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5-26 16:03:10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產業發展規模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1.1規模化種植在增長
2011年全市蔬菜種植面積達到7.07萬hm2,總產160萬t,面積和產量分別比2010年增加0.26萬hm2、16萬t,其中3.33hm2以上規模連片蔬菜生產基地4.2萬hm2,6.67hm2以上規模連片蔬菜生產基地0.8萬hm2;蔬菜大棚0.28萬hm2,比2010年增加0.05萬hm2;已建成蔬菜標準園31個,面積0.12萬hm2。
1.2產業化建設水平在提高
全市蔬菜龍頭企業已發展到28家,其中省級龍頭企業2家,市級龍頭企業4家,有各類蔬菜專業合作社、協會等蔬菜經濟合作組織近100個,創建了“輝明”、“綠野”、“周志華”、“天天綠康”等一批蔬菜品牌,有近10萬人活躍在蔬菜生產和銷售等各領域。
1.3特色蔬菜潛力在延伸
撫州市地方特色優良品種較多,如撫州水蕹、南城山藥、臨川冬瓜、東鄉棕芋、南豐南瓜、黎川辣椒、樂安魔芋等都被選人江西省著名蔬菜優良品種。其中:臨川區蔬菜大戶周志華種植的實重104.15kg的大冬瓜,成功入選“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紀錄”,成為撫州市農業史上的首個世界第一。近年來,地方特色蔬菜品種由于市場好、效益高、影響大而取得較快發展,特別是規模化種植明顯增加,例如撫州水蕹種植已由過去僅限于臨川種植,擴大到在全市范圍內栽培生產,在臨川區湖南鄉還建立了水蕹良種深化繁育基地;廣昌白蓮已發展到2011年的0.57萬hm2、0.8萬t的產業規模;南城山藥的種植面積也穩步增加到近O.06hm2。
1.4蔬菜質量安全水平在提升
建立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體系,菜農的質量安全意識明顯增強,各級農業和有關執法部門加大了蔬菜安全生產和農資市場的監管力度,全市蔬菜無公害生產基本普及,蔬菜市場樣品抽檢合格率達100%,沒有發生蔬菜農藥中毒和污染事件,全市已有11家蔬菜企業共申報蔬菜無公害產品項目23個,其中3個已通過項目論證。
1.5政府扶持力度在加大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蔬菜產業發展,出臺多項政策措施加以扶持。2009年,市政府印發了《關于加快蔬菜標準化生產示范基地建設的通知》(撫府發[2009]35號);2011年市政府又以1號文件形式下發了《撫州市人民政府貫徹省政府關于進一步促進蔬菜生產保障市場供應和價格基本穩定的實施意見》(撫府發[2010]1號),并制定了《撫州市“菜籃子”工程建設實施方案》,進一步加大對蔬菜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明確把蔬菜工作列入農業產業化考評的主要內容,并與各縣(區)簽訂了責任狀,各縣(區)也都相應成立了蔬菜產業發展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
2 具體做法
近年來,撫州市主要從以下4個方面人手,推進了蔬菜產業又好又快發展。
2.1以蔬菜標準園建設為重點,著力提高蔬菜綜合生產能力
全市已建成和在建蔬菜標準化生產基地31個,其中臨川、東鄉、崇仁、黎川、資溪等縣(區)的標準園集中連片面積都在66.67hm2以上。通過標準園建設,不僅輻射帶動了周邊群眾發展蔬菜,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蔬菜標準化生產水平,確保了各種蔬菜的適時應市。蔬菜標準園的菜農實行“六統一分”,即:統一市場預測、統一引進優良品種、統一進行菜田水利等基本建設、統一標準化生產、統一防病滅蟲、統一市場銷售、分戶生產。蔬菜標準園都樹立了標識牌,繪制了基地圖和地塊分布圖,標明基地名稱、范圍、面積、建設單位、栽培品種、技術措施等,建立了生產和質量安全檔案。
2.2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努力加大蔬菜產業發展資金投入
近2年,全市已整合各級財政和農、林、水、科技、扶貧、移民、老建、農業開發等涉農資金共計1.1億元用于蔬菜產業發展,其中,市財政每年安排100萬元支持蔬菜生產,各級財政資金投入達3000多萬元,重點用于蔬菜基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流轉。同時,積極穩妥推行土地流轉,有效整合了土地資源,以此大力開展蔬菜產業招商引資,目前有福建、南昌、山東等地客商達10多家在撫州市投資蔬菜產業。
2.3以發展專業合作社為重點。大力提高蔬菜生產的組織化程度
在全市100多個蔬菜專業合作組織中,有60多個是近2年發展起來的,他們建基地、搞“訂單”、跑市場、找信息、打銷路,有力地帶動了一大批農民走上了蔬菜專業經營的道路,特別是在蔬菜產銷銜接上,發揮了很好的橋梁紐帶作用,全市蔬菜專業合作社已占全市蔬菜市場60%以上的份額。
2.4以提高科學種萊水平為重點,積極開展技術培訓服務
撫州市把依靠科技進步貫穿于蔬菜產業發展全過程,大力實施科技興農戰略,積極開展技術培訓。2年來,全市共舉辦各級各類蔬菜技術培訓班200余期,培訓人員近2000人次(其中:市級培訓班10期,培訓技術骨干150多人次),印發技術資料2萬多份。與此同時,積極開展對外交流,組織基層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蔬菜種植大戶到山東、廣東、江蘇和本省的樂平、吉安等地學習考察蔬菜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蔬菜種植技術和管理水平。
3 存在的問題
在充分肯定撫州市蔬菜產業發展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突出表現在:一是農民“賣菜難”和居民“買菜貴”并存,蔬菜市場不確定因素較多;二是蔬菜品種繁多,優質豐產高效安全栽培技術比其它農作物難度更大,菜農的科學種菜水平有待提高;三是蔬菜產業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還不高,特別是蔬菜加工和冷藏保鮮等產后商品化處理能力較薄弱;四是由于受生產資料特別是勞動力漲價的影響,蔬菜效益不穩定。
4 發展思路和對策
“十二五”期間,撫州市蔬菜產業發展的基本思路是:圍繞把撫州打造成為南方重要的蔬果產業基地的要求,進一步推進蔬菜標準化生產,推動蔬菜產業步入生產穩定發展、產銷銜接順暢、質量安全可靠、市場波動可控、農民穩定增收、市民得到實惠的可持續發展軌道。在實際工作中,撫州市將緊緊圍繞“到2015年,全市蔬菜種植面積達到5萬hm2,實現總產200萬t,蔬菜商品化處理率達到70%,年蔬菜加工處理能力達到20萬t,外地蔬菜銷售量達到50萬t”的發展目標,大力實施蔬菜標準化示范基地建設,重點在以下3個方面下功夫、作文章。
4.1狠抓在建基地建設,扎實搞好0.17萬hm2蔬菜標準園和1.33萬hm2無公害蔬菜基地建設。
瞄準目標重點:一是廣泛宣傳發動。繼續突出農民的主體地位,把農民的積極性引導好、發揮好。認真總結和推廣近2年蔬菜產業發展的成功典型,影響和帶動廣大農民參與開發,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種植蔬菜的積極性。二是支持鼓勵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繼續加大蔬菜產業開發的招商引資力度,注重引進民營企業、專業大戶開發,對引進到撫州市開發蔬菜產業項目的客商和蔬菜種植經營人才,可享受農業招商引資項目優惠政策和蔬菜產業開發扶持獎勵政策。三是積極穩妥抓好土地流轉。科學規劃,強勢推進,大手筆做耕地文章,按照有關政策,推進土地流轉,更好地整合耕地資源,建設蔬菜園區,吸引更多的客商投資建設,發展蔬菜。支持鼓勵集中連片開發,對已實施承包、租賃、入股的蔬菜基地,可依法抵押、繼承或轉租。四是層層分解落實任務。按照蔬菜產業發展目標任務的要求,把工作任務分解落實到鄉(鎮),迅速掀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蔬菜大棚建設。
扎一頭馬尾辮,皮膚有點黑且微紅,穿一件黑色的外套,看上去非常樸實,卻又像是從莊家地里走出來的“鐵娘子”,這是合作社理事長靳喜梅給記者留下的形象。面對記者的采訪,靳喜梅顯得特別熱情,總是露出燦爛的笑容。靳喜梅告訴記者,她特別希望通過報道,將這些從“山溝溝里”走出來的原生態產品伸向全國市場。
“森山珍品土特產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12月6日,于2007年12月17日在陵川縣工商局登記注冊,并注冊了‘豹犢溝’商標,印制了自己的包裝。”作為合作社的理事長,靳喜梅對合作社一步步成長的過程記憶深刻。她說,合作社最初成立時,只有5戶社員,2009年增加至55戶,之后社員逐漸增加,帶動陵川縣古郊鄉馬武寨村及周邊8個自然村300余戶農民逐漸走上致富路。
成立合作社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便是解決資金問題。對于資金不足的合作社,合作社可通過向銀行貸款的方式融資或者采取股份制經營。靳喜梅告訴記者,合作社自成立以來實行股份制經營,采取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按照“合作社—農戶—基地—收購—儲藏—包裝—批發—零售”一條龍渠道,發展天然綠色產品,推動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2011年,合作社總收入達到380萬元,盈余18萬元,其中可分配盈余向社員按股份比例返還18萬元,比去年戶均收入高出一倍。靳喜梅告訴記者,現階段農民參加合作社的意愿逐漸增強,參加合作社的人也多了,隨著參加社員的逐漸增多,合作社產品的銷量也逐漸加大,收入也增加了。雖然目前合作社的收入水平與規模以上合作社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靳喜梅告訴記者,合作社會通過每一步、每一環節的認真和努力,慢慢擴大自己的規模,拓展自己的市場。
注冊品牌,擴大市場影響力
合作社要想長遠發展,需要注冊一個屬于自己的響當當的品牌。通過品牌效應可使合作社產品得到市場上消費者的普遍認可和接受,擴大合作社產品的影響,增強合作社自身的影響力。2011年,合作社注冊了“豹犢溝”品牌商標,該品牌塑造了森山珍品土特產專業合作社獨特的品牌形象。
目前,合作社主要以經營木耳、核桃、山珍、麻籽油、雜糧等農產品為主,社員種植面積2800畝,帶動農戶種植面積16500畝。其中,2011年,合作社種植木耳大棚40棟。合作社的產品中,森山珍品系列產品是合作社的一大特色,包括核桃、金針、木耳、花椒、黃花菜等產品。靳喜梅說到,現在菌類產品很受市場的歡迎,比如吃涮鍋經常用的金針菇。金針菇能有效抑制腫瘤細胞,有抗癌、降低血壓、降膽固醇、預防和治療腸變病及肝炎等功能,是一種保健食品,所以金針菇的市場范圍很廣泛。合作社生產的黃花菜具有清熱利濕、解毒消腫、散瘀止痛的功效。
除此之外,合作社還生產加工類產品,如牛肉丸。選用精細牛肉科學配方、傳統工藝加工而成的牛肉丸,不僅風味獨特、脆香可口,而且健脾養胃。為使牛肉丸口感純正,其配料中的水均采用的是山泉水。
提到合作社的產品,不得不提的是黑木耳和土雞蛋。野生采摘、天然純正的黑木耳生長在太行山東部的馬武寨山區。距陵川縣城80公里,該區具有適宜黑木耳生長的氣候、優質的雜木資源,以及天然礦泉水。所產純天然黑木耳,具有潤肺和清滌胃腸的功能,特別對胃癌、食道癌有防御功效。“豹犢溝”土雞蛋,土雞是山地自然放養環境中長大的,主要吃蟲子和草葉為主,不含任何添加劑,土雞蛋口感細膩,營養豐富,含有鈣、鐵、鋅、硒等多種微量維生素,具有補腦、狀體、健身之功效,屬于純正無公害產品。
合作社生產的小麻籽油是在傳統工藝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設備制造而成的綠色特級小麻油,香味濃郁、營養味美,富含85.42%不飽和脂肪酸,多種功能性活性成份鈣和多種對人體有益的微量元素,有降低高密度蛋白、膽固醇的作用。
在采訪中,記者感受到,一些小規模合作社由于其所處的獨特地理環境,使合作社生產的產品在質量和產品類別上有著與其他合作社截然不同的優勢。陵川縣的自然氣候環境和地理環境適宜天然黑木耳的生長,這是合作社的一大優勢。
注重宣傳,開拓全國市場
由于獨特的地理環境,合作社具有生產某些特色產品如黑木耳、金針菇等的優勢,但同時合作社也面臨著一些需要不斷解決的問題。其中,合作社所處位置在山西省陵川縣古郊鄉馬武寨的一個較偏僻的地帶,相對比較封閉,所以給合作社銷售農產品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合作社產品如何才能銷售出去呢?
