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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807.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3612(2007)04-0522-03
On Some Questions of 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LI Jing, XUE Cuixia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cultivating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is still in primary stage in China and some questions are worth researching, such as how to select excellent students and make scientific procedure, be strict with the quality of mentor and increase the quantity, cultivate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through many ways, and monitor the process of making doctor dissertation for improving quality．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many strategies should be researched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doctor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sport discipline; doctor postgraduates; cultivate; questions
1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簡況
1986年，我國批準設立了首批體育學博士學位授權單位，北京體育大學的運動生理學、體育教學理論與方法專業和上海體育學院體育理論專業成為3個博士學位授權專業，標志著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體系的初步建立。到1996年底，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學科專業由原來的3個學科專業發展到運動生理學、體育教學理論與方法、運動訓練學、體育理論、運動生物力學、武術教學理論與方法、運動生物化學等7個學科專業，累計招收了64名博士生，培養博士學位獲得者17名。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育委員會頒布了《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設置了體育學一級學科，二級學科從原來的11個學科專業壓縮到4個學科專業，即體育人文社會學、運動人體科學、體育教育訓練學和民族傳統體育學，在4個二級學科下設置若干個研究方向。
目前，我國體育學的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有四所院校，此外，還有13所院校擁有體育學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其中，體育教育訓練學9個、體育人文社會學6個、運動人體科學3個、民族傳統體育學2個。同時還有三所體育院校聯合招收博士生，也有一些體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級學科下也招收體育學博士生（表1）。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學位授予點是近幾年新增的，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
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經過20多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由體育院校為主，綜合性大學為輔的體育學博士生培養格局，改變了過去由體育院校為主的單一局面，形成了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開放性培養體系。
表1我國體育學博士學位授予單位及點的基本情況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發展速度也比較快，從招生規模就可以窺見一斑（圖1）。特別是2000年以來，體育學博士點的增多，招生規模的擴大，使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培養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
圖1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招收情況
（引自盧亮球等，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現狀、問題及對策）
2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中存在的若干問題與思考
關于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主要問題，曾有學者進行過相關的調查（表2），基本反映了目前的實際情況，但與次相關的一些問題我們同樣也不能忽視。
表2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注：引自盧亮球等，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現狀、問題及對策
2．1規范入學考試，招收優質生源
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是衡量考生知識水平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環節。體育學博士研究生考試一般分為初試和復試。初試是篩選的第一步，如何把握好初試的難易度？是依據考生的數量來確定，還是依據體育博士學位的要求來確定呢？如何在初試中使有實踐經驗、科研能力較強但知識記憶卻一般的考生和那些只善于死記硬背的考生區別開來。這些問題都是在入學考試時要考慮的因素。因此，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入學考試并不是普通意義的測驗，而是一種多因素影響下的平衡、綜合、復雜的對考生能力的檢測，甚至有時是針對考生個體的一種判別。
在初試的筆試中有兩個重要環節值得注意，一是出題，一是評卷。科學合理的試題是篩選優秀考生的第一步，除注意避免漏題外，更多的還是要對試題的難度、質量進行把關。其次是評卷過程中的客觀性，避免人情因素的影響，要做到公正、可信。在初試的基礎上做好復試更為重要，因為錄取博士研究生的總原則是把那些科研能力較強、理論基礎扎實，有一定創新能力，并能在經過博士期間的學習后成為本學科的高精端專業人才和學科帶頭人的考生挑選出來。但是如何在初試的基礎上能把真正的人才甄別出來？用什么樣的方法來識別？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初試分數高低不是唯一的依據，還要注意考察考生的培養潛能，要對考生以往的科研能力進行初步評估，對考生的德行要有所了解。另外，正確把握考試成績與導師自的關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定程度上要考慮導師的意見。
面對博士研究生報考人數越來越多的形勢，面對一些體育學博士點都是新增的局面，面對如何提高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疾呼。規范博士生入學考試，探討適應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招生規律的一套相對穩定、程序公開、公平公正的命題、閱卷、復試、錄取制度，是當前急待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2．2嚴格導師資格條件，擴大導師隊伍
在博士研究生培養的過程中，導師具有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國從1981年創立學位制度，制定并實行了由國家評審博士研究生導師的辦法，制定了在教授中挑選學術造詣較深、科研成果顯著、對國家社會有重大貢獻的專家、學者擔任博士生導師的原則，聘任了一批博士生導師，對我國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對建立博士生培養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博士研究生規模的擴大，以及高校辦學自的下放，博士生導師的資格確認基本上由所在高校自己聘用。
隨著近年來體育學博士研究生規模的擴大，帶來了博士導師數量明顯不足的問題。為了滿足招生的需要，一些院校不得不讓導師超限帶博士生，從而出現了一個導師一屆帶3～4名，甚至更多名博士生的現象，這其實是非正常的，遠遠超越了導師的能力。另一方面，還有通過降低導師資格條件，使那些實際上并無導師資格的教授也混入導師隊伍。特別是一些新增博士點的綜合院校，由于這些院校在申報博士一級學科授予權或點時，其借助的是綜合實力，而實際上體育學科能力可能并沒有達到培養博士研究生的條件，也就是說，其博士研究生導師的資格是值得質疑的，有些導師甚至自己本人都沒有經過博士、碩士研究生的經歷。
在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招收規模較大，博士導師短缺的這種狀況下，如何既能嚴把導師資格關口，又能充實擴展導師隊伍是值得探索的問題。北京體育大學近年來主要采取了整合社會資源，聘請社會上實踐經驗豐富、科研能力較強的體育學者或政府官員擔任博士導師，或從兄弟院校聘用有資格的教授擔任博士導師，雖然通過這兩種途徑緩解了博士導師的暫時短缺，但是從根本上是不能解決此問題的。因此，在體育學博士導師隊伍建設中，要從遠景考慮，改革當前的導師遴選制，建立“導師組（室）制”。對某一學科或某一方向的導師進行整合，組建一個導師組或導師室，并配具有博士學位、擁有科研項目、學術思想活躍、有培養前途的副教授參與博士研究生的培養，這樣培養1～2屆研究生下來，那些副教授也升格為教授了，同時也具有了博導的經驗，這樣可盡快的擴充博士導師隊伍，真正解決體育學博士導師緊缺，水平有限的問題了。
2．3創造條件，多種途徑培養博士研究生的創新能力
博士研究生培養的核心就是培養其創新能力，而創新能力的反映則主要通過其博士論文的價值折射。但是，創新能力的培養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也不僅是導師個人的影響，而是學校全面的培育。鑒于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發展時間短，學科較弱，而且大部分博士點都是新近增加的，所以在培養博士生的創新能力方面更顯“心有余，力不足”。現在大多數學校主要把培養博士生創新能力的重心放在“培養方案”、“課程建設”、“教學質量”等方面，這是當務之急的，的確在博士研究生課程建設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如有計劃無實施、有課程無教材、有教學無評價，等等。但是，從體育學科實踐性強的特點來看，博士研究生創新能力的培養，僅憑在教學中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應讓博士生走到體育實踐中去了解現實，獲取需求，追蹤熱點，聚焦難點。在實踐中得到鍛煉，在實踐中尋找創新，在實踐中培養能力，因為大多數博士研究生在本科和碩士期間接觸群眾體育、運動訓練、學校體育就比較少。怎么樣讓博士生走向體育實踐，就成為問題的關鍵，這就需要學校、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博士生共同開辟途徑，創造條件，把博士生推向體育實踐一線，在實踐中培養博士生的創新能力。
北京體育大學是招收博士研究生較早的學校，在培養博士研究生創新能力方面積累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北體研究生院在培養博士研究生創新能力方面走過了由主干到邊緣，由重點到全面的過程。所謂由主干到邊緣的做法是，由抓培養方案制定的科學性、前沿性、規范性；抓課程建設的先進性；抓教學質量的高規格；抓導師的責任和評估；走向了開辟新的途徑，抓學生在學校的第二課堂，聘請專家定期講學，建立“博士論壇”，加強博士生之間的互動與交流。
2．4監控學位論文研究過程，提升論文質量
