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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隨著國際政治研究的日趨成熟和信息化時代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術界關于國際關系問題的研究逐漸發生了轉變：國際關系研究的對象從以往對國家、政府間組織的研究擴展到非政府組織間的研究，以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不斷增多；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學者從以往對傳統政治、軍事的關注逐漸擴展為對環境、文化、“軟實力”等方面的研究；學界對外交領域的研究也進一步擴展，由以往只關注政府間外交即官方外交，逐漸擴大到關注民間外交、公共外交等領域。

基于這些國際政治研究方面的變化，對“國家形象”一詞的研究開始不斷受到學界的關注。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對自己的認知以及國際體系中其他行為體對它的認知的結合，被認為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體現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和影響力。①因此，國家形象的研究對我國“軟實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國外研究成果綜述

一般而言，國外學術界對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段：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被看成是萌芽時期。這一時期，國家以及軍隊形象是西方國家研究的一個角度，但分析較為簡單，主要體現為政治軍事著作中的零星思想和只言片語。工業革命后，國家形象的研究開始凸顯，但其目的主要為國家政治和軍事的合法，其研究重點是如何通過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戰爭做宣傳，但尚未形成體系。信息技術革命悄然興起后，國家形象作為開始被學者廣泛關注，并且隨著國際競爭加劇，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國際政治學角度研究國家形象。②在國際政治方面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上秉承了4種研究路徑③：

其一，現實主義“軟實力”研究路徑。西方大量政治哲學家認為，威望、聲譽（reputation）即指“國家形象”，聲望因素往往是產生沖突的動機之一。二戰后，聲望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安全領域，麥爾瑟在《聲望與國際政治》一書中試圖解決威懾論的核心問題――即在危機關頭，堅定的聲譽是否真正奏效。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聲譽的關注逐漸向更廣泛的領域擴展。學者們試圖運用聲譽這一工具，分析國際合作、國際組織、地區一體化等問題。

其二，建構主義研究路徑。肯尼斯?布爾丁（K.E.Boulding）在此方面首開先河。他認為，人們是在帶有意識形態傾向的價值觀念下塑造國家形象，即使同一個國家，在持不同價值觀念的媒體的“刻刀”下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國家形象，他強調了價值體系在國家形象形成中的重要性，拓寬了國家形象問題的研究視角。

其三，國際政治心理學研究路徑。西方國際關系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國家形象形成的根源和不同國家形象對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探討。羅伯特?杰維斯（RobertJervis）認為，在兩國關系中，目標的一致性、相對實力（能力）和相對的文化地位是形象形成的三個結構性因素。根據三者的不同組合，兩國關系中存在著敵人形象、盟友形象、依賴形象、屠夫形象和帝國形象等五種相互認知。不同的形象認知影響一國對另一國的政策取向。

其四，公共關系的研究路徑。在國際公共關系框架內研究國家形象，其中涉及國際公關活動、國際媒體探討等方面。這方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邁克爾?昆茲克（MichaelKuncz-ik）1997年編著出版的《國家形象與國際公共關系》是該領域的第一本權威著作。

二、國內研究成果綜述

20世紀90年代之前，我國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基本處于無意識的自發階段，除了個別研究和著作中提到國家形象的觀點外，基本查找不到相關理論研究。90年代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交流日益頻繁，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西方大量“中國”、“中國崩潰論”等理論的引進以及為了回應西方對中國的“妖魔化”，中國學術界開始對“國家形象”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和探索。

在中國知網中，關于國家形象研究論文共920篇，實際有用論文809篇。通過統計，對國家形象的研究包括6個領域：即，從文化的角度、哲學視角、傳播學的視角、國際政治視角、國內政治視角、經濟角度以及從符號學、解釋學等其他角度研究國家形象。

從數量對比上不難看出，國內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傳播學視角、政治視角和文化視角，其他方面的研究視角略有涉及，但并非學者研究主流。

由于本論文主要涉及傳媒和國際政治領域研究，故對這兩個領域中以往學者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進行綜述，主要包括國際關系理論、公共外交和媒體傳播策略三個角度。