合作社積極申報了無公害黑木耳、麻籽油、核桃認證,確保了產品品質。除了在產品質量上下功夫,靳喜梅特別看重品牌的打造。他們通過電視、報刊、戶外廣告、發放資料等方式,對合作社及其產品進行了大量的宣傳。經過幾年的努力,合作社產品得到顧客的認可。產品銷售到河南、河北、北京等多個省市。
靳喜梅特別注重展會宣傳,積極參加每一次展會。在今年9月下旬舉辦的第十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上,靳喜梅帶著合作社生產的黑木耳、土雞蛋、麻籽油等產品參加展會。其參展的特色農產品受到了農業部、省、市領導的高度贊揚和廣大顧客好評,短短的2天內銷售額達到5萬余元,喜獲“第十屆中國國際農產品交易會農民專業合作社展團信得過創意營銷獎”。
采訪結束后,靳喜梅說,作為目前正處于發展階段的合作社,她希望國家能夠多關注合作社的發展,同時期望合作社能夠享受國家更多的優惠政策,使合作社發展一步步壯大起來。
天氣轉冷 南通市菜價小漲 橘類蘋果熱銷
天氣越來越冷,又到了每年蔬果價格漲跌最頻繁的季節。近日,從南通農副產品物流批發中心獲悉,近期蔬果品種豐富,貨源充足,交易活躍,總體上市量平穩。
熱鬧的2014年新春佳節后剛剛一個半月,人們渴望已久的春天,用融化積雪的方式悄然來臨。烏蘇大地上的人們,面對這個春天,表現出了很多年來少有的焦慮,哪怕是曾經經歷過番茄滯銷這樣慘痛損失的年份,也都會在新一年確定種植結構、面積。
2013年年底公布國儲棉調整政策,農民往年對種植棉花的積極性和熱情,在這個春天演變成了壓力?――不種棉花,種什么?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當地政府、棉農面前――產業結構調整的窘迫性,并隨著天氣變暖而加劇。
正所謂,一年之計在于春。產業結構調整的窘迫性在帶來壓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烏蘇坐擁北疆地區規模最大、品種最全、管理一流的果蔬一級批發市場和農產品物流集散中心: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該市場對烏蘇蔬菜產業的影響和發展,因為產業結構調整的窘迫性而找到了有力的切入點。
“我們對進一步疏通和擴大烏蘇市乃至‘金三角’及周邊區域農副產品的流通渠道,減少流通環節,解決農民單家獨戶小規模多品種生產、市場需求信息不靈、農產品生產流通成本高等問題,對進一步加快烏蘇市場結構調整,推動農業產業化升級,促進農產品流通,保障農副產品供應都將發揮積極推動作用。”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總經理李沐曉說,作為烏蘇周邊乃至北疆最大的農產品專業市場,有信心將烏蘇本地的蔬菜產業帶動并發展起來。
據了解,烏蘇北園春批發市場總投資4億元,占地323畝。2013年12月8日正式運營,是2013年烏蘇市實現當年開工、當年建設、當年投入運營的重大項目之一。目前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每天果蔬菜交易量可達幾百噸,為北疆五地州日常農副產品的充足供應提供了保障。
烏蘇發展蔬菜產業以什么模式起步?
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這艘蔬菜產業里的“巨輪”在烏蘇市,對整個烏蘇的發展來說是個巨大機遇,對烏蘇市八十四戶鄉來說更是如此。該市夾河子鄉、甘河子鎮、哈圖布呼鎮(場)……一些具備發展蔬菜產業條件和基礎的鄉鎮場已經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農民自發組織或者鄉鎮政府組織,一批一批地前往烏蘇市八十四戶鄉蔬菜種植基地、烏蘇北園春市場參觀、咨詢。
“我們在聽說烏蘇北園春市場落戶烏蘇市了,距離我們不過三五公里,高興得睡不著覺了!”烏蘇市八十四戶鄉巴海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王長柱說,近水樓臺先得月,與市場接觸得最近、貼得更緊密的巴海蔬菜合作社,最先嗅到了巨大商機。市場項目落地的消息讓八十四戶鄉農民興奮不已,市場的運營更是讓八十四戶鄉農戶農民如魚得水。
批發市場建在了家門口,巴海蔬菜合作社菜農魏傳江2014年接到的育苗訂單就是去年的3倍,育苗收入預計可以超過10萬元。
“現在有這個市場可以批發,我們就可以批量種植。應該說北園春市場建到我們烏蘇特別好,距離近了,辦事方便。”魏傳江說,作為八十四戶鄉的菜農,見證了這里的蔬菜種植產業的發展。他說,種植先前只是各家種各家的,從種植品種到種植技術,要么相互模仿,要么自己摸索,一方面無處了解蔬菜市場信息,另一方面無法成熟掌握蔬菜種植技術,產與銷嚴重脫節。
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已經開張三個多月了,八十四鄉巴海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已入駐北園春,理事長王長柱組織、協調八十四戶鄉蔬菜統一在北園春進行銷售,使蔬菜銷售更加方便、快捷。截至目前,八十四鄉巴海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北園春蔬菜銷售量達到3500噸,帶動蔬菜種植戶410戶,效益增加近60萬元,為該鄉蔬菜品牌的建設、擴大面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促進了蔬菜產業的發展。同時解決了八十四戶鄉無蔬菜批發市場、所產蔬菜在田間地頭銷售的困難,也避免了蔬菜交易時易發生的交通事故隱患。
如此一來,烏蘇發展蔬菜產業,就要以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和合作社進行產銷對接的模式起步。
烏蘇發展蔬菜產業的基礎有沒有?
