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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中小企業飛速發展,逐步成為我國國民經濟體制中的中堅力量。而稅收成本是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發展策略,是推動企業穩定發展,創造利潤的重要制度措施。在我國經濟體制不斷變革的過程中,形式各異的企業逐步加強對稅收成本的優化管理,通過良好的稅收成本管理體系實現企業經營過程中利益的最大化是企業發展過程中追求的目標。
二、稅收成本的含義和特征
(一)稅收成本的基本含義
依據我國現行的稅收籌劃理論體系,稅收是企業經營過程中成本的一個重要部分,它與企業經營發展中的經營成本都是企業謀求最大利利潤的重要因素。從納稅人的理念來分析,稅收成本是和企業的經營利潤成負相關的,稅收成本通過國家法律統一協調規定的情況下,對所有企業統一實施,企業稅收成本在國家的統一調控體制下,相對缺乏靈活性,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如果隨意設定自我稅收成本,損害的必將是國家利益。企業的稅收成本有不同的解釋方法。從廣義上來講,企業稅收成本不僅包含形式各異的實體性稅收,還包括企業進行納稅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系列關聯性費用,比如滯納金、罰款、稅收人員工資等等,而從狹義的角度來看,企業的稅收成本僅僅包含了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實體性稅收。
(二)企業稅收成本的特征
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的稅收成本所包含的內容眾多,本文主要對企業的實體性稅收成本和企業稅收處罰成本的基本特征進行簡要分析。
1、企業稅收實體成本特征
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改革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法律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發展,稅法作為調整我國國家財政、企業經營的重要制度保障,逐步得到規范發展,在對企業進行一系列的實體性成本征收的過程中,更加注重企業發展經營之間的公平負擔,在企業自身發展體系下,由于自身的稅收籌劃的差異,其實體性成本有可能產生一定的差異性因素。
2、企業稅收的處罰性成本特征分析
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處罰性成本是企業稅收成本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在企業發展過程中,處罰行為的發生并不是必然的,處罰性稅收成本的產生往往是由于企業自身發展過程中對國家基本的稅收知識了解不夠,納稅意識相對淺薄而導致的相關的違反國家企業稅收政策的行為所受到的處罰,在企業自身依法經營的過程中,便不會產生處罰性稅收成本。
三、企業稅收成本發展中的問題和現狀分析
(一)稅收成本管理意識初步形成
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國法律體制同樣處于不斷完善的過程中,國家通過多種方式逐步加大對企業稅收知識的宣傳推廣,這使得眾多企業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對企業經營發展過程中的稅收知識進行了全面了解。在自身發展過程中,企業依法納稅,合法經營已然成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共同意識,稅收成本管理意識的初步形成,促進企業在經營發展中能夠不斷改進管理體系,推動企業的持續經營發展。
(二)成本分析體系相對混亂
我國企業在現行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盡管已經初步形成了對于稅收的成本管理意識觀念,但是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對于稅收管理體系中的成本分析體系的把控仍然處于摸索階段,在企業生產經營中,由于缺乏系統的技術手段保障對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的具體花銷進行系統統計,缺乏完善的技術分析指導,在對企業平常的管理過程中對于企業經營管理預測不系統,這便導致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只能單純去執行相關的成本計劃,而不能形成完善的成本管理體制,對企業經營發展過程進行總體把控,由此使得企業在稅收管理中對于成本分析管理體制沒有完善的運行機制。
四、企業稅收成本優化管理建議
(一)籌建系統的稅收成本管理體系
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注意對企業的稅收成本進行系統規劃和統一管理,實現稅收陳本預算執行報告制度,不斷加強稅收成本管理控制體系,逐步推行稅收互負統計規劃,依據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產業屬性、產品分類和企業發展體制進行系統的稅收成本籌劃,逐步形成依賴于先進的企業管理技術為保障,在以往企業預算的基礎上,實現企業稅收成本管理協調化。
(二)不斷加強對企業員工培訓
在企業進行日常的稅收管理中,不斷通過對企業相關工作員工的基本技能培訓,逐步提升企業員工的相關工作技能和職業素養,為企業能夠穩步進行體系化的稅務管理,降低企業運行管理中成本花費,對于企業管理體制中的納稅申報員工來說,不斷加強對其自身的工作技能和稅務辦理業務基本知識和技能培訓,不斷促進企業管理體系的統籌運行,在進行員工培訓過程中,通過持續的人才引進和交流體系能夠為企業稅務管理奠定良好管理機制和發展基石。
五、結論
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下,通過逐步完善企業的稅收成本管理體系,不斷優化企業管理機制,以先進稅務運行機制,保障企業經營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能夠自覺履行自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責任,實現企業發展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
參考文獻:
[1] 楊元杰.稅收學[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
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會計模式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會計模式導向、會計規范、會計管理體制、企業會計模式、會計人才管理體系。在五大要素中,會計模式導向是最基本的要素,它處于最高層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會計模式的基本運行走向;會計規范在會計模式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在反映會計模式導向的前提下,指導、約束會計管理體制和企業會計模式,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公正性和相關性;會計管理體制是會計工作能夠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企業會計模式是會計模式中涉及實務最多、最為活躍的因素;會計人才管理體系是根據會計管理體制的要求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要素有著制約或促進作用。
企業會計模式自身包含了若干個子系統,與會計實踐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會計模式是國家會計模式在本企業范圍內的具體體現。
二、我國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
作為管理科學的一個分支,會計始終處于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一般而言,會計的社會環境指的是對會計工作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總和。在諸多因素中,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以及企業的管理水平和企業外部對會計工作的要求等,分別在不同層次上對企業會計模式產生影響,其中以經濟制度、經濟模式和經濟發展水平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最為突出。
(一)經濟制度影響著企業會計模式的制定和實施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這個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此種經濟制度下,政府充當社會管理者、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機構這兩種角色。政府的雙重身份要求企業會計模式須做到:向政府傳達基層企業的會計信息,為政府這一宏觀經濟調控者提供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和依據j企業會計模式須配合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角色,為其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績效衡量、引導和利益分配等管理職能服務;企業會計報表須切實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尤其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為政府完成企業所有者這一角色的職能服務。
(二)經濟模式必須得到企業會計模式的配合和支持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環境下運行,其發展關鍵在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而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企業會計模式必須配合和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產權清晰的特征要求通過企業會計準確計量和報告企業產權,以保護各個投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權責明確的特征要求通過會計信息系統準確量化產權投資人和債券投資人的權利和責任,使得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債權人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政企分開的特征強調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和企業投資者的雙重身份對企業的不同影響;管理科學的特征對會計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建立科學的會計管理制度上,為優化管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供有用信息。
(三)企業會計模式的發展狀況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經濟發展水平與企業會計模式的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來說,企業會計模式的構建須考慮企業規模、水平,企業會計人員的能力和素質,企業的業務范圍和復雜程度等因素。同時,還應為以后經濟發展和業務增加所產生的會計新問題奠定必要的基礎。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構建現代企業會計模式的途徑
目前,企業會計模式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不同信息使用者之間信息需求有差異、信息客觀性與相關性相背離,會計監督機制與內部人員控制存在矛盾。根據當前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要求,以及企業會計模式中現存的三個問題,為了規范企業會計工作,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應從多個方面著手建立企業會計模式。
(一)建立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據國家有關法規和制度,針對企業內部經營業務的特點、范圍,管理要求和人員素質設計和實施的,用于指導規范會計工作的制度體系,即為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在會計管理制度中,應設置會計機構,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會計人員管理。會計機構是組織和實施會計工作的組織,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各有關人員之間,在處理經濟業務過程中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一種管理制度;會計人員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體,針對會計人員的有效管理,主要包括會計業務和會計理論的繼續教育、會計職業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
