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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公共財政框架的建立，非稅收入已成為政府財政性資金的重要來源，從表1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性資金的相對規模雖然穩中有降，占到財政性資金的約近四分之一，但絕對規模卻逐年擴大，在調節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它為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供給資金運作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它所體現出的公平思想也是公共財政體制的應有之義。但是，非稅收入的自身特點又決定了相對于稅收收入而言，非稅收入運作中主觀因素較強，操作規范程度較弱，所以迫切需要強化對非稅收入的征收、預算、使用等各個環節的管理。

我國非稅收入管理中的問題

（一）收支管理不到位

現行收費體制是收費主體支配收費資金，即“收支掛鉤”。目前，收費資金收支掛鉤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差額返還，收費單位將收費資金實行專戶儲存之后，財政部門統籌5%-20%的比例，分批返還給收費主體，收得越多，返還的越多。二是全額返還，財政部門根據收費單位編制用款計劃將專戶儲存的全部收費資金分批撥付給收費主體。這種收支掛鉤的收費體制與單位利益聯系緊密，為保住和擴大既得利益，各部門競相行使分配職能，收費規模日益膨脹。

（二）預算管理不規范

雖然政府財政部門按照相關規定建立了綜合財政預算制度，但預算內外“兩張皮”現象依然存在，大量非稅資金并未實際納入預算管理，甚至國家已明確規定應納入預算管理的一部分非稅收入，仍游離于財政預算管理之外，使得非稅收入在使用過程中“漏出”嚴重，使用效率低下，財政“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宏觀調控能力減弱。此外，目前我國部門預算的編制仍沒有擺脫“基數加增長”的做法。人為因素較多，沒有一定的科學依據。

（三）資金管理不完善

現行我國非稅收入資金的管理是“誰收取，誰所有，誰使用”的政策，加上有些單位財務制度不健全，內部控制機制落后，各資金所有單位支配使用非稅收資金基本上不受限制和約束，造成極大的使用低效率甚至是違法違規濫用。同時，由于會計制度的一些漏洞，使得資金運行使用的信息反饋缺乏透明度，主要表現有少記非稅收入，少記歷年結余，記賬科目太粗，私設小金庫等。

（四）監督機制不健全

非稅收入支出雖有的納入預算管理，但與財政內撥款相比，這部分資金的預算編制比較粗化，大部分非稅收入回撥資金支出安排存在較大隨意性，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對管理中出現的違規行為也缺乏強有力的約束。

完善非稅收入管理的相關對策

確立政府非稅收入新理念。完整的政府預算，由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共同構成。要逐步淡化預算外資金概念，確立非稅收入是財政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新觀念，給非稅收入以“所有權屬國家，使用權歸政府，管理權在財政”的定位；把規范政府非稅收入管理與加強稅收管理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消除非稅收入的認識誤區，樹立全局意識，把非稅收入管理置于財政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全局之中，推動政府非稅收入管理改革。

完善票據管理。在征收管理方面，為了強化非稅收入管理，以票據為“龍頭”，實現以“票”管“收”是票據管理改進的目標。推行非稅收入新型財政票據體系具體改進措施：首先，由財政部門設立票據管理機構專司票據，規范和統一政府非稅收入票據。其次，強化票據管理機構的管理功能，不但要加強票據發放的管理，而且要延伸管理范圍，加強其使用管理，建立票據領購、稽查、核銷制度。從源頭上規范非稅收入執收行為。再次，建立以計算機網絡為基礎的票據信息系統，實現對票據的印制、發放、填開、繳交、核銷的全程監管，實現非稅收入“單位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管理模式，從而達到“以票管收”的目標。

建立綜合財政預算管理模式。在預算資金管理方面，實行財政綜合預算，按照政事分開的原則，實行非稅收入使用上的分類管理，改進行政、事業的預算管理方法。積極探索非稅收入按項目安排資金的新型預算管理方式，實現非稅收入分配權集中于政府財政的管理目標，保持預算的完整性，并按照資金性質實行分類管理。

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在使用管理方面，非稅收入使用須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所有政府非稅收入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管理后，對政府非稅收入用于人員工資、基本建設、購買性支出及其他專項支出，實行由財政直接支付。資金使用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支付到商品和勞務供應商或用款單位。用款單位按照批復的部門預算和資金使用計劃，向財政國庫支付執行機構提出支付申請，財政國庫支付機構根據批復的部門預算和資金使用計劃及相關的要求對支付申請審核無誤后，向銀行發出支付令，并通知央行國庫部門通過銀行進入全國銀行清算系統實時清算，財政資金從國庫單一賬戶劃撥到收款人的銀行賬戶。減少資金撥付的中間環節，防止挪用資金，提高政府非稅收入使用的透明度和效率。

加大對非稅收入的審計監督力度。審計監督的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對問題的披露和查處，還在于對效率導向的指引，推進依法、高效理財，促進公共財政的建立和完善。實行非稅收入征、管、審相分離。審計、財政和監察部門應對非稅收入的項目、收費內容、收費票據及收支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有違反政府非稅收入征收管理的，應依據《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給予行政處分。形成一個以政府財政為主體，物價、審計、監察等部門和執收單位相互配合的監督模式，建立部門協調配合、多環節相互銜接、全過程跟蹤監督的監督機制，確保非稅收入依法征收，應收盡收，嚴格征管，規范運作。

一攬子配套措施跟進。非稅收入無序膨脹、管理失控與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轉軌時期各方面的改革制度規范不協調。因此需從根本上治理好非稅收入，并使其進入規范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為此，本文提出如下一攬子配套改革政策建議：進一步完善分稅制，授予地方政府充分的收入自，譬如發債權，建立起完善的地方稅體系，建立科學、規范、公平、公開的轉移支付制度；轉變政府職能，消除機構冗余和人員膨脹；確立非稅收入的法律地位與框架：規范和完善非稅收入征收與使用及其財務會計的法規制度，加大法律法規的立法進程，特別要加快《非稅收入管理法》的制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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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稅收入是政府參與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形式,屬于財政資金范疇。廣義地說,非稅收入是指政府通過合法程序獲得的除稅收以外的一切收入,具體來看,主要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社會保障繳款、財產經營收入、出售商品及服務收入、罰款和罰沒收入、贈與收入、特許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及其它收入等。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使用“預算外資金”的概念和口徑。在國家正式文件里,最早出現“非稅收入”一詞是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財政國庫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即財庫[2001]24號文件中。其后,《關于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及2009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提出要“確實加強各種非稅收入的征收管理”,2009年5月的《財政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監察部、審計署關于加強中央部門和單位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收入“收支兩條線”管理的通知》的(財綜[2003]29號)文件中,第一次對 “非稅收入”概念提出了一個較明確的界定:“中央部門和單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收取或取得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罰款和罰沒收入、彩票公益金和發行費、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等屬于政府非稅收入。” 這種從“預算外資金”到“非稅收入”的轉變,標志著我國在建立公共財政體系、規范政府收入機制上認識的深化。

非稅收入與預算外資金相比,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非稅收入是按照收入形式對政府收入進行的分類;預算外資金則是對政府收入按照資金管理方式進行的分類。現在提非稅收入概念,表明隨著預算管理制度改革(部門預算和綜合預算的實施)和政府收入機制的規范,可以逐漸淡化預算外資金概念。目前非稅收入的主體還是預算外資金,但有相當一部分非稅收入已經被納入預算內管理,今后的改革目標是要隨著部門預算和綜合預算的深入推進,將預算外資金全部納入預算管理。

二、我國非稅收入的現狀、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 基本情況和存在的問題——非稅收入數額大、征收主體多元化、管理欠規范

建國初期,我國預算外資金主要是為數較少的稅收附加和零星的收費收入。1953年,預算外資金只有 8.91億元 ,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 4.2 %.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全國預算外資金為347億元,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 30.[，！]6 %;在體制轉軌和財政分權改革的過程中,我國預算外資金迅速膨脹,非稅收入在整個政府收入體系中的地位由“拾遺補缺”,演變為占據“半壁河山”,成為與預算內收入、稅收收入并駕齊驅的財力資源。1992年預算外資金為 3855億元 ,相當于當年預算內收入的 97.7% .1993年調整口徑后,預算外資金收縮到相當于預算內1/3左右,但增長仍迅速, 1996年預算外資金決算數為 3893億元 ,仍相當于財政收入的一半。

根據下表反映的情況,我國非稅收入由1978年的960.09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4640.15億元,增長了4.83倍。 由于轉軌過程中,還存在大量的既非預算內也非預算外的灰色財力(制度外收入),但是考慮到其法律地位的不合理性,此估算結果中并未將其納入“非稅收入”規模。

即使這樣,根據上表數據,我國非稅收入占財 政性資金的比重在1985年為42%,1990年達到了50%,世紀之交也在接近40%的水平。

我國非稅收入超常規膨脹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地方層次。例如湖南省2009年非稅收入總額達到278億元,相當于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1.36倍;而且從增長速度也超過地方財政收入,1998-2001年,該省非稅收入分別較上年增長15.25%、9.22%、13.22%,比同期地方財政收入的增幅分別高出5.33、3.01和6.89個百分點,比同期各項稅收的增幅分別高出10.55、4.76和6.46個百分點。廣東省2009年預算外資金收入達499.42億元 ,比上年增長36.6%,占一般預算收入的41.56%,但考慮到非稅收入的口徑比預算外資金的概念要大,其非稅收入所占的比重要也要超過50%.非稅收入大于稅收的情況,在經濟發達的地區一般要平緩一些,這可能是因為經濟發達地區政府地方稅源相對充裕,不必像欠發達地區的政府那樣,要更大程度上依賴非稅的途徑籌資。

地方非稅收入的過度膨脹和無序混亂有其直接的體制背景。收費主體多元化、管理政出多門。現行地方收費主體主要有地方財政部門、交通部門、國土管理部門、工商部門、衛生監督部門、

公安、司法、檢查、城建、環保、教育等管理部門,每個部門都有收費名目,而且一個部門收取多種費,同時管理上職權分散,亂收費的現象較為嚴重。盡管經過多年對收費項目的清理、減并、撤銷,根據財政部綜合司的有關數據,2000年全國性的收費項目仍有200多項,2009年為335項,地方每個省的收費項目平均在100多項目以上,其中仍不乏有不合理和欠規范的收費項目。此外,更嚴重的是,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向企業和居民的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仍然屢禁不止,秩序混亂,有的地方和部門的收費罰款甚至沒有基本的標準,由具體執行人員掌握,收多收少、收與不收彈性大,隨意性強。再有,盡管有關收費規定對收入的用途有明確規定,但由于監管上的疏松薄弱,許多費用存在收用不符。 (二) 原因分析

體制轉軌是我國非稅收入膨脹的大背景。非稅收入(尤其是預算外非稅收入)的產生以是以統收統支財政管理體制的打破為背景,其發展則以體制轉型時期各類經濟主體釋放其長期受到抑制的自主性與創造性的強烈需求為依托,其無序膨脹則是以轉軌時期監督和約束機制薄弱為基本條件。

