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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v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2）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中圖分類號]B0-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1 — 0005 — 03

可以說馬克思的一生都是在批判中度過，馬克思也是在一次次批判中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論，也正是這一批判精神被的后來者所繼承和運用。然而，隨著現代思潮的多元化，各種理論之間的批判也屢見不鮮，批判的真正精髓也隨著這些所謂的“百家爭鳴”的浪潮所遮蔽，漸漸陷入了只從批判的字面意義上片面的批判，疏忽了馬克思理論批判精神背后的歷史過程，也就拋棄了馬克思批判精神背后的真正實質。

一、馬克思早期批判的歷史原像

馬克思早期的理論探索是他思想斗爭最活躍的時期，也是馬克思批判思維最活躍的階段，而也正是在這一階段，馬克思形成了自己獨道的思想理論。我們就從他的第一部帶有“批判”的著作，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來還原馬克思批判的歷史過程。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寫作原因要追溯到1843年，馬克思離開《萊茵報》時。因為在此之前馬克思在《萊茵報》當主編時期，發表了大量對現實問題的評論性文章，他的某些語言觸及了封建統治階級，以致于1843年1月，普魯士政府決定查封《萊茵報》，這使得馬克思退回書房，重新探索自己的理論道路。在受德國的專制制度，以及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下，馬克思開始潛心研究歷史，并對國家和法的問題進行了初步嘗試，這些研究的過程和思想軌跡，都被記錄了下來，就是厚厚的五本《克羅茨納赫筆記》。

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感覺到以黑格爾理性主義國家觀為理論基礎的法的局限性，從而在克羅茨納赫的五個月中，馬克思考察和研究了大量的各個國家的歷史和法的變遷。其中，第一、二本筆記是關于政治史的摘記，摘錄了亨利希的《法國史》，拉彭貝爾格的《英國史》和約翰·羅素的《英國政府……史》，第三、四本筆記主要是關于法國史的記載，如施密特的《法國史》、盧克萊泰爾的《復辟以來的法國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時代的法國史》和蘭齊措勒的《論十月革命的起因、性質和結果》，此外還有蘭克的《法國史》、林加爾特的《英國史》和蓋耶爾的《瑞典史》等等，第五本筆記的內容涉及到德國、美國等國家的歷史。〔1〕在摘錄的過程中馬克思都加入了自己的評論，這些評論都成為了之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直接思想來源。在論述國家的問題上，馬克思摘錄了蘭克《論法國的復辟》的一段文字后評述道，黑格爾“把國家觀念的要素變為主詞，而把國家存在的舊形式變為賓詞——但是在歷史現實中情況恰好相反，國家觀念都是國家存在的那些〔舊〕形式的賓詞。”〔2〕這一思想鮮明地體現在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在對所有制問題的考察中，馬克思對施密特的《法國史》做了大量的摘錄，特別是對下述的一段摘錄打上了著重號：“對城市公社的事務的共同關心把他們彼此聯合起來，正是在公社中要處理這些事務的共同關心把他們彼此聯合起來，正是在公社中要處理這些事務并適當地領導這些事務的任務，導致了管理藝術的產生?！敝?，馬克思寫下了下面兩段話：第一段說，在英國“國家制度的許多改革，〔其起源〕與其說歸功于開明的政策，不如說歸功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另一段說，在瑞典“由于財政狀況而具有影響的一切東西，……在債主、封建者、承租者、企業頭頭身上變成了中間的權利，政府依賴它并不比臣民差。”此外，馬克思在對“市民社會”進行分析與考察時，對林加爾特的《英國史》作了大量的摘要，主要是對城市的發展和經濟力量的增長作了記載，這一記載也表明了，馬克思已初步認識到市民階層的發展，必然要影響到國家制度和法律關系的發展。

在整個《克羅茨納赫筆記》中，馬克思又對費爾巴哈的哲學進行了仔細的研究，特別細讀了費爾巴哈的《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找到了解決黑格爾法哲學問題的方法，即重新設置“主詞”和“賓詞”的關系，由此可見，馬克思是在對黑格爾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的對比和考察中，最終形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的思想，而之前的大量筆記正是這一思想的邏輯前提和理論來源。

在馬克思早期的寫作中，我們現在所發現的另外一部帶有批判性的著作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說它帶有批判性是因為：在文中馬克思述諸了英國古典經濟學，把私有財產看成是永恒的和必然的前提。而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是歷史的，階段性的產物。我們就來對馬克思的這一批判進行歷史過程的考察。

我們現在所說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一書名是后來者所加入的，這一部分著述是馬克思在巴黎時期，在對經濟學進行研究，特別是對多部經濟學著作進行摘錄時，所寫下的具有評論性的一部手稿。可以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稱《手稿》）是整個《巴黎筆記》的一部分，甚至在《手稿》中都可以看到馬克思摘錄的痕跡。而在此之前，馬克思已經做了七個筆記本的經濟學摘錄，大致情況如下：第一冊第一部分為薩伊的《論政治經濟學》摘錄，第二部分為斯爾培克的《社會財富的理論》摘錄，最后一部分為薩伊的《實用政治經濟學教程》摘錄；第二冊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摘錄；第三冊為勒奈·勒瓦瑟爾的《前國民議會議員“回憶錄”》和部分《國富論》摘錄；第四冊第一部分為色諾分尼的《雅典的色諾分尼著作選》摘錄，第二部分為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摘錄，第三部分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摘錄；第五冊第一部分為麥克庫洛赫的《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發展、特殊對象和重要性》的摘錄，第二部分為特拉西的《意識形態原理》摘錄以及部分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和恩格斯的《國民經濟學批評大綱》的摘錄；第六冊為弗·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國民體系》摘錄；第七冊為歐仁·畢萊的《英國和法國工人階級的貧困》的摘錄。〔3〕這七冊的筆記大部分都是摘錄，也會有少許評論性語言。除此之外，還有三部手稿，這三部分的手稿，馬克思一邊摘錄，一邊做了評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可見，馬克思在《手稿》中所體現出來的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思想是在摘錄大量政治經濟學資料中所形成的。例如，在對麥克庫洛赫的《論政治經濟學的起源、發展、特殊對象和重要性》的摘錄中，馬克思有過這樣的評論：“在我們看來，李嘉圖學派極力主張以積累勞動代替資本——這種說法在斯密那里已經出現——只有這種意義：國民經濟學愈是承認勞動是財富的唯一原理，工人就愈是被貶低，就愈是貧困，勞動本身就愈是成為商品。——這是國民經濟學這門科學中的必然的理論公理，正像是現在社會生活中的真理一樣?！薄?〕在對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進行摘錄時，馬克思評論道：“精神自由是目的，因此大多數人處于愚鈍的奴役狀態，肉體需要不是唯一的目的，因此它是大多數人的唯一的目的，或者相反，婚姻是目的，因此大多數人。財產是目的，因此大多數人沒有財產。”〔5〕