1) 把好選題關。有了好的選題才能做出高水平的論文，體育學博士生論文的選題應主要屬于體育學科前沿具有創新性的問題或學科發展中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選題的質量是保證論文創新性的前提條件。博士論文的選題應盡可能與導師的科研任務掛鉤，成為導師科研課題中相對獨立的一部分，或者是導師科研課題的延伸，博士生的論文選題如果能圍繞國家級重大課題，則比較容易取得新的突破。
2) 確保導師全程指導，這是培養博士研究生創新能力，提升論文質量的重要保證。嚴格把好論文的選題、開題報告、中期檢查、論文撰寫等全過程，才能保證論文的創新水平和質量。
3) 加強論文質量管理制度建設，這是提高博士學位論文質量的根本。應圍繞學位論文的各個環節建立相應的制度，以加強規范化的管理。具體可從論文的開題、論文中期檢查、論文評審三個大的環節制定規章制度（表3），比如，要在規定的時間內開題，開題要走一定程序，而且應建立負責人制度，這樣可與最終論文完成時的評審與答辯結合起來。
表3提高體育學博士論文質量建立制度參考
論文開題相關制度論文中期檢查制度論文評審制度定期開題制度是否按計劃進展盲審制度開題申請制度質量監控末位淘汰制度開題負責人制度導師指導情況獎勵制度在論文研究期間要對其是否按照舊開題設想進行，論文質量是否有所“注水”，導師指導是否到位與充分。在論文完成后，要對論文進行盲審以確保質量，并可采取末位淘汰與獎勵制度。這樣基本上對論文的由選題到最終的評審整個過程進行了有效的監控，較為充分的發揮了研究生管理部門的職能，對博士學位論文質量的提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3提高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策略
3．1明確形勢，確定博士研究生全國發展戰略
雖然現在有17所院校（包括聯合培養）具有招收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資格，但是從整體數量上來說并不多；從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發展來看，也僅有近20年的歷程，而且其2/3的學校卻只有7 a左右的發展時間。所以，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無論從時間，還是從規模上來說都是個“新生物”。在這種狀況下，應該由一些部門出面組織研究一份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全國發展戰略規劃，逐步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為提高博士研究生培養的教育質量服務。
3．2整合社會資源，優勢互補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
具有招收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學校在導師資源、課程資源、科學研究實驗條件、優秀生源等方面，存在著分配上的不均。怎么樣充分利用、整合配置這些學校的資源，對培養高質量的、有創新能力的博士研究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如何發揮各地體育科研機構為培養博士研究生服務也是要思考的課題。為了提高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全面素質和培養質量，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充分發揮人才和資源的綜合優勢，應該打破高等體育院校之間，高等體育院校與科研院所之間相互封閉的局面，鼓勵高等學校之間、與科研機構之間加強交流與合作，開展多種形式的博士研究生聯合培養工作，建立開放的研究生培養體系。
3．3完善規章制度，實施博士研究生授予點評估機制
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總體來說發展較晚，整個培養體系還不健全，還需要不斷完善。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最好的辦法是用科學合理的制度去管理，這樣就需要完善和建立一系列的有關提高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規章制度。如招生制度、導師聘任制度、社會實踐制度、論文科研制度等等。國家要針對體育學科比較薄弱的特性，制定宏觀的政策引導其發展，對新增的博士授予點要跟蹤評估，不能只管授予，不管建設，不能只管結果評估，不管過程建設。因此，要加強對各體育學博士授予點的評估，形成一定的良性機制，促進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的提高。
4結論
1) 目前，我國體育學共有4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全國14所大學擁有20個二級學科博士點。另外，還有三所體育院校聯合招收博士生，有一些體育院系本校其它一級學科下也招收博士研究生。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學位授予點是近幾年新增的，體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
2) 隨著我國體育學博士研究生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如規范入學考試，招收優質生源，把招生納入博士研究生培養的全程中；嚴格導師資格，擴大導師隊伍；創設條件，多種途徑培養博士研究生的創新能力；監控學位論文研究過程，提升論文質量等問題。
3) 鑒于當前體育學博士研究生培養的現狀，要著重研究提高培養質量的策略。可以從確定博士研究生全國發展戰略；整合社會資源，優勢互補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完善規章制度，實施博士研究生授予點評估機制三個方面考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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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可是，有誰能夠把“二人臺”置于歷史與地理縱橫交織的宏偉坐標中，確認它為三大文化板塊地緣交融所形成的“西口路”經濟文化生活的結晶，對它進行高視角的觀照和細致入微的透視？有誰能夠深入到當代二人臺班社里，跟演員和演奏員們三番五次不辭辛勞重走西口路，親身體驗那表演小組和觀賞群體在山溝僻壤間魚水相依、互動相激的鮮活場景，那充溢生機的民俗文化氛圍？有誰能夠把鄉間土屋墻上用紅紙張貼的賬單――把演出若干場的出資人姓名和款項盡行公示的紅榜一幅幅拍攝下來，作為當代文化生態的活見證搜集保存起來，統計梳理出來，進行音樂社會學和音樂文化學的研究？除了楊紅，我還沒有發現第二人。
楊紅專著《社會變遷中的二人臺研究》近日由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這是她2004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的學位論文。這篇博士論文的方法論采納法國文化人類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倡導的“參與客化法”（王銘銘譯名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這方法的特點在于：不僅強調研究者對于所研究文化事象的親身參與，而且要求把“局外”與“局內”溝通融合，充分“對象化”，達到高度客觀性的認知。可貴的是，楊紅不僅從理論上準確地把握了這一方法，而且身體力行，把這方法的精髓化作自己的科研實踐，去采錄，去詢問，去統計，去梳理，去洞察。因此，她所廣泛閱讀的大量文獻資料就從紙面上活躍起來了，成為“客觀性認知”的歷史支撐和地理鋪墊，共同還文化事象以深度真實的本來面貌。
關于二人臺在當代的生存際遇，有必要再度重視“路文化”這一概念。在近幾百年間，二人臺藝術是在“西口路”的經濟文化獨特生態中萌生、發展并成熟起來的，它的表演場景是“西口路”上一個個“點”的鄉鎮市集，給它注人經濟與文化養分的是這些“點”上的底層老百姓。近幾十年來，二人臺的不少劇團開始登上大城市的國營劇場，不少人認為這就是標志著二人臺藝術“登大雅之堂”的“輝煌”時期。楊紅的田野調查展示了三類文化生態的對比：（1）國營編制的劇團劇場，(2)都市娛樂場所的火爆炒作，（3)民間班社在鄉間的流動演出。我們能從對比中看出，保持著二人臺固有生命力的，是第三類文化生態。那么，第三類文化生態何以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呢？是由于：它不脫離傳統音樂文化的沃土，它滿足廣大農村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它在密布于廣大地域的許許多多“點”上吸納又播灑民族文化資源。這三項文化優勢，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路文化”。我們不妨大膽地斷言，二人臺在新世紀要保持自己的勃勃生機，必須牢牢握住那“路文化”的命根子。
―Introduction and Criticism to Aesthetic Existence
ZHONG Cheng-xiang
傅守祥博士的新著《審美化生存――消費時代大眾文化的審美想象與哲學批判》(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出版了,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審美文化研究領域很有實力的一項創新性成果。
這部專著起始于他的博士論文《歡樂詩學》,是他師從浙江大學T岱先生攻讀文藝美學博士學位,凝聚四年心血鑄就的,論文在盲審以及答辯時頗受好評;之后,他又進入中國傳媒大學藝術學博士后流動站,把形而上的學理思辯與形而下的現實審美文化思潮的演進緊密結合,潛心深鉆細研,再費兩載功夫,于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進而完成了題為《審美文化與審美范式研究》的博士后工作報告。守祥博士也因這項連續性研究而獲得了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一等資助金項目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的立項資助,出版時定名為《審美化生存》。
我作為他的博士后合作導師,有幸先睹為快,不僅深受啟發,而且感慨萬端。在物欲橫流、世風浮躁,學術規范也受到猛烈沖擊的當下,能如守祥者一方面以學子之孜孜求學態度,排除干擾,甘于清貧,坐冷板凳,做真學問,另一方面又懷赤子之滿腔熱忱,憂患天下,關注人類圣潔的精神家園的堅守,真是難能可貴,令吾輩肅然起敬。我衷心地祝愿他終生堅守住黨和人民培養的知識分子的這種神圣職責、人格良知和學術操守,再接再厲,奮進不止,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添磚加瓦、貢獻微力。
守祥的這篇學理性、現實性極強的研究著作,我最稱道的是有思想、有見解,其思維的銳敏和見地的獨到,構成它基本的學術品格。面對世紀之交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強勢,尤其是現代化電子技術普及引發的信息革命,人類社會生產力迅猛發展的同時,人文生態環境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多少專家學者和志士仁人都對此密切關注甚至憂慮重重。守祥作為知識分子的后起之秀,直面這種嚴峻現實,以深邃的理論眼光旗幟鮮明地指出這種受制于市場邏輯的大眾審美文化“加劇了急功近利的價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價值與審美意識的傳統影響”。他主張進行一場“審美觀念的探險”,目標是建設“新的美學范式與審美理念”――
研究資本與技術對大眾文化發展的深層影響,透析“藝術終結”與“哲學終結”的內在背景,確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轉型意義與普遍價值尤其是對當代文化生態平衡的長遠影響,調整視角從傳統的形而上學范式轉入新型的社會行為學范式、從哲學縱向超越的思維轉入重視橫向超越的想象、從封閉的本質論詩學走向開放的體驗論詩學,剖析大眾文化審美理念的文化美學、身體美學表現及其歡樂詩學構造,辨析審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輕與審美現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價值理性的審美批判制衡技術理性與市場邏輯引導的輕薄與狂囂。
這段話,概念疊加,內蘊厚重,可以看作是守祥從事“大眾文化審美研究與哲學批判”的宗旨。其間的思想鋒芒和學理色彩,令我想起了前輩著名學者張岱年先生生前與熊十力先生對話的一句名言,十力先生深沉嘆曰:“我想今后人們都不會思想了。”此語力透萬鈞,啟人深思,在某種程度上已為今之現實證實,不幸而言中。但,有守祥們在,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之思便能代代相傳,足可告慰前輩哲人的在天之靈!
