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文學思想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背景出身及當時社會創作風氣

曹操(155-220 )，東漢末年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誰郡(今安徽毫縣)人，出生于一個大官僚地主家庭，長子。因其父曹篙乃是中常侍曹騰之養子，故改姓曹。亦因這種關系，曹操自幼便有機會接觸官宦子弟。日后的勁敵袁紹亦是曹操年少時朋友。曹操身長七尺，細眼長須。自幼放蕩不羈，但很有才華，又足智多謀，善于隨機應變。當年，汝南有個善于評論人物的名士，叫許助，評論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初平三年，董卓為王允、呂布所殺。而二人又被卓部下李催、郭祀所逐。獻帝乘亂與一幫大臣逃出長安，但被李、郭二人所追捕。而曹操接受荀或、程顯建議，迎接獻帝至許昌。時為公元196年，曹操四十二歲，從此曹操便開始挾天子以令諸侯。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位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翌年(221)，操子曹巫篡漢，建國號魏。追尊曹操為太祖武皇帝。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逐漸從經學的束縛之中解脫出來，正統觀念開始淡化，思想出現了活躍的局面，深受兩漢經學影響的士人們僵化了的內心世界讓位于一個感情細膩的世界。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的生命意識成了建安士人內心生活的中心。隨之而來的是文學成了感情生活的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經學附庸的地位。士人們經過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才逐漸從麻木之中清醒過來，不再忠于一朝，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名士擇良君而仕，有的人中間曾經變換幾個主子。比如王架，起初是依附荊州劉表，后來歸屬曹操，成了建安七子之一，一生隨曹操南征北戰，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同時也留下了不少的軍事題材的詩歌。如著名的《從軍詩》5首、《初征賦》等。曹操面對士人原有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逐漸解構的現實，提取揉合儒道法等各種思想中的合理內核，形成了自己的實用理性，這不僅標志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覺醒”，同時也開啟了文學的自覺，為詩文灌注了鮮明的個人特色，從而構建了曹操詩歌慷慨悲涼、闊大豪奇的審美境界。

《樂府詩集》中收錄曹操詩共21首，其中包括《氣出唱(一作“倡”)三首》、((精列》、《度關山》、《燕露》、《篙里》、《對酒》、《陌上桑》、《短歌行三首》、《苦寒行二首》、《塘上行》、《秋胡行二首》、《善哉行二首》、《步出夏門行》、《卻東西門行》。這些詩歌分屬于相和曲中的相和、清調、瑟調三曲。根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收集，其中《善哉行》(殘句)、《董一卓歌辭))(“卓”當為“逃”之誤)、《謠俗辭》、《有南篇》(殘句)、《飲馬長城窟行》(殘句，6首)，為《樂府詩集》未收作品。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至武帝定效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從這段話我們不漢知道樂府被立于漢武帝之時，而且知道了樂府與詩歌的關系，詩的語言形式再加上樂府的曲調，便成了可以歌頌的形式了。又據《漢書·藝文志》:“自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李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祀，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這是文學史上所記載的較早的文人做樂府詩。從這段話我們也可以看出來，文人樂府詩的產生，與“新聲”或“新聲曲”的關系極為密切。這種“新聲”是配辭而唱的樂曲，其曲牌就是后來的樂府常用的詩題。

二、曹操的樂府情結與反映真實情感作品的創作

自武帝立“采詩夜誦”的樂府機關后，整個西漢時期的樂府，由《效祀歌》、《房中歌》、《饒歌》三大類構成，至東漢明帝時，樂府被定為“四品樂”并且經常在宮中演奏。另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裴松之注引《曹瞞傳》及郭頌《世語》等之記載可知，曹操為宦官曹篙義子，自小生活于皇宮中的曹操，自然在很小的時候，就受這種音樂的熏染和影響，自然對這些音樂會很感興趣。再看《宋書》卷二十一《樂三》的一則記載:，’(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一代裊雄，魏武帝曹操對《但歌》四曲是非常喜歡的。

這些在皇宮內經常被演奏的樂府詩，是東漢皇宮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幼生活于東漢皇宮內的曹操，不但從小耳濡目染這些音樂，而且這種透露著王者氣勢的音樂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的曹操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音樂所蘊涵的氣概，正是曹操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曹操的“仿效樂府”，表達了他對王權的向往與努力追求，歷史地成了曹操難以割舍的樂府情結。在《短歌行》、《對酒》、《氣出唱》、《步出夏門行》v露》等詩中，表現了曹操古直悲涼，胸有大志、慷慨激昂的氣度。請看其《步出夏門行·觀滄海》一詩，以雄健豪邁之筆，對大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氣魄，進行了生動形象的描繪，實際土曹公是借大海來抒發自已博大的胸襟，讀之令人回腸蕩氣，感慨萬千。一代裊雄的博大氣概盡在其中。

曹操詩歌，有不少是“歌以言志”的，多借助樂府歌辭以抒發自己的抱負。茲可舉出數例:

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歌以言志，我居昆侖山。

歌以言志，愿登太華山。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以上見其《秋胡行》)

還有《步出夏門行》中的“幸甚至哉，歌以言志”均出現了“歌以言志”四字，這充分說明了曹操借樂府歌辭以抒大志的文學思想。再看《三國志·魏志》卷一《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云:

(太祖曹操)創造大業，文武并施，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 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還有《詩品序》云:

三祖(指魏武帝太祖曹操、魏文帝高祖曹王、魏明帝烈祖曹春)之辭，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曹操善于以樂府舊題寫時事，以抒己志。除了抒發自己要建功立業的偉大志向之外，曹操也有不少詩歌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如《秋胡行》:

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

以成歲。大人在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為癡。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秋胡行》)

又如《短歌行》第一首云: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補，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令。喲喲鹿鳴，食野之萍。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吁，枉用相存。契闊談宴，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鶴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在這二首詩里，抒發了詩人深沉的“憂傷”。慨嘆“去日苦多”而賢才未至，功業未建，治世難待。詩的末尾托周公以喻志。

曹操的不少詩唱出現實生活中的苦和樂。在《氣出唱》中有“解腹愁，飲玉漿”。在《短歌行》中有“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露行》中有“瞻彼洛城郭，微子為悲傷”。《篙里》中有‘性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苦寒行》中有“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塘上行》中的“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在曹操詩歌創作中，表達歡樂之情的也為數不少。如《氣出唱》第二首:“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秋胡行》第二首:“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善哉行》第三首:“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

這些詩歌創作，無論是敘悲傷，還是言歡樂，都表現了曹操重視內心真實感情的抒發，不虛偽，不做作，所以讀起來給人以真實的感覺。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存在喜怒哀樂等各種感情，曹操就是把這些真性情通過詩歌創作給抒發了出來，表現了人的合理的感情和欲望。正是人性獲得解放的標志。正所謂“尚通脫者”也，這種風尚是“人的自覺”的產物，士人從經學束縛中解脫出來，發現了自我，發現了感情、欲望、個性。通脫，正是這種自我發現在行為上的反映。裴松之引《曹瞞傳》，說曹操:

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紡，身自佩小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情。其輕易如此!

