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轉口貿易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煙臺保稅港區是我國第13個保稅港區，同時也是國務院批復的我省第二家保稅港區。保稅港區是海關按照我國國情實際需要，借鑒發達國家海關的先進管理經驗，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適應跨國公司運作和現代物流發展需要的新興監管區域，是我國目前港口與陸地區域相融和的保稅物流層次最高、政策最優惠、功能最齊全、區位優勢最明顯的監管區域，是真正意義上的境內關外，是在形式上最接近自由貿易港的政策模式。如何充分利用煙臺保稅港區的各種優勢，推動保稅港區和煙臺經濟快速可持續發展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煙臺保稅港區的基本概況

保稅港區是指經國務院批準，設立在國家對外開放的口岸港區和與之相連的特定區域內，具有口岸、物流、加工等功能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保稅港區的功能具體包括倉儲物流，對外貿易，國際采購、分銷和配送，國際中轉，檢測和售后服務維修，商品展示，研發、加工、制造，港口作業等9項功能。

煙臺保稅港區于2009年9月成立，2010年7月通過國家11部委聯合驗收，成為保稅物流層次最高、政策最優惠、功能最齊全的海關特殊監管區。煙臺保稅港區設立于煙臺市北部，規劃面積7.26平方公里，劃分為港口作業區、物流作業區、公共查驗區、出口加工作業區工等四大功能區。保稅港區具有港口作業、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采購等功能，主要開展集裝箱拆拼、臨港增值加工、物流倉儲、集裝箱國際中轉等業務。煙臺保稅港區成為我國第13個保稅港區，也是目前按照“功能整合、政策疊加”要求，全國第一家以出口加工區和臨近港口整合轉型升級形成的保稅港區。

二、煙臺保稅港區的區位優勢與特色

煙臺保稅港區是目前按照“功能整合、政策疊加”要求，全國第一家以出口加工區和臨近港口整合轉型升級形成的保稅港區，其具備以下優勢：

一是腹地經濟實力強勁。煙臺市是我國首批開放的14個沿海城市之一，是山東省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之一。近年來，煙臺市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了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總量列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第7位和山東省第2位。

二是區位優勢明顯。憑借獨特區位優勢，煙臺對韓、日經濟交往活躍。煙臺市北與大連隔海相望，是貫穿全國南北的同江至三亞高速公路中連接大連的海上樞紐，連接全國東西的威海至烏魯木齊高速公路也在煙臺交匯，公路、鐵路、航空網絡四通八達。已運營的煙臺至大連火車輪渡將形成環渤海地區的海上“黃金走廊”。煙臺還毗鄰韓國、日本，已通海運、航運十多條線路，對韓、日貿易分別占全市對外貿易總量的40%以上，發展保稅物流潛力很大。

三是港口基礎雄厚。保稅港區的設立必須有實力雄厚，競爭力較強的港口作為基礎。煙臺港早在1861年即被辟為開放通商口岸。目前港區共有泊位46個，其中深水泊位23個，倉庫9.5萬平方米，堆場150萬平方米(港區還有2.2平方公里可以利用的面積作為發展用地)，鐵路專用線26公里，裝卸機械750余臺，船舶34艘，資產總值32億元人民幣。由于地處環渤海地區前沿，外貿貨物抵達煙臺港距離近，具有投資省、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現已與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個港口直接通航，平均每周航班262個；國內航運輻射膠東半島乃至環渤海地區，是北方重要的樞紐港口之一。2007年貨物吞吐量突破億噸大關，集裝箱200多萬標箱，擠進全國十大港口之列。

四是保稅物流政策優勢突出。加工區拓展保稅物流試點為保稅港區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煙臺出口加工區是在原籌建保稅區的基礎上，于2000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成為全國首批15個出口加工區試點之一。近年來一直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鑒于此，煙臺出口加工區于2006年底經國務院批準為全國首批7個拓展保稅物流功能試點之一。

三、煙臺保稅港區加快發展的途徑

1.大力發展國際中轉，建設國際樞紐港。建設國際集裝箱中轉樞紐港，實現由港口大國向港口強國的轉變，是我國港口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提升我國綜合國力的重要舉措。保稅港區的體制優勢為發展國際中轉創造了十分重要的政策條件，我國是外貿進出口大國和廣泛的國際市場分布優勢為發展國際中轉奠定了重要的貨源條件，保稅港區的區位優勢為發展國際中轉提供了經濟運輸條件。港口管理部門和經營企業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洞察力，緊緊抓住發展機遇，把握有利條件，順勢而為，大力向航運界和物流界推介保稅港區和腹地經濟進出口情況，運用比較利益杠桿，提供優質服務，吸引國際班輪公司和國際物流經營商發展國際中轉運輸，提升港口在國際航運界的地位。

篇（2）

宋代是海南發展的重要時期，海南靠著自己獨特的優越的自然條件，不僅僅和大陸之間經濟貿易十分密切，更主要是在東西海上貿易中據有愈來愈重要的地位，成為海內外的交通樞紐。

第一，海南與國內貿易的發展。《正德瓊臺志》載：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廣西漕臣奏章中指出：“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發船。請引于廣州舶司，約五千里，乞今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一人，載米谷牛酒黃魚及非舶司賦取之物，兌至廣州，請引詔孫迥洋度行之。”《宋史·張鑒傳》亦載，當時張鑒在廣州時，“有親故謫瓊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贍之”。這表明海南與大陸貿易往來頻繁。海南與內地的貿易往來主要是海南有他們需要的消費品，宋代趙汝適在《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條”中記載者海南有沉香、蓬萊香、鷓鴣斑香、箋香、生香、丁香、檳榔、葉子、吉貝、芋麻、褚皮、赤白藤、花蔓、黎模、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瓊枝菜、海漆、革麥、高良姜、魚鏢、黃蠟、石蟹等。這些貨物多出自黎恫，先是周邊地區的省民用鹽、鐵、魚、米等與黎人貿易，繼而轉賣給其他商賈。由于大量香藥流入大陸，故宋時瓊州知州朱初平在奏章中強調，廣州，是外國香客及海南旅客所聚之地，因此，他建議政府應在廣州設市，以便“和買”流入廣州之各類香藥[1]。

同時，檳榔和吉貝也是海南輸往內地的大宗商品，時僅“海南販之（檳榔），瓊管收其征，歲計居十之五。廣州稅務收檳榔稅，歲數萬緡。推是，則諸處所收，與人之所取，不可勝計矣”[2]海南每年要交檳榔稅為“居十之五”，同樣，宋代王象之在《輿地紀勝》卷124《廣南西路·瓊州》載：“歲過閩廣者不知其幾千百萬也”，以致“非檳榔之利，不能為此一州也”。宋趙汝適在《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條”中也載，海南“惟檳榔、吉貝獨盛，泉商興販，大率仰此”。可見，當時香料、檳榔及吉貝在海南對外輸出上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海南海外貿易的發展。到了宋代，海南海外貿易獲得巨大的發展。宋代，海南島與南海諸國地理相近，貿易便利：“若夫浮海而南，近則占城諸蕃，遠則接于六合之外矣。”[3]也就說，海南在宋代有著優越的地理位置，與東南亞國家有著很好貿易基礎，宋代著名學者樓鑰在《攻媿集》卷3《送萬耕道帥瓊管》中寫道：“勢須致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可見，海南在宋代已經成為南海貿易的中轉站。莊方往任知瓊州時，皇上告誡他：“瓊管以四州之壤嶺立海中，實與番禺相為引重，大船蝙獻深，賴以為歸，摩符不輕畀也……（你）必能習知南海之俗，往其輯寧蠻蜒，勞撫賈胡，以稱聯選侯之意。”[4]

宋代海南的海外貿易，首先表現為中國大陸和南海諸國的轉口貿易，“在島東南部和南部，如陵水軍田坡、番人坡、移輩，三亞市藤橋、天涯海角、崖城、梅山等地，不斷發現唐宋文物。其中有波斯人珊瑚墓葬上百座，一粵、閩、浙、贛等地出產的陶瓷、北宋銅錢等。”[5]可見，當時有很多閩粵等地的陶瓷和銅錢被轉運到海南，尤其是銅錢，在大陸嚴禁的情況下，經由海南轉口就更加隱秘和便利，此后明清時期有很多的走私貿易也大多走這條路。除了轉口貿易之外，海南本地很多物產也向海外出口。海外一些國家也因聞海南馬種適宜作戰打斗而專程到海南大批購買馬匹。宋乾道中占城國王曾派人到海南買馬，得到數十匹，次年再來買，“人徒甚盛”[6]淳熙二年（1175）秋，占城國王“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買馬”。[7]足見占城對海南馬需求之急切。除采購商品外，也有來補充淡水的。如在昌化縣的白馬井，宋代趙汝適在《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條”中“泉味甘美，商舶回日，汲載以供日用”。

