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可持續發展理論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 F061.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5-0009-063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的發展觀經歷了幾次重大變革，從“增長理論”到“發展理論”再到“可持續發展理論”，人類的認識逐漸深化。尤其在20世紀后半葉人類連續遭受到世界性的環境事件，資源短缺、全球變暖、生態退化、荒漠化嚴重、人口劇增、失業、貧困、疾病、社會公平以及石油危機、金融海嘯、經濟波動等，導致了有關“增長的極限”、“瀕臨失衡的地球”等盛世危言。

1962年，美國的卡遜女士出版“寂靜的春天”；1972，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舉行了 “世界人類環境大會 ”，共同提出“只有一個地球”，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了《人類環境宣言》；1980年3月，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國際自然資源保護同盟（IUCN）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WWF）共同組織發起，多國政府官員和科學家參與制定《世界自然保護大綱》，初步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強調“人類利用對生物圈的管理，使得生物圈既能滿足當代人的最大需求，又能保持其滿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1983年，聯合國第38屆大會通過第38／161號決議，批準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其后經過近3年的緊張工作，于1987年2月在日本東京召開大會，正式公布了世稱“布倫特蘭報告”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同時發表了“東京宣言”，呼吁全球各國將可持續發展納入其發展目標，并提出8大原則作為行動指南。1989年12月22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44／228號決議，決定召開環境與發展全球首腦會議。1990年，聯合國組織起草會議主要文件《21世紀議程》。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布倫特蘭報告發表5年之后，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地球高峰會議）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大會通過“里約宣言”，102個國家首腦共同簽署《21世紀議程》，普遍接受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與行動指南。今年（2012）是里約地球高峰會議的20周年，人們有理由回顧20年來世界各國所走過的路程，從中總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成功與不足，才能為未來的世界健康發展提出明晰的路線圖。

1 從生存到發展

“發展”這一術語，最初雖然由經濟學家定義為“經濟增長”，但是它的內涵早已超出了這種規定，進入到一個更加深刻也更為豐富的新層次。《大英百科全書》對于“發展”一詞的釋義是：“雖然該術語有時被當成經濟增長的同義語，但是一般說來，發展被用來敘述一個國家的經濟變化，包括數量上與質量上的改善。”可以看出，所謂發展，必然強調動態上的量與質的雙重變化。到了1987年，在布倫特蘭委員會的報告中，又把“發展”推向一個更加確切的層次。該報告認為：“滿足人的需求和進一步的愿望，應當是發展的主要目標，它包含著經濟和社會的有成效的變革。”在這里，發展已從單一的經濟領域，擴大到以人的需求為中心和社會領域中那些具有進步意義的變革。在1990年，世界銀行資深研究人員戴爾和庫伯（Daly and Cobb，1990）在他們合著的一部書中，進一步建議：“發展應指在與環境的動態平衡中，經濟體系的質的變化。”這里，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保持某種動態均衡，被強調是衡量國家或區域發展的最高原則。在一種更為普遍的意義上，“發展是在人的生存條件被基本滿足之后，為其更進一步的需求和愿望所付出的行為總和”。本文作者在1994年出版的《持續發展導論》中做出的定義指出：“發展是在一個自然—社會—經濟復雜系統中的行為軌跡。該矢量將導致此復雜系統朝向日趨合理、更為和諧的方向進化。”在此強調了發展的不可逆性、進步性以及關聯到自然—社會—經濟的協調性。

在西納索為法國著名學者弗朗索瓦·佩魯的《新發展觀》所作的序言中，引入了社會物理學創始者奧古斯特·孔德在19世紀所總結的名言：“就其實質而言，發展這一術語對于直接確定人類究竟在什么地方實現真正的完美，有著難以估量的優勢……”這里，顯然把發展與進化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許多學者有著共同的感觸，他們對發展問題的關注預示著經濟學及其所應用的分析方法，必將發生某種根本的變革。這里強調指出，只要一談到發展，其行為主體除了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擔當，這是一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主線的社會整體進化，它遠遠超過了“滿足人類生存”這一簡單的道德要求。由此出發，其合理的順延就逐漸地形成了導致“可持續發展”產生的源頭。

2 從發展到可持續發展

形成可持續發展這種突破性認識的內涵，具有以下三個最基本的特征，即這種新概念特別強調“整體的”、“內生的”和“綜合的”含義。

“整體”系指這樣一種觀點，即在系統各種因果關聯的具體分析之中，不僅僅考慮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各種外部因素，而且還要考慮其內在關系中必須承認的各個方面的不協調。尤其對于一個國家或整個世界而言，發展的本質在于如何從整體觀念上去協調各種不同利益集團、各種不同規模、不同層次、不同結構、不同功能的實體的存在合理性。發展的總進程應如實地被看作是實現“妥協”（compromise）和相對公平的結果。

“內生”，依照數學上的常規表達，是指描述系統內在關系和狀態的方程組的各個依變量，這些變量的調控將影響行為的總體結果。在實際應用上，“內生”的概念常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內部動力、內部潛力和內部的創造力，如其資源的儲量與承載力、環境的容量與緩沖力、科技的水平與轉化力等。

“綜合”，當然不是簡單的疊加，它代表著涉及到發展的各個要素之間的互相作用的組合。這種互相作用組合包含了各種關系（線性的與非線性的、確定的與隨機的等）的層次思考、時序思考、空間思考與耦合式思考。既要考慮內聚力，也要考慮排斥力；既要考慮向心力，也要考慮離心力；既要考慮幸福指數，又要考慮痛苦指數，既要考慮增量，也要考慮減量，最終要把發展視作影響它的各種要素的關系的“總矢量”。

承認發展所具有的“整體”、“內生”、“綜合”的特質，將有助于我們去理解涉及到發展的深層次因果關系。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在21世紀70年代就把發展總結為：“發展越來越被看作是社會靈魂的一種覺醒”（UNESCO，1977）。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生成，正是以上述發展概念的拓廣和豐富為基礎的。

3 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提取

一般認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外部響應”，應當是處理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可以認為這是可持續能力的“硬支撐”。人的生產和生活，須臾離不開自然界所提供的基礎環境，包括空間環境、氣候環境、水環境、生物環境等，離不開各類物質與能量的資源保證，離不開環境容量和生態服務的供給，離不開自然演化進程所帶來的挑戰和壓力，甚至也必須承認人本身也是自然進化的產物。如果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沒有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沒有一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就不可能有人的生存和發展，當然就更談不上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內部響應”，應當是處理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可以認為這是可持續能力的“軟支撐”。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個新階段，所體現的一個核心內容是社會的有序程度、組織水平、理性認知和生產效益的推進能力。一個和諧社會的建立，從人自身各類關系的處理，諸如利益集團之間關系、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不同階層不同收入人群之間的關系，當代人與后代人的關系、本地區和其他地區乃至全球之間的關系等。必須在和衷共濟、和平發展的氛圍中，求得整個社會的可持續進步。一個不和諧、不穩定的社會，也就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存在根本。

總體而言，下面的三段概括，有助于對于可持續發展的內涵認知：第一,只有當人類向自然的索取能夠被人類向自然的回饋相平衡的時候；第二,只有當人類對于當代的努力能夠同對后代的貢獻相平衡的時候；第三,只有當人類為本區域發展的思考能夠同時考慮到其它區域乃至全球利益的時候。

基于上述三點，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才具備了堅實的基礎。由此，可持續發展的內涵提取，歸納成4個主要的方面：

3.1 可持續發展揭示了 “發展、協調、持續”的系統本質

國家或地區發展戰略的整體構想，既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標出發，也從哲學觀念更新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理性化目標出發，幾乎是全方位地涵蓋了“自然、經濟、社會”復雜巨系統的運行規則和“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四位一體的辯證關系，并將此類規則與關系在不同時段或不同區域的差異表達，包含在整個時代演化的共性趨勢之中。在可持續發展指導下的國家的戰略，必然具有十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哲學內涵。面對實現其戰略目標（或戰略目標組）所規定的內容，各個國家和地區，都要根據自己的國情和具體條件，去規定實施戰略目標的方案和規劃，從而組成一個完善的戰略體系，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去尋求國家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滿意解”。

從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出發，其體系具有三個最為明顯的特征，其一：它必須能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的“發展度”。發展度強調了生產力提高和社會進步的動力特征，即判別一個國家或區域是否在真正地發展？是否在健康地發展？是否是理性地發展？以及是否是保證生活質量和生存空間的前提下不斷地發展？其二，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的“協調度”，協調度強調了內在的效率和質量的概念，即強調合理地優化調控財富的來源、財富的積聚、財富的分配以及財富在滿足全人類需求中的行為規范。即能否維持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平衡？能否維持效率與公正之間的平衡？能否維持市場發育與政府調控之間的平衡？能否維持當代與后代之間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其三，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區域的“持續度”，即判斷一個國家或區域在發展進程中的長期合理性。持續度更加注重從“時間維”上去把握發展度和協調度。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理論體系所表明的三大特征，即數量維（發展）、質量維（協調）、時間維（持續），從根本上表征了對于發展的完滿追求。

3.2 可持續發展反映了“動力、質量、公平”的有機統一

可持續發展集中解決了“發展”的三個基本組成元素：第一元素是尋求“發展動力”，通過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制度創新去調適生產關系，通過教育優先和科技創新去促進生產力，由此二者共同完成我國新時期對于發展動力的要求；第二元素是尋求“發展質量”，通過制定低碳經濟戰略，達到節能減排，實現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第三元素是尋求“發展公平”，即如何將發展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堅持將改善民生問題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對于可持續發展中三大基本元素的有效度量，包括以下三個有機統一的宏觀識別：

其一，發展的“動力”表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能力”、“發展潛力”、“發展速度”及其可持續性，構成了推進國家或地區“發展”的動力表征。其中包括國家或地區的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總和及構成，科學發展是對上述四種資本的合理協調、優化配置、結構升級以及最終表達為對于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的積極培育等。

其二，發展的“質量”表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與自然和諧程度”、“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及其對于理性標準的接近程度，構成了衡量國家或地區“發展”的質量表征。其中包括國家或地區的物質調控水平、能量效用水平、生態服務水平和環境支持水平等的綜合度量。

其三，發展的公平表征。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程度”和“人文發展指數高低”及其對于貧富差異和城鄉差異的克服程度，構成了國家或地區判斷“發展”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了人均財富占有的人際公平、資源共享的代際公平和平等參與的區際公平的總和。

只有將上述三大元素識別同時包容在可持續發展的整體解釋之中，存在的“發展水平”、“發展潛力”、“能力建設”等就具有了統一可比的基礎，對于科學發展的追求才具備了可觀控的和可測度的共同標準。

3.3 可持續發展創建了 “和諧、穩定、安全”的人文環境

一個和諧、穩定、安全的人文環境，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前提，也是對于執政合理性的最高認同。根據世界發展進程的規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處于5 000美元以下的發展階段，一般對應著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等各種矛盾和瓶頸約束最為嚴重的階段，基本上處于“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會倫理需要重建、效率與公平應當不斷調整”的關鍵時期。

中國正經歷著社會發展序列譜上“非穩定狀態”的頻發階段。在“改革、發展、穩定”的總體關系中，社會穩定是維持“國家系統”有序運作的根本保證。在可持續發展的統領下，中國在“認同社會價值觀念，整合社會有序能力，提高社會抗逆水平，健全社會道德約束”的同時，科學地、定量地、實時地診斷、監測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的總體態勢變化、演化趨勢和臨界突破，構建一個完整地、系統地、連續地識別國家和地區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狀況的基本態勢，將成為宏觀調控與科學執政的有力支撐。