這些都是純任性情的自然發作，不加任何掩飾，看不到禮的任何約束的痕跡。至于曹王要部下在王聚墓前學一聲驢鳴，為集送行;稱衡的脫了衣服在廟堂之上擊鼓;南荊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飲，等等。全都是不受任何禮法的約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惡的表現。

三、《文心雕龍》對曹操文學思想的評價

《文心雕龍》中論及曹操文學思想的有以下幾處:

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趁實，求其靡麗，未足美矣。

“為表不過三讓’，見曹操《上書讓增封》:“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是用憂結，比章歸聞，天茲慈無已，未即聽許。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賞，下為臣身免于茍取。”其 目的是為了功賞實事求是。反對“浮華”是曹操的一貫主張。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稱曹操:“撫善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征，計有余矣。”孔融因為與稱衡等人搞“浮華交會”、以虛亂實而被曹操殺掉。“浮華交會”，是漢末士風的一大特點。“浮華交會”就是指朋友、生徒之交游聚會時“合黨連群”，用浮游無根，華而不實之詞或于品題人物時“互相褒嘆”(如孔融與稱衡的相互吹捧)，或在清議時事時胡亂攻評。曹操認為，孔融就是“浮華”之風的典型代表。曹操在寫作實踐中也是反對浮華的，他寫的命令文告，都是有什么說什么，不掩飾不含糊，大膽真實。東漢末年，在寫作上已經存在內容陳舊、詞藻過勝的現象。對此，曹操的文學主張有革新的意義。當時的碑銘，有不少是談墓之作。蔡琶是很善于寫墓銘的，他說:“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續漢書》)為了抵制碑銘文之華而不實之風，曹操于建安十年下令“禁厚葬”，“禁立碑”。曹巫在《典論·論文》中主張“銘誅尚實”之說，即與曹操相同。

《文心雕龍·詔策》篇云:“戒救為文，實詔之切者……魏武稱:‘作戒軟，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

“戒救”是皇帝詔策中的一種文體。曹操深知這種文體的特點，為了充分發揮戒救為政治服務的功能，保證它的切實可行性，故在論述其寫作時說，戒救要有很強的針對性，即要求針對具體的人和事而發，且其態度應當十分鮮明，當“依”則“依”，當“違”則“違”，不能“首鼠兩端”，模棱兩可，含糊其詞。

《文心雕龍·章句篇》云:

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余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

“兮”字為語氣助詞，有聲無義，曹操不好用之。考曹操所存詩賦，無用“兮”字者。這里，實際上“兮”字是可有可無的，加上與去掉并不影響文義的完整表達。曹操是尚簡尚實的，所以反對這種用法。曹操不僅為人“簡易”，為文也“簡約嚴明”(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反對“煩富”和“陳詞濫調”。他在《孫子序》中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而但世人未之深明此說，況文煩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為《略解》焉。”曹公的“反對煩富”的文學思想于此可見一斑。

《文心雕龍·事類》云:

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才為盟主，學為輔位，主佐和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

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的反對模仿因襲，主張創新的文學思想。曹操批評張范為人欲學郵原而為文專拾掇崔、杜。其結果是:“造之者富，隨之者貧”—有創造性的人富有，跟著走的人貧窮。俗話說“吃別人嚼過的摸沒味道”，也是這個意思。它集中表現了曹操重創造輕因循，為文重學問廣見聞的文學思想。

又如《章句》云:

賈誼、枚乘，兩竟輒易。劉欲、擔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資。陸云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句輒易，則聲韻微嫌。

這段話反映了曹操反對寫作詩賦一韻到底的文學思想。這一主張，亦為五言和七言詩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指明了方向。最早的一批文人七言詩，多是一韻到底的。一韻有盡而換韻可致無窮。如此，就能增大詩體的容量即表現力。

再如《養氣》云:

至如仲任置觀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

篇（2）

對明代唐宋派的文學思想，21世紀前的研究重點大抵是放在對其成員主要是唐順之和茅坤的文學主張進行論點抽繹和定性評價上，進入新世紀，則似有了兩個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時期提出的相關命題為話域，以更細致的材料梳理為基礎，以更準確的流派關系認識為理據，進行新的哲學思想、文化藝術精神的辨析、闡釋和理解；二，對前一時期習以為常、幾乎不加討論的成員構成及稱名緣由，進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闡說。對第二點，筆者以為，唐宋派是一個活動于前后七子派之間，且大部分文學主張與之針鋒相對，在客觀事實上存在的文學流派，只是其成員當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等人為代表，歸有光則不能算。對第一點，筆者以為尚須闡明這樣兩條認識：一，三人的文學思想各有相當復雜之發展歷程，由于交往出現了共同性，這解釋了他們共為一個文派的事實；二，三人的古文主張是在應對前七子派的余脈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員的不斷爭論中得以發展完善。正是批判與爭論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學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論)的建設。

以上述思考為出發點，本文以茅坤的書信為中心，探討唐宋派在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派內派外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學思想建設和現實的文派要求。派內主要是與唐順之、蔡汝楠的爭論，派外主要是與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關乎文學思想的建設，后者關乎作為文派的文壇現實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學思想建設

以王、唐、茅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學(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設大致都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按王、唐、茅的順序，三人先后從前七子派的摒棄唐宋、高揚秦漢的古文宗法，轉移到包容秦漢而分外重視唐宋(主要是以歐陽修、曾鞏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為宗進到泯滅秦漢、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階段，建立獨立的主體精神，闡述嚴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現：王氏基本沒再發展，，茅坤則繼續建立其古文正統論，唐順之則轉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學。

茅坤古文思想體系的建構主要是在派內與唐順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爭論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樣，其古文主張最初也蟄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學習秦漢詞句，模仿秦漢風格。其《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云：“仆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茍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與唐順之相交后，受其影響，脫離了前此的字句模擬方式，轉而習尚唐宋古文，但對唐順之當時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漢文的策略并不滿意。其《復唐荊川司諫書》云：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折起伏，左回右顧，前拱后繞，不致沖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于六經，則昆侖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于為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于馬遷，則龍之出游，所謂太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為氣尚雄厚，氣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為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毅、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于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勝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斷：為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亦搗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險出奇，各自為用，何必其盡同哉!

他以為唐順之的策略矯枉過正，說明：第一，唐順之尚未超越秦漢、唐宋文界限，是一種以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曾鞏代替包容秦漢之司馬遷的方式，可說只是為鈍根人開的方便法門，帶有臨時的應付性質。因為它未能闡明秦漢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學習中的復雜關系，畢竟秦漢文不能簡單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間仍存在價值和風格的界劃。當然，這也是唐順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思想階段，他們首先得讓大眾從前七子派秦漢宗法的沉疴里掙脫出來，就針鋒相對地提出與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寫作宗尚主張：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為”，他們則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問題的現實針對性和迫切性使得他們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設計的破綻，而這些破綻還得靠他們思想的繼續前行來完善超越。在唐、茅相爭時，唐也還未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于是給剛掙脫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辯駁的口實。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順之策略中的模糊之處，而代以明確的觀“龍法”。他把古文按時序劃為四大塊，并賦予相應的堪輿分配和價值層級在其設計中，六經、秦漢、唐宋文的價值層級和堪輿分配是固定的，決不能隨便挪動。用簡單的算術表示，就是：六經>秦漢>唐>宋，司馬遷>韓愈>歐曾，昆侖>秦中>劍閣>金陵、吳會。因此，在茅坤看來，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隨便挪動位置；以小包大。以此為基點，他倡導的學習順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漢至六經的上溯，決不能如唐順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設計堪稱精巧，但亦不免呆滯，于是又補充提出“神理”說，算是從前七子派脫出的成果。有此認識，他就既不滿前七子派的文必馬遷說，也不滿王、唐的文必唐宋說，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漢唐宋之限。

