表進一步分析得出結論，人均收入高的家庭，勞務收入越多，占的比例也相對較多（見表5）；有勞力外出打工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為556.3元，勞務收入占的比例為47.1%，無勞力外出打工的家庭平均人均收入為473元，勞務收入占的比例為9.95%，家庭外出勞力越多，家庭人均收入相對也就越高，勞務收入占的比例越多（見表6）。

進一步分析缺勞力的貧困戶，這些貧困戶大都是小孩多，且癡呆比例高于其它地區，勞力少。越是貧困地區，傳統生育觀念強，計劃生育工作做得較差，超生現象嚴重，人口素質越差，癡呆現象較多，如我們所調查的一個村中，就見到好幾例癡呆。

6、因上學致貧。因上學致貧也是一種新的貧困原因，也是90年代末才出現的的。調查問卷顯示，這種原因占整個貧困原因的11.3%，且家庭越貧困，這種原因出現的概率越高（見表3）。雖說我們國家的小學、中學都是義務教育，但貧困地區財政收入少，用在學校上開支也比其它地區少，為了維持學校正常開支，有的學校采取增加收費來保證學經費缺口，于是教育亂收費在貧困地區比較常見，有的地方一個小學生學雜費一年要7～8百元，一個中學生的學雜費一年要1千多元。如果貧困地區一個家庭中幾個孩子都上學，對收入不高的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會導致家庭的貧困。如果貧困地區的孩子考上大學，在教育體制實行改革的今天，一個大學生每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加起來至少要一萬元左右，對一個貧困家庭更是無法承受的，要想上大學，只有依靠借債，那幺，這些家庭的生活肯定是走入貧困的境地。

7、因建房致貧。由建房致貧占整個貧困原因的6.09%，這個比例不大，這種情況大都是特別貧困的家庭，由于生存問題，不得不建房。家庭收入少，建房后，家庭就會更加貧困。貧困戶的住房條件都是比較差的，問卷統計顯示，440戶貧困戶中，有土草房108戶，占24.5%，危房31戶，占7.01%，一戶危房。因建房致貧的，除了極度貧困戶外，還有一部分是返貧戶，這一部分家庭先是脫貧了，可能建房時借了一些債，后因種種原因，收入下降，而借的債又需要償還，導致生活水平下降。調查中這部分人因此把貧困原因歸功于建房。

8、其它原因致貧。其它原因導致貧困占6.71%，比例也不大。這通常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大辦結婚、喪事等過多的消費造成的。有的參與封建迷信、賭博、逢年過節的大肆鋪張浪費造成的。

三、結論與建議

1、結論

在所有貧困原因中，因缺文化、因災、因病殘、缺勞力是形成貧困的重要原因。其中缺乏文化、自然災害和環境惡劣是致貧的最首要的原因；其次是因病、殘致貧。缺勞力和因上學致貧是新的時期下的兩種貧困原因，這兩種原因計劃經濟年代比較少見，即使有，也不明顯，只有到了九十年代后期這兩種貧困原因才變得突出。也許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兩種貧困原因還會有所突出。

2、思考

（1）改善人的生存環境仍然是今后扶貧工作的重點。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自然條件的惡劣，因災致貧占首位，因此，在今后的扶貧工作中，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貧困地區生存環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進行扶貧決策、安排扶貧資金時，首先要考慮到這一點。扶貧首先要考慮到人的生存問題。如果這個地區生存環境無法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改善，那只有通過移民來脫貧，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地區的貧困問題。