(二)據實整理會計信息系統
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與決策相關的可靠信息,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要目的。因此,企業會計模式設計的主要任務,便是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和運行。
企業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包含會計政策、會計信息指標體系、會計信息質量指標、會計信息流程等幾個要素的設置和這幾個要素之間的有機配合。
(三)完善會計監督機制
完善的會計監督是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必要條件。但監督工作由誰來做。如何做,這又是會計監督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
會計核算與監督職能分離的體制是解決會計監督機制問題的有效方式。企業內部的會計僅負責運行會計信息系統,提供必要的會計報告和其他信息,內部監督職能由內部審計部門負責,會計信息的質量則由外部獨立審計機構來評價和確認。企業會計人員對企業經營者負責,經營者對所有者負責,,企業會計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共同對會計信息失真承擔有關責任。
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2)39-0059-02
任何事物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環境的影響,會計作為社會文明的產物當然也離不開環境的影響。在一個政治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會計的發展變化主要源于經濟因素的不斷變化??梢哉f,整個會計工作的發展史就是不斷適應經濟環境而逐漸變革和更新的一部歷史。
不同的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和作用程度不同,研究經濟環境系統能夠對會計有一個很好的認識。本文從宏觀經濟環境和微觀經濟環境兩個角度分析經濟環境對會計活動的影響,目的是促進會計主體更好地發展并建立一整套適合我國會計理論水平和會計實踐工作的會計體系。
1 外部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
11 經濟體制對會計的影響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主要由所有制、宏觀調控程度、經濟類型、企業組織形式等基本要素組成。不同的經濟體制形成了不同的會計目標、管理方式、會計規范、會計監督等模式,各國會計準則的產生和發展也都與經濟體制有關。我國的經濟體制是生產資料以公有制為基本特征或公有制占較主要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在這種經濟體制下,會計服務的宗旨,更多的是強調社會的宏觀效益,推動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由此可見,會計發展和經濟體制密切相關。
12 經濟發展水平對會計的影響
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會計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經濟的發展是推動會計理論和實務發展的原動力。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關系越復雜,整個社會對會計的要求也就越高,使得會計在整個經濟生活中,不僅越來越必要,而且對社會經濟的反應也越來越敏感和快捷;反之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經濟業務和會計實務就越簡單,會計理論所要解釋的問題就越少。
13 物價變動對會計的影響
傳統會計是以幣值穩定為基礎的,但是市場經濟中一個很普通的現象就是物價變動劇烈而頻繁。
物價變動對會計的影響是相對于傳統歷史成本會計而言的。歷史成本會計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貨幣計量,即假定所使用的貨幣單位是一個恒定不變的計量單位。但是經濟生活中物價是處于經常的變動之中的,物價的變動勢必會對傳統的歷史成本會計帶來影響和沖擊。會導致基本會計數據失真,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脫離實際,據此作出的決策會導致嚴重失誤。
14 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會計所處的環境發生重大的變化,對傳統的會計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和嚴峻的挑戰,同時又給了會計一個創新的機遇。
在工業經濟時代,企業的經濟資源主要是指物資或財務資源,通常表現為有形資產。而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資源增加了表現形式為無形資產的知識資源。把知識資源納入企業資產的范圍,無疑是對會計觀念的重大挑戰,這意味著傳統的資產概念將被賦予新的含義。同時也為資產計算帶來新的課題。
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使用者對企業的各種信息以及競爭對手的信息和其他企業的業績都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對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和知識創新能力的信息也會提出相應的要求。因而企業財務報告的目標,不僅要滿足使用者對企業資本、物質等財務資源的增長和創造的興趣,也要滿足他們對人力資源、知識資源的信息需求。同時會計將會由核算型轉化為管理核算型,財務會計將在現在的以核算為主的基礎上增加參與決策、實施適時控制和開展經濟分析等內容,為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會計信息,既要說明企業的價值,以及相關的權益性資產和當期或未來履行償債能力,還必須要包括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和知識創新能力的信息。另外,為防范知識經濟時代市場信息瞬息萬變帶來信息滯后風險,會計應及時提供相關的預測性財務信息。
2 內部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
會計的內部環境是會計系統內部各組成部分的客觀狀況,是指企業自身管理體制、管理水平、經營組織形式、生產經營規模以及企業領導班子和會計人員素質等因素結合所形成的既定空間。一定時期企業的內部環境同樣會對會計產生重大影響,這種影響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卻能促進企業規范會計行為,采用先進的會計方法,完善會計組織和提高會計管理水平。
21 企業管理體制對會計的影響
企業管理體制是指國家對企業的各種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總稱。企業管理體制一般是由其所有制性質和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所決定的。在企業微觀理財環境中,管理體制起著決定作用,它直接決定著企業微觀理財環境的優劣,以及企業會計理財權限的大小和理財領域的廣狹。一般來講,凡企業管理制度完備,則會計管理水平就高,會計信息的揭示就及時,信息反饋就迅速,會計管理參與經營管理決策的作用就能充分發揮。
22 企業規模與組織形式對會計的影響
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國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當前經濟社會正向市場經濟體制、現代化工業社會、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開放多元的文化、主動加入經濟全球化的轉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是中央政府為指導各地方政府開展土地利用規劃工作的方針、依據、戰略等方法論的集合。此背景下將“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與治理的涵義一樣,可以通用)理論引入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探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涵義,分析我國社會轉型特定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與存在問題,提出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為構建中國特色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模式奠定理論基礎。
1 “治理”視域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職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論的內涵
“治理”英文單詞為Governance,也可稱為“公共治理”,原義為“控制”、“統治”或“操縱”,國外多用于與國家公共事務相關的管理活動和政治活動。1990年以來,“治理”成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1995年報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個人和機構經營管理相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總和,是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我國學者對“Governance”翻譯不盡相同,如“管治”、“治理”、“協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義:指在一個既定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需要?!爸卫怼睆娬{的是合作,認為政府不是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會也同樣是合法權力的來源[1]。現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認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釋: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種非政府組織乃至私人機構在內的多個主體,協同處理公共事務,以滿足公眾需求,實現最大化公共利益的過程[2]。
從以上對“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個共同內涵:第一,認為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的權力主體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等,強調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權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對公共資源與事務的網絡狀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標是多元的,最終目標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第三,主張社會公共資源與事務管理是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以補充市場機制失靈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兩方面的不足,最終達到“雙贏”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國家沒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稱謂,與之功能和作用大體相似的有“土地規劃”、“國土規劃”、“土地利用計劃”,可稱之為“土地利用規劃”,是國家(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的基本手段。從1960年后Dvidoff的“倡導性規劃理論(Advocacy Planning)”至現今在規劃領域中提及的“公眾參與”,都是針對土地利用規劃的復雜性、政策性和社會性而采取的一種Governance思維。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來愈成為國外規劃過程中明確的理念得以確立,并成為主動的過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實踐,對土地利用利用總體規劃逐步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概念:即對一定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超前的計劃和安排,是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分配與合理組織土地利用的綜合性的技術經濟措施,其特征表現為政策性、整體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動態性。