（一）國際關系理論角度。在對國家形象的界定上，學術界基本具有一致意見，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綜合實力的表現。具體而言，管文虎等一批學者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它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凝聚力，是一個國家整體實力的體現。”④孫有中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國內部公眾和外部公眾對該國政治（包括政府信譽、外交能力與軍事準備等）、經濟（包括金融實力、財政實力、產品特色與質量、國民收入等）、社會（包括社會凝聚力、安全與穩定、國民士氣、民族性格等）、文化（包括科技實力、教育水平、文化遺產、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與地理（包括地理環境、自然資源、人口數量等）等方面狀況的認識與評價。⑤

從國家形象定位及構建角度，管文虎（1999）是國內最早比較詳細論述國家形象理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中國的國家形象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的變化。⑥劉明對當代中國國家形象定位的核心要素做出了一般性概括，探討了如何準確定位、構建精致化的國家形象。陳生洛（2007）指出中國大學生心中韓國正面的國家形象，反映了其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留戀，以及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在自己的國土上不斷流失的無奈和傷感。

從國際關系理論角度，王紅英運用“博弈理論”，提出了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外交政策的相關機制――外部的社會回報和社會懲罰。鄧超從建構主義理論視角出發，提出良好的國家形象是國際傳播、外交政策以及國家內部情況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⑦從現實主義“軟實力”的角度，張錳（2008）提出國家形象可以從本源、表象、途徑三個方面來理解，本源性是國家形象的基礎，表象性是國家形象的推動力，傳媒是國家形象的表現途徑。⑧陳正良（2008）在分析國家形象內涵及國家形象塑造的意義、中國國家形象的現狀的基礎上對塑造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魅力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思考。

（二）公共外交角度。從這一角度對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者相對較少，多從公共外交政策制定的角度，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參考，政治化傾向較為明顯。王義桅、唐小松等致力于美國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影響的研究，從提升國家形象的策略角度上，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提出了對策和方式。趙玉霞（2007），冷戰后中國對外宣傳積極向公共外交轉變，并初步建立起公共外交體系，中國公共外交已在多領域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只有不斷完善公共外交對國家形象的塑造，才能樹立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營造良好國際輿論環境，服務中國崛起。⑨

（三）媒體傳播策略角度。國內學者從傳媒角度對國家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家形象傳播現狀、傳媒理論和報紙研究三個方面。徐小鴿認為，“國家形象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新聞流動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說是一國在他國新聞媒介的新聞言論報道中所呈現的形象。”⑩劉繼南、何輝等把國家形象界定為：“在物質本源基礎之上，人們經由各種媒介，對一國家產生的兼具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總體感知。”從傳媒理論角度，程曼麗（2008）從議程設置角度提出中國的國家形象（即外部公眾對中國的印象）是由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所設置的，其中充滿了“固定的成見”，中國要想突破西方國家既有的認知、評價藩籬，就必須參與到國際輿論的議程設置中去。⑾從以具體媒體對國家形象塑造角度，張玉（2007）以《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為例，運用內容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方法，指出日本媒體關于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方面的形象。

綜上所述，通過對國家形象相關論文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學者對國家形象的關注涉及多個角度，程度正在不斷加深，研究更加深入和廣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家形象的研究上仍然存在問題：國內外研究涉及的角度并不全面，例如對電影、電視、網絡等媒體中的國家形象塑造研究非常有限，且主要運用的研究方法為定性研究，這就造成研究方法單一，多是零散的、缺乏理論的簡單歸納，無法向讀者呈現一個完整、系統的國家形象圖譜。

[注釋]

①BouldingK.E：NationalImagesandInternationalSystems[J]，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1959（3）：P119-131.

②袁賽男：《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國家形象的研究現狀》，《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11月第12卷第6期.

③杜雁蕓：《國家形象的內涵及中國國家形象塑造》，《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8年第71期.

④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⑤孫有中：《國家形象的內涵及其功能》，《國際論壇》2002年第16期.

⑥管文虎：《國家形象論》，四川：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23.

⑦鄧超：《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的國家形象塑造》，《中國傳媒大學》2006年第1期.

⑧張錳：《軟實力理論與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大視野》2008年第7期.

