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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4 ― 0149 ― 02

隨著全球只是經濟的發展，全球化進程加快，已經逐漸的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時代格局。在繁多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下，文化的情節越來越重。文化的重建與反思也逐漸的成為了當前人類文化價值觀念改變的重點所在。大學校園也經受著文化與思想激烈碰撞的文化浪潮的沖擊。高校的校園文化價值取向的偏失，使得形式主義在高校文化建設中橫行，高校的校園文化的發展中也存在封閉性問題等的方面。面對世界范圍內的文化激蕩，對于大學校園文化的構建問題以及相關的理論逐漸的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校園文化的建設與高等教育的發展一樣，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下面將詳細闡述本人對于加強地方性綜合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設想和建議。

一、增強校園文化競爭力，必須要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

1.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

首先，要堅持對高校文化的指導作用

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先進的文化與落后的文化，健康的文化與腐朽的文化并存，有正確的思想作為指引的話，將直接帶領我們走向一個新的文化境界。但是如果是錯誤的文化指引的話，將使得我們之間文化建設的成果毀于一旦。所以，面對這樣的形式，高校要建設其本身的校園文化，就必須要樹立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努力以作為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通過潛移默化的作用，是的的思想價值觀念深入到學生的心中，使得其成為廣大師生的精神支柱和主流意識，促進其通過自我的調整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其次，要樹立師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

大學階段的學生，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尋找自我和確立自我的過程，大學的校園文化建設就必須要注重大學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想的教育。引導廣大的學生將自我的追求和理想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結合起來，將自身投入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去。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果鼓舞廣大學生，引導他們能夠堅定的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再其次，弘揚和培育大學生中的民族精神

早在上個世紀，同志就指出了校園文化中繼承和傳播優秀民族文化的重要性。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過程中，要將以培養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開放為和新的時代精神融入到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中。不斷的提升高校校園文化自身的凝聚力。通過民族精神的教育，樹立廣大師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同時，要貫徹與時俱進的思想，不斷的樹立新意識，培養新人才。努力營造一個健康的校園文化分為，將高校的校園文化與社會的發展結合起來，保持校園文化的先進性和時代性。

最后，要樹立起社會主義榮辱觀念

高校本身是為社會培養人才的地方，對于高校的師生來講，其不僅僅要掌握大量的科學文化知識，還要是先進的道德和文化的創造者和忠實的實踐者。在這個過程中，高校的文化建設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手段，學習和宣傳社會主義榮辱觀念，將社會主義的榮辱觀念融入到校園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要引導廣大的師生梳理正確的道德感和責任感。推動學校校風的建設，形成健康和諧的學校人際關系。

2.必須要加強精神文化層面建設

首先，要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本身是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與演變的，其內涵非常的豐富和撥打，校園的精神要以優秀的傳統文化作為發展的土壤，并且要以此為基礎。在傳統文化中蘊含了十分巨大的精神財富，我們就應該適當的從傳統文化中取得一定的精華，并且要賦予這些傳統文化先進的理念和時代觀念，在此基礎上創造出先進的校園精神文化。比如，在儒家文化中，就有自強不息的精神文化內核，其倡導的是積極的人生實踐活動，在此基礎上，我們通過一定的加工，以這樣的人文關懷和人生情節為基礎，建立在精神文化的基礎上，實現傳統文化對生命的敬畏，促進師生形成健康向上的人生觀。

其次，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主旋律

校園文化本身一旦建立起來，實際上就是要以歷史和現實相互結合，要以現實和未來相互結合，只有三者之間相互結合的精神支柱，才能夠實現校園文化的健康發展。校園文化的建設者要以倡導學生本身積極的入世為要求，要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把握好時代的脈搏和發展方向。校園文化在建設的過程中要積極的倡導學生積極的投入到國家的事業和民族的事業當中去，將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作為自己的基本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大學培養出的人才全面發展。

二、增強校園文化競爭力，必須要納入到高效發展的總體規劃

1.要提高對校園文化建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是不是對校園文化的建設有足夠的重視，首先是要取決于教育主管部門以及學校的相關領導對于當前形勢下校園文化所處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

在當前的情況下，高校本身面臨著教務工作的改革，還需要教育部門以及學校解決困難和問題有很多，尤其是目前有很多直接的影響到學校改革和發展的各項任務，直接的牽扯了領導的主要精力。同時，在人們的本身觀念中，校園文化往往被視作為單純的文化娛樂活動，其本身的功能和作用也往往被人們所忽視了。所以，到現在位置，校園文化受不到一定的重視。

在當前，校園文化逐漸的受到了重視，也成為了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神話和發展及其本身深層次的社會變革反應。校園文化作為一種比較新的教育思想，也成為了學校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項目。

2.建立完善高校文化建設的自我保障機制

首先，加強對于高校文化建設工作的指導

在實際工作的過程中，要將高校的校園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重內容加入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中去。學校的宣傳部門、學生工作部門以及相關的團委部門要共同參與到校園文化的建設中去。同時，要完善學校校園文化建設檢查的制度，將校園文化建設納入到學校教育教學評估系統，以評價作為宣傳和促進的方式。學校要從其本身的發展和人才培養的方向，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的認識到加強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意義。要統籌校園文化的建設。成立相關的校園文化建設領導小組，統一領導，指導學校校園文化的建設。同時，要充分的發揮出黨團的組織，學生會以及相關的大學生社團在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不斷的推進校園文化的建設。

其次，要加強對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管理

要建立校園文化工作的各種管理制度，加強社會科學制度的研討，加強校園論壇的管理，抵制相關的錯誤言論。堅決的地址各種的庸俗文化和相對腐朽的生活方式對于大學生的影響。要加強對于大學生組織的領導和相關的管理，推進大學生社團的指導工作，引導大學生社團自主的開展相關的活動。

最后，要加強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保障

在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過程中，要將校園文化建設的經費充分的納入到大學的預算當中，在各個方面對校園文化建設做好投入，確保校園文化的各項工作能夠順利的開展。要不斷的完善各項政策和措施，切實的保障校園文化建設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和困難能夠順利的解決。加強理論的研究工作，開拓出新的措施改進校園文化建設的思路。

3.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交流工作

首先，積極的拓展校園之間的直接交流

從教師的層面上來講，要從積極的拓展以教師為主體的校園文化的國際交流活動。我們不能將國外的思想當做不好的方面一直規避。要鼓起勇氣積極的引進國外的先進文化，不能夠將國外的文化一直抵觸和存有偏見，科學的認識，并且將那些有優越性的先進文化積極的引進。不要以保護我們本身的校園文化特色為理由，對發達國家的那些優秀的文化抵觸。同時，我們在積極的交流的過程中不能夠單純的流于形式，要深入的了解校園文化的本身內容，努力的改變傳統的形式主義學習作風，真真正正以交流的目的，深入的感受國外先進文化的氛圍。在這個過程中，要以教師作為主體，組織那些對于校園文化理論中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和負擔著發展校園文化眾人以及直接指導學生教師參加。

從學生層面上來講，要開展以學生為主體的校園文化聯誼活動。當前我國高校的國內外交流活動相對比較少，形式也相對比較單一。其中，比價常見的是文藝匯演和體育比賽。這樣的活動僅僅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流作用。但是，實際意義上的文化交流并沒有展開。同時，我們需要認識到，學生本身是校園文化交流的主體，因為學校的校園文化基礎就是學生。只有讓學生真正的認識到了發達國家文化活動的實際，才能夠更好的利用其先進的文化為我們的校園文化發展服務。所以，必須要讓大學生走到國外了解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這本身是具備了很重要意義的。

