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學研究方法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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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學理論史上，方法論問題始終是一個核心課題。西方傳統社會學對此的認識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發端于涂爾干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另一類是開創于韋伯的個體主義方法論。由于這兩種方法論生成的本體論背景不同，因而形成了社會學領域中的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不僅使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出現嚴重分裂，而且也將社會學家們分成兩大對立陣營。從20世紀70-80年代起，這種對立狀況得到了很大改觀，一批風頭正健的年輕社會學家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社會學應該克服這種方法論的二元傾向，并主張建立一種全新的方法論范式。在此背景之下，許多有創意的理論建構紛紛出籠，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盧曼的功能結構主義、吉登斯的結構化社會理論和布爾迪厄建構的結構主義理論。這些旨在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探索性理論，為社會學開辟了新的境界，特別是布爾迪厄從關系主義立場出發的社會學思考，成功超越了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二元對立，為實現社會學方法論范式的轉換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和個體主義方法論

社會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以后，社會學家們像孔德、斯賓塞等人就開始對社會學方法論問題進行思考，可以說在他們的研究中深深地滲透著他們所處時代的方法論成果，但他們沒有進行嚴格意義上的方法論探討。在社會學中對方法論進行自覺的探索應該可以追溯至涂爾干和韋伯。

(一)整體主義方法論

涂爾干所倡導的是整體主義的(holistic)、實證的(positive)方法論。在他看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事實(或社會現象)。那么，什么是社會事實呢?根據涂爾干的定義“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的約束的、或者換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可以看出，這一界定包含了社會事實區別于個體(或心理)現象的三個特征：即外在的客觀性、制約性和普遍性。具體來說，涂爾干所列舉的諸如法律、風俗習慣、道德規范、宗教信仰和儀式、語言和貨幣制度這些社會事實卻獨立客觀地存在于個人意識之外，一旦個人不愿意接受社會事實的引導而嚴重地違反它，那么，這些社會事實的強制性將會正式地(如逮捕)或非正式地(如輿論譴責)表現出來。這種整體主義取向的學術路徑決定了他所主張的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其一：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涂爾干認為在他之前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將現象的觀念而非現象存在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即把現象認為觀念而不是客觀存在物。他強調事實先于觀念、存在先于本質，從而把社會事實(即社會現象)作為構成社會學研究出發點的實物論據來研究。其二：社會事實必須根據別的社會事實來解釋，并且這種解釋必須包括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涂爾干批判了各種對社會現象解釋的還原論，認為根據個別現象(如意愿、意識、利己)來解釋社會事實只會掏空社會學的內容。涂爾干在《論自殺》中，成功地貫徹和驗證了上述方法論原則，為社會學家具體考察、解釋社會事實提供了一個標準的實證研究范例。

涂爾干開創的整體主義方法論具有很強的“解釋力”，為許多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結構功能主義、沖突理論、批判理論等等)所接受。就整體主義取向的研究方法而言，這些理論與涂爾干的社會學方法論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卻從客觀層面出發去解釋和理解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體。

整體主義方法論有助于我們了解客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但是也存在著它無法逃脫的內在缺陷。這與整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不無關系。涂爾干是從社會唯實論的社會本體論觀念出發的，認為社會學分析的基本單位是超越個人的具有群體特征的社會事實。如是，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社會”的過程被懸置起來，“社會”成了一個暗箱。另外，在涂爾干的方法論中，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的主體性無從體現，個人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面前，絕對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沒有任何能動性，從而出現了“過度社會化”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整體主義方法論懸置或消解了個體。

(二)個體主義方法論

韋伯是個體主義方法論的主要代表，與涂爾干不同，他的方法論是建立在社會唯名論的本體論觀念基礎之上的。作為一名典型的社會唯名論者，韋伯認為，社會是個人行動的產物，或者說是行動者組成的系統，只有作為社會行動的個體才是真實存在的，社會學不能撇開個體去研究超越個體之上的社會實體。因此，在韋伯看來，社會學是一門致力于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動并通過理解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和影響做出因果說明的科學。從韋伯對社會學的定義中可以看出，他將社會行動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作為社會學的兩大任務。既然社會行動的本質是其蘊含的精神內涵和文化意義，那么用自然科學中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社會學則無異于方枘圓鑿，因此研究社會學的方法就別無他途，只能是理解和說明。所謂理解，就是試圖探究行動者主觀行動的意義關聯，從而建構起行動間的基本分析單位和意義脈絡。韋伯認為，理解可以分成兩類，即對主觀意義的直接觀察理解和解釋性理解。

對語言、行動(如砍柴、關門等)，非理解性的情緒反應(如驚叫、憤怒等)，以及對數學和邏輯命題的理解就是直接觀察的理解。解釋性理解就是對動機的理性理解，它把社會行動置于可理解的和更加內在的意義背景之中。例如樵夫砍柴，直接觀察理解僅能理解樵夫的行為是砍柴，而解釋性理解則要尋求砍柴的動機，或為掙錢、或為自用。可以說，韋伯的理解社會學的目的是將隱藏在外化行動背后的主觀意義揭示出來，從而達到對整體社會現象的因果說明，亦即在研究社會現象時優先考慮個體，通過個體研究整體。

由韋伯開創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在以后許多微觀社會學理論流派(如符號互動論、現象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中得到了延續和發展。從總體上來看，這些學派都注重對社會微觀層面的關照，即都是從“化約主義”的立場來看待社會整體的。在方法論個體主義者看來，個體是社會的真實整體，也是社會科學分析的基本單元。社會不能脫離個體而存在，“社會”不過是一個方便的“名稱”或標簽，用來指稱個體及其行動集合的關系。因此社會可以還原為個體。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樣，個體主義方法論有其局限性。這與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前提預設也是直接相關的。但他們并沒有揭示出個體行動意義的生成過程。此外，在個體主義方法論中，個體是基本分析單位，而與個體相對的“社會”卻隱而不顯。這樣，個體就獲得了極度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如果說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懸置了個體，那么，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則懸置了社會。

二、布爾迪厄對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超越

方法論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的對立，構成了社會學理論歷史發展脈絡中重要的兩極。對此種社會學方法論分野，布爾迪厄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并設計出一套可以同時超越方法論整體主義與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社會學方法規則。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規則可以簡單地表述為在涂爾干方法論整體主義基礎上導入被其忽略掉的個體行動者的直接體驗的規則。具體而言，就是首先運用涂爾干社會學方法的首要原則——系統地摒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的原則——實現其“認識論斷裂”，即首先將社會看作一個獨立的客觀事物(客觀結構)。緊接著再對這一客觀主義認識實施對象化與客觀化操作，并把被方法論整體主義者所忽略的常識性認識與成見看作社會結構的象征補充并將其放到客觀結構和被身體化了的結構(慣習)，即社會結構與心智結構的辯證關系中加以把握。顯然，布爾迪厄的這一方法規則是對社會學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種新的綜合。在這種綜合中，個體(行動者)和社會(結構)同等重要，而且個體與社會不是簡單地拼湊在一起，這樣就成功地避開了方法論折衷主義的暗礁。布爾迪厄的獨特之處就在于他提出了極具原創意味的慣習概念，并且研究中引入關系主義視覺。

那么，何謂“慣習”呢?喜歡“開放式概念”(openconcepts)的布爾迪厄曾多次作過闡述，使其內涵充滿了豐富性。第一，慣習是持久的可轉移的稟性系統。菲利普·柯爾庫夫(PhilippeCorcuf)對這一定義作了解釋：“稟性，也就是說以某種方式進行感知、感覺、行動和思考的傾向，這種傾向是每個人由于其生存的客觀條件和社會經歷而通常以無意識的方式內在化并納入自身的。持久的，這是因為即使這些稟性在我們的經歷中可以改變，那它們也深深扎根在我們身上，并傾向于抗拒變化，這樣就在人的生命中顯示出某種連續性?？赊D移的，這是因為在某種經驗的過程中獲得的稟性。(例如家庭的經驗)在經驗的其它領域也會產生效果；這是人作為統一體的首要因素。最后，系統，這是因為這些稟性傾向于在它們之間形成一致性?！钡诙?，慣習是與客觀結構緊密相連的主觀性。布爾迪厄認為，慣習屬于“心智結構”的范圍。是種“主觀性的社會結構”，或者說，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第三，慣習是一種生成性結構，是一種人們后天獲得的各種生成性圖式的系統。布爾迪厄把時間變量引入到慣習分析中，指出“慣習是歷史的產物”，并且具有“雙重歷史性”(DoubleHistoricity)。作為一種歷史的產物，慣習必然是一種動態的、開放的系統。布爾迪厄指出：慣習“是一個開放的性情傾向系統，不斷地隨經驗而變，從而在這些經驗的影響下不斷強化，或者調整自己的結構。它是穩定持久的，但不是永遠不變的?！笨梢?，布爾迪厄的慣習概念在個體和社會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布爾迪厄避免了長期以來許多社會學家試圖在個人和社會之間所作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也使布爾迪厄超越了方法論整體主義和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努力中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除了上述慣習概念，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濃厚的關系主義色彩，關系主義思考方式是布爾迪厄社會學方法論的一大特色。其實，關系主義視角本身并不新穎，它源自于結構主義。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等結構主義大師都十分強調關系的重要性。但和布爾迪厄不同的是，在馬克思和列維一斯特勞斯那里，關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并沒有上升到方法論層面。在布爾迪厄看來，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他還特意把黑格爾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一著名公式，改為“現實的就是關系的”。據此，他將關系視角引入方法論層面，既摒棄了方法論個體主義，又拒斥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竭力主張關系主義的方法論。這可以從他的場域概念(是一些關系束)作為例證。布爾迪厄認為，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于各種關系，只有在關系中，這一概念才能獲得它的意涵，場域概念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而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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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意義