⑨趙玉霞：《論中國公共外交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暨南大學》2007年第1期.

⑩徐小鴿：《國際新聞傳播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新聞與傳播研究》1996年第2版.

⑩程曼麗：《論“議程設置”在國家形象塑造中的輿論導向作用》，《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P45.

[參考文獻]

[1]段鵬：《國家形象建構中的傳播策略》，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篇（2）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出現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后果。國際關系中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與其他學科中的女性主義(Feminism)理論共同培育了國際關系中的女性主義。它借鑒生物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義為研究視角，以社會性別(gender)為核心分析范疇，通過將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揭示國際關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發現隱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論及其實踐背后的國際關系真實圖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帶來這樣一種清新的觀念，即國際關系學及為國際關系提供理論素材的世界政治都是性別化的；生別是構成國際關系及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歷經兩個10年，呈現出階段性特點。第一個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別是現實主義學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個lO年圍繞性別和國際關系的關聯與主流范式展開爭論和交流。從理論的主題看，第一階段致力于將婦女與婦女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第二階段則更多地嘗試從完整性別而非單一性別的角度理解國際關系，建構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的理論體系，推動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別故事

在學術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這樣的傳統：以普遍性壓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兩性關系而言，男性被定義為自我(self)，用以指稱主體性、普遍性；女性被定義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體性、特殊性。排斥婦女及女性特征是傳統思想、話語和理論基本的結構性原則。這一傳統延續至國際關系學就是主流理論擠壓女性主義等邊緣理論。面對主流理論的圍堵、排擠，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要獲得生的權利，為自己爭得學術發展的空間，就必須抓住主流理論的致命缺陷——性別缺失予以重擊。自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學以來，女性主義學者致力于通過兩條路徑反映國際關系中的性別圖景：一是通過“添加婦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另一則是追問“婦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發現作為“國際關系中被掩藏的行為體”，的婦女。這兩條路徑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構成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計劃。從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義與人們的傳統認知是不和諧的，它要求質疑并顛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尋求聽到沉默者，發現隱而不見者，呈現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實圖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頭直指主導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主流范式——現實主義，揭示主流話語的性別傾向。

長期以來，國際關系被認為是與性別無關的，性別議題從未出現在主流理論的視閾之內。從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產生、發展看，似乎只有一種性別——男性——可以界定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的過程與行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論是由男人設計的，由此得出的觀點由男性思維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婦女和婦女問題是處于國際關系之外的。現有的理論范式不可能體現并增進婦女的利益，也無助于提升婦女的地位。通過確立男性的主導地位，以及忽略婦女的貢獻及議題，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實踐呈現出片面性和男性氣質特征。聲稱與性別無涉的國際關系，實則是高度性別化的，主流理論實為男流(male stream)理論。女性主義作為一個來自邊緣的視角，對于分析世界是有價值的，它使我們看到了從中心視角看不到的東西。對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為自己確定的首要任務就是以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主流范式的性別意蘊。

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及理論假定是由現實主義確定的，現實主義范式首當其沖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的對象。女性主義認為，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論進路、最終結論都是包含性別隱喻的。現實主義理論形成及推論的過程完全受男性與男性特征主導。從自然狀態到國家，以至國際社會每一個環節的設計都在不斷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終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指出，在現實主義的敘事模式中，故事與其背景間的依存關系被抹殺了，故事所賴以存在的背景隱而不見。現實主義(也包括新自由主義)將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其敘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論的基石，以此為邏輯起點推衍出了理性、權力、暴力、自助和戰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與重要結論，并最終搭建起理論大廈。無政府假定是現實主義推衍出性別化理論體系的根本，發現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別特征對于揭示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性別特征具有決定性意義。質疑無政府狀態意味著對主流理論的本體論發起挑戰，進而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整體性的顛覆，改變主流敘事模式。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家產生前自然狀態在國際社會中的表現。傳統政治理論中，國家作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領地，女性則處于私人領域——家庭之中。而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是與女性無關的。在此意義上，國家造就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現實主義敘事的潛在背景，在現實主義的敘事中，它被隱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后。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沿著現實主義理論生成的邏輯，逐一檢視后者理論構成的每一個環節，以破解現實主義性別中立的神話，還國際關系以本原。女性主義認為，在基本概念的設計上，主流范式呈現出典型的男性氣質。用以支撐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如國家、安全、權力等都是性別化的：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關系中的安全、權力通常都被賦予國家這一主體之上；現實主義的國家觀念是以男性為基礎建構的，國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質上是力量的體現；依照現實主義邏輯，理性的國家要謀求自身的生存、發展，權力就顯得異常重要，而權力無非體現了一種力量對比關系，實質上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標在國際政治中被界定為能直接征服他國的軍事力量，即武力；國家間利益的沖突性決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國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本國利益，而解決沖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理性、暴力、權力、自助與戰爭等都與傳統觀念中的男性特征相關聯，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對國際關系的正統理論——現實主義進行性別批判之后，女性主義并不甘于這種挑戰者的地位，從學術邊緣走向中心，建立對國際關系學的性別分析，推動國際關系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多維度成為女性主義的學術使命。

