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國環保燃油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陳開源對該項目發展現狀與發展思路作了匯報。他說，項目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和湖南省各級政府支持和幫助，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環保總局有關部門和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組成專家組、課題組，多次到岳陽對項目進行實地考察和論證。

“發展循環經濟，再造一個油田”是中國環保燃油集團發展口號。國家能源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高級工程師徐錠明對此深表贊同。他說，我國每年產生數千萬噸廢礦物油，到目前為止沒有得到合理處置和有效回收利用。在處理中有的傾倒，有的焚燒，有的土法煉制，這種無序失控局面，一方面導致了嚴重環境污染，另一方面造成極大資源浪費。此項技術研發應用解決了我國工業廢油難以綜合利用的課題，具有很大現實意義。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田志強隨后作了建設性發言，他從循環經濟角度對“廢機油再生利用”項目進行了精辟獨到闡述。他說，廢機油再生利用是治理環境污染、資源再生利用和科技開發綜合性項目，符合國家關乎節能減排和科技成果推廣應用等產業政策，是國家大力提倡和重點扶持項目。

“廢機油提煉成品柴油”技術的問世，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特別是在港口城市推廣，將形成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更為解決廢機油污染環境問題和節約能源提供了新的技術途徑。

篇（2）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11-0041-04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環境污染日益成為影響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問題。從企業的角度看，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逐漸不被大眾所接受，相反，更多的以降低環境負荷，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形成對環境補償機制為目標的健康發展模式正在逐漸興起。

那么如何降低環境負荷？或者說如何形成企業自身的環境補償機制？這便是企業現在所需要思考的問題。所謂環境補償機制，就是企業在注意自身發展的同時要兼顧社會環境方面的變化，及時提供治理環境所需要的成本（即環境成本），但這種成本并不像制造業企業生產成本那樣可以直接歸屬于某種產品。環境成本產生的原因較為復雜，很難說能具體由某個企業或是某幾個企業來承擔。因此，必須要研究這種“補償”環境成本可能的影響因素，從而為企業構建合理的環境補償機制奠定基礎。

本文選取最突出的環境治理問題――霧霾的治理成本分擔問題進行研究。一方面，霧霾形成成因復雜，治理成本的補償顯然要因源而異，各大城市的霧霾成因也大相徑庭，其責任主體承擔的比例也隨之變化。另一方面，霧霾污染波及廣泛，從個人到企業，從家庭到社會，都深受其害。因此，通過對企業“補償”治理霧霾成本影響因素的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1 理論分析與假設

1.1 政府措施對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影響

王愛蘭（2006）指出政府環境規制措施對企業分擔治理環境成本有一定的影響。政府環境規制措施對企業的要求越高，企業分擔環境成本的意愿越強，數額越高。[1]王偉（2011）通過對煤炭企業環境成本問題的研究，指出政府對煤炭企業的環境限制性措施越多，企業分擔環境成本的數額越大。[2]肖序（2000）指出，政府（如環保局）對一些企業的環境治理工作發動越多，企業對環境成本的承擔越大。[3]劉倩（2014）通過對供應鏈環境成本內部化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政府出臺的環保監督激勵政策對企業自主承擔環境成本有積極的影響。[4]徐泓（2013）指出，地方政府環境監管措施對企業進行環境治理的力度有著很大的影響，監管措施越完善，企業進行環境治理的力度越高，付出相應的成本越多。[5]

假設1：政府對企業治理環境規制越多，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行為越積極，承擔的環境成本越高。

1.2 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對其“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影響

張洪秋（2013）通過對外向型企業環境成本的分析，指出社會責任意識對其承擔環境成本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6]趙金英（2005）通過分析環境成本內在化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作用機制，提出企業的社會責任對其進行環境治理有著積極的影響，在滿足傳統“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同時，會遵循“社會責任論”對環境治理承擔一定的義務。[7]許子妍（2012）指出企業的社會責任越強，環境成本所付出的額度與可能性也就越高。[8]鞠秋云（2011）從低碳經濟的角度出發，以企業的社會責任為落腳點，論述了企業環境成本會計的新發展，他指出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對企業環境成本的承擔有很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也會推動環境成本會計的發展。[9]

假設2：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越強，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行為越積極，承擔的環境成本越高。

1.3 企業對環境的影響程度與其“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關系

劉江宜（2007）通過對環境成本內在化問題的研究，指出外部性和產權是產生環境污染的經濟根源，企業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程度越高，企業的環境成本也就越高。[10]文啟湘（2006）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企業行為導致的環境污染越嚴重，其發生的事后治理環境的成本也應該越高。[11]楊樂平（2007）通過對環境成本、環境承載力和經濟生產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指出企業經濟活動對環境承載力有一定的影響，在環境承載力越大時，企業付出的環境成本應該越高。[12]李永海（2013）從環境成本的戰略控制角度指出，企業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程度越大，治理環境的成本將會越高，越需要進行環境成本的戰略控制。[13]

假設3：企業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程度越大，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應該越多，承擔的環境成本越高。

2 變量設計與模型構建

2.1 變量設計

根據理論分析與假設，設置被解釋變量為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的數額（取值結果為①非常低，②較低，③一般，④較高，⑤非常高）。

解釋變量分別為政府對企業進行治理環境措施規制數量、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和企業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取值結果為①非常低，②較低，③一般，④較高，⑤非常高）。

控制變量為企業的規模大小（取值結果為①非常低，②較低，③一般，④較高，⑤非常高）。

各變量設計如表1所示。

2.2 模型構建

以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作為被解釋變量，構建模型，如式（1）所示：

NECi=？茁0+？茁1RMGi+？茁2SREi+？茁3DIEi+？茁4SPOi+ui（1）

其中：NECi為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的數額大小，？茁0是回歸方程中的常數， ？茁i（i=1，2，3，4）是各解釋變量的待估系數，i為第i個被調查對象，ui為隨機項。

3 實證分析

3.1 問卷設計與數據來源

根據研究假設及模型，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調查問卷設計采用5點量表法，調查的對象是浙江省湖州市、嘉興市、杭州市、紹興和金華市的中小企業，調查內容是目前最受關注的環境治理問題的“霧霾的治理”，之所以選擇這五個城市，主要是因為這五個城市對浙江省霧霾天氣影響較大，具有代表性。調查方式采取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相結合的方式，調查時間為2015年7月和8月歷經2個月，共發放問卷500份，收回有效問卷460份。利用SPSS 21.0 軟件為基礎，進行實證檢驗。

3.2 描述性統計

利用SPSS 21.0 軟件對調查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如表2所示。

從表2可以發現，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的數額（NEC）的均值和方差分別為3.3957和1.403，說明被調查的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數額呈現中間水平（假設數值3代表承擔環境成本為所有企業承擔環境成本的平均值），也反映了企業承擔環境成本數額的不確定性較大。從各個解釋變量上看，所有解釋變量的均值均超過了3，且都接近于被解釋變量的均值，說明前述假設較為合理。

對各個變量進行相關系數的統計，如表3、表4所示。

從表3、表4可以發現，各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為正數，說明了各影響因素與企業承擔環境成本呈現正相關的關系。而且大部分系數均不超過0.6（最大僅為0.63），說明解釋變量之間的共線性較低（詳細共線性診斷見后）。

3.3 關鍵風險因素識別

3.3.1 信度分析

量表的信度分析即是對整個調查量表及結果進行可靠性分析，根據結果判斷量表是否具有變異性，以及變異的程度。在信度分析中，常用的指標是α系數和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本文即以α系數作為整個量表的信度評判標準，對量表的內部一致信度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從表5可以看出，總量表的α值為0.816，大于0.7說明了量表整體可靠。從分項上看，各個解釋變量的α值均在0.7以上，說明單個變量的可靠性較強，調查結果較為可靠。

3.3.2 效度分析

量表的效度分析就是對整個量表及調查結果的有效性進行分析，量表的效度分析一般分為兩類，即內容效度分析和效標關聯效度分析。

內容效度分析是一種定性效度分析，甄別量表設計是否合理，能否滿足研究需要；而效標關聯效度分析是一種定量的效度分析，是指調查結果與效標之間的相關系數的大小，代表了測量效度的高低。