縱觀整部《巴黎手稿》，馬克思在決定對“市民社會”進行考察后，便進入了大量的經濟學研究中，而他的研究方式則是自己習慣的摘錄著作加以評論的方法，最終產生了在《手稿》中所闡發的理論。雖然說，《手稿》中的異化勞動理論從整個馬克思思想發展史看來還處于“未成熟”階段，但就馬克思的批判的方法論來說是貫穿于馬克思的整個思想史的。

二、“批判”的真實內涵：從康德的“批判哲學”論起

從自然語言的角度來理解，一方面，批判是指對錯誤的思想，言論或行為做系統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方面，批判是指指出批評，提出意見。然而，作為哲學語言的“批判”來說，或者更確切的說作為現代哲學語言的“批判”，我們都把它理解為“揚棄”，即指新事物代替舊事物不是簡單地拋棄，而是克服、拋棄舊事物中消極的東西，又保留和繼承以往發展中對新事物有積極意義的東西，并把它發展到新的階段，是對這一事物的自我否定，簡而言之就是說“否定的繼承”。這一批判的思想起源于黑格爾，發展及運用于馬克思。但就批判這一詞句，或就“批判哲學”而言，其鼻祖應該歸屬于康德，那么，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康德的“批判哲學”。

康德“批判哲學”的邏輯起源要回溯到西方近代哲學的兩條路線：唯理論和經驗論。唯理論的路線發端于笛卡爾，經斯賓諾莎的發展，結論于萊布尼茨。他們認為，人類知識來源于人自身的理性推理，與經驗無關，卻最終走向了獨斷論。經驗論的路線發源于洛克，經貝克萊的發展，結論于休謨。他們認為，人類對世界的一切認識與知識來源于人的經驗，而最終走向了懷疑論?？档碌乃伎颊腔谶@兩種路線之上，卻又從不輕信于任一理論。康德認為，獨斷論和懷疑論都不單獨探討理性能力，而簡單地肯定（獨斷論）或否定（懷疑論）理性能力是否有超感覺經驗的認識，而康德的任務就是要探討、分析、審查人的認識能力，也就產生了“批判哲學”?？档抡J為，人的認識能力分為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具體分析與考察了人的理論理性即純粹理性的認識能力與可認識的范圍；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具體分析與考察了人的第二種理性認識能力，之后，為了達到兩種理性能力的融合和溝通，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具體分析與考察了人的審美能力，從而實現了其“三大批判”的形而上學體系。顧名思義，在康德的“批判哲學”中，從內容上講，的確包含有對前者理論，特別是對經驗論和唯理論的否定與繼承，但就其批判的方法論意義上講，批判的意義更多的在于分析與考察，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就已經說明，“我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對某些書和體系的批判，而就其獨立于一切經驗能夠追求的一切知識而言對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對一般形而上學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決，對它的起源、范圍和界限加以規定。”〔6〕而在《純粹理性批判》再版的序言中，康德再次強調了其批判的意義，“批判并不與理性在其作為科學的純粹知識中的獨斷方法對立（因為科學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是獨斷的，即從可靠的先天原則出發嚴格地證明），而是與獨斷論對立，也就是說，與憑借一種從概念（哲學概念）出發的純粹知識按照理性早已運用的原則、從不調查理性達到這種知識的方式和權利就能前進的僭妄對立”〔7〕在這里，康德把“批判”與“獨斷論”對立起來，顯然，是要說明批判的“分析與考察”的意義。

對康德的“批判哲學”進行了大致的闡述之后，我們對這位“批判”的鼻祖所使用的“批判”的含義有了明確的理解，就是“分析與考察”。而馬克思正是繼承了這一點，他把“分析與考察”這一批判的方法論特性用于自己的哲學與歷史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馬克思從一開始就遵循了批判的這一方法論特性。

《博士論文》是迄今為止發現的，馬克思最早的一部學術性專著，其題目是《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馬克思寫作此文的目的是因為在此之前，人們對古希臘哲學的一致看法是認為古代哲學的頂峰是在亞里士多德時期，亞里士多德時期的哲學思想是古希臘哲學的經典，而到了古希臘哲學的晚期，古代哲學，特別是自然哲學出現了衰落。馬克思通過對古希臘晚期的自然哲學的代表伊壁鳩魯和亞里士多德時期自然哲學的代表德謨克利特兩者思想的對比和分析，得出了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其中蘊含著的自由的思想，從而述斥了封建專制和思想壓迫。從這一角度來講，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也帶有否定的批判含義。那么，再來看看，馬克思這一批判的歷史過程。在寫作論文之前，馬克思在1839年至1840年初，寫下了七本《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寫完這些筆記之后，馬克思寫下了許多附注，內容是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及其原子論，還寫下了一部手稿，內容是評述普羅塔克對伊壁鳩魯的神學思想展開的論戰。除了這七本《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外，馬克思還寫下了《柏林筆記》。《柏林筆記》是馬克思摘錄古典哲學家著作的筆記匯集，包括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萊布尼茨的一系列著述，休謨的《人性論》，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以及卡爾·羅生克蘭茨的《康德哲學的歷史》?！?〕顯然，馬克思在寫作《博士論文》之前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他詳細地考察了古代哲學和近代哲學思想，當然，在大學期間，馬克思研讀最多的還是黑格爾的著作。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確實繼承了康德“批判哲學”中的“分析與考察”的思想內涵，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揚棄”，不過，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的批判和康德“批判哲學”一樣，還是只停留在哲學的思辨領域，但在之后對法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馬克思便走出了這一困境。

三、馬克思批判過程的內在特性

上文已說，馬克思的批判是有著分析與考察的過程，在馬克思要寫作一本批判性的著作之前，必須經過大量的研讀和摘錄，而這只是一個方面，就其一種批判理論的形成過程來講，馬克思的批判是自覺性的，而不是目的性的，這也是馬克思批判理論形成過程中的內在特性。