實質上,國內、國外的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是一個土地利用的決策,也是一定時期內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標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國土地利用規劃權力制度化進程雖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規劃己逐漸成為各國政府控制和參與區域社會經濟活動(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規劃過程己成為政府行政的一個組成部分?;谶@一認識,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更是技術支撐的國家(公共權力)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具有對未來土地利用的導向性,有限理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特征[3]。
根據治理理論內涵與土地利用規劃公共政策屬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指政府、各種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以及社會公眾利用與管理土地資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體選擇,通過這種選擇來確定稀缺土地資源(在中國尤其是耕地資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實現公共目標的戰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功效、主要表現、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不僅是描繪未來變化的圖景,更重要的是通過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動綱領和政策的制訂,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引導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發展方向、行動步驟,促進社會經濟在客觀規律和規劃的綜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資源,并為各種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動安排合適的用地數量與用地范圍,使土地利用符合未來發展和戰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通過協調和調節土地使用關系,包括不同利害關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觀點和經濟利益等的綜合協調,從而建立社會經濟和環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關系以及共同行動的行為準則(政策制度),為社會經濟和環境發展提供空間支持[5],避免區域內土地權益者產生相互的干擾和由此而帶來的利益的抵觸和損耗。
第三,基本特征。為充分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其編制實施過程中是公共權力和社會的互動過程,此過程中,政府的公共權力居主導地位,通過協商和談判,與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共同構建土地資源配置的協同綱領,并為社會和業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權利者)的經濟活動提供高效服務。
2 轉型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發展歷程述評
2.1 “第一輪”(1986-200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第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86-2000年)是在黨的以后,依據《土地管理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的要求編寫的。1993年2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了《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先后編制完成了19個省級規劃,9個經國務院批準實施,全國的縣級規劃也大部分完成?!度珖恋乩每傮w規劃綱要》基本方針是“切實保護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設用地”。基本上體現了當時處在社會主義計劃商品經濟下的服務型土地利用規劃特點。初步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和鄉的五級土地利用規劃體系和符合中國國情的規劃方法。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具有較強的計劃指令性質,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規劃治理職能與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不相適應。我國土地利用規劃尚處于起步階段,規劃研究能與科學的規劃理論相聯系的十分鮮見,規劃編制缺少技術指導和規范。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體,嚴重缺少社會公眾和部門組織的參與(因為假設公眾利益是一致的,下級政府只須提供信息、執行上級下達的指令性規劃指標),致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依然帶有較為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公共治理職能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與發展。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是嚴格保護耕地的單一職能。注重土地自然資源利用規劃,強調保護耕地,從而導致許多人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看成是保護耕地規劃,這種觀念束縛了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內涵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戰略的推進,規劃缺乏有效的建設用地調控機制和農用地非農化的約束機制,限制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和作用發揮。
第三,缺乏相關法規條例使規劃沒有得到良好實施。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社會地位和市場經濟下的法律約束都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盡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據,但是沒有制定規劃實施具體法規條例,致使規劃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其公共治理職能未起到應有的作用,導致在市場經濟沖擊下,建設占用耕地現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開發區熱”、“房地產熱”等經濟過熱現象出現時,耕地減少速度達到高峰。
2.2 “第二輪”(1997-2010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
1997年,國務院了11號文件,即《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根據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護為重點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1997-2010年)在全國蓬勃開展起來,1999年l月實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了詳細規定,同年3月,國土資源部頒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管理辦法》。到2000年底,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級規劃并開始正式實施。
第二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職能是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以耕地保護為主的目標,并以一套高度集權的、復雜的行政審批制度保證這套指標的實施。這輪規劃對我國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會轉型、經濟發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熱衷以及規劃本體和政策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規劃的公共治理職能實現效果也有諸多不足之處。例如,指標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變相修改規劃,使其權威性和嚴肅性受到了挑戰。原因如下:
第一,規劃治公共理職能制定主體單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治理職能制定主體是政府(包括公務員)和國家職能部門,公眾參與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發揮。這種自上而下、缺少足夠“回應性”(Responsiveness)的單向規劃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無法做到實體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發展和管理人員業務素質的提高,從而影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科學性。
第二,規劃公共治理目標不夠全面。在規劃治理目標上過分強調對農用地,特別是耕地和基本農田的保護,以“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確保耕地總量不減少”為目標。各類用地指標層層分解下達,各級政府都按指標制定規劃,致使對國民經濟發展必須的建設用地需求保障不夠,對生態環境變化影響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規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實現規劃治理職能過程中存在上下級政府間的博弈。土地歸國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權由國務院(行政機構)通過各級政府層層(科層制)方式來實現,導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主要是從中央及地方兩個層面進行。例如,中央通過國家級規劃對一定時期土地利用進行規范,規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為;土地制度市場化轉型過程中的利與弊也是在規劃的調控與反調控間產生的,這就涉及到了兩個主體間的博弈[6],發生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及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種規劃綜合運用的協調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城市(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專項規劃之間如何協調沒有成熟的理論和經驗可循。發展規劃側重于經濟社會發展領域,城市(鄉)規劃側重于城市(鄉)空間布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側重各類用地平衡,要求后兩個規劃協調一致,存在較大難度。專項規劃間的協調,實質是部門利益的協調;專項規劃與地方規劃的協調,實質是條塊利益的協調。部門條塊利益的協調,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管理中的難點[7]。