二、論戰：與主流范式的爭鳴與對話

眾所周知，國際關系學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幾次重大的學術爭鳴和對話。正是在學派的沖突、爭論、對話、融合的基礎上，才有了今天國際關系學的蓬勃發展。但這幾次論戰是在認同現實主義范式的基本邏輯或分析框架下進行的，爭論集中于學科的邊緣地帶或停留在哲學層面，從而遺漏了許多能夠反映國際關系現實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以前，“國際關系學內缺乏真正的、規范的爭鳴與對話”。而女性主義一經介入國際關系領域，即開啟了國際關系學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現的，批判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對主流理論進行批評。這導致在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兩者之間缺乏必要的交流與對話，出現了兩套話語體系言說各自理論的局面。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義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未能引起主流理論的足夠重視；一方面是因為操持學科話語權的主流理論拒絕將尚嫌稚嫩的女性主義作為對話的對象，排擠女性主義。無論從女性主義自身成長的角度，還是從學科發展來看，學派間互動性的相激相爭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義將自身的價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義的學術爭鳴與對話，在女性主義與主流范式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而從主流理論的角度看，它們是兼容其他學派合理性的產物，這種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長期漠視新的學術流派和新的思想觀念。因此，面對女性主義勢頭猛進的批判，主流理論開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應。在主流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爭鳴與對話問題上，后者無疑具有處于弱勢。在大多數社會科學中，女性主義都面臨著被該學科的主流范式認可、接納的問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發展表明，不同時期國際關系學被不同的理論范式所主導。這意味著，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須經主流范式的認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會催生新的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爭論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別與戰爭、和平之關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進攻，女性和平”，最終歸結為“社會性別差異是生物意義的，還是社會建構的”之爭；(2)女性主義理論的議題是否可以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3)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是否能夠經受科學的檢驗，女性主義可否構成一種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認為，女性與男性對待戰爭的態度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由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造成的，不可改變。一個女人統治的國家將會在充滿暴力與爭斗的國際社會中處于危險的境地，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并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這成為主流學者反對女性參與國家外交事務，排斥女性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理據。女性主義則認為所謂“進攻的男性”與“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會化的結果，與生理性別并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系。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男人制造了戰爭，女人締造了和平。將戰爭或和平與某一性別種類簡單連接起來是主流理論的慣用邏輯，它導致主流理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簡單主義的窘境。在研究議題方面，主流范式是國家本位主義的，女性主義更傾向于個人主義。個人安全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它關注戰爭期間的個人，特別是深受戰爭之害的婦女和兒童。在他們看來，國際安全問題的根本不是國家而是個人，個人在價值上優先于國家。主流范式認為，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狀決定了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的基本準則。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研究議題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為高級政治和外交的附屬而出現，不符合國際關系的“真正”議題，是邊緣化的，距離現實世界遙遠，難以為人們所理解。造成兩者研究議題差異的根本是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同。對于女性主義而言，方法論問題比研究議題的合法性問題更為緊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謂女性主義方法，或承認女性主義方法的存在，肯定將性別及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視閾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又指責女性主義未能很好地適用于微觀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的方法，對國際關系而言是非科學的，進而根本上否認存在所謂女性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這是傳統思維模式對女性主義的誤讀。女性主義研究建基于多樣性的“真實世界”，催動國際關系對微觀層面的關注，描繪隱藏在國際關系議程背后的真實圖景，強調從實踐，特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建構理論。在女性主義看來，國際關系并非只是與國家相關的，“個人的亦是國際政治的”。國際關系研究應沿著自下而上的路徑，著眼于個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誤就在于，它忽視了國際關系的微觀層面，抹殺了國際關系與性別之間的關系，陷入了狹隘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框架。女性主義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獨特性，以及它從邊緣視角對國際關系核心問題的審視，使得女性主義無法契合國際關系原有的社會科學理論模式，而成為一種全新的理論范式。