中國目前發展階段所表現出的貧富差異擴大、社會心理失調、頻發和執政風險加大等現象，如果不從本質上去加以認識和研究，將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這就是同志經常告誡全黨要“居安思危”、要有“憂患意識”的本質所在。德國著名學者哈肯的研究結論指出：促使系統崩潰的真正動力，不僅僅是那些眼花繚亂的“快變量”，更是那些持續引發系統劣質化的“慢變量”。因此，由“主流疲勞”帶來的長期效應和心理預期，在分配不公、腐敗高企、制度失靈、機會不平等和社會不公平等事件的催化下，將對和諧社會的建立與社會穩定的保持提出真正的挑戰。

3.4 可持續發展體現了 “速度、數量、質量”的綠色運行

從綠色發展的理念出發，國民財富積累不僅僅在于GDP的數量大小和增速高低，關鍵更在于是用何種方式、何種途徑、何種成本生成的GDP。可持續發展希望一個國家或地區不斷創造與積累出理性高效、均衡持續、少用資源、少用能源、少犧牲生態環境，在綜合降低自然成本、社會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的前提下，最終獲取的“品質好的GDP”。為此，首先要求破除粗放式生產和非理性生產的弊端；其次要求破除以資源投入的過度消耗和環境容量的過度透支為代價去攫取財富；第三要求破除以削弱可持續發展能力為代價的畸形增長；第四要求破除以社會系統劣質化與民生心理異化為代價所片面追求的國民財富的增速和總量。

在既考慮自然成本、也考慮社會成本的雙重關系中；在統一思考資源環境成本的超額損耗、社會管理成本的超額損耗、可持續能力建設投入欠賬的三重制約下，可持續發展將體現由“經濟要素、社會要素、環境要素、生活要素、管理要素”共同組成的綠色運行。

其中，經濟要素表明社會財富生成過程中的綜合效率以及對于物質能量的代謝水平；社會要素表明社會財富生成過程中對人類進步貢獻的能力大小以及社會和諧對于財富生成的反饋效應，是否強調公平對于效率的支持能力和社會有序對發展質量的基礎作用；環境要素表明社會財富生成過程中生態環境的代價及其成本外部化的程度；生活要素表明社會財富生成過程中民生供給水平以及國民心理愉悅水平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要素表明社會財富生成過程中決策水平與管理水平的學習能力、調控能力、預測能力、設計能力以及把握宏觀經濟走向的精準性、流暢性、前瞻性。

4 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

隨著中國面對人口壓力、能源挑戰、資源短缺、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等瓶頸約束的增大，如何尋找一條符合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之路；如何積極轉換增長方式；如何進一步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如何構建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如何避免“增長停滯”“拉美陷阱”的發展怪圈，成為當前和未來中國發展必須思考的核心問題。

中國在未來不到10年的時間內，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達到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發達、文化更加繁榮、生態更加良好、社會更加進步、精神更加富足，全民的生活質量得到很大提高，這就必然要求我們實現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充分體現以人為本，促進人的自身完善，努力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整體構想，既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環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標出發，也從哲學觀念更新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理性化目標出發，幾乎是全方位地涵蓋了“自然、經濟、社會”復雜巨系統的運行規則和“人口、資源、環境、發展”四位一體的辯證關系，并將此類規則與關系在不同時段或不同區域的差異表達，包含在整個時代演化的共性趨勢之中。在可持續發展理論和實踐指導下的國家戰略，具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哲學內涵。面對實現其戰略目標所規定的內容，根據國情和具體條件，規定了實施的方案和規劃，從而組成一個完善的戰略體系，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尋求戰略實施過程中的“滿意解”。據此提出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七大主題：

(1)始終保持經濟的理性增長。在這里特別強調一種“健康狀態”下的經濟增長，它既不同意限制財富積累的“零增長”，也反對不顧一切條件提倡過分增長。所謂健康的增長一般指在相應的發展階段內，以“財富”擴大的方式和經濟規模增長的度量，去滿足人們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約束下的需求。著名經濟學家索羅認為：“可持續發展就是在人口、資源、環境各個參數的約束下，人均財富可以實現非負增長的總目標”。

(2)全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它意味著新增財富的內在質量應當不斷地、連續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結構上要不斷合理與優化外，新增財富在資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要越來越低；在對生態環境的干擾強度上要越來越小；在知識的含量上和非物質化方面要越來越高；在總體效益的獲取上要越來越好。羅默理論認為：“經濟收益遞增型模式，是以知識創新和專業化人力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增長，它不僅可能形成資本收益的內部遞增，而且能使傳統的生產力要素也隨之產生遞增效益，從而牽動整個經濟的規模效益遞增，突破傳統意義上的增長極限”。

(3)滿足“以人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以圍繞人的全面發展而制定，其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間的不斷被滿足，是一切發展的基石。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國家、區域的生存支持系統維持在規定水平的范圍之內。通過基本資源的開發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過就業的比例和調配，達到收入、分配、儲蓄等在結構上的合理性，進而共同維護全社會成員的身心健康。

(4)調控人口的數量增長，提高人口素質。人口數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首先應穩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長率，而后逐漸實現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零增長”。此前與此后，都要把人口素質的提高納入到首要考慮的政策之中。其實質是把人口自身再生產同物質的再生產“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續發展的水平上。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其年度報告《人類發展報告》中的研究,人口資源向人力資源的轉變，首先要把人的“體能、技能、智能”三者的合理調配，置于可接受的狀態之下，達到人口與發展之間的理想均衡。

(5)維持、擴大和保護自然的資源基礎。地球的資源基礎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仍然是供養世界人口生存與發展的唯一來源。可持續發展既然規定了必須保持財富的增長并滿足人類的理性需求，它的實物基礎主要地依賴于地球資源的維持、地球資源的深度發現、地球資源的合理利用乃至于廢棄物的資源化。

篇（2）

中圖分類號：TU98 文獻標識碼： A

可持續發展又稱為永續發展，是在遵循公平性、可持續性、和諧型及其高效性原則的下，即保護環境又滿足當代人的需求，有不損害后代人利益的發展模式。可持續發展有效的解決了人口、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問題，是一種科學的發展理念，也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保障。在我國城市建設的規劃工作中，應當立足于我國城市發展的現狀，采用先進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有效的將城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協調結合起來，打造現代化的新型城市。特別是在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的今天，農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環境、城市管理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的情況下，更應當做好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工作，從城市發展的長期利益、整體利益出發，實現城市經濟的良性循環。筆者結合多年來的工作經驗，淺析了對在城市規劃中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探討。

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思想

生態規劃是在自然綜合體平衡沒有重大變化、自然環境未遭破壞和一個部門的經濟活動不給另一個部門造成損害的情況下，應用生態學原理，計算并合理安排天然資源及地域的利用。城市的規劃與傳統的城市規劃區別，在于它強調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以人與自然相和諧為價值取向，應用各種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分析利用自然環境、社會、文化、經濟等各種信息，去模擬設計和調控系統內的各種生態關系，從而提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調控對策。城市的規劃設計把人與自然看作一個整體，以自然生態優先的原則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促使系統向更有序、穩定、協調的方向發展，最終目的是引導城市實現人、自然、城市的和諧共存，持續發展。

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理論

城市發展的理論從經濟、環境、社會、人與環境、城市有機體、城市功能、城市競爭力等不同的角度，闡述了不同的因素對城市發展的影響。田園城市、新城理論、廣畝城理論和有機疏散理論等強調城市發展的分散化思想，認為城市在地域空間上必須保持低密度，生活上回歸綠色自然；而《明日城市》等則注重城市發展的集中主義思想，認為城市應適宜行走，具有高效的公共交通和人們相互交往的緊湊形態和規模；現代城市發展理論更加注重人與環境關系，認為城市應該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與生態結合。為了持續發展，城市發展既要充分體現地方特色、生態特色，使其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又要繼承合理性的基因，把歷史人文因素納入城市發展的理論框架中，還要注重美學與文化內容等等。這些城市發展的理論精髓充實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基礎。

三、 基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城市規劃優化策略

規劃的每項內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生態和環境問題。基于可持續性思想的城市規劃，主要是對傳統城市規劃指導方向和實際操作中的修正，涉及內外優化兩個階段和源頭預防、過程控制和末端治理。

3.1 內部優化策略

內部優化采用的手段基本上是過程控制和末端質量控制，主要原因在于傳統的城市規劃功能定位和發展方向與目標通常已定，城市環保規劃或生態規劃作為城市規劃的一部分，大多情況下是為城市的發展目標等服務的。換句話說，就是在城市功能定位、發展方向和目標已確定的情況下，通過環保規劃或生態規劃提出的措施使環境質量變化和生態破壞控制在一定程度內。發展循環經濟、控制污染物總量、加強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增加綠地面積、防治水土流失等是其主要手段。

內部優化策略就是變被動為準主動，通過環境功能區劃、生態功能區劃及將來實施的主體功能區劃等，明確各功能分區內限制發展和禁止發展的產業；明確規劃布局的環境風險和生態風險;明確規劃的規模、結構和布局帶來的環境問題及補救措施；明確環保投資和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能否滿足城市發展的需要；通過環境后評估，為下一輪規劃編制提供基礎資料和建議；通過制定生態補償措施，保護鄉村生態系統，并協調城鄉規劃間的關系。此外，內部優化策略要協調各專項規劃間的關系，主要針對涉及的環境要素而言。

3.2外部優化策略

外部優化策略包括納入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規劃合理性論證兩種手段，其核心思想是“源頭預防”，在決策源頭控制環境影響，促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城鄉的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思想追求的是經濟綠色、高效，產業結構合理，產業多元化、特色化與生態化，經濟發達；社會公平、和諧，文化的多元化、特色化與生態化；環境公正，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系統完整，城市生態的自然化；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能源的多樣化，鼓勵新能源的利用。可持續性城市強調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強調城鄉經濟、社會和生態的一體化。

環境影響評價將區域資源、環境承載力作為城市發展的約束條件，注重生態完整性、景觀協調性和環境質量的改善，其目的是為了防止城市的無序發展和人口的過度膨脹，把城市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區域環境可承載的范圍之內，改善區域環境質量，保護城鄉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保障城市、城鄉各規劃要素的協調與持續發展。為提高城市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效率，有效發揮環境影響評價在城市規劃中的作用。

3.3內外優化策略整合措施

城市規劃優化策略的整合，體現了環境保護“預防為主”和環境影響評價“早期介入”的原則，不僅有助于規劃的完善與科學化，也可節省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不必要的審查程序。將可持續發展思想作為城市規劃編制的指導思想，在規劃編制之初便將可持續性城市的元素融入其中，并納入環境影響評價，論證規劃的合理性，同時提出對策建議供規劃參考，不斷反饋，在決策源頭控制和預防環境影響。城市生態規劃和環保規劃作為補充，以解決外部優化策略難以解決的問題，重點是污染治理、環境考核、生態恢復、生態補償及保障措施等。整合后的優化策略主要在各自階段或層面發揮作用。

總之，可持續城市發展是當今世界上與每個國家都息息相關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課題。但是，各個國家因其經濟發展水平的不一而對可持續發展有不同的認知和優先偏重。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還是第一優先的目標，當然必須強調“不為發展而發展”和綠色GDP，經濟發展要有效率。城市規劃可能無法在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方面起積極決定性的作用，城市規劃絕對應該強化、制度化開發控制的能力，秩序井然的城市發展和城市運行是最起碼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篇（3）