研究生畢業論文是訓練研究生形成系統思維、運用科學知識、培養其獨立進行科學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重要環節。畢業論文應能反映研究生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新成果或提出的新見解。選題是撰寫畢業論文的首要環節，應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有較大的理論或實踐價值。常言道：“好題一半文”。選題對于科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選題關系著研究質量的高低。中國正值快速轉型期，社會問題錯綜復雜。面對紛繁的社會現象，研究生是否能選好時代命題，“問題意識”至關重要。

二、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標準與程序

俗語云，無規矩不成方圓。同理，無標準不易選題。標準和程序有助于研究生集中精力直奔主題。本文由收集整理

選題一般采用重要性、創造性、可行性和合適性標準。重要性指研究問題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可以是理論意義，也可以是實踐意義或社會意義，或兼有之。創造性又稱創新性或獨特性，指在選擇確定和確定研究課題過程中具備的特點?？尚行灾秆芯空呤欠窬邆溥M行或完成某一研究的各種因素，包括自身因素以及外在因素。合適性主要指選題是否適合研究者的個人特點。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宜考慮經濟、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外部因素的前提下，結合自身能力、經驗閱歷、知識結構、操作技術，遵循“以小見大”原則，從熟悉的領域發現問題，運用新視角、新理論、新方法進行研究，重視“小課題”，以小見大。

選題一般遵循如下程序。研究生從感興趣、熟悉的日常生活中提煉問題原型，接著廣泛查閱文獻資料，初步確定研究問題，然后進一步查閱專門文獻，從而將研究問題明確化。同時，對研究問題進行他評和自評。即在聽取權威專家、前輩、同輩意見和看法的基礎上，不斷實行自我修正，使研究問題日漸成熟。最后，確定畢業論文選題。

三、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與方法

研究生畢業論文選題的來源有二，自選題目或導師承擔的課題。自選題目具有較大自由度，選題水平和個人生活閱歷、研究能力關系較大，呈參差不齊之態。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穩定，能把握研究方向，但研究生自身缺乏自主性、靈活性。研究生可根據個人情況擇優而從。勿論何因，“問題”意識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研究生能否從瑣碎的生活世界挖掘選題，取決于自身的人生經驗與閱歷。“學校-學校”型研究生群體生活經驗尤為單一，是不是束手無策？不然。研究生保持“同理心”對待生活世界，同化他人的間接生活經驗亦是對自身有限直接生活經驗的無限補充。個人能夠直接感受或認知的部分只是生活世界的一角冰山，更為廣闊的部分我們可以通過“閱讀”來完成。對“閱讀”材料進行“內容分析”“二次分析”來激發“靈感與火花”，獲得選題。

四、研究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選題思維在于懷疑，“問題”意識在于發現。愛因斯坦曾指出，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為重要。當然，懷疑并非毫無根據，而是建立在對研究對象縝密思考基礎之上，既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又是新研究的開端。“問題”意識并非人人有之，也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后天培養的結果。研究生欲向畢業論文要質量，就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恰當運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加芬克爾“常人方法論”，有助于研究生的“問題”意識的培養。根據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研究生可以培養這樣一種心智品質，幫助他們利用信息增進理性，從而看清世事以及事情的全貌，即個人對時代生活的自主性把握。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從日常生活中，破壞“理所當然”的常規，發現常規背后潛藏的社會事實。

此外，宜“勤”宜“懶”，“問題”長存。“勤”指遇事勤思考，拓寬思路，訓練發散思維，培養“問題”意識。“懶”指大膽創新，學會偷“懶”，尋求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養成創新思維習慣。

總之，碩士畢業論文的選題有章可循，“問題意識”是關鍵。“問題意識”是研究的開端，創新精神是研究的生命力。研究生要注意“問題”意識的培養和創新思維習慣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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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焙喲灾鐣W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比欢疁仄鎸f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網(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笨傊?，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焙茱@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币蚨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焙茱@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篇（4）

縱觀比較教育的發展史，比較教育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是國內外比較教育學術界探討和爭論的焦點問題。隨著19世紀末哲學思潮的興盛，比較教育方法論的萌芽也埋下了哲學的種子。其中，實證主義、人文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比較教育方法論都有著其深刻的哲學理論基礎，堪稱是在哲學這塊肥沃的“土壤”上開出的幾朵比較教育方法論的“生命之花”。下面，具體探討這幾朵“生命之花”及其與“土壤”之間的關系，以期拋磚引玉，希望廣大同仁為比較教育這片“廣袤的田野”更添幾樹“新枝”。

一、實證主義哲學與實證主義方法論

1.實證主義哲學概況介紹

在所有的比較教育的方法論里，實證主義無疑是最早運用于比較教育實踐之中的。當時英法等國正初步發展實證主義學科，而作為社會學創始人的孔德，基于之前的認識，制定出社會學研究的基本準則。他強調使用自然科學方法論來建立“實證的社會科學”，認定其主要的任務是“要揭示社會發展的規律”。［1］他又提出：“社會現象的確切原因應從那些以往社會現象中尋找，而不能從那些個人意志狀況中去挖掘。”“必須區分事物的原因和它所實現的功能，而且應把原因問題放在功能的前面去考察?！保?］兩項準則確立并推廣之后，實證主義方法論紅極一時。

與此同時，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比較教育一個很大的優勢就在于其善于接受新事物。而在那個時代里，生命力最強的莫過于實證主義了。由此，實證主義的特點很快與比較教育領域融合。很快，一大批比較教育工作者開始成為實證主義的忠實擁躉，這其中更是不乏安得森、胡森、諾亞和埃克斯坦這樣的比較教育名家。［3］實證主義哲學思潮開始風靡全球。

2.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

作為那個時代里的“一枝獨秀”，實證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首先，通過實證主義方法論進行比較教育研究，目的不在于個人，而在于尋求各國教育的普遍規律，在于揭示各國教育的普世價值。其次，持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比較教育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大都主張采用量化法，他們認為，唯有如此，方能保證研究的效能。由此，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開始紛紛通過以數理邏輯取代形式邏輯，化繁為簡，化抽象為具體，從而揭示命題的經驗基礎，以此獲取真理。［4］可以說，實證主義在比較教育的歷史舞臺上畫上了濃重的一筆，其利弊都是有目共睹的。

二、人文主義思潮與人文主義方法論

1.人文主義思潮概況介紹

實證主義風靡后的19世紀末，人文主義學派開始進行反擊。這其中以狄爾泰為代表。狄爾泰在《精神科學導論》中提出了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區別，并指出：“前者研究客觀事物及其運動過程，是僵死的、無意識的，研究的目標是要找出自然界物體之間必然的因果關系，排除偶然性和意義；后者研究具有歷史性和目的性的人類行為及其精神活動。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它是獨特的，偶然的，所以人類行為既無規律，也無法預測?！保?］也就是說，人文主義方法論最看重的就是“理解”二字，并把“理解”理論作為自己的核心思想，貫穿了整個人文主義的始終?！袄斫狻崩碚摷词侨宋闹髁x思潮的哲學基礎。

2.人文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

人文主義曾經在比較教育史上占據過重要地位。其治學之道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對知識進行研究，而是對知識進行感受。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研究方法是屬于個人的，［6］并無規律可供推廣。一般來說，人文主義者比較注重歷史分析，他們通常將歷史情境置于一個更高的位置，要理解教育，首先就要理解歷史情境。相比于其他一些教育因素，更讓人文主義者關心的是人的本身的發展。在他們看來，多元文化之間的理解、國際社會和平，以及防止教師和教育行政人員的偏狹的地方主義傾向等方面的作用更值得看重。［7］