為適應海外貿易發展的需要，在宋代海南出現了市舶機構，掌管市舶事務。據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86冊《職官44之29--30》載：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七月，提舉黃良心曾上言欲“創置廣南路提舉市舶司，主管官一員，專一覺察市舶之弊，并催趕回舶抽解，于瓊州置司”，但被朝廷否決，“更不施行”。另據《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條”載，宋時海南的“瓊山、澄邁、臨高、文昌、樂會，皆有市舶”。《宋史·食貨志》記載：海南對于往來于海南的商船的收稅情況，瓊管曾奏“海南收稅，較船之丈尺，謂之‘格納’。其法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

總之，海南在宋代的貿易得到重要發展，不但促進海南的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且也加強了海南與國內外聯系，同時也凸顯海南在南海貿易的重要地位。

參考文獻：

[1]蘆葦，歷史上海南在國內外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廣東社會科學，1989（4）.

[2]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史 [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篇（3）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篇（4）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6-0107-01

1 世界自由貿易區的發展現狀

自由貿易區從其建立的背景和發展來看,公認的最早的是設立于1547年的意大利熱那亞灣的里窩那自由貿易區。目前在世界各地設立的自由貿易區有1200多個,其中425個分布在15個發達國家,占35.4%;775個分布在67個發展中國家,占64.6%。美國是世界上自由貿易區最多的國家,至2001年為止已設立256個自由貿易區。在世界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體制下,自由貿易區由于其設立宗旨和世界貿易組織(關貿總協定)宗旨的一致性,而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2 中國保稅區的發展現狀

從1990年起國務院批準建立全國第一個保稅區到現在,我國已建或在建的有上海外高橋、天津港、深圳福田、沙頭角和鹽田港、大連、廣州、張家港、海口、廈門象嶼、福州、寧波、青島、汕頭、珠海等十五個保稅區。至2004年底,全國15個保稅區批準的總面積達到49.75平方公里,實際運作面積為38.50平方公里。十八年來,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組成部分的保稅區建設已初具規模,保稅區在對外貿易、出口加工,增進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聯結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3 我國天津保稅區與第二大自由貿易區――巴拿馬科隆自貿區的比較

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位于巴拿馬運河大西洋入海口處,是西半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是僅次于中國香港的世界第二大自由貿易區,同時也是全球第二大轉口站。科隆自由貿易區成立于1948年,位于科隆市東北部,初期建區面積為49公頃。

中國天津保稅區地處環渤海中心,座落在中國北方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口――天津港港區之內,是華北西北地區唯一的保稅區,背靠京津兩個特大城市,輻射中西部地區,服務腹地包括 11 個省市自治區,2 億多人口,自然資源豐富,經濟增長速度快,外向型經濟日趨活躍。

3.1 定性方面

把自由貿易區視作“境內關外”,免征關稅,并賦予其他稅捐優惠,簡化海關監管手續是我國保稅區和國際上其他自由貿易區的相同特性。但是從保稅區和自由貿易區的定性方面來看,在本質上有所不同。

國際上其他的自由貿易區建立之初就定位在“境內關外”這一基礎上。我國國家沒有對我國保稅區的定性進行明文規定,致使各部門認識不統一。

國家海關總署對保稅區的認識是“海關監管的特殊經濟區域”,只是把保稅區當作放大了的保稅倉庫區來監管的,區內倉庫與卡口同時監管,沒有真正地放開一線,造成了監管手續煩瑣。外匯管理部門對資本項目下外匯收付是管住“一線”,即視同國內企業,經常項目下外匯收付是管住“二線”,區內企業視同“關外”公司。

在定性上的混淆,是我國保稅區和世界其他自由貿易區的本質區別。使得我國保稅區的進出口行為手續更繁瑣,很多優惠政策不能具體落實。

3.2 管理方面

巴拿馬科隆自貿區區內管理非常嚴密,采取的安全措施也非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區所能比擬。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內設有海關官員辦事機構,但海關對區內貨物的儲存、流通、銷售等正常經營活動不加以干預,海關業務只在進、出區與外界的通道發生。對進出商品的控制很少,豁免關稅的范圍相對較寬。進出關口手續十分簡便,通關效率很高。

我國天津保稅區是在政府行政和海關較嚴格的管理下的,區內采用的貨物監管進出性管理與進出區管理存在著雙重管理機制。在2007年底,天津保稅區海關建成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電子通關系統,把原來的通關手續時間縮短到3小時。但是我國保稅在本質仍然是把保稅區當作放大了的保稅倉庫區監管,仍然存在著管理效率不高、管理層面混亂的問題。

3.3 優惠政策方面

國外設立自由貿易區前,是先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制建設先立法、后設區,以確保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穩定性。為了吸引外資,我國保稅區優惠政策較發達國家多,但是各個地區的優惠政策不統一,位于特區和浦東新區的保稅區,在所得稅優惠上要優于其他保稅區,致使國家各部門出臺的政策法規存在相互矛盾、缺乏銜接,難以操作的問題。

在科隆自由貿易區內,境外貨物進入貿易區或從區內出境,免進出口稅,貨物銷售對巴拿馬運河區或過境船只,視為出口,免稅。對區內公司所得稅采用累進制,稅率2.5%-8.5%,兩年內免利潤所得稅,若雇傭巴籍員工,再給予減免0.5%-1.5% 所得稅的優惠。對源于境外的股息、自由貿易區內商品銷售免稅,投資稅、地方市政稅豁免。

我國天津保稅區區內企業從國外進口自用的生產設備、建筑材料、合理的辦公用品、從境外進口用于加工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免交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進出口貨物進出天津港保稅區可以視為進口或出口,用外匯進行結算并辦理報關手續;境外與天津港保稅區之間的貨物交易可以免交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且不需辦理許可證;企業可以直接從區外采購原材料、原部件,加工增值后報關出口或部分直接銷往國內市場;采用進口料件加工的產品在銷往國內市場時,可按進口原料件計價繳納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為25%,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比較起來,兩者在各類優惠政策上大同小異,最大的差異在于我國保稅區內的所得稅稅率要高于科隆自貿區的稅率。

3.4 功能方面

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位于巴拿馬運河的的大西洋入海口處。而巴拿馬運河是連接南美、北美、歐洲轉口的重要通道,它橫貫本土,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非常利于利于存倉售現和商品的周轉。因此,科隆自由貿易區的主體功能定位為轉口貿易,而為主體功能配套的輔助功能有保稅倉儲功能、金融功能和服務功能等。

我國天津保稅區天津港保稅區經過十余年的開發建設,以自由港區為發展方向,正努力建設海鐵、海陸、海空多式聯運體系,建設國際物流高速公路和信息網絡高速公路。為此,天津港保稅區積極構筑綜合優勢,是建立現代先進國際物流的有力支撐。

4 結語

通過從微觀層面對我國天津保稅區和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的比較,我們可以可以看到我國不斷把我們的保稅區做成物流更方便、資金流動更自由、優惠政策更多的自由貿易區,吸引外資、促進貿易,帶動保稅區周圍的區域一起發展。

總的來說,我國保稅區建立之初就是以國外的自由貿易區為準則提出的適合我國國情的自由貿易方式。也同樣是由于我國資金缺少、勞動力豐富、市場和法制等設施不夠齊全的原因,我國的保稅區和國外的自由貿易區有一定的差距,比如盡管我國保稅區的優惠政策很多,但是但是存在海關監管過嚴、手續過于繁瑣,區內管理部門效率低下,物流等配套服務設施不夠齊全等問題,這都是我們以后需要努力解決的。

參考文獻

[1]成思危.從保稅區到自由貿易區――中國保稅區的改革與發展[M].北京: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

