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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中，農業經濟發展是值得關注的內容。特別是市場經濟多元化，經濟結構也會多樣化，農業領域中的畜牧養殖業更為復雜，無論是生產環節，還是經營環節，都會因此而存在風險。為了降低畜牧養殖的風險，使專業戶獲得更高的利益，就要對畜牧養殖中風險種類充分認識，并采取相應的管理措施，以確保畜牧養殖業在現行的市場環境中更好地發展。
1畜牧養殖中的風險種類
在農業領域中，畜牧養殖業存在著一定的風險。這些風險源于在畜牧養殖的過程中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導致畜牧養殖戶在經濟上受到一定的損失。由于影響因素不同，使得畜牧養殖所面臨的風險也會有所不同，主要包括畜牧養殖的自然風險、畜牧養殖的市場風險和畜牧養殖的技術風險。
1.1畜牧養殖的自然風險
畜牧養殖的自然風險，導致風險的主要因素就是自然環境，這種因素是不可抗拒的，且對畜牧養殖業會產生直接影響，直接關乎到養殖專業戶所能夠獲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比如，如果氣候環境不適合禽畜生長，就會導致禽畜的健康狀況不佳，必然會致使禽畜大量死亡[1]。所以，氣候環境是畜牧養殖的重要風險因素。不同的季節，自然環境都會產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是氣候環境影響的結果。養殖專業戶在畜禽養殖的過程中，就要運用科學的手段分析氣候環境特點，從養殖經驗出發制定出應對措置，以避免氣候環境對畜牧養殖造成的不良影響，確保經濟利益不會受損。
1.2畜牧養殖的市場風險
畜牧養殖的產業化發展，就需要畜牧養殖專業戶能夠直面市場環境，對于市場多元化的運行狀態充分掌握。由于畜牧養殖市場是變化無常的，就必然會給養殖專業戶造成一定的風險。中國的畜牧業市場規模化發展，畜牧業要在產業化發展的進程中避免風險帶來的損失，就需要在產業化經營的同時，還要對市場風險具有較高的敏感度。
1.3畜牧養殖的技術風險
中國的畜牧養殖業正科學化發展。部分畜牧養殖專業戶對科學技術產生了依賴性，放棄了養殖的自主性，就必然會面臨技術風險，也會因此造成經濟損失。1.3.1畜禽抗病疫苗使用中所存在的風險畜牧養殖在產業化經營的過程中，由于產品在生產、市場和消費等環節中頻繁流通，對于禽畜的各種疾病往往就會采用疫苗的方法加以預防。但是，這并不能降低禽畜疾病的發病率，同樣會給養殖專業戶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
1.3.2畜禽品種選擇中所存在的風險
選擇畜禽品種的時候，如果選擇不當，同樣會給養殖專業戶造成經濟損失。如果所引進的畜禽品種優良，畜禽就會健康成長，生產能力也會有所提升，為畜牧養殖業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1.3.3畜禽飼料所存在的安全性風險
畜牧養殖業中，飼養管理是保證畜禽產量的關鍵，飼料管理是其中重要的環節。近年來，中國的飼料管理更加嚴格，保證了飼料的質量。但是，在飼料市場中依然會存在假冒產品以及質量不過關的產品[2]。這些飼料如果用于喂養畜禽，就必然會對畜禽造成不良影響。可見，飼料質量是否安全可靠是保證畜牧養殖是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是農業大國，畜牧養殖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歷史發展。多數的養殖專業戶實施了產業化經營，但是在養殖管理上依然持有傳統的關鍵，導致畜牧養殖缺乏科學合理性，導致科技成分很高的養殖技術沒有得到發揮，使得畜牧養殖業面臨諸多的風險。
2畜牧養殖中實施風險管理的策略
2.1畜牧養殖專業戶要樹立風險管理意識
畜牧養殖是存在一定的風險性的。畜牧養殖專業戶要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就要采取規避各種風險的措施，特別是在生產經營中，每一個環節都要制定出風險預防措施，并落實到具體工作中。風險和利用往往是并存的。養殖專業戶在考慮到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重視風險對生產經營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具有針對性地采取風險管理措施[3]。所以，將風險管理意識樹立起來是非常必要的，畜牧養殖專業戶只有對風險予以正確認識，才能夠從畜牧業的生產經營特點出發將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制定出來。
2.2畜牧養殖專業戶要有能力對風險準確評估
畜牧養殖風險管理中，做好風險預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養殖專業戶提高經濟效益的關鍵。在風險管理中，要對風險的類型以及風險對畜牧業的影響程度進行科學評估，客觀地認識潛在的風險。在分析風險的過程中，要求思路清晰，頭腦清醒，對生產經營中所存在的問題能夠及時發現[4]。對畜牧市場的信息要多方了解，才能夠提高風險預防工作的有效性。
2.3政府要從政策角度對畜牧養殖專業戶提供保障
政府對畜牧業發展給予高度重視的同時，還要針對畜牧業的發展情況進行科學調整，以使得相關政策更為完善。在畜牧養殖中，個體農戶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從政策角度對畜牧養殖專業戶提供保障，不僅維護了畜牧養殖專業戶的利用，而且還有助于促進畜牧養殖業更好地發展。此外，政府還要針對畜牧養殖業的相關政策加大宣傳力度，讓畜牧養殖專業戶及時地了解政策，以制定出有效的風險應對措施。
綜上所述，目前中國的畜牧養殖業實施產業化經營，使得養殖規模擴大，同時也需要面臨一些風險。這些風險因素包括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技術風險，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可以降低風險因素的負面影響力，最大程度地保證養殖專業戶獲得更高的經濟利益。
作者:沈牡鴻 單位:江西省九江市都昌縣農業局
參考文獻
[1]宋瑞梅.臨潭縣扁都鄉草地管理對畜牧業持續發展的影響[J].北京農業，2014，5（15）：42—43.
一、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的必要性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的難點是“三農、三牧”問題，重點是增加農牧民的收入，特別是現金收入。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通過發放貸款能解決農牧民想發展與資金缺乏的矛盾；通過簽訂購銷合同，能夠解決農牧民買難、賣難的問題；通過制定保護價降低畜牧業的市場風險。所有這些必將加快畜牧業的發展，有效地增加農牧民的收入。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有利于保護草原生態環境。國家西部大開發把生態環境建設放在首位，強調西部大開發要科技領先，改變傳統的畜牧業經營方式，在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的前提下發展畜牧業。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發展高產飼草料種植，擴大舍飼，可減輕操場壓力，加快植被的恢復，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實現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有利于加快牧區工業經濟發展。以牧區為主的旗縣工業基礎差、底子薄、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目前，工業企業較少且技術水平低，很難滿足畜牧業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可以培育壯大畜牧業龍頭企業，促進畜牧業產品加工產業升級和畜牧業產品的結構調整，將肉類加工、皮革、毛絨等企業聯動起來，加快以畜牧業為主的旗縣工業經濟發展，盤活現有存量資產。這對于增加地方收入、擴大就業、保持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帶動作用。牧區合作組織通過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對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帶動作用。通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加快推進具有畜牧業旗縣地理標識品牌的畜產品推廣力度，充分依靠地方品牌效應，努力創建國家知名品牌，實現品牌和效益最大化。
二、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的制約因素
（一）直接制約因素
1.利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牧民是自主經營的經濟活動主體，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經濟人”。牧民是以提高經濟效益、追求利潤為根本目的的。這與合作組織和中小企業合作的“共享利益、共擔風險”存在矛盾。
2.風險。“三牧”屬于風險比較高的產業。而目前牧區牧業保險嚴重滯后，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險制度。所有這些導致牧民不愿意冒險經營，但在特殊情況下，如經濟困難或利潤極大時，也會“鋌而走險”，從事經營活動。因此，風險對牧民的經濟活動行為的制約作用影響著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的合作。
3.資金。資金是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物質基礎。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中，大量的信貸投入提高了畜牧業產品深度轉化的能力和附加值，推進了畜牧業優質、生態、安全畜產品精加工，加大了對奶牛、肉牛和肉羊標準化養殖小區的建設。但是，長期以來，農村信用社針對牧戶的信貸品種主要是小額信用貸款、聯保貸款和擔保貸款等少數幾種。信貸品種的單一性很難滿足“三牧”經濟的長期大額資金需求。
4.技術。技術是牧區牧民進行經濟活動的一個直接制約因素。牧區合作組織與中小企業合作，并對優勢特色畜牧業產品良種的研發和繁育、疾病防控、防災減災等進行科技創新，但是牧民沒有技術，也沒有接受過專業技術培訓，畜牧業前沿性科研成果轉化為項目的過程很慢。畜牧業生產科技化程度低，仍然處于低效益、粗放式經營階段。
（二）間接制約因素
1.信息。信息作為一種重要的公共產品，是與加強畜牧業、發展牧區、富裕牧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牧區大多處在半封閉狀態，牧區信息服務建設在基礎設施、信息資源、技術手段、組織管理等方面遠遠不能滿足牧區合作組織對于信息服務發展的要求。因此，信息不暢是制約牧區合作組織發展的原因之一。
2.競爭。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競爭的經濟。競爭機制的存在產生優勝劣汰，使市場資源配置得到優化。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畜牧業產品市場自然服從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而且畜牧業產品市場是具有完全競爭市場的特點，牧民經濟行為的趨同性使畜牧業產品的競爭十分激烈。作為畜牧業產品市場主體的牧區合作組織參與市場競爭有利于提升效率。然而，競爭者跟牧區合作組織直接爭奪資源和市場，可能阻礙牧區合作組織的發展。
3.政策。在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對經濟的指導是長期的、深遠的。牧民是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弱勢群體，他們需要國家在相關政策上給與扶植、優惠。與一般營利性企業相比，牧區合作組織不能完全適應和依賴市場機制的作用。因而，國家政策的任何調整、變化，都會影響到牧民的既得利益。
4.環境。“三牧”作為社會大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的發展。當前，畜牧業產業化、宏觀政策支持、政府行為的介入、文化影響等方面存在的許多問題都是阻礙合作組織發展的環境因素。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任何變化都會深深地影響牧民的經濟行為。根據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適時地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是牧民必然的，也是正確的選擇。牧區合作組織作為新生物在內部環境方面也存在著制度不完善、管理機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等問題。
三、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經濟組織提供服務的建議
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培育和開拓市場，引導牧區合作組織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加工，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增強市場的配套功能；拓展市場空間，逐步實現生產與需求相連接，開拓外阜市場和國際市場，增加市場競爭力。
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建立和建設商品基地。為了加快畜牧業產業發展，必須改變傳統生產方式，通過定向投入、定向服務，加強基地建設。在牧區合作組織內重點搞好種源基地建設，商品基地建設，形成若干個專業蘇木、專業嘎查，理順產、加、銷三者的關系，通過市場―中小企業―農合作組織的運作方式，中小企業一頭連接市場，一頭連接牧民，是整個環節中的重要環節，它既是企業原料市場供應者和組織者，又是牧民走向市場、進行蓄牧業產品交易的銷售者。因此，抓好中介組織的建設，充分發揮其作用，把分散的牧民組織到主導產業行列中來，形成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商品基地，提高牧民組織化程度，加快畜牧業產業化進程。
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培育龍頭加工企業。龍頭企業是蓄牧業產業化的核心，只有抓住這個龍頭，蓄牧業產業化的進程才能加快。因此，必須把持扶和發展龍頭企業作為推進畜牧業產業化的首要工作來抓。根據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大力發展綠色產業和特色經濟的總體要求，畜牧業產品的開發思路是通過綜合深度開發，促進牧區畜牧業產品結構調整與升級，徹底改變目前小冷庫、個人小作坊分散加工條件差及產品檔次低的局面，改變現有科技含量低、市場占有量低、經濟效益差的局面，促進畜牧業產品資源優勢轉化，形成帶動牧區乃至相關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中小企業將為牧區合作組織提供融資服務、技術服務。中小企業幫助牧區合作組織積極爭取支牧資金，完善多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畜牧業投入機制，增強畜牧業發展后勁；中小企業為牧區合作組織培養指導有技術、有素質的畜牧業生產隊伍，推廣現代科技，引入新品種、新技術、提高畜牧業科技含量，改變傳統生產模式，建立生態養殖模式等。
參考文獻：
[1]楊青貴.農民專業合作社限制市場競爭力行為探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0（08）.