在轉軌過程中我國政府收入來源渠道多元化、非稅收入迅速增長的原因相當復雜,其中既有體制性因素,也有非體制性壓力。歸納起來,成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分權式改革連帶出了事權財權化意識,激活了原先受壓抑的局部利益,中央各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機構總是試圖通過多渠道籌資來落實自己擴展了的事權。改革過程中自上而下逐步把經濟管理權分散給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其目的在于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促進發展的積極性并加快實現區域經濟結構的升級優化。與此同時,政府各部門也強化了自己的事權。中央政府在向地方、部門分散事權的同時,相應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資金分配能力。一方面,由于預算內稱之為收入上解或支出補助的轉移支付存在較嚴重的非客觀性而苦樂不均、“鞭打快牛”,因而地方政府就不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預算內資金的轉移支付上,而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擴張預算外資金和非預算外資金,走非規范之路來落實資金以履行職能(職能合理與否姑且不論)。另一方面,由于各部門并不愿僅通過政策的制定、調整權來樹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希望利用實實在在的資金分配權來強化自己的地位,因此,各部門的預算外資金和非預算外資金也快速膨脹。事權趨向于演變為財權,財權反過來又支撐事權擴大。

第二,各級政府間彼此戒備,盡可能擴大不納入體制約束的資金。轉軌時期,我國先后進行過四次較大的財政體制改革(1980、1985、1988、1994年),每次改革的目的都包括規范政府間財政資金分配原則并強化各級政府的協調。應當看到,改革效應是遞增的,初始目的的實現程度逐步加深,但也必須承認,各級政府間的彼此戒備和算計從未消除。其根源在于,“一級政府、一級事權”規則的存在勢必促使各級政府維護本級利益并盡可能擴張收入,而已有的制度規范遠不足以保證上下雙方利益邊界的清晰和穩定。在確定政府間財力分配時,決策中往往是上級說了算,下級只能提建議,并沒有實際決策權。這樣,下級政府 干脆就把資金劃到預算外乃至制度外。正是因為政府之間的資金分配尚未走入法治化和客觀、公正、合理的道路,各級政府盡可能通過擴張預算外收入和非預算收入來不斷加大自己的可支配財力。當然,這種情況在經歷了1994年比較徹底、具有突破性的財稅改革之后,已有所改變。

第三,“正稅”的稅源流失較嚴重,導致預算內資金增長乏力,迫使各級政府通過非規范之策籌措預算外、體制外資金。我國的名義稅率始終遠遠高于實際稅率,各種納稅主體都在通過多種辦法規避稅收,稅收征管機構依法治稅水平和努力程度也低于合理標準,因而偷漏稅和越權、濫行減免稅普遍存在,預算內收入難以隨經濟發展同步增長。這也使各部門、地方政府傾向于通過收費和自主政策來籌措所需資金來緩解收支矛盾。

第四,政府系統各部門、各權利環節在本位利益驅動下,通過擴張可供他們掌握支配的預算外收入和非預算收入,來尋求其福利最大化。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政府系統及財政供養的事業單位幾度出現“創收”,其方式手段五花八門,除創辦出來的經濟實體要以種種方式對政府部門的權力環節上交部分收入之外(這種情況即使在名義上雙方“脫鉤”之后,仍普遍存在),也包括巧立名目直接收取各種“費”,以“辦公(辦案、辦事等)需要”為名索要錢物,等等。所有這些政府系統創收而來的收入,一部分歸入預算外,另外相當可觀的一部分,曾歸入“制度外”。在非稅收入在部門、單位收支掛鉤的情況下,利益驅動尤甚。收費資金收支掛鉤大致有兩種形式:一是差額返還。收費單位將收費資金實行專戶儲存之后,財政部門扣除10%一30%的比例,分批返還給收費主體,收得越多,返還的越多;二是全額返還。財政部門根據收費單位編制用款計劃將專戶儲存的收費資金分批撥付給收費主體。近年在推行“收支兩條線”改革之后,還有不少暗中的“掛鉤”關系。這種收支掛鉤的收費體制,使收費的多少與單位的福利水平、個人收入息息相關,這是收費過多過濫、膨脹不止、企業和居民不堪重負的重要動因。

第五,在我國經濟轉軌變型時期市場、技術和體制諸條件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必然發生某些公共產品向“半公共產品”乃至私人產品的轉變,使公共產品邊界模糊漂移,進而公共服務與商業邊界相應模糊漂移,不同性質的收費魚龍混雜,于是原本就具有擴張非規范收入動機的政府部門及權力環節,更借勢巧立名目增加收費,擴張這類收入。

第六,根據現行政策規定,行政事業性收費實行中央和省級兩級管理,按隸屬關系分別由國務院和省級物價、財政部門組織實施。其中項目管理以財政部門為主會同物價部門;征收標準以物價部門為主會同財政部門;涉及到農民利益的重點收費項目需報經國務院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同意;政府基金則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管理。在一些相關文件中還賦予了地方政府審批附加費、建設費的職權。這種相互交叉、多頭控制的運行機制,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執行起來漏洞很多:一是把收費項目和標準管理分開,收費管理和政府性基金分開,人為地割裂了收費管理的內在聯系;二是行政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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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4年起，人們期待已久的燃油稅改革歷經十四年“千呼萬喚始出來”。這是當前我國稅制改革中繼增值稅轉型改革后出臺的又一項重大舉措，對社會許多行業及人們的生活將產生重大影響，但對委屬企業經濟指標的影響不明顯。

一、 燃油稅改革基本內容

2008年12月18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實施成品油價格和稅費改革的通知》。通知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成品油稅費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價外征收的公路養路費、航道養護費、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水路運輸管理費、水運客貨運附加費等六項收費，逐步有序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同時，將價內征收的汽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每升提高0.8元，即由每升0.2元提高到1元；柴油消費稅單位稅額每升提高0.7元，即由每升0.1元提高到0.8元；其他成品油消費稅單位稅額相應提高。

燃油稅改革就是將現有的養路費轉換成燃油稅，實行“捆綁”收費。這種燃油稅制實質上是通過將養路費“捆綁”到油價上，將每輛汽車要交的養路費轉換成稅費，在道路等公共設施日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體現了“多用多繳，少用少繳”的公平原則。它利用稅收杠桿引導燃油消費者節能減排，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于國于民是利大于弊的好事情。

二、關于燃油稅的稅負及征收問題

1、燃油稅占汽油零售價34.6%

目前，世界發達國家已經普遍實施燃油稅。美國對汽油征收30%的燃油稅，英國稅率是73%項目管理論文，日本稅率是120%，德國稅率是260%，法國稅率是300%。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燃油稅稅負大體為40%左右，韓國、印度、新加坡、俄羅斯、中國香港和澳門的汽油零售價格中燃油稅所占比重分別為31.5%、52.1%、26.1%、44.2%和39.3%。

我國成品油消費稅改革后，稅在汽油和柴油零售價格中所占比重將分別達到34.6%和30.7%，仍低于周邊國家和地區燃油稅稅負的平均水平。

2、燃油稅通過生產環節征收

目前我國90%以上的成品油是由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兩大集團生產的，燃油稅通過生產環節征收，納稅人和稅源相對集中，可以降低征納成本。如果在批發和零售環節征收，核算比較復雜，同時容易造成稅收大量流失。

此外，在生產環節征收成品油消費稅，還可以促進中央與地方政府理順分配機制。成品油消費稅是從原屬于地方收入的養路費等轉化而來的，改革后先作為中央稅，再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將收入分配給地方，有利于進一步規范政府收入行為，加強監管，保證成品油消費稅收入專款專用。

3、燃油稅從量征收多用多繳

從國際來看，燃油稅的征收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從量征收，二是從價征收。從量征收，由所使用燃油的量多少來決定，使用量大的，自然需要多繳，如美國、加拿大等國；而從價征收，即以現有成品油價格為基準按一定的比例征收，并根據油價變動而浮動，如德國。

這次稅費改革采取從量征收主要是為了形成稅收與油品價格變動沒有直接關系，只與用油量多少直接關聯的機制，而且成品油消費稅從量征收比較簡便站。

三、燃油稅改革對四大行業的影響

2009年1月1日，《成品油價稅費改革方案》將開始實施，對與此相關的汽車運輸、石油化工、汽車、航空航運等四大行業影響各不相同。

1、汽車運輸業：費用明顯降低

燃油稅改革對汽車運輸業而言，將減少公路養路費、公路運

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三項費用支出，大幅度降低運輸成本。以河北省一輛25噸的貨車為例，每月每噸養路費190元，養路費月支出4750元；公路運輸管理費、公路客貨運附加費每月1500元左右，三項費用合計6千余元，全年可降低費用7-8萬元。

2、石油化工: 煉油毛利由虧轉盈

由于國家和地方都沒有含稅油的總量數據，石油商通常會減少含稅油量而增加非含稅油量。這樣項目管理論文，本來隨著國際油價的下降而相應下調的國內成品油價格，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保住了原來高價位，燃油稅改后，兩大石油集團業績會比大家預期的要好。同時，推進成品油價改，有利于長期理順價格機制。2009年國內煉油毛利將從-752元/噸上升至68.7元/噸以上，實現扭虧為盈。銀河證券認為，因為燃油稅改革的推出將上調中國石油2009年業績至1.05元，上調中國石化2009年業績預測至0.65元，。

3、汽車業: 小排量受益大

2008年前5個月，國產越野車銷量同比增長39.72%，進口越野車更是增勢迅猛。缺乏稅收等經濟調控手段正是高油價背景下“耗油大車”仍大行其道的原因。而燃油稅的推出，行業對于中小排量車型、柴油車型以及新能源汽車的研發與生產將有所傾斜，也將給一些具有先進動力技術的生產企業帶來空前的機遇。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擁有家庭轎車的私家車主而言，在考慮稅費支出時可以計算稅費平衡點的行駛里程。改革后按河北省標準，每月可減少養路費支出105元，年節約1260元。由于每升汽油增稅0.8元，按百公里耗油量10升測算，稅費平衡點為每月行駛1312.5公里，即月行駛超過1312.5公里，燃油稅大于養路費;月行駛不超過1312.5公里，燃油稅小于養路費，與改革前相比費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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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籌劃規律》一書是蔡昌教授多年從事稅收籌劃研究和實踐操作的結晶，該書總結了有關稅收籌劃實務運作的規律、技術與技巧。書中對企業如何開展稅收籌劃進行了規律性的探索，把歸納演繹的研究范式引入稅收籌劃的研究和實踐操作，極大地豐富了稅收籌劃的理論架構，總結了稅收籌劃在微觀層面的實務操作技術,能夠有效地指導企業的財稅管理活動。是國內第一本總結稅收籌劃運作規律的務實性書籍,可以幫助讀者快速掌握稅收籌劃規律、28種操作技術，達到移植智慧思維，創造非凡成功的效果。

作為稅收籌劃領域的后起之秀，蔡昌教授對稅收籌劃有獨特的見解。《中國稅務報》稱其為“用第三種眼光看稅收籌劃”：“稅收籌劃是企業管理的當然構成內容，不能離開企業的整體戰略來談籌劃，籌劃應服從企業的整體戰略。成功的籌劃離不開理論的指導，理論必須與企業的實際問題結合，在共性中尋求每個企業的個性方案，我們把這種認識稱為用第三種眼光看籌劃。”

蔡昌教授認為：“稅收籌劃是致用之學，其實踐性很強，歸納和研究稅收籌劃規律是一種捷徑，可以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隨著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和日趨復雜，稅收籌劃運作逐步深入到企業的多個層面，籌劃方案的系統性、技巧性要求越來越高。許多好的籌劃方案源自于一種靈感，大氣磅礴，渾然天成，看不到一絲雕琢的痕跡。”

本書并不拘泥于稅制結構和稅收政策的細節，而是把稅收籌劃放到一個更為開闊的空間里，從更普遍的意義上探討了稅收籌劃的運作規律及其實踐應用的范式，從更深層次上提供了一個理解稅收籌劃與企業戰略、經營模式、產權重組、資本結構、資產定價之間彼此影響的分析框架，視角獨特而新穎，帶給大家一種清風撲面的感覺。