三、后現代主義思潮與后現代主義方法論

1.后現代主義思潮概況介紹

20世紀60年代，后現代主義思潮初見端倪。其起始于歐美，以工業社會為背景，以批判否定現代主流文化的理論基礎、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為基本特征，強調多元、否定中心和等級、主張開放、重視平等、崇尚差異、推崇創造、［8］去掉本質和必然。其萌芽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用于表達要有必要意識到思想和行動需超越啟蒙時代范疇。

2.后現代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

一般說來，比較教育研究者更關注微觀層面的教育現象，如學生個體、個別學校等的教育問題研究。后現代主義思想與比較教育融合后，從另一個側面促進了比較教育研究中質性研究方法的應用。這在比較教育的歷史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嘗試。這種嘗試，一方面肯定了比較教育自身研究范式的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針對某一具體文化背景中的教育問題，它能進行深度研究，還能防止用單一理論文本解釋不同地域的平面化分析現象，最終推動比較教育研究自身方法論的科學性發展。［9］

這即是說，后現代教育理論雖然未在一定范圍內達成共識，在比較教育等眾多領域內卻早已經出現了采用后現代主義方法進行的論述，且數目之繁、類型之眾，皆有跡可循。而后現代主義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應用與發展，與其能促進比較教育眾多因素的遷衍也密不可分。

當然，除了以上三種理論之外，還有很多哲學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比較教育學的發展奠定了哲學基礎，使得比較教育的發展有了哲學上的依據，比如，相對主義理論、沖突理論、多元文化主義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依附理論等。這些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均豐滿了比較教育的哲學理論羽翼，充實了比較教育的學科框架，為比較教育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2］［法］迪爾凱姆著.胡偉譯.社會學研究方法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13.

［3］［4］Philip G.Altabach，Gail P.Kelly.New Aproaches to Comparative Education［M］.Chicago：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73，85-86.

篇（5）

農村區域發展專業是教育部在 1998 年為適應新農村建設需要而設立的專業。專業的定位是立足農村，面向農業產業，解決“三農”問題，其培養目標一般被認為是“面向農業科技推廣、面向農村企業經管、面向農村社會管理、面向區域協調發展”的專業教育方向；“培養具備農業和農村區域發展方面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能在農業推廣管理部門、農業企業、事業單位、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從事推廣與發展、經營與管理、教學與科研、規劃與設計、決策計劃等工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專業的定位和培養目標要求學生了解農村和農民，這就需要學生具有一定的社會調查能力。浙江省的麗水學院自2009年在商學院設置農村區域發展的本科專業。目前它是浙江省的重點學科。從2010年開始，麗水學院的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在四年級秋季學期開設了《社會調查與文獻檢索》課程。筆者長期擔任課程的主講教師，以下僅依據近幾年的教學經驗，就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社會調查方法課程建設和實踐能力培養的相關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一、農村區域發展專業開設社會調查方法課程的必要性

農村區域發展專業是管理學門類的學科。該專業旨在培養涉“農”有關的技術、經營、戰略三結合的綜合性人才。該專業的教育方向以及專業課程所具有的方法、技能及應用型的性質，決定了該專業的學生教育培養必須突出實踐教學環節，系統地、有計劃地實踐教學內容付諸實施。實踐性是專業的培養方向和專業建設的根本內在要求。近年來，對于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越來越受到重視。許多學校都開展了有針對性的教學和實踐活動。滕明蘭探討了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實踐教學質量監控與效果評價，提出實踐教學體系框架包括基礎認識性實踐、綜合應用性實踐以及研究創新性實踐3個模塊，其中，基礎認識性實習主要包括認知實習（農村體驗）、初步社會調查等。綜合應用性實踐主要包括專業調查、專業實踐實訓課程、專業綜合實驗、課程設計（論文）、市場調查和社會服務等。研究創新性實踐主要包括科研訓練、畢業實習、畢業設計（論文）、研究設計性實驗等。三個模塊中，第一和第二個模塊都提到了社會調查，可見社會調查能力是居于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實踐能力培養的核心環節之一。

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居于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中心環節之一。段華平和卞新民在談到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學生社會調查能力培養的重要性時談到四方面，一是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二是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三是提高學生的團體意識和合作能力；四是實現了教學互動、教學相長的目的。除以上認識外，筆者認為農村區域發展專業所具有的應用性的性質，決定了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要性。在實踐能力培養中，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居于核心環節之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定位是立足農村，面向農民，針對農業產業，解決“三農”問題。在解決問題之前，首先要了解農村、農民和農業。在了解的基礎上，才能談研究。要科學了解與認識“三農”問題，就迫切需要下基層調研，到農村進行社會調查。社會調查要講求科學性，社會調查研究本身涵括了方法論和具體的調查技術。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是學生實踐能力培養的重要一環。社會調查能力的培養是農村區域發展專業學生必備的能力之一。

開展社會調查要講求方法。社會調查方法一般是圍繞社會研究的原理、邏輯、策略和科學程序。社會調查方法課程是社會學、人類學的專業核心課，一般分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個方面，方法論、研究方式和具體研究方法及技術三個層次，主要詳細闡述社會調查的資料收集、整理、分析、解釋與評估的各種方法、技術及其應用。

二、社會調查方法課程的教學模式

在農村區域發展專業開設社會調查方法課程，有其特殊性。首先，學生沒有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學科背景，所以在課程教學內容安排上，要適當補充社科研究方法論的內容。要講清楚如何開展研究工作，更要講清楚為什么這樣做事；要講清楚如何具體開展調查，更要講清楚為什么這樣做，背后的邏輯和道理是什么。二是因為農村區域發展專業主要開展的是農村調查，所以在課程內容設計上要側重于開展農村調查會使用的調查方法和技術，以及可能會碰到的問題。三是教學要注重實踐性，實踐性教學要貫徹始終，真正讓學生學有所用。

基于以上認識，浙江麗水學院2010年在農村區域發展專業開設社會調查方法時，就進行了充分的設計。首先，課程將社會調查方法的教學與畢業論文寫作輔導有機的結合，將畢業論文寫作的文獻查找和文獻綜述寫作，以及社會調查方法串聯起來進行教學。由此，課程名稱也就命名為《社會調查方法與文獻檢索》。其次，課程沒有指定的課本，只有推薦的參考書目。目前市面上出版的有關社會調查方法的課本主要供社會學和人類學專業學生進行教學使用的，一般理論性太強，要求的課堂教學的學時也太多，對農村區域發展專業的教學不實用。無疑，無課本授課，也給課堂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需要教學內容要相對簡單和明確，對多媒體教學以及PPT制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教師講課更要能吸引學生。再次，為突出實踐性教學，有效串聯教學內容的各環節，通過一學期的課堂教學和實踐，帶領和指導學生完成一個小型社會調查“麗水市蓮都區流動人口的調查”以及后續的調查報告。這其中的具體教學環節包括圍繞著“流動人口”研究展開文獻檢索和文獻綜述寫作、對麗水市蓮都區的流動人口就某一主題，通過發放問卷、訪談等方式進行調查，并最終完成調查報告。

（一）教學內容與進度安排

課程設計共分為啟、承、轉、合四個模塊。一般來講，按一周兩節課，一學期16周來進行課程內容的設計。具體如下：

（1）啟：選題與文獻綜述寫作

1、如何選題

2、文獻檢索

3、文獻綜述寫法（布置作業）

4、小結（講評文獻綜述的作業）

本模塊主要是幫助和指導學生進行文獻檢索和文獻綜述寫作。其中，文獻檢索的課堂教學是既包括關于信息文獻的基本知識的介紹，也包括查找相關文獻的實踐操作的學習；既包括圖書館的館藏圖書的查找和借閱，也包括中國知網、讀秀等網絡工具的使用，最終的目的是要增強學生的信息檢索的能力，提升信息意識，培養信息道德。在文獻檢索基礎上，再談文獻綜述寫作。教學方法主要是通過案例教學的模式，通過碩博論文以及綜述類論文的范例，指導和幫助學生展開文獻綜述的寫作。文獻綜述的作業要求是以流動人口對研究對象，自選某一主題進行研究，并就此進行文獻綜述的寫作。其中文獻綜述的內容包括流動人口等關鍵概念的界定、基本理論和他人相關研究綜述。最后要求至少有5個注釋和5個參考書目。