篇（5）

一、國際貿易新格局的發展與背景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實施以及加工制造業的發展，近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和制造大國，我國的眾多產品遠赴歐美，暢銷全世界，因此我國的對外貿易總額也隨之保持高速增長。近年來隨著歐美經濟危機與次貸危機的影響，西方國家的經濟影響力逐漸下降，相反，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提高，進出口貿易總量的持續提升，國際貿易也由此迎來了全新的格局。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美國近年來一直在推行TPP等新型貿易協定，目的就是為了要打破原有的在WTO貿易協定框架下穩定的格局與利益分配體制，從而為自身的國際合作加大談判的籌碼和主導力量。這種形勢長期持續下去會讓原本的亞太經合組織的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并被美國人給架空。為此，我們要大力發展各種自由貿易區，通過區域性的貿易創新，打破美國人制定的規則，繞過歐美發達國家在產品檢疫，知識產權等方面建立起來的壁壘，從事各種自由貿易活動，并同時將國外的先進經驗引進國家內部，還可以起到促進外商投資，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作用。

二、上海自貿區的基礎與背景

1.保稅區建設已具備一定基礎

2013年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上海自貿區，這是我國新一屆政府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我國對外貿易進一步發展，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對我國金融與貿易體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上海自貿區是建立在原有的上海保稅區多年發展的基礎之上，因此可以說在人員、經驗、硬件設備方面上海地區已經初步具備了轉型為自由貿易區的基礎和儲備，這就為自貿區未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讓自貿區建設能夠建立在一個較高的起點上。在原來的上海保稅區內，絕大部分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動，進入區內的一些外國商品可以通過保稅倉儲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綜合保稅區以出口加工、倉儲、商業展覽、進出口貿易、轉口貿易、航運服務等為主要職能。隨著自貿區的成立，以上方面的工作還會得以保留，并通過一定程序的轉移，從而整體過渡到自貿區階段，這也就加快了自貿區的建設步伐。

2、上海自貿區的功能和定位

從世界范圍來看，各國的自貿區種類多樣，其定位也大有不同，但總體而言自由貿易區都秉承貿易自由、金融流通便利的規范，并以開放的心態迎接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時代。從狹義上來說，各國的自由貿易區主要分為單純貿易型、加工貿易型和港口物流型。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斷加深，各種類型貿易區之間的界限也逐漸模糊。在此背景下，各國的自貿區也就越發的同質化，其競爭程度也變得異常的激烈。因此在這種高度競爭的環境中，上海自貿區想要脫穎而出，得到長足的發展，就必須要在功能上找準自身的定位。

從上海自貿區近一段時間的運行情況來看，依托于貨物配送、貿易加工、商品出口方面，以金融和服務為核心，做大做強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是更有利于發揮上海自貿區先天資源優勢的做法。未來，我們將要以自貿區的發展為指引，通過政策引導和資金投向控制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發展方向，將全力為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調整與產業鏈升級做出應有的貢獻。

與此同時，進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應該作為上海自貿區堅定不移的重要功能定位。自貿區還應保持其出口加工優勢，發展區內出口導向型企業，不斷完善出口貿易。自貿區因此，在轉型的過程中，應該給予自貿區新的內涵，把它定位成在金融，航運，商貿，文化，服務領域全面、協調、創新發展的并且起到輻射帶動作用的自由貿易區。

三、做大做強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具體措施與對策

1.加快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管理體制創新

上海自由貿易區設立的背景就是立足于我國當前進一步深化經濟與社會體制改革的大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就不能遵循舊的思路，指望政府的政策扶持與財政資金傾斜來發展。相反，靈活而貼近市場需求的服務體制，科學化的管理機制以及對當前國際經濟貿易形勢的深刻理解是上海自由貿易區發展的必要前提和基本保證。建立上述在制度的框架下，將來我們要促進區域協調統一發展，真正實現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的管理原則。大力引進國際上知名的管理服務機構與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此加快自貿區內服務貿易的發展步伐，同時要大力完善生活服務、文化服務等配套服務的建設步伐，加快工商、稅務、海關等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改革，提升他們的工作效率，改進他們的工作方法，以優質的服務吸引廣大外商的注意。全面放開區內外匯結匯政策，建立人民幣外匯業務一體化系統，拓展了人民幣結算、外匯收付匯及結售匯業務并完善了央行、外匯局則事后監測管理體系，以此來吸引大量國內外的金融資金的涌入帶動區域內經貿的發展。

2、推動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產業升級與轉型

上個世紀，我國的整體經濟基礎薄弱，各行業生產普遍缺乏資金支持，因此以三來一補方式參與到世界貿易的進程當中去，便成為當時加工貿易行業的無奈之舉。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3年底我國進出口總值達25.83萬億人民幣(折合4.16萬億美元)，2013年外匯儲備攀升至3.79萬億美元，連續多年居世界各國之首。在此背景下，我國加工貿易的范圍持續擴大，依托勞動力的充沛供給與價格優勢，我國已逐漸成為世界范圍內的紡織品制造大國，然而與其他紡織品強國之間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多年來我國的出口貿易行業卻始終缺乏實質性的提升，業內大部分企業依然從事含金量較低的來料加工業務。為此，自貿區要通過設立行業技術改造專項經費等財政扶持政策，加快企業技術裝備與生產工藝的革新;通過鼓勵入駐企業設立行業技術研究中心，進而完善產業研發體系以提升自貿區內出口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3、借上海自貿區發展契機，推進我國出口商品品牌建設

我國進出口行業參與全球產業鏈的生產加工層次偏低，產品利潤較薄，近年來伴隨著原物料與勞動力成本的上漲，行業生存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推動行業升級轉型勢在必行。因此，政府要鼓勵業內企業努力向國際紡織品產業鏈上游延伸，從而有效延長國內加工貿易產業鏈條，推動產業增值率進一步提高;通過強化技術投入，提升產品設計能力從而創立自有獨立品牌，由原來的貼牌企業(OEM)轉型為設計生產商(ODM)和品牌生產商(OBM);同時深入海外市場，設立產品分銷渠道，建立與國外用戶直接接觸的途徑，推動我國紡織品加工貿易行業實現由訂單模式向市場模式的升級與轉換。

篇（6）

1.跨區縣項目如何拆分填報統計報表？

答：為滿足分區縣核算需要，從2009年定報起嚴格執行跨區縣項目拆分填報的規定。拆分時按以下辦法處理：

（1）將跨區縣項目拆分到涉及的各區縣。

（2）《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基本情況》（201-6表）中“項目建設地址代碼”填寫投資額所占比重較大的居（村）委會。

（3）其他指標數據按比重分劈。

2.具有多個審批文號的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如何填報審批文號？

答：若億元以上新開工項目有多個審批文號，只需填報一個文號。按照優先選擇的順序依次為發改委、建委、規委、國土局、環保局等相關審批文號。

3.農村合作建房是否應計入經濟適用房統計？

答：按照《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報表制度》中關于經濟適用房統計的定義，農村居民在村委會的組織下利用自有土地合作建房，因未納入政府經濟適用房建設計劃，無法拿到市建委核發的經濟適用房產權證明，所以不應計入經濟適用房。

4.如何劃分農戶建造經營性用房的投資性質？

答：若農戶建造經營性用房（如旅游景區內建造住宿用房），且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1）有營業執照即具有工商部門登記的注冊類型；（2）不利用自有宅基地；（3）計劃總投資超過50萬元時，可計入農村非農戶投資，否則計入農戶投資。

■ 科技及中關村統計

1.科技項目表填報的項目是否需要正式的項目立項書？

答：嚴格意義上，科技項目表填報的項目均應有項目（課題）立項書，如果沒有正規的項目（課題）立項書，但有較為固定的研究人員和財務上相對獨立的專門開支和核算，也應填報項目表。

2.關于臨時和外聘人員是否計入本單位科技活動人員？

答：臨時和外聘人員如果是直接從事或參與本單位科技活動，包括參加本單位科技項目（課題），以及從事科技活動管理和為科技活動提供直接服務，且全年累計從事科技活動時間超過制度工作時間10%以上，同時其勞務費（含工資）是由本單位發放，則應計入本單位的科技活動人員，其勞務費（含工資）應計入本單位的科技活動經費支出。