其次，要適當的擴大留學教育

留學教育本身要包含國內的學生到國外接受教育，同時也包含國外的學生到國內接受教育，這兩種形式都能夠有效的實現發達國家校園文化對國內校園文化的影響。

所以，在留學教育的擴展方面，要擴大出國留學的建設。由于發達國家的高校自身在教育的國際化趨勢中非常的有優勢，教育的輸出十分的多，影響能力也十分的強。所以，發達國家的校園文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十分的有吸引力的。這對于國內高校來講具有十分大的優勢。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擴大出國留學隊伍應該堅持理智留學，不斷的提高留學生的回國率。同時，要爭取更多的國外留學生。在一些發達國家的校園中，留學生的比例是十分高的。這些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相互之間不斷的交流，豐富了教育的形式，多元化的師生組成結果，國際性的文化背景，使得教學組織形式多樣化，也使得校園文化非常的豐富。所以，對于一個大學來講，能不能吸引到大量的國外留學生本身也是一個大學校園文化能不能繁榮的關鍵。

高校的校園文化本身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斷的加強校園文化的建設對于推動高校本身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加強大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的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來講，我國的高校文化建設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的豐富，但是針對地方性綜合大學的仍舊不多，在本文中筆者是針對地方性的綜合大學進行準備和研究的，但是有限于個人的水平，同時也有限與資料和時間，疏漏的地方有很多，還需要廣大的同仁指正。

〔參 考 文 獻〕

〔1〕李曉華.信息化環境下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研究〔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2007，（21）.

〔2〕孟蘊華.試論如何強化高校校園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社科縱橫，2010，（07）.

〔3〕唐立英.淺談新時期高校校園文化建設〔J〕.經濟研究導刊，2011，（17）.

〔4〕黃靜瀟.美國大學校園文化建設的特點〔J〕.煤炭高等教育，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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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意識的知識1.意識

起源：意識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產物。

生理基礎：意識是人腦的機能。

本質：意識是人腦對客觀存在的主觀映象。

意識的內容是客觀的，意識的形式是主觀的。無論正確的意識還是錯誤的意識，都是人腦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意識的形成離不開社會實踐。

2.意識的能動作用

人的意識的能動性特點和表現：

人的意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具有目的計劃性;

人的意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具有自覺選擇性;

人的意識在反映客觀世界時具有主動創造性;

人的意識在改造客觀世界時能動作用的體現：

人的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指導作用。

人的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即正確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錯誤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人的意識對人體生理活動具有調節和控制作用。即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奮進;萎靡的精神，則會使人悲觀、消沉，喪失斗志。

3.物質與意識辯證關系原理

【原理內容】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

【方法論】這一原理要求我們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主觀符合客觀。

【原理內容】人的意識對改造客觀世界具有能動的反作用。正確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錯誤的意識對事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

【方法論】這一原理要求我們樹立正確的意識，克服錯誤的意識。

4.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基本要求：

①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尊重物質運動的客觀規律，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出發。

②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③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要把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④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既要反對夸大意識能動作用的唯意志主義，又要反對片面強調客觀條件，安于現狀、無所作為的思想。

高中政治選擇題怎么答1.抓住立意。

每個政治選擇題只有一個立意,即一個中心思想。因而,看到試題后,認真閱讀,并要很快地找到它的中心思想,最好用一句話的形式提取出立意。然后,再看題肢的設問,這樣就能很快地找到答案。當然,對于簡單的試題來講,讀完也就應該做完。

2.找關鍵詞。

一般來說。每個政治選擇題的關鍵詞大多在題干的最后一句話中,如“范圍關鍵詞”：經濟學道理……、哲學道理……等。“內容關鍵詞”：措施是……、制度是……等。“形容詞關鍵詞”：根本……、主要……等。“動詞關鍵詞”：表明……、說明"…·、體現……等。立意和關鍵詞相結合,對做難度稍大的題目有較大的幫助。

3.排查誤項。

高考政治試題中有一部分是難度大的題目,甚至有些題肢的設置一時難以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排查法,先把明顯錯誤的選項去掉,然后進一步縮小范圍。

4.不得已,猜。

對于實在拿不準的政治題目,千萬不要放棄猜答案的機會,可用猜測法。如果此題大多數人都不會,每一個人都有猜測得分的機遇。先用排除法排除能確認的干擾項,如果能排除兩個,其余兩項肯定有一個正確答案,再隨意選其中一項,這就意味著你答對的概率為50%,如果放棄就等于放棄了這50%的得分機遇。即使一個干擾項也不能排除仍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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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2-0159-005

一、市場研究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市場逐步被賦予不同理解的內涵，從最早的“交換的物理空間”和“聚集的經濟活動”到“一般性的買賣關系”，以及近來，把市場視為一種抽象的“價格機制”，[1]它主要體現的是理性個人決策行動者進行交換的一種價格機制。最近幾十年來，關注制度對經濟行為影響的制度經濟學把市場看作是為了降低交易費用而形成的一種誘致性的制度理解，這與研究市場的經濟社會學有可嵌合之處。

市場現象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綜合表現形式，正如著名研究市場起源與運作的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F.Braudel）指稱的：認為某一種交換形式是經濟的，或是社會的，是過于輕率的，在現實生活中，所有的交換類型既是經濟的也是社會的。[2]古典社會學中對市場研究強調的是市場與社會的統一，這體現在馬克思的市場觀中是對“剩余價值”與“系統矛盾”的分析，剩余價值的分析基礎在于其認為的物質生產的第一性，而屬于交換范疇的市場是第二性的。“生產決定流通”是馬克思的基本命題之一，而在這個基礎上，馬克思更是提出了對市場的特有理解方式，即把市場視為一種社會關系的結構：市場不只是人們進行物物交換的場所，而是強調在“物的關系”背后折射出“人的關系”。[3]在馬克思看來：商品的“交換價值”并不是商品之內在固有、與生俱來的屬性，而毋寧說是“作為物的關系而表達出來的人們之間的關系”。正是這種把市場視為某種社會關系的結構問題的思想，使馬克思成為經濟社會學的奠基人。馬克斯·韋伯對市場的社會學研究是其一生中的主要興趣之一，在他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應包括“市場的社會學”在內。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認為：“在任何意義上都并非意在成為經濟學的理論，毋寧說，是由界定若干頻頻加以使用的概念，以及分析經濟領域中若干最為簡單的社會學關系所構成的”。[4]在韋伯看來，市場是經濟斗爭的戰場，市場是人們取得交換商品而開展的“物理性會集”，是充滿權力角逐和利益斗爭的角斗場，強調了市場中“經濟行動”與“社會行動”的統一。

從20世紀20年代之后到二戰之前對市場社會學的研究可以說是一段“黑暗時期”，基本沒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戰之后，在塔爾科特·帕森斯、尼爾·斯梅爾瑟與卡爾·波蘭尼的努力中，人們重新開始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市場。在帕森斯與斯梅爾瑟合著的《經濟與社會》中，他們提出了經濟學理論與社會學理論的整合，提出應該把市場表達為一種“社會系統”。經濟只是作為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實際上他們是把市場當作某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加以理解的。按照卡爾·波蘭尼的看法，在經濟研究中，經濟生活是從屬于社會整體的，其中市場不過是人類歷史中逐步演化起來的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而已。從其論述中，而后的格蘭諾維特稱其理論觀點為其發展的“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概念。

目前，按照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看法，無論是波蘭尼，還是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的市場概念，當用來分析現實生活中的市場現象時都不是特別富于成效的。原因是波蘭尼沒有從根本上弄清他自己的理論觀點，而帕森斯和斯梅爾瑟的對AGIL模式的運用又過于抽象和任意（Swedberg，1987）。如巴納德·巴伯(Berard Barber)認為，“聲稱市場交換是非嵌入的，就將注意力從對恰恰是市場如何與社會關系的其他部分相互依存進行分析扭轉開來；這就賦予市場以一種錯誤的在分析上以及在具體現象上的獨立性。”[5]總的說來，無論是波蘭尼，還是帕森斯和斯梅爾瑟最重要的局限在于沒有把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觀點貫徹到底。