[經典案例]:

空調房屋捆綁銷售

卓達房地產公司開展“購房屋，送空調”促銷活動，但這種銷售模式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假設房屋銷售價格為30萬元，空調價格為8000元。銷售房屋，房地產公司要按照銷售不動產繳納5%的營業稅，30萬元的房屋銷售收入要繳納1.5萬元營業稅。贈送的空調視同銷售，繳納增值稅，征收率為4%，8000元空調要繳納320元的增值稅。同時，房地產公司還要為得到空調的個人代扣代繳1600元個人所得稅。因此，采用這種促銷方式，房地產公司每出售一套房子就要多繳納稅金1920元。

很多商家經常采取“買一送一”或“買二百送三十”等方式銷售商品，在選擇促銷方式時，很少考慮到不同促銷方式之間稅負的差別，往往是到該繳稅時才發覺稅負重，于是一些企業以偷逃稅方式降低稅負，面臨嚴重的涉稅風險。如果企業通曉各種促銷方式的利弊，事先進行籌劃，采取規避措施，就有可能達到既促銷，又不加重稅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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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環境成本核算的重要意義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經濟步入了快速發展軌道，但是，資源環境也日益受到破壞。強化企業環境成本核算與控制對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1 是社會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環境為企業提供了生產的資源，同時環境質量的優劣又影響著企業的生產經營方式。離開了生態環境系統的支持，社會經濟活動將無法進行。社會經濟在發展中創造大量財富，同時又使生態環境系統發生結構和質量變化。可持續發展是在經濟增長、生態環境和資源儲備三者間尋求發展的均衡，它以“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為原則⑴。進行環境成本核算，以環境成本為尺度對生態環境系統進行補償是社會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2 是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的需要

合理準確地核算環境成本是對其進行有效控制的基礎。確認環境成本核算范圍，對其進行計量，形成成本報告，從而進行嚴格控制是環環相扣的過程。企業主動追求生態效益，獲取綠色比較優勢，是企業順應綠色潮流，擴大出口，參與國際競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重要途徑。環境成本核算不能單純以降低環境成本來獲取“成本比較優勢”成本管理論文，亦不能僅僅為了獲取“綠色比較優勢”而制定過高的環境標準，應當權衡分析二者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最終實現的是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3 是彌補傳統成本理論缺陷、完善環境成本理論的需要

傳統的成本理論只反映生產中的直接消耗，反映能夠以貨幣計量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的耗費，而環境的消耗破壞沒有計入成本。這不僅導致了利潤的虛增和稅收的虛夸，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導向企業注重短期利益、用犧牲環境和透支未來以換取經濟的增長⑵。環境成本理論認為，環境資源是稀缺的，理應賦予一定價值并進行損耗補償。將環境成本理論補充到傳統成本理論中，使商品的市場價值較為準確地反映由于經濟活動所造成的資源環境的代價，有償開發使用環境資源將會使資金的流向集中到環境成本較低的方向。

二、企業實施環境成本核算的障礙分析

我國實施環境成本核算己經具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實施環境成本核算不僅是必要的，而且非常迫切，但我國的壞境成本會計實踐還非常少，當前我國還存在諸多障礙，制約了環境成本會計在我國的發展與實踐。

1 觀念障礙

（1）地方政府官員錯誤的政績觀與發展觀

“唯GDP論英雄”是不少地方政府工作的指導思想，綠色GDP沒有獲得地方政府普遍支持，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綠色GDP作為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需要有微觀的企業環境會計核算作為基礎⑶。不少地方政府官員認為，經濟發展不上去，餓著肚子談環保就是一句空話，先污染后治理，已經被西方國家反復論證了許多年，要發展工業都逃不過這一劫。這種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2）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忽視環境生態效益

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經濟組織，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成本越低，利潤就越大。而如果企業考慮環境成本的話，總成本就會提高，利潤就會降低，企業的經營者當然不愿意考慮環境成本了。企業經營者為了保證經營業績實現，企業的經營者可能也會忽視環境問題。

對實施環境會計核算也缺乏動力。

2 制度障礙

（1）環境資源市場尚未建立

環境資源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就要通過環境資源市場配置于最能發揮其作用的行業。環境資源市場的建立，將為企業獲取環境資源提供了最佳場所和途徑，同時也為以成本和價值為確認和計量對象的環境會計的推行奠定了基礎。但是，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環境資源市場，這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想是格格不入的成本管理論文，這不僅有礙于全社會環境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且也不利于環境成本核算的有效實施。

（2）環境（成本）會計法律制度還不健全

我國開展環境成本核算的研究起步比較晚，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才引進環境會計理論。90年代，我國逐漸開展了對“綠色GDP”的研究，進而延伸至環境（成本）會計理論與方法。我國現行的會計準則、財務通則、行業會計制度、財務制度以及中國證監會的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執行的信息披露規則和準則，總體看來，這些法規對環境成本問題基本上沒有涉及。

3 技術障礙

（1）環境成本的確認障礙

會計核算系統的首要問題是會計確認問題。環境成本基本確認標準可以參考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第5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對基本確認標準的描述，如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和可靠性等。但是由于環境會計要素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很難借鑒。我國目前還沒有制定《環境會計準則》，資源、環境、生態方面的法律法規也不很很完善，全國范圍內只有廢水、廢氣排放物等幾項國家標準，雖然有關部委己下達通知要求盡快制定有關環境資源的規章制度，推進“三綠工程”，但這與環境成本核算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因此環境成本要素的確認具體標準就是缺失的。

（2）環境成本的計量障礙

會計計量是根據被計量對象的計量屬性，選擇運用一定的計量基礎和計量方法對符合會計要素的事項進行貨幣量化的過程，其目的是確保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相關性。計量屬性和計量單位的選擇取決于外部經濟環境、人們對會計計量作用的認識程度、經濟管理對會計信息的需求，以及計量技術手段的發展等條件⑷。在環境會計中，由于環境成本和環境收益不能通過市場進行交易，因此也就沒有市場交易價格，所以，單純以交易價格為前提就不能作為環境會計計量屬性。目前環境成本計量的方法有歷史成本法、防護費用法、恢復費用法、法院裁定法、比例法等等。由于環境成本計價方法多種多樣，計量對象的多變性也使得在計量方法的選擇上有時會帶有較強的主觀性。

（3）環境成本報告的障礙

環境成本披露的模式和內容的不確定形成了環境成本報告的障礙。環境成本報告的模式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是環境成本信息與現行會計報表合并披露，另一種則是編制環境成本報表或者環境成本報告書的方式單獨披露環境會計信息。對于這兩種披露模式的選擇和設計，目前會計界還存在許多爭議，尚未達成共識。就內容而言，不論哪種形式，應包含哪些項目，哪些是必須披露項目，哪些是選擇披露項目，也未形成統一的標準。

三、加強企業環境成本核算的建議

1 對政府官員加強科學的政績觀和發展觀教育

科學的政績觀就是既要看政績給眼前帶來的變化，又要看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影響，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后人的評判，其實質是用可持續發展的標準評價政績，對社會和歷史負責。貫徹科學發展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成本管理論文，必須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落實到每個單位，要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

2 對企業的管理者加強企業的社會責任觀教育

社會責任觀是以社會為著眼點，企業的目標除了追求經濟利益外，還應盡可能地維護和增進社會利益。企業不能因為片面強調社會責任而忽視經濟責任，企業也不能因為片面強調經濟責任而忽視、逃避社會責任。2000年全球18個跨國公司制定了“社會約束”的生產守則(即社會責任標準)，其中保護環境就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中國企業要進入世界經濟市場并和國外企業經營接軌，就必須在理性共識的基礎上認同該標準所體現的核心理念，并積極參與其中，從而，應對全球范圍內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所帶來的挑戰。

3 充分發揮資源市場的調節作用

政府應抓緊建立健全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環境資源市場，徹底改變傳統的環境資源使用模式，優化環境資源配置。健全的環境資源市場，可以促使環境資源配置于社會最急需又適合的行業和部門，最大限度地發揮環境資源的價值，促使環境資源自身價值的完全實現和社會價值的增值，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 加強和完善環境會計立法

環境成本核算是環境會計的主要內容之一。要實施環境會計核算，必須以法律、法規的形式確定環境會計的地位和作用，使環境會計有法可依，使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有統一的標準。借鑒丹麥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我們應該采取的做法是：第一，將環境會計核算和監督列入《會計法》，以法律形式確定環境會計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制定環境會計準則，將涉及環境的內容列入會計要素，擴充報表體系。第三，設立環境會計制度，即依據會計準則所規定的有關環境原則設計會計制度，使環境會計具有實際可操作性。

5 明確環境成本的確認標準，合理計量環境成本

環境成本是依照對環境負責的原則，為管理企業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而采取或被要求采取的措施的成本，以及因企業執行環境目標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包括污染補償成本、環境損失成本、環境治理成本、環境保護維持成本、環境保護發展成本等。從環境經濟學角度把環境成本分為外部環境成本(社會成本)和內部環境成本(私人成本)⑸。

環境成本的計量單位不能僅限于貨幣，必要時可用非貨幣比，如實物來計量；環境成本的計量基礎既可以用傳統的歷史成本，還可以用機會成本、邊際成本、替代成本、公允價值等；其計量方法要考慮環境資源具有效用性、稀缺性、替代性、非交易性等特點。環境成本由于所涉及的內容復雜，其不確定性更為突出成本管理論文，因而要做到絕對精確是比較困難的。環境成本的數據雖然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并不排除它對決策的有用性。隨著計量技術的發展，隨著它反映和控制的內容性質界定越來越清晰，它提供的信息將會越來越精確。

6 完善環境成本信息披露模式

環境成本信息批露宜采用編制壞境會計報表或者環境成本報告書的方式單獨披露環境成本信息，而不是環境成本信息與現行會計報表合并披露的方式。如果采用與現行會計報表合并方式披露環境信息，可能會出現有些企業利用環境信息調整企業利潤，以達到避稅或者上市等目的，而且環境信息和財務信息合并報送容易引起混亂，導致報表使用者對財務會計信息的錯誤理解。

四、結束語

我們對企業環境成本的研究，分析環境成本核算存在的各種主觀、客觀障礙，提出各方面的解決對策，就在于要引導、監督企業自覺地保護環境，減少污染，培養企業環保意識，通過對環境成本形成過程中各因素的控制，合理利用資源、減少資源耗量、減少廢棄物排放量，進而減少環境成本，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協調企業發展與環境效益之間的關系，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環境效益的雙贏。

參考文獻

⑴張薇，環境成本定義辨析---兼論環境成本核算的困境及其出路，[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

⑵劉建勝，廖珍珍：略論企業環境績效評價指標，[J] .企業活力，2010（10）

⑶岳希宇，我國全面實施環境會計的障礙與對策研究，[D].武漢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⑷，李建發：《現代環境會計問題、概念與實務》第一版[M] 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篇（6）

