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10 16:21:35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流動人口減少的原因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根據普查數據，此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全國總人口為13.4億人（加上港澳臺的人口總數為13.7億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長率下降了0.5個百分點。從四大區域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東部地區人口占全國常住人口的37.98%，與五普相比，上升2.41個百分點。
從各地區人口變化情況看，按常住人口口徑統計，廣東已經超過河南，常住人口達到1.04億，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數量超過1億的省份。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國有6個省份常住人口減少。1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個地區是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山東。常住人口減少的6個省份為湖北、四川、重慶、貴州、安徽、甘肅，其中湖北人口減少最多，10年間減少了304萬。增長方面，公布數據的21個地區中，共有13個地區增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的增長幅度最大，年均增長率為3.8%、3.24%、2.6%、1.9%，都遠遠超過了國家0.57%的平均增長率。
寧夏城鎮化率上升15% 高出全國1.56個百分點
根據普查結果，全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6億人，城鎮化率為49.68%，城鎮化率10年上升13.46個百分點，凈增2億人，不論是年凈增量還是城鎮人口總量，都已經處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這說明近十年城鎮化進程在加快，也標志著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從地區情況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個地區公布了城鄉人口分布情況。城鎮化率方面，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城鎮化水平較高，北京的城鎮化率最高達到86%，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6.32個百分點。廣東66.18%，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6.5%。甘肅、青海、貴州等西部地區較低。城鎮化率變化方面，寧夏城鎮人口增長較快，較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上升15.02個百分點，高出全國13.46%的上升幅度1.56個百分點。
上海外來人口比重39% 全國最高
根據普查數據，此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全國總人口為13.4億人（加上港澳臺的人口總數為13.7億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長率下降了0.5個百分點。從四大區域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沿海發達省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從中西部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流動。東部地區人口占全國常住人口的37.98%，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個百分點。
從各地區人口變化情況看，數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徑統計，廣東已經超過河南，常住人口達到1.04億人，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數量超過1億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數量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為7.79%。山東9579萬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萬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國僅有6個省份常住人口減少，其他省份均為增加。1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個地區是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山東，分別增加1800萬、766萬、628萬、580萬和500萬，均處于發達地區。常住人口減少的6個省份為湖北、四川、重慶、貴州、安徽、甘肅，其中湖北人口減少最多，10年間減少了304萬。增長方面，公布數據的21個地區中，共有13個地區增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的增長幅度最大，10年分別增長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長率為3.8%、3.24%、2.6%、1.9%，都遠遠超過了國家0.57%的平均增長率。
實際上，此前聯合國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預測2010年中國總人口會達到13.54億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國開始統計人口數字時，聯合國的人口統計學家曾預計中國人口現在將達到14億。造成中國人口增長落后于預期的背后原因則是近十年來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國之前估算的生育率為1.8，而根據此次普查結果估算，中國總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國0～14歲少年人口占比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個百分點，而2000年比1990年僅下降了4.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過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減少。此次普查的數據還顯示中國的總生育率（一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子女個數的平均值）可能已經降至1.4，這遠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專家表示，這種局面最終會走向人口穩定狀態，未來將有可能出現人口不增長甚至減少。
人口數量增加最多5個地區和減少最多4個地區比較
21個地區10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比較
上海外來人口比重39%全國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國流動人口大幅增加，流動人口總數為2.6億，比2000年增長81.03%。廣東、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區公布了本地區流動人口情況。從流動人口數量來看，廣東流動人口數量最為龐大，為3128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國流動人口的12%。其中屬于省外的2150萬人，省內的978萬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0年間廣東跨鄉鎮流動的人口增加1023萬人，增長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萬人，增長42.71%。在省內外流動人口數量之龐大，是廣東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為浙江，共有外來人口1182.4萬人。外來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來常住人口為897.7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來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區，10年共增長159.08%，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99%。其次是北京外來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顯然，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廣東、上海、北京等地區常住人口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外來人口可以說推動了這些地區近些年來的經濟繁榮和快速增長，而這些地區也為外來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就業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來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給這些地區的發展帶來了諸如大城市病、社會治安不穩等一系列的問題。對于在“十二五”時期積極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東部地區和承接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地區而言，確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是一個良好的機遇。
部分地區外來人口數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較
注：1.表示流動人口以流入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數量。
2. 廣東為流動人口數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為外來常住人口數量。
3. 流動人口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齡化程度最嚴重
按國際的通行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即標志其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在加快，過年10年間，14歲以下的小孩在總體人口中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而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從公布數據的24個地區的情況看，19個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步入老齡化社會。其中重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而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則由于外來人口基本以中青年為主，給本地區帶來了很大的人口紅利，延緩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北京、天津、廣東分別為8.7%、8.52%、6.75%，均低于國家平均水平。上海雖然超過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來唯一一個老年人口占比出現下降的地區。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加大，顯然驗證了學者們對中國“人口紅利”問題的普遍關心。聯合國的人口展望數據預測201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為8.2%，而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已經超出了權威機構的預期。而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意味著未來15～20年間，在一面加速老齡化、一面勞動力減少的此消彼長作用下，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快速衰減。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推測，2025年中國的人口紅利（以15~64歲勞動人口占比衡量）將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也將進一步嚴重，如果按照7%的老齡化社會標準，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并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未富先老”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難題。
寧夏城鎮化率上升15%高出全國1.56個百分點
根據普查結果，全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6億人，城鎮化率為49.68%，城鎮化率10年上升13.46個百分點，凈增2億人，不論是年凈增量還是城鎮人口總量，都已經長期處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這充分說明近10年城鎮化進程在加快，也標志著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但同時流動人口已經超過 2.6億人，城鎮化呈現出“半城鎮化”的狀況，正嚴重影響著中國城鎮化的質量。從地區情況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個地區公布了城鄉人口情況。城鎮化率方面，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城鎮化水平較高，北京的城鎮化率最高達到86%，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6.32個百分點。廣東66.18%，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6.5%。甘肅、青海、貴州等西部地區較低。城鎮化率變化方面，寧夏城鎮人口增長較快，較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上升15.02個百分點，高出全國13.46%的上升幅度1.56個百分點。
城鎮化率達到近50%，十年中凈增2億城鎮人口，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可以說已經冠絕全球。快速增長的城鎮化率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繁榮，也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業化轉移。可以說，城鎮化的加速對于中國近年來消費經濟的發展和形成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遠遠落后于城鎮化進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來人口享受不到與當地人平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對于大批的農民工而言，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有研究認為，如果以就業作為城鎮化水平的認定標準的話，那么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至少達到60%以上。
7個地區10年間城鎮化率變化情況比較
根據普查數據,此次人口普查登記的全國總人口為13.4億人(加上港澳臺的人口總數為13.7億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萬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長率下降了0.5個百分點。從四大區域人口分布情況來看,沿海發達省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從中西部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流動。東部地區人口占全國常住人口的37.98%,與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個百分點。
從各地區人口變化情況看,數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徑統計,廣東已經超過河南,常住人口達到1.04億人,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常住人口數量超過1億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數量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為7.79%。山東9579萬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萬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國僅有6個省份常住人口減少,其他省份均為增加。10年間,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個地區是廣東、浙江、上海、北京、山東,分別增加1800萬、766萬、628萬、580萬和500萬,均處于發達地區。常住人口減少的6個省份為湖北、四川、重慶、貴州、安徽、甘肅,其中湖北人口減少最多,10年間減少了304萬。增長方面,公布數據的21個地區中,共有13個地區增幅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廣東的增長幅度最大,10年分別增長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長率為3.8%、3.24%、2.6%、1.9%,都遠遠超過了國家0.57%的平均增長率。
實際上,此前聯合國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預測2010年中國總人口會達到13.54億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國開始統計人口數字時,聯合國的人口統計學家曾預計中國人口現在將達到14億。造成中國人口增長落后于預期的背后原因則是近十年來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國之前估算的生育率為1.8,而根據此次普查結果估算,中國總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國0~14歲少年人口占比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個百分點,而2000年比1990年僅下降了4.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過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減少。此次普查的數據還顯示中國的總生育率(一位育齡婦女一生所生子女個數的平均值)可能已經降至1.4,這遠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專家表示,這種局面最終會走向人口穩定狀態,未來將有可能出現人口不增長甚至減少。