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的研究主要的貢獻在于：市場作為社會關系的結構的觀點。如斯威德伯格所概括的（Swedberg，1987），[6]市場社會學復興的五個征兆：巴納德·巴伯的《市場絕對化》的論文（Barber，1977）；同一時期，歐洲某些社會學家重提建立“市場的社會學”；哈里森·懷特和馬克·格蘭諾維特開展的將網絡研究方法運用到市場的研究（White，1976；Granovetter，1974）；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近現代世界體系》中對貿易與國際市場在建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以及組織理論領域、種群生態學對市場研究社會學分析的興趣等。在此時期，沒有主導的范式和理論模式，存在的是根據不同的理論框架對于同一市場現象的探討。

篇（4）

教學生會擴書課本上闡述的內容與事例往往受篇幅的限制，有些內容不可能闡述得很細、很深，列舉的事例也不可能很多。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引導學生學會擴書，充實課本內容。指導學生對課本所闡述的內容進行擴充，引導學生列舉自己熟悉的最新事例來論述課本上的觀點。這既是思想政治課教學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需要，更是培養學生能力的需要。例如：我在講價值規律時，課本闡述的理論觀點雖通俗易懂，但事例不多不詳。“市場是學習價值規律的大學校”，我就指導學生到市場做調查，回校后用調查的事例來充實課本。這樣，由于將書本知識同社會生活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使課本內容變得更豐富了，知識被學生學活了，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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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和理論的創新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否則就會迷失方向，科學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列寧說過：“如果不先解決一般的，就去解決個別問題，那末，隨時隨地都必然會不自覺地‘碰上’這些一般的問題”。這也就是在會計理論的研究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哲學是關于界、人類和思維最一般規律的科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因而也是科學研究方法的方法論。它主要包括唯物論、辯證法和發展觀。

（一）辯證唯物論

1.會計的物質觀。物質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辯證唯物論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是世界的本源，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大腦的機能，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會計作為一項復雜的社會活動，其實踐的對象即資金及其流轉是物質的價值；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輸出的會計信息的本源是客觀存在的。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簿記的方法改變不了簿記所記事物的實際聯系”。如果會計信息不能如實描述資金及其流轉情況，那么，虛幻的假象不僅給社會帶來危害，而且使會計失去了真實存在的理論基石。

2.會計的運動觀。運動是物質的根本屬性，是物質的存在方式，沒有不運動的物質，也沒有脫離物質的運動。的整個生產經營活動，實質上就是資金的流轉過程。會計作為一種技術，反映的是企業的資金營運狀態和經營成果，也就是對運動中的資金進行描述，所以會計核算要堅持運動觀。物質的運動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相對靜止是物質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恩格斯說過：“運動應從它的反面即從靜止找到它的量度”。否認相對靜止，就會抹煞事物的界限和質的區別，也就無法正確認識事物，更談不上對事物進行量度。因此，會計還必須樹立相對靜止觀。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如實反映資金所處的狀況，即財務狀況。

3.會計的時空觀。時間和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物質脫離時間和空間是不可能存在的。時間是指物質運動的持續性、順序性；空間是指運動著的物質的廣延性、伸張性。會計的幾個假設就是建立在物質的時空觀念上的。持續經營假設和會計分期假設是在時間觀念的基礎上提出的，會計主體假設是在空間觀念上確立的。通過這幾個基本假設，確定企業進行會計核算的時空范圍，會計這門學科才得以產生和發展。

（二）唯物辯證法

1.會計的對立統一觀。對立統一即矛盾，是指一切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存在或發生的既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關系。會計的發展史實質上是會計中內在的矛盾相互對立又相互統一的發展史。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揭示，要在同一中把握對立，在對立中把握同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提供了正確認識事物的方法；矛盾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指導我們如何進行矛盾，既要“一分為二”地分析事物，又要分清主次，并把這兩者綜合起來。只有在完整地理解對立統一規律并用之于會計實踐時，才能對會計有正確的認識方法和研究方法，才能領悟出諸如語言、技術以及會計并無階級性的結論。

2.會計的質量互變觀。質是一事物區別于另一事物的內在規定性，量是事物發展和存在的數量的規定性，二者統一在度的范圍內。如果突破度的范圍，量變就會引起質變，事物的本質規定性就會發生變化。會計是一個以提供會計信息為主要目的的信息系統。如果會計突破度的范圍，不再提供會計信息，那么會計就失去了本來面貌。如果提供的會計信息超過其度的范圍，不能如實反映業務的，不能為決策提供依據，那么會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在會計實踐中，必須把握量度，樹立起會計的質量互變觀。

3.會計的否定之否定觀。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聯系和發展的環節，是新事物對舊事物的繼承和克服，即繼承了舊事物的合理內核，摒棄了舊事物中不合理的內容，這就是事物的創新。這種否定之否定的觀點，完整地體現在會計理論的發展史上，具體表現為：古代會計理論被否定，產生了創新的意大利式會計；意大利式會計理論被否定，出現了創新的英國會計；英國式會計理論被否定，形成了創新的美國式會計。，美國式會計理論也正面臨著被否定的挑戰。因此，在會計研究過程中，要樹立起否定之否定的觀念，敢于對存在及權威挑戰，才能不斷創新。

（三）歷史唯物論

歷史唯物主義是關于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的科學。而會計是一定社會經濟的產物，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它也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規律。如果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考察，便不難發現：會計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某種會計是特定經濟政治環境的產物，沒有脫離環境而孤立存在的會計；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依然是推動會計發展的基本力量。

二、第二層次——系統理論，即亞哲學

所謂系統，就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諸要素，圍繞特定目的所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廣義的系統理論包括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論和突變論。即指“新三論和老三論”。它們是新興的橫斷科學，使人們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能夠更好地體現哲學的基本精神，它們是哲學的具體化、模型化。關于廣義的系統理論，簡單地介紹如下：

1.系統論。系統論是由L.V.貝塔朗菲創立的一門科學，這是狹義的系統論。它認為系統必須是由若干要素（至少兩個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是“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綜合體”，其整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現實的系統都是開放系統，系統功能的表現過程也就是它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它把研究對象視為一個整體，解釋了哲學的物質觀，即客觀存在的、獨立于人們意識之外的物質組成的世界。

2.信息論。信息論是由美國數學家申農創立的一門數理統計方法來研究信息處理和信息傳遞的科學。它研究存在于通訊和控制系統中的信息傳遞的共同規律，以及如何提高各信息傳輸系統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這門通訊理論現在已發展成為一種廣義信息論。它被廣泛理解為所有運用或移植信息論觀點來研究各種問題的理論，闡明了一切物質是一個不斷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開放系統。

3.控制論。控制論是由美國數學家N.維納創立的一門關于動物和機器中的控制和通訊的科學。實際上，它是自動控制、技術、無線電通訊、醫學、數理邏輯、技術、統計力學等多種學科相互滲透的產物，是涉及和應用面非常廣泛的一門有關控制問題的系統理論，如果說申農主要是從信息的發送端來研究信息，那么，維納則著重從接受端如何利用信息來加以研究。

4.耗散結構理論。這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非平衡系統理論之一。該理論是由比利時生家I.普利高津最先提出的科學假說。它研究的是一個系統由混沌向有序化轉化的機理、條件和規律。該理論認為，一個遠離平衡狀態的開放系統，是不斷地在和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的。當這種交換達到一臨界值時，就有可能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穩定的有序狀態，它充分詮釋了哲學的運動觀，以及質量互變規律。

5.協同論。協同論是由原聯邦德國科學家H.哈肯創立的。它是研究和比較不同領域中多元系統元素間合作效用的理論。它認為不同系統間存在著從無序走向有序、從不穩定走向穩定的目的相似的特征。人們可從橫向上研究不同事物的共同規律，并運用已知領域的成果探索未知領域的奧秘，從而解決處于“黑箱”狀態的難題。

