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志愿者感言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華培策

#2012助夢起航#參加志愿者面試前，他早已訂好了返校的機票，但依然對志愿服務充滿熱情和期待。今天第2位助夢起航志愿者華同學將乘坐MU5711航班飛往北京，在機場值班的志愿者同學們，也將"護送"我們的好伙伴到達安檢。希望這段經歷如你所說，能成為這個夏天最幸福的回憶。

李素娟

#2012助夢起航#乖巧懂事的小姑娘，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顆堅強的心 。今天，第7位“助夢起航”大學生志愿者小李同學將乘坐KY8075航班飛往長沙，與她同行的還有志愿者小熊和三位“助夢起航”勵志機票資助的云南學子。五人同行的求學之旅，友愛互助的同鄉情誼，這個夏天有太多感動。

劉 潤

#2012助夢起航#9月7日，第5位“助夢起航”大學生志愿者小劉同學乘坐KY8079航班飛往杭州，與他同行的還有三位得到昆航“助夢起航”勵志機票資助的云南大一新生。從長水機場到萬米高空，志愿者的精神得以延伸和傳遞，師哥師弟結伴而行，好男兒相互勉勵，加油！

普宇涵

#2012助夢起航#同樣是在面試時已經定好了機票，但他依然渴望成為志愿者，并希望能把“勵志機票”的名額讓給更加需要幫助的貧困學子。9月10日，第11位“助夢起航”大學生志愿者小普同學 乘坐MU5735航班飛往廣州求學。你們為成為志愿者而自豪，我們為你們而自豪。

蘇瑞林

篇（2）

【中圖分類號】R193【文獻標識碼】C【文章編號】1008-6455（2011）08-0535-01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炎病毒引起，恢復期長，易復發。故要對患者進行詳細的出院指導，使其比較系統地掌握乙型病毒性肝炎家庭護理必備知識，出院后能正確的進行自我護理及治療，達到鞏固療效，直至痊愈之目的。現將我院在臨床工作中的體會介紹如下：

1 休息

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經過治療病情好轉，出院后仍需休息1-2個月，所以應避免過度勞累。因過度勞累必將加重已受損的肝臟的代謝量，不利于病情治愈。

2 膳食

膳食指導的目的是供給充足的營養，促進肝糖原的形成，保護肝細胞，增強再生能力，增強機體抵抗力，刺激膽汁分泌，加速廢物排出，促使肝功能恢復，防止疾病加重。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飲食為高蛋白質、適量的碳水化合物和維生素類。（1）熱量：成人每日攝入量2000卡左右，兒童減半。（2）蛋白質：每日每人每公斤體重1.5-2克。（3）碳水化合物：不宜過多，過多可影響胃腸酶的分泌，使食欲下降。（4）脂肪：無需限制脂肪。（5）維生素：肝臟在維生素的吸收、儲存、轉化等方面起重要作用。肝炎患者易造成維生素缺乏，應多食含維生素的食物。（6）宜少食甜食，不宜吃高脂肪及富含膽固醇的食物。（7）嚴禁酒類，有腹水者應進低鹽飲食（每日氯化鈉不超過3克）。（8）乙型病毒性肝炎伴食道靜脈曲張者應吃軟食，避免暴飲暴食，以免誘發消化道出血。

3 用藥指導

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種慢性病，多數患者出院后都需要長期不間斷的服藥，以鞏固療效，達到進一步康復的目的。為了能使病人正確用藥，要耐心地向患者講解所用藥物的名稱、性能、劑量、可能發生的副作用等，同時告訴患者：（1）出院后一定要按時服藥，經常堅持，不可間斷，這樣有利于肝臟的恢復。（2）嚴禁患者吃偏方。（3）叮囑患者避免使用對肝臟有損害的藥物如巴比妥類、磺胺類、氯丙嗪類，有些必吃的藥物必須在醫生指導下使用。（4）定期在醫院復查，發現異常及時治療。

4 自我觀察病情變化

注意觀察自己皮膚、鞏膜的顏色；觀察晨起尿的顏色是淡黃色還是濃茶色；是否有腹脹感覺；同時觀察尿量的改變，并做好記錄，為就診時提供資料；注意有無牙齦出血、皮膚瘀斑、鼻衄、便血等。

5 情緒的調節

篇（3）

[中圖分類號] R735.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7（c）-0017-02

原發性肝癌是最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之一，嚴重威脅人們群眾的生命及健康[1]。有研究顯示，采用介入治療的手段對原發性肝癌患者進行治療，效果良好[2-3]。本院分別對單獨經導管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單獨經皮肝穿刺無水酒精注射術（PEI）以及TACE+PEI治療的原發性肝癌的治療效果進行比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06年3月～2008年3月本院收治的120例患者均符合原發性肝癌的相關診斷標準。按照隨機數字表法，隨機分為TACE組、PEI組以及TACE+PEI組，每組各40例。TACE組40例患者中，男26例，女14例，年齡34～68歲，平均（53.1±10.1）歲；PEI組40例患者中，男24例，女16例，年齡33～69歲，平均（54.3±8.1）歲；TACE+PEI組40例患者中，男25例，女15例，年齡30～67歲，平均（53.2±10.5）歲。3組患者的年齡、性別及病情狀況等一般資料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分別采用TACE、單獨PEI以及TACE+PEI 3種治療措施對患者進行治療。具體操作為：TACE組采用Seldinger法對患者進行治療。具體化療藥物的選定為：1000 mg氟尿嘧啶（國藥準字H41025147，鄭州永和制藥有限公司）、6～10 mg絲裂霉素（國藥準字H33020854，浙江海正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多柔比星[國藥準字H20013334，輝瑞制藥（無錫）有限公司]、順鉑（國藥準字H20023461，齊魯制藥廠）。

PEI組患者的基本治療方案為每個病灶每次注射酒精2～6 ml或每次1～3 ml，每周2次共4～6次為1個療程。根據腫瘤大小增減注射次數。酒精總量一般為直徑1 cm的腫瘤8～12 ml，2 cm的腫瘤16～24 ml，3 cm的腫瘤24～36 ml。

1.3 療效評價標準

顯效：每隔4周，對患者進行檢查，患者的腫瘤病灶部位兩個最大且相互垂直的距離相乘縮小>50%；有效：每隔4周，對患者進行檢查，患者的腫瘤病灶部位兩個最大且相互垂直的距離相乘縮小25%～50%；無效：患者的腫瘤病灶部位兩個最大且相互垂直的距離相乘縮小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8.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以P

2 結果

2.1 3組患者臨床療效的比較

TACE+PEI組患者治療的臨床總有效率（95%）明顯高于TACE組（70%）和PEI組（30%），3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3組患者臨床療效的比較[n（%）]

2.2 3組患者治療后生存率的比較

患者出院后，對3組患者進行跟蹤隨訪，調查記錄3組患者的5年生存率狀況。發現TACE+PEI組患者的5年生存率狀況明顯優于TACE組和PEI組，3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3組患者治療后生存率的比較[n（%）]

3 討論

原發性肝癌按病理學分型可分為肝細胞型肝癌、膽管細胞型肝癌及混合型肝癌。目前，臨床中多項研究表明采用藥物介入治療，效果良好[4-5]。介入治療是通過導管將藥物注入肝臟，直接作用于腫瘤的一種治療方法。目前最多用于肝癌的治療，包括肝動脈插管化療栓塞或肝動脈插管化療灌注[6]。有研究顯示，采用TACE聯合PEI對原發性肝癌患者進行治療，效果良好[7-8]。

本研究結果顯示，TACE+PEI組患者治療的臨床總有效率為95%，明顯高于TACE組的70%和PEI組的3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采用TACE+PEI聯合介入治療的治療手段對原發性肝癌患者進行治療，效果良好，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畢曉霞，潘秀花，鄒文蕙，等.原發性肝癌肝動脈化療栓塞術聯合放療45例療效觀察[J].中國當代醫藥，2010，17（17）：36-38.