一．研究述評及問題提出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重要動力機制。在我國，產業政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導向性作用，是我國經濟發展體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核心支持機制。對于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金融學術界的重視。1970年以來出現的金融發展理論系統研究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金融發展在理論上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1][2]，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論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20年來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金融發展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于產業結構問題的探討，就我國國內而言，談儒勇(1999)[7]運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對兩者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我國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相關關系，叢林(2002)[8]、張金瑞(1990)[9]、莊衛民(2003)[10]等分別對技術進步、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問題展開了探討，揭示了技術進步對產業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支持機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較為系統地探討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問題，為國內學者展開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導性作用。對于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探討，已經成為國內金融學術界的研究熱點，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剛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龔仰軍（2002）[12]等主要從宏觀視角探討了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并局限于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宏觀考察，沒有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劃分，來深入揭示金融支持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機理。顧海峰（2010）[13][14] 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進行了劃分，并構建了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整體性框架，該框架理論認為，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過程，應包括金融支持產業類型的優化選擇、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等過程。其中：產業類型的優化選擇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前提條件，產業結構合理化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中間環節與重要保障，而產業結構高級化才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最終目標。而顧海峰（2010）[15]則討論了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演進的對策問題。

本研究認為，產業優化選擇的主要目標是從低附加值的一般性產業樣本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因此，從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過程來分析，產業優化選擇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重要前提條件。特別是國家進入“十二五”時期工商管理論文，隨著國務院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彰顯出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與實現背景下，本研究針對“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與對策”問題展開深入探討。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于：在金融發展視角下，以分析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與思路為切入點，針對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在此基礎上，選取上海市作為區域樣本，分別從政策性金融層面與市場性金融層面系統性地提出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對策。本研究將為政府制定科學高效的產業發展政策與金融財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決策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二．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與思路

（1）產業優化選擇的原則

①比較優勢準則。區域比較優勢基準的理論來源于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爾—俄林資源稟賦學說。雖然在區域各個時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區域都具有某種資源的相對優勢，但某一區域不可能同時具有各個方面的相對優勢，這客觀上要求重點發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對優勢的工業部門。區域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必須突出產業的地域屬性，即強調與外部環境的適應性。

②產業關聯準則。根據美國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提出的產業關聯度原則，優先考慮那些對較多產業有帶動和促進作用的產業。在他的《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依據投入產出的基本原理，對產業間關聯度與工業化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研究中發現，任何一個產業部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過供需關系與其他部門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并形成產業鏈條，產業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效應。產業關聯度越大，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就越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越大。

（2）產業優化選擇的思路

產業選擇的思路就是基于產業發展潛力指標，來實現從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篩選功能。其中，發展潛力標準包括三個方面內容:

①技術進步潛力。20世紀50年代，索羅運用著名的索羅剩余計算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大于資本的增長和勞動力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繼索羅之后，羅默、赫爾普曼等又進一步建立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內生模型。在發達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世紀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論文，80年代以來已經達到60%-80%。一般主要從科技進步速度、科技勞動者比率、勞動生產率上升率等指標來衡量產業技術進步的程度。本研究選用技術進步速度作為衡量指標，其中：

科技進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推導所得， Y/ Y 為產業產出的增長率，K/ K為資本投入增長率，L/ L為勞動投入的增長率，α、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的產出彈性。

②市場增長潛力。本研究選用需求收入彈性，作為衡量產業市場發展潛力的指標。所謂需求收入彈性是指某種產品的需求增長率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之比，反映隨著國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對各產業最終需求的變化，收入彈性大于1的產業和產品，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國。只有需求收入彈性大的產業，在未來的發展中才能占有較高的市場份額，獲得較高的利潤。

③增長表現:本研究選用產值增長率作為衡量產業增長表現的指標。

本研究通過給科技進步速度、需求收入彈性、產值增長率等指標社定一定的評價權重系數，即可得到任何產業的加權平均值，該數值就反映了每個產業的發展潛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過選擇加權平均值比較高的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就是本研究設計的產業優化選擇的戰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

產業優化選擇機制包括具有明確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間接干預的政策性選擇機制和市場性選擇機制。無論在何種機制下，金融都會發揮重要作用，因為產業選擇的過程就是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的過程，需要金融的資金形成和導向機制來實現。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機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選擇機制和市場性選擇機制。其中，政策性選擇是指在政府通過直接或間接干預來實現產業選擇時，金融的支持作用體現在通過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適當干預使金融資源流向優質產業，促進產業類型結構的優化配置。市場性選擇是指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使金融資源流向邊際收益高的優質產業。兩種產業選擇機制并非是對立的，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產業選擇也要通過市場性選擇來實現，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

本研究認為，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金融資源的初次優化配置來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優化配置的過程。也就是說工商管理論文，通過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從一般性產業樣本的順利遴選目標。需要說明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占據政府產業目錄的比重大小，完全取決于金融資源在產業優化選擇過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以及下面將給出的金融支持對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其直接關系到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效率問題。本研究認為，金融支持產業選擇功能的實現應通過政策性金融和市場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共同完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應逐步提升市場性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作用程度，充分發揮市場性金融對產業選擇的作用機制，使我國市場性金融更好地發揮產業選擇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須重視政策性金融的產業選擇作用，特

別是關注政策性金融對那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無法獲得市場性金融支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國際上各國產業政策的實踐證明，在任何發達國家產業政策實踐中，市場機制作用總存在“失靈”的階段或范圍，一旦出現市場機制作用“失靈”的階段或范圍，政策性金融就要發揮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如圖3-1所示。從圖上可以發現，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和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之間相互協調作用，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工商管理論文，保障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順利實現。

圖3-1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圖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政策設計

產業優化選擇的目標在于從處于低附加值狀態的一般性產業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必須強化金融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應體現政策化扶持原則，這種政策化原則不僅體現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體現在市場性金融方面中國。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選擇的思路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或政府間接干預金融市場等手段，來引導金融對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活動，從而實現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功能，優化上海產業選擇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遴選效率。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方面給出支持政策：

（1）政府應積極引導政策性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比較全國各個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產業生態環境、金融生態環境等優勢，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潛力水平指標值很大，但因其處于發展初期而導致產值較低的發展水平，這時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

①通過本研究提出的產業發展潛力指標評價模型，政府從中選取產業發展潛力指標居前的若干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然后重新對選出的若干產業進行反復比較篩選，確定上海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②一方面，政府積極引導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政策性銀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貸領域參與對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性信貸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應引導政府全資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擔保機構積極開展對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擔保業務，通過擔保方式來支持上海已確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

（2）政府應采取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這是通過政府干預商業性金融活動來實現產業選擇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標，也屬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疇。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發展初期所表現出的低產值產業發展水平，難以滿足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性金融資本的信貸要求，如果信貸利率過低，則損害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利益，如果信貸利率過高，則戰略性新興產業難以接受高啟的融資成本。這時工商管理論文，政府應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通過補償市場利率與商業性金融機構發放給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實際貸款利率之間的差異部分，來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支持上海的產業選擇活動。

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首先，政府對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信貸支持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等商業銀行，實行財政補貼或貼息，引導商業銀行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信貸支持活動；其次，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來引導商業性擔保機構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擔保。再者，政府通過財政補貼或貼息方式，來引導信托機構、金融租賃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參與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活動。

（3）政府應通過制定地方性產業政策，來積極引導資本市場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并購活動，并利用資本市場強大的資金支持功能，從而有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資本市場的金融支持。

具體的政策支持流程為：政府制定地方性產業政策，明確對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給予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收優惠，并引導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功能，通過增發或配股方式來并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營企業股權，一旦并購成功，意味著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得到了資本市場的資金支持。

四．市場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優化選擇的政策設計

市場性金融支持上海產業選擇的思路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手段，來引導市場性金融對上海產業選擇的支持活動，從而實現上海市場性金融支持產業選擇的功能，優化上海產業選擇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轉換效率。市場性金融支持活動必須基于市場化原則開展金融支持活動，這明顯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預原則的政策性金融。具體而言，主要從以下方面給出支持政策：

（1）政府應積極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推進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良好協作機制的構建，并充分發揮上海地方性金融組織在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體的政策支持組成體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應積極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金融環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動的開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態環境工商管理論文，政府要加強企業的誠信建設，發起建立企業誠信信息數據庫，確定企業的信用等級，公布企業的信用執行狀況，為金融信貸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對于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獲得市場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為金融信貸風險的發生，不僅僅取決于產業（項目）本身，還取決于信貸主體（企業）的誠信狀況。

②政府應積極推進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機制，良好的銀企協作機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貸風險的發生。商業銀行信貸是基于風險內部化的，如果沒有貸款抵押或質押標的，則商業銀行將承擔全部風險，根本無法實現風險的轉移與分散功能，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承擔載體往往處于發展初期而無法提供足夠的貸款抵押或質押標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業銀行與貸款企業之間存在較大的信息不對稱，商業銀行出于風險控制而放棄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提供貸款。于是，由政府推進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組織與企業組織之間的良好協作機制，對于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已顯得尤為重要。

③政府應充分發揮上海地方性金融組織在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方面的示范性作用。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呈現低產值發展水平狀態，難以獲得一般商業性金融機構的青睞，而這時作為市場性金融機構的上海城市商業銀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賃公司、上海財務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機構，在堅持市場化運作原則下，優先為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當然，這需要政府的引導與協調，因為政府畢竟擁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機構的控股權，所以這樣的政策性協調、市場化運作機制對于支持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論文，也是容易操作的，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還可為其他非地方性商業金融機構參與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活動啟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導作用中國。

（2）地方性產權交易市場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應盡快建立與完善上海的產權交易市場，形成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資金引導機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載體企業可能因無法獲得銀行信貸支持而缺乏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這時，如果上海具有一個完善的產權交易市場，則載體企業可以在產權交易市場通過企業產權的轉移，使擁有資金實力的新股東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支持載體，從而有助于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建立與完善上海的產權交易市場，實際上為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了一種直接融資的可行路徑，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建立與完善，有助于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資金引導機制的形成，也是對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間接融資的重要補充，拓展了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融資渠道。政府應盡快進行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籌建工作，上海產權交易市場的籌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產權市場的參與主體、產權市場的交易標的形式、產權市場的交易標的的評估與定價、產權市場的交易規則、產權市場的監管制度等交易監管政策，并提供科學有效的交易風險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軟件、固定的交易場所、專業化運作的工作人員等一系列軟硬件設施。

五．結論與展望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的過程應包括產業選擇、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三大過程，其中，產業優化選擇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合理化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比例結構的優化配置，產業結構高級化過程的主要功能是實現產業技術結構的優化配置。而在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整個過程中，產業優化選擇過程的主要目標是從低附加值的一般性產業樣本中，遴選出具有高附加值潛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因此，產業優化選擇過程是實現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目標的重要前提，而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實現必須依賴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討區域性產業優化選擇的金融支持機理與對策問題。本研究構建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機理性架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和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對產業優化選擇的支持過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論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是通過市場性金融支持機制作用于信貸體系與資本市場體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產業優化選擇的過程，就是通過政策性金融支持體系與市場性金融支持體系之間相互協調作用，通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保障產業優化選擇目標的順利實現。該研究成果將為政府制定科學高效的產業發展政策與金融財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論指導與決

策參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升級對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戰略意義是顯而易知的，在國家關于培育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要現實背景下，加強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金融學學術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別是進入“十二五”時期，國務院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的出臺，彰顯出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為了更好地指導戰略性新興產業政策制定的科學性與高效性，從事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無疑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本研究成果將為這一重大課題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礎，為金融學術

界繼續深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鋪墊。

篇（7）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論文格式模板。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實現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戰略意義。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在區域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其培育與發展過程中會遇到諸多難題，對這些難題的認識深度和解決程度在很大意義上決定著這一事項的進程。因此，深入探討這些難題，就具有了尤為突出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

