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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回答了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比較成本差別呢?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簡稱H—O理論)對此作出了解釋。該理論認為，在不同國家同種商品之生產函數相同的條件下，比較優勢產生的根源在于各國或區域生產要素相對稟賦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產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別。因此，各國應當生產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充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國相對稀缺要素的產品。這一邏輯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國之間單位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國的生產函數都是相同的。與此不同，李嘉圖的理論則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之差別造成的，也即各國的生產函數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時期內這類不同性保持不變。在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市場結構為完全競爭。作為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這兩個理論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在H—O理論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規模報酬仍然不變，市場結構仍為完全競爭。H—O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無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的貿易理論(我們不妨將這兩者合稱為傳統貿易理論)，所強調的比較利益結構都是建立在一國產業之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的。通常的情況是，發展中國家缺資本和技術，而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豐富便宜的優勢。發達國家則具有資本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因此，比較優勢的貿易格局一般表現為：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或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則進口后者，出口前者。應該說，上述理論在解釋現實中的某些貿易格局上是相當成功的，并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構成了國際分工與貿易理論的主流，但它們終究存在著局限性。

無論是以勞動生產率差異為基礎的相對優勢理論，還是以生產要素供給為基礎的資源稟賦理論，其比較利益產生的前提是各國的供給、生產條件不可改變，資源和生產要素不能在國際間流動，這種傳統比較優勢具有靜態的特征。但處于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要素、資源可以在國際間流動；自然資源通過技術進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資源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以“質量”上的優勢彌補“數量”上的劣勢。這表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在國際競爭中并不一定具有動態的競爭優勢。

新貿易理論的形成與不足

由于傳統貿易理論是以“生產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為基本假定的，故很難解釋二戰到1975年間出現的大量新現象：國際貿易的壟斷競爭、新技術保護主義、產業內貿易等。事實上，這些現象都可以用“規模經濟”、“產品差異”、“不完全競爭”予以概括。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爾于1962年提出，即使不同地域之間要素稟賦條件及生產函數并無不同，但由于需求偏好的區際差異也可引致互利的貿易。他指出，許多國家相互出口的往往是種類相同、但品牌不同的產品。它們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消費者由于買到了所希望的特定品牌的工業品而獲得了效用。故產業內貿易可以得到解釋。在這類貿易中，產品差異化具有重要作用。所謂產品差異化是指在同類商品或服務中，廠商通過質量、功能、款式、品牌、廣告、售后服務等環節上的努力使自己經營的一種具有某種特色。它與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相聯系。在壟斷競爭的市場中，產品之間的類似性會使它們互相替代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競爭；而產品之間的差別性則導致一定程度的壟斷。產品差異程度越高，產品的可替代性越小，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越低，其結果是廠商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產品的價格。而這是以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傳統貿易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針對傳統貿易理論的不足，以不完全競爭為假設前提的新貿易理論應運而生。除了產品差異化以外，該理論中最重要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規模經濟。即指企業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因參與國際貿易導致市場擴大從而使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下降。與傳統貿易理論相比，新貿易理論大量運用產業組織、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和思想來構建新的理論模型，使國際貿易理論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然而，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建立在規模經濟基礎之上的新貿易理論仍然沒有兼容傳統的比較優勢，故其對貿易現實的解釋能力仍然沒有一般化。1985年，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新貿易理論趨于成熟。該書綜合了各種新的貿易理論，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從而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該書提出的一個貿易模型不僅導入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因素，符合壟斷競爭假設的條件，而且還兼容了傳統比較優勢，從而使新貿易理論更一般化，解釋力更強。該模型表明，第一，產業間貿易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基礎之上的，勞動力資源豐富國之所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凈出口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凈進口國，起決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比較優勢。第二，產業內貿易則是建立在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基礎上的，即使兩國具有同等的技術水平和相同的資本—勞動比率，兩國同產業的廠商仍將生產異質產品，消費者對外國差異制成品的需求仍將引致產業內貿易。由于對規模經濟的追求，貿易雙方一般只能生產種類有限的產品，然后通過產業內貿易來增進雙方的社會福利。第三，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間貿易和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是可以共生并存的。

新貿易理論的上述改進使其成為當今的主流貿易理論。但由于該理論是產生于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國家的背景之下的，故其并沒有從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看問題。對一些可能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貿易的線索也沒有進一步研究。例如(1)新貿易理論假定各國市場制度基本健全，以一般均衡為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從成熟的市場經濟運行之角度考察國際經濟和貿易，因而對正處于經濟轉型的中國來說，缺乏針對性和適用性。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國內資源的優化配置是由產權清晰的企業和市場機制自動實現的，國內貿易機會假設已完全被利用故不再予以考慮。(2)新貿易理論揭示了技術對貿易之間的正面促進作用，但對后起發展國家如何利用技術因素實現“趕超”沒有深入探討。(3)新貿易理論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如何才能跳出“比較利益陷阱”指明方向。

比較優勢內涵的三個層次

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顯然，中國經濟要迎接經濟全球化及加入WTO帶來的嚴峻挑戰就必須更好地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認為，要避免落人“比較利益陷阱”，這種比較優勢的內涵不可局限于傳統的狹義的層次，而應突破現有理論的窠臼，拓展為以下三個層次。

1．比較優勢I：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

任何一國對外貿易的發展都會受到其國內資源稟賦和比較成本的制約，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從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按照傳統比較優勢進行生產和貿易還不能過早地放棄，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利益驅動觀念普遍增強，市場機制將經濟資源更多地配置到能體現和發揮中國勞動要素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通過這些產業之產品的出口，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源轉換”，即以本國的低位資源換取國外的高位資源，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當前及今后中國仍需繼續充分利用傳統的比較優勢，其理由有：

(1)當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品出口尚受到要素投入的約束。

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發展中國家，若目前全力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出口，將面臨嚴重的要素投入約束，這些要素包括資本、技術、人才等。繼續發揮傳統的以要素稟賦和比較成本為核心的比較優勢可以為新興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積累資金、技術，培養企業家才能，從而為技術創新、突破生產要素的投入瓶頸和促使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升級打下基礎。

(2)繼續發揮傳統的比較優勢有利于中國提高資源在宏觀層次上的配置效率。

宏觀經濟學的原理表明，宏觀層次上的資源利用不足和利用過度都是經濟缺乏效率的表現。居高不下的非自愿失業(不論其是隱性的還是顯性的)意味著實際GDP低于潛在的水平。目前我國農村有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與世界上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的資金、技術相對稀缺，成本較高，勞動力相對充裕，成本較低，而一國經濟競爭力與它提供的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低緊密相關，過早地放棄傳統的比較優勢，只會導致欲速則不達。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將至少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得到保持。我們應充分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將其技術相對先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生產環節轉移過來。為此，要破除認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就一定是技術落后產業，以及認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就不能利用我們低勞動力成本優勢的舊觀念。隨著現代技術，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等向越來越多的產業滲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含量也會大大提高。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在資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中也有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故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生產環節是發揮中國經濟比較優勢的努力方向之一。此外，我國企業在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中，都應重視在更重要的生產經營環節中積累，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例如，在紡織品生產中，我國企業已經在加工環節具有比較優勢，但在高質量面料及輔料、設計等生產環節尚不具有優勢。再如，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既取決于生產環節，也取決于流通環節，有時后者的附加值更高。在這種情況下，努力開拓自己的國際營銷渠道就更為重要。

2．比較優勢Ⅱ：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

從經濟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國現有的建立在資源稟賦與比較成本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將逐步減弱。一方面，中國人均占有資源數量本來不豐裕，經濟的高速增長使國內資源消耗顯著上升，導致國內不少資源性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過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工資水平必然會不斷上升。可以預料，國內市場化進程愈快，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改變也愈快，轉換出口商品結構的要求愈迫切。同時，資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收入彈性低，隨著中國外貿規模的迅速擴大，外部市場需求的約束力顯著上升。低檔、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呈不斷惡化的趨勢。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會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中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著眼于享有貿易促進技術進步的動態利益。

