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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比較政治學方法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引言
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我國高等財經類院校所開設的兩門經濟學基礎理論主干課程。一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運動產生了經濟生活中的各種經濟現象,這些現象包括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因此要了解各種經濟現象及其規律,必須從生產關系入手。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利益關系,對于這種理論的接受與否,是有強烈階級性的。另一方面,西方經濟學是研究以市場經濟進行資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經濟學科。它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發展的經濟理論體系,側重于研究資源配置、研究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它是對西方發達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規律的理論總結。
這兩門課程可以說是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邏輯體系、思想主張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講授這兩門課的教師如何引導學生正確認識這兩門課之間的關系呢?筆者嘗試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對一些核心概念和問題進行講授,向學生展現出不同的經濟理論對同一經濟現象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釋。通過分析比較,學生有機會去研究不同的經濟理論體系,并且對一些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或問題能有更深刻的體會。
二、馬克思與凱恩斯利息理論的比較分析
(一)馬克思的利息理論
馬克思通過對利息來源的分析向我們揭示了利息的本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貨幣資本暫時閑置,使貨幣資本的持有者可以將貨幣資本借給職能資本,職能資本通過實際使用貨幣資本實現價值增值,然后把價值增值的一部分作為利息支付給貨幣資本的所有者。利息從現象上看,其直接來源是職能資本家獲得的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平均利潤是利潤的轉化形式,利潤又是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所以利息最終的源泉和本質還是生產領域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
馬克思對利息的本質進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利率決定理論。馬克思認為,由于利息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因此平均利潤是利息的最高上限;平均利潤又不能小于零,因此利息也要大于零,不然就沒有人愿意將持有的貨幣資本借出去。在此界限內,利息率高則取決于金融市場借貸資本的供求狀況。如果資本的供給大于需求,利息率就下降;如果資本的需求大于供給,利息率就上升。
馬克思通過對借貸資本的實際運動的分析揭示了利息的來源,他把利息的來源放在了生產的基礎上,認為利息的本質是生產當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與之相反,在西方經濟學里,對利息的解釋各種各樣,比如采用心理因素、時間因素和單純的數量關系解釋利息。此類利息理論有一個共同的缺陷,即這類理論并沒說明利息從哪兒來。
(二)凱恩斯的利息理論
凱恩斯認為利息是放棄流動性偏好的報酬。所謂流動性偏好就是人們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形式的偏好。“流動性”一詞在西方經濟學指某種資產轉換為其他資產形式的難易程度,難度大說明流動性小,難度小說明流動性大。從這層意思上講,貨幣具有最大的流動性,所以流動性偏好就是以貨幣形式保存資產的偏好,放棄流動性偏好就是以非貨幣形式保存資產,這將為資產所有者帶來許多不便,因此放棄流動性偏好就必須有利息作為報酬,把利息看做是放棄流動性偏好的報酬,就意味著凱恩斯把利息看做一種貨幣現象,從而他提出貨幣供求決定利率的理論,即貨幣利率理論。
凱恩斯認為,利率的功能是一種使貨幣供求相等的價格,利率價格的決定取決于流動性偏好和貨幣數量。其中流動性偏好反映了貨幣的需求,貨幣數量則反映了貨幣的供給。凱恩斯認為流動性偏好取決于三種心理動機:交易動機、預防動機和投機動機。其中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所引起的貨幣需求與收入水平有關。投機動機所引起的貨幣需求與利率有關。根據對三種心理偏好的分析,我們可以把率,進而影響投資需求,從而影響國民收入。
(三)比較與評論
馬克思從生產領域中尋求利息的來源,對利息的本質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根本上講,利息或者利率問題是因借貸關系而產生的,沒有借貸關系也就不會出現利息,但人們借貸的不是單純的貨幣,而是可以投入生產以獲取利潤的資本。利率主要取決于借貸資本的供求,利率主要受借貸雙方力量對比的影響,貨幣量變化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故馬克思認為在正常情況下“利息率的高低取決于借貸資本的供求”。
凱恩斯把利息看成單純的貨幣現象,沒有認識到貨幣是資本的貨幣。這使得他的利息脫離了其產生的物質基礎。但是他的貨幣供求決定利率這一觀點也存在合理的方面,它否定了古典學派的貨幣面紗觀點。凱恩斯認為貨幣對經濟是有影響的,這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打下了理論基礎。他也認為由于存在由利率引起的流動性陷阱,貨幣無法全部作用于價格水平,從而降低了貨幣的推動作用。因此,以貨幣政策作為恢復經濟的主要手段并不管用。相反,他主張采用更直接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刺激需求,擴大就業。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兩位經濟學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導致他們看問題的深入程度不同。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從物質生產中分析本質核心的東西。凱恩斯則把利息歸結為心理因素,僅從現象層面的分析變量之間的邏輯聯系。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與對外交往的不斷擴大,西方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對國內產生了不小的沖擊。高校學生正處于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且接受程度極高的階段,這些新鮮事物的涌現勢必會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進而對我國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嚴峻的考驗。因此,要想使我國高校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緊跟時代步伐,切實起到引導當代大學生培養積極向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作用,就必須進一步研究如何加強、改進和完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眾多的研究角度中,對中外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較研究開拓了一個新鮮的領域,本文以中美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較研究為引,進行了探索研究。
一、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的異同比較
1. 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
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認為,在對高校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式、辦法或手段的總和。我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按照我國社會發展要求和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規律,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培養高校學生思想政治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施方法可以分為顯性、隱形和特殊性三種實施方法。顯性實施方法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題組織實施的,直接對教育對象進行公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正規工作方式的總和,主要指對高校學生進行的馬列主義的系統理論教育和組織引導高校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并運用所學知識提高思想覺悟和自身認識能力。我國高校開設的一些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程,例如:《哲學》 《思想概論》 《形式與政策》屬于典型顯性教育。相對與顯性教育方法。隱形教育方法指運用多種手段,寓教于樂,通過滲透的教育方式,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我國高校舉辦的一些學生活動,例如,紀念“五.四”運動活動;紀念“一二九” 運動,開展主題團日活動,屬于隱形教育。特殊性實施方法是針對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出現的特殊思想問題和行為而采用的教育方法,多指心理咨詢法;也指輔導員或班主任對于特殊個體學生進行個別談話教育。
2. 美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盡管美國大學沒有采用“思想政治教育”這一概念,沒有設置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機構,美國國家精神、民族意識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的培養卻是通過許多實際上發揮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教育和活動來完成的。而所謂美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美國社會為了培養合格的美國公民,用美國社會的統治思想、價值觀念、道德文化對高校學生進行思想觀念、政治知識、政治價值的灌輸及思想道德的教化,使他們形成美國社會所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成為資產階級合格接班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美國高校的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以下幾種:道德認知發展方法,教育者通過引導學生對道德兩難問題展開討論,幫助學生樹立作為團體成員的公正觀,進而促進其促進積極的道德思維、促進道德判斷發展;價值澄清方法,指讓學生在具體的討論、實踐過程中提高分析和處理各種道德問題的能力,通過這個過程來使他們澄清自己的價值觀念,減少價值觀的混亂,使他們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榜樣示范方法,美國高校的榜樣示范方法更重視環境的影響,關注社會環境的凈化、師長的表率作用、重視思想政治教育氛圍的營造和相關情境的創設。