從表5可以看出，所有解釋變量的校正的項總體相關性系數均大于0.6，說明量表具有良好的關聯效度。同時對量表進行KMO和Bartlett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可以看出，KMO檢驗結果為0.795（大于0.7）且顯著性水平0.000（小于0.001）從整體上說明了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3.4 多重共線性檢驗

對量表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

從表7可以看出，各個解釋變量的容差均大于0.4，VIF值小于均小于3，說明量表內部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3.5 實證結果及分析

根據問卷反饋的數據，利用SPSS21.0 進行多元回歸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

根據表8的結果，R2的值為0.663，大于0.4，說明模型擬合度良好，Durbin值為2.087，接近于2，說明殘差獨立，模型變量間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根據實證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①假設1成立，即政府對企業治理環境措施規制越多，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越積極，承擔的環境成本越高。根據政府對企業治理環境措施規制與企業承擔環境成本大小之間的回歸系數0.049且在9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說明了政府應該要盡可能的對企業治理環境制定嚴格的規制措施，用制度的方式規范企業的行為，促使企業“補償”治理環境的相關成本。從本次調查數據來看，政府若對企業在環境保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會迫使企業環境保護措施不斷完善，那么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數額也就越大。

②假設2成立，即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越強，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的越積極，承擔的環境成本越高。根據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與企業承擔的環境成本之間的回歸系數0.198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說明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與企業最終承擔的環境成本是呈正相關的。一個企業如果社會責任感越強，就更加會自發的、主動的承擔相應的治理環境成本，其“補償”機制就完善。從本次調查數據來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越強，企業補償治理霧霾的環境成本越高，比如有些企業會主動去購置一些空氣凈化的裝置等。

③假設3成立，即企業對環境的影響程度越大，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應該越多，承擔的環境成本應該越高。根據兩者之間的回歸系數0.123且在99%的置信水平下顯著，說明了兩者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從本次調查數據來看，企業行為如果很可能會導致霧霾天氣的形成，企業最終承擔的治理霧霾成本的也應該越多。

④對于控制變量的分析。由表8可知，企業的生產經營規模也與企業承擔環境成本呈正相關。通過回歸系數0.553且在99%置信水平下顯著可知，企業要注重自身規模大小與承擔的環境成本大小的配置，盡可能符合自身規模去承擔補償相應的環境成本，為改善環境做出相應的貢獻。

3.6 穩健性檢驗

徐玖平（2003）在分析環境成本的相關概念的基礎上，根據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特點構建了環境成本的計量模型。[14]模型中的核心變量是資源投入，基于此，結合現實企業承擔環境成本的現狀，引入資源投入（Facility Devotion，FD）變量替換原模型中的企業對環境的影響程度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9所示。

從表9可以看出，企業的資源投入與企業最終承擔環境成本的大小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222且在99%顯著水平下顯著。說明了企業的資源投入越大，承擔的環境成本越高。并且從其他三個變量來看，回歸系數分別為0.016，0.122，0.548，都為正數，且在99%的顯著水平下顯著，進一步證明了前述假設均成立。

4 結論與建議

企業對環境成本的補償有助于減輕社會和政府對治理環境成本的負擔，同時也助于企業樹立環境保護意識，推動建立環境友好型社會。通過對企業“補償”治理環境成本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針對政府和企業，得出下列建議：

篇（3）

戶用沼氣、沼氣工程，從農村推廣到城市中使用，作為汽車的新能源，既利用了污染物，又減少了碳排放，還增加了新能源，一舉多得。

如果污染物污泥、生活垃圾都得到有效利用，污染轉換為能源，污染自然減輕，沼氣車用或發電、發熱，沼渣、沼液還田，改良土壤，減輕病蟲害，生產綠色食品，就像日本大木町一樣，建成生物質城市，一個加一個，遍及湖泊江河流域，那么水污染問題就可以得到治理。沼氣車可以使用新能源在全國各地跑，節省了汽油等礦石燃料，還可以利用CDM機制，獲得雙份收入：一份源于市場投入產出，一份源于補償機制。

當然，要想全國城鄉都得到有效治理，全部治理，還需要在城鄉做兩件事，一是大城市工業排泄物的源頭治理，必須“一廠一策”，“一業一策”，不允許有害重金屬進入淤泥，這樣大城市的沼渣沼液也可以還田，不必要焚燒，就像大木町一樣全循環，零污染，零浪費。二是鄉村農業規模經營的推廣，現代大農業，城鄉一體化，可以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解決有機肥沼渣、沼液的使用問題，用管道和機械化來解決輸送和施肥的問題。土壤可以得到改良，農作物品質可以得到改良。

資源化利用和市場化運作

過去我們是消極治理污染，污水處理廠政府投資，淤泥、垃圾處理，政府承擔費用，污水處理，向居民收費，因為污染物處理需要成本。現在污染物變成新能源的原料，制成品可以變成商品獲得收入，市場化運作可以保證污染物的資源化利用，如果沒有資源化利用，污染物是一分錢也得不到的。這就是我們提倡市場化運作的意義。

首先，統一水污染治理的思想路線。近年來，循環經濟、循環社會等先進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但在環境治理政策具體實施中，我們總把工業點源污染看成大頭，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水污染問題，必須把農業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污染的防治和循環納入環境保護的重要議程。同時，過去我們是消極防御，“就污染講污染”，沒有從資源利用的角度來治理污染，更沒有從城鄉物質循環受阻來考慮問題。我們應當理清思路，把治標與治本結合起來，標本兼治，加快普及循環型社會建設的基本理念，從全社會物質和能量大循環的角度看待垃圾和污染物，實現綜合治理。

其次，市場主導，將污染物向能源轉化。從投入產出來看，治理環境污染是一項公益事業，政府應當投資，但是從污染轉換為資源來說，治理污染就不僅是一個必須花錢的公益事業，而且可以是有自己收入的一個產業。對治污企業來說，垃圾和污泥是原料，可以購買；沼氣、沼渣、沼液作為產品，可以賣出，獲得收入。因此，用市場化方法作為手段，就可以促使污染物向資源的轉化。在有的城市出租車行業，使用天然氣已經相當普遍，價格只有汽油一半，供不應求。根據有關國內沼氣生產廠家提供的數據，經提純后作為動力燃料的沼氣成本約每立方米1.4元，與其等熱值的天然氣成本為每立方米2.4元，而隨著資源量的減少和需求量的增加，天然氣價格會逐步升高，沼氣的生產成本將隨著規模的擴大、技術創新、管理水平的提高逐步降低。因此，相比天然氣，沼氣作為車用動力燃料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此外，沼渣、沼液還是很好的有機肥料和有機農藥，不僅由此培育出來的農產品非常可口，而且還可以起到改良土壤、防治病蟲害的目的。現在，有遠見的企業家已經在關注這個潛在的巨大市場。在此情況下，政府與其把治污任務包下來，不如用市場化的辦法，開放原料、銷售、投資市場，提供公平、透明、平等的市場環境，招商投資。如果做到企業投資能賺錢，污染物質有人買、制出產品能夠賣，污染環境有人管，何樂而不為。政府的主要作用就體現在為行業提供平等的政策環境，保證進入治污行業的企業能達到全社會平均利潤率。

第三，積極開展多元化模式試點，大力提升環保技術自主創新能力。日本環保技術，雖然很先進，但投資也很巨大。我們必須結合國情、省情，有針對性地引進。污水處理的辦法說起來復雜，實際上也很簡單，厭氧產生沼氣，好氧產生淤泥，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土壤中和水中產生的生物化學過程。污水處理廠只不過是把自然界中發生的事情用人工的方法在工廠再現。我們可以用其他的辦法達到同樣的目的。鼓勵創新，歡迎競爭，允許多元化模式實現水污染的治理。

篇（4）

一、以新課程觀為指導，探索提高環境保護教育實效新途徑

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建設步伐的加快，環境問題已從城市向農村蔓延，破壞了農村生產生活環境，制約了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加重了農民的經濟負擔，危害人們健康。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對學生進行環境保護教育，從小樹立環境保護意識，增強環境保護責任，積極投身環境保護行動是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的重要目標之一。由于教材環境保護理論知識抽象，所列環境問題及事例以城市居多，對農村的學生來說感到陌生，認為環境問題是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事，與我們農村沒有多大關系，與我們青少年關系不大。環境保護意識的培養，光靠課堂理論說教效果不理想。為了有效進行環境保護教育，我們在實際教學中以新課程觀為指導，積極開發當地農村環境教育校外課程資源，整合校內外課程資源，形成合力。身邊事，易接受；生動事，易感人。引導學生參與校內教學和校外實踐活動，激發學生興趣，喚起環境保護意識，達到增強環境保護自覺性之目的。