一般而言，技術變動的源泉有二：一種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而產生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1nnovation)，它一般是R&D的結果。另一種則是通過貿易等經濟行為接受“技術外溢”(Spillovers)而學來的，稱為“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而只是通過接受“技術外溢”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國際貿易具有重要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干中學”效應。通過貿易活動可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先進經營理念，并將其“外溢”到國內產業。實際上，貿易是與企業家及技術專家的進進出出相關的。由于他們的進出，信息流更快地形成了，技術穿過國界得到了更有效的轉移。此外，出口商品必須了解國外的市場需求，外國買主的訂單往往涉及需求商品的設計、款式、生產工藝、用料，成本等多種有價值的信息。這類“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可構成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所謂后發優勢是指在世界上存在眾多發達國家的條件下，較落后的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已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或軌跡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或教訓)，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作出更明智的發展戰略選擇，從而避免走“先發”國家已走過的“彎路”，以更短的“捷徑”、更快的速度縮短自己與發達國家之間經濟水平上的距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僅僅依靠從內部演化出現代經濟結構的過程是極其緩慢的，恐怕等不到演化成功之日就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出局了。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自己的國情，更好地利用外部經濟與后發優勢是發揮中國原有比較優勢的重要舉措。為此，中國今后在發展經濟中應注意以下幾點：

(1)重視國內的區際貿易。

中國地域遼闊、區際間資源稟賦差異顯著，國內貿易發展尚有很大潛力，國內區際分工和貿易可以降低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成為其國際競爭力的一個來源。為了加快國內統一商品與生產要素大市場的形成，提高資源在空間上的配置效率，應大力發展全國區際交易網絡，允許企業跨地區發展和兼并，切實推行政企分開以使地方政府失去保護本地企業的利益沖動，從而降低自然及人為原因引起的區際交易成本。

(2)重視擴大開放，積極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建立長期合作的關系。

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這實際上是國際經濟社會對我國政治穩定、經濟健康發展的肯定。我們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從產業結構調整角度出發，把利用外資與國內經濟結構升級緊密聯系起來，以此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是跨國公司，特別是大的跨國公司。在“入世”、外資跨國公司大量進入情況下，我國企業與外資跨國公司的相互關系，既有激烈競爭的一面，又有密切合作的一面，外資企業的當地化戰略往往需要尋求中國當地企業作為合資合作伙伴。在合資、股權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國企業有可能通過股權紐帶與外資跨國公司形成某種“激勵兼容”機制，從而加快我國企業進入國際銷售網絡的步伐和創新進程。

(3)重視用現代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對于傳統產業，應該利用現代適用技術，技術創新是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和試金石的，它不僅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特征，也是傳統產業增強競爭力的必由之路。技術成果在技術上最優并不自動等于經濟上也是最優。如果某項成果實施成本過高或難以產業化，就只能處于“樣品”階段。在產業內貿易量趨于增加的背景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生產與出口什么產品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要看運用什么技術和方法來生產這種產品。例如，同是生產谷物，既可以用刀耕火種的方法生產，也可用機械甚至生物基因工程技術去生產。欲將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有兩條途徑。其一，通過技術創新，將高新技術，包括從國外引進后消化、吸收的技術與我國的勞動力結合，生產在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國生產的成本更低，因而具有價格競爭優勢。其二，通過技術創新，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深加工、細加工，提高其附加值，形成易被市場接受的產品差異特性。這時的比較優勢就在于同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企業生產的更具特色，因而具有非價格競爭優勢。這兩條途徑也可兼而用之。

3．比較優勢Ⅲ：競爭優勢與制度創新

在不完全競爭的當代世界經濟中，國際貿易是按包括了競爭優勢在內的廣義比較優勢進行的。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而競爭優勢則建構于不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這是傳統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區別所在。在現實世界中，傳統比較優勢僅僅表明了價格競爭的一種潛在可能性。事實上，比較利益的獲得是要以產品實現價值為前提的。在完全競爭的世界里，不存在規模經濟與公司活動，產品是同質的，不存在非價格競爭，故比較優勢直接體現為價格競爭優勢。因而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里，價格競爭優勢不但來源于比較優勢，還可能來自于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因素。我們認為將競爭優勢概念納入到廣義的比較優勢體系中去，有利于從理論上更好地指導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

影響一國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是由美國經濟學家M·波特提出來的。他認為一國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取決于四個基本因素：即生產要素需求、相關支撐產業、企業的經營戰略、組織結構與競爭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兩個輔助因素，即機遇和政府作用。

波特提出的有關競爭優勢的上述決定因素對于一國提高其產業國際競爭力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同時也對廣義比較優勢概念內涵的拓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是，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的局限性在于視制度因素為給定的前提而沒有予以關注。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可以由制度創新來推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構成了中國經濟廣義比較優勢內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1)制度創新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與有形資本一旦形成后可重復地產生收益相類似，人們通過教育和培訓投資后，一旦擁有了熟練的技術，也可憑借技術不斷獲取較高的收入，故可把勞動技能視為一種資本，即人力資本。克魯格曼在闡述新貿易理論的論著中多處引用“人力資本”的概念，但他基本上將人力資本視為某種“存量”。經濟理論中的另一概念“學習曲線”也內含著人力資本的積累可導致動態生產效率提高的觀點，但這一概念沒有把技術進展與科研支出及教育或培訓方面的投資聯系起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國的制度因素制約了該國人力資本的積累，那么該國的社會發展和財富積累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反之，則可能形成某種良性循環，即一國的制度創新可更多地激勵社會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由此導致該國經濟競爭力的增強和財富的增多，能使它有更強的能力增加對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因此，由制度創新所致的人力資本增多可以構成一國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的“內生變量”。

在企業層次，人力資本對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突出地表現在企業家作用的發揮上。在國際商務領域，交易比國內商務更加復雜，履約保障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交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業家才能。新貿易理論將規模經濟視為貿易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因，而企業的規模實際上是企業家能力的函數。企業家能力的發揮是企業規模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可見規模經濟的重要來源之一是企業家的人力資本。因此，若一國的制度因素能對企業家擁有的特殊人力資本形成提供足夠的激勵，就可以更快地產生一大批熟諳國際貿易和海外市場的企業家，從而直接影響該國國際貿易的發展，促進其原有比較優勢的發揮。

經濟史表明，在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是最有效的。薩伊曾指出：“安穩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資本和勞動的果實乃是誘使人們把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用途的最有力動機。”從理性預期的角度來看，產權明晰的制度可為人們進行人力資本自我投資和積累提供確切的預期，故可對一國具有國際水準之企業家群的產生提供可持續的有力激勵。歐洲諸國早年大批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家的涌現及由此導致的海外商貿的發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筆者認為，在當前中國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中，注意用創新的制度將貨幣收入、股權、住房、福利等一攬子綜合經濟利益與企業員工(尤其是企業家)的貢獻業績緊密聯系起來并予以保障是極為重要的。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來說，既應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口素質差、就業人口文化程度低這個嚴峻事實，也要看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可塑性。通過制度創新加強全社會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培訓，無疑是培育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戰略舉措。

(2)制度創新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組織結構，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高國際貿易的效益，必須改善中國企業的組織結構，由單純的買賣觀念轉變為全面市場介入的現代國際營銷觀念，建立信息來源準確、渠道通暢、反映靈敏的國際營銷網絡，從原來只能把產品賣給中間商、轉口商，轉變為把產品直接賣給進口商、批發商，甚至大型超級市場和連鎖店，努力提高單位出口額的利潤。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提高國際競爭力為目的的企業組織結構演進需要遵循兩條原則。其一是產權明晰的原則。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得以進行的根本條件和邏輯起點是允許并鼓勵經濟主體(包括企業和個人)對自身利益的正當合法的追求，并通過制度對人們以貢獻性努力而得到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舍此，經濟主體就會失去追求降低交易費用的動力，企業組織結構自我演進的活力源泉就會被堵塞。產權明晰有助于中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而不斷探索建立一種更能節約交易費用、生產費用和組織費用的新的組織結構。其二是資產重組的效率導向原則。在市場經濟中，無論是托拉斯還是康采恩，其形成的主要動因就是人們對提高經濟效率的追求。對于參與國際經貿的大批中小企業而言，可以股權或契約等方式將自己的產銷活動納入大企業(集團)的經營體系，還可以通過商會、行業協會等機構建立相互支持、補充、服務的橫向聯系，以形成某種“群效應”(clustering)，從而大大降低參與國際商務的交易成本與風險，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

(3)制度創新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引導作用，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二戰后50余年的經濟史表明，政府不再是斯密意義的“守夜人”。劉易斯曾指出“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積極刺激下取得進步的。”對于中國而言，通過制度創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從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總體上經濟欠發達，但從局部看，仍有經濟上較為發達的地區。只要政府積極予以引導和扶持，可以使這些地區率先成為對發達國家高新技術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地區。這些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出口高技術產品和轉移技術的機會，加快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和適用技術并加以吸收、消化和創新，結合本國的資源優勢，進行規模經營，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以爭取更大的比較利益。