“只要有市場,只要有銷路,我們就會放心大膽的種。”烏蘇市西大溝鎮(場)二臺子村村民高萬兵,最近在參觀了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以后,顯得格外興奮,在了解到胡蘿卜種子緊俏這一消息以后,仍然決定2014年春天要擴大胡蘿卜種植面積。
“胡蘿卜種子緊俏,就說明2014年胡蘿卜種植面積一定會很大,市場很可能會飽和。”高萬兵說,雖然判斷市場飽和會帶來風險,但他依然還是將去年種植的50畝胡蘿卜,擴大到2014年的100畝。
高萬兵說,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落戶烏蘇并帶動烏蘇蔬菜產業發展的前景,是一顆讓他大膽擴種胡蘿卜最大的“定心丸”。還有就是,2013年烏蘇市西大溝鎮(場)對紅山片區的黃蘿卜進行了有機認證,其取材全部是他家地里的胡蘿卜,這也是一顆“定心丸”。
據了解,烏蘇市西大溝鎮(場)二臺子村、烏蘭祖呼村等村被統稱為紅山片區,該片區種植胡蘿卜、土豆的歷史已經有二三十年。
烏蘇市西大溝鎮(場)從2010年就開始進行有機農產品生產。在三年的時間里,該鎮克服各種困難,加大宣傳、資金投入、生產管理等方面力度,嚴格按照GB/T 19630有機生產標準體系相關文件和《食品安全法》的規定,選擇土壤、水質、空氣均無污染的紅山片區二臺子、烏蘭祖湖等基地進行有機農產品生產,實行生態種植養殖。在2013年6月份再次順利通過北京有機認證中心實地咨詢檢查。
如果說西大溝鎮(場)二臺子村是烏蘇市胡蘿卜、土豆等根莖類蔬菜種植的代表性區域,那么烏蘇市吉爾格勒特郭楞蒙古民族鄉扎根塔拉村村民李世光就是烏蘇市棉農轉型菜農的典型代表。
“我連著種了好多年辣椒了,2014年我要種100畝辣椒,到塔城去尋找出口銷路。”烏蘇市吉爾格勒特郭楞蒙古民族鄉扎根塔拉村村民李世光說,由于棉花成本的增大,效益的降低,有種辣椒經驗的他,2014年2月底在沒有對市場有任何考察的情況下,就育了100畝辣椒苗。
為了給這100畝辣椒找銷路,他忽略了家門口的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奔波千里之外的塔城,找出口這一銷路。憑單個農戶的力量和資源去做蔬菜出口貿易,李世光的勇氣和膽識可想而知有多大了。
偶然的機會,李世光接觸到了烏蘇北園春農產品一級批發市場,這一接觸,李世光把銷售辣椒的目光全部轉向了這個市場,并且在他的帶動下,又有幾戶農戶放棄種棉花,改種蔬菜,幾個人各種蔬菜種植面積達到了370畝。
一、理論依據
規模經濟理論是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之一。規模經濟理論是指在一特定時期內,企業產品絕對量增加時,其單位成本下降,即擴大經營規模可以降低平均成本,從而提高利潤水平。規模經濟通常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內在的,即廠商的平均生產成本隨著其自身生產規模的擴大而下降;另一種對單個廠商來說是外在的,但與整個行業的規模有關,即外部規模經濟。
從經濟學說的發展歷史角度來看,亞當?斯密作為規模經濟理論的創始人,他在國富論中做出了以下論述:勞動生產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為切入點,進一步揭示了生產率提高的原因:分工使得每一個工人的勞動技能和熟練程度都得到了提升,節約了生產過程中由于變換工作步驟而浪費的時間,同時促進了機器的發明和應用,“由于勞動分工的基礎是一定規模的批量生產”,因此,斯密的理論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古典規模經濟理論。真正意義的規模經濟理論起源于美國,它揭示的是大規模生產的內部與外部經濟性,規模經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爾弗雷得?馬歇爾、張伯倫、羅賓遜和貝恩等。
二、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現狀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時至今日,我國的汽車產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六十多年的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3年至1978年,這是我國汽車工業的起步階段。1953年,我國第一家汽車制造廠――中國第一汽車制造廠的誕生,標志著我國汽車工業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質的飛躍。之后,我國的汽車工業由于體制問題等原因,發展十分緩慢,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這一階段我國的汽車產業發展較為落后,產業規模較小,基本不具有規模經濟性。
第二階段,1979年至1993年,這是我國汽車工業的成長階段。1979年,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制度,經濟體制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我國市場對于汽車日益增長的需求推動了我國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在這一時期,我國汽車產業的規模迅速壯大,到1992年,我國汽車產量首次突破100萬輛大關,達到106.2萬輛,在世界各汽車生產國中排名第11位。該階段中國汽車產業在取得了顯著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問題,主要表現為汽車產業投資混亂廠商林立,整體發展水平不高,廠商生產規模有限,距離國際公認的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產量還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階段,1994年至今,這是我國汽車工業調整改革騰飛的階段。1994年隨著《中國汽車工業產業政策》的頒布,我國汽車產業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我國汽車產業,合資模式廣泛開展。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國外資本的注入,因此,汽車制造的核心技術仍然掌握在國外廠商手中,我國廠商技術仍然處于落后水平。到了2008年,我國汽車產量達到了961.6萬輛,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汽車銷售國。2014年我國汽車產銷量雙雙超過2300萬輛,創全球歷史新高,連續6年蟬聯全球第一。這些事實標志著中國已經逐步發展成為了汽車生產大國。
三、中國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發展存在問題
經過了六十多年的發展,雖然中國汽車產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中國也實現了從汽車小國到汽車大國的轉變,但是,中國目前還并不是一個汽車強國,我國汽車產業仍然沒有形成良好的規模經濟性。
汽車產業屬技術與資金密集型行業,通常情況下資產專用性較強,因此汽車企業對規模經濟具有很高要求。最近幾年,我國汽車產業不斷引進國外優質資本與關鍵技術,資本投入和科技創新能力得到加強,使得汽車企業的產能和勞動率得到顯著提升,汽車產業的規模經濟性也越來越明顯,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國汽車產業仍然保持著企業數量多、規模小的產業格局。
目前,汽車經濟規模的國際公認標準為200萬輛。全國大多數汽車企業生產批量小、專業化水平低、規模小、布局分散、自主開發能力差的問題十分突出,造成的結果是產業集中度低、規模不經濟。根據2014年全國汽車生產企業排名來看,在全國153家整車廠中,年產量200萬輛的僅有5家,在50萬輛至200萬輛的僅有3家,絕大多數年產量在50萬輛以下。由此可見,我國汽車產業的規模是相當的小,距離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還有一定的差距。
四、中國汽車產業發展策略
1、推行兼并重組,擴大各廠商規模
為了提高我國汽車產業市場集中度,需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車企兼并重組戰略,以此來調整我國汽車產業的市場結構,從而提高我國汽車產業國際競爭力。具體的方式有收購、兼并、重組、參股等,通過強弱兼并,強強聯合,既可以減少企業數量,提高產業集中度,又能形成一批具有高度規模經濟性、競爭實力強大的汽車企業集團。
2、扶持自主品牌,增強核心競爭力
雖然我國汽車產銷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是當前市場中,中國自主品牌的企業占據的市場份額還比較小,而且還存在著下降的趨勢。2014年我國汽車產銷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國自主品牌卻沒有一家進入前十。這就意味著,我國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仍然需要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策略。因此,進行技術升級,提升自主品牌的核心競爭力成為當前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目前我國的自主品牌所生產的汽車,在設計、核心技術應用、制造等一系列的環節都還存在很多不足,很多的設計都是借鑒外國廠商的現有資源。因此在消費群體之中的認同度很低,自主品牌給人留下的印象始終是價格便宜但是品質低劣。我國車企需要加大對自主研發的投入,避免一味的抄襲模仿國外廠商,加快技術升級,通過開發新技術來減少成本,提高質量,增強競爭力,從而提高自主品牌在消費群體之中的認同度。
3、抓住發展機遇,探索新能源汽車
近年來,由于環境污染、能源危機等問題,新能源汽車逐漸成為汽車市場的新寵。新能源汽車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市場格局尚未形成,我國自主品牌的汽車企業應抓住此次機遇,積極同國外廠商開展競爭,大力研發新能源汽車,盡早進入新能源汽車市場,通過搶占市場先機來吸引顧客,擴大自身的市場占有率,爭取在這一新興市場中取得領先的行業地位。(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王文超.中國企業國際化戰略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4(2).
[2] 秦遠建.改善中國汽車產業規模經濟的對策[J].汽車工業研究,2008(6).
[3] 柳旭.我國汽車產業發展戰略分析[D].國防科學技術大學,2006.
[4] 何元貴.中國汽車企業規模經濟實證研究[D].暨南大學,2009.
[5] 邁克爾?波特.競爭戰略[M].華夏出版社,1997.
該調查于2012年開始策劃實施,歷經3年的問卷設計研討。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經過了共計5次實地仿真式調查。2015年8月底完成全部調查。
克服了進入企業、獲得經營數據、員工現場填報和數據回訪等一個又一個難關,平均每份問卷投入的時間達到28天。
2. 2016年CEES調查數據的基本情況
(1)樣本數量
在2015年廣東省570家企業問卷的基礎上,本次調查覆蓋湖北、廣東兩省。共收集1168家有效樣本,其中湖北542家、廣東622家。
(2)樣本信息
有效收集調查樣本2013―2015年的財務績效、企業家精神、生產情況、管理效率、銷售與出口、研發創新、質量競爭力、人力資源等維度的3年面板數據。對廣東企業問卷,形成了有效的追蹤樣本。
2016 CEES調查的樣本分布
(3)行業分布
本次調查有效覆蓋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1)二維行業代碼所示的27個行業,涵蓋除廢品加工(代碼42)、設備修理(代碼43)以外的全部二維行業。
經一周時間的問卷閱讀、數據清洗、描述性統計與問題提煉,在企業經營質量、經營狀況、發展模式轉型、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勞動力結構變化、企業家創新精神、質量創新主動性、企業管理效率、企業成本變化以及制造業行業的“泡沫化”危機等10個維度得出了新的總體發現。
二、湖北省紡織服裝產業基本情況
1.樣本數量
共計隨機抽取湖北省13個城市、20個縣級區域的164家紡織服裝企業,成功調查企業103家、696名員工,收集了41萬余條調查數據。企業受訪率為62.8%,問卷完整填報率達78.42%,抽樣誤差率嚴格控制在1%以內。
2. 樣本企業狀況
根據調查結果,2015年我省被調查的紡織服裝企業中,停產企業有15家,占比14.56%。企業平均存續時間為10.29年。從企業所有制類型看,抽樣企業中的民營企業占比為77.67%,外資企業占比為15.53%,國有企業占比為6.8%。
3.樣本企業經營利潤狀況
2015年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中,盈利企業的占比為76.7%,虧損企業占比為23.3%。平均每家企業的工業總產值為13505.43萬元,銷售額為9981.83萬元,利潤為671.33萬元;較2014年分別增長6.93%、-16.09%和15.71%。平均銷售利潤率為1.66%;勞動生產率為13.18萬元,較2014年增長了50.46%。
4.勞動力和工資狀況
我省紡織服裝產I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93年(初中水平)。2015年平均每家企業的就業規模為411人,較2014年下降4.63%,其中:中高層管理者占比6.69%,增長7.43%;普通管理人員占比6%,下降0.12%;技術設計人員占比3.96%,增長2.13%;一線員工占比77%,下降0.38%。勞動力月平均工資水平為3317.34元,其中:中高層管理者平均工資5277.53元,技術研發人員平均工資3367.04元,普通管理人員平均工資3005.11元,一線工人平均工資3059.08元。
5.樣本企業投資狀況
2015年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中,40.78%的企業有新增投資行為。固定資產凈值為4020.67萬元,增長1.88%。2015年企業平均固定資產投資額為1634.34萬元,增長14.29%;單位土地投資為21.8萬元/畝,單位土地產值為344.56萬元/畝。
6.樣本企業創新狀況
我省23.3%的紡織服裝企業設立了獨立的研發部門,27.18%的企業有研發支出,三年年均支出為161.14萬元,年均復合增長率5.94%。
7.樣本企業進出口狀況