一、問題的提出
傳統上，培養學術研究人員是博士教育的目標。美國卡內基博士教育項目（CID）將博士教育的目標界定為培養“學科看護者”（the steward of discipline），也就是培養未來學術界的繼承人以推進學科知識的發展。但是，隨著博士教育規模的擴張、勞動力市場的變遷以及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博士教育的目標逐漸發生變化并呈現多樣化，諸如“可雇傭的人”、“高級知識工作者”等概念的提出。21世紀初，阿什（Usher）提出今天的博士生應該具備如下特質：他們必須具有適應性和多方面的技能，并有開放的學習態度；他們必須對全球化過程和信息革命中的工作環境有充分的把握，至少應懂得網絡信息技術。這些技能在問題解決、寫作、領導和知識應用中被形容為“軟技能”和“知識密集型技能”――問題解決能力、合作工作能力、領導能力和知識應用能力。
這些要求超出了傳統上學科教育的范疇。已有研究表明，學術不再是博士畢業生的唯一或主要歸宿，美國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調查博士從事學術職業。從博士生的就業意愿來看，70%左右的英語系博士生期待能從事學術職業，而在化學學科，只有34.8%的博士生對教職感興趣。伍爾夫（Wulff）等人采用回顧性評價方法研究了分布于6個學科已經工作10年到14年的博士畢業生的職業發展，發現博士畢業生提及頻率最高的是對勞動力市場更好的準備，強調跨學科和市場化的技能。
顯然，博士教育目標從“學科看護者”到“可雇傭的人”的轉變已引起了學界的關注。不少文獻指出，培養學者不再是博士教育的唯一目標，應該在學術型博士學位之外建立專業博士、項目博士等多樣化的博士項目。盡管這些研究試圖將觸角伸向學術型博士項目之外尋找解決博士教育危機的出路，但不可否認，學術型博士教育也未能逃脫當前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挑戰。“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不僅促進了博士學位類型的多樣化，同時也促使傳統的學科進一步分化，而且在某些學科領域導致博士生培養模式的變化。”那么，學術型博士教育的目標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不同學科的教師是如何定位博士教育的目標？教師認為博士學位獲得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或素質？
本文的資料來源于筆者2010-2011年在美國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學（以下簡稱R大學）進行的質性研究資料。R大學是一所具有近兩百年歷史的公立、博士-研究型大學，并且是美國大學聯合會（AAU）的成員機構，它在全美共有八個分校。筆者主要在主校區進行田野調研。就具體的資料收集而言，大體包括文本資料（R大學研究生院、學院和系的文件），正式訪談資料（對9個學科35位教授的訪談，全部錄音并簽署《知情同意書》，以半結構化訪談為主，同時輔以觀察），非正式訪談和參與式觀察資料（在R大學研究生院待了近一個月，訪談研究生院管理人員15位，參加各種會議3次）。本文主要選擇化學、數學、經濟學和英語作為典型學科進行分析論證。這四個學科的12位受訪教師的具體情況如下（表1）。
本文采用扎根理論的三級編碼進行資料分析，其具體操作過程是：一級編碼，開放式登陸，以開放的心態呈現資料本身的概念和意義，發現概念類屬，對類屬加以命名，確定類屬的屬性和維度，然后對研究的現象加以命名及類屬化；二級編碼，關聯式登陸，發現和建立概念類屬之間的各種聯系；三級編碼，核心式登陸，在所有已發現的概念類屬中經過系統分析以后選擇一個“核心類屬”，將分析集中到那些與該核心類屬有關的碼號上面。
二、不同學科教師對博士生培養目標的定位
（一）化學學科
當問及“您認為化學學科博士生培養的目標是什么”時，受訪教授普遍宣稱是培養獨立的科學家。那么，化學學科的教師注重培養博士生具備哪些能力與素質？
在化學學科，對獨立科學家的素質要求既包括學術研究與籌劃的能力，也包括溝通和交流的能力。也就是說，獨立的科學家應該能提出研究問題、理解研究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路徑，同時應該具備溝通能力、做報告的能力、獨立思考和寫作的能力，畢業后具有就實驗室事務做出決策與計劃的能力。對此，卡內基博士教育創新計劃全面概括了化學學科博士應該具備的十個方面的專業能力：人際交流、寫作和學術報告能力、團隊工作能力、技術領域新技能的運用、道德倫理與公共關懷、了解企業策略和技術轉移、接觸其他領域以拓展知識廣度、國際視野、了解工業界的機會、了解經濟驅動對私企成功的重要性。
導師是如何培養化學學科的博士生具備上述能力呢？導師除了提供資源和好想法、給予指導和傳授實踐經驗外，還教給博士生有關化學研究的基礎知識、研究策略，并創造良好的科研氛圍。一位化學教授陳述他作為導師的任務是：“教給博士生化學基本知識并習得研究過程，向博士生傳授如何批判性并帶有好奇心地觀察科學世界的工具，希望博士生具有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有效溝通的技能；我很高興能創造一個有利于研究、學習和將博士生培養成為獨立科學家的氛圍”。博士生要做的事情是做實驗，主動從事研究并在需要之時尋求導師的指導。博士生在此過程中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了自主推進研究項目的經歷以及相應的專業能力。此外，受訪導師指出，指導博士生參加學術會議、與同行交流是獲得溝通、報告、表達和展現能力的重要方式。下面是一段受訪者的原話：
“我們教博士生如何溝通，包括口頭溝通能力和閱讀寫作溝通能力。科學家喜歡討論某一話題的研究進展，因此我們也喜歡參加專業學術會議，做20分鐘的報告。我們的確花不少時間培養博士生如何做報告，如何畫精致的圖形，如何清楚地表達，如何機智地回答與會學者的問題。我們指導博士生如何有邏輯地、清楚地組織報告……我們不僅通過帶博士生參加會議鍛煉他們與人溝通的能力，也鼓勵博士生與系里的訪問教授交流。”
化學學科不僅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而且更看重博士生掌握一些可遷移技能。因為勞動力市場看重的是化學學科博士學位獲得者作為科學家管理和指導研究團隊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從事基本分析的能力。大部分博士生在畢業后會做兩年左右的博士后，然后再選擇到學界、工業界或者政府部門就業。越來越多的化學博士畢業生在公司或國家實驗室工作，或自己開公司，這部分博士占了將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同樣，導師認為對博士生的培養也并不局限于在學術界工作的科學家，也應考慮學術界之外的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如一位資深化學教授所說：“勞動力市場給我的觸動是我們需要培養更多的化學家。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都需要更多的科學家。”因此，化學學科越來越需要培養服務于社會各種技術需求的科學家。而對博士生可遷移性技能的培養，使化學學科的博士生獲得了在學界內外就業的基本素質。
（二）數學學科
受訪者指出，如何培養博士生成為獨立有潛質的研究者是數學學科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標。借用卡內基博士教育項目的定義，數學學科的目標是培養生產、積累和轉化學科知識的研究者。據統計，學術界是數學學科博士畢業生最主要的就業市場，占三分之二以上。學術就業市場對數學人才的挑選注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所展現的研究潛質。也就是說，數學學科評價博士生的標準是學術論文所體現出的研究水平――博士生要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有結果的學術論文，并以此證明自己是有研究潛力、出類拔萃的研究者。
“學生研究做得比較好的、出類拔萃的，自然容易找到工作。對老師來講，希望學生找到好工作的話，就要讓學生做出好的成果來，對于學生來說就是希望寫出好的論文。但是具體做什么樣的題目，關系不是太大。例如說，數學系在招人的話，不管你做什么東西，只要做得好就可以，這說明你有研究潛力。”
盡管大部分博士生畢業后從事學術之職，但就“培養什么樣的博士生是成功的”而言，數學學科的教師并非將博士生畢業后是否從事學術職業作為唯一衡量標準，有些教授更看重博士生在讀期間的智識探索經歷，諸如博士生是否具有自我激發（self-motivated）的能力，以及能否創造出有價值的研究。一位受訪教師說：“如果學生獲得博士學位后，沒有進入學術界，沒有成為教授，而是成為保險精算師，為公司工作。我認為這也是成功的，因為博士生擁有的這段智識探索的經歷，將使其終身受益。所以，我希望他們在讀期間有一個很好的智識探索的經歷，并創造出一些有價值的研究。”
此外，博士生的教學能力也是導師提及的博士生應該具備的素質之一。數學學科博士生的資助主要靠教學和獎學金。教學是數學學科博士生的重要任務之一。這與英語學科很像：“博士生基本上是靠教課獲得資助的，有很多教課的機會，因為我們有很多學生要教。在數學領域，我們的教學任務遠遠多于其他系，英語也是。”總體上看，博士生有兩項任務：研究與教學。但是，如何平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是數學學科博士生面臨的難題。正如受訪導師所分析：一方面，博士生需要花大量時間用于教學以獲得資助，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多的教學實際上擠占了從事研究的時間與精力；另一方面，無論是從獲取博士學位的要求，還是勞動力市場的選才標準看，研究的重要性遠遠大于教學。