第二，政府可通過加大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本國已經擁有之要素的品質。例如，外貿的發展不僅可以更多地引進及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而且能使本國企業由此掌握國際市場上更多的經貿信息，更多地了解國外的技術、生產和市場需求態勢，感受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激勵技術創新的增多。這在高新技術變化與更新速度快、產品生命周期短的現代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篇（2）

唐子來(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過程和發展規律后發現，新世紀里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趨勢仍然是城市化。與城市化的各個歷史階段不同，當今世界還面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織一體，使城市（特別是大都會地區）在全球城市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經濟全球化表現為以下特征：第一，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越來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開發－生產／裝配三個基本層面的空間配置已經不再受到國界的局限。第二，各國的經濟體系越來越開放，國際貿易額占各國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種發展資源（如信息、技術、資金和人力）的跨國流動規模不斷擴大。第四，信息、通訊和交通的技術革命使資源跨國流動的成本日益降低，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第五，在全球化進程中，空間經濟結構重組導致城市和區域體系的演化（城市規劃原理，2000）。

受經濟全球化影響，城市從工業時代過渡到信息時代，第三產業成為城市發展的后續動力。隨著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逐漸取代工業而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并由它繼續推動下去。這種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生產的增加和消費的增加。《世界發展報告》的統計表明，在1960-1980年期間，發達國家在制造業中就業的人數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業產值比重則從40%降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卻從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產業的拉動所致，這段時期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從44%提高到56%，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也從54%提高到60%。

二、城市發展突破了傳統的等級體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網絡體系

伴隨著生產業的快速增長，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務和專門化服務水平迅速增長，由銀行、投資公司、法律機構、保險公司和證券交易所共同組成的金融綜合體已經成為各部門的決策中心(Green,1993)。這些大都市金融綜合體正在成為日益增長的全球一體化系統的節點(Mitchelson,1994)。傳統的城市體系基于國家的框架，分為首都、區域中心等級別，但隨著經濟全球化下的生產、流通、交換系統的機制的形成，傳統城市體系的框架立論基礎正在改變。城市作為城市系統的一部分，不是按照傳統理論的領土的連續性，而是建構在功能節點（中心城市）以及節點間的軸（商品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進一步指出，這種空間的邏輯“以流的空間”為主宰，建立在把生產和管理的戰略節點全球性地聯系在一起的電子線路上。不過這并非這個社會唯一的空間形式，相反，人們見到“地方的空間”一如既往地作為絕大多數人日常生活領域的組織形式。應當說，主宰當今世界的重要機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間”之上的“流的空間”。并且，我們的社會已經演化成為基于“流的空間”的網絡社會。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與全球》一書中闡述：全球化最為直接和最為突出的地方影響是城市的空間和社會結構。全球經濟網絡的控制性節點是商務產業(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開發活動(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為發達的城市。在全球競爭中，城市必須提供這些產業所需要的信息基礎設施(telematics)和相應的人力資源所需要的生活環境。同時，信息技術使生產過程的各個階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圍的不同地域，同時仍保持了生產過程的整體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潛力將取決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實體網絡（即基礎設施）的節點、密度和效率連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無形的網絡體系中發揮人口、知識、資金、貨物和服務的全球換作用；

第三，能否創新性和適應性地不斷發揮網絡中固有的協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導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轉向東亞地區，給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

隨著經濟活動的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從全球范疇而不是國家、地區的范疇認識城市化過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觀認識“經濟全球化”背景，對研究我國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戰略步驟有現實的指導意義。發達國家的經濟重構產生了所謂的新的國際勞動分工。一方面是生產業向大都市集聚，產生所謂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體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業的轉移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發展機會，一部分國家和地區憑借這個機遇迅速崛起，如亞洲四小龍的崛起，相應地城市化進程也大大加快（陳振光，2001）。

根據阿銳基(2001)對20世紀社會、經濟根源的研究，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從美國逐漸轉移到東亞地區。東亞的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程度，可以從（圖1）中描繪的趨向來測定。該圖顯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明顯的趕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組織[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優先于并帶領地區騰飛。到了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韓國和臺灣地區離開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區加上西班牙則離開了低收入群體，穩步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體。

附圖

資料來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圖1從比較的角度看東亞的興起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組織核心＝100）

聯合國根據1990年世界各國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對全球未來城市化進程進行了分析和預測，詳見（表1）。

表1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未來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長率(%)

地區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發達國家1.50.80.80.5

發展中國家3.74.53.82.2

資料來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聯合國，1990年。

由此可見，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城市人口都將經歷一個持續高速的發展期，從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結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區的數量和分布發生了

顯著變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特大城市的數量近幾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萬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區只有2個，全部分布在發達國家；1970年有10個，5個分布在發達國家，5個分布在發展中國家；1990年，增加到20個，其中6個分布在發達國家，14個分布在發展中國家；聯合國分析2000年將會進一步增加到28個，其中6個分布在發達國家，22個分布在發展中國家。

四、中國城市化進入加速期，具有后發優勢

1998年底，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30%，城市化進入了中期階段，這是一個城市化快速增長的階段。根據諾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發展軌跡，城市化發展速度在30%-70%之間呈加速狀態。在50%時加速度達到最高點。可以預測，2010年之后，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會以每年至少1個百分點的遞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達到60%左右的水平。中國城市化的發展長期以來較工業化的發展處于滯后狀況，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進一步確立和完善，城市化發展的推動力將越來越大，因此，中國出現加速城市化的過程已屬必然。

趙寶江指出，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將存在著較大的發展梯度，這種發展梯度已經呈現出進一步擴大的態勢。東部沿海地區有可能出現普遍的繁榮，并帶動一部分城市率先進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機遇，使中國有可能發揮后發優勢，進而搶占若干技術制高點，帶動新興產業的發展，構造新的城市網絡體系。未來中國的城市化將出現難以避免的快速發展過程，導致更多設市城市的誕生。中國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創新中心城市，使之盡快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新節點，并把中國各級各類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網絡體系之中（顧朝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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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篇（3）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論文庫）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論文庫）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篇（4）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必然會帶動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和規范。我們通常所說的國際經濟法不僅僅只是指國際經濟關系，其中還包括了國際法規范和國內法規范。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和規范勢必也會使國際經濟法中的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首先，經濟全球化的一大標志就是“WTO”組織的建立，WTO的建立讓一些原本屬于國內控制與管理的經濟活動歸置于WTO的管理之下，國際經濟法的應用更為廣泛。其次，經濟全球化要求經濟發展與規范盡量能夠保持一致，其中就要求國際法規范與國內法規范盡量的能夠達到基本一體化，努力使全球的經濟法都處在步調一致、目標一致的要求上，使全球的經濟發展也趨同化，從而能夠使經濟全球化做到更好。第三，國際經濟法規范的范圍變得更加廣泛，目前，經濟全球化得到了各國的大力支持與發展，WTO的建立也使得經濟全球化有了保障，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與WTO的不斷發展，國際經濟法規范的范圍也變得更加廣泛。

(二)國際經濟法各部門間的聯系也更為密切

經濟全球化之所以受到了關注與支持，正是因為經濟全球化提倡經濟自由化，促進了各國各種經濟交易與活動相互融合、作用、甚至相互促進，從而有效的刺激了經濟增長。經濟全球化為各種形式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廣泛的、自由的交流平臺。在這樣的平臺之上，國際經濟法也必須順應發展，相互部門之間的聯系也更為緊密，以確保各類經濟的融合與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首先，貿易與投資措施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貿易與投資措施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投資作為向市場提供貨物與服務的主要途徑，能夠有效的影響著貿易的規模以及構成，還能夠決定著貿易的發展方向。同時，貿易的發展也能夠反過來影響投資的規模與方向等。其次，金融服務、服務貿易與投資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目前，金融業的發展已經逐步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核心，金融服務作為服務貿易當中的一種，是金融業的主要工作內容和方向，金融服務涉及的領域較廣，例如銀行、保險、證券等等，這些領域都與投資貿易有著緊密的關系，金融服務采取的相關措施與政策和投資貿易的發展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第三，投資貿易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也變得更為密切。環境問題已經逐漸發展成為了國際性的問題，現如今，人們無論做什么都要考慮到環境問題，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務必要考慮到其對環境的影響。目前，環境問題已經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綁在了一起，WTO也將環境問題作為了討論的一大重要議題。貿易的發展可以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但是也可能由于其發展導致資源開發過度或資源濫用加速而導致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因此，投資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如何讓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互協調是目前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法所面臨的一個問題。

二、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法執行機制

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國際經濟法中的國際法規范往往缺乏強有力的執行機制，但是經濟全球化使得全球的經濟格局發生了變化，國際經濟法的作用越來越具有實踐意義，這就要求國際經濟法要有相應的機制來保證有關規則的實施。