大體說來，茅坤的觀“龍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調，而其“神理”說趨向虛靈，近似于王、唐的獨立精神，然兩者的混雜，也說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漢、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門知縣一》的反駁：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仆猶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發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發相，則謂劍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問靈秀清淑瑰杰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于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于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茍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于肉眼也，而況于法眼、 

道眼者乎?愿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此處唐氏即攻擊茅坤觀“龍法”說的拘泥。事實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擺脫前七子的思維模式，仍要在秦漢文和唐宋文問強作價值的高下區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發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觀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觀文，則秦漢、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強分高下，更不得以“風調”來論定。斯言雖輕，卻攻擊了茅坤的喻證漏洞，戳穿了其觀“龍法”與“神理”說的脆弱聯系。不過，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觀“龍法”，卻為其后來的古文正統論打下了思維基石，其“神理”說也發展成了《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的“文必求萬物之情而務得其至”理論。

該書內容龐雜，歸納有如下數端：第一，從自己宦場遭貶黜的經歷出發，提出要學習司馬遷“發憤著書”的精神，一意以著書作文為業，以求名傳后世，稍寄其悲憤之情；第二，在“圣學”和“達巷”之間，他選擇了近于文學創作的“達巷”，提出“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觀點；第三，回顧為文歷程，說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擺脫了字比句擬的模仿習慣，在和唐順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對上述觀點的認識，并以其讀司馬遷傳記的心得，明白司馬遷的偉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稱這個心得乃是“此庖犧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

蔡氏《答茅鹿門》駁議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歸宿于圣學的“考德”。第一，批評茅氏樹為典型的司馬遷、韓愈等人，認為他們“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論道”的名義攻擊茅氏藉以發揚的不平則鳴說；第二，集中批評司馬遷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則，闡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汲于修德為先，忠信為業，為吾人安身立命之學。”第三，強調修德省心為本，立言作文為末，希望茅氏進于圣賢“至德”的心性之學。由此可見轉而趨道的文章之士在選擇安身立命的歸宿時，卻往往斷絕了立言不朽的途徑。

但茅坤并未放棄為文的念頭，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經為準之論和“道”，走進了文章正統論的建設。觀《復陳五岳廷尉書》《復陳五岳方伯書》可知其仍津津于這次“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議論，以為循此，“學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則固有釋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頗以為得千古文章之秘。這個議論引來了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二》的好評，以為與己見大同小異。

由上可見：第一，《與蔡書》是茅坤的古文理論超越秦漢唐宋之界的標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論決非如人們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斷發展，有一個由包容秦漢到超越秦漢的過程；第三，論爭對文學思想的建設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張才得以明確，理論才得以完善。

拋棄了《復唐荊川司諫書》中觀“龍法”的呆滯，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滲入由“神理”說發展而來的“萬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論，茅坤的古文正統論已經呼之欲出了。有多條材料表明，這個理論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經成形，并由萬歷七年的《唐宋家文鈔》及其《論例》公諸于眾，流傳四海。有關的書信文獻還有《文旨贈許海岳沈虹臺二內翰先生》、《與沈虹臺太史書》、《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與王敬所少司寇書》、《復陳五岳方伯書》等。可見其正統論也仍然是在與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謂文派要求，即是一種文學思想、主張，也即話語權在古文寫作層面的要求、展開和實現。對唐宋派來說，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領域，對詩歌領域他們要么歸宿在七子派的詩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歸宿于已形成傳統的性氣詩最后又放棄了文學興趣如唐順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遜讓如茅坤，總之要求不多，現實效果也不顯著，這也是我們將唐宋派定性為文派的根本依據。

如所周知，茅坤不僅是唐宋派的后勁，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順之《文編》的基礎上，他編輯了《唐宋家文鈔》。他的兩種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對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態度：一，在該書《總敘》，他闡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顯攻李、何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詞林之雄”；二，在該書的名家批評，除自己的意見外，主要采錄王、唐評語，使該書成為名副其實的唐宋派之書。隨著該書的廣泛傳播，唐宋派的文學主張廣為人知，七子派也因該書而大受批評。茅坤作為七子派的反對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確實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堅決反對者，在很多場合，與很多人，講了他對七子派的不滿，與其時盛行的追捧阿諛大異其趣，特別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領文壇，成員眾多，聲勢浩大，唐宋派一脈幾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撐，顯得較為孤立。他與七子派的關系早已是勢如水火，不可開交，你攻我訐，累見彼此筆端。茅坤斯時之顯攻，不過是情緒的總爆發而已。

仔細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論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辭正統論的建設和正統譜系的排列，此志可謂歷久彌堅。其古文正統論有兩個基本要素，如《答沈虹臺太史》：第一，國統。國統有正有閏，傳帝王之統者方稱正統，其他最多只能稱草莽、邊陲。它由地理喻文發展而來，凝定為政治學上的正閏意義。第二，文統。文統也有正有閏，“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方能稱文章之正統，在他看來，三代六經以下，只有漢、唐、宋條件皆符合。其正統譜系延伸至明代，能與于文章正統者，明初是劉基、宋濂，當代不是李、何，他們只能人“草莽”、“邊陲”，當然更不是與之同時的王世貞、李攀龍，而是其素所欽敬的王慎中和唐順之。這就與奉李、何不僅為詩歌正統也是古文正統的七子派大相徑庭，口舌之爭，在所難免。

但我們要說，茅坤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實踐效果確實不滿，頗多指責攻擊，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統格局里，漢文與唐宋文一樣得到足夠尊重，并未因漢文為七子派所提倡而強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為七子派稱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傳》、《國語》等，他因其道理的龐雜不純而確實排出了正統，這是兩派在典范選擇中最有爭議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責攻擊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領域，局限在與七子派搶古文的正統，對詩歌他是遜讓不疊，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詩界的正統。能將這兩方面意思綜合表達出來的，是《復陳五岳方伯書》。陳五岳即陳文燭，與茅坤和王世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說：仆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猶屬草莽邊陲，項藉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并軌而馳者。……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什，上摹魏晉，下追大歷，一洗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獨于記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于古之所謂“文以栽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故蘇長公嘗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則崔、蔡、左、陸以下，并草莽邊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當，或鴻雁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謝之矣。

他稱贊李夢陽詩歌各體均善，許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許給他文章正統的地位。可見茅坤在對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的評價上，確實將詩歌與古文分開了。

篇（3）

對明代唐宋派的文學思想，21世紀前的研究重點大抵是放在對其成員主要是唐順之和茅坤的文學主張進行論點抽繹和定性評價上，進入新世紀，則似有了兩個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時期提出的相關命題為話域，以更細致的材料梳理為基礎，以更準確的流派關系認識為理據，進行新的哲學思想、文化藝術精神的辨析、闡釋和理解；二，對前一時期習以為常、幾乎不加討論的成員構成及稱名緣由，進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闡說。對第二點，筆者以為，唐宋派是一個活動于前后七子派之間，且大部分文學主張與之針鋒相對，在客觀事實上存在的文學流派，只是其成員當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等人為代表，歸有光則不能算。對第一點，筆者以為尚須闡明這樣兩條認識：一，三人的文學思想各有相當復雜之發展歷程，由于交往出現了共同性，這解釋了他們共為一個文派的事實；二，三人的古文主張是在應對前七子派的余脈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員的不斷爭論中得以發展完善。正是批判與爭論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學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論)的建設。