二、整合校內外課程資源，增強環境保護教育實效

1.引導學生親身調查、感受農村主要環境問題

根據思想品德新課程環境保護教育的要求，我們安排學生在課前預習有關環境保護知識的課文，并利用課外時間，走訪調查當地農村的環境問題。在調查的基礎上，引導學生在課堂上討論交流，歸納概括出當地農村目前的主要環境問題及危害：

（1）水污染嚴重

大量殘留農藥化肥、人畜糞便及生活污水經雨水沖刷直接流入河道，加之一些個體小企業污水的直接排放，飲水安全無法保障。這樣的水澆灌到田地里，不僅影響莊稼、果樹的生長，而且導致農產品中藥毒殘留，食用不安全，引發多種疾病。

（2）土壤污染嚴重

由于長期大量農藥、化肥的不合理施用和土壤中地膜的殘留，致使土壤結構破壞，土壤板結，地力下降，各種菌病增多，嚴重影響了農作物的生長，農民的收益受到了嚴重影響。

（3）草地破壞嚴重

由于部分農民存在廣種薄收的舊觀念，濫牧、濫墾荒山荒溝，及小磚窯取土破壞了地表結構，致使水土流失嚴重，常常引發山洪，造成泥石流、山體滑坡、農田果園淹沒、道路破壞等災害，直接威脅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4）森林覆蓋率低，氣候不正常

退耕還林不力，加之干旱少雨，樹木成活率低下，已成活的樹木管理不善，亂砍濫伐嚴重，僅在村莊周圍或個別山頭看到零星樹木。森林覆蓋率低，導致當地氣候惡劣反復無常。冬春多現沙塵暴，甚至夏季也會出現浮塵天氣。干旱、暴雨雪、冰雹、狂風、滑坡等災害常常侵襲，給農業生產和人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

（5）空氣、噪音污染嚴重

個體小企業濃煙直接排放；因傳染病而死的畜禽不深埋，而是隨便丟在村莊附近，隨處亂倒垃圾，污染空氣，傳染疾病；隨意焚燒廢棄物、雜草，造成大氣污染；農村大多是土路，近幾年農用車、機器增多，尾氣及其吹起的塵土、噪音污染嚴重。農用車、機器經過之處，濃煙土霧滾滾，噪音刺耳，大有“塵埃不見咸陽橋”之勢。路邊行人、居民叫苦不迭，農作物因蒙上厚厚的灰土而黯然失色。

（6）白色污染嚴重

各種塑料袋及塑料制品、農膜在農村大量使用，廢棄后不回收妥當處理，而是隨意丟棄路邊、地埂。風一刮，則“高者掛長林梢，低者飄轉沉塘坳”。

（7）垃圾、雜物、農家肥隨意傾倒侵占公共場所及道路

各種廢舊電池、廢棄電器、廢棄藥品、玻璃制品及其他垃圾無指定場所，任意傾倒堆放。既影響村容村貌和各種活動，又造成道路阻塞，影響交通安全。

2.引導學生分析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增強責任感

在學生調查，親身感受目前農村環境問題及危害的基礎上因勢利導，讓學生結合課本環境保護知識展開討論，進一步分析。同學們初步認為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農民的環境保護意識低下人為破壞嚴重；個別農民小農意識嚴重，只顧眼前利益、自個利益，缺乏大局意識；沒有正確認識并處理好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農村建設規劃不夠；國家對農村的環境保護及監管措施不力；貧困也是一個主要原因，越窮越亂采濫伐，造成惡性循環。通過分析、討論，激發了學生的環境保護責任感和緊迫感。

3.引導學生建言獻策

在分析討論的基礎上，引導學生進行反思，對治理當地農村環境問題建言獻策：

（1）建議加大環境保護宣傳力度

建議鄉鎮、村級組織利用廣播、黑板報、標語牌、廣告牌、各種會議及“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大力宣傳環境保護法規，提高村民的環境保護意識、法律意識，營造依法保護環境的良好氛圍。引導農民正確認識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同時還要負責組織村民處理好垃圾，保護好水源。種樹種草，綠化荒山荒溝，減少水土流失。

（2）建議加大農村環境保護措施力度

建議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引導農民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有效增加農民收入。大力發展資源開發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綠色產品”；大力推廣科學種田，選派責任心強的農業技術人員深入鄉間地頭、村巷宣傳指導農民科學種田、用藥施肥。推行清潔生產，整治小企業的污染。改革林權體制，大力推進植樹造林，綠化荒山荒坡，整修梯田，積極進行小流域綜合治理，防止水土流失。把保護、改善生態環境納入新農村建設科學規劃；加大環境保護的監管獎罰力度，教育引導、經濟手段和法律制裁多管齊下。加快農村公共設施建設步伐，逐步硬化道路，提供安全飲用水。科學處理垃圾，開發利用沼氣、太陽能等新型能源，從源頭上治理環境污染，為農民提供安全、舒適、健康的生態環境。

4.引導學生積極投身環境保護行動

篇（5）

重金屬一般以天然濃度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但由于人類對重金屬的開采、冶煉、加工及商業制造活動日益增多，造成不少重金屬如鉛、汞、鎘、鈷等進入大氣、水、土壤中，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而底泥往往是重金屬的儲存庫和最后的歸宿。當環境變化時，底泥中的重金屬形態將發生轉化并釋放造成污染。重金屬不能被生物降解，但具有生物累積性，可以直接威脅高等生物包括人類，底泥重金屬污染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

重金屬污染，指由重金屬或其化合物造成的環境污染，主要由采礦、廢氣排放、污水灌溉和使用重金屬制品等人為因素所致。重金屬具有不易移動溶解的特性，進入生物體后不能被排出，會造成慢性中毒。重金屬在人體內能和蛋白質及各種酶發生強烈的相互作用，使它們失去活性，也可能在人體的某些器官中富集，如果超過人體所能耐受的限度，會造成人體急性中毒、亞急性中毒、慢性中毒等，對人體會造成很大的危害，例如，日本發生的水俁病（汞污染）和骨痛病（鎘污染，等公害病，都是由重金屬污染引起的。重金屬污染的主要特點：污染范圍廣、持續時間長、污染隱蔽性、無法被生物降解，并可能通過食物鏈不斷地在生物體內富集，甚至可轉化為毒害性更大的甲基化合物，對食物鏈中某些生物產生毒害，或最終在人體內蓄積而危害健康。

廣西是全國重金屬污染防治重點省區；廣西土壤中砷、鎘、錳、鋅元素含量高，結合廣西土壤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的重點區域有：礦區及周邊、工業集中區等。根據全區土壤污染調查結果，我區土壤重金屬超標區域集中分布在礦產開發區。如南丹大廠礦區刁江流域、大新鉛鋅礦區、環江鉛鋅礦區、大新下雷錳礦區、恭城栗木礦區、賀州平桂礦區等礦區周邊土壤重金屬超標較為明顯，已不適宜種植農作物。根據我區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成果，確定礦區及周邊農田（耕地）、工礦遺棄地、城市周邊菜籃子基地及群眾反映強烈的污染區域等作為土壤污染防控的重點。

以上大多是人為造成的污染，只有通過人類自身行為改變這一狀況，首先，從思想上重視了解重金屬對人類及環境造成的危害，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只有保護好生存環境，才能保護人類自己；從行為上，要從個人做起，配合國家法律、法規的環境保護的規定，企業要加強管理，并且做好監督管理機制，使措施落到實處，不能只以人為本，還要考慮動植物及環境所能承受的壓力，這樣，人類才有立足之地。總之，只要以保護環境為出發點，重金屬污染問題就能降到最低點。

對重金屬污染防治應該重在預防，控制與消除土壤污染源，是防止污染的根本措施。土壤對污染物所具有的凈化能力相當于一定的處理能力，控制土壤污染源，即控制進入土壤中的污染物的數量與速度，通過其自然凈化作用而不致引起土壤污染。