[中圖分類號] F30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7）02-0087-02
一、引言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使我國西部地區畜牧業的發展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畜牧業作為我國西部地區重要的產業，其對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當前，我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的營銷工作還存在很大的問題，其市場占有率較低，而一帶一路為其提供了貿易的便捷通道。在此背景下實施完善的營銷策略能夠有效促進西部地區畜牧業的發展，還能夠為我國畜牧產品的市場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但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西部畜牧產品營銷策略還存在諸多的問題，比如對一帶一路的貿易契機把握不準，缺乏營銷創新意識和能力，缺乏專業化人才的推動作用，政府部門的相關支持和引導政策不足等都限制了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的市場拓展和競爭力的提升。因此，必須要對其營銷策略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以全面有效的完善其營銷策略，促進我國西部畜牧業的發展。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完善營銷策略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全面促進西部地區畜牧行業的發展
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畜牧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較大，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持續推進，對畜牧產品的開發力度不斷增強，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西部地區的發展更加備受重視，畜牧產品的營銷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問題。對西部地區的畜牧業而言，實施有效的營銷策略提升其市場占有率，借助一帶一路的發展優勢，開展有效的對內對外貿易成為畜牧業發展的重要出路。因此，完善的營銷策略能夠促使西部地區的畜牧業取得更為長期的發展，使其能夠突破現有的產品銷售模式，在一帶一路沿線不斷進行市場開發，以此提升其市場占有率和整體的銷售率，進而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良性發展。
（二）能夠為我國畜牧產品的市場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畜牧業發展一直處于較為低端的環節，產品在市場中受歡迎程度不高，甚至很多地區出現抵觸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的現象，增加對外來畜牧產品的購買。而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營銷策略的實施可以有效帶動其畜牧業的發展，進而可以為我國畜牧產品的市場拓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使其在現有的基礎上，通過提升產品的質量和附加價值，強化品牌建設，以完善的、多樣化的營銷策略迎接市場競爭，轉變我國畜牧產品傳統的市場拓展模式，不斷提升我國畜牧產品的全球市場占有率，促進我國畜牧業的發展。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營銷策略存在的問題
（一）對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貿易契機把握不足
當前西部畜牧產品在制定和實施營銷策略的過程中并沒有有效把握一帶一路背景下帶來的貿易契機，其現有的營銷策略相對單一，主要針對于我國中東部市場，而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家和地區的畜牧產品市場需求沒有準確的定位和分析，在整個市場發展的過程中還處于被動地位。同時，一帶一路背景下所帶來的貿易契機包含著巨大的發展壓力和市場競爭壓力，這同樣是目前我國西部畜牧產品在營銷過程中沒有充分考慮和準備的。對貿易契機把握不足是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營銷策略存在的首要問題，對其進一步的市場戰略將帶來很大的不利影響。
（二）缺乏營銷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目前我國西部畜牧產品在制定和實施營銷策略的過程中還缺乏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一是畜牧產品生產和銷售企業較少，其在市場中處于相對壟斷的地位，很多小型的畜牧產品生產企業難以生存和發展，因此大部分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主要以傳統的營銷理念和模式為主，不注重對市場營銷理念和方法的創新，缺乏創新的基本意識。二是在實際的市場營銷策略執行過程中，還缺乏完善的營銷計劃與反饋機制，實際的執行能力不強，對供應商的管理不足，缺乏基本的營銷品牌創新意識，這在很大程度上使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的營銷策略停留在原有的基礎上難以取得有效的進步。
（三）缺乏專業化人才的推動作用
目前，我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在制定和實施營銷策略的過程中還缺乏專業化人才的推動作用。一是目前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的現有營銷人員在學歷水平、整體素養、專業素質等方面還存在較大的欠缺，而對其培訓力度不足，使其難以在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下有效制定和實施營銷策略，缺乏關鍵人才的推動。二是由于目前一帶一路的建設還沒有徹底打開周邊市場，使西部地區的畜牧產品生產企業還沒有真正重視到人才的作用，因此其沒有從外部引進一批專業化的人才隊伍，外部的先進經驗和技術難以順利流入企業中，因此對其營銷的推動作用相對有限。
（四）政府部門的相關支持和引導政策不足
西部地區畜牧產品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發展離不開政府部門的指導，而目前其在制定和實施營銷策略的過程中還缺乏政府部門的相關支持和引導。一是我國政府對于西部地區畜牧業的發展關注度不足，相關的補貼力度不足，使很多畜牧業企業的發展難以獲得既定的利潤，各項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落實。二是政府部門對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的營銷策略指導不足，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政府還沒有出臺專門的政策來支持和鼓勵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的營銷策略，很多小型的畜牧產品生產企業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有效支持，使其在發展過程中難以得到政策和制度方面的保障，限制了其營銷策略的制定和實施。
四、一帶一路背景下完善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營銷策略的對策建議
（一）有效把握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貿易契機
一方面，要把握國內市場的需求，借助于一帶一路及西部大開發戰略，制定和實施完善的營銷策略，繼續擴大西部地區畜牧產品在國內市場中的占有率，為其市場拓展奠定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要瞄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市場需求，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依托，進行準確的市場定位，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其對國際市場的開發能力，并通過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等形式，開展多樣化的營銷策略，充分提升我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在一帶一路沿線的市場規模，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健康長期發展。
（二）提升企業的營銷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一是要對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管理者進行必要的培訓，使其充分掌握先進的營銷方法和營銷理念，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創新營銷方式，提升其對一帶一路背景下畜牧產品市場發展的認識度，充分意識到營銷策略對企業提升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性，并做好創新營銷的思想準備。二是要摒棄傳統的營銷模式和營銷理念，通過充分學習和借鑒國內外大型企業的營銷策略和模式，并根據自身的現實情況對其進行修正和完善，創新營銷策略，使其能夠充分有效的服務于當前我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的發展需要。
（三）強化專業化人才對營銷策略的推動作用
一方面，西部畜牧產品生產企業要對其現有的營銷人員進行有效的培訓和教育，使其充分掌握現代營銷的方法和理念，并對其培訓的結果進行有效的考核，通過內部專業化人才的推動實現西部地區畜牧產品能夠順應一帶一路的發展需要，通過有效的營銷策略，提升其市場占有率，并不斷促進整個畜牧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通過完善現有企業的用人機制等措施，從外部企業、高校、科研院所中引進一批專業化的營銷人才，使其能夠充分發揮在畜牧產品營銷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為西部畜牧產品企業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營銷策略奠定充分的人才保障。
（四）完善政府部門的相關支持和引導政策
強化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支持和引導是促進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發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門要主動承擔起扶持企業發展的責任，并充分借助于一帶一路發展的優惠政策，對其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和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同時，要對企業在貿易過程中的營銷策略進行必要的指導，及時發現和處理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生產企業制定和實施營銷策略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對其進行修正和完善。通過政府的必要行政職能，對西部畜牧產品生產企業的營銷策略提供一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五、總結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要想提升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必須要充分重視其營銷策略。當前，隨著我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不斷實施，要正視畜牧產品營銷存在的各項問題，并對其進行有效的改進和完善。應該從有效把握一帶一路背景下的貿易契機、提升企業的營銷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強化專業化人才對營銷策略的推動作用、完善政府部門的相關支持和引導政策等方面出發，全面完善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西部地區畜牧產品的營銷策略，因此促進我國西部畜牧業的健康長期發展。
[參 考 文 獻]
1.1.1糧食生產總量平衡近年來，晉城市玉米、小麥、雜糧等糧食作物年播種面積穩定在22.11萬hm2以上，隨著作物品種不斷優化及種植技術推廣，糧食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糧食總產量近年來穩定在7.5億kg以上，確保了糧食自給有余，實現了糧食生產總量平衡。
1.1.2六大特色產業初具規模近年來，晉城市圍繞經濟發展規劃總體目標，通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初步形成了畜牧、蠶桑、蔬菜、干鮮果、小雜糧、中藥材六大特色產業，帶動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
1.1.3農業龍頭企業有了一定數量近年來晉城市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較快，涌現出一批農產品品牌，全市43家市級以上農業重點龍頭企業，獲得山西省著名商標23個，國家名牌產品2個，中國名牌農產品1個，國家地理產品保護標志4個。
1.1.4農民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目前,全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總數達到2000余個，合作社涵蓋了晉城市六大特色農業產業，覆蓋了60%的行政村，入社農戶4.6萬戶，入社社員收入比未入社農民高出20%。
1.1.5政策扶持推動力初步顯現近年來晉城市對農業產業化的扶持力度不斷加大，特別是對畜牧業、蔬菜產業扶持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極大地調動和保護了廣大農民種植蔬菜和從事養殖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良好的社會效果。
1.2主要特點
1.2.1小而全雖然晉城市產業規模較小，但農作物種類繁多，各種五谷雜糧、各類干鮮果品、蔬菜、蠶桑、食用菌以及多種中草藥遍布全市。
1.2.2少而優各類農產品數量雖少，但品質優。境內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類型，四季分明，冬長夏短，雨熱同季，氣候溫和適中。年均氣溫11.5℃，日平均氣溫≥0℃的積溫一般在3368℃~4471℃，無霜期185d左右，年均降水量達600~650mm。森林覆蓋率達35.7%。
1.2.3稀而特晉城境內山地丘陵面積占到87%，晝夜溫差大，獨特多樣的小氣候，造就出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品質獨特的稀有農產品。比如澤州縣巴公大蔥、澤州紅山楂、魯村小米；高平大黃梨、王報紅蘿卜；陽城山茱萸、陽城蠶繭；陵川“五花芯”黨參、大紅袍花椒、黑木耳，沁水七須黃花菜、蜂蜜、端氏紫皮蒜等。
2晉城市農業產業化發展存在問題及原因
2.1發展現狀
2.1.1糧食產業農業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農資價格高位持續攀升，糧食生產成本高、效益低；糧食總產量供求緊平衡，細糧結構性短缺問題突出。
2.1.2六大特色產業畜牧業開放程度低，外向型發展偏差；蠶桑業龍頭企業不強，對產業發展牽引能力弱，科技型人才缺乏；蔬菜產業種植零散，市場規模小，水資源缺乏，技術人員不足；干鮮果業規模小，產業化水平低；小雜糧產業種植投入少，種植效益低；中藥材產業科研投入少，加工規模小，服務體系不完善。
2.1.3農業專業合作社扶持力度不夠，農民認識不夠，發展規模偏小，帶動輻射的范圍小，市場競爭能力比較弱，管理不太規范。
2.1.4農業龍頭企業數量少、規模小，生產標準化、產品品牌化、市場國際化程度低，經營管理落后，投資主體和融資手段單一。
2.2原因分析
2.2.1客觀上受限制晉城所處山丘地區，人均耕地少，耕作方式以戶為單位，不利于形成規模的種植基地。
2.2.2主觀上有差距對農業產業化重視程度還不夠，缺乏統一的、有力的、連續的扶持政策，產業化經營機制還不夠健全。
3晉城市農業產業化發展途徑
3.1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糧食生產的綜合能力
建立科研與生產緊密結合型的產業化經營基地，大力發展以種養業為原料的食品加工業，加快發展繁推一體化的種業集團，創優糧食產業化的發展環境。
3.2強化農業培訓，提高科技服務能力
依托畜牧、蠶桑、蔬菜、干鮮果、小雜糧、中藥材六大特色產業優勢，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加大政策扶持，強化農民培訓，提高服務功能，致力形成區域化、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的特色產業基地，打造帶動農民增收的地標性農產品品牌，為農業產業化打下良好基礎。
3.3加強特色農業產品基地建設，提升區域特色經濟發展能力
中圖分類號：S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態畜牧業理論和實踐
中國現有264個牧區和半牧區縣（旗），分布在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寧夏、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等12個省區，土地面積385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40%，大多處于西部邊疆民族地區，生態、生產和社會文化功能極為重要，一直被認為是“草原畜牧業的重要生產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發祥地，維系我國生態安全的綠色屏障”。近十年來，我國“三牧問題”（牧區、牧業、牧民）也比較突出，表現為：草原生態持續退化，牧業成本不斷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牧區貧富差距正在加劇。“三牧”已經引起了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2010年10月12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促進牧民增收，從2011年起，中央財政每年安排資金134億元，在內蒙古、新疆（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和云南8個主要草原牧區省（區），全面建立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
由于全球氣候變暖加上一些人為因素[1]，中國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嚴重，可供牲畜食用的優良牧草比例減少[2]。草原生態退化直接影響到牧民們賴以生存的畜牧業發展。如何既能保護好草原的生態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們生活條件是很多專家學者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
國內的學者們普遍意識到對中國西部草原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態環境除了有利于牧民們畜牧業的發展，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規模沙塵暴的出現。但現實情況是對草原生態的保護并未做到實處。楊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領導，誤把資源優勢當成產業優勢，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招商引資使得牧區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作用。這些開發不僅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當地牧民的生活條件，反而加快了草場資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據楊德亮的報告，青海省祁連縣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資和小煤礦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礦業公司正式收購兼并了祁連縣多隆煤廠。與此同時，大規模的采金活動在20世紀 80年代初恢復， 80年代后期采金達到頂峰，過度采礦致使祁連縣方圓十幾公里散落著一堆堆的石頭，遍布著一個個大坑，濕地迅速惡化為沙石灘，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壞[4]。學者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工礦產業采挖和開發是近20年來日益加劇草原破壞因素。草原牧區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煤、鐵、稀土、銅、鉛、金、銀等許多礦產儲量都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一些開發商追逐利潤，紛紛到草原開礦產辦公，當地政府為了盡快脫貧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項目一起上， 還大搞招商引資，開發和掠奪資源。這些項目有許多是一哄而上，并沒有經過環境影響評價或環境經濟評估論證，因而帶來許多生態環境災難。工礦企業開發，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場土地，其次工礦企業要嚴重污染環境，特別是污染牧區寶貴的水源，對大氣污染也不可忽視，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廢水，廢氣的污染，土壤的酸堿度發生了變化，也影響了植被的演替，礦山大量剝離物和廢渣推積也污染環境。工礦業開發要破壞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嚴重的植被破壞，有些根本無法恢復。”[5]
除了盡量減少對草原礦產的過度開發，為了避免對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壞，學者楊德亮倡導實施“生態購買”，通過國家購買生態，把牧民實行地域性轉移，進而減少人類干擾 ，減少放牧，從而實現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與良性循環。他指出生態移民一方面既保護了自然生態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變生產模式，實現致富。但是，許多學者反對這種觀點。杜發春以青海三江源為例指出，國家和地方政府實施了退牧還草及生態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遷后對草場進行禁牧，使草場休養生息，自然恢復。但由于沒有專門的草場管護人員和足夠維護資金，導使禁牧草場超載無人監管，加之禁牧草場不是連片集中，而是呈鑲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戶跨區放牧、侵占草場現象也屢有發生， 并沒有真正達到維護草原生態系統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戶多以老年牧戶、無畜/少畜戶為主 ， 分別占移民戶總數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戶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過移民實現草地載畜量明顯減少的目標很難實現。