二、中美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優勢比較
首先,我國高校注重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系統性。政府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行全面干預,高校不但設有統一的大綱、教材和課時規定,有專門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師,而且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程設置非常注重系統性和理論性,教學上更是比較系統地講授馬列主義知識、比較注重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理論體系的整體性,強調的是通過理論學習促進思想轉變。其次,我國高校不僅設立了專門的思想政治教育機構、成立了專職的思想政治教育隊伍,同時還非常重視黨團組織建設,通過這種規范化的日常管理,為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順利實施提供堅強的組織保障。再次,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終貫徹正面教育的原則,這一特點也同樣體現在實施方法的運用上,可以說,不斷加強對學生的正面引導已成為我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方法的一個顯著優勢, 它為學生提供了明確的學和做的參照體系,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與我國不同,第一,美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方法具有較強的主體性,重視對學生的啟發誘導。教師在施教過程中,較多地運用“道德討論法”、“課堂討論法”、“探究式討論提高法”等方法,通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潛移默化地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理論教育,這不僅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培養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提高了他們的創造能力和自我教育的能力。第二,美國高校的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踐性極強。美國政府不但支持高校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活動,而且還為其提供制度及經費保障,重視實踐基地的建設,廣泛開辟實踐場所,積極地與社區建立合作伙伴關系,為學生提供包括維護和平、環境保護、反對戰爭、反對種族歧視等方面多樣化的活動。第三,美國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比較重視運用間接的實施方法。這些方法將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有機地滲透到學科教學、學生的日常生活、教師示范等方面,潛移默化地對學生進行政治說服和道德熏陶,從而使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方法具有較強的隱蔽性,使美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給人一種無意識的狀態,增強了美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性。
三、完善我國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方法的建議
第一,加強教育方法的民主性。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灌輸的方式培養學生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素質,以教師的主導權威壓制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學生主體作用的發揮。我們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應該借鑒美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方法在尊重學生自主性方面的積極因素,結合我國高校的實際情況,加強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實施方法的民主性。
第二,增強師生之間的雙向交流。通過增加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交流,引導激發學生對問題的思考,幫助他們掌握認識問題的方法,提高處理問題和矛盾的能力,以形成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固定其思想的基本思路模式,達到使他們獨立自主地判斷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目的。
第三,重視教育實施方法的實踐性。我們應借鑒美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充分發揮社會實踐活動的成功經驗,不斷地豐富我國高校學生活動的內容和形式,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和手段激勵和保證學生參加到這些活動當中,從而使學生在社會實踐中提高了適應社會、自我教育的能力,增強愛國主義精神并樹立為他人服務的道德信念。
三、總結
在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以及現代社會生活方式變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之間的沖突也會更加明顯,意識形態內的斗爭還會更加劇烈,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必然帶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領域的深刻變化,為其發展提供了條件的同時也對其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為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要使其緊跟時代步伐就必須努力借鑒和吸收中外有關思想政治教育的先進成果,不斷提高完善。
【參考文獻】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實踐中,很多人都非常注意教學方式方法乃至模式、手段的改革,并探索創新出許多好的方式方法、模式、手段,如啟發式教學、引導式教學、討論式教學、互動式教學、自主式學習、情景模擬教學、案例式教學、專題講座教學、專題影像教學等。這從某種意義講是抓住了教學改革的一個關鍵,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切入點,它程度不同地克服了以往的在思想政治理論教育中長期存在的痼疾,增強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
在諸多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手段中,嚴格來講并沒有絕對的好與差,而只有是否合適的問題。是否與所要進行教育的教學內容相融合而具有協調性,是否與所進行教育的對象相聯系而具有針對性,是否與進行教育的教師個體的風格、特質相契合而具有統一性;這些是我們在進行教學相關改革時更須關注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這對于以往備受人們指摘的所謂理論灌輸教學方式方法也同樣適用,不應因為過去人們對其的過多指責而貶之至一無是處,關鍵還是要看前面所提到的不同元素之間的協調性、針對性和統一性如何,這些問題處理好了,仍不失之為一種合適的教學方式方法。筆者以為,任何一種合適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手段都離不開教育者、教育對象和教育內容,不管何種方式方法、模式和手段,都是不能忽視或者否定的教學必備元素,缺少其中的任一元素,都成不了真正意義的教學。這是其一。其二,任何一種合適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手段都離不開教育者、教育對象和教育內容三者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的有機而非機械、只圖形式的結合。其三,任何一種合適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手段,根據不同的具體情況,都有其不同的特點和凸顯出來的元素。因此教育者要緊緊抓住它,才能運用好,才能取得預期的教育教學效果。對此下面用一個簡表列出主要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和手段中所凸顯的元素和特點,以利于我們去更好地把握好它。(如表所示)
應該說,這些方式方法、模式和手段或顯或隱都蘊含著教學的不同元素,區別在于其所凸顯的元素和特點有所差異,或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或注重學生的主體作用,或著重教師與教學內容的有機結合,或看重教師與學生的融洽。以此為標準,筆者把它們歸納成ABCD四種類型。筆者以為,這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模式從整個教學過程來看都可以并存而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唯一性,只是應該視其在教學的過程和環節中所涉內容、對象乃至教師的不同而采取合適的一種或多種。
在上述ABCD四種類型中,究竟有何區別呢?我們首先看看B類型即“自主式”教學。在這種教學中,有不少的具體的方式與模式,學生的“講與演”是其中一種,其主要和常見的,是學生的演講和各種形式的演繹。其實無論是哪種具體的方式,都 是學生自主學習、凸顯學生這個教學主體的一種方式,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學的其他兩個方面的元素就不具備或不重要。相反,即使從這種凸顯、強調學生主體的形式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除了其凸顯的元素和特點外,也離不開另外的其他兩方面,即教學內容和教師。學生的“講與演”都應當有內容,而且應該與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緊密結合,如果與思想政治教育毫無關系,那還是思政課的教學嗎?同時,學生的“講與演”是按照教師的籌劃、設計的大方案來進行的,包括講演的內容,講演的限制時間乃至評價的指導性標準等,教師在此當中都起指引和主導作用,而學生則是在教師的指導下去能動、主動學習,去積極、主動參加到相關的學習實踐中去。