從出口來看,我省紡織服裝企業有出口行為的占25.74 %,平均出口額為16693.36萬元;企業平均出口目的地為10個,2015年有新增出口目的地的企業占比為16.67%;使用進口中間品的企業占比為2.91%。
8.樣本企業成本狀況
從成本來看,2013―2015年我省紡織服裝企業的平均主營業務成本為6727.71萬元,年均下降0.58%。其中:原材料支出年均4074.41萬元,占比60.56%,年均上升2.99%;總工資成本支出年均1214.69萬元,占比18.06%,年均上升12.16%;折舊年均426.8萬元,占比6.34%,年均上升13.33%。社會保障支出432.07萬元,占總工資成本的35.57%。
三、基于調查結果的產業現狀及分析
1.產業發展質量正在發生向好的趨勢性變化
(1)相對于工業總產值和銷售的平穩增加,企業利潤增幅明顯。
產業發展質量的主要目標就是實現更高的效益,也就是以更少的要素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一般性的研究是以利潤的相對增速來反映產業的發展質量狀況。調查數據表明,2013―2015年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平均工業總產值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6.84%,高于湖北省制造業平均水平4.08個百分點;企業平均銷售收入年均增長率為2.83%,與湖北省制造業平均水平大致持平。另一方面,所實現的利潤總額平均增速為14.35%,高于湖北省制造業平均水平10.56個百分點,其增速分別是工業總產值、銷售收入的2.1倍和5.1倍。
(2)勞動生產率近三年穩中有升。
勞動生產率上升,是產業發生向好趨勢性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根據調查結果,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從2013年的人均8.47萬元,增長到2015年的人均13.18萬元,年均增長率為26.94%。這一增長率高出湖北省制造業增長率24個百分點,也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1.91倍。
(3)產品質量階梯不斷延長。
調查數據表明,驅動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發展質量提升的原因之一來自于產品質量的提高。質量階梯越高,代表產品質量越能滿足市場需求,其質量水平也越高。調查數據顯示,目前我省紡織服裝中等價位產品生產的比重最高(達50.13%),高價位產品的比重達到28.45%,兩者之和接近78.58%,高于湖北省制造業平均水平約9個百分點。可以說,湖北紡織服裝產業依靠開發新品種、開發高價位產品,已初步擺脫了低質低價的質量定位。
2.產業質量盈利型發展模式的優勢開始凸顯
(1)企業發展模式和效益的分化較為明顯。
一部分企業的發展更加注重創新、人力資本和質量的投入,利潤增速較少受到宏觀經濟增速下滑的影響,呈現出“質量盈利型”的模式,其工業總產值的3年平均增速為13.54%,銷售收入年均增速為7.04%,利潤年均增速為33.25%。另一部分企業的發展則仍然依賴資本、勞動力等傳統要素的驅動,利潤增長受制于宏觀經濟的波動,呈現出“速度盈利型”的模式,其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速為0.23%,銷售收入和利潤甚至為負增長。
(2)發展理念和人力資本的差異是造成分化的兩大原因。
首先,發展理念的差異是致使企業發展分化的主要因素。“速度盈利型”企業中33.33%的企業認為,外部市場需求是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一比例較質量盈利型企業高出近25%。
其次,人力資本質量的差異,也是導致企業發展分化的重要因素。“質量盈利型”企業的技術和設計人員占比為5.42%,而速度盈利型企業的占比僅為2.5%,前者是后者的2倍還多。
(3)出口的學習效應較為顯著。
相關理論表明,出口行為的學習效應能顯著拉動企業的投入產出效率。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中,有出口行為的企業占比為25.74%。從對比來看,有出口行為的企業年均利潤額為726.59萬元,其利潤額年均復合增長率約為12.84%;而沒有出口行為的企業,其年均利潤額為264.73萬元,利潤年均復合增長率約為-8.45%。
3.已形成較為合理的產業結構
(1)產業的市場化程度較高。
根據調查數據,在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占比分別為77.7%和15.5%,國有企業占比6.8%。較高的民營企業占比表明,該產業具有依靠市場化機制傳導信息的能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企業的進入退出壁壘相對較低。
(2)形成較為合理的產業鏈結構。
根據調查數據,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中進行原材料種植的企業占比6.38%,進行紡織服裝生產機器制造的企業占比2.14%,進行面料加工的企業占比31.91%,進行服裝成品生產的企業占比59.57%。加之我省屬于我國著名的棉產區,因而構成覆蓋棉花種植、紡織原料、織物織造、服裝生產的湖北紡織服裝產業鏈。
(3)區域化集群優勢突出。
湖北紡織服裝產業的企業,49.51%的企業位于開發區或工業園,14.85%的企業原材料供應商在本地,本地市場(本市、本區或本省)為主要銷售市場的企業占比為15.84%。
沿江漢平原的棉花產地,我省形成了武漢女裝、黃石商務男裝、潛江戶外運動裝、仙桃無紡布、漢川制線業等紡織服裝的特色產業集群,產業集聚的規模效應較為突出。
4.支撐創新發展的要素投入和制度環境“雙提高”
(1)企業平均固定資產投資呈增長趨勢。
2013―2015年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呈增長趨勢,年增速為14.13%,比湖北全省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高0.6個百分點。據y算,平均每家紡織服裝企業用于購買機器設備投資約為1046.20萬元,其中49.0%用于購買國外機器設備。
(2)質量要素投入有所增加。
本次調查表明,我省紡織服裝產業對質量要素投入的重視程度明顯增強。突出表現為:27.18%的企業有專門的研發支出行為;32.04%的企業參與了產品質量標準制定(含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71.84%的企業購買了用于產品質量檢測的設備,平均企業質量檢測人員數量約為14人,近三年有9.71%的企業引入了來自發達國家的質量檢測設備。
(3)主動加強員工在職培訓的力度。
與正規學校教育相比,在職技能培訓是著眼于提升員工實際工作能力的一個重要途徑。調查表明,我省紡織服裝產業72.8%的企業對員工進行了高于10天的專業技能培訓,93.2%的企業對員工進行了入職培訓,平均每家企業對入職員工培訓20天。從企業的經費支出看,2015年企業用于員工教育的支出約為11.51萬元,近三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為7.9%。
(4)“干中學”機制逐漸形成。
創新理論的研究表明,創新動能的發揮,除研發投入以外,更重要的是來自于創新方法的創新,“干中學”機制是創新發展的根本性制度保障。本次調查發現,我省紡織服裝企業的不同層級人員,每周交流質量改進的次數為3.21次;基層員工每周開展質量故障討論與改進的次數為3.0次;40.86%的員工每月都會進行與工作業務相關的非正式討論,頻率為每月4次。可以說,企業內部研發交流頻繁,有效推進了創新知識生產與企業內部的創新知識擴散。
5.技能型專業人力資本的創新優勢明顯
(1)勞動力總量減少。
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就是低成本勞動力紅利的消失。調查數據表明,隨著人口轉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勞動力供給總量已呈現下行趨勢,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也表現出了這一趨勢特征。根據調查數據,該產業雇傭的勞動力總量從2013年的40449人,下降到2015年的38888人,年均下降1.61%。
(2)本地化的專用性人力資本資源較強。
技能型專用人才,對紡織服裝這一傳統制造業的質量創新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根據調查結果,我省紡織服裝產業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較為穩定,平均學歷為初中,低于湖北省制造業的平均水平(接近中專),工人的平均年齡約為49歲,高于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4年。但是,他們在紡織服裝行業工作的年限平均為11.2年,高于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約3年。可見,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勞動力,雖已呈現較為明顯的老齡化特征,但由于在本行業工作時間較長,勞動力的專用性人力資本較強。調查還顯示,我省紡織服裝企業的勞動力80%以上主要來自企業周邊鄉鎮,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轉移和閑時做工的特征較為明顯。
(3)高技能型勞動力的需求和價值不斷攀升。
根據調查數據,在勞動力供給總量趨于飽和的前提下,我省紡織服裝產業對一般性管理人員需求趨于下降,但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正在顯著上升。
湖北省紡織服裝產業對技能型勞動力的雇傭比例在不斷增長。2013年具有職業資質的一線員工占比10.77%,2014年占比11.37%,2015年占比達到12.41%,年均復合增速約為7.38%。
技能水平越高,工人的工資水平越高。具體來看,高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水平2014年為4561.53元/月, 2015年上升到5114.37元/月,年均增長率為12.12%;具有職業證書工人的工資是4119.86元,研發設計人員工資約為4788.48元,他們分別是沒有職業證書工人工資(3140.24元)的1.3倍和1.5倍。
6.企業家整體能力亟待提高
(1)60后企業家占比相對較高。
企業家的年齡作為其個體特征的一個重要變量,能反映企業家的閱歷、經驗積累和心智成熟程度。根據調查結果,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企業家平均年齡為47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4年(高中水平);企業家的工齡平均為26年,其中在紡織服裝行業工作的年限為19.37年,在本企業工作的年限達11.53年。這表明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企業家,一方面在該行業的工作經驗較為豐富,另一方面也較易出現“中年創新瓶頸”。
(2)創新意識和資源配置能力仍需提高。
企業的研發行為、進口中間品、機器設備采用等指標,可反映企業家的創新意識和資源配置能力。調查數據顯示,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平均研發強度為1.33%,比湖北省制造業的平均研發強度(2.12%)低0.79個百分點;采用進口中間品、國外機器設備等創新要素的企業占8.74%,低于湖北省制造業平均水平8個百分點。尤其是國際化程度所代表的學習能力不足,具有外資企業工作經歷的僅占9.82%。
(3)企業家的整體冒險精神不足。
相當一部分企業仍從事著本地化的低附加值加工貿易,產品更新周期相對較長,2013―2015年推出新產品的企業占比29.13%,比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低11.9個百分點。
7.創新意識和投入不足成為發展最重要的制約因素
(1)發展仍依賴于外部的市場需求和低成本勞動力優勢。
針對企業管理者的調查表明,分別有28.70%、15.85%的企業認為外部市場需求變化、勞動力成本上漲是妨礙企業經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兩者占比超過44.55%。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僅有4.23%的企業認為創新能力是影響企業經營發展的決定因素。這說明現階段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仍較為關注外部市場需求狀況,相當數量企業的發展模式仍較為依賴于外部的市場需求,而對內生增長動力的重視程度相對較弱。
(2)研發支出和研發強度仍在底部徘徊。
研發投入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為直接的體現。調查表明,我省紡織服裝產業中有8.82%的企業為高新技術企業,僅為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的33.2%;企I的平均研發設計人員約有4人,僅為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的6.3%;有27.4%的企業有研發支出,近三年平均每家企業的研發支出為161.14萬元,是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924.12萬元)的17.4%;23.3%的企業成立了獨立的研發部門,比全省制造業平均水平低12.6個百分點。
(3)產品更新周期較為緩慢。
創新的結果,可從產品的更新升級速度加快、周期縮短來反映。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產品升級周期相對較短,2015年企業新產品更新周期平均為9.1個月,低于湖北省制造業平均水平兩個月。雖然我省紡織服裝產業有一部分企業進行的是面料加工,面料的產品升級周期相對較長,但是這一更新周期仍然偏低。此外,63.11%的企業檢測設備的第一大產地在國內,國外檢測設備的使用比例仍然偏小。
8.紡織服裝產業仍受制于傳統的發展模式
(1)企業規模偏小且偏重于內向型的加工貿易商業模式。
其一,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企業規模平均為411人,絕大部分為中小企業,具體來看:中小規模企業占比97.08%,大企業占比僅為2.92%。