3.如何計算“發表科技論文篇數”？

答：發表科技論文是指在學術刊物上以書面形式發表的最初的科學研究成果。具體包括在全國性學報或學術刊物上、省部屬大專院校對外正式發行的學報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以及向國外發表的論文。科技論文應具備以下三個條件：（1）首次發表的研究成果；（2）作者的結論和試驗能被同行重復并驗證；（3）發表后科技界能引用。注意：只統計本單位科技人員為第一作者的論文。

4.產品銷售收入中的系統集成收入如何界定？

答：系統集成收入以系統集成商與項目委托單位簽訂協議或合同時所涉及的合同金額為準。例如，某生產手機的企業從外單位購入的手機配件200元，整臺手機賣1000元。那么系統集成收入就應填1000元。

■ 房地產價格統計

1.非正常銷售的房屋如何填報？

答：非正常銷售房屋是指未按照市場價格進行銷售，如低于市場價格銷售給關系戶和以成本價格銷售給內部員工等。

樣本單位存在非正常銷售房屋時按以下方法處理：

（1）非正常銷售房屋“規劃住宅面積”分類與正常銷售房屋分類一致時，從正常銷售房屋中選擇樣本；“上期交易面積”和“上期交易金額”包括非正常銷售房屋部分。

（2）非正常銷售房屋“規劃住宅面積”分類與正常銷售房屋分類不一致時，分別從正常銷售房屋和非正常銷售房屋中選擇樣本；分別計算、填報正常銷售房屋和非正常銷售房屋“上期交易面積”和“上期交易金額”。

2.房屋銷售中既不屬于高檔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建委批準用途為住宅的房屋如何填報房屋類別？

答：對于房屋銷售中既不屬于高檔住宅又不符合普通住宅標準，但建委批準用途為住宅的房屋中140平方米及以上的住宅計入“其他住宅”；屬于普通住宅標準的按照層數分為多層住宅和高層住宅。

3.實際建設房屋用途與批準用途不一致時如何填報房屋類別？

答：按照房屋實際建設用途填報。

4.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中“上期交易金額”是按合同金額填報還是按業主實際繳納的金額填報？

答：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均按照合同簽訂的金額填報。

5.房屋租賃和物業管理中樣本交易單價月租金標準如何確定？

答：如果合同中有月租金額，則按照三個月的平均數填報；如果合同中沒有月租金額，則將合同中的租賃金額總計按照租賃時間平均分配至各月，計算平均月租金填報樣本交易單價。

6.跨年度項目的項目編碼如何確定？

答：分三種情況處理。

（1）上年項目11月份銷售完畢，次年該項目不再填報，其編碼可為其他項目使用。

（2）上年項目12月份仍有銷售，次年該項目繼續填報，項目編碼與上年一致。

（3）本年項目年度中銷售完畢，項目編碼本年度保持不變，次年其編碼可為其他項目使用。

■ 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主營業務統計

1.外貿企業經營的未進入我國境內流通的商品是否計入企業的商品的購進或銷售？

答：外貿企業在轉口貿易中，從境外購進的商品，僅在免稅區停留或未進入我國境內就直接被銷往境外，盡管未在我國境內流通，但由于這部分商品的購銷金額已納入企業財務核算，其商品購進或銷售應包括這部分商品的購銷金額，分別計為進口或出口。

2.批發和零售業商品購進、銷售、庫存統計指標“商品庫存總額”與財務指標“存貨”的區別？

答：“商品庫存總額”指企業取得所有權的庫存商品金額。對于商品流通企業，即批發和零售業企業，庫存商品主要指外購或委托加工完成后驗收入庫、用于銷售的各種商品。財務指標“存貨”反映企業期末在庫、在途和加工中的各種材料、商品、在產品、半成品、包裝物、低值易耗品等。“存貨”的核算范圍大于“商品庫存總額”的統計范圍。

3.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是否填報財務表（E103-2表、E603表）中的增值稅？

答：如果住宿和餐飲業企業在進行住宿或餐飲經營活動的同時，也進行商品銷售或其他產生增值稅的經營活動，財務核算中設立了增值稅賬目，則應填報“增值稅”，否則，不填。

■ 財務狀況報表

1.如何填報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的財務指標“主營業務應付工資”？

答：“主營業務應付工資”指報告期內企業應付給與主營業務直接有關人員的工資。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企業根據會計科目“應付工資”中本期轉入“主營業務成本”、“營業費用”、“管理費用”科目的貸方發生額歸納填列。

篇（7）

機電產品貿易集貨物貿易、技術貿易和服務貿易于一體，是衡量一個國家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標志。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自1995年超過紡織品貿易出口額成為第一大類出口商品以來，已連續12年位居我國對外貿易榜首，為我國對外貿易做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機電產品貿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隨著貿易量的增大，機電產品出口遭遇反傾銷訴訟日益成為困擾企業發展的問題。本文分析了反傾銷投訴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應的針對企業的對策建議。

一、機電產品出口現狀及特點

2006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達到5494億美元，進口達到4278億美元，占全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56．7％，比上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因同期世界主要機電產品貿易國家和地區增速均小于我國，如美國機電產品貿易增長12％左右，德國增長9％左右，日本增長不到7％，2006年全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超過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三，位于德國和美國之后；全年進口超過德國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于美國之后。

機電產品的出口在保持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產品結構也在明顯改善：出口商品結構繼續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較大的產品優化，大宗重點商品帶動出口增長，商品新增長點不斷涌現。2006年1～11月，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高的機電儀器產品和設備進出口較快增長，其中主要產品如運輸工具、儀器儀表、電器與電子產品、機械及設備均有良好表現，貿易額增幅分別達到42％、22．8％、30．3％和20．5％，較上年同期凈增1731．1億美元。2006年1～11月，出口額最大的機電產品依次是自動數據處理設備、通信設備、家電和消費類電子、電子元器件和電工器材等。從具體產品看，手機出口增長3．5億部，增長73％；液晶彩電出口1346萬臺，增長105％；光纜出口2．7萬噸，增長99％；筆記本電腦出口4649萬臺，增長26％。在出口企業中，國有企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出口增長較緩，而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出口所占比例繼續擴大，外商投資企業仍是出口主體。在地域分布上，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類似，機電產品出口也呈現出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機電產品出口額9o％以上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廣大中西部地區只占了很少的份額。

二、機電產品遭受反傾銷的原因分析

我國出口的機電產品遭到國外反傾銷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際經濟政治因素的影響，也有國內企業自身的不足；除了經濟因素，還有法律因素的制約。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由于近幾年全球經濟的低迷，新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在WTO的框架下，其成員國的關稅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特別是其中的反傾銷措施就成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各國在反傾銷實踐中普遍存在歧視外國進口產品，偏袒本國工業的傾向。為了保護其本國產品的國內市場，一些國家頻繁地運用反傾銷手段來限制國外產品進口。他們打著保護公平貿易，使國際貿易不受掠奪性傾銷危害的旗號，實質目的卻在于保護國內工業，而且實際執行過程中又有許多有利于國內申訴方，不利于國外出口商的規定，所以反傾銷法已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工具，以保護公平競爭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二)產品成本的確定問題

根據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第15條規定，我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身份加入wro，加人世貿組織15年內，外國對我國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仍可沿用“非市場經濟國家標準”。所以，盡管我國機電業早已形成較為規范的市場，但歐美國家一直將我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在對我國企業進行反傾銷調查時，認為由于存在政府干預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對企業進行出口補貼等因素，對產品的“正常價值”以“替代國”或“參照國”國內市場交易過程中的正常市場價值作為代替標準，從而使我國的產品失去勞動力低廉而形成的價格優勢。

(三)反傾銷產生的連鎖反應

從國際貿易的角度分析，甲國某產品在乙國被裁定為傾銷成立，很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失去乙國市場，第三國會認為，退出乙國市場的甲國產品可能會進入并沖擊本國市場，于是第三國也對甲國的該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連鎖反應使得我國產品在一國遭遇反傾銷指控時，其他國家也相繼提出訴訟，極大影響了我國產品的出口。例如歐盟于1992年對我國生產的彩電提出反傾銷調查后，1993年墨西哥、1996年阿根廷、2003年5月美國也先后啟動了對我國彩電的反傾銷調查。