(一)WTO規則的實施方式

WTO組織的建立對于協調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法的之間的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其規定的一些規則就可見一斑，特別是WTO對其規則的實施方式，WTO要求各國的經濟法措施不得與其規則相沖突，以此來保證其他國家的利益。同時，WTO要求也必須秉承“統一、公正、合適”的原則來實施其規則。

(二)WTO爭端解決機制

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要實現不同國家的經濟交流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不同的國家法律不同、信仰不同、習慣不同，這些差異通常容易使各國在經濟貿易的過程中產生爭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WTO建立了強有力的解決爭端機制。這個解決爭端機制的建立是國際經濟法發展當中的一個重大突破。在解決爭端機制的監督之下，那些違反國際經濟法的國家無疑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從而使其經濟發展受到影響，還有可能會受到相應的經濟制裁。

篇（5）

1.國際貿易爭端領域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最容易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為貨物貿易領域，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爭端領域發生了變化，由單一的貿易領域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知識產權領域、投資領域。服務貿易領域之所以會得到快速的發展，是因為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服務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專業化分工的程度越來越深，由此促進了服務貿易的發展，所以服務貿易領域的爭端就逐漸的多了起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交易不再是單純的貨物，非貨物也變為交易的對象，由此爭端就擴展到了知識產權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增強，促進了間接投資和直接投資的發展。基于此，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發生了新的變化，體現出了新的特點。

2.國際貿易爭端內容的新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爭端的內容主要是削減關稅壁壘，而在經濟全球化之后，爭端的內容變為拆除非關稅壁壘。國際貿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平穩發展的影響，一直呈現出貿易自由化，因此爭端就主要集中于關稅壁壘上。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國際貿易中，出現了非經貿領域的問題，使得國際貿易爭端的內容呈現了新的特點。

3.國際貿易爭端主體的新特點

在過去，發生國際貿易爭端的主體多為發達國家，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壯大，在爭端主體中，出現了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一般來說，貿易主體之間的貿易量越多，那么發生爭端的頻率越大，反之則頻率越小。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國際貿易，因此發生爭端之后，解決爭端的規則也是由發達國家來決定，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其經濟實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身影，當發生國際貿易爭端時，發展中國家會利用已有的爭端機制來保護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體的變化，導致國際貿易的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4.國際貿易爭端原因的新特點

各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水平各不相同，這種差異性導致在國際貿易中會會發生爭端。以農業為例，美國和歐盟的農業都比較發達，但是美國的農業發展水平要高于歐盟，在美國與歐盟爭奪世界農產品市場時，歐盟為了取得爭奪的勝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補貼政策，這樣一來，美國與歐盟之間就發生了爭端。除了經濟水平的差異之外，各國之間的政策、國內法、國際法之間都存在著差異性，在國際貿易中都會形成爭端。

二、WTO解決爭端機制的完善

1.引進“否定協商一致”原則

在解決爭端的過程中，會遇到程序性或者實體性方面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如果出席會議的成員國沒有一致的反對，那么該問題的決定予以通過。這樣一來，爭端解決得到了有效的保證，不會因一方的阻止而終止或者拖延。

2.建立統一的爭端解決程序，設立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

在關貿總協定中，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理事會負責，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對這種狀態做出了改變，爭端解決不在由理事會負責，而是設立了專門的解決機構———DSB。爭端解決的規則及程序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DSB負責執行，另外，在協定中磋商和爭端解決條款也由DSB來負責。

3.引入自動程序

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由多個階段組成，各個階段都有具體的工作時限，這在諒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確的固定，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未磋商出結果或者不理會磋商，那么在進行第二次爭端解決申訴時，就會自動成立有關的專家組。專家組成立之后，會向DSB提出報告，DSB要在60日內通過該報告，這樣的規定是為了阻止其中一方當事人有意上訴。報告通過之后，如果沒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況，那么就會引入自動程序。通過自動程序，減少了人為因素的干預，進而促使爭端得到有效的解決。

4.引入交叉報復

對于中止和減讓的問題，專家組在進行審理時，要與專家組處于相同的部門中，然而，在同一個部門中，中止和減讓比較難以實現，因此，當事人就會用其他的辦法將另一有關協議項下的減讓中止，這就是交叉報復。通過這個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執行裁決結果。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國際貿易爭端的應對對策

1.中國要積極地加入國際貿易中

近年來，國際貿易爭端的數量急劇增加，并且情況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國加入國際貿易后，會產生一定的風險，但是我國不能因此就拒絕加入，反而要積極地加入到國際貿易中。對外開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為了提高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提高我國的實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對外開放，加強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的合作與交流，并積極地吸收先進的東西。不過，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切忌盲目樂觀，要對國際貿易爭端有一個清晰地認識。

2.加強與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的合作

實際上，國際貿易爭端的本質為利益之爭，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達成協作、協同利益。我國也屬于發展中國家，在與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貿易時，由于分工定位趨同導致爭端的發生，對于這類型的國際貿易爭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實行產業升級，或者進行地區間的合作，進而有效的減少爭端。

3.發揮行業協會在避免和解決爭端中的作用

所謂行業協會，是指一種特殊的中介組織，介于政府和企業之間，屬于民間組織，WTO規則無法直接管轄行業協會。在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時，行業協會可以直接或間接代表會員企業參與其中，利用其自身的優勢促進爭端解決。

4.完善我國的產業救濟體系

在WTO中倡導貿易自由，但這并不能說明其一概排斥貿易保護，在法律框架中，設定了許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許成員國實施國內產業救濟。有些國家為了在國際貿易競爭中勝出，會采取不恰當的傾銷、補貼措施等，通過法律框架中例外條例，成員國就可以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等。完善的產業救濟體系，可以保證我國的國際貿易，并形成公平競爭的環境。

5.培養國際貿易人才

作為國際貿易人才，不僅需要懂得相關的國際貿易知識，還需要掌握國際貿易法律法規、規則，同時還要精通外語，通過國際貿易人才，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我國應建立嚴格的國際貿易人才上崗制度，避免非專業人士上崗，讓其在國際貿易中發揮成分發揮自身的技能。

篇（6）

加入WTO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改革動力。加入WTO是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必然選擇。加入WTO意味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全面開放階段，逐步放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會計、咨詢、旅游等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我國加入WTO，目的是通過開放市場來解決經濟轉軌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開放倒逼改革是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新特點，以全面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大破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以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從而在改革開放中提高國家的競爭力。

加入WTO，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進入新世紀，改革更具緊迫性。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前20年我們的改革雖然存在國際壓力，但是因為沒有加入WTO，一些規則的遵守帶有很大彈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懲罰。因此，改革的內容必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從這個意義說，加入WTO是我國的第二次開放，第二次改革。

二、經濟全球化將促進經濟轉軌國家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的結構性重大變化。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我國應當積極推進結構性改革

我國按照WTO的規則參與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體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為此，未來幾年，我國經濟轉軌的重要任務在于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在保持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抓住機遇，適時地實施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能加快體制創新，從而為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的較快發展提供真正動力。

結構性改革是改革推進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它強調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經濟調控規則的改變，主要目的是為企業創新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制度及規制環境。我國經過2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轉軌正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和挑戰：其一，我們采取的漸進式改革的方法在實踐中取得歷史性成就，同時改革中積累和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結構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現出來，日益對改革進程和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形成制約；其二，無論是在宏觀經濟層面或經濟運行層面，結構性調整和結構性改革交織在一起，結構調整在相當大程度上依賴于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為結構調整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這是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重要特點；其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快和我國正式成為WTO成員，從外部對我國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和進程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動力和壓力。

由于體制性的結構問題成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實行并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新形勢下改革的重要選擇。推進結構性改革，對我國“十五”時期的經濟結構調整，對促進經濟的較快增長，對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都會產生重要的作用。應當說，20多年的改革實踐已為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很好的基礎。在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都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實施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也是比較有利的。

推進結構性改革是實現制度創新的關鍵所在。經濟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實質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逐漸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過程又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轉軌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面對新舊兩種體制的結構性矛盾，加快培育發展新體制因素，并逐漸形成新體制的合理結構，以充分發揮新體制結構的整體優勢和作用。因此，結構性改革階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聯系，又表現出這一階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強調體制創新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結構性改革不僅僅在于注重一項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視制度結構的合理性。因為任何一項制度都有其結構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為補充。制度的互補性及其合理結構是一項新制度充分發揮效應的基礎和前提。