自覺性是指一種自發性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在批判的過程中，那些新的觀點和批判性的理論是自發地形成，并不帶有先驗的獨斷性。更具體一點，馬克思在所寫的著作中的批判性觀點是他在對這一理論歷史的分析和考察時，在馬克思做大量的摘錄和評論他人的觀點時形成的，我們所看到的著作只是對這些摘錄和評述的重新整合和進一步闡明。而與自覺性相反的是目的性，所說的目的性也就是說當我們對一種理論進行考察和分析之前，就已經對這一理論進行先行的斷定，從而就只是為了論證這一論斷而去考察和分析，這樣往往帶有主觀的色彩，反而會對這一理論思想造成誤解，導致批判的片面性。這其實也是帶有獨斷論的傾向。

回到馬克思的早期文本，馬克思在對他人的著作進行摘錄和評論時確實已經形成了部分在之后自己所寫的著作中體現的思想觀點，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經論述，此處就不再說明。而這里要強調的是批判的真實內涵與其特性，即“分析與考察”與“自覺性”的關系。

一方面，“分析與考察”是批判的自覺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對所要批判的理論進行細致、詳盡的分析和考察，必然會產生出新的、批判性的觀點，而且，分析的越深入，越透徹，產生出的新思想就越深刻，越合理。相反，如果沒有意識到兩方面的聯系，忽視了任一方面，其批判就會有失偏頗；如果并沒有對所要批判的理論進行分析和考察，只是由膚淺的，片面的知識體系而進行的批判必將是片面的，而倘若為了否定而去分析和考察所要批判的理論，即目的性的批判，必將導致批判的局限性。在當代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在理論界大力提倡思想多元化的時代，批判思維日新月異，各種新的思想都是在批判中產生的，沒錯，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人的思想中形成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然而我們又恰恰只是停留在批判的哲學語句中理解其含義，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回到馬克思“批判”的歷史過程中去尋找“批判”的實質，與其說馬克思的批判是一種思維一種方法論，毋寧說是一種批判精神，一種對學術的態度和作風。

〔參 考 文 獻〕

〔1〕 孫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120-121.

〔2〕 馬列著作編譯資料（第12輯）〔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 .

〔3〕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158-160.

篇（4）

《大綱》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解釋當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馬塞羅•墨斯托

馬克思的《大綱》即馬克思寫作于19世紀50年代、由一系列未發表的手稿構成的著述文獻。1939-1941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經過編輯整理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為名出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的《大綱》（Grundrisse，亦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從馬克思寫作《大綱》的時間，到《大綱》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開出版，中間間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時間了，而且，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綱》才真正開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語境中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梢哉f，馬克思的《大綱》真正經歷了一場“百年孤獨”，但20世紀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于《大綱》的國際學界探討熱潮，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非常有傾向性的理論努力，那就是通過對《大綱》的文本解讀，并立足于當代思考，力圖呈現出“《大綱》中的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許就在于意大利馬克思思想研究者內格里所說的，在文本解讀中回到馬克思，同時又在當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馬克思的理論努力。

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和研究者來說，我們都有必要了解與“馬克思的《大綱》”有關的故事，以及關于“《大綱》中的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們有了詳細了解這一故事的“路線圖”了，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譯著：《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以下簡稱《馬克思的〈大綱〉》）。

《馬克思的〈大綱〉》一書的編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學者馬塞羅•墨斯托，其主要論文貢獻者則囊括了當今活躍于國際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諸位名家。正如英國文化者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馬賽羅主編的這本書有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大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而美國后現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認為該書勾畫出了一幅理論的世界地圖；同樣來自英語世界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評價說該書很好地體現了近20年來國際學界關于馬克思《大綱》的熱烈討論的最新成果。伴隨著這場討論熱潮的是《大綱》的傳播與接受的“全球化”進程。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數量最大的作品”，是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綱》全文本已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32個版本。不包括節選版本，它已經被刊印了50多萬冊。

從整體內容框架來看，《馬克思的〈大綱〉》將所收入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即學界對馬克思《大綱》的考證性研究（參見該書第一部分）；《大綱》寫作時馬克思的生活與時代背景（參見該書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綱》在全球的傳播與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其一，基本概念：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生產、異化和勞動（以及勞動價值論）概念等；其二，基本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劃分和關系問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演變問題等）、生態和人的解放問題，以及《大綱》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其三，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獻學基礎研究：《大綱》被發現的過程、其內部的編排體例和結構關系（如“資本章”和“貨幣章”的關系等）、《大綱》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大綱》寫作時期馬克思的傳記研究（包括生平介紹、時代背景以及同時期“關于危機的筆記”和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稿等）、《大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史研究。

從其主要學術觀點貢獻來看，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一部作品，特別“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大綱》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所以完全有理由將《大綱》視為處于“最豐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編者的馬塞羅在該書中也是論文的作者之一，力圖梳理馬克思一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指出《大綱》“盡管沒有完成，但它仍然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許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紀主流解釋者所呈現的那個馬克思”。英國學者卡弗則指出，《大綱》更像《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資本論》第一卷，因為在手稿中，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隨意可親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則更講究技巧。但是，將這種風格、語氣和表述上的差別，與任何更為復雜和基礎性的變化相聯系，則是過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認為，只是在《大綱》中，歷史才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開始真正被人們所認識。福斯特則說，《大綱》成為將馬克思的總體分析統一起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僅從寫作年代上處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資本論》之間，而且還構成了兩者之間在概念上的橋梁。特別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特點，這在他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批判在《大綱》中表現得最為鋒利、最為透徹。

篇（5）

馬克思第一階段的時空學說主要代表作――《自然哲學提綱》。青年馬克思在閱讀黑格爾的哲學全書時寫下了《自然哲學提綱》（有三個不同的方案）。主要闡述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時間，空間的提出。馬克思寫下了“空間。即時的連續性”、“時間。即時的不連續性”、“空間和時間的即時的統

一” [1]等語句。這些語句是對黑格爾時空見解的摘要，是馬克思在研究原子論哲學時用來作參考的。

第二，提出感性的時間，感性的空間。早在《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所關注的時間就是與人的感性相聯系的時間，提出“感性和時間的聯系”[2]，并說“時間是感性知覺的抽象形式”，“人的感性就是形體化了的時間”[3]。馬克思認為空間也是與感性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感性的空間”的提法。

