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貿易自由主義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0101年1月1日，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如期全面建成，這是中國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在中國對外經濟關系中具有里程碑意義。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國家已經簽訂了三個主要協議，即《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協議》、《中國一東盟服務貿易協議》、《中國一東盟投資協議》。根據協議，2010年1月1日，中國與東盟六個老成員(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文萊)間的93％貿易商品關稅降為零，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中國與東盟四個新成員(柬埔寨、老撾、緬甸、越南)則將在2015年實行零關稅。同時根據協議，中國與東盟之間不僅在要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還要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這將進一步深化了中國與東盟經濟關系。隨著自貿區內生產要素流動障礙的減少和消除，自貿區的市場會進一步擴大。這種市場范圍的擴大會促進企業生產的發展，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享受規模經濟的利益。此外，區域內資金、技術、商品的流動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業優化配置要素，提高生產效率，同時也可便利投資者根據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重新安排生產布局，尋找更有效率、更具競爭力的合作伙伴，從而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增強國際競爭力。

一、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自由化對廣東一東盟貨物貿易的影響

《中國一東盟貨物貿易協議》于2004年11月簽訂、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實施，共有23個條款和3個附件。《貨物貿易協議》規定，除已有降稅安排的早期收獲產品外，其余的全部產品分為正常產品和敏感產品兩大類。在正常產品中，產品又分為一軌產品和二軌產品兩類，區別是二軌產品在取消關稅的時間上可享有一定的靈活性。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在按降稅模式降到5％以下時，可保持不超過5％的關稅，在比一軌正常產品更晚的時間降為零。對中國和東盟六國，應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對東盟四個新成員，應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軌正常產品的關稅。但是，二軌產品的數目有一定限制，中國和東盟六國的二軌產品不得超過150個六位稅目，東盟新成員二軌產品不得超過250個六位稅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軌商品實現了零關稅，加上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獲產品，至此，中國一東盟之間實現零關稅的商品比重約為93％，基本實現貿易自由化。這對于廣東來說，將產生以下幾方面的影響：

(一)貿易壁壘的消除會帶來貿易創造效應，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規模擴大自由貿易區除了要求削減關稅外，而且還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關稅壁壘，這樣，雙方的產品和服務能夠比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對方市場，部分原先不可能發生的貿易被創造了出來，產生貿易創造效應。廣東與東盟不同國家在不同結構產品上具有互補性，雙方都從貿易擴張中獲益。

2005年，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協議》開始實施，并啟動降稅進程，這對廣東與東盟的貿易擴大帶來了積極的效應。2005～2008年廣東對東盟出口增速分別為24.9％、26.7％、39.8％和20.3％；同期，進口增速分別為10.0％、16.4％、20.3％和7％。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但2009年前9個月廣東對東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長，進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進口降幅水平。

但是，貿易規模的擴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這次實現零關稅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達到5％或以下(見表2)，在自由貿易區建成后稅率相對降幅也不是特別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貨物貿易規模的提高。二是因為中國和東盟國家各自都規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進口額不超過各自進口總額的10％。中國提出的敏感產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膠、棕櫚油、部分化工品、數字電視、板材和紙制品等；東盟國家則提出了橡膠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紡織品和服裝、鋼材、部分家電、汽車、摩托車等敏感產品。而廣東的出口優勢主要分布于紡織、服裝、機電產品等，這些恰好是屬于東盟劃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廣東刺激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貿易規模的擴大，但長期看，隨著零關稅覆蓋面越來越廣，貿易創造效果也越來越大。

(二)優化出口結構，減少對發達國家的市場依賴廣東與東盟貿易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廣東優化出口結構。目前，廣東出口產品中19.1％依賴美國市場，15.6％依賴歐盟，只有6.1％輸往東盟。由于受到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的干擾，廣東產品常常受到歐美不少國家反傾銷、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等貿易壁壘的限制，貿易風險很大。與東盟貿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廣東產品拓展市場空間。雖然短期內東盟難以替代歐盟成為廣東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會提高。同時，東盟國家承認中國是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有利于廣東的產品規避反傾銷風險。而且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可改變原材料進口地、加工地，減少貿易戰。

(三)廣東在資源類商品、農產品、機電產品方面的貿易逆差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從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廣東與東盟貿易逆差額持續擴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廣東與東盟的貿易逆差累計額達1007.13億美元。從主要貿易國別看，馬來西亞是廣東與東盟貿易中的最大逆差國，累計逆差446.89億美元，占廣東對東盟貿易逆差總額的44.37％，其次是泰國，累計逆差305.88億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賓，累計逆差254.26億美元，占25.25％。廣東與印尼貿易的多數年份是逆差，累計逆差57.09億美元，占5.69％，但2008年與印尼的貿易實現了順差3.36億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資源稟賦差異使得自然資源匱乏的廣東從東盟國家進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膠、石油等資源密集型商品。第二，東盟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上具有競爭優勢，使得廣東的農產品逆差擴大。第三，廣東的加工貿易方式所導致，廣東處于國際產業轉移鏈的下游，即發達國家將部分產業首先轉移到東盟國家，然后再將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轉移到廣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美、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將在東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珠三角地區，使廣東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世界性生產基地，由此形成了廣東從東盟逆差方式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再以順差方式出口到美國、歐盟等國家、地區的格局。

廣東正在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對東盟資源型產品和電子元器件產品需求日益增長。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我國降低關稅同樣對東盟各國產生出口刺激作用。未來資源短缺的廣東會進一步擴大對這些國家石油、石化、木材、紙漿等產品的進口。此外，東盟國家也會繼續發揮農產品優勢，如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的咖啡、棕櫚油、椰子油、榴蓮等，廣東是進口較多的省份。

二、中國一東盟服務貿易自由化對廣東——東盟服務貿易的影響

2007年1月，中國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區《服務貿易協議》，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服務貿易協議》是規范我國與東盟服務貿易市場開放和處理與服務貿易相關問題的法律文件。根據《服務貿易協議》規定，中國在WTO承諾的基礎上，在建筑、環保、運輸、體育和商務服務等5個服務部門的26個分部門，向東盟國家做出了新的市場開放承諾，具體包括進一步開放上述服務領域，允許對方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放寬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內容。東盟各國也在其WTO承諾基礎上做出了新的開放承諾。《服務貿易協議》的實施會對廣東產生以下影響。

(一)有利于雙方服務部門的互利合作，增強競爭力，擴大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協議》的制度框架下，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市場開放承諾都高于WTO，這有利于進一步拓展雙方服務部門的互利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增強競爭力。目前，廣東與東盟各國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服務業、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成為必然選擇。根據錢納里等人的研究，當人均收入達到2000美元以上，經濟進入工業化后的穩定增長階段，進入“高額消費階段”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過第二產業，而且第二產業內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逐步下降，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逐漸上升，技術先進的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經濟增長出現平穩的趨勢。廣東與東盟老成員之間的人均GDP都超過2000美元，正是服務業大發展的時候，這無疑會給雙方的服務提供者帶來好處，促進服務提供商的合作。廣東與東盟各國的服務貿易也將有望大幅增長。特別是雙方在貨物貿易和其他產業領域的投資不斷增加，必然進一步增大對物流、金融、保險等服務的需求，會給雙方的服務貿易帶來新的機遇。

(二)廣東可能在與東盟的服務貿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關于廣東與東盟在服務貿易上的數據比較難以搜集，但在服務貿易的產業基礎上，東盟大多成員好于廣東，在相互開放市場準入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廣東的服務貿易也存在逆差。根據廣東統計年鑒的數據，2008年，廣東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42.9％(詳見表2)，而根據東盟秘書處的數據，東盟成員中除文萊、老撾和緬甸數據不詳，越南和柬埔寨的數據低于廣東外，東盟其他5個成員服務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廣東，其中新加坡高達68.2％，居于領先地位；馬來西亞為53.5％，菲律賓為49.2％，印尼44.3％，泰國43.2％。目前，在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尤其是服務外包方面，東盟各國具有較強的競爭力。雖然《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區的服務業比重達到53％，而且廣東政府大力推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廣東的服務業競爭力也將提升，但廣東與東盟的服務業差距難以在短期內消除。

三、中國一東盟投資自由化對廣東一東盟投資關系的影響

在2009年8月15日舉行的第八次中國一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上，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中國一東盟投資協議》，為中國與東盟各國間相互投資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標志著雙方成功完成了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主要談判，為2010年建成中國一東盟自由區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投資協議》是要在中國一東盟之間“建立一個自由、便利、透明及競爭的投資體制”，促進雙方區域內的相互投資。因此《投資協議》提出了用“投資促進”的方式來實現“投資便利化”。所謂的“投資促進”就是鼓勵中國與東盟組織投資促進活動，比如每年一度在廣西舉行的投資促進活動，以后可能還會在中國和東盟各地增加各類商貿配對活動。《投資協議》還比較明確地規定了“便利化”的具體措施，要求中國和東盟間在四個方面開展投資便利化合作：(1)為各類投資創造必要環境；(2)簡化投資適用和批準的手續；(3)促進包括投資規則、法規、政策和程序的投資信息的；(4)在各個東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資中心，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營業執照和許可發放的支持與咨詢服務。據估計，《投資協議》生效后，中國與東盟的相互投資將有望增長60％。《投資協議》的實施將對廣東與東盟的相互投資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有利于廣東吸收更多的東盟國家投資及其他國家(地區)資本在改革開放初期，東盟就開始了對廣東投資。根據2009年廣東統計年鑒有關數據，1979～2008年，東盟對廣東的直接投資項目累計4021宗，合同金額129.9億美元，實際投資74.4億美元，實際外資利用率57.4％，占同期對華實際投資額(520億美元)的14.3％，占同期廣東吸收實際外資總額3.48％。盡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東盟對廣東的實際投資額仍增加到7.69億美元，占同期對華實際投資額的13.9％，占當年廣東吸收實際外資額的4.01％(詳見表3)。2009年1～10月，東盟對廣東的直接投資項目92宗，合同金額2.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7.1％；實際投資5.8億美元。目前，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成為廣東吸收外資的一個重要來源地。