6.突變論。突變論是在拓撲學、奇點理論和微分方程定性理論基礎上，由比利時數學家R.托姆提出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通過描述系統在外界點的狀態來研究自然界各種形態、結構和社會經濟活動的非連續性的突然變化現象，從而向人們提供了事物在外部條件作用下發生突變時，如何促使事物向良好預期轉化的思考方法。這是哲學突變觀點的具體解釋。

與上述系統理論觀點密切相關的是這些觀點指導下的系統理論的方法。所謂系統理論的方法，是指按照客觀事物的系統性，把人們所要研究的對象放在系統環境中加以研究的科學方法。即從系統理論的觀點出發，綜合精確地考究研究對象，以達到整體功能最優或問題能得到最佳處理的科學方法，包括功能模擬法、信息方法、反饋方法、模型化方法、最優化方法等一系列方法。

系統理論及其指導下的方法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化和說明，為理論研究補充了更具體、更深化的方法基礎，使理論研究的視野更廣闊，整體性更強，立足點更堅實。會計作為一個人造的信息系統，具有一般系統的特點和功能，因而也可利用系統理論及其方法來創建會計理論并指導具體的會計實踐。

三、第三層次——會計理論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邏輯方法

邏輯方法是指以有關的理論成果為依據，對具體研究對象的各方面進行邏輯分析，從而尋求其規律性的一種方法，包括形式邏輯方法和辯證邏輯方法。另外，由于數學是運用數字、文字、模型等進行推理的一門邏輯科學，數學方法實質上是邏輯方法的具體運用和說明；從廣義上來講，邏輯方法包括了數學方法。

1.形式邏輯。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的形式及其規律的一門科學，是“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思維形式是指概念、判斷、推理等進行思維的具體方法。邏輯規律是指在思維形式中起作用的規律，諸如同一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等。形式邏輯作為一門思維科學，既有認識的作用，又有表達和論證思想的作用。思維形式的運用是否準確，關鍵要看它是否符合思維形式的邏輯規律。人們只有在遵循了形式邏輯基本規律和概念的要求后，才有可能進行正確的思維活動，更好地認識客觀事物。

2.辯證邏輯。辯證邏輯本質上是哲學的邏輯，是哲學的邏輯職能，它比形式邏輯“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辯證邏輯作為現實世界辯證運動的反映，作為認識史的，研究的是思維形式如何正確反映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聯系和轉化等問題，“是對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總計、總和、結論”。因而，在整個認識和思維過程中，不但要運用形式邏輯，更需要運用“一分為二”、“合二為一”的觀點去分析綜合事物。辯證邏輯的主要規律有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理性思維是一個辯證發展過程，在發展中具有階段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導言》中將其概括為“兩條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簡言之，就是：“具體抽象”-抽象的規定。“抽象具體”-具體的再現。前一個具體是具體的客觀事物的具體，后一個“具體”是理性認識的結論，是對客觀事物的理性認識的描繪。馬克思的這段話也是對整整三大卷《資本論》最簡潔的、最高度的哲學概括。

在這“兩條道路”上是運用“范疇”作為“理論”的結點不斷展現的，這些范疇差不多都是成雙成對的，而且有鮮明的階段性。諸如分析與綜合、比較與分類、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等。

（二）歷史方法

歷史方法就是通過研究某一事物的歷史發展過程。在占有大量歷史資料的前提下，概括出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并將其延伸到具體研究對象中的一種方法。采用歷史方法研究會計理論，就要聯系會計理論的來龍去脈，明確它在會計發展史中的地位，從而得出合乎規律的結論。我國會計界對會計的起源和發展的研究，對會計本質及其基本職能的認識較多地采用了歷史方法。

“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是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馬克思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頁）。這些話是恩格斯用來闡明《資本論》理論體系的。對于理論來說，也應該是完全適用的。當然，理論同歷史畢竟不是一樣的，理論體系必須擺脫歷史形式，正確地采用邏輯形式。要避免歷史進程中迂回曲折的甚至反復的現象，也要摒棄歷史進程的隨機的偶然性，作為理論體系中的概念、范疇，應該是同級、同階段的事物或現象中的完全成熟的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反映。

四、第四層次——會計理論的具體

會計理論研究的具體方法一般包括描述性方法、規范性方法和實證方法，現分別闡述如下：

（一）描述性方法

所謂描述性方法，是指運用歸納方法對許多個別事物進行，找出這些事物的共性，并概括出普遍性結論的一種推理方法。具體到會計研究中，描述性方法主要于兩種情況：第一，在廣泛調查研究占有實際資料的基礎上，對各會計主體經常發生的會計現象及其相互關系加以概括和，從會計實務中歸納出會計理論；第二，廣泛收集已有的會計資料，并就某個具體的認識進行概括和總結，對已有會計理論進行歸納，得到新的會計理論。

20世紀50年代以前，世界各國的會計界主要采用描述性方法進行會計理論研究。利特爾頓和齊默爾曼認為會計理論主要是從會計實務中總結出來的。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所屬的會計原則委員會（APB）的第4號公告“名詞公報”也采用了這種方法，即通過對事物進行羅列的方法，概括和歸納出結論，從而形成了會計的概念結構。

采用描述性方法得出的會計理論，稱為描述性會計理論。由于描述性會計理論主要是從會計實務中提煉出來的，研究者容易受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等主觀因素的，因而，描述性會計理論主要是為解釋現行會計實務服務的，難以得到突破性的發展。

（二）規范性方法

所謂規范性方法，是指利用演繹方法，由普遍性原則推導出個別結論的一種推理方法。會計研究中的規范性方法是指那種從目的和假設出發，從中導出為實際應用提供依據的合理原理和原則。

規范性方法不受現實事物的影響，強調“應該是什么”，因而會計理論研究者常常從特定的價值判斷基礎出發，力求從邏輯高度概括出最優的會計實務是什么，進而指導會計實務，實現會計實務的規范化，其現實目的就是為制訂會計準則（制度）服務的。

采用規范性方法形成的會計理論稱為規范性會計理論。規范性會計理論產生的背景是：不同的會計方法和程序存在著巨大的差別，使得會計報表缺乏可比性。因此，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會計學家極力推崇規范性會計理論，以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但是，規范性會計理論存在著致命的缺陷是：雖然經過演繹推理得到的會計理論具有很強的邏輯性，但是，如果研究者依據的假設或前提是錯誤的，那么其結論也必將是錯誤的。因此，規范性理論有時難以令人信服，也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發展，而且在完成了歸納或演繹之后，一般不對研究成果進行系統的驗證。

（三）實證方法

所謂實證方法，是指與描述性方法、規范性方法相區別的，通過觀察或實驗取得數據，并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測試而形成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會計研究中的實證方法主要用于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對某一特定會計理論的驗證；第二，對存有分歧的不同觀點、方法和理論的驗證；第三，理論創新。

實證方法受西方實證主義的影響，立足于客觀存在的事實，強調會計“是什么”的觀點，因而實證會計理論研究者主張，要象那樣，以觀察到的事實資料和感性認識為依據，來構建真正科學的會計理論體系。

采用實證方法得出的會計理論稱為實證會計理論，由于會計實證研究中收集的數據資料局限在過去發生的事實上，因此注定了實證會計理論只能從現實的角度出發，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驗證已有的會計理論，而不能對會計實務起規范指導作用。但是，會計實證研究的前景是美好的。實證會計理論一旦形成，可以累積起來，有可能形成科學完整的會計理論體系。

1986年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羅斯。L.瓦茨（Ross.L.Watts）和杰羅爾德。L.齊默爾曼（Jerold L.Zimerman）出版《實證會計理論》，此書的中文版譯者黃世忠教授寫道：“書中將實證會計理論的最重要學術貢獻歸納為兩個方面：（1）研究了會計數據的潛力，檢驗了會計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與股票價格的相關性，雄辯地證明了充分披露的會計信息是推動資本市場有效運轉的要素之一；（2）提出并檢驗了分紅假設、契約假設和規模假設，解釋了會計數據在制定和執行報酬計劃、債務契約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會計政策選擇行為。例如：當實行以盈利為基礎的分紅計劃或者它的負債率比較高，則它可能選用可增加當期收益的會計政策，以增加經理人員的報酬，降低違反債務契約的風險；又如，企業的規模越大，它就越有可能選用可減少當期收益的會計政策，以降低成本。為此，該書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詳盡介紹了有代表性的實證研究在這兩個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和成果”。