第三，感性是時空的源泉。馬克思把感性理解為感性活動，把人類活動理解為人的實踐活動，從而為創立唯物史觀提供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把時間理論建立在實踐基礎上，使之成為社會歷史范疇提供了理論準備。

二、確立辯證唯物的自然時空觀階段

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時空觀，這一階段是與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完成是內在統一的，其自然時空觀的主要觀點有：

第一，時間和空間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是客觀存在的，而物質又是以時空的形式存在的。馬克思指出，不存在脫離歷史運動的“純粹的以太”， “時間的次序”“就是“現實歷史的順序”。

第二，時間和空間是物質運動的固有形式?？臻g、時間與物質不可分，離開物質的空間和時間，和離開空間和時間的物質都是不可思議的。一切空間和時間都是物質的空間和時間，時間以物質在空間中的運動來量度。

第三，時間和空間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駁斥創世說時，明確指出物質世界的時空存在和發展是無限的，人和自然界的存在都是“無限的過程”[4]。物質世界及其歷史發展的無限多樣性，表現為時間和空間的無限性。

篇（6）

西方的文化哲學在19世紀呈現了諸多的派別，但是我們將這些文化哲學派別進行歸納，可以發現，所有的文化哲學都有兩個路徑，一個路徑是沿著歷史主義的發展路徑，去研究人的文化生命。另一條路徑是沿著邏輯主義的路徑，去研究文化的方法論和認識論。馬克思在接受了“自我意識”后，并在這一矛盾意識中開始了對人生命的文化哲學的研究。這種對文化哲學的研究雖然與歷史主義有著驚人的相似，但是，這二者之間還是存在著本質的區別的。馬克思正是由于發現了兩者之間的差別，創造了實踐的文化哲學。我們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就可以發現實踐文化哲學的基本架構。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系統的闡述了偶然性是實踐的文化哲學的核心范疇的這一概念。從本質上來說，馬克思這一理論其實就是對黑格爾精神的一種顛覆。與黑格爾派不同，的實踐的文化哲學是從批判思維方式入手的，并在此基礎上重新的理清和闡述了哲學史上的偶然性，將一種全新的哲學研究范式建立起來，并從認識的范疇中將人的精神抽離出來，將人的“自我意識”逐步向“人的文化生命”轉變。

2.文化哲學的歷史主義原子

馬克思有一部重要的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遵循其在博士論文中對文化哲學的論述思路，并從歷史和理論的角度去考察“實踐”的重要性，將人的生命的歷史主義原則確認了下來，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主義原則。馬克思在考察“實踐”的相關理論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種論斷，這種論斷就是人類的特性就是人們有意識的、自由的活動。所謂的人類特性，馬克思認為是一種的整體特性、一種的類特性，人們生命創造的能動性系統的闡述了出來。在馬克思的意識里，自由意識活動主要包含以下兩種含義，下面筆者就系統的闡述一下二者的含義。第一種含義是將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逐步轉變為自己的意識對象或是自己的意志。人們通過這種活動，將自己的精神進行了二重化，第一重是生命的意識，另一種就是生命本身。從本質上來說，精神的二重化其實就人們意識的分離和人們抽象能力的實現，而人們對文化進行創造的前提就是對能力進行抽象和分離，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也是一種文化創造的能力。人們創造文化的前提條件就是人對思維的分散和抽象的能力。由于人在生理上具有一種本能，而這種本能恰恰是創造文化的本能，這就使人在一定程度具有了創造文化和具有文化的存在特性，這也是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馬克思區分對人的生命活動和動物生命活動的方式就是將自己的生命活動逐步發展成為我們自己的意志或是自己的意識的對象。一定程度上來說，肯定人們的文化創造能力的本質其實就是認為人的天賦包括人的文化創造能力。二是人通過實踐來實現對象世界的創造，對無機界的改造，以此來證明自己是有意識的存在物。馬克思認為人對世界、對無機界的改造其實就是一種對象化的活動。這里所說的對象化活動其實就是人與對象的分離與抽象的活動。人類現實的、能動的二重化其實就是將人自身的和超自身的自然存在區分開來。馬克思將人的超自身自然的存在通過對比動物生產和人的生產之間的差別概括為諸多方面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在生產整個自然界的能力和再生產整個自然界的能力等等。這些能力被馬克思統稱為人的生命的創造活動，這種創造活動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人的文化活動。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實踐的過程中，馬克思提出了這樣一種論斷，就是“將人的文化創造活動的歷史性特征通過異化勞動的形式”得到了證實。實質上來說，馬克思將人的特性等同于人的抽象和分離能力的時候，其內涵中就一定包含了一種異化勞動的思想，異化勞動和分離與抽象之間并沒有特別的不同，這兩者除了范圍不同，其他都是相一致的。前者是從動態的角度對人們的生命特性進行說明的，后者是從靜態的角度進行說明的。與抽象的、分離的理論相比，異化勞動還有一定的不同之處。馬克思在其博士論文中，系統的強調了人通過自身與其他人的關系的分離和自身自然的分離中逐步完成了異化勞動。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道人類的本質就是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和人的個體性。與博士論文不同的是，馬克思開始強調異化的實現。

3.文化的發展規律

資本主義理論與東方社會理論共同構成了馬克思關于歷史規律的理論，馬克思在其資本主義理論中，將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以生產方式的形式進行了揭示。而馬克思在東方的社會理論中，馬克思卻開始關注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道路，開始對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特殊規律進行探究。馬克思在對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殊途徑進行探究的過程中，并沒有否定生產方式對民族發展的意義，在其看來，生產方式的歷史運動其實就是通過不同形式的民族文化以及其獨特的風貌展現出來的不同形式。正因如此，馬克思認為東方民族的發展趨勢歸根結底就是世界現代化的表現形式之一而已。從馬克思的角度去看文化規律，我們不難發現，在馬克思的意識當中文化選擇和文化發展共同構成了文化規律的內容，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當中，這兩個方面顯得非常的重要。這兩個方面的重要性，使得馬克思以這兩個方面為基礎，對東方的現代化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科學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礎上將東方社會的現代化問題進行了揭示。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發展的過程中進行碰撞和交融，取長補短，優勢互補，從而實現文化的發展。馬克思通過對亞非國家和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情況進行了分析，發現西歐的資本主義傳入東方的方式有以下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對東方傳統公式制度的改造，另一種是東方社會在現代化壓力下，被迫學習西方，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馬克思在對這兩種形式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發現，這兩種形式給社會、給民族帶來的效果并不是一致的。對東方社會來說，西歐殖民主義者的行為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們發現，不論是什么樣的社會，社會進步的基礎一直以來都是生產。消費只有與生產相適應的情況下，才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如果消費沒有實現與生產的對等，那么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處于萎靡的狀態。