目前東盟十國中，除了老撾之外的九個國家都對廣東進行了投資，但投資額仍然主要來自東盟老成員。2002～2008年，新加坡對廣東實際投資58.19億美元，占東盟對廣東投資總額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萊，占6.32％，馬來西亞占7.79％，泰國占6.91％，印尼占4.62％。

廣東與東盟各國在自然資源和產業結構上各有所長，產業互補合作有較大的空間。東盟新興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子電器、石化、汽車等產業，以及金融、航運等服務業水平較高，積累了比較先進的技術、人才和經驗，具備較強的對外投資能力。廣東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全力建設包括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在內的現代產業體系。此外，廣東還加大電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際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今后幾年上述領域投資將超過1500億美元，涉及200多項重點項目。大量的投資機會將會吸引更多的東盟資本前來投資。而且，廣東經濟發展快、市場廣闊，增加對廣東的投資也為東盟國家的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契機。

(二)有利于加速廣東企業投資東盟廣東對東盟投資起步晚，但是發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廣東累計在東盟設立企業162家，協議投資額達15.38億美元。其中，112家企業是在2002年后設立的，占廣東對東盟投資企業數的69.1％，涉及協議投資14.7億美元，占廣東省對東盟協議投資總額95.6％。

投資模式上，廣東資本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從最初的單一企業對東盟投資開始向設立貿易合作區、集群投資方向發展。2006年，總書記訪問越南時，確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國與越南經貿合作區，廣東省深圳市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參與中越經貿合作區建設資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經貿合作區在北京簽約，規劃占地面積800公頃，總投資約40億美元，是廣東在越南投資的最大項目。深圳一海防經貿合作區，作為中越兩國經貿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載體，將會帶動廣東內企業集群式“走出去”，成為廣東省開拓東盟市場，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臺。

《投資協議》的實施有利于廣東企業到東盟投資。實際上，根據《投資協議》原則和宗旨，東盟國家已經紛紛行動起來，準備迎接廣東的資本。如泰國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啟用為投資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資服務聯絡中心，中心由20多個政府重要部門組成，將為外國投資者提供信息與指導，并方便快捷地與政府各部門聯絡。2009年11月，當書記訪問泰國時，泰國工業部長參差明確希望廣東投資者成為該中心首批服務的外國投資者。此外，新加坡、菲律賓也建有類似的投資便利機構。

四、推進廣東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的對策建議

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中國的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也是東盟的第一個對外自由貿易區，它的建成將會給雙方帶來極大的期待，機遇與挑戰并存。廣東作為我國的開放前沿陣地，應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有所作為，積極推進與東盟的經貿關系，實現互利共贏。

篇（2）

隱憂一：豐產不豐收

雖然從數據上看，我國外貿順差基本來自于加工貿易，但正如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所形容的中國加工制造業是“豐收的貧困”，也就是說，中國加工貿易巨額順差卻沒有帶來豐厚的利潤，處于“貧困化增長”狀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原因是：第一，主要是因為當前我國加工貿易從事主體是外商投資企業，其在中國所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出口值算在中國頭上，而創造的利潤卻歸外商所有，中國的實際收益微乎其微。數據顯示，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6003.1億美元，占全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53.8%。同時，加工貿易主要是外資企業順差，如從2000年開始到2009年，外資企業占加工貿易順差比重從64%提升到84%。因此，巨額順差計在中國頭上，而實惠卻由西方發達國家所獲。

第二，內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為外商做代工，為爭取訂單大打“價格戰”。加工貿易企業對外簽訂加工貿易合同的目的就是通過加工使進口料件增值，從中賺取加工費，因此加工增值含量的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狀況。尤其在當前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漲價的情況下，大多加工貿易企業僅僅在微利狀態下運轉，陷入了豐產不豐收的狀態，據統計，目前代工企業的毛利潤率一般在5%左右。據權威市場調查機構iSupply的報告顯示，“一款售價499美元的iPad，其平均成本為260美元左右。其中蘋果開發的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為29.5美元。最貴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觸摸顯示屏，由韓國LG公司制造，每個95美元。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僅僅是每臺11.2美元的組裝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代工巨頭臺資企業富士康也不過如此，更別說國內眾多的中小加工企業了。

第三，加工貿易出口退稅政策使很多企業即使虧損也要生產。目前我國為了鼓勵出口，對加工貿易生產實行出口退稅政策，這使得加工貿易企業有了降價的資本，很多企業一再壓低加工費，甚至靠出口退稅過日子，而把真正的利潤讓給了外商，也就是說，我們用中國人的錢補貼了外國人的腰包。

隱憂二：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內涵，其一是指加工貿易主體由以外資企業為主向以本土企業為主的轉型，其二是指由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轉型，其三是指向最關鍵的上游技術研發和下游銷售渠道轉型升級。這是因為只有更多的本土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配套、加工、生產，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的國內采購，延長加工貿易的產業鏈，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中國，只有本土企業從事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制造，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附加值，只有本土企業具有了自主品牌和研發基地，在市場上才能夠取得主動權和競爭優勢。

目前，雖然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但這種轉型升級依然表現出一定的微弱性和不確定性，外商投資企業依然是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并控制著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主要從事來料加工貿易，收取加工費，在研發和市場銷售兩大環節上，嚴重依賴跨國公司，在進料加工中，僅有8%的貿易額是由內資企業控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外資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體，外資主要是利用我們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來進行勞動密集型生產謀取利潤，并不把供貨渠道、技術開發、產品營銷等經營環節帶到我國，而是牢牢把握在跨國公司內部。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大多是在為洋品牌做貼牌生產，無須進行研發，也沒有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產品銷售完全依賴外資企業，因此轉型又談何容易？

另外，國內加工貿易企業走的是以“多快好省”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這種模式雖然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但也存在利潤過低、易受外部變化影響、抗風險能力弱等缺陷。而自主研發和創立品牌是需要大量時間、資金、人才和技術支持的“慢工出細活”之路，在當前加工企業極低的利潤率之下，要想迅速轉型首當其沖的遇到了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瓶頸。因而中小型內資加工企業無力轉型，即使是一些有能力進行研發和市場銷售的大企業也由于對成本和風險的考慮而不愿轉型，畢竟“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銅”。以上諸多現實原因導致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隱憂三：環境成本外部化與能源消耗

發展加工貿易之初，為解決我國技術、資本極度缺乏的狀況，國家制定了包括低價使用土地、水、電力等資源的一系列針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其價格并未反映由于使用環境資源而造成環境資源減少的環境成本。一些外資正是基于我國的環境偏好低，環境標準相對寬松等方面考慮，傾向于選擇勞動密集度高、技術含量較低、占用土地多、能耗物耗高、環境污染重等產業轉移至我國。據統計，近年來我國外商投資的生產企業中屬污染型的占30%左右，在污染型企業中嚴重污染企業占40%以上。中國加工貿易發展中，存在著“產品出口了、污染留國內”的問題。2008年2月，原國家環保總局就公布了第一批“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名錄，共涉及6個行業的141種“雙高”產品。

環境保護部公布的《2010年全國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2010年，四大海區中，東海近岸海域海水為重度污染。9個重要海灣中，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為重度污染。全國酸雨集中分布于長江以南的浙江、福建、及長江、珠江三角洲等加工貿易發達地區。另外，加工貿易重點聚集地區環境污染狀況堪憂。我國加工貿易最為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廣東省98%的加工貿易業務集中在這里，其環境污染尤為突出。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珠三角佛山、深圳、東莞、廣州和中山五市工業污染源占全省比例為65.2%。《廣東省海洋環境質量公報》自2001年起已經連續7年將該地區列為“嚴重污染區域”。

工業在中國所有產業中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強度均為最高，其中又以制造業為高。2006-2009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3202億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業。2010年，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機電產品5906億美元，增長26.6%，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9.8%。另外，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服裝及衣著附件，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鞋類，家具，玩具和箱包等6大類商品637.2億美元，增長12.7%。這里面都包含著大量能源消耗，可以這樣說，隨著大量“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中國等于是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這種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環境污染，沒有全部或者沒有計入商品價格中通過市場來補償，而是大量地被外部化，透支了未來的發展空間。

隱憂四：國際分工中固化在全球產業鏈底端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勢下，跨國公司往往是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入我國，導致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被置于全球產業鏈的底端，根據隆國強的研究，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加工貿易企業仍然從事著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而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的發展非但對我國其他企業和地區的輻射作用不大，很難帶動我國相關工業的發展及實現產業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反而使國內的粗放型經濟模式有進一步固化的危險，使我國的工業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產業結構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樣的經濟發展路徑下，即使已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無非是“世界加工廠”而已，整體經濟被固化在全球產業鏈的底端。

另外，自1992年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下，各地政府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投資項目是否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很少予以考慮，乃至出現了“引進、過時，再引進、再過時”的現象，而即便外資帶來了先進技術，其關鍵技術也是由外商牢牢掌控，嚴格保密，很少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導致了今天“市場讓出去了，技術卻沒有換來”的尷尬局面，同時也阻礙技術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步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19個行業的銷售額超過30%以上，超過了20%的國際警戒線，影響我國的獨立經濟決策，威脅我國的產業安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在當今國際分工主導權被跨國公司掌握的情況下，我國不過是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條上的“打工者”，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中優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增加了我國擺脫在國際分工中被低端“鎖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難度。