實證會計理論是以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為基礎，以數理統計模型為工具，以“提出假設-設計模型-收集數據-解釋結果”為模式，借以解釋和預測會計現象的會計理論。

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會計學的研究方法是規范研究的方法，以后從弗里德曼的“實證學”移植過來實證研究方法。至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美國經濟學界會計學界出現了一種風氣，在重要學術刊物上，只發表實證研究的文章。認為只有實證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科學，只有實證分析才是經濟學中唯一的可以被使用的方法。陳岱孫先生認為這種偏見是有害的。他曾指出：“實證經濟論著否定價值判斷。但是，否定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數學模型分析了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得到一個結果。但這結果是否符合實際，完全與社會判斷無關嗎？當然不是”。既然任何實證分析都離不開它所設定的社會經濟前提條件，也都不可能把研究成果置于社會經濟環境之外，可見社會價值判斷是始終無法回避的現實。經濟學說史可以證明：規范分析與辯證分析相結合是經濟學的一貫原則。古代、中世紀、古典學派斯密、李嘉圖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19世紀后期，龐巴維克著的《資本實證論》正式提出“實證論”這個字眼，但書中還是采取邏輯分析而沒有采取數學分析。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實證分析才得到發展，但規范分析也在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價值判斷，對生態經濟的研究，對福利制度的分析，都有長足的進步。要使經濟學成為“致用之學”，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必須結合。

篇（6）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價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文庫》需要從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觀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當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在這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雜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只有在無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從世界進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這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當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理想類型”之意義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材料專業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中間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科學，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篇（7）

政府管制主要研究的是政府對行業或部門進行約束和規范的行為。常見的管制途徑是制定行業政策，由專門的行政機構實施行業監督和管理的行政行為。因此，有的領域也把政府的這種行為稱為“監管”或“規制”，如金融監管。

政府干預主要是用來概括政府有目的地影響經濟的所有行為，既包括宏觀和中觀的政府經濟政策、法規，也包括微觀的政府行為。從這個角度，政府管制可以看作是政府干預經濟的一種方式，即從中觀的行業層面和微觀的主體行為層面干預經濟。

宏觀調控則非常明確地指的是政府從宏觀層面影響經濟運行的行為，主要包括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來調節經濟總量和結構。

在政府管制、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的內涵中，政府總是被當作與市場相對立的、獨立或超然于經濟運行之外的“看得見的手”，是對市場手段的替代或補充。而事實上，政府還有一部分行為是直接參與微觀經濟活動的，如政府日常的購買行為，公共產品的公開招標，政府的投融資行為等。因此，我們把這一類政府行為，即政府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參與微觀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主體平等地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互相聯系，共同地構成各種市場關系和經濟關系的微觀經濟行為，稱為政府參與。

政府參與和政府宏觀調控、政府管制在理論上是相互聯系、相互區別的，在實踐中是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的，因此，既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完全孤立的分析。

其一，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政策往往表現為一些具體的政府參與活動。比如政府決定采用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在微觀層面上往往表現為政府的公共設施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增加，如果政府采用公開招標的市場行為，就屬于政府參與的經濟活動。

其二，政府參與不都具有干預經濟的目的，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參與行為都是服從于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的。比如政府辦公用品的購買，在經濟過熱時期，政府采取財政緊縮的政策，并不影響一些必須的公共設施的建設和維護，該修的路還是要修，該建的橋還是要建。

其三，政府的行業管制和政府參與存在著天然的矛盾。概括起來，政府管制往往通過影響市場機制、消費者行為或企業行為三種途徑來實現其服務于公共利益的目標。而不管是否出于干預經濟的目的，政府或者作為消費者，或者作為企業投資者，甚至作為企業經營者，總會有參與經濟的行為，并且政府行為引入市場機制的呼聲越來越高。這里就產生了道德風險：一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是否能公正地制定管制政策；二是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是否能公正地執行管制政策；三是在由政府投資企業壟斷的行業里，管制政策執行力度到底有多強。政府管制的有效性是受其政策執行的公正性制約的，因此，能否處理好政府管制和政府參與之間的矛盾直接影響到政府管制的公正性、權威性和有效性。

二、政府參與的理論依據及范圍

政府參與作為一般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行為，必然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正確認識政府參與行為，從理論角度回答政府為什么要參與，以及怎樣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政府參與沒有統一的依據。與政府干預經濟的其他活動相區別的是，政府參與雖然最終都對經濟產生了影響，但其根本目的不都是明確地想要干預經濟。所以，政府參與按照目的區分可以分為有干預目的的政府參與和無干預目的的政府參與。也就是說，政府會出于干預經濟的目的采取參與經濟活動的行為，也會出于其他目的參與經濟活動。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可以分為經濟效率、經濟公平和經濟安全三個基本方面。相對應地，會產生具體的政府參與。另外，政府還可能出于諸如社會安全、道德環境、生態環境等其他社會管理目標參與微觀經濟活動。所以，政府參與的理論依據應該按照政府參與的不同目的分別討論。

其次，有干預經濟目的的政府參與的依據是市場失靈。政府參與和政府干預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許多政府參與活動是服從于政府干預經濟的總體政策的，是政府實現其干預目標的具體行為。因此，具有干預經濟目的的政府參與的依據和政府干預的理論依據是一致的。本文的觀點是：市場失靈使得經濟需要政府的干預，構成了以干預為目的的政府參與充分條件。至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和能否實現干預的目的，則是另外一個問題。

最后，作為政府合法職能的政府參與的依據是政府的合法性。政府參與和政府干預是有區別的，因此反對和支持政府干預的理由不能直接作為反對和支持政府參與的理由。政府參與的目的不都是要干預經濟的，政府有為了自身的機構運轉而產生的消費需求，還有其他社會管理職能派生出來的參與經濟行為。對于這一部分政府參與，需要其他學科和研究領域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無法探究它在經濟上的理論依據。本文把它作為政府職能的延伸，即只要是派生自政府的合法職能的政府參與，因為從性質上來說是合法的，就判定它是具有充分依據的。

另外，由于政府參與是政府的微觀經濟行為，所以其理論依據中不僅包含著質的規定性，還包含著量的規定性，二者是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的。其中，政府參與的質的規定性是第一性問題，政府參與的量的規定性是第二性問題。只有在性質上具有合理依據的政府參與才能涉及政府參與的量的合理性問題。只有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合理的政府參與才是最嚴禁意義上的合理的政府參與。

根據以上對于政府參與理論依據的分析可以得出政府參與的三個合理范圍：

政府參與的第一個范圍是“市場失靈”的領域。彌補市場失靈的政府參與總是作為政府總體干預經濟政策和計劃的一部分。與政府其他行為不同的是：政府參與所采取的是微觀經濟行為，而不是法律、政策和行政手段。

政府參與的第二個范圍是政府為了自身的機構日常運轉而產生的微觀經濟行為。這主要指的是一部分政府購買行為。這個范圍的政府參與的質的合理性，是政府正常運轉的需要。至于這個范圍的政府參與的量的合理性，則取決于具體的評價標準和原則。

政府參與的第三個范圍是政府合法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延伸。在這個范圍里的政府參與的目的不是著眼于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而是服務于諸如環保、衛生健康、精神文明等社會目的。對于這個范圍的政府參與不能僅從經濟學的角度和僅運用經濟學原理來分析、研究和評價，但它對經濟、特別是微觀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