（三）經濟學科
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教授在訪談中更強調博士生的就業能力與專業技能的培養。經濟學博士學位獲得者既有到學術界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也有到工業界、聯邦機構或投行從事研究或實務工作的。經濟學博士生培養具有靈活性與多樣化的特點，而不單是對“學科看護者”的培養。
當筆者詢問：“您在指導博士生時的首要目標是什么？”經濟學科的受訪教師均指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博士生具備就業能力并順利謀得職業。經濟學科教授對職業一詞的理解不僅包括學術職業，也涵蓋非學術職業。經濟學專業的博士生有各種各樣的職業選擇和發展路徑：一條路是學術職業，即進入高校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之職；另一條路是非學術職業，這是經濟學博士生的重要就業途徑。非學術職業包括兩類：一類是非營利機構，如國際經濟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美國政府機構（美聯儲、財政部等）、智囊團（蘭德公司）；另一類是商業機構，諸如投資銀行、其他金融機構、咨詢公司。
靈活多樣的就業去向實際上也要求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要具有靈活性，教師通常傾向于結合不同學生的職業定位培養博士生。受訪者明確提出對經濟學博士生的指導并非只有一種模式，不同職業對博士生的素質與能力的要求會有差異。一位教授的陳述體現出經濟學科博士生培養的靈活性以及對博士生就業意向的重視：
“對不同學生的定位不一樣。我的標準根據博士生的就業期待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很多韓國學生想畢業以后回國在研究所工作，那么這個標準就是很不一樣的，對吧？如果你打算在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謀職，這與去韓國的研究所工作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根據工作的特質以及我對學生的期待，標準有所不同。如果你想在美國從事學術職業，也就是從事學術研究，你得有創新能力，得有思想、有原創性的思想。如果你要回韓國的研究所工作就不是這樣的標準，因為韓國的研究所大多數研究工作是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的不是原創性的思想，而是要看你有沒有實用性的技能。”
既然導師指導博士生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博士生獲得就業能力，那么博士生應該掌握哪些技能或具備什么樣的能力？通過對訪談資料提取高頻詞，發現“技能”一詞在經濟學科受訪教師的話語體系中頻繁出現，例如在受訪教授EC_2的訪談中出現了18次，EC_3提到了13次。受訪者提到的與技能相關的詞有：研究技能、教學技能、溝通技能、實用技能、計算技能、英語技能、計算機技能、技術性技能、理論技能、計量經濟學技能以及整套技能、所有各種各樣的技能。從以上所列各種技能，可以看出經濟學科教授的話語體系里對“技能”的寬泛界定，以及學科本身鮮明的實用取向的文化特征。
可以將受訪者提到的博士生應該掌握的技能概括為四大類：專業技能、技術性技能、教學技能和軟技能。其中專業技能是經濟學博士生必須掌握的核心知識，是指經濟學科本身的知識。但是，隨著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導師越來越重視培養博士生的技術性技能。受訪教授指出，現在對博士生的培養開始重視技術化的知識和技能，諸如數學、統計和計算機方面的技能。擁有數學、計算機等學科知識背景的學生在博士項目的錄取中越來越受到青睞。擁有跨學科知識也是導師培養博士生技術性技能的一方面。“做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不僅僅意味著精通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數學和統計學的知識是必備的，當然，任何一位像樣的經濟學家必須會說專業語言。但是一名更出色的經濟學家應該意識到與其他學科專家交流思想是有利可圖的。經濟學思維方式的專家通過與哲學家、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藝術史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等研究人類狀況的專家交換思想，能夠使自己充實。”總之，博士生應該掌握整套的技能或各種各樣的技能。“如果博士生想找到一個好工作的話，必須具備各種工具性技能，這是必需的。我也希望他們不僅具有理論技能，也要擁有計量經濟學和實用技能……我認為與過去相比，今天獲得這些整套技能、學習各種各樣的技能更為重要。”
（四）英語學科
英語學科的受訪教授認為，幫助博士生從學生向“專業化學者”的順利轉型是其博士教育的目標。英語學科教師眼中的“專業化學者”應該具備哪些能力和素質呢？扎根于訪談資料，可以發現英語學科教師對博士生培養中的“專業化學者”素質的界定大體包括：參加學術會議并做報告的經歷與能力；寫作與發表學術論文、博士論文具備出書的水平；教學經歷。以上三方面是普遍被英語學科教授所認同的，同樣也是就業之時勞動力市場所看重的評價維度。
首先，博士生應該具有參加學術會議的經歷，而且導師鼓勵博士生準備學術論文并做會議報告。參加學術會議更重要的目的是豐富作為專業化學者的經歷與經驗。同時，這一經歷會在就業之時給博士生添磚加瓦。
其次，導師評價博士生學術研究成果（包括準備發表的期刊論文、博士論文）的標準是研究本身的創新性。導師認為，博士生向專業化學者的轉型應該始于資格考試完成之后。也就是說，在資格考試之前，導師所看重的是培養博士生在專攻領域的基礎知識的學習與積累，而在資格考試之后才開始對博士生進行專業化學者的學術訓練。
第三，對英語學科的博士生來說，教學能力也是作為專業化學者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在導師看來，雖然更注重培養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但教學能力對博士生作為專業化學者的發展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從就業的角度看，英語學科的博士生多在大學任職，而美國的社區學院和教學型大學尤其看重求職者的教學能力；即使是在研究型大學從事學術職業，教學能力也是考核的標準之一。因此，英語學科博士生在讀期間需要承擔大量的教學工作。以R大學為例，一般情況下，博士生一年至少教三門課，這也是博士生獲取資助的重要來源。
從就業的角度看，英語學科的教師希望博士生畢業后從事學術職業。英語學科的教師之所以比較看重博士生能否到學界就職，一方面源于純基礎學科研究本身的價值與社會應用部門的聯系不緊密，另一方面也與英語學科趨于嚴峻的學術就業市場相關。英語學科的教師不斷地表現出對博士生就業的擔憂。“由于學術就業市場不容樂觀，越來越多的博士生選擇到非學術部門就業，但是很少有英語系出于就業市場的原因而改變博士生培養的課程結構。盡管我們開始嘗試做20年前不會做的事，例如教研究生職業性和技術性的寫作，因為學生可能需要到工業界撰寫文案和宣傳冊”，但是，“英語是相當傳統的學科，很多學校仍懷抱博士生生來就要成為學者的理念”。在這里我們看到勞動力市場、學科文化傳統以及博士生培養理念之間的多重張力。以學術職業和專業化學者為博士教育首要培養目標的英語學科，處在保持學術傳統與適應新興環境的藩籬中，現實張力下的博士生培養究竟何去何從？
三、學科文化與博士生培養目標的學科差異
通過對化學、數學、經濟學和英語四個學科案例的分析，我們認為，博士教育目標的總體趨勢是從學科看護者向可雇傭人轉化，但博士生培養目標呈現顯著的學科差異。盡管所有學科的教師都注重對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但是不同學科的側重程度以及對學術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的強調呈現差異。英語學科博士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專業化學者；化學學科的教師將博士教育目標界定為能在各行各業工作的科學家；與英語學科相似，數學學科注重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經濟學科直接著眼于培養博士生成為“可雇傭的人”，當然這里所說的“可雇傭的人”包括學術部門和非學術部門。