隱憂五 ：加劇貿易摩擦和爭端

以外資為主導的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在給中國帶來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資源和環境受到污染，甚至威脅人民健康，這也給一些國家采取反傾銷等貿易壁壘政策提供了借口。從1995年-2009年，在世界遭受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排行榜上,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名列第一。商務部的《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11》顯示，2010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6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71.4億美元，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已經從單一產品向某一產業領域乃至整個產業鏈延伸。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337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調查總數及涉華案件總數均達歷史新高。

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雙邊貿易不平衡，而我國的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據統計局公報顯示，我國2010年全年貨物出口15779億美元，貨物進口13948億美元，順差1831億美元。全年一般貿易存在逆差，而加工貿易出口7403億美元，進口4174億美元，順差3229億美元，比全國外貿順差高出1398億美元。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雙邊貿易不平衡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的大額順差，但由于外資企業是加工貿易的最大經營主體，外資才是順差的主要獲利者，我國實際僅賺取了少量加工費。所以，加工貿易的迅速增長，實際上已成為導致我國遭受國際貿易摩擦的潛在誘因。

盡管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以上隱憂，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而是應該謀求突破困境之良策。針對以上隱憂，筆者以為我們應在以下方面下工夫：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進料加工貿易，延長加工貿易產業鏈，改變當前以外資為主導的格局；改善加工貿易的收益現狀，鼓勵具有足夠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核心技術自主研發、自創品牌、開拓國外市場，占據微笑曲線高增值的兩端，鼓勵沒有相應實力的企業為有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配套、貼牌加工，即為國內品牌企業代工生產，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如能抱團打天下，共謀發展，將會創造巨大的利潤空間，將利潤留在國內，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鼓勵國內企業通過國際合作，打造具有競爭實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建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嚴格界定外資準入的行業及規模，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加工貿易的發展，適當抑制加工貿易順差，了解WTO規則和貿易投資壁壘的相關知識，增強維權意識，建立應對貿易摩擦和爭端的有效機制。

參考文獻：

[1] 鄭曉舟.蘋果與“偉大”漸行漸遠[N].上海證券報,2010-05-28.

篇（3）

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之爭似乎是國際經濟學中一個永恒的政策主題,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于蔓延,各國均不同程度的采取相應的貿易保護政策。其實,不管是自由貿易還是貿易保護,它們代表的是不同國家統治階級或統一國家統治階級內部集團的利益。因而,兩種觀點爭論的背后,隱藏著不同集團利益之間的斗爭。下面,讓我們分別對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弊進行分析。

一、自由貿易主義

自由貿易主義是指建立在地域分工、比較利益的基礎上的國際貿易理論,遵循著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教訓,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反對干涉貿易自由的政府措施。

(一)自由貿易主義理論觀點

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認為,國際商品交換的根本原因在于相同商品在不同國家的成本差異,而引起這種成本差異的因素是不同國家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的絕對差異。各國應從事自己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的生產,繼而進行交換,從而使雙方在交換中獲得絕對利益。亞當?斯密主張自由貿易,主張利用“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國際貿易,而反對政府干預。

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比較利益”學說,進一步完善和修正了斯密的“絕對利益”假說,提出了商品的成本差異來源于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差異。李嘉圖高度推崇自由貿易,建立起了古典經濟學的完整大廈,其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是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

作為新古典貿易理論的代表,H-O模型,即要素稟賦理論認為,各國應該充分發揮自身要素方面的優勢,生產和出口自己要素稟賦較為豐富的那部分產品,而進口那些要素缺乏的產品。

(二)自由貿易主義的利弊

1.自由貿易的利處

(1)實行自由貿易在理論上可使得貿易雙方從貿易中獲得利益,從而促進各國乃至整個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自由貿易能夠使各國以相對較低的價格獲得自身所稀缺的商品或服務,使得本國可以從貿易創造中獲得利益。而一旦采取貿易保護措施,貿易創造所引起的利益增加須抵消因貿易轉移所引起的利益減少,從而使福利的增加量減少。

(2)能夠使得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有效配置,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自由貿易政策的實行,使得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在國際間實現了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對于貿易各國吸引外資,吸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運行效率有著重要作用。

2.自由貿易的弊端

(1)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由于貿易條件惡化,并不能從自由貿易中獲得應有的利益,即自由貿易所產生的利益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之間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以墨西哥為例,在加入NAFTA后,墨農牧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且隨著農產品關稅的進一步解除,這一狀況還將繼續惡化。自1994年以來,墨西哥農牧業所占GDP的比重已由6.34%降至5.5%。享受高額補貼的美國農產品也大量涌入墨西哥市場。

(2)本國民族工業可能受到沖擊,國家經濟安全難以保證,幼稚產業和中小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陷入困境,就業水平受到沖擊,國內就業壓力加大。

二、貿易保護主義

貿易保護主義,是指在對外貿易中實行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免受外國商品競爭,并向本國商品提供各種優惠以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的主張和政策。在限制進口方面,主要是采取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兩種措施。

(一)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觀點

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重商主義;二是現代觀點。

1.基于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主義

重商主義分為早期和晚期,基本思想是把貨幣看成財富的唯一形式,財富的源泉來自流通領域,主要是賤買貴賣;只有在對外貿易中保持順差,才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國家應實行干預經濟的政策,以保證資金的流入。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準備時期,代表歐洲商業資本利益的經濟思想和政策體系。它追求的目的就是在國內積累貨幣財富,把貴重金屬留在國內,在對外貿易上采取國家干預的強制的保護貿易政策。

2.現代主流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

在60年和70年代,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以進口替代為主要內容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把聯合國貿發會議而不是把關貿總協定看作其改善國際貿易利益的主要機構。一直到80年代,當國內經濟善惡化時,發展中國家政府往往采用價格調整、本幣貶值、外匯管制及出口限制措施,在貿易政策上是以進口替代為名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積極地實施單邊的貿易自由化改革,重點是實現由非關稅措施向關稅措施的轉變,關稅項目進一步合理化,平均關稅降低到一般水平,使國內產業與國際競爭聯系起來。內外經濟政策的改革使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由進口替代戰略向出口導向戰略的轉變,成為貿易自由化的主要推動力量。這就是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貿易保護主義。

(二)貿易保護主義的利弊

1.貿易保護的利處

(1)能夠有效地保護國家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貿易保護措施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特定的國際經濟環境下能對一國的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產生有效保護。

(2)根據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貿易保護主義能夠有效的保護一國的幼稚產業,進一步緩解該國的就業壓力,改善就業狀況。

2.貿易保護的弊端

篇（4）

    才年屆不惑的新加坡著名現代女作家尤今，成了目前中國大陸最走紅的海外華文作家之一，她以40多部等身著作而受世人稱譽，而她教育子女的獨特方式也同樣被傳為美談。尤今有二男一女三個孩子，她都很疼愛，且愛得不尋常。為了孩子的未來，尤今不惜充當“嚴母”的角色。她的大兒子上小學一年級時。有一次說要10元錢去買課本，結果又把錢花在別的事上，尤今發現，異常生氣，狠狠地教訓了兒子一頓。好心的朋友為此對她說：不就是10元錢嗎?”尤今語重心長地說： “這不僅僅是10元錢。今天教訓年幼無知的他，是為了挽救明天茁壯成長的他！”

    對正在上中小學的三個孩子，在學習上尤今都是放手讓他們自己去完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與眾不同，她是一不請補習老師，二不搜書包檢查作業，三不陪讀．她給孩子以完全的自由，為的是讓他們養成獨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說，只有這樣才能讓孩子認清自己的責任，學生必須對學校的課業負全責，使他們在自信和快樂中成長。她還說，也許這樣，孩子可能會因用功不足而不能成為學校出類拔萃的學生，但更重要的是教給孩子手中握有一支應付生活的長矛，使孩子學會自立和做人。

    尤今是優秀教師，又是賢妻良母，她把深沉的愛獻給了家庭和孩子。她在新加坡華文中學任教5個班級200多名學生的語文，每天6節課，下了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與眾不同，她是一不請補習老師，二不搜書包檢查作業，三不陪讀．她給孩子以完全的自由，為的是讓他們養成獨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說，只課還要批改作業。她當初從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曾在《南洋商報》從事她至今仍神往的新聞工作，因為要當賢妻良母而新聞工作又動蕩不安，只好忍痛割愛執教．她每天照顧三個孩子吃完早餐，送他們上學，然后自己去上課。

    下午等孩子放學回來，丈夫下班歸來，她又忙個不停了。 “我的三個孩子都非常可愛，我們在家都說英語(尤今的大胡子先生不懂華文)，可是最小的9歲女兒，跟我學會很多中國成語，每當我生她的氣，她就會搬出‘人誰無過’之類的古語，知道這么一說我就不會打她了。”尤今聊起這類話題，總有母親的自豪寫在臉上。

篇（5）

 

一、gats對國際服務貿易規制中的“逐步自由化”原則問題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得以迅速蓬勃地發展。時至今日，國際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例逐步攀升，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要性已無需贅言。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而言，尤為如此，這主要由于“像美國這些早已在制造業失去優勢的國家，已經把知識型服務當成扳回貿易平衡的工具。”①在此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具有服務貿易優勢的國家日益迫切地需要并謀求在國際服務貿易中鞏固和提升自身的優勢。因此盡管發展中國家有所反對，但美國等發達國家仍極力主張將國際服務貿易納入到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中來，因而國際服務貿易于gatt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談判中被列為重要談判議題之一，并最終在該回合談判結束時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