1）控制與消除工業“三廢”排放。

大力推廣閉路循環，無毒工藝，以減少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對工業“三廢”進行回收處理，化害為利。對所排放的“三廢”要進行凈化處理，并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量與濃度，使之符合排放標準。

2）加強土壤污灌區的監測與管理。

對污水進行灌溉的污灌區，要加強對灌溉污水的水質監測，了解水中污染物質的成分、含量及其動態，避免帶有不易降解的高殘留的污染物隨水進入土壤，引起土壤污染。

3）合理施用化肥與農藥。

禁止或限制使用劇毒，高殘留性農藥，大力發展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發展生物防治措施。例如禁止使用雖是低殘留，但急性、毒性大的農藥。禁止使用高殘留的有機氯農藥。根據農藥特性，合理施用，制訂使用農藥的安全間隔期。采用綜合防治措施，既要防治病蟲害對農作物的威脅，又要把農藥對環境與人體健康的危害限制在最低程度。

4）建立監測系統網絡。

定期對轄區土壤環境質量進行檢查，建立系統的檔案資料，要規定優先檢測的土壤污染物與檢測標準方法，這方面可參照有關參照國際組織的建議與中國國情來編制土壤環境污染的目標，按照優先次序進行調查、研究及實施對策。

除了以上的重金屬預防措施外，對已造成重金屬污染的土壤必須加大重金屬污染的治理力度。國內外都很重視對重金屬污染治理方法研究，并開展廣泛的研究工作。總的來說，目前大致有以下四種治理措施：

一.工程治理方法。

主要有客土、換土、翻土、去表土等方式。客土是在污染的土壤上加上未污染的新土；換土是將已污染的土壤移去，換上未污染的新土；翻土是將污染的土壤翻至下層；去表土是將污染的表土移去。這些治理方法具有效果徹底、穩定等優點，但實施復雜、治理費用高和易引起土壤肥力降低等缺點。

二.化學治理方法。

化學治理就是向污染土壤投入改良劑、抑制劑，以降低重金屬的生物有效性。化學方法治理效果和費用都適中，但容易再度活化。

三.農業治理方法。

通過改變一些耕作管理制度，在污染土壤上種植不進入食物鏈的植物，來減輕或阻斷重金屬進入人體造成危害。農業治理法即合理規劃農業種植區，在重金屬污染嚴重區域，可選擇種植樹、花、草或經濟作物（如蓖麻）；在基本適宜區選擇種植低富集重金屬作物種類或品種，減少重金屬在作物中的累積。農業治理法對于自然背景值偏高區域顯得尤為重要，因為自然背景值是由成土母質所影響，長時期內土壤母質中的無機元素保持穩定。對于短期內無法修復的土壤，如廢棄礦區土壤、重金屬嚴重污染區，采取農業治理法是簡單易行的。農業治理方法易操作、費用低，但是周期長、效果不顯著。

四.生物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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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擁有較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擾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而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環境的基礎之上，良好、健康的經濟可以提升技術與科技，幫助抵御惡劣環境，減輕自然災害影響，但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過快或不健康發展會損壞生態環境平衡，破壞生態環境自愈或供給能力，造成環境惡化、資源供給降低等問題，引起政府干預，生態環境系統便通過環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饋制約經濟的發展.生態系統主要是以自然資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給能源的形式參與經濟系統活動，而經濟系統活動主要以“三廢”回流生態系統。可以看出，經濟與生態環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又通過積極和消極的作用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而生態環境又受到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影響.只有當兩個系統互相以積極的效應抵消掉消極效應，形成協調、健康發展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與兩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1.2數據來源及處理

山東省作為國內的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處于南北經濟連接處，研究其環境-經濟系統，有其良好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總體來說，近年來山東省GDP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十一五”年均增長12.3%.2011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GDP達到了45429.2億元，比上年增長10.9%.2012年GDP實現50013.2億元，比上年增長9.8%.年均增長率在10%左右，總量居全國第三位.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根據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的劃分及特點，本文主要按照科學性、代表性、實用性等原則，借鑒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研究成果［13-14］.構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發展的指標體系，選取了山東省1996—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自1997—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環境狀況公報》及山東省統計局的官方網站，個別年份數據的缺失采用相鄰年份值插值法補齊.

2實證分析

根據、計算得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f(E)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都呈曲折緩慢上升態勢.其中，生態環境系統指數在2008年出現了一個峰值，這與2008年青島市作為奧運會分賽場，政府加大環境治理投入有關.經濟系統指數經歷了“九五”（1996—2000年）期間的緩慢增長后，從“十五”初期（2001—2003年）開始，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開始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在時空上的特點，根據表2繪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演化圖（圖2）.可以看出：1996與1997年山東省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耦合度處于區域Ⅰ，經濟和生態環境相互影響極低，處在低級協調階段.1998年開始一直處于區域Ⅱ，經濟和生態環境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說明系統處于協調發展階段，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共同發展.2002—2012年，45°<α≤90°時，1<tgα，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態資源系統的演化速度，生態環境為了滿足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源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生態環境開始制約經濟發展.兩系統協調耦合度于2011年緩慢到達最大值，隨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

3結論及政策建議

3.1結論

1）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沒有呈現完整“倒U型”曲線關系，而出現“倒U型”的前半段，但該省近幾年加大了對環境治理的重視力度和投資，2011年耦合度數到達了頂點，2012年出現了下降趨勢，也就是拐點已經出現，表明環境與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更加適宜，開始從生態環境制約經濟的發展（45°<α≤90°）向環境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向轉變.

2）山東省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往往處于“不進則退”的相持階段，現階段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其重點在于控制環境排放和加強環境治理上.經濟排放不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污染排放的沖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說明山東省在發展經濟時，不應該采用粗放式發展模式，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3）經濟增長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治理卻同樣產生負效應，這與許多研究提出環境治理會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不一致，產生這個結論的原因是：第一，山東省現階段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對治理環境的設備、資金投入，環境治理依然是被動地受限于經濟系統，環境治理投入短期內表現為消耗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二，環境治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具有一定的門檻效應.耦合分析認為，山東省在研究期內主要處在資源消耗速度大于經濟發展速度的階段，長期以高速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環境治理水平相對較低.這就造成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實際上沒有和經濟增長的演化速度相適宜，從脈沖分析的結果看，達不到許多研究者得出的環境治理促進經濟增長的響應效應.

3.2政策建議

1）處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容易形成經濟系統演化速度高于生態環境系統演化速度，如果不對經濟與生態環境進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兩個系統崩潰的結果.雖然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長期處于協調發展的狀態之下，兩系統間的內在作用情況也是十分復雜并沒有固定規律，所以，為了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其宏觀政策與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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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有垃圾處理方式分解能力分析

目前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有焚燒、堆肥、填埋和回收利用。焚燒法有占地面積小、減容量大、無害化程度高、熱能可回收等優點，但使用焚燒法處理垃圾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垃圾焚燒一般要求垃圾的最低熱值3360kJ•kg-1以上，如果熱值低，將增加運營成本，不適宜焚燒；二是垃圾焚燒存在環境污染隱患主要是二惡英的排放；三是如果垃圾不分類，不但會浪費可回收垃圾和可堆肥垃圾，也會增加運營成本，降低焚燒法的效率。如果能從源頭上分類收集垃圾、剝離出可回收、可堆肥垃圾，提高焚燒垃圾的熱值，妥善處理焚燒煙氣、使尾氣中的二惡英達到排放標準，那么焚燒法將會成為人類處理垃圾的重要技術手段。堆肥是處理有機垃圾最有效，最適宜的技術手段之一。但由于垃圾混裝，垃圾堆肥前期分選工作復雜且不徹底，結果是處理成本高，堆肥的質量難以保證。目前堆肥處理在我國的發展前景并不理想。資源回收利用是指回收可再生循環的“垃圾”，如紙類、玻璃、金屬、塑料等廢棄物。許多國家已將資源的回收利用作為補充資源、能源需求的有效途徑。填埋由于具有處理費用低、技術成熟等特點，比較常用。填埋的弊端一是沒有經過無害化處理的填埋的垃圾會造成地球資源的二次污染（滲濾液和沼氣泄漏、汞、鉛等有毒重金屬污染等），一旦泄漏，造成的污染基本上無法修復的；二是填埋物分解還原為可利用地球資源的時間太長。也就是說，填埋只是將垃圾移動到不可視的范圍，難以能做到垃圾的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混裝垃圾簡單填埋是一種極不負責的鴕鳥式垃圾處理方式。填埋是我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我國的垃圾填埋處理量大約占垃圾總量的80%。人造垃圾自然狀態下的分解還原為地球資源需要的時間長，而且一些垃圾會污染環境。垃圾的混合焚燒，不但熱值低，更為致命的是燒毀了大量可直接資源化的垃圾。如果我國每年產生的幾百萬噸、幾億噸垃圾被直接埋掉或燒掉，造成資源浪費與污染。