從當前創新所采取的諸多教學方式方法、模式中,我們都可以發現,與凸顯、強調學生主體的B類型不同,還有A類型。不管你愿意還是不愿意,教師這個主體、教師這個元素還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凸顯的。這從前面簡表的簡單羅列中也可略見一斑。在所列舉的諸多教學方式方法、模式中,正如前述,都離不開教育者、教育對象和教育內容,只是不同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其所凸顯的元素和特點有所差異而已。即便如此,我們看到除了前面剛剛論及的自主式學習中確實更多時候更加凸顯學生主體,更需要學生主體的積極、主動參與,更須充分發揮學生主體作用外,幾乎其他的教學方式方法、模式都更強調教師在教育教學工作中扮演好他的角色。講授法或者所謂的“灌輸”自然無須再講,這類教學方式方法當然具有極強的教師印記,而所謂的“啟發式”、“引導式”其實也與教師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教師在其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再看其他的教學方式方法及教學新模式即C類型,如“案例法”、各種“專題”教法,雖然其首先凸顯的元素是“教學內容”,但“教學內容”是由人來支配的,而支配它的主要是教師。因此即使在這些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新模式、新方式方法中,除了凸顯其“教學內容”外,與此相隨的必然也把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凸顯出來。這也是為何我們經常強調的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要很好地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的原因所在。當然,在這些教學新方式新模式中,更注重的是“教學內容”與“教師”主體的有機結合與恰當結合。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按治療方法隨機抽取2009年1月~2010年12月入住我科的重癥毒蕈患者共30人,均符合多臟器功能受累,按治療方法隨機分為2組,兩組在年齡、性別、病程上無明顯差異,具有可比性。采取相同的基礎治療,血液灌流+血液透析組(治療組)15人,單純血液灌流治療組(對照組)15人。
1.2 方法:兩組均采用對癥支持保守治療,包括常規催吐、洗胃、導瀉、補液及支持治療,必要時給予呼吸機機械通氣治療。根據肝腎功和黃疸指標,治療組在灌流基礎上加用血液透析治療,灌流器裝在透析器之前,透析時間為4h,治療方法3~5次/人。對照組在保守治療的基礎上加用血液灌流,每次灌流時間2h,血液灌流治療3~5次/人。
1.3 觀察指標:對比兩組治療前后肝功能(AST、ALT、STB)、腎功能(Cre)、淀粉酶(AMY)和脂肪酶(LPS)、心肌酶(CK-MB)變化和10天內的死亡率。
1.4 統計學方法:所有數據采用SPSSll.5軟件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內采用配對t檢驗,組間采用成組設計的兩樣本均數檢驗,以P
2 結果
治療組和對照組在治療前后各臟器功能均顯著改善,但治療組指標明顯優于對照組,死亡率與對照組相比有明顯下降,有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毒蕈中毒在每年夏秋季比較常見,常有居民采食野生蘑菇引起,病死率較高。除了加強宣傳之外,如何更好的治療毒蕈中毒,降低其死亡率成為我們醫務人員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以往我院治療毒蕈中毒往往采用單純的血液灌流或透析,效果不太理想。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雖然在血液灌流治療后各臟器的受損的指標有所改善,但死亡率高達66.6%,與以往報道相符[1,5]。采用血液灌流聯合血液透析治療后,死亡率明顯下降,到20%。且兩組治療后各臟器受損指標改善有明顯差異,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
毒蕈毒素是各家說法不同[4,5],但均認為其是一種大、中分子的物質,毒力很強,可累及心、肝、腎等器官。血液灌流可以吸附毒物,特別對與蛋白結合的大、中分子、脂溶性物質,可以通過吸附作用被清除,但灌流器容易出現飽和現象,小分子物質不易被清除,水、電解質、酸堿失衡難以糾正[6]。而血液透析雖然不能清除毒素,但它可以彌補血液灌流的不足,清除小分子物質,且能糾正水、電解質和酸堿失衡。血液透析與血液灌流聯合應用,能充分發揮自身的優點、克服各自的缺點,用血液灌流把分子量大、與蛋白質結合能力強的毒素吸附出來,血液灌流同時加血液透析可把機體代謝產物透出,有效清除毒蕈毒素、內毒素及炎癥介質、改善患者的通氣功能和病情嚴重程度,就能有效防治毒蕈中毒合并多臟器功能障礙,并阻斷多臟器功能障礙向多器官功能衰竭轉化,從而有效的降低了死亡率,從而取得較好的治療效果[7,8]。
所以,我們認為,在治療毒蕈中毒時,血液灌流加血液透析治療可以有效的減輕各臟器損害,降低死亡率,是一種優于單純血液透析治療的方法,值得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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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侯佩,劉運明,鄭艷. 血液灌流聯合血液透析治療毒蕈中毒致多臟器損害7例.中國冶金工業醫學雜志,2006,23(3):400.
[4] 李俊生. 血液灌流聯合血液透析治療急性毒蕈中毒并發多臟器功能衰竭患者的臨床觀察. 中國中西醫結合急救雜志,2009,16(6):376.
[5] 袁全東.以急性腎功能衰竭為主要表現的毒蕈中毒15例報告.內科,2009,4(2):317-318.
[6] 宋喜煥,胡志林,柳盈竹,等. 血液凈化技術在急性毒蕈中毒治療中的應用. 中國醫學創新,2008, 5(36):11-13.
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為當今社會上比較普遍的婦科疾病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本病的發病率呈現出逐年升高的趨勢,主要見于21-38歲的育齡女性,能夠生長的子宮內膜組織異位于卵巢,嚴重影響患者的生育能力[1]。臨床上對于較大卵巢子宮內膜異位囊腫主要治療方法為手術治療,對于術中出血可采用超聲止血、電凝止血以及傳統的縫合止血等。本文旨在討論使用電凝止血和縫合止血在腹腔鏡治療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中的應用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基本資料
調查研究2009-2012年在我院就診的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患者50例,術前通過病史、癥狀體征以及超聲等檢查診斷為卵巢子宮內膜異位囊腫。同時符合使用腹腔鏡手術的治療指征。本組患者術后經病檢和術中所見均確診為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在手術過程中,根據止血方法不同,分為電凝止血組和縫合止血組。電凝止血組有24例,年齡21-38歲,平均為(29.6±5.3)歲;病程1個月-3年,平均為(1.6±0.4)年。縫合止血組有26例,年齡21-38歲,平均為(28.7±4.9)歲;病程1個月-3年,平均為(1.7±0.4)年。比較兩組患者的基本資料使,無差異,可對比。
1.2治療方法
兩組患者均取頭低臀高的,首先實施全身麻醉,待麻醉充分后。快速的建立二氧化碳氣腹,并使用常規方式為患者置入腹腔鏡。在囊腫較薄,血管分布較少的位置實施手術,剝除囊腫后將囊腫從患者體內取出,囊腫破裂的吸凈囊液后再行剝除囊壁。常規沖洗盆腔。對于術中保留卵巢組織,本組患者采用兩種不同的止血方式,即電凝止血組與縫合止血組。電凝組患者,應找到出血點后使用電凝止血,盡量減少電凝面積和對卵巢門處的電凝,盡量減少對卵巢皮質和血供的損傷。縫合組患者使用縫合止血法,均使用3/0可吸收縫線縫合卵巢髓質與皮質,進而達到止血的效果。
1.3療效評價指標[2]
評估兩組患者術前以及術后1、4個月時竇狀卵泡水平和卵泡刺激素水平,同時調查患者在術后兩年內的妊娠情況。
1.4統計學分析
本研究所得數據結果均使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用x±s表示計量資料,并用t檢驗計量資料,計數資料用χ2檢驗。若P<0.05,則兩組相比較有顯著性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手術結束后,兩組患者體內竇狀卵泡數目均下降,但電凝組下降更明顯(P<0.05);而縫合止血組卵泡刺激素水平沒有顯著變化,電凝止血組卵泡刺激素水平明顯升高(P<0.05)。具體結果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竇狀卵泡數目、卵泡刺激素水平比較
相對于電凝止血組,縫合止血組術后2年內妊娠率顯著升高(P<0.05)。具體結果見表2。
表2 對比分析兩組患者妊娠率
3 討論
內異癥患者不孕率高達40%,引起不孕的原因復雜,如盆腔微環境改變影響精卵結合和運送、免疫功能異常、卵巢子宮內膜異位囊腫導致卵巢功能異常,排卵障礙和黃體形成不良等。卵巢是最易被異位內膜侵犯,約80%病變累及一側,累及雙側占50%,異位的子宮內膜隨卵巢激素變化而發生周期性出血而形成囊腫。隨著醫學、科學進步,腹腔鏡手術逐漸應用于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的手術治療中,其具有切口小、出血少的特點受到人們普遍歡迎,但是對于其術中電凝止血,存在較大爭議,多數認為其能夠影響患者卵巢功能,抑制生育能力[3]。竇狀卵泡數和卵泡刺激素水平是衡量卵巢功能的兩個重要指標,當竇狀卵泡數低于5時,說明卵巢功能異常;同時卵泡刺激素水平異常上升也標志著卵巢功能的減退[4]。
本文針對縫合止血和電凝止血在腹腔鏡術中應用進行分析,分析患者術后卵巢功能情況,結果發現,相對于縫合止血組,電凝止血組患者的竇狀卵泡數明顯降低,且卵泡刺激素水平明顯升高。由此說明,電凝止血組患者的卵巢功能減退明顯高于縫合止血組。同時術后2年的妊娠情況也表明,電凝止血所產生的熱力效應或壞死瘢痕組織能夠對卵巢功能產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但是術后縫合對于卵巢功能的抑制作用較小。電凝止血后組織多發生粘連,形成瘢痕或壞死,使得卵巢供血功能發生障礙,繼而影響卵泡的形成和發育,最終導致生育功能障礙。
綜上所述,對于卵巢子宮內膜異位癥的年輕患者,在使用腹腔鏡手術治療中,給予其縫合止血法的效果更好,能夠較少對卵巢功能的抑制程度,同時提高術后妊娠成功率,值得推廣使用。
參考文獻:
[1]王麗娜,崔月梅,梁珊. 腹腔鏡下子宮內膜異位囊腫剝除術中采用縫合止血和單極電凝止血對卵巢功能的影響[J]. 河北醫藥,2010,08(24):929-930.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楊海蛟研究員認為,中國政治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四個發展階段:第一,恢復和重建階段(1978—1985年);第二,飛速發展階段(1986—1989年);第三,全面深刻反思階段(1989—1991年);第四,深入發展階段(1992年—至今)。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中國政治學的30年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和發展了政治學理論體系;二是開展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理論的全面研究,明確了中國政治發展的目標和路徑,探索了中國民主模式,比較了民主形式,對精英民主論、協商民主論、草根民主論、混合民主論等理論進行了深入比較研究;三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學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四是中國政治學界在理論創新、思想啟蒙、政策設計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都對推動社會主義政治發展作出了具體貢獻。
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鄧大才教授對實證方法進入中國政治學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和總結。他們認為,要將實證方法的研究推進到更高階段,需要完成以下工作:從權力政治向日常生活政治延伸;從文本政治向田野政治延伸;從空間政治向時間政治延伸;從質性研究向量化研究延伸;研究工具和方法向其他學科延伸。
楊海蛟研究員認為,30年來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經驗有:首先,始終堅持正確的思想方向;其次,始終堅持理論聯系實踐;再次,始終堅持在汲取人類政治學的優秀成果的同時,堅持從本國國情出發,立足于中國政治現實。他認為,目前我國政治學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理論基礎仍然不夠雄厚;第二,中國政治學的研究缺乏共鳴,重大基本問題的研究深度不夠;第三,中國政治學的學科建設、專業設置仍有待系統化。