（2）要重視文化扶貧。貧困地區文化都比較落后，農民缺文化是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民文化素質低又是影響脫貧的關鍵因素，因此，提高貧困地區農民的文化素質是扶貧一項重要工作。90年代，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辛秋水同志在安徽省岳西縣蓮云鄉進行文化扶貧試驗，起得了良好的效果。扶貧工作中應專門安排文化扶貧資金和項目，對農民進行文化培訓和掃盲，幫助貧困地區提高文化，尤其對貧困地區農民要進行科技技術培訓和職業培訓，幫助農民實行科學種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民收入。針對因上學致貧現象，政府應在扶貧工作中，專門設立一塊基金，專門用于支助貧困地區孩子上學。這樣做一是使貧困地區的孩子都有同等的上學機會；二是為國家培養出更多的人才；三是提高貧困地區人口的文化素質，有利于脫貧致富；四是更有重要的是直接脫貧。如果一個貧困地區的家庭有一個大學生完成學業，這個家庭就能徹底告別貧困。

篇（9）

開展農村平安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內容｡保持農村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之間的相互協調,使農村安定有序､充滿活力,使農民群眾安居樂業､和睦相處,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筆者從當前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出發,在分析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以期拋磚引玉｡

一､當前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表現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治安保持持續穩定,農民群眾的安全感不斷增強｡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村社會治安也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少數農村地區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治安問題還比較突出,群眾反映還比較強烈,農村社會穩定的形勢依然嚴峻｡當前農村社會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大方面:

(一)土地問題成為農村矛盾的重點

因土地問題引發的農村矛盾是當前農村反映最為集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土地承包權屬糾紛｡主要是城中村､城郊村､開發區､工業園區､移民安置區等村組,人多地少,成員復雜,因土地權屬糾紛導致群眾上訪的事件仍持續不斷｡二是違規征地引發矛盾｡少數用地單位違規操作,未批先占,少批多占,或占地后長期閑置,導致撂荒,引起群眾強烈不滿｡三是群眾對土地補償標準不滿｡特別是國家建設征地補償標準遠遠低于經營性項目征地,土地補償標準不一,群眾不接受,因征地補償問題阻止高速公路和鐵路施工,甚至阻斷交通的事件時有發生｡四是失地農民的利益缺乏保障｡一些地方違法征占農民耕地,不給農民合理的經濟補償和生計安置,引發農村,仍然是影響農村乃至社會不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

(二)農村債務問題存在嚴重隱患

農業部在1999年采取抽樣的調查發現,全國村級約有3600億的債務｡而農業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樣調查,該數字已經達到4000億｡村級債務問題不僅制約了村級集體經濟和公益事業的發展,而且嚴重影響了基層組織的正常運轉,成為引發農村矛盾糾紛､危及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債務不能償還,由此引發干部與群眾之間,現任干部與原任干部之間,村干部與包工頭之間等多方面矛盾,由于債務問題引發的行兇動武事件在各地也經常發生｡農村債務不解決,對維護農村的和諧穩定影響很大｡

(三)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方面存在的矛盾

一是村務公開未完全到位｡現在農村很少召開村民大會開展村務公開,多數公開欄常年不公開,上面檢查時往往是突擊應付｡即使公開了,內容也不具體,群眾看不明白,甚至出現公開內容不真實的現象｡久而久之,群眾對村務公開失去了信任,對村級事務失去了監督｡二是農村宗族勢力有所抬頭｡少數地方宗族勢力死灰復燃,尤其在村兩委換屆選舉時,村內宗族或派性之間矛盾難以調和,少數房頭宗族勢力干涉村務政務,操縱村民換屆選舉,導致村民之間矛盾沖突,影響正常的村民自治工作,給農村社會帶來諸多不安定因素｡

(四)農村社會治安環境令人堪憂

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全面展開,農村社會治安保持了持續穩定,農民群眾的安全感不斷增強｡2006年,全國公安機關所立發生在農村地區的刑事案件與2005年基本持平,其中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爆炸､放火､殺人､等嚴重暴力犯罪分別下降了25.2%､13.3%､14.8%和5.2%｡2007年上半年,全國農村發生的刑事案件繼續保持穩中有降｡但是,有的農村地痞､村霸､市霸､水霸､菜霸等流氓惡勢力橫行鄉里,為害一方;有的地方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屢禁不止｡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直接危害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影響農村的和諧穩定,而且直接影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順利進行｡

二､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產生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和社會背景,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滯后