(四)我國外貿體制和政策存在弊端

隨著外貿經營權的放開，目前我國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各種類型企業超過2o萬家，其中“三資企業”占90％以上。國家缺乏在宏觀上的有秩序管理，造成出口秩序混亂，引發低價競銷。隨著外貿經營權的下放，中央和地方經營出口業務的企業急劇增加，各單位千方百計地擴大出口，競相壓價，壓低價格后出口創匯指標出現的缺口則通過出口數的擴大來彌補，而出口量的增加又導致出口價格的進一步下降，如此形成惡性循環。對轉口貿易缺乏有效的管理，使港澳臺地區有的廠商利用我國內地原產地證，躲避外國的反傾銷和配額限制，也增加了我國內地產品被反傾銷訴訟的機率。

(五)產品出口市場過分集中

從目前我國機電產品出口貿易流向來看，絕大多數機電產品跨國流動貿易都集中在北美、歐洲。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機電產品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在地域分布上的相對集中。我國約有75％的出口產品(含香港轉口)集中在西歐和北美。當出口產品在進口國當地市場所占份額超過2o％時，就容易遭到反傾銷調查。

(六)企業反傾銷應訴不力

反傾銷調查并不意味著傾銷成立，而拒絕應訴無疑等于默認傾銷的事實。在我國機電產品的出口中，有些案件完全有機會通過法律途徑和積極應訴贏得反傾銷訴訟的勝利從而保護企業及我國機電行業的利益。然而在面對國際反傾銷調查時，許多國內企業因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對反傾銷危害的認識不足以及對反傾銷的應訴經驗不足等原因不愿應訴，最終導致產品被征收高額反傾銷稅。

三、出口企業的對策建議

(一)調整結構，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加強自主創新，是“十一五”規劃中我國必須堅持的六個立足點之一，更是機電業創立自己的優秀品牌、增加產品附加值含量、提升產品競爭力、有力節制國際市場對我國機電產品反傾銷的有效手段。我國目前的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特別是企業核心競爭力不強。與發達國家相比，產業競爭能力的最大差距就是缺乏創新能力和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據統計，在我國企業中，只有25％的企業有研究中心，當今世界的國際競爭中，競爭要素已經發生了重要變化，決定產業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已經從過去的自然資源條件和廉價勞動力，轉向創新能力、技術和管理優勢。因此，必須抓住時機，大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使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從資源依賴型向創新型驅動的轉變。

(二)加快國際化進程，曲線進入國際市場．

篇（8）

中圖分類號:F75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4-0042-08

一、引言及觀點綜述

中國和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兩大經濟體,影響著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長期以來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近年來,中美貿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國整體對外貿易順差不斷上升、美國整體對外貿易逆差不斷攀升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間的貿易結構是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上升為顯著特征的。巨大且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給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第一,加劇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尤其是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第二,為以美日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對人民幣升值施壓提供了口實;第三,使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陷入因內外均衡的沖突而左右為難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貿易順差形成的真實原因,從而重估中美間的貿易差額的真實情況,有利于化解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嚴重的國際壓力,為中國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

中美之間的這一貿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層、商界和學界的極大關注,并進行了許多政策性和理論性的討論,提出了爭議極強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人民幣人為地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從而導致了中國對美國不斷上升的貿易順差。這種觀點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層,而理論界深入系統的研究較少。Chou(2000)是學界少有的系統分析中美貿易與人民幣匯率關系的學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匯率波動與貿易余額之間的關系。中國學者如光(2005)、盧向前等(2005)以中國對世界的貿易,而不是中美間的貿易為對象,研究匯率與貿易差額之間的關系,計量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對進出口額有顯著影響。但李稻葵等(2006)的評價認為光沒有考慮到時間序列的單位根問題,而盧向前雖然考慮了單位根,但使用簡單的最小二乘法回歸是不合適的。李稻葵等(2006)的進一步研究發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變化對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的變化都沒有任何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在對國際市場出口(包括對美國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勵和制度激勵,人為地導致大量的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相反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受到了種種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阻力非常大,致使兩國貿易不平衡。這一觀點也主要集中在美國政策層,認為中國實行了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然而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同樣的貿易體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韓的貿易結構并沒有出現中美貿易那樣大規模的變動。如中日之間在2002年由貿易順差變為逆差,而中韓之間的貿易逆差一直在擴大。

第三種觀點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由中美兩個經濟體儲蓄率的不同所導致。這是美國的宏觀經濟儲蓄率近年來不斷下降,而中國經濟的儲蓄率不斷上升的結果,因為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國的貿易順差的本質就是儲蓄過剩,逆差就是儲蓄不足。如李揚(2005)認為,以中國高儲蓄率和美國低儲蓄率為特征的中美兩國宏觀經濟失衡導致了中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長。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的高儲蓄支持了美國的高消費。李稻葵等(2006)通過比較復雜的計量經濟分析,認為中美兩國相對儲蓄率的變化導致了中美貿易余額的變化,并且分析出了貿易余額變化的95.45%由中美儲蓄率差異帶來,美方因素則占總體的78.11%。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計量儲蓄率。中國目前專門針對儲蓄率問題進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學者)對儲蓄率概念產生了誤解。我們平常所講的儲蓄實際上是貨幣銀行學中的一個概念,即儲蓄存款,它是一個存量,而在經濟學中所講的儲蓄是一個流量。經濟學中與貿易收支相聯系的儲蓄概念,實際上是國民儲蓄,而不是國內儲蓄,更不是居民儲蓄。同時中國國內所引用的儲蓄率與國際慣用的儲蓄率在計量方法和統計口徑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間儲蓄率差異的可比性是令人懷疑的。任若恩等(2006)利用美國NIPAs中的儲蓄率計量方法和口徑對中美之間的儲蓄率進行重新核算,發現中美之間的儲蓄率差異并沒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學者在討論中美兩國儲蓄率的差異時,用中國的國內儲蓄率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相比較,從而得出中美兩國儲蓄率相差巨大的結論,并將其認為是產生中美貿易順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據開放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核算理論,應該是儲蓄―投資缺口才與貿易收支差額相聯系。盡管統計數據顯示出中國儲蓄率確實很高,但同時中國的投資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儲蓄―投資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來等,2006)。

第四種觀點在關注中美貿易失衡時,主要解釋為什么中美之間所報告的統計數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他們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進出口統計的產銷國原則、進出口計價因素、香港轉口貿易因素、服務貿易因素等所導致的。如Fung 等(2006)認為,應該在現行中美貿易差額統計的基礎上作如下四項調整:一是船邊交貨記錄原則轉化為船上交貨記錄原則及成本保險費加運費調整;二是通過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轉口貿易扣除;三是轉口貿易加價;四是服務貿易調整。經過四項調整之后,他們測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貿易差額應該為1707億美元,這高于中國海關的統計(1142億美元)而小于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16億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貿易差額時,尤其強調香港在中國轉口貿易中的顯著作用,他們認為現行的報告數據并沒有反映這些,因而誤解了中國的進出口實際情況。他們經過重新測算后認為,2004年的中美貿易差額在530億美元到1290億美元之間,低于美國的統計而高于中國的統計。但他們研究的重點是解釋中方和美方所報告的數據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而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深層次原因和問題的解決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五種觀點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以及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中國處于產業鏈的下游,使得現行的貿易統計體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國際商業活動,從而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如郭彥英(2005)強調國際產業分工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影響,認為中美貿易差額的不平衡實質是國際產業分工所處位置高低導致的利益分配鏈條上的層級關系;而賈懷勤(2006)和李月芬(2006)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使得傳統貿易統計背離了國際交易當事方利得。這種觀點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所在,為本項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基礎,但是沒有提出更為具體的更具說服力的數據。而姚枝仲等(2006)雖然提出了“中國國民對外貿易差額”的概念,并進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說明中美貿易差額形成的深層次原因,而無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中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利得。

因而在引進美國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權為貿易統計原則,通過捕捉FDI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本文發現中美貿易順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資所致,從而正確評估中美貿易不平衡,使得理論界、實務界以及決策層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有一個更加科學合理的認識。