托馬斯?柏勵認為，在每一歷史階段，人類都有一個偉大的工作要做：舊石器時代早期走出非洲，狩獵采集部落在舊石器時代后期創立語言、禮儀和社會結構，新石器時代農業共同體的建立，偉大的古典文明的發展，現時代在技術、城市文明、管理理念和人權觀念以及全球經濟等方面的進步都是我們偉大的工作。他強調，我們的偉大工作不是我們選擇的結果，而是我們生而面對的東西。我們和我們的后代生而面對的"偉大工作"是由人的行為而導致的地球的毀滅。這種毀滅的規模和嚴重程度，在地球史上，只有6700萬年前的中生代結束和我們現在的新生代開始時恐龍和其他一切五種滅絕的這樣的大事件才可與之相比。我們的偉大工作就是超越現代的工業技術文明以及它所產生的毀滅性沖擊。現代經濟所取得的所有輝煌的物質文明成果都是以犧牲自然環境的利益為代價的。針對這一毋需論證的事實，可持續發展理論應運而生。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人類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一種新的發展觀，是人類在生態自然觀影響下尋求自身發展道路的最重選擇。目前，這一理論已成為各國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于1962年發表的環境保護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對傳統發展道路和模式作出了早期反思、檢討和總結。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及其《人類環境宣言》、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等綠色經典著作，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理論源泉。 作為當代哲學發展的新生長點的過程哲學尋求的是一種后現代的生態學世界觀，即承認人類與自然之復雜的相互關系因而承認事物之間相互依賴，是一種系統的、整體的世界觀，在充分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又善待自然，反對那種大規模地破壞其享受以及未來人類的享受的"進步"形式。其主旨與可持續發展戰略不謀而合。也可以說，可持續發展戰略是有著深刻的過程哲學內涵的。

一、機體哲學與可持續發展

懷特海把自己的哲學稱作機體哲學。機體哲學為建立人與自然的和諧提供了形而上學的闡明，具有深遠的生態學意義。他認為，物質不僅是分立的，而且是連續的；事物間不僅有線性因果聯系，而且有多層次的聯系和相互作用。所以，科學要求從整體上把握事物，從各學科之間的相互滲透、相互聯系上認識自然界。懷特海說，"機械論的世界觀作為一種思想體系運用到自然科學中已經顯得不夠完備了，應該引入一種新的機體論來代替唯物論。"宇宙也正是以這種有生命的、富于創造性的整體活動過程和有機體的方式存在著的。有學者這樣評價道："整個宇宙時由各種事件、各種實際存在物相互連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機系統。自然、社會和思維乃至整個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機體，處于永恒的創造和進化過程之中。構成宇宙的基本單位不是所謂原初的物質或物質實體，而是由性質和關系所構成的'有機體'有機體的根本特征是活動，活動表現為過程，過程則是構成有機體的各元素之間具有內在聯系的、持續的創造過程，它表明一個機體可以轉化為另一個機體，因而整個宇宙表現為一個生生不息的活動過程。"

1987年《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明確指出："可持續發展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其中包含的三層含義，即生態持續性、經濟持續性和社會持續性，都是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方向，人類在宇宙中生存，并不是孤立的和唯我的，當代人與后代人，人與生態、經濟、社會都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有機整體，彼此因為相互之間的聯系而存在。孤立的個體存在不能稱之為存在，人類正是因為正視到自己與周圍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才意識到自身發展與外界是不能分割的，才意識到人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宇宙生生不息正是因為構成有機體的各元素之間具有聯系，持續創造，所有的現實存在都是一種創造性的過程。

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與可持續發展

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是指建立在過程哲學基礎之上的有別于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后現代主義。建設性后現代主義對建立科學生態宇宙觀做出了較大的貢獻。它對現代主義的批判是深刻的，它讓人們看到了現代主義在哲學認識論上的局限，提出人與自然是平等的、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整體等有意義的理論。西方的現代主義在當代科學、經濟、知識等的發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相應的，它又對生態、傳統、價值等方面產生了極大地負面作用。現代主義否認了自然界的內在價值，認為自然界不過是"為我所用"的試驗場和工作地，使生態環境遭到了極大地破壞，即使在破壞生態環境后的采取彌補措施時都顯得居高臨下神情倨傲。哺育了人類及萬物的自然界已經喪失了生機。盡管人類的彌補措施施行的手忙腳亂，自然界仍然不可避免地緩慢退化，很多物種在不斷的消失，人類成了地球上孤獨的生物，事實以不可遏止的趨勢發展下去的話，人類最終將守著自己創造的宏大的物質財富可悲地消失。吉登斯說，富裕起來的問題不能用更加富裕來解決。過程哲學的追隨者們不僅要摧毀現代世界的各種不合理的自取滅亡的觀念，而且要用更為適當的觀念來代替他們，這些觀念對回應當今的各種問題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也可以說，過程哲學正是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

可持續發展戰略意味著維護、合理使用并且提高自然資源基礎，因為正是這種基礎支撐著生態抗壓力及經濟的增長。可持續的發展還意味著在發展計劃和政策中納入對環境的關注與考慮，而不代表在援助或發展資助方面的一種新形式的附加條件。這種關注與考慮不再是被動的和驕傲的，而是充滿著對自然界的愛護和關切。現代主義的發展模式是單一的、霸道的、短視的，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發展是多樣的、溫和的、長遠的。它呼吁科學的返魅，返回到科學的信仰和價值，把科學與價值結合起來。

可持續發展戰略中蘊含的深刻的過程哲學內涵，從側面肯定了過程哲學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說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過程哲學作為人類思想的優秀成果，還有很多優秀的構想值得我們挖掘和實踐，而過程哲學也需要在實踐中得到深化和發展。

參考文獻：

[1]何強，李建偉.試析當前全球氣候變化新特點及其對國際社會的影響[J].東南亞縱橫，2009，（4）.

[2]高云球.過程哲學--作為建設性的后現代主義[J].求是學刊，2006，（2）.

[3]謝中起，呂明豐.生態責任：責任政府的生態之維[J].科技管理研究，2009，（7）.

[4]金福子，崔松虎.和諧社會對城市競爭力影響的實證檢驗[J].生產力研究，2009，（21）.

篇（4）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早于20世紀80年代由西方學者提出，它是指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逐漸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可持續發展評價，尤其是可持續發展指數，已經成為一個熱點研究領域。可持續發展指數研究最初主要針對全球和國家層面，近年來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也越來越受關注。所謂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目前尚無廣泛接受的定義。我們認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指企業在追求生存、成長和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既要使企業保持可持續的盈利增長和競爭力，又要妥善采用資源高效利用、環保的生產方法和措施，積極為社會謀求利益，從而追求企業與社會福利最大化。

1全球尺度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可持續發展概念最初是針對全球范圍的發展問題而提出。20世紀90年代，多個國際權威機構了針對全球尺度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1]。世界銀行1995年公布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產生和維持所持有財富的過程。該體系綜合了自然資本、社會資產、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等4組要素，使財富的概念超越了貨幣和投資的范疇，史上首次以三維的方式展現了世界各國的真正財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1996年結合全球可持續發展《21世紀議程》中的各個章節內容，提出了一套可持續發展核心指標框架。該指標框架建立在“經濟、社會、環境、機構”四大系統和“驅使力–狀態–響應”模型的基礎上，強調了環境受到的壓力和環境退化之間的因果關系。聯合國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合作，提出了人類活動和環境相互作用的概念模型，并基于經濟、社會、環境3個維度，構造了一套較為簡潔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2國家層面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2.1美、英、德等國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國家層面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體現了各國的特點和政府的關注重點，因而各具特色。以下以美、英、德三國為例分別作簡要介紹。美國總統可持續發展理事會于1996年提出了一份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就美國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10個重要指標：健康與環境、經濟繁榮、平等、自然保護、管理、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公眾參與、人口、國際責任和教育。英國政府于1999年出版了《英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2005年，英國政府建立了更側重國際和社會角度的全新綜合性目標：“讓全世界人民在不影響子孫后代的生活質量的前提下，滿足自身基本的需求并享受更高品質的生活”，并基于該目標設計了相應的指標體系框架。德國聯邦統計局從2004年起，每兩個年度一份可持續發展指標報告。該報告基于四大出發點，即代際公平、社會團結、生活質量和國際責任，制定了評價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指標。該報告的目標在于，評價德國政府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效果，并為未來的發展指引方向。

2.2中國國家層面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對于國家層面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開展了廣泛的研究和探討，并提出了一些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設想，此后中國政府部門以及相關權威機構相繼了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指標體系，立足于中國國情和國家發展高度，對我國可持續發展情況進行綜合評估。這些指標體系體現了國家政策要求和政策導向，對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具有引導作用。2.2.1國家可持續發展整體評價指標體系199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世界范圍內第一個國家級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國21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政策及措施。其主要內容分為四大部分：即可持續發展總體戰略與政策、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的合理利用與環境保護，反映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體現了政府對于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部署。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從1999年起，每年對中國可持續發展整體能力進行綜合評估，出版《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年度報告》[2]。該報告建立了一套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分為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量層–要素層。其中，總體層1個（中國可持續發展整體能力），系統層5個（生存、發展、環境、社會和智力），狀態層16個，變量層16個，以及較為龐大和全面的要素群。經過在實際應用中的不斷調整和改進，其評價方法和指標體系已經相對完善和穩定。2.2.2環境、資源領域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近幾年，我國政府部門陸續出臺了促進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或考核指標體系。2013年6月了《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編制通則》（試行稿）；2016年12月了《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循環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2017年版）》。以上4個指標體系都是與環境和資源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指標體系。生態文明建設是總目標，《綠色發展指標體系》系統地反映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要求，其資源循環利用方面則細化體現為循環經濟指標體系，《清潔生產指標體系》則是各個行業制定清潔生產指標的標準。這些指標體系體現了國家對環境和資源可持續發展的具體要求，而且專業性和適用性較強。因此，評價企業在環境或資源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表現時，可從這些指標體系中選擇適用于企業的指標。