當前農村存在的突出社會矛盾,都直接或間接的與農村經濟落后､鄉村集體經濟薄弱､農民的收入水平較低有直接聯系｡由于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市經濟快速發展與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形成了強烈反差,城鄉差距繼續擴大,發展水平嚴重失調｡這種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狀況,嚴重地影響著農村社會和諧進程,是農村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

(二)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建立

維護農村的社會穩定,一方面取決于農村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依賴于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這些年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產業化進程的加快,因土地承包､土地租賃､土地征用､征地補償等涉農土地問題日益增多,已成為當前影響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焦點｡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政策性等因素的限制,政府對農民群眾在經濟利益上的要求不能完全滿足｡特別是在社會保障和救助體系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面對失地失業,又無養老､醫療保障;面對因公致殘,生活極度困難;面對農村生產生活環境受到破壞;面對農民工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等等,廣大農民群眾表達訴求的愿望和行為更加強烈,很容易引發一系列的群體性上訪事件,激化社會矛盾｡

(三)基層民主制度不健全

一是部分基層干部群眾觀念淡薄｡少數干部不體察民情,關心群眾疾苦不夠,不能及時為群眾排憂解難,對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回避推諉,對正當要求置若罔聞,對出現的矛盾糾紛不及時調處,導致各種矛盾由小變大,致使一些群眾越級上訪,甚至演變成｡二是不依法行政｡有的基層干部法律法規水平低,不能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不注重做群眾的思想工作,處理矛盾糾紛方式方法失當,引起群眾不滿,傷害了干群之間的感情｡三是以權代法｡少數被“海選”出來的村干部,利用手中職權,在集體項目承包､征地補償､救濟款發放等群眾敏感的問題上,不實行村務公開,搞暗箱操作,,侵犯了農民群眾的正當權益,引起農民群眾強烈不滿和抵觸情緒｡

(四)預防調控機制不健全

完善健全的預防調控機制,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諧的基本保證｡有些地方在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工作中,還沒有真正建立起健全的工作責任制｡有的鄉鎮維穩專班僅一個人,村組干部配置過少,加上經費保障不力,維穩工作難以開展｡有的地方工作又比較薄弱,機制很不健全,導致了一些應由部門處理的問題,直接集中到黨委和政府,不僅影響了黨委政府的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而且對社會穩定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三､促進農村平安建設,構建和諧新農村的對策建議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沒有農村的和諧,就不可能有全社會的和諧｡為了進一步促進農村平安建設,構建和諧新農村,應著重強化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加強農村平安建設工作的組織領導,努力促進農村社會和諧

農村平安建設的成效,關鍵在于基層黨委和政府｡各級黨委､政府應把農村平安建設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各地平安建設的總體規劃,納入黨政主要領導任期目標,列入干部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與晉職晉級和獎懲使用直接掛鉤｡加強組織協調和督促檢查,總結推廣典型經驗,查找薄弱環節,幫助解決農村平安建設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對工作突出的縣(市､區)､鄉(鎮)､村的單位和個人,要予以表彰鼓勵;對因重視不夠､工作不力,導致發生嚴重危害社會穩定､造成惡劣影響的重大刑事案件､治安災害事故和重大的地方和單位,嚴格實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和一票否決權制,嚴肅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使農村平安建設工作的各項措施真正落到實處｡

(二)加強農村法治建設,提高農民法律素質

培育社會主義新型農民,既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解決農村社會矛盾糾紛的現實需要｡各地要加大“五五普法”工作力度,通過廣泛開展科技､文化､衛生“三下鄉”活動,大力開展健康有益､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具有鄉土氣息的群眾法制宣傳活動,切實增強農民群眾的法制觀念,提高農民群眾的自我約束能力,使農民群眾自覺地通過合法渠道解決矛盾糾紛｡