——強調改革的配套性。由于體制的結構性特點，配套改革的結構性改革階段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結構性改革注重整體改革的配套性、系統性。我國現階段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有企業要與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農村改革要與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經濟體制改革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結構性改革既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時也要求與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結合。伴隨經濟改革產生的矛盾和問題，已超越了經濟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將成為一個大趨勢。

——強調法制化建設對推進改革的作用。以立法來保證體制創新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同時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沒有法治的體制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就難以確定。保護已有的改革成果，規范未來的改革行為是結構性改革對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與產權保護（包括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制建設對結構性改革的成敗具有關鍵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約束政府行為是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和任務；三是加快與重大改革措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例如，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這對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十分重要。

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變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我國推進結構性改革既有與其他國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規律性。當前，我們既要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經濟結構矛盾，比如城鄉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但更要關注在我國經濟轉軌的特定時期，優化制度性結構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經濟轉軌的特點，我國應當通過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

實踐證明，經濟全球化正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圍內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的經濟轉軌已把縮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議程。為此，要把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進行有效協調作為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并由此使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政治結構之間相適應。經濟改革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革和重新調整，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損。關鍵是經濟改革能夠兼顧利益相關各方，并通過相應的社會改革對利益受損者以及社會弱勢群體給予合理的補償和救助。伴隨改革開放的過程，我國原有的社會利益機制、利益格局以及相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改革新階段，迫切需要對重大社會利益關系做出主動的、積極的調整。這已成為當前我國改革所面臨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最終的歸宿，將在新時期改革進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眾在改革過程中受益和得到實惠，是過去20多年我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我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廣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現實生活中與人民群眾利益相背離的現象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改革的預期，挫傷了人們理解、支持和參與改革進程的積極性。這突出地表現在各種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門利益集團化和非公共機構傾向突出，腐敗蔓延；伴隨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口增多，城市貧困人口增加；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并由此產生種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

在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在不確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我們的改革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是進一步推進改革，并保持社會穩定的關鍵。實施并推進結構性改革，應當客觀地分析改革的基礎和條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動力。新時期推進結構性改革，需要格外強調廣大群眾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視廣大群眾擁護改革的程度和參與改革的熱情。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應當始終是改革的根本出發點。

市場經濟的優勢在于它在不同社會及文化中的差異性及適應性。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人民市場經濟，是廣大人民群眾作為主要獲益者的市場經濟。因而它的根本優勢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不斷獲取利益基礎上的廣泛參與。作為順利推進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保證，明確結構性改革的目標，增強改革的透明度，讓廣大群眾了解改革的進程和內容，并使他們中的多數在改革中獲益，過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們順利推進結構性改革應予堅持的重要原則。

篇（7）

預期與現實

20世紀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數原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又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期。這絕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經濟轉軌與經濟全球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向市場經濟轉軌，就是要使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調節由原來的計劃機制轉換成市場機制，以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現代經濟中，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僅在一國范圍內而且在全球范圍內展開。為此，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轉軌內在地要求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也實行市場化趨向的體制轉型，由封閉經濟的體制轉變成開放經濟的體制，使國民經濟運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才能利用國際市場來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層面上，表現為國內經濟轉軌與對外經濟體制轉型在目標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聯系和制約。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在經濟體制過渡時期形成國內經濟轉軌與國際接軌之間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進，對外經濟開放有助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與此同時，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緊密關系，還反映在經濟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經濟轉軌過程的機制方面，進而反映在經濟實際運行方面。以融入經濟全球化從而利用世界市場為目標的對外經濟體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國內經濟轉軌，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實現舊制度下無法得到的潛在利益，提高全國經濟效益，為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提供制度性基礎。因此，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的良性關系，就國內經濟運行的效果看，應該表現為經濟轉軌所帶來的國內經濟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為本國經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越來越豐富的物質基礎；而開放型對外經濟體制所創造的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往關系的擴大和優化，又對本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產生各種積極的促進效應。

俄羅斯在轉軌初期，正是出于對經濟轉軌和經濟開放的美好預期，采取了所謂“休克療法”的激進方式，同時進行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市場。它在迅速推進國內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時，也立即摧毀了阻隔俄羅斯與世界市場聯系的幾乎所有藩籬和障礙。這一轉軌戰略的實際效果是眾所周知的，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制度轉換和經濟實際運行兩個方面都沒有取得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的預期效應。在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方面，盡管私有化任務已基本完成，價格和市場自由化程度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相應的立法也在積極進行，一般說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無論在國內經濟制度還是對外經濟關系的制度方面，都經歷了一個反復、曲折的過程，進展極不順利。而且，在整體上，很難發揮市場經濟體制應有的經濟效應。所以，至今，許多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俄羅斯的市場經濟是“扭曲的”市場經濟，甚至是“假市場經濟”。

經濟轉軌與融入經濟全球化之間是否實現了良性互動，最終還是反映在經濟運行的業績上。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融入經濟全球化，出現了這樣兩個反映經濟運行不良的趨勢：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對外依賴的程度明顯增強（參見表1）；另一方面，俄羅斯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急劇下降（參見表2）。

附圖

資料來源：［俄］A·伊拉里奧諾夫：《原料部門占重要地位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載《經濟問題》，2001年第4期，第6頁。

附圖

資料來源：［俄］A·伊拉里奧諾夫：《原料部門占重要地位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政策》，載《經濟問題》，2001年第4期，第5頁。

俄羅斯在轉軌開始時，立即大幅度減少甚至取消進出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并實行經常項目下的盧布自由兌換和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使國內市場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外開放，國民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急劇上升。轉軌頭5年，在國內的消費品市場上進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過50%。以后3年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機后盧布大幅度貶值，導致進口品相對價格急劇上漲，使1999年進口品在國內零售商品流轉額中的比重下降為1/3。但是，隨著盧布貶值所引起的國內產品對進口品的替代效應逐步耗盡（通過國內的通貨膨脹和進口品平均價格下降），進口品在俄羅斯市場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強，它們在零售商品流轉額中的比重已經達到將近40%。（注：［俄］В．А．奧列什金娜：《俄羅斯的對外經濟綜合體》，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5期。）經濟學家認為，這不僅嚴重威脅國內產業的生存和發展，而且不利于國家的經濟安全。

同時，俄羅斯在經濟轉軌時期加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俄羅斯是世界人口和資源大國，曾是世界第二大國蘇聯的一個最大的共和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俄羅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最發達國家的21%～30%；90年代的經濟下滑，使這一比例下降為10%～14%。俄羅斯工業勞動生產率與美國比較，從90年代初前者為后者的30%下降為末期的19%；在高技術部門，俄羅斯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改革維度的全球化與產業政策》，載《經濟學家》，2001年第9期。）預期與現實的嚴重背離，引發俄羅斯國內外經濟學家的關注和探討。

良性互動的機制和條件

（一）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

轉軌國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對外開放，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它們的經濟轉軌。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對外開放對國內經濟改革的直接牽動效應和間接示范效應，是促進經濟轉軌的重要因素。國內市場的開放和進入國際市場，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改變價格嚴重扭曲現象，這是推動國內價格改革、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企業運行機制轉換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應，則在引進外資特別是國外的直接投資方面，表現得比較明顯。外資企業的市場化運作和經營管理及其良好的經營業績，成為轉軌國家企業如何進行市場取向轉制的現實樣板。轉軌國家建立的各種對外開放的特區，更向全國提供建立市場體系、改進政府管理等多維度的新鮮經驗，可以發揮綜合的示范效應。

當然，國內經濟的持續轉向市場化運行，是本國經濟運行體制與世界經濟運行體制逐步接軌的基礎。這既是轉軌國家經濟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加強與國際商品市場、要素市場、信息市場聯系，進入全球性生產和銷售體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制度在市場化基礎上一定程度的融合，這一過程本身就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組成部分。

（二）在經濟運行方面

融入經濟全球化對經濟轉軌的影響，還通過對轉軌國家的經濟運行作用于這些國家的經濟轉軌，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國際貿易。出口通過乘數作用對一國經濟產出的促進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門和出口企業往往具有高于國內平均水平的技術和經營管理，這些對一國經濟還有積極的溢出效應。在進口方面，進口設備和技術的產出率一般高于國內供應的設備和技術，進口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對于經濟轉軌國家同樣是極其重要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時期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所做的實證分析表明，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走高。例如，利用擴展和改造過的費德模型來研究1969年至1999年間貿易與上海市GDP增長的關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兩者之間的關系是極不穩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現負相關；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出口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以及進口的產出效應的總和均為正值，并持續上升；特別是在1992年以后，貿易對上海市GDP增長的貢獻率已提高為10%～15%。（注：陳智遠：《貿易與增長經驗研究》，載《世界經濟文匯》，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轉軌國家必須利用動態比較利益，通過國際市場用國內富裕、廉價的資源生產的產品，換取稀缺的、國內相對價格較高的生產要素，促進本國經濟結構的提升。