[2] 胡可明，孫志先，張毅，等.肝動脈化療栓塞聯合經皮無水乙醇注射治療原發性肝癌[J].中國現代醫學雜志，2011，21（5）：678-681.

[3] 徐立濤，周振華，林鈞華，等.肝動脈化療栓塞聯合血管內皮抑制素介入治療原發性肝癌的療效和安全性[J].腫瘤，2010，30（7）：625-627.

[4] 郭力紅，張歲，劉英輝，等.原發性肝癌患者介入治療前后血清腫瘤壞死因子-α及白介素-10水平[J].中國老年學雜志，2012，32（19）：4147-4148.

[5] 王少雷，李森，魏宏，等.奧沙利鉑與吡喃阿霉素介入治療原發性肝癌的比較研究[J].介入放射學雜志，2012，21（9）：738-742.

[6] 趙小龍，石永芳.134例介入治療的原發性肝癌患者生命質量分析[J].中國衛生統計，2011，28（5）：565-567.

篇（4）

【關鍵詞】

網絡團購；感知價值；感知風險；購買意愿

雖然我國團購行業交易量異常火爆，但在2012年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報告中顯示2012上半年累計關閉的團購網站2849家，死亡率達48%，運營中的團購網站數量已回落到2010年底的3200家左右，團購消費者的增長速度放緩。由于團購行業出現很多問題，消費者選擇團購活動時不僅僅看重商品的價格，團購消費者的態度變得理性，消費者的參團行為也在發生改變。因此，網絡團購消費者的行為研究成為重要研究命題。

一、文獻綜述

（一）網絡團購的概念及相關研究

Kauffman和wang（2001）是最早開始研究網絡團購的學者之一，他們把網絡團購定義為利用網絡這個渠道，組織大量消費者購買同一產品，以提高消費者對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從而以較市場更低的價格獲得商品的購買模式。網絡團購是從最初的團購演變而來，其具有團購的一些特點。（Webster、Wind；2001）從政治學聯盟的角度來研究團購，并給出了團購的最初定義，即加入團購的個人或群體，共同進行購買決策。由于線下的團購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不能快速有效的聚集消費者的需求，隨著網絡團購的出現，消費者的需求借助網絡平臺快速的積聚起來，形成強大的買方群體，商家也能在這種大額折扣中獲利，而且商家也能借助團購網站平臺擴大知名度，所以，網絡團購訊速火爆起來。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網絡團購的研究主要是從團購現象分析、團購模式分析、團購特點研究、團購優劣勢和團購趨勢等方面進行研究。RobertJ.Kauffman從分析最初的團購現象到對動態價格和消費行為機制的研究中，得出了影響網絡團購能否成立的三個關鍵因素：價格，周期，需求外部效應。錢大可（2006）對我國團購模式的種類進行分析，他將團購分為四種主要模式，分別是自發團購模式、商業團購模式、網絡營銷團購模式和銀行團購模式。也有少部門學者開始關注網絡團購消費者因素研究，有學者認為價格折扣是影響消費者是否參與網絡團購的重要因素，近年來，許多學者的研究發現除了價格因素外，其他很多因素如網絡口碑和團購網站知名度和信譽都會對消費者團購意愿產生影響。還有些學者則結合技術接受理論的相關變量研究感知團購有用、感知團購易用、時間壓力、參照群體和虛擬社群信任等因素對消費者網絡團購的影響。

但總體而言，之前學者對網絡團購的研究都是基于消費者行為理論或消費者網絡購物理論的某個角度來分析消費者網絡團購的影響因素，研究沒有得出同統一的結論，沒有形成系統性的理論框架。而從消費者感知價值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團購情境下消費者的價值感知因素，及消費者團購感知價值對網絡團購意愿的影響的文獻則沒有。

（二）感知價值理論

在消費者行為領域的研究中，消費者的感知是進行一切其他心理活動的前提，消費者只有通過對產品和服務的感知，才能進一步形成價值判斷，進而進行購買決策。西方學者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對顧客感知價值進行研究，以Zeithaml為代表的權衡說認為顧客感知價值就是顧客所能感知到的利益與其在獲取產品或服務時所付出的成本進行權衡后對產品或服務效用的評價（Zeithaml，1984）。根據定義可知感知價值包含著兩層涵義：一是感知價值具有個性化特點，會因人而異，不同的消費者會對同一產品或服務所感知到價值不相同；二是感知價值代表著效用（收益）與成本（代價）之間的權衡，消費者會根據自己的價值感知程度做出購買決定，而絕不僅僅取決于某單一因素。Monroe and Krishnan在研究中也從利益和代價的角度定義感知價值，他認為消費者感知到價值越大，及感知利益越大，感知風險越小，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購買意愿就更強烈。

很多學者把感知價值看成一個多因素的概念。Wood、Scheer認為感知價值是一個多因素的概念，他們擴展了Monroe and Krishnan對感知價值的觀點。研究指出，感知利益包括產品品質，感知成本包括感知價格和感知風險。Wood、Scheer之所以把感知風險作為成本因素考慮在內，是因為感知風險代表未來不確定的花費或遭遇，是影響消費者購買的重要因素。Sheth、Gross對感知價值的構成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五種消費者的價值感知類型，即功能價值、社會價值、情感價值、認識價值和情景價值。Sweeney&soutar（2001）認為顧客感知價值是多維概念，包含著情感價值、社會價值、質量價值和價格價值四種價值。羅海成（2003）在閱讀和整理了大量西方文獻的基礎上，將感知價值劃分為功能性價值、情感價值和社會性價值三個維度。其中功能價值又包括質量價值和成本價值兩方面。

盡管不同學者對感知價值構成的論述各不一樣，但這些論述都表明感知價值是由幾種不同的屬性價值構成，而這些價值主要來源于企業的產品以及服務，感知價值的定義表明，感知價值是消費者基于感知利益與感知成本的權衡而對產品和服務所做出的總體評價。由此可見，消費者感知價值的構成與產品和服務有著密切的關系。通常情況下，消費者購買的產品應具有一定的效用，主要表現在產品的功能、質量以及社會用途等方面。此外，依據企業服務的好壞，消費者心目中還會形成一定的服務效用。因此，一般情形下，消費者感知價值應該由產品的效用價值、服務價值構成。由于感知價值具有動態特性，另外，隨著產品的不同，消費者的感知價值也會不同，所以，消費者感知價值的構成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應該根據具體的購物情境來劃分。

（三）態度及購買意愿研究

Fishbein and Ajzen（1974）提出理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意向由態度和主觀規范共同決定，而態度是消費者對事物的感知形成的評價，包括正面和負面的評價，也即指由個體對此特定行為的評價經概念化定義，態度反映了個體的感受。由于態度是消費者的心理變量，所以態度是潛在變量，是無法直接觀測的。但是可以通過個體的言論和表情來反應，即個體對于某目標對象表示贊成或反對時所表現出來的評價傾向，也可以說是對目標對象要做出的何種反映。學者Engel etal.，（2001）認為態度是由情感、行為及感知三者決定，并且會進一步影響消費者行為意愿的形成，進而影響而影響到個體到個體的實際行為。