這一差異可以用學科文化的理論進行解釋。托尼?比徹（T.Becher）指出，學科是一種文化現象：體現于心智相似的人組成的共同體中，每個學科具有其行為方式、價值體系和獨特的智識任務。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活動本身就是學術訓練的過程，是將博士生進行學科規訓或學科社會化的過程，因此，學科文化會對博士生的培養目標產生影響。之所以不同學科的博士生培養目標呈現差異，是因為學科文化所追求的行動理性不同。行動理性是指學科成員在行動中遵循的標準，他們可以遵循價值理性的標準，也可以遵循目標理性的標準。區分的標準是學科知識本身對應用的關注程度。純基礎學科是追求價值理性，即為學術而學術，其知識生產是純粹智識探索的過程，典型的學科如數學和英語。因此，這類學科將博士教育的首要培養目標定位為學者或研究者，更強調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而應用學科遵循目標理性，謀求博士生的職業發展或者解決某個實際問題，研究關注應用性，對博士生的學術訓練不僅注重學術本身，更強調知識的目的和應用性。因此，應用學科博士生的培養目標在強調學術研究能力的同時，更注重培養博士生的專業技能或就業能力，教師將博士生的就業去向定位為學術職業和非學術職業兩條路徑，典型的學科是經濟學和化學（表2）。即使在當今博士教育的外部環境（就業市場）發生變化并對博士生培養形成挑戰的情境下，學科文化仍舊以強有力的作用對不同學科博士生培養的理念產生影響。
對于從事高深知識研究的博士生、尤其是學術型博士生來說，對學術研究能力的培養幾乎是所有學科的目標。但是，不同學科教師對博士生應具備的學術研究之外的其他能力，以及學術能力與其他能力的強調程度所持的觀點是存在差異的。
純基礎學科對“職業”一詞的理解往往限于學術職業，也就是說，培養博士生從事學術職業。根據“博士十年后”調查（被調查者于1982-1985年之間獲得博士學位），大約四分之三的英語學科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在學術界工作。英語學科對“專業化學者”的培養要求是：參加專業學術會議、發表學術論文，博士論文的研究要具有與學術領域對話的能力，并且能定義博士生的學術身份認同；同時，對博士生教學能力的培養也是作為專業化學者成長的重要方面。同樣，數學學科大部分博士生畢業后都在高校從事教學科研之職，因此教師也看重培養博士生的學術研究能力和教學能力。他們認為，使博士生善于提出好問題，養成獨立思考、自我激發和創新性的思維方式是博士教育的核心目標。
在應用學科，研究會受到外部實踐需求的驅動，強調研究的實用價值，而且知識的應用范圍較廣。因此，這類學科對博士生的培養盡管也注重學術研究能力，但更注重博士生的專業能力與可遷移性技能，諸如經濟學對技術性技能的強調，化學對解決問題與合作能力的重視。也就是說，應用學科注重博士生應用與實踐能力的培養，博士生培養目標不僅僅定位于學術界，從事非學術職業也是博士生教育的目標之一。化學學科對科學家的界定較廣，不僅是指服務于大學的學者，也指在工業與政策等部門的就職者，是培養各行各業的科學家。
四、討論與啟示
長期以來，我國的博士教育目標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以下簡稱《學位條例》）的界定：培養博士生扎實寬廣的學科基礎知識，具有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以及具有獨創性質的科學或專門技術方面的成果。《學位條例》體現的是一種整體化的培養學術型人才的理念，即主要培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術研究者。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在美國生活的這段時間，算是明白了一個“道理”：美國人之所以和中國人不一樣，主要是因為美國人教育兒童的理念、方式、習慣和中國人太不一樣，也可以說是兩個社會對兒童的社會化過程與方式太不一樣，以至成年后的美國人就和成年的中國人顯得不同了。
園長珍視中國的傳統文化
去年1月，兒子牛牛跟著我們來到美國。2月上旬牛牛上幼兒園。兩個月后，他開始用英語單詞回答我的問題：三四個月后，他已用英語自如地講話，半年后他用英語思維，用英文語序講中文句子。
在牛牛適應美國幼兒園的過程中，我感受到我們進去的這個私人幼兒園開放、鼓勵文化多樣性的態度。園長Susan是一位60來歲的美國白人婦女，我特別欣賞和佩服她那種包容、大度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上的遠見卓識。
在我們問她借書以給牛牛取個英文名以便于他們記憶時，她打消了我和先生的這個念頭，告訴我們：“一個孩子的名字是父母給的，很特別，不要輕易去改變。”她對我們說：“中國文化非常珍貴，我希望平博（兒子的大名）能擁有它，保持它。”并讓我有空到兒子所在的組教他們一些中文。
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志愿給一群四五歲的孩子講了兩次中文，讓他們跟我學講最常用的中文，如你好、早上好、謝謝、快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入園時園長就讓牛牛跳了一組，略過年齡相適的黃組進入比他大半歲到一歲的藍組。因她在我們初訪幼兒園時發現他已會畫獅子、老虎，十分傳神，并知道不少動物名稱的英文，當即決定讓他上藍組。“因為我不想讓他感到沉悶。”她對我說。在牛牛開始表現出因為語言不通而不守藍組規矩時，我猶豫是否該回到對年幼孩子行為更寬容一些的黃組，而她判斷道：“我認為他很快就能跟上來，相信我吧。”在教育理論中有一個概念叫“與發展相適應的”（developmental appropriate），講的是孩子的教育要與他的能力而不是年齡相配合，是我從與另一個教育學教授閑聊時聽到的。我想，Susan不是在身體力行這樣的教育學理念嗎？
有那么一陣子，我給孩子們講過中文的一個月及其后，那些孩子見到我進來接牛牛時，都會如雀般圍攏來，揚著天真的笑臉，熱情地喊著中文：“你好！你好！”我的心里十分陶醉，從未有過如此愉快的對中國文化的歸屬感在心頭蕩漾！而牛牛，也因為會講中文和寫中文而“地位”上升，在今年2月的幼兒園通訊上，我們看見牛牛上了一個新欄目：“明星榜”。數碼攝影的照片錄下了牛牛純真的笑容，四、五行的介紹文字上說道“平博的藝術天份給紅組（已升上一個年齡更大的組）增加了無數歡樂……平博會寫英文，也會寫中文。”許許多多的美國人都真誠地表示過雙語的可貴，對牛牛的雙語能力贊賞不已。
狐貍和狼并不全是“壞蛋”
牛牛對動物的興趣從剛來時的獅子、老虎，轉到了蛇，轉到了鯊魚、殺人鯨，還有一陣子是熊，現在又轉到了恐龍身上。美國的公共圖書館提供了大量免費的知識味性極強的兒童書籍，我也從中受益，學了不少新詞兒。而且兒子的求知欲和多變的關注點也幫助我擴大對美國社會的關注面。雖然只是一點點，但這是實實在在的。
從兒童的書籍中，我感受到美國人對動物的描寫沒有中國那么濃的意識形態味道，狐貍、狼這些中國動物中的“壞典型”在美國故事里通常是中性的，甚至還有對狼的贊美。如《在叢林》（JungleBook）是最早的一部迪斯尼動畫片，描寫一個在狼群中長大的男孩的故事，其中對狼的塑就相當感人。兔子這種中國人心目中的弱者在美國是以“調皮的Bunny”著稱的，而又有誰愿意把米老鼠與陰溝里的老鼠聯想在一起？
從兒童的世界里，我找到了誰也難以拒絕的童真，看似用了我許多時間去講故事、看錄像，但其實讓我保持一顆童心，對生活有一種熱愛的態度，保持健康的心態，這對我成人世界里要完成的論文這一“任務”又何嘗不是一種促進呢？
兒童擁有哭的自由
美國兒童所擁有自由還有一個方面：哭（笑就不用說了），以及不吃不愛吃的食物。
我曾看到牛牛組里的小朋友在戶外對著雪地大哭不止，而老師根本不管，我看不過去，問她怎么了，她只是張大嘴哭個痛快。我問老師，老師說：“她只是為了今天沒帶雪褲不能在雪地里玩而傷心。”原來如此！這樣的哭是不需要加以安撫或阻止的。
牛牛來美國后第一個生日我們準備了一個大旦糕帶到他組里分享，十幾個孩子歡呼有旦糕吃啦，兩三個孩子卻用手蓋住盤子表示不要，我倒很尷尬，我可沒準備別的替代品啊！有的甚至連飲料也不要，就那么呆坐在一群胃口很好正吃得起勁的同學中間，空盤子、空杯子，原因是他們不愛吃旦糕，或吃了要過敏。我看除了我別的人都視若無睹，這不是很正常嗎？干嘛非要每個人都得愛吃蛋糕？
一、受托責任概念
受托責任概念是楊時展先生分析會計、審計問題的基點，關于受托責任的靈感閃現于先生對“會計的本質”、“國家審計體制”、“中國會計的現代化”、“企業經濟效益”等諸多問題的討論中，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受托責任學說體系。盡管有時先生提出的只是綱領性論斷，但經過后來者的努力探索以及實踐的不斷證明，我們不得不嘆服其內涵的豐富性、思想的前瞻性。
（一）受托責任：“報告責任”和“行為責任”缺一不可
有人將“受托責任”理解為一種“報告責任”，也有人理解為“受委托的責任”。楊時展先生（1994）指出，“作為一個財務或一個會計實體的責任人員，最主要的就在于獲得委托人的信任，為此，就要求他負起兩種責任來：第一、把賬目交代清楚。第二、按照委托人的愿望，保證受托財物的安全與增值。這兩種責任，就構成了會計所稱的受托責任（accountability）。意思是一個善良的受托人為受托財物向托付人應負的責任”。Gray等（1996）在《會計與受托責任》中更明確地闡述了這一點，認為受托責任包括兩種責任或義務：（1）采取某種行動（或克制不采取行動）的責任；（2）對行動提供解釋和報告的責任。
以此為基礎，我們可羅列出行為責任和報告責任履行的四種組合，以期更好地解釋現實的受托責任履行過程。將受托人的行為分為“利益一致的行為”（C）和“利益不一致的行為”（I），將報告行為分為“真實報告行為”（T）和“不真實報告行為”（F），四種組合即為：1.（C，T）：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并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2.（C，F）：受托人按委托人的利益行事，卻不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3.（I，T）：受托人沒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并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4.（I，F）：受托人沒有按委托人利益行事，也不真實報告自己的行為。如何真實反映受托人的行為，是財務會計的職責，確保報告行為與行為責任的一致，是審計的職責。顯然，這種分類是將楊時展先生所界定的兩種責任履行的進一步細化。