3我國政府對垃圾分解能力的重視程度

由于人類制造的生產生活垃圾的成分越來越復雜，量越來越大，它的分解需要人類自己充當分解者，需要人類科學的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專門處理人工生態系統產生的垃圾。目前我國治理環境和保護環境的費用主要依靠國家投資，投資狀況可以反映政府對治理環境和保護環境的重視程度。在我國統計年鑒中生活垃圾處理的投資歸屬于市容環境投資指標來統計，為了研究我國生活垃圾處理情況，本文以中國、北京、上海和廣州為基礎，收集了地區生產總值、垃圾清運量、固定資產投資、市容環境衛生指標的2000年至2012年的數據，利用公式1從時間維度上研究了環境保護投資與人均GDP、戶籍人口、垃圾清運量和固定資產投資的相關性情況。相關性分析結果只是反應各指標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單純的相關系數值不能夠準確客觀地反應各指標之間應有的客觀規律和邏輯關系，需要結合其他指標值來確定各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選取了市容環境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指標來分析我國政府對生活垃圾管理的力度和態度。從人類可持續、地球資源循環的可持續角度講，市容環境衛生投資應該隨人口的增加，經濟的發展，垃圾清運量的增加而同步增加。結合相關性分析結果和市容環境投資比重曲線可以看出，我國發展現狀反映出市容環境衛生沒有與生產總值、垃圾清運量、固定資產投資等社會經濟現象及時、同步、協調地發展和進步。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市容環境衛生投資無規律可循，每年投入資金量的大小波動性大，說明投資政策具有隨意性，沒有科學的規劃。全國市容環境比重由于是各城市的平均值，波動性小，但是比值很低，最高竟是2000年得0.256%，最低值為2012念得0.106%。這些現象和數據都說明我國政府不重視生活垃圾處理問題。重視程度不夠，現有的法律法規就得不到落實，相關制度的建設及法律的完善也就遙遙無期；重視程度不夠，環境保護的資金就得不到落實，研發垃圾分解技術的團隊也就會缺乏相應的政策和資金的支持。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垃圾的成分將越來越復雜，垃圾產生量也越來越大，如果不重視垃圾處理問題，不重視市容環境投資與垃圾清運量等社會經濟現象的同步協調發展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將制約和遏制經濟的發展和人類的生存。構建人工生態系統的分解能力是人類可持續、經濟可持續的需要。

4構筑垃圾分解能力的建議

垃圾處理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環衛技術問題，它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的綜合作用的結果。垃圾問題的處理，需要政府以源頭減量化、利用資源化和處理無害化為宗旨，構筑垃圾綜合治理對策。

4.1制定具有執行力的生活垃圾分裝法律條文

垃圾成分不同，資源化、無害化的處理方式不同。混裝生活垃圾從根本上否定了各種垃圾處理方式的優勢，即增加了垃圾處理成本，也降低了現有垃圾處理技術的處理效率。垃圾分類，一方面減少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減輕固體廢棄物填埋或者焚燒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一些企業提供原料，實現廢棄物的資源化。從垃圾收集的源頭上將各類垃圾分門別類的收集，有助于發揮各種垃圾處理方式的優勢，提升垃圾的分解率和利用率。現行《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中，缺失具有執行力的生活垃圾的分裝與統收條文。日本現有8個不同分類的垃圾桶，而我國的一項調查顯示，70%的網友表示我國垃圾分類標準不明確。我國需要有明確的法律條文規定生活垃圾的分類體系和違法處罰體系。這些規定應該明確垃圾如何分類、分為哪幾類，違反分類原則、隨意丟棄垃圾應該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如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那個部門來執法。這些有執行力的、可操作的法律法規將會強制每個垃圾制造者重視垃圾處理問題，將會調動全民參與生活垃圾的治理問題，從源頭上提高垃圾的處理效率。

4.2構建垃圾收費制度

構建垃圾收費制度需要依據“誰污染、誰負責；多排放、多負擔”原則，落實該原則有兩項工作必須得做，一是建立垃圾計量收費的標準，二是將垃圾收費員工作職業化。垃圾計量收費標準的制定需要考慮垃圾的成分。垃圾的成分不同，處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收費標準也應不同。至少應分為三大類：可回收垃圾、可堆肥垃圾和可焚燒垃圾。收費標準大類下是否需要細化設置，應根據當地情況確定。垃圾收費標準確定后，如何實施收費制度是關鍵。落實多排放，多負擔原則，就得由收費主體自行安排收費員挨家挨戶上門收取。而且實行垃圾收費實名制，即每戶居民的垃圾得有與其身份對應的號碼，這樣才能將垃圾分類責任落實到居民個人。即方便執行收費制度，又便于監察和執法。環境保護工作人人有責，垃圾收費員的工作應得到應有的尊重。除隸屬于企業的垃圾收費員外，政府部門應該根據需要設置垃圾收費員崗位。我國職業共劃分為8個大類，66個中類，413個小類，1838個細類(職業)，但是里面沒有垃圾收費員職業。

4.3構建特殊商品垃圾回收押金返還制度

垃圾回收押金返還制度是指某些商品價格中包括商品廢棄物回收價格，產品銷售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向上層銷售渠道先行墊付廢棄物回收等值押金，消費者也需要消費商品前先行支付押金，歸還該商品廢棄物后，可取回押金。最終使這類產品的分解集中化，有助于從源頭上實現垃圾處理的資源化、無害化宗旨。如電子類產品、機械類產品、瓶裝罐裝類等產品，可實行電池以舊換新，電器以舊換新等消費限制。在德國，循環經濟最初被稱為“垃圾經濟”。

4.4以“零垃圾”思想為指導構建生產企業垃圾清運制度

人工生態系統是個開放的系統，需要外部系統不斷地輸入物質，同時也向系統外輸出物質及廢棄物，它自身無法獨立完成物質循環和能量轉換。人工生態系統中的生產生活用品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會有大量企業和個人主動生產經營這些產品以滿足人類的需求。然而，生產這些產品的過程中一定會衍生出大量的生產廢棄物。由于處置這些廢棄物收益率低甚至無收益、負收益，生產企業往往外泄這些廢棄物，造成污染環境。因此政府需要從垃圾生產全壽命期中的每個環節貫徹“零垃圾”思想和政策，制定相應的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條文，形成各生產企業生產產品和包裝可循環制度，提升企業的廢物再利用率，使企業為了達到檢查標準，生產之初就研發生產帶來的廢棄物變廢為寶的環保技術和渠道，使生產企業的垃圾清運問題從垃圾產生的源頭上得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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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源開發企業負外部性與制度需求

環境治理往往體現在對企業污染、排放的控制和處罰上，尤其側重在通過各種手段對污染“事中”和“事后”所帶來的負外部性進行治理。在我國自然資源開發中，因從事開發企業的“國有”屬性，其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往往難以如實反應在市場價格中，這也是資源開發企業缺乏經濟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運用現有政策手段對資源開發企業負外部性進行有效治理，便格外引人關注。

資源開發的產出既包括產出量和初級加工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也包括拉動地方就業以及地方相關產業發展所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但是，礦產資源開采會造成尾礦堆積、礦井廢棄、資源枯竭，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成本發生在市場交易之外，沒有被納入經濟決策中，便會造成社會損失，即資源開發存在負外部性（如圖1所示）。

由于供給代表生產的邊際成本，需求代表消費的邊際收益，而兩者都以內部決策為基礎，因此在資源開發市場上，可以將供給函數定義為邊際私人成本（MPC），將需求函數定義為邊際私人收益（MPB）。假設邊際外部成本（MEC）的函數為MEC=kQ“庇古稅”，即斜率為k時，該產業污染的邊際外部成本（MEC）是其產出的k倍（通常，k<1）。因此，考慮到資源配置效率，通過在其邊際私人成本（MPC）上增加邊際外部成本（MEC）來導出邊際社會成本（MSC）函數，即：MSC=MPC+MEC。