二、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破解的難題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準確把握其內涵，擺脫過去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是制定科學的城市發展戰略規劃的重要前提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城市增長極，它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核心在于創新的發展和關鍵核心技術的掌握。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很多城市的高速增長是通過對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過度使用與高消耗、對土地和水等稀缺資源的大量占用與開發、對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的高排放來實現的。粗放式的發展道路已經給城市的后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后遺癥。例如，造成了嚴重的產業結構失衡。從2003年以來，針對部分產業的過快擴張，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的盲目發展，國務院相關部委進行了嚴厲的調控。事實上，相關產業的結構失衡與城市的粗放發展直接相關。房地產業的過快發展，在拉動鋼鐵、水泥、建材等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既導致了產業結構的畸形發展，也直接導致了由于大量的耕地被占用而使得農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損害。再如，城市的粗放式發展還導致了投資與消費的嚴重失衡。投資的快速增長與消費，尤其是國內消費的持續低迷形成鮮明對比，既造成了產能的非理性擴展，也為國民經濟可持續化的發展埋下了隱患。此外，粗放式的城市發展，還導致了城鄉差距的日益擴大，以及社會事業的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總之，日益嚴峻的環境代價、高度失衡的城市發展速度與能源消耗比率、資源的過度開采與利用、土地的大量被占用……無不彰顯著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給經濟與社會發展帶來的日益凸顯的弊端。

與此相對應，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則是通過充分利用城市現有和潛在的優勢，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產業發展模式集約化的演進路徑中，推動資本與產業的融合、產業與創新的融合、創新與發展的融合，進而實現城市發展由要素驅動向資本驅動、創新驅動的升級。

第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關鍵在于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與發展。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都把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作為戰略重點，把推動科技創新作為重要的戰略投資，把發展高新技術及產業作為帶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突破口。新興戰略性產業，作為各區域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產業布局，提高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選擇，已經逐步被納入各地的發展戰略規劃之中。事實上，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有效舉措，而且對于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城市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項目管理論文，實現科學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其將會成為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鑒于此，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亟需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為契機，充分發揮其所特有的：長期穩定并廣闊的市場前景；關鍵核心技術的掌握，良好的經濟技術與社會效益；產業關聯度高，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產業鏈條長；以及能有效兼顧一、二、三產業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等諸多特點，推動傳統的高投入、高排放、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粗放型產業發展模式向集約式、低碳型、高附加值和高效率型產業發展模式轉換，實現統籌規劃產業布局、結構調整、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提高發展效率和創新能力，培育區域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全球新一輪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國際分工中提升區域的主導權與話語權論文格式模板。

第三，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重點在于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協調共進。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項目管理論文，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兼具新型性、戰略性與增長性等多元化特點，在動態中把握均衡，是實現城市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環節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主要體現在：其區別于過去一般意義上的粗放型城市增長極。它強調科學技術對城市發展的支撐力，矚目于社會事業的協調共進，通過創新的發展與產業的升級演進，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與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從而使城市發展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廣闊發展前景的若干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戰略性，主要體現在：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無論是從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還是從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等領域，都是對過去長期沿襲的發展路徑的重大變革。這一變革的長期性、歷史性與艱巨性決定了其發展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作為城市發展的方向，其所有具有的戰略意義與時代價值則是不可忽視的。因此，要將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作為一項長期的歷史戰略任務加以統籌規劃，既不能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也不可半途而廢。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增長性，則主要體現在：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依然是城市的發展與增長。而城市的發展與增長則主要體現在：經濟的發展度、對外的開放度、人民生活的滿意度、社會的和諧度、發展路徑的可持續度等諸多領域。因此，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離不開城市的發展，并且與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密切相關。

總之，兼具新型性、戰略性與增長性三者于一體的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項目管理論文，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改革當前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制，實現考核標準的動態化、科學化，是實現城市和諧發展的重要保障

公共選擇學派將政府看作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地方政府作為整個政府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也有其自身利益，包括地方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內部的部門利益和地方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等。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論文格式模板。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項目管理論文，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2]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三、結語

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戰略性”和“增長性”，對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充分重視并發揮其所具有的發展模式的新型性、發展期限的戰略性以及發展目標的增長性，以戰略眼光，進行戰略思維，作出戰略規劃，實施戰略舉措，創新工作模式，借助強勢城市（城市群、城市帶）的出現、優勢區域的形成，多措并舉的推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以此來實現區域資源的共享、城市之間優勢的互補，進而實現區域互惠雙贏、協同發展的目標，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培植內生驅動力。

參考文獻

篇（8）

中圖分類號：F015；F8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法》的頒布和實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動力源于對中國通貨膨脹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國外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的學習。當時，研究中國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周期的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貨幣創造的變動是通貨膨脹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貨幣創造的變動是源于彌補財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據上述理論邏輯，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議：若要保持價格水平穩定，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盡管理論邏輯沒錯，但是綜觀對制度變革前通貨膨脹周期的經驗研究，我們發現，他們并不是以一個充分體現該邏輯并有著豐富內涵的跨期理論框架――財政主導型制度為基礎的。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邏輯及局限

Brandt等(2000)認為，非充分的經濟分權和中央政府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通貨膨脹周期的制度根源。他們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允許非國有企業進入。但由于沒有承諾的硬預算約束下的非國有企業相比有承諾的軟預算約束下的國有企業有著明顯的效率優勢，因此，享有金融分權的國有銀行就有激勵把貸款貸給非國有企業，從而放大了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產出增長率缺口。這樣，為了維持對國有企業就業增長的承諾，中央政府就必須給予國有企業轉移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分權導致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權又剝奪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貸資金給國有企業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貨幣創造。正是貨幣創造直接導致了通貨膨脹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之所以下降而出現通貨膨脹周期，是因為對貨幣創造存在最大值的考慮和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的擔憂，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貸資金配置的權力。貨幣創造減少，通貨膨脹下降。我們認為：這個解釋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沒有意識到中央政府發行國債也是彌補轉移支付的一種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視了中央政府在國債、信貸、財政收入、財政支出和貨幣創造之間進行跨期選擇的可能以及這種選擇對通貨膨脹周期的含義。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沒有對引起貨幣創造的因素進行徹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釋通貨膨脹周期。因為，除了給國有企業的轉移支付會導致財政赤字外，還存在其它導致財政赤字的因素，這些因素都有可能導致貨幣創造。綜合以上考慮，我們認為，政府跨期預算方程才是解釋通貨膨脹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及其檢驗框架

財政主導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們展示該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預算方程。經過簡單推導，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跨期預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釋中國通貨膨脹周期時，為什么還需要對跨期預算方程進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討論的制度背景賦予了銀行信貸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一種方式的合理性。經過變換，我們容易得出如下的經過修正的跨期預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銀行信貸的現值和鑄幣稅的現值之和。 其含義是，給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負債實際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減少，那么，鑄幣稅的現值就必須增加以保證跨期預算方程成立。或者說，給定基本盈余和銀行信貸的現值，如果貨幣當局試圖降低今天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和鑄幣稅肯定要上升。

從歷史上看，通貨膨脹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獻專注于對赤字對貨幣增長的影響做經驗估計。但是否存在財政主導性，正反兩方面的證據都有（沃升，2004）。有一種反對此類實證文獻的觀點認為，將貨幣增長對赤字做簡單回歸，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來評估格蘭杰因果關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對未來貨幣增長的預測信息），這都忽視了跨期預算平衡所蘊涵的關于稅收、債務和鑄幣稅長期行為的信息。跨期預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債務存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赤字成分和債務存量之間的這種聯系限制了開支、稅收和鑄幣稅的時間序列行為，而這表明對這些變量行為的實證建模應當采用向量誤差糾正模型（VECM）。一個可借鑒的文獻有Bohn(1991)。不過該文獻考慮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稅收和鑄幣稅之和）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而非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之間的協整關系，因此，就不能直接顯示政府赤字和鑄幣稅或通貨膨脹的關系。考慮到實際需要，我們認為，只要構造經過銀行信貸修正的赤字、鑄幣稅和上期期末實際債務三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礎上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就可以檢驗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對中國1981―1994年期間通貨膨脹周期的解釋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選擇1981年作為考察期的始點，是因為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復發行國債年。

三、FTPL的經驗合意性、檢驗策略及其制度變革的方向

（一）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FTPL）及其相關概念界定

第一種：Leeper意義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認為，通貨膨脹永遠只是一種貨幣現象只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立，這個條件就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對Leeper中的政策性質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定義：積極型貨幣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系數超過1，否則是被動型貨幣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積極型財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稅收對債務的反應力度不足以支付實際利息成本，否則為被動型財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定義取決于Leeper的模型結構，對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質的具體定義將會有所區別。在上述組合下，財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作用，對價格水平的決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組合（簡稱為PM/AF），則通貨膨脹不完全是一種貨幣現象。其中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的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以非傳統理論所預期的結果在起作用指緊縮性\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導致的未來高\低通貨膨脹現象。這是一種傳統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價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這就是Leeper意義上的FTPL。以上兩個組合是在可使一個模型經濟獲得局部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的意義上定義的，又常被稱為“政策誘導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第一定義比下面的第二定義更加適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還存在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Creel等（2006）認為即使貨幣政策是積極的，積極型財政政策依然影響著價格水平，只不過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經過擴展的Leeper意義上的FTPL：只要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它都將在價格水平決定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種：基于政府現值預算約束的定義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不是約束，而是均衡條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債務或政府負債（政府債務加基礎貨幣存量）期初的名義值與價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實際基本盈余加鑄幣稅的現值。，則該理論就是FTPL或被稱為非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個隱含前提是貨幣政策必須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認為，所謂自主的貨幣政策就是不直接對財量作出反應，而是直接對非財量作出反應。否則，貨幣政策就從屬于財政政策，這樣，現值預算約束完全可以通過當前或未來的鑄幣稅來平衡，這就意味著通貨膨脹依舊是一種貨幣現象Sargent 等（1981）曾對此情形加以探討。。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歸為李嘉圖制度的范疇即上文中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都屬于李嘉圖制度。。基于以上考慮，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Woodford，1996， 2001）。當實際基本盈余外生變動時，政府現值預算約束得以實現的機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僅在上述Leeper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意義上給出FTPL的三個機制。我們給出的機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積極型貨幣政策意義上來探討FTPL的三個機制。或許，從這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義比第一定義更具一般性。更詳細的比較參見Woodford (1995)的注腳12和30。：其一，貨幣政策內生變動貨幣存量―創造鑄幣稅，以使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盡管在自主性貨幣政策的隱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并發現了第一機制不重要的證據。然而，我們不應試圖以比較三個機制的相對重要性來懷疑財政政策在價格水平決定中的重要性，因為第一機制只是內生于由財政擾動所影響的價格水平，而不是相反，這一點受啟發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財政沖擊導致的不可預期性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以減少（或增加）未清償的政府負債的實際值；其三，政府債務應付實際利息成本的變動。

若認為政府現值預算約束是個必須滿足的約束，則價格水平由自主性貨幣政策決定，而財政政策只是被動地滿足這個約束，這種情形常被稱為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從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則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圖制度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預期均衡解。同樣，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也可由兩類搭配構成，第一類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第二類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它們將分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和不可決定性理性預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經驗上，只要真實世界中出現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和積極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種，則FTPL將被證實，否則被證偽，此時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將被證實。