以上述思考為出發點，本文以茅坤的書信為中心，探討唐宋派在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派內派外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學思想建設和現實的文派要求。派內主要是與唐順之、蔡汝楠的爭論，派外主要是與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關乎文學思想的建設，后者關乎作為文派的文壇現實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學思想建設

以王、唐、茅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學(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設大致都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按王、唐、茅的順序，三人先后從前七子派的摒棄唐宋、高揚秦漢的古文宗法，轉移到包容秦漢而分外重視唐宋(主要是以歐陽修、曾鞏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為宗進到泯滅秦漢、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階段，建立獨立的主體精神，闡述嚴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現：王氏基本沒再發展，，茅坤則繼續建立其古文正統論，唐順之則轉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學。

茅坤古文思想體系的建構主要是在派內與唐順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爭論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樣，其古文主張最初也蟄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學習秦漢詞句，模仿秦漢風格。其《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云：“仆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茍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與唐順之相交后，受其影響，脫離了前此的字句模擬方式，轉而習尚唐宋古文，但對唐順之當時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漢文的策略并不滿意。其《復唐荊川司諫書》云：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折起伏，左回右顧，前拱后繞，不致沖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于六經，則昆侖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于為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于馬遷，則龍之出游，所謂太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為氣尚雄厚，氣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為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毅、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于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勝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斷：為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亦搗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險出奇，各自為用，何必其盡同哉!

他以為唐順之的策略矯枉過正，說明：第一，唐順之尚未超越秦漢、唐宋文界限，是一種以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曾鞏代替包容秦漢之司馬遷的方式，可說只是為鈍根人開的方便法門，帶有臨時的應付性質。因為它未能闡明秦漢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學習中的復雜關系，畢竟秦漢文不能簡單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間仍存在價值和風格的界劃。當然，這也是唐順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思想階段，他們首先得讓大眾從前七子派秦漢宗法的沉疴里掙脫出來，就針鋒相對地提出與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寫作宗尚主張：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為”，他們則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問題的現實針對性和迫切性使得他們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設計的破綻，而這些破綻還得靠他們思想的繼續前行來完善超越。在唐、茅相爭時，唐也還未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于是給剛掙脫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辯駁的口實。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順之策略中的模糊之處，而代以明確的觀“龍法”。他把古文按時序劃為四大塊，并賦予相應的堪輿分配和價值層級在其設計中，六經、秦漢、唐宋文的價值層級和堪輿分配是固定的，決不能隨便挪動。用簡單的算術表示，就是：六經>秦漢>唐>宋，司馬遷>韓愈>歐曾，昆侖>秦中>劍閣>金陵、吳會。因此，在茅坤看來，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隨便挪動位置；以小包大。以此為基點，他倡導的學習順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漢至六經的上溯，決不能如唐順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設計堪稱精巧，但亦不免呆滯，于是又補充提出“神理”說，算是從前七子派脫出的成果。有此認識，他就既不滿前七子派的文必馬遷說，也不滿王、唐的文必唐宋說，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漢唐宋之限。

大體說來，茅坤的觀“龍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調，而其“神理”說趨向虛靈，近似于王、唐的獨立精神，然兩者的混雜，也說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漢、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門知縣一》的反駁：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仆猶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發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發相，則謂劍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問靈秀清淑瑰杰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于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于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茍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于肉眼也，而況于法眼、

轉貼于 道眼者乎?愿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此處唐氏即攻擊茅坤觀“龍法”說的拘泥。事實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擺脫前七子的思維模式，仍要在秦漢文和唐宋文問強作價值的高下區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發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觀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觀文，則秦漢、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強分高下，更不得以“風調”來論定。斯言雖輕，卻攻擊了茅坤的喻證漏洞，戳穿了其觀“龍法”與“神理”說的脆弱聯系。不過，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觀“龍法”，卻為其后來的古文正統論打下了思維基石，其“神理”說也發展成了《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的“文必求萬物之情而務得其至”理論。

該書內容龐雜，歸納有如下數端：第一，從自己宦場遭貶黜的經歷出發，提出要學習司馬遷“發憤著書”的精神，一意以著書作文為業，以求名傳后世，稍寄其悲憤之情；第二，在“圣學”和“達巷”之間，他選擇了近于文學創作的“達巷”，提出“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觀點；第三，回顧為文歷程，說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擺脫了字比句擬的模仿習慣，在和唐順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對上述觀點的認識，并以其讀司馬遷傳記的心得，明白司馬遷的偉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稱這個心得乃是“此庖犧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

蔡氏《答茅鹿門》駁議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歸宿于圣學的“考德”。第一，批評茅氏樹為典型的司馬遷、韓愈等人，認為他們“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論道”的名義攻擊茅氏藉以發揚的不平則鳴說；第二，集中批評司馬遷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則，闡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汲于修德為先，忠信為業，為吾人安身立命之學。”第三，強調修德省心為本，立言作文為末，希望茅氏進于圣賢“至德”的心性之學。由此可見轉而趨道的文章之士在選擇安身立命的歸宿時，卻往往斷絕了立言不朽的途徑。

但茅坤并未放棄為文的念頭，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經為準之論和“道”，走進了文章正統論的建設。觀《復陳五岳廷尉書》《復陳五岳方伯書》可知其仍津津于這次“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議論，以為循此，“學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則固有釋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頗以為得千古文章之秘。這個議論引來了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二》的好評，以為與己見大同小異。

由上可見：第一，《與蔡書》是茅坤的古文理論超越秦漢唐宋之界的標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論決非如人們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斷發展，有一個由包容秦漢到超越秦漢的過程；第三，論爭對文學思想的建設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張才得以明確，理論才得以完善。

拋棄了《復唐荊川司諫書》中觀“龍法”的呆滯，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滲入由“神理”說發展而來的“萬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論，茅坤的古文正統論已經呼之欲出了。有多條材料表明，這個理論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經成形，并由萬歷七年的《唐宋家文鈔》及其《論例》公諸于眾，流傳四海。有關的書信文獻還有《文旨贈許海岳沈虹臺二內翰先生》、《與沈虹臺太史書》、《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與王敬所少司寇書》、《復陳五岳方伯書》等。可見其正統論也仍然是在與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謂文派要求，即是一種文學思想、主張，也即話語權在古文寫作層面的要求、展開和實現。對唐宋派來說，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領域，對詩歌領域他們要么歸宿在七子派的詩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歸宿于已形成傳統的性氣詩最后又放棄了文學興趣如唐順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遜讓如茅坤，總之要求不多，現實效果也不顯著，這也是我們將唐宋派定性為文派的根本依據。

如所周知，茅坤不僅是唐宋派的后勁，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順之《文編》的基礎上，他編輯了《唐宋家文鈔》。他的兩種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對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態度：一，在該書《總敘》，他闡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顯攻李、何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詞林之雄”；二，在該書的名家批評，除自己的意見外，主要采錄王、唐評語，使該書成為名副其實的唐宋派之書。隨著該書的廣泛傳播，唐宋派的文學主張廣為人知，七子派也因該書而大受批評。茅坤作為七子派的反對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確實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堅決反對者，在很多場合，與很多人，講了他對七子派的不滿，與其時盛行的追捧阿諛大異其趣，特別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領文壇，成員眾多，聲勢浩大，唐宋派一脈幾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撐，顯得較為孤立。他與七子派的關系早已是勢如水火，不可開交，你攻我訐，累見彼此筆端。茅坤斯時之顯攻，不過是情緒的總爆發而已。