（二）受托責任的要素
楊時展先生（1990）指出，受托責任是由于委托關系的建立而發生的，主要包括以下四點：1.嚴格按照委托人的意圖，最大善意地完成任務；用最經濟、有效、嚴密的方法保管和使用由于完成托付的任務而獲得的資源；2.建立必要的會計和內部控制制度，將完成的任務和因此而發生的資源的收支以及收支的結果據實向委托人報告；3.為了便于提出報告，接受審查，平常應對任務完成的情況、資金、資源收支使用的情況進行記錄；4.為了證明這些記錄是實在的，要保存一切足以證明完成受托責任情況的各種證據。在先生所界定的受托責任概念中，至少隱含以下幾個要素：委托受托關系；包括會計和內部控制制度在內的控制機制；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記錄及證據。
Sherer和Kent、James Cutt、Pavlock等、Laughlin等學者都探討過受托責任的要素問題。王光遠教授（1996）對會計審計學者的研究進行了概括，認為受托責任包括委托受托關系、衡量受托責任完成情況的標準、受托責任的內容、受托責任的報告等要素。此外，一些會計審計學者吸收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大大豐富了對受托責任要素問題的研究：Roberts和Scapens借鑒了社會學家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Munro借鑒社會學理論考慮了參與者的行為，Gray等引入了社會場景的概念，Roberts關注了受托責任過程對客觀結果和主體本身產生的影響，Frink和Klimoski引入角色理論來構建受托責任概念框架等等。
以楊時展先生的觀點為基礎，借鑒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們提出了受托責任系統的概念，認為其包括以下幾個要素：1.社會與組織場景，即與委托受托關系相聯系的環境，它會影響委托受托關系的各個方面，同時委托受托關系也會對場景發生作用；2.參與者，具體又可分為委托人和受托人，但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并不固定，會隨著不同情形發生變化，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還可能相互轉化；3.受托責任的內容，它通過各種形式的契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來確定，包括行為責任、報告責任、評價受托人行為的目標和規范等幾個方面；4.受托責任行為，包括委托人行為和受托人行為；5.受托責任的控制機制，即確保受托責任有效履行的各種機制。受托責任系統五個要素的提出，也只是為從受托責任理論角度分析具體問題提供了一個思路。
（三）受托責任的普遍性和動態發展觀
受托責任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關系，“一個人什么時候接受了對方委托的資源及運用、管理此一資源的權力，什么時候他就理所當然地要承擔起這一責任，向委托人交待”（楊時展，1992）。在從人類社會發展的角度審視受托責任發展時，先生指出（1990）：“人類社會的發展，反映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斷因階級勢力的消長而發生的更替，反映為托付人從寡頭而逐步大眾化；反映為對受托責任完成情況愈來愈嚴密的監督；反映為受托責任愈來愈充實的內容”。總之，“社會越進步，民智越開發，民主愈發揚，對受托人的要求就越嚴格，托付的內容就越豐富”（楊時展，1992）。
王光遠教授（1996）進一步指出，受托責任不是一個簡單的靜態概念，而是一種社會關系，是一個含有豐富內容的動態概念。正因如此，我們在分析公司受托責任時才格外強調要從過程的角度來理解：受托責任系統包括受托責任關系，也包括受托責任過程；受托責任可作為一種關系來理解，也可以作為一個過程來理解，這應視具體分析的角度而定；每個時點上，受托責任關系都是特定的，從時期的維度看，每個受托責任關系都是一個過程，各種受托責任關系組成的受托責任系統也是一個過程。
二、受托責任與審計
楊時展先生在受托責任與審計的關系問題上，態度十分鮮明：“我歷來認為：審計工作的精義在于受托責任。有受托責任，才有審計，沒有受托責任，就無所用其審計；理解受托責任，才能理解審計，不理解受托責任，就不能理解審計。”“審計這個概念和會計責任性（accountability）這個概念不可分。沒有會計責任，就無所謂審計，而審計之所以必要，也還是為了監督和驗證會計責任貫徹的結果和貫徹的過程”。“受托責任是一切審計工作的出發點”，“審計不但因受托責任的發生而發生，而且因受托責任的發展而發展”（楊時展，1990）。在文碩的《世界審計史》序言中，先生指出，全書“以受托責任為指歸”，“一部審計史，也就是一部民主發展史，一部受托責任的發展史”（楊時展，1990）。
后續的審計不同分支領域的研究者也反復證明了受托責任和審計這種天然的血緣關系。王光遠教授（1996）在《管理審計理論》中指出，“受托責任不僅是一個內含豐富的動態概念，而且是一種思想，一種支配著會計審計發生和發展的思想”。教授系統考察了管理審計發展的歷史后得出結論：“管理審計就是受托責任發展到受托管理責任階段的產物”，“管理審計就是為了加強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互信而建立的，受托責任觀點，是現代管理審計的基本”，“受托管理責任與管理審計的關系再一次說明：沒有受托責任就沒有審計，而沒有受托責任的演進就沒有現代審計的發展”。
嚴暉博士（2004）在《風險導向內部審計整合框架研究》中認為：“內部審計的本質是確保受托責任履行的管理控制機制”，“內部審計理論與實踐的演進體現了受托責任的發展過程，即由受托財務責任轉向受托管理責任，由內部受托責任轉向外部與內部受托責任，由低層受托責任轉向高層受托責任，由關注合法性的受托責任轉向關注效率、效果、經濟性等內容的受托責任”。瞿曲（2006）也追溯了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IIA）所界定的內部審計性質的變化過程，通過分析大企業的發展、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受托責任系統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探討受托責任系統的變化（包括受托責任環境、受托責任關系結構、受托責任內容、受托責任行為等的變化）對內部審計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結論仍然是，受托責任的發展主導了內部審計性質的變遷。
劉秋明博士（2006）同樣以公共受托責任理論為基礎，探討了政府績效審計的問題。他回顧了公共受托責任理論的研究成果，從控制觀、報告觀、理性觀和戰略觀四個角度進行了歸納，并提煉出公共受托責任理論的三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要素：公共權力、績效評價、提供和驗證信息。以此為基礎，他分析了公共受托責任與政府績效審計的演變之間的關系，發現“公共受托責任經歷了受托財務責任、受托管理責任和受托責任社會責任三個階段，與之相對應，政府審計也經歷了以財務審計為主，到以管理績效審計為主，并向綜合績效審計發展的過程”。此外，公共受托責任的發展還推動了政府審計中內部控制、績效評價標準等概念和實踐的發展。
三、受托責任與控制
楊時展先生一直認為，受托責任與控制密不可分。“如果說，在會計的作用問題上我們和信息論者所面對的是一場控制和反映的論爭，則在會計的終極目的問題上我們和信息論者又面臨了一場決策論和受托責任的論爭”（楊時展，1992）。“40年來，馬克思的下面這句話在我們的論文中被廣泛稱引：過程越是按社會的規模進行，越是失去純粹個人的性質，作為對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的總結的簿記就越是必要，……只有把這句話和受托責任概念結合起來，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這句話的深刻意義”（1989）。先生認為，會計是解除受托責任的一個控制系統。進一步，“商品經濟……使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不能自脫地生活在經濟上的受托和委托的關系之中”，那么，在如此廣泛和繁復受托責任關系中，還存在著哪些控制機制？他給后人帶來了無限的研究空間。
王光遠教授（1996）在考察了“控制（control）”概念的起源后指出，“關于控制與受托責任的關系，可以說自‘控制’概念產生就已存在”，“本質上講，控制是受托責任的需要，控制是對受托責任的控制，沒有受托責任就無所謂控制”。王光遠教授還探討了委托人和受托人多樣化所導致的受托責任過程控制的不確定性問題。Glynn和Perkins（1997）認為，為了確保受托責任，必須有適當的控制系統發揮作用，受托責任應是包括受托責任關系和一系列反應控制過程在內的一個整合結構。劉秋明（2006）以此為基礎探討了公共受托責任與控制、政府內部控制之間的關系，并認為公共受托責任的發展推動了政府內部控制由會計導向向風險導向和績效導向的演變。其他許多學者也展開了對受托責任控制機制的研究，“現代組織已經建立了各種促使受托人履行受托責任的機制：正式的報告關系、業績評價、雇傭契約、行為監控、報酬制度（包括賠償）、規范程序、管理層領導能力訓練、員工手冊等等。除了正式機制外，還有許多的非正式機制：群體規范、公司文化規范、對上級及同事的忠誠、強調對客戶的尊重等等”（Frink和Klimoski，2004）。可見，這是一個多么令人期待的研究領域！