（二）FTPL的經驗合意性

之所以認為FTPL而不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具有經驗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實的邏輯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實行自主性貨幣政策時期，而FTPL所探討的正是自主性貨幣政策下的財政政策決定價格水平的機制。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銀行執行被動型貨幣政策時期的正式依據為：謝平等（2002）和蔡輝明（2005）認為在1992―2001年間中央銀行執行的是被動型貨幣政策；樊明太（2004）給出了1992―2003年間以三大利率工具（銀行間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估計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為被動型貨幣政策。第三，張茵等（2005）通過1985―2000年真實工業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兩變量的SVAR發現，總需求的一個正向沖擊也生成了通貨緊縮現象。這與Kim(2003)識別FTPL的條件完全一致。下面將給出Kim的識別條件。第四，與制度成熟的美國相比，用FTPL解釋中國宏觀經濟現象風險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認為，美國1979年之前的不穩定性通貨膨脹，可以不用太陽黑子均衡來解釋，建議用FTPL來解釋。因為在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搭配下，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而不必通過太陽黑子均衡去獲取一個自我實現性預期均衡。其中用太陽黑子均衡（被動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結果）解釋那段歷史的典型學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國而言，在主要以經濟增長速度指標作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政治激勵模式下，中國地方政府行為自然更多地表現為擴張沖動，進而傾向于選擇積極型財政政策，而這正好滿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必要條件。再結合被動型貨幣政策，可以實現惟一理性預期均衡解，借以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宏觀經濟現象。但遺憾的是，中國學術界至今還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實的邏輯推理還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話，下面基于正式檢驗策略所給出的正式經驗證據，將強化我們的信念。

（三）檢驗策略與正式經驗證據

方紅生（2008b）認為局部制度模擬的視角是現有檢驗策略中最好的一種，這方面的代表性論文還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識別條件是，若在一個系統中一單位正向稅收沖擊造成了實際利率的顯著正向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若為顯著負向反應或不顯著反應，則該系統所依賴的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從而被證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五變量VAR，其變量分別是實際GDP、實際財政收入、實際政府支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和實際政府債務；所用樣本為美國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適用性。Kim(2003)的識別條件是，若一單位總需求的正向沖擊或一單位總供給的負向沖擊造成通貨膨脹的逆轉現象（reversal）（指先高于穩態然后低于穩態的現象），即先為通貨膨脹時期后為通貨緊縮時期。則該系統所依賴的政策搭配是積極型財政政策和被動型貨幣政策的搭配， FTPL從而被證實，否則為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他所采用的實證方法是兩變量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其變量分別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用樣本是美國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實證發現是，FTPL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適用性，而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兩個樣本期間最具有適用性。雖然上述兩位學者在他們共同的考察期內的發現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基本肯定了20世紀90年代是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時期。因此，同時采用以上兩種方法是鎖定制度類型所在時期最穩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變量VAR和Kim（2003）的兩變量SVAR方法，方紅生（2008a）發現了以下從不同角度支持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在中國適用的正式經驗證據：（1）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實際利率對于一單位的實際稅收正向沖擊的反應為正；（2）不僅顯著存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而且還顯著存在產出擴張和衰退的交替脈沖反應過程。由于數據限制，我們的考察期間僅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變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點理由，我們認為，中國第二次制度變革方向是基于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的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第一，根據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預期穩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并存的現象；第二，Woodford(2003)通過嚴密論證后發現，只有貨幣主導型李嘉圖制度指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實現價格水平穩定；第三，我們在經驗上證實，中國現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動型貨幣政策與積極型財政政策的搭配。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認為，經過修正的財政主導型制度和價格水平決定的財政理論可以分別對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兩個時期的通貨膨脹史進行解釋，其中前者源于對既有經濟學文獻的綜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實為基礎的邏輯推理和最新正式經驗研究。本文的一個重要現實政策含義是，要實現價格穩定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中國務必要進行第二次制度變革，其方向是以積極型貨幣政策與被動型財政政策搭配為基礎的貨幣主導型的李嘉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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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 Hongsheng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篇（9）

勝利石油管理局財會系統現有在崗人員1 800多人。近年來，企業在推進財會隊伍的職業化、精細化、復合型建設，培養思想作風過硬、業務素質精良、德才兼備的財會隊伍方面，進行了一些積極有益的實踐和探索，為油田企業的穩定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有力的人才支撐。

一、財會隊伍建設方面的主要做法

（一）適應新形勢，不斷調整完善財會隊伍體系

1.適應體制機制變化，調整財會隊伍組織架構

油田重組上市之初，財務管理實行“三級核算，四級管理”模式，為減少核算層級，從2002年開始，集中財務資源，減少核算層級，變二級財務科為財務資產管理中心，撤銷三級核算單位，將三級財務人員行政工資關系上轉到財務資產中心，根據實際情況，委派財務人員到三級單位參與管理和監督。將原財務結算中心的資金結算業務和財務監督業務進行分離，突出財務監控，實現職能轉型。財務組織架構的優化，為提高財務管控效率提供了組織保障。

2.適應市場環境變化，調整財會隊伍人員結構

隨著油田外部市場戰略的提出，勝利局外部市場規模迅速擴大。2011年外部市場收入占全部收入的44.86%；國內外部市場形成了以新疆為主的西北市場和以四川為主的西南市場；海外市場形成了以中東、中亞、北非、美洲、東南亞五大區域市場。為適應市場變化，提出要像重視外部市場一樣重視外部市場財會隊伍建設，領導思想上重視，機構設置上考慮，政策上傾斜，待遇上優厚，著力建設一支與勝利局市場戰略相適應、相匹配的高素質財會隊伍。勝利本土市場，是財會隊伍的“主陣地”和“大本營”；國內市場，是企業重要的生存空間，配備了300多名財會人員，參與財務管理、招投標和項目運作；國際市場，是企業生存空間的有效延伸，根據項目需要配備了33名既能駕馭語言和財務專業知識，還熟悉國際商務規則、慣例和國際貿易的一專多能財會人員，參與海外項目生產經營、財務管理、商務談判等諸多環節。人員的充實到位，構建了適應勝利本土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財會隊伍格局，較好地滿足了外闖市場的需要。為了更好地適應國際化、市場化的需要，從生產經營領域選拔60多名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充實到財會隊伍中，初步建立了復合型的財會管理隊伍，其中25人具有雙職稱。

3.適應一體化要求，搭建一體化平臺，促進一體化交流

適應一體化管理要求，我們著力構建和形成了“一個預算管理委員會，一個經濟活動分析平臺，一套精細管理、挖潛增效措施和標準，一套內控制度，一體化考核”的一體化財務管理體系，以實現資金、資產、投資、成本、市場等資源的有效配置。著力推進上市、非上市人員的經常流，促進勝利油田的一體化發展。近年來，對上市、非上市兩個財務處之間、機關和下屬單位之間以及下屬單位之間進行了交流。其中處級和科級之間相互交流24人，一級與二級單位之間交流21人。通過換位置實現換位思考，切實增強了財會隊伍的大局意識和共同發展意識。

4.適應優化結構需要，科學選拔和儲備人才

在財會后備干部的選拔和任用上，不分上市、非上市界限，拓寬選拔渠道，發現和儲備干部，建立財會人才梯隊。從2007年開始，對二級單位的總會計師崗位，探索建立公開競聘方式選拔處級干部模式。在全油田范圍內先后分三批選拔二級單位總會計師，通過筆試、業績評價、面試、綜合考評等多個程序，從500余名參選人員中遴選出30多名業務能力強、綜合素質高的財會人員擔任二級單位總會計師。同時還從相關專業中選用一批人才，充實到財會隊伍中來，進一步拓寬了選人用人渠道，激發了財會隊伍活力，增強了隊伍后勁。

（二）以職業能力建設和精細財務管理為重點，努力提升財會隊伍素質和能力

1.加強財會隊伍的培訓

根據不同的市場環境，進行有針對性的重點培訓。勝利本土市場，培訓重點是加強財務與生產經營的融合及財會人員業務能力的提高，著力提高財務管理的效率和質量；國內市場，重點培訓提高財會人員參與招投標、項目管理和獨立作戰的能力；國際市場，培訓重點是加強對國外語言、合同、稅收、金融等方面的能力。我們按照不同管理需求，采取基礎培訓與提升培訓相結合的方式，分層次有重點的進行培訓，提高培訓的效率和針對性。2007年以來，先后舉辦各種繼續教育培訓班160多期，總會計師業務提升班26期；舉辦16期英語和小語種培訓班，培養220人；先后舉辦了22期涉外合同、稅收法規、物流、金融等專業知識培訓班。在培訓中學習，在學習中成長，在成長中進步，財務人員的綜合素質得到明顯提升。

2.強化崗位練兵，增強財會人員復合能力

建立掛職鍛煉和基層聯系點制度。油田機關與二級單位采取下掛、上掛等方式，每年選派10名以上財會人員進行掛職鍛煉；建立各級財務人員定點聯系基層單位制度，動態掌握各單位生產經營情況，及時反映基層問題。促進財務管理向生產經營延伸。我們定期組織生產經營、定額造價等方面的專家給財會人員授課，財會人員下基層了解生產運行，通過財務管理與生產流程的結合，使財會人員能夠較好地把握成本控制的關鍵節點和效益提升的關鍵環節，切實增強了財務工作能力。用好經濟活動分析平臺，提高分析決策水平。目前油田已形成上市、非上市一個平臺，“財務部門牽頭、業務部門具體分析”、“分專業、分專題、分重點”展開的經濟活動分析模式。通過分析，使財會人員在對生產經營狀況“體檢”和“會診”的過程中，提高了決策水平，逐步成長為財務的專家、管理的行家。

3.多措并舉，建立學習型組織，開展學術研究

建立履職報告制度。要求二級單位總會計師和財務中心主任，每半年就工作開展情況形成自己的履職報告，向所在單位主要領導做一次匯報，并書面報油田財務部和組織部門，進一步增強了財會人員管家理財的責任和意識。建立總會計師例會制度，定期組織召開財務管理經驗交流會。通過集體討論，相互交流工作，相互啟發，提高管理水平。開展合理化建議活動，積極獻計獻策。我們在系統內開展了合理化建議活動，并納入油田整體合理化建議工作體系。近三年來各級財會人員共提出合理化建議750多項，獲得局級以上成果的有32項，另外有530多項成果被各單位采納應用。開展會計業務拉力賽，營造生動活潑的學習氛圍。從2008年開始，在全局范圍內舉辦了會計業務知識拉力賽，通過分站比賽和總決賽，財會人員對財經法規、財務管理、內控制度掌握更加牢固。參加集團公司會計知識大賽。2010年集團公司組織的“中石化會計人員知識大賽”活動中，勝利局通過培訓和層層選拔，選拔出7人參加了中石化華東片區的比賽，其中4人進入集團公司總決賽個人前五十名的排名，其中2名同志分別取得了中石化集團個人第五名及個人第十名的優異成績。搭建財會人員業務交流的平臺。勝利局每年定期組織財務系統經驗交流會和財務管理論文研討會，通過交流與研討會的形式，促使二級單位培養財會人員在工作的同時，注重對問題解決方法的思考，注重業務處理經驗的積累和提煉，促進財會人員綜合能力的提高，培養財會人員動手、動腦、動筆的習慣，推進學習型組織創建，培養和選拔優秀人才。三年來在《會計之友》、《財會通訊》、《中國石化財會》等雜志80多篇。

（三）以財會業務發展和管理手段轉型為平臺，著力打造適應財務管理精細化和效益化的財會隊伍

隨著資金集中管理信息系統（TMS）和會計集中核算信息系統的實施，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的手段發生了質的變化，財會人員的職責也由原來的以會計信息獲取、記錄和報告為重點，轉為以資源有效利用、生產經營過程優化、業務精細化等價值管理為重點的財務管理方面。適應財務管理方式的變化，財會隊伍建設重點也轉向培養財務管理精細化和效益化的財會人員。