購買意向是行為意向的一種，行為意向是指個體將來會采取某種行為的可能性大小，這個可能性是基于個體的主觀判斷和評價形成正面或負面的態度而決定。（Schiffillan and Kanuk，1994）認為購買意愿是消費者購買某種商品的可能性的大小。消費者對于某一商家或產品的態度，加上外在的一些因素就構成了消費者的購買意愿。購買意愿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一方面可以看出消費者對商家或產品的態度；另一方面又可以預測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概率。在消費者行為領域，由于消費者的行為不好觀測，因此，在消費者行為領域可以用行為意愿來代替消費者的實際行為做研究。許多學者的研究也已經驗證了個體意愿時預測個體行為的重要指標。

（Moon& Kim，2001）的研究指出，個體對對象的態度越正面，其行為意愿就越高；相反，個體對對象態度越負面，個體的行為意愿就越低；研究證實個人對對象的態度對于行為意愿有顯著影響，Ajzen&Fishbein研究認為，消費者是否會行動，是由該消費者的意向決定的。要預測消費者行為，必須了解消費者的意向。從很多學者的研究中態度影響意愿的研究都得到驗證，且態度會通過意愿再進一步影響到一個人的實際行為。

二、理論模型構建

根據對消費者感知價值的文獻回顧，從感知你得和感知利失的角度來研究感知價格的構成獲得學者的普遍認可。本文根據網絡團購的特點，從感知利得和感知利失兩方面來探討消費者的感知價值，消費者通過團購的感知利得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團購商品帶來的滿足顧客需要的功能性價值和滿足顧客節約金錢的經濟價值，即消費者感知的優惠；另一方面來源于團購購物渠道給消費者帶來的感知價值即娛樂性價值和社會性價值。因此本文結合網絡團購的特點把感知利得分成感知質量、感知優惠、感知娛樂和社會價值四個方面。根據Wood的觀點，感知風險是消費者的主要感知成本。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理論模型如圖：

三、結論與展望

本文在前人對顧客購買意向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團購的特點，從消費者價值感知的特點，深入分析網絡團購消費者的感知構成，并結合消費者行為理論，建立了相應的理論模型。本文根據文獻綜述發現團購消費者行為領域的研究熱點，根據理論推到得出本文的研究模型，來解釋消費者參加網絡團購的影響因素。文中沒有對模型進行相應的實證研究，后面的研究可以在模型的基礎上通過問卷調查獲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或進行一些改進。通過研究結果，從提高消費者感知價值和減少消費者感知風險兩個方面對團購網站的發展提供指導性意見。

參考文獻：

[1]Kaffman，R.J.and B.wang.Bid together，buy together：On the efficacy of group buying business models in Internet-based selling.In P.B.Lowry，J.O.Cherrington，and RR.Watson（Eds.），Hand book of Electronic Commere in Business and Society[M].Boca Raton，FL：CRC Press，2002，99-137.

[2]錢大可.網絡團購模式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6.

[3]V.A.Zeithaml.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Quality，and Value：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Journal of marketing，l988，Vol.52（3）：2-22.

[4]范秀成，羅海成.基于顧客感知價值的服務企業競爭力探析[J].南開管理評論，2003.

[5]Fishhein.I.Ajzen.Taking and information handling in consumer behavior.boston：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1975：176-210.

[6]Moon，J.W.&Kim，Y.G.L.Extending the TAM for a world-wide-web context[J].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01，38（4）：217-230.

篇（5）

Origi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Bone Marrow of Patients after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 of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cells in 34 patients who had received a sex-mismatche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ransplant (HSCT).Th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 from 34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or test.The different passage MSC of patient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FCM) to reveal the cell surface antigen expression.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alysis of the amelogenin (AMEL) genes was used to detect donor cells from host cells.The cultured MSC were stained by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probes for chromosomes X (Xp11.1-Xq11.1) and Y (Yq12) to distinguish donor cells from host cells.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31out of 34 cases showed the confluent stroma and 24 out of these 31 cases were successfully passaged for more than 5 generations which could be used for PCR and FISH analysis.According to FCM results the number of CD14+CD45+ cells，which was regarded as monocyte/macrophage from the cultured MSC (passage 5) was less than 0.04%.In PCR assay，the marrow-derived MSC from the passage 5 were found to be of host origin. FISH assay demonstrated that marrow-derived MSC from the passage 5 were found to be of host origin up to 100%.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origin of MSC in bone marrow of patients after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as confirmed to be derived still from the recipients their own.

Key words

hemo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geneic hemo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源于人骨髓的間充質干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占骨髓中有核細胞的0.01%-0.001%。從骨髓中分離出的MSC能在體外大量擴增且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1］。MSC能產生多種細胞因子、化學因子及細胞外基質蛋白，在造血細胞的生長、成熟、歸巢及增殖中均具有重要的作用［2-5］。在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臨床植活的患者中MSC是否為供者植活一直存有爭議［6-11］，目前對SCT后患者MSC的來源問題尚無定論。本研究選擇臨床上供受者性別不同的allo-HSCT后臨床造血植活的34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對allo-HSCT

后造血植活患者中骨髓源的MSC的植活來源，進行了研究。

材料和方法

病例

病例來自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或北京道培醫院，為供受者性別不同、造血植活的allo-HSCT患者共34例，其中男性17例，女性17例，年齡介于16至48歲之間。預處理包括馬利蘭（busulfan，Bu）/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或Bu/CTX加抗胸腺細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造血干細胞來源為：骨髓移植者3例，動員的外周血干細胞移植者2例，骨髓加動員的外周血干細胞移植者19例，骨髓加動員的外周血干細胞再加第三者臍血混合移植者10例。移植后給予的免疫抑制劑：氨甲喋呤（methotrexate，MTX），霉酚酸酯（mycofenolate mofitile，MMF）及強的松等。利用熒光原位雜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人類白細胞抗原(human leucocyte antigen，HLA)分型及短串聯重復序列聚合酶鏈反應（short tandem repeat-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TR-PCR）等方法進行造血植活及嵌合分析（附表）。Table.Characteristics of 34 patients received HSCT（略）

MSC的分離及純化

對患者及供者行髂后上棘穿刺抽取骨髓血10 ml，骨髓用PBS (0.01 mol/L，pH 7.4)1∶1稀釋后，Percoll（比重1.073 g/ml）900×g梯度離心30分鐘，離心后收獲分離的單個核細胞，用DMEM-LG洗2次，以1.4×105 /cm2的細胞密度接種于T-25培養瓶中，培養基DMEM-LG（Gibco BRL life Technologies，USA）含10% FBS，在37℃，5% CO 2條件下孵育。每3天全量換液，待細胞長至85%至90%融合時，用0.25%胰蛋白酶-1 mmol/L EDTA (Gibco BRL life Technologies，USA) 37℃條件下消化3-5分鐘，以1.3×104/cm2的密度在T-75瓶中進行傳代培養。每次傳代均更換新培養瓶。

流式細胞術(flow cytometry，FCM)分析

不同代數MSC用0.25%胰蛋白酶-1 mmol/L EDTA消化，配制成1×106/ml的細胞濃度，與CD14-PE，CD45Per-CP，CD44-FITC，CD29-APC(BD Biosciences，USA)避光孵育15分鐘，用PBS（ 含2%血清白蛋白）洗滌2次后，以PBS懸浮或1%多聚甲醛固定待上機。對照采用IgG1-PE，CD45-Per-CP，IgG2b-FITC，IgG-APC。每次上機( FACS BD Biosciences，USA)分析10 000個細胞，使用CellQuest 軟件 (BD Biosciences，USA)進行數據分析。