(三)切實抓好農村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營造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進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糾紛預防､排查､調處工作機制,整合力量､整合資源,加強鄉(鎮)､村(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中心､站點等工作網絡建設,把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結合起來,完善農村多渠道解決爭端的機制｡要嚴格落實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例會､情況報告､歸口調處等制度｡高度重視和解決農村因干群關系､農民負擔､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環境污染､移民搬遷､拖欠農民工工資､集體資產處置､村務公開､鄰里糾紛和宗族問題等引發的矛盾糾紛,依法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妥善處理好農民群眾最關心的各種利益關系｡建立和推行重大決策及重大項目風險評估制度,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各類矛盾的發生｡

(四)加強和改進工作,積極穩妥地處理

要加強和改進工作,完善督察專員､領導包案處理大要案等制度,確保農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人回應､有人處理｡要建立對重大案件､重訪案件實行實地調查處理制度｡對重大案件､重訪案件或認為有必要進行督查督辦的案件,省級黨委､政府應授權有關部門進行實地調查處理,加大督查督辦工作力度,防止重訪､重大的發生｡

農村平安建設切實關系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程,也切實關系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基業,只有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高度,重視農村平安建設,才能化解農村各類矛盾糾紛,減少不和諧､不穩定因素,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注釋:

①《國務院摸底基層債務財政部醞釀相關方案》

②公安部《我國農村上半年治安形勢保持穩定》,2007年08月23日05時27分,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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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有效性低，適應性弱，是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存在的兩個相互聯系的深層次問題。提高農村金融適應性和有效性，關鍵在于構建與金融需求相適應的農村金融結構，同時要處理好金融競爭與合作、進入與退出、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農戶融資模式創新等問題，為之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

農村金融的有效性，是指農村金融機構通過向農村金融需求主體有效提供金融產品和服務，滿足后者的金融需求，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在此過程中提高自身的金融效率。

農村金融有效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農村金融產品供給的有效性。農村金融機構必須提供有效金融產品，才能使其運行得以繼續和深化，如果供給無效，則金融有效性便無從談起。其二，農村金融機構提品后價值實現的有效性。如果金融需求主體通過使用金融產品和服務，能有效地發展經濟，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則農村金融機構便擁有相應的優質資產，能獲取預期的效益，其金融有效性便得到提高；反之，金融需求主體在使用金融產品和服務后，卻因種種原因產生經營失效，甚至出現了虧損，本息逾期難以歸還，則金融機構由此多了一份不良資產，其金融有效性便降低。至于金融需求主體逃廢債務，則會使金融機構血本無歸。

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內在聯系、相互依存，因而不能封閉地考察農村金融，也不能孤立地談論其有效性。農村金融有效性，是同農村經濟有效性內在聯系的。農村金融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促進農村進步、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而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反過來又為農村金融提供良好的基礎和平臺。相反，如果農村經濟的金融支持力日趨弱小，農村經濟便會因資金制約而難以發展，其結果便會造成農村金融的基礎日漸薄弱，農村金融的有效性不斷弱化。

當前，農村金融的一個基本特點是低效性，其主要表現為：農村金融機構推出的某些產品難以為客戶和中小企業所接受；而農戶和中小企業期盼和歡迎的產品，農村金融機構又不推出來。許多農村經濟主體對信貸資金的使用缺乏效益，還本付息存在問題，使農村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增加。農村金融機構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較高，農村金融效益遠低于城市金融效益。農村金融低效性的原因很多，歸納起來，一是農村金融機構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農村金融結構不合理，金融機構管理水平不高，創新能力不強，經營機制不活等。二是農村經濟較為落后，農業經濟存在較高風險，農民收入總體較少，農村經濟實體的規模化經營水平較低，農村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對農村金融產生抑制作用，農村社會信用體系很不完善等。