楊時展先生也為我們探討受托責任與治理的關系提供了思想基礎。“對他人所有的資金、資源，在接受委托之后，光享運用之權，不負交待之責的情況，理上是不存在的”，“國家、政府、機關、公營企事業單位如此，一切形式的合營、私營實體，也莫不如此”，這就涉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中的受托責任問題。不少學者研究了公司治理中的受托責任問題，我們也在博士論文中從公司治理理論及實踐的角度出發，說明公司治理是受托責任系統中一種控制機制，其最終目的是確保受托責任系統的運行。公共治理中公共受托責任問題也越來越受到政府會計、公共管理領域學者的關注。當然，在此方面，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尚待學者們付出進一步的努力。
四、“有志于道”的楊時展先生
如果僅從學術貢獻的角度去解讀楊時展先生，那是遠遠不夠的。孔子曰：“士志于道”。“中國的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現在天下興亡的憂患意識、士志于道的理想主義和知行合一的道德實踐”（許紀霖，2004）。數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崇尚的是理想的普通人格，追求的是社會性的人文理想，致力于“內圣外王之道”，“認定其人生價值，不屬于個人，而屬于全體大群”（錢穆，2001）。楊時展先生正是一位坦蕩而執著的踐行者。
“天下未亂計先亂，天下欲治計乃治”，先生始終是從國家興衰的角度來思考會計審計問題。他說，“會計這門科學和技術……確也有個‘所用之異的問題’。或以致富強，或止于青菜、蘿卜”（楊時展，1986）。談及會計的現代化問題，更是“對這種種迫切的現實問題，只字不提，作為一個會計學的教師，實在感到無法向人民交代”。他曾感嘆，“40年來，如果我們大多數公仆對他們手中經管的資金能稍稍有點受托意識、有點責任感，我們今天的經濟效益和會計工作，就不致糟到這個程度”。他呼吁，只有社會資源掌握在“受托責任意識強的、能力強的、經濟效益高的受托人手中，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才會優化，產業結構才會合理，經濟效益才會提高，社會生產力才能發展”。今天，不僅學術界越來越多的人圍繞受托責任展開會計審計問題的研究，實務界的許多政府部門、工商企業，也都開始推行“問責制”。或許，這還只是受托責任思想影響我們的一個序曲。
楊時展先生說：“我和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關心自己的人格、道德和價值”。他自稱“（會計）這個崗位上的一個多年的卒子”，卻“實在不能不深感到責任的重大”。正是如此，才有了《中國會計的現代化問題》、《社會效益審計的設想》、《關于建立我國政府受托責任制的意見》、《從立法精神看我國會計的演進》等等關乎社會、民生之作。“盡管我教書教到白頭了，每次上課前，我的心情依然很緊張，總怕講不好，就這樣，還經常感到課沒講好。孔夫子說：‘執事敬’，又說‘事思敬’。作為一名教師，教書、育人，正是自己應‘敬’的事。感到緊張，感到戰戰兢兢，也許合于‘夫子之道’”（楊時展，1986）。對于自己的職責，這位老者是何等的苛刻！
楊時展先生文化功底深厚，論證時旁征博引，分析時層層遞進，摒棄華而不實，直擊問題要害。論述國家審計和政府受托責任體制時，他從朱元璋懲治腐敗談到林則徐的《禁煙疏》；討論受托人時，他從《紅樓夢》里的烏進孝，談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阿瞞；為說明受托責任的重要性，他甚至比較《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老板與《聊齋志異》中接受劉夫人資助的書生在記賬方面的差異。國學功底之深，信手拈來之嫻熟，實在為我們后輩所望塵莫及。先生行文流暢、語言精煉，閱讀時有著極強的節奏感。行文中，先生認為重要的觀點或字句，還往往會用圓點特別突出，嚴謹、認真的態度令人震撼！
人的一生也許很漫長，但對于求索不息的人，一生又是何其短促！德魯克（Drucker）說，“在時間之中，在社會領域里，沒有人隨著時間的開始而展開生命、隨著時間的終結而結束生命，每一個人都從前面的人接受歷代留下的遺產，持有短暫片刻，再把它交給后來的人”。楊時展先生，這位唯恐“奉獻不抵享受”的學者，不只是做了一個“傳遞者”。他用睿智的眼光和對知識的熱情，發現著社會生活和學術領域的“暗物質”，又用質樸而形象、簡短而有力的語言向我們娓娓道來。他用一身的傲骨和對真理的崇敬，以嬰孩般純凈的心靈抗擊著污穢和流俗，感染我們的是不屈的責任感和炙熱的愛國心。他用短促的一生譜寫了瑰麗的篇章，用生命和智慧在長空中留下了永遠印證歷史的痕跡，留給我們的是不朽的精神和永恒的財富！
【主要參考文獻】
[1] 楊時展. 楊時展論文集[M]. 北京： 企業管理出版社，1997.
[2] 楊時展. 我這幾年[ J ] . 武漢： 中南財經大學學報， 1986， （2）： 104-109.
[3] 王光遠.管理審計理論[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
一、國際私法上的弱者利益保護概述
（一）多層次的弱者含義
法律上的弱者是一種具體人格，是法律在以抽象人格對所有國民實行一體性保護的基礎上，結合現實情況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特殊含義。具體到婚姻家庭領域來談弱者更有其特殊性，這由這種關系之特定屬性決定。它不同于市民社會中一般的民事關系，如合同、侵權，而是源自人倫秩序，帶有鮮明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公序良俗屬性，因而在此領域，意思自治的限制、利他的價值取向、強制性規范的運用被視為正當且合理的要求。婚姻家庭關系中的弱者一般包括女性、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為保護其利益，我國不同法律均對此做出規定。
國際私法語境下的弱者指國際民事關系中不占優勢，因而法律必須給其額外庇護的當事人。一般說來，國際私法實踐中弱者主要有以下幾類：（1）家庭法中的受監護人、年邁的父母、受收養人、年幼的兒童、扶養權利人；（2）消費者、雇工、投保義務人；（3）產品責任中的被侵權人。這些弱者的產生，或因生理等自然原因，如被監護人相對于監護人；或因經濟力量不平等，如雇工之于老板。
（二）對弱者利益保護的理論基礎
1、政府學意義上的分析
政府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就是提供基本的社會公正，逐步提高全體民眾，而非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若一個社會中部分成員長期處于弱勢地位而得不到改善，則政府的合法性將受到質疑。因而政府作為公權力的代表，對弱者的態度不應是排斥或憐憫，而是視為一種責任。
2、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
人從出生開始就處在整個社會之中，人的存在依賴于周圍社會關系的支撐。每個人都為社會生活做出貢獻，也需獲得其他社會成員的援助。因而關心弱者，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并且根據“水桶效應”要想維持社會的穩定繁榮，就要先從弱者來著手，努力提高他們的境遇。
3、倫理學意義上的分析
世界上的“善”――平等、智慧、金錢等――必須公平分派，唯一例外是為了社會弱者的利益。約翰?羅爾斯對弱者進行關懷被總結成以下說法：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前者指每個人應獲得相同待遇；后者指認同在某些領域有差別，但應使其滿足每個人，尤其是境遇最低的人的需求。
4、國際私法學意義上的分析
（1）人權理念的推動。對弱者進行保護恰恰體現了對于人權最深切之關懷，這要求所有法律都能參與其中，國際私法這一部門法也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2）實質正義的要求。經典沖突法規則對不同人同等對待，此種形式正義的做法忽視了不同人間的區別。伴隨著社會理念的進步，沖突法正義受到了挑戰，人們更追求一種實質上的正義與公平，這就要求法在普遍性和例外優待之間尋求平衡，在對普遍性損害最小的情況下，盡量滿足弱者的個性需求。
二、比較法上關于婚姻家庭關系法律適用的規定
（一）關于扶養的法律適用
多數國家法律規范中，親人之間需要相互扶養。2002年《意大利民法典》規定：“自然人對因有精神上或者身體上的缺陷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的兄弟姐妹有扶養的義務”。體現在沖突法上，對于扶養的法律適用，目前存在下列幾個原則：（1）適用被扶養人屬人法。（2）適用扶養人屬人法。這些國家傾向于認為涉外扶養制度的根本是扶養，采用扶養人屬人法有利于其扶養義務的履行。（3）采用能夠使被扶養人更容易得到扶養的法。其中，第（1）（3）種做法比較直接地表現出對被扶養人利益的保護，而第（2）種做法雖然出發點有所不同，但扶養義務的履行也關系到被扶養人的利益，因而其客觀上也能對被扶養人帶來一定好處。國際條約在這一點上也表明自己之態度，像1793年之海牙《扶養義務條約》145條意在最大程度上保護被扶養人之利益。