二、美國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的四種國際商業活動差額

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即按照資產的“所有權原則”而不是“產地原則” 來統計對外經濟活動的數據美國商務部經濟普查局基于海關申報表的關聯方進口貿易定義為直接或間接擁有6%以上表決權股份的關聯公司間的進口貿易,關聯方出口則定義為直接或間接擁有10%以上表決權股份的關聯公司之間的出口貿易。。“所有權原則”能夠很好地彌補“產地原則”的缺陷,如海外附屬機構反向母公司所在國銷售這種“跨境”而實際上并不“跨國民”的公司內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屬機構在東道國銷售這種并不“跨境”但“跨國民”的交易(吳海英,2006;萬光彩 等,2007)。而且在“所有權原則”下,也能夠較好地克服國際生產網絡中中間品交易的重復計算問題,如當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其要素投入時,其最終產品形成過程中的中間產品在跨國公司內部流動時,“所有權原則”就避免了“產地原則”下的重復統計問題。

美國由于最早意識到現行貿易統計體系的缺陷,因而啟用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框架作為對現行體系不足的補充。早在1989年,美國的貿易統計專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體系的構想,并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啟用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框架(李月芬,2006)。但美國并沒有拋棄傳統的貿易統計體系,而是在傳統貿易統計框架的基礎上,用以所有權為基礎的統計體系作為經常賬戶的補充賬戶。這個被稱之為“一個基于所有權統計框架的美國經常賬戶(An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 Current Account)”的報表,其基本結構如表1(Lowe,2008)。通過表1,我們能夠測算出美國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的四種國際商業活動差額。

第一種是經常賬戶差額,這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傳統差額,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貨物和服務出口及收入”減去第21行“貨物和服務進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凈單邊轉移”。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經常賬戶差額為-8114億美元。

第二種是貨物和服務貿易差額,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貨物和服務出口”減去第23行“貨物和服務進口”。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差額為-7585億美元。

第三種差額是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得出的一個新的差額,稱之為“貨物和服務、來自附屬公司銷售凈收入的差額”,它的計算公式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貨物和服務出口、來自美國海外附屬公司的銷售凈收入”減去第22行“貨物和服務進口、向外國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美國凈支出”。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這一差額為-5843億美元。

第四種差額也是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得出的一個新的差額,我們稱其為“外國投資凈收入與凈支出差額”,它的計算公式為:line8-line28,即,表1中的第8行“來自附屬公司銷售的美國母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凈收入”減去第28行“向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凈支出”。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這一差額為1742億美元。

第四種差額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現行貿易統計無法反映的部分。但是它卻真正反映了美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所獲得的利益。在現行基于產地原則的統計框架下,由于無法正確反映跨國公司通過附屬機構銷售,因而不能真實反映一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收益。而在美國基于所有權的統計原則下,通過表1第8行中的“來自附屬公司銷售的美國母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凈收入”項目,記錄美國跨國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附屬機構在外國商業活動所獲得的凈收入。它等于海外附屬機構的銷售收入減去該附屬機構直接從美國購買的貨物和服務,再減去應計入別國的成本和利潤(如附屬公司雇員的報酬支付等),再減去向同一美國母公司的其它附屬機構的銷售。表1的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海外附屬機構獲得的凈收入為3102億美元。同時,通過表1第28行中的“向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凈支出”項目,記錄外國母公司在美的附屬機構在美國從事商業活動所獲得的投資凈收入。它等于外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的銷售收入減去在美國附屬公司直接在海外購買的貨物和服務,再減去應計入美國的成本和利潤(如在美附屬公司雇員的報酬),再減去對同一母公司的其它在美附屬公司的銷售在完整的“基于所有權的美國經常賬戶”中,記錄有美國母公司海外附屬公司經營活動的具體情況,而且該賬戶還記錄了外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經營活動的具體數據。。表1的數據顯示,美國2006年向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凈支出為1360億美元。這兩者的差額就構成了我們所定義的“外國投資凈收入與凈支出差額”。

三、美國貿易逆差被夸大了多少?

由于同跨境貿易一樣,跨國公司通過附屬公司銷售產品和服務也是一國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方式。因此,現行的僅僅統計跨境數據的國際貿易差額,并不能真實反映一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獲益。因而在“原產地”原則的跨境貿易統計基礎上,考慮到那些“跨境”而不“跨國民”以及“跨國民”而不“跨境”的商業活動收入,才能夠真實反映新形勢下國際商業活動的真實圖景,而這就是基于所有權貿易統計的實踐意義。根據這一統計原則,我們在國際收支平衡表貿易差額的基礎上加上“外國直接投資凈收入與凈支出差額”,這樣就得到基于所有權原則調整后的貿易差額。根據調整后的差額數據,我們發現被極力渲染的美國外部不平衡實際上被嚴重夸大了(如表2)。表2的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美國的貿易赤字平均被夸大了25%左右。然而這一基于所有權的更科學的貿易差額數據,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基于產地原則的貿易差額數據仍然是政府、政治家和媒體衡量國際商業活動的惟一標準。

四、所有權原則視角下的中美貿易失衡

由于現行貿易統計體系在統計外國附屬機構這種更為重要的國際商業活動數據上的無能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過流出,以及處于國際網絡分工下游的國家,其貿易差額的現行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因此這些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FDI大量流入的國家,應該考慮建立一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體系,從而能夠更加科學合理地評價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情況。而美國在這方面的實踐經驗是我們最好的借鑒。實際上,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經濟活動數據,并不斷地對其進行豐富和發展,這是美國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啟用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框架的前提。然而在中國建立這樣的體系還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挑戰是有關跨國公司經營活動數據的缺乏。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商務部自2004年起開始公布有關FDI經營活動的數據,并正在為建立和不斷豐富這一數據庫而不懈努力如自2004年起,商務部開始《中國外商投資報告》。。

(一)基于所有權原則的中美貿易

由于目前中國在相關數據統計上的嚴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國的“基于所有權的經常賬戶”那樣,能夠準確捕捉跨國公司經營活動數據。因此我們基于所有權的統計思想,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差額的基礎上對中美貿易差額進行調整。我們的目的是想在現有的數據上反映FDI對跨境貿易的影響,而這正是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原則在中國的應用。在所有權的統計原則下,現行貿易統計差額應該在以下幾方面作出調整:

第一,在現行跨境貿易統計下,中國海關不能區分哪些是中國公司對美國進出口,哪些是外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對美國的進出口。因此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外國(包括美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通過中國海關對美國的進出口。

第二,美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在中國當地銷售和購買等經濟交易,實際上發生了所有權在“中國國民”和“美國國民”之間的轉移,但由于這種交易沒有跨越中國國境,因而中國海關無法統計這些數據。因此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美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在當地的銷售和購買。

第三,中國海關無法統計中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在美國當地的銷售和購買交易,而這些交易導致了所有權在“美國國民”和“中國國民”之間的轉移,因而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中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在美國當地的銷售和購買。

第四,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下,中國海關不能區分哪些是外國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通過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哪些是美國公司對中國的進出口。因此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外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通過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中國母公司在美附屬公司而產生的貿易規模很小(姚枝仲 等,2006),因而這里我們將其忽略如2004年,在美國的中資企業反向中國的出口只有46億美元,而同期在中國的美資企業反向美國的出口額高達530億美元,兩者相差12倍多。。在上述調整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得到一個更加簡化的基于所有權的中美貿易關系圖(如圖1)AA表示整個外商投資企業對美國的進出口,而CC僅表示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的美資企業在當地的購買和銷售。。圖1中AA和BB表示海關所統計的中美跨境貿易。然而如果以所有權為統計原則,則跨境貿易中的AA路徑就不屬于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權貿易,因而應該在中美跨境貿易差額中減去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美國所發生的貿易差額;另一方面,在所有權原則下,圖1中的CC路徑屬于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權貿易,它雖然沒有跨越國境,但發生了所有權的轉移,它相當于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當地實現的進出口,因而必須在中美跨境貿易差額中加上中國當地企業與在華美資企業之間發生的交易(賈懷勤,2006)。這兩方面的調整概括在下面的調整公式中:

TBownership=TB-NXFDI+NXADI

上式中,TBownership表示調整后的中美貿易差額,TB表示現行統計體系所統計的中美貿易差額,NXFDI表示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凈出口(即AA路徑的交易),它等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出口減去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從美國的進口,NXADI表示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本土實現的對中國的“凈出口”(即CC路徑的交易),它等于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當地的銷售減去在華美資企業從中國購買的中間品投入。