農村金融低效性，給農村經濟金融發展帶來了諸多問題。低效性使得金融機構的生存和發展能力衰弱，導致許多農村信用社陷于資不抵債的困境，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銀行紛紛撤離農村金融市場，轉而進入城市金融市場，即使是定位于服務農村的商業銀行和信用社，也減少了不少支農業務。農村資金供給原本就存在巨大缺口，但低效性使得農村資金大量外流，這對于農村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農村亟待形成多種所有制和多種經營形式的金融體系，然而低效性卻增加了非公資本進入農村金融業的憂慮。低效性給農村經濟實體造成許多困難，農戶和中小企業向正規金融機構融資困難重重，這迫使他們轉向高利率的民間借貸，從而增加了他們的生產成本。農村金融低效性加重了農村經濟低效性，而農村經濟低效性又使農村金融難以擺脫低效性的困境。

提高農村金融有效性，不僅是農村金融發展的重大課題，而且是解決“三農”問題的迫切需要。農村金融改革和創新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提高農村金融效率，增強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

二

農村金融適應性，是指農村金融供給與農村金融需求相互適應。農村金融適應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總量的適應性，即農村金融供給總量，與農村金融需求總量相互適應；二是結構的適應性，即農村金融供給結構，與農村金融需求結構相互適應。

農村金融有效性與農村金融適應性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農村金融有效性，既是對適應性的檢驗，又是提高適應性的動力，它反映農村金融適應與否及適應程度，推動適應性的提高。適應性是有效性的基礎和前提。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互適應，農村金融供給與金融需求相互適應，才能提高農村金融有效性。農村金融曾出現過一些奇怪而有趣的現象：國家為提高農村金融有效性，設立了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構成的農村金融體系，但是，這三類金融機構并未解決農村金融需求的缺口問題，而農村民間借貸在滿足農村金融需求方面卻表現出了較強的有效性，農戶融入資金的70%是通過民間借貸而實現的；大型商業銀行出于支農考慮推出了小額農貸產品，但是這一產品卻難以做大做強，小額農貸甚至貸不出去，而另一方面農戶和中小企業融資心切，農村資金需求缺口呈擴大之勢；大型商業銀行出于有效性考慮，紛紛撤出農村縣以下機構，而民間借貸同樣由于有效性原因，反而規模越做越大，形式越來越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型商業銀行的金融供給不適應農戶和中小企業金融需求的特點；小額信貸雖有創新之名，但其限制太多，要求過嚴，手續甚繁，因而與農戶金融需求特點相背離；民間借貸雖不具備合法地位，但由于其適應農戶和中小企業金融需求，因而效率較高，發展較快。由此可見，農村金融適應性是有效性的決定性因素。

長期以來，農村金融存在許多弊端，然而根本性問題，在于農村金融供給與金融需求不相適應，由此派生出許多具體的矛盾和問題。農村金融體制幾經改革，但由于未將適應農村金融需求作為基本依據，而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下對原有的適應性頗弱的金融供給框架予以小修小補，因而問題未能根治，甚至不相適應的程度有增無減。例如，農村信用社的改革，陷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相互博弈中，囿于雙方對農村信用社修補成本的分攤，而農村金融需求主體即農戶和中小企業未被納入其中，適應性原則未被置于應有的位置，致使農村金融的適應性難以提高，有效性自然也就難以增強。

當前，農村金融需求出現了新變化。農村金融需求總量大為增加，據測算，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新增資金需求總量約為15萬億元，其中大部分由金融機構提供。農戶資金需求規模不斷擴大，借貸發生率和戶均借貸次數也在增加。隨著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諸如無公害、綠色、有機作物和優質果品生產，規模化和標準化種養業正加快發展，對資金需求將大大增加。溫飽性農戶在創業中存在金融需求，而小康型和富裕型農戶在擴大經營規模中對資金需求量更大。在經濟較為發達農村地區，農戶需要更多資金用于發展特色農業和外向型農業。而在經濟較為貧困農村地區，農戶依靠開發脫貧、項目致富的愿望日益增強，因而生產性借貸的比重在逐步擴大。縣域工業園區和農村企業的快速發展，促進各類經濟實體征用土地、構建廠房、添置設備、擴大營銷，使農村企業的資金需求隨之加大，以往那種較為普遍和分散的小額借貸，正向集中的大額借貸發生轉變。農村社會化服務的各類經濟組織對資金的需求快速增加，而現代農村物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規模在快速擴大。在農村產業發展的同時，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尤其是供水、供電、公路和小城鎮建設將加快發展，這方面資金需求在農村資金需求總量中的占比將提高。