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互動關系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是國際資本流動。資金嚴重短缺是所有轉軌國家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積極引進外資，彌補資金缺口，在轉軌初期對緩和資金供求矛盾有著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資的正確利用，可以在較短時期內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在轉軌時期爭取經濟加速增長，它所形成的生產能力為以后償還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別是國外直接投資在轉軌國家經濟運行中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以及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更是不可忽視的。跨國公司在轉軌國家的經營和發展，使國內企業學習到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經過吸收、消化和創新，有可能將積累的“默會性”市場經營知識和技術知識轉變成轉軌國家企業特有的比較優勢，從而在一定時期后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甚至向發達國家投資的有利條件。

融入經濟全球化對轉軌國家經濟運行的這些積極效應，將使經濟轉軌能夠在比較寬松的環境下進行，可有較多的資源用來補償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轉軌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實施成本和新舊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時，國內經濟體制的順利轉型，是對外開放能夠對國內經濟運行產生積極效應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企業的市場化趨向改革不斷進展，才能產生和擴大接受國際市場的信號并做出正面的行為反應的經濟主體，使國際貿易和其他國際經濟交流中積極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具有越來越廣泛的載體；國內市場體系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制的逐步確立，使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積極效應得以在國內正常地比較充分地傳導。這樣，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具體表現即對外開放與經濟改革之間形成良性互動，使轉軌國家在轉軌時期保持改革、開放、發展、穩定之間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趨勢。

總之，融入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轉軌之間的良性互動，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不論在制度變遷和創新方面相互促進的牽動效應，還是在經濟運行方面相互作用的產出效應和溢出效應，都不會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良性互動趨勢的出現和保持，也不是單獨依靠市場力量就能實現的。世界經濟中各種經濟主體所能得到的信息極不對稱，市場結構又是壟斷競爭和寡頭競爭的，轉軌國家政府作為新制度的主要供應者和宏觀經濟的調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確決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動關系的必要條件。

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邊緣化”

國際貿易仍是轉軌中的俄羅斯融入全球經濟的主要途徑。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續增長的趨勢，使相當大的一部分國內生產總值要在國際市場上得到實現。出口對國內經濟的產出效應是明顯可見的：出口部門成為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部門，出口支持著一系列工業部門的生存，并緩和了轉軌時期的經濟、社會矛盾。

不過，出口部門的積極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門的片面發展和出口，不能發揮應有的技術上和體制轉型上的溢出效應。因為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出口嚴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這些部門的技術設備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轉軌時期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新和改造；同時，這些部門大多屬于自然壟斷性行業，在經營管理方面也沒有走在非出口部門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賴對豐富資源加緊開采和輸出來維持國內急需的外匯收入。由于70%的設備已經陳舊，依靠不斷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邊緣化”國際分工方式難以為繼。據俄專家估計，要在今后避免國內市場出現燃料短缺，需要對燃料經濟綜合體增加50%的投資或者至少減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奧波列斯基：《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俄羅斯經濟》，載《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3期。）

為了使貿易對轉軌國家經濟產生持續的產出效應，其進出口必須具有溢出效應，才能夠實現動態的比較利益。在計劃經濟時代，由于國內產業長期處于封閉的被保護的環境中，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轉軌開始時，資源密集型產品在俄出口結構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極地適應在國際市場上靜態的比較利益，而不著力進行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的提升，將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邊緣化”，不僅使出口的增長越來越困難，而且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制于極不穩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國際市場行情的影響，國內外經濟學家往往將國際市場上石油價格走勢作為預期俄羅斯經濟進程的重要因素。

為什么20世紀90年代的俄羅斯不能在利用國際市場實現動態比較利益方面有所作為呢？這就必須考察它的轉軌模式和政策。俄羅斯經濟學家認為，實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偽市場經濟”，使國家在世界經濟迅速全球化的20世紀90年代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已經是沒有任何異議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決策者出于對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理解，以為市場經濟＝經濟活動的自由化＋所有資產的私有化＋對社會需求的嚴格限制政策，從而在轉軌初期立即實施進出口貿易的自由化，使國內有望在近期內經過改造提高競爭能力的產業，在國外產品大舉進入國內市場的沖擊下，迅速減產并瀕臨崩潰。

在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政府是否應該實行必要的產業政策，在俄羅斯一直是有爭議的。有人直到現在還認為，這不符合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政府對企業過多的直接行政干預是有害的，但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家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卻是后進國家實現趕超任務所必需的。連西方的新古典經濟學家都不否認后進國家對幼稚產業保護的必要性。在現實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盡管比較利益仍是國際分工的基礎，但擁有比較優勢的后進國家，并不能無條件地在國際市場上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而獲利。因為在現實的世界經濟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圖所假設的那樣，只有兩個比較優勢不同的國家，而是有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個后發國家要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具有比較利益的產品，不僅必須與比較利益互補的國家而且與比較利益相似的國家進行競爭，因此，這種比較優勢必須轉化成絕對的競爭優勢，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得以真實地實現。不斷地將本國具有潛在比較利益的產業轉變成具有絕對競爭優勢的產業，是一個實現動態比較利益的過程。在后發國家利益動態比較利益推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斷變化的；隨著產業的成長，政府和企業的相對地位不斷發生變化，政府的規制和扶助作用逐漸淡出，企業的主導作用逐漸完善（見表3）。

表3后發國家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參與國際市場的過程

進口替代階段加速出口階段對外直接投資階段

競爭優勢狀態在要素水平從要素到產品處于相對

上創造轉移穩定狀態

政府作用引導與保護促進與幫助放棄控制

企業地位跟隨與協商平等合伙人主導力量

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卻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棄政府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必要的調控，使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僅限于資源采掘部門和資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產業，連按功能／成本比的勞動力優勢都無法得到實現，大量食品和消費品以及機械工業產品長期依賴進口。開始轉軌的1992年，進口幾乎完全是免稅的。1993年以后，俄羅斯歷屆政府開始承認過早開放國內市場的不利影響，試圖在政策上進行調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形成，使調整的意圖無法得到落實，收效甚微。

在控制進口方面，政府的調節余地極其有限。國內嚴重的通貨膨脹，使經濟的宏觀環境極不穩定；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價上漲水平有所收斂，俄政府規定了盧布與美元匯率之間保持一定浮動幅度的“匯率走廊”。盡管對進口重新設置了關稅，但是盧布的貶值速度趕不上國內的物價上漲速度，使外國商品大量進口仍然有利可圖。而且，走私活動猖獗，更加劇了國外商品沖擊國內市場的勢頭。

在鼓勵加工程度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羅斯政府不斷提出要求，但難以見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經通過發展出口的聯邦計劃，規定要采取綜合措施來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產品的結構。計劃提出將對商業銀行向出口商的貸款提供政府擔保；并積極參與有前途的出口項目的建設。同時，對出口通過稅收優惠進行獎勵；并提供信息、市場和咨詢等服務。結果，該年的總統選舉花費了大量預算資金，而出口發展計劃在資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當年，按計劃應在出口鼓勵方面投資9億美元，實際上只投入了嚴重貶值的1.1億盧布。以后幾年的預算，再也沒有為鼓勵出口撥出過專用的資金。（注：［俄］В．奧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俄企業也缺乏積極增加出口的動力。據俄羅斯經濟學家提供的資料，在“偽市場經濟”體制下，俄全國注冊的非國有法人企業共有250萬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業銀行1300家，還有幾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業（150萬家）是虛構的，它們沒有決算報告，所提供的創辦人是不真實的，并且不繳納稅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許多企業熱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機活動，對技術改造和產品更新，既缺乏動力，也沒有實力。據調查，20世紀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業進行了設備更新和新產品開發。（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羅托夫：同前引文。）這樣的企業當然對政府的政策引導（即使政策是正確的）不能做出積極的反應。

引進外資和債務負擔

俄羅斯進入轉軌時期后，每年資本引進的流量總體上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它在緩和俄羅斯資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開放政策的不當和國內市場環境的扭曲，其應有的積極效應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且，造成嚴重的債務負擔，甚至爆發金融危機。