三、政府參與的微觀經濟效應

我們所定義的政府參與指的是政府以一般經濟主體的地位參與的微觀經濟活動。因此，政府參與不同于政府的政策命令，也不包括政府基于其強制力量而行使的行政行為，而是通過平等的經濟關系對其他經濟主體產生影響的。注意到這個重要的區別，政府參與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主要有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和扶持效應三個主要方面。

一是示范效應。由于政府具有權威的特征，或者在很多情況下是理性的象征，私人部門會效仿政府的行為。政府參與行為對其他經濟主體所產生的示范效應主要有兩類：給消費者造成的購買的示范效應和給廠商造成的投資的示范效應。

購買的示范效應指的是政府的購買行為對個人消費行為的導向性影響。政府的購買往往是大量的和被認為是理性的（掌握更多的信息，具有不可被欺騙的尊嚴），因此，許多個人消費者會跟隨政府的品牌選擇。比如，奧運會的國家代表隊選用的營養品，會成為很多體育愛好者的模仿對象；政府職員的福利以商品的形式發放，從而長期使用某品牌的商品，會成為其親屬和朋友的模仿對象。

投資的示范效應指的是在某些私人部門不會投資或者持觀望態度的領域，政府投資產生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吸引了私人投資者的跟進。如新興產業、高風險產業，私人部門不敢輕易投資，而政府認為發展這些產業是必要的，因此選擇了投資的政府參與行為。不管政府是否有意吸引私人投資，一旦政府的投資獲得了不錯的回報，證明了預期利潤率的存在或風險可以分散和化解，按照市場規律，私人部門總會以不同的形式跟進的（即使不會單獨投資，也會愿意參股，或借款）。

當然，不是所有的政府參與行為都能產生示范效應，政府也不是總是希望產生示范效應，甚至有的時候政府不希望產生示范效應。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控制政府參與的示范效應。

二是競爭效應。所謂政府參與的競爭效應，是指由政府參與微觀活動而給其他參與主體形成競爭關系，從其他競爭主體的角度看，給他們帶來的競爭效應。

微觀經濟活動中的競爭包括買方之間的競爭、賣方之間的競爭、買方與賣方之間的競爭。從理論上講，政府參與到微觀活動中既可以作為買方又可以作為賣方。但考慮到目前市場供求處于買方市場的態勢，所以，本文在此主要考慮的是政府作為投資者與其他私人投資者之間的競爭。

政府作為投資者既會投資在某一行業形成壟斷，如公用事業領域，也會投資在一般行業參與市場競爭。政府應不應該在一般競爭性行業投資，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在中國，不管歷史如何由來，從現狀看，存在著大量的國有獨資企業，并且這些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并存，相互競爭。中國的這個例子也許會被看作是特例。但是從問題的一般性上看，既然政府在別的國家可以投資和經營特殊行業的企業，或者是間接的扶持私人企業（日韓的政企裙帶關系），為什么中國的政府就不可以直接投資和經營一般競爭性企業呢？至少從理論上，沒有必然論據證明，政府的經濟行為效率必然低于私人部門。那么，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都存在著政府投資的企業和私人投資的企業相互競爭的可能。

具體說來，政府參與給私人企業帶來競爭的效應包括激勵效應和排擠效應。所謂激勵效應，指的是政府通過科學的管理，革新技術和降低成本，取得較好的投資效益，激發其他企業產生的創新的動力。所謂排擠效應，是指在市場容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政府的參與對私人部門的市場份額、私人企業的進入和成長產生的限制作用。

篇（8）

生態林業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伴隨著生態農業的提法出現的，生態林業建設工作在生態環境改善，以及原材料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合理布局的生態林業建設是生態環境改善的基礎，做好生態林業建設工作，促進生態林業建設的科學化，成為一個大家關心的話題。許多的單位都已經設立了獨立的生態林業建設管理部門，完善相關的生態林業建設分析體系，對生態林業建設數據進行規范的研究和分析。

生態林業建設的基本基礎，是自然與人工森林生態系統的互相彌補。生態林業建設是按照“生態利用”的標準而進行的森林經營利用。它按照生態經濟學的原理，科學利用原有自然條件與各類資源，在促進木材、家具、造紙等產業發展的同時，給人民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

一、我國生態林業建設情況分析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我國的森林資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持續的生態林業建設增加了人工林的面積，使林地覆蓋率從1950年的5.12%增加到1998年的16.15%。

根據北京師范大學有關專家對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效益評估與監測結果顯示，近10年間，京津整個工程區累計植被凈第一性生產力固碳量凈增長2 700萬t，相當于多固定了9 920萬t的二氧化碳；工程區土壤侵蝕模數和侵蝕面積呈逐年遞減趨勢，蓄水保土功能不斷增強。工程區土壤侵蝕模數（水蝕）平均值由2001年的779 t/km2a下降到2010年的242 t/km2a，下降了68.90%；土壤侵蝕面積從2001年的1590.5萬hm2下降到2010年的969萬hm2，減少了39.10%；土壤風蝕總量由2001年的11.91億t下降到2010年的8.46億t，降低了29.00%；釋塵總量由2001的0.31億t下降到2010年的0.26億t，減少了16.20%。同時，工程建設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和農村產業結構優化，農民收入明顯增加。1999-2010年，工程區人均GDP從1999年的4 687.0元增加到2010年的27 192.7元，增長了5.8倍，年均增長17.30%。扣除物價影響因素，工程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99年的1 956.3元增長到2010年的4 084.8元。工程建設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率近幾年一直保持在23.00%～28.30%，工程區可持續發展能力明顯增強。2012年工程林業建設任務為52.53萬hm2，其中人工造林20.71萬hm2，飛播造林5.43萬hm2，封山（沙）育林26.39萬hm2。

然而，森林覆蓋率的增加并不意味著森林質量的提高，既沒有緩解全國范圍內木材緊缺的現狀，也沒有解決我國生態惡化和環境破壞的問題。因此，恢復和保護天然林成為我國21世紀進程中的重要戰略問題。1998年，我國提出天然林保護工程計劃，意味著我國真正在行動上開始考慮森林的生態功能.然而，被動保護不是長遠之計，科學地經營森林生態系統才是主動解決我國林業問題的辦法。

二、當前生態林業建設存在的不足

2.1.對生態林業建設的思想觀念不完善目前很多領導和員工并沒有意識到生態林業建設的本質，甚至想當然的認為生態林業建設工作就是植樹造林，以為單純的擴大植樹面積就可以。

2.2.部門之間協調溝通不暢單位生態林業建設工作的整體性，能夠提高建設效率。但各部門的生態林業建設往往相對獨立運作，致使不能及時了解各類信息，各部門的信息溝通也不順暢。這樣，生態林業建設中不但沒有強化部門聯系、優化各部門分工，反而造成工作的無序性和隨意性，對結果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2.3.業務流程不夠完善因為許多業務的多樣性、臨時性等特點，如雨季、干旱、病蟲害等。許多單位當前往往有著各種應急方式并存的現象。業務的分割必然會造成內容的重疊設置，而且，無論是自然原因還是其它因素發生變化，生態林業建設工作和其它業務系統必須同時對接口進行修改，如果無法優化組合，勢必會導致業務功能的重疊、脫軌、安全性降低。

2.4.工作人員專業技能不足根據生態林業建設人員的綜合素質水平看，其綜合素質有的仍沒有完全適應時代的要求。主要表現在管理思想和創新理念不夠，理論基礎不牢，掌握的知識陳舊，工作水平與效率較低等。工作中，部分人員利用漏洞違法的現象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生態林業建設一項投資巨大且社會影響深遠的工程，如果專業人員不能充分掌握相關技術，熟練操作，那更難保障工作效率.