本次年會也指出了中國政治學努力的方向:一是繼續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一系列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二是繼續拓展研究領域;三是在創新思想、理論、觀點的同時,要注意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使其能更多地為各級決策者所重視和采納;四是要努力構建中國政治學話語體系,既要爭得在國際政治學界的話語權,也要在和國內其他學科的并行發展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五是繼續推進政治學科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的科學化與人文化。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張桂琳教授提出兩個繼續保持:一是繼續保持政治學學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對國家與人民的火熱情懷;二是繼續保持政治學界一貫的團結、和諧、學術包容之風。
二、中國政治30年的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學方法對于一名教師能否成功授課至關重要,如何能夠把專業知識傳授給學生,又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掌握一種思維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師應予以充分重視。從效果上來講單向度的灌輸性教學行為,學生只能學到簡單知識,并不是他們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師教學重要的就是讓學生既學到了知識,又學到了思維的方法,而且還能達到理論思維水平的提升。當然要想實現這一步是非常困難的,但這也正是我們進行探索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一、學生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存在的問題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是一門基礎科學,在教學中比較容易發現學生的專業素質和學習能力,經實際調查研究發現,經貿類大學學生的素質普遍較高,他們大多能夠對于學科專業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通常能夠積極思考課堂問題,并踴躍發言,主動探索,體現出較強的求知欲望和學習能力。然而,學生在學習這門課程的時候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體現在:第一,對于缺乏專業功底的學生來說,政治學理論的分析與政治學方法的掌握存在著較大的難處。對于經貿類大學來說,他們的專業方向多為實用性的,比如經濟類、法學類等應用性學科,而“從教學方面來看,不同學科領域內的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評價等具有不同的要求”,這就使他們產生了對于政治學理論的陌生感,即便他們具有對政治學研究的興趣,但是專業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約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頸,為此,對于這一類學生的教學授課,教師的難度相當大。第二,對于擁有具有專業基礎的學生來說,他們在充分利用所學知識的實踐中也有著很多的不足之處,他們現有的實踐能力和理論水平尚不能夠應對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對于初入社會的當代大學生來說,要想獨立地進行思維判斷并準確實踐確實存在著不小的挑戰。所以,在這方面,本門課程給予的重視稍顯欠缺,這也是對此進行詳實分析以及調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方法仍然是較為單一與傳統,大部分教師的講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進行,導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學模式的僵化,其實,在其他領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學方法都可以適用在本學科的教學過程中,而教學方法的開拓與創新正是一門學科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證。所以,在教學方法的探索上,這門學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而推陳出新,使我們的學科教學取得更好的成績。
二、研究《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方法的意義
研究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方法對于經貿類大學的學生來說至關重要,我們不僅可以通過這門課開闊視野,還可以在學習過程中掌握學習方法。對于學生來說,其意義和重要性體現在以下三點:第一,有利于學生在應用實踐的基礎上提升理論思維能力。經貿類大學的學生專業應用性非常強,然而關于政治學的基礎理論知識掌握卻顯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課過程中,由于學生們的知識結構偏向某一個單向度應用性專業,學生經常聽不懂教課老師的的知識講授。部分老師可能會改變授課風格,通過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結合實例的方法來講解,雖然能幫助學生進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學生不利于學生理論思維能力的提高。作為授課教師,在結合實例進行講解的過程中,也要重視對學生進行理論分析和抽象思維能力的訓練。第二,有利于學生掌握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方法與路徑。《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課程,這門學科需要前期基礎性課程所提供的理論準備,例如政治學原理、行政學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課程的學習。對于公共管理相關專業的同學來說,這些課程大都進行過系統學習,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但對于其他專業的學生來講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關基礎課的支撐。此時,如何使學生掌握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這門課的方法就顯得至關重要了。現在教育的目標越來越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質的增強,而科學學習方法的養成則是重要的一方面,這方面能力的提高將直接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第三,有利于學生培養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思維模式。“理論儲備與實踐智慧是教師可持續發展的兩大基石”,因此對授課教師來說,就是通過《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教學來實現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的深度結合。由于學生還沒有接觸過相應的理論,所以還不會運用相應的理論來分析社會現實。作為教師來說要做的就是要引導學生從實踐中提煉出理論,或使之把實踐和理論相結合,甚至在經過一段實踐的訓練后能形成比較穩定的思維模式,這樣有助于他們掌握一種科學的思維范式,而這正是促進一個人健康成長的最為關鍵和最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教學方法分析與探討
對于《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教學方法,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一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方法的指導原則;二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采取的具體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的指導原則。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構建科學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的過程中,必須在這門課程教學中始終遵循著這樣幾個理念:第一,緊密結合學生的專業背景進行教學。通過老師授課,學生最終所能掌握的相關知識依然是表面的,還很難對這個領域有著專業的分析和運用能力,他們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專業基礎上,“沒有專業基礎的人在專業要求較高的行業里面發展,關鍵是要結合自己的興趣”,所以對于這些學生,教師應該結合他所學專業和興趣愛好,使他將所學課程與所學專業有機結合起來,或者更進一步使他加深對原有專業結構性知識的理解和認知。第二,將提升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核心宗旨。雖然教師教授一門課程的目的是使其獲得相關的知識,但讓學生掌握一種思維方法,一種分析問題的視角更為重要。知識是無限的,我們無法窮極世界上的所有知識,所以尋找到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們就可以運用這種邏輯思維能力去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或者依據客觀事物的規律,發現新的問題,而這并不是僅僅通過讀書就能獲得的能力。基于這種考慮,老師在教學中要注重學生科學思維方式的訓練,例如課堂發言、組織辯論等都要貫穿這種思路,引導學生對這種思維模式產生主觀自覺。第三,緊密結合本校的發展思路。在教學方法的研究上要緊密結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經貿類大學中,國際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師的教學方法研究也應具有這個特色。《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這門課實際上也是一門以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為視角的課程,它的國際化內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點在于政治制度領域,很多學生愿意選修這門課也是基于這個特點。因此,這門課不僅對于中國學生來講意義重大,對于外國留學生來說也是如此,很多外國留學生也主動選修這門課,他們也正是看到了這門課的國際化色彩。因此,我們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活動中也要緊緊抓住和貫穿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國際化特色。