引進外資對東道國經濟的效應，是與外資結構和外資用途相聯系的。在俄羅斯引進的外資中，直接投資的比例較小，以國際金融組織和各國政府提供的貸款等間接投資為主。2000年初，在俄羅斯引進外資總額中直接投資只占43.6%；一半以上為間接投資。并且，大量資金，尤其是以間接投資形式借入的貸款，被用于彌補預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機領域。在行政部門和貨幣金融部門占用的資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進外資總量的32%，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部門（見表4）；投資于實際經濟部門的數量有限。引進直接投資的規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資總額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資源開采的燃料工業以及投資報酬回收較快的食品工業，這些部門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大。至于作為國民經濟技術裝備部門的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工業，只使用了外國直接投資的4.2%。因此，引進外資在提高俄羅斯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方面尚沒有形成有力的促進因素。外資企業在東道國出口中的貢獻率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這種作用，1996年外資企業產品出口占俄羅斯出口總量的比重不超過6.5%，而其進口額卻占了進口總額的11%。

表4俄羅斯外資的用途結構（2000年初的資料）

部門外國投資其中直接投資

總額總額

(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貨幣9353.632.07.40.3

金融領域

燃料工業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業3166.110.82568.620.1

通訊業2673.89.12243.417.6

商業和餐1794.16.11312.910.3

飲業

機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屬加工工業

運輸業922.13.2682.75.3

保證市場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務活動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紙工業

有色金屬642.72.2279.52.2

工業

資料來源：［俄］В．安德里阿諾夫：《外國資本在俄羅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載《社會與經濟》，2001年第1期，第93頁。

俄羅斯引進外資偏重間接投資及其非生產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資部門也缺乏溢出性效應，使得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不能借助于國際資本流動而得到提升。嚴重依賴燃料和原料資源的出口格局，制約著出口規模的擴大，到了轉軌的中后期進入國外貸款的還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現沉重的債務負擔。目前，俄羅斯為此每年將向西方債權人支付數百億美元，無疑加重了俄經濟恢復過程中的資金困難。

篇（8）

對經濟全球化的涵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現在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國家、組織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經濟全球化最一般的含義，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擴張和全球化聯系，是資本、資源、信息、貿易的全球共享與優化組合。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務交易、資本流動、技術信息傳播、消費和生產活動等，在全球范圍內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的經濟態勢。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推進和空前大發展，因此，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市場化。也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生產的國際化，它使人類社會從“國際貿易”時代進入“國際生產”時代，經濟全球化就是生產的全球化。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

應當說，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有著多方面和多層次內涵的復雜社會經濟現象。一方面，它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是商品和生產跨越國界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又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有密切的聯系。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的產物。從生產力發展角度看，經濟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產業等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統特別是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新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實現。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到目前為止，經濟全球化確實又是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同時并進。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有促進和符合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進步性。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的擴張，它又有利于發達國家維持世界經濟的舊秩序。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競爭機會。

由于發達國家是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和全球化“游戲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在科技革命推動基礎上，在西方發達國家推動下的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不存在談判的機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場競爭來決定，而這樣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及特征

（一）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

1.現代信息技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有著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代表當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的進步，降低了企業的遠距離控制成本。對于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其經濟的活躍程度，表現為企業的經濟活動半徑，是與其所有權控制的成本呈負相關關系的。遠距離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因特網的誕生，使這種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從理論上來講，對于任何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的企業，它的活動范圍都可以達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的體制障礙。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趨同態勢是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經濟體制轉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從20世紀中期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先后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當時的情況是，不僅缺少外部資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鑒的國際經驗，最終導致了改革的失敗。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由于實行改革和開放并舉的戰略。而且，在改革中促開放，在開放中促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幾十年，采取不同的對外開放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說明了問題。

3.微觀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是促使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動因。商品與要素價格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差異，被人們稱之為“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客觀存在，為企業在全球范疇內的“套利”活動提供了空間。于是，便有了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生產過程的分解與全球配置。在這種微觀主體世界范圍內的套利活動中，跨國公司逐漸扮演了主角。這是因為跨國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使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管理戰略以及資金實力：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將產品銷售到價格更高的市場上進行套利；另一方面，將巨額剩余資本轉向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套利。而內部化優勢，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生產和銷售活動按照最有利的區位優勢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將每一個分支機構及其所聯系的企業在職能專門化的情況下，組成一個一體化的網絡，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生產、銷售等活動而服務于母公司的發展戰略。這樣做的結果是，國際范圍的分工與協作實際上變成了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與協作。當跨國公司利用優勢而大舉進行全球性套利活動的時候，其客觀的效應便是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發展。

（二）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場經濟為特征。世界除個別國家外，都在為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努力，這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統一的經濟體制基礎。

2.新一輪科技信息革命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術基礎。新的信息技術革命使世界縮小成為“地球村”，使商品和資本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流動。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術基礎上的產業成長和產業轉移速度加快。

3.現代經濟全球化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三種資本形態完備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已走過了兩個階段：商業資本全球化和借貸資本全球化。二戰后其基本特點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產業資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資本投資市場，并進一步帶動了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全球化其實就是上述三種資本形態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產全球化繼續發展的同時，無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來勢更加迅猛。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僅從貿易轉向直接投資，而且進一步轉向間接投資和對地產、信息、金融業的直接投資。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資本轉移，活躍了金融經濟，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5.經濟全球化是在國際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將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擴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貧富分化、環境退化等嚴重問題。

三、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既不同于過去的單極霸主制，又沒有達到對稱制的要求，可視為發達國家霸主制，表現在：

1.全球經濟的游戲規則，仍然以發達國家的利益為核心，許多制度安排未將發展中國家考慮進去，如80年代關于國際流動資本風險監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國集團。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從根本上說，是由各國的力量對比決定的。這樣，在世界范圍內，國際規則的形成過程變成了發達國家集團同發展中國家的相互博弈過程。發達國家通過七國首腦會議（后八國首腦會議）或歐盟這樣的組織在其內部形成共同的規則，并憑借實力優勢，將它們共同的內部規則延伸為世界通行的規則，主導著國際制度。

2.國際組織在促進各國經濟聯系加強的同時，并沒有找到一條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模式。因此，傳統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斷下降，要求它們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面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調控已顯力不從心。WTO的產生，使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做法，將人為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風險。

3.全球一體化程度低于區域一體化程度，并且區域間一體化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統一的、一體化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它們駕馭經濟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應更快，它們的政策選擇為發展中國家所模仿。但因兩類國家制度建設上的差異，造成同樣的政策選擇，其效果卻存在極大差異。

4.全球經濟一體化規則，最終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這種分配規則是否合理、公平，要考慮到資源的初始配置情況。然而，作為這一規則的主要倡導者——發達國家，很少考慮到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資源配置初始狀況的不平等，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初始不平等。

四、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毋庸置疑，經濟全球化并不代表每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它取決于國際制度和規則，因為制度和規則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擔。在現行的國際制度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經濟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

（一）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的影響

在西方化的國際規則體系和國際體制下，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極大地發揮其優勢而將其劣勢保護起來，從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擔更少的成本。

1.國際通行的制度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國內規則的特點，不存在與國外規則的嚴重沖突。這樣，當發達國家的企業、政府及其他經濟主體在世界市場上開展活動時，就不會面臨規則的沖突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無需承擔過多的制度變遷成本，減少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2.因為主導著國際制度，發達國家可以使其他國家承擔更多的來自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和成本，從而轉嫁成本，規避風險。

3.發達國家通過國際制度、規則極大地發揮了其優勢和保護其劣勢。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后，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其主導的世貿規則，打開別國的金融市場、服務市場等。而對于紡織服裝這一發展中國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卻給予發達國家十年的時間以消除“多種纖維協定”的配額。

4.世界經濟中的“集權”效應（財富自分配的效應）。無論是金融投資還是商品的生產、推銷、全球化，都意味著把決策權上繳給超大規模的跨國公司、跨國銀行、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業和機構。而跨國公司的擴張又造成了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國公司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1/3，而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額又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估計，約70%的國際技術支付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世界上主要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價格，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的。他們往往通過控制產量從而使自己產品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如微軟公司對視窗產品價格的影響。由于發達國家所具有各種優勢，使得發達國家能夠從全球化中獲得遠比發展中國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確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和潛在的巨大機會；另一方面，它們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主導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現狀，從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是因為：

1.國內制度尚不穩定，尚在變革之中，沒有現成的可以駕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就要承擔重多的制度變遷成本。

2.發達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主導，使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多的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從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經濟中生產過剩效應的影響。從供給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使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傳統制成品的生產行列中來，從而造成該類產品供給的急劇增加；從需求方面看，隨著世界經濟步入信息經濟時代，人們對傳統制成品的需求不斷下降，其收入彈性已呈遞減趨勢。結果，傳統制成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現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效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惡化，貿易利益也會隨之流失。