釉基質基因分析

通過單步PCR反應擴增釉基質基因（amelogenin，AMEL）可同時分辨男性或女性細胞來源［12］，電泳后女性細胞形成單條977 bp的條帶(AMGX)，而男性細胞形成2條977 bp (AMGX)及788 bp (AMGY)的條帶，第5代患者MSC懸浮于PBS中，使用DNA提取試劑盒(Omega Bio-tek，Inc.)進行DNA抽提。每個DNA樣本進行PCR擴增，使用的探針為：探針A: 5′-CTGATGGTTGGCCTCAAGCCTGTG-3′，探針B: 5′-TAAAGAGATTCATTAACTTGACTG-3′ ；探針C: 5′-GCCCAAAGTTAGTAAT-TTTAC-3′ 。PCR的最終反應體系30

μl，包括：250 ng DNA，每種探針30 pmol，250 mmol/L dNTPs，2.5 U Taq DNA 聚合酶 (Sangon，Shanghai.China)，2.5 μl 10×PCR 緩沖液（50 mmol/L KCl，10 mmol/L Tris-HCl，pH 9.0，0.1% Triton X-100，1.5 mmol/L MgCl2），首先進行95℃預變性3 分鐘，PCR反應包括94℃ 1分鐘，60℃ 2分鐘，72℃ 2分鐘，共30個循環。PCR擴增產物采用含0.5 μg/ml溴化乙錠的1.5% 瓊脂糖凝膠電泳顯影。

熒光原位雜交分析

使用CEPX spectrumOrangeTM/Y spectrumGreenTM DNA探針試劑盒(Vysis inc.USA)進行FISH分析，以分辨男性或女性細胞。第5代患者MSC用甲醇：冰醋酸固定滴片，用70%甲酰胺2×SSC進行標本DNA變性，73℃，5分鐘，室溫下不同濃度乙醇脫水，加10 μl探針后，42℃過夜，次日0.4×SSC及2×SSC/0.1% NP-40洗脫，10 μl DAPIⅡ復染核，使用熒光顯微鏡（Olympus BX-61，Japan）進行觀察，每個樣本計數500個細胞。ProbeChekTM 玻片(Vysis inc，USA)作為陽性對照。

結 果

MSC的生長及傳代能力

34例患者MSC培養后31例(91.1%)均達到了融合；1例(2.9%)達到部分融合，2例(5.9%)未達融合，后3例患者均為臨床上造血恢復極差的患者；24例患者MSC能成功傳代5代以上，且可進行PCR、FISH分析。

患者MSC的富集及鑒定

在MSC的培養過程中，通過全量換液去除淋巴細胞，而如何去除骨髓基質中的混有的單核-巨噬細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巨噬細胞也是黏附細胞并能成為基質層的一部分［13］。本研究利用 0.25% 胰酶-1 mmol/L EDTA反復消化細胞以最大限度去除巨噬細胞，因為巨噬細胞對0.25% 胰酶-1 mmol/L EDTA不敏感，每次傳代我們都更換培養瓶以進一步去除瓶壁上對此酶不敏感而未消化下來的巨噬細胞。FCM檢測結果顯示，患者各代CD44+CD29+CD45-CD14-細胞比例不同，0、2、3、4、5、6、9和16代CD44+CD29+CD45-CD14-細胞依次為32.47%±1.54，90.34%±2.11、95.23%±2.34、95.13%±0.93、96.68%±1.53、95.12%±3.28、92.19%±3.12和80.56%±4.23。CD44為黏附分子，CD29屬整合蛋白家族，CD14、CD45為造血細胞表面分子，CD14為巨噬細胞相對特異性表面抗原，這說明所培養的細胞絕大多數為易貼壁的MSC，混有的巨噬細胞不多，我們選擇第5代MSC用于PCR及FISH分析，其中CD44+CD29+細胞占（98.41±0.91）%，CD14+CD45+細胞占（0.039±0.02）% (圖1)，這表明用于PCR及FISH分析的第5代MSC中，混有的單核-巨噬細胞數極低［（0.039±0.02）%］，低于PCR及FISH檢查的敏感度（3%及1%）［10］。

患者MSC的植活嵌合分析

對第5代MSC細胞我們進行了位于性染色體上的AMEL基因檢查。AMEL是釉質母細胞分泌的一種基質蛋白，AMEL基因位于人類X和Y性染色體上，編碼一種高度保守蛋白，女性（XX）有2個相同的AMEL等位基因，而男性（XY）有2個不同的AMEL等位基因［12，14-16］。電泳結果顯示，女性為1個977 bp的單條帶，而男性則為788 bp和977 bp處兩個不同的條帶。本研究PCR結果顯示：臨床上造血植活的患者，其骨髓第5代MSC來源于患者本人(圖2)。

對第5代MSC細胞利用雙色熒光DNA探針進行了FISH 檢查，CEP X DNA探針 (位于DXZ1區) 是位于X 染色體上(Xp11.1-Xq11.1)AT集中區的一個α微衛星DNA序列，熒光標記為橘黃色，CEP Y DNA 探針(位于DYZ1區) 是位于Y 染色體上Yq12區域的一個特異性的微衛星DNA序列，熒光標記為綠色。在熒光顯微鏡下觀察：女性細胞的細胞核中顯示2個相同的橘色熒光標記，而男性細胞的細胞核中顯示1個橘色熒光標記，1個綠色熒光標記。本研究的FISH結果顯示，臨床上造血植活的患者，其骨髓培養擴增第5代MSC100%來源于患者本人(圖3)。

討論

Allo-HSCT越來越廣泛地用于造血系統及非造血系統疾病的治療中，而骨髓中的造血微環境與細胞外基質構成了骨髓的空間結構，其功能是否正常對于allo-HSCT之后的造血重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7-19］。allo-HSCT后造血植活的患者，其基質細胞的來源存在爭議。Keating等［6］報告了14例患者，發現隨著移植后時間的推移，患者的基質細胞逐漸轉為供者源的；Simmons等［7］報告同胞HLA配型相合的10例患者，證明患者的基質細胞均為患者源的；Tanaka等［8］報告11例患者，其中7例患者的基質細胞均為患者來源，而4例患者的基質細胞顯示了以患者為主的混和嵌合體； Koc等［9］證實移植后的患者 MSC源于患者；Cilloni等［10］報告11例去T細胞異基因HSCT患者，證明患者的基質細胞存在混和嵌合體； Awaya等［11］報告了4例患者，證明患者的基質細胞均為患者源的。

轉貼于

因此目前對allo-HSCT后患者MSC的來源問題沒有定論，雖然大多數結論傾向于allo-HSCT后患者的MSC源于宿主本身，但縱觀起來，這些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所研究的MSC沒有進行有目的的純化及鑒定，以去除可能混雜的巨噬細胞的影響［6-9］。盡管有些研究考慮到了巨噬細胞的影響，但其研究結果并不一致［10，11］。故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有必要進一步進行下去，以明確allo-HSCT后患者MSC的來源，利于指導臨床上的allo-HSCT的相關治療，為是否在allo-HSCT過程中聯合輸注MSC提供理論依據。