（2）承：社會研究的方法論

5、科學研究方法論

6、社會研究的邏輯

7、測量與概念的操作化

8、小結

本模塊側重于理論教學，其中也涵括案例的分析，希望借此能將理論講得更清楚、明白。社科研究方法論和進行科學研究的邏輯是社會調查具體技術的基礎。本模塊授課的難點在于教學內容相對抽象和枯燥，此部分把握教學的難易程度，以及充分利用案例進行教學成為教學工作的重點。

（3）轉：社會調查的具體方法

9、問卷設計的方法

10、問卷調查的實踐（布置問卷設計的作業）

11、訪談（布置訪談的作業）

12、觀察

13、小結：量的研究與質的研究（講評問卷設計和訪談的作業）

本模塊的重點教學內容是社會調查的具體技術和方法，其中包括問卷設計和問卷調查、訪談和觀察等內容，最后通過量的研究與質的研究的比較，反思問卷調查和訪談等方法的優劣以及適用性。本部分教學的難點是如何有效貫徹實踐性教學，如何將調查方法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技巧有效傳授，如何讓學生有興趣真正參與到教學過程的各環節，愿意認真完成作業。當然，本部分的作業量也較大。作業主要有兩項。第一項是問卷設計和問卷調查。其中問卷設計要求問卷有封面信和指導語，以及9個封閉式問題和1個開放式問題。問卷設計完成后，要求使用自己設計的問題開展問卷調查，填寫至少5份問卷。第二項是就研究的主題進行一次訪談，作業要求提交訪談提綱和訪談記錄，其中，訪談提綱要求10個問題，訪談記錄要求500字。

（4）合：調查報告與論文寫作

14、調查報告寫作

15、論文寫作指導

16、總結（講評調查報告的作業）

本模塊是總結前面的內容，幫助和指導學生進行調查報告的寫作。在此基礎上，就論文寫作的規范和格式要求進行必要的講解，為學生畢業論文的寫作提供輔導。最后提交的調查報告要求包括總結前面問卷調查和訪談的內容，得出一些基本結論。

篇（6）

英國當代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說是一位劃時代的社會學理論家。他提出的結構化理論，啟發人們從新的視角來審視個人與社會、能動與結構之關系，在社會學研究中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在社會學發展史上，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取向，即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吉登斯不滿于傳統社會學流派對上述關系的割裂，認為在生活世界中社會系統與個體行動是非常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動，在社會學理論中不應將它們割裂開來。

一、結構化理論的針對性

要認識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必須首先了解他的“雙重解釋學”?！半p重解釋學”是吉登斯關于社會學元理論問題的一種表述，其基本涵義是:社會科學觀察者必須從解釋學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種描述，然后將這些描述轉化成社會科學的話語范疇，這些話語范疇同時也為普通的行動者解釋與掌握，并重新納人到社會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討了作為結構化理論前提的社會學元理論的核心問題，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性，批判了社會學中從孔德到涂爾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義”和“功能主義”傾向，在解決生活世界與社會科學專業性世界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科學的基本性質與任務等問題上，提出了“雙重解釋學”。以此為出發點，通過廣泛的批判、借鑒其他社會學流派以及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半p重解釋學”劃清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差異，指明了社會科學的實踐內涵及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緊密的互動關系。

與自然科學的“技術性”應用比較起來，社會科學的發現似乎只具有較少的原創性。但吉登斯認為，這并不能說明社會科學較之于自然科學不重要，相反，正是因為社會科學具有本質上的實踐性品格，所以它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某種持續不斷的過程，因為它參與到了社會生活的反復不斷的建構過程中。比如沒有社會科學“”、“民主”等現代概念，現代國家是無法想象的。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針對社會學傳統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努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是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兩個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研究取向。秉承孔德“社會物理學”研究理路，迪爾凱姆認為，社會學應當而且能夠像自然科學那樣研究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他稱這樣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為“社會事實”(socialfact)。在迪爾凱姆看來，“社會事實”具有客觀性、強制性以及社會性。而在吉登斯看來，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及其理論傳統，對社會學來說本身就是錯誤的，它們僅僅是哲學二元論思維方式在社會學領域里的一種深層反映。因此，這樣的社會學方法論必然無法解釋、說明和把握社會的真實結構，必須用一種新的社會學理論去超越上述方法論的對立。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是針對帕森斯、墨頓等人的功能主義社會學方法論的。他試圖努力打破功能主義神話，在關注社會宏觀結構中實現宏觀與微觀的有機整合。其實，針對社會學方法論中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二元論研究傾向，很多社會學家表示出越來越多的不滿，試圖用一種新的理論統一社會學二元論。同時，社會變遷的現實也需要對傳統社會學方法論進行變革。

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也針對“二戰”以后歐美各國社會變遷的實際。他試圖超越“左”和“右”，尋求社會變遷的“第三條道路”，以真正實現現代性的自我認同。與哲學方法論所追求的形而上學不同，社會學始終關注社會現實問題，注重“經世致用”。因此，社會發展道路、社會發展模式以及社會發展動力等社會發展問題也就成了社會學關注的對象。

二、概念建構和理論批判的結果

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將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等領域的成果融合起來，構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釋力的概念，并在對社會學理論內部的各派理論進行大清理的基礎上形成了他的結構化理論。這一過程與他的“雙重解釋學”思想是有內在呼應的。

吉登斯提出了結構的二重性，進一步闡明了結構和人的能動之間的互相生成的關系。結構，一方面是人類行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類行動的中介。在這種社會實踐之中，結構實現了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這就是所謂的結構化。因此，結構并不是對人的行動的一種制約，它更多的表現為某種使動性?？梢钥闯?，吉登斯是試圖重新界定結構的概念，以“二元化”來代替“二元對立”，以實現社會學方法論中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統一。

吉登斯認為，個人所生活的社會本身是豐富多彩的，其中既有社會從宏觀結構層面上對個體的制約，也有個體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這兩者相互統一于社會有機體中。她主張拋棄個體與社會的二元論，因此行動就必定是一個核心概念。更重要的是，行動不僅僅是個體的特性，也是社會組織或集體生活的要素。吉登斯認為:“在社會研究里，結構指的是使社會系統中的時空‘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結構化特性，正是這些特性，使得千差萬別的時空跨度中存在著相當類似的社會實踐，并賦予創門以‘系統性’的形式?！边@樣一來，吉登斯就將這樣兩對關系化約為一對關系—社會結構與個體行動的關系，并試圖在這二者之間實現架通。他主張用結構二重性代替二元論。認為行動者和結構二者的構成過程并不是彼此獨立的兩個既定現象系列，即某種二元論，而是體現著一種二重性。由此，吉登斯逐漸開始撩起他結構化理論的神秘面紗。他承認結構在整體上對作為個人存在的社會行動者及其行動具有某種“強制性”和某種意義上的不可選擇性，但卻不像涂爾干那樣，強調前者對后者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他承認無論思考多么宏觀復雜的社會問題，都要對主體以及主體的能動性有精微確切的理解，但卻不像許多解釋社會學家一樣，一味強調個人是社會的惟一構成要素，埋頭于人的具體行為、動機而不顧整個社會系統的反應。他堅持認為在社會理論中“結構”是一個必須的概念，但他關于這個概念的觀點與英美功能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中的結構概念不同。英美功能主義中的“結構”概念是作為一個“描述性”術語出現的，法國結構主義是以還原的方式來使用這個概念的。他認為“結構”概念的這兩種使用方法將導致從概念上模糊能動的主體。

吉登斯認為，不應該將行動看作是分散的實體。理性、動機和意圖等，不是互不聯系的單個行為的總和，而是一種不間斷的行動流，一個我們不斷地加以監控和理性化的過程。反思性指“持續發生的社會流受到監控的特征”，反思性展示了實踐將能動者與結構、主體與客體聯結起來的過程。人的行動是有意圖的，但結果卻并非是完全可以預期的，意外后果也是行動的結果。而正是存在著意外后果，才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與系統的再生產有了存在的意義，保證了社會與系統生產的非復制性，同時也可以解釋人類歷史不斷演進與社會的變遷。因此“能動行為”和“行動”的問題就在吉登斯的整個分析中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所謂社會再生產，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系統再生產則是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吉登斯希望用這兩者來化解微觀和宏觀的對立。系統整合的機制是以社會整合的機制為前提的，時空的伸延與擴展將二者聯結起來。

在吉登斯看來，社會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動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即雙方都在場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對面的互動，而系統整合則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交互作用。行動者具有反思能力，社會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動者的反思性監控與互動的例行化、區域化的基礎上的，行動的例行化與區域化保證了跨越時空條件下社會互動的有序完成。吉登斯認為.在前現代社會中，由于時空的有機統一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統一，使得系統整合從屬于社會整合;而在現代性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社會交往活動的擴大化，產生了時空分離以及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民族國家的興起。在吉登斯看來，宏觀社會結構的力量使得系統整合成為可能。