其二,偏重內向型的加工貿易商業模式,加工貿易型企業占比42.86%。有出口行為的企業占比為25.74%,超過50%的出口企業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同時,產品銷售到外省的比例較高,本地市場(本市、本區或本省)為主要銷售市場的企業占比為15.84%,外省為產品主要銷售區域的企業占比則高達58.42%,后者為前者的3.6倍。
(2)品牌塑造意識和服務能力較弱。
從企業所擁有的品牌數量看,僅有32.04%的企業有自己的品牌,且企業擁有品牌的數量平均約為1.53個,自主打造的品牌數量約為1.29個,在調查的103家企業中僅有一家企業收購國內外品牌。從企業的服務能力來看,僅有45.63%的企業有售后服務,每家企業的售后服務人員平均約為5人,近三年每年售后服務支出約為18.13萬元。15.53%的企業建立了客戶數據庫,對顧客數據分析的頻率為3.19次/周; 8.74%企業建立了庫存管理信息系統。以上數據均明顯低于全省制造業的平均水平。
設立產學研合作科技成果轉化基地建設專項資金,支持本地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企業、工業園區等組建轉化基地,支持開展成果轉化、中試試制、產業化推廣等活動。另一方面,應建立企業研發機構專項資金,支持開展產學研合作,組織關鍵技術攻關、重大成果轉化、試驗設施建設、服務平臺建設及創新人才培養等活動。
(4)構建“湖北紡織服裝人體設計大數據庫”公共服務平臺。
建議由湖北省纖檢局牽頭,建立全省人體體型基礎數據庫公共服務平臺,向我省紡織服裝企業免費開放。同時,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鼓勵該產業的企業加大定制化服裝的生產,對這一人體體型數據庫公共平臺的數據進行補充和更新。
4.以政策改革激發產業創新的內生性投資
(1)鼓勵企業加強技術改造和技術研發力度。
拓展企業創新融資渠道,通過擔保補貼、風險補償、貸款貼息等“組合拳”方式助推企業加快技術升級改造。進一步加快產業技術研發創新的步伐,提升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使產業的研發強度切實提高。
(2)引導企業加大智能化投資。
按照《中國制造2025湖北行動綱要》的發展戰略,加快紡織服裝產業智能制造試點示范工程、智能化技改工程、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等工程的實施,推動紡織服裝產業的智能化轉型。一方面,在紡織服裝產業較為集中的地區,特別加大對面料和服裝生產企業的投資。另一方面,順應制造I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新趨勢,鼓勵現代制造業和傳統制造業相融合,通過服務化投資增強紡織服裝產業的全要素增長能力。
(3)加大打造湖北服裝的“國民品牌”,依托大數據助推產業向微笑曲線的兩端躍升。
第一,選擇我省發展潛力較好的紡織服裝重點企業,引導其重點打造“國民服裝”,即引導企業通過產品質量的提升,打造擁有強大市場競爭優勢、高質量、高性價比,并能夠為廣大消費者居民所廣泛購買的服裝。
第二,圍繞“國民服裝”打造完整的品牌價值鏈。通過湖北服裝文化節等一系列軟文化的品牌工程建設,彰顯湖北服裝傳統優勢產業的品牌魅力與文化魅力。
第三,引導企業以市場需求的大數據導向來進行產品生產。以產品生產的大數據來滿足質量,以質量的大數據來適應市場需求,形成紡織服裝產業生產、銷售的一體化商業模式。
5.盡快推動紡織服裝產業轉向質量盈利型模式
(1)全面推行企業質量戰略。
組織企業進行質量創新戰略的專題培訓,使其具備系統的質量創新能力。使企業家加快從“速度盈利型模式”向“質量盈利型模式”的轉變,逐步形成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精神。同時,為企業家的質量創新提供一定的方法與路徑,如質量需求挖掘、質量政策識別、標準能力、質量信用、質量文化等方面的內容。為我省紡織服裝產業質量盈利型模式的形成打造一批高素質的企業家隊伍。
(2)全面推進以團體標準為核心的標準創新體系。
團體標準是企業或企業聯盟自主制定、自主使用的高于國家規定最低安全標準的一類標準,目前發達國家大部分企業主要采用的是團體標準。構建服務這些紡織服裝行業及細分領域的團體標準,掌握在這些行業領域的標準話語權,提升湖北紡織服裝產業競爭實力,發揮團體標準對企業轉向質量盈利型模式的引領作用。
(3)加快面向消費者的比較試驗服務。
商品比較試驗在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發展已經比較成熟,該組織主要按照消費者的需求,提供專業化的第三方質量比較信息,同時消費者為了獲得這類信息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建議我省可參照德國的TEST(《檢測》)、美國的消費者報告等成熟模式,率先引入比較試驗組織。利用現有的生產、技術和檢測優勢,率先打造一批全國領先的“服裝比較試驗”服務機構,為我省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信號傳遞機制。
6.健全“干中學”機制提升紡織服裝產業的創新能力
(1)發展服務紡織服裝產業的各類競爭性社會組織。
一方面,政府應從紡織服裝產業的各類社會組織中退出,鼓勵企業家成立商會、企業家協會等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由企業家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發地組織企業家之間的交流活動。
另一方面,鼓勵社會組織之間的競爭,企業家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自由選擇參加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同時要建立社會組織的退出機制,對于不適應市場需求的社會組織,應通過一定程序讓其退出。
(2)建立“湖北紡織服裝創新電子化集市平臺”。
一、指導思想
堅持科學的發展觀,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以農民增收為目標,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行政推動為抓手,以科技為支撐,以產業化為核心,強化服務管理,培育產業鏈條,打造大企業,創立大品牌,促進黃牛產業上規模,龍頭企業上檔次,推動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二、發展目標
l、年底,力爭全縣黃牛存欄16萬頭以上,出欄6.4萬頭,良種牛比率達90%。
2、圍繞養殖小區、育肥場和良種繁育等環節,扶持省級產業化龍頭企業——安徽省瀚森荷金來肉牛集團有限公司做大做強,力爭其2008年邁入國家級龍頭企業行列。
三、主要措施
(一)著力扶持瀚森荷金來肉牛集團有限公司。
縣政府力爭每年協調一定數額的貼息貸款,支持企業采用新技術,研發新品種,做好深加工,搶占國內國際市場。認真落實招商引資優惠政策,進一步整治企業周邊環境,創優發展平臺。充分利用廣播、電視等媒體展示企業形象和經營理念,宣傳養牛效益,調動廣大農戶養牛積極性,力爭在全縣上下營造家家想養牛、戶戶愿養牛的良好氛圍。
(二)加強養殖小區建設。
養殖小區機制靈活,利于優質資源集聚,是廣大農民發展規模養殖的重要形式。每鄉鎮至少要抓好5個養牛專業村(60%以上農戶養牛的村)、50個養牛重點戶(養牛5頭以上的戶),在全縣范圍內形成100個黃牛養殖專業村、1000個重點戶,帶動全縣半數以上農戶養牛。其中,韋集、黃灣、向陽、婁莊、靈城、虞姬、禪堂、馮廟、楊疃、大廟等10個重點養殖鄉鎮要把小區建設作為黃牛產業化的關鍵環節來抓,最大限度地吸納社會閑散資金建設黃牛養殖小區,實行統一規劃、統一防疫、統一指導。小區養殖規模要達到300頭以上,養殖方式可實行分戶飼養與集中育肥相結合。
(三)盡快建成集中育肥場。
有關部門要扶持、引導瀚森荷金來肉牛集團有限公司盡快建成存欄總規模5000頭以上、年出欄不低于1.5萬頭的優質肉牛育肥公司和育肥場。原有黃牛育肥場的鄉鎮,要配合瀚森荷金來肉牛集團有限公司創新利益鏈接機制,采取承包、租賃、聯合經營等方式,盤活經營權,爭取2007年底之前原有的育肥場全部啟動生產。
(四)加強黃牛良種繁育體系建設。
建立健全優質肉牛品種改良體系和標準化生產體系是黃牛產業建設的重要環節。縣畜牧部門和黃牛產業化辦公室要積極推廣、引進國內外優良黃牛品種,并對全縣能繁母牛建檔立卡,選優淘劣,不斷提升品種檔次;進一步完善全縣畜牧改良站點功能,規范品種繁育途徑,堅決杜絕自配,確保全縣良種牛比率于2008年達到90%;要組織人員制定黃牛標準化生產技術規程,全程指導黃牛生產;結合無規定動物疫病區項目建設,完善監測手段,建立疫情測報制度,做好動物疫情監測工作,為黃牛產業健康發展保駕護航。縣政府每年拿出30萬元財政資金支持黃牛品種改良。
四、保障措施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4-0113-03
近年來,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悄然興起,并逐漸成為經濟發展中新的亮點。但是相對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規模化發展而言,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無論從發展規模、企業數量還是從市場需求、消費水平來看都與河北省作為文化資源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尚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依賴資源消耗的產業結構,影響了河北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深入研究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障礙因素,提出破解制約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難題,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現狀與問題
(一)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現狀分析
文化創意產業,是指依靠創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賦,借助于高科技對文化資源進行創造與提升,通過知識產權的開發和運用,產生出高附加值產品,具有創造財富和就業潛力的產業。河北省地域廣闊,東接渤海、西鄰太行、北及朔漠、南近中原,地勢多變,形態各一,山河壯麗,風光秀美,歷史悠久,起于商周,興于戰國,綿延及今,物華天寶,人杰地靈,既是中華民族歷史文明發源地之一,也是中國首屆一指的文物大省,既有著體現古代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物質文化,也有著展現中華民族優良品質的精神文化,擁有獨具特色的燕趙文化。豐富的文化資源,深厚的文化底蘊,為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近年來,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目前河北省內已形成一批具有規模的文化創意產業示范園區,共有文化創意產業項目765個。主要包括河北出版集團文化創意園區、山海關影視拍攝基地、石家莊動漫基地、吳橋世界雜技博覽園、清朝皇家獵場等眾多產業項目。其中,位于石家莊的河北出版集團文化創意園區由綜合商務區、主題商業區和文化產業區三部分組成,旨在建成以網絡出版、數字出版、動漫游戲研發為主的現代文化創意基地;以“夢文化”為主題邯鄲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建設和邯鄲趙王城遺址公園的建設;保定也以河北軟件學院為依托,將建設在全國有影響的、規模較大的動漫基地。
2.文化創意產業從業企業、從業人數持續上升。據有關統計,截至2008年底,河北省從事文化文物機構個數達到13690個,從業人員達到69524人。如果將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行業從業人員如新聞出版、信息服務、教育衛生、科學研究、文化開發等計算其中,那么從業人員可能超過70萬人。據悉,河北省的文化產業已至少有37億元的產值。
3.文化創意產業聚集效應明顯。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呈現明顯的聚集性發展,主要集中在石家莊、保定、邯鄲等省會城市或歷史文化名城。目前,河北省大型文化創意產業示范園區或項目主要集中于石家莊、保定、邯鄲,形成了以石家莊現代文化創意區、保定動漫軟件創意區和邯鄲歷史文化開發區為特色的地方文化品牌,并且在國內外影響不斷提升。
(二)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問題分析
盡管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在發展規模、經濟貢獻、投資數量上,河北省嚴重落后于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不僅與文化資源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而且在深層影響著河北省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1.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偏小。河北省雖然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但是文化創意產業起步較晚,無論是文化產業占經濟的比重,還是居民文化消費水平都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不僅落后于北京、上海、廣東等發達省市,也落后于相鄰的河南、山東等省。據有關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左右,其中河南為3.1%,湖南為4.8%,吉林為4.96%,上海為5.7%,而河北僅為2.32%;2008年河北省省城鎮居民人均文化娛樂支出為559.8元,比江蘇少489元,比浙江少457.2元,比上海少1149.2元;農村居民人均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支出為250.1元,比江蘇、浙江、上海分別少462.9元、482.5元、599.9元。文化消費能力的低下,致使許多企業資本運作困難,企業開工不足,部分建設項目擱淺。