3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應用情況

3.1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在國外的應用情況

3.1.1KLD指數KLD指數由獨立調查和評級機構KLD公司于1991年提出，是目前西方企業社會責任領域中應用最廣泛的測評工具，也是評價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數之一。KLD從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3個方面來設計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在進行評價時，首先把有爭議性問題的行業剔除。然后設立了7個維度的一級指標，即社區、公司治理、環境、人權、多元化、員工關系和產品。這7個維度依次包含13項、11項、11項、12項、15項、11項、8項具體的二級指標。KLD聘請相關專家，采用-1/0/1打分法，對企業各指標的積極和消極表現進行評分。評分標準是：公司正面因素項符合指標規定得1分，存在負面因素的表現則為-1分，既無正面因素也無負面因素則為0分。最后，將企業各維度得分直接相加，得到的總分即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得分情況。KLD指數的主要優點有：①可以跨越時間維度，實現對企業的連續評價；②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對企業進行評價，比較客觀、公正；③采用-1/0/1打分法，方法簡單，易于操作。存在的主要缺點有：①指標合成沒有采用加權方法，各指標層的重要性未區分；②指標賦值大多依靠主觀判斷；③采用-1/0/1打分法，得分不具連續性，只有在底層指標足夠多的情況下，才能體現企業間的差距。此外，KLD評價方法的指標設置主要基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特點以及信息披露機制，與中國的實際情況存在較大差別。3.1.2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1999年，美國道瓊斯公司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權威機構RobecoSAM共同設立了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TheDowJonesSustainabilityIndexes，DJSI）。DJSI以投資視角評價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目前已被眾多基金公司用作管理社會責任投資基金的重要標準。DJSI從經濟、社會、環境3個維度對企業進行評價，各維度下設置數個指標，既有各行業通用評價指標，也有與特定產業相關的指標，并根據行業特點賦予各指標相應權重。公司的可持續指數分值，是將調查問卷中每個問題的得分乘以問題權重，再乘以問題所屬指標的權重，最后全部相加而得。可持續分值＝∑（問卷各問題的得分×問題的權重×指標的權重）評價體系中數據主要來自RobecoSAM的調查問卷，并通過公司文件、公共信息或與公司直接聯系等渠道對數據進行驗證。此外，從DJSI設立之初至今，道瓊斯公司一直聘用普華永道對DJSI進行外部審計。DJSI的主要優點有：①既包括通用指標，也涉及具體的行業指標，指標的內容和權重根據行業的不同特點進行調整，使不同行業之間更具可比性；②采用外部審計，增強了評價的客觀性，提高了研究質量；③數據來源于四種渠道，不同渠道的數據相互驗證，數據可靠性較強；④應用廣泛，影響較大。主要缺點有：①評價企業應盡責任、愿盡責任的指標較多，反映公司客觀情況的基礎性指標較少；②定性指標居多。3.1.3全球可持續發展企業百強榜加拿大的媒體和投資研究公司企業爵士（CorporateKnights）自2005年起開始研究全球企業可持續發展情況，并年度“全球可持續發展企業100強”排行榜。該公司先對全球的中大型、高市值的上市公司，按照可持續性信息披露情況、財務健康情況、產品分類和財務制裁等4個方面的標準進行篩選，確定最終的評價對象。評價的基礎數據來自企業的公開數據，如財務報告和可持續發展報告等。該榜單的評分主要從資源管理、財務管理和員工管理3個方面入手，設置了14項關鍵績效指標，包括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產生率、水資源利用效率、廢棄物產生率、創新能力、支付稅費比例、CEO/員工工資比、養老保險基金狀況、安全績效、員工變動率、領導力多元化、清潔資產支付聯系、供應商評分和清潔空氣生產率評分等。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從14項指標中選用不同組合的指標。用于評價的指標被賦予相同的權重，最后將各項指標得分相加，按總分高低排出前100名。該榜單主要優點有：①完全使用公開可得的客觀數據，評價的客觀性有保障；②部分指標計算考慮了近幾年的均值，使指標數值更平穩或更具有代表性。主要缺點有：①各指標得分等權重相同，沒有區分重要性；②指標數過少，可能無法全面反映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情況。3.1.4社會責任指南標準（ISO26000）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從2001年起對建立社會責任國際標準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與論證。2004年6月，正式開始構建適用于所有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指南標準，由78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制定，編號為ISO26000。2010年11月1日，該標準正式出臺。ISO26000包含7個核心指標：公司治理、人權、勞動力、環境、公平管理運營、消費者、社區發展及參與。每個核心指標中包含4~7個因素，如人權風險情況，種族歧視、弱勢群體，反腐以及消費者數據和隱私保護等。ISO26000具有鮮明的特點。①用社會責任（SR）代替企業社會責任（CSR），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組織；②不是管理標準，不用于第三方認證；③為各類組織提供了履行社會責任的可操作性建議；④由眾多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設計，考慮了不同經濟水平和文化的差異性；⑤與多個國際組織達成合作，推動了社會責任實踐。3.1.5價值總覽報告（IR）2010年8月，英國威爾士親王可持續性會計項目、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和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共同創建了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IIRC），秘書處設在英國倫敦。2013年12月，國際綜合報告委員會通過并了國際綜合報告框架，或稱價值總覽報告（IntegratedReporting，簡稱IR）。IR將公司財務信息與環境、生態保護、社會責任履行和公司治理等利益相關者關心的信息加以有效整合、共同披露。所有機構的成功都依賴于各種形式的資本，在IR中體現包括金融資本、制造資本、智力資本、人力資本、社會關系資本和自然資本等六個方面，以便更好地綜合反映企業價值創造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IR始于管理實踐，它的歷史并不長。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企業已經意識到IR的意義所在：一方面能為投資者提供企業更多的非財務信息，能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方面提供評估信息，另一方面也能促進企業更加關注自身的社會責任及可持續發展。

3.2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在國內的應用情況

國內對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的研究尚不充分，已有的相關學術文獻主要集中在理論探討，但缺乏實踐應用。例如，郭蕊（2006）[3]從社會、產業、技術、制度和財務5個方面入手，研究了企業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影響因素，分析了5個方面的整合狀況對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決定作用；何元斌（2009）[4]基于“宏觀–產業–企業”3個層次的系統，建立了6個維度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分析框架，并設計了測評模型和指標評價體系。此外，也有少數研究在構建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的基礎上，對個別企業進行了評價和案例分析。例如，喬增光（2004）[5]建立了由企業可持續發展水平評價、制度保障評價和潛力評價等三部分構成的企業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基于該體系，采用中國醫藥制造業的分地區統計數據進行了評價；朱光曦（2008）[6]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構建了上市公司可持續發展評價的指標體系及模型，對西部某上市公司進行了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評估；馬小援（2010）[7]從宏觀環境的可持續性、市場環境的可持續性、自然環境的可持續性以及企業內部環境的可持續性等4個層面入手，構建了基于可持續發展視角的企業環境評價體系，并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為例進行了評價及分析。目前，國內理論較完善且評價范圍較廣的相關指標體系，主要是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2013年的《中國工業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指標體系》。該體系包括社會責任價值觀與戰略、社會責任推進管理、經濟影響、社會影響和環境影響等5個評價維度，采用以定量為主的結果性指標體現企業履責績效，采用以定性為主的制度性和過程性指標反映企業履責制度安排和具體行為。該體系已經運用到實踐當中，作為“中國工業企業履責星級評價”的評級依據。雖然該體系評價重點在于企業社會責任，但是鑒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可持續發展存在較多共通之處，該體系對于企業可持續發展評價仍具有較大參考價值。

4結論

1）社會、經濟、環境因素是可持續發展評價的最基本要素聯合國、世界銀行等機構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美、英、德等國的國家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中國21世紀議程》以及中國科學院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雖然名義上各指標體系分析的角度和方法不一樣，但采用的評價指標本質上都涉及了經濟、社會和環境（包括資源在內）等。2）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一般包含社會、經濟、環境和公司治理等因素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是可持續發展評價的一個細分領域，主流的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基本上也都采用了關于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因素的指標。這3個因素的內涵需要根據企業的特點進行一定的調整，由宏觀指標調整到適用于企業的微觀指標。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最大的特點是加入了對公司治理方面的評價，既包含企業的制度、政策、法律及架構，也涉及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與公司治理的各類目標人群之間的關系。3）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研究，需要結合中國國情和政策導向，制定出符合中國企業特點的可持續發展指數本文對KLD指數、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和全球可持續發展企業百強榜等國際上主流的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進行了詳細分析。各種指數各具特色，它們的評價方法和指標設置，對于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研究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但是，這些指數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社會特點以及信息披露機制而制定的，不完全適用于中國的情況。我國政府的《中國21世紀議程》《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循環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以及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等，體現了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政策要求和政策導向，對于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目前國內對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的研究較少，缺乏完善的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對中國企業進行可持續發展指數研究，需在借鑒國內外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立足于中國的基本國情，結合政府提出的相關指標體系，制定出適合中國企業發展特點的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參考文獻

[1]李天星．國內外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研究進展[J]．生態環境學報，2013，（6）：1085–1092

[2]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中國可持續發展報告．2015：重塑生態環境治理體系[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3]郭蕊．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五維度模型[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6，23（2）：149–152

[4]何元斌．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層次六維度分析框架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9，（6）：83–89

[5]喬增光．企業可持續發展及其評價研究[D]．長沙：湖南大學，2004

篇（5）

人口的劇增、水土流失、森林銳減、土地沙化、環境污染、資源匱乏、物種滅絕、能源危機等，這樣一些具有全球性、涉及全人類利益的重大社會問題已程度不同地困擾著世界上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們。而可持續發展正是一種為了使人類走出困境、使子孫后代能正常生存和發展的新的發展思想。

可持續發展被公認的概念是“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包含個基本原則：第一是持續性原則。指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必須維持在資源和環境所能承受的范圍之內，以保證發展的持續性。第二是共同性原則。指人口、資源、生態問題的全球性，要求全人類通力合作，共同維護地球環境和自然資源。第三是公正性原則。指保護和利用環境及自然資源的公正性，包括代際公正（即當代人的發展不損害下一代人的利益）和代內公正（即同一代人，一部分人發展不應損害另一部分人的發展）。

水利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水是人類賴以生存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而水資源又是非常有限和相當緊缺的，水利工程是為除害興利、造福人民而修建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興則農興，農興則裕國。工業的發展也離不開水的供給和保障。防洪、除澇、抗旱、減災也得益于配套的水利工程設施和合理的調配服務。所以水利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只有確保水利可持續利用，才能保障國民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協調發展。

影響水利可持續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治理、配置、節約、保護、工程的運用與管理、水利的投資與建設、人才的開發與使用、水土保持、防洪除澇、體制與機制、科教與法規等。因此，實現水利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

實現水利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水利行業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有的放矢。目前水利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加劇，防洪標準低，水污染和水環境日益惡化，工程設施老化失修較為嚴重，管理體制不順、機制不活、手段落后，水利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執法力度不夠等。

2現代水利和傳統水利

現代水利的概念可以概括為：通過流域的綜合治理與管理，使水系的資源功能、環境功能、生態功能都得到完全的發揮，使全流域的安全性、舒適性（包括對生物而言的舒適性）都不斷改善，并支持流域實現可持續發展。

現代水利與傳統水利在工作范圍、治水原則、水功能的開發和利用、防洪減災的手段、管理機構的設置、水資源的利用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別，具體表現：

（1）工作范圍。現代水利是把流域作為天地生的基本單元，把流域內的天文、氣象———地理、地貌、巖土———人類社會、生物圈作為一個系統進行綜合規劃、治理和管理。而傳統水利雖然也強調流域治理、開發和管理，但其基本對象還只限于河道及其水工建筑物。

（2）治水原則。現代水利重視人與自然的適應及和諧共處，協調人與自然、生態、水之間的關系，追求流域內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避免水利工程建設對環境生態的負面影響，約束人類的不正當行為。而傳統水利則比較強調對自然的改造，追求大工程的建設。

（3）水功能開發。傳統水利比較注重對水體資源功能的開發和利用，以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有時對環境與生態的長遠社會效益有所忽視，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情況下，這一傾向更為嚴重。而現代水利則不然，它重視對水體資源功能、環境功能、生態功能的綜合開發利用，在對水體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的同時，注重對其環境、生態功能的保護，并設法使其逐步改善

（4）水利發展趨勢。傳統水利主要是依靠工程手段來實現興利除害，防洪減災，抗旱除澇也多采取工程措施來獲取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現代水利不僅依靠工程措施而且注重非工程措施，如技術、管理、法制等，特別強調工程水利向資源水利的轉化，對全流域實行洪澇災害風險管理等。

（5）流域管理。目前我國幾大流域管理機構的職權較小，還很難對流域內的水資源開發、防洪、水資源的保護進行統一有效地管理。而現代水利則要求實行真正的流域管理，即將流域范圍由目前的河道水系擴大到流域內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壞、土地開發、污染排放、企業耗水、地下水開采管理等。現代水利的流域觀念相當強，它尊重流域圈的存在，注意保持流域的生態特征及其多樣性，對可能造成水土平衡條件大幅度變化的人類行為采取謹慎的態度，缺水地區應形成節水社會，以適應自然為主。而傳統水利。不太尊重流域圈的存在，強調行政區劃和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