 

gats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有學者強調“gats可能是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最重要的一個協定。這不僅僅是因為服務業在全球總體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還因為服務的提供方式能幫助提高經濟效益，鞏固政治主權和提高當地的文化意識。盡管如此，一方面，gats畢竟只是一個框架性協定，與經過近半個世紀談判才形成的《gatt1994》等貨物貿易談判成果相比，gats充其量只夠得上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初步成果，各具體服務部門還需要進行更為艱辛和漫長的實質性談判；另一方面，gats第三部分所規定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并非自動地適用于各成員的所有服務部門，而是要通過相應的談判由各成員自主決定其適用的服務部門。因此，gats對國際服務貿易的有效規制和國際服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并非隨著gats的產生而畢其功于一役，其后的逐步談判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烏拉圭回合既定議程，服務貿易談判從2000年3月開始，2001年啟動多哈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以來，服務貿易的談判被并入了新一輪談判中。與多哈回合談判的艱難的整體進程相對應，服務貿易的相關談判同樣也是舉步維艱②。而這一艱難局面背后的根本原因無疑主要存在于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利益沖突。發達成員基于自身的優勢地位，強調服務貿易應經過談判盡快地實現更高程度的自由化，而發展中成員則強調在推動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過程中應秉持逐步自由化的原則并在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從某種意義而言，服務貿易顯著地區別于貨物貿易，因為“在不存在關稅保護的服務貿易中，如果要求各成員遵守絕對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義務，無異于要求各成員實行完全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這是包括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絕大多數wto成員所無法接受的。”③故而經由發展中國家積極爭取而明文規定于gats法律文本中的逐步自由化的原則，對于在wto制度體系中占大多數的發展中成員（包括最不發達成員）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雖然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原則對各成員均有同樣的約束力，但gats并不強迫任何成員就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作出何種程度的承諾，因此，這兩項原則在多大程度上約束成員方，完全取決于該成員方的自愿承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自由化這一基本原則及其所體現出的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甚至可被視為發展中成員的一道保護性屏障，它可以避免發達成員不正當地單方面主張某種程度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水平。

 

二、wt/ds363案審理中專家組的解釋與中方的上訴觀點

細讀gats的序言與相關具體條款中有關逐步自由化原則的內容，不難察知，逐步自由化原則乃是當初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爭論與博弈后形成的彼此妥協的產物，而且在根本性質上屬于各成員——尤其是發達成員——應予以嚴格履行的國際法義務。但這一國際法義務在履行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存疑之處而致使相關成員各持己見，并因此而引發成員間的貿易爭端，隨之難免就需要在具體個案中專家組或上訴機構對相關爭議進行相應的條約解釋，從而力求做出一項令爭端雙方都滿意或最起碼都能接受的裁決。這里以“wt/ds363中國——影響某些出版物和娛樂用音像制品貿易權及分銷服務措施案”中的相關情況為例進行相應的研析。

 

（一）wt/ds363案中相關情況概要

該案中若干爭議焦點之一即為上訴機構報告最后部分以25頁篇幅所著重闡析的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范圍確定問題。而該范圍的認定則直接地涉及到當事方在wto服務貿易領域內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方面權利和義務分配與平衡的權威確認，因而在利益攸關的情況下中美對此問題各執一詞針鋒相對。不僅如此，對于該問題的法律解釋還從深層次上與gats的“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休戚相關。

 

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專家組經過對該問題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及解釋后作出了有利于美國的裁決，中國隨即就該問題所涉及的法律解釋提起上訴。上訴機構通過對所采納的條約解釋的審查最終對專家組就該問題做出的裁決從總體上予以肯定并做了進一步闡發。因此，從程序意義上，“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范圍確定問題已獲得最終解決。盡管如此，由于該問題涉及的方面較多，除wto爭端解決中條約解釋本身的理論與實踐的多方面問題外，還深入地涉及到wto爭端解決與國際法院爭端解決中條約解釋方法的異同等多方面情況，因而這些方面無疑增加了恰當地做出合理的條約解釋以公正地解決爭端的難度。

（二）中國在上訴中的立場與觀點

在專家組報告做出之后，中國對專家組就該問題所做之解釋提出異議。主要為以下幾方面：

1.中國認為專家組在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進行解釋時，將“通常含義”、“上下文”和“目的和宗旨”割裂開來考慮，且未能分析各種要素之間的互相影響。

2.中國認為專家組對“錄音制品”和“分銷”這兩個關鍵詞的通常含義的字典解釋選擇和認定方面存在偏差，因而不應武斷地認為其所作的解釋是確定的。在中國看來，因為各種字典定義有不確定性，專家組本應在相關上下文中并且按照條約的目的和宗旨對每個可能的意義進行仔細地考察。

 

3.專家組未能恰當地確認中國主張的條約目的和宗旨。尤其是專家組未能考慮本應在其解釋中提供指導的重要原則，即遵循肯定性清單原則、達成讓步的平衡和逐步

自由化原則。中國認為這些要素要求專家組認真考察：（1）wto成員有決定其服務市場自由化進度和程度的主權；（2）在《服務貿易減讓表》沒有明確提及的特殊承諾，那么一項特殊服務不應受制于任何承諾；（3） gats前言明確表明逐步自由化應通過“在給予國家政策目標應有尊重的同時……通過連續回合的多邊談判，在互利的基礎上促進所以當事方利益”來達到。中國認為，在“沒有足夠決定性證據說明中國意圖對這一特殊服務承諾”的情況下，④ 這些要素本應指引專家組在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詞語的解釋中更加尊重中國的意見。

 

4.專家組采用“漸進”⑤的方法解釋條約，在這個范圍內以當代的含義為基礎來解釋中國的gats承諾。中國認為，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不允許每個wto成員義務的范圍在“當前語言的動態變化”⑥的基礎上擴展。

 

5.中國指出專家組本應認定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和第32條遺留的問題中有中國在gats中對“錄音制品分銷服務”的承諾是否包括錄音制品的電子分銷方式，這些問題“大部分是非決定性的”。⑦遇到這高度模糊度的問題，專家組本應適用“遇有疑義，從輕解釋”（in dubio mitius）原則，并且停止采用最不利于中國的解釋。根據這一原則，如果一個詞語的意義是含糊的，應采取承擔義務的一方義務更少的意義，或者對一方干涉最少的意義，或者包含對各方一般限制較少的含義。⑧中國認為，本案對專家組適用“遇有疑義，從輕解釋”原則呈現了一個清晰的理由。專家組沒有采取這個原則，未能恰當地適用條約解釋的習慣性規則，并且此舉不符合dsu第3.2條。

 

綜上，專家組就該問題的解釋在多方面均未得到中國的認同。的確，中國的各項質疑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合理性，尤其是對條約目的和宗旨的綜合考慮等方面。

三、上訴機構的條約解釋忽視ds363案的特殊化

（一）上訴機構的條約解釋

專家組就該問題的解釋和裁定獲得了上訴機構的全面肯定，具體主要體現為以下若干方面：

1.上訴機構認定專家組在分析“錄音制品分銷服務”的定義時并未無視中國提出的定義，且認為專家組并未在分析gats相關上下文、目的和宗旨之前，僅基于字典含義就過早地得出“錄音制品分銷服務”的“通常含義”。總之，認定專家組在分析“錄音”和“分銷”的字典定義時無誤。

 

2.上訴機構認可專家組在解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中“分銷”的含義時的相關上下文，并同意gats第28（b）條支持了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相關條目中“分銷”包括有形和無形產品分銷的觀點。

 

3. 上訴機構認為在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使用的術語（“錄音”和“分銷”）是足夠通用（generic）的，其適用對象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4.上訴機構不接受中國主張其認為專家組本應在基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和第32條的分析后裁定“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含義時不確定的或模糊的，盡管“遇有疑義，從輕解釋”的原則在wto爭端解決中是有價值的，但在本案中其沒有適用的余地。

 

上訴機構在分析的過程中還援引了國際法院案例（costa rica v. nicaragua，2009年7月13日）中的法律解釋方法以論證其解釋的合理性⑨。但這一解釋方法的援引甚至是移植是否完全恰當呢？

 

（二）上訴機構的相應條約解釋的特殊性

通過上述機構的解釋邏輯與其所援引的國際法院判決中的解釋邏輯的對比，不難察知實際上上訴機構在該案中進行條約解釋的基本邏輯幾乎是移植了國際法院在哥斯達黎加訴尼加拉瓜案中的解釋邏輯，甚至在具體措辭上也幾乎完全一樣，譬如一方面強調術語是“通用的”（generic），另一方面說明這類術語的含義會有所變化，對此國際法院法官的用詞為“演進”（evolve），而上訴機構的用詞為“隨時間的推移而改變”（change over time）。

 

毋庸置疑，兩起案件中的某些情形的確非常相似，均涉及到條約術語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而且均在此基礎上進行條約解釋時采取了“一種不容易落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范圍內的解釋技術即所謂的‘與時俱進’的解釋方式。此種方式不僅已經在著名的‘海蝦—海龜捕撈方法爭端案’中有所提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案件中也有所提及。”⑩ 這種條約解釋方法確實已在國際法院和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存在已久并在多起案件中被采用進行相應的條約解釋。但即便這種解釋方法在以往有些成案中能夠恰如其分且公平合理地解決爭議，但具體到wt/ds363案而言，這種解釋方法的適用就一定會概莫能外地無懈可擊嗎？事實并非如此。在中國入世時的2001年，互聯網在中國尚不普及，而在國際經貿實務中基于互聯網的錄音制品的電子分銷模式在中國也正處于發展的萌芽期，因此在中國入世前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中對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范圍確定不可能將這種中國入世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分銷模式囊括其中。因此，上訴機構僅僅依據“分銷”一詞是“通用的”且因此其含義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而基本上不考慮gats的特殊性，就認定采用所援引的國際法院審理的該案中的相同的條約解釋邏輯加以解釋是合理的，這似乎有舍本逐末之嫌。