仔細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論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辭正統論的建設和正統譜系的排列，此志可謂歷久彌堅。其古文正統論有兩個基本要素，如《答沈虹臺太史》：第一，國統。國統有正有閏，傳帝王之統者方稱正統，其他最多只能稱草莽、邊陲。它由地理喻文發展而來，凝定為政治學上的正閏意義。第二，文統。文統也有正有閏，“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方能稱文章之正統，在他看來，三代六經以下，只有漢、唐、宋條件皆符合。其正統譜系延伸至明代，能與于文章正統者，明初是劉基、宋濂，當代不是李、何，他們只能人“草莽”、“邊陲”，當然更不是與之同時的王世貞、李攀龍，而是其素所欽敬的王慎中和唐順之。這就與奉李、何不僅為詩歌正統也是古文正統的七子派大相徑庭，口舌之爭，在所難免。

但我們要說，茅坤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實踐效果確實不滿，頗多指責攻擊，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統格局里，漢文與唐宋文一樣得到足夠尊重，并未因漢文為七子派所提倡而強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為七子派稱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傳》、《國語》等，他因其道理的龐雜不純而確實排出了正統，這是兩派在典范選擇中最有爭議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責攻擊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領域，局限在與七子派搶古文的正統，對詩歌他是遜讓不疊，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詩界的正統。能將這兩方面意思綜合表達出來的，是《復陳五岳方伯書》。陳五岳即陳文燭，與茅坤和王世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說：仆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猶屬草莽邊陲，項藉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并軌而馳者。……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什，上摹魏晉，下追大歷，一洗轉貼于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獨于記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于古之所謂“文以栽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故蘇長公嘗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則崔、蔡、左、陸以下，并草莽邊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當，或鴻雁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謝之矣。

他稱贊李夢陽詩歌各體均善，許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許給他文章正統的地位。可見茅坤在對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的評價上，確實將詩歌與古文分開了。

篇（4）

2.堅持創造性地開展教育教學工作

思想品德教育重視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影響，應借助各種形式、方法和途徑，讓人們接受崇高理想和信念。在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時候教師要重視要以生活中的材料作情境，引出問題，開展探究活動，然后再學習正文。做到觀念創新、機制創新、內容創新、手法創新。教學應準確把握本課程的綜合性，以學生在成長中需要處理的主要關系為線索，將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國情等內容進行有機整合和科學設計，避免將這些內容割裂開來，分塊進行教學。教師教學要形成讓學生自主發展和自主運行的機制，而不是主宰課堂。例如，上課時，要讓學生學進去，講出來，還可以讓學生成立測評小組，評定學生的思想品質和平時成績，評價學生自我發展的成績等。滿足學生自我發展和自我實現的需要。教師可以讓學生輪流當思想品德背誦組長或學。實行創新的帶領機制和紀律制度，讓學生干部規范、穩定地管理學生，提高學生學習思想品德的積極性。讓學生和教師一起評價學生，激勵學生，鼓勵學生，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關心學生中的熱點話題和難點問題，開啟學生的心智。

在政治觀念、思想提升、道德約束、文化熏陶等方面，教師必須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從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去開發和利用初中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選取學生關注的話題組織教學，教師要引導學生“自主學、合作學、質疑學、講出來、教別人”的學習方式，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提高課堂教學的參與度。開展案例分析活動，引導學生在社會大背景下思考和規劃人生，在聯系自身實際、思考人生的過程中關注社會和世界。培養學生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堅持提高業務水平，增強師生互動

要做學習型的教師，不斷更新自己的教學理念，轉變自己的教學方式，改變自己的教學行為，落實學生的自主地位。教師要創造性地組織教學內容，并設計合理的教學結構，讓學生通過同伴互助的“做、講、練、教”方式，達到強化所學知識，發展自身素質的目的。教師要注重學習策略和學習方法的指導，要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在充分掌握學情的基礎上設計生生互動、師生互動的教學活動，根據學習基礎，對學生提出不同層次的學習要求，根據課程目標和學情，深加工教材，使老師的教和學生的學變得更有實效，更具教育和生活的意義。

篇（5）

第一，在學習新內容時要滲透數學思想。在設計教案時教師要有意識地增加數學思想的啟發，將數學思想與新的數學知識結合起來，避免只講知識表面不講數學原理，只講習題不講思想。在講授新內容時，不能直接將相關概念和定理告訴學生，而是通過一定的方法引導和啟發學生逐步探索、猜測，慢慢接近，掌握知識形成過程中的相關思想，鍛煉學生的數學思維。這樣學生可以發揮數學思維能力去推理，對所學知識理解得更加透徹，記憶也更加深刻。

第二，在解題中滲透數學思想。數學離不開解題，但是解題的方法不止一種，多一種方法就可能多一種數學思想。如蘇教版的練習冊中有這樣一道題：1998×3.14＋199.8×31.4＋19.98×314。先讓學生觀察數字的關聯性，學生會很容易看出數值1998小數點在往左移動，3.14的小數點在往右移動，兩個數值相乘，根據小數點移動的知識，學生能夠推斷出三個乘積是相等的，無論它們怎么變動，小數點后面一共是兩位，只要算出1998×3.14再乘以3就可以了。這個解題思路實際上滲透了劃歸的數學思想。教師要在解題之前就開始向學生滲透，解題之后還要進行深化點睛，久而久之，學生就掌握了這種方法。

第三，經常講，反復講。數學思想滲透是需要潛移默化的，教師要堅持這一過程，在講課時不斷舉一反三，幫助學生深刻領會。

第四，要引導學生從生活中發現數學思想，鼓勵學生將課堂中學到的思想運用到生活中，將生活中的問題帶到課堂上。

篇（6）

2.以文育人，把握思想教育尺度

2.1把握好小學生認識發展的階段性尺度

小學生的思想還不成熟，對于事物的認知處于懵懂階段，加之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時間跨度較大，導致他們對事物的理解范圍和接受能力不盡相同。因此，要想在語文教學中滲透思想教育，首先就要把握好小學生認識發展的階段性尺度。一到三年級的學生對知識的學習處于模仿階段，教師講什么，他們就學什么，獨立思考的能力較弱，不會靈活運用所學知識，對他們只是灌輸正確的思想觀念，形成一個雛形足矣。四到六年級的學生對事物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教師需要進行正面引導，以免學生誤入歧途，造成人格偏差。

2.2把握好教材本身蘊含的思想教育意義的尺度

在語文課堂進行思想教育時，最忌諱的就是脫離課本，脫離實際，講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走形式主義路線。對于活潑好動的小學生而言，這種枯燥僵化的教育形式無疑是一種折磨，不僅最終達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反而可能使學生產生厭煩心理，不利于思想教育工作的開展。為了避免這一局面，教師要把握好教材本身蘊含的思想教育意義，以課本為標準，聯系實際生活，使學生得到的感悟更加鮮活可信，從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2.3把握好滲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

通過語文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只是語文教學的功能之一，小學語文教學最終的目標是對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因此，在語文教學中，教師要明確語文教學與思想品德教學的區別，確定語文教學的本質，把握好滲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圍繞這一主題對學生開展有效的思想教育。只有將語文教學與思想教育有機結合，并且以語言文字的培養為主體，才能打破本末倒置的特殊局面，從而全面提升語文課堂教學水平。