（6）管理手段與管理機制。傳統水利的管理手段比較落后，勞動強度大，效率低，效益差。而現代水利的管理方式將是現代化、自動化的管理，利用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系統科學理論和系統工程方法研究解決水利技術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隨著管理手段的先進，勞動強度的降低，機構的設置必將是精干高效，運行機制必將適應流域管理的需要。工作效率將會大大提高，經濟效益也會顯著增長。

（7）河道治理與堤防建設。傳統水利的河道治理理論是基于水利學的最佳水利半徑而提出的，用最經濟斷面輸送最大流量，治理后的河道喪失天然河道的特征，而被渠化，裁彎取直，上、下游斷面趨于統一標準化，水流的多樣性消失。河道的防汛手段主要是大搞堤防建設，堤防斷面多以標準的梯形斷面為主，同時兼有公路，嚴重地破壞了水陸的連續性，使沿河濕地大量消失，從而導致水陸生態環境連續性破壞。而現代水利河道治理的原則，除滿足渲泄洪水要求外，從生態而言，還要盡量保持河道的自然特點及水流的多樣性。因為只有水流的多樣性才有水生物的多樣性。現代水利提倡河流向自然回歸，應該盡量保其原貌，如寬窄交替、深淺交錯、急流緩流并存，偶有彎道與回水，岸邊水草，為各類水生物提供棲息繁衍的空間。現代水利的堤防建設也十分重視對生物沿河濕地及水陸連續性的保護。在堤防建設的同時，盡量保持沿河濕地、沼澤地的水源補給，以及有序地保留水陸連續通道，使陸地及兩棲生物能安全地到水邊覓食和繁殖。

（8）筑壩建庫。傳統水利提倡的是梯級開發，大壩建設成為水利建設的一大特征，盡管大壩建設在防洪、供水農業灌溉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從生態學角度來看，大壩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水流和生態的連續性，再加上庫區建設和移民，庫內水深和水溫的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對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產生較大地影響。而現代水利建設，對梯級開發、筑壩建庫將采取慎重態度，在筑壩時將采取可行的補償措施，如過魚、過船等措施。

（9）人才需求傳統水利對人才需求的類型比較單一，多是單純的水利專業人才，隊伍的知識結構也比較簡單，而現代水利對人才的需求將更加廣泛，門類更加齊全，一些與水利相關專業的人才需求量將越來越大，要求水平將越來越高。如法律、經營管理、生態、環境、計算機等方面的人才將有較大的需求。

（10）水資源利用。由于水資源的嚴重缺乏和它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并且伴隨工農業用水及城鄉用水的不斷增加，以經濟用水為目的的水資源速度開發利用，造成黃河及北方多數河流長時間斷流，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再加之水體的污染，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和環境問題。而現代水利則要求對經濟、環境、生態用水，進行綜合規劃，統籌兼顧。生態用水包括流域內林、草用水，維持一定的地下水位及水面用水等；環境用水包括維持河道基本流量、造床流量、污染水域稀釋和更新用水等，二者應滿足維持流域生態和環境的基本要求。

3現代水利與可持續發展

現代水利與傳統水利的目標不同，所以實施后的效果也大不相同。傳統水利由于沒有把可持續發展納入其管理體系之中，因此常造成流域內生態、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的浪費。而現代水利的著眼點則是利用科學的態度，利用工程措施及非工程措施等手段，充分發揮水的資源功能、環境功能和生態功能，以實現流域內水利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篇（6）

中圖分類號：TU9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城市，是由人、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經濟因素組成的，它是具有一定的結構和功能的的有機整體，亦可被稱為城市系統；可續發展是指在不危害子孫后代的情況下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可持續發展理論在城市規劃中的應用的目的就是通過規劃等手段引導城市向和諧，可持續發展的方向發展。為了適應新時代城市規劃發展的要求，我們需要綜合考慮城市的社會和自然環境，深入研究，將可持續發展理論應用于城市規劃之中，提出一些有助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方面的思路和措施。

1.我國城市規劃的現狀和分析

近年來，我國正在不斷加快城市化的腳步，這就對相應的城市規劃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但是現在我國的城市規劃在許多方面還有不足，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1.1城市規劃模式不完善

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模式較為單一，一般都是按照固定的步驟進行的。首先是收集和分析該城市社會經濟方面等資料，然后確定該城市性質、規模和發展方向，并以此確定城市的規劃目標，并將目標細化；然后參考前面的工作提出和分析不同的規劃方案，確定總體規劃方案并細化；最后制定近期規劃方案并進行相關管理。一般情況下，這種模式的城市規劃的重點關注是否有利于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而對經濟、人和資源的和諧發展，城市規劃的可持續性上關注較。下圖是西方某著名城市與國內某城市的城市規劃效率的對比圖，其中灰色部分代表城市規劃模式完善的西方城市，白色代表城市規劃模式凌亂的國內城市，1為城市規劃用地的總體效率，2為城市自然資源的最大利用效率，3為環境污染的有效面積，4則為城市規劃的總體效率，從圖可知采取完整的城市規劃發案勢必成功。 圖一

1.2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城市的生態環境可以體現出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的，更是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一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規劃的好壞與否，不僅取決于城市的布局如何，規模大小怎樣，更取決于一個城市的生態環境好壞，是否適宜人類居住。然而，現代社會對城市的規劃雖然給城市帶來了飛速發展的經濟和現代化的風貌，但是這樣的規劃很多時候是以破壞城市的生態壞境作為代價的。具體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為了擴大城市的范圍和面積，很多城市大量地開墾城市周圍的山林，小河等，以破壞城市周圍的生態壞境為代價擴大城市的面積；第二，由于我國很大城市人口密度大，人均土地面積較少，所有很多城市的居住小區不斷減少綠化用地，將其用于停放汽車等；第三，雖然國家法律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保護生態環境，并要求對大型建設項目及時進行相關大的環境影響評估，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時候相關部門對其重視不夠，實行不到位，沒有使法律法規得到落實。

1.3城市規劃缺乏連貫性

城市規劃需要規劃的包括城市廣場，城市綠地，社區街道等，其在整個城市建設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很多省事的城市規劃沒有連貫性，經常出現城市規劃隨意改變的現象，例如去年做好的城市規劃方案，可能今年就會，然后實行新的城市規劃方案。這樣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整個城市的生態環境等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不利于整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1.4文化遺產缺乏保護

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城市從形成、發展直至滅亡，在這樣一個長久的歷史過程中必然產生大量的風景名勝、文物古跡等歷史文化遺產。這些寶貴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然后我國現在的城市規劃中，比如一些城市的舊城區改造，對于這些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十分淡薄，導致大量寶貴的文化遭到破壞，對城市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性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如圖所示為某城市的近十年前后的文物保護情況，它很好地說明了文化遺產極度欠缺保護的現狀。

圖二

文物保護情況

文物出土時間分期 城市出土文物保護率 農村出土文物保護率

10年前文物 30% 40%

近10年文物 20% 30%

2.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城市規劃的思路和措施

要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做好常規的城市規劃，還要綜合考慮城市的發展與生態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即城市發展水平和起生態環境之間的平衡。另外，在實際的城市規劃工作中，我們還要考慮城市承載力和城市資源供給力。城市承載能力是指城市生態環境對環境污染的恢復能力；城市資源供給力是指城市的資源能夠給城市發展的供給能力。為了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從分考慮到這兩者的的能力限度，切不可過度使用。城市規劃是一個不斷平衡的過程，規劃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平衡城市發展水平、城市承載力和城市資源供給力的過程。

2.1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城市規劃的特點

第一，城市規劃的出發點不在是單一的以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目的，以社會經濟發展和城市土地資源關的系為重點，而是開始強調整個城市的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性，以及城市發展水平和城市環境承載力、城市資源供給力之間的平衡。

第二，城市規劃的內容和范圍顯著增加，不在僅限于城市社會的發展，還要考慮城市中居住的人、資源和環境等，平衡協調社會經濟發展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探求最佳的城市發展模式。城市規劃的方案從制定到實行，整個過程都會進行相關的環境影響分析，并綜合考慮城市資源城市承載力和城市資源供給力。

第三，城市資源城市承載力和城市資源供給力作為兩項指標引入城市規劃之中。一個城市的發展不能超過城市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城市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會相應增加，但是其始終具有一個界限。毫無疑問，引入這樣的指標，更加有利于合理的城市規劃，也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在城市規劃應用中的具體體現。

2.2基于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城市規劃的思路的具體措施

第一，經濟方面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措施。

城市規劃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為了營造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優化社會經濟發展結構，城市規劃必須要明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策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強調三大產業協調發展，利用本地資源和環境優勢，調整產業結構，形成支柱產業。同時，還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注意環境和資源的能力界限，不以破壞環境資源為代價發展經濟。

第二，生態環境方面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措施。

城市是由人、自然環境以及社會經濟因素組成的，三者互相制約，互相作用。城市的發展受制于城市環境和資源的承載能力，因此，城市生態環境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將決定該城市現在活著未來的發展水平。合理規劃利用城市的環境和資源，可以促進城市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不斷提高成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人類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具體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的措施考慮：一是提倡低碳生活，不斷宣傳低碳生活理念，從根本上強化居民低碳生活意識，比如提倡城市居民搭乘公交車或者地鐵，減少私家車出行，節能減排；二是加強對城市居民居住環境質量的重視，增加公園綠化帶等的建設；三是加強監督和管理。面對一些企業、單位或者個人破壞或者污染環境和資源的情況，相關部門應該予以嚴厲的處罰，堅決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維護城市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措施。

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是發展城市所追求的重要目標，其包括人口、教育、文化、健康、價值觀和社會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針對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方面出現的問題，可以提出如下措施：一是加強城市規劃的連貫性，應用先進的技術進行城市規劃，注意城市規劃的連貫性，避免出現城市規劃無意義地頻繁變動；二是加強城市規劃的嚴肅性，面對破壞城市文化遺產的行為要進行處罰。在這里筆者以城市用地面積為例來說明該如何達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合理使用土地便是嚴格地使控制用地面積與預留用地面積間達到一種平衡。

圖三

結語

當今社會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發展的主題。因此，城市規劃有必要引入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綜合考慮城市生態環境，協調城市發展和城市環境資源的關系，使城市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篇（7）

1．“條塊分割”使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有效管理難以形成，基金安全受到威脅。

我國傳統的“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在轉軌時期衍生而來的社保體制上帶有明顯弊病，社保相關部門各自管理和支配一種基金，不能形成社保基金總體的統籌協調。基金的分散管理，其收、支、余歸各部門，可以給部門帶來一定的利益，使得部門為了既得利益不愿將基金管理權上交實行統籌協調。社會保障資金管理上的“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在實踐中帶來一系統列矛盾：①縣、市、省級的統籌和部門統籌，都是局部統籌，容易出現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社會保險和支付水平結余資金的懸殊差別，使客觀上因生產力差距產生的分配不公得不到有力的調節，難以有效地體現社會保險的互濟性。②多家分管，自成體系，規范性差并且機構重疊，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費，增加管理成本費用開支。③監督制約薄弱，結余資金不同程度地存在挪用和浪費現象，出現了用養老保險金謀求部門利益和管理者個人利益的違紀違法行為，一些地方和部門擅自動用結余資金用于城市建設，甚至蓋辦公樓、宿舍和從事房地產與證券投資，造成一些投資難以收回的狀況，更談不上保值增值。④極不利于實現社會化管理。由于各部門實行的社會保險的制度、標準、政策不一樣，同一保險項目，繳費和待遇水平有較大差異，造成苦樂不均和相互攀比，無法形成統一的社會化管理制度和方式。