人口數量增加最多5個地區和減少最多4個地區比較
21個地區10年間人口年均增長率比較
上海外來人口比重39%全國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國流動人口大幅增加,流動人口總數為2.6億,比2000年增長81.03%。廣東、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區公布了本地區流動人口情況。從流動人口數量來看,廣東流動人口數量最為龐大,為3128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國流動人口的12%。其中屬于省外的2150萬人,省內的978萬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0年間廣東跨鄉鎮流動的人口增加1023萬人,增長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萬人,增長42.71%。在省內外流動人口數量之龐大,是廣東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為浙江,共有外來人口1182.4萬人。外來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來常住人口為897.7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來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區,10年共增長159.08%,年平均增長率高達9.99%。其次是北京外來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顯然,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廣東、上海、北京等地區常住人口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外來人口可以說推動了這些地區近些年來的經濟繁榮和快速增長,而這些地區也為外來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就業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來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給這些地區的發展帶來了諸如大城市病、社會治安不穩等一系列的問題。對于在“十二五”時期積極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東部地區和承接產業轉移的中西部地區而言,確立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是一個良好的機遇。
部分地區外來人口數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較
注:1.表示流動人口以流入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數量。
2. 廣東為流動人口數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為外來常住人口數量。
3. 流動人口是指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齡化程度最嚴重
按國際的通行標準,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即標志其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老齡化進程在加快,過年10年間,14歲以下的小孩在總體人口中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而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從公布數據的24個地區的情況看,19個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步入老齡化社會。其中重慶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地區。而北京、天津、上海、廣東則由于外來人口基本以中青年為主,給本地區帶來了很大的人口紅利,延緩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北京、天津、廣東分別為8.7%、8.52%、6.75%,均低于國家平均水平。上海雖然超過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來唯一一個老年人口占比出現下降的地區。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加大,顯然驗證了學者們對中國“人口紅利”問題的普遍關心。聯合國的人口展望數據預測2010年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為8.2%,而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已經超出了權威機構的預期。而如果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意味著未來15~20年間,在一面加速老齡化、一面勞動力減少的此消彼長作用下,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快速衰減。根據聯合國的數據推測,2025年中國的人口紅利(以15~64歲勞動人口占比衡量)將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國的老齡化問題也將進一步嚴重,如果按照7%的老齡化社會標準,中國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并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未富先老”將是未來需要解決的難題。
寧夏城鎮化率上升15%高出全國1.56個百分點
根據普查結果,全國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6.66億人,城鎮化率為49.68%,城鎮化率10年上升13.46個百分點,凈增2億人,不論是年凈增量還是城鎮人口總量,都已經長期處于世界第一的位置。這充分說明近10年城鎮化進程在加快,也標志著我國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但同時流動人口已經超過 2.6億人,城鎮化呈現出“半城鎮化”的狀況,正嚴重影響著中國城鎮化的質量。從地區情況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個地區公布了城鄉人口情況。城鎮化率方面,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城鎮化水平較高,北京的城鎮化率最高達到86%,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6.32個百分點。廣東66.18%,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6.5%。甘肅、青海、貴州等西部地區較低。城鎮化率變化方面,寧夏城鎮人口增長較快,較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上升15.02個百分點,高出全國13.46%的上升幅度1.56個百分點。 城鎮化率達到近50%,十年中凈增2億城鎮人口,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可以說已經冠絕全球。快速增長的城鎮化率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繁榮,也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業化轉移。可以說,城鎮化的加速對于中國近年來消費經濟的發展和形成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遠遠落后于城鎮化進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來人口享受不到與當地人平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對于大批的農民工而言,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有研究認為,如果以就業作為城鎮化水平的認定標準的話,那么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至少達到60%以上。
7個地區10年間城鎮化率變化情況比較
2.理解影響人口容量的因素及人口合理容量的實際意義。
3.掌握我國人口遷移的特點，理解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和人口遷移對地理環境的影響。
4.能夠結合實例說明地域文化對人口遷移的影。
5.能夠運用資料、圖表等探究分析不同人口增長模式的特點及地區分布。
二、考點解讀
考點1 不同人口增長模式及其轉變
1.不同人口增長模式的人口增長狀況、人口問題差異。
人口增長模式的特點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口增長模式的轉變；同時，也正是由于人口增長模式的變化，導致人口增長狀況和人口問題存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
2.人口增長模式的判斷。
（1）根據生產力水平判斷。
（2）根據國家類型判斷。
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屬于傳統型，個別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古巴等，已經屬于現代型；發達國家多屬于現代型。
（3）根據數值特征判斷。
3.人口結構與人口問題。
人口結構主要包括人口年齡結構、人口性別結構、人口文化素質結構等，人口結構若出現不合理，則會引發人口問題。
（1）人口的年齡結構與人口問題。
人口的年齡結構是指各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主要表現在人口年輕化和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
（2）人口的性別結構與人口問題。
人口的性別結構是指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構成中，新出生的男性或女性各占總人口的比例。通常用“性別比”來衡量，即用100位女性對應的男性數來衡量。它用來反映該地區或國家人口的性別結構是否合理或協調。
性別比失衡會造成婚姻、家庭、社會的不穩定，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應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嚴禁非醫學鑒定胎兒性別。
（3）人口的文化結構與人口問題。
考點2 人口遷移和人口流動
1.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
（1）自然環境因素。
（2）社會經濟因素。
（3）政治因素。
2.我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工潮與民工荒。
3.人口遷移影響的分析思路。
（1）從辯證角度：有利影響和不利影響。
（2）從區域角度：對遷出地影響和對遷入地影響。
（3）從三大要素角度：對生態環境、經濟、社會三方面的影響。
（4）從具體方面：人口遷移對人口數量、性別比、職業構成、產業結構、交通、社會治安、城市化等都有重要影響。
考點3 人口容量與人口合理容量
1.環境人口容量與人口合理容量的區別與聯系。
2.在制約環境人口容量的因素中，資源是最主要的因素。與其他因素的關系如圖1所示：
考點4 常見人口統計圖表的特點及判讀
1.柱狀圖。
該類圖示往往以不同時間或地區設置不同的矩形短柱，用其長短或高低來表示人口數量的多少、人口增長率的高低或人口構成的對比。判讀時應首先明確圖例，然后分清各類數據的時空差別，最后對照柱高比較分析不同時空的人口數據。如圖2所示：
2.曲線圖（折線圖）。
此類圖可根據線狀統計符號的大體走向，分析統計人口數量或構成比例隨時間或空間連續變化的規律，判讀時要特別注意曲線統計圖中的高峰或低谷以及折線圖中明顯的轉折點和每一段或不同曲線的斜率，從而掌握不同時期人口數量與增長速度。如圖3所示：
3.扇形圖和餅狀圖。
此類圖常用來表示不同區域人口所占比例或數量對比。判讀時，主要通過比較圖中各組成要素的百分比（或者是各扇形圓心角的大小），來分析人口比例狀況或人口數量高低。
4.三角形統計圖。
該類圖示往往用來表示人口的年齡構成狀況。讀圖時首先要明確三邊分別代表的人口構成數量軸；然后過圖中的點，沿各坐標軸數值增大的方向作平行于各底邊的線，并相交于對應邊上（如圖6中A、B、C三點）；最后讀出各交點的數據，并檢驗三種人口構成的和是否為100%。如圖6所示 ：5.四邊形人口統計圖的判讀。
四邊形人口統計圖中有兩邊分別表示兩個變量（一般是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另外兩邊表示一個變量（通常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如圖7、圖8：對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根據一般的直角坐標圖的判斷即可得出數據，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讀取，我們一般以第三個變量作四邊形的一條對角線，讀數時沿對角線方向讀取即可。如：圖7中底邊（橫軸）表示的是人口死亡率，左邊縱軸表示的是人口出生率，另外兩邊表示的是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對于圖中Ⅰ、Ⅱ、Ⅲ、Ⅳ四點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高低判斷，是先做出一條對角線（圖8），沿對角線箭頭方向讀取（箭尾到箭頭表示數據越來越大），由此得出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由低到高依次是：Ⅱ、Ⅰ、Ⅳ、Ⅲ。判斷某點具體的數據時，可過此點作對角線的平行線，交于兩邊即可，如圖8中的虛線。（各自的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長率依次大約為0‰、8‰、16‰、29‰）。
6.人口金字塔圖的判讀。
（1）讀結構。
可直接讀出該地區不同年齡段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如圖9：
（2）定類型。
根據人口金字塔圖所反映的人口年齡構成特點可將其劃分為三種類型：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人口金字塔圖的基本類型對比：
（3）析變化。
①正常變化。
從年輕型到老年型的正常轉變。其變化主要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受人口自然增長的影響，人口增長模式由原始型傳統型現代型轉變。
②特殊變化
通過對不同年齡段所占比重或數量的計算，可分析人口問題（人口增長過快、老齡化、人口性別比失調）、人口問題出現的原因（人口增長過快、老齡化――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狀況、人口政策等，人口性別比失調――生育觀念、人口政策、工業發展需要、戰爭等）和解決人口問題的措施。
三、題型回顧
例1 （2016年高考全國新課標文綜卷Ⅲ）與2014年相比，2015年上海市的常住人口減少了10.41萬人，外來常住人口更是減少了14.77萬人，這是近20年首次出現的人口負增長，調查發現減少的外來常住人口主要流向上海周邊的中小城市，上海市已制定“十三五”期間人口增長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的策略。據此完成（1）～（3）題。
（1）導致2015年上海市外來常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來上海市（ ）
A.產業轉型升級 B.食品價格大增
C.環境質量下降 D.交通擁堵加重
（2）上海市減少的外來常住人口多流向周邊中小城市，主要原因是這些中小城市（ ）
①服務設施齊全 ②承接了上海市轉移的產業 ③適宜就業機會多 ④生態環境好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3）今后，上海市引進產業從業人員將主要分布在（ ）
A.資源密集型產業
B.勞動密集型產業
C.資金密集型產業
D.知識密集型產業
【解題思路】本題考查人口遷移的原因，以及從材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第（1）題，上海市經濟發達，城市化水平高，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大，即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要求從業人員具有較高知識水平和技能。外來常住人口的總體素質達不到要求，因此慢慢減少。故選A項。第（2）題，上海人口向周邊中小城市轉移，說明中小城市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同時也說明了這些中小城市承接了從上海轉移過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故選C項。第（3）題，今后，上海市以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因此從業人員將主要分布在知識密集型產業。
【參考答案】（1）A （2）C （3）D
例2 （2016年高考浙江文綜卷）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一直維持在2億人以上，且持續增長，城鄉間人口流動是主要的流動形式。據此完成（1）～（2）題。
（1）城鄉間人口流動與城市經濟發展、農村經濟水平提高聯系密切，下列關于三者關系排序正確的是（ ）
①城鄉間人口流動 ②農業專業化發展 ③城市工業、服務業發展
A.①②③ B.①③②
C.③②① D.③①②
（2）下列關于我國人口流動的敘述，正確的是（ ）
A.人口流動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B.生態環境是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
C.區域協調發展會減緩流動人口增長
D.小城鎮人口向大城市流動可提高城市化水平
【解題思路】本題考查人口遷移的方向及意義。第（1）題，該題需要理解三者的關系，城市工業、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因而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促進城鄉間人口流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從而促進農業專業化發展。第（2）題，人口流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發展水平是人口流動的主要因素；區域協調發展，區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會縮小，從而減緩流動人口增長；小城鎮人口向大城市流動不會提高城市化水平，小城鎮人口也屬于城市人口。
【參考答案】（1）D （2）C
例3 （2016年高考上海地理卷）水資源和耕地資源是制約一個地區人口容量的重要因素。根據表1數據，若不考慮其他條件，表中四省，人口容量最小的省份可能是（ ）
A.甲省 B.乙省
C.丙省 D.丁省
【解題思路】影響人口容量的首要因素是資源，尤其是緊缺的資源；丙省單位面積水資源量是最少的，即丙省的人口容量最小。
【參考答案】C
例4 （2015年高考V東文綜卷）圖13為2005―2012年我國某省常住人口數量變化圖。由圖可推斷該省是（ ）