農村金融需求結構進一步復雜化。當前，廣大農戶要求農村銀行業創新金融產品，渴望無抵押的貸款方式，希望信貸品種和期限能與農業生產特點和周期相適應，貸款手續簡便靈活，能快速、就近地獲得借款。許多富裕起來的農戶手握閑置資金，他們購買國債、企業債券和投資股市的要求日益迫切。在許多種養殖地區，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日益強烈，但這方面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在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結構中，短期借款占絕大部分，但近幾年來長期借款的需求越來越大。由于受到信用資源短缺等因素的制約，其長期借款難以得到滿足。許多中小企業不得不將短期借款轉化為長期借款來使用，他們在短期借款到期后只付息而不還本，使本金轉為下一期短期借款而循環使用。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不僅希望農村銀行業創新更多產品來滿足其間接融資的需求，并且希望通過兼并重組而進一步擴大其經營規模，通過發行股票和企業債券來更多地實現直接融資。

總之，隨著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推進，不僅農村金融需求總量快速擴大，而且農村金融需求結構日益豐富；不僅現實的金融需求更為強烈，而且潛在的金融需求被不斷激活，并加快向現實的金融需求轉化。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需求，客觀上要求多元化、多層次的農村金融供給與之相適應。

然而，當前農村金融恰恰存在兩種不適應性，即總量的不適應性和結構的不適應性。我們只有提高這兩個方面的適應性，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村金融的有效性，增強農村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力。

三

提高農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適應性，關鍵在于構建合理的農村金融結構。

在農村金融研究中，人們較為關注的是農村金融總量增長，尤其是農村信貸總量增長。但是，農村金融結構問題決不能被忽視。農村金融結構，是指農村金融體系中各個組成部分和各種構成要素的數量比例、空間分布、相互作用、相互配合的狀態。農村金融發展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村金融總量的增長；二是農村金融結構的優化。一般而言，總量指標反映農村金融的總體規模，只具有直觀的表征意義。結構指標則能反映總量指標所不能反映的問題，能透視出農村金融深層次的矛盾和弊端，從而幫助人們推進農村金融的改革和創新。農村金融總量受制于農村金融結構。在農村金融結構不合理的情況下，單一的金融總量擴張，必然因其不能解決適應性問題而陷于低效性，這種粗放型的增長勢必不具持續性。因此，提高農村金融有效性和適應性，不僅要重視擴大農村信貸總量，而且要大力推進農村金融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唯有如此，才能實現農村金融同農村經濟的良性互動，促進農村金融真正實現總量擴張和層面提升。

當前，農村金融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存在許多矛盾。農村金融的結構性缺陷主要表現為：隨著農村經濟發展，農村金融產品需求越來越呈現多樣化趨勢，潛在的金融需求被加快激活，而當前農村金融產品供給卻十分單一，幾十年一貫制的“存貸匯”產品結構，同日趨復雜的金融產品需求不相適應。農村金融行業單一，主要是銀行業、非銀行金融業缺乏，其供給遠不能適應農村金融需求。農村銀行業存放類資產占比過高，貸款類資產占比較低，長期貸款類資產比例尤低，證券和保險類資產的比重甚微，投資類資產不斷萎縮。農村融資屬于銀行業占絕對主導的模式，基本上是一種間接融資，不能滿足農村企業尤其是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直接融資的需要。農村公有金融壟斷著農村金融市場，大型商業銀行的金融供給難以適應農戶和中小企業金融需求的特點，而能適應這種需求特點的非公金融，卻“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農村金融結構，包括許多具體的子結構。根據農村金融需求當前情況和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們應通過構建以下合理的子結構，達到農村金融整體結構的合理狀態。一是完善農村金融產品結構，不僅要在資產抵押貸款、關系融資等方面創新產品，而且要在資本市場投資、農業保險等方面推出非銀行業金融產品。二是構建合理的農村金融資產結構，農村存款類金融機構應降低存放類資產比重，增加貸款類資產比重，擴大中間業務和投資業務，適當提高投資類資產的占比。三是逐步改善農村融資結構，在繼續擴大間接融資量的同時，大力提高農村經濟規模化、市場化、股份化和證券化程度，大力培育農村資本市場，通過股票上市、發行企業債券等形式，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四是構建合理的農村金融行業結構，在農村銀行業方面，廣泛發展新型的農村社區銀行；在非銀行金融業方面，積極發展農業保險業、農村信用擔保業，創造條件逐步建立農村投資銀行業，相應發展農副產品期貨業、農業資產評估業、產權交易業、信托投資業、租賃業、典當業等。五是構建合理的農村金融所有制結構，在公有金融為主的前提下，積極穩妥地發展非公金融業，支持非公資本進入農村金融領域，形成投資主體多元化格局。