篇（7）

從上述定義上看，“生活作文”的目標在于將學生培養為語言活動的主體的同時，培養學生的人格主體。

本文闡述“生活作文”的各個時期的創導者的主要思想、主張，并在此基礎上就我國作文教學改造的問題作一思考。

一、蘆田惠之助的“隨意選題”說

處于大正自由教育時期的蘆田惠之助對明治維新以來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十分不滿，他認為明治維新以來一味模仿，而無內省之余。初等教育亦是如此，全無深思教育之結果之暇。教育之目的、方針只重舶來之論說，而不考慮眼前的兒童如何。蘆田是以回歸東洋的傳統思想（佛教）來尋求克服這種自我喪失之危機的方法的。以傳統的思想方法，從內部精神來尋求人的形成的邏輯。蘆田從坐禪中悟得自身以往只讀他人之書、聽他人之言，而未及從自身體驗中把握確實之物的境界，悟得人之個性的發揮是人之生命的根本。蘆田的此種以傳統的方法獲得近代的意識（自我確立）的形態是日本特有的東洋化的方式。

蘆田將上述的人的形成，自我確立的思想貫徹于教育，他認為教學“如果在確立主動的學習態度上無效，那么任何教授都是無意義的，”“閱讀之方法即是讀自己，寫作之方法即是寫自己，聽話之方法即是聽自己，講話之方法即是講自己。”教師指導之第一意義是培養要寫之愿望，其它的指導皆是此后之事。針對學生所學的內容在短期內就遺忘、“磨滅”之議論，蘆田認為這是一種“剝落”，而并非“磨滅”，即學習者以往就沒有用心學習，他所得到的只是表面之物。將所見、所聞、所行之事，真實地寫下來，自然而然會產生某種思想，這樣的寫就不會是件苦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蘆田針對課題方式，提出了“隨意選題”的作文教學思想。“隨意選題”之目的是要將作文從形式訓練中解放出來，作文的過程就是塑造自我的過程。蘆田認為作文的題材應在兒童日常生活中尋找，應是確有實際感受之體驗。太陽東升西落、四季春夏秋冬、萬物春發秋實、人的起臥衣食，皆為文章。而其評價標準是以自我滿足為唯一標準。

對“隨意選題”的一些論說，人們很自然地批判蘆田之說是否定教學的系統性，是自然主義。但蘆田則明言“沒有指導的作文如放置不管的植物，會生長，但不會結碩果。”并未與自然主義同調。

蘆田分兩個觀點具體化了作文指導過程。第一，即前述的培養要寫之愿望。蘆田在這里提出了學生的主體性之課題，并加以充分的強調。第二，“給予兒童的生活作文以意義”。這其中包含著閱讀作為范文的文章，概括寫作之法，給學生淡寫文章之體驗、推敲文章之經驗，回顧寫文章以來的變化，批改、評價作文等。但蘆田認為這只是些細節。

蘆田以“隨意選題寫作課上我之方法”為題，將其方法整理為(1)讓學生說10個自己的題目、(2)記述、(3)處理的三段法。

(1)是讓10名學生說一下想寫的題目，蘆田特別指出不要在教學上有任何預備、提示、反應。如果需要什么，就是老師的微笑。蘆田在此排斥了以往的出題。課桌間巡視指導、以及所謂“為表達的生活指導”、“寫之前之生活指導”等種種方法。

在(3)的“處理”中，教師指導（前述的第2點）將走上前臺。這里蘆田將其細分為以下幾點。

①總評。教師在通讀完學生作文后談感想。包括作文的優劣、成績情況、特別優秀的地方，既有表揚、又有告誡。

②朗讀。朗讀數篇優秀的、有新意的、有個別特點的作文。提示其它學生修改的方向。

③抄寫。

④細評。指出文章的優缺點，訂正、欣賞，以此提高學生欣賞、評價、推敲文章之能力。

⑤訂正。

蘆田在教學中發現了學生作文過程中的幾個發展階段。在小學1～3年級階段只是將所見所聞所行記下來，而無任何修飾手法；到小學4年級，在記述見聞、行為中開始帶上自己的感想，開始有把握事物中心點的意識。同時開始運用超越具體事物的概念。至小學5、6年級，開始將自己的信念、看法記于事實之中，在記述時，開始選擇符合自己理想的事、物、行為來寫了。有了這樣的理想的天地，就會對社會的事物進行批評、議論。在小學教育結束時，對各種類型的文章都有了一定認識。在這里2、3年級同5、6年級同是寫見聞事物，粗看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以事為主，而后者是以人為主的。

在處理題材上也有一個變化過程。開始只是平鋪直述地記述事實，逐漸地在記述中發現中心點，感想也鮮明起來。為了使敘述完整，開始思考文章的結構。最后形成了定題、構思、適當地進行材料的取舍選擇而記述的一般作文方法。在這當中，教師應發現學生思維的變化，處理內容上的進步，給學生作提示，以使學生能體會到自身的變化，內省今后作文的方法。

在表達方法上會有各種變化。同樣的題材或是用單純的敘述方式、或是對話的形式、或是在敘述中插入對話、或是用擬人化的方式。這種表達上的變化多半是受到課文以及雜志文章的暗示而產生的。教師也應根據學生的作文，提示他們自身的變化，以使他們開始在描寫、修飾上下功夫。

蘆田的這些關于指導方法、發展階段的論說基本上接受了以往國語教學中的方法論，但他的出發點始終是學生的自身變化，而不是通過外加的傳授使學生接受。即這里貫穿著蘆田的“隨意選題”的基本思想。

二、小砂丘忠義的“生活作文”思想

作為本世紀30年代出版發行的雜志《作文生活》的主要編者的小砂丘忠義在“生活作文”的理論化上作出了貢獻。

小砂丘把“生活作文”的思想推廣至各個學科，以生活作文的思想來構筑他的有關人的形成的整個教育的思想。

小砂丘在他的《我之作文生活》中說：“作文之法不應僅是在學校里，僅是在作文課上進行。我認為作文之法首先是作為生活的個人對個體的自覺，這樣修身、地理、歷史、理科等所有學科都是通往作文之法之路程。”

“將人生看作為作文之法是我作為教師的出發點。各人的作文之法就是他的修身、他的歷史。換言之就是自己的‘個’之發現。”

小砂丘將“寫”看作為自我發現之手段、自我存在之確認、自我教育之方法。小砂丘通過自己整個生涯來實踐他的以寫的方法來貫穿的整個教育思想。

小砂丘將“生活作文”同人性的基本特征聯系起來，思考“生活作文”的意義。這樣的特征是通過教育而發展起來的普遍的人的性格：真實性、積極性。

生活作文的指導中的提示有：“寫真實的事”、“用自己的話寫”“原原本本地寫”、“主動地寫”等。這里的真實一方面是寫作者內在的真實，即其看法、想法、感情、行動的真實；一方面是外在的真實，即自然、人、社會、文化中所含的意義、價值、美、規律性等。生活作文要求這兩個側面的真實的統一。

小砂丘說道：“城市有城市的真實、女人有女人的真實、孩子有孩子的真實、小偷也有三分真實。我期望的就是這種真實的表達，而表達的形式則是第二位的。”“討厭就寫討厭、憤怒就寫憤怒、喜歡就寫喜歡，把所想的裸地表現出來，這樣作者對所寫的就抱有充分的理由和責任。”“寫的題材、表達應是完全自由的。不是要等到要你寫才寫，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才寫。學生不是被逼著寫，而是（自由地）自己想寫，就能寫出很好的作文來。”