A.海南 B.四川
C.廣東 D.浙江
【解題思路】圖示表明該省人口總數減少，四川省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人口向外遷移較多；海南、廣東、浙江經濟發達，遷入人口多。
【參考答案】B
例5 （2014年高考福建文綜卷）人口撫養比是指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數之比。圖14示意1980―2030年我國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的變化趨勢。讀圖，回答（1）～（2）題。
（1）2015年前后我國老年撫養比變化明顯，主要的影響因素是（ ）
A.性別比例 B.醫療水平
C.教育程度 D.年齡結構
（2）隨著我國人口撫養比的變化，2025年后可能出現（ ）
A.人口遷移加劇 B.勞動力逐漸不足
C.人口分布不均 D.社會負擔減輕
【解題思路】本題綜合考查人口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第（1）題，根據題干中人口撫養比的概念可知，撫養比與性別比例無關，A項錯誤；醫療水平提高，平均壽命延長，可能提高老年撫養比，但這個過程還是要通過改變人口年齡結構來實現的，B項錯誤，D項正確。教育程度與老年撫養比沒有直接關系，C項錯誤。第（2）題，從圖中可以看出，2015年以后，老年撫養比明顯上升，少兒撫養比較平穩，說明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上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因此可能出現勞動力不足，社會負擔加重的現象，B項正確，D項錯誤。人口撫養比的變化與人口遷移和人口分布關系不大，A、C項錯誤。
【參考答案】（1）D （2）B
四、命題預測
綜合分析近三年的各套高考試題，高考命題在本部分呈現以下規律：
1.試題多以選擇題的形式進行考查，分值一般在4～12分，難度系數0.7～0.8。
2.以人口統計圖或人口政策變化，考查關于對人口增長狀況的預測及人口問題。
3.聯系熱點，與區域圖相結合考查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人口數量變化及原因；以統計圖表呈現信息，考查人口遷移的影響。
人口增長模式的特點、不同國家的人口問題及解決措施、人口遷移的原因和影響是常考點。在今后的復習中要重點關注各種人口統計圖分析和最新的人口政策調整及其影響，關注二孩政策、延遲退休、人口紅利等熱點問題。
五、能力測試
圖15為四國2010年和2050年（預測）每100勞動人口（15歲～65歲）的家屬（15歲以下和65歲以上）數量統計圖。讀圖，完成1～2題。
1.2010年尼日利亞每100勞動人口的家屬數量最多，主要由于尼日利亞（ ）
A.出生率高 B.死亡率低
C.遷入率高 D.遷出率高
2.中國勞動人口家屬數量增加明顯最主要原因是（ ）
A.人口出生率下降
B.人口遷移量增大
C.人口老齡化加劇
D.城市化速度加快
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春節返鄉后，一部分人不再回到務工的遠方大城市，轉而選擇離家不遠的務工地，這一現象稱為務工潮倒吸現象。圖16為2008―2015年我國農民工數量及月均收入變化，據此完成3～4題。
3.圖中顯示2015年我國農民工（ ）
A.總人數已超過3億
B.就地務工人數超出外出務工人數
C.外出務工人數約占61%
D.月人均收入超過4000元
4.出現務工潮倒吸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國內地（ ）
A.交通條件改善，空氣質量良好
B.產業升級迅速，人力資源需求量大
C.人口政策調整，生育放寬二胎
D.各類城市發展，就業創業機會增多
臺灣地區的出生率每12年便會周期性出現一種特殊的逆轉變化，這就是“虎兔龍現象”。臺灣許多男女偏愛兔寶寶，避開虎寶寶，更期待龍寶寶。讀臺灣地區2010―2014年人口數據統計圖（圖17），回答5～6題。
5.臺灣地區下一波人口出生峰值期和低谷期可能出現在（ ）
A.2023年、2022年
B.2024年、2025年
C.2026年、2025年
D.2024年、2022年
6.圖可知，2010―2014年臺灣地區的（ ）
A.人口出生率波動下降
B.死亡率波動比出生率波動大
C.社會老齡化現象嚴重
D.人口自然增長率持續上升
7.結合圖文材料，完成下列各題。
材料一 美國人口普查局2010年12月21日公布了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首份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4月1日，美國總人口為3.087億，比2000年增長9.7%。
材料二 圖18為美國人口增長和人均壽命變化示意圖（1900―2008年）。
材料三 美國本土略圖（圖19）。
（1）根據材料，簡要概括美國人口的發展特點。
中圖分類號：F299.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問題是世界城市化進程中一個令人棘手的問題。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人口規模持續高位攀升，人口的過快增長嚴重影響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形成了交通擁堵、就業緊張、住房困難、水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等城市問題。2012年2月9日，中國社科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首部國際城市藍皮書《國際城市發展報告2012》。藍皮書指出，我國雖然一直以來是農業大國，但近年來快速推進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結構發生了里程碑式的變化。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50%，已成為“城市化”國家。報告還預計，到20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55%，其間1.5億中國人將完成從農民到市民的空間、身份轉換。藍皮書同時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國大型城市的資源壓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發期，未來一段時期，“城市病”將成為影響城市和諧穩定的關鍵隱患，加強城市治理刻不容緩。
改革開放之后，大規模人口城市化和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業生產成為必然趨勢。許多調查結果表明，中國農村流動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農村總勞動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鑒于流動人口的迅猛增長，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動人口調查項目。流動人口的高增長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學術研究者的日益關注。不少學者對城市化政策傾向于政府干預而非市場導向（曲喻，1992），謝晉宇（1992）首次探討了我國特大城市人口疏散問題。進入21世紀以后，國內對大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的呼聲更多地源自媒體，而系統性的學術研究較少。吳燕青（2007）認為，城市人口的過度增長會導致以城市人口為主要標志的城市負荷量超過以城市基礎設施為主要標志的城市負荷能力，出現諸如環境污染、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城市蔓延、貧富不均、犯罪問題等各種不良后果，即所謂“都市病”，因此，對城市人口機械增長的調控是必要的。王鴻春和宮本邦夫（2011）總結了東京調控人口規模的四點經驗：一是調整產業結構，帶動城市人口規模、素質、布局的優化；二是建設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緩解中心城區人口壓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邊城市的品質，減輕人口遷入壓力，這是緩解大城市人口壓力的根本性戰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為調節大城市人口規模的重要砝碼。
張強，周曉津：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估算與調控路徑選擇本文在對我國地級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進行估計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的路徑。與國內已有的文獻不同，本文的主要創新在于：一是使用剛性數據估計我國的城市人口除京、滬兩大直轄市以外，我國其他城市的人口統計數據與實際人口存在較大的偏差，本文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二是以京、滬、穗三大一線城市為例，考察了政府為達到某種程度的人口控制而進行行政干預的實際效果，分析了這種單純以行政手段所進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無效性，以及其給城市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三是以日本主要縣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數據為樣本，利用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方法討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的動態趨勢及其調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調控的市場有效論，該結論對我國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規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導作用。
二、我國大城市的人口規模
我國大城市的人口統計基本上是按戶籍人口所在地進行的，一般統計指標有全市人口、市轄區人口、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等。由于流動人口的急劇增加，2000年以來不少城市將外來人口納入城市常住人口統計。從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數據來看，我們認為上海和北京兩市的常住人口數據最為準確，其他如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通常只將第二產業中登記的從業人口和第三產業中大中型企業的從業人口納入常住人口范圍，相當多的中小微型企業以及自雇人員并沒有納入統計范圍。這里，我們先討論官方口徑的大城市人口，再給出我們估計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數量和統計人口
人口跨地區流動是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膨脹的主要因素，受戶籍制度的影響，2000年以前國內城市的人口統計基本上僅將戶籍人口統計在內。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國663個城市中，除2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數量有所減少外，其他人口規模的城市都呈現快速增加的趨勢，其中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個增加到2000年的40個。2000年以后，地級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統計逐步將外來常住人口納入統計范圍，隨著城市區域規模的擴大，我國200萬人口以上規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個增加到2010年的44個，但20萬～50萬人口規模的地級及以上城市數量減少了12個。2010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市轄區內戶籍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8.98%；其中200萬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轄區戶籍總人口為17 879.5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級及以上城市戶籍總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規模估計
由于對外來人口缺乏統一的口徑和計算方法，國內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統計人口與實際人口存在很大的差異。周曉津（2010）開發了多種人口估算方法。我們利用2010年各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年末移動電話用戶數估計國內大城市市轄區人口基于移動電話用戶數的人口估計方法是國內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為例，根據上海統計年鑒（2011）公布的數據，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萬人，而估計數據是2 563萬人，二者相差260.34萬人，實際上后者是總人口數據，包括上海每天與周邊省區經常性進出人口和外來不到6個月的外來人口。同理可以計算出北京外來不到6個月和每天與周邊省區經常性進出人口為279萬人。 ，國內2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估計人口為57 202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2.656%；其中，市轄區人口規模在200萬人以上的城市有62個。從表3中還可以看出，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市轄區以外的跨區凈流入人口為18 336萬人，將流出人口考慮在內，國內跨市轄區的流動人口超過2億人。
三、非市場手段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和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期間，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大會秩序，分別采取了各種非市場化的人口調控政策（行政調控），本文以此為例探討非市場手段調控人口規模的效果。
1.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北京奧運會期間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勸返農民工，并限制農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環境建設指揮部召開奧運立法工作動員部署大會，標志著奧運立法工作進入實質性工作階段。其中，人口調控手段包括：一是勸返。奧運期間北京市根據不同情況對流動人口采取限制。從事城市基礎建設項目施工的農民工，在奧運會期間預計有100萬人（僅計算建筑業），對這部分人由建委協調施工企業整建制勸返回鄉。同時，加強對流動人口出現問題較為嚴重的低端行業的管理和規范，如小美容美發等一部分流動人口將被擠出北京。二是限進。限制進京人員的數量，如進京人員需出具縣級以上證明等，從根本上控制流動人口。三是放假。對于部分非連續生產企業采取綜合計算工時制，調整工作時間，奧運會期間集中放假，以奧運會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時間折抵集中休息時間。
北京奧運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效果可以通過對北京移動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動用戶月度數據的變化來進行分析。由圖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規模調控效果顯現，外部人口流入驟減，部分已流入的人口開始返回原住地，估計人口規模減少50萬；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動用戶幾乎是零增長，意味著大量外來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動用戶與不施加調控相比最多減少了500萬人，扣除流入應增長的180萬（2002―2005年每年50萬～60萬的凈增長），我們估計北京奧運期間外來人口減少了320萬人左右。由于北京外來人口的結構和數量大致與上海相當，因此我們估計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減少的工作機會也與上海相當，即100萬人，這就意味著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結果是：北京減少了220萬～250萬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奧運期間的人口控制開始放松，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2009年開始顯現。從圖1可以看出，北京移動用戶數量開始恢復增長，但增長速度遠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奧運會結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復其應有的狀態。可見，北京以行政手段為主的人口調控并未能動及人口增長的根本，一旦放松調控，人口增長的內在動力將會在短期內使城市人口規模恢復到其應有的狀態。
2.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辦公廳轉發了上海市人口辦《關于在全市范圍內組織開展實有人口、實有房屋全覆蓋管理的實施意見》，決定在全市范圍內全面推開“兩個實有”全覆蓋管理工作“兩個實有”全覆蓋管理通過對居住在轄區內的常住戶籍人口、來滬人員、境外人員實行全面核對與登記和對轄區內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業廠房、農民舊住宅、地下空間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場所）信息進行全面采集，摸清轄區內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見房知人”“見人知房”，從而達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個區、縣已經全面開展了“兩個實有”。為確保世博會安全、順利地召開，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將“平安世博”納入工作目標，2010年1月上海實現了對全市人口的實時監控和管理。
從圖2中上海移動用戶月度數據的變化可以看出，相對北京奧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對人口實施動態監控，而較少地采用行政強制手段驅離外來人口。上海世博會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還小。我們估計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外來人口因世博會人口控制僅減少了50萬～70萬人左右，且這部分減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計并未受到太大的影響；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上海適合外來人口的工作機會減少了約100萬個。