2.《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采取的具體的教學方法和路徑。結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導性原則,我們認為《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這門課的教學方法應從以下視角出發,既要考慮本學科的特點,又要兼顧到經濟類專業、法學類專業、外語類專業、管理類等專業的特點,盡可能達到教亦有道,學有所得的目標。具體來說,我們將要采用這樣幾種教學方法:(1)經濟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對經濟具有反作用,對政治問題的考察也不能忽視其背后的經濟根源。如今經濟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關注。這種分析視角我們也可以運用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教學活動中。例如制度經濟學就是經濟分析方法與制度研究相結合的產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論作為一種經濟分析方法也日益進入政治領域。很多政治學專業也都開設了經濟學方面的課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這個層次,經濟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雖然政治學專業的學生不能像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那樣熟練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但可以培養政治學專業學生的經濟分析能力。基于這些成功的經驗,我們在教學中也要注意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來分析政治制度問題,通過這種分析方法運用使他們逐漸成熟起來。(2)社會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受課學生來自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價值觀念取向。教師在講授《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過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來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學生的知識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也要運用這門課所蘊含的多元文化內涵來豐富學生對外面世界的認識。我們在講授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會背景因素,以及學生價值取向的社會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問題的關鍵,我們的教學目的是引導學生把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建立在科學的思維、正確的理論基礎之上。最終培養成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能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添磚加瓦的人。(3)比較分析方法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核心教學方法。比較分析方法是一個內容非常廣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許多具體的分析方法,具體來說包括國別比較方法、專項比較法、綜合分析比較法等。這種分析模式有利于學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點、不同點,并分析其優缺點。①比較分析的邏輯。進行科學比較分析的基礎是要找到我們進行比較的邏輯線索。我們在講授《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時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邏輯,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為切入點,如社會經濟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體分析各種政治制度的異同,這還主要是在理論層面上,雖然我們也是結合具體國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進行分析和論述,但還不是對某種類型的國家政治制度進行綜合分析;最后我們運用上述提供的理論工具對某種類型的政治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這個教學邏輯,有助于我們由淺入深地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狀態,并達至良好的教學效果。②國別比較研究。在授課中發現,很多學生對國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教學方法是先介紹其他國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點,然后結合我國相關制度的情況比較分析。通過直觀的國別比較,使學生了解各國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并在此基礎上做出自己的價值選擇判斷。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較、鑒別、判斷直接告訴學生,另一方面也要給學生留下較大的比較和思考的空間,激發他們去思考問題,對自己進行考查,學會認識自己,“未經考察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發現內心善良的火花,靠他們自己使之變成熊熊烈火。③專題或專項比較研究。國別研究雖然是比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種方法,但它也有弱點,即把政治制度進行分類,然后選擇代表性的國家從宏觀上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對具體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涉及的還不多,也不能對于政治制度的細微差別進行詳細的解讀。因此,還需要我們采取專題或專項研究的方式進行實驗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對于研究對象很具體,范圍也較小的制度,通過研究不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異同點,而且能夠對其程序運作的效果做出判斷,并得出相應的結論,因此這種比較方法具有很強的現實性。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就準備大量采用這種實驗室式的教學方法,這種比較方法不僅能讓學生獲得理論思維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體政治制度的異同、利弊的同時也能推動學生做出科學、正確的判斷。因此,這是我們在教學中必須要力爭做到的授課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這種教學方法所針對的主要是中文、外語、人文類學生,這種專業應用性很強的學生通常對政治分析不感興趣,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一本書只看表象是不夠的,還需要我們體會書中思想的更深層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認為《李爾王》包含三個層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個層次,專業人士也許能看到第二個層次,而第三個層次則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見我們具備必要的專業素養。如果中文系的學生不了解認識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難成為一個在文學創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這部分學生,使其能樹立正確的看待政治科學的態度,把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來理解,破除其過去在思想上對政治行為的錯誤認識。應該說在我們學校這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因為應用性專業的學生通常在腦子里已經有了一個先定的印象,認為政治是消極的。而我們作為教師的,就是要在教學中做到讓學生正確地理解和認識、分析政治。(5)系統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系統分析方法作為一種重要的分析途徑被許多教材列為學習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個復雜的系統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不能忽視事物的任何系統性構成因素,而要對之進行有效整合。雖然系統分析方法需要經驗的累積,需要在實際中不斷的探索和磨煉,但我們認為如果能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注意這方面的引導,例如在討論中提出單向度的問題,進而引導學生進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思考,也能鍛煉學生運用系統分析方法的能力。
綜上所述,《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僅憑上述的授課方法和學習方法尚不能及,我們還需要運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其進行探討。但從目前的教學實際狀況來講,上述方法在36學時的課程中是完全適用的,教師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過有效的教學手段教授給學生,使學生能夠熟練運用這些研究手段和思維模式考慮問題、分析問題。
參考文獻:
[1]侯月華.做好小專題研究 提高課堂教學實效性[J].教科研,2010,(10).
【關 鍵 詞】政治學/政治制度/行為主義/理性選擇
【 正 文】【作者簡介】張桂琳(1955-),女,安徽蚌埠人,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教授,政治學博士。(北京 100088)
一
現代政治學源于政治哲學和政治制度研究。然而,20世紀的歐美,尤其是美國,開始了一場旨在把政治學改造成政治科學的方法論變革。這場變革的結果是,政治科學輕視或拒絕政治制度研究,轉而更加注重兩種建立在個人主義假定的研究范式,即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這兩種研究范式都假定:個人作為個人自主地進行政治活動,其政治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個人的社會——心理特征或者個人對自身利益的理性計算。在這兩種理論研究中,個人不被或很少被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所限制,因而可以自我決定。同時,這兩種理論研究也同樣看重外因對政治過程的作用。除了在研究范式的變革以外,這場變革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不斷增長的對精確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清晰的經驗性政治研究理論的構建的偏好。很顯然,這些研究范式和理論構建方面的關注排斥和拒絕傳統的政治制度研究。(注:關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最好的解釋是Eulau(1963)和Riker(1973)的作品。)
然而,一場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研究興趣和研究范式的反攻(counter-reformation)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使得政治學研究又開始關注傳統政治學一直關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政治制度、公共權力和國家的角色和作用。盡管制度性的描述和解釋在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領域里非常流行,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關注對個體行為的制度性說明。這一“新制度政治學”不僅恢復了許多“老制度政治學”用來理解和解釋政治現象的特征,它也在許多理論和個人體驗層面發展了政治學研究。(注:筆者在本文中使用的“制度政治學”,與“政治制度學”并無實質的區別,調換詞序的目的主要是想強調它的方法論意義。)它使用了許多傳統制度政治學的基本假定,同時又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豐富了傳統政治制度研究。它更加關注理論的構建和解釋的明確與清晰,而這些恰恰是傳統政治制度研究所欠缺的。