篇（7）

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貫穿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它上與認識論、方法論相連，下與理論性質、研究問題緊密相關，是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學位論文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學位論文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養質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學位申請者根據學位授予要求而撰寫的研究論文。它是評判學位申請人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和獲得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學位論文質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確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是研究事實所不可缺少的理論原則、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證觀察可靠、判斷、推理得以正確形成的原則、程序、手段、方式。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秦宗熙和穆懷中、謝圣明認為社會研究方法的體系由三個不同層次構成，即一般方法、具體研究方法和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學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以及邏輯方法論。其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法、個案法、訪問法、問卷法、觀察法、實驗法、抽樣法、社會測量法、典型法等。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即選題階段、計劃階段、實施階段和總結階段。一般情況下，學生在論文寫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采取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統計分析法、問卷法、測驗法、經驗總結法等多種方法相結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法分析

碩士學位論文是一個碩士研究生寫作水平的展現，而方法的運用則體現了作者研究過程中方法原則程序是否科學合理，這也就直接影響論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以傳統的理論思辨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意識，缺少相應的實證與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陳狀況分析

在抽樣的華東師范大學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中分析發現，從整體上而言，有90.1%的學位論文明確交代論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單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學位論文的比例比較大，這說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意識在已經比較高，研究的科學性從總體而言呈比較好的狀態。當然，如果把自陳水平為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論文判為“合格”的話，那么合格的比例僅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類別及其運用情況

總體分析后發現，理論學科碩士學位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獻研究法、經驗總結法、理論思辨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等。在30篇碩士學位論文中，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論26%，排名第二；比較研究法為主占23%；其余還包括歷史研究法、跨學科研究、調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碩士論文的是融合兩種方法以上的綜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較為多樣。

從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經驗研究和思辨研究等傳統研究方法為主。文獻研究法、思辨抽象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傳統研究方法備受青睞，其中文獻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實證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訪談法等開始進入理論學科領域，使得研究方法更為豐富和多樣化。

三、結論

（一）優點。通過分析30篇抽樣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方法意識逐漸增強，通過本研究的調查分析發現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對研究具有實際指導價值的學科層面方法論和原則層面方法論急劇增加，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出現了多元化趨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研究方法論趨向多元化意味著研究者對研究方法論認識更加深人，這也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時，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種類多樣性，盡管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的整體運用中占比例不大，但從調查結果可以說明研究生們已經意識到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過定量與實證研究分析更能確定的各影響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研究技術的這一層次是研究方法結構體系中與研究成果聯系最為密切的層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式最終必然要通過具體方法與技術才能展現出來。

（二）存在的不足。通過對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雖然在畢業論文中很多人都陳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陳述不夠明確，甚至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論文對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將實證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規范研究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當作研究方法。事實上，從哲學和科學方法的角度看，實證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都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種指導思想，是方法論。如實證研究與之對應的有實驗法、調查法等。

定性與思辯研究多，定量與實證研究少。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在研究科學性能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從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定量和實證研究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上而言，定量和實證研究還是很少。通過案例、實驗、非實驗、實地研究，用事實情況及真實數據更能有力地證實研究者的觀點的文章少。調查數據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這些以敘事性的定性研究為主導，從個人經驗出發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較多，說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雖然隨著研究的深入及對研究的科學性的重視，定量與實證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視，但比較而言，運用的仍然較少。調查結果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最常用的定量與實證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最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是描述統計。方差分析、差異檢驗及顯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論文中少有出現。

綜合上述分析，在培養學生論文寫作方法上，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方法意識，培養學生方法自覺，注重開設方法論課程的質量，提高研究質量，重視定量與實證研究，優化定性與思辨研究的結構，規范研究方法，樹立科學研究意識，促進思想政教育學科理論發展。

參考文獻： 

[1]孫浩森、潘莉.理論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的實證研究--以合肥工業大學理論學科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J]， 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6）. 

篇（8）

在切入本文最重要目的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如何將麥當勞化的概念應用植于社會學的社會學，或如我所稱得的元社會學（Ritzer,1991）的背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學的社會學的名聲敗壞在《美國社會學家》雜志上的一些小專題論文的手里，如關于引證率和專業排名的一些論文。然而，通過另一些關于社會學的理論和經驗的研究，這個領域是可以而且應該被復興的。社會學家處于可以利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社會學的有利地位，正如本文正要做的，利用社會學的麥當勞化和概念和理性化的理論，來研究當前社會學的發展問題。

元社會學的主要目的是和阿文·高德納（Gouldner1970）所說的“社會學的社會學”或“反思社會學”一致的。如他所說，“反思社會學主要關心社會學家要做什么和他們實際在做什么的問題”（Gouldner,1970:489）。不過，高德納的社會學的社會學主要關心單個的社會學家。

布迪厄也致力于社會學的社會學的研究，他將其作為研究教育體系和文化資本的一個部分。他將這部分研究也稱為“分析社會學”或“反思社會學”（1984a：5）。和我一樣，布迪厄將社會學的社會學置于社會學研究的中心的位置（1984a:xii）：“通過持續地對社會學推理的社會學批評，社會科學可以有決定性的發展?！辈嫉隙蜻M一步談到（BourdieuandWacquant,1992:68）：“我相信社會學的社會學是社會學認識論的一個基礎向度。它尚未能成為專業，但它確實又是任何有遠見的社會學實踐的必要前提。”

布迪厄的方法比高德納更開闊也更復雜。布迪厄也承認研究單個社會學家的重要性（將其作為一種社會類型），不過他主要關注無意識地推動社會學家的社會力量。社會學推理發生在社會結構的背景之中，并受其影響，社會學家有義務分析這些結構的本質，或云“社會學思想的社會決定因素”（Bourdieu,1990:184）。這些社會結構與社會學思想的隱性結構有關，它們被稱作“思想的非思想范疇，用于決定什么是可思想的，以及思想的形式將如何”（Bourdieu,見于Wacquant,1992:40）。在客觀的社會結構和主觀的心理結構之間存在一種關系，社會學的社會學家的任務之一便是揭示這種關系的本質。

布迪厄所尋求的不光是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學家的心理結構的關系，他還提倡所謂的“認識論警覺”（1984a:xiii）;他教導社會學家要把社會學當作“一個對付自己的武器和一個用來提高警覺的工具”（Bourdieu,1990:27）。他鼓勵社會學家要對社會結構影響他們思考什么和做什么的方式一直保持敏覺，對反向的影響也要注意。除此之外，他還鼓勵社會學家“控制社會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不但影響到社會學家自己，也可能影響到科學的話語本身”（Bourdieu,1984a:xii）。

以布迪厄的術語來說，本文的目的是要幫助社會學家理解麥當勞化（作為一種社會決定因素）如何在影響社會學，如何影響社會學家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以及如何對此影響產生警覺，并且使社會學家開始控制這種影響，減少它的負面作用。更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這些影響不止在社會學中存在，在其它科研領域也存在。所以，對布迪厄及本文方法的利用，也適于除社會學以外的領域。

“元社會學”一詞實際上存在于廣泛使用的“社會學的社會學”之先。保羅·佛斐（PaulFurfey）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引進這一概念。他認為社會學以社會世界為研究對象，而元社會學則以社會學為研究對象（1953/1965：9）。不幸的是，盡管佛斐開了這樣一個好頭，但他最后以給出一個錯誤的對社會學和元社會學的區分。從一個實證主義者的立場出發，他認為社會學是一門科學而元社會學是一門“為社會學提供方法論原理的輔助科學”（1953/1965：17）。佛斐的對元社會學的貶低以及把元社會學從社會學中分離的做法是有偏見的。

篇（9）

[作者簡介]平鋒，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福建　廈門　361005

[中圖分類號]B5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6―0103―03

皮埃爾?布迪厄(1930～2002)出生于法國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丹郡的一個底層中產階級家庭。早年的布迪厄就生活在法國南部小鎮德甘(Deguin)這個偏遠的農村地區并說一口地道的當地方言?？恐陨淼穆敺f和勤奮，布迪厄先進入了波城公立中學，隨后又進入了著名的、學術上篩選嚴格的巴黎路易－勒－格朗公立高中(1949～1951)。1951年，他進入了素有培養法國知識分子和精英的淵藪之稱的巴黎高等師范學校，在那里，他準備哲學教師資格會考，同時還在巴黎文學院修課。1954年通過教師會考成為中學哲學教師。1958年應征入伍，到阿爾吉利亞為軍隊服務，從那里，布迪厄開始了他的社會學工作。1958年與1963年發表的兩部著作――《阿爾吉利亞的社會學》和《阿爾吉利亞的勞動與勞動者》引起了知識界的關注，從而奠定了他的社會學家地位。1968年至1988年任法國國家科研中心教育文化社會學中心主任，并創辦了《社會科學的研究行為》。1981年進入著名的法蘭西學院執掌社會學教席，達到其學術生涯的巔峰。2000年，他被英國皇家學院授予赫胥黎獎章。