1861年，俄國的改革使農業生產逐步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并在轉變的過程中逐步演化出一種工業和商業資本主義。正因如此，俄國資本主義在的發展過程中，一開始就具備了一定的生產性特點，并將新的活力注入到俄國文化當中，這種形態對俄國文化的更新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西歐資本主義在敲響了東方大門之后，推動了東方社會逐步向私有化道路方向邁進，由此可見，在這種模式下，東方社會或早或晚的都會逐步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這是歷史的必然性，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到，東方社會是不會因為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就變得發達起來，就變得進步起來，東方社會只有將資本主義中的一些積極的因素吸收過來，并從實際出發，建立一套科學的、行之有效的生產方式，才能夠實現自身的進步。與之相對應的是，如果東方社會將西方資本主義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吸納進來，那么勢必也會給東方社會的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正因如此，我們必須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進行選擇。那么什么是文化選擇呢？其實就是人們根據已有的價值系統，選擇適合自己的一種生存方式。文化選擇在東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應當具有內容的特殊性，即東方社會應當通過什么方式來實現現代化，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化選擇，而是在文化選擇的基礎上，探討東方社會應當運用怎樣的方式，去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成果，來實現現代化。馬克思對這方面也有自己的觀點，在他認為，東方社會應當通過一種革命、一種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將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遇到的問題解決掉，通過這種方式，來實現自身的現代化。

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種社會形態看成了社會現代化的兩種方式。他們認為，與資本主義的文明形態相比，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顯然要比其高很多，由此可見，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必將是社會主義這種現代化的模式。筆者認為，馬克思所說的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將資本主義現存的問題解決掉，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現代化是一種文化選擇。馬克思認為，理性的創造活動和價值的創造活動兩個方面共同組成了人的活動，這兩種活動在人的活動中所處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離開了哪一種活動，人的活動都難以繼續。人的活動如果喪失了理性的創造活動，那么人類的歷史必將成為無根之木，喪失了物質基礎。反之，如果人的活動沒有了價值創造活動，那么人類活動就會喪失掉生命價值，因此，我們可以說，人類的活動離不來上述兩個創造活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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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1835年，年僅17歲的馬克思在中學考試的作文里寫道：要“為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善”而工作。從此，關于人的本質、人的命運、人的解放等與人的存在有關的問題，一直貫穿于馬克思的理論探索活動中。當然，馬克思17歲時的這種人文關懷，更多來自宗教的影響。因為受家庭環境的熏陶，少年時代的馬克思曾經是一個基督徒。而信仰耶穌基督的西方人，普遍都有拯救人類、尤其是拯救異教徒的宗教情懷。后來，馬克思在上大學之前放棄了，他不再從宗教上去研究“人”，而是稟承德意志民族的另一個傳統，轉而從哲學上去研究“人”。

在當時德國哲學界，體系龐大、內容豐富、形式抽象的黑格爾哲學正走向解體。而在此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尤其活躍。這一派人的哲學從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出發，以反宗教的面目躋身哲學舞臺，提出人的自我意識哲學：認為“人”不是黑格爾抽象的絕對觀念自我運動和實現的工具；相反，絕對觀念可以被“人”認識到，而且只有在被“人”意識到的時候，它的使命才能完成。因此，人之成為人的根本，在于發掘和闡揚人的自我意識。這樣的理論，包含的現實意義在于：以反宗教的面目突出了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并在“自我意識”的意義上把人當作歷史的主體，而不是別的神秘力量的工具。

這對當時的馬克思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發現，它為馬克思尋求人類解放的道路，提供了第一個哲學依據。這一點，我們從他的《博士論文》就可以強烈感受到。但是，現實中那個專制的普魯士德國并沒有適合“自我意識的人”存在、生成的土壤，僅僅是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就對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構成了極大威脅。而沒有精神自由，要成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又從何談起？因此，必須“向現實的普魯士專制制度開火”，以拯救“自我意識的人”。這便是馬克思在《萊茵報》前期的幾篇政論文的主題。

也正是在“自我意識”哲學和黑格爾法哲學的支配下，馬克思設想，理想的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應該是自由、理性精神的維護者，國家的法律制度應該是自由、平等、公正、正義、善良這些抽象理念的現實體現。這無疑是一種從“應有”的理想出發來批判和構建“現有”的現實的思維方式。

但是，當馬克思用這種哲學思維方式來指導他的工作和理論研究的時候，遇到一個讓他既憤慨又困惑的問題。這就是當時萊茵省議會的一些議員要求把到森林里靠撿拾枯木維持生計的貧民以盜竊罪論處。國家的法律不是應該體現公平、正義、人道、自由的理性精神嗎？怎么現實的法律卻僅僅站在林木所有者利益的立場上說話，而完全不顧貧民的利益呢？“究竟應該為了保護林木的利益而犧牲法的原則呢？還是應該為了法的原則而犧牲保護林木的利益？”。萊茵省議員辯論的結果是“利益所得的票數超過了法的票數”。

可見，不是抽象的法原則支配現實法律制度，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支配現實法律制度。因此，人的解放不是通過什么自我意識或抽象的原則來實現，而必須到人的現實物質利益關系中去尋找。

但是，對于當時從哲學出發來研究社會現實的馬克思來說，現實的物質利益關系，基本上是一個未知領域，所以他說，這個時候“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

而在當時，能夠比較真實地揭示市民社會物質利益關系的學科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所以接下來，馬克思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同時展開了對黑格爾法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的批判，并獲得了一個重大的理論發現：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