(二)FDI是造成中美貿易順差的根源

在上面調整公式的基礎上,我們搜集了大量的權威數據(如中國海關數據、美國商務部數據以及中國商務部外資統計數據),從而對中美貿易差額進行調整,其結果如表3。表3的數據顯示,盡管中美貿易順差由2000年的297億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142億美元,但是經過所有權原則的調整后,中國所有權企業與美國所有權企業之間貿易差額基本保持平衡。因此現行海關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并不是由“中國人”造成的姚枝仲(2006)將我們調整后的中美貿易差額稱之為“中國國民貿易差額”,以說明哪些差額是由中國人造成的,哪些差額是由外國人造成的。而“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劃分是通過“國民”原則而不是“居民”原則。。

表3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美貿易差額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中國海關對美國的凈出口。如,2005年中美貿易順差1142億美元,而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凈出口就高達800億美元,占全部順差的70%,而2004年的這一比例更是高達73%,其它年份也都在65%以上。而在全部外商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出口中,在華美資企業向美國的出口是主要部分。根據中國商務部的《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0年至2004年,在華美資企業對美國實現的出口分別為181、185、257、351、553億美元,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高達63%左右,而2004年更是高達70%。這說明自2000年以來,在華美資企業反向本國的出口是中美貿易順差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表3的數據還顯示,在華美資企業利用FDI的“綠地”投資方式繞開各種壁壘,而通過附屬機構在中國當地銷售產品和服務,也是中美貿易順差的原因之一。如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00年至2005年,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當地分別銷售了299、364、467、588、750、1076億美元的商品,盡管它們也在中國購買了中間投入產品和勞務,但是中國的外資優惠政策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了大量的凈收入。如2004年和2005年分別獲得了225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因此美國母公司通過FDI,在中國銷售產品和服務,把中國原本要從美國進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加工,在當地銷售,從而降低了跨境貿易下中國的進口數據,進一步虛夸了跨境統計中的中美貿易失衡程度。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兩點主要結論:

第一,在FDI使得國際商業活動變得越來越無國界,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發展,其海外附屬機構銷售已經成為一種更為直接和有力的市場準入方式的國際環境下,現行的以“物品跨境”為統計原則和通過“報關登記”的數據采集方式的跨境貿易統計體系,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變化,因而需要構建更加合理的貿易統計新體系。而美國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啟用的基于所有權的經常賬戶補充統計體系,適應了跨國公司海外附屬公司大量從事國際商業活動的發展趨勢,因而更加科學合理地反映了參與國際商業活動各方的實際利得,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間產品交易所導致的重復統計問題。本文在這一統計原則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進行調整,發現美國貿易赤字自2000年以來平均被夸大了25%。

第二,在基于所有權的統計思想下,我們通過區分產生中美貿易順差的資產所有權歸屬,發現中美貿易差額中源自“中國人”的順差,自2000年以來基本不存在。更進一步研究發現,現行統計體系下的中美跨境貿易順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國的貿易順差,另一方面把中國原本要進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生產和銷售,把原本從其它國家出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加工后再出口,從而進一步拉大了中國的跨境貿易不平衡。而在中國的FDI對美國的出口中,在華美資企業反向其母國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華美資企業是造成中美貿易順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另外,通過FDI的經營活動,美國母公司通過在中國的附屬公司向當地銷售商品和服務,而獲得大量的直接投資收益。這在現行的產地原則統計下,是無法反映的。

因此,為了能夠更科學合理地反映中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利得,改變現行統計體系給中國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國應在現行海關跨境貿易統計的基礎上,盡快建立一個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體系。據此,我們提出如下的對策建議:

(1)盡快建立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微觀數據庫,該數據庫不僅包括在中國的FDI企業,還包括中國“走出去”的國外直接投資企業。中國商務部雖自2004年開始公布《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標均為宏觀經濟指標,如“各領域吸收外商投資情況”、“外商投資流入的國別或地區”以及“FDI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等。而對于外國附屬公司的經營情況的微觀數據,卻沒有進行相應的統計。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體系,首先必須建立這樣的數據庫,它既能收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中國經營活動指標的數據,又能夠收集中國國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外國的經營活動數據,并且要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這一數據庫。

(2)數據庫的建立和豐富應多部門協調運作。鑒于商務部在外資統計上的基礎性工作,應該在現有數據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有關FDI經營活動的微觀數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海關的統計數據,而應該以海關數據庫為基礎。因而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體系并不意味著放棄現行的基于產地原則的跨境貿易統計體系,只有將二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反映參與國際商業活動各方的利益。

(3)必須重新審視中國的外資政策。現行的外資政策是在中國資金匱乏,尤其是外匯短缺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它曾經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現在它已經成為造成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參考文獻:

郭彥英. 2005. 中國對歐美和亞洲貿易平衡特征及原因[J]. 改革(12):59-67.

賈懷勤. 2006. 在地貿易統計還是屬權貿易統計?――FDI對傳統貿易統計的顛覆及其對策[J]. 統計研究(2):40-44.

李稻葵,李丹寧. 2006.中美貿易順差:根本原因在哪里?[J]. 國際經濟評論(5):13-16.

李揚. 2005. 中國的高儲蓄、高投資現象分析[G]. 首屆中國經濟論壇論文集.

李月芬. 2006. 中國亟待建立一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差額統計體系[J]. 國際經濟評論(1):32-38.

盧向前,戴國強. 2005. 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2003[J]. 經濟研究(5):31-39.

任若恩,覃筱. 2006. 中美兩國可比居民儲蓄率的計量:1992―2001[J]. 經濟研究(3)::67-81.

商務部. 2006. 中國外商投資報告[J/OL]. 商務部網站.fdi.省略/pub/FDI/default.htm.

萬光彩,劉莉. 2007. “原產地”統計原則、“所有權”統計原則與中美貿易不平衡[J]. 財貿經濟(1):116-122.

吳海英. 2006. 基于所有權的美國經常項目[J]. 國際經濟評論(5):29-34.

姚枝仲,劉仕國. 2006. 中國國民對外貿易差額[J]. 國際經濟評論(5):22-28.

光. 2005. 人民幣匯率問題:升值及其成本―收益分析[J]. 經濟研究(5):17-30.

周加來,萬光彩. 2006. 中美貿易不平衡:成因及特征[J]. 改革(7) :79-84.

CHOU W L.2000. Exchange rate variability and China′s exports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8(1): 61-79.

FUNG KC,LAU LJ,XIONG Y Y. 2006. Adjusted estimates of United StatesChina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an update [R]. Working Paper No. 278, April.

LOWE J H. 2008. An ownership-based framework of the UScurrent account, 1997-2006 [R].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Working Paper NO. 61.

SCHINDLER J W,BECKETT D H. 2005. Adjusting Chinese bilateral trade data: how big is China's trade surplus[R].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from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U.S.) .

OwnershipBased Principle,Real Payments of FDI

and Balance of SinoUS Trade

WAN Guangcai

篇（9）

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常活躍，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恕：《明清湖南市鎮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篇（10）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現代物流業作為一種新興產業，其發達與否，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是地方經濟發展的加速器。唐山市作為傳統的重工業城市，同時也是全國17個物流節點城市之一、全國物流試點示范市，抓住機遇，加快發展，促進城市轉型、優化投資環境、提高企業效益和競爭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發展重工業與發展現代物流業從總體上說是相互促進。重工業物流是物流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重工業是物流業的重要載體，重工業的發展是拉動物流業發展的重要原動力；專業的物流服務則為重工業企業的經營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減低重工業企業的成本，提高重工業企業的競爭力。

一、唐山市物流產業發展環境分析

1.政策環境

2010年，《河北省煤炭物流“十二五”發展規劃》編制。河北省煤炭物流將重點建設“一個中心、三大通道、六大樞紐、九大基地”，即：一個國家級煤炭交易中心，冀北、冀中、冀南三大煤炭物流主通道，石家莊、張家口、秦皇島、唐山、滄州、邯鄲六大煤炭物流樞紐，曹妃甸、京唐港、黃驊、邯鄲、井陘、鹿泉、元氏、蔚縣、萬全等九大煤炭儲備基地。唐山作為煤炭物流樞紐之一，并擁有曹妃甸、京唐港兩大煤炭儲備基地，必將在“十二五”期間大有作為。