2.市場集中程度較低。受傳統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影響,河北省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主體,特別是企業,多屬于原國有文化企業,主要由原新聞出版、影視、旅游、科研院所等構成,前身多為事業性單位或財政支持性企業,資本額度小,市場意識薄弱,競爭能力較差,導致企業缺少推進技術進步的實力,進而導致規模化難以繼續得以推進。雖然現在也有一些大型企業參與文化創意產業,并逐步建立起一些規模較大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示范基礎和園區,但是還沒有形成以品牌企業為龍頭的產業鏈條,分散經營、短期運作仍然是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形式。
上述分析表明,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雖然有所發展,但是當前仍然是一個市場不成熟、需求不穩定的產業,與河北省文化資源大省和經濟大省的地位極為不相匹配,嚴重影響著河北省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制約著河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戰略目標的實現。
二、制約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原因分析
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社會轉型時期管理體制之間的摩擦、沖突而導致的發展規劃、政策體系、激勵機制殘缺或缺失具有密切關聯。
(一)缺乏長遠和整體規劃,政府政策支持不到位
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與發展,特別是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地位與作用的提升,目前世界上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把創意產業作為一個新興的戰略性支柱產業。1997年5月,英國政府為振興英國經濟,提議并推動成立了創意產業特別工作小組,并于1998年出臺了《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家也都相繼頒布了創意產業發展戰略,確立了創意產業發展的近期目標和長遠規劃,并以此來積極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提高本國或本地區在知識創新時代的國際競爭力。
從國內來看,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等省市也先后制定了適合本地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和發展規劃。
河北省雖然在國務院頒布《振興文化產業規劃》后,也曾制定了相應的文化產業振興計劃,但是這僅僅是一個宏觀性的計劃,缺乏相應的全面、系統的政策支持體系及相應的配套措施來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它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地區經濟和社會總體發展,作為參與主體的企業、文化事業單位或創意主體等各方均無法承擔起協調和組織重任。因此,其規模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市場的調節,更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推動和指導作用,加強組織和協調。但是,目前河北省各級政府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缺乏現實的支持。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主要還是在紙面上,而缺乏政策支持、資金支持和科學的組織協調。
(二)對原有文化創意產業投入不足、支持不夠
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一樣,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才能形成系統的產業鏈。因此,無論從創意思想到產品化、工業化,還是從創意思想產品化、工業化到市場化,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才能實現。否則文化創意產業連正常運作都難以保證,更遑論實現規模化發展了。從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實際來看,其規模化發展之所以難以形成,除缺乏必要的規劃外,更缺乏外部金融資本的支持。政府投資力度不足,企業融資渠道狹窄成為制約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的瓶頸。據有關資料顯示,河北省2008年人均文化事業經費7.36元,列全國最末一位。占財政支出比重為0.28%,也是全國倒數第一。2009年人均文化事業費最高的地區為上海市,達93.51元,最低的為河北省,僅為9.60元,兩者相差近10倍。
(三)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匱乏
從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經驗來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關鍵。而河北省目前僅有少數院校進行相關人才的培養,主要側重于藝術設計、建筑設計和演藝人員的培養,不僅在創意產業人才的總體數量上相對偏少,而且在層次和結構上存在較大的差距,目前稱得上國際國內文化藝術大家的寥寥無幾,而且受現行人事管理體制、工作生活環境的影響,人才外流現象嚴重。文化創意人才的嚴重匱乏,成為目前制約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文化資源所發揮的作用不夠
文化創意產業,是指依靠創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賦,借助于高科技對文化資源進行創造與提升。因此,文化創意產業對文化資源有著強烈的依賴特征。河北省因為自然和歷史的原因,先天具有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有關數據統計也表明,特殊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資源對河北省的文化創意產業集群化、規模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因為缺乏合理的政策支持,再加之資金的短缺和文化的匱乏,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現代化的商業運作尚未全面展開,文化資源優勢沒有得到彰顯,具有燕趙特色的文化創意品牌也沒有很好地打造出來,只能望寶山而空嘆。
(五)缺乏規模化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
文化創意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實質上區域企業、政府、民間團體、銀行以及自然人等多個主體參與的多要素流動和組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流動和組合,都基于利益至上的原則來進行的。各參與主體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導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產生扭曲和畸變。
從國內外成功的實踐來看,政府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規范參與主體之間的產權歸屬、利益分享的比例、利益實現的方式,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組織、協調各方關系,保證文化創意產業的運行持續健康。但從河北省來看,受社會轉型的影響,社會管理體制不健全,以及各種管理體制之間的摩擦沖突也時有發生,缺少此方面具體立法和政策,從而難以保障參與主體之間的合理競爭和利益實現,盲目競爭、重復建設現象嚴重,也阻礙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進程。
三、推進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對策
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要實現規模化發展,必須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尤其是政府,作為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組織、協調和管理者,更應該從轉變地區經濟發展方式的高度來重視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采取合宜政策和方式來推動其規模化的發展。具體要從以下五個方面人手。
(一)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認識
如前所述,推進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不僅涉及企業、政府等參與主體,而且牽扯到經濟管理體制、文化管理體制、金融投資管理體制、人事管理體現、教育管理體制和科研管理體制等多個方面。地方高校與區域經濟互動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涉及地方高校、企業、政府功能的改變,而且牽涉到教育管理體制、人事管理體制、科學管理政策、金融投資管理體制等多個領域。因此,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是推動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前提。要充分發揮報紙、雜志、電視、網絡等媒體信息傳播的功能,強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重大意義、作用和成功經驗的宣傳,使之成為區域內的社會共識,營造全社會支持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良好氛圍。
(二)制定發展規劃,加強宏觀管理
河北省內各級政府作為本區域文化創意產業規模化發展的組織者、協調者和管理者,應及時跟蹤國內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趨勢,規劃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方向;理順社會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協調區域文化創意產業參與主體之間的競爭、合作和利益分配;建立公共信息交流平臺,促進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的協調持續健康發展。
(三)建立多元投資機制,鼓勵和加強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資金投入
與其他任何產業一樣,文化創意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同樣需要充裕的資金支持。因此,必須建立多元的資本投入機制,鼓勵金融行業、投資企業甚至個人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第一,盡快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事業運行和保障機制,根據文化設施運營和文化創意活動的需要,將經費預算納入各級財政預算,由各級財政予以全額保障。
第二,轉變現行投資體制,建立由政府、金融、個人共同參與的多元化投資體制,通過各種優惠政策鼓勵社會資本從房產等熱門投資轉向文化創意產業,既可以推進文化創意產業的規模化發展,也可以平衡和穩定社會經濟結構,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
(四)加強對河北省現有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河北省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中擁有先天的資源優勢,各級政府應該采取相應的優惠政策,適當集中政府、企業、研究和教育機構以及社會各界的力量,在興辦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同時,重點支持一些具有特殊地域特色的城市或行業。如以打造邯鄲歷史文化名城為契機,發展邯鄲趙文化、夢文化的開發;依托河北省特有的吳橋雜技、武強年畫、唐山皮影、永年太極等形成優勢行業,提高河北省知名度和產業競爭力;依托教育和研究機構,大力培養文化創意產業人才,改革人事管理制度,不拘形式開發人才,努力挖掘河北省現有人才資源,實現資源優勢最大化展現。
(五)發展特色產業,樹立地方品牌
任何區域都有著自己特殊的自然稟賦、歷史傳統和人文精神,因此,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必須立足區域特色,發揮資源、企業的聚集效應,培育打造地方品牌,以地方品牌為龍頭,努力形成具體而微產業鏈形態的規模化發展格局。
河北省應該以燕趙文化為背景,以各地市自身的優勢樹立河北省特色品牌。如打造邯鄲以趙文化為背景的文化交流、出版、旅游的特色文化品牌,石家莊以紅色革命為主題的文化品牌等。當然,各地要依據自身特色,合理規劃選擇,避免重復和雷同。河北省文化創意產業品牌的形成與發展,不僅提升河北省文化競爭力,而且提升河北省整體區域競爭力,為實現打造品牌河北奠定基礎。
注釋:
①《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轉引自王麗琦《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高校文化創意人才培養》,載于《藝術教育》2010年第12期。
二、貴州經濟發展