（二）關于監護的法律適用
針對監護的法律適用，目前存在以下方法：（1）適用被監護人屬人法。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認同要從被監護人角度考慮，因此主張采用其屬人法。（2）適用監護人屬人法。阿根廷就有類似規定。（3）采用審判案件的法院或監護機構地的法律。有些國家規定監護的某些方面適用法院或監護機構所在地法律，而有些國家則對此做概括規定。（4）適用有利于被監護人的法律。像1989年的《突尼斯國際私法》之50條就有這樣的規范。可見，對被監護人的利益進行著重保護，是多數國家所考慮到的，只不過采取的方式不同。
（三）關于收養的法律適用
關于收養的效力，有以下立法例：（1）采用收養人屬人法。被收養人一般要到收養人之處與其共同生活，因而采用該國法律，能更好地維護前者之利益。（2）采用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共同屬人法。南斯拉夫即為當今世上為數不多采用這一原則的國家。（3）采用控制收養人的婚姻效果的同一個規范。法國、西班牙就有類似規范，夫和妻一起收養，那么就按照控制其婚姻的法律規范。可見在收養領域，各國對被收養人利益的關注遠不及對被扶養人、被監護人的保護更加全面和有力，更沒有直接適用有利于原則的立法，這一點在我國也是如此。但筆者認為在跨國收養中，兒童的劣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其作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甚至無行為能力人，缺乏對自己人身和財產權利進行保護的能力，因而極易發生誘拐或非法買賣兒童的情況，因而有必要采取對被收養人有利的法律規范來保障其人身和財產權益。
三、我國對婚姻家庭關系中弱者利益保護的立法
（一）我國的立法現狀
《法律適用法》通過以前，我國涉及國際婚姻家庭領域中相關問題的規定主要見諸于《民法通則》、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等法律法規及其解釋里。這些規范基本上組成了婚姻家庭領域沖突規范框架，然而仍存在不足，黃進教授將其概括為“五不”：不系統、不全面、不具體、不明確、不科學。而《法律適用法》很大意義上填充了以前規定的缺陷，并引入許多新制度。具體來說，我國《法律適用法》在婚姻和家庭領域對弱者權利進行保護的理念主要表現在“有利于原則”之運用上。該原則于很多領域均存在一些表現：（1）針對父母子女關系，該法規定，在沒有共同經常居所地的情況下，“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中有利于保護弱者權益的法律”。除此之外，本條文對弱者進行保護的態度還體現在其不區別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這種規定表現出對后者之關懷。（2）針對扶養，該法規定：“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國籍國法律或者主要財產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護被扶養人權益的法律”（3）關于監護，該法規定：“適用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國籍國法律中有利于保護被監護人權益的法律”這些都體現了沖突法的進步。
鑒于有利于原則是《法律適用法》特色之一，有必要對其進行詳細闡述。有利于原則體現了特殊的政策，需要司法工作人員于選法過程中通過某種方式達成特定結果，逐漸變成當今受到廣泛認可確立準據法的方法。它有三類具體情況：（1）“有利于保護弱者”，像2006 年的《保加利亞國際私法》第96條即為典型表現。（2）“有利于法律行為形式上有效或者實質上有效”，如1895 年《意大利國際私法改革法》第28 條就體現了有利于婚姻成立的立法政策。（3）“有利于取得、解除某種身份”，像1998年《奧地利國際私法》第87條就表現出這一點。在此我們指的是第一種類型。
（二）立法評價
《法律適用法》的頒布，迎合了國際私法走向單行法的歷史潮流，完成了法律選擇規范的體系化發展，與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釋更是極大豐富了我國相關制度。[ ]但該法仍有一些不可忽視的缺點。
1、缺乏可操作性。關于扶養的規定（《法律適用法》第29條）不具有可操作性――準據法多且沒有先后順序。這會增大司法人員工作量，因為只有在查明全部法律后才可以做出判決，否則可能發生法律適用的錯誤。同理，本法30條也缺少可操作性。因而在立法過程中，一定要兼顧法律選擇的多樣性和穩定性，不能為了追求前者而失去后者，否則這必然不會是一部成功的法律。
2、未區分情況分別對待。《法律適用法》第29條的“扶養”，因為未作明確限定，學界一直將其解釋為包含父母子女、夫妻、以及其他親屬之間的扶養關系。相比而言，2007年海牙《扶養義務議定書》運用該原則，然而將其僅適用到父母子女之間、父母之外的其他人對21歲以下之人關系，而不涵蓋其他人之間的扶養關系。這種規定將該原則掌握到特定范圍內，似乎更加容易讓人接受。
3、保護對象片面化。為弱者提供特別保護的同時，一些國家考慮到了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趨于平衡對等。 像2002年的德國民法典 18 條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其規定：“計算扶養費時，將扶養義務人的財產狀況以及扶養權利人的實際需求都納入考慮。”這對我們國家單方向地對弱者保護具有借鑒意義。
4、語義不明。在當前保護弱者的法律規范中，有用語含糊不清的情況。如對于“有利于”的標準并不明確。這需要有關部門盡快出臺司法解釋，用以明確某些不清楚文字的意義。
四、我國婚姻家庭關系中弱者權益保護法律適用制度的完善
（一）將弱者利益保護作為立法司法基本原則
雖然在我國諸多學者著述中，已然將其作為一項原則，但是在國家法律規定中卻未予明確表述，筆者建議在《法律適用法》總則中將國際私法的各項基本原則明確列舉出來，并將對弱者權益給予特別保護的原則也涵蓋其中。鑒于基本原則的總括性作用，如若將保護弱者利益在《法律適用法》中確定為一項基本原則，必然會影響整部法律的價值取向。如此在司法上，這一原則將拓展到所有涉外民事領域，擴大了其適用范圍；并且也可以此為標準，拒絕采用沖突規范指引的卻對弱者不利的法。更重要的是，在法律理念上表現出的對弱者的重視，是弱者地位上升的最突出表現。
（二）以“有利于原則”取代“盲眼規則”
立法中經常適用一方當事人屬人法以維護該方的利益，這雖然體現了保護弱者的思想，但依據該沖突規范指引的實體法也許不符合保護弱者的初衷，而適用其他法律能更好地達到目的。這與經典沖突規范本身忽視實體法內容的缺陷是分不開的。因此，更多的國家放棄了這種看不到結局的“盲眼規則”，轉而使用結果選擇的方式：有利于原則。
筆者建議擴大有利于原則在婚姻家庭領域的適用范圍，將收養等囊括進去，并進一步拓展到繼承、醫療、保險等領域。把其視為一種常用系屬公式，有助司法人員徑直采用對弱者更有益的法律，達到判決一致的結果，同時也有助于實現實質正義，最大限度保護弱者利益。但我們更要注意的是――合理利用有利原則。
（三）運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來保護弱者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為各國立法中的基礎和共有的部分，在保護弱者方面同樣能發揮作用，方法是將其視為內國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根據現行立法，其他國家法律的適用結果如果影響了我國的公共利益的，則以我國法律取而代之。可見，我國只利用公共秩序的消極功能，使用的是直接進行限制的立法模式，適用標準比較接近于結果說。因此立法者可對弱者做出列舉，因而當其他國家的法律的適用后果對弱者不利時，則以違背本地公共秩序為由，排除其適用。如此，既能維護弱者利益，又能給予法官足夠的自由裁量權，保證個案的公正合理解決。但是由于公共秩序關系一國最根本的道德、法律理念，扮演著“最后一道安全閥”的角色，因此必須對法官的裁量權予以適當監督，這一手段運用起來也應慎之又慎。
（四）運用直接適用的法來保護弱者
雖然內國規范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概念跟直接適用的法（或稱強制性法律規范）具有極為密切之關系，在功能和作用上也有類似之處，但不宜將兩者混同，因為前者保護的則是未被明文規定的公共利益，而后者保護的是已被規則化、明文規定的公共利益。并且，從涵蓋的范圍來看，公共利益（或稱公共政策）比強制性規則要廣的多，也更模糊得多。前者觸及的是一國根本的法律秩序與基本原則，而后者反映的則是一國某一方面具體的利益。目前我國直接適用的法中，僅規定了涉及勞動者權益保護、食品或公共衛生安全、環境安全、金融安全、以及反壟斷反傾銷的情況。如若立法者將對被扶養人、被收養人等的保護也納入到強制性規范之中，必將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我們需要注意，強制規則只能作為一國法律之例外部分，從國際私法之宗旨――促進民商事交往發展出發，我們需要對強制規則的立法進行嚴格的限制，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國為了單方面增進本國利益，進而無節制增大本國強制規定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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