誠然，兩起案件的共性無疑應予以足夠的重視，但更應審慎處理的則應是各自的特殊性。對于涉及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內承諾范圍的ds363案而言，其最顯著的特殊性即從本質上植根于gats本身的特殊性，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即為明確規定于gats文本中的“逐步自由化”原則，而確保該原則得意有效落實的最主要途徑則是通過進行有建設性地談判以不斷推進“逐步自由化”的進程。因而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在上訴中根據此特殊性而提出的觀點總體上是客觀與正確的，將之與上訴機構的解釋加以對照，顯然上訴機構通過援引國際法院案件條約解釋以強化自己所做解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但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特殊性。除卻這一關鍵的特殊性之外，本案與國際法院該案中的相關解釋的核心邏輯幾乎相同，但卻正是這一至關重要的特殊性決定著最終解釋結果的不同。

 

本案中，上訴機構通過上述條約解釋即把本應通過談判加以確定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新出現的互聯網電子分銷模式囊括到中國的承諾范圍內。而究其實質，這無異于剝奪了中國的相應的后續談判權。由于通過談判一方面承擔了新的義務而另一方面又可相應地享有新的權利，因此這一談判權的被剝奪意味著中國只能根據上訴機構的條約解釋而承擔新義務卻無法相應地享有新的權利。因此，這樣的無視gats的逐步自由化這一重要原則的條約解釋很難令人心悅誠服，這不僅對中國造成了不公正的結果，也給上訴機構終局裁決的權威性帶來了負面影響。

 

進而言之，上訴機構的這一解釋不僅會對本案的當事方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且今后若不及時加以調整，則很可能會在后續的類似案件中繼續造成失當的局面，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對gats明文規定的后續談判造成越俎代庖的不良結果。雖然在一般情況下，“上訴機構憑借自己在wto司法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把經過自己精心裁

定的案件作為可遵從的先例，乃至自己在后續同類案件中反復引用與詮釋以求達到更完美更合理的境界，累積形成解釋wto條款的‘后續慣例’，是件好事，應予肯定。”？輥？輯？訛然而，如果任由此種基本上不考慮gats的基本原則之一的逐步自由化原則的解釋邏輯繼續存在和加強的話，則顯然未必是件好事，眾所周知，雖然dsu并未明文規定wto爭端解決中“遵循先例”的原則，但在爭端解決實踐中“依賴于先例”的做法在現在非常普遍。如果在援用該方法時不同時結合涉及gats的具體個案實體層面的特殊性而加以綜合考慮的話，則可能會出現裁決失當的局面。這不僅將影響涉案當事方利益的公正和公平地分配，而且從長遠意義上而言，還可能會對上訴機構乃至dsb的權威性造成負面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會越俎代庖地“解決”了本應由gats所明文規定的后續談判才能加以解決的問題。顯然，這類本應由后續談判予以解決的問題還是應由成員們通過談判加以解決為妥。所以dsb、其他相關機構和各成員對此均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注釋：

① 【澳】克里斯托弗·阿勒普著：《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協定：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協定在法律全球化中的作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頁。

 

②有關國內外學者就gats談判所進行的相應研究（1995-2008）的綜述，參見沈大勇 金孝柏主編：《國際服務貿易：研究文獻綜述》，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3頁。

 

③李國安主編：《wto服務貿易多邊規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④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68段。

⑤ 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70段。

⑥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73段。

⑦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93段。

⑧中國回顧了“歐共體——荷爾蒙案”，上訴機構裁定“遇有疑義，從輕解釋”原則適用于條約解釋，適用于尊重國家主權。[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95段（援引了上訴機構報告，歐共體——荷爾蒙案，第165段腳注154）]。

篇（6）

中國、日本和韓國作為東亞三個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相互之間有著非常廣泛的貿易往來，但是區域性合作的發展卻非常緩慢。在北美、歐盟自由貿易區的下，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是否已經具備建立的條件了呢？

篇（7）

[作者簡介]李艷鴿,華中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武漢紡織大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湖北武漢430073

[中圖分類號]d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0)10-0040-03

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但一度沉寂被邊緣化,20世紀80年代在美、歐等國大行其道,并以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形式不斷向發展

秩序。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原教旨主義推廣到世界范圍,從理論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國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貿易和自由金融,頌揚實行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美國通過控制國際經濟組織來主導世界經濟運行,不贊成許多國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合理意見。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各國取消任何經濟保護,讓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除了勞動力要素),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實現貿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與國際化,最有利于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他們重點向不發達國家推銷其經濟理論和政策,要求這些國家不顧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國內外條件是否成熟,盡快實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動、外匯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盡快取消關稅和對外資的產業限制政策等貿易自由化。

四、關于福利個人化

新自由主義認為西方各國政府實行的福利政策是政府干預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這是不可取的。在新自由主義中貨幣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為了使自由市場有效運行,不應實現“福利國家”論者主張的“平等”,而應當保持“不平等”。20世紀80年代以后,奉行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各國政府對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退休保險、失業保險、疾病醫療保險)、社會救濟制度以及社會住房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旨在于緊縮銀根,削減政府社會福利開支。

這一類的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政府財政的壓力,但卻人為地拉大了貧富之間的差距,貧困與社會不安定有增無減。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國家中,社會不平等的擴大成了英國保守黨政府下臺的重要原因;阿根廷則出現了一個新的、被社會學家稱為“新窮人”的群體。從長遠的觀點看,用效率犧牲平等,使社會出現一個無法用自己的力量維持自身社會生存的社會集團,這樣的改革是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所不能容忍的。這也是許多西方國家政府后來改弦更張,拋棄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原因。

當然,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觀有其優點即充分肯定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但是其局限性和謬誤也非常明顯。我們在學習和借鑒新自由主義發展觀時,必須與當代編輯

[參考文獻]

[1]李其慶,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2]諾姆·喬姆斯基,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篇（8）

從表面來看，金融危機是由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金融體系的混亂、美元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等因素導致的。但根本上來說，這是美歐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開始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自然結果，是過度自由化的集中后果，金融危機標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破產。

一、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基本觀點

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義雖然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但它們在維護個人自由反對國家干預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基本觀點包括：

個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優先性。自利理性的個人被視為社會的唯一來源，社會只是為了保護個人自由的產物，它本身并沒有構成與個人具有平等地位的主體。新自由主義堅信，主要被闡釋為消極而非積極意義上的個人自由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能以功利為借口犧牲個人自由，權力也不能侵犯權利。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自由預設了個人具有某種確獲保障的私域，亦預設了他的生活環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勢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唯此，個體才會自主實現利益最大化，經濟活動才能實現效益的最大化，社會公共利益才會自發實現。個人優先于社會、自由優先于功利、權利優先于權力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邏輯起點與歸宿。

推崇自由競爭市場的作用。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選擇是經濟和政治活動最基本的原則，個體包括企業集團應當自由地擁有私人財產，可以自由交易、消費和就業，自由選擇的程度越高，經濟、政治活動的效率越高。它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強調市場的自發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自由競爭的市場實現自發秩序。

盡力限制政府作用。它認為國家干預首先會破壞經濟自由，抑制“經濟人”的積極性；而且會帶來經濟的低效率。弗里德曼指出:“為了經濟穩定和增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預。”其次，國家干預必然會帶來國家職能的擴大與權力的集中，后者會進一步威脅到個人自由。再者，國家的再分配非但不能實現社會公平，也變相地侵犯了某些有才華的人權利。

強權與意識形態的全球化。通過在里根與撒切爾的政治實踐，在“華盛頓共識”中表述的新自由主義力圖把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理念推向全球，鼓吹資本流動、投資和貿易自由化。但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為國際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控制全球經濟掃清制度上的障礙，使壟斷資本在國外的“自由空間”急劇擴大。

二、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自然結果

從表面來看，金融危機是由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金融體系的混亂、美元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等因素導致的。但根本上來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自然結果。

1.政府放松了對市場的監管，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日益脫鉤，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解除管制特別是金融管制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主張，但沒有國家有效監管的金融市場是非常不穩定的。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1980年～1982年間美國國會通過了兩個法案，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1999年，美國政府正式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1933年的金融管制法，從而徹底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局面，出現了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局面。此后,金融機構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潤，投機性業務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參與，諸如次級貸款和由按揭所支撐的證券以及其他所謂“創新”不斷增加。

而信息技術的進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虛擬資本的流動速度越來越快，但虛擬資本市場更是缺乏有效監管。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也成了虛擬資本投機的工具，一度轉化為納斯達克網絡泡沫的推動力量。2002年網絡泡沫破滅，美國虛擬經濟進入了危機動蕩期。美聯儲于是降息至二戰以后最低水平1%，造成了超級低廉的信貸成本。逃離的網絡資本重新開始投機，隨即制造了房地產泡沫，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品也開始泛濫。根據美國財政部對美國次貸擔保債務憑證市場的統計:2005年次貸市場總值為1510億美元,2006年為3100億美元，2007年僅第一季度就達2000億美元。在此基礎上,華爾街的精英們甚至發明出了次貸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產品。金融衍生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對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連布什總統都自嘲華爾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資工具。

由于缺乏對宏觀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監管，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實現自由市場的秩序與穩定，反而是在利欲投機下導致的混亂與動蕩。

2.對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倡導，使得國家日益減少了公共服務職能，加劇了消費需求不足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新自由主義造成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GDP增長的絕大部分都進入了少數富有階層的口袋。2005年,美國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擁有的財富都達到了192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萬,他們的收入與最窮的50%的人口的總收入相當。從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份額翻了翻。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工人和工會在與資本的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社會缺乏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應政策和計劃,導致利潤不斷上漲，工資不升反降。進入21世紀以來，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滯或者下降，他們不得不把房屋作為抵押進行借貸以保持超前消費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美國家庭部門的欠債越來越多,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0%和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130%。這種脆弱的經濟狀況給這次危機的爆發和急劇發展奠定了基礎。