這表明：無論對歷史的理解，還是對自然的理解，都不能脫離人，尤其不能脫離人的勞動實踐。因為自然界和歷史的形成、發展與人通過自身的勞動而誕生、形成是同一個過程。這一看法不但終結了長久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帶有神學和思辨哲學性質的歷史觀，更宣告了一種具有全新意義的哲學世界觀萌芽。這一全新世界觀便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第一條所闡明的一種既不同于舊唯物主義也不同于唯心主義的新哲學――實踐哲學。

在這里，人類哲學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變革發生了。這就是：實踐哲學思維方式的誕生。而在此之前，支配人類世界觀的是直觀的思維方式和抽象的思維方式。實踐哲學思維方式與這兩種思維方式的本質區別在于：它始終從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前提和結果的意義上來看待、對待外部世界，并將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當作實踐關系。這樣，它一方面避免了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世界本源問題上，即世界是統一于物質還是精神，這種無休止的、形而上學式的追問和爭論；另一方面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上也避免了機械唯物主義反映論和唯心主義哲學各執一端的片面。

把人的實踐活動，和作為實踐活動前提與結果的人的生活世界，作為哲學研究對象，這其實也意味著馬克思新哲學的研究對象說到底也就是“人”。因為實踐活動主體是“人”，而生活世界其實也就是屬“人”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自己的新哲學稱之為“實踐的人道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人為本”是馬克思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與哲學史上其它“人本論”不同，馬克思哲學中的“以人為本”，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馬克思實踐哲學意義上的“以人為本”

而實踐哲學意義上的“以人為本”，作為一個實踐問題，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

篇（8）

中圖分類號：B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5-223-02

一、德謨克利特與伊壁鳩魯在原子論上的重大差異

一直以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都被認為是古希臘最簡明，在現在看來也是最科學的一種關于世界構成的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人類開始脫離幼年時期對于“神”的依賴，并逐漸開啟了理性的大門。

德謨克利特的認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虛空”，“原子”是充實而不可分的物質微粒，作為萬物構成的基本原料；“虛空”是“原子”存在和運動的場所，其性質是“原子”“充實而不可分”性質的對立面—“空虛和疏松”，足以讓“原子”的運動完全不受影響。最初“原子”在“虛空”中“不規則地分布”并作著不規則的運動，隨著這種不規則運動導致的“原子”間碰撞而逐漸形成了“渦旋運動”。在“渦旋運動”中各種不同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組合形式結合起來，從而復合為世間萬物。

“原子”、“虛空”、“渦旋運動”都是客觀、必然的，那么由“原子”在“虛空”中“渦旋運動”而形成的萬物的產生必然都是有原因的。現在看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雖然是在前人的基礎上融入自己的天才思考“合理地”設定了世界構成的一種形式，但實際上使人類對萬物構成有了一種新的思考，而不僅僅將其歸結為“神”的主觀創造。由于他的世界觀是以“必然”為開端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在哲學上得出結論：一切事物都有著必然的相互聯系，并都受這種因果必然性和客觀規律性的制約。德謨克利特在自己的這種思想指導下，選擇了一種不同尋常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家鄉阿布德拉被以“揮霍財產罪”指控時的自我辯護說言：“在我同輩的人當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絕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遙遠的東西；在我同輩的人當中，我看見了最多的土地和國家，我聽見了最多的有學問的人的講演；在我同輩的人當中，勾畫幾何圖形并加以證明，沒有人能超得過我，就是埃及所為丈量土地得人也未必能超得過我……”

但德謨克利特并沒有就“渦旋運動”產生的前提——“原子”的不規則運動做出說明，為何這些性質一致的“原子”不是相安無事地依照著它們所有成員都遵守的規律運動而卻有相互之間的碰撞和擠壓呢？

很大程度上，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同意西塞羅的觀點：“由于伊壁鳩魯看見了，如果原子通過它們自己的重力被迫往下墜，我們沒有力量可以轉移它，因為原子的運動是被決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個辦法，而這個辦法是德謨克利特所沒有想到的。伊壁鳩魯說，雖然原子由于它們的重量和重力被迫而從上往下墜，不過原子的運動仍然稍微有些偏斜?！?/p>

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在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大框架下，以“原子”的不規則運動這一“渦旋運動”的成因為突破口，提出如果一切都是像德謨克利特所認為的那樣被必然規律所支配，那么所有“原子”的存在和運動都應該是無差別的，“原子”沒有理由會在一個為規律所支配的宇宙中不規則地分布和運動。從而也沒有理由存在“渦旋運動”，更談不上萬物由“原子”通過“渦旋運動”所引發的碰撞和擠壓來實現組合。所以，伊壁鳩魯認為如果原子論要能自圓其說，那么“原子”之間必然需要一些細微的差異，通過這些細微差異導致的運動上的差異，從而實現“原子”間的碰撞以及“渦旋運動”。而這些差異的存在又指向新的問題——這些差異是什么造成的、有差異的“原子”還是“原子”嗎？于是，伊壁鳩魯把“原子”的這些差異歸結為其微弱的、自主的意識，從而通過對原子論的“細微”修改消除了在“原子”的“渦旋運動”上的疑點。

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修改雖然看似細小，卻指向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正因為“原子”在運動時存在著偏向上的“自由”（這種自由無法用完全的必然來解釋，只能或多或少地歸于“原子”的偶然運動），而這種“自由”在其空間觀中同樣與德謨克利特對“原子”及其運動的“必然”假設一樣，都是“終極必然”的——“自由”與“必然”同樣是終極的。所以每一事物和認識無論其理性與否，都具有其存在的無上“自由”，因此爭論一種觀點是否真理是沒有意義的，真理是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共鳴。伊壁鳩魯在人生的選擇上與德謨克利特截然相反，他將享受人生和追求內心快樂正如其名言所說：“作為目標死亡同神一樣不足懼，因為死亡只是人的感覺的喪失，當人活著時，死亡還沒有到來；當死亡到來時，人已經不存在。因此，死亡與人生不相干，人應當通過哲學認識自然和人生，從對神和死亡的恐懼中解放出來，用理性規劃自己的生活?！?/p>

看似細微的修改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使得原本充斥著宿命必然性的原子論變得帶有二元論色彩，“原子”得到了自由，由它們構成的萬物也有了擺脫宿命的契機。以原子論為起點對比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在自然哲學上的不同，馬克思找到了他們都信仰著原子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追求的原因。