2．養老保險在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支付危機。

（1）部門分別管理下的社會保險繳費缺乏硬約束和法律保障，保險費欠交嚴重。現行社會保險籌資方式主要是采取部門的規章或政府的條例形式，缺乏應有的法律保障力量，約束性大打折扣。如有些企業單位采用各種手段逃避社會保險費的繳納，或隱瞞工資總額，或少報在職職工人數，或轉移銀行賬戶，少繳或拖欠不繳，甚至以新辦企業為理由拒繳，而行政法規往往對上述行為缺乏追究的力量。

（2）低統籌水平下的高替代率加大了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負擔。從世界各國來看，養老金的替代率水平通常不超過60％，也有的國家以繳費年限的長短來決定替代率水平。我國現行養老保障替代率大約平均在80％左右，1999年普調30％的基本工資，對離退休人員提高15％～30％的養老金標準，又把替代率提高到90％左右，這無疑加大了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負擔。

（3）轉制時期的“老人”和“中人”養老制度變化帶來的養老保險債務，加劇了養老保險支付困難。在新的養老保險制度建立過程中，一部分已到退休年齡的職工和一部分已參加一定時期工作的中年職工，他們在過去或長或短的時期內未能按新制度的繳費規定積累養老基金，其退休后的養老金，將全部或部分地依靠后人的繳費或政府的補助來承擔。但是在建立“個人賬戶”的養老保險制度下，“新人”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只有社會統籌部分可以充當彌補“老人”和“中人”養老金欠賬的財力，而“個人賬戶”部分如果也用來彌補養老金欠賬，只是矛盾后移，同樣會出現“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

養老保險收不抵支基本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些老工業城市，退休職工占在職職工人數的比例較高，老齡化的問題比較突出，所承擔的養老金支出任務較重，而近幾年一些企業的經濟效益滑坡，因需求不足導致企業破產倒閉，使企業養老金的收繳出現困難，從而造成養老保險的收不抵支。另一種情況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或者是一些市場不景氣的行業如煤炭、紡織行業，因企業的經濟效益普遍較差、虧損嚴重，使養老保險費的收繳發生困難，而支出負擔不能減下來，使養老保險支付困難提前到來。

3．政府財政尚未建立支持養老保險制度的常規渠道。

任何國家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都離不開政府財政的支持，通常有稅收優惠、預算管理、財政補助和財務會計制度管理手段。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著手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至今已有十多年時間，雖然政府財政參與了養老保險財務會計制度管理和“收支兩條線”管理，但至今尚未出臺支持養老保險制度的稅收優惠辦法和財政補助辦法，也未編制社會保障預算，以致財政對包括養老保險收支在內的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職能嚴重缺位；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基金長期處于縣、市、省級地方政府的分散管理之中，上下互不通氣，各級收支的真實性如何，結余資金多少，結余資金怎樣使用的，沒有一家權威機構能說得清楚；出現了部分地區和行業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的狀況。面對這種過早出現的養老保險基金收不抵支問題，財政被迫充當“救火隊”，常規渠道尚未形成，應急職能已先啟動。中央財政及國家社會保障管理機構在無法詳細審查各地收不抵支的原因及真實性的情況下，1998年以來連續給予地方上百億元的養老保險補助。顯然這種缺乏審查程序的財政補助，客觀上助長了一些地方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虛假性。

二、幾點建議

1．社保體系中應強調政府財政的支持作用，完善政府管理體制。

國家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主要參與和提供者，政府在社會保障體系的運行過程中起到了主導的作用。由于近年來世界很多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發生了危機，因此有不少學者對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質疑，甚至否定了政府的作用，而一味強調市場在社保體系中的作用。雖然市場在社會保險基金運作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視的，但從我國的現狀來看，現階段國家還是社保體系的最重要主體（特別是基本養老保險保障），純市場行為對于我國很難發揮作用，因此筆者認為在社會保障基金體系中應當強調政府的支持。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用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支出占到政府財政支出的20％～30％，它是以政府雄厚的財政實力（通常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35％～50％）為基礎的。我國盡管目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還較低，但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分配體制的理順，國家財政實力會逐步增強，用于支持社會保障的支出能力也應逐步增強。

在強調政府財政的支持作用的同時，還要明確政府需要管理的范圍，即主要指社會統籌的社會保障部分。而且統一管理本身也有如何完善管理體制的問題。如果只強調集中，不同時做好管理，不建立健全監督機制，也會出現問題甚至更嚴重的新問題。社會保障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來承擔，也沒必要完全讓政府來承擔。在由社會解決的部分，在非基本養老保險部分，或者說在基本養老保險之外的其他養老保險部分，應實行多條腿走路，鼓勵開展競爭，并將競爭引向有序的制度化建設。只有政府和社會共同發揮作用，才能真正解決社會保險制度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2．建立養老保障財政補助制度，彌補養老保險隱性債務。

財政補助也是普遍運用的財政支持手段，幾乎所有建立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都離不開政府財政定期或不定期的補貼，以彌補養老保險收入的不足。之所以要建立養老保險財政補助制度，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由于養老保險隱性債務的存在；二是由于人口日益老齡化趨勢，對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不斷增大。如果沒有政府財政的支持，養老保險制度難以渡過支付危機，甚至可能導致社會保障體系的瓦解。

關于養老保險財政補助的資金來源，從國外的情況看，有的國家不論養老保險是否出現債務，總是從政府財政支出中安排固定比例的預算資金充實養老保險基金，有的國家則是在養老保險出現財政虧空時給予臨時性補助。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尚處于轉制階段，存在巨額隱性債務，彌補這些債務要多渠道籌資：一是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從財政支出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彌補養老保險隱性債務。據專家測算，如果連續20～25年每年從財政支出中拿出5％的資金用于養老保險補助，就能基本解決隱性債務的補償問題。二是與調整國有經濟戰略布局結合起來，變現部分國有資產充實養老保險基金。這可以通過產權市場出售、轉讓部分企業的國有資產，也可以通過國有股上市流通出讓部分股權或將部分股權收益劃出，充實養老保險基金。三是發行部分認可債券和彩票，充實養老保險基金。

3．建立基本養老保險資金規范的財政預算管理。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要保證未來我國人口老齡化日益提高對基本養老支出的需要，又不能超越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選擇部分積累制養老保險模型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將基本養老基金納入政府的預算管理是為了確保養老基金管理的效率和使用的安全。預算管理通常有以下幾種類型：一是基金預算，將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事業的財務狀況放在政府公共預算之外，以基金的形式反映；二是將社會保障資金納入預算內，同政府其他收支混為一體，政府擔負起全部社會保障事業的責任；三是一攬子社會保障預算，將一般稅收收入安排的社會保障支出和各項社會保險基金收支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編制內容全面的社會保障預算。其中一攬子社會保障預算是把來自社會保險基金收支和來自政府公共預算安排的收支合為一體，全面反映社會保障資金收支情況、結余資金投資及調劑基金的使用情況，體現國家社會保障的總水平，因而它優于其他形式的預算管理。

（1）養老基金的收支管理，包括養老基金籌集和支付的管理。管理內容包括：企業單位籌集的養老保險基金是否及時和足額入庫；政府安排的養老保險補助是否到位；養老金支付標準是否符合制度和政策規定。應定期編制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的周轉計劃。

篇（8）

《中國21世紀議程》中指出，農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和領先領域，農業可持續發展就是要使農業具有長期持續發展的能力。而農業資源如土地、水資源、勞動力和資金等做為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和條件，直接影響著農業發展和社會發展，應得到更加廣泛的重視。本文從農業資源角度來探討中國的農業可持續發展。

1農業資源

農業資源是指人們從事農業生產或農業經濟活動中可以利用的各種資源，包括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社會資源。農業自然資源主要指自然界存在的，可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物質、能量和環境條件的總稱。它包括水資源、土地資源、氣候資源和物種資源等等。農業社會資源指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因素中可以用于農業生產的各種要素，主要有人口、勞動力、科學技術和技術裝備、資金、經濟體制和政策以及法律法規等。

在農業發展過程中，農業資源已成為評價和衡量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所以，節約和合理開發利用農業資源，解決農業資源日益尖銳的供需矛盾，實現農業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2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和特征

1991年在荷蘭召開的國際農業與環境會議上，國際糧農組織(FAO)把農業可持續發展確定為“采取某種使用和維護自然資源的方式，實行技術變革和體制改革，以確保當代人類及其后代對農產品的需求得到滿足，這種可持續的農業能永續利用土地、水和動植物的遺傳資源，是一種環境永不退化、技術上應用恰當、經濟上能維持下去、社會能夠接受的農業。”《中國21世紀議程》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明確為：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困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和可再生資源，以滿足逐年增長的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從農業資源角度來理解，農業可持續發展就是充分開發、合理利用一切農業資源(包括農業自然資源和農業社會資源)，合理地協調農業資源承載力和經濟發展的關系，提高資源轉化率，使農業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優化配置達到農業資源永續利用，使農產品能夠不斷滿足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

2．1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2．1．1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首先就意味著發展。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只有發展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農產品需求;這種需求不僅指數量增加上的滿足，更應指農產品質量提高上的滿足。

2．1．2農業可持續發展關鍵在于保護農業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農業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把農業發展、農業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資源環境保護結合起來，盡可能減少農業發展對農業資源環境的破壞和污染，置農業發展于農業資源的良性循環之中。

2．1．3有效控制農村人口，提高人口素質。努力控制農村人口過快的增長速度，以便減輕農業人口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大力發展文化科技教育事業，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保證，是形成自覺保護資源環境的前提。

2．1．4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優化農業投入結構。全面發展農、林、牧、副、漁各業，實現生產經營適度規模化，農業生產結構合理化，農產品品種多樣化和品質優良化，實現農業生產的高產、優質、高效和低耗，變原來的粗放經營為集約經營，達到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2．1．5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指農村經濟和社會經濟全方面的持續發展。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不單純地是追求數量上的增加，而是要實現農民日益富裕、農業社會全面進步，使農村的資源環境、人口、經濟和社會相互協調，共同發展。

2．2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特征

2．2．1生態可持續性

要保證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農業資源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只有遵循自然生態規律，保持生態平衡，才能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

2．2．2經濟可持續性

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指農業產量穩定持續增長，農產品質量不斷改善，農業生產率穩定提高，農民收入和農業經濟效益可持續增長。

2．2．3人口適度性

人口是重要的經濟資源，但是作為消費者又給農業資源、農業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此，必須控制人口數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質，增加人力資源的資本存量，才能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

2．2．4農業增長方式的集約性

科學技術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農業科技特別是農業高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能使農業增長從單純依靠資源和環境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農業增長的科技含量。

2．2．5目標的多元性

農業可持續發展不僅要提高農業產品的產出率、產品質量和農業經濟效益，而且要注重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把社會進步和資源環境保護放在首位，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的統一。

3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農業資源危機

3．1人口增長和農村貧困問題給農業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

人口過快增長特別是農村人口過快增長與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等條件發展不相適應，加劇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矛盾，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素質難以提高和充分就業等問題;現有近5000萬的貧困人口分布農村，貧困造成資源環境惡化，資源環境惡化又加劇貧困，最終對農業發展產生嚴重的制約，造成了人口增多一貧困－資源環境惡化一經濟發展減緩的惡性循環。