3社會轉型期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影響3.1 社會經濟發展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內在要求第一,規劃治理內容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而轉變。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顯著增強,宏觀調控體系日趨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個體和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國將建立起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治理內容將相應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轉變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應控制和實現公共利益為主導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規劃治理職能的市場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國加入WTO,意味著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與全球統一的、網絡化的市場體系,以保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要求我國各地區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逐步運用價格規律的獨立性,從開放的國際市場中選擇土地開發的機遇,將土地利用結構調整積極融入到國際經濟競爭進程中去,以市場為基礎引導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場經濟下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的弱化。市場經濟促進了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我國社會轉型期土地利用系統的各種要素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間存在形式,對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尺度產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統內各要素之間復雜的非線性相互作用效應表現為不平行的空間拓展[9],致使規劃治理職能地域邊界日益弱化。同時,市場機制中,供求信息橫向傳播和市場橫向調節資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過規劃縱向集中和下達的,土地面臨著兩種不同質的配置方式運轉,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發展對土地規劃治理職能有特殊要求。轉型期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戶籍對人口遷移限制作用力的減弱和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并向農村地區延伸。在這一過程中,城鄉空間結構將不斷整合,土地利用也會隨之而調整和改變。這樣一種與土地利用有關的“二元”結構變化,對規劃治理職能有著特殊的需求:即應有利于“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這種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會轉型期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條件分析社會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政府管理內在矛盾的運動與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加入WTO促進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轉變。“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正是市場化條件下政府和市民社會加強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的新理念。因此,這一時期有以下條件有利于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
第一,市場化經濟奠定社會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后,各級政府職能逐步轉變,經營性用地由原來的政府行政與計劃管理模式向市場機制與政府服務監管模式轉變,國家把本應屬于社會的權力重新歸還給社會;同時,市場經濟的運行使社會利益主體和要求趨于多元化,促進了相關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及社會公眾平等權利的實現,使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過程中發揮所應具有的決策和參與作用,表達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會自我管理、服務的意識和社會中介組織體系,為實現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了社會基礎。
第二,民主化進程奠定政治基礎。伴隨經濟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對原有的政府集權政治結構進行調整,大大推動社會民主化進程。政府行政觀念與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轉變,表現為政府權力的稀釋與下放,非政府組織、民間精英對土地利用決策和行政過程的直接參與[11]?,F階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過程中逐步建立公眾參與制度,創建了電子網絡信息流動渠道與信息反饋機制,集中民智以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多元化的規劃過程,有利于國土行政部門職能行使的最優化,為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奠定政治基礎。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動力源泉。加入WTO意味著我國開始全面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參與國際競爭。轉型時期,我國國土行政管理部門、土地相關的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土地權益者能夠根據WTO規則和市場分工,通過溝通交流、合作與伙伴關系,與世界土地資源與資產管理方式的接軌,并參與全球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增強了國家制度供給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創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為中國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提供了外部條件,同時也是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的動力源泉和壓力所在。
4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規劃治理職能的對策建議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單一的行政管理和技術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為本的公共治理,成為國家公共治理的一種重要手段。根據上述分析,為了更好地實現與完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職能,應從如下方面著手:
4.1 科學確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公共治理目標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公共治理目標的確定應充分考慮本區域社會概況、經濟發展、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在科學的制度和規則安排下,允許并鼓勵非政府行為主體以多種方式和途徑,與政府分享政治權威和公共權力,共同決定規劃的目標與戰略方向;政府應從土地“經營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轉變,并將這種理念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實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配置全部土地資源的公共規劃,不是保護耕地與城鄉經營性用地供給的專項規劃,它要滿足社會發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發展觀來確定規劃公共治理目標,從而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良好治理職能。
4.2 規劃編制實施中樹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理念
我國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結構要求適應市場供求變化進行調整,同時經濟全球化也會影響國家和個人的土地利用決策行為。因此,要求規劃決策者站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高度,考慮規劃地區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分析規劃實施狀況,以利確定規劃地區適宜的土地利用發展戰略和土地利用調整的原則。應在遵循“供給制約、引導需求”指導思想的基礎上,跳出規劃地區本身,從區域經濟的比較優勢、從市場的角度等考慮經濟發展與土地調配的協調問題。避免主要用地指標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區規劃指標明顯偏離實際的問題[12];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情況動態評價的基礎上,根據國內、國際(WTO規則)兩個市場對規劃公共治理職能進行結構調整和不斷優化。
4.3 構建與經濟體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規劃內容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對地區發展實行調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轉型期為適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發展與完善,規劃內容和職能應從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構建和完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內容與治理職能方面,要在服從于經濟發展為主導走向的同時,更要滿足自然條件適宜、經濟有效、社會接受、環境可持續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方向。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統籌協調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保障發展、保護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各類用地矛盾,從致力于“物”的物質建設規劃轉向更注重于“人”的社會全面發展規劃,實現經濟與社會相互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4.4 規劃編制中發揮公民社會的網絡治理作用
所謂公民社會介入,首先是各種社會力量和公民個人以多種形式直接舉辦與土地相關的社會中介組織或資助公益事業;其次,從法理上講,每個社會集體或公民都對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權,以適當方式參與土地公共治理與監管應是其本分[13];最后,市場經濟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則要特別強調公民社會的廣泛參與。規劃編制中,公民社會網絡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門、社會中介組織、私營部門和公眾等多元共同行動主體通過彼此合作,共同編制與協商規劃方案的互動過程,在協商過程中充分反映和協調他們的利益,從而,因地制宜、富有靈活性和創造性地制定適合本地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社會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貫徹執行。