在對一些文獻資料進行梳理后，國內的一些學者對牧民實行遷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懷疑態度。生態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論”的假設，即生態系統是平衡的，系統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過多和過度放牧引起的。但國外的一些學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論”，認為草原生態系統并非是平衡的，簡單的控制牲畜和將牧民遷移并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草原的生態平衡。奧巴等總結了平衡與非平衡生態系統最根本的區別。（見表1）。學者王曉毅，張倩和荀麗麗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書中指出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的兩個理論“平衡理論”和“非平衡理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論”依靠一個固定統一的承載力，不適合多變的放牧系統，從而制約了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而“非平衡系統理論”強調放牧影響不是特別重要，對發展草原生態畜牧業的指導也有局限性。
國內一些學者根據“平衡理論”提出牧民定居是實現草原畜牧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來既是牧區實現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也是維護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據“非平衡理論”，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達到保護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從人類學意義上講，單方面的要求牧民們放棄自身傳統的文化體系，是對人類文化多元性的一種變相壓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游牧文化，又能實實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質量和維護草原的生態是一個新的挑戰。
“資源環境經濟理論”對如何發展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提供了參考性的理論框架。大衛·皮爾和科里·特納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書中探討了“資源環境經濟理論”。根據大衛·皮爾和科里·特納的定義，該理論強調科學地處理產業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要在人類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立足于資源與環境的現狀，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放在首位，使經濟建設與資源、環境相協調，實現良性循環。顏景辰提出在傳統畜牧業粗放、鏈短、低效的情況下，資源環境理論對我國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有著很好的指導意義，進而論證了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可行性。生態畜牧業結合了市場目標，環境目標和社會目標，充分體現了生態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銜接[7]。生態畜牧業是運用生態系統的生態原理、食物鏈原理、物質循環再生原理和物質共生原理， 采用系統工程方法， 吸收現代科學技術， 以發展畜牧業為主， 農、林、草、牧、副、漁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實現生態、經濟、社會效益統一的牧業產業體系， 是技術畜牧業的高級階段。生態型畜牧業主要包括生態型動物養殖業、生態型畜產品加工業和廢棄物的無污染處理業[8]。學者雷華和穆曉峰提出了生態畜牧業發展的四個類型：（1）資源配置型，進行畜牧業季節性生產。（2）多級利用型，在養殖技術中， 通過食物鏈循環， 實現物質能量多級利用， 以增加物質產品產出量。（3）綜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產技術。（4）系統調控型，依反芻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纖維飼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學特性， 通過秸稈氨化、青貯、微貯等技術， 利用 3/4 的秸稈、糠、麩、餅、渣及牧草等光合產物， 飼喂反芻家畜[9]。
盡管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面臨很大挑戰，還未形成成熟的系統理論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來根據中國畜牧業發展趨勢， 發展生態畜牧業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中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畜牧業建設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生態畜牧業建設正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和有利條件，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08〕34號），是一個指導青海省藏區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從國家層面提出了一整套針對藏區實際的發展方向、重點領域、主要任務、重大項目和支持政策，對于推進生態畜牧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從2008年起青海省開始在三江源區試點以合作社為載體的集約化經營模式。國家政府給予農牧民一定的補助， 支持和鼓勵冬春草場人工飼料基地的建設、 對草原圍欄、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實現標準暖棚舍飼養畜、 人工飼草料種植儲藏、 圍欄草場劃區輪牧、水電路條件配套四位一體的基礎設施建設， 大體實現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圍欄、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貯草的目標 [10]。
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從2008年起青海省牧區7個縣逐步實施開展生態畜牧業試點工作，以合作社為平臺，努力轉變生產經營方式和發展模式。根據不同的生態條件、自然資源狀況和勞動力素質，探索出以門源縣蘇吉灘鄉蘇吉灣村、天峻縣新源鎮梅隴村、河南縣優干寧鎮吉仁村為代表的以牲畜、草場作價入股，實行股份制經營為特點的模式；以共和縣倒淌河鎮哈乙亥村為代表的以分流牧業人口、草場合理流轉、大戶規模經營為特點的模式；以貴南縣塔秀鄉子哈村、治多縣治渠鄉同卡村為代表的以聯戶經營、分工協作、優化畜種畜群結構為特點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總結試點村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用3年時間，在牧區30個縣的883個牧業行政村全面推進生態畜牧業建設，實現全覆蓋。2010年5月青海省生態畜牧業建設試點工作正式啟動，各試點地區根據省政府的部署，開始落實農牧廳下發的《關于開展生態畜牧業建設試點工作的意見》[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復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實驗區規劃》，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廣可持續發展集成技術，引領生態畜牧業的發展。
總而言之，生態畜牧業對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的轉型具有參考性，但同時發展生態畜牧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以下是一些學者們對中國西部畜牧業轉型以及實施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可行性提出的觀點。
二、草原游牧文明與畜牧業經濟轉型
中國西部牧區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視媒體中被刻畫出一幅貧窮落后和無知的印象。國家對西部的整體建設概念是“發展西部”，其中蘊含在背后的哲學理念中不免帶有以人類的不斷進步為前提的單向線性歷史觀，將傳統的游牧文化視為是不適應時展趨勢的。在如今中國大力市場化和經濟化的整體時代背景下，從單純的經濟收入視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當代中國發展趨勢的。然而，從深層次的哲學意義上講，落后與否不能簡單的從經濟收入來衡量。在思考如何發展中國西部牧區的解讀過程中應警惕“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能簡單的將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個文化體系的底端。相反，應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對當地生態環境的適應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會科學家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會進化論哲學理念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本土生態知識的價值日益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得以體現，并且得到主流學者的充分認可。學者王曉毅，張倩和荀麗麗綜合了西方學者對本土生態知識不同的定義后，總結出：“本土生態知識是一套關于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物種之間的關系及其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認識、實踐與信仰的累積性的體系。它在人類適應性生存的過程中不斷演化，在文化傳播中代代相承。它是關于生物和其他環境現象的一種地方性知識，也是一種當地人的本土實踐，更是一種凝結于人們關于其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人與自然互動關系的觀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識是長期存在于某一地區的知識總體，這種知識關系到傳統的規范和社會價值，也關系到引導、組織和規范他們的生活方式并賦予其生活以意義的精神結構。”[12]他們進一步指出本土生態知識是一種知識-實踐-信仰的復合體。從實踐經驗知識的層面上看，牧民們對他們祖祖輩輩所生活的草原環境里一系列關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觀等等都有著深刻的認知。這種知識結構的復雜性并不亞于教科書上科學家們所列出的知識結構，是歷代牧民實踐總結的實地知識，具有寶貴的實際科研價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識體系。當地的牧民們對長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氣候，變化不定的雨量有著敏感的認知。并且他們會根據不同季節、養分質量，地形與海拔、方位、生態區域和植物群落、顏色、土壤性質、水質水量、距離營地的遠近等要素對草原加以細致入微的分析。與之相應，牧民對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長周期，對牲畜的適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著詳細的分類。對于長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們，草原不是簡單的被植被覆蓋的土地，而是蘊藏著各種寶貴的自然知識，并且載畜量是一個持續變化的變量而不是一個恒定的絕對值。具體豐富的經驗知識經過總結后，可以更好的幫助當地的牧民進行冬夏季草場的遷徙，對牲畜進行管理和適度調整。草原牧民們的生產習慣事實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態的“不確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重要的文化價值，并不能用簡單的經濟效益去衡量。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內容，有部分學者認為當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觀引導和自然規律性感悟及其傳承，而缺乏理性。該項目研究報告同時指出對待宗教文化應需持尊重的態度。游牧生產方式是孕育藏傳傳統文化的土壤，藏傳佛教某種程度上決定著藏族的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是牧業社會的一個文化載體。從抽象層面講，宗教是一種宇宙觀，是當地牧民對本土生態知識體系中較為復雜和抽象的。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種本土知識體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內核通常體現在宗教儀式上。藏傳佛教的教義認為自然是神圣的，將人與自然視為一個休戚相關的共同體。這種核心理念價值是可以更好地促進當地牧民們積極地參與生態畜牧業的發展和保護當地生態環境，可以為牧民的畜牧生產和當地的生態系統和諧共存提供一個很好的文化價值體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眾有經營畜牧業的豐富經驗，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眾長期生活在環境艱苦的草原牧區 ，世代從事畜牧業生產，積累了一整套經營管理草原畜牧業的豐富經驗 ，這些是中國發展畜牧業經濟的主要實際操作知識。但一般來說牧民們對土地退化理解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過程，或者認為只是暫時的可逆轉的現象。因此牧民們可能缺乏必要的動機來重新認識草原，需要新的知識結構的補充。總體來說，牧民們缺少相應的文化科普知識，這對發展生態畜牧業不利。因此需當地政府應在結合當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礎上對牧民們進行一些關于生態畜牧業知識結構和理論背景的科普宣傳。政府如何對牧民們進行科普教育需要一個科學、 完整的培訓方案，一些專家學者可以對此進行實證性的探討研究。根據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青海省科技廳已在貴南草業公司建立起相應的培訓技術服務體系，開展周邊牧民實用技術培訓，共培訓果洛新村、同德縣的2個移民村，貴南縣的2個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眾從事生態畜牧業的信心明顯增強。
三、關于人工種草和圍封草場的爭議
青海、內蒙古、新疆三省區的牧區分別占本省區土地總面積的96%、66%和50%。甘肅、寧夏的牧區面積各占本省土地總面積的30%左右。西北牧區基本都地處陸地邊疆，是大量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廣闊的草原上居住著蒙古、藏、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溫克族等10多個少數民族。總體來說牧區資源雖然豐富，但自然條件較為復雜，干旱缺水，生態環境尤為脆弱。國家在大力發展牧區經濟的過程中制定了一些實際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學者對一些具體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參考性意見。根據已發表的文獻資料，人工種草和圍封草場的爭議性較大。
1.西部牧區人工種草的可行性
學者周海虹和陳瑋都提出鼓勵農牧民從事高效農業、養殖業、種植業等，進而提出鑒于西部地區的飼料生產能力差的實際情況，人工種草是解決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過播種或補種優良牧草的辦法來改良草原，并培養人工或半人工草場， 通過灌溉、施肥以及防止獸害和蟲害等辦法提高草原的生產能力。陳瑋認為人工草場可大致提高產草能力8倍，在其他條件同樣的情況下 ，草場的載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單位牲畜所需草場面積則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過試點建設初步形成的以貴南縣塔秀鄉子哈村為代表的依托退耕還草建植人工草地，發展種草養畜的生態畜牧業建設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啟動了“青海省種草養畜及有機畜牧業關鍵技術集成與示范”的項目，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天然草原過度放牧的問題和傳統生產方式落后的問題，進而提高畜牧業生產科技產量。該項目總經費1030萬元，科技資助經費540萬元。其中一個專題就是在適宜的地區建立主要依靠種植人工草地，加工草產品。項目擬在青海省的農牧交錯處（同德、貴南等）和適宜種植人工飼草的地區，種植優質牧草，將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種草。項目初步設計種植15萬畝各類飼草料生產基地，加工牧草12.5萬噸，可為22萬個羊單位提供1年的飼草量，有效減輕項目區及周邊地區300萬畝天然草地放牧壓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萬畝人工草地，相當于116萬畝天然草地產草量，或7.7萬個羊單位1年飼料量。120飼草資源置換模式在三江源地區建植優良人工草地可以為當地的牧民們提供豐富的飼料資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極端缺乏的冬春季節為畜群提供飼草。
然而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國西部牧區的土壤條件較為脆弱，不宜過度開墾種植草場。學者劉紅梅質疑了人工種植草場在西部牧區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層較薄，土壤沙礫含量重，極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種草需要非常謹慎。在中國西部高原地區比如三江源地區，人工種草會導致土地沙化，種的草也會很快退化，因此絕不能仿照農業區大力發展舍飼畜牧業，這會導致原有的生態平衡遭到進一步的破壞。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區草原的自然條件不允許大面積種草，也不允許大面積開荒。從長遠來看，舍飼會對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質量造成影響。人工草場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資源是有限的。可開采的地下水中，動儲量不多，因為草場均處于干旱，半干旱地區，年降水量較少，河流少，流域面積也小。地下水資源為靜儲量，過度開采會導致水資源枯竭。”
2.圍封草場的實效性
在國家實行生態移民的過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護的目的，被人為的圍封。但圍封草場需要考慮到草原資源的合理利用。圍封應根據草場的類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場的利用方式而異，封育可采用圍欄封育與人工管護封育相結合的辦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圍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戶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場都圍起來就能達到保護草場的目的。實施退耕還草和生態移民后，大量草場的管護問題也頗為棘手。由于被圍封的草場缺乏監管，并未真正意義上達到了畜牧和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
一些自然科學家論證了事實上輕中度放牧對植被有促進作用。首先，在輕牧條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爛葉，使得植物在生長季節，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較旺盛的光合能力，維持自身消耗，促進植物在后期的生長[14]。其次，適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優勢種在競爭中的作用，為其他物種的發展創造潛在的生態位，從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樣性。通過連續移走植物活組織和減少死亡物質的積累，牲畜發揮著刺激和保持新物質生產的功能，在輕中度放牧條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資源給活的生物。相反，圍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沒有有蹄類動物的生態互動，難以實現天然草地生態系統的進展演替。缺乏動物對草原的干預，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環很難維系，也可能會進一步造成地方優良畜種的消失。
四、牧區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西北畜牧業歷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區基本還保留著是游牧半游牧為主的生產方式，單純經營畜產品原料的單一經濟結構，加上草原的嚴重退化，當地牧民的社會經濟狀況較為滯后。學者韓俊指出：“牧區貧困與草原退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區貧困的重要原因，牧區貧困也促使牧民對草原進一步掠奪，更增進了草原退化，最終形成草原退化-牧區貧困-草原進一步退化-牧區進一步貧困的惡性循環。”草原畜牧業是牧民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發展基礎，畜產品是牧民們收入的主要經濟來源，牧區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國家歷來高度重視牧區工作，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對牧區工作作出重要決策和部署，并不斷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歷史等諸多原因，牧區發展仍然面臨不少特殊的困難和問題，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狀況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的畜牧業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浪潮下顯得比較薄弱。一些學者分析了在中國西部牧區發展生態畜牧業的一些主要問題。