從欠發達的狀態走向發達的發展過程,是貴州深化改革的目標和任務。宏觀方面:人均收入方面,在2007年按當年匯率計算,全國約2520美元,貴州約945美元,方才突破人均800美元――是全國最后一個突破這一指標的省份。三次產業比例上,2007年為11.3:48.6:40.1。按照錢納里標準模型衡量,2007 年,我國已接近工業化發展的中期。并有資料顯示,2005年,我國全國的工業化綜合指數為50,北京和上海都是100,廣東省也達到83,而貴州省的工業化綜合指數僅為13,在全國居末。因此,從以上數據顯示貴州不僅位于工業化發展初級階段,而且水平和速度也在全國排名居后。
近年來,在工業強省的發展戰略下,貴州發展速度有了較快地提升。最新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1季度按地區生產總值指數(上年=100)累計值(%)來看,貴州增速排名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排名第二,2014年排名第二,2013年全年排名第一。而從總量上,2011、2012、2013三年,貴州地區生產總值在全國的排名是26,并且截止2014年地區生產總值仍未突破萬億元大關。盡管貴州的經濟發展增速可觀,然而,因基數過小,貴州仍然是一個欠發達的地區。
圖1 1978年-2013年貴州三次產業構成
進一步地從三次產業的變化來觀測貴州省工業發展――1992年,貴州省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三次產業的比例為35.7:35.9:28.4。2001年至2012年,第二產業平均增長速度為13.3。2009年-2013年五年間,第二產業的平均增速達到了15.5%。顯然,制造業已成為在貴州地區經濟中的重要角色。其中,因為在稅收貢獻上表現突出,同時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吸收新增就業崗位的主渠道。2009年,貴州省委十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研究部署大力推進貴州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三、我省規模以上工業私營企業的生產深度
從古典學派的角度看, 經濟發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專業化和分工發展的過程。而經濟發展方式在從重數量到強調結構的變化中,一個集中地體現就是產業結構的優化。因而,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在工業化方面的表現,筆者認為值得關注。將生產深度(即“附加值/產值”)作為工業化發展的一個觀測點。下圖是貴州經濟發展進入快速通道以來我省規模以上工業中私營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生產深度圖。
圖2 2007年-2013年貴州省規模以上工業私營企業生產深度
圖3 2007年-2013年貴州省規模以上工業國有控股企業生產深度
圖2中,平均每年生產深度達到32.6%。同時,七年間,2007年-2012年規模以上工業私營企業生產深度均30%以上,而2013年則為28.2%,這一變化令人關注,比較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由于受經濟發展調結構的政策和經濟增長新常態的影響。圖3為同期規模以上國有控股企業的生產深度。可見,2009和2011年私營企業的生產深度高于國有控股,而其他年份國有控股的生產深度表現優于私營企業。
四、建議
近年來,貴州經濟發展速度較快,所面臨的矛盾也很突出。如何根據我省這樣一個資源豐富、特色鮮明的特點,發揮非公有經濟私營企業的活力,我們的建議是:
(1)政策法規:首先是做好“開源”,資本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一大原因,因此利用金融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的契機,改善金融發展環境;辦好地方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同時,適時有條件的發展其他融資平臺,促進多種融資渠道的形成;其次,由于思想觀念,歷來有把公有制經濟發展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立起來的看法,從而導致了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規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對此筆者建議創造條件,逐步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的融資難――調整并強化相關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力度,主要體現在區域銀行為小微企業、鄉鎮企業等非公有制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以解決其發展中的資金需求和融資難等問題。
(2)破除不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受阻還存在著缺乏針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管理培訓、創業輔導、科技扶持、投資咨詢等社會中介服務體系,再者社會上“仇富”、“怕富”和“劫富濟貧”等不正常的心態,都阻礙和嚴重影響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因此,要逐步建立起公平競爭的創業發展環境和法制化的財產保護體系。
1.河北省是華夏軸心文明的重要誕生地。距今約4600余年前,黃帝聯合炎帝部族與東夷集團在涿鹿(現河北省涿鹿縣)進行了一次艱苦激烈的大戰,在冀州之野(現河北省冀州)擒殺敵方首領蚩尤。黃帝從此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河北地域還曾存在戰國七雄中的兩大諸侯國燕國和趙國。為了富國強兵,趙武靈王提出“胡服騎射”,而發生在燕國的“荊軻刺秦王”的故事,更為我們留下了“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這樣的名言。河北省的地域文明正是從這種文化氣氛與文化需求中不斷孕育造就的,成熟的中國傳統文化也是從這里開始向四面八方延展開去,織就成綿密、明快的智慧畫卷的。
2.河北省保持著傳統文化現代轉型的多重結點。封建時代燕趙地域繁華的鼎盛是在明清時期。宋元以后華夏政治文化中心東移,明代都城的北上和清代統治的南下促成了京杭大運河的進一步開挖和利用,見證了華夏傳統文明最后的繁榮,而河北正處在京杭大運河水運的北起始地。進入近代,京漢、石太、津浦等多條鐵路的修建勾勒了中國現代化的早期圖景,鐵路像一條金屬河流,負載著華夏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進。這時冀東地區的煤礦資源正好可以為這條經濟動脈提供動力支持,于是傳統與現代的交通脈絡再次交匯于此,傳統與現代的文化亦隨之在此交融。隨著北京作為現代中國的首都坐落于河北腹地,當代立體交通的形成使河北省在全國乃至全球交通中處于樞紐地位。
3.河北省目前處在多重發展機遇的交匯處。河北省新的發展必然面對經濟結構調整或產業升級的新的轉型。從傳統重工業、制造業、紡織業向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新型服務業的轉移是一個必然的選擇。無論是從華夏文明誕生地和傳統文化發展的意義上(傳統文化資源),還是從現代交通樞紐和環抱京津(接近最大旅游客源地和最具可進入性)的意義上,她都完全具備了實現新的轉化的條件。應該看到河北地域存在一個巨大的“中國結”:各種經濟、文化、歷史的線索都在這里編織在一起,成為一幅華夏文明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美麗圖案。
二、文化意義的整理、評估到文化產品開發
1.在文化觀念層面上,實現對傳統文化思想的創造性轉化。中華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和深厚精神內涵,曾經對增強中華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新時代應該有新的文化觀念及其文化標志,才能起到新的認同和凝聚作用。因此,河北任何文化產品的開發,都不應該是對傳統文化單純的接受和展示,而是對以傳統文化為核心的華夏文化在觀念層面的創造性轉化,是基于河北地域文化的積極內涵,實現對傳統的儒、釋、道思想主題的創造性轉化。
2.在規劃設計層面上,實現從傳統文化觀念向現代標志性符號的創造性轉化。以傳統文化為核心的華夏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也曾經發展出自己的標志性符號系統,我們目前最為常見的“龍鳳”就是代表。在我們燕趙地域,這樣的文化符號更是滲透到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武強木版年畫、蔚縣民間剪紙、衡水內畫、以及各地傳統戲曲歌舞等等,都是非常有開發價值的文化項目。基于新的文化觀念,對燕趙傳統文化符號進行創造性轉化,為現代社會提供文化產品,為后人留下新的文化遺產,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也是一項規模巨大的藝術創作、創造、乃至創收的工作。
3.實際運作層面上,實現從區域性產業運作向全球華人對儒家文化復興運動廣泛參與的創造性轉化。經過創造性轉化,就為形成系列性的、大量的、具有獨特文化意義和標志性符號特征的、各類人群喜聞樂見的文化產品開發提供了基礎。從政府部門著眼,需要進行必要的文化機構的調整;從河北各界文化人士方面說,需要他們積極參與親力親為;從全國的視角著眼,還要將其轉化為各界經濟人士投資并能夠取得豐厚回報的一個新的目標;從全球視角說,還應該是向往燕趙文化的各地區乃至各國人民普遍參與的社會工程。燕趙地域是華夏軸心文明的誕生地,全世界炎黃子孫以及憧憬華夏文化的各國人民的文化紐帶,任何一種基于如此深厚傳統的文化產品的開發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廣泛社會參與基礎。因此完全有條件將深厚而熱烈的鄉情、親情、民族情感轉化為文化產品開發的實際運作。
三、文化品牌的整合傳播
現代文化品牌的形成過程往往伴隨著重大的文化慶典活動。河北文化人利用“吳橋雜技”這樣非常具有河北文化特征的項目,開發了“吳橋雜技節”,已歷經十屆二十年,在國內外已經有了一定的影響力,其做大做強的空間十分巨大,但持續性、延展性、輻射性和創收能力還亟待加強。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江蘇省,他們早在2003年掛牌成立了文化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是全國首家由省級政府投資組建、省委宣傳部直接管理并被授予國有資產投資主體資格、按現代企業制度建立的新型國有獨資大型文化企業。主要從事文化產業項目的投資建設和經營管理。目前已形成跨所有制、跨經營領域的綜合性企業集團,涉及數碼文化、影視、電視廣告、大型演出、文化產業投融資、數字電視等多個領域。他們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借鑒。
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河北旅游業也進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各種重大旅游文化活動越來越有影響,推出了一批又一批旅游文化產品。我們應該借重大文化慶典性活動的契機整合現有文化產品,推廣和提升文化品牌。
四、突破產業發展的體制和機制障礙,實現整體性的產業升級
文化產業是一個綜合性的現代產業,涉及到許多傳統產業部門,文化產業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產業發展的邏輯,是一種以產業融合的方式實現跨越式增長的發展模式,因此實現其發展尤其需要有體制和機制創新的啟動。
河北省發展文化產業需要有整體的發展規劃和發展戰略,需要文化觀念的創新與轉換,需要借助于國內外各種社會中介組織和社會團體的支持與協助,以及海內外學術界、藝術界與華人社會的廣泛參與。現階段河北省文化團體生存狀態堪憂,人才流失現象嚴重,糾其原因我們現有的文化產業機制和文化人才的凝聚力,已不能適應現代文化和經濟發展需要。政府應當盡快建立有效的創意人才培養、引進和使用機制;改革分配制度,探索以“創意資本”為主的新型分配激勵機制。進一步完善有關知識產權保護和資助制度,為企業投融資和產權交易提供高效、便捷和規范的服務。
中圖分類號:F27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13)04-0109-04
一、文獻回顧
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深受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從全球來看,地區間經濟發展的非同步性,導致了傳媒產業發展的差異性,這是因為傳媒產業發展所必需的資本、技術、理念方面的差距,往往是由當地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差距造成。
國內學者對于傳媒產業的影響因素做了大量研究。孫麗麗(2010)分析了數字化對傳媒產業和傳媒組織的影響,通過將傳媒業的經濟特征細化為傳媒產品的生產、傳媒產品的消費、傳媒業的市場結構和傳媒規制等幾個具體的指標,對比在傳統媒體環境和數字化環境中這些指標的變化,并對數字化背景下傳媒業的發展策略提出了幾點建議[1]。王婧(2008)分析了對文化產業經濟貢獻起主要作用的影響因素,通過對比中國、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四國的文化產業經濟貢獻,建立了經濟基礎、基礎設施和政府扶持對文化產業經濟貢獻影響的回歸模型,結果發現對各地文化產業經濟貢獻起正向顯著作用的是人均文化娛樂消費和文化基礎設施,而文化產業的當地財政扶持對文化產業經濟貢獻的作用并不顯著[2]。向志強、張冀(2009)分析了人口質量對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影響,采集全國31個省市傳媒產業發展數據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來探討人口質量對傳媒產業發展所起的作用,結果表明,日報擁有量與人均受教育年限呈顯著性相關,廣播電視覆蓋率與人口總體受教育水平呈顯著性相關[3]。王家庭,張容(2010)分析了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通過選取文化產業增加值作為反映文化產業發展現狀的變量,影響因素包括地區生產總值(GDP)、人均文化消費支出、經營性文化產業機構數目、文化事業機構數目和政府文化事業財政支出,基于東部、中部及西部面板模型識別的結果,對東部 、中部及西部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得出東部、中部及西部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因素存在較大差異[4]。