4.5 規劃實施中加強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為一種引導地區發展的規劃形式之一,其實施過程實質上是要通過規劃的宏觀引導和調控保證市場運作的長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預下(糾正市場失靈)讓市場機制對土地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得到自覺發揮。這就要求在規劃的實施中,變革簡單的行政實施方式,借鑒西方國家市場機制對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變政府作為建設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經營者的角色,提高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競爭性;改革征地制度,讓農民直接參與土地一級市場談判,確保農民主體地位和不同主體之間是平等、自愿和協商的利益關系。從而降低城市化過程中城鄉“二元”結構轉變過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農民有一個合理補償與安置,例如,將征地與開發通過資本運作聯結起來,走政府、失地農民和企業共贏的新型土地開發之路,保證農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帶來的收益。
4.6 完善規劃法律法規,加強對微觀主體規制
依法建立規劃體系并編制土地利用規劃是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土地利用規劃的發展總是伴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為了強化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地位,應盡早出臺《土地利用規劃法》或《土地利用規劃條例》,進一步肯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重要性。同時,在多方主體參與、踐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過程中,即放松進入規制的同時,更要加強對這些微觀主體的質量規制和約束規制。需要對政府、企業、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公眾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作用、職能等做出法律條文上的規定,約束和監督規劃審批與土地利用主體的行為。最后,“違法必究”是實現土地利用規劃目標的重要保障,加大執法力度嚴格依法行政。
4.7 實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類規劃的協調是指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專項規劃及空間規劃之間的協調。可以將主體功能區規劃作為協調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規劃關系的主要載體。國民經濟發展規劃與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關系較為明確,而且編制的部門是一致的,協調難度較??;主體功能區規劃與城鄉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由于有共同的空間載體,協調難度相對較小。因此,通過主體功能區規劃的連接,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城鄉規劃及空間規劃的協調更加科學,也更加具有實際意義。一方面,它使國家空間規劃體系變得更加密實;另一方面它也是針對我國現行規劃相互割裂的現實狀況的一種嘗試性統籌與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預“空間規劃體系割裂”窘境的重要舉措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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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關鍵詞 管理模式 制度
會計管理模式是對一定社會環境下會計活動的各種要素按照一定邏輯進行綜合描述、反映其各種要素基本特征和本質聯系的有機整體。改革開放以來,基于會計核算方面的改革較為成功,而在會計管理模式上的改革卻基本停滯不前,目前的會計管理模式,已經基本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因此,走一條符合中國特色的會計管理道路,已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是中國經濟改革繼續向前發展所面臨的一項緊迫而又艱巨任務。
一、會計管理模式的核心是會計管理體制
會計管理體制指的是某一國家或地區在某一時期按照其本身所在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參與財務活動,做出一系列制度和機制上的安排,包括對財務活動進行計劃、管理和控制,以及據此所形成并制定的會計管理準則。
1.會計管理體制的主要特征
第一,會計管理體制既包含了國家層面上宏觀的會計管理體制,又包括了企業層面上微觀的會計管理體制;第二,會計管理體制是一部分國家或地區依據其本身所處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進行的選擇;第三,如何更有效的計劃、管理和控制會計活動是所有的會計管理體制所面臨問題的核心;第四,會計管理體制可以判斷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并以此迅速做出調整與變革,即它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具有動態性。
2.會計管理體制的主要類型
在當今世界各國的會計管理體制中,大約存在兩種類型:其一是集中與立法管理型;其二是自我管理型。集中與立法管理體制是指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積極參與會計活動的管理,而會計職業團體在會計活動的管理中只起著協助政府管理會計活動的作用,在整個過程中并不占主導地位。所謂自我管理,是指政府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將會計活動完全交給會計職業團體,由其自行管理,而政府對會計活動的干預較少。從未來發展的趨勢上看,集中與立法管理型和自我管理型的差異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實行前者管理的國家在部分吸取“自我管理”的合理因素,而實行后者管理的國家也在部分吸取集中立法的內容。二十世紀末,我國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漸漸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目前,我國已形成所有制結構格局的多樣化,會計管理體制也正在從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
二、我國會計管理模式存在的一些問題
1. 會計信息缺乏真實性
我國會計主體的獨立性差,財務上的混亂收支現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也十分嚴重。據了解,目前很多單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會計信息失真的情況,使我國的經濟秩序嚴重混亂,資本市場不能得到健康發展,降低了經濟體制的改革速度。
2.會計監管不嚴
現行會計管理體制的監督機制仍然存在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盡管會計工作方面的法規早已實施,會計人員執業的法制性、嚴肅性已躍然紙上,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的某些政府官員不承認會計人員的監督職權,強調會計“要為單位負責人負責”,使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賦予會計人員的職權成為一紙空文,會計工作沒有執法獨立性。
3.會計的管理模式不能適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需要
盡管對會計管理模式不斷進行修正和健全,但仍然沒有形成一個規范統一的標準,隨著部門預算的編制和國庫集中收付制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實踐中沒有將財政總預算會計和行政單位會計統籌考慮,影響了政府會計一體化的形成。
4.會計人員本身素質不高
近幾年來,財務人員迅速增多,但會計人員的整體與專業素質卻沒有太大提高。會計人員素質不高的主要問題在于:有些會計人員并不具備專業的財務知識,甚至不具有相應的從業資格;有些會計人員對相關法律規定并不熟悉,又缺乏本應具備的職業道德,在日常的會計工作中馬馬虎虎,缺乏應有的責任心,喪失原則,自覺不自覺地違反國家的政策、法規,更難以對經濟業務進行正常的賬務處理和會計核算,其結果勢必對會計信息質量造成嚴重影響,造成財務信息失真等情況。
三、完善我國會計管理模式的對策
1.完善我國會計法律體系
會計法律體系的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在完善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在基于《會計法》的基礎上,健全與之相配套的法律體系。應盡快出臺對虛假會計信息具體認定的法規,對各個環節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的相關人員進行嚴肅處理,明確會計監督、審計監督的執法職責和權限,加大法律法規的執行、處罰和賠償力度,以保證《會計法》的權威和可操作性。第二,要建立健全會計法律監督體系,以此來加強會計人員法律責任的監督力度。第三,要利用當今時代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深入探究計算機應用給傳統會計模式帶來的發展與轉變,以此確定更有效的會計模式。
2.調整政府機關會計行政管理職能,明確政府部門會計管理責任。
適當調整政府機關的會計行政管理職能,進一步明確政府部門的會計管理責任,使之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政職能的轉變,落實真正屬于政府管理職能范圍的工作,以此杜絕出現政府各職能部門為獲得更多的管理權力而導致權力分散,或因互相推卸責任出現管理空位的情況。對于那些不屬于政府會計管理職能的工作,則應將全力移交給交給其他相關單位。
3.提高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
第一,要認識到建立政府會計人員自律性工作的重要性,并將從業的管理權力賦予會計人員,逐步建立起全社會統一的職業道德準則、規范和從業要求,建立起會計的自我規范機制,提高會計的自我規范意識。第二,明確被委派人員及會計核算中心人員的人事隸屬關系及待遇,對會計人員的上崗資格加強審定,完善會計人員的考核制度。
結語:會計管理模式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具有重大意義。為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加快我國會計管理模式的改革應該是堅定不移的選擇,這將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以后的國際競爭舞臺上,帶來更加有利的影響。
一從法的起源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法的產生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之一。在漫漫歷史長河中,人類社會的演變從來都是沒有停息過,經濟基礎亦同樣發生著與之相適應的演變和變化。這種演變有時表現為前進,有時表現為停滯,甚至是倒退。相應地,法律在各個歷史時期也顯現出不同的內容特點和形式安排。具體到民法、商法及經濟法上,我們發現三法從出現時間上恰巧是一一順次出現,從法的功能上體現出后法對前法的修正和補充作用,一定程度上極為突出地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人類社會的演進及經濟基礎的變化。
近代民法一語,是從羅馬法之Juseivile一語沿襲而來,故羅馬法之市民法,為今日各國民法之語源。羅馬奴隸制經濟制度是古代奴隸制的最高形式。以大農莊為代表的土地所有制,先進的生產技術的推行及普及,奴隸勞動深人社會生產各個領域,眾多手工業部門的形成,四通八達的海陸交通,帶來了商品生產和商品貿易的不斷發展與繁榮;而新興城市的興起,則進一步拓展了商業并刺激了消費領域,推動了農業經濟的發展。同時,奴隸制商品經濟高度發展,導致了社會經濟生活與經濟關系的復雜化。這就要求相應的法律原則和法律制度來進行規范和調整。羅馬法正是在這種經濟條件和矛盾中有的放矢地對商品經濟中最本質的關系做出了規定。因此,作為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羅馬法是純粹私有制占統治地位社會的生產條件和沖突的十分經典性的法律表現。為適應當時社會相當發達的私有制和商品交換的要求,羅馬法對諸如民事主體、私有財產、買賣、借貸等契約以及其他財產關系都有詳細和明確的規定。這其中很大一部分為現代民法所繼承和保留。然而,羅馬法就像一個早產的嬰兒,被表面上繁榮的商品經濟催生在古羅馬大地上,它雖然具有現代民法的某些基本特征,但適應其生長的經濟基礎存在時間并不長。川特別是由于羅馬的商業基礎是脆弱的,其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始終是農業的從屬;它的商業更加依托戰爭這種變數很大的因素,因而是不理性的,只能是暫時的和階段性的,它突然興起也會突然消失;并且羅馬從來沒有建立起重商的傳統。雖然從法律上認可了商品交易的正當性,但從制度安排上對交易的形式及程序規定嚴格、要求繁瑣,未能更好地推動整個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伴隨著日耳曼人征服西羅馬帝國,整個歐洲大陸進人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在基督教會及莊園制經濟的雙重鉗制下,這一時期僅存在著小規模的以滿足生活需要而進行的作為莊園制經濟補充的商品交換;而以獲取利潤為最終目的的商業活動根本不存在。羅馬法,換句話說,民法的發展進人了一個停滯的階段,幾乎接近衰亡。