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形成非對稱的沖擊效應，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要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的利益，就要實行動態比較優勢戰略。如在增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盡快扶持高科技產業的出口與對外投資，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積極參加多邊組織和國際組織，竭力擴大本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五、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已經逐步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但是，由于中國總體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同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國內體制改革不到位和經濟上存在結構性問題，因此經濟全球化浪潮給中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利的沖擊。

（一）體制沖擊

中國現行的體制與全球化所要求的結構調整是不相適應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國地方分割的市場體系與經濟全球化是不相適應的。其次，在微觀層次上，由于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機制和創新機制，也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剛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國的企業制度尚不夠自由，奇高的開業費用（包括貨幣的與時間的），限制了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脫穎而出，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要解決體制上的問題，關鍵在于政府要下決心退出市場活動，真正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社會分工。

（二）貿易沖擊

貿易沖擊來源于一種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結構。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就具有這樣的特征。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經濟：一方面，是東部沿海較為發達的城市化、工業化經濟；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較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經濟。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結構下，一般而言，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制約，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生產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勞動成本相對較高的沿海發達地區，這就大大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針對來自于經濟全球化的貿易沖擊，中國需要通過開發中西部來實現產業梯度大轉移。借助于產業的梯度轉移，東部可以參加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并且因為其成本遠低于發達國家而具有競爭力。與此同時，那些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傳統產業也會因為成本的降低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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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合理的布局結構中國跨國企業中大部分會出現布局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出現，出現不合理布局結構主要體現在地區結構和產業結構兩個方面。從地區結構上來講，投資的區域和集中，造成了我國企業內部因爭客戶等原因發生互相壓價等現象，這不僅僅損害了企業自身的利益，還大大增加中國商品的反傾銷案件。而從產業結構上來講，中國大部分的跨國企業哈時候還是偏重于加工和制造等比較初級產品產業的投資，導致跨國企業中高新技術產業嚴重缺失。

（三）缺乏核心技術和復合型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的出口產量很大，很多產品在全球范圍內也占有一定的價格優勢，占領的市場份額也不少，但常常會因為產品缺少核心技術而讓產品性能受到壓制，只是價格低占領市場，進而導致產品利潤低下，不能為企業獲得最大利益。我國企業在一些高科技技術上還很缺乏優勢，雖然我國企業的某些技術在該領域或者方面站在世界領先水平的地位上，從總體上來說，和發達國家企業還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我國企業的很多技術還是從發達國家技術引進，然后再向發展中國家技術輸出，但是輸出還是一些手工藝技術等；同時，在我國企業中許多高新技術從無到有的時候，發達國家企業中卻已經是從好到精，始終不能跟上發達國家發展腳步。在經營管理中，常常缺乏相關的優秀管理人才，導致一些專業人員因為外語的原因不能管理好企業經營，而有些則是懂得外語，卻沒有相關專業知識而影響企業經營的管理和發展。

二、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管理改善的策略

1.我國企業想要真正的實心跨國經營，就應該向考慮好企業要如何開拓國際市場，僅僅是為了增加企業產品銷售量，是為了了解全世界消費者的需求，以此實現企業產品領導世界主流，還是為了能夠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提高企業生產水平，以此提高企業競爭優勢。只有明確了企業的經營目標之后，企業才能夠更好的針對目標提出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的相關策略，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國企業在進行跨國經營管理的時候，可以借鑒國際跨國公司發展的經驗，將人員當地化作為基礎，再將管理當地化作為管理核心，以生產當地化和行為當地化為兩翼，實現跨國企業的效益經營。2.企業要選擇合適的產業結構和投資地區。企業首先要具有全球化的視野，對產業進行全方位的選擇，要詳實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論證調研，然后根據獲取的利益和風險回避的原則上，選擇適宜的經營國家和區域。在實際經營管理中，還要積極的學習國外企業的先進技術，將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管理的起點高，并且積極快速地進入到高附加值產業中去。我國企業在海外經營有一些相對優勢，這些優勢主要體現在發展中國家、獨聯體和東歐國家中，因為我國經濟和前面列舉的三類國家的互補性比較強，在技術上我國企業也2014年第10期中旬刊（總第567期）時代Times是具有很多相對優勢，尤其是某些機電產品和成套設備，很適合在這些市場進行發展，擁有比較廣闊的企業發展前景。由此可以得出，我國企業跨國投資的市場跨國經營方向是：確立亞太地區作為投資的重點區域；繼續保持對歐美這兩個市場投資；積極開拓東歐、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地區)市場。3.因為我國很多跨國企業都沒有屬于自己企業的核心技術，所以在跨國經濟管理中投入大量的產品技術研發，打造出屬于企業自己的核心技術。因為在WTO協議中有意向重要內容就是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是對于我國很多企業經營管理者來說，保護知識產權方面的知識和意識還是十分薄弱，因此需要引起企業經營管理者足夠的重視，通過加強學習逐步掌握這一銳利武器。這都是為了跨國企業能夠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而先進的技術就是支持品牌的一種重要因素，所以企業就要加大研發力度，開發出具有企業自主知識產權的知名品牌和產品。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在國外激烈競爭的市場中，穩妥并快速的發展。4.還要加強企業內部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企業可以采取內部員工培訓和高薪聘請專家等多種路徑，培養出一批既能懂外語，又能懂得相關貿易、經濟和法律等專業知識的高素質復合型人才，并讓其在企業跨國經營管理中發揮出重要作用。也可以利用當地人才inanceNO.10，2014（CumulativetyNO.567）資源，實施國外機構人員的當地化管理戰略，為企業提供管理人才，提供企業經營管理水平。除了加強對人員的培訓，還要致力于開發和完善獨特的人才培養機制，形成終身學習、永恒成長的能力提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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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實所產生的影響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理論的影響。這種情況對傳統的國際分工理論，特別是以要素稟賦論為核心的經典貿易理論提出了挑戰。這樣一種全球化商品在國際間的流動，很難用反映一國區位優勢的要素稟賦論來解釋。如果做實證分析的話，你會發現這種理論對當今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釋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終商品的出口國或許只具有加工組裝方面的優勢。

第二、對企業的經營實踐的影響。全球化商品的出現，使那些沒有進行跨國經營的企業被推到絕對被動的境地。只局限在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進行發展，它的產品充其量只能具備這個國家的區位優勢（具有國家特征的優勢）所賦予的競爭力。如何與集全球優勢于一身的那種全球化商品相競爭，是可想而知的。過去人們所關心的是企業具備了哪些優勢才能開展跨國經營，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跨國經營本身就是企業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那么這些企業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個辦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對外封閉、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尋求發展，這條路顯然不合潮流。

另一條出路恐怕只有在開放條件下去尋找。既然國際生產已經形成越來越密集的全球一體化的網絡，那么如何在這樣的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找到自己的位置，變成國際生產一體化網絡中的一部分，找到這樣的位置再謀求發展，才是企業的生存之道。舉例來說，我們說中國的汽車行業在短期內難以在整車的出口上有所作為，但是可以選擇發展零部件生產。但是這顯然有個前提，就是要先將自己納入世界汽車行業國際一體化的網絡中去，否則你自己生產出來的零部件是為誰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規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發展合資合作乃至于與跨國企業的戰略聯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問題，而更是生存競爭的需要。為了得到政府給合資企業的優惠政策而去尋求合資合作，與上述這個主流不合拍。

第三、關于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民族經濟的概念也要進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們上面提到的真正實現了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它們的國籍的觀念已經淡化，盡管我們還不能說它已經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學柳劍平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的那樣：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社會中經濟聯系和交往活動的“完全行為能力”主體，其個體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實現“個體利益”的市場規則并不完全服從于國家實現“整體利益”的博弈規則。西方早有一種說法，判斷一個企業的歸屬問題不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說，企業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從更廣的意義上，所有與企業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們的歸屬問題也是重要的。美國的跨國公司來中國經營，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國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義上、在多大程度上還是美國的？這也是個問題。當然跨國公司與其母國的關系問題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在這里不做詳細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的政府之間的競爭關系也將成為全球化的。這種競爭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每個政府在它所管轄的領土范圍內通過提供一整套制度來創造一種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環境。這種服務的提供是通過“準市場化”的機制來實現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國民待遇”的原則下，以稅收作為代價來購買這種制度，以獲得在這個領土范圍內發展的機會。創造一種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機會，不是給予某些企業一定的優惠政策所能比擬的。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間競爭的一個特點。

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直接的目標：一是稅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國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財富的創造過程具體是由什么人在組織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只要財富為這個領土范圍內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