本研究共分析了34例allo-HSCT患者，其中24例患者進行了PCR及FISH分析，結果證實其MSC均為患者源的。我們選擇AMEL基因作為性別鑒定的方法之一，與單純擴增Y染色體上的基因鑒別性別相比，其優勢在于：檢測方法同樣簡便、靈敏、準確，甚至可檢測出僅1個細胞或部分降解的DNA 樣本［20］，具有臨床實用價值。X 特異性片段同時可做為內對照，防止由于Y 擴增產物的缺失而做出錯誤的結論。選擇AMEL基因作為性別鑒定的方法，不論男或女，受檢樣本DNA如何，均可得出擴增產物，檢測結果不受Y 染色體正常變異的影響，若檢測不到擴增產物即意味著擴增失敗。這一方法可防止由于試驗操作過程任一環節失誤或Taq 酶缺乏等因素而造成的假陰性結果。我們選擇雙色間期FISH 分析MSC分裂間期細胞，與單色FISH比較，也避免了假陰性結果的出現，同時結果非常客觀且直觀。

關于供者MSC沒有植入的原因考慮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預處理方案沒有完全清除患者的骨髓MSC以便供者的MSC植入。其次，供者的骨髓移植物中MSC含量太低（2-5 MSC/ 1×106單個核細胞）也使供者的MSC不易植入［21］。第三，不同的輸注途徑和方法可能會影響MSC的植入； Richard等［22］在對1例重疊綜合癥的病人進行骨髓移植后，同時將從供者髂嵴獲得的骨碎片進行腹腔內注射和直接注入受者的髂嵴，13 天后再靜脈輸入體外培養擴增的來自供者骨碎片的成骨樣細胞，結果發現病人移植后1年骨髓黏附細胞66%、外周血細胞89%為供者來源，2年的時候，呈現95% 的嵌合，并且自身免疫病有顯著改善。這一研究在證明基質前體細胞可以植入的同時，也提示不同的輸注途徑和方法可能會影響MSC 的植入。第四，患者原發性的基質缺陷也有助于供者基質植入，在Horwitz等［23］的一項研究中提示，如果正常的供者基質細胞和異常的宿主基質細胞相比處于競爭優勢，它們就能夠植入。在此項研究中，33名成骨缺陷的病人在接受常規骨髓移植后，有2人檢測到供者來源的成骨細胞。基于以上的分析，補充輸入供者MSC應有利于供者MSC在患者骨髓中植入。

總之，本研究結果顯示：allo-HSCT后臨床上造血植活患者的MSC均源于患者本身，而患者的MSC逆轉為供者來源是否對患者有益，補充輸入供者MSC是否確實能使供者MSC在患者中植入尚需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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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立志:為解除人民疾苦而奮斗終生

1934年,聞玉梅出生于一個醫學世家。父親是美國芝加哥大學胚胎學博士,回國后成為協和醫學院教授,母親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聞玉梅的堂叔就是著名的愛國詩人聞一多。聞玉梅從小學習就非常刻苦,處處表現出一種頑強的進取精神。從上小學開始,她每門功課都名列前茅。

出身在這樣的家庭,聞玉梅耳濡目染,從小就對醫學和文學都很感興趣。中學時期讀到的關于白求恩和居里夫人的故事,對她影響深遠。從那時起,聞玉梅心里埋下了一個大大的志愿――為解除人民疾苦奮斗終生。1951年,17歲的聞玉梅如愿考入上海醫科大學(即現在的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學習內科專業。在大學的實習期間中,聞玉梅發現,內科往往“可以解決病人當下問題,卻很難治愈”。聞玉梅因此思考:究竟什么樣的病可以治好?在她看來,要治愈一種疾病必須對該病的發病機制有深入的研究,有些傳染性疾病,如肝炎,嚴重影響了人們的健康,而它們都是由病毒、細菌等進入機體,干擾了人體正常的免疫功能而導致疾病。因此,她把醫學微生物學與免疫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努力:讓研究深入、廣泛開展起來

大學畢業后,聞玉梅考取了上海第二醫學院微生物學研究生,后回到上海第一醫學院任教。1980年4月,聞玉梅以優異成績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到英國倫敦大學短期進修。1981年10月,已是實驗室主任的聞玉梅又獲得了一個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學習一年的機會。在留學期間,聞玉梅不但學到很多先進技術,更重要的是,她與這些著名研究院建立了永久的合作關系。多年來,聞玉梅不斷把科室骨干送出去學習,因為聞玉梅知道,搞科研靠一個人是不行的,要有團隊合作。

聞玉梅深諳一個道理,搞科研要重視與國際研究組織間的合作,不能閉門造車。1993年,聞玉梅與法國Trepo教授聯合申請歐盟資助科研項目(乙肝病毒前C基因變異研究),啟動與歐盟間的聯系。聞玉梅連續3屆被聘請為部門項目評審專家,她在發展國家生物工程中心與歐盟間合作關系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6年,聞玉梅領導的分子病毒實驗室被第一批批準為衛生部重點實驗室。此后,聞玉梅主持領導的團隊參加了兩項國家“七五”攻關課題和兩項國家“863計劃”高科技項目。通過“同心圓”式的向外延伸,實驗室的研究內容進一步從乙肝病毒拓寬至丙肝病毒、細胞微生物學與病原細菌(結核桿菌、表皮葡萄球菌),以及病原微生物基因組研究(鉤端螺旋體、痢疾、葡萄球菌)等。聞玉梅在國內外共220余篇,編寫專著6本,因在微生物學和肝炎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突破:治療性乙肝疫苗進入三期臨床

乙肝是我國最嚴重的微生物感染性疾病之一,它不僅嚴重威脅人民健康,而且病毒引起的持續性感染可發展為肝硬化、肝癌。中國約有1.2億人感染乙肝病毒,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聞玉梅決心為控制這一疾病貢獻自己畢生的精力。

1987年,成竹在胸的聞玉梅首先提出“消除對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治療新觀點,據此建立了模擬人幼齡乙肝免疫耐受性的動物模型,設計了5種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療性疫苗,并在動物模型中觀察療效,發現了抗原-抗體復合型疫苗有顯著療效。在國家和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聞玉梅和她的團隊做了無數的實驗,經歷了無數的失敗,耗費了無盡的精力和心血,終于讓復合物型治療性乙肝疫苗(乙克)嚴格按照新藥研發的臨床試驗程序“過關斬將”地通過了一期、二期臨床研究。2007年開始,該產品進入三期臨床研究,在21家國家臨床藥物研究中心(醫院)給病人試用,目的在于進一步明確療效,結果將于今年年底揭曉。

聞玉梅對乙克的療效持謹慎樂觀態度,但療效究竟如何,還要等三期臨床試驗結果。從二期臨床研究結果來看,與普通干擾素相比,其副反應少、成本低,而療效相當是肯定的。此外,一般抗病毒藥需要患者堅持每天服藥,服用3年以上;而乙克的使用次數少、治療周期短。在三期試驗中患者只需在14個月里注射12針,大大節省了患者的治療時間,節約了醫療資源。目前,中國在西醫藥領域多為仿制藥。乙克三期臨床研究如獲成功,將是世界上第一個應用于人體的治療性乙肝疫苗,是中國在國際醫藥領域領先的成果,是國內從實驗室研究轉化為臨床應用產品,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典范。

動力:人民的重托和期望

聞玉梅和她的實驗室同事總是迎難而上,忘我工作,在任何時期、任何境遇下都不曾退縮過。2003年“非典”( SARS)來襲,看到一批醫務工作者在工作崗位上倒下去,聞玉梅心急如焚,以近 70歲的高齡趕赴疫區。作為專家,她怎會不知, 60歲以上人群感染“非典”后的死亡率很高?十幾天與病毒面對面接觸,隔壁實驗室 7人同時發高熱被隔離。生與死,只有一線之隔。把祖國和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她無畏,她忘我。 19個日日夜夜的奮戰,以她為主的課題小組終于使預防“非典”的滴鼻劑研制獲得初步成功。