3.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全球化，加劇了金融體系的混亂與不均衡發展。長期以來以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倡導者致力于在全球領域強制推行自由化政策，即要求世界各國不論發展階段與國情都要解除對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管制，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外匯自由兌換，要求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完全對國外資本開放。但是，這種全球化首先就成了壟斷資本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并攪亂其金融體系的重要手段，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與俄羅斯的危機都是這種證明。其次，在新自由主義不斷構筑的全球性自由化金融市場當中，缺乏有效監管的國際資本和金融機構更熱衷于以股票和外匯為對象的獲利豐厚的短期投機和炒作。這就使得國際資本對外匯的投機行為經常引發貨幣體系的混亂，而這無疑成為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與經濟的全面衰退的誘因。而在此次危機中受損的美國金融機構和資本利用自由化的金融體系迅速轉嫁風險和損失，更是加劇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危機與混亂。

三、金融危機標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破產

新自由主義雖然是微觀經濟行為的有效論證，但它試圖把微觀經濟邏輯無限制地推廣到宏觀層面與全球層面，它的這種核心理念在這次危機中遭到了完全的失敗，這次危機也標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破產：

1.個人并不是社會的惟一邏輯起點。個人主義的個人自由并不是實現社會整體發展的充分條件:人是有限理性的;個人選擇并不能自發實現社會集體抉擇的最優化;個人也不能是社會唯一的價值關懷，社群、國家的利益在不同時刻都具備超越個人的重要性。這次金融危機再次證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至上主張并不是帶來穩定、秩序與繁榮的最佳保障。

2.自由競爭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市場和競爭就像上帝一樣，“看不見的手”會帶來美好生活而不是罪惡。不幸的是，近30年來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所有的國家都看到了不平等的增長:貧富差距拉大，個人生存選擇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3.其經濟全球化實際內含著壟斷資本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權邏輯與雙重標準。英美等國向來標榜自己是自由貿易的楷模，美國學者保羅?貝羅奇就戳穿了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神話的虛偽性:“在歷史上，自由貿易屬于例外，而貿易保護才是常規。”西方國家經常指責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但它們不僅沒有放棄國家干預，甚至還把國家干預這個看得見的拳頭揮向它國。它們在國際貿易問題上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卻總是要求別國搞貿易自由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在向其他國家推廣后出現的歷次危機早已被人懷疑：它不過是壟斷資本與國家資本為更自由地擾亂其他國家經濟與社會秩序、更廣闊控制世界經濟活動、更大程度上攫取超額利潤的意識形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強權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下進行的意識形態輸出。它反映的只能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國家理念，而這種理念不是普世的，也不是合理發展的唯一選擇。

四、啟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應對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危機與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穩定發展再次證明了，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我們的最佳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有效地處理了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把政府宏觀調節與市場微觀配置功能有機結合起來，實踐證明，這種體制能有效地處理好中國的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當前，只有更加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體系，才能更有效地處理好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我國政府通過計劃、協調、貨幣、稅收等手段有力地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領導經濟體制的改革，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國目前的國家干預的理論基礎、調控方法和組織機構等方面的機制比較有效。當然，我國也存在干預水平有待提高、干預會失誤等問題，但我們可以通過學習、總結而不斷提高。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金融與貨幣的虛擬化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鉤就會在加劇金融體系不穩定的同時，阻礙經濟發展。因此，當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金融創新中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全球化中的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的關系，自覺抵御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新自由主義已經成功地作為資本的階級工具，發達國家今天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門戶，實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行政府非調控化，解除金融管制，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正是為了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和獲取高額利潤的需要。要求要求別國自由化。因此，必須對比分析新自由主義公開宣稱的目的和它實際所做的一切，識破它的真正目的；對外更要控制金融開放的業務范圍和節奏，設置適當的“防火墻”，防止國外金融危機對本國金融體系的傳染。維持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確保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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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中圖分類號]B8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539(2011)05-0066-06

丹尼爾?貝爾等思想家普遍贊同，“經濟學是與現代自由主義及其基本信條結合在一起的”，即經濟學上存在著一種自由主義的價值導向。這種價值導向實際上是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以來的一種主流價值導向，是由古典經濟學派提出并倡導的。古典經濟學派確立了一種自由主義的經濟價值導向，并將這一導向實際運用于國家的經濟政策之中，同時成為社會成員普遍遵守的一種價值規范。將經濟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源頭歸為斯密是得到普遍認同的。盧森貝就認為，斯密為自由主義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他說:“斯密完成了下列幾種功績:(一)他為這個思想安排好了一個理論基礎；(二)他把這個思想作為自己的歷史研究的基礎和自己對于過去一切經濟學說的批評的基礎；(三)他以這個思想為基礎，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經濟政策和所謂國家經濟的理論。”今天，在隨金融危機而來的對自由市場制度反思的潮流下，對斯密經濟自由主義價值觀進行解讀與審視極具現實意義。

一、斯密經濟自由主義的解讀

學界存有一種認識，將斯密看作“自由放任”的先驅，認為斯密所倡導的經濟自由主義就是只承認市場的作用，反對政府對市場行為的任何干預。事實上，當我們重新閱讀斯密的著作，深入剖析其中的思想內涵時，就會發現，斯密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來就沒有予以理想化的描述，而是清醒地看到其中存在的缺陷。如何讓現實的市場經濟最有效率地發揮其作用？斯密認為，不是無視其現實缺憾，而是應以更為積極有效的措施使市場經濟的缺陷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控制。也就是說，所謂市場經濟的自由是有前提的，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斯密的這種有限度的經濟自由主義價值觀可以從如下方面得到反映。

(一)“看不見的手”

斯密堅持認為，市場經濟中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指引人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富國裕民的目標。當然，斯密本人并沒有對“看不見的手”給予明確的說明，人們通過對他思想的解讀，對“看不見的手”進行了許多不同的解釋。

1.釋義“看不見的手”

“看不見的手”究竟涉及怎樣的經濟內涵，國內外學者有著不同的觀點。歸納起來，一般有這么幾種認識:(1)“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經濟機制；(2)“看不見的手”是指市場競爭中的制衡力量；(3)“看不見的手”是指維持社會的倫理秩序；(4)“看不見的手”是社會的自發秩序；(5)“看不見的手”是社會經濟運行的制度；(6)《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認為“看不見的手”有三層邏輯的步驟，表達的是對經濟運行秩序的某種判斷。可見，圍繞著“看不見的手”的內涵問題，大家并沒有達成一個統一的意見。

無論大家對“看不見的手”的內涵提出怎樣不同的意見，無法否認的是，斯密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闡述“看不見的手”的思想的，因此，“看不見的手”顯然指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與市場經濟相關的某種東西。“我們可以不管斯密本人怎樣感覺，他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就是指以價格為引導的市場經濟制度，這是一個經濟學的上帝。”

2.“看不見的手”中的自由主義價值導向

“自由”是一個古老而又新鮮的詞匯。其古老在于對“自由”的探討早已有之；其新鮮在于對“自由”的解釋常在常新。無論對自由有著怎樣的認識，有一個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人才應該享有自由，但人的行為從來也不是完全自由的。這就意味著，如果承認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區別，那就一定要將人的自由作為我們的追求目標。這是人之為人、人之完善所必然要求的。秉承這一學說傳統的斯密，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著相同的看法。自由主義的價值導向是其經濟思想的倫理標桿，并鮮明地表現在“看不見的手”中。

斯密思想中有著濃重的自由主義傾向，正如有學者所言，“斯密的自由主義社會科學學說肇始于倫理學”。斯密在倫理觀上堅持著傳統以來的自由主義傾向，并將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表現與要求予以了發揮，將自由主義貫徹至其經濟倫理觀。有學者認為，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的講義的經濟學部分中，即已充分地論證了商業的發展與個人自由的關系，特別是經由農業社會向著商業社會的過渡所帶來的社會的文明化發展。他基于歷史事實，從理論上論證了商業的發展帶來了獨立的人格，進而產生出近代的自由。我們知道，斯密終其一生贊揚的制度乃是一種商業社會的制度，即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制度，這是無可否認的。在《道德情操論》中，他的“無形之手”是通過富人與窮人之間共享社會財富的社會事實引出的。在此，斯密想要表達的是:富人之所以將財富予以某種分配，這是基于某種交換的基礎，或者說是社會勞動分工的基礎；而且，商業交換越發達，這只“無形之手”的力量就越強大。到了《國富論》中，斯密實際上是描述了一個發達的商業社會中的財富共享的社會事實，由此引出了“無形之手”。這就是說，商業社會的貿易之所以能夠在利己的目的下達到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是基于交換所實現的。交換是市場的典型特征，而市場關系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獨立與自由，也就是斯密在其格拉斯哥大學講義中一再予以肯定的東西。為此，我們可以對“無形之手”作這樣的解讀:“無形之手”就是在商業社會中培養出來的自由主義精神，這種自由主義的精神自然地、必然地要求市場制度實現私利與公利的統一，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利益的追求。

因此，斯密在“看不見的手”中堅持的自由主義經濟觀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個人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在斯密看來，每個人都有為著改善自己境遇的努力，這種努力是自然與天然的，是每個人應有的權利。“看不見的手”首要保證的就是個人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自由。其二，實現社會利益的合理價格機制。斯密說:“每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或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斯密所認為的社會利益是什么？如何才能在實現自身利益的動機下實現社會的利益？這需要從市場競爭中給出解答。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在市場經濟中，競爭以價格形式表達出來并代表社會的利益。我