對于布迪厄的一生來說，其個人思想歷程與學術旨趣是與其社會出身背景緊密關聯的。由于來自法國西南的偏遠外省，布迪厄被其巴黎的同輩看作“鄉下人”和“外來人”，一種客觀上和主觀上的外在性與他異性使得他在高師學習的每時每刻，都難以遏制地感到不自在。布迪厄稱這使他與法國社會的核心制度，乃至知識界的體制處于一種外在性的關系當中。以至即使在成為了法國最富聲望的科學機構法蘭西學院當時唯一的一位社會學教授后，布迪厄仍稱自己“從未感到心安理得地做一個知識分子”，“在學術界從沒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在過去30多年里，布迪厄撰寫了大量著作，至少發表了343種作品，尚有大量論文至今未曾問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教育，社會和文化的再生產》(1970)，《實踐理論大綱》(1977)，《區隔》(1979)，《實踐的邏輯》(1950)，(學術人)(1984)，《語言和符號權力》(1991)《反思社會學導引》(1992)等?！斑@些著作所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已經躋身于戰后時代最具想象力和最富成果的社會理論和經驗研究之列”。然而，布迪厄卻“從未要求自己生產一種有關社會世界的一般性話語”。實際上，最充分地奠定其社會學的獨創性的，不是某種“已完工的作品”(opus opera-tum)，而是其社會學的“做法”(modus operandi)，其主要原則體現為非笛卡爾式的社會本體論、方法論上的關系主義和認識論上的反思性。

(一)非笛卡爾式的社會本體論

在本體論上，布迪厄既反對把社會看作實體性的有形結構，也反對把社會當成同自然界一樣的外在于人們的純客觀對象，也就是反對將人同社會的關系簡單地歸結為“主體”與“客體”的二元對立。其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把社會看作是社會中的行動者及其文化的復雜交錯所構成的有機生命體。在布迪厄看來，社會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人與其所創造的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產物，這個相互關系是由各種象征性的權力網絡為基礎所構成的相互競爭的力的緊張關系網；另一方面，它又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所創造的文化不斷地進行更新和再生產的基本條件。換言之，行動者及其文化創造了社會，而同時社會又構成了行動者生存與創造活動的基本客觀條件，反過來制約著行動者的創造活動，成為行動者的生存與創造活動的前提和出發點。這樣，行動者就同其社會構成了一種雙重結構并處于緊張的互動之中，彼此之間既各自向對方施加影響，又深受對方的制約。用布迪厄自己的話說就是，“社會現實是雙重存在的，既在事物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場域中，也在慣習中；既在行動者之外，也在行動者之內”。

布迪厄認為，社會宇宙的結構是以兩種方式雙重存在的，即初級客觀性(objectivity of the first or-der)和次級客觀性(objectivity of the second order)。初級客觀性包括各種物質資源的分配，以及運用各種社會稀缺物品和價值觀念的手段；而次級客觀性體現為各種分類系統和身心兩方面的圖式，在社會行動者的行為、思想、情感、判斷等各種實踐活動中，這些分類系統和圖式發揮著符號范式的作用。社會事實是對象，同時也是存在于現實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識或認知的對象。即，“社會確實是一個客觀的結構，但同樣千真萬確的是，社會在根本上也是由――用叔本華那句名言來說――‘表象和意志’構成的”。這就是社會世界的雙重現實本質。為此，基于一種拒絕將主體與客體、意圖和原因、物質屬性和符號表象割裂開的非笛卡爾式的社會本體論，布迪厄努力克服那種將社會科學要么化約為只關注物質結構的客觀主義社會物理學，要么化約為只強調認知形式或次級客觀性的主觀主義或建構主義現象學(constructivist phenom-enology)的企圖，轉而采用一種能夠同時包容這兩種途徑的生成結構主義(genetic structuralism)。因此，布迪厄的社會學是一種結構的和生成性的社會學，被其自稱為“結構主義的建構論”或“建構主義的結構論”。

(二)關系主義的方法論

在方法論上，布迪厄提倡多元論意義上的關系主義(relationalism)，反對唯理論主義和唯方法論主義，反對理論和實踐的割裂，倡導建立一種總體性的科學。與那種聲稱要么結構要么能動者，要么系統要么行動者，要么集體要么個人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先在性的方法論上的一元論不同，布迪厄主張關系具有首要地位。在布迪厄看來，上述這類二元論式抉擇，同時也是一種實體主義或實在論的思維方式，是一種對社會現實的常識性觀念，植根于我們使用的語言，它“更適于表達事物而不是關系，呈現狀態而不是過程”。因此，這正是社會學必須予以祛除的。而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以及對應的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和方法論上的結構主義的對立，則是受了各種政治對立和社會對立所激發的結果，忽視了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相互作用，而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

擇，是危害社會學的“毒瘤”之一。因此，社會科學并無必要在這些極端之間進行選擇，因為社會現實既包括行動，也包括結構，以及由二者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歷史，而這些構成社會現實的材料存在于關系之中。

關系主義的方法居于布迪厄的社會學立場的核心，但并不新穎，而是一種廣泛的、“源出多門且形態各異”的結構主義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傳統也可以從列維－斯特勞斯一直追溯到涂爾干和馬克思。布迪厄認為，關系性方法是結構主義對社會科學的主要貢獻，正是靠結構主義，才使社會科學贏得了人們的尊敬，成了占統治地位的學科。同時，這種與實體主義的思維方式決裂的關系性思維方式，引導人們根據那種將各個要素與其他要素組合起來納入某個系統――要素只有在系統中才獲得意義和功能――的關系來概括每一要素的特征。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寫道：“社會并不只由個人所組成；它還體現著個人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各種聯結和關系的總和。”在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時，奧爾曼說：“在馬克思關于現實的概念中，關系是所有單位中都不可化約的最小單位，而這恰恰是我們理解的癥結所在。在馬克思那里，研究主題不是只作為單一實體的社會，而是從‘關系性’的角度理解的社會?！币恢痹噲D在方法論上超越的布迪厄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他都持之以恒地運用和推廣這一觀念。這可以拿其社會學的兩個關鍵概念場域和慣習(均指一些關系束)作為例證。布迪厄認為，概念的真正意涵來自于各種關系，只有在關系中，概念才能獲得其意涵，場域和慣習的概念就是從關系的角度進行思考而獲得的。

(三)反思性的認識論

“如果說存在著一個使布迪厄能夠在當代社會理論的圖景中出類拔萃的單一特征的話，那就是他引人注目的對反思性的迷戀。”從他早期在他土生土長的封閉村莊內對當地婚姻習慣所作的研究，到他對他本人作為其重要成員的學術圈的分析，布迪厄一直堅持將其科學工具轉過來針對自身進行自我分析。可以說，反思性成為了布迪厄的社會學的一種基本態度。雖然布迪厄沒有為如何達到一種適當的反思態度提供單一的方法論訣竅，但是在其有關重要論述中，他還是闡述了他認為進行反思的社會學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方面。

在布迪厄看來，反思性是社會學研究的必需條件和特定形式，是社會科學實際運用的認識論方案。他認為，每一項社會學研究同時都要求對知識與知識的社會條件進行批評性反思，因為正是這種條件才使得研究成為可能。如果社會學是確定人類實踐的社會條件的科學，那么它必須同時也是確定知識實踐(包括社會學本身)的社會條件的科學。布迪厄對知識場域的分析表明，社會科學家不自覺的把特定的認識論假設與知識場域的利益轉譯為他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只有通過“社會學的社會學”的實踐，把社會學的方法運用于社會學的實踐本身，才有望獲得一種擺脫知識實踐的社會決定因素的方法。在他看來，這一“反思性回歸”響應了一種特定的迫切需要，因為“關于社會學實踐的社會決定因素的社會學是擺脫這些決定因素的唯一可能的基礎”。唯其如此，“社會學的社會學”即反思性是社會學必不可少的部分，是社會學認識論的一個根本性向度。