從戰乙肝到抗“非典”,聞玉梅實驗室同病毒的戰爭從未停止。什么是聞玉梅和她的實驗室師生們的動力呢?記者在實驗室看到一本裝訂精美的厚本子,封面上寫著10個火紅的大字:“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原來,在這厚厚的大本子里,收集了1998年至2000年寄自全國各地的近百封有關希望應用乙肝治療性疫苗的來信,他們中有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及干部,有來自城市的,也有來自農村的。信中以深切的語言,敘述了他們飽受病魔折磨之苦,其情其景,催人淚下。聞玉梅把這些來信精心裝訂后,在“前言”中深情地寫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員不辜負人民的期望,在治療乙肝方面繼續努力奮斗,為人民解憂,為祖國爭光!”這些信件,不正是聞玉梅和她的科研團隊不斷進取、不怕困難、一往無前的動力之源嗎?!

責任:培養優秀“后來者”

聞玉梅常說:“我和同齡美國人無法競爭,但我相信我的學生能”。聞玉梅和她領導的團隊在投身科學研究的同時,把為國家培養人才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先后帶出了一大批碩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等高層次人才。在聞玉梅的言傳身教之下,實驗室的教職員工和研究生都以實驗室為家,不計較時間地全力貢獻。通過長期努力,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成長為優秀的人才。

聞玉梅喜歡說自己是一個“步行者”,因為路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地走。科學研究沒有坦途,也沒有捷徑。“我們所做的一切只能代表過去,后生可畏,未來是年輕人的;我期待我的學生更加努力,一步一個腳印地追上我們、超過我們。我期待著!”

《大眾醫學》:作為中國為數不多的女院士之一,您是如何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關系的?請您為現代的職業女性提點建議吧。

篇（7）

肺炎支原體（MP）主要感染呼吸道，引起上呼吸道感染、咽炎、氣管炎、支氣管炎、肺炎及肺外并發癥。目前認為其發病機理除病原菌直接侵害外還與免疫損傷有關。當MP感染發生在免疫功能特殊人群，如孕婦，其免疫反應過程變得更為復雜，甚至出現免疫功能紊亂，導致病程遷延，對母嬰安全及優生優育帶來危害。本研究擬對非妊娠對照組、正常妊娠組和妊娠期MP感染組婦女進行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功能檢測，以探討妊娠期感染MP后引起的免疫功能變化。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1月～2011年4在本院就診孕婦中，經臨床、血清MP-IgM抗體（日本富士肺炎支原體檢測試劑 SERODIA-MYCO Ⅱ凝集試驗）檢測確診為MP感染患者37例，年齡21～36歲，平均26.9歲，胎齡10～33周，平均23.9周；正常妊娠婦女41例，年齡22～35歲，平均27.2歲，胎齡12～34周，平均25.1周；非妊娠健康婦女為對照組35例，年齡20～35歲，平均25.7歲。以上各組研究對象均排除慢性高血壓、糖尿病、慢性腎病和肝病以及免疫性疾病等病史，各組研究對象的年齡、胎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1.2 方法

1.2.1 樣本收集 對所選取的婦女進行空腹抽取外周靜脈血3 ml，3000 r/min，離心5 min,分離血清，用于IgG、IgM、IgA、C3、C4檢測；抽取靜脈血2 ml采用EDTA抗凝，用于T淋巴細胞及其亞群檢測（CD3+、CD4+、CD8+、CD4+/CD8+）。

1.2.2 試劑和儀器 采用免疫透射比濁法在奧林巴斯AU4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上檢測IgG、IgM、IgA、C3、C4，試劑由日本第一化學試劑公司提供；采用免疫熒光法在BD FACS CaliburTM 流式細胞儀上檢測T淋巴細胞及其亞群，試劑由BD司生產。以上檢測嚴格按試劑盒說明書要求進行。

1.3 統計方法 實驗數據采用Minitab 15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檢測結果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t檢驗。

2 結果

2.1 非妊娠健康組、正常妊娠組和妊娠期MP感染組體液免疫功能檢測結果，見表1。正常妊娠組IgG、IgM、IgA、C3、C4較對照組下降，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妊娠期感染MP后IgG水平升高，但與正常妊娠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妊娠期感染MP后IgM、IgA、C3、C4升高，與正常妊娠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

2.2 非妊娠健康組、正常妊娠組和妊娠期MP感染組細胞免疫功能檢測結果，見表2。正常妊娠組CD3+與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正常妊娠組CD4+、CD4+/CD8+較對照組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正常妊娠組CD8+較對照組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妊娠期感染MP后，CD3+、CD4+、CD4+/CD8+較正常妊娠組均顯著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三組中CD8+呈顯著性持續升高。

3 討論

正常機體免疫應答過程有賴于各種免疫細胞之間的相互協作和相互制約，以形成適度的免疫應答。迄今肺炎支原體的發病機制仍不十分清楚，主要有免疫學發病機制、呼吸道上皮吸附作用、MP直接侵入學說。目前較傾向于免疫學發病機制，認為免疫調節異常在肺炎支原體肺炎（mycoplasma pneumoniae pneumonia，MPP）的發生、發展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近年有研究證實，支原體感染與體液免疫、細胞免疫均有關［1,2］，存在機體免疫逃逸、免疫調節、免疫抑制、免疫蓄積等多種免疫作用［3］。妊娠從免疫學上講，類似于器官移植，帶有父方同種異體抗原的胚胎，對母體來說是一個半同種移植物。正常妊娠過程中，母體能通過自身的免疫調節系統，進行正常的免疫調節，有效制約母體對胎兒產生的排斥反應，使整個妊娠過程順利完成。若機體免疫系統調節功能異常、紊亂，則導致病理妊娠。妊娠期免疫功能的變化改變了孕婦對疾病的易感性以及感染后病情的嚴重程度。

在本研究中，正常孕婦IgG、IgM、IgA、C3、C4與正常對照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提示體液免疫較少參與妊娠期的免疫調節過程。孕婦T淋巴細胞CD3+比率，無顯著變化，但CD4+、CD4+/CD8+比率顯著低于正常對照組，CD8+顯著升高，提示妊娠期婦女的CD3+T（總T細胞淋巴細胞）數量沒有顯著改變，但T細胞亞群比率發生改變，具有促進免疫應答的CD4+T（輔T細胞/Th）減少，抑制免疫應答的CD8+T（細胞毒性T細胞/Tc和抑制性T細胞/Ts）數量升高，表明細胞免疫應答反應減弱和抑制增強。這種變化的意義在于，妊娠期的母體通過自身細胞免疫功能的抑制作用從而維持正常的妊娠，避免對胎兒的排斥反應。孕婦T淋巴細胞系統的免疫應答反應減弱，導致對感染的抵抗力下降，容易受到病原菌感染侵襲。孕婦在感染MP后IgG無顯著改變，IgM、IgA、C3、C4顯著升高，提示各種免疫球蛋白、免疫復合物、補體經典及旁路途徑在MP感染中均發揮作用,同時存在體液免疫功能亢進、體液免疫應答不平衡。補體系統激活過程中，可產生多種生物活性物質，引起一系列生物學效應，參與機體的抗感染免疫，擴大體液免疫效應，調節免疫應答。同時，也可介導炎癥反應，導致組織損傷。T淋巴細胞CD3+、CD4+、CD4+/CD8+持續下降及CD8+持續升高，機體細胞免疫功能受到更嚴重的抑制，破壞母體－胎兒間免疫調節平衡，對母、胎機體產生影響，同時也使孕婦更易受到各種病原微生物感染，易發生病理性妊娠、流產、先天畸形等。