本文將以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文獻為對象,對政治制度研究的新趨向進行解釋和分析,并嘗試回答兩個問題。第一,新制度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有哪些繼承與發展?第二,新制度政治學與所謂的政治科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有什么關系?顯然,這兩個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此,本文預先做一個前提假定,并以此假定為基礎展開論述。這個假定就是:新制度政治學實際上是政治學者在結合傳統政治學與政治科學方面的一次嘗試。
二
盡管傳統制度政治學或者老制度政治學對政治和政治制度有著豐富和深刻的描述和說明,但是,它缺乏理論的靈感和動機,而建立理論是現代科學的重要特征,因此,許多人不認為老制度政治學不是“科學”。另外,老制度政治學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以智者的眼光和超凡的觀察力,用具象的詞句,嘗試描述和理解研究者身邊的政治世界”。老制度政治學的文獻非常豐富。
追述一下西方政治思想史,不難發現,早期的思想家在思考人類的政治生活問題時提出的主要問題傾向于關注能夠影響個人政治行為的統治機構的性質,并且往往致力于建立好政府或好政治制度。狡猾多變的個人行為以及把分散的個人行為引導成有集體主義目的的行為的需要,是建立政治制度和機構的主要理由和依據。最早的政治哲學家發現和分霄某些政治統治機構和制度的成功之處,然后,根據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設計出好的政治制度并向統治者提出制度設計方面的建議。亞里士多德等早期西方政治哲學家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展研究的。盡管他們的制度設計和建議幾乎完全是以道德說教的方式表達的,他們的確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的系統分析開創了政治學研究。
這種制度分析的傳統被后繼的思想家和學者不斷地繼承和發揚。有些學者嘗試著用社會組織的觀點分析政治制度在社會中的作用。霍布斯生活在社會政治生活混亂和轉變的英國大革命時期,因此,他堅決主張建立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在道德和秩序的失敗中來拯救人類。洛克提出了一個關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契約論主張,開拓一條朝向民主制度的研究道路。孟德斯鳩關注權力的制衡和自由的保障,他的理論后來被北美政治實踐者用作美國權力分立的理論基礎,以防止專制政府的出現。我們還可以開列一些政治思想家名單,但是,基本問題沒有變:政治思想和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政治制度和設計政治制度。
19世紀末期,政治學逐漸開始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專業而存在了,而在此之前,它只是歷史學和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部分。即使如此,政治學的基本問題還是“老問題”:制度和規范(法律與道德)。政治學就是關于政府和法律的研究,其主要領域是統治體系的運行機制。另外,政治學的研究目標和目的也主要是規范性的(倫理和道德):在既定的政治體系中,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最好?因而,政治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于國家的。
英美政治傳統和歐洲大陸國家的政治學比較而言,對國家的依賴要小一點,但是,英美政治制度研究者也同樣非常關注正式的政府制度。比如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19世紀80年代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后來還成為美國總統。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是關于美國政治制度和比較政治制度。他在1887年發表的關于文官制度的著名論文指出,美國政府可以向歐洲大陸國家學習,盡管大陸國家缺乏像美國一樣的政治參與文化。他的其他作品,如《國家:政治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方方面面》(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也主要討論的是政治制度。美國政治學的另一個前沿人物是沃爾塞(T.D Woolsey),其代表作是《政治科學或對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思考》(Political Science or The Stat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onsidered),也是政治制度分析的專業著作。可以認為,當時這些政治學界的頂尖人物就是把政治學看成是國家和政府研究。
在歐洲,剛剛出現的現代政治學和美國的狀況也沒有太大區別,所不同的大概是它更加和其他學科(如法學)結合在一起,更少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這使得歐洲大陸政治學的中心是對于政治制度和國家性質的研究。從本質上說,國家(政府)是法律的應用和外在形式,而政治只是這種應用的一個部分。歐洲學者對政治制度研究的傾向和依賴還被另一個事實或現象所影響,這就是,歐洲政治基本上還是精英政治,大眾政治參與還剛剛起步。因此,歐洲學者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在比較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法律制度上。更甚之,歐洲國家似乎更加看重“法治”,更以法律的意義理解國家,所以法律就更成為社會行為規范和學術研究的重點。對于歐洲學者來說,尤其是對于德國學者來說,政治學就是國家學,任何社會結構只有得到國家的承認才具有合理合法性(legitimacy)。
我們可以將老制度政治學的基本特征做簡要的總結,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法律,把法律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第二,老制度政治學注重正式的政治結構,認為是這些正式的政治結構決定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第三,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整體性的特征,無論是對本國政治和法律制度進行分析還是進行政治制度的比較分析,都是力求對政治制度的完整和全面的把握;第四,老制度政治學研究具有歷史性的特點,總是把歷史做為分析問題的基礎;第五,老制度政治學研究明顯表現出倫理道德傾向,往往對先行的政治制度作出價值評判。
三
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導致政治學,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社會學的重大轉變,甚至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導致了學術革命。這一轉變或革命的確引起了許多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特別是美國的)在研究方法上的變化,也最后引領出一個更具影響力的政治學方法論的變革,即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出現。盡管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本身有很多不同,但它們也具有許多共同點,正是這些共同點深刻地改變了政治學這一學科。這些共同點包括:對理論和方法論的關注(concern wi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反對政治學研究中的道德倫理傾向(anti-normative bias);個體決定論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of inpidualism);強調政治輸入(inputism)。(注:這里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根據上下文的意義做的翻譯。)轉貼于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公開表達出來的對理論構建的關注。它的基本論點是:如果政治學研究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構建自己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學必須發展和構建“一般理論”,也就是“內在一致的命題”,這些一般理論應該可以用來解釋和說明不同社會環境和背景中的政治現象;僅僅對一些國家的政治現象進行描述并做出有意思的解釋是不夠的;對政治現象的描述、解釋和說明必須符合一般理論。隨著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不斷深入,一些前沿人物開始提出自己的一般理論并接受檢驗。比如,在比較政治學領域,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就成為主要的一般理論。[1]另一種理論關注影響投票行為的心理因素,如政黨情感依附等等。[2]另外,在立法活動、[3]審判活動[4]和行政活動[5]領域也有不同的一般理論產生。根據上述理論,政治生活是個人特征的一種功能,但主要是一種個人的現象;假如我們要想理解政治,我們必須觀察個人并問他們為什么這樣或那樣做。
行為主義政治學的確有構建理論的傾向,然而,當理性選擇政治學興起的時候,這種構建理論的傾向就更為明顯和強烈了。理性選擇理論家們把政治行為看成是經濟利益和經濟計算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政治行為者和政治集團被假定為理性的個別利益的最大化的主體,比如,政治家用尋求再當選的辦法保證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6]根據這種觀點,政黨的綱領和政府的政策是爭取再次當選的手段,而不是政治活動的目的。[7]
消除政治學研究中的價值或道德因素的愿望是伴隨著把政治學改造成為“科學”的努力產生的。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老制度政治學有非常明顯的對于政治制度的價值傾向,經常使用“好壞善惡”這樣的詞匯描述政府和政府的政策。行為主義政治學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是:它對政治制度的描述既不清晰也不明確,而且帶有太多的價值傾向和暗示。這些暗示對于建立一個好政府并沒有太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老制度政治學的批評者指出,政治制度的研究者往往帶有對工業化國家和民主政治的偏好,主觀上把工業化和民主當成“好”政治制度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強調還會把那些雖然非正式但對政治活動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安排排除在政治研究之外。但是,很有趣的是,當行為主義政治學這樣指責老制度政治學時,有學者也同樣指責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偏見”,說這種“偏見”只不過偽裝得更好罷了。