3．2農業生產所需的主要農業自然資源面臨短缺危機

首先，近30年來中國耕地總體數量不斷減少。據統計資料，耕地由1957年的人均0.173hm2下降至1995年的0.08hm2。到1996年，我國30個省、市(區)中，已有14個省、市(區)人均耕地在0.067hm2以下，占總數的47%，其中有7個省、市(區)人均耕地不足0.053hm2，低于聯合國規定的人均耕地0.053hm2的警戒線，盡管如此，占用、毀壞的耕地情況仍未好轉。再加上耕地質量下降和人口增加，造＊＊均耕地減少、土地負擔指數上升和耕地失衡等耕地資源危機。

其次，農業用水危機正在加深，主要表現在:(1)農業和城市缺水嚴重。農業每年缺水達3.0x1010m3，受旱面積約2.0xl07hm2，全國有8000萬農村人口飲水困難，300個城市缺水。(2)水澇災害嚴重。90年代成災面積已經相當于50年代的273%，嚴重影響了中國農業的生產和發展。(3)亂開濫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續下降，漏斗面積不斷擴大。如華北已經形成了1.5-2萬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5m，導致灌溉成本不斷上升。

3．3農業資源污染嚴重，生態環境日趨惡化

工業"三廢"污染急劇向農村蔓延。環境監測表明:在全國7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嚴重，流經城市河段82%受到嚴重污染，25000km的河流污染物超標，受污水、工業廢棄物和城市垃圾危害的農田達0.1億hm2;化肥、農藥和農膜等大量使用帶來了嚴重的農業污染，中國農藥施用量每年以10%的速度遞增，1995年為26.8萬t，預計2000年將達30萬t，農藥和化肥的超量使用使得農藥殘留超標率和檢出率很高，化肥的使用已使糧食增產出現了邊際負效應。農藥化肥等的濫用不僅使土壤、水體和大量農產品受到污染，導致不少農作物高產地區的農田生態平衡失調，病蟲害越治越多，耕地污染、水污染及農產品質量下降等問題也日益嚴重起來。

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也對農業資源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隨著鄉鎮企業的高速發展，鄉鎮企業占整個工業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增加到1997年的45%，"三廢"污染的農田面積已達0.1億hm2，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約有15%的農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為污染，糧食減產100億kg以上，直接損失達125億元，給土壤和水資源造成嚴重破壞。這樣不僅污染了農業生態環境，造成資源惡化，制約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而且嚴重影響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于對農業自然資源掠奪式的開發利用，如陡坡毀坡毀草等，形成了"邊治理、邊破壞"和"局部有所改造、整體繼續惡化"的被動局面，使得土壤侵蝕嚴重，水土流失嚴重，森林生態功能降低，土地沙漠化仍在發展。

中國面臨的農業資源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再加上一些休耕、免耕等保護農業自然資源、恢復生態環境的措施執行不力，嚴重影響到農業可持續發展。在市場經濟下，如果單純地追求經濟效益，忽視農業資源保護，就會使目前已經惡化的局勢進一步加劇，導致農業生產嚴重缺少后勁;制約農業發展進而制約中國整個經濟發展。

4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對策

4．1加強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制建設和管理

4．1．1法律法規是資源環境管理的基礎和依據，法律管理應成為強化資源環境管理的主要手段。在可持續發展的今天，隨著對農業資源系統認識的深化和實踐的需要，應全面審理中國現行有關農業資源的法律、法規和管理體系，提出修訂和補充措施，并制定相應的法律實施細則、條例和管理辦法，把法律規定的原則具體化，增強其操作性，要注意有關法規的前后一致性和相互之間的協調性。

4．1．2建立并完善農業資源產權制度。建立并完善資源產權制度，調整并劃分清各類農業資源的產權關系，從法律上支持、監督產權所有者對農業資源保護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并以法律形式強化農業資源管理的協調機制。

4．1．3制定農業資源綜合管理法律。在目前現有農業資源的各種基本法規中，一般都是就某種資源論資源，較少涉及一種資源和其他資源作為農業資源整體的關系和綜合管理的規定，因此，要樹立農業自然資源整體化觀念和農業資源立法的前瞻性，強化綜合管理意識;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資源綜合管理法律的地位;建立農業資源綜合管理法律體系，實現對農業資源的綜合管理。

4．2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消除貧困

4．3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優化資源和生產要素的組合進一步擴大生態農業和持續農業的試點，及時推廣應用。積極穩妥地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形成結構合理的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大農業格局，使各業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發展農業產前、產后的延伸產業，形成種養加和農工貿相配套的農業產業化體系，使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得以提高，確保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4．4合理開發農業資源，加強資源的保護利用政策

4．4．1保護耕地。今后中國各項建設都應力求少占地、占壞地;堅持有償用地，有借有還;盡可能利用各種空閑地，減少占地損失;有計劃地開墾邊遠地區的宜農荒地。

4．4．2改善農業資源環境。防止工業"三廢"直接排入農業環境而造成危害;嚴格控制鄉鎮企業的污染源;最后要控制農業自身的污染源，即減少化學農藥的使用量，尤其是高殘毒農藥的使用，防止過量使用氮素化肥，避免農用水體富營養化等等。

4．4．3注意引進、吸收發達國家有關農業資源的節能、資源保護和環境修復的先進技術，重視農業資源的高效利用和資源替代等。

4．5開展農業自然資源評估和評價工作

長期以來農業資源的無償使用已經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對農業資源保護和開發利用非常不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若不能及時扭轉資源無價和價格扭曲現象，就會加重對資源的浪費。因此，必須規范農業資源作為一種特殊資產的評估方法，加強農業自然資源的估價和評價工作，推行有償使用及社會補償制度，資源開發的申報和審批制度，以便加強對農業資源的管理，保護農業資源環境。

5結束語

由于中國人口多、人均資源貧乏，尤其是近年來農業資源問題日益尖銳化，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受到極大的制約，中國農業的未來任重道遠。但是只要我們認真分析面臨的困難，積極采取解決措施，如開展生態農業、集約化農業，建立健全資源產權制度、農業自然資源的評估方法和有關農業資源的法律法規等，節約農業資源，降低資源消耗，減少農業資源的浪費，提高農業資源的利用率，增強農業資源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保證程度，就可以實現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中國21世紀議程一一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M]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1994:77-86.

(2)·FAO·邁向2010年的世界農[C]·第27屆國際會議(年會)論文集，1993.11

篇（9）

關鍵詞：生態；可持續發展；資源

一、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必然性

（一）可持續發展的美好愿望。

可持續發展的愿景的是生態倫理型社會。在回顧人類近現代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既給人們既帶來了福音，同時也帶來了苦難。環境的污染和破壞給人類的生活帶了大量的負面作用。因此，在對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訴求與愿景越來越強烈，需努力探索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可持續發展是建設美好家園，過上美好生活的必然選擇。

（二）“亂砍亂伐之痛”。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奇跡,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據中科院測算2003年中國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鐵礦石、鋼材、水泥,創造出的GDP卻不足全球的4%。這種浪費型發展模式使煤、電、油、運“荒”聲一片。2004年,國家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但資源瓶頸問題依然突出。“宏觀調控的基礎還不鞏固,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極有可能反彈,煤、電、油、運依然緊張。1、2月份,電力增長12%，但是卻有25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發生拉閘限電現象。“瓶頸”待破，直面資源供給現狀,中國需要徹底轉變發展模式,把節約放在首位,大力推行循環經濟,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否則可持續發展將成空談。1中國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態環境承載著歷史上最多的人口，承載著歷史上最空前的資源消耗和經濟活動，面臨著歷史上最為突出的生態環境惡化挑戰。不可持續的發展讓整個人類面臨了生存和生活的困境，在過去不可持續發展之痛的經驗教訓，促使我們在建設美好家園和過上美好生活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可持續發展必須從環境的方面進行研究和實施，提倡自然、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在呼吁人們提高生產力的同時，應該注重生態環境的的改善和保護。在可持續發展中，提出要變革長期落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改變人們的生活理念，在可持續發展提出的同時伴隨著眾多的的異議，就單可持續發展提出得意義來說，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含：第一，是對長期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和追問。第二，是對未來發展可持續發展模式的科學建議。第三，在面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矛盾時，可持續發展能否起到調解矛盾的作用。因此可持續發展是指引人類走向美好未來的燈塔。

二、欠發達地區環境倫理探索

（一）人與自然的矛盾。

在后發地區由于人們對環境保護的認識還不夠到位，在后發地區為了生存難免會破壞環境，但是破壞以后又沒有有效合理的治理措施或者說在潛意識里面就沒有保護環境的意識，同時后發地區謀求生活的富裕和經濟的發展，采用了比較粗放的勞作方式，和開發手段，導致了先開發后治理的理論的誕生，同時給環境造成了破壞，那么在環保的過程中，生存、發展與環境保護產生了必不可少的矛盾，那么如何讓解決在生存，發展與環保的矛盾是后發地區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環保難題。

生存、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種種矛盾在不可調和的狀態下，走可持續發展的的道路已是歷史的必然。為了生存破壞環境，污染環境，使自己的家園千瘡百孔，很難再修復。能源產業的發展帶來的一系列的工業廢水，廢物的污染物使得飲用水不在干凈，莊稼不再綠色。環境保護在實施的同時必然會限制很多污染源企業的發展，同時對其的經濟效益受到損失。但是，為了共同美好的家園。犧牲極個別的一些工業產業的發展來建設美好家園，過上美好生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二）轉變發展方式的窘境。

在面臨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機，我國面臨著眾多的的難題與困惑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的優化設計難題；轉變發展方式的制度；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和理念創新三者直接的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投資、消費、出口的不一致。

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就個別的區域得到了遏制和保護，但是大部分是還是沒有從本質上防止環境的破壞，歷史告訴我們，生態系統的破壞和退化是經濟發展阻力軍，也是人民“健設美好家園，過上美好生活”的最大障礙。傳統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推出歷史的舞臺，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速度，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否則資源匱乏之際，環境污染，新興產業發展就受到限制。

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理性思考

（一）憶往事，成追憶，另辟新徑。

在回顧工業化歷程時“先污染后治理”給社會和公眾造成了的損害是慘痛的，所付出的代價是比污染防治投資高很多的，在中國若選擇“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可能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超額支付，由于國情時代的差異，以及我們所以懶的生態環境相當脆弱，很可能在理論上推算的污染排放峰值到來之前“生態泡沫就已經破裂了”。所以我們吸取先發展后治理的沉痛教訓，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能源的相關政策與意見:在對資源和能源的利用和使用的同時，要有步驟，有計劃，合理的開發，不能濫用資源，控制資源的使用，使得資源利用率最大化。要統籌兼顧，多渠道，多理念的整合發展。統籌合理的開發利用是每個國家和地區必須考慮的問題，禁止小集體的為了小團體利益，破壞整體利益，禁止個人的私自開發，污染和浪費資源。大部分的開發和利用都得有整體的統一宏觀決策和規劃。

（二）結合地方環境，加強特色經濟建設。

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運用單一的發展模式，應該在整個大框架的前提下，再來細化。要有一整套的精細化的管理模式，由于不同水平的地區很難實行統一的政策，統一的方針政策僅僅可以在如何發展的方向上指明道路，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會不會早彎路，就要根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區域的發展水平制定相關的制度和實習方案，創造中國特色主義的發展模式，要靈活使用本地資源，發展特色經濟，創造各具特色的美好生活。