3.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規模調控
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嚴格程度與上海世博會大致相當。2009年11月，廣州進一步強化在外來人口中推行居住證的力度，同時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來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們認為，間接導致廣州人口減少的主要因素來自于近幾年來廣州市實施的城中村改造運動。城中村經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來人口離開廣州，而轉投其他城市尋求發展。 。由于無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樣的移動通信管理局的移動用戶月度數據，我們采用廣東省的移動用戶月度數據對廣州的總人口進行估計，以此推斷亞運期間廣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計結果表明（圖3），廣東省受外來勞動力制約非常明顯，2009年3月，廣東省來自外省的勞動力減少了579萬。自2004年之后，廣東跨省外來勞動力流入強度持續減弱，外省勞動力占全國比例從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將579萬除以28%，我們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中國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了2 068萬個。由于廣州市外來人口約占廣東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們估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廣州外來勞動力減少就業機會145萬個。相對金融危機導致外來人口的減少，廣州亞運會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響非常小。廣州亞運期間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圖3中虛線與中間實線的直線距離，扣除廣東省產業升級和轉移以及深圳大運會的影響，我們估計2010年廣州亞運會期間實施的人口規模控制僅減少了20萬人。
4.非市場手段的人口規模調控成本
衡量非市場手段的人口調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勞動力與資本的分離導致產出損失。以北京為例，2008年因奧運會離開北京的人口為220萬至250萬，我國流動人口中有80%的勞動力，因此可以推算離開北京的勞動力為176萬至200萬。2008年我國7.78億的勞動力總產出為300 670億元，勞均產出為3.86萬元；假設離京勞動力異地就業時間為半年，則北京奧運會人口控制的成本為425億元至483億元，平均為454億元。這也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舉辦奧運會時很少像北京奧運會那樣大舉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會人口控制導致離滬人口遠少于北京，總量只有50萬～70萬人，其時間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導致的產出損失也遠遠低于北京；加上世博會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價格計算，上海世博會人口控制的產出損失約為50億元。同理，廣州亞運會人口控制的產出損失僅為20億元左右。
四、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與調控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為主的城市人口規模調控短期內效果明顯，但一旦放松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反彈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內即迅速回復到其應有的狀態。
1.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人口增長實證分析：以日本為例
無疑，對城市人口增長進行實證分析時，應該首選中國作為研究對象。遺憾的是，雖然自1978年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開始至今，中國的人口由鄉村涌向城市的規模是史無前例的，但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人口統計并沒有跟上這一人口遷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長的步伐。進一步來說，目前國內外還無法找出一種能夠估計不同年份中國各城市實際人口的估計方法，因此無法衡量中國城市實際人口的增長，也無法利用有效的計量工具來刻畫中國城市人口空間增長與分布。美國作為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其面積與中國相當，但我們無法獲得足夠多的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幸運的是，我們獲得了日本各地區自1884年以來的人口數據。
為方便起見，我們將日本各縣級區域人口的增長分布置于圖4中和圖5在考察一個國家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和增長演進規律和集聚模式時，我們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間分布演進的態勢，通過揭示演進過程中峰值的變化來找出城市人口空間分布規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國內外有關城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演進規律的文獻中，估計經濟（或城市人口）增長的空間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態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數，本文也采用此方法進行分析（具體計算方法可參考有關文獻）。 ，從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縣域人口遷移人口較少，縣域人口的增長主要來自自然增長；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進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縣域比較少，故可將其視為城市區域來考慮）；1913―1923年部分縣域因人口大規模的流動遷移導致人口增加100萬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縣域人口從400萬增加到600萬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戰敗，城市幾成廢墟，大量城市人口為了生存不得不遷往農村，僅一兩年的時間，日本人口在以行政為主導的人口疏散情況下迅速在日本國土范圍內均衡分布；戰后的十年間，日本人口又迅速由農村遷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東京地區縣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萬以上；到1966年千萬級人口縣域開始出現，到了1975年，東京都人口更是達到了1200萬；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縣域增長分布基本保持穩定，也標志著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會。
我們將東京、大阪、神奈川、愛知縣、琦玉、千葉、北海道、兵庫縣和福岡九個縣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長繪成圖6，從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縣域的人口增長情況。從圖6中可以看出，如果無外力干擾，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區域）人口增長（自然增長和機械增長）是一種Logistic曲線（或稱為“S”形曲線）。在施加外力的情況下（如戰爭、強力行政人口控制），這種增長曲線會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壓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戰后人口的自由流動、北京奧運會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會迅速回流。
圖5中第5～8幅圖是中國的城市人口空間分布（2010年數據）。第5幅圖是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第6幅圖是基于移動電話數估計的中國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由于中國城市人口是基于戶籍而進行統計的，我們無法刻畫出真實的中國城市人口空間分布及增長情況。第7幅圖是2010年中國300萬～500萬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從中的雙峰狀態可以看出，400萬人口是一個分水嶺；第8幅圖則是500萬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可以視之為單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區域（城市）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區和城市流動的關鍵因素。中國中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將會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會城市人口將繼續增長。我們估計，如果放開戶籍，中國人口大規模遷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機械化增長在10年后將趨于穩定。
2.產業升級與產業轉移條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長
2003年“民工荒”敲響了珠三角發展的警鐘，廣東省政府從2005年開始探索產業轉移的可行性，并從2008年起開始在全省大力推行產業及勞動力“雙轉移”，相應政策不斷出臺。廣東的“雙轉移”效果可以從我們所估計的各地級市人口變化上找到解釋。
2008年以來，珠三角的總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萬左右；外來流入人口約5 000萬人，其中，廣東本省約占1 500萬，來自外省人口約為3 500萬。廣東實施“雙轉移”以來，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從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總人口累計減少近200萬，東莞減少了120萬，佛山減少了50萬；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門、肇慶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廣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會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不少選擇留在廣州發展）。可見，非珠三角地區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隨著產業轉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國大城市人口規模控制：結論及政策建議
“十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其中《決定》第23條進一步指出：“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創新人口管理。”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加快城鄉發展一體化上明確了“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市場化原則。
在市場經濟框架下，與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經濟手段、法治手段來調控城市人口結構。國內外城市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市場經濟條件下那種設定城市人口規模、依靠各種行政手段調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紅忠（2009）總結了我國人口流動的兩個重要特征：一是農民工工資與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關性，二是農民工和應屆大學畢業生對“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從珠三角的情況來看，農民工雖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個個生態群落，農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積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當地農民建造的城中村是農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場所，整個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計在300萬棟以上，一棟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常可以居住70個以上的外來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陣風式的行政化人口調控方法。以深圳為例，大運會期間，深圳市公安局長提出要清理8萬外來無業人口；而隨著春節過后外來勞動力的稀缺，卻又打出“深圳歡迎您”的口號來吸引外來工。廣州和深圳都曾為控制和減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來人口卻是城市發展所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改造的結果是企業勞動力需求得不到滿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農民雖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區本地農民那樣建造數以百萬計的城中村建筑，然而兩市卻擁有數以千萬套計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產權房或地下室）。兩市以大學生為主的“蟻族”居住生活環境與農民工相若。以北京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關于“大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緊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人口調控的重點在于著力提高城市精細化服務管理水平，加強人口調控管理；優化配置公共服務資源，推動中心城區功能疏解，引導人口合理分布。為調控低端人口的增長，北京通過規范房屋出租行為，推廣農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實現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實施居住證制度，提高流動人口服務水平；加強與周邊省區市協作，探索區域人口調控綜合協調機制，促進人口有序流動。在調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區也根據各自的區域特色提出不同選擇，屬于首都功能核心區的西城區，致力于通過加快保障安置房項目、房地產開發、單位自建以及居民購買商品房等多種方式進行人口疏解；屬于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十二五”規劃草案寫到“建立以社區為平臺的人口屬地化管理網絡”；屬于城市發展新區的順義區人口控制政策條款則提出“提高產業準入門檻，加快淘汰低端產業，取締小低散市場”；而定位于生態涵養發展區的門頭溝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創新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方式，健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我們認為，面對日益嚴重的人口膨脹壓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為主的人口調控的大旗，其結果將會如奧運會期間人口調控結果一樣：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控不住。
我國大城市人口規模控制應實現由行政控制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法制手段調節為主的轉變，如“三舊改造”后的租金調節、加大對無證或地下工廠的查處、嚴格城市管理、實施合理的產業升級與轉移等。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當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該國其他城市或者農村地區人均GDP的30%時，該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速度就會加快，否則其勞動力就會有流出的趨勢。我國四大直轄市中，除重慶本市的人口繼續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轄市因其較高的人均GDP對全國人口依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廣州和深圳這兩個一線城市人口增長高峰已過，現階段主要應思考服務現有人口的問題，而無須設定人口控制目標。而省會城市對本市以外本省以內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較大，其人口依然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參考文獻：
北京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北京市人口學.2006.人口與發展.首都人口與發展論壇文輯（第二輯）[C].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黃榮清，段成榮，陸杰華，黃文香，張強，王桂新.2011.北京人口規模控制[J].人口與經濟（3）：2436.
柯榮住.1998.城市就業（人口）控制制度及其變革：理論模型和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4）：1216，1820.
孫斌棟，潘鑫，胥建華，趙新正.2007.我國特大城市交通戰略的未來走向――京滬城市交通比較與啟示[J].城市問題（5）：8185.
王大奔.2006.如何控制大城市人口？[J].社會觀察（3）：3233.
王桂新.2011.我國大城市病及大城市人口規模控制的治本之道――兼談北京市的人口規模控制[J].探索與爭鳴（7）：5053.
吳群剛.2009.北京市人口規模現狀與調控[J].城市問題（4）：25.
葉建亮.2006.公共產品歧視性分配政策與城市人口控制[J].經濟研究（11）：2736，127.