MSC曲線由MPC和MEC垂直加總得到，MSC和MSB的交點決定了效率均衡水平下的Pe和Qe。在不進行任何治理的情況下，資源開發企業的負外部性應為圖1中點狀陰影部分和灰色陰影部分之和，但因點狀陰影部分所產生的社會損失已由企業負擔，因此真正的社會福利凈損失為灰色陰影部分。為了達到資源配置的效率均衡，均衡點必須由E0轉移到Ee，而這個轉移過程，承擔資源開發功能的國有企業不會主動進行站。

為了能夠在整個社會實現公平的環境管理，應將對資源開發中的外部性補償落實到制度建設上，通過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設計來避免社會福利被這類國有企業所侵吞，同時減少社會福利的凈損失。一般來說，治理環境的負外部性通常有強制性命令控制、可交易許可權和征收庇古稅等三種政策工具，但因資源型產業在區域經濟的獨特地位和其開發企業的國有屬性，導致某些常用的治理工具未必有效。

二．治理負外部性的政策工具解析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會針對環境破壞建立合理的收費制度與治理模式，某些以政府計劃、指令、管理為主要調控手段的國家和地區往往采用一些強制性手段，通過技術規制或設定排污標準來彌補市場失靈。如在捕魚、狩獵等領域，一般采取強制性的技術限制，禁止通過炸藥或氰化物來進行生物資源的獲取，也往往禁止使用照明或聲波儀器來吸引魚群和獸群（思德納，2005）。而在核工業、重化工業領域，政府也會通過制定某種水平的污染排放標準，若超過這一污染水平，企業就要面臨經濟或刑事處罰。

但對于資源開發企業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方法并不是很奏效：首先，對于規模不同的資源開發區域顯然不能通過統一的污染標準或開采標準來約束，而若進行差異性標準設定，則政策制定者無法具體而準確地了解企業每項運營的污染水平和社會成本，并為其分別制定污染標準；其次，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據的大量經濟指標和數據需要經過數年統計才能完成，這種政策時滯使政府確定的治理目標往往偏離帕累托標準；最后，指令性控制只規定各個資源開發企業的最大開采水平“庇古稅”，而沒有將這種外部成本內部化，使這些國有產業成為制度的被動遵守者，其帶來的約束效應也遠高于激勵效應。因此，從長期來看，對于資源開發企業而言，政府指令性控制的控制成本較高，靈活性不夠，激勵作用有限，并不是彌補市場失靈、治理負外部性的持續有效的方法。

另一種常用的治理方法是側重于通過市場來解決環境問題，具體方法是明晰產權（Ronald Coase，1988）和建立可交易的許可證市場（John Dales，1968）。近年來，該方法在各國應用廣泛，John Dales最早建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建立能夠出售水體“污染權”的機構，由地方政府根據企業的污染需求和成本狀況決定污染權的分配。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環保局也逐漸開始推行排污量交易計劃并逐漸在企業中付諸實施。除此之外，智利對圣地亞哥工業點源中的特殊污染物質、荷蘭對氮氧化物的排放、英國對碳排放等均先后運用可交易許可權進行負外部性治理。

通過建立交易許可證制度，政府對某個地區定出排污或消耗自然資源的最大限量，然后將污染權限以許可證的形式賦予企業或個人，同時允許相互之間進行交易，讓市場決定其價格。在交易之前，企業或個人會對治污投入進行核算，使排污減少。在此基礎之上，企業或個人可以將富余的“污染權”以高出治理投入的價格進行交易，從而獲取經濟效益，并起到激勵生產者控制污染的作用。其治理的機制如圖2所示。

在初始狀態下，均衡點為E1,在此處邊際社會成本（MSC）大于邊際私人成本（MPC），此時的負外部性會導致社會凈福利的損失（即圖中黑色部分面積）。若政府設定一個排放標準，使得邊際私人成本與許可證價格之和（MPC+Pt）、邊際社會成本、邊際收益三條曲線交于E2點。在E2點處，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社會處于最優狀態。在該點，因資源開發而產生的負外部性為圖中點狀陰影部分加上黑色陰影部分，但企業所支付的成本為圖中點狀部分，因此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并沒有完全使負外部性內部化。

盡管許可證交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治理負外部性，但對治理我國資源開發企業卻未必見效。首先，產權無法真正清晰界定，尤其是礦產、油田等資源開發污染的主要對象是海洋、土地、大氣等“庇古稅”，而沒有任何企業或個人有權利去分配這些公有資源，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去保護它。其次，與一般加工型企業不同，資源開發企業大多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其所開發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在短期內往往呈剛性，致使許可證對某些亟需通過資源開發而獲得發展的地區，約束效果并不明顯。以許可證交易為主的外部性治理模式更適合應用于一般的排污型企業（如化工廠、冶煉廠等）或者是常見的污染源（如廢水排放、碳排放等）。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征收庇古稅。庇古認為，外部性導致社會資源不能達到最優配置，社會福利也就不能達到最大化，因此主張，針對負外部性對廠商征稅或收費，使之降低產量，從而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庇古，2006）站。

運用庇古稅對外部性治理，實質是治理成本的承擔問題，通過稅費的收取，限制這些企業的產出，并將征收的稅費應用于環境治理與生態補償，其治理機制如圖3所示。

在政府征稅之前，企業均衡點為E1。征稅之后，企業均衡點由E1變為E2。圖中AE1E2所組成的三角形為在E1均衡點處所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此時邊際社會成本大于邊際收益，社會沒有達到最優狀態），在E2點處，企業生產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為圖中點狀部分，而企業由于產生負外部性而支付的成本為圖中黑色部分加上點狀部分（大于點狀陰影部分），因此如果庇古稅征收得當，則可以將企業產生的負外部性完全內部化。

庇古手段存在兩個顯著問題，一是政府獲取企業外部性的信息成本問題，二是由征稅而引起的抑制產出問題。由于資源開發企業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在測定和了解這類國企的外部性時，所需的信息成本要遠低于一般私人企業，由此在國企設定并征收庇古稅時引起的交易成本較低。但另一方面，資源開發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和營運方式，使得在其對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重要，如果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所有資源開發企業征收庇古稅，那么對于小型的礦山、油田而言“庇古稅”，由征稅而帶來的抑制效應會使企業減少開采量甚至退出資源開發市場，這無疑不利于保護地方經濟。

三．資源開發負外部性治理的制度設計

綜上所述，由于資源開發型產業在資源占用、運營模式、社會地位等方面的獨特原因，包括污染標準（指令性控制）、可交易許可證和庇古稅在內的幾種治理外部性的方法應用起來各有利弊。由于我國礦產資源和油氣資源星羅棋布，為了能夠有效地對因資源開發而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治理和補償，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負外部性成本較高的小型國有資源型企業（如那些功能單一、規模較小的稀有礦產資源或小型氣田）因征收庇古稅而制約區域經濟發展，我們設想，可以對資源開發的負外部性治理機制進行設計，綜合運用指令性控制與庇古稅（圖4）。對污染水平在污染標準之下的資源開發企業，考慮到區域發展因素而免征庇古稅，通過國家補貼或征收資源權利金的方式盡量對資源開發進行補償，而對污染水平在污染標準之上的企業，則依據其外部性成本征收庇古稅，使開發企業自行把污染量減小到污染控制成本等于不控制污染所繳納的排污稅的水平，激勵其采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進行資源開發。

庇古稅結合排污標準的外部性內部化手段如圖4所示：市場的均衡點從E1移到E2點。在E2點，社會的福利水平達到最優。設定一個排污標準E（這個標準使得圖中AME2部分的面積與MBC部分的面積相等），資源開發企業污染水平在這個標準之下不征收庇古稅，而超過這個標準則開始征稅。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開發型企業所繳納的庇古稅稅額（ACDE2部分面積）剛好與由于其負外部性而造成的城市福利損失（BDE2面積）相等，從而使整個城市（社會）的福利水平實現帕累托標準，同時也有利于區域經濟和資源型產業的良性互動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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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1-44.