三、提高生態林業建設水平的策略

加強生態林業建設工作，保障財務信息的順利進行，要有著單位領導的重視和關注，然而也不能脫離生態林業建設人員的實際操作，生態林業建設人員和各科室的緊密合作。筆者通過實踐了解，認為生態林業建設工作要從下面幾點著手。

3.1.建設理念

3.1.生態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為生態林業建設的生命力所在，生態林業的建設、經營一定要和政府可持續發展戰略合拍。在不損害后代人利益的基礎上，建設可以造福當代人利益的生態林業，讓林業資源可以有助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可以符合群眾對林業資源的需要，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達到生態、社會與經濟效益的共贏。生態林業建設必須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實施科學完善的規劃部署，科學的按部就班的建設不但可以優化生態環境，還可以促進林業資源的生態林業。目前的生態林業基本是自然保護區、原生林、海岸線與風沙帶地區的森林系統為主，同時包括庫渠、居民區、道路、田野周邊、水域兩岸等地段的防護林。生態林業有著點、面、帶、線相貫穿的網絡狀布局特點，是結構清晰、重點突出的和諧生態環境，可以在整體上確保生態林業的科學規劃，可以多方發揮出生態林業的自身作用，達到環境改善與經濟增收的要求[2]。

3.2.生態林業的穩定和形式多樣化

由于林業的長期性，生態林業的規劃結構要保持穩定，可以充分的起到優化的社會、環境與經濟效益。由于各個省市的氣候、生態、地質、經濟狀況等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純林式、牧業式、林工式與林漁式等林業建設方式大量的應用在我國的生態林業建設中。包含許多生物種類、各種層次結構的生態林業可以更大程度的保障林業生態系統的物種多樣化和結構穩定，達到科學的使用森林資源。

3.3.生態林業的均衡適應性建設

生態林業是否能夠適應各地區的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需要，是否能夠適應地區森林資源的發展與利用。生態林業的建設要能夠起到良好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就需要按照經濟的客觀發展水平實施科學規劃，符合所在地的現有經濟條件與客觀自然條件，達到有著完備作用和良好效益的生態林業鏈。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優化生態環境、增長林業資源，維護生態均衡，而這些內容都是隨著環境條件是動態變化的，因此要在規劃中科學考察其均衡性與適應性[3]。

四、結語

中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致力于環境的和諧，原有的粗放式發展正逐漸改變。環境的惡化，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我國新時期生態林業建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態林業建設工作涉及面廣、觸及點多、社會影響大，必須要站在戰略發展的高度，把它納入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整體規劃，把如何保障林業建設的順利高效作為林業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來研究，因此，各單位的生態林業建設工作要進行協調， 做到以人為本、長遠考慮、統籌兼顧、穩妥推進，促進我國生態林業建設的良性發展。（作者單位：河南省鹿邑縣馬鋪鎮政府）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正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注：根據研究者所提出見解的學科側重或學科傾向，大致將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概括為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并不是嚴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進行區分。）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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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4-0065-04

長期以來,由于法律規范在保護律師執業豁免權方面的缺位,中國律師在執業過程中一直面臨巨大的風險,成為律師行業揮之不去的陰影。2007年10月28日修訂,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律師法》對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作出了明確規定,為改善中國律師執業環境,充分發揮律師的職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內涵

“豁免權是一種不受某種后果約束或不受某種法律規范管轄的狀態。”[1]在羅馬法中,享有豁免權的人,即不受法定義務約束之權利主體。作為一種法律上的特權,豁免權乃是法律賦予某種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員、人大代表)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因職務需要所為之特定行為免受法律責任追究之權利。具體到律師行業,此類豁免權是律師豁免權。根據中國現行《律師法》的規定,律師豁免權僅指的是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具體而言,就是指律師在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過程中,因正當職業之需要而在法庭上發表的、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的權利。

中國《律師法》第37條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根據此一法律條文,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內涵包括如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從權利享有的主體來看,應當對該條文里的“律師”作廣義理解,將其擴大解釋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內的所有人或辯護人。有學者認為,律師執業豁免權的主體是指實施律師職業活動的人員,即必須是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實習律師或實習期滿取得律師執照的律師 [2]。這似乎忽視了《律師法》之所以規定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立法初衷,也與中國目前的司法現狀不符。法律之所以規定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乃是為了使得作為當事人合法利益維護者的人或辯護人,能夠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無所顧慮,充分發揮其職能而免受非難,即使出于職業正當需要不得已而損害第三人的權利亦可得免責。基于此種價值,狹義上的律師較之于其他人或辯護人并沒有獲得法律優先保護的特殊性與正當性,法律理應對兩者一體保護。另一方面,從司法現狀的角度看,由于中國現階段法治建設的特殊國情,現實中實際從事法律事務的法律工作者群體的規模遠遠大于所謂真正的律師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進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對這個群體的保護有著巨大的現實意義。

其二,從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權利內容看,律師在庭審過程中發表的、辯護意見既包括刑事責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責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種刑事強制措施,處于喪失人身自由的羈押狀態,難以真正實現自我辯護的目的,再加之現代法律的專業化和復雜化,使得律師辯護成為維護被控告人合法權益不可或缺之途徑。然而,現實中律師辯護權長期以來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的辯護律師都不得不面臨隨時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威脅,基于此,規定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最迫切、最核心的無疑是律師刑事責任的豁免。而律師民事責任的豁免問題,則關系到法律對律師自由辯護權的保護與對公民人格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保護之間的平衡問題。人在法庭這個特定空間出于職業需要,在為正當維護當事人利益的情境下發表的言論難免會對他人隱私權等人身權益造成不利影響,法律不應因保護公民的名譽權、隱私權而造成對律師言論自由進行不當限制,當然,亦不應容許律師濫用言論自由損害公民名譽權、隱私權。所以,現行《律師法》第37條規定的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所包括的民事責任的豁免,應以不超出一般社會容許限度為標準,防止律師濫用法庭辯論豁免權。

二、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理論基礎 ①

(一)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法理基礎

1.權利來源。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由律師辯護權所派生,并最終源于被指控人的辯護權。首先必須明確的是,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最直接的權利基礎在于律師辯護權。規定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師辯護權,使得律師在辯護當中為保護當事人利益敢于據理力爭,無所顧慮。因此,律師辯護權并不是一種本源意義上的權利,被指控人的辯護權是第一性的權利,律師辯護權則是第二性的權利 [3]。律師辯護權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辯護權。就此而言,律師豁免權的正當性,最終決定于被指控人的辯護權。由于被指控人的辯護權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權利,在整個刑事辯護制度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和價值,“從刑事辯護制度產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為保護被追訴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權利服務的。”[4]因此,律師法庭辯論權具有結實的權利基礎。

2.權利性質。首先,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具有派生性。從權利來源上看,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由律師辯護權所派生,從屬于律師辯護權,并隨律師辯護權的產生而產生,隨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獨立性;從權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自始至終都是為了保障律師辯護權的順利實現,具有價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是不可放棄、不可剝奪的權利。除非當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任何機關和個人不得剝奪律師的此一權利。此外,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還具有法定性,為中國現行《律師法》第37條所明確規定。

3.權利的必要性。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師辯護權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脅,特別是來自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侵害。中國刑事訴訟模式歷來深受職權主義的影響,其訴訟價值取向往往過分強調社會效益,強調有效地懲治犯罪。在這種情況下,律師的刑事辯護職能被錯誤地看成迅速處理案件的一種障礙,相當一部分的檢察官對辯護權持排斥態度,甚至將律師辯護看做是對控制犯罪的一種障礙。因此,為保護律師辯護權免受國家公權力機關的侵害,規定律師相應豁免權有著現實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地位,面對強大的國家公權力,辯方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當無異議,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權利的維護全然仰仗于辯護律師,“如果律師因為當事人的利益與國家司法機關對抗,而隨時都有可能因對方啟動追訴權而使自己淪為被追訴者,那么沒有一個律師會去與司法機關對抗,也沒有一個律師愿意擔任刑事案件的辯護人。這樣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辯護形同虛設或者沒有辯護,顯然,現代的刑事訴訟已經不能容忍這種倒退。”[5]