構建合理的農村金融結構，必須堅持明確的目標，這就是提高農村金融效率，為農村經濟提供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實現農村金融同農村經濟相互促進和持續發展。實施這一工程，必須堅持適應性這一基本原則，始終將適應農村金融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總量增長的前提下，以增量調整為重點，同時協調存量調整。增量進入能較快確立自己的市場定位，有力改善原有的金融結構。存量的調整一方面要做到強化優勢、轉化劣勢、開拓市場、提高效率。農村金融結構的構建，要以市場力量為主，依靠市場內生力量；另一方面，市場力量和作用也不能代替政府力量和作用。農村經濟金融比較落后，市場力量相對弱小，完全依靠市場力量來優化農村金融結構并不現實，會產生一定的盲目行為，同時要歷經很長時間。因此，市場力量和政府推動要相互結合，政策推出則應遵循農村金融與經濟自身的發展規律。

四

提高農村金融的有效性和適應性，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要依靠農村金融自身的改革和創新，而且有賴于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為了有效推進這一工程，需要系統思考、統籌兼顧，處理好一系列問題。下面僅擇其犖犖大端，談點意見。

1.在金融業拓展對外開放的同時搞好對內開放。在對國外開放的條件下，農村金融結構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會受到國外農村金融結構的影響。外資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金融市場是遲早之事，目前初見端睨。隨著外資金融產品、金融業務、金融技術進入農村，農村金融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必然加快步伐。但是，農村金融業在對國外開放的同時，決不能忽視對內開放。對內開放既包括對農村地區的開放，也包括對城市的開放。金融業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農村金融業必須通過對內開放進一步夯實對外開放的基礎，以做到有能力充分利用對外開放帶來的機遇，有實力應對對外開放中出現的挑戰。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村金融業在對內開放方面進展甚微，金融壟斷的思維方式依然存在，農村金融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濃重，這無疑給提高農村金融的適應性和有效性造成了障礙。農村金融業對內開放，主要包括金融體制和金融業務的對內開放，這兩個方面對內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在于提高農村金融的適應性和有效性。我們必須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業對內開放，在增強適應性和有效性方面，放寬某些條件，簡化審批手續，放松某些行政管制，出臺配套支持政策。

2.建立農村金融的競爭與合作機制。引入競爭機制，是提高農村金融適應性和有效性的必由之路。金融競爭與合作具有共生性。不同的金融行業、同一金融行業中不同的金融企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和作用。競爭能促進各類金融機構之間功能交叉和揚長避短，從而推動他們彼此合作、互為補充。金融合作則促進競爭在更高層面上展開，達到互補多贏的效果。