篇（9）

中圖分類號：X324文獻標識碼： A

薊縣位于天津市最北部，京、津、唐經濟區的中心，全縣總面積1470平方公里，山區與平原對等分布，總人口80萬人。因其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和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素有“天然氧吧”、“京津”后花園之稱。近幾年來，更是京津冀大都市短期休閑度假的首選目的地。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薊縣的環境質量也不容樂觀，根據有關部門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統計數據顯示,個別月份甚至出現了環境空質量綜合指數全市倒數第一的狀況。為全面掌握薊縣環境空氣質量的真實情況，使環境保護工作有的放矢，本文在深入廣泛調查的基礎上，專題分析引起空氣質量變化的成因，并提出具體整改建議。

一、環境空氣質量監測及現狀。

1、環境空氣常規監測項目監測及點位布設

2013年1月1日起天津市實施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環境空氣污染物基本項目由原來的三項增至六項，新增了細顆粒物（PM2.5）、臭氧和一氧化碳三項評價指標。自2004年1月1日開始，天津市啟動了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系統，24小時全天候自動監測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細顆粒物（PM2.5）、臭氧和一氧化碳六項主要污染物；這六項污染物的監測結果執行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準，按規定方法評價分級，若其中出現一項不達標，就被視為一天的空氣質量不達標。薊縣大氣常規監測項目共5項，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顆粒物、硫酸鹽化速率和降塵。降塵和硫酸鹽化速率共設4個監測點位，即盤山風景區、薊縣經濟技術開發區、二六九醫院和縣環保局。監測頻次為每月監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顆粒物采樣點位設在引灤于橋管理處，實行24小時自動連續監測。

2、評價標準及現狀。

本年度自動監測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顆粒物三項污染物的評價標準為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1996中二級標準濃度限值,降塵、硫酸鹽化速率采用《環境質量報告書編寫技術規定》中的推薦值。評價方法采用空氣污染指數法（API）和綜合污染指數法。按照2014年前6月的監測數據，對薊縣環境空氣質量進行評價顯示：我縣城區空氣質量時好時壞，環境空氣質量達標綜合指數在全市排名從第1至16之間不等。通過對每個月的6項污染物指標分析研究，主要超標污染物為細顆粒物PM2.5（細顆粒物，指空氣動力學直徑等于或小于2.5微米的顆粒物）。可吸入顆粒物PM10（可吸入顆粒物，指空氣動力學直徑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顆粒物）兩項，其它4項污染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在每個月中基本達標。而影響城區環境空氣質量的首要污染物為PM2.5。

二、薊縣環境空氣污染成因

經過對薊縣當前環境空氣質量存在的突出問題的客觀分析，認為污染成因與地理位置、氣象條件和某些人為因素均有直接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受地形地貌和氣象條件影響。薊縣北高南低，位于西、北、東三面環山的特殊地理位置。且我國北方地區春季干旱少雨氣候干燥，靜風天氣較多，大氣穩定度較高，不能形成明顯對流，不利于污染物稀釋與擴散。另外，由于冷暖交替頻繁，溫差起伏大，易形成氣旋，在冷熱空氣交替和氣旋影響下，沙塵、霧霾天氣頻頻出現，持續時間較長，再加上空氣自動監測站點離水庫水面較近，易形成霧旋帶塵，致使自動監測站附近的可吸入顆粒物（PM10）和細顆粒物（PM2.5）濃度增高。而其它區縣地處平原，在同等氣候條件下產生的塵較為容易擴散。

2、受建設開發施工場地影響。第一，受城區及周邊地區大面積的房地產開發施工影響。施工過程中，有關部門督促各建筑工地的料堆場采取了防塵措施，但在建筑物料的運輸裝卸和貯存過程中，依然產生了大量揚塵。另外，工地的地坪大都未作硬化處理，也未進行灑水降塵，致使塵土飛揚。第二，受新城拆遷項目全面土建影響。隨著新城建設的不斷推進，拆遷建設場景如火如荼，且大都處在自動監測站點的上風向，在大風強度足夠時，施工二次揚塵污染不可避免，對城區空氣質量造成一定影響。

3、受道路運輸揚塵影響。進出城區運輸渣土、煤炭、煤灰、垃圾等散流體物料的車輛，尤其是自邦喜路與翠湖東路連接路段（環境空氣自動站附近）的過往車輛比較集中，大都未采取任何防塵措施，遺撒或泄漏現象嚴重，對環境空氣質量影響甚大。

4、受礦山開采創面植被恢復不及時影響。近年來，薊縣縣委、縣政府下大力度采取多部門聯合執法的方法，強制關閉了全縣所有礦山開采、加工企業，粉塵污染大幅下降。但由于開采創面沒能全部得到及時治理，山體面積較大，又處在我縣城區上風向，間接影響城區空氣質量。

5、受供熱鍋爐煤煙影響。盡管我縣已實施熱電聯產，對建成區內各大供熱站進行并網，但是仍有40余臺小型供熱鍋爐和城中村的土暖氣燃用高硫煤取暖，致使一季度空氣質量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超標。另外，城區內有大量洗浴鍋爐、飯店茶爐未改用清潔能源，且大部分沒有安裝有效環保設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空氣質量。加之城中村居民大都采用土暖氣燃用高硫煤取暖，致使一季度大氣中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超標。

6、受露天燒烤煙塵影響。每年夏季，城區有一大部分餐飲飯店都把經營燒烤作為主要經濟來源，不但里空外擺影響市容市貌，燒烤時所產生的大量碳灰和油煙煙塵嚴重污染城區環境空氣。

7、受道路揚塵影響。進出城區運輸渣土、煤炭、煤灰、垃圾等散流體物料的車輛較多，尤其是自邦喜路與翠湖東路連接路段（環境空氣自動站附近）的過往車輛比較集中，大都未采取任何防塵措施，遺撒或泄漏現象嚴重，對環境空氣質量影響甚大。在道路保潔方面，目前我市大部分區、縣每天對主要干路實施機掃、噴水作業，道路交通造成的二次揚塵污染較低。我縣城區路面大都采用傳統的掃帚清掃，衛生清掃方式比較落后，且路面不能定期噴淋灑水，造成嚴重的二次揚塵污染。

8、汽車尾氣的排放影響。近些年家庭汽車擁有量急劇增長，上下班時間各交通干線汽車大量擁堵，產生大量尾氣不易擴散；為治理運載違規現象，全縣設有多處超限檢查點，在進行檢查時，大量載重車輛停留排放汽車尾氣這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汽車尾氣大量排放，使硫、氮等多項污染物超標。此外，城區內的部分加油站沒有安裝油氣回收工程，造成油氣泄漏，也造成大氣污染。

9、受境外污染源影響。雖然我縣下大力量關停了小石料、小石灰、小水泥等污染企業，但與我縣東毗鄰的河北省遵化市、西北方向毗鄰的三河市境內的石料開采，以及加工和運輸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粉塵和揚塵，隨季節風飄入我縣，特別是縣城東部砂石料運輸車輛從我縣東外環和南外環穿城而過，使粉塵在城區上空造成空氣污染。

三、改善薊縣環境空氣質量的幾點建議

鑒于上述實際情況，建議建立環境保護聯動機制，要求各職能部門有效實施針對性管理，強化治理粉塵污染，進一步優化環境空氣質量，加快構建中等規模現代化旅游城市和美麗薊縣建設的實施進程。

1、加強對燃煤設施的監管。薊縣是燃煤消耗大縣，其中，國華盤電、大唐盤電年使用燃煤500萬噸左右，占全縣燃煤消耗的比重在90%以上。近些年來，兩家電廠先后實施了燃煤脫硫、脫硝工程，SO2、氮氧化物等有害氣體的排放等到了有效遏制。2013年我縣利用電廠資源，實施了熱電聯產集中供熱工程，逐步替代了城區內原有燃煤鍋爐，但仍有一部分燃煤鍋爐正在使用，要加強對未并入熱電聯產管網的燃煤供熱鍋爐的管理，督促脫硫設施正常運轉，減少二氧化硫排放。同時，制定燃煤鍋爐淘汰計劃，完善相關政策措施，積極倡導使用清潔能源，鼓勵在用燃煤供熱鍋爐以及工業燃煤鍋爐的有序退出，還城區一片蔚藍天空。