1.牧區畜群結構不合理
我國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數量來顯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欄牲畜，把牲畜作為財富直到養死為止，老殘畜比例過大，畜群結構不合理。然而發展畜牧業經濟， 需要抓好畜牧品種的改良， 這既是發展牧區經濟的前提，也是基礎。目前國家和地方政府對牧區的畜種結構和品種結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優化。西部青海的7個試點村共淘汰劣質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頭，引進藏系種羊1916只、大通牦牛種公牛57頭、半細毛種羊70只，使藏羊選育達到4萬只、牦牛復壯達到2000頭、半細毛羊改良數量達到2萬只，從而使畜群畜種結構不斷優化，生產性能進一步提高。根據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內容，為了促進牧區經濟發展，制定了歐拉羊繁育、選育、飼養管理和生產性能測定。在海北州青海湖農場、剛察縣哈爾蓋鎮察拉村和海晏縣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戶示范戶中開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選調陶賽特，優質藏系種公羊36只，與當地1150只藏系羊雜交。在河南縣試行了以生產歐拉羊種羊。歐拉型藏羊生產性能得以提高，項目區以歐拉型藏羊為主。然后，一些學者意識到畜群結構的改良存在一些問題，雖然短期內牧民的收入通過畜群結構的調整得以提高，但從長遠地角度看，應盡量避免將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學者劉書潤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問題，家養動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會越來越高，所以牧民養畜時，隔若干代就要讓畜種和野牛、野馬、大頭羊再配種，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現在為了高產引進的是完全不適應當地的外來種。完全舍飼，不讓羊掉膘，羊吃得太飽，羊絨會變粗。”
總體上來說，我國西部牧區還需繼續強化牧區畜種改良和選育工作，國家和當地政府應積極配套資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細毛羊等品種種畜引進力度，切實擴大改良范圍，加快畜種結構調整進程。但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畜群改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區生產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國西部大部分牧區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內很難真正實現畜牧業的現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業的經濟效益的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增加畜牧業產業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勞動生產率需要引進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備相應的硬件設施條件。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跨學科領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專業的學者進行溝通，單純的人文社科專業的學者很難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產品的附加值較低，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勞動力成本優勢和資源優勢，而非品牌和科技優勢。
3.畜產品流通體系不健全，市場輻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區較為偏遠，牧區地域遼闊，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單一，導致牧區的產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不少畜產品生產和銷售脫節，市場體系建設滯后，缺少龍頭企業。牧區與畜產品聯系在一起的儲藏、加工 、分級 、包裝等環節很不健全，產品的附加值不高，這些都嚴重地制約了當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把優勢畜牧業資源開發和市場需求結合起來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識和效益觀念不強，惜售思想比較嚴重，認為發展畜牧業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場銷售，因此開拓西部地區畜產品市場的力度不夠，西部牧區的畜產品不能及時的對外銷售，導致商品化的經營無法有效地實現。
4.西部畜牧業信息化建設滯后
滯后的信息系統和市場預測系統不能滿足西部畜牧業生產的需要，不利于生態畜牧業的社會化和商品化生產。學者郭映義和才讓吉指出，目前青海省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統籌協調管理機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類分級、收集渠道和信息應用環境等方面還沒有統一的標準體系。發展生態畜牧業需要健全的信息資源網絡。總體來說，目前中國西部地區的信息資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門難以及時分析和甄別信息，不利于生態畜牧業的整體發展。學者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從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區的牧民們缺少有針對性、實用性的，貼近實際、可操作的個性化的信息內容。當地牧民們主要是靠流動的商人獲取市場銷售信息。牧區所獲得的大量信息是單向性的，缺乏牧民與商販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因此這種單向方式的信息傳播很難真正解決牧民出售畜產品的實際問題，進而影響了牧民的經濟收入。
盡管當前互聯網技術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有著傳統媒體不可取代的優勢，但短時間內互聯網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區普及。大量的牧民經濟能力有限，無法購置個人電腦等高端電子類產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對于操作電腦的知識幾乎為零，因此互聯網信息目前還不能很好的輔助于牧區的經濟建設。總體上說中國西部地區的牧民們獲得的信息時常是滯后于中國其他發達地區的，這影響了畜產品出賣的價格。達林太和鄭易生指出，有關畜產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牧民們基本上是通過口頭得知的。和機械維修、金融信貸、獸醫服務相關的信息基本上來自當地的業務部門，天氣預報主要來自于廣播，牧民們很少從電視和互聯網上獲取信息。雖然做牧區信息溝通工作的部門很多，但無論是內容還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礎建設滯后
發展生態畜牧業經濟需要一定的基礎性設施，但目前西部邊疆地區的基礎設施還有待改善。國家應加大對西部地區的基礎性建施投資，這是保證西部地區畜牧業的快速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一些地區進行了試點，比如青海7個試點村已建成了相對規模的牲畜暖棚和貯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欄50處，打水井25眼，鋪設人畜飲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點2處，購置了壓縮式青貯機1臺、青貯袋 3000條。這些都極大地調動了牧民投入生態畜牧業建設的積極性，使試點村生產基礎設施得到明顯改善，防災抗災能力得到了增強，建設養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青海三江源地區不斷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建成了一批事關地區經濟發展全局和廣大農牧民福祉的交通、電力、通訊、農牧、水利、生態、市政等基礎設施項目。這對促進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一個積極作用，是生態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建設保障。根據中國科學院的項目研究報告，2008年，三江源地區公路通車里程達12544公里，寧果公路、214國道，109國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戶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畝飼草料基地，20平方米貯草棚以及草場圍欄建設）為重點的草原基本建設和以水利為中心的農牧業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但三江源地域遼闊，目前仍有123個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雖有簡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條件非常差，只能實現季節性通車。在通訊設施方面，三江源的廣大農村牧區，除主干公路沿線外，大部分尚沒有通訊設施。在電力基礎設施方面，三江源地區絕大部分地區沒有國家電網覆蓋，部分縣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電實現季節性供電，廣大牧區則主要依靠家用太陽能電池板部分滿足照明和家用電器的用電需求。總之，基礎設施條件差已成為當前制約三江源地區生態經濟發展和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業經濟發展趨勢和出路
1.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下的有機產業
總體上講，中國西部地區的畜牧業生產大部分仍然處于傳統畜牧階段，生產效率低下，市場發育水平不高。在大力發展畜牧業經濟的同時，政府不能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而應進行可持續生態發展。發展生態畜牧業因按照生產力發展水平、區域特點，發展不同的生產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發展模式。根據中國科學院2010年9月1號的項目研究報告，（1）草原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模式應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前提；（2）生態畜牧業的發展應以資源循環利用為目標；（3）生態畜牧業發展應秉持現代綠色有機生態養畜經營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飼料，做到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的低耗，高校轉化和循環利用；（4） 生態畜牧業應大力發展無公害飼料基地建設及持續利用技術，充分利用畜牧業資源，氣候資源、光能資源、綠色飼草料生產等資源，形成以飼草料基地建設、草產品加工、牲畜的舍飼育肥、糞便廢水無公害及歸田處理，太陽能利用、畜產品加工及銷售的完整循環生產體系和產業鏈。
一些學者進一步提出了在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前提下建設有機產業區的想法。學者陳月輝指出，西部畜牧業生產的最大優勢是沒有嚴重的工業污染， 這有利于生態有機畜牧業的發展，對有機無污染動物食品進行產業化。這樣既能達到保護草地生態環境的目的，又能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機產業要求草畜平衡生產、不使用人工合成產品、保持牲畜合理飼養、不破壞生態環境。依照當前世界有機食品的價格，與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區發展有機畜牧業生產理論上可以使牧民達到小康收入水平。學者蘆清水和趙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辦法，比如收購三江源區牧民每天生產的鮮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業，生產加工成高檔嬰兒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時還可以利用當地的優質牛羊毛和牲畜，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企業。青海省委農村牧區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認為，以生產歐拉羊種羊和有機畜產品為核心的河南縣初步組建了有機畜產品生產，加工與出售，并且開展了有機肥生產研究，寄生蟲和幼畜疾病控制技術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價格每公斤高于市場價格，使從事有機畜產品生產的牧戶增收3.7萬元，提高了牧民畜產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國西部地區發展生態畜牧業有機產業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實是生態畜牧業有機生產的基礎性投資巨大，生產成本很高，國內有機食品的市場規模不大，雖然有機食品的銷售價格很高，但考慮到高成本的投資和目前小規模的市場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內實現收入增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興海縣河卡鎮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機畜牧業生產批發基地的國家級認證，但由于認證范圍小， 年產出規模小， 沒有龍頭企業進行肉、奶初級產品加工生產， 并未能實現給牧民帶來增收的目標。
另外，在發展有機畜牧食品生產的企業時，應注意到牧民和企業之間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契約關系。在生產成本上升，利潤空間縮小或供過于求時，公司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過隨意降低收購價格或者提高收購標準等方式將利益損失直接轉嫁給牧民。學者朱海從企業制度層面提出了組織‘牧民協會’的建議。‘牧民協會’是牧民自發組織的經濟合作組織，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與有關有機生產單位發生聯系， 又可按照有機產業生產流程去組織有機產業生產。同時朱海還提出了在企業集團現有架構基礎上建立有機產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 設立董事會和經理部， 作為對外聯系業務、對內安排工作的管理機構，另外公司下屬層面包括有機產品加工機構、牧民協會、研發部門、銷售部門和財務部門。“牧民協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低牧民的生產風險，避免企業過度壓榨牧民，從而改善牧民的整體經濟收入狀況。
盡管中國西部牧區構建生態畜牧業下的有機產業區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但同時這項工程的確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機會。畢于運認為，根據環境潔凈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個縣、玉樹藏族自治州的6個縣、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個縣和黃南藏族自治州的2個縣， 都具備發展有機產業的良好條件，都可以組織有機產業生產。就目前青海各地區的條件，可選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縣和澤庫縣，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瑪沁、達日、班瑪利甘德縣，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興海、貴南和同德縣， 共計10個縣內予以發展生態畜牧業基礎下的有機產業。李雙元以梅隴個案為例， 對青海省生態畜牧業發展模式進行了深入分析， 認為青海草地生態畜牧業還處于組織化轉型、產業化起步、生態化雛形的發展階段。總體來說我國生態畜牧業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尚處于起步階段，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實踐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國和歐洲的生態畜牧業下的有機產品生產系統相對較為成熟。比如美國農業發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詳細的畜牧業有機產品生產規則。對于有機牲畜有著嚴格的要求，根據美國農業發展局（USDA）的報告，有機牲畜必須在放牧季節是可以自由活動的，飼料必須是純有機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芻類動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須保證30%的干物質攝取（dry matter intake）是來自草原。歐美對于如何計算干物質攝取量有一套嚴格的科學計算系統，但這些中國目前的有機畜牧食品生產中并未給出具體的操作規定。相對于美國的有機畜牧產品的生產條件，中國西部條件較差。中國的有機食品生產系統可以參考北歐冰島的研究。北歐學者Dyrmundsson指出冰島的氣候惡劣，天然草場由于氣候的影響，并不能保證草原的牲畜有足夠的天然有機食物攝取，市場上的有機飼料相對較少，成本太高，對冰島的有機畜牧產業帶來負面的影響。如何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保證牲畜有足夠的有機食物攝取是一個值得跨領域專家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瑞典學者Lund提供了一個北歐有機畜牧業生產模式圖（見表2），該模式圖指出，除了在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外，生態畜牧業有機生產過程應是一個和諧的整體。畜牧產品的生產者應和消費者達成和諧的互動，并且在生產過程中，牧民能夠感受到自身價值的存在。中國目前西部有機畜牧業的發展進程中，更多的是考慮市場化帶來的直接經濟價值和如何提高產量，而忽視了在整個生產流程中對牧民自身幸福指數的關注。許多經驗表明，能否讓牧民主動地而不是被動的參與社會發展進程，能否在這個過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樣性，創造性，關系到政策及其項目的實際效果。在發展目標上，生態畜牧業建設下的有機產業鏈是一個長期發展與不斷完善的過程，需根據不同區域，不同發展階段確定不同的階段性目標。
2.發展生態旅游業
在保護生態環境和發展生態畜牧業的同時，一些學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態觀光旅游型畜牧業，在國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區應大力建設觀光型、生態型與市場型相結合的牧業生產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觀光型的畜牧業項目，從而提高參與項目的農牧民的收入。與此同時，政府需要警惕過度開發旅游業可能會給脆弱的西部生態造成破壞。
在生態環境允許的范圍之內適度開發西部牧區的生態旅游資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區具有強大市場吸引力，旅游資源的開發不僅能帶動當地建筑、金融、通信、娛樂飲食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還可以給牧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三江源農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來玉樹、果洛兩州的游客人數達到19.93萬次，旅游總收入9898.75萬元，同比增長40%以上。旅游產業的帶動作用開始凸顯，不少牧民群眾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鑒于極度脆弱的生態系統和難以再生的生態資源，三江源區核心區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為限制開放區。盡管三江源區生態旅游業發展勢頭較好，但仍處于起步階段，2010年項目研究報告指出生態旅游資源開發面臨諸多問題：（1） 基礎設施薄弱。三江源區地理環境復雜，交通線路密度低，公路等級低，路況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資源分布相對稀疏，旅游路線長，空間跨度大，可進入性差，存在著“一流資源，二流知名度，三流開發，四流交通，五流經營”等問題，嚴重制約著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2）環境制約性明顯。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環境氣候影響，不僅旅游日期短，而且對游客的身體狀況也有一定限制，影響了旅游業的發展。（3）缺乏與旅游業配套的相關產業的發展，產業鏈條不完整，難以形成產業優勢。（4）市場化推進步伐緩慢，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護條例
草原畜牧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草原的保護，草原是牧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2011年11月了新修訂的《基本草原保護條例》。按照《草原法》的規定，維護基本草原是內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內蒙古草原保護的紅線。1983年內蒙古就頒布了《草原管理條例（試行）》。1984年成為正式條例，2004年進行了修訂。針對草原亂開濫墾問題，1998年還頒布了《基本草牧場保護條例》。而《基本草原保護條例》則是為了更進一步強化基本草原的保護與管理，其保護力度較以往的條例要大得多。新修訂的《基本草原保護條例》主要明確了基本草原的劃定范圍并加大了對草原的保護力度，更好地維護了農牧民利益。該條例的頒布實施為其他西部牧區的草原維護和畜牧業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參考性意見。
綜上所述，盡管在中國西部草原發展生態畜牧業面臨很大挑戰，還未形成成熟的系統理論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來根據中國畜牧業發展趨勢， 發展生態畜牧業成為一個必然的趨勢。生態畜牧業對中國西部草原畜牧業經濟的轉型具有參考性，但同時發展生態畜牧業也面臨著諸多挑戰。
參考文獻：
[1]蘆清水，趙志平.應對草地退化的生態移民政策及牧戶響應分析—基于黃河源區瑪多縣的牧戶調查[J].地理研究，2009（1）.