以金融競爭推動金融合作，以金融合作促進金融競爭，實現兩者作用的相互轉化，必須建立相應的競合機制：第一，完善農村金融準入機制，充分發揮這一機制促進競爭與合作的功能。準入時應考慮農村金融機構的合理分工，小型金融機構以零售業務為主，以避免同大中型銀行的無序競爭。準入時還應考慮在空間布局上的問題，農村新增金融機構應在發達地區、一般地區和貧困地區形成合理的空間結構，以避免一齊擠進發達農村地區而引起惡性競爭。第二，形成產品結構優化機制。如果產品結構雷同，農村金融企業之間的排斥力就會加大，吸引力便會減弱。反之，金融企業的產品各有特色，分別與不同層次、不同主體的金融需求相互適應，他們之間的吸引力就會增強，排斥力就會減弱。因此，應建立農村金融產品優化機制，促進金融機構根據所在區域的不同情況，積極創新和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金融產品，以促進金融競爭和合作的健康發展。第三，完善農村資金的價格機制，在農村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在利率未完全放開前，可繼續擴大利率浮動范圍。這樣既可以促進金融競爭，又不致于造成競爭過度。第四，建立競爭合作協調機制。在農村金融企業之間建立對話機制，以及時溝通他們之間的觀點，化解利益矛盾和沖突，協調彼此立場，避免惡性競爭發生。建立信息共享機制，以幫助金融企業提高經營決策能力、風險管理水平和合作自覺性。建立農村金融行業協會，作為行業自律組織，一方面他能較好地協調金融企業經濟利益關系，維護他們之間的公平競爭，引導他們妥善處理競爭中出現的矛盾；另一方面，又能為他們創造合作機會，提高合作效果。

3.建立退出機制。提高農村金融的適應性和有效性，必須妥善處理金融機構進入與退出的關系，做到有進有退，能進能退。在農村金融競爭中，優存劣汰、優進劣退現象必然產生。競爭促進金融業務不斷向優質金融機構集中，他們將不斷擴大資本實力和經營規模，獲取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相反，劣質金融機構的業務將不斷流失，其生存和發展空間將日益萎縮，如果他們不能扭轉落后局面，且達到了退出標準，就只能選擇退出。有進有退，才能在合理的流動中增強農村金融的適應性和有效性；無進無退，則會造成農村金融的固化和劣化，增加改革成本，浪費金融資源，甚至引發農村系統金融風險。建立退出機制，應配套建立風險預警機制、風險救助機制和存款保險機制。

4.創新“農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村金融機構”的融資模式，通過龍頭企業的作用，將農戶、專業戶的融資需求與農村金融供給較緊密地聯系起來。農業產業化是建設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金融適應性和有效性的重要基礎。龍頭企業作為農業產業化利益共同體中的核心和骨干，既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組織者，又是夯實農村金融發展基礎的推動者。既有將萬千農戶與市場溝通起來的功能，又有將廣大農戶與金融機構聯系起來的作用。龍頭企業熟悉農戶的金融需求和經濟信息，又與金融機構有著較為緊密的業務關系，他們有可能在對自身經濟利益關心的基礎上，通過信用擔保和信用評價等多種方式，提高廣大農戶金融需求的滿足程度。因此，提高農村金融的適應性和有效性，需要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健全龍頭企業與農戶的利益聯系機制，創新以龍頭企業為中間環節的農戶與金融機構的融資聯系機制，充分發揮龍頭企業的融資促進功能。

5.繁榮農村經濟，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建立和完善農村信用體系。農村金融的低效性，從根本上來說是由于農村的弱位性、農業的弱質性、農民的弱勢性。諸如農業經濟的高風險、農村微觀經濟主體的規模不經濟、農戶和中小企業資金使用效益低下、農民收入較低等，都是導致農村金融低效性的因素。同時，農村社會信用體系的不完善、農村對經濟主體在金融活動中的理性程度不高、農村信用的法律供給不足、失信懲戒機制運用的權威性不夠等，也對農村金融的有效性產生了不良影響。在農村金融的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情況下，金融的低效性往往又加劇了金融的不適應性。因此，促進農村經濟科學發展，加快完善農村信用體系，從政策、市場、信息、人才等方面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才能從根本上提高農村金融的適應性和有效性。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