近年來，唐山市把現代物流作為新興產業，結合唐山市物流產業發展的實際，制定了現代物流專項發展規劃，成立了唐山市現代物流業發展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設在市商務局，負責對全市物流工作的協調和領導，在引領全市物流企業朝著信息化、規模化、規范化、現代化方向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截止2010年底，唐山市重點物流項目建設情況如表1所示，其中多為國家級、省級重點項目。

表1 唐山市重點物流項目建設情況

2.技術環境

在交通運輸、倉儲行業，現代化立體庫、專用叉車、集裝箱車、廂式貨車、物品托盤、GPS定位等先進的物流技術手段得到應用。企業資源管理、信息系統管理正在普及，現代物流業態逐漸成形。開灤、唐鋼、冀東、三友等一批大型工業企業開始重視現代化物流技術的應用，以訂單為中心，改造現有業務流程，在生產組織、原材料采購、產品銷售、配送和運輸等方面實現一體化運作。企業自主科研成果不斷：唐山市佳源集團研發的鋼鐵電子交易平臺，已列入國家信息化試點并取得顯著成果；開灤國際物流集團曹妃甸數字化配煤項目，填補了國家煤炭產業鏈管理的空白。

3.社會環境

作為河北第一經濟大市，唐山市居環渤海中心地帶，具有200公里海岸線，經濟發達，資源豐富，物流量大。唐山港東臨秦皇島，西鄰天津港，港口貨物吞吐能力不僅為河北服務，還輻射到東北、華北、西北。

唐山市經過30年的震后建設，已經鳳凰涅，人們的生活比較富足，生活水平普遍較高，受教育水平明顯提高，這就為物流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以及人才資源。同時，作為北方乃至全國范圍內最有發展前景的的重工業城市之一，唐山市有著完善的交通體系：以港口和城市為中心，以國有鐵路和公路主干線為骨干，與京津和周邊省、自治區交通全面對接。

唐山市內主要交通干線如表2所示：

表2 唐山市內主要交通干線

4.經濟環境

東北亞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以及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為唐山市物流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機會；依托曹妃甸港區和京唐港區，唐山市每年進、出口量非常可觀，進出口貿易必將會帶動物流產業的大發展。

京津唐都市圈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也是物流發展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以天津港和唐山港曹妃甸港區為樞紐的物流基地，北京正在建的五環與六環之間的物流園區和物流中心也臨近唐山，給唐山市物流融合到京津物流體系中創造了條件。

二、唐山市物流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1.物流資源存在過剩與不足的矛盾

現階段物流供給與需求不相適應主要表現為物流資源的“過剩”和“短缺”的矛盾。

市內物流市場上，倉庫、車輛等物流資源在數量上雖然不少，但是，大多數規模小、檔次低、實力弱、功能單一，造成資源閑置太多、效率低下，亟待整合。截止至2010年底，唐山市汽車保有量達60萬，其中營運車輛18萬輛，大多為個體經營。由于經營不善，僅貨運汽車空載就高達35%，相當于2萬輛載重汽車來回空跑。在倉儲業中，企業倉庫以普通平房庫、樓房庫、開放式堆場為主，現代化倉庫數量極少。據調查結果，全市有三分之二的物流量由于儲備、保管的低效，每年造成全市物資損耗約在5億元以上。

2.物流市場化程度不高

和大多數北方城市相似，唐山市現代物流業起步較晚，缺乏專業服務經驗，無法與物流外包需求較高的產業實現有效的對接。主導市場發展的大型運輸型企業和核心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程度高的第三方物流缺乏，全市內尚無一家達到貨運一級資質的運輸型企業，二級資質的運輸型企業也僅有交運集團一家。在多式聯運、特種物流（如冷藏、冷凍、恒溫、危險化學品的運輸儲藏）等現代化物流服務能力缺乏，所以全市近三分之二的大宗貨物物流量是有生產企業自身完成的。

另外，由于受到社會傳統觀念的束縛，一些有實力的企業不想把業務交給第三方物流公司來做。他們自己有物流資源可以利用，如車隊和倉庫，而有的公司和企業已經習慣了把物流控制在自己手上，覺得這樣才可以放心。這給第三方物流的發展帶來較大的阻力。

3.集裝箱物流發展滯后

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首先是現代化物流城市，同時也是集裝箱產業高度發達的城市。集裝箱物流水平已經成為港口城市現代化、國家化的重要標志。在全球集裝箱產業迅速發展的大趨勢下，唐山至今沒有集裝箱外貿航線，多年來，陶瓷、鋼材、化工產品大多只能繞道天津港出口。與從唐山港直接轉口相比，企業每標箱約增加綜合成本700元左右，全年累計企業利潤減少約8.4億元，大大降低了企業的外貿競爭力。唐山市其他發展狀況類似的的寧波的對比情況如表3所示：

表3 2009年唐山市與寧波市GDP、地方財政收入、港口吞吐量、集裝箱對比

通過對比，我們不難看出，高水平的集裝箱運輸業，給地方經濟帶來的不僅僅是運輸上的安全、便捷和高效，更重要的是對港口檔次和地方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真正把唐山由一個工業能源輸出港轉變為綜合性貿易港。

三、唐山市區域物流體系構建設想

在任何一種產業發展的前期，都在所難免的遭遇難題，只有政府部門與企業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才能使問題得以緩解，直至最終解決。

1.打造物流產業鏈，聯動發展相關產業

鋼鐵、煤炭、水泥、裝備制造、化工、陶瓷是唐山的六大支柱行業，專項貨物物流量十分可觀，可以依托支柱行業建設一批生產業的物流中心。依托唐鋼物流、遠大物流、和平物流、佳源鋼鐵配送等企業，打造從原材料到產成品，從運輸、倉儲、裝卸，到加工、整理、配送等精品鋼材物流產業鏈；依托開灤物流等煤炭運輸企業，打造煤炭物流產業鏈；依托唐山機車車輛廠、盾石機械、唐齒集團、松下焊機等企業打造裝備制造物流產業鏈；依托冀東水泥、惠達陶瓷等企業打造建材物流產業鏈；依托三友堿業、煤化工等企業打造化工物流產業鏈。

根據產業鏈管理理念，如果這些企業通過產業鏈改造，將產品物流環節從整個生產過程中剝離出來，實行物流外包，必將大幅度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高效益。

2.整合區域鐵路，構建物流網絡

以開灤礦區為基礎，聯合胥各莊七道橋-灤縣一線，通過新建區域鐵路將礦區鐵路網與港區鐵路網對接，形成輻射周邊、連接兩港的雙向運輸網絡。因為涉及國鐵、地方鐵路以及企業內部鐵路，產權復雜，需要政府給予協調，并給予一定的支持。建議成立唐山市地方鐵路公司，用好鐵路資源，解決地方鐵路運力閑置的問題，構建地方鐵路與國鐵、港口順達的交通運輸體系，完善唐山物流設施網絡架構。

3.規劃物流園區，發揮協同效用

以曹妃甸港區為龍頭，建設南部沿海地區。通過曹妃甸新區、樂亭新區、豐南沿海工業區和蘆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建設，形成“四點一帶”區域發展格局，并且相互配合、聯動發展，使港口物流業與現代制造業的有機結合，促進唐山區域物流產業大發展。

利用物流園區的資源，還可以對小物流、小配載站進行集中管理、統一規劃，將其納入物流園區。考慮到市內小物流數量多，但規模小的特點，由政府搭建平臺，中小物流企業實施協同戰略,使供應鏈系統中的企業間形成一種內在的協同作用, 這種協同作用能使中小物流企業優勢互補, 提升運營效率, 合理配置資源, 有效應對風險, 提升市場綜合競爭力。

4.爭取國家支持，惠及企業發展

抓住天津港超負荷運轉的契機，力爭將唐山港曹妃甸新區納入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將天津港保稅區提供的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國際轉口貿易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擴及曹妃甸工業區，真正實現“同屬一片海岸，共享一個政策”。

參考文獻：

[1]于桂芳.物流運輸組織管理與實務[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2]牛魚龍.中國物流百強案例[M].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

[3]中國人民大學. 物流管理 [J]. 2006(1)-. 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 2006

[4]《物流技術與應用》編輯部，北京科技大學.物流技術與應用[J]. 1990(1)-.北京 : 《物流技術與應用》編輯部, 1996-

[5]孫玉峰.海港現代物流體系的構建[J]. 企業改革與管理, 2007(5):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