家庭構成呈現小型化趨勢
中國計劃生育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推行，1982年定為基本國策，2001年就成為國家的法律了。計劃生育讓80后、90后正好處在中國人口結構的分界線上，80后的父母兄弟姐妹通常會很多，而80后處在計劃生育的當口，有兄弟姐妹的人也不在少數，而對90后來說，能有兄弟姐妹的人應該說是極少數了。“一對夫妻一個孩”已是廣泛存在的家庭情況，沒有兄弟姐妹已經是而且可能在未來很長時間將是社會的現實了。
我國人口家庭結構趨向小型化，而且這種趨勢仍在延續。據統計，1953年我國家庭平均人口為4.33人，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體穩定在4.23～4.43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隨著計劃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識的變化，獨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漸下降，家庭構成呈現小型化趨勢。1982年平均每個家庭的人口為4.4人，2005年為3.13人，23年間家庭平均人口減少了1.27人，下降幅度高達28.86%。
上海已成為全國人口密度最高和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據統計，2007年上海常住人口密度為2931人/平方公里，較之2005年2804人/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增加了127人/平方公里。
上海市人口計生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為1858萬人，戶籍人口1378.86萬人，來滬流動人口660萬人，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是3.04‰，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是負0.10‰。上海市人口平均期望壽命81.08歲，而婦女總和平均生育率是0.95，全市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86.83萬人，占戶籍人口20.80%。上海市自上世紀50年代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以來，全市約少生1個香港的人口。
越來越小的親戚圈
外甥和侄子的區別你知道嗎？父親親戚的孩子都是“堂兄妹”嗎？以上的問題相信很多年輕人搞不太清楚。有人說，微博上的這張“中國人親戚關系圖表”來得太及時了，逢年過節、走親訪友必備啊。
網友稱，這張圖可以讓你叫對親戚。中國人的親戚關系稱謂，在當前推行“一對夫妻一個孩”的現實社會里，除直系親屬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外，再就沒有其他親屬了，稱謂很是簡單。可是在過去多子女的時代，稱謂就復雜多了。“中國人親戚關系圖表”非常直觀和清楚，一下就能看明白。下面還配有表格，分稱呼對象、稱呼、對此自稱、對他人稱其家庭中人、對他人稱自己家族中人等，另外還有一些補充說明。
這張圖表讓不少網友產生了共鳴，也可以說解救了不少網友，你看，“木木川00”就發自肺腑地大叫：“天哪！我太需要啦！家里親戚亂喊亂叫好丟臉！”網友“小進?王”說：“這個必須轉，我一直就搞不清楚親戚關系，唉，從小就那樣，見了，不知道如何稱呼，趕緊走人。”“Kevin”也表示：“總是叫錯，除了經常叫的。”“Claire”說：“家里人太多了，是應該收藏學習一下！”網友“趙慶偉”也深有同感：“小時候傻不拉嘰的都分不清楚親戚怎么叫。”署名為“愛就一個字”的網友很直接地表示：“最搞不懂這些東西了！”“蕾蕾-lillian”有些羞澀地說：“確實不會。呵呵，每次都問一下再叫。”網友“籠中蘭”則表明了客觀原因：“一直沒在大家族邊上長大的我一直分不清。小時候老困擾了！”
親戚關系不是一般的復雜
由于親戚圈越來越小，很多親戚的稱謂平時很難用到甚至無需使用。其實，僅僅按照“中國人親戚關系圖表”所列，中國人的親戚關系就不是一般的復雜。
有人建議，這張圖表可以傳給下一代。因為省去了很多敘述的語言，又非常實用，很多網友表示可以用來教育下一代，甚至可以直接傳給下一代。“五指山夫”網友就熱烈擁護：“這個不錯，現在親戚越來越少，有時要跟孩子講明白這些關系還真是不容易。”署名為“cherish小凱”的網友則認為：“這個我們還能叫得出來，孩子那輩很多稱呼都用不到了。”網友“華泰博愛”說：“還真講究，今后只有獨生子女了，恐怕親戚關系沒有這么復雜了吧！”“小碩子在濟南的生活很苦逼”也有著同樣的感慨：“這計劃生育搞的，這些稱呼很快就會完全木有用了！”“善良的更生”說得直白：“以后哪還會叫錯啊，都沒什么親戚了。”“C套餐”更進一步說道：“計劃生育將會使這些家庭稱呼和關系漸漸遺失。以后的家庭將不再有叔叔、舅舅這些稱呼；更不會有妯娌、連襟這些關系。”“MMM水”則提出：“完全不夠看啊，誰來告訴我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各自的爹媽都該稱呼啥啊！”網友“卡布奇諾娜”也提出了一樣的看法：“還少幾個，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的父母，我還弄不明白怎么叫。其他的都挺明白的，就差這個了……”“雙子kathy”童鞋說：“真是七大姑姨，讓老外暈去吧！”
網友“兔歪歪2000”說：“收起來回憶，估計以后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了！只能留在記憶里了！”還有不少網友進行了研討。“汪汪嚎HOWIE求櫞”說：“很多人以為父親的兄弟姐妹的孩子都叫‘表X’，其實姑媽的孩子應該叫‘姑表兄/弟/姐/妹’。”“徐lily”也弄明白了一點：“最早媳婦就是子之婦，后來北方人管妻子也叫媳婦。”“影視制片人張謙”點評說：“父親兄弟的孩子為‘堂……’，除此外，父親姐妹、母親兄弟姐妹的孩子皆為‘表……’，看出父系社會的痕跡。”他的這番話，讓不少網友恍然大悟：“趕來”網友留言：“還說打印下來給偶家小朋友科普呢，原來自己也沒整明白。”“悠然紙鶴”也表示：“太復雜了！以為父系都是堂呢，敢情還分男女呢！”“毒藥-C”童鞋直接提出建議寫進小學教材！署名為“vickyamy88”網友的感慨得到大家贊同：“逢年過節了，去老家之前看一遍。”
人口遷徙讓親戚關系更加淡漠
2011年10月9日，國家計生委《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報告顯示：目前，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2.21億；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也給出了同樣的數字，數據顯示，近3年來，我國流動人口規模以每年1000萬的速度增長，未來30年還將有3億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席卷中國的城市化讓大批人員特別是農村人口，背井離鄉到外地漂泊，蟻族、北漂等城市群體在不斷擴張。
小明是漂在北京的一名企業白領，老家山東，應該說從高中時代開始，小明就已經算是流動人口了，高中時代是1個月回家一次，現在1年也就只能回家1～2次了。小明父輩有7個兄弟姐妹，表兄妹、堂兄妹等有十幾個，小明跟他們也都是天各一方，平時已經很少聯系。而今小明已經結婚生子，對他生下來就漂在外地的女兒來說，對這些親戚的感情，將來可能是清淡如水了。
一個沒有“親戚”的將來
這樣看來，親戚這個概念正在越來越遠離中國人，也許在將來，我們身邊除了父母、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兒女、孫輩們，已經再難找到傳統意義上的親戚了。因為人口的流動，甚至會出現子孫滿堂而門庭冷落的局面。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187—（2013）03—0091—06
常住人口增長既是區域經濟活力的體現，也是人口流動的必然結果。區域常住人口增長對于改善人口年齡結構、緩解人口老齡化等具有重要作用。人口分布變動歷程表明，人口總是從農村向鄉鎮、再向城市流動，最終形成城鄉人口結構調整進而實現人口城鎮化。中國人均GDP已邁過5000美元（2011年）大關，進入中等發達國家序列，在不久的將來將跨入人均13000美元的發達國家序列，屆時人口城鎮化水平將達到或超過75%。鄉村人口向城鎮遷移多以“鏈式”進行，即以鄉村勞動力的城鎮轉移為依托鏈條，帶動撫養贍養人口的城鎮遷移并實現鄉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身份轉變。目前，我國城鄉人口結構已發生根本逆轉，城鎮化水平達到51.2%，但城鎮戶籍人口比重僅為35%（2011年），兩者相差16.2個百分點，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能與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會，被普遍質疑為“偽城鎮化”。對此，十報告提出“要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實質就是推進城鎮常住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
四川是全國人口流動大省和西部人口大省，常年在外的川籍農民工達千萬人左右。近十年四川呈現常住人口凈減少和戶籍人口凈增加態勢，與此同時城鎮化水平滯后于全國近十個百分點而老齡化程度卻高于全國兩個百分點。目前，四川省人均GDP已達4300美元，步入工業化中期和城鎮化高速發展期。在全省常住人口持續減少與常住人口區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背景下，如何加快城鎮化進程并分享城鎮化紅利，需社會各界給予高度關注。本文從常住人口區域性變動視角，分析常住人口區域性變動的特點及驅動因子，討論人口城鎮化面臨的發展困境，提出人口城鎮化的政策選擇建議。
一、常住人口區域變動之基本特征
常住人口是經常居住在特定區域的人口，包括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戶籍人口和戶籍常住人口。非戶籍常住人口往往被稱為移民，移民是現代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巨大特征，而人口遷移是大都市發展的巨大引擎。受制于戶籍制度設計約束，中國城市化呈現出特有的中國特色，城鎮常住人口數量遠超過城鎮戶籍人口總量，呈現城鎮外來常住人口持續增加現象。作為傳統勞務輸出大省，四川省近年來常住人口總量持續下降，而境內特大城市——成都市常住人口近十年卻持續增長，外來常住人口成為成都市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常住人口規模持續下降且呈現明顯的區域非均衡性特點。
（一）省級常住人口呈現持續減少態勢
省級常住人口是指在四川境內居住半年以上的非戶籍人口和戶籍人口。四川省統計年鑒自2006年起將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單獨統計，至此拉開了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年度變動趨勢。從2005年起，全省常住人口數量一直低于戶籍人口數量，差額從2005年的430萬增加到2010年的1008萬人，6年凈增578萬。常住人口總量也從2005年的8212萬減少到2011年的8050萬，6年凈減少162萬，常住人口占戶籍人口的比重從2005年的95.0%下降到2011年的89.9%。在全省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2.7‰的平均水平下，戶籍人口總量從2005年的8642.1萬增加到2011年的9058.4萬，凈增加416.3萬（表1），戶籍人口凈增量低于常住人口減少量。常住人口的持續減少伴隨著全省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全省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全國平均水平高2，08個百分點。
（二）常住人口增減變化呈現明顯的市（州）非均衡特點
全省常住人口持續減少的同時，21個市（州）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卻呈現非均衡性變動。除成都、攀枝花、甘孜三市（州）一枝獨秀地呈現出常住人口增長快于戶籍人口增長外，其余各市（州）均呈現常住人口大幅減少的趨勢。常住人口大于戶籍人口的市（州）從2005年的成都、攀枝花、阿壩、甘孜、涼山等5市（州）減少到2011年的成都、攀枝花、甘孜等3市（州），常住人口小于戶籍人口的市（州）從2005年的16個增加到2011年的18個。期間，成都市是常住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外來常住人口從2005年的125.9萬增加到2005年的243.8萬，增長了1.93倍。其次是攀枝花市，成為唯一常住人口大于戶籍人口的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增量從4.9萬增加到2011年的5.4萬，增長速度明顯低于成都市。甘孜州則從0.4萬增加到2011年的1.1萬，增幅較大。與此同時，各市州常住人口呈現凈減少并持續擴大態勢。其中，廣安市的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之差占戶籍人口的比重最高，達到31.5%，也就是全市三分之一的戶籍人口常年在外；廣元、達州、資陽等3市也是常住人口減少較多的市，減少幅度在20%～30%之間；自貢、瀘州、綿陽、遂寧、內江、南充、眉山、宜賓、巴中等9市減少幅度在10%～20%之間，德陽、樂山、雅安、阿壩州、涼山州等5市（州）減少幅度低于10%。
（三）常住人口增減變動的縣（市、區）分布特點