小砂丘通過真實性的思想，將生活作文不僅僅停留在修辭學、文學情操這些具體教育領域，而推廣至人的形成的整個教育。通過自己的眼、耳、手、心來反映的客觀事物過程也是發現自我的過程。小砂丘的兩種真實的統一過程的思想將人的形成中的辯證法帶到了作文教學中。

所謂“積極性”就是人對對象物的作用，并且執著地追求一貫性。“既使跌到了也不停止的積極性是我們唯一的生活武器。這種積極性同執著相結合才能產生威力。”（小砂丘語）

小砂丘認為評價作文的標準有各種各樣。“純情與否、有無科學性、有無社會性、有無詩意；或是現實的文章、浪漫的文章、都市的文章、農村的文章；或是有內容而缺乏表達，有表達而缺乏內容等等。”但其最重要的標準是有無積極性。這一看法是針對明治以來實行的學校教育的現狀提出的。小砂丘認定生活作文的基本標準是積極、能動地寫，還是被動地寫。要在兒童身上培養這種積極性，執著，培養不屈不撓的堅強的兒童。積極性和執著是人的生活的原動力。而這種培養的起點就是有意識的語言活動——生活作文。

小砂丘本人是在嚴峻的自然和社會現實中成長起來的，他的教師生涯也是在偏離城市的，被資本主義發展冷落的農、山村地區度過的，這使得他的思想充滿著克服困難、追求生活的內在動力感。在這種切實的生活感受中，他把握了兒童成長的真諦、教育的真諦——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培養。

站在民間，在野的立場上，小砂丘以他的教育思想對當時的明治以來的學校教育進行了批判，他看到明治以來的學校教育中，越到高年級、越是優秀學生就越是模仿成人。成績好就是模仿得好，就是記憶得好。這是因為成人的“感化”太多了。他指出這是“邪道”。他認為應建立這樣評價：喜歡自己的人就是優等生。

他的這些批判對于現代學校教育來說也是切中時弊的。現代學校教育中存在著在每一個學科中具體地落實培養學生的主體性、能動性的教育。這其中“生活作文”的思想和方法是一筆很好的遺產。

篇（8）

所謂數學思想，就是對數學知識和方法的本質認識，是對數學規律的理性認識。所謂數學方法，就是解決數學問題的根本程序，是數學思想的具體反映。數學思想是數學的靈魂，數學方法是數學的行為。運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感性認識不斷積累的過程，當這種量的積累達到一定程序時就產生了質的飛躍，從而上升為數學思想。若把數學知識看作一幅構思巧妙的藍圖而建筑起來的一座宏偉大廈，那么數學方法相當于建筑施工的手段，而這張藍圖就相當于數學思想。

1、明確基本要求，滲透“層次”教學。《數學大綱》對初中數學中滲透的數學思想、方法劃分為三個層次，即“了解”、“理解”和“會應用”。在教學中，要求學生“了解”數學思想有：數形結合的思想、分類的思想、化歸的思想、類比的思想和函數的思想等。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有些數學思想在教學大綱中并沒有明確提出來，比如：化歸思想是滲透在學習新知識和運用新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的，方程（組）的解法中，就貫穿了由“一般化”向“特殊化”轉化的思想方法。

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不僅應該使學生能夠領悟到這些數學思想的應用，而且要激發學生學習數學思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通過獨立思考，不斷追求新知，發現、提出、分析并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在《教學大綱》中要求“了解”的方法有：分類法、類經法、反證法等。要求“理解”的或“會應用”的方法有：待定系數法、消元法、降次法、配方法、換元法、圖象法等。在教學中，要認真把握好“了解”、“理解”、“會應用”這三個層次。不能隨意將“了解”的層次提高到“理解”的層次，把“理解”的層次提高到“會應用”的層次，不然的話，學生初次接觸就會感到數學思想、方法抽象難懂，高深莫測，從而導致他們推動信心。如初中幾何第三冊中明確提出“反證法”的教學思想，且揭示了運用“反證法”的一般步驟，但《教學大綱》只是把“反證法”定位在“了解”的層次上，我們在教學中，應牢牢地把握住這個“度”，千萬不能隨意拔高、加深。否則，教學效果將是得不償失。

2、從“方法”了解“思想”，用“思想”指導“方法”。關于初中數學中的數學思想和方法內涵與外延，目前尚無公認的定義。其實，在初中數學中，許多數學思想和方法是一致的，兩者之間很難分割。它們既相輔相成，又相互蘊含。只是方法較具體，是實施有關思想的技術手段，而思想是屬于數學觀念一類的東西，比較抽象。因此，在初中數學教學中，加強學生對數學方法的理解和應用，以達到對數學思想的了解，是使數學思想與方法得到交融的有效方法。比如化歸思想，可以說是貫穿于整個初中階段的數學，具體表現為從未知到已知的轉化、一般到特殊的轉化、局部與整體的轉化，課本引入了許多數學方法，比如換元法，消元降次法、圖象法、待定系數法、配方法等。在教學中，通過對具體數學方法的學習，使學生逐步領略內含于方法的數學思想；同時，數學思想的指導，又深化了數學方法的運用。這樣處置，使“方法”與“思想”珠聯璧合，將創新思維和創新精神寓于教學之中，教學才能卓有成效。

二、遵循認識規律，把握教學原則，實施創新教育

要達到《教學大綱》的基本要求，教學中應遵循以下幾項原則：

1、滲透“方法”，了解“思想”。由于初中學生數學知識比較貧乏，抽象思想能力也較為薄弱，把數學思想、方法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還缺乏應有的基礎。因而只能將數學知識作為載體，把數學思想和方法的教學滲透到數學知識的教學中。教師要把握好滲透的契機，重視數學概念、公式、定理、法則的提出過程，知識的形成、發展過程，解決問題和規律的概括過程，使學生在這些過程中展開思維，從而發展他們的科學精神和創新意識，形成獲取、發展新知識，運用新知識解決問題。忽視或壓縮這些過程，一味灌輸知識的結論，就必然失去滲透數學思想、方法的一次次良機。如初中代數課本第一冊《有理數》這一章，與原來部編教材相比，它少了一節——“有理數大小的比較”，而它的要求則貫穿在整章之中。在數軸教學之后，就引出了“在數軸上表示的兩個數，右邊的數總比左邊的數大”，“正數都大于0，負數都小于0，正數大于一切負數”。而兩個負數比大小的全過程單獨地放在絕對值教學之后解決。教師在教學中應把握住這個逐級滲透的原則，既使這一章節的重點突出，難點分散；又向學生滲透了形數結合的思想，學生易于接受。

在滲透數學思想、方法的過程中，教師要精心設計、有機結合，要有意識地潛移默化地啟發學生領悟蘊含于數學之中的種種數學思想方法，切忌生搬硬套，和盤托出，脫離實際等錯誤做法。比如，教學二次不等式解集時結合二次函數圖象來理解和記憶，總結歸納出解集在“兩根之間”、“兩根之外”，利用形數結合方法，從而比較順利地完成新舊知識的過渡。