[2]陳 瑋.青海畜牧業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及對策[J].青海民族研究，1993（1）.
[3]青山虎，馬賓祥.制約西部邊疆地區現代畜牧業發展的瓶頸及對策[J].北京農業，2011（15）.
[4]楊德亮.牧區經濟發展中的文化不適及社會環境問題——青海祁連畜牧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調研報告[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3）.
[5]達林太，鄭易生.牧區與市場：牧民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481-482.
[6]李燕瓊，謝 華，范高林.促進西部草原畜牧業發展的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1（9）.
[7]顏景辰.中國生態畜牧業發展戰略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07.
[8]劉學劍.關于發展生態畜牧業的思考[J].農業環境與發展， 2001（1）：15 -16.
[9]雷 華，穆曉峰.傳統畜牧業向生態畜牧業轉變是中國西部畜牧業發展的必然選擇[J].世界農業，2006（8）.
[10]嚴寶興.關于發展青海生態畜牧業的思考[J].上海畜牧獸醫通訊，2009（3）.
[11]王功民.青海生態畜牧業發展的新路子[J].中國牧業通訊，2011（7）.
[12]王曉毅，張 倩，荀麗麗.非平衡性、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275-276.
[13]劉紅梅.三江源地區畜牧業發展方式抉擇探究[J].柴達木開發研究，2010（6）.
[14]李永宏，陳佐忠，汪詩平，等.草原放牧系統持續管理試驗研究[J].草地學報，1999（3）：173-182.
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食品安全是我國非常重視的民生問題，隨著養殖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動物檢疫工作的監督也愈發重要，為了進一步保障人們的飲食安全，應當對動物檢疫工作給予高度重視。動物檢疫監督工作是動物養殖的重要環節，只有做好監督監管，才能保證動物檢疫工作的穩定性。讓消費者放心購買畜禽類產品是當前檢疫監督工作的重要目標，及時發現動物檢疫中存在的問題，針對相應的問題制定出完善的改革策略，是檢疫監督部門的職責。由此可見，對提高動物檢疫監督水平的措施進行探討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動物檢疫工作的重要性
為了更好地保證我國食品安全的市場環境，應當做好動物的檢疫工作。我國畜牧養殖業正在逐步發展，如果動物檢疫工作做得不到位，則很容易破壞養殖業市場的穩定性，為了進一步避免動物疫情擴散，保障養殖生產與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應當采用科學的檢驗方法對目標對象進行嚴格規范的檢測，在檢測過程中需要按照相關的管理形式與程序，對各類產品進行強制性的行政措施管理。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中，加強動物檢疫工作，能夠將更多的疾病進行有效控制，避免人畜共患病，同時也能規避國外疫病入境的問題，保護好國家的貿易信譽。動物檢疫工作主要調查動物體內的傳染病與寄生蟲病，在發現疫病時要及時處理，防止大規模的疫病傳染，如果疫病一旦大規模傳播，將會造成較大的經濟損失，影響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
二、動物檢疫工作中常見的問題
（一）動物檢疫監督工作重視度不足
有些地區的相關部門對于動物檢疫工作缺少重視，導致檢疫工作經常有“輕檢疫、重免疫”的現象發生。動物產地檢疫作為動物檢疫中的基礎環節，在沒有得到相關部門重視的前提條件下，態度比較敷衍，只打完集中強制性疫苗即認為完成檢疫，導致許多劣質肉品流入市場。為了進一步保證動物肉類的安全，應當做好檢疫工作中的監督工作。除此之外，某些經濟不發達地區對檢疫監督工作的重視度不足，還會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比如如果檢疫工作缺乏重視，那么畜產品運輸也會缺乏監管，為后續的動物產地檢疫流通埋下安全隱患［1］。
（二）檢疫人員專業素質不足
在某些經濟不發達的基層地區，開展動物監督監管工作過度注重經濟效益，忽略了檢疫工作程序的規范性，一些檢疫監督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較差，破壞了檢疫監督部門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較差，檢疫監督人員往往缺少專業培訓的機會，導致他們的知識更新速度緩慢，整體的專業能力也有所不足。這種專業能力的缺失，導致檢疫工作無法發揮真正的效果，讓動物檢疫工作的質量嚴重下降。
（三）資金不充足
由于某些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相關部門并未意識到監督工作的重要性，導致資源并不平均，工作資金有限，檢疫工作的投入會相對降低，而檢疫工作需要檢疫人員長期與動物進行接觸，如果缺少相應資金的支持，很容易增加傳染病的概率，只有投入更多的資金，讓設備更加完善，讓更多的檢疫人員能夠擁有完善的設備去對動物檢疫的質量進行監管，才能保證檢疫監督工作的效果。資金的不充足，設備的不完善，讓動物檢疫工作存在著很多安全隱患。目前許多資金不充足的地區，檢疫人員依舊使用體溫計、檢疫刀等工具進行檢疫，這些工具只能檢驗出常見的傳染病，許多新型的疾病很難檢測出來，致使肉類安全監管受到影響，也影響了肉類市場的正常供應。
（四）缺乏完善的監管體系
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是我國動物檢疫方面存在的問題，雖然國家已經對動物檢疫工作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但是在執法實踐中依舊有很多地方存在著漏洞，導致檢疫工作難以完成。由于重視度不足，讓資源的傾斜更加嚴重，導致檢疫部門很難聘用更加專業的監管人員，很難對于一些違規現象進行及時查處，無法保證檢疫工作的有效性，導致檢疫監督工作中的效率降低，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2］。
（五）屠宰場布局不合理讓檢疫工作效率降低
在進行動物檢疫監督過程中，屠宰場的布局不合理影響整體的檢疫流程的現象也十分常見。動物檢疫監督工作需要在屠宰場進行，如果屠宰場的布局存在著明顯的不合理現象，動物進行檢驗就很難及時進行，也很難對染疫的動物進行無害化處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動物的生存率，無法對動物的實際狀態進行監督，讓動物檢疫工作的效率嚴重下降。
（六）養殖戶缺少科學養殖觀念，盲目用藥加大動物檢疫難度
由于養殖戶的養殖觀念不足，也將會導致動物檢疫水平下降。很多養殖戶在養殖之前并未深入了解科學的養殖觀念，這導致他們在養殖過程中無法科學周到地考慮問題。養殖過程中對飼料的質量檢驗工作至關重要，飼料也需要采用科學的方式進行儲存，否則飼料容易發生質變，質變后的飼料滋生病菌，影響動物的健康。當動物感染疾病后，一些距離城市較遠的養殖戶盲目用藥，從而讓藥品在動物體內過度殘留，嚴重影響了動物的品質安全，加大了檢疫工作的難度。
（七）信息監管不到位，導致動物檢疫工作責任劃分不清
一些經濟并不發達地區的產地檢驗部門并未對信息進行全面監管，導致很多監管工作難以落實，也無法高效地進行信息追溯，這樣在發現染疫動物時無法明確劃分責任，很難保證消費者的權益。
三、提高動物檢疫監督水平的策略
（一）建立完善監督機制
國發（1996）40號文《國務院辦公廳關于生豬屠宰管理體制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已經明確指出了檢疫是政府行為。因此為了進一步的落實政府職能，進一步提高動物檢疫的水平，應當建立完善整體的監督機制，只有在監督機制完善的基礎上，才能針對動物檢疫環節進行全面的監管。在監管環節，監督人員需要嚴格按照《動物檢疫管理辦法》與《動物檢疫法》的要求，在檢疫前期進行信息的申報，在申報完成后進行檢疫。要發揮自身工作職能，對整體的檢疫監督順序進行管理，并且將流程進行全面的記錄。如果發現動物并未經過檢疫，要及時進行上報，不能出具檢疫合格證。相關部門需要結合畜禽市場的實際情況，制定出更加完善的監管策略，需要對檢疫監管的不同環節進行調整。首先是要根據相關法律，做好動物的產地檢驗工作，對屠宰場進行規劃管理，將已經感染疫情的動物進行處理，避免劣質肉品流入市場。盡量讓檢疫工作集中化進行，保證檢疫工作的規范性。除此之外，也要對動物體內的獸藥進行檢查，如果體內有獸藥殘留，不能直接下發檢疫合格證，要根據畜牧業實際的情況，開發出新型的飼料，保證動物的食用安全，強化養殖人員綠色養殖意識。應當設置專業的動物檢疫監督部門，完成各個地區的動物檢疫工作，并且可以對該地檢疫點進行完善管理，讓代表官方的檢疫人員對檢疫點的實際檢疫情況進行監管，可以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實現全方位監控，避免在檢疫過程中存在漏洞，即使后期面臨問題，也能盡早地追溯到問題的源頭，通過完善的監督機制，讓各方的檢疫工作能夠更好地落實，實現動物檢疫監督水平的真正提升［3］。
（二）提高檢疫監督人員專業素質
為了進一步保證檢疫監督工作的實際效果，應當將檢疫監督人員的培訓計劃列入到當地相關部門的工作日程中，通過嚴格培訓促使檢疫監督人員提高自身工作能力，掌握更多的工作經驗，讓檢疫監督工作發揮真正的作用。相關部門可以根據檢疫單位的實際情況制定不同的培訓方案，構建完整的培訓體系，組織相關的工作人員定期進行培訓，通過培訓讓他們的職業素養得到提高，讓他們能夠明確自身責任，了解自身的工作內容，通過提高他們的專業素質進而提升整體的監管水平，打造一支專業能力較強的檢疫監督隊伍。在工作中建立績效考核制度，加強監督人員的思想建設，利用績效考核制度提升他們的工作積極性，讓他們能夠保持認真負責的態度開展動物檢疫監督工作［4］。
（三）提升檢疫監督部門的公信力
為了保證監督部門的公信力，應當建立與社會群體溝通的橋梁。如果檢疫監督工作脫離實際，會導致檢疫監督部門的形象崩塌，讓檢疫工作無法順利執行，因此應當積極與人民群眾進行溝通，讓更多群眾了解檢疫監督工作的重要性，提高整體的社會公信力，打造自身良好的監督形象，讓更多社會群體能夠信任檢疫監督工作。將轄區內的動物集中進行處理，建立多個屠宰點，節省大量動物檢疫監督的時間。整體的檢疫監督工作要實現公開透明化處理，明確各方責任，讓更多人通過信任監督檢疫部門而購買肉類產品。同時也要加強宣傳工作的落實，要進一步擴大宣傳力度，做好動物檢疫工作的各部門協調。可以通過網絡信息平臺，讓更多人對檢疫監督部門的實際工作狀態進行監督，要讓每一個環節都保證公開公正、依法執法，建立起穩定的社會地位，并且在宣傳過程中要推動先進性事跡的宣傳，在宣傳中傳播正能量。檢疫工作也需要與群眾進行緊密配合才能完成，避免群眾對檢疫監督部門失去信任，推動檢疫事業與養殖業的高效發展，鼓勵群眾舉報違法現象，要讓更多群眾配合監督部門的工作流程，保證群眾的合法權益，讓檢疫監督部門發揮更大的監督效力，提升檢疫監督部門的整體公信力［5］。
（四）嚴控產品流通環節
在一些城市的畜牧業流通市場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影響市場平衡的問題，某些經濟不發達企業為了提高經濟效益會選擇一些尚未進行檢疫的動物進行加工銷售，不僅為市場埋下了嚴重的安全隱患，也破壞了市場的整體平衡，這屬于一種違法行為。這種問題的出現，需要相關管理部門充分利用自身監管的職權，也要鼓勵群眾積極發現問題進行檢舉，在接到群眾的舉報后，相關部門應當派出更多的人員加大對畜牧業產品流通環節的監控，并且核對檢舉內容的真實性，如果發現問題確實存在，需要徹查來源，對相關人員作出嚴重的處罰。要加強對畜產品質量的安全管理。在畜牧業產品監管過程中，需要按照科學的手段對產品進行檢驗，要根據畜牧業生產過程中的各類信息對全過程進行質量管理，要保證動物產品符合市場需求。由于市場競爭激烈，應當將市場競爭的機制進行公開透明化處理，避免地區信息封鎖導致不正當的競爭現象出現，要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加大對于不正當競爭企業的處罰力度，確保畜牧產品的質量。在檢測過程中不能遺漏動物檢驗環節，要將每一個檢驗信息都如實上報，要根據動物疫情的臨床表現確定當地動物是否符合檢疫標準。只有在產品流通環節做好全面的質量監管，才能保證市場競爭的穩定性，讓更多優質的動物產品流入市場，提高檢疫監督工作的實際效果。
（五）確立動物檢疫的范圍與對象
由于偏遠地區相關部門的管理職能缺失，動物檢疫工作在當地并未引起重視，這導致很多動物檢疫的范圍與對象并不明確，檢疫工作是一項基礎的行政工作，如果缺少相關制度嚴格劃分檢疫范圍，后續的工作將很難開展，因此為了進一步保證檢疫工作的實際效率，應當對動物檢疫的范圍進行規范性的劃分。很多人認為檢疫工作僅僅服務于畜牧業的肉類檢驗，是與市場進行相通的，但是整體的動物檢疫工作范圍極大，不僅是對畜牧業中動物的質量進行檢測，還要對國內收購、交易、飼養、屠宰的任何貿易性、非貿易性的動物進行檢測，在檢測過程中不僅要對動物本身進行檢測，也要對動物產品以及運載工具進行檢查，要禁止任何疫情傳輸的風險存在，要將動物檢疫的范圍控制在合理范圍內。與此同時各地區的相關部門也要對動物檢疫的對象進行了解，我國動物防疫法規定了動物疫病為116種，共分為三個大類。這些疾病通常需要利用流行病學調查、臨診檢查、病理學檢查、免疫學檢查與病原學檢查等方法進行檢疫。只有確定好檢疫的對象，才能讓檢疫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檢測結果要保證公平性，避免給當事人帶來損失，要保證每一個檢疫環節都能夠以行政工作為基礎，保證檢疫的方法科學性。檢疫工作的職能也要明確劃分。我國的動物檢疫法已經進行了非常明確的規定，檢疫工作人員不能做紅頂商人，否則在執法過程中很難保證公平公正的原則，也無法保證檢疫工作的真正效果，在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過程中，要求檢疫工作的手續辦理環節也能夠利用信息技術進行優化，讓更多的檢疫流程更加簡化，讓更多檢疫工作更加穩定地開展，更加快速地完成檢疫。
四、結語
綜上所述，為了讓我國的畜牧業更好地發展，提高我國肉產品的食用安全，應當將動物檢疫工作進行全面的監督，隨著育種技術的提高，養殖業也正在不斷的發展，這給我國的市場供應了更多肉類，但是食品安全問題也應當重視起來，為了進一步保證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全，應當做好動物防控疫病工作，對動物檢疫進行全面監督，雖然我國的檢疫狀態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只要用心去探索，及時發現問題，就能及時解決這些問題，推動養殖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振偉，張韜，顏克旭，等.基層動物疫病防控及檢疫監督的作用分析核心探究［J］.獸醫導刊，2021（12）：76.