縣（市、區）常駐入口缺乏直接的統計數據，但可以根據人均GDP的計算公式推算出各縣（市、區）常住人口數量，再與戶籍人口進行比較，最后計算出常住人口占戶籍人口的比重即可。2011年，全省181個縣（市、區）中，常住人口大于戶籍人口的縣（市、區）僅有40個、常（住）戶（籍）人口差為327萬，常住人口等于戶籍人口的縣（區、市）2個，常住人口低于戶籍人口的縣有139個、常戶人口差為1364.3萬人（表3）。常住人口占戶籍人口比重最高的為金牛區（常住人口是戶籍人口的1.7倍），常住人口比重最低的是樂至縣（0.62倍）。在常住人口大于戶籍人口的40縣（市、區），以各地級市與縣級市的主城區為主，其中縣級區19個、縣級市3個（西昌市、都江堰市、峨眉山市）、縣18個。在18個縣中，甘孜州有11個縣（色達縣、康定縣、白玉縣、鄉城縣、理塘縣、甘孜縣、爐霍縣、新龍縣、得榮縣、道孚縣、雅江），成都市有2個縣（郫縣、雙流），阿壩州有3個縣（九寨溝、馬爾康、理縣），涼山州有1個縣（德昌縣），雅安市有1個縣（石棉縣）。再仔細分析這些縣的構成，馬爾康、康定州府所在地，九寨溝縣為旅游大縣，雙流與郫縣是成都主城區無縫對接縣。常住人口占戶籍人口比重低于70%的9個縣分別是自貢市的沿灘區、廣安市的廣安區、達州市的萬源市以及武勝縣、鄰水縣、劍閣縣、井研縣、岳池縣、樂至縣等。
二、常住人口區域變動之動力機制
常住人口變動是鄉村勞動力流動與鄉村人口遷移的結果。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從盲流、民工潮到進城農民工的身份轉變，是區域性常住人口變動的重要驅動因子。而鄉村勞動力的城鎮流動和跨區域流動，主要驅動因子是城鄉收入與地區收入差異的結果。海量研究文獻證實，城鄉收入差距導致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流向非農業部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性導致鄉村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四川成為全國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鄉村勞動力跨省轉移量從2001年的501萬增加到2011年的865.4萬。鄉村勞動力的跨省流動導致全省常住人口的持續減少。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城鎮公共服務水平的提升，也是鄉村人口持續減少而城鎮人口持續增加的重要原因。四川是一個自然地理環境較為特殊的區域，境內自然環境差異極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城鎮體系不合理，特大城市與大城市少，形成了特有的區域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
（一）鄉村勞動力跨省轉移對常住人口變動的驅動影響
鄉村勞動力跨省轉移是指四川省的鄉村勞動力資源到省外打工的一種勞動力轉移形態，是全省持續勞務輸出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省級層面常住人口變動的直接原因。勞務輸出一直是四川省農民增收的一項重要舉措。從2005～201 1年共7年的數據來看，跨省勞務輸出人口在2010年前均大于戶（籍）常（住）人口差，到2010年開始跨省勞務輸出量小于戶（籍）常（住）人口差且跨省勞務輸出總量出現負增長，說明越來越多的鄉村勞動力選擇在省內打工。利用回歸模型建立跨省勞務輸出與戶（籍）常（住）人口差的數學模型，兩者之間呈線性相關，相關系數達到0.622。2011年21個市（州）戶（籍）常（住）人口差與市（州）跨省勞務輸出之間呈現較強的正相關，多項式正相關系數達0.756。同期181個縣（市、區）戶（籍）常（住）人口差與跨省勞務輸出量呈正向弱相關，相關系數為0.356。縣級層面勞務輸出對常住人口的影響由兩種情形構成，一種是縣外省內勞務輸出，另一種情形是縣外省外勞務輸出。這里獲取的勞務輸出數據是后一種即縣外省外勞務輸出，這對縣級常住人口影響有限。
（二）城鎮化率對常住人口變動的驅動
城鎮化是指特定區域內市鎮常住人口占該區域常住人口總量的比重，反映鄉村人口向城鎮的集聚水平。四川省的城鎮化率從2005年的33%緩慢提升到2011年的41.81%，城鎮常住人口從2005年的2710萬增加大2011年的3366萬，凈增長656萬，同期非農業人口凈增加449萬，也就是說有207萬城鎮常住人口為農業人口或者進城農民工。成都市常住人口同期凈增長243萬（高于城鎮人口增長幅度），全市有21%的人口為非成都市戶籍人口，在主城區甚至高達60%以上。城鎮化與常住人口變動到底是誰起主導作用，是城鎮化水平提高促成了常住人口的區域變動，還是常住人口的區域變動提升了城鎮化水平。這個問題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難回答。盡管如此，筆者還是將21個市（州）的城鎮化水平與常住人口增減變化進行模擬測算，結果表明兩者之間呈現出中等偏弱的線性相關，相關系數為0.457（見公式1）。常住人口比重高，城鎮化水平也高；反之，常住人口比重低，城鎮化水平也低。全省兩個城鎮化水平最高的成都市（67.0%）和攀枝花市（61.64%）是常住人口比例較高的城市。這種情況，在縣級層次更為明顯，常住人口大幅度超越戶籍人口的縣級行政區域，全部為各地級市的主城區以及成都市一圈層內區市縣。
y=0.018X2+0.684x+41.99 （1）
（R2=0.457）
（三）城鎮經濟活力對區域常住人口變動的驅動
縱觀經濟學歷史，外地人總是作為商人出現，抑或是商人作為外地人出現。人們不是為了在一起而住在同一個地方，人們住在同一個地方是因為要在一起做些事情。城鎮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天地，為需要的人們提供各種適應性與非適應工作崗位。工業是城鎮發展的基礎產業，而城鎮發展反過來又推動工業以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中國鄉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更多取決于城鎮充滿機會的就業崗位以及城鎮良好的公共服務設施條件、生活環境。來自四川省縣級層面的數據顯示，外來常住人口比重較高的市（州）無一例外是經濟活力較強且包容性更強的城市。成都、攀枝花兩座城市，一直保持著常住人口持續增加的活力。相反，一些地級市卻難以成為區域內鄉村人口集聚的載體。人口大量流出的市（州）如廣安市、資陽市等，一方面是區域內缺少吸納農村勞動力的大中城市以及產業，另一方面缺乏合理的城鎮體系布局，造成這些區域城鎮人口的遷移流動和農村人口的遷移流動，最終演化成區域性常住人口的持續減少。
三、常住人口區域變動之城鎮化困境
未來20年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高速發展期，常住人口的區域非均衡分布實際上是人口城鎮化單極快速增長所致，是中國城市等級化管理所導致的各種資源向高等級城市集中的現象。首位城市成都外來人口過快增長，次級（地級）城市發展滯后，底部城市（小城鎮）基礎薄弱，形成常住人口的非均衡分布。這種常住人口分布態勢所帶來的人口城鎮化主要表現為：
（一）常住人口持續減少是未來人口城鎮化面臨的巨大困境
人口城鎮化是指鄉村人口向城鎮的積聚過程，是城鎮化的難點與終極目標。省級層面常住人口的減少應該說有利于城鎮化水平的提高，這是因為常住人口減少意味著分母減小，在省內工業化快速發展和城鎮常住人口持續增加的背景下，區域常住人口減少意味著區域人口城鎮化水平會有明顯提升。但是常住人口減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鄉村勞動力減少所形成的鄉村人口老齡化與鄉村人口就地城鎮轉移不足，不利于全省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整體提升。同時，部分地級市常住人口大幅度減少不利于城鎮體系的良性發育與中心城市的規模結構調整，長期發展下去也不利于這些區域的城鎮產業發展與人口城鎮化水平提升。
（二）人口城鎮化水平滯后于建成區面積擴大
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建成區面積擴大是全國性的問題，四川省同樣存在。2006～2011年間，全省城市建成區面積增加了515.25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凈增加了40.48%，而同期城鎮化率僅從34.3%提高到41.83%，城鎮化率僅取得21.95%的增長，遠低于建成區面積擴張的速度。在18個地級市中，自貢市、瀘州市兩市建成區面積擴張了1倍以上，達州市的建成區面積甚至擴大了2.2倍，這三個城市所在的行政區還是常住人口減少最快的市級行政區之一，這就充分說明這些城市在注重硬件快速發展的同時，并沒有發揮鄉村人口的吸納功能，建成區面積的擴大與鄉村人口城鎮化呈現單項發展。
（三）地（縣）級市的人口積聚能力受省會城市抑制
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的就業在地里空間上具有中心城市指向，在產業上具有第三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指向。省會城市的行政中心、經濟中心、人口規模對鄉村勞動力以及二三線城鎮的勞動就業人口產生虹吸效應，客觀上助長了省會城市——成都市的常住人口超常增加，而地（縣）城市盡管建成區面積快速增長卻難以承載區域鄉村人口的城鎮流動，導致境內人口城鎮化的單極發展。這種單極發展的背后既有經濟發展水平的推動，更有城市基礎設施、城市醫療衛生教育等公共服務的發展差異。2011年，廣安市有147.5萬戶籍人口常年不在廣安市境內居住，其中有89.6萬鄉村勞動力（占鄉村勞動力資源的41.35%，占流出戶籍人口的60.7%）常年在省外打工；達州市有142萬戶籍人口常年不在達州，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農村勞動力有107萬（占流出戶籍人口的75%）；南充市有127.7萬戶籍人口不在南充，其中有119.5萬鄉村勞動力在省外打工（占流出戶籍人口的93.6%）；資陽市有140.9萬戶籍人口不在資陽，其中常年在省外打工的鄉村勞動力55.8萬（占流出戶籍人口的39.6%）。德陽、自貢、瀘州、綿陽、內江、雅安、達州、南充等市，流出戶籍人口的七成以上來自于鄉村勞動力的跨省轉移。
（四）城鎮化面臨著人力資本短缺約束
無論是小城鎮還是大城市，或其他任何地方，人類智慧在哪里，財富就在哪里積聚，這種趨勢變得日益加強了。城市與城鎮的發展面臨著人口積聚的困境，地縣級城市建成區面積的擴張缺少與之相適應的產業相配套，而產業難以發展的根源是各色企業家的缺乏。我國的城市大多是從“城”即都（政治中心）發展而來，其他國家的城市大多從“市”即市場發展而來。依托于行政管理中心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政府依靠所掌握的財政資源、土地資源以及管理資源，可以將城市新區面積迅速做大；做大的城市新區需要懂經營的“企業家”去經營管理并使之繁榮興旺，借以積聚城市生產要素和城鎮人口。目前，城鎮面積的擴大與人口城鎮化的不同步，真實的原因就是缺乏懂經營會管理的城市經營人才。
四、常住人口區域變動之人口城鎮化建議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重要引擎。面對常住人口的區域變動與城鎮化率的非均衡分布，要充分挖掘城鎮化所帶來的內需潛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來全面推動四川省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升。
（一）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體系，合理配置次級城市與小城鎮的公共資源
科學合理的城鎮體系是人口城鎮化的基礎前提，是城鎮化內需潛力發揮的必要條件。四川城鎮體系還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首位城市過大，地級城市發展不足，底部（縣城）基礎薄弱，對鄉村轉移人口吸納能力逐次下降。對此，應優化城市的空間布局和規模結構，以城市群為主要形態，以特大城市為中心、大城市為骨干、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為基礎，形成布局合理、層級清晰、功能完善的全省城鎮體系。在充分發揮特大城市的人口積聚作用的同時，高度重視中心城市的人口帶動作用，依托現有城市，做好人口轉移引領作用。高度重視縣城和縣域經濟發展，為農民低成本就近轉移創造條件。同時，應改革等級化的城市行政管理體制，降低高等級（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資源過度集中弊端，提高中小城市的資源集中水平，改善中小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為就近農業轉移人口城鎮化創造條件。
（二）提高中小城鎮的人口積聚能力，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一城獨大不利于人口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應重點改善中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條件，推進區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根據全省常住人口變動特點與城鎮化水平，重點是提高達州、資陽、內江、樂山、瀘州、宜賓、自貢、廣元、廣安等地級市的城鎮化水平。途徑之一是吸納已轉移農業人口的城鎮回流。這些區域呈現持續的常住人口比重低和鄉村勞動力高水平跨省轉移，可針對鄉村勞動力跨省轉移制定相應的政策，吸納轉移勞動力回城鎮創業定居，進而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途徑之二是吸納農村人口就近向城鎮轉移，降低鄉村人口比重，提高人口城鎮化水平。
（三）大力發展城鎮經濟，用城鎮經濟活力積聚人口
擁有大量移民人口的城市并不是資本密集型企業投資的理想地點，但這些城市卻可以成為勞動力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理想場所。城鎮經濟活力要體現在對移民吸引力上，要創造條件千方百計將勞動人口吸納過來，通過勞動力人口的轉移實現負擔人口的逐次轉移。工業化對城鎮發展尤為關鍵，要以工業化帶動城鎮化，依托產業發展城市，發展城市促進產業，推進產城融合，強化產業支撐，增強城鎮吸納就業人口的能力。
在地方城市經濟排行榜上，廣州和深圳在過去十年中一直穩居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但最近兩年卻遇到了天津、重慶、蘇州等地的強力挑戰。更嚴峻的挑戰則來自于廣深自身發展面臨的難題，如何處理好市場、政府、社會三者的關系，如何帶領珠三角區域走出發展新路。