然而,回顧既往,中世紀的前半期也可以被視為一段為期太長的休耕期,通過衰敗和調整,它為更有活力和更為平衡的經濟結構鋪平了道路。川公元十一世紀,隨著人口數量的急劇增加,農耕、航海等新技術的發明和大規模使用,城市化的加速及基督教神學思想實質上的變化,歐洲社會出現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商人階層。商業的發展需要一種更加高效率和更加獨立的法律,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要求從民法市民法原理的內部進行修正,同時也要求對民法外部作補充。環境的壓力導致了初始的商業法。“哪里有貿易,哪里就有法律”成了一條普適的規律。日益繁榮昌盛的商品交易活動必然要求有相應體系化、邏輯化的交易規則予以規范。根據伯爾曼先生的歸納,在這一時期商人創制出了:動產與不動產法截然分離;更換較古老貨物交付的要求,以便用一種象征性方法轉移所有權;承認動產買賣口頭協議的有效性;信用、票據制度等十七類商人法。這大大便捷了商品交易,提高了交易的效率,滿足了商人們彼此間商品交易習慣的客觀要求。商人法的誕生是歐洲經濟條件發展到十一世紀這一階段的必需,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對相應法律規范的要求,是對民法的第一次修正和補充。
此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進人一個高速發展期,特別是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和杰出代表亞當·斯密提出:要跨進本國的富強,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建立一種使“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都能發揮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他認為政府無須干預經濟,只應成為一個“守夜人”。在其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引下,體現了“自私的動機,私有的 企業,競爭的市場”的私法制度得到充分的發展。[8]然而,當時間來到十九世紀末,在自由經濟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經濟進人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由于市場自身先天存在的缺陷而導致的經濟危機頻繁而周期性地發生,其結果不單影響到了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導致社會財富的浪費,而且直接動搖了資本主義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在作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一般性法律規范的民法對解決此問題力不從心時,為克服市場調節機制本身的缺陷,保障市場環境和市場條件,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放棄其傳統的單純“守夜人”角色,主動以公共權力介人經濟生活,以各種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管理、調控及其他形式的干預。同時,為適應建立由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需要,一種新的法律理論和法律部門出現了。這就是介于私法和公法領域之間,被普遍認為開創了第三法域—社會法域的經濟法。作為商品經濟條件下,以提供市場條件保障,進行市場行為矯正,幫助市場行為引導和市場行為促進為目的的法律,經濟法的出現對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是對商品經濟條件下的一般性法律規范—民法的又一次修正和補充。如上所述,在對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的最初起源進行一系列考證之后,我們不難發現,三者從誕生之初就體現出了它們在功能上的相互補充作用,并最終形成民法、商法、經濟法這一法律體系的有機統一。
二從法的價值取向上看三者功能的契合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原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準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民法是以個人為本位的法,它假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或“理性人”,并由此而得出三個基本判斷:1、平等性。認為一切民事主體都是平等的;2、互換性。主體的身份會在出賣者和購買者之間頻繁互換;3、最佳性。每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斷者,有學者稱這種“經濟人”為“生活理性人”。這就決定了民法的公平是一種個體的公平、形式的公平和條件的公平,即強調人人均在同一起跑線上,是起點的公平和機會的公平。該原則體現和要求的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有均等的機會參與經濟能力,要求一切市場主體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不實行差別待遇,保證人們在機會公平條件下,以自身的能力和努力獲取與自身相對的利益。對于個體間的差異與政治上或社會中的不平等則不予考慮。因而,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
商法的最高價值目標是效益的最大化,如前所述,商法起源于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縱觀由此開始而經變遷的十七、十八世紀的近代商法及十九世紀最終形成的現代商法,其共同的本質特征就是營利性。作為商法所主要調整的商人具體行為,其最根本的目標就是追求個人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商法的根本任務就是通過維護商事交易的自由和便捷,促使商業的發展和繁榮,尊重和保障商事主體目標的實現。當效益與公平、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可能發生沖突時,商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公平,側重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
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利益至上,追求實質的公平和結果的公平。首先,在對公平的追求上,經濟法追求的是一種實質的公平,它是對民法形式公平的一種補充和修正,是對形式公平的一種揚棄,它注重強調個體間的差異性,通過法律規范和制度安排,保護弱勢一方,比如在反壟斷法領域,通過打破壟斷,禁止少數大企業憑借其經濟優勢支配他人經營活動,進而甚至強制拆分壟斷企業,使中小企業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恢復,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從而保障和實現了強、弱主體間的機會公平。另外,不同于民事法律強調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的公平,經濟法更加重視財富的再分配領域。比如,通過稅法對所得稅率高低及“起征點”的不同規定直接“剝奪”高收人者的財富以及社會保障法直接給予低收人者救濟來實現社會財富二次分配的實質公平。其次,在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上,經濟法不同于商法以個人至上作為基本價值判斷,而是以保障個人利益下的社會整體利益至上作為最高價值追求。還如前文所談到的,十九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經濟由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生產力迅猛發展,出現社會化大生產。社會化大生產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社會化大生產使全社會經濟日益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每個經濟個體對社會經濟有機整體依賴性更強,生產社會化要求每個經濟個體遵守法律和市場規則,否則會導致災難性后果;二是經濟個體在社會化大生產中是自發的、盲目的,他們為追求個人利益會不擇手段,這勢必會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整體利益。因此,社會化大生產迫切需要一個最有權威、最有力量的組織—國家來協調各種利益之間沖突,追求公平的競爭秩序,防止經濟危機的發生,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經濟法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從其誕生時起,就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
如上所述,我們發現,從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的基本價值判斷上,三法的價值取向又一次體現出一種相互補充和修正的有機統一。
三從對社會關系采用的調整方法上看三法的功能契合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基本方法是規定人們行為準則(模式),規定出人們違反或遵守準則所導致的后果。行為模式包括:命令或禁止人們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強制性規范;允許人們為或不為,這樣為或那樣為的任意性規范;以及提倡、鼓勵人們為或不為,這樣為或那樣為某種行為的提倡性規范。法律后果則規定出人們違反法律規定時應承擔的責任及其方式,以及遵守法律規定時法律的態度和采取的措施。法律一方面運用強制性、任意性或提倡性規范方式規定人們的行為,同時又規定法律責任和法律制裁或獎勵等形式的法律后果。法就是采用這種基本方法來調整社會關系,以實現其任務。
具體到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時,依據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差異,立法者在制度設計上采用了不同的規范模式。在民法中,任意性規范的設計占據了絕大部分。民法是純粹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由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設定權利和義務,不予以過多的干預,最大程度地體現和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商法中,法律規范體現出一種以任意性規范為主,強制性規范為輔的特征。商法是私法,任意性規范是其基本規范形式。盡管隨著當代國家對商事主體及商事行為的要求更加嚴格,出現了大量的強制規范,甚至有了所謂“商法公法化”的提法,但我們認為,商法的私法本質屬性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就決定了任意性規范依然是其主要規范形式,同時,這種強制規范多是為了便于具體實踐中操作而對技術性規則的一種強制性規定。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商法以便捷交易、提高效率為己任。在尊重當事人意思的基礎上,對主體行為的具體實施予以一定的技術性保證,也正符合商法目的的題中之意。在經濟法中,強制性規范和提倡性規范是主要的制度設計。一方面立法者通過在具體法律中頻頻使用“禁止”、“不得”、“必須”等命令性口吻阻止行為人為特定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提供一定的獎勵或優惠鼓勵當事人為、不為或按某種特定的方式為立法者所希望其為之的某種行為。在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提倡性規范與任意性規范間存在著一定的區別。提倡性規范可以說是任意性規范以一定特例的形式存在。例如:國家鼓勵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經營者安置殘疾人就業,但對是否為此行為僅是一種任意性要求,即可為也可不為(任意性規范),同時又規定對為此行為的企事業單位、個體經營者實行稅收減免,并在生產、經營、技術、資金、物資、場地等方面給予扶持,即一旦為此行為國家就給予相應的獎勵或優惠(提倡性規范)。
另外,在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主動性上,三法也顯現出不同的特點,民法在調整社會關系上采用的是“被動式”的方法,“不告不理”是民事訴訟的基本特征。商法較民法制度而言向前邁出了一步,采用了“半主動式”的調整方法,對部分行為在事前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主動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一面。而與上述方法不同,經濟法大都采用了“主動式”調整方法。例如:對不正當競爭行為,國家 機關有權直接進行調查處理,對可能形成壟斷,破壞市場公平競爭條件的企業并購須報批,并對已經形成的壟斷企業有權以行政或司法手段直接予以拆分等,反映出國家干預社會經濟運行的迫切需要。