［2］陳世華，謝曉輝.新時期如何提高動物檢疫工作的監督水平［J］.畜牧業環境，2020（13）：33-34.
［3］努爾哈米特·巴依霍加.基層動物衛生檢疫監督中存在的不足與對策分析［J］.獸醫導刊，2020（18）：21.
為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和市委市政府關于發展農業“十大產業”的要求，充分發揮我區特殊的氣候、地理和區位優勢，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積極培育特色產業，打造都市型農業，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推進全區農業又好又快發展，現就扶持重點農業產業發展提出以下意見：
一、扶持產業
結合實際，重點扶持蔬菜、馬鈴薯、畜牧業、經果林、紅豆杉產業發展。
二、扶持對象
在全區范圍內實施連片規模化生產（加工）的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承包大戶和個體農戶。
三、發展計劃和目標
從2013年起至2015期間，重點農業產業發展計劃如下：
（一）蔬菜產業：在抓好已有1.2萬畝商品蔬菜基地的基礎上，每年新增商品蔬菜基地2000畝。2015年我區蔬菜播種面積達到7萬畝，其中商品蔬菜基地建設達2萬畝，即xx鎮6000畝，xx鎮5500畝，xx鎮5000畝，xx鄉1000畝，xx鄉1500畝，xx街道、xx街道及xx街道共1000畝。
（二）馬鈴薯產業:穩定現有的15萬畝馬鈴薯播種面積，積極推廣脫毒馬鈴薯種植，并逐步擴大馬鈴薯高產示范商品基地建設面積，每年實施10000畝馬鈴薯核心高產示范基地建設，2015年脫毒馬鈴薯推廣種植達到90%，馬鈴薯產高示范商品基地建設面積達到4萬畝。
（三）畜牧產業：以生豬和家禽養殖為主導產業，調整養殖結構，以基地建設、龍頭企業培育為重點，促進養殖規模化；以科技為支撐，促進養殖標準化；以加工為突破口，延長產業鏈，加快畜牧業發展，鞏固現有規模養殖場，引導扶持每年新增1個萬頭標準化生豬養殖場，1—2個萬羽標準化肉雞或蛋雞養殖場；建成肉豬加工廠和禽類加工廠各1個，全區規模化養殖的比重達60%。
（四）經果林產業：每年新增經果林種植20000畝，其中核桃種植15000畝，葡萄種植3000畝，其它水果2000畝。
（五）紅豆杉產業：每年新增紅豆杉種植5000畝，建設紅豆杉產業示范園2000畝。
通過2013至2015年的發展，養殖業方面：全區萬頭標準化生豬養殖場達10個，萬羽標準化肉（蛋）雞養殖場達20個，年出欄生豬30萬頭，年出欄家禽300萬羽，年產蛋5000噸，畜牧業產值達8億元以上，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65%以上。種植業方面：全區蔬菜種植10萬畝，其中商品蔬菜基地（常年）達3萬畝；馬鈴薯高產示范基地2萬畝; 建成經果林基地10萬畝，其中核桃基地8萬畝;葡萄基地1萬畝，其它水果基地1萬畝，建成紅豆杉基地3萬畝。全區農業產業發展達到“生產規模化、經營品牌化、經濟效益高、農民增收快”的目標。
四、保障措施
（一）資金保障
1、從2013年起，區財政每年安排2000萬元作為農業產業化發展專項資金，用以扶持重點農業產業化發展，并建立逐年遞增機制，并將上級投入的產業發展資金、區級支農資金及農業產業化發展專項資金相結合，統籌支配，補助標準如下：
（1）蔬菜產業：新建300畝以上集中連片的商品蔬菜基地（常年），對基地內所必須的水、電、路基礎設施建設給予全額補貼；新建10棟以上連片標準鋼架大棚，每棟補助3000元；新增50畝以上連片商品蔬菜基地種植（常年），實行連續三年補貼，每畝每年補助300元；對原有100畝以上成規模的蔬菜基地給予每年每畝200元補助；流轉土地100畝以上種植蔬菜（常年），每畝每年補助土地流轉費100元。
（2）馬鈴薯產業：每年新增4000畝馬鈴薯核心高產示范基地，并對每年實施的馬鈴薯核心高產示范基地，每畝每年補助100元。
（3）畜牧產業：新建成年出欄1000—1999頭的標準化生豬養殖場（小區），每個補助投資15萬元；年出欄2000—2999頭的標準化生豬養殖場（小區），每個補助投資20萬元；年出欄3000—4999頭的標準化生豬養殖場（小區），每個補助投資30萬元；年出欄5000頭以上的標準化生豬養殖場（小區），每個補助50萬元；對新建成規模達到年出欄商品肉雞5—10萬只或年產蛋300—600噸的肉（蛋）雞養殖場，每個補助10萬元；對年出欄商品肉雞10萬只或年產蛋600噸以上的新建肉（蛋）雞養殖場，每個補助20萬元。年出欄300頭以上肥豬的養殖場，按實際出欄量每頭補助50元；肉禽常年存欄3000只以上，年出欄10000只以上，按實際出欄量每只補助0.5元；蛋禽常年存欄2000羽以上，按實際產蛋量每噸補助100元；牛常年存欄100頭以上，年出欄100頭以上，按實際出欄量每頭補助80元；羊常年存欄100只以上，出欄100只以上，按實際出欄量每只補助50元；提高村級防疫員補助，每人每月報酬提為500元，由區、鄉（鎮）財政各承擔50%，由鄉（鎮）管理發放；對引進的良種畜禽進行補貼，對新引進純種公豬每頭補助800元，純種母豬每頭補助500元，二元母豬每頭補助300元；扶持畜禽加工廠建設，按照招商引資優惠條件，引入企業投資建設，幫助企業做好項目前期、中期、后期的跟蹤服務，帶動全區畜牧業的發展。
（4）經果林產業：連片種植500畝以上的，核桃每畝補助300元，補助分三年撥付，第一年撥付2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別撥付50元；葡萄每畝補助1800元，補助分三年撥付，第一年撥付10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別撥付400元；其它水果每畝補助400元，補助分三年撥付，第一年撥付2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別撥付100元。
（5）紅豆杉產業：中心城區可視范圍內退耕山頭，由政府統一支付土地流轉金，無償提供給企業種植，種植成本及管護工作由企業負擔，種植受益歸企業所有。中心城區以外連片種植500畝以上的，每畝補助2000元，補助分三年撥付，第一年撥付1000元，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別撥付500元。
2、凡當年評定為國家級、省級、市級龍頭企業，分別獎勵20萬元、10萬元、5萬元；建設交易規模在500萬元以上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并達到國家、省、市、區農產品批發市場規模標準經驗收合格的，分別給予30萬元、20萬元、10萬元、5萬元獎勵；當年獲得國家、省、市表彰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分別給予10萬元、8萬元、5萬元獎勵；當年獲得省級以上無公害產品、產地認證，綠色產品、產地認證，名牌商標、專利的企業（業主），給予申報費用50%資金補助。
3、鼓勵金融單位積極向扶持對象投放貸款，支持農業產業發展。對于扶持對象為發展產業而申請的金融貸款，可給予部分財政貼息。
4、本補助標準為基本標準，隨著財政增收和產業發展需要，結合上級項目資金投入情況，可適當調增補助標準。上級有專項資金補助的產業，參照本意見執行。對科技含量高，單位面積效益好的在本標準外可另行給予獎勵性補助。
5、區財政每年按照發展計劃劃撥扶持資金，若當年產業建設規模超出發展計劃，超出部分所需扶持資金滾動到下一年兌現。
（二）稅收優惠
1、龍頭企業養殖和農林牧產品初級加工的，經稅務部門核定，免征企業所得稅。
2、對從事種植業、養殖業、農林產品初加工的所得，按國家和省政府有關規定暫免征企業所得稅。對上述受風、水、火、震等嚴重自然災害影響的種、養、加企業，經稅務機關批準，可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一年。對農技推廣、農業科研所的技術服務或勞務服務所得的收入，暫免征所得稅。
3、對從事種植業、養殖業的農業企業銷售企業自產的農產品，免征增值稅。對農業企業生產、銷售的種子、種苗免征增值稅。
4、對農業企業直接用于農、林、牧、漁業的生產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稅。
（三）優化環境
1、對在區內投資興辦種植、養殖項目設施用地的，由國土部門按國家有關規定及時辦理相關手續。興辦農產品加工項目的企業，區有關部門要積極幫助申請國家、省、市的有關優惠政策。
2、相關部門要積極幫助農業產業化企業，申報無公害產品、產地認證，綠色產品產地認證和省級以上名牌認證和商標、專利。
3、鼓勵農業產業化企業積極開拓國際國內市場，凡需在區外進行參展、產品認證、媒體宣傳及產品促銷等活動的農業產業化企業，區有關部門套大力做好指導服務工作，并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持。
4、鼓勵農業產業化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開發科研項目，經信、科技等部門要積極幫助申報科技技改資金。
5、確保農業產業化企業用電用水，對農業產業化企業擴大生產需電力擴容和用水的，水利、電力部門要優先安排。
6、各鄉鎮、街道和區直有關部門要抓好農業產業化企業與農戶的減負工作，并積極幫助企業與農戶建立穩定的購銷關系，發展訂單農業，對帶動農村經濟發展成效突出的企業，區委區政府將予以表彰。
（四）技術保障
1、區委區政府每年將適時采取“走出去學習、引進來培訓、區內交流討論”等各種措施加強對技術業務人員、扶持對象和其他有關人員的培訓，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的技術業務水平。
2、區農業、林業、扶貧等有關主管部門要派出技術人員在種植養殖管理的關鍵時期趕赴一線開展技術指導和服務。
3、積極鼓勵基地業主向外引進高層次技術人才，對具有高級技術職稱或博士以上學歷并簽訂技術服務協議的，政府可給予部分補助。區委區政府對于技術服務質量好 、效益明顯的技術人員將給予適當獎勵。
4、有關部門在安排農業適用技術培訓時，要優先向從事重點農業產業的群眾傾斜，盡快培養一批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的新型農民。
（五）組織領導
1、成立領導小組。區成立農業產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組織領導農業產業化工作。領導小組下設5個產業發展工作組，各工作組由一名副縣級以上的領導任聯系領導、一名副科級以上干部為組長、抽調相關業務人員為成員。各工作組負責在產業規劃和本意見的框架內，制定具體的年度產業發展方案，經區政府研究后組織實施。各鄉鎮要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加強對本鄉鎮農業產業發展的組織領導工作，并因地制宜細化工作措施，廣泛發動干部職工和廣大群眾，掀起全區重點農業產業發展的新，推進全區農業邁上新臺階。
2、強化齊抓共管。農業、林業、扶貧、水利、交通、電力等部門要針對基地布局，優化配套建設水、電、路、沼氣池、獸醫室等基礎設施，加快夯實全區農業基礎，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農業、林業、水利、扶貧、發改、財政部門要抓住機會，積極爭取上級農業產業發展政策、項目、資金支持，增強發展力量；稅務部門要認真落實好稅收優惠政策，刺激產業發展；工商、質監部門要積極幫助、指導、支持業主開發名特優農產品，提升***區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社會影響力；經貿、煤炭部門要出臺以工哺農措施，發動企業采取自行投入發展和出資支持發展等方式積極參與所在鄉鎮、街道、社區的農業產業發展，既促進和諧礦區建設，又促進農民增收致富。其他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要事司其職、通力合作，合力推進全區農業產業的大發展、大跨越。
五、有關政策
（一）基地建設必須按照規范化、科學化的要求，經區政府組織驗收合格后再撥付相關補助。
（二）年度產業發展區域由區農業產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研究確定，有關業主要按照領導小組規劃的區域布局產業。
中圖分類號：S851.2+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273X（2016）01-0044-03
湖北省天門市是生豬生產、消費和調出大市，多年來，生豬出欄始終保持在100萬頭以上，市場規模在20億元以上，豬肉產量達到8.8萬t，在湖北省同等縣市中位居前列。2015年全市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養豬場（戶）545家，出欄84.9萬頭，占出欄總數的77.18%。由于大規模集中養殖，容易引發重大疫情、疾病傳播迅速、飲食安全等重大問題，僅以生豬死亡率8%計算[1]，全市每年病死豬超過8萬頭，數量如此巨大的病死豬若不處理妥善，將對人類健康構成極大的威脅，同時也將引發一系列公共衛生問題。近年來，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在湖北省畜牧獸醫局、天門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和指導下，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統籌規劃、因地制宜、財政補助、保險聯動”的原則，逐步建立起統一規范的運行機制、處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得到了各級領導、相關部門、養殖企業和社會各界的普遍好評和認可。
1 工作探索歷程
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從2012年3月正式啟動至今，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1.1 基礎資料收集
從2012年3月到2012年6月，基本完成了全市年出欄生豬50頭以上規模養殖場戶的統計匯總、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配套政策的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的宣傳、無害化處理監管人員的培訓、信息統計報送和資料整理格式的規范等一系列新任務新工作，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正常啟動。
1.2 試運行階段