“深圳要當好廣東乃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突擊隊、排頭兵。”5月10日，廣東黨代會期間，在廣東團的這句話成為第二天深圳當地報紙的通欄大標題。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當天的分組討論會后，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親自召集了深圳當地媒體座談，用了一個多小時闡明這一重新定位對深圳的意義所在，他說深圳對這一重任要“義不容辭、理所當然”。
如何創造一條通往幸福的轉型之路，對深圳來說，是能否成為“排頭兵”的關鍵。
深圳“低迷”為哪般？
深圳此刻正處于爭議之中，一季度深圳GDP總量被天津、蘇州、重慶超越，增長速度創歷史新低。此外，深圳市統計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深圳流動人口減少7.32萬人，這也是深圳建市30多年來首次出現全市范圍內大幅度非戶籍人口下降。深圳統計局給出的解釋是，人口統計數據變化很大原因是深圳加大了戶籍人口的納入力度。但也有專家認為，流動人口減少是珠三角對人才的吸引力下降的表現。
深圳龍崗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區，有1100多個大大小小的工業區，都是社區自發建設，沒有規劃，環境又差，質量也不好，全是標準的工業廠房。
“從去年同期來講，我們現在95%的企業創造的經濟總量才8%，那就是5%的企業創造了92%的價值。”深圳市委常委、龍崗區委書記蔣尊玉說，“我們在轉型過程當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問題，這里面經濟鏈條非常長，最大的阻力在社區，社區是兩租經濟，兩租經濟靠的是出租場，它不管里邊企業內容，只要有租金就可以。”
蔣尊玉說，龍崗區在十二五期間準備把一些老舊工業區，地緣優勢比較好的拆掉重建，建創新型的產業，有的是政府建，有的是企業建。根據深圳的產業發展導向，把互聯網、軟件、研發、生物醫藥產業移進來，它需要的環境就是創新型產業。
“十二五期間如果能夠建到1200萬平方米，就可以裝3000多個企業，3000多個企業創造的價值我們也預測了一下，可以達到2000個億，2000億什么概念，就是再造一個南山高新區。”蔣尊玉說。
龍崗區轉型發展的困境和前景，正是深圳轉型發展的微縮。2010年，深圳特區的范圍由原來關內四區擴展為全市六區,面積擴大5倍，深圳在逐漸“長高”時候，也迅速“變大”。但深圳這一次卻沒有欣喜若狂的迅速開發。
“你不能在一任當中把所有的資源用完，比如土地資源，我們現在啟動了一個150平方公里的土地整備計劃，是把過去的舊工業區、舊住宅區重新整備，形成150平方公里新的可以利用的土地。”深圳市委副書記、市長許勤說，“這是為今后在十三五、十四五更好地使用土地，這個要考慮它的可持續性。現在深圳要做大經濟規模也很容易，要不分能源消耗、不分排放指標的限制，去引進粗放型產業，經濟總量很快就能做大，但城市環境就會受到巨大的影響。”
深圳一方面自我節制，另一方面則注重提升質量。
深圳的高科技產業讓珠三角另一核心廣州市頗為羨慕。目前深圳大小高科技企業超過了3萬家。蔣尊玉說：“只要為這些中小高科技企業把空間騰挪出來，他們是不愿意走的。因為它是從零開始，從深圳成長起來，到這個時候如果說沒有空間，它肯定要走，如果你有空間，它是不會走的。” 在蔣尊玉看來，高科技企業上下游鏈條非常關鍵，只要政府多為企業創造條件，未來可能經過十年到十五年，可能會有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華為成長起來。
在被視為深圳未來發展極的前海，則采取了更為苛刻的開發要求，4月份剛剛通過的《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綜合規劃》中，表明前海將重點發展金融、現代物流、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和其他專業服務，而更重要的是強調前海的開發一開始就要打造成為綠色、低碳和現代化的生態之區。
在許勤看來，深圳市是在用更少的資源、更低的環境代價，甚至是在修復環境，在恢復生態的情況下發展經濟，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民生幸福城市”。
改革的“銳氣”在哪里？
向前闖的過程中，深圳改革的銳氣在哪里？
深圳改革動力不足的問題一再被人提及，“原來都是雙手空空跑到深圳來闖事業，現在深圳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一窮二白和腰纏萬貫，完全不同了。”綜合開發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馮蘇寶并不否認這些年來，深圳市政府想得比較多，提的理念、發展思路也很多，“但做得很少，其中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改革動力不足便是其中之一。”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彭澎也認為，深圳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特區不特”了，“改革的銳氣削弱了”。
5月10日，在廣東省黨代會上，有記者直接拋出“深圳改革銳氣是否衰退”的問題，一直仰頭傾聽的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直接按開了面前的話筒，毫不猶豫地回應了這一問題。“我們不認同深圳近年來改革銳氣下降的說法。但是要看到，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后，改革難度越來越大，改革涉及面越來越廣，如果說當初的改革需要勇氣，那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智慧。”
隱藏在王榮話語背后的，或許是對“既得利益者”們的無奈，在不久前的一次接受媒體采訪時，王榮的表述則更為直接，“應該說，當前推動改革比過去30多年任何時期都更加艱難。‘摸著石頭過河’改革的時代已逐漸過去，理性改革和決策問責的時代正在到來。這對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戰。尤其是社會管理的加強與創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頭’難以摸著的問題，也有社會轉型期矛盾疊加、河里的‘礁石’太多的現狀。”
深圳面臨的困境，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心知肚明，在之前的2010年深圳市第五屆黨代會上，王榮曾一口氣列出了深圳面臨的八個方面的困難和問題，包括經濟內生動力不足，土地、資源、人口和環境約束，經濟社會轉型矛盾凸顯等。
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突擊隊”和“排頭兵”，深圳的突破口在哪里？
王榮給出的答案是，深圳將在三方面全力突破。一是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繼續轉變政府職能。二是要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加強社會領域的改革創新。三是要進一步處理好“市場”與“法治”的關系，進一步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將其作為新時期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重要保障。
大部制“微調”前行
在過去三年多的施政中，王榮和他的同僚們正努力解決這些難題。
2009年7月，王榮履新深圳，其后一年他完成了從一個陌生人到代市長，再從政府“班長”接棒深圳市委書記的多個重要角色變化。解決深圳成長中的煩惱，王榮給出的破解方案是：“特區要繼續為全國改革‘闖’盲區、破‘難區’、趟‘雷區’”。（《小康》2010年10月刊“王榮的深圳一年”）
2009年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獲批，之后深圳迅速出臺《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把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作為深圳改革的重點方向。深圳大部制改革隨后啟動，在39天內縮減15個政府部門，精簡400人。2010年年末，深圳更是首開先河，將建設公民社會寫入了“十二五”規劃。
但大部制改革實施近三年，卻面臨行政效率降低、管理對接困難等一系列困擾。
2012年深圳“兩會”上，數名深圳市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對深圳大部制改革中面臨的問題進行反思，提案舉例稱：“科工貿信委對產業實施統一管理，并重在管規劃、管政策、管標準，指導行業發展。但龐大的機構運行起來，反而影響了政府的依法行政效率。如科技創新的行政服務比大部制前弱化了。”
此后的2月10日，深圳市原科工貿信委低調摘牌，其各項職能被分拆放到新成立的深圳市經濟貿易和信息化委員會、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這是大部制實施三年來首個被拆分的部門。
即便被外界認為大部制后整合最成功的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亦面臨諸多服務難題，局長徐友軍近日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透露， “大部制改革剛開始的時候，形式上都合到一塊兒了。由于沒有把權力還給社會，沒有實現社會共治，我們的工作負荷成倍增加。”他相當委婉地說：“大部制改革并非越大越好，它的方向我認為是還權于社會。政府將權力全部摟在手里是不恰當的、不合適的。”
深圳某智庫曾受命對大部制改革進行民間調研和測評，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他們發出了7000多份問卷，對各個部門、企業、公務員、社會民眾進行了深入調查了解。最后形成的結論并不樂觀，這一調查最后上報給了深圳市決策層作為參考。
“職能不明顯，流程更復雜，委、局、辦三層的決策執行并沒有形成相應的機制。高層冗員特別多，有的多達十幾個局級干部，基層執行人員沒有增加，真正干事的人少。”一位參與調查的研究員指出其中主要問題癥結。
政府自我削權的目標，除了簡政，最重要的還是放權。
超過一半的家庭曾沒人照顧孩子
“2013年，我到上海一所民工子弟學校調研，見到一位河南來滬打工的女士。她的兒子讀一年級，白天不需要家長看管，這讓她感到非常輕松，但回憶起三年前的日子，淚水就不停地在她的眼睛里打轉。”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程福財對本刊記者回憶。
三年前，這位女士家住在奉賢，因為白天夫妻倆都要外出打工，家里老人又在外地，找不到人來照顧孩子，家附近也沒有托兒所可以送。母親只好找來繩子，把三歲的兒子一只腳綁住，繩子的另一端系在桌腿上。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程福財說，這幾年的調研中，類似情況很多。
相關調研數據也印證了他的說法。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與上海社科院日前完成了一項針對上海2000戶育有12歲以下兒童的常住人口家庭育兒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家庭曾經遇到過家中沒人照顧孩子的困境;超過40%的家庭在孩子寒暑假期間遇到過沒人照顧孩子的問題;也有高達45%的上海家庭面臨孩子放學后沒人看管的無奈。
在受訪者中，有39.2%的12歲以下兒童曾被獨自留在家中。而即使是0～3歲的嬰幼兒，也有12.8%曾被父母獨自留在家中，3～6歲的幼兒曾被獨自留在家中的比例更是高達21.4%。
除此之外，還有為數不少的事實上無人照顧的兒童，包括服刑人員子女、留守兒童、父母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據2012年的統計，上海戶籍服刑人員中就涉及2000余名未成年子女，其中約一半向政府提出監護孩子的求助。
上述調查只是涉及上海常住兒童，還有不少短期來滬的兒童，他們中有一部分是農村留守兒童，寒暑假期間到上海與父母短暫相聚，這部分孩子的臨時短期保護更是政策和監管的空白。
“每年都有一兩條來滬兒童遭遇車禍、溺水等意外死亡的新聞，特別讓人痛心。這些孩子比起城里的孩子，對城市風險和安全都缺乏了解。我曾經寫過相關提案，但有人認為受眾面太小，不值一提，而這確實是政策和輿論關注的空白點。”程福財對本刊記者說。
家庭能夠獲得的育兒資源有限
在傳統觀念中，生兒育女本是一個家庭的私事，但如今看來這已慢慢成為社會問題，究其原因，與我國人口結構和家庭規模發生的重大變化有關。
近30年來，低生育率已經使得我國的年輕人口減少了近30%，如此劇烈的人口結構變化，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
家庭規模也不斷趨于小型化，平均每戶人口數大幅下降，平均家庭規模從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4.41人，減少到2010年的3.10人，且絕大多數城鎮家庭為獨生子女家庭。
上海的人口問題更為凸顯，根據《2013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3年，上海市全年戶籍常住人口出生10.52萬人，出生率為7.39‰;死亡11.65萬人，死亡率為8.19‰;戶籍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8‰，出現戶籍人口負增長。
更值得關注的是，上海生育率已降到0.7，為全球最低。
2013年底，“單獨二孩”政策正式啟動。一年后，國家衛計委最終確認，全國共有約70萬對符合條件的夫妻提出二胎申請，與此前官方預估的每年約200萬對差距較大。2014年底，復旦大學人口與發展政策研究中心與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合作舉辦了“面向未來的中國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座談會，與會專家均對現階段我國的生育政策表示堪憂，強烈呼吁盡快全面放開二胎。