2、強化道路運輸、建筑施工揚塵等項治理。一是對城區內的渣土、沙石、煤灰等散流體物料的車輛進行統一監管，對運輸車輛進行限載并采取密閉或苫蓋等治理措施，對邦喜路城區路段至環湖東路路段實行運輸車輛限行措施，防止運輸二次揚塵污染。二是建設邦喜路二線，禁止大型運輸車輛在城區行駛，將遵化入薊大型車輛由邦喜路經果河橋入別九線至102國道，避開城區減少粉塵撒漏。三是增加道路清掃設備投入，對城區主要道路實施機掃和噴水作業，確保城區主干路面清潔。四是加強對建筑施工工地的監督管理，嚴禁透視及敞口施工；施工現場的道路要進行硬化處理，嚴禁揚塵；嚴禁車輛帶泥上路，不準使用無蓋車輛；建立定期灑水、噴淋制度，及時做好工地及周邊的清掃保潔；嚴禁拋撒渣土、垃圾等廢棄物。五是、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督促建筑施工單位對工地的“三堆”（煤堆、灰堆、料堆）全部落實苫蓋措施；集中開展對城區范圍內經營性露天燒烤攤點的集中治理，減少煙塵污染。

3、有序開展礦山開采創面綜合治理。薊縣關停小石礦、小石灰等污染企業后，留下了“千瘡百孔”的尾礦，這些尾礦沙塵對大氣的污染也相當嚴重。近年來，雖然實施了一些尾礦治理工程，但總體效果不佳，有些只是對迎面山進行了復綠，大量的創面還未實施修復。政府有關部門要把做好生態環境建設作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大事，本著“量力而行、先易后難、分布實施”的原則，堅持不懈地開展礦山開采遺留現場植被恢復工程。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依法明確環保、地礦、國土等部門在尾礦環境管理中的職責，各有關部門要加強溝通、聯合執法、形成合力，進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加強配合，從根本上改善尾礦治理環境。

篇（10）

1.廊坊市環境保護的現狀

通過實地考察、訪談和問卷調查，了解到廊坊市市區的空氣質量和水質基本達標，2011年市區環境空氣質量達到一級天數為80天，二級天數250天，三級天數25天（故障天數10天）。環境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達到90%，超過了85%的要求；全年空氣質量穩定達到國家二級標準，其中PM10濃度0.0789㎎/M3，SO2濃度0.0337㎎/M3，NO2濃度0.0286㎎/M3（二級年均值：PM10 0.10㎎/M3，SO2 0.06㎎/M3，NO2 0.04㎎/M3）。截至到目前，市區水質化學需氧量年均值達到37㎎/L，屬于Ⅴ類地表水（Ⅴ類地表水化學需氧量為≤40㎎/L）。

但市區周邊環境污染形勢依然嚴峻，以垃圾污染為例，大部分垃圾只能進行簡單處理，無害化處理率低。垃圾不但含有病原微生物，在堆放腐化過程中還會產生大量酸性和堿性有機污染物，并將重金屬溶解，滲濾液會嚴重污染水體和土壤等等。而污染源主要為市區周邊的中小企業，多年來雖下大力氣進行了治理，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污染依然比較a嚴重。對相關企業要保持高度的排查力度，防止污染事件發生，以免功虧一簣。

環境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環境承載力的問題，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經濟活動索取自然資源的速度，若超過了資源本身及替代品再生的速度，將導致自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系統的破壞；另一方面，向環境排放污染物的數量超過了環境的承載能力，將導致生態系統的失衡。因此，企業污染治理是我市環境保護工作的重點，環保工作將重點抓好工業和生活污染、機動車污染、水污染的綜合防治，改善城市環境質量，遏制污染惡化趨勢。

2.廊坊市可持續發展問題分析

廊坊市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正確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我們應該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止環境的進一步惡化。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社會發展中兩個重要的組成因素。有些人錯誤地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一是由于不能全面地認識問題，二是由于在經濟核算體系中沒有體現環境資源價值。只有把環境價值量化并納入政府的社會發展綜合決策體系，才具有明顯的前瞻性。目前廊坊市在環境價值的量化研究方面還處在起步階段，為使該工作盡快開展，應以收集重點企業的有關資料進行分析為主，待得到一些最基本的參數，經修整后可先行使用，然后在進行有關理論及實際應用的深入研究。環境影響評價是指在進行重大活動之前，采用科學方法預測可能給環境帶來的影響，提出防治對策，為決策部門提供科學依據。環境影響評價要解決兩個問題：其一是項目的可行與否，其二是對可行的項目，提供舒緩措施。近年來廊坊市嚴把建設項目審批關，嚴格執行了建設項目審批的六項基本原則。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低水平重復建設，選址不合理的項目一律不批。對環境影響評價存在批評多、分析多，而建設性的意見少，或者建議過于理論化的傾向，為解決環境影響評價的提前參與性，將環境因素納入社會發展綜合決策體系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必然要求。廊坊市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必須重視環境問題，改善城市環境質量，遏制污染惡化趨勢，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調整產業結構，建立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建立把環境要素考慮在內的綜合決策機制，改變部門封閉，局部分割地制定政策的做法，把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結合起來；樹立可持續發展觀，重視宣傳教育和公眾參與，提高公眾環境意識，形成綠色消費和綠色市場，推動全社會參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加強環境資源管理，使環境資源的價格能真正反映其價值。通過市場調節，實現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建立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法規體系（見圖1）。

3.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的廊坊市環境保護對策研究

3.1 強化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

建立了與廊坊市的基本情況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經濟承受能力能允許的環境保護戰略、政策和制度體系。如：把環境保護確定為一項基本政策；把環保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標準；實施能源開發與節約并重的方針；結合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認污染認治理，誰開發誰保護，強化環境管理的三大環境政策；“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環境影響評價；環境保護目標責任制度等一整套深化環境管理制度。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應進一步完善這些政策和制度，進一步強化這些政策對于保擴和治理環境的導向作用。

3.2 增加并保持一定比例的環保投資是實現經濟、能源與環境持續協調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適當的增加并保持一定比例的環保投入，是防治污染、保護和改善環境、實現經濟、能源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還要繼續疏通已有的資金渠道，開拓新的資金來源。比如，對治理污染貸款實生較低利率或采取一定的貼息補償輕聲環保項目實行免稅以及采取集資、合資、吸引外資、爭取社會的資金援助等方式，另外，在增加資金的同時，應注重提高環境保護與治理投資的效益。

3.3 依靠技術進步，深化環境治理

科學技術的進步對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速度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對環境保護來講也是如此，離開科技進步不僅難以實現改善環境質量的目標，就是做到控制環境污染的發展也是很困難的，只有以先進的防治技術為基礎，通過實施嚴格的法律監督才能實現控制污染、改善環境的目標。大力提倡節能減排。是建立把環境要素考慮在內的綜合決策機制，改變部門封閉，局部分割地制定政策的做法，把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結合起來。

3.4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從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調整產業結構，建立節約型國民經濟體系。促進服務業加速發展，做大做強高技術產業，關停小火電機組，加快淘汰落后煉鐵、煉鋼、水泥產能，關閉污染嚴重的化工、印染企業，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業過快增長。

3.5 樹立可持續發展觀

重視宣傳教育和公眾參與，提高公眾環境意識，形成綠色消費和綠色市場，推動全社會參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加強環境資源管理，使環境資源的價格能真正反映其價值。通過市場調節，實現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

3.6 大力發展新能源

新能源的應用已提上日程，中國應從戰略高度看待新能源發展的歷史性機遇，要勇于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主動參與競爭，而不是被動等待技術轉讓。中國應該迅速制定應對新形勢下清潔能源動力的戰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大膽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從各個角度跟蹤世界能源動力方面的最新技術成果，增強自主研發能力，實現高起點跨越式發展清潔能源。

總之，廊坊市要加強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必須學會控制自己，提高人口素質，建立正確的資源、環境價值觀念，改變過去掠奪式的、揮霍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愛惜和保護有限的自然資源和賴以生存的環境社會。同時，需要隨時調整自身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充分認識人既是地球生態系統中心，又是地球生物組成的一員，人類所需要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與自然相協調、共處，使得人類的進步和環境保護共同得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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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葉陳剛.會計道德研究[M].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02，8.

廊坊市社科聯2012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立項課題（編號：2012083）。

課題組成員：馬東、蔡靜、白錦龍、霍艷晶、胡金艷、宋艷紅、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