當然，布迪厄既非是第一個，也非唯一一個倡導反思性的社會學家，但是，布迪厄的反思性的獨特之處就在于：首先，他的反思社會學的基本對象不是分析者個人，而是立足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會無意識與學術無意識。其次，他的反思社會學是一項集體事業，而非孤身一人的學究重負。最后，他的反思社會學是力圖鞏固而不是破壞社會科學的認識論保障。因此，與從根本上對客觀性進行質疑的現象學、文本學及其他后現代形式的反思不同，擴大社會科學知識的范圍，增強其可靠性乃是其反思性的最終目的。

[參考文獻]

篇（10）

概括地講，科學社會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生了重大變化，由默頓傳統的現代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英國傳統的后現代科學社會學；由非認知科學社會學走向了認知科學社會學”[1]；由科學結構研究的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研究的社會學；由社會功能主義走向了社會建構主義；由宏觀研究走向了微觀研究；由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走向了更廣闊的科學的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研究[2]。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認為，科學社會學經歷了從不成熟到成熟、從單一的定性和單一的定量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從單一的科學社會結構分析到整體的科學社會語境分析的發展。具體地講，科學社會學方法論經歷了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三個發展階段。

1　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進行內在社會結構分析和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研究流派稱為科學社會的內在主義，其研究方法稱為科學內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結構—功能分析方法、計量分析方法和人類學方法。

1.1　結構—功能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默頓及其學派的方法論，其實質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他們把科學看作是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系統，對其社會體制的結構做精細的分析，由結構解釋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學知識的內容及其與社會因素的關系，被稱為科學社會學的功能主義，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美國傳統”[3]。從1938年發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學社會學——理論和經驗的研究》，默頓運用結構—功能分析方法對科學的社會建制、科學的精神氣質、科學的規范結構、科學交流、科學獎勵制度、科學家的行為模式、科學中的優先權之爭等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內容構成了科學社會學的主要內容，形成了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其他學者如本·戴維(Joseph Ben-David)的《社會中的科學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學與社會秩序》、克蘭(Diana Crane)的《無形學院》、科爾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學界的社會分層》、加斯頓(Jerry Gaston)的《英國和美國的獎勵制度》等，進一步運用了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發展了默頓的思想，成為默頓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過，這種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顯的，因為它只能從科學的現存社會結構出發，依據結構決定功能的假設進行某些功能的預測，而對于過去和未來的科學的社會結構的研究不能令人滿意；它只研究科學的宏觀社會結構，而不研究科學知識產生的微觀認識過程，其方法論說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計量分析方法

計量分析方法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科學進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數學統計分析、引證分析、內容分析、多變量分析。

數學統計方法就是運用數學、統計工具對大量數據進行處理，從中得出結論的方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博士論文中廣泛采用數學統計方法，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統計所得數據進行分析，說明十七世紀英國上層社會特別是知識界對科學興趣的普遍轉移，有力地說明了當時英國科學的社會結構隨著科學興趣的轉移而發生的微妙的變化。普賴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發表的《巴比倫以來的科學》和1963年發表的《小科學，大科學》中，廣泛運用數學分析和統計方法研究科學的整體發展，揭示了科學由小科學到大科學的發展規律，說明了科學機構與科學組織的不斷規范化、規?；?、國家化。

引證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學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資料進行數量分析得出結論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廣泛運用引證分析研究引證數與科學獎勵的關系、引證率與論文影響度的關系、科學發現前后的繼承關系、科學共同體內部科學家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引證的網絡分析還用來研究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交叉與滲透關系，譬如普萊斯運用引證分析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關系，發現自然科學近五年的文獻引證率遠高于人文科學，說明不同學科內部的體制與進步程度是有區別的?？颂m在《無形學院》中用引證分析研究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結構，發現知名度高的科學家的論文被引證率高?？茽栃值芾靡C分析研究科學論文的質量、科學界的社會分層情況以及獲獎情況等[4]。

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對傳播交流的內容進行精確的數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現在新聞學，隨后在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中廣泛應用?？茖W社會學中還只是初步使用這一方法。這種方法不研究行為，也不研究語言、符號的語義，只是通過語言、符號的數量分析如篇幅長短、篇數多少的統計來達到研究的目的。薩頓(G.Sarton)在《科學史導論》中運用內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學史著作中各組成部分不同時代所占的篇幅數量的多少，以此來說明科學的加速發展。默頓在《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中也運用了此方法說明科學興趣的轉移現象。

總之，計量分析方法對科學進行統計學的概括，注重數量關系分析，通過數量關系研究科學內部各個要素的關系。從這種意義上講，計量分析方法是一種通過數量關系的分析研究科學的內在關系的宏觀方法。

1.3　人類學方法

這主要是法國哲學家拉圖爾(Brune Latour)和美國社會學家謝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學實驗室情況的方法。人類學方法的引入，使科學社會學發生了人類學轉向。謝廷娜把這種方法稱為微觀—傾向發生學方法，因為人類學對科學的研究關注的是科學家信念的形成過程[5]。

他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進入實驗室，把一個具體的實驗室看作一個部落進行考察，把看到聽到的如實記錄下來，再應用語言分析方法對所記錄的情況進行分析。拉圖爾的研究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實驗室可以描述為一個文字標記系統，因為儀器具有標記能力，每個標記的裝置是機器、儀器和實驗人員的組合，科學論文就是這種文字標記系統的產物；其二、實驗過程中產生的科學事實不過是實驗人員的構造物，是儀器產生出的文字標記被人為地解釋為事實，因此科學實驗不是發現事實而是創造事實[6]。前一個結論是對實驗室活動的自然主義描述，后一個結論是對實驗結果的哲學說明。

謝廷娜(K.D.Knorr-Cetina)運用人類學方法提出了科學的建構主義綱領，認為科學是人為的，實驗室的一切都是人們事先精心準備好的，即決策負荷的，這樣科學實驗就是主觀建構活動，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她特別強調科學實驗的社會網絡不是科學共同體，而是超認識的資源關系形成的社會網絡。[7]因此，人類社會學的方法就是要說明科學認識過程、科學知識形成過程無不與社會有關，無不說明社會因素向科學的滲透。

然而，這種方法仍是一種經驗描述方法，因為它關注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對科學實踐過程進行微觀研究而不注重宏觀研究；傾向于對科學家言論的主觀分析而不注重科學研究的客觀實在性。因此，人類學方法的語言學轉向、認知轉向也是十分明顯的。

2　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們把對科學與其外在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傳統稱為科學社會外在主義，其方法論就是科學外部因素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論的特點是把科學當作一個“剛體或黑箱”，不考慮科學本身所包含的意義，只考慮科學與其周圍其他因素的相互關系。謝廷娜把這種研究稱為宏觀—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觀方法，它包括歷史背景分析方法、歷史主義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歷史背景分析方法

這主要是貝爾納(J.D.Bernal)考察科學及其社會功能的方法。貝爾納是一位對科學的歷史及其社會功能進行全面考察與研究的科學家，他認為對于科學的分析應放到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去進行，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已不是個人的事業，它已成為大工業集團甚至整個國家的事業，科學發現與發明不再是個人的發明與發現，而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學的作用、功能必須結合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來加以認識。正是從這種科學觀出發，貝爾納反對當時流行的兩種對立的科學觀：一種是理想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純粹智力活動，其功能是建構與經驗世界相符合的意義世界，即創造能解釋經驗事實的理論；一種是現實主義科學觀，認為科學是人們用來認識自然、支配自然并為人們所利用的手段，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幾百年來人們一直這樣看待并利用科學[8]。

2.2　歷史主義方法

庫恩(T.S.Kuhn)把歷史注入科學的方法不僅影響了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轉向，而且也影響了科學史的外史轉向，反映在科學社會學中就是科學的外部因素分析傾向。美國哲學家阿伽西(J.Agassi)把對科學的這種研究稱為社會學主義?？茖W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不約而同地從社會維度研究科學，一方面說明科學對社會的影響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說明對科學的理解絕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環境。我們認為歷史主義可分為內在的歷史主義和外在的歷史主義。前者指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它著重科學理論結構、科學發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庫恩的范式轉換模式、勞丹(Larry Laudan)的研究傳統進化模式等，較少研究社會因素對科學的影響。后者指科學史的外史論和科學社會學主義，它關注科學與其之外的社會因素的互動關系，而很少關注科學內部的歷史演化。但不管哪種歷史主義，從動態而不是從靜態，從歷時而不是從共時，從整體而不是從部分考察科學的方法和立場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這是一種從文化學角度研究科學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魯(Da vid Bloor)、懷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愛丁堡學派的代表人物著稱，他在《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主張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知識形態的觀點，科學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響。他把科學看作一種亞文化的集合，是人類整個文化的一部分，科學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圍中生成的[9]。在他看來，文化影響科學家的信念和想像，從而影響到科學知識，通過對整個文化進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不過，他把科學看作是一組程序和方法論的約定，由約定主義走向了文化相對主義。