由此,民法、商法、經濟法三法在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方法上再一次呈現出一種相互補充和修正的有機統一的功能契合關系。
基于以上理由,我們清晰地看出民法、商法及經濟法在保障和促進市場經濟的平穩、有序發展上構成了一個統一、完整、有機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各自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對三法各自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所處的位置進行一次定位,以期對我國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及準確理解和適用各法提供一些自己的意見。
一、企業會計模式在會計模式體系中的重要性
企業會計模式是指企業在國家會計規范指導下,通過設置會計機構和會計業務程序、選拔和聘用會計人員。確定和使用會計方法、從事會計工作、提供會計信息,開展會計管理而形成的企業會計工作體系。
在整個經濟活動中,會計模式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會計模式導向、會計規范、會計管理體制、企業會計模式、會計人才管理體系。在五大要素中,會計模式導向是最基本的要素,它處于最高層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會計模式的基本運行走向;會計規范在會計模式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它在反映會計模式導向的前提下,指導、約束會計管理體制和企業會計模式,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公正性和相關性;會計管理體制是會計工作能夠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企業會計模式是會計模式中涉及實務最多、最為活躍的因素;會計人才管理體系是根據會計管理體制的要求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要素有著制約或促進作用。
企業會計模式自身包含了若干個子系統,與會計實踐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企業會計模式是國家會計模式在本企業范圍內的具體體現。
二、我國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
作為管理科學的一個分支,會計始終處于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中。一般而言,會計的社會環境指的是對會計工作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總和。在諸多因素中,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以及企業的管理水平和企業外部對會計工作的要求等,分別在不同層次上對企業會計模式產生影響,其中以經濟制度、經濟模式和經濟發展水平對企業會計模式的影響最為突出。
(一)經濟制度影響著企業會計模式的制定和實施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這個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在此種經濟制度下,政府充當社會管理者、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機構這兩種角色。政府的雙重身份要求企業會計模式須做到:向政府傳達基層企業的會計信息,為政府這一宏觀經濟調控者提供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和依據j企業會計模式須配合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角色,為其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績效衡量、引導和利益分配等管理職能服務;企業會計報表須切實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尤其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情況,為政府完成企業所有者這一角色的職能服務。
(二)經濟模式必須得到企業會計模式的配合和支持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環境下運行,其發展關鍵在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的主體。而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特征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
企業會計模式必須配合和支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產權清晰的特征要求通過企業會計準確計量和報告企業產權,以保護各個投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權責明確的特征要求通過會計信息系統準確量化產權投資人和債券投資人的權利和責任,使得企業的法人財產權和債權人權益得到有效保障;政企分開的特征強調政府作為社會管理者和企業投資者的雙重身份對企業的不同影響;管理科學的特征對會計模式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建立科學的會計管理制度上,為優化管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提供有用信息。
(三)企業會計模式的發展狀況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經濟發展水平與企業會計模式的相互影響十分明顯。從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來說,企業會計模式的構建須考慮企業規模、水平,企業會計人員的能力和素質,企業的業務范圍和復雜程度等因素。同時,還應為以后經濟發展和業務增加所產生的會計新問題奠定必要的基礎。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構建現代企業會計模式的途徑
目前,企業會計模式主要存在三大問題:不同信息使用者之間信息需求有差異、信息客觀性與相關性相背離,會計監督機制與內部人員控制存在矛盾。根據當前經濟環境對企業會計模式的要求,以及企業會計模式中現存的三個問題,為了規范企業會計工作,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應從多個方面著手建立企業會計模式。
(一)建立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據國家有關法規和制度,針對企業內部經營業務的特點、范圍,管理要求和人員素質設計和實施的,用于指導規范會計工作的制度體系,即為企業會計管理制度。
在會計管理制度中,應設置會計機構,制定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會計人員管理。會計機構是組織和實施會計工作的組織,內部控制制度是企業內部各職能部門、各有關人員之間,在處理經濟業務過程中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一種管理制度;會計人員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體,針對會計人員的有效管理,主要包括會計業務和會計理論的繼續教育、會計職業道德水平的提高和完善。
(二)據實整理會計信息系統
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與決策相關的可靠信息,是企業會計工作的主要目的。因此,企業會計模式設計的主要任務,便是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和運行。
企業會計信息系統的設置包含會計政策、會計信息指標體系、會計信息質量指標、會計信息流程等幾個要素的設置和這幾個要素之間的有機配合。
(三)完善會計監督機制
完善的會計監督是保證會計信息質量的必要條件。但監督工作由誰來做。如何做,這又是會計監督機制首要解決的問題。
會計核算與監督職能分離的體制是解決會計監督機制問題的有效方式。企業內部的會計僅負責運行會計信息系統,提供必要的會計報告和其他信息,內部監督職能由內部審計部門負責,會計信息的質量則由外部獨立審計機構來評價和確認。企業會計人員對企業經營者負責,經營者對所有者負責,,企業會計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共同對會計信息失真承擔有關責任。
1. 傳統經濟體制下我國政府的職能及其特點
1.1 我國政府職能的變化與調整受到傳統經濟體制、行政體制的制約和影響。
我國傳統的經濟、行政體制是在建國初期,依據當時蘇聯的理論和實踐,逐步建立起來的以計劃管理、高度集權、部門管理為主要特征的體制。這種體制,在計劃管理上,國家把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成分都不同程度地納入計劃軌道,或由國家下達指令性計劃指標,或實行間接計劃。如在財政管理上,實行中央、大區、省(后為中央、省、縣)三級財政,統收統支,中央統一領導,地方分級負責。 從建國到1978年,我國政府職能經歷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改革,但政府職能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這是這一時期政府職能變化與調整的一個根本性特征。
1.2政府職能的調整主要是在政府系統內部進行
一是縱向職能調整,即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調整配置。 二是橫向職能配置,即在政府各部門之間調整配置。
1.3 政府職能的變化主要是通過政府機構的變動與政府職權的調整及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探索體現出來。
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及其不足
2.1調整政府職能結構,實現了政府職能重心的位移。
黨的明確做出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在這一戰略決策指引下,各級政府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了政府職能重心的根本轉變,即由原來重階級統治職能轉向重經濟管理職能。改革開放以來,歷屆政府都把發展經濟置于中心地位,政府工作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2.2 改變政府管理方式。
這種改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改變行政審批方式。審批是傳統經濟體制下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的基本手段和方式。(2)改變單純以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方式。用單一的以縱向垂直和指令性為特征的行政手段管理經濟是傳統經濟體制的產物。
2.3 劃分管理權限,調整政府行政權力結構。
包括對政府系統內部和外部關系進行調整。(1)調整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政府之間的權力關系。(2)調整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權力關系。其一,把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其二,把國有資產所有權與公共行政權分開。通過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管。(3)調整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關系。包括綜合經濟部門之間、綜合經濟部門與專業經濟部門之間、非經濟部門之間的權力調整。
當然,我國在推進行政改革中仍存在許多不足之處:
一是觀念和利益問題;二是改革的配套、平衡問題;三是人員分流問題。
3.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的對策與思考
3.1現就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談幾點意見和建議:
3.1.1加快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在于切實轉變思想觀念 。要真正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政府管理創新,首要的就是要轉變思想觀念,從思想上消除影響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的障礙。只有人們的思想觀念轉變了,“管”和“官”的意識淡薄了,服務的意識增強了,政府的職能轉變才會到位,政府的管理方式才會創新,政府也才會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
3.1.2繼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管理創新。在市場經濟中,政府重要的職責之一是宏觀調控,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政府“越位”的現象普遍存在。加快審批制度的改革,一要搞好行政審批項目的審核和處理工作,減少政府審批事項和審批范圍;二要縮短審批環節和審批周期;三要公開審批標準,規范審批程序;四要明確審批責任,健全監督機制,對審批行為進行必要的監督;五要改革審批部門普遍存在著的重審批、輕監管,重權力、輕責任現象。