四、結論

生態倫理型社會建設必要堅持可持續發展，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思路，在建設“家園”時難免會遇到困局，應當統籌兼顧，協同發展，根據自有資源和優勢，建設各具特色的美好生在后發地區由于不斷地開發利用的一些企業導致了整個地區的GDP,影響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落后的技術和產業是必要轉移，來協調整個區域的發展生態活。在日新月異的當今世界，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已成為人類的共同使命，綠色技術、綠色產業、綠色消費已經是人類迫不及待的訴求，全球正在掀起綠色的浪潮。在未來的生存和生活環境將會是綠色世界環繞于我們，需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方能建設生態倫理型社會。

參考文獻：

[1]黃泰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與實現機制[J]．求是，2007．18。

[2]筒新華，曾憲明.論科學發展觀的形成、貢獻和落實[J]．經濟學動態，2005。

[3]Y-續琨，陳悅．技術學的興起及其與技術哲學、技術史的關系[J]．自然辯證法研究。

[4]熊哲宏.“計算機科學哲學”研究綱領[J]．襄樊學院學報，2004。

[5]魯道夫?卡爾納普等.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M]．華夏出版社．1990。

注釋：

篇（10）

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提出，起源于人們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資源是否可以永續性取得，財富是否可無限地增長等問題的討論以及人們對日益嚴重的環境破壞問題的憂慮。其在20世紀50至70年代得到重大關注。

1962年，美國女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發表了一部引起世界轟動的環境科普著作《寂靜的春天》，作者描繪了一幅由于農藥污染所導致的可怕景象，驚呼人們將會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從而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對發展觀念的爭論。10年后，兩位著名學者者巴巴拉·沃德（Barbara Ward）和雷內·杜博斯（Rene Dubos）的《只有一個地球》問世，把人類生存與環境的認識推向一個新的境界，即可持續發展的境地。同年，一個非正式國際著名學術團體--羅馬俱樂部發表了有名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明確提出"持續增長"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發展"概念。1987年，以前挪威首相布倫特蘭為主席的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發表了《我們共同的未來》，正式提出可持續發展概念，并以此為主題對人類共同關心的環境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受到世界各國政府組織和輿論的極大重視，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概念得到與會者的共識與承認。

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她任主席的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取得共識。我國有的學者對這一定義作了如下補充:可持續發展是"不斷提高人群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能力的、滿足當代人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滿足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損害別的地區或國家人群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

（二）可持續發展的內涵和特點

1、可持續發展的內涵

國際社會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人類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權利，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給全體人民以機會去追求較好生活；第二，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并努力做到使自己機會和后代人的機會平等；第三，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環境必須成為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持續的發展不應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統，環境與發展同樣重要。

我國國務院也在1994年3月25日通過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中，確立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將其核心內容概括如下：一是以經濟發展為核心，通過完善市場機制，發展科學技術，加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建設，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通過控制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質量，發展教育，改善衛生和健康狀況，改善社會福利制度，消除貧困等，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三是通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和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實現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從以上的相關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具有以下幾種內涵：

（1）公平性

"人類需求和欲望的滿足是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在現實中，人類需求方面還存在許多不公平因素，這種公平廣義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當代人的公平，可持續發展要求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給全體人民以機會去追求較好生活，要給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發展權，首先要把消除貧困作為可持續發展進程重要的問題來考慮。二是代際間的公平。當代人在創造與追求自己的發展時，應承認并努力做到使自己機會和后代人的機會平等，在滿足自身需要時，不應該損害下代人的利益。

（2）持續性

這里所謂的持續性因素是指在發展時不應該損害支持全球生命的自然系統：大氣、水、土能超越自然與環境的承載能力。

（3）共同性

可持續發展作為全球世界發展的總目標，所體現的公平性原則、持續性原則都是共同的，同時，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采取全球共同的聯合行動。

（4）系統性

從我國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中，強調經濟與社會﹑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另一方面要求維護代際公平，實現永續發展。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一種發展戰略，其必然要具備系統性的要求，從而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2、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1）可持續發展鼓勵經濟增長，只有經濟增長才能體現出國家實力和社會財富。可持續發展強調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其不但重視增長數量，還要求提高質量、提高效益、節約能源、減少廢物、改變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實施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

（2）可持續發展要以保護自然為基礎，使發展與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相協調。從而，發展時必須要保護環境，主要有以下幾種：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保護生命支持系統、保護生物多樣性、保持地球生態的完整性、保證以持續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資源，使人類的發展保持在地球承載能力之內。

（3）可持續發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為目的，與社會進步相適應。正如可持續發展內涵所揭示的，其要包括改善人類生活質量、提高人類生活水平、并創造出一個保障人們享有平等、自由、教育、人權和免受暴力的社會環境。

3、可持續發展的特征

簡言之，可持續具備以下3個特征：生態持續、經濟持續和社會持續，三者之間不可分離。孤立追求經濟持續必然導致經濟崩潰；孤立追求生態持續達不到實現全球環境的美化。生態持續是持續、經濟持續是條件、社會持續是目的，人類共同追求的是自然系統和社會符合系統的持續、穩定以及健康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的模式與傳統的發展模式的根本區別在于：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不是簡單的開發自然資源以滿足當代人類發展的需要，而是在開發資源的同時保持自然資源的潛在能力，以滿足未來人類發展的需要；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不是只顧發展不顧環境，而是盡力使發展與環境協調，防止、減少并治理人類活動對環境的破壞，使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生態系統處于良好的狀態。因此，可持續發展是可以持續不斷的，不是會在有朝一日被限制或中斷的發展，它既能滿足當今的需要，又不致危及人類未來的發展。

二、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之間具有內在的、天然的聯系。經濟法是調整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法律保障，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法的價值也具有指導作用。此外，經濟法產生的目的也決定了它與可持續發展的天然密切聯系。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的戰略，是國家總體戰略的調整，它是以國家為主導推行的，經濟法是國家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活動的基本法制形式，國家發展戰略及其發展模式的調整必然必須借助經濟法功能和調整機制。從而，二者結合是發展的必然。

（一）產生背景和目的的相同性②

經濟法是20世紀出現的一個新興法律部門，是20世紀中外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當日趨激烈的競爭導致自由競爭的秩序被扭曲，需要對競爭秩序進行規制；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需要高度的社會協調；市場自發調節的缺陷逐漸暴露，需要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時，國家因素介入經濟活動，經濟法即應運而生。它是基于社會公共利益介入經濟活動的產物，經濟法是現代法，它和現代社會發展的各種危機聯系在一起，體現了危機應對法。現代社會的各種危機，如當前的金融危機、人口危機、就業危機、貧困危機、環境危機等，有共同的社會、政治、經濟根源，正是這些根源造成發展的障礙和不可持續，在面對此種危機時，人們就需要選擇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可持續發展是對傳統模式反思后的產物，是對傳統模式的變革。轉貼于 　 關于經濟法的概念和定性雖然一直存在爭論，但就其使命而言，中外早已形成共識，即國家(政府)依法管理和協調國民經濟運行，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消除由市場經濟自發性所帶來的負效應，引導整體經濟持續、穩定和健康運行。③這和可持續發展的使命是一致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目標是公平地滿足今世后代在發展與環境方面的需要和權利，從而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兼顧和包容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的幾種不同目標取向。經濟法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歷史使命的一致性，使它們可以天然地融合在一起。

（二）價值理念和價值取相向的相融性

經濟法的價值理念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存在共通性。經濟法以社會為本位，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維護社會整體的利益和效益。可持續發展也要求維護和實現全人類的社會整體利益的協調發展，雖然具有更高的層次，但在理念本質和價值取向上仍與經濟法具有相融性。經濟法中體現了公平的價值理念，利用市場規制法排除市場中的壟斷﹑限制競爭或不正當競爭現象，在壟斷者與弱小企業間實現了機會公平，同時憑借社會保障法﹑利用稅收杠桿，通過國家的干預，實現結果的公平。可持續發展同樣追求公平的理念，所不同的是更強調代際公平，要求當代人在進行滿足自己需求的消費和活動時，也對后代人的需求承擔起歷史的和道義上的責任，維護代際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實現經濟﹑社會和資源的永續發展。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的融合也是歷史的必然。④

（三）范圍內容的一致性

可持續發展涉及社會生產、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發展等社會生活領域的許多方面。經濟法的內容范圍，如宏觀調控法的制定與實施、市場秩序及規則、資源開發利用的合理配置等都與社會經濟整體發展密切相關，既有宏觀的社會整體要求，又注重保護微觀個體利益，并求得整體均衡與和諧發展，從而為可持續發展構建相對穩定的秩序環境。⑤

三、經濟法學界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

可持續發展戰略確定之后，法學界就預測到其對法學研究和建設將帶來重大的影響和沖擊，從立法到司法，從理論到實踐等都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其研究成果大多見于環境資源法、法理學等領域，經濟法學界對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區域：⑥

1、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價值的探究

顧功耘主編的《經濟法教程》（2002年）認為，效益是一切經濟生產活動的最高價值目標，所以，經濟法基于其固有的目的與使命，把效益作為自己最高的價值目標也就變得合乎邏輯了。但是僅以效益定義經濟法的價值顯然過于籠統，無法與其他法律部門所追求的效益區分開來。經濟法關注的效益是更高層次的宏觀上的效益，即"社會整體效益"。但是這還不夠，我們可需要發展，從而將其表述為 "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其更體現出現代經濟法的動態化效應，也更能體現和適應現代經濟發展。因為它不僅追求效益的簡單循環實現，而且追求效益的不斷復合增生。"社會整體效益最大化"提法的引入的主要意義在于順理成章地導出"可持續發展"，其內涵實際上涵蓋了"發展"與"效益"的提法。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兼顧和平衡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幾種不同目標取向，因此，經濟法的價值可以最終表述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整體效益"，這一提法至少包含以下三層含義：體現了市場個體之間的協調；體現了人與環境資源之間的協調；體現部門、地區經濟結構與資源宏觀配置的合理化。

2、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探究

楊紫煊在《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法律體系與《經濟法綱要》的制定》一文提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有遵循客觀規律協調本國經濟運行的原則；堅持經濟效率優先、兼公平的原則；堅持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兼顧各方經濟利益的原則；堅持經濟可持續發展、兼顧當前發展的原則。提出了將堅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確立在經濟法之中的觀點。

陳乃新在《經濟法可持續發展原則芻議》一文中也主張這一觀點，并認為是指人們在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的基礎上追求經濟、社會、人口、環境、科技相互協調永續發展，追求當展公平與代際發展公平相統一時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

3、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法的體系的探究

李昌麒和魯籬的《中國經濟法現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中國現代化的經濟法體系主要應當由以下幾部分構建：市場主體規制法；市場秩序規制法；宏觀經濟調控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保障法律制度；社會分配法律制度。之所以將宏觀調控法與可持續發展法合并構成二級法，理由有二：一是基于生態失衡已成為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聯合國已將之納入《21世紀議程》的重要事項，因而國家必須對此予以關注和干預；二是考慮到文明不斷進步與生態惡化構成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矛盾，必須依賴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及其法律措施才能予以解決，因此，將宏觀經濟調控與可持續發展合并構成二級經濟法，其主旨在于樹立宏觀經濟調控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聯系機制。

應該來說，經濟法學界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是極其有限的，還需對其進一步完善，是經濟法能與可持續發展戰略進行融合，從而促進我國發展。

注釋：

①齊建輝：《可持續發展理論與經濟法的基本理念考辨析》，載《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第87-88頁。

②李摯萍：《論經濟法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融合》，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第101-102頁。

③程信和、李摯萍：《可持續發展--經濟法的理念和制度創新》，載《學術研究》2001年第2期，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