該政策在上海更遭冷遇。在近期召開的上海市兩會上，上海市衛計委家庭發展處處長樊華表示，目前上海進入婚育年齡的女性，90%符合雙獨或單獨政策，但申請二孩的比例不足5%。原因是經濟壓力大、精力與時間不足、不想為孩子失去自我和社會支持欠缺等。
上海社科院的相關調查顯示，在孩子日常生活照顧方面，有3.8%和23.6%的受訪者選擇“壓力非常大”和“壓力大”;而回答“家中祖輩有沒有幫你照顧孩子”的時候，22.6%的人表示老人只是“偶爾幫忙”，9.8%的人表示從來不能得到祖輩的任何支持。而這一點對于新上海人家庭和沒有上海戶籍的常住人口家庭來說，更是如此。
托兒所數量急劇減少
為了協助雙職工家庭特別是勞動婦女平衡好工作與家庭的關系，不少國家和地區發展出社會化的兒童照顧服務。但目前在我國，由于近幾年迎來了人口出生的高峰，為了將有限的學前教育資源滿足3～6周歲孩子的教育需求，不少地區的公辦托兒服務規模明顯縮減。
據上海市教委官網顯示，上海三周歲以下兒童進入托兒所的數量在2003年時為29700人，2013年驟降至6058人;獨立托兒所的數量也從2003年的187所下降到2013年的41所;班級數從1352個減少到274個;教職工人數從2875人降至700人。
這些變化顯示，上海家庭的育兒問題不僅面臨家庭內部照顧能力欠缺，也面臨社會化服務明顯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大多數時候只是為2～6歲的幼兒提供日間看護服務，對2周歲以下兒童則沒有提供日夜間照料。但即便是政府提供的兒童看護服務，也因為投入不足無法滿足越來越多家庭的需要，特別是雙職工家庭、新上海人家庭和流動人口家庭。
2011年1月，一個名為“活力社區”的社區活動中心在上海市閔行區新安市場成立。
新安市場是江川路街道范圍內進城務工人員最為集中的代表性區域，有來自20個不同省市的近1800名流動人口，其中約300名是未成年人。活動中心附近有民辦小學一所，公辦小學六所。
“活力社區”是要通過在城鄉結合部開放社區中心的方式，為進城務工人員及其隨遷子女提供多方位的服務。其上海區負責人熊春燕對《t望東方周刊》介紹，新安中心配有四名工作人員，年度志愿者約400人，至今累計已為1200余名兒童提供服務。
2013年，新安“活力社區”獲得上海市閔行區民政局公益招投標服務項目的資金支持。實際上，“活力社區”早在2006年就在北京大望京建立了第一個社區中心（現已拆除），隨后又在北京相繼建立了四個中心，并獲得朝陽區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資金支持。
家庭發展司職責不明晰
兒童福利政策是家庭政策的一部分，但在我國至今仍未公開明確承認實行了針對普通家庭的家庭政策。
在發達國家，一般都會設立專門的政府機構，管理家庭政策問題。比如，在歐盟，超過80%的成員國家庭政策由家庭部或一個主要部委制定;奧地利、德國、愛爾蘭、荷蘭等14個歐盟國家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其他沒有專門家庭事務管理部的國家，也有主要的部委來負責家庭政策事務。
“在人口和社會經濟變遷的大背景下，家庭政策完善的過程中有一些不可回避的主題，例如可建立專司家庭事務的常態權威職能機構。”復旦大學家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湛對本刊記者表示。
2014年5月，本刊曾刊登他的署名文章《找回中國家庭》，探討如何建立和推進我國的家庭福利政策。
上海社科院近期的《家庭政策藍皮書》也強調了建立一個專門的家庭政策機構的必要性――整合人口計生、民政、稅收、人保、衛生等部門的相關職能和資源，有效推進中國家庭政策體系的構建。
[中圖分類號]F272.9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10 — 0073 — 02
眾所周知，很多國家發展實踐證明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中小企業數量已達1300多萬家，四川中小企業數量目前已超過400萬之多。有數據表明，我國 GDP 的 55.6%，工業新增產值的 74.7%，社會銷售總額的 58.9%，稅收的 46.2%和出口總額的 62.3% 都是中小企業創造的。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已超過 75% 以上，專利約 65% 是中小企業發明的，75%以上的技術創新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80% 以上的新產品是由中小企業開發的。 〔1〕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管理是促使中小企業更好發展的重要途徑。所以，本文利用SWOT分析方法研究四川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對于推進四川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擴大社會就業率和促進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四川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優勢因素（STRENGTHS）
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是指中小企業在分析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及其變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一個較長時期內帶全局性和根本性問題的運籌謀劃而對企業人員進行的管理工作。〔2〕 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發展策略是中小企業發展的核心因素，只有實施積極有效的管理策略，才會取得中小企業發展的理想戰略效應。
1.四川省人力資源供給充足。根據省統計局提供的數據，目前四川省有人口8041.8萬人，15-59歲的勞動適齡人口為5066.89萬人，勞動力人口結構趨于合理，可以保持更長時間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外來務工人員和國有企業的失業員工大多把就業方向定位于中小企業，中專、大專和部分大學的畢業生也會關注中小企業的用人情況。所以，面對當前中國普遍出現勞動人口減少的現狀，作為勞務輸出大省的四川具有十分明顯的人力資源供給充分的優勢。
2.四川省政策扶持力度大。人力資源管理對于保持中小企業的質量和效應具有重要作用，四川省各市以各種方式展開公共就業人才服務轉型。例如四川省在全省范圍內既開展“就業援助月”、“春風行動暨兩皖對接”、“退役士兵就業招聘周”等專項服務活動，旨在以多樣的活動吸引群眾關注和參與到四川中小企業的發展實踐。還并舉辦“民營企業招聘周”、“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月”、“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網絡招聘月”和“高校畢業生就業服務周”等全省性公共就業人才服務專項活動，著力為更多優秀青年勞動力營造服務氛圍。豐富多元的管理活動既有益于提升四川中小企業的競爭實力，也為提高人力資源管理的水平提供了有益平臺。
3.中小企業員工管理服務意識增強。四川省中小企業多為家族企業，基于共同利益和家族成員的認同感，能夠做到各盡其能和各取所需，企業凝聚力較強，這種對企業發展的共同認知非常有利于中小企業的良性發展。基于網絡信息化的現狀和便利的交通條件，多渠道的企業宣傳，讓中小企業在各個發展階段招聘本土員工極為普遍，相同的風土人情讓員工的交流沒有隔閡，融洽的關系使企業內部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同時，中小企業日趨重視員工福利，旨在通過提升福利待遇等方面吸引優秀人才的加入。例如，一家名為盛和機械設備的企業在招聘啟事最明顯的地方，打出了除薪金外的額外12條員工福利，包括社保五險、住房公積金、工作餐、員工宿舍、通訊補貼等。綜上所述，四川中小企業從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都日趨重視員工管理服務意識，為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形成了強有力的人力資源支撐。
二、四川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劣勢因素（WEAK-NESS）
1、人力資源素質參差不齊。四川省從勞動力人口數量而言具有較強優勢，但是勞動人口的學歷水平卻普遍不高。四川省統計數據顯示，近十年來四川流動人口變化呈現出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為主、經濟上以低收入人群為主的特點。由于受到管理理念、公司資金等方面的限制，中小企業對員工成長的重點僅僅集中在崗前培訓，缺乏對員工企業文化認同、技能提高、員工心理溝通等企業軟文化方面的建設，普遍學歷不高的企業員工很難得到再次提升自身素質的機會。
2、“人職不匹配”情況的常態。“人職匹配”是實現企業良性發展的重要因素。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外在的激烈競爭環境是企業關注的重點，內在的員工流動性是企業存在的常態，所以對于企業職工的專業素養和人員管理普遍重視程度不高。而在四川中小企業中，家族企業占到很大比例。當家族企業發展到一定時期，為了使企業的核心利益不受損害，企業的核心管理領導往往由沒有管理知識或經驗的本家族人擔當，造成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不當或人才流失的困境。同時，作為中小企業的領導者，往往把市場開拓作為企業發展的核心要義，較少把關注力放在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使得“人職不匹配”的情況時有發生，阻礙了企業的更好發展。
3、人力資源管理基礎的薄弱。四川中小企業的發展目標主要集中在市場占有率，加之中小企業普遍存在的資金短缺、管理服務意識不強的現狀，對人力資源管理少有重視。企業很多時候是“現缺現招”，企業提供的培訓時間很短，培訓主題局限在操作技能方面，缺乏對長期員工的培養。同時，四川中小企業員工的流動性很強，基于對企業的不滿認知、偏低待遇問題、福利問題等原因，促使員工很難形成對企業的強烈認同感，使得中小企業的管理水平呈現不高的現狀。
三、四川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機會因素（OPPORTUNITIES）
1、各項政策的大力支持。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日前表示，發展中小企業不是權宜之計，是我國必須始終堅持的長期戰略，并指出當前時期是中小企業發展的黃金期、轉型期和提升期。如前所述，四川省開展各項全省性公共就業人才服務專項活動，旨在構建更為廣闊的就業平臺。
2、咨詢業的科學支持。國內目前管理咨詢業興盛，除了外資的麥肯錫、惠悅、翰威特、偉世等咨詢公司進駐外，我國本土也發展起了幾大管理咨詢公司如：北大縱橫、北京韜略、北京佐佑、上海共圖、上海遠卓等。〔3〕中小企業可以有針對性的進行咨詢，在咨詢公司的指導下合理開展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的改進策略。
四、四川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威脅因素（THREATS）
1、人力資本的挑戰。一方面，我國人才市場處于長期激烈的競爭狀態，外資企業、大型企業相對于中小企業而言，在薪資、福利、資源等方面普遍具有更好優勢，使得招聘優秀人才面臨巨大挑戰。另一方面，現代勞資關系要求企業對于員工的合法權益的尊重和保護，而中小企業自身具有的發展不確定性以及普遍存在的資金短缺的條件，克扣、拖欠職工工資的事情時有發生，員工職業發展和提升的培訓機會少有提及，讓員工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愿景產生顧慮。
2、管理機制的挑戰。知識經濟的全面來臨讓中小企業既要面對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的挑戰，也要面對網絡經濟的沖擊。中小企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既要重視企業自身的產品研發，又要大力拓展市場占有份額。而與其他競爭對手相比，中小企業的企業技術相對落后、企業管理水平比較粗放，企業的宣傳力度較小，員工的職業認可度不高，一旦資金存有不足的情況，就很難在競爭中存活，競爭壓力十分巨大。
五、結語
四川中小企業在激烈復雜的市場競爭中要取得成功必須依靠人力資源管理建構本土品牌。也就是說，必須適合目前中小企業的現實特點，降低管理成本，只要抓住人力資源管理的關鍵，在崗位職責、工作績效考核、工資分配等方面，利用科學的管理方法，嘗試管理人員、采用人事外包等新方法，充分體現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認識人性、尊重人性、以人為本”的核心和本質，依靠人力資源管理建構本土品牌。也就是說，民營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在人力資源充足、企業凝聚力強等方面的優勢的基礎上，借助咨詢業的幫助和國家政策的扶持，努力打造自身企業品牌來適應知識經濟發展的市場。具體而言，首先，中小企業要重視人力資源管理，積極與員工溝通、推動企業文化建設，構建員工與企業發展的共同命運體。其次，中小企業要在大型企業、微小企業之間明確自身的優劣勢，參照學型企業的發展策略，相互交流中小企業的管理經驗，有的放矢的選擇企業聯合開拓市場的戰略，力求形成積極、良性的競爭環境。最后，四川省政府應加強制定對中小企業在融資、稅收、技術等方面的優惠政策，構筑中小企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快人力資源開發和培養服務、市場營銷服務、社會保障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中小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4〕
〔參 考 文 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