國外學者對于傳媒產業的影響因素也做了一些研究。這些研究大多偏向于定性方面。Elim.Noam(1986)論證了視頻媒體的競爭主要表現三個方面:法規、經濟以及技術,并從三方面具體闡述了法規、經濟以及技術對視頻媒體的影響[5]。Elizabeth Mahan(1995)闡述了媒體、政治、社會在拉丁美洲的發展,并分別從三個角度具體闡述了拉丁美洲媒體、政治、社會的發展,分析了媒體、政治、社會三者之間的交互影響[6]。
上述文獻對傳媒產業的影響因素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是國內外對中國傳媒產業的經濟因素影響的研究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鑒于此,本文通過對中國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和經濟因素進行定量判斷,選取2011年全國31個省市的5個經濟因素,研究經濟因素與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關聯程度以及中國傳媒產業發展處于不同分位水平時經濟因素對其發展的影響。
二、經濟因素影響傳媒產業的變量選擇
本文著重考察傳媒產業發展處于不同分位水平時經濟因素對其發展的影響。鑒于本文所關注的傳媒產業發展問題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在變量選擇上僅考慮與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區域GDP、市場化程度、受眾消費水平、文體廣播財政支出、科技進步貢獻率等五個表征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指標,并利用關聯分析對其驗證。
(一)經濟因素變量的選擇
1.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為被解釋變量,用Y表示。向志強、黃盈(2009)基于2007年中國31個省市的相關數據,在建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的基礎上,通過采用因子分析計算得出了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傳媒產業發展主因子值來代表中國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7-8]。
2.區域GDP,為解釋變量,用X1表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GDP綜合反映了社會生產率、生產總量、收入水平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總體狀況。
3.市場化程度,為解釋變量,用X2表示。根據中國市場化指數報告中,主要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通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等5個方面25個指標體系構建測度市場化的指標體系,并得出了中國各省市及東中西部之間的市場化指數評分和排序。
4. 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為解釋變量,用X3表示。傳媒產業受受眾消費水平尤其是在傳媒業等文化產業領域消費習慣的影響。該數據用相應省份的文化娛樂消費支出為實際數據。
5.文體廣播財政支出,為解釋變量,用X4表示。文體廣播財政支出是衡量政府對傳媒產業支持力度的一個重要依據。該數據用相應省份的文體廣播財政支出為實際數據。
6.科技進步貢獻率,為解釋變量,用X5表示。科技進步貢獻率是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它是衡量區域科技競爭實力和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綜合性指標。該數據用相應省份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實際數據。
(三)基于驗證結果的各經濟因素對傳媒產業影響關聯性比較分析
根據表1,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與經濟影響因素的關聯度排序為:市場化程度>文體廣播財政支出>區域GDP>受眾文化娛樂消費水平>科技進步貢獻率。
從關聯分析的結果來看,市場化程度與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最高,市場化程度對傳媒產業區域的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一般來說,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必然產生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從而導致該地區大量存在道德風險,由此減弱該地區傳媒產業市場競爭力。而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往往金融體系發達,融資渠道豐富,從而改善傳媒產業融資約束;同時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必然伴隨更為激烈的傳媒競爭,這樣促使該地區傳媒產業推陳出新,優勝劣汰。
文體廣播財政支出對傳媒產業發展的影響次之。文體廣播財政支出是衡量政府支持傳媒產業發展的重要指標,政府財政支出有利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的受眾將消費支出轉向文體廣播。區域GDP水平與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也相對較高。GDP水平是表征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對于傳媒產業來說,GDP水平對廣告投放量產生直接顯著的影響,GDP水平越高,廣告投放量越大,傳媒產業越發展。
受眾文化娛樂消費水平與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較低。消費水平對傳媒產業的發展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因為受眾對媒介產品購買力的上升以及購買愿意的增強,都將傳遞至媒介組織,從而導致傳媒產品中高檔品的增加。并且隨著文化娛樂支出在整個消費支出中的比重擴大,媒介消費的空間也隨之增長。
科技進步貢獻率對傳媒產業區域發展水平的影響最低。這說明中國傳媒產業的科技含量仍相對較低,中國傳媒產業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就傳媒產業發展而言,科技進步發揮著重大作用,因為科學技術帶來了傳媒產業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網絡技術更是帶來了傳媒產業顛覆性的變革。
三、經濟因素影響傳媒產業發展的分位數回歸模型構建
據表2,各回歸模型的擬合優度R2分別為0.9292、0.9622、0.9004,均在0.9000以上,表明擬合優度較高,模型解釋力度比較強。同時各回歸系數的P值大多低于0.05,表明在α=0.05的顯著性水平下,估計值顯著。從區域GDP的分位數回歸系數可以看出,在分位數0.3時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較為顯著,而在分位數0.5及0.7時則相對不顯著,而且各個分位點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這表明區域GDP水平的增強與傳媒產業發展的增長呈負相關關系。通常情況下,GDP的增加將帶來傳媒產業的發展,但中國傳媒產業的發展卻事與愿違,這充分表明中國傳媒產業的投入未能跟上中國GDP水平的增長。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必須進一步加大對傳媒產業的投入,并不斷提高傳媒產品的質量。
從市場化程度的分位數回歸系數來看,在分位數0.3、0.7、0.9上,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的P值分別為0.03、0.03、0.01,表明其顯著性較高,而且各分位點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分別為0.822562、0.461179、0.501210,這一方面表明市場化程度與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的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另一方面也表明市場化程度對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貢獻率呈U型態勢,具體來說,當傳媒產業發展水平較低時,市場化程度對其作用非常明顯,因為市場化程度可以提高傳媒產業的競爭,刺激傳媒產品的創新;當傳媒產業發展處于中等水平時,市場化程度對其作用下降,這是因為傳媒產業發展進入中等水平后,傳媒產品也逐漸進入了成熟期,傳媒產業競爭也相對變緩;而當傳媒產業發展水平較高時,市場化程度對其作用又緩慢增強,這是因為傳媒產業進入到了另一有別于粗放型發展的更高的精細化發展階段,傳媒產業競爭又開始增強。
從文化娛樂支出的分位數回歸系數來看,在分位數0.3、0.7、0.9上的P值分別為0.08、0.08、0.59,P值不顯著,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各分位點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47054、-0.056226、-0.100489,表明文化娛樂支出對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貢獻表現為先拉動后抑制。但由于傳媒產業數據的分散性,文化娛樂支出對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影響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所得到的結論有待以后檢驗和證明。從文體廣播財政支出的分位數回歸系數來看,在分位數0.3、0.7、0.9上的P值均為0.00,表明其顯著性相當高,而且各分位點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00788、0.537037、0.562524,這說明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越高,文體廣播財政支出對其作用和貢獻也就越強。因此促進中國傳媒產業進一步發展就必須不斷加大文體廣播財政支出。從文體科技進步貢獻率的分位數回歸系數來看,在分位數0.3、0.7、0.9上的P值分別為0.07、0.01、0.09,僅在分位點0.5時較顯著,而在分位點0.3及0.7時則不顯著,而且各分位點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16539、0.532282、0.342102,這充分說明科技進步貢獻率對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因此政府必須進一步加大對科技的投入,用科技來促進中國傳媒產業可持續發展。
五、結 論
本文探究經濟因素對傳媒產業發展的影響作用,得出基本結論如下:
第一,各經濟因素對傳媒產業影響的關聯性大小不同。市場化程度與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關聯度最大,而科技進步貢獻率與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關聯度最低。
第二,各經濟因素對中國傳媒產業影響具有差異性。對中國傳媒產業影響顯著的是市場化程度與文體廣播財政支出,且市場化程度、受眾文化娛樂消費水平、文體廣播財政支出、科技進步貢獻率對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第三,在不同分位數水平上,同一因素對傳媒產業影響有一定的趨勢。在中國傳媒產業發展水平不斷增長的過程中,市場化程度貢獻率呈U型態勢,文體廣播財政支出貢獻率以及科技進步貢獻率呈持續上升的態勢;而GDP的增加與傳媒產業發展水平的增長呈變動的負相關關系。
參考文獻:
[1]孫麗麗.數字化背景下傳媒產業經濟特征的分析[J].新聞界,2010,(3):7-9.
[2]王婧.中國文化產業經濟貢獻的影響因素[J].統計與決策,2008,(3):111-113.
[3]向志強,張冀.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人口質量因素分析[J].國際新聞界,2009,(11):96-100.
[4]王家庭,張容.我國文化產業發展影響因素及提升路徑的區域分析[J].統計與決策,2010,(2):79-81.
[5]Eli M. Noam.Video media competition: regulation,economics,and technolog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6,24(3):1265-1267.
[6]Elizabeth Mahan.Media,politics,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J].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1995,30(3):138-162.
[7]向志強,黃盈.中國傳媒產業區域非均衡發展實證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9,(6):77-86.
[8]黃盈.中國傳媒產業區域非均衡發展實證研究[D].湖南大學,2009.
[9]鄧聚龍.灰預測與灰決策[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3.
[10]李正輝,王紅云.虛擬經濟規模總量測度指標的適應性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3,(9):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