們也可以經驗地發現，人們總是傾向于物美價廉的物品。對個人而言，這種物品的生產就意味著能花較少的貨幣滿足個人較大的欲望；對社會而言，就是那些最能有效率地利用資源的生產企業獲得了競爭中的勝利。其三，市場的自由等價交換。每一個人要實現自己的自利追求，必須通過市場的交換。那么，市場交換是否是任意與隨意的呢？盡管斯密從來就沒有對市場交換予以任何的限定，然而，沒有限定并不意味著取消限定，而是意味著這種限定是不言而喻、無須說明的。這個限定就是:市場的交換是在雙方自覺自愿基礎上的等價交換。顯然，市場交換需要滿足的是雙方而不是某一方的私利，因此，這種交換必然建構在自由的基礎上，必須要遵循某種約定俗成的公認的規則。“看不見的手”所強調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市場自由等價交換規則。其四，自由的市場競爭。斯密從來就不否認競爭對實現個人私利與社會公利之間統一的作用。我們從斯密對壟斷的批評中也可以體會到斯密對自由市場競爭機制的贊揚。斯密認為，自由的市場競爭不僅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利益，滿足他人利益，同時也是實現國家繁榮的唯一途徑。

自由主義價值觀決定了，將政府或君主的權限驅逐出經濟范疇，“君主們就完全被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于社會利益的義務”。當然，斯密并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是主張在自由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對政府或君主的權力予以某種限定。

(二)政府的責任范圍

斯密的完全放任的自由主義思想者的形象是不可靠的。斯密通過對政府責任的規制，強調了社會公正和市場約束的法律、道德機制。倡導市場主義并不意味著認可市場的“無規則”，市場不是一種可以任意脫離規則的東西。布坎南就說過:“只有在法律的、政治的公共機構框架內，市場的運轉才成為可能。”顯然，這個框架需要政府的作用。

1.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責

斯密反對政府對經濟事務的粗涉，并對這種干涉的危險性予以了強調。他說:“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險也沒有了。”然而，斯密反對政府或君主對經濟活動的肆意干擾，并不意味著斯密完全否定政府在市場經濟領域內的職責存在的可能性與正當性。他是在經濟自由的總體框架下，對政府有限度地干預經濟的前提條件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斯密強調政府有限度地干預的倫理基礎就是:社會公正與個人自由。在經濟領域內，政府所具有的職責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彌補自由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種種不公正。斯密盡管對自由市場經濟予以了極大的贊揚，但另一方面，又對完全自由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社會不公正有著清楚的認識。他認為，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可能帶來的不公正有如下四種:(1)收入分配的不公；(2)商人和制造業者的逐利破壞了社會的秩序；(3)人們出于逐利動機的行為無益于社會；(4)勞動分工對勞動者的損害。自由市場所帶來的以上社會不公平現象，顯然純粹依靠自由市場機制是無法解決的。政府的現實存在實際上就提示了其所應該承擔的經濟職責，那就是，通過經濟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盡力彌補自由市場經濟的缺陷。

第二，運用稅收等手段調節經濟發展。政府不干預市場中的具體經濟行為，并不意味著政府對社會經濟發展不承擔任何責任。在斯密看來，政府有責任采用必要的稅收手段促進經濟發展。這些手段有:運用稅收政策來調節進出口貿易；運用稅收政策調節收入的分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基礎工程和公共工程的建設。

2.政府在政治領域的職責

斯密認為，在政治領域，政府主要有三個職責。

首先，保護個人權利。將斯密視為“自利”的代言人或者是放任的自由主義者的認識從現實經驗層面來看就是有問題的。我們知道，一個社會如果缺乏最起碼的公平與正義，無法保障個人的最基本的權益的話，這個社會是無法實現有效率的運轉的。而且從斯密著作中我們發現，他對“公正”予以了足夠的重視。可以想見，斯密并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一個非道德主義者，在他所謂由“自利”而到“利他”的邏輯推理中，顯然有一個暗含的前提條件，那就是:社會給予每個人獲得自我權利的保護，社會具有最基本的“公正”。斯密認為，“正義”是自然法則，是自然賦予人的基本權利。“每個人都自然而然、并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即被認為有權保衛自己不受傷害，有權強迫對已經給他造成的傷害進行相應的懲罰。”每個人有保衛自己不受傷害的權利，有對傷害自己的行為進行還擊的權利，而這些權利早在市民政府建立之前就具有了。但是，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很好地利用這一自然權利與法則。由于人的能力的差異，為了維護社會基本公平，就需要政府通過各種司法手段使“正義”法則得以實現。

其次，開辦教育機構對民眾進行教育。斯密認為，政府有對人民進行教育的職責。為什么需要對人民進行教育呢？“為防止這些人民幾乎完全墮落或退化起見，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斯密對商業社會充滿了贊美，但同時他也清楚地意識到，商業社會的繁榮可能在某些方面帶來不良影響。消除這種影響的最佳手段就是教育。

最后，保衛國防安全。斯密認為，“君主的義務，首在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國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經濟增長的基本保障。一旦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經濟發展必然受到極大的影響。斯密詳盡地考察了自有國家以來，國家軍事實力、國防安全與國家興衰之間的關系，認為社會文明越是進步，就越需要強大的國防，國家為此支付的費用也就越大，君主應對此有所重視。

(三)貿易上的有限度的自由主義

將斯密視為自由放任主義的先知，這是薩繆爾森對斯密的誤解。薩繆爾森給予了斯密極大的榮譽，將他與牛頓在自然科學方面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但另一方面，給斯密戴上了放任的自由主義者的帽子。他說:“亞當?斯密的最偉大貢獻在于他在經濟學的社會世界中抓住了牛頓在天空的物質世界中所觀察到的東西，即:自行調節的自然秩序。斯密所傳達的福音是:你認為，通過動機良好的法令和干預手段，你可以幫助經濟制度運轉。事實并非如此。利己的油會使齒輪奇跡般地正常運轉。不需要計劃。不需要國家元首的統治。市場會解決一切問題。”然而，通過以上對斯密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斯密盡管堅持自由主義的價值導向，但是這一價值導向是要以正義為準則的，也就是說，以正義之名行自由主義之實，保障個人權益，并在此基礎上保障國家的權益。可見，斯密的自由主義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如果像經濟史家布勞格所說:斯密有關自利和‘看不見的手’的觀點，‘往往被用來表達與他的本意完全不同的東西’，那么把斯密說成反對政府干預的放任主義者，也明顯是一種誤讀。正如羅思柴爾德指出，斯密真正針對的，并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預，而是會造成特權和不公平的干預。”最為明顯地體現斯密的這一倫理價值導向的，就是斯密的貿易思想。

斯密的貿易思想可以稱為有限度的自由貿易，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堅持了貿易對富國裕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堅持了一種有范圍的自由貿易。斯密認為，重商主義的貿易限制政策從出發點來說，是為了使國民財富得到增加，但結果卻適得其反。只有自由貿易才能解決重商主義管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自由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自由主義之所以能為國民財富的增長帶來益處，是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所必然要求的。然而，斯密所贊賞的自由主義并非是純粹的、無任何阻礙的自由主義，而是有限度的。斯密認為，需要小心翼翼地實現自由貿易:“人道主義也許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復自由貿易。如果驟然撤廢高關稅與禁止，較低廉的同種類外國貨物，即將迅速流人國內市場，把我國千千萬萬人民的日常職業與生活資料奪去。”假如無限度地實現自由主義貿易政策，國門猛地一打開，外國產品將向本國傾銷。這不僅導致本國工業舉步維艱，更為重要的是，它將會影響到國內生產者的就業機會，導致社會財富的減少，由此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綜上所述，雖然斯密堅稱自由主義的立場，但與公正相比，自由主義顯然具有更低的價值。為此，當自由主義影響到社會公平時，就需要對自由主義實現限制。因此我們說，斯密的自由主義是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在自由貿易政策上所采用的限制措施是經濟手段干預措施。很顯然，斯密反對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任何形式的直接干預，要求將政府干預趕出經濟活動的范圍。但是，否定政府的直接干預并不意味著完全的自由主義。經濟手段的間接干預比直接干預有著更好的效果，也是斯密所許可的干預措施。況且，斯密也深刻地認識到，完全的自由貿易是一件難事。“不能期望自由貿易在不列顛完全恢復，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島或烏托邦在不列顛設立一樣。不僅公眾的偏見，還有更難克服的許多個人的私利，是自由貿易完全恢復的不可抗拒的阻力。”

二、斯密自由主義經濟價值觀的現代審視

斯密在經濟倫理價值觀上堅持了一種以公正為前提與規制的自由主義。可以說，這是現實經濟條件的必然要求。正如后來的薩繆爾森所分析的那樣，所謂“完全自由”的市場競爭機制完全是某種理想，在現實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有限度的自由可以說是斯密經濟價值觀的基本內涵。這種自由觀體現了斯密對市場經濟特性的清醒認識，也反映了其經濟倫理思想的基本傾向。基于現實的分析視角，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價值觀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和有益啟示。

(一)自由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斯密所生活的時代正是資本主義從萌芽到開始發展的上升時期，時代賦予斯密的使命和任務就是對這一新興事物從學理上進行合法化的論證。也就是說，需要以強有力的理論思辨為這一新興制度給出讓人信服的解釋。斯密出色地完成了這一時代任務，成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可爭議的代言人。斯密對資本主義論證與解釋的理由之一就是:自由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市場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因此自由也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