從2012年7月至2013年初，在經過近一年的實施過程中，逐步產生了一些困繞畜牧部門的問題和困難，主要表現在全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數量大、范圍大、難度大，監管工作人手少、報酬少、經費少，再加上補助下發時間長，群眾意見大、畜牧部門工作人員意見也大，導致工作阻力增加工作積極性受挫，社會面上再次出現少數養殖場戶不要補助不作無害化處理隨意丟棄病死豬現象。
1.3 總結經驗再理思路階段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市委政府、畜牧部門和社會各界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的深刻反思和初步探索。2013年上半年，天門市政府分管領導多次到天門市畜牧獸醫局來專題調研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提出要“吸取別人的教訓總結自己的經驗”；市畜牧獸醫局工作專班先后三次赴外省、市專題學習考察，多方聯系企業探討社會化運作途徑，逐步形成了全市無害化處理運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基本思路。
1.4 市場運作基本步入正軌階段
2013年7月至今。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統籌規劃、因地制宜、財政補助、保險聯動”的原則，天門市畜牧獸醫局通過招商引資方式按照“誰建場、誰處置、政府專項獎勵和財政專項補助發給誰”的原則，打包處置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職責權限。2013年8月，拖市鎮個體老板潘云平投資800萬元（其中政府專項補貼100萬元）建成“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中心”，積極爭取政府出資100萬元建成32個病死豬冷藏收集點，多部門聯合行文印發《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實施方案》，基本形成了統一規范的運行機制、處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基本達到了“政府滿意、社會滿意、企業滿意”的良好效果。
2 基本做法
2.1 成立專班，加強無害化處理工作組織領導
為了加強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的組織領導及長效機制建立，經市政府同意，由市畜牧獸醫局牽頭，與市財政局、市人保公司聯合成立了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領導小組、工作組及專家組。市畜牧獸醫局由局長、分管局長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和副組長，從局辦公室、計財科、監督所、疫控中心和財政局農財科、保險公司農險科等抽調人員組成工作專班，負責全市無害化處理工作協調指揮、無害化處理收集體系建設督導、無害化報表數據審核、無害化補貼公示公開、無害化資金劃轉拔付、無害化運轉環節督查等工作，做到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領導重視、部門配合、分工負責、積極探索、審慎實施、整體推進。
2.2 制定方案，規范無害化處理工作基本程序
根據湖北省農業廳、財政廳《關于做好生豬規模化養殖場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工作的通知》和湖北省畜牧獸醫局《建立病死生豬無害化處理長效機制試點方案》文件精神，為推進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先行先試工作，構建長效機制，經報請市政府同意，我局先后印發了《天門市畜牧獸醫局關于做好生豬規模化養殖場無害化處理補助相關工作的通知》、《天門市建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長效機制實施方案（試行）》，與市財政局、市人保公司聯合印發了《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實施方案》等文件，用以指導和規范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各環節工作程序，確保全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行得通、推得開、力度大、效果好”，切實保障全市動物源性食品安全，維護公共衛生和生態環境安全。
2.3 完善設施，推進病死豬冷藏收集體系建設
（1）按照《實施方案》要求，將納入市級管理的規模養殖場列為首批冷藏收集體系建設對象，要求每場必須建一座容量20 m3以上冷庫用于存放病死豬，確保市管規模豬場全覆蓋、全收集、全處理。
（2）鼓勵有條件的鄉鎮或規模養殖場（小區）選擇合適區域、場所建設病死豬收儲點，參與全市病死豬集中無害化處理的社會化營運服務，逐步開展全區域內的收集和處理工作。
（3）對違法棄置在本市江河湖渠等水域或其他公共場所的病死豬，要求相關鄉鎮、管理部門、責任單位或市無害化處理中心第一時間收集、清運、冷藏或就地就近作無害化處理。
2.4 明確模式，統分結合開展無害化處理工作
目前我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工作按兩種模式執行。
（1）委托集中處理模式。全市市管規模豬場病死豬按要求必須委托市無害化處理中心進行集中處理；市管規模養殖場以外的其他養殖戶按自愿的原則，可以將病死豬按要求做好消毒和包裝后直接運送到市無害化處理中心委托進行無害化處理。
（2）自行分散處理模式。對年出欄生豬50頭以上、辦理了《動物防疫條件合格證》并與監管部門簽定了畜產品安全責任狀、建立了完整的養殖檔案等信息資料的養殖戶，可以選擇按要求自行無害化處理本場病死豬。
兩種處理模式都必須有天門市動物衛生監督機構或所在地畜牧獸醫服務中心官方獸醫人員、保險公司人員到場到點實施監督。
3 存在的主要問題
3.1 生豬病死率較高，難以全部無害化處理
近年來，盡管全市大力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場的建設，但中小型規模場（戶）和散養戶仍占主導地位，其養殖方式相對落后，飼養管理水平不高，防疫意識不強，動物病死率較高，病死和死因不明動物數量大[2]。據初步測算，全市每年需無害化處理病死豬80 000頭左右，造成無害化處理工作任務艱巨，不能完全落實，有的雖然進行了處理但也不完全規范。
3.2 動物疫病防控意識不強，病死豬處置不規范
當前部分散養戶、小型規模養殖戶和販運戶法律意識淡薄，對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的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無害化處理經驗不足。生豬病死后，未按規定向當地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報告，有的為圖方便，亂拋亂棄病死動物的現象仍然存在，甚至低價拋售病死動物[3]，導致病死動物處理的指導和監督缺位。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給動物疫病傳播擴散留下了隱患，而且嚴重威脅著公共衛生安全。
3.3 無害化處理設施投入不足，無法滿足當前需求
全市絕大部分鄉鎮沒有公益性無害化處理設施，養殖戶在動物發生死亡后，以挖坑掩埋處理為主，但深埋地點難以協調和落實[2]。特別在疫情高發季節出現大量的病死動物時，更難以及時有效的處置。雖然岳口、拖市、張港、多寶、汪場、石河等十個鄉鎮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購置了冷藏運尸車，經收集送往市無害化處理中心進行處理。經過近一年的運作，發現這些設施數量太少，無法滿足當前對病死動物及其產品進行無害化處理的需求。
3.4 基層工作力量薄弱，監管力度不夠
當前全市病死動物主要來自農村散養和各中小型規模養殖場，數量大，點多面廣，但基層動物衛生監督執法的人員少，工作量大，工資待遇低，工作經費短缺，從而造成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監管難以工作長期有效開展[4]。特別是在執法過程中，部分違法行為人不愿承擔無害化處理費用，對查處的病死動物及其產品，由監督部門進行無害化處理，無形中形成了越執法，經費缺口越大，工作越難以開展的被動局面。
4 對策與建議
4.1 加強組織領導，構建無害化處理責任體系
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是政府的一項公益事業，也是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內容。建議由各級政府牽頭對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負總責，加強統籌協調，明確各有關部門責任分工，充分調動鄉鎮、街道、村級基層組織力量，強化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監管。畜牧獸醫部門要監督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環保部門加強對公共區域環境污染防治的監督管理，水利、海事、城管等部門按照自身職責，健全河道、湖泊、街道等公共區域病死動物尸體清理打撈制度，公安部門加大對加工、販賣病死動物行為的打擊[2]。各級政府要把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納入到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新農村建設的考核體系中。同時，按照《動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明確動物養殖、屠宰、經營者是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的第一責任人，承擔主體責任。
4.2 加大財政投入，完善無害化處理運行體系
根據當地經濟基礎、動物養殖量、養殖密度、養殖方式等情況，完善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體系和運行機制，按照“降低成本、節能環保”的原則，因地制宜，選擇適合各自情況的無害化處理方式。采取“政府監管、財政扶持、企業運作”的方式，進一步支持天門市病死豬無害化處理中心擴規升級，財政適當補助運行經費[5]，實行企業化運作。對養殖集中的區域配備專職人員和密封運輸車等，對病死動物統一收集、消毒、運輸和處理。養殖分散地區，應合理規劃，分點布局，建立規模適度的定點冷藏收集場所，完善病死動物收集體系，然后運往無害化處理中心處理。同時，加強對大型、標準化規模養殖場的監管，督促其建立與養殖規模相適應的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設施，或與無害化處理企業簽訂協議實施無害化處理，由各級財政部門應安排專項經費，建立病死動物收集體系和鄉鎮病死動物貯藏冷庫建設，安排固定人員負責日常管理。
4.3 改進工作方式，建立無害化處理扶持政策
一是將現有國家對生豬規模養殖場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政策，擴大到包括散養戶在內的所有生豬養殖場（戶），二是將病死豬補助標準提高到100元以上，相關經費應補給對病死動物實施無害化處理的主體，提高各方無害化處理的積極性。三是將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與生豬保險相關政策有效銜接[6]，當養殖場（戶）發生動物死亡時，保險公司到現場確認，經動物衛生監督機構鑒定，以無害化處理憑證作為理賠依據，引導養殖場（戶）主動參與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四是地方政府建立對亂拋亂棄病死動物或販賣、加工病死動物的舉報獎勵機制，一經查實的，給予舉報人獎勵，營造人人監督的良好氛圍。
4.4 充實穩定隊伍，加大動物衛生監督執法力度
建議市政府協調編制、財政等部門，組建基層全新的動物衛生監督執法隊伍，確保編制、經費滿足工作需要，從體制上為動物衛生監督執法工作的有序開展提供有力的組織保障、人員保障、資金保障和政策保障，以適應當前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動物檢疫、動物衛生監管等執法工作開展的需要。
4.5 轉型升級改造，大力推廣標準化規模養殖
加快轉變畜牧業發展方式，推進標準化規模養殖，提高養殖質量；改善養殖環境條件，提高獸醫服務水平，降低動物死亡率。進一步加大標準化規模養殖的投入力度，支持規模養殖場（戶）、龍頭企業、養殖專業合作社完善基礎設施，加快推動養殖業標準化、規模化、生態化、科學化發展。通過畜牧業的轉型升級，提高整體的科學管理水平，控制生豬疫情，降低死亡率，從源頭上減少病死動物的數量。
4.6 強化宣傳引導，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
加大對養殖場（戶）的宣傳培訓力度，普及健康養殖和防疫常識，增強法制意識、環保意識。積極推行本地屠宰，大力推廣消費冷鮮肉的習慣。通過報刊網絡、廣播電視等多種渠道向群眾宣傳病死豬的危害及其無害化處理的重要性，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構建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和監管“群防群控”的長效機制。
5 小結
病死動物是動物疫病發生的重要傳染源，養殖環節病死動物處理是否到位，事關畜產品質量安全，事關畜牧經濟穩定持續發展，事關公共衛生安全，事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單位要各司其職，互相協作，緊密配合，努力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確保畜牧業健康發展和公共衛生安全。
參考文獻：
[1] 喬 娟，劉增金. 產業鏈視角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5（2）：102-109.
[2] 劉思華，王 琦，鄭文成，等. 湖南省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工作調研[J].中國動物檢疫，2014（12）：13-15.
[3] 孫 龍. 淺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中國動物檢疫，2014（11）：40-42.