二、“原子”墜落的偏向點撥了意識與規律的關系

相對于德謨克利特樸素唯物主義原子論的崇高地位，伊壁鳩魯在自然哲學上的成果則更多地受著批判和譏諷。在馬克思創作博士論文的時代，哲學史上大部分人把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相等同，并將伊壁鳩魯對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的修改認為是隨意臆造的偏見是根深蒂固的，類似于西塞羅：“并非伊壁鳩魯是沒有學士的人，而是那些以為到了老年還得學習對少年人來說不知是可恥的東西的人，才是無知的人?！睂σ帘邙F魯及其學說客觀評判的聲音顯得極為弱小。通過對伊壁鳩魯的時空觀的重新闡釋，實現在哲學史上對伊壁鳩魯及其自然哲學地位和作用予以正名。正如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馬克思指出：“我認為在這篇論文里我已經解決了一個在希臘哲學史上至今尚未解決的問題?！?。

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閃耀著一元唯物主義的光芒，認為萬物皆由虛空中不可分的“原子”在“漩渦運動”和相互排斥和吸引的過程中構成，萬物的存在和運動皆由這一規律決定。從這一觀點延伸，得出萬物的的命運皆由這一形而上的規律所引申出的其他規律所決定。作為“萬物”中一部分的人類只能接受規律的控制和安排，德謨克利特自己則以畢生的精力探求著世間無窮無盡的的規律，以期觸碰那形而上的真理，“真正講來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因為真理潛藏在無底的深淵里”。

但是，這種對宇宙構成規律的規定使得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變得神秘化，其中暗示了人類在萬物規律面前被完全掌控的宿命，人類只能不斷地去認識各種表象后的因果聯系而無法對事物和自身的命運有所作為，“他（德謨克利特）提出把原子的相互排斥和沖擊而產生的漩渦作為必然性的實體?？梢娝诔饬χ兄蛔⒁獾轿镔|的方面，即分裂、變化，而沒有注意到觀念的方面；按照觀念方面，在斥力里，一切與他物的關系都被否定了，而運動被設定為自我規定。”它表現了無神論傾向，但是卻把類人的神變成了無情感的規律——神被進一步神化，人的價值依然虛無。

馬克思對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評價突破了前人普遍批判的藩籬，認為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對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的繼承具有揚棄意義，并超越了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抬高自然規律而忽視人類精神的問題，將人從被規律完全掌控的宿命中解放出來，使得人的價值和地位擁有了“神性”（或者說將形而上的規律世俗化了）——“所以盧克萊修很正確地斷言，偏離運動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并且像他立即把這個思想應用到意識方面那樣，同樣，關于原子也可以說，偏離運動實在它的胸懷中的某種東西，這東西是可以對外力作斗爭并和它對抗的。”

三、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博士論文中的萌芽顯現

馬克思并沒有通過博士論文明確地提出自己的空間觀和自然哲學，而是以一種看似折中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對于世界構成的思考——既沿著前人的道路繼續尊重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又突破前人評論的藩籬，給予伊壁鳩魯對原子論的修改以客觀評價。

篇（9）

    在馬克思那里,作為哲學形態的哲學的終結是指理性形而上學的終結。這種理性形而上學在西方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在黑格爾那里達到了其“極端可能性”,即成為思辨的體系化的形而上學。令人吃驚的是,黑格爾已經認識到了形而上學的式微:“科學和常識這樣攜手協作,導致了形而上學的崩潰?！豹3]2但黑格爾仍然堅持:“一個有文化的民族竟沒有形而上學——就像一座廟,其它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豹3]2這說明黑格爾對形而上學的態度是矛盾的。更有趣的,在黑格爾那里就有了哲學的終結的意識:“這就是當前的時代所達到的觀點,而這一系列的精神形態就現在說來就算告一段落。至此這部哲學史也宣告結束。”[4]黑格爾對“終結”一說有清醒的意識,他所終止的是哲學具體形態的一個段落、所結束的是他的“這部哲學史”。

    黑格爾之后,他本人的理性形而上學成了眾矢之的。當然,采取的態度不完全相同。大致可以區分為:第一種態度是拒斥的態度,像實證主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梢哉f這種態度是最極端的,把形而上學當作“死狗”一樣拋棄掉。蒯因的“本體論承諾”以及邏輯實證主義對所謂“證實原則”所作的自相矛盾式的修正,早已表明拒絕形而上學是不可能的,證明這種完全拋棄的態度是行不通的;第二種態度是揚棄的態度,馬克思就屬于這種。馬克思“消滅哲學”命題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而不能用漢語的“消滅”一詞的字面意思來理解,把它理解成第一種態度,即完全拋棄掉,消滅掉,在這個意義上,把“消滅”翻譯成“揚棄”是有道理的。當然,其主要內涵還是否定性的,但這種否定帶有肯定的一面。因為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典型的哲學形態發展這么久,肯定有它的合理性的內容,這一部分應該保留下來;第三種態度是克服的態度,即以一種所謂新的形而上學或非形而上學思想取代舊的形而上學,以海德格爾為代表。

    既然馬克思對理性形而上學采取的是揚棄的態度,那么,他對理性形而上學否定的是什么?又保留了什么呢?

篇（10）

一　技術哲學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門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

中外技術哲學研究大致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雖然成果頗豐，但作為一門學科仍未進入“常規科學”階段，仍處于哲學研究的邊緣，仍未產生明顯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針對這種困境，為了適應當今技術時展的要求，為了促進技術哲學研究的繁榮，中外技術哲學家對技術哲學研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張加強技術認識論研究，通過科學哲學之門融人哲學主流；拉普建議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倫克和羅波爾主張建立一門“跨學科的實用主義的技術哲學”；費雷建議，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技術文化環境，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米切姆指出，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呼吁技術哲學家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列中來；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

這些建議凸顯了兩個“問題意識”。其一，技術哲學研究如何融人哲學主流；其二，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切近社會現實。這兩個“問題意識”的確應是作為一門學科的技術哲學研究的“定向儀”，應是我們思考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針。