國內外對肺炎支原體肺炎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少兒感染。據資料分析表明，成人肺炎支原體肺炎近年來有增多趨勢［4］，發病率女性高于男性。對于肺炎支原體肺炎患兒的免疫功能的研究，國內文獻報道的結果非常矛盾，大多數學者認為，MP感染患兒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5～7］,也有報道MP感染患兒免疫球蛋白水平下降［8，9］。本研究組的檢測結果顯示，妊娠期MP感染后可致體液免疫功能亢進、免疫應答不平衡及存在補體系統的激活，同時感染者細胞免疫功能受抑制，細胞免疫功能低下，存在免疫功能紊亂。筆者還觀察到，妊娠期感染者病程較一般人群要長，這可能與感染者免疫功能紊亂有關。因此，筆者建議在對妊娠期MP感染患者治療時，要密切監測免疫功能的變化，適當調節患者免疫功能，提高療效，縮短病程，減少并發癥和病理妊娠，確保母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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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結果：對發病原因有8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53.3%，有3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20%，1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6.7%，對發病原因了解的程度為93.3%。對用藥知識有4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26.7%，有7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46.7%，4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26.7%，對用藥知識了解的程度為73.3%。對飲食知識有7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46.7%，有5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33.3%，2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13.3%，對飲食知識了解的程度為86.7%。對預防知識有5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33.3%，有7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46.7%，3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20%，對飲食知識了解的程度為80%。對自我護理方法有4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26.7%，有6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40%，5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33.3%，對飲食知識了解的程度為66.7%。150例病毒性肝炎患者，140例患者希望護理人員進行指導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93.3%，60例患者希望健康教育處方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60%，50例患者希望組織專題講座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33.3%，60例患者希望開設電話咨詢服務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40%。

結論：病毒性肝炎嚴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應加強護理知識的教育，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關鍵詞：病毒性肝炎住院患者護理相關知識需求

【中圖分類號】R4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8801（2013）09-0288-01

病毒性肝炎是較為常見的疾病，并且也是一種普遍性的疾病，由于病毒性肝炎具有很大的傳染性，因此，嚴重的危害著人類的身心健康[1]。目前，在臨床醫學上，想要徹底的治愈病毒性肝炎非常的困難，并且預后差，尤其患者對健康知識了解的不全面，導致患者不注意平時的生活習慣，造成很大的感染性。為了進一步提高我院病毒性肝炎患者對于護理相關知識的需求，本文主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和調查，現將具體的研究過程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進入到我院進行治療的病毒性肝炎患者150例。這150例病毒性肝炎患者有男性患者80例，女性患者70例，年齡在12歲到70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3歲。這150例患者有本科及其以上文化程度有20例患者，高中學歷有80例患者，初中學歷有35例，小學學歷有15例。150例患者病程在2個月到15年不等，平均病程為3年。

1.2方法。對這150例病毒性肝炎患者采取問卷調查的方式，問卷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對病毒性肝炎護理知識的掌握情況，護理知識的獲得途徑，以及護理知識方式的需求等等[2]。并且將問卷調查的結果反饋給患者，由護理人員進行各項內容的講解。

1.3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22.0軟件進行統計，對計量資料采用卡方檢驗，P

2結果

具體結果如表1，表2所示。

由表1可知，150例病毒性肝炎患者對于護理知識的了解情況如下，對發病原因有8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53.3%，有3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20%，1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6.7%，對發病原因了解的程度為93.3%。對用藥知識有4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26.7%，有7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46.7%，4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26.7%，對用藥知識了解的程度為73.3%[3]。對飲食知識有7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46.7%，有5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33.3%，2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13.3%，對飲食知識了解的程度為86.7%。對預防知識有5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33.3%，有7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46.7%，3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20%，對飲食知識了解的程度為80%。對自我護理方法有40例患者了解，占總人數的26.7%，有60例患者部分了解，占總人數的40%，50例患者不了解，占總人數的33.3%，對飲食知識了解的程度為66.7%[4]。

由表2可知，150例病毒性肝炎患者，140例患者希望護理人員進行指導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93.3%，60例患者希望健康教育處方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60%，50例患者希望組織專題講座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33.3%，60例患者希望開設電話咨詢服務獲得護理知識，占總人數的40%。

3討論

醫院應該讓患者了解病毒性肝炎疾病知識的特點，醫院通過有計劃對護理知識的宣傳，進而能夠提高患者對于疾病的了解，在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5]。患者在護理知識需求方面，健康教育處方、開設電話咨詢服務、醫護人員上門指導等方式是患者所需求的。說明患者對健康教育方式的需求具有多樣性。患者最多選擇的是醫務人員專門指導，其次是健康教育處方[6]。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臨床結論，病毒性肝炎嚴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應加強護理知識的教育，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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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1標本采源

1 181例泌尿生殖道感染標本，采自2003年1月―2005年12月在本院皮膚科及婦科就診，初診疑為非淋菌性尿道(宮頸)炎(NGU)患者。其中男686例，女95例，年齡18~60歲，病程3d～5年。發病前本人或性伴有不潔史，臨床表現大多為尿道或陰道搔癢、灼痛、小腹墜脹、尿道發紅及尿頻等不適癥狀，少數患者可無癥狀。所有患者在取材前1周未服或停用一切抗生素。

1．2標本采集

男性患者先用消毒棉簽將尿道口分泌物擦干凈，自行擠壓數次后，用無菌棉拭子輕輕伸入尿道2~2．5cm，旋轉360°，再停留約15 s獲得細胞材料后取出；前列腺液可采用按摩留取；女性患者以陰道窺器擴張陰道后用無菌棉球將宮頸分泌物擦干凈后，將無菌棉拭子伸入宮頸1~2cm，旋轉360°取出，以獲得盡量多的柱狀上皮細胞，立即接種液體培養基。

1．3試劑

支原體培養藥敏分析試劑盒購自珠海銀科生物技術應用研究所，操作按試劑盒說明進行。該試劑盒可同時檢測解脲脲原體和人型支原體，并進行藥敏試驗，是培養、鑒定和藥敏一體化的試劑盒。其中抗生素有強力霉素(DOX)、美滿霉素(MIN)、環丙沙星(CPF)、氧氟沙星(OFL)、司帕沙星(SPA)、羅紅霉素(ROX)、阿奇霉素(AZl)、克拉霉素(CLA)、交沙霉素(JOS)、壯觀霉素(SPE)。所有試劑均在有效期內使用。

1．4方法

采集的標本立即接種于肉湯(試劑R1)中，在室溫條件下(18~25℃)不得超過5h，2~8℃冰箱保存不得超過48h，必須完成其余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進行操作和觀察結果。

2結果

2．1標本支原體陽性檢出率

1 181例NGU患者標本中陽性標本336例，總陽性率為28．5％，女性培養陽性率為38．6％，男性陽性率為21．1％，女性感染率明顯高于男性。其中Uu單一感染252例，感染率為21．3％；Mh單一感染19例，感染率為1．6％；Uu和Mh混合感染65例，感染率為5．5％（表1）。