3.1.3進一步規范政府職能,實現政府職責的法定化。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行政審批事項的清理,政府各部門職能的調整和職責的修訂工作必須及時跟上,以實現政府職責的法定化、政府管理的法制化,使政府行為走向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F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是依法行政,把政府管理的過程及其活動納入法制化的軌道。
3.1.4加強政務大廳(行政審批中心)建設,努力打造政府服務群眾的平臺。政務大廳(行政審批中心)的出現可以說是政府轉變職能的重要成果,也是政府管理創新的實踐和探索。要使政務大廳成為政府為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直接窗口,成為政府依法行政的載體和平臺。 為此,必須進一步完善國家公務員制度,引進競爭激勵機制,創造一個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用人環境,建立一套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充滿活力的公務員管理機制 。
3.2對我國行政改革的幾點思考
首先,全面把握政府職能轉變本身的內容,按照系統的觀念進行規劃和設計改革的內容。根據社會需要來判斷、選擇和確定原有政府行政職責哪些需要保留或轉移,哪些需要增加或減少,哪些需要轉為重點或非重點,哪些需要強化或弱化。推動政府職能的總體轉變,最終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型政府職能體系。
其次,理清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關的幾個概念之間的關系,走出政府職能轉變的認識誤區。(1)政府職能的轉變與政府權力的轉移。(2)政府職能的轉變與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是指政府行政機關及其行政人員為執行政府職能,以達到行政目標的措施、手段、辦法的改變。(3)政府職能的轉變與政府機構的改革。職能是機構設置的依據,機構是職能的載體。
再次,加快對傳統事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步伐,切實轉變政府的社會事業管理職能。我國當前正處于行政改革的關鍵時期。盡管在改革的道路上還會有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但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有這么多年來行政改革積累的經驗,只要我們繼續努力、堅定信念,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行政體制一定會在我國建立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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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13.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2)01-0098-02
一、市場營銷方式的概念及其分類
(一)市場營銷方式的概念
營銷方式是營造市場商品順利銷售要素方法的模式與營銷觀念的類型。營銷方法是形式,營銷理念是核心。不同營銷方法的形式或形態反映不同的營銷理念,反之亦然。市場營銷方式創新,就是市場營銷方法模式的前進、提升、擴展與深化。
(二)市場營銷方式的分類
一是按照發展的不同程度分為傳統型營銷方式和創新型營銷方式;二是按照國別的不同分為本國營銷方式和國際營銷方式;三是按照部門的類型不同分為物質產品經營部門的營銷方式和非物質產品經營部門的營銷方式;四是按照生產要素的不同分為產品、資金、勞動力、服務、信息、科技、房地產、文化等要素的營銷方式等。
二、市場營銷方式創新發展的動因
(一)國內外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
1.國際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1)人類文明的演進。人類社會文明經過原始文明、黑色文明,現在正向綠色文明推進。“綠色”是指安全、無污染、高質量的品質。當今時代,社會和經濟活動正在向“綠化”推進?!熬G化”的發展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論,即以人為中心,從“自然—社會—經濟”三維結構復合系統出發進行能動的調控,在不超越資源與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保持資源永續利用,不斷提高生活質量,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后代人的利益。中國在可持續發展理論基礎上提出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其基本內涵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由此,又提出了新“人本主義”;同時,提出了人類在全球生存與發展中的和諧,這就促成了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世界經濟的大循環,從而進行社會生產的國際大分工。
(2)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人類社會經濟經過牧童經濟、工業經濟時代,現正在向知識經濟時代推進。知識經濟的基本內涵是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科技變為第一生產力;以電子計算機技術為支撐的現代信息技術成為高新技術創新發展的核心以及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知識作為一種新的信息,引導和推動著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邁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3)市場區域范圍發展階段的演進。人類社會經濟中的市場范圍經過國內市場、區域市場,走向國際市場,進而大多數國家進入國際市場交換的世界經濟大循環中。在國際市場中,既存在協作,又存在激烈的市場競爭。與此相適應,經濟的發展形式是各國進行各自獨立的國內發展,然后進入區域集團協作化發展階段,現在正在進入世界范圍內有選擇的經濟大協作發展階段。
2.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1)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實現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經過擺脫貧困、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然后進入富裕社會和現代化社會。
(2)實施兩個基本戰略并進行兩大經濟發展戰略調整。首先是改變單純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趕超型”戰略,而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與可持續發展戰略。同時,進行兩大經濟發展戰略調整,即將優先發展東部地區、再發展中部地區、最后發展西部地區的區域梯進戰略,調整為以中部發展為中心,進行東、中、西部同時推進的全面發展戰略;由原先向“西方”國家傾斜、再向“東方”國家傾斜的國際市場傾斜戰略,調整為“一體”、“兩翼”(以發展中國家市場為“主體”,以西方國家市場與東方國家市場為“兩翼”,交叉互補,良性循環)的國際市場良性大循環戰略。
(3)突出兩個經濟工作重點并采取兩個經濟發展方針。其重點是:推行國有企業市場化的成功改革;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實現農村經濟的產業化與農業工業化、將農民的生活質量提高到小康及大康水平。其發展方針是:堅持國內經濟的獨立自主發展;積極開拓、占領、爭勝于國際市場,成為國際經貿強國。
(4)兩大經濟特點是: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協調發展;國民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由生產主導型向流通主導型轉化、由供應約束型向需求約束型轉化、模仿型向創新型轉化、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主導型轉化、由速度型向科學型轉化。
(二)國內外市場需求的發展趨勢
1.國內市場需求的發展趨勢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從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得到顯著提高。同時,居民市場需求量不斷提高、需求結構不斷優化。基于此發展,綠色消費不斷興起;個性化消費日益明顯;需求層次不斷向高層次遞進。同時,隨著電子信息技術與通訊技術的創新發展,引起了商品供應方式與購物方式的變革,網上商務談判、網絡營銷、直供物流等方式應運而生。
2.國際市場需求的發展趨勢
國際市場需求量日益擴大,中國商品出口量大幅增長;各國的差別市場需求更加明顯,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將隨國際市場差別化需求及其增長而日益優化;綠色消費需求激增;消費質量向高級化延伸;消費品種向多樣化發展;非物質商品的消費比重不斷提高;消費觀念更加現代化。
三、市場營銷方式的演進及其創新發展趨勢
(一)生產方式的變革推進營銷方式的變革
1.歷史演進過程
隨著生產由手工作坊發展到大規模生產、標準化批量生產,以及現在定制化批量生產,使生產系統由成本導向型向市場導向型演進。與生產模式的變化相對應,市場營銷模式也由集市貿易、大量販運,經過大量營銷、目標市場差異化營銷階段,而發展到新興的定制營銷模式。這一營銷模式的變化過程體現了市場營銷由單純的銷售功能而逐步演進為價值創造系統。同時,生產方式影響,或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營銷方式,這是因為生產方式影響消費方式,消費方式決定著營銷方式;當然,營銷方式的變化,也會反作用于生產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與決定、引導消費方式。
2.生產方式的未來發展,推動著營銷方式的創新發展
首先,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引起了“綠化”生產的發展,從而也促進了“綠色消費”的興起;其次,經濟的高度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形成了人們的“個性化”消費需求;第三,隨著國際生產分工的發展而形成的世界經濟大循環,使市場差異化擴展、物流距離得到延伸、跨國經營向集團化和規?;卣?,引起了供應方式的變革;第四,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電子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網上交易、網上通信更加便利,這些內部網絡、外部網絡、專用網絡的普及,引起了營銷方式的相應變革。
3.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的變革引領營銷管理原則的變革
現代營銷管理將更多地實施如下原則:(1)需求創造原則;(2)滿足個性化需求原則;(3)流通網絡化原則;(4)全面營銷整合原則;(5)虛擬市場營銷原則;(6)非價格競爭原則;(7)運用多元化新型媒體原則;(8)產品及服務多樣化原則;(9)面向國際市場經營原則;(10)品牌全球化原則;(11)營銷環境優化原則;(12)科學認識市場原則;(13)營銷咨詢顧問原則等。以上營銷管理原則的實施必然引領相應營銷方式的產生與發展。
(二)營銷方式創新發展的趨勢
隨社會生產方式、消費方式以及營銷管理原則的變革與發展,營銷方式也必然創新發展,以適應生產與生活消費需求的變化。
1.隨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生產與綠色消費興起,必然推進綠色營銷的發展。
2.人們的個性化消費方式,必然推進直復營銷和定制營銷方式的發展。
3.電子網絡與通信技術的普及運用,必然推進網絡營銷、數據庫營銷、直接營銷方式的普及應用。
4.市場的國際化發展,必然引起全球營銷、品牌營銷等營銷方式的創新發展。
5.知識經濟的發展,商業文化的提升,必然引起知識營銷、文化營銷和情感營銷等營銷方式的發展。
6.各種管理原則的創新發展,必然引起戰略營銷、整合營銷、全過程營銷、服務營銷、關系營銷等方式的應用與發展。
7.市場營銷集團化的發展,特別是為建立穩定的客戶聯系,形成穩定的市場,必然要發展合作營銷和信用營銷等方式,并且向深廣發展方向延伸。
四、我國的創新型市場營銷方式的類型及基本特征
(一)當前已經出現并開始采用的創新型市場營銷方式的類型
一般包括:綠色營銷;網絡營銷;直復營銷;數據庫營銷;定制營銷;關系營銷;合作營銷;信用營銷;安全營銷;知識營銷;全過程營銷;整合營銷;品牌營銷;服務營銷;文化營銷;情感營銷;直接營銷;傳銷;戰略營銷;全球營銷。共20種營銷方式。
(二)當前處于主流性的創新性市場營銷方式的類型
主要是:綠色營銷;直復營銷;關系營銷;合作營銷;網絡營銷;定制營銷;數據庫營銷;戰略營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