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又一個特征是它們都堅持方法論上的個人決定論。它們的理由是,政治環境中的真正演員是個人,因此,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和他們的行為。在行為主義的研究中,個體決定論不僅有方法論上的理由,而且還與這類研究的焦點經常是個人的事實有關。也就是說,行為主義研究的對象經常是一個投票人、一個提意見或建議的公民、一個行政官員或者一個政治家。對于理性選擇研究來說,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是研究的基礎,不論在討論個人或個人的集合時,它都能增強研究者的分析和研究能力。這樣的研究方法或范式有一個非常充分堅定的立場,即,個人或政治個體是社會和政治分析的適當的對象。社會集體,如政黨、利益集團、議會等等不會做決定,真正做決定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然而,集體中的個人不是任意決定,他們也必須遵守規則。
最后,與老制度政治學不同,行為主義政治學反對把注意力放在正式的政府制度和憲法上,主張更加關注社會對政治系統的“輸入”(the inputs from society to the political system)。根據這種觀點,政治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投票行為、利益集團活動、大眾媒體的報道,而不是“人造”的法律形式。[8]公共政策是這些輸入的“輸出”。至于理性選擇政治學,它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對老制度政治學有某種“敵意”。理性選擇理論運用它的研究范式和模型不僅分析個體行為,也分析集體決策,但它總是假定:制度只不過是一種把愿意做讓步和妥協的個體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機制或手段。根據這種觀點,制度的確對政治參與者有現實意義和影響,假如沒有其他理由,制度和法律規則可以構成個體行為的限制因素。[9]這里,理性選擇理論試圖否認的是制度在決定政治參與者的意見過程中的作用。
四
正當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盛行并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時,作為一種批評和反對力量,新制度政治學出現了。最早的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如馬奇(March)和奧森(Johan Olsen)不僅命名了這一理論,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他們對經驗性的政治學研究的看法。[10]、[11]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一方面提出許多對于政治學研究現狀的批評意見,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政治學誤入歧途的原因。他們沒有要求政治學完全復歸到傳統制度政治學,但是他們的確清楚地表明了對老制度政治學的某些特點的關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認為,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研究范式有以下重大缺陷:過分強調社會因素(contextualism);忽略集體行為的意義(reductionalism);功能主義的濫用(functionalism);功利主義論(utilitarianism)和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注:同前面一樣,這里也是根據上下文進行的翻譯。)
首先,行為主義理論過分重視社會因素的政治意義。當代政治學理論降低了政治現象的意義并使它們在政治研究中邊緣化,與此同時,過分強調其他社會現象,如經濟增長、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分立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一反政治學認為社會依賴國家的傳統,當代政治學(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認為社會高于國家、國家依賴社會。以此為依據,當代政治科學才會大談特談“讓國家縮回去”的話題。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強調個人行為的傾向,因而都忽略了集體政治行為。按照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集體的行為是由個體的選擇組成的,在個人選擇面前,集體行為的意義已經喪失,甚至連制度的價值、規范和法律約束在個人選擇面前都起不到主要作用。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堅持這樣一種看法:集體性的輸出是依賴個體的互動的。這種看法如果不是把集體行為的政治意義完全否認,也是降到了最小程度。再其次,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都有功利主義的傾向,但理性選擇更為明顯。理性選擇的基本假定是:人們通過政治行為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問題在于人們投身政治活動不一定完全是為了實現自我利益,對于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來說,政治活動的動機也可以是集體的或者政治價值層面上的。因此,即使人們完全按照制度的要求去進行決策,也是完全“理性”的。第四,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假定歷史是一個有效的、達到某種程度平衡的過程,因此,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主張社會是一個政治組織形式。在這種政治組織形式中,任何能夠影響政治平衡的因素都是“政治”的。制度政治學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政治要比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家所假定的麻煩得多。最后,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還有工具論的缺點,它們太關注政治輸入和輸出,而忽略了政治過程、政治特征和社會政治價值的作用,把這一切僅僅看成獲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輸出的工具,都只是“政治符號”,都服務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樣的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基礎上,制度政治學的擁護者公開地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制度政治學研究范式。馬奇和奧森宣稱,新制度政治學將用一種新的范式彌補現在處于領導地位但卻有明顯缺點的主流政治學的五個方面的不足,這種范式將集體行動置于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并將重新考察政治集體行為與政治環境的關系。
新制度政治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對“政治制度”的界定。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們列舉了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任何社會都有某種結構特征,盡管這種結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第二,這種結構要成為制度還必須滿足一個要求:穩定。社會結構只有在一定時期內穩定存在才是制度;第三,只有某種社會結構影響到人們的政治活動時,它才是政治制度;第四,制度必須有比較的意義,可以和其他的社會結構相對照,并且在這個制度的成員中存在某種共有的觀念或價值。
但是,對于新制度政治學的倡導者來說,問題并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為自己開辟的研究領域本身非常復雜,也因為他們每個人的出發點不同(有的甚至是來自行為主義或理性選擇理論的陣營),所以,新制度政治學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研究范式,新制度政治學派也不是意見完全一致的學術群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新制度政治學派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馬奇和奧森是新制度政治學的主要倡導者,他們代表著一種有明顯價值取向的研究方向。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10]、[11]價值和制度的規范作用一直被關注。這些價值和規范可以被個體社會成員用來當成個人行為的參考,也可以被學者用來當作評價政治行為的參照。
與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政治學不同,有許多學者堅持理性選擇理論的某些觀點,同時又關注制度的作用。這些學者認為,政治學研究不能被政治價值迷惑,政治制度是規則系統和行為的指導,通過政治制度,人們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2]政治制度可以解釋理性選擇理論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一系列互相沖突的理性選擇中,如何達到平衡?在這個意義上,政治制度的確滿足了社會和經濟的需要。[13]
另外有一些學者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政治制度分析的最好出發點是導致某種政策產生的最早政治選擇。這些最早的政治選擇以及從中產生的各種活動,決定了以后的所有政治和政策。假如我們不理解最早的政治和政策,那么,我們也很難理解政策發展的邏輯。比如,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學者同意政策有路徑依賴的特點的說法。經驗性制度政治學(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是最接近老制度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取向,經驗性制度政治學者認為,政治制度在政策制定的政府決策過程中有很大影響。政治學研究的中心應該是政治制度和相關因素。但是他們的研究手段顯然借助了當代政治學的分析成果。
五
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歷史的回顧和主要內容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新制度政治學和老制度政治學、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像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反映了學術界對老制度政治學的不滿一樣,新制度政治學的產生也是學者們對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過度膨脹的一種反擊。但是,很明顯,這一反擊與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的理論革命相比,其研究范式和方法論的意義不是很大。換句話來說,新制度政治學的批判性高于它的建設性。另外,我們從上述的分析中也看到了思想的交流和結合,實際上,新制度政治學是當代政治學者在充分了解了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優點和缺點之后,把當代的分析手段運用于老制度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之上。
同樣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政治學是一次政治學研究范式的變革嘗試,表面上是對政治制度的研究興趣的回歸,但是,正如我們已經證明的那樣,新制度政治學決不是簡單地恢復了老制度政治學,而是一種更新,是一種在新的背景中對政治制度和集體政治行為的關注。