1.通過細化預算和嚴控成本，培養財務人員“細”和“實”的工作作風

在油田一體化預算管理委員會指導下，管理局從2010年開始推行全面預算管理，開展了以精細預算編制，精細預算管理，提高預算執行力為重點的預算管控模式，取得了很大成效。成本管理上依托全員成本目標管理，油田開展了系統節點管理、區塊成本管理、單井成本預算管理、對標追標、項目組運作等精細化管理措施，加強成本消耗控制，夯實成本管理基礎，提高成本競爭優勢，確保挖潛增效任務完成，全面提高成本管理水平。通過預算、成本管理的“細”和“實”，培養了財務人員的精細化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2.通過優化資金管理、做好稅收籌劃和提高資產管理效益，培養財務人員優質和高效的工作理念

資金管理上從研究政策，優化資金源頭流入開始，充分發揮資金集中管理優勢，統籌資金運行，通過優化資金占用和債務結構，控制貸款規模，優化結算流程，來保障資金安全和高效運行。稅收籌劃從單位成立、公司注冊開始進行稅收籌劃研究，對生產經營過程做好引導，做到合理節稅。資產管理以摸清家底，實現資產保全效益為基礎，通過加大資產調劑使用力度，最大限度發揮閑置資產使用效益，實施資產運營情況跟蹤分析制度等工作，提高資產運營效益，實現整體資產保值增值的目標。通過資金、資產管理的“優”和“效”，培養了財務人員當家理財的能力和素質。

3.通過精細會計核算和風險防控管理，培養財務人員的精細和防范意識

精細核算是精細管理的基礎，會計核算要在統一核算標準的基礎上，從業務處理流程入手，緊貼管理需求，扎實推進會計核算的程序化、規范化、標準化和精細化，不斷提升會計信息質量，為科學決策提供有力支撐。市場經濟環境下，防范風險是企業永恒的主題，要以內控管理為橋梁，積極構筑審計、內控、財務稽核、效能監察等多維風險防控體系，確保油田財務風險整體受控。通過規范和精細會計核算，培養財會人員規范處理經濟業務的意識和能力，通過多維風險防控體系的建立和實施，培養和提升財會人員的風險管控能力。

二、財會隊伍建設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多年來，財務系統通過有組織地培訓學習、考試取證、強化交流等措施，在隊伍建設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受全局人員配置、人才激勵等因素影響，與目前油田生產發展形勢的需求相比，隊伍建設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影響著整體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從隊伍總體情況的分析來看，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財會隊伍年齡結構不合理，不能形成正常的隊伍年齡階梯

從全局目前會計人員年齡結構來看，40歲以上財務人員占財務在崗總人數的53%，30歲及以下人員只占財務總人數的7.6%，不能形成正常的人才年齡階梯結構，還有繼續惡化的趨勢。

（二）復合型人才短缺，不能滿足海外市場發展的需要

從勝利油田的情況看，目前已有33名財務人員被派到海外市場，從事財務管理工作，這些人員基本上能夠勝任語言、財務專業知識，還有國際商務規則、慣例和國際貿易談判等一專多能的需要。因海外市場快速發展的需要，還需要培養大批的復合型人才，充實到海外市場從事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工作。

（三）目前財務管理整體工作壓力大，財會隊伍一定程度上承擔了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的工作

隨著集團公司財務管理和會計集中核算等信息化手段的實施，油田目前的財會隊伍中，從事會計核算、會計稽核和會計檔案的僅占財會人員總數的7.62%。從事預算、成本、資金、應收款和存貨管理以及資產、內控、稅務信息和綜合事務管理的人員占總人數的85%。從事這些管理崗位的人員中，有很大部分的工作屬于企業財務管理和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業務，特別是生產經營管理的業務，隨著企業管理的深化和細化，財務人員承擔的工作量會越來要多。因此，現在各級財務管理機構都缺員。

（四）人才成長通道單一，人才發展的空間受限

目前財會人員的成長與發展，只能走行政崗位晉級一條路，由于崗位有限，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夠晉級到科長及以上領導崗位。這種人才成長模式，不符合“發展有空間，上升有通道”人才培養思路。

三、油田企業今后財會隊伍建設的思路重點工作

按照集團公司建設世界一流財務目標的總體工作部署，結合油田企業實際，進一步優化財會隊伍結構，著力提升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能力，今后財會隊伍建設的思路和重點工作如下。

（一）樹立四種意識，強化職業道德素質

作為財務隊伍建設，德和廉尤為重要。財會隊伍建設要注意對增強四個意識的培養。1.增強自律意識。廉潔從業，是財會人員職業道德的核心。身處經濟要害部門和關鍵崗位，要始終常懷律己之心，正確審視自己的崗位和正確把握自己的權利，樹立財務人員清正廉潔的良好形象。2.增強風險防范意識。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賦予財會人員的職責和內控制度要求，樹立風險意識，在執業過程中對崗位職責風險和外部環境風險把握清楚，自覺規范言行，防范和規避各類風險。3.增強主動意識。財會人員要把財務工作融入企業管理的全過程，變事后算賬為超前預算和過程控制，積極參與經濟運行過程的管理與監督，按照集團傅成玉董事長提出的從五個環節把握價值創造，為生產經營各個環節創造效益提供財務技術支持。4.增強責任意識。財會人員要在改革發展中當好主人翁，把本職工作納入促進油田科學發展和提高財務管理水平的大局中來謀劃和運作，不僅要立足本職當好管家，更要為管理和決策出謀劃策。強化職業道德作為財會人員從業的重要基礎，其中廉潔自律是財會人員從業的標尺。我們要繼續將職業道德、廉潔自律教育作為日常管理的重要內容，反復強化培訓，樹立職業道德和廉潔自律的自覺意識。落實領導干部個人重大事項報告、述學述職述廉制度，領導干部通過簽訂廉潔自律承諾書，自覺規范行為，筑牢職業道德防線，防止腐敗行為發生。

（二）加強隊伍作風建設，為財會工作提供強動力

繼續發揚勤儉節約作風。按照集團公司提出的“經營一元錢，節約一分錢”的理念，繼續發揚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工作作風，實施財務精細化管理，搞好挖潛增效活動，提高企業經營效益。弘揚精細化作風。大力倡導財務精細管理和精細持家的理念，積極引導財會人員立足崗位，著眼管理，推動細化預算編制，做實成本控制，精細會計核算，努力推進預算分解到單元、成本控制到單元、會計核算到單元，考核評價到單元的單元管理思路；在責任主體上細化到基層隊及班組；在重點費用項目上，建立成本項目組管理體制，為精細化管理奠定基礎、建立機制。發揚吃苦耐勞精神。油田企業經濟運行始終面臨經營壓力大、挖潛增效任務重等實際困難，這對財務工作和財會人員都是一個挑戰與考驗。要繼續發揚嚴謹細致、吃苦耐勞、腳踏實地、埋頭苦干的工作作風。堅持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以飽滿的精神狀態和扎實的工作作風，努力克服困難，干出一流業績。

（三）繼續改善財會隊伍結構，加強財會隊伍的知識化和年輕化建設

勝利局財會隊伍本科以上學歷的比例為47.46%，學歷總體比例偏低，財會隊伍中有兩個不同學科以上學歷和兩個不同專業職稱的復合型人才更少。財會隊伍的平均年齡為42.71歲，偏大的年齡結構已經不能適應高強度財務工作的需要。需要拓寬人才引進渠道，多引進一些新近畢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改善財會隊伍的知識結構和年齡結構。建議集團公司建立和完善財會人才培訓和成長的長效機制，規范人才培養渠道，能夠快速并長期培養各個企業財務管理急需的各種人才。

（四）適應“走出去”發展戰略需要，進一步加大涉外財會隊伍建設

進一步加大涉外財會隊伍建設，就是要根據“走出去”發展戰略的需要，對財會人員進行涉外稅務、法律、招投標和外語等知識的培訓，以提高涉外財務人員的知識結構和水平。涉外財會人員能力的提升，還需要做好“市場經營理念”和“國際化理念”的培養，以適應中石化“走出去”發展戰略需要。樹立市場經營理念和國際化理念，就是要熟悉市場規則，把握行業發展趨勢，以國際化的視野、國際化的標準來審視和改進財務管理工作，要從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和人員培養機制等方面入手，盡快與國際接軌，支持油田“走出去”快速發展的人才需要。

（五）適應“建設世界一流財務”的需要，引進高素質人才，培養復合型人才隊伍

“建設世界一流財務”是總部確立的一項嶄新的課題，“建設世界一流財務”的內涵就是要創造世界一流的財務績效，達到世界一流的財務管理水平，建成世界一流的財務管控體系。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依賴于建立世界一流的財會隊伍作支撐。建設世界一流的財會隊伍，需要引進適應市場化、國際化和精細化財務管理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建設世界一流的財會隊伍，要注重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可以通過以下兩個途徑進行：一是從生產經營行業選拔優選的非財務專業人才進行財務知識培養外，通過參加會計職稱考試，要求達到會計中級職稱，這種途徑需要的時間比較長。二是要更加注重從現有的財會人員中培養，通過舉辦工程技術、涉外合同、稅收法規、物流、金融等專業知識培訓班，培養國際化、市場化和信息化繼續的復合型人才，做到一專多能，滿足市場化、國際化財務管理對人才的基本需要。

（六）創建學習型組織，營造學習、學術研究氛圍，提升財會隊伍的整體素質

篇（10）

摘要：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自身增長對國民經濟持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其發生較大波動時會致使國民經濟同樣發展較大振幅，所以國家應針對性的對房地產經濟進行控制，使其在平穩發展的同時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以此保證社會正常發展和國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房地產經濟;中國;國民經濟

前言:

近年來雖然國家對房價進行了適當的控制，但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房地產業一直處于較活躍的狀態，而房地產經濟以房地產業為核心，是與其相關的生產、開發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所產生的經濟關系，是房地產經濟關系與其自身生產力的結合體，由此可見房地產經濟是我國的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其自身波動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必然會產生影響。

一、房地產開發投資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房地產開發投資即房地產業所有開發法人單位所投資開發的房屋建筑物、配套基礎服務設施及相關的土地開發工程及土地購置等方面的資金支出，每一方面根據具體的房地產用途及功能又可以細分，目前統計調查法是房地產開發投資主要采取的辦法，由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某時間段內社會建造和購置的固定資產超出500萬元以上的費用，所以房地產開發投資是其組成部分，據相關資料顯示1986年至1995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由3.2%上升至15.7%，處于快速增長的態勢，1996年至2000年雖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但在短暫下降后仍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恢復至15%，截止2014年其比重一直穩定在17%左右，而其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發展的貢獻率雖在1986年至1996年由7.7%下降至負值，但1996年以后貢獻率迅猛提升，至1999年達歷史最高峰值33.8%，近年來雖受金融危機影響，但仍有快速回轉的趨勢，所以其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間接計算，可以發現其對國民經濟增長也有重要意義[1]。