技術哲學研究要融人哲學主流，要切近社會現實，主要取決于它選擇什么樣的學科主題。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是什么，在中外技術哲學界有很大的爭論。筆者贊同這樣一種觀點：技術哲學是“哲學中的自然改造論”。從現代哲學的生活世界觀視角看，技術解釋有兩個基本觀點，即“技術是目的的手段”，“技術是人的行動”。這兩個基本觀點實質上是“一體的”。它們貫穿在雅斯貝爾斯關于技術的界定中，它們也正是海德格爾追問技術本質時首先“穿過的正確的東西”。技術是人的行動，具體地說，國內學者稱：“技術就是設計、制造、調整、運作和監控人工過程或活動本身”。國外學者稱：技術是“人們借助工具，為人類目的，給自然賦予形式的活動”；技術是“設計一實施”。說到底，“技術是做”，技術是屬于自然改造的范疇，技術的問題是實踐的問題。所以，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本應該定位為“自然改造論”，即是研究“關于改造自然這個領域的一般規律”。

更重要的是，這樣學科主題的定位，不僅使技術哲學研究在整個現代哲學體系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突出的價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會現實。一方面，馬克思在現代哲學的起始處要求“哲學家不僅要研究如何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馬克思提出的這項現代哲學研究任務至今遠未完成?？梢哉f，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大力發展如此定位的技術哲學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學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題始終是缺失的，所以技術哲學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價值。另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改造自然的物質生產實踐是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決定其它一切活動的實踐活動。“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所以，以這種實踐活動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哲學必然能真正切近社會現實。

筆者不贊同，技術哲學研究應“以技術認識論為中心”的主張。這種觀點的理論預設是，把技術化約為一種“知識體系”，把技術問題歸之于認識問題，把技術哲學歸結為“技術認識論”。這種觀點，究其實質是那種“重視超然的理論思考，輕視實踐活動”的哲學傳統在今日技術哲學中的繼續。如上所論，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論”。“自然改造論”，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動本身，研究其本質、要素、結構和形態，但并不排斥“技術認識論”。技術實踐活動中需要知識，有獨特的認識現象，技術認識論問題當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構成技術哲學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論”，應該從更好的哲學開始。在這里，“更好的哲學”就是馬克思實踐哲學。人們通常把馬克思在哲學史上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稱作“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聚焦于“人的”“實踐的”“感性的”“現實世界”，以實踐活動作為其世界觀的支撐點，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出發去尋求人類解放道路。比較不同的生活世界觀，馬克思實踐哲學突出強調物質生活、實在的對象化活動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礎性，而其他現代哲學則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歸結為日常生活或日常語言交往，都將物質生活、人的對象化活動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馬克思實踐哲學才有一個科學的實踐觀，才能為“自然改造論”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學的理論框架。其實，由于其突出的“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內在地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自然改造論”思想。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自然改造論”研究，不僅能使技術哲學作為一個哲學學科得以成長，而且也會推進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發展。如陳昌曙先生所言，“離開自然改造論，實踐唯物主義就會被架空?！?/p>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要融入現代哲學的主流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事實上，當前歐美技術哲學的發展已經有走向這一定位的端倪。與經典技術哲學家相比，美國當代技術哲學家伯格曼、伊德和費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發現當代生活中存在著“裝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術制品與人的中介聯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聯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聯系(backgroundrelations)。兩人都專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沒有關注產生技術裝置或技術制品的技術實踐活動。比較而言，費恩伯格更關注技術實踐領域，他的“工具化理論”(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術制品成為社會的適用工具的實踐過程。當前，這種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歸，在歐美技術哲學界已發展成為一場“經驗轉向”運動。它主張，技術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于對技術“內部”的認識，“必須基于對技術實踐本身的理解，即技術制品是如何被設計、開發和生產的。”目前，“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還是初步的，可以預見，其進一步的發展必將指向技術實踐論本身，必將使技術實踐論研究凸顯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技術哲學才能從“關注技術制品使用者階段(theuserphase)轉移到關注其設計、開發和生產階段”，[]才能真正打開“全新的研究領域”。這也意味著，這場在歐美興起的“技術哲學經驗轉向”只有徹底地走上“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之途，方能實現其目標。

二　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技術創新哲學研究

一旦把技術哲學研究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那么在技術哲學研究的眾多主題中，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就顯得特別關鍵和緊迫。它不再僅僅是屬于“技術哲學的應用研究”或“技術方法論研究”領域，而是屬于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深入的技術創新哲學研究，作為“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技術哲學就難以真正確立。從建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實踐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實踐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揭示技術的內在本質。歷史上通常認為，技術是發明家的創造，而創造本身是一種無結構、無過程的心理頓悟，似乎是“來無蹤跡”、“帶有魔幻色彩”。這種技術創造的“恩賜說”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們對“技術內部的認識?，F在人們則認為，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與社會相互建構的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與技術相適應的社會。這個技術產生的實踐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實踐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梢姡凹夹g創新”概念本身就意含著使技術創造過程“祛魅”，使其“物質化”而納入實踐范疇的意思，已經內在地向“技術內部”的認識敞開。所以。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實質上，德韶爾早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認為，技術哲學惟有研究技術創造活動，才能發現“技術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確地指出：“為了遇見技術的本質，我們必須到新形式首次被創造的地方去尋找。大規模工業生產只是類似于詩和音樂作品的復制和再生產，而只有在藝術家的創造活動那里我們才更接近于詩和音樂的本質。技術的核心是發明。只可惜，他把技術創造活動主要歸之于發明家的“內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確地把它視為物質性的社會實踐活動。德韶爾這種原本正確的技術哲學研究思想，在后來的技術哲學研究中沒有被實行。從整體上看，實際的技術哲學研究“最驚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術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認真對待技術”的哲學家那里，德韶爾的這個思想才逐漸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

其二，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發展軸心，才能向現實社會“敞開”，指導和推動現實社會的發展。在古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隱含著的，可以從史前各種先王從事創造的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從歷史深處看，從宏觀上說，技術創新的體制化始于19世紀末，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技術創新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物質生產實踐的創造性本體，越來越成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和標志。從微觀上說，技術創新恰恰就是一個新的“制作社會”的形成過程。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必將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發展。如果不“下沉”到“技術創新”層面，則技術哲學研究就不可能實現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學旨趣。譬如，芒福德、馬爾庫塞、弗洛姆提出的技術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現實社會的生活，則必須發展出相應的較為具體的人性化技術創新理論。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發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由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譬如，基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研究技術創新實踐活動至少要包括“實踐結構論”和“實踐形態論”，而要研究這兩方面的內容就必須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視角結合起來，工程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結構論”必須有人文的透視，而人文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形態論”必須有工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