(二)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經濟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義、公平等價值以外,效率的價值亦不可忽視。經濟學作為研究法律的一種有效分析工具,在對《律師法》規定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問題上,亦可發揮重要作用。“ 律師職業不同于官方法律職業,它具有業務性,即其所從事的是一種業務活動而非職務活動。律師向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是有償的,表現為一種等價交換關系。” [6] 市場經濟下的律師,無不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主要的目標,這顯然符合經濟學有關理性人的理論預設,而現代國家中司法系統的運行也當然要求追求效率價值。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借助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對律師豁免權規定的必要性進行探討。

經濟人考慮成本―收益。律師在選擇做刑事辯護人時,自然會將成本納入考慮的范圍。沉沒成本是首先應當考慮的。所謂沉沒成本,就是指已經投入而又無法收回的成本 [7]。一名律師在成長過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額費用,構成了律師執業的主體沉沒成本。同時,律師選擇做刑事辯護人的機會成本亦不可忽視,即律師在選擇為被控告人辯護的同時意味著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訟案件的機會。由是觀之,律師的成本本來就不菲,倘若在辯護過程中沒有豁免權的庇護,隨時背負著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包袱,就意味著律師的總成本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風險成本,再加之律師根本無法預知何時將被檢察官追究控訴,這種不確定性使得人身風險之預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來,律師擔任刑事辯護人的激勵必然會隨之減小,擔任刑事辯護律師的積極性也就會受到抑制。

同時,如果缺乏對律師豁免權的制度性保障,市場激勵機制最終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經分析了律師在刑事案件辯護中的成本相當高昂,根據均衡理論,在市場條件一定、價格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愿意接受當事人委托的律師趨向于越來越少,原來的均衡不斷被打破,繼而對被控告人來說,聘請律師的價格就會隨之不斷上漲。在律師費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數經濟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請得起律師,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辯護。概言之,不保障律師豁免權,將導致律師總成本大大增加,導致律師費用的居高不下,導致只有富人才請得起律師的現象。如此一來,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樓”而已。

(三)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比較法分析

“律師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師制度必須要適應本國的政體、司法制度及相關意識形態,符合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習慣;律師制度又有國際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國律師制度相互接軌。”[8]中國現行《律師法》明確規定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與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律師制度相銜接,順應了法治發展之時代潮流,正如學者所言,現行《律師法》的出臺是中國法律國際化的一個產物 [9]。

賦予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 1990年,第八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通過的《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0條對律師的豁免權作了專門規定,“律師對于其書面或口頭辯護時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或作為職責任務出現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當局之前所發表的有關言論,應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權。”《英格蘭和威爾士出庭律師行為準則》規定,“在通常情況下,律師對他在法庭辯論中的言論享有豁免權。”法國1881年7月29日實施的《刑法典》第41條規定,“不得對律師在法庭上發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訴訟文書提起誹謗、侮辱或蔑視法庭的訴訟”。此外,德國、荷蘭、盧森堡、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均規定了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由此觀之,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同,但同時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這些都是值得中國借鑒的經驗。

三、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適用

1.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邊界。在肯定律師享有法庭辯論豁免權的同時,有必要明確此豁免權的邊界,以防止權利的不當膨脹和濫用。現行《律師法》第37條同時在權利的內涵和外延兩方面對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適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從內涵方面,現行《律師法》第37條對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適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規定,即律師發表的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不屬于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范圍。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辯護內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國家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當權益,具體表現為:一是律師在辯護發言時不能攻擊國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國家安全;二是不得惡意誹謗他人;三是在辯護發言時不得侮辱法官、擾亂法庭秩序。不難看出,現行《律師法》對例外情形的立法規定屬于概括性限制,在適用上具有相當的彈性,然而也存在標準過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實踐中可能被用來架空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因為究竟何為危害國家安全,擾亂法庭秩序到底怎樣才算嚴重,均有含糊之嫌。

從外延方面,現行《律師法》從三個維度對律師的此項豁免權進行了限定:在行使權利的形式上,僅限于庭審中的口頭、書面言論,而不包括律師的具體身體行為;在時間上,僅限于庭審當中,而不包括偵查和審查階段;在空間上,僅限于律師在法庭這個特定的空間,而不包括法庭之外。從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審慎,該規定也因此而成為現行《律師法》實施一年多來眾多律師、學者所詬病之處。

2.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適用困境。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雖然已為現行《律師法》所明確規定,然而質疑之聲自始未曾中斷,悲觀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夠徹底之人有之,懷疑其現實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在適用上確實存在不可忽視的法律困境,這集中體現在關于現行《律師法》第37條的規定如何與現行《刑法》第306條之間協調的問題。

現行《刑法》第306條的規定可能使得現行《律師法》保護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效果大打折扣。該條所規定的辯護人、訴訟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亦被律師界戲稱為律師偽證罪),具體包括三種行為:一是毀滅、偽造證據;二是幫助當事人共謀毀滅、偽造證據;三是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不難看出,前兩種行為特征均相對明確,至少在內容上并無不妥,問題在于“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規定,不僅在內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濫用,欠缺實體法上的確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劇了控辯雙方力量的失衡,這對于本來就極其脆弱的律師辯護不啻為雪上加霜!而且,該條款以律師作為特定主體,“本身就明顯帶有對律師行為特別規制的價值判斷與價值選擇的色彩,在實踐中極易被一些公安、檢察機關人為地曲解,成為追究律師‘引誘’、‘威脅’證人的法律責任的根據。” [10] 面對隨時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條而成為被控告人的現實威脅,中國現行《律師法》所規定的律師法庭辯論豁免制度應該重構。

四、中國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構建

1.觀念層面。任何權利在從應然狀態到實然狀態轉化的過程當中,都是以觀念上的轉變為先導的。中國司法實踐中歷來殘存著權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國家公權力機關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習慣性地俯視甚至藐視其他私權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實現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司法人員首先應當轉變權力本位的觀念,同時必須認識到,賦予律師一定的豁免權,“并非是給律師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權,而是為了給律師職業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開手腳進行執業活動,這不僅有利于專門機關公正處理案件,也有利于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11]另外,就律師自身而言,也應當樹立良好的職業倫理觀念,加強自身約束,不能利用自己專業優勢玩弄法律,恣意濫用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置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及他人正當權益于不顧。

2.制度層面。應當構建中國法律職業共同體,建立法律職業互通制度。所謂法律職業共同體,就是由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在內的法律人所構成的團體。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組成成員具有高度同質性,他們有著共同的知識、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思維、共同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追求,因而他們在根本上應當是統一、協作的關系,而非彼此對立甚至對抗的關系。所以,法律職業者彼此之間應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礎上進行良好的功能性協作。然而現實中由于中國司法干部和律師來自不同的階層,不存在共同的職業背景,導致法官、檢察官對律師往往缺乏職業認同,甚至濫用公權力對其人身進行打擊報復。有鑒于此,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實踐中得到實施,有賴于從根本上建立中國法律職業互通制度,以避免和減少來自這些部門(司法機關)對律師的職業報復和打擊。”[12]

3.法律層面。法律層面的問題主要是如何正確對待現行《刑法》第306條,這關系到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最終能否實現。對此,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完善:一方面,從實體內容上看,需要對該條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為,對律師偽證罪中的引誘作限制解釋,指利誘,即以利益引誘,而不包括以誘導性發問的方法使證人改變證言 [3]。因為如果將引誘性發問納入引誘范圍之中,辯護人在法庭辯論中不得不考慮因言獲罪之憂患,從而戰戰兢兢,畏首畏尾,無法充分為被控告人的權利行使辯論權,甚至使整個法庭上的控辯雙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師法》與《刑法》適用順位上,宜采納新法優于舊法的原則,優先適用《律師法》。在牽涉到律師法庭辯論豁免權的保護與律師偽證罪的認定上,將《律師法》視為對《刑法》在不違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基礎上的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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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Dong-f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