立草為業
預計2020年全國糧食總需求量將達到6億噸以上，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缺口。在18億畝耕地紅線不能憾動的警戒線下，特別是優質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如何緩解我國糧食安全的壓力？發展草產業不失為一個選擇。目前在各類畜禽的飼喂標準中，草產品在牛羊飼料中可占到60%，發展草產業能最大限度地在改善生態環境條件下利用草食動物的生產力，減輕畜牧業對糧食飼料的依賴。目前許多發達國家草地牧業的產值已占農業總產值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80% ，而這一數字在中國只為10%左右。歐美和澳洲等一些國家對草業十分重視，將其看做為“綠色黃金”，澳洲人更稱其為“立國之本”。
全球種業10強公司占全球種業市場份額的35%，而國內種業10強公司占全球種業市場份額的比例僅為可憐的0.8%。對于中外種業的差距，王蜂直言，由于官、產、學、研一體化、育繁推一體化、技術專業化、管理規范化、法規精細化的特點，國際大型跨國種子公司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研發實力強，控制著優質品種。而中國種業的發展與我國其他行業發展情況類似，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從封閉向開放發展、從分散向集合發展、從無序向有序發展的過程。
“目前的情況是種業市場比較繁榮，競爭激烈，國內種子企業實力較弱且相對分散。”王蜂介紹說，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我國基本建立起良種推廣網絡，以國家推廣為主，但資金缺乏，品種散亂；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初步建立了品種保護制度，種子市場逐步形成，但實力較弱，國外大公司優良品種卻穩穩占據國內市場。具體到草種，由于對過去研發長期未受到重視，因此草種領域國內優良品種的研發和推廣更為艱難。王蜂強調，雖然種子法規進行了更新規范，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國內種子產業發展的扶持政策，品種意識增強，市場得到蓬勃發展，但是對
草業的重視還遠遠比不上糧食產業，我國草種長期依賴進口，進口品種占比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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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第一季度，我國進口苜蓿干草90272噸，同比增長91.8%；進口額3750.4萬美元，同比增長174.8%。其中3月進口33160噸，同比增長56.8%。據悉苜蓿干草主要由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紫花苜蓿被譽為“飼草之王”，是飼養奶牛不可缺少的優質牧草。據悉奶牛食用苜蓿可以避免蛋白、脂肪等營養指標不達標，從而避免類似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就將紫花苜蓿列入戰略物資名錄。
至于素以農業大國著稱的中國為何在苜蓿草前敗北，王蜂解釋道，“ 我國由于長期受農耕文化的影響，牧草產業一直沒有真正發展成規模化產業。加上國家補貼一直傾向糧食作物，對于種植草業的積極性難以調動，我國苜蓿產業從高峰走到了低谷，面積減少，產量下降，遠遠滿足不了奶牛養殖業的需求，苜蓿等草業發展的格局已成為限制我國畜牧業健康發展的制約瓶頸。”
王蜂強調，轉變意識是草產業壯大的一個重要條件。草產業已成為美國農業中的重要支柱產業，為發展健康農業、有機農業、循環農業、改良中低產田和發展節糧型畜牧業方面做出了有力支撐。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外很多國家非常重視牧草生產，西方發達國家已完成了糧食和經濟作物的二元結構，向糧食、經濟作物和飼料作物三元結構的轉化，其中德、英、法、美、澳大利亞和俄羅斯等國家的牧草種植面積已超過糧食種植面積，牧草產業的發展對這些國家的食物安全、農業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優化作用舉足輕重。
克勞沃成立以來，一直致力于國外優秀草種和先進技術的引進與推廣，引進品種近千個，推廣區域遍布全國各地。如今克勞沃已不滿足于局限為貿易型企業，而是形成了從科研、進口、儲運、營銷到售后服務的完整體系，向著綜合實力最強的集團型企業邁進。
2005年克勞沃執行國家小黑麥良種繁育基地建設項目，引進了國際領先的全套種子清選加工設備，使克勞沃具備了自行清選加工種子的能力。同年克勞沃與農業部科教司、財務司正式簽署“948高穩定性豆科根瘤菌及生產技術”項目，此項目在2009年順利通過驗收，目前已生產出批量的根瘤菌進入苜蓿的大田生產。“培育優質的草種，需要漫長的時間，這是一個需要耐得住寂寞的行業。雖然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但我們仍然要建立自有知識產權的自有品種體系。”據王蜂透漏，克勞沃每年的研發投入達到純利潤的15%以上。
無論是投巨資建立國內最大的草種育種基地，還是購進國內最先進的清選加工廠，克勞沃的研發都是圍繞繁育生產自有知識產權的優良品種的目標進行的。在國內不斷擴張和夯實的同時，克勞沃也在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據介紹克勞沃已經與中信建設合作，在安哥拉建設了非洲最大的苗圃基地，生產適合當地生長的種子苗木。
財務擔當重任
自2002年起克勞沃提供的幾十個植物品種分別搭載“神州3號”、“神州7號”和“實踐8號”宇宙飛船順利返航，航天育種全部單株種植于克勞沃的育種圃內，研發人員對其進行綜合篩選和跟蹤評價。
多年來，克勞沃集團與美國農業部牧草種子研究中心、新西蘭梅西大學種子技術中心、德國聯邦農科院草原所、國際種子生產研究會等國際諸多專業化公司和研究機構，建立了長期穩定的經貿和技術合作關系，為中外草業的共同發展架起了合作橋梁。
“現代CFO已不再是傳統財務管理，必須站得高看得遠，必須是千里眼和順風耳。”王蜂認為作為種子企業而且是進出口企業的CFO，必須對國內外環境和政策、匯率以及種子生產地區的氣候與產量，都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用宏觀的視野作微觀的工作。“尤其是種子作為農作物，影響價格變化的因素很多。”
草業企業區別于其他行業的最大特點是季節性強，每年采購草籽集中在春季之前，在判斷國內外市場情況之后，如需大批購進國外存貨就需事先備齊充足的資金。作為缺乏充足擔保物的貿易型企業，為了配合公司決策提前安排籌措資金并使融資成本達到最小，最終實現公司戰略目標，王蜂通過和銀行及擔保公司反復磋商，為解決反擔保難題創造性地安排出一份和有關機構的貨物預購協議作為反擔保措施抵押給擔保公司，取得了信貸資金。如今這一做法已成為解決企業和銀行之間貸款難題的一個創新綠色通道。
“在大宗采購時，我們會首選國外信譽好的種業公司的產品。對于國際采購，采購團隊會提前作出判斷，從媒體、國家政策、市場動態中及時掌握第一手信息，再將大量的信息多重篩選。”王蜂強調，CFO在這一過程中必須發揮應有的作用，把資金用在關鍵處。例如克勞沃一直密切關注苜蓿干草及草種的價格，早在2008年王蜂就積極配合董事長劉自學提出的戰略部署密切關注國際市場行情，提前籌措資金伺機而動。所以當金融危機苜蓿草籽低價時，便提前采購了大量的各類優質草種。
作為農業部下屬的國有企業，為進一步提高效率和發展速度，克勞沃正在進行股份制改革。王蜂認為中國種業正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首先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需求市場，對優良品種的需求遠遠沒有得到滿足；其次國家最近出臺的事業單位改革方案，要求五年內事業單位要完成改制，而恰恰就是這些事業單位性質的科研機構掌握著很多優良品種和新技術，“因此種子企業可趁機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積極兼并重組，尋求跳躍式的發展。”
延伸閱讀
當資本遭遇農業
2012年國務院中央1號文件指出：科技興農，良種先行。
美國著名投資大師吉姆·羅杰斯在一次演講中說，“假如我現在20歲，肯定放棄金融，去學習農業，因為在未來幾十年中，農業醞釀著巨大的機遇，農民會比基金經理富裕得多。”新開發投資CFO陳東梅非常贊同這個觀點，“我相信農業企業在‘微笑曲線’的兩端會越來越強。”
一直對農業青睞有加的陳東梅非常看好種業。在她看來，連年受益于政策利好的種業非常有機會，“首先，政策長期利好；其次，種業能夠抗經濟周期變動；第三，中國巨大的市場規模和需求。”
當然機遇與風險同在，在投資農業領域時，投資公司還是需要一些智慧。與一般公司五二，投資在考察農業公司時，一般會從企業所在細分領域、在行業中的地位、盈利能力、管理團隊等幾個方面進行考察。“并不是所有的農業公司都是好的，還是要考慮其在整個產業鏈的位置，例如傳統高能耗的農業生產加工企業已經不再是投資的目標對象。”陳東梅介紹，
掌握核心技術，能改進原有農業作業模式，或具有一定規模優勢，在某些細分領域形成壟斷優勢的企業都是VC/PE追蹤的重點。因此，在農業投資價值鏈最上端的種業，因為擁有較高的入門門檻和核心技術，且對下游有充分的定價權，利潤較為豐厚，所以備受投資公司的青睞。
包括網絡在內的各種基礎設施既是物聯網應用的突破口,也是未來應用的重中之重。因此,運營商和政府將在推動物聯網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也必須重視核心技術的開發與生態環境的建設。從與會專家對物聯網感知、網絡和應用這三個層面的探討,可以一窺我國物聯網應用的現狀。
金卡工程奠基物聯網
“2009年,我國RFID應用市場規模達到了85.3億元,僅次于美國和英國,位居全球第三。今年保守估計,市場規模將達到120億元。”國家金卡工程協調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張琪表示:“但傳感器網絡方面尚有不小差距,目前還沒有進入前10名。”
射頻識別特別是RFID是物聯網最基礎的核心技術。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就開展了射頻識別相關技術的研究和應用試點。國家金卡工程非接觸式智能卡已廣泛用于不停車收費、路橋管理、鐵路機車識別管理以及電子證照身份識別等方面。2004年,RFID行業應用試點工作啟動,涉及到畜牧業飼養與加工、煤礦安全、工業生產、藥品與煙酒可追溯監管、物流監管、交通管理、軍事應用等。
張琪表示,當前我國RFID市場有三大特點:一是國內應用范圍逐漸從占據約60%市場份額的身份識別與電子票證,向資產管理、食品藥品安全監管、圖書館、倉儲物流等物品識別領域拓展;二是工作頻率逐步從低、高頻的門禁、二代身份證應用逐步向超高頻、微波的高速公路不停車收費、交通車輛管理等應用拓展;三是從閉環應用向開環應用拓展,如:國際海事管理等。
目前,我國RFID產業經歷了技術推動期,正處于政府推動期的中后期,并向市場拉動期轉變,行業市場需求開始蓬勃發展。張琪認為,政府在特定時期的扶植和引導這一對RFID產業發展的成功經驗,為我國物聯網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借鑒。
張琪認為,我國RFID產業鏈已經初步形成,表現在低、高頻RFID比較成熟,超高頻RFID正在走向成熟,而微波RFID則有待成熟,國內企業已經在RFID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隨著標準化、測試檢測、開放實驗室、示范基地、產業聯盟等相關領域工作的深入,我國RFID基礎服務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張琪預測,2015年,我國RFID產業將進入大規模、全方位推廣的成熟期。
運營商重新定位角色
“從人與人之間的通信延伸到物與物之間的通信(M2M),這樣大的變革力度,對電信運營商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中國電信副總裁靳東濱強調,“據IDATE統計,全球2009年M2M通信模塊的市場總量為122億歐元。預計到2013年,市場規模將增長到295億歐元。”
對中國的電信運營商來說,這種挑戰來得更大。據TMNG 2009年對機器用戶占到總用戶比例的調查統計,瑞典為40%、芬蘭為18%、美國為10%,而中國移動僅為0.6%。
靳東濱認為物聯網給電信運營商在技術上帶來的挑戰主要是:來自RFID空中接口協議上的核心挑戰,移動通信網為支持物聯網而在網絡架構等方面進行調整,為云計算、物聯網及多媒體等應用提供高帶寬、高質量的網絡保證。
他表示,移動通信網、無線接入網、固話網、有線電視網等通信基礎設施在經歷了從分立異構網絡到異構網絡互通的發展后,未來將向著包含4G在內的全IP泛在網發展,其特點是異構網絡融合與協同工作,以支持物聯網應用泛在化的特點。
盡管電信運營商在傳輸層面優勢顯著,但靳東濱表示,物聯網豐富的內涵主要是在感知層和應用層,且行業應用千差萬別。加之物聯網網關之下的傳感網部分的運營管理并未有一個統一的責任主體訴求。因此,電信運營商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調整經營策略,從而抓住物聯網M2M連接與通信帶來的新的市場機遇。
事實上,中國電信在智能交通、遠程醫療、智能樓宇與家庭、環境監測、災害預警等物聯網應用領域的嘗試,已經超出了原有電信運營商的定位。
政府主導統籌規劃
智慧城市的建設涵蓋了城市各種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是以運營形式提供服務的,因而具有前期投入大、投資回收期長的特點。這種投資強度和跨領域協調能力遠非企業單槍匹馬所能勝任的。
“企業要生存就必須有贏利。初期為物聯網買單的人最有可能的就是政府,政府可以為一些公共服務、民生工程買單。”北京訊鳥軟件公司戰略與投融資副總裁陳勇良表示。
即便是政府投入,也要充分考慮智慧城市、物聯網等建設的復雜性。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陳亦泉表示,他們在與客戶的溝通中發現,有的地方政府今天見到智能電網就建設智能電網,明天看到智能交通就建設智能交通,缺少統籌和協調。
陳亦泉認為,智慧城市的建設必須要有高瞻遠矚的整體戰略規劃,應該在一個統一的城市數據中心之上,對政府、金融、能源、交通、教育、醫療等垂直領域以及企業的應用進行統籌規劃,從而確保各種應用能在統一的框架體系架構中,分步實施。這一框架結構要對數據格式進行規范,如果各家醫院使用不同的數據標準而無法形成公共的衛生數據,那么,智慧醫療就是空談。
“未來,市長辦公桌上會放置一個智慧城市的儀表盤。”陳亦泉介紹說,電子政務、數字城管、智能交通、數字校園、智能醫療、智能樓宇等物聯網垂直應用都將可視化地反映在這個儀表盤上。
固安欲占地利之便
縱觀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無不與產業集群密切相關。作為尚在萌芽期的物聯網行業,對生態環境與產業集群的需求更為迫切。當前,物聯網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發展目標之一,全國多個城市競相成立各種研究機構或是產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