2．2藥物敏感試驗結果

336例陽性標本對抗生素的敏感和耐藥狀況，按敏感例數多少，抗生素敏感性強弱依次為交沙霉素、強力霉素、克拉霉素、美滿霉素、阿奇霉素、羅紅霉素、司帕沙星、氧氟沙星、壯觀沙星、環丙沙星(表2)。

3討論

近年來，淋菌性尿道炎發病率逐年下降，而NGU卻不斷上升，在STD的病例中已躍居首位［2］。支原體通常作為一種天然的條件致病菌吸附在宿主細胞表面，但在一定條件下又可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前列腺炎、輸卵管炎、子宮內膜炎、新生兒感染、女性盆腔炎等多種疾病，與男性不育及女性不孕亦有關，也會影響妊娠結局［3,4］ 。

我們從1 181例患者中檢出支原體感染336例，陽性率為28．5％，低于譚開明等［5］有關報道，可能與地區差異、人群就醫習慣及所用檢測試劑盒不同有關。從表1可見，Uu陽性率(21．3％)明顯高于Mh陽性率(1．6％); Uu、Mh、（Uu+Mh）檢出率女性患者均高于男性患者, 同其他報道一致。這主要由于兩性的生理解剖特征不同，支原體的定植機會也不同，造成男女支原體檢出率的差異。本試驗條設計了計數孔，可同時對兩種支原體進行定性和定量檢測，根據說明Uu和Mh的致病濃度均為≥104。由于支原體是條件致病菌，對機體的致病機制仍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之處，故應客觀地看待檢測結果，臨床醫生應根據檢驗報告的具體內容并結合臨床資料，對病情作出綜合判斷。

由于支原體缺乏細胞壁，臨床治療支原體多選用強力霉素、紅霉素、四環素等干擾蛋白質合成的藥物，但支原體對抗生素的耐藥現象越來越嚴重，因此對支原體進行耐藥性檢測顯得尤為重要［6］。表2結果顯示，Uu及Mh對10種抗生素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藥，而且兩者并不一致。對10種抗生素的平均敏感性，Uu為62．5％(1576／2520)，Mh為45．8％(87／190)。說明Mh的耐藥性高于Uu(P

藥敏結果提示交沙霉素、強力霉素、美滿霉素對Uu和Mh均較為敏感。交沙霉素對支原體的抗菌活性強，口服易吸收，可作為治療支原體感染的首選藥物［7］。而環丙沙星和氧氟沙星由于選擇品種多，且價格相對低廉，在近10幾年中被廣泛使用，以致產生了大量的耐藥菌株。

通過上述結果的研究分析，發現本地區支原體感染率、各型支原體耐藥率和耐藥譜均有差異。我們認為，強化支原體的檢測和藥敏試驗研究并建立支原體的耐藥譜，對指導臨床診治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也有報道稱，對泌尿生殖道感染治療方案的選擇，不能單純依賴體外藥敏試驗結果［8］。所以臨床用藥時應綜合考慮支原體感染類型、藥敏試驗結果及藥物的體內代謝等多個方面，合理選用敏感抗生素進行系統、及時的治療，減少耐藥性的產生，從而提高療效。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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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 R512.62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2（b）-0124-02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種由乙型肝炎病毒（HBV）引起，以肝臟炎性病變為主的難治性傳染性疾病，在我國發病率高，嚴重危害人民健康。臨床上治療乙型肝炎的方案甚多，但療效不一，隨著近年來核苷類抗HBV藥物的相繼上市，給該病的抗病毒治療提供了多種選擇。本研究對我院2011年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藥情況進行統計分析，以期為臨床合理用藥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隨機抽取我院2011年1～12月的診斷為慢性乙型肝炎的門診處方每月60張，共計720張，按照藥品分類、用藥頻次、用藥數量以及聯合用藥情況，使用Excel表進行統計、匯總。根據《新編藥物學》[1]（第16版）及藥品說明書，采用藥物的主要適應證劑量、臨床用藥習慣并結合藥品說明書，確定藥品的限定日劑量（DDD值）；以藥品的總使用量除以相應藥品的DDD值求得該藥品的用藥頻度（DDDs）并進行排序。

2 結果

隨機抽取的720張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處方中，按藥品分類統計用藥頻次，其中，口服核苷類抗病毒藥使用人次最多。見表1。分別統計核苷類抗病毒藥的用藥頻次、用藥數量，并根據各品種的DDD值計算其DDDs，結果阿德福韋酯使用量最多，DDDs位居第1位。見表2。統計慢性乙型肝炎處方中核苷類抗病毒藥物的聯合使用情況，結果發現在436張核苷類處方中，單獨用藥375張，占86.01%；二聯用藥61張（拉米夫定+阿德福韋酯59張，干擾素+核苷類藥物2張），占13.99%。見表3。

DDDs情況

3 討論

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種由HBV引起的慢性傳染病，臨床對于該病的治療以包括抗病毒、免疫調節、抗炎和改善肝功能以及抗肝纖維化在內的綜合治療為主。其中通過有效地抗病毒治療可以減少乙型肝炎遠期發展成肝硬化和肝癌的概率，延長生命周期，提高生活質量[2-3]。目前國內外公認的有效抗HBV藥物有干擾素類和口服核苷類藥物。干擾素類藥物主要有α、β、γ干擾素以及長效的聚乙二醇干擾素[4-6]。核苷類藥物臨床上使用的主要有拉米夫定、阿德福韋酯、恩替卡韋、替比夫定等，該類藥物能有效抑制HBV的復制，同時伴有HBV-DNA 陰轉和ALT復常效果，減輕肝細胞炎癥壞死及肝纖維化，減少和防止肝硬化等并發癥的發生。

從結果表1可以看出，在門診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療中，核苷類抗病毒藥已成為抗HBV治療的主要選擇。分析認為，核苷類抗HBV藥物作用確切，服用方便，不良反應少，尤其適合門診慢性乙肝患者長期使用。而干擾素類抗病毒藥由于不良反應發生率高，患者耐受性差，且需要注射給藥、冷藏保存，長期使用不方便。

在核苷類抗病毒藥物中，阿德福韋酯DDDs排序第1位，拉米夫定位居第2位，與文獻報道基本一致[7]。拉米夫定是上市時間最早的核苷類抗HBV藥物，但近年來研究發現，長期服用易導致YMDD變異。據報道，拉米夫定初治1～5年導致HBV的YMDD變異發生率分別為24%、38%、49%、67%、70%[8-9]。臨床研究結果證實，阿德福韋酯能明顯抑制耐拉米夫定HBV的復制，治療拉米夫定耐藥患者有效[10]。而且近年來隨著國產阿德福韋酯的上市，藥品價格進一步降低，減輕了患者長期治療的成本，因此使用日趨廣泛，是我院目前臨床上使用量最大的核苷類藥物。

從表3可以看出，目前我院門診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療以單藥使用為主，聯合用藥主要是拉米夫定與阿德福韋酯的聯合，適用于拉米夫定導致的HBV變異而產生耐藥的抗病毒治療。臨床研究證實，聯合應用2種以上核苷類藥物或核苷類藥物聯合干擾素制劑，均可降低核苷類藥物治療的耐藥率[11-13]。隨著核苷類藥物的廣泛臨床應用，針對耐藥基因突變和臨床耐藥的逐漸增多，抗HBV藥物的聯合應用也將日趨增多。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核苷類抗HBV藥物已經成為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療的主要手段，其中阿德福韋酯是我院臨床上最常用的核苷類藥物，用藥方案以單藥抗病毒治療為主，聯合抗病毒治療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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