以提出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而著稱的布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號，而不是把科學看作智力形態。他主張在整個人類文化的框架中審視科學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10]。他的強綱領的四個內容因果性、對等性、對稱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說明科學知識產生和評價的社會文化原因。

懷特在《文化的科學》中認為科學是一種人類行為，是把握經驗的活動，科學不是實體本身，而是解釋經驗世界的方式?？茖W依賴于文化，而文化依賴于符號，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在使用符號中產生的。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認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會才是人類與眾不同的特性，文化對于科學較之社會對于科學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種發現與發明是已經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綜合或是將一種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種文化系統中。每一種發現和發明都是文化經驗積累過程的有組織的表現，計算機的發明不可能出現在牛頓時代，因為當代就沒有發明計算機的文化積淀。由此，他得出兩個推論：一是當文化積累還沒有到達產生發現與發明的條件前，任何發明與發現都是不可能的；二是當文化積累到成熟，發現與發明便必然產生。這是典型的文化決定論，一種絕對的文化主義。

李克特在《科學是一種文化過程》一書中闡明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方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專門職業。他把科學定義為過程，認為科學是作為個體的認知發展在文化上的對應物，是作為傳統文化知識的一種生長物，是作為文化發展的一種認知形式。在他看來，科學發展的方向類似于個體的認知發展方向，科學發展的起始點是傳統的文化知識，科學發展的結構一般類似于進化過程的結構，特別是類似于文化進化過程的結構，科學是一個從個體層次向文化層次的認知發展的延伸，是一個傳統文化知識之上的發展生長物，而且是一個文化進化之特殊的認知變異體和延伸。

我們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和文化過程，但文化并不能決定科學的一切，文化決定論是一種絕對主義，一種外在主義，過分夸大文化對科學的決定和滲透作用，忽視了科學的內在自主性.

3　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將科學置于社會歷史中進行考察，從內因和外因、歷時和共時的綜合上分析科學與其外在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關系，我們把這種方法稱為科學社會語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現為社會實踐方法、系統分析方法、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社會修辭學方法、行動者—網絡方法和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3.1　社會實踐方法

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學的方法。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生活在19世紀，但他們在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時候，就運用實踐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分析當時的科學技術，把科學作為社會的內在因素來考慮的。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科學的社會實踐的分析，東、西方的社會學家都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學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論著中研究了科學技術，他們的著眼點是考察科學技術與社會生產力的關系，科學技術進步與社會進步及社會變革的關系。他們對科學技術的研究表現出社會實踐觀。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學的發生與發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科學在社會生產中產生，在社會實踐中形成，它反過來又通過改造技術來推進生產力的發展，最終引起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變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實踐方法為我們研究科學與技術、科學與生產、科學與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的關系提供了一種十分有效的方法論。

3.2　系統分析方法

系統分析是把研究對象當作一個系統進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擇優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學社會學中，運用系統分析方法對科學及其社會因素的關系進行全面的分析與綜合，并給出科學與社會諸因素互動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學外部控制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方法和科勞恩(W.Krohn)的科學目標化方法都屬于系統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學目標內化指把科學以外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社會目標在國家和政府的干預下轉化為科學內部的研究準則，或者說科學的環境目標被科學有選擇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國癌癥研究為例進行個案研究，運用系統方法詳細地分析了非科學目標內化的整個過程。這一過程大致為：社會問題——政治阻力——政策規則——科學政策規劃——機構阻力——研究[11]。這種系統地研究非科學因素轉化為科學內部問題的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科勞恩的科學目的化指國家和政府有意識地把科學的外部目標導入一個學科的發展之中，使之成為科學理論發展的主導線[11]?？茖W的目的化使科學與政治、經濟、軍事等社會問題緊密相連，使科學致力于社會實際問題的研究。這樣一來，科學便與整個社會一體化。因此，對于科學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運用系統分析方法。

3.3　功能—結構分析方法

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魯曼(N.Luhmann)創立的一種與結構—功能方法相對立的方法[11]。它不是從結構出發分析功能，而是從功能出發分析結構。魯曼把科學看作一個社會系統，運用功能—結構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學的社會運行機制。他認為科學作為一個社會系統，具有自治性、適應性和學習能力?？茖W的自治性是指科學能夠根據自己特定的規范去行動、根據自己特定的價值標準去選擇?？茖W的適應性指它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作出反應的能力。適應性是科學賴以存在與發展的基礎，不適應環境的學科遲早會消失，因為科學是一個開放系統，需要不斷與其環境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從而與環境保持動態平衡，既發展自身同時又高效地影響環境?？茖W的學習能力指主動適應環境的能力，這種能力從根本上講是科學的創造力，被動地適應環境是一種被動的學習，是缺乏創造力的學習。

3.4　社會修辭學方法

這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英國出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馬凱(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學哲學的反實證主義、現象主義等哲學思潮影響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頓傳統方法論的地方在于科學知識社會學依據傳統社會學的方法對科學知識本身進行社會考察與分析。馬凱在對科學知識作社會文化的解釋時，提出了“科學社會修辭學”這個新術語，其含義是：科學共同體內部的科學家行為并不能用統一的規范來說明，而只能以科學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標來說明。[12]也就是說，科學家的行為和科學的行為并不是依據科學語言來說明的，而是依據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的社會語言或文化資源來說明的；科學規范不是用默頓所說的科學體制來保證的，而是用科學的文化資源來說明的。在他看來，科學是一種解釋性的事業，客觀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科學知識是經科學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來的。磋商就是科學共同體內的科學家之間運用共同的文化資源提供的節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進行的協商和交流。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結論并不是對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科學家們認為是正確的主張而已。

我們認為，馬凱的社會修辭學就是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科學家的行為規范要在其社會語境中得到說明?？茖W知識的意義以及它產生的過程都要用社會修辭學來說明。這種社會修辭學方法說到底就是一種社會語境分析方法。

3.5　行動者—網絡方法

這是拉圖爾和卡龍(M.Callon)研究科學實驗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動者—網絡(Actor-Network)的含義有三：一是微觀網絡，指生產科學知識的場所——實驗室。在實驗室中，實驗者、實驗儀器、實驗材料、實驗環境應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行動者（實驗者）與其他因素相互關聯，構成了實驗語境，也就是一個行動者—網絡。這個行動者—網絡系統不斷構造自然，不斷生產新的科學知識；二是宏觀網絡，指實驗室與其之外的社會的關聯，形成社會語境。在宏觀網絡中，行動者不僅是科學家，也包括政府、企業和消費者，這些行動者共同編織成自然—社會之網絡；三是微觀網絡和宏觀網絡是雙向互動的。實驗室通過建構進而塑造社會，即把科學知識社會化；社會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撐和資助實驗室。他們認為，科學論的研究不應停留在對已經形成的“科學文本”的哲學考察，而應對正在建構中的“科學實踐”即實驗室活動進行考察。他們由對科學的哲學建構走向了社會建構；由科學知識的微觀研究走向宏觀研究；由自然、實驗室走向了自然、實驗室、社會的語境化建構。

3.6　實在論的建構主義方法

這是當代美國著名科學社會學家科爾(Stephen Cole)研究科學的方法論[15]。他認為科學上長期存在著兩大傳統；一是實證主義或實在論傳統的“默頓學派”；另一是建構主義傳統的“西歐學派”。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純理性的事業，理性的認識結果必須由經驗事實裁決，即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無關。建構主義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完全由社會建構的事業，科學知識不是對自然的描述，而是社會性地建構起來的；科學不是由理性和規則支配的活動，科學知識的真偽也并非由經驗證據裁決，而且自然界對科學知識沒有影響作用，科學知識是科學家社會行為“磋商”的結果?？茽柤炔毁澇蓸O端的實證主義立場，也不贊成極端的建構主義立場，因為前者是絕對主義，后者是相對主義，它們的錯誤在于“非此即彼”?？茽柮鞔_宣稱他的科學觀介于“右翼的”社會建構主義和“左翼的”傳統實證主義之間，是實在論的建構主義。在他看來，科學知識是社會和自然界共同決定的，是理性和經驗共同決定的。我們認為，科爾的方法是一種語境化方法；他在社會、人和自然之間建立了必要的聯系，突破了實證主義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構主義的“社會—人”框架，建立了“社會—人—自然”語境化的框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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