篇（9）

事實上，只要是研究就會有立場。研究者總是從既定的起點出發，從特定的視角切入，以獨特的思考開始。心理學的研究立場有時候也被稱為研究取向，在心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研究取向，這是不爭的事實。在西方心理學的發展歷程中，就出現過實證取向的和人本取向的研究。當然，實證論的研究方式是心理學研究中的主導。與心理學研究中的物理主義世界觀相吻合的就是實證論的研究方式。所謂實證論的研究方式有兩個隱含的理論前提或理論假設。首先是設定了研究客體與研究主體的分離，研究主體也即研究者只能是旁觀者。旁觀者不能把自己的主觀意向或者主張觀點帶入到對客觀對象的研究中去。其次是設定了研究主體或者研究者必須通過其感官來把握研究客體或者研究對象，只有感官的印證才是可靠和可信的。這種理論假設為心理學的研究帶來的是方法中心、實驗主義和操作主義。所謂的方法中心是指把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方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也就是說，是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方法決定了心理學的科學性質，決定了心理學的實際發展，決定了心理學的未來道路。所謂的實驗主義是指把實驗方法的運用，實驗程序的確定看作是心理學研究的根本或者唯一的方式。所謂的操作主義是指把理論的合理性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具體操作程序的合理性上。現象學的研究方式是非主流心理學的研究主導。與心理學研究中的人本主義世界觀相吻合的就是現象學的研究方式。所謂現象學的研究方式也有兩個隱含的基本理論前提或基礎理論假設。首先是設定了研究客體與研究主體的統一，研究主體同時也可以就是研究對象。其次是設定了研究主體或者研究者必須通過體驗來把握研究對象，只有內省的體驗才是真實的。這種理論假設為心理學的研究帶來的是問題中心、心靈主義和整體主義。首先是問題中心。所謂的問題中心是指心理學的研究不應該從方法出發，而應該從問題出發。不是方法決定問題，而是相反，是問題決定方法。其次是心靈主義。所謂的心靈主義是指心靈不同于其他事物，心靈具有獨特的性質。正是心靈的獨特性質決定了心理學的研究具有的獨特性質。再次是整體主義。所謂的整體主義是指對人的心靈的研究不能采取肢解的方式，不能去割裂人的心理，而必須完整地把握人的心理。思想是需要理論前提的，同樣科學也是需要思想前提的。科學本身的發展，非常重要的是屬于科學的思想前提或理論前提的合理化和明確化。這就決定了心理學演進的出發點和到達點。心理學是屬于科學的門類，這同時也是依賴于一系列基礎的理論預設或前提假設。那么，只有建基于合理和明確的理論預設或前提假設，心理學才能更好地發展，才能更快地進步。哲學家的心靈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盡管哲學家的研究立場、理論預設、思想基礎、學術主張等等，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和區別，但這并不影響哲學家的心靈探索所具有的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哲學家的心靈探索對于心理學研究者來說，并不是無足輕重的。哲學家的心靈探索不僅對于人類理解自身的心理行為具有思想引導的意義，而且對于各個不同學科的學者研究人類的心理行為也具有理論預設的價值。

二、心理學的科學思想根系

在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前后，它總是與其他學科發生某種特定的關聯，這種關聯同時也決定了心理學的學科發展。然而遺憾的是，學界目前對心理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關聯的探索與研究尚不夠深入與系統。心理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心理學自身的演變和發展的重大問題。經過了歷史中長時期的演變，心理學才有了當代的重新定位，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的明確關系。這種學科自身的成熟發展，會在極大程度上推動心理學的發展，也會使心理學開始為其他學科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學術資源。心理學與相關學科之間的關系本就應該是一種彼此合作的關系。特別是橫斷科學的研究，常常是跨越多個學科的探索。因此，這種相互之間的合作所帶來的是相互的促進和彼此的支撐。那么，對于心理學的研究來說，能夠推動這種合作關系的就是一個理論的平臺。

三、心理學的文化思想根

由關于界定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問題，從根本上說，涉及到的是心理學的單一文化背景和心理學的多元文化發展的問題。具體言之，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涉及到心理學自身的新視野、新領域、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以及新發展等。這包括了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包括了文化、科學和本土心理學的關系，還包括了關于心理學與文化關系的歷史探討與理論分析。顯然，心理學自身的發展擁有豐富的社會與文化資源。就其根本而言，之所以有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內在地建立心理學與社會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換句話說，心理學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心理學植根于本土的社會發展脈絡及本土文化的土壤里。心理學的研究中，經常會遭遇資源短缺的狀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心理學沒有或者缺少相應的社會文化資源，而更多的是因為，心理學并沒有意識到或自覺地去把握自身的社會文化資源，或者是由于沒有去探尋、挖掘和萃取自身的社會文化資源。反觀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不難發現，西方心理學就是植根于西方文化傳統之中，它汲取本土的文化資源，獲取了自身不斷發展的動力和不斷更新的研究方式。由此可見，中國心理學的發展與創新也同樣應該根植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心理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心理學的研究都有自身的文化歷史資源。西方科學心理學有其自身的西方文化的歷史資源，而中國的心理學也同樣具有自身的東方文化的歷史資源。這種文化歷史資源從根本上決定了心理學存在與發展的土壤，決定了心理學演變的根基，也決定了心理學研究的方式、應用的途徑和心理學未來的發展路徑。心理學的發展和心理學的研究都與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對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進行反思、探討、揭示、闡釋，從而對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能夠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對于心理學的發展和拓展，以及它的應用的推動來說，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心理學的研究或者發展如果脫離或排除關于文化的理解和思考，那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束縛。因此，探討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既可以給心理學本身的實際發展，也可以給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帶來一系列重要的改觀。

四、心理學的學術思想根基

篇（10）

二、結合課程特點，適時滲透數學思想

與數學課程的特點相適應，數學思想的滲透也需要一定的手段、方法與技巧，這就是在學生數學學習的過程中適時滲透。

1.在知識的形成過程中，如概念形成、結論推導中進行滲透。以計量單位的學習為例，如果教師在相關知識學習的過程中，根據教學實際適當展示該計量單位的引入過程及其所運用或體現的數學思想，對于學生順利掌握該知識及培養探究品質與精神是非常有益的。以“面積與面積單位”的教學為例，在學生無法直接比較“兩個長方形面積的大小”時，適時引導學生“用別的方法試一試”，進而引導學生認識到“比較兩個圖形面積的大小，要用統一的面積單位來測量”，從而引出與“形”直接相關的常用面積單位平方厘米、平方分米和平方米。這又是數形結合思想的一個實例。

2.在問題解決過程中適時滲透。數學領域的問題解決，既涉及運用抽象、歸納、類比、演繹等邏輯思維形式，又運用直覺、靈感等非邏輯思維形式。思維形式的豐富性，實際也是數學思想的反復運用與體現的過程，借此可培養學生的數學意識、建構數學模型、形成數學思想、提升思維品質等。如教學“搭配問題”，通過展示學生的搭配方案與方案比較，可使學生逐步領會到排列組合思想與邏輯推理思想的初步運用。

3.在復習與小結中提煉。教師引領學生對已學章節進行的復習，不僅是對章節內容與知識的清晰化、全面化進行再認識，更應是對蘊涵其中的數學思想的認識與提煉并深化，其目的在于引導學生深刻認知相關知識的產生、展開、證明、運用及其實質，從宏觀角度對知識進行再認識，亦便于其后學習過程中的知識遷移。例如，教學“梯形面積”單元完畢后，教師即應引導學生以此為契機回憶平行四邊形及三角形面積公式的推導方法，清楚認識蘊涵其中的轉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