但是,考慮到新制度政治學是一個在最近20年中興起的研究范式的變革,我們可以說,任何對它的批評都顯得太早和太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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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對思想政治學科興趣缺乏的原因
1.高中政治知識內容繁多,理論知識抽象
政治學科所涉及的知識面比較廣泛,如果不結合實際案例,僅僅講解理論很難使學生真正掌握知識原理。理論知識多且抽象,趣味性較弱,學生理解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容易喪失興趣,放棄學習。
2.教師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陳舊
多數高中政治教師在課堂上只采用單一的講授法,交論知識,講解教材內容,與學生互動較少,教學過程枯燥乏味,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雖然多數高中政治教師也懂得培養學生對政治學科學習興趣的重要性,但在實際的教學中落實得不夠,仍采用傳統的教學方式進行教學,使學生對知識理解不深。
3.社會對政治學科重視程度不夠
由于政治學科是作為一門副科存在于高中課程體系當中的,無論是學校還是社會都有一種政治學科不重要的心態。并且思想政治學科理論知識較多,大量概念性知識需要理解背誦掌握,而對于思想活躍的高中生來說,這一類課程不需要動手演練,相對枯燥,也就不夠重視。思想政治學科老師也不被學校所重視,對思想政治學科的教學積極性不高,直接影響了思想政治學科的教學質量。
二、高中政治教學中激發學生興趣的必要性
1.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興趣是政治學習的首要動力
學好政治學科,關鍵在于培養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興趣。興趣是學習的第一動力,可以促使學生進一步提高對政治學科的認識水平,從而激發對政治學習的積極性,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只有激發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興趣,才能使學生真正熱愛政治學科,自覺自愿地學好政治學科。
2.興趣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使師生關系更融洽
目前,我國高中普遍反映學生對政治學科不感興趣,課堂氣氛不活躍,師生互動積極性不高,師生關系不融洽。如果政治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培養學生對政治學科的興趣,引導學生自主探索,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效率,而且也會使師生關系更融洽,教學氛圍更好。
3.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保證
教學質量是評估教師教學工作的標準,提高教學質量是對教師的目標要求。在一系列教學改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只有有效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培養學生對思想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才能真正發揮學生的主體性作用,從而提高教學質量。
三、激發學生學習政治學科興趣的方法與途徑
1.改進教師教學方法、教學手段
政治學科知識內容抽象,難理解,政治教師要對傳統的單一的教學方法進行改進,展開多元化的教學工作,在提高自身教學水平的同時拓寬自己的知識面,運用生動幽默的語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2.采用具體案例引導學生思考
理論聯系實際,教師通過選取合適的案例,由淺入深地引導學生理解教材,引發學生對具體案例所出現問題的思考,并在對具體案例的分析討論中掌握教材知識。教師不能純理論授課,高中生的社會知識比較匱乏,無法對具體事件中的政治原理進行自我總結概括,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生,教授學生思考方法。比如,當講到《公民的政治生活》一節的時候,教師可先評述具體事例,比較不同選舉方式的特點,讓學生們以“假如我是候選人”或“我這一票投給誰”為題,發表各自的見解。教師還可列舉當前公民參與決策的民主形式,對照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的有關制度和法規,在課堂上舉行一次模擬聽證會,加深學生對該節內容的理解。
3.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教學,豐富授課模式
信息技術為現代教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優勢,利用多媒體等教學設備輔助教學提高了高中政治學科的趣味性,可大大激發高中生對本門學科的興趣。政治教師也可利用大眾傳媒搜取更多資源,向學生展示各種事例或現象,使學生能更直觀地理解知識點,提高學習熱情。比如,在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課題時,可以播放紀錄片《改革開放30年紀實》部分片段。借助視頻資料來展示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制度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內涵,這樣就更加具有趣味性。當學生有了興趣之后,再引導他們一步一步地學習深層次的東西,課堂內容變得生動形象,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也就被調動起來了,同時培養了學生用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
4.構建有效的教學評價,利用教學反饋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有些學校對政治學科的教學評價只重視分數而忽略學生的學習過程,忽略政治學科的德育性質,這直接導致政治教師的教學以提高考試分數為目的,而忽視了對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因此,構建合理有效的教學評價,全面客觀地考查學生政治學科的學習狀況,才能發揮思想政治學科的德育作用。另外,也應重視學生對課程學習的反饋,與學生多溝通,了解學生對政治課程的態度、需要,以學生的需求為基點展開教學。認真總結學生的課后反饋,歸納整理出所需要改進的方面,不斷滿足學生的興趣需求。
5.保持積極的教學態度
教師的教學態度直接反映到教學過程中,積極的教學態度既能提高教師的責任感,促使教師進行自我提升,也能感染學生,增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思想政治學科存在的意義在于使高中生了解基本的經濟、政治、文化知識和哲學原理,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發展,為高中生發展為更高素質的人才打下基礎。政治教師只有保持積極的教學態度,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才不會止步于當前的教學水平,才會不斷提高自己的教學能力,以適應新的教育改革。
政治W科在學校教育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體現了政治學科在高中課程體系中的地位。由于高中政治知識抽象、政治教師教學方法單一、學校及社會對政治學科重視程度不夠等原因,導致學生對政治學科缺乏興趣,為政治教學帶來了困難。因此,培養學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就成為高中政治教學的重點內容,教師必須準確了解高中生思想政治課程學習興趣的現狀,對學生興趣缺失的原因進行分析,針對不同原因,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結合高中政治教學中出現的問題,高中政治課教師應改進教師教學方法,采用具體案例結合理論引發學生思考,利用信息技術豐富教學模式,構建有效的教學評價體系和保持積極的教學態度等方法,以達到激發高中生對政治學科的學習興趣,使學生更加重視政治學科,發揮其應有的德育作用,真正落實素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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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作為一名初中政治教師,在開始的政治教學中也沒有重視起來。但是,隨著新課改的實施,筆者對政治學習有了新的認識,在課堂教學中也進行了變革。下面,筆者結合自己近幾年的初中政治教學實踐,就新課改下的初中政治教學工作,談談自己的認識。
1.新課改下初中政治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 教學內容比較落后。政治是一門與時俱進的課程,政治學科的時代性較強,因此,在政治教學中教師一定要做到教學內容的不斷更新,能夠跟上時展的步伐。但是,時代在變,政治教材的內容卻不能跟上時展的步伐做到時刻更新。政治教材的更新速度較慢,不能做到跟隨時代的進步而變化。教材的滯后為學生們進行政治學習帶來了障礙,也削弱了學生政治學習的積極性。
1.2 教學的方法落后。在政治教學中,由于政治知識的理論性較強,課堂教學比較枯燥。在政治課堂上,由于教師也不能改變以往單一講授的教學方法,使得原本就枯燥的政治課堂變得更加乏味。學生們對教學內容不感興趣,也不能根據教學的講解對教學內容作出清晰地認識和理解,從而影響了政治學習。
2.新課改下初中政治教學的對策
在新時期,教師和學生都要對政治學習重視起來,作為一名政治教師,一定要在教學上有所變革,做到教學方法的不斷創新,讓學生對政治學習逐漸產生興趣,從而有效地提高政治課堂的教學效果。
2.1 更新教學理念,時刻進行創新。理念是進行課堂教學的思想指導。教師要想在課堂教學上有所創新,首先要更新自己的教學理念。新課改中提出了許多和傳統課堂教學不同的教學理念,在新課改下進行課堂教學,教師必須做到以新的教學理念為指導。
"學生是課堂教學的主體"是新課改下的重要教學理念之一,因此,在新時期組織課堂教學,教師必須做到教學活動圍繞學生展開,把學生放在課堂教學的中心位置。只有教師讓學生成為課堂教學的主人,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課堂教學,通過學生的自主探究獲取知識,才能夠激活課堂,讓學生以積極、主動的狀態投入到政治學習過程當中。在自己參與的過程當中,學生體會到政治學習的樂趣,認識到政治學習的意義,他們的學習熱情高漲,政治課堂教學的效率自然會有大的提高。
"課堂教學要面向全體學生"也是新課改下的重要教學理念。作為一名新時期的政治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時要對全體學生形成正確的認識,平等對待每一位學生。傳統課堂上,教師所關注的往往是成績優異的同學,對學困生的關心較少,甚至對學困生挖苦、諷刺,不利于全體學生的提高和課堂教學效率的整體提高。在新課改下只有對所有的學生一視同仁,多給予學困生幫助和關愛,才能夠讓每一位學生都得到良好的發展。
時代在發展,觀念在更新,教師要根據時代的發展更新自己的教學理念,做到教學觀念的不斷更新,與時俱進,適應時展的潮流。
2.2 自主學習、合作探究。在新課改下進行課堂教學,教師要注重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以及合作探究能力的提高。因此,教師要為學生創造條件和機會,讓學生參與到政治學習過程當中。傳統課堂教學中,學生是知識的接收器,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模式嚴重束縛了學生的發展,不能夠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在新時期,教師要讓課堂教學恢復生機和活力,就必須在教學方法上運用好自主探究式教學方法,教師做好對學生的指導和啟發工作。為了調動學生的參與性,讓每位學生都有機會參與課堂教學,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通過辯論會、演講、角色扮演等形式讓學生參與其中,提高學生積極性和課堂教學的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