二、房地產生產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房地產生產主要指房地產業及其相關行業的生產活動，據我國行業分類標準顯示，房地產業主要包括以房地產為對象的開發經營、物業管理、中介、自有經營及特殊房地產五方面主體的生產活動，其每方面又可根據自身的性質及規模進行細分，屬于我國的第三大產業，而房地產生產增加值是我國國民生產總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衡量我國居民居住水平的重要標準，由于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賃住房之間的比率在同一國家不同時期及不同國家同一時期具有較大的差異，所以在針對房地產增長值計算時應結合居民自有住房服務的總產出和其實際的增長值等數據，增長值可直接由參與房地產生產活動的主體的具體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疊加計算獲取，而居民自有住房主要由其虛擬折舊決定，據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城鎮住房折舊率在2%左右，農村在3%左右，而經計算可以看出近年來房地產生產增長值一直處于快速提升的狀態，而且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呈上升趨勢，如1978年80億，占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2014年達33299億，占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6.0%，這與市場經濟體制參與居民住房條件消費的經濟體制有必然的關系，如果將1978年以后房地產業生產增加值代入房地產業增長值對經濟增長率的計算公式房地產業不變價增長值/不變價國民生產總值100%，可以發現1979年為1.7%，2000年為2.4%，2014年為4.3%，其整體呈現出穩定的上升趨勢，已經成為推動國民經濟上升的重要動力[2]。而房地產相關產業主要指房地產業發展所需的建筑材料產業，如鋼筋水泥業等;居民住宅性消費，如家電業;居民住宅服務，如物流業、金融業等，據資料顯示，2012年房地產業開發投資拉動相關產業增長值近43840億元，對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近24%，由此可見房地產生產中不論是房地產業自身還是其相關產業的增漲值都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房地產消費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

房地產消費即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用房消費及與之相關的服務消費的總和，由于居住環境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房地產消費在居民消費中占有較大份額，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國城鄉新建住房面積不斷增加，例如城鎮新建住房面積1978年改革開放時，其總數量只有3800萬m2，到2000年其總數上升到近5.5億m2，截至2014年以達到36.3億m2，農村新建住房面積在1978年改革開放時，其總數量只有1億m2，到2000年其總數上升到近6.5億m2，截至2014年以達到39.2億m2，1978年，我國人口有近10億，2000年我國人口近13億，2014年我國人口有13.2億，經過計算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人均住房面積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居民住房條件得到改善，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推動國民經濟增長[3]。另外，從居民消費支出結構中房地產消費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角度看，居民房地產消費主要包括購房、租房、住房維修、水電煤氣及其他相關支出，據相關資料顯示，2008年至2014年，居民房地產消費在居民總消費中的比重穩定于17%，占支出法國民經濟的6%左右，2008年以后至今，居民房地產消費支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009年4.1%，2010年2.6%，2011年2.8%，2012年3.2%，2013年3.3%，2014年2.9%，由此可見2008年以后我國居民房地產消費支出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相對比較穩定，如果將房地產開發投資形成的固定資本與房地產消費所創造的經濟值疊加，那么其對國民經濟中增長的貢獻率將更大[4]。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房地產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自身增長對國民經濟持續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當其發生較大波動時會致使國民經濟同樣發展較大振幅，所以國家應針對性的對房地產經濟進行控制，使其在平穩發展的同時創造更多的經濟利益，以此保證社會正常發展和國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升。

參考文獻

1、網絡經濟對國民經濟影響的經濟學分析姜巍浙江大學2003-11-15

2、國民經濟學課程教學模式改革探析包學雄;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0-15

國民經濟相關論文范文二：國民經濟核算宏觀經濟管理論文

摘要：地區間貨物及服務的流入流出問題是很多的核算人員關注的一個焦點。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計算GDP核算的一個準確性問題。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國民經濟

一、國民經濟核算對宏觀經濟管理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一)國民經濟核算的經濟形勢分析價值

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對國民消費支出的貢獻作用。反映國民消費支出的指標有很多，如居民最終消費占GDP中的比重、勞務支出指標等。這些指標數據可以有效的作為國民消費支出核算的原始數據，有很強的參考價值，能夠很好的反映我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另外，消費核算信息可以很好的反映居民消費中的構成比例，如食品以及通信類的支出份額。有了這種信息，就可以更好的倡導居民進行適當的消費支出，從而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穩步增長。國民經濟核算信息的詳實科學，能夠促進我國的稅務改革，了解當下消費熱點，樹立居民理性科學的消費觀。核算信息對宏觀經濟管理中居民的儲蓄與投資有很大的貢獻作用。在國民經濟中，投資儲蓄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庫存增加等指標，可以很好的分析當前的各種貨幣供給與需求狀況，了解我國的居民儲蓄在國內儲蓄中的地位，以及儲蓄對投資的貢獻率。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很直觀的了解政府投資與居民投資的比例關系，更科學的實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實際上，儲蓄、投資、稅收是聯系很密切的三個環節，對儲蓄與投資信息的嚴格審讀，有助于稅務部門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除此之外，儲蓄的變化狀況還可以反映我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相關的住房制度和醫療制度的改革成果。比如，在1991-1999年短短的9年間，我國城鄉居民的儲蓄傾向增長超過40%、農村居民的儲蓄傾向增長超過120%。

預期心理對消費需求的制約作用是顯而易見，分析其深層次原因：工人就業狀況糟糕、醫療制度以及住房制度不夠完善導致居民對未來隱憂加劇而讓銀行儲蓄增加。對此，相關的部門對我國的各個體制進行了適度的改革，讓居民放心消費。雖然，我國的社保制度不夠完善，這種局面在短時間內不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畢竟居民的消費心理需求有了適當的提高。國民經濟的核算，可以讓統計部門與政府部門有很好的參考依據，各個職能部門也據此制定出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從而促進我國居民儲蓄與投資的良性發展。國民經濟核算信息可以讓收入分配更加的科學合理。國民經濟的循環是一個系統而長期的過程，生產只是一個階段，對于最終成果的消費才是目的。不過，成果的消費并不是生產者一個人享有，而是要經過分配與交換的多個環節，才到達消費者手中。而國民經濟的核算就是要對消費品在分配與交換的各個環節進行統計與核算，這其中也包括對最終產品的使用情況。國民經濟的核算可以讓收入的分配更加的高效與科學，提升人們生產的積極性，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收入分配與國民經濟核算的框架要清晰合理，收入的分配要分層展開，有次序的進行。為了讓收入的分配更加的科學合理，核算的信息應該包含更多的機構部門，應用SNA在核算整個收入分配時，就應該按照初次分配與再次分配兩個階段進行。在收入分配增長動態分析的基礎上，可以讓宏觀收入分配的結構更好的得到調整，初次分配可以讓收入結構得到很好的轉移，調整個人可支配收入的結構狀況。國民經濟核算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對外與對內經濟政策的制定。國民經濟核算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我國在世界上享有的經濟待遇與政治待遇，也就間接的影響到了我國對內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例如，聯合國根據連續六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決定一個國家的會費;世界銀行業根據相應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決定一個國家能否享受到相應的優惠待遇。所以，國民經濟核算還深層次的影響到了我國的國際影響力，也間接影響到了我國與外國的經濟往來。

(二)國民經濟核算的投入產出分析價值

國民經濟核算對投入產出分析的貢獻很大。也有相應的投入產出方法，用于國民經濟的核算。投入產出方法又稱為投入產出分析，以一定的國民經濟產業分類為基礎，結合比例系數與結構分析，從數量上研究經濟系統內部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最后利用相關的經濟模型來分析國民經濟結構以及原因和影響。投入產出的方法在國民經濟的核算中有一個漫長的歷史。1950年，投入產出分析第一次被建議納入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1968年，SNA就吸納了投入產出分析法。1993年，SNA就把投入產出納入到了整個核算體系。實際上，我國的投入產出分析研究有五十余年的歷史了。1974年，我國就編制出了第一張實物性的投入產出表，涵蓋了61種產品。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更是編制出了大型的1987年投入產出表。2004年，2002年投入產出表的編制更是讓投入產出的核算方法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投入產出表考慮了兩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投入來源與使用去向，是一種棋盤式的平衡表。它可以很好的反映國民經濟各個部門的投入與產出，同時能夠很準確的表明投入的來源與產出的去向。另外，對于各個部門之間很復雜的技術經濟關系，投入產出表也能夠很好的把握。投入產出表的樣式多樣，分類齊全，結構清晰明了。如實物性與價值型投入產出表，就充分考慮了計量單位的特點，便于審核統計工作。另外，也有根據地域劃分的投入產出表，如全國投入產出表與地方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數據結構表，可以直觀地反應國民經濟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廣泛應用于經濟分析中。對稱性投入產出表用于預測和制定計劃。因此，被廣泛應用于各個領域。

(三)國民經濟核算對宏觀經濟效益分析的貢獻價值

宏觀經濟效益能夠很好的反映各個產業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受到行業的高度關注。在當今的經濟發展狀況下，很多人片面的追求經濟的增長，一味追求GDP的量與速度，卻忽視了對環境的保護。因為，在宏觀經濟的背景下，國內生產總值GDP可以很好的衡量社會總產出。一定的情況下，GDP的數字越大，就代表這個國家的產品以及服務的增加值就越大。目前，在國民經濟的核算中，很多的人意識到了不能一味的以財富數字的增長來衡量GDP。如果犧牲了環境與浪費掉了大量的資源，雖然換取了經濟財富的增長，GDP指數的上升。但是，GDP并不體現資源的掠奪以及對環境的破壞。實際上，這種GDP的數字是一個虛假的數字，過度的夸大了財富，卻忽視了對成本的折算。鑒于此，一味的追求財富GDP的增長不是一個很明智的辦法，要考慮環境與資源的因素，減去相應的成本。很多年前，就有學者提出了綠色GDP這樣一個概念，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這一個綠色GDP概念的產生，是人們思想觀念轉變的結果，也是人們在權衡了環保與經濟發展兩者關系以及利弊后的一個結果。

二、國民經濟核算是宏觀經濟分析及宏觀經濟模型建立的基礎

在宏觀的經濟管理中，涉及到很多的統計數據以及模型，而國民經濟核算就可以為這種數理統計以及模型的搭建提供范本和奠定基礎。作為基本框架，國民經濟核算確定了很多宏觀經濟統計的基本概念、指標設置以及基本分類。這樣的功能讓經濟統計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大大的提高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效率，增強了其應用功能。

三、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科學的制定與檢驗國民經濟的方法

國民經濟計劃涉及到很多的宏觀經濟指標，這些經濟指標所反映的現象，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是相互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經濟聯系。為了更好的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計劃與規劃的指標數量也必須滿足這種經濟聯系。國民經濟核算的手段非常科學，也正反應了這種內在的經濟關系。因而，國民經濟核算是一種科學的制定與檢驗國民經濟的方法。

四、目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存在的問題及改善方法

地區間貨物及服務的流入流出問題是很多的核算人員關注的一個焦點。它主要涉及到支出法計算GDP核算的一個準確性問題。此外，近年來，我國的第三產業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的統計部門缺乏服務業統計報表制度，統計制度有待進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現在核算的方法單一，缺乏多元化。另外，因為缺乏年度財務統計，推算系數使用時間過長。針對流入流出核算等長期估算和推算問題，要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核算人員應該考慮國家各個部門的實際核算狀況，協調好各個部門之間的關系，要根據國民經濟各個系統的不同，核算實際狀況的差異，自上而下的提出相關的要求。當地的長駐單位要向統計部門提供相關的統計報表與財務指標，解決上級部門的資料供應問題。此外，加強完善服務業的統計工作，高度重視服務業統計中出現的難題。服務業市場增加值核算分為市場產出、自給性產出、非市場產出三個部分。關于市場產出，如金融保險產業，應該建立起它的財務指標統計制度。對于自給性產出和非市場產出，要積極的研究改善統計工作的方法，運用多元化的數據搜集方式，讓數據更好的反映服務業的發展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