我們知道，自由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從人類開始出現主體意識、強調主體地位、發揮主觀能動性以來，就伴隨著關于自由的思考。自由成為人們的一種積極價值追求與導向，也成為人類獲得主體存在的象征。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以自身為目的的活動才是至善生活，具有更高的價值和本體論意義。以自身為目的就意味著無須待于他物，因而不受手段的限制與約束，具有真正的自由。從人的現實生活來說，顯然這樣的自由是無法實現的。所以，自由的最終導向歸于上帝。人的自由反而成為了不自由。因為人的自由是需要由上帝來證明的。資本主義從上帝那里解放了人類，讓自由重新回到了人間。這個解放是由市場來完成并保證的。斯密認為，市場經濟保證了人的個人權利的自由發揮，使個人利益得到了完美實現。顯然，斯密以個人權利作為其自由觀的基本內容，而且，這種權利主要是經濟利益。也就是說，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并實現個人的經濟利益，那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顯然具有如此的作用與功能，而資本主義制度則保證了這一作用與功能的實現，因此，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具有進步性。

對于斯密的這一自由觀，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所具有的進步意義，也就是在封建制度、摧毀神權枷鎖上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問題。當自由的內容被個體經濟利益所取代，人的自由的獲得預示著人將進入一種更不自由的狀態。正如人們批判的那樣，在“經濟統治生活”的條件下，“個體現實直接依賴于社會力量并受社會力量的完全塑型。只有在個人現實不再事實上是真實時，個體才被允許顯現自身。這也正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給人帶來的異化所進行的批判。當然，馬克思的自由觀并不否認物質生活對于人的自由實現所具有的意義，但是人的自由的條件并不僅僅是富裕的物質生活。自由是“人的全面發展”，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都不能代表人的全部。因此，要實現自由，必須在物質生活基礎上，擁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清明的政治制度、和諧的社會氛圍和優美的生態環境。欠缺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視為“自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積極意義就在于對斯密“自由觀”內容的超越，不再將物質條件的滿足視為人的自由的基本內容。

(二)市場經濟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斯密認為，完全的市場“自由”是不可能的，“自由”是有限度的。這是因為:其一，自由不是社會的唯一價值追求。除自由而外，公正也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價值追求。當自由與公正發生矛盾和沖突的時候，公正顯然具有更高的價值地位。斯密對市場可能帶來的不公正有著清醒的認識。其二，自由不是隨意的。自由是在規則下的自由，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遵守市場的規則。也就是說，市場的自由是由市場規則來保證的。如果沒有市場交易的規則，也就無法實現個人的自由，個人利益的實現就沒有保障。其三，個人權利是自由實現的前提。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原則是交換，或者說交易，而交換的前提是商品的私有權。我們在市場上只能交換屬于我們自己的商品，換句話說，只有產品屬于交換者，交換者才能將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成為商品。這就意味著，在市場條件下，沒有個人權利就無法實現個人自由。

“自由”作為口號，往往被人們誤解為不受約束。現實的自由總是有限度的。然而，當前自由主義的論調仍不絕于耳，并在現實中得以施行。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浪潮將一些拉美國家推到了改革的風口浪尖。這一新自由主義思潮將“私有化”視為自由的本質內容，并將自由的范圍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領域。事實是，忽視了公iE的自由追求并沒有給社會帶來更大福音，反而造成了更大范圍的災難。拉美地區人均收入下降到70年代初的水平，農村貧困人口達60％以上，城市失業率高達20％，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貧困人口大幅度攀升。前車之鑒，后事

之師。如果我們在經濟改革過程中，過于強調市場經濟的“自由”本質，忽視自由的限度和公正的追求，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將蒙受巨大損失。

(三)法律規制了自由的范圍

既然市場的前提是個人私有財產權，就需要以各種方式來保證個人財產所有權的實現。這就意味著，任何人在市場下的自由行動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私有財產權，自由是有范圍的。法律就是自由范圍的界限。

從市場經濟運行這幾百年的歷史來看，法律構成了其經濟體制的基礎與保障。“市場經濟”通常具有另一別稱――“契約經濟”。所謂“契約經濟”，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行為的發生是以契約的形式來保障的。而契約的實行，肯定不是建基于人們之間的某種私密性關系，也不是依賴于人的道德自覺。因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契約大量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契約雙方相互之間既不認識也不了解。契約所產生的信任并不是對對方人格的信任，而是對法律的信任。一個成熟的市場機制必定是由一個法制的社會來保證的。斯密自由主義經濟觀所表達的正是這個思想。一些人恰恰就是忽視了斯密所預先設定的這一社會前提，僅僅是看到了這個前提下的結論，于是就將斯密看作自由放任的先驅。這就是人們常常對斯密有所誤解的原因。今天我們重讀斯密，就必須看到斯密對法律之于社會公正、個人權利保障的重要作用的認識，要對斯密關于法律與自由的認識予以足夠重視，并積極有效地構建社會主義的法制體系，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駕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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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 新自由主義；美國文化政策；電影市場

一、美國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義基調

20世紀70年代早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開始衰退，1970～1990年間，七大工業國的制造業利潤急劇下滑，一些重要指標也表明經濟進入了嚴重衰退期，而這些國家的商業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轉變，投資從傳統工業轉向服務業，最典型的是以美國的信息與通訊產業為核心的文化產業表現出極為強勁的發展勢頭。為了推進其文化產業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美國積極地將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哲學導入其政治與外交策略中。①

 

新自由主義倡導完全自由的市場競爭和貿易流通，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美國國內對包含電影業在內的文化產業采取與鋼鐵、汽車等其他產業幾乎相同的管理辦法，認為文化產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需要特別的規制和保護。這同美國在后冷戰時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并已經走過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階段有關。②以好萊塢電影為代表的美國文化產業在全球市場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由此美國一直以新自由主義作為基本信條，在全球其他國家也極力推行自由主義，通過利用強大的國家實力和話語權，迫使其他國家對文化市場采取自由開放政策，以支撐好萊塢在全球市場的發展。美國政府及好萊塢堅決反對在國際貿易中他國通過貿易壁壘、政府補貼、配額制等形式對國外電影業進行限制。

 

進入21世紀，美國加強了其在全球文化市場自由化雙邊及區域貿易談判中的主體角色和作用，與多國間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FTAs），這些國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倫比亞、澳大利亞、以色列、新加坡、韓國等。FTAs的目的是消除貿易壁壘、實現公平競爭，協約國政府必須制定公平的、非歧視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實現產品與服務在國家間自由流動，同時美國政府在協議中強調勞工標準和政策環境等內容，提高了協定伙伴國進入美國市場的門檻，從而變相提高了美國廠商進入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研究表明，韓國、墨西哥、澳大利亞等與美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其本國電影的投入產出及市場份額明顯減少。③

 

二、電影自由貿易與市場管制的博弈

因中國尚未啟動同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一直以來美國電影開辟中國市場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簽署的雙邊協議。依據協議，入世后第一年，允許外商在華設立合資錄像公司，但外資持股份需在49%以下，三年后允許外資占股份50%以上的公司從事電影院的建設和經營，中國每年以分賬形式進口外國電影20部，三年后，進口電影配額增加至50部。

 

因不同于其他一般普通商品，電影是極為特殊的媒介和文化產品，依附在其上的意識形態宣傳屬性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價值。中國不像美國已度過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階段，可憑借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擁有的“不分地區的權力”在全球范圍力推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中國一直支持法國和加拿大等國在國際文化貿易領域高舉的“文化例外”旗幟，對電影產業實施保護措施，如限制外資電影院線的建設，限制進口影片配額，規定國產電影的放映時間，給予國外電影較低的分賬比例等。如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出臺規定：每年20部分賬影片中，必須保證6部非美國影片，美國影片不能超過14部；2010年廣電總局頒布的《關于促進電影產業繁榮發展的指導意見》中規定，影院年放映國產電影時間不低于年放映時間總和的三分之二；規定中影獨家擁有進口影片的權利，且此權利“是國家賦予的、體現國家利益的，不會有松動的余地”，因此，中影可以通過決定進口片的檔期，來避開或影響一部國產電影的票房。2010年1月22日，2D版《阿凡達》在內地全面下線，而原定2D版下線日期為2月11日，雖然全國800塊屏幕會繼續播放3D和IMAX版，但在大多數影院都被下線，因為這些影院將假日檔期留給了國產片《孔子》。

 

基于上述保護性措施，美國電影在中國市場的獲利并未達到先前的預期，而中美雙方針對電影貿易的爭端也一直未曾停歇。2007年4月，美國貿易代表與美國電影協會等機構就中國限制美國電影和音像娛樂產品的市場準入以及只允許國企引進外國影片并壟斷下游院線放映等問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申訴，指責中國違背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等相關協定的條款。自此中美雙方開始了長達4年的電影貿易爭端，雖然中方援引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1994）第20條（A）款所規定的“保護公共道德”之特殊原因進行上訴，但世界貿易組織（WTO）認為中方并未能提供事實證明中國的相關措施與保護公共道德有關，因此駁回了中方的上訴，并于2010年通過裁定報告，呼吁中國遵守入世協定及WTO的相關規則，對美國的指控內容做出調整。④

 

2012年2月，新華社援引美國媒體消息稱，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達成協議，中國政府同意就原本每年引進20部電影分賬大片的基礎上增加14部IMAX和3D電影，票房分賬也會從原來的13%提高到15%。除了發行放映，雙方在制片上也有更緊密的合作，會有更多合資公司成立。雖然中國官方和民間對此協議有各種不同態度，但美國電影界卻歡呼雀躍，認為這是中國對指控內容的調整以及中美雙方就電影配額等問題達成和解的意向。

 

然而，無論是基于政治保護目標，還是產業保護目標，正如廣電總局相關人士所表示的那樣，中國目前不會取消國產電影的配額制，也會繼續支持中影集團對影片進口和檔期安排的權利，同時我們也該清晰地認識到全球市場化將是無可避免的發展趨勢，因此，中美雙方針對電影貿易的爭端將不會停止，中國本土電影業該面對的，是如何在這種常態化的博弈中發展和成熟。

三、近十年中國電影市場變遷相關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