時至今日，隨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影響益隆，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學術地位由原來的極不對稱逐步向平等對話邁進，女性主義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問題開始引起后者的重視，女性主義學派的學術地位開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認可。

三、視野擴展：從“婦女問題”到社會性別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論價值在于引入性別問題，揭示國際關系在貌似性別中立面紗之下的男性特征，通過使國際關系“性別化”，以期最終改變性別化的國際關系。“對于相信婦女與國際關系間存在某種聯系的人來說，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婦女，而真正的問題是社會性別。”這意味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導的國際關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問題，賦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導的同際關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單一性別(男性或女性)，使性別問題從邊緣到中心，成為國際關系的核心議題。

國際關系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常常是缺乏性別視角，主要反映男性觀點、思維和模式的。國際關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數婦女的經驗，一方面是因為婦女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關系理論是男性思維活動的產物，是建基于男性視角的。國際關系界定對婦女經驗的排斥，導致了學術研究過于關注沖突、無政府、權力等議題，限制了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和學科邊界。女性經歷與男性經歷的差異，女性視角與男性視角的不同，使我們有必要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引入婦女及婦女問題。為了改變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排擠、貶抑女性的歷史與現實，早期的女性主義致力于將被傳統理論所忽視的另一性別——女性帶入國際關系，并發現潛藏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女性。婦女及其經驗被傳統上關注權力、競爭的公共領域，以及關注代表人類經驗的男性觀念隱而不見，通過追問“國際關系中婦女在哪里?”，為何我們這個學科關乎的主題與婦女的生活經驗相距如此之遠呢?”，女性主義對傳統國際關系構成了有力的挑戰。這一階段女性主義特別關注“婦女問題”，側重以女性個人的視角及經驗理解國際關系，從與婦女相關的一系列特征出發研究世界政治和國際行為，還女性在國際關系中應有的地位。對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國際關系及其理論而言，女性主義對婦女和婦女問題的引入增加了國際關系知識的載體。也正因其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女性主義被誤解為是關于婦女的學說，似乎它只是關于人類的一半——女性的理論，而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社會性別則被指責為婦女的同義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正如女性主義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時指出的，僅從一種性別的視角，以單一性別的經驗打造理論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論的根本問題就在于僅從男性視角來認識國際關系，如果反對、摒棄男性視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時，卻單純從女性視角認識國際關系，無疑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仍然難以全面地認識國際關系，同樣會陷入狹隘本體論的困局。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論本體論狹隘主義的覆轍，女性主義方法明確否定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所追求的就是或應該是將婦女引入國際關系學。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認識到，自身的目的不應局限于僅僅在現有理論框架內“添加(adding)”婦女問題，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諸如公共領域、軍事、理性、政治認同、客觀性、“經濟人”等范疇中簡單地“添加婦女”，而是要徹底地改變主流理論的思維結構、理論架構，改變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別化的內涵，從根本上顛覆、改寫國際關系理論，最終達到自我實現之目的。

在將女性及其視角引入國際關系之后，女性主義學者認識到性別需超越于“婦女問題”來看待，不能簡單地視婦女為特例，更不能將性別直接等同于婦女，而應該質問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性別問題如何塑成了該學科的概念、思想和機制。這標志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進人了第二個發展階段，開始走向成熟。女性主義所謂的性別不僅包含女性，也是關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對待性別問題才能切中國際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婦女和婦女問題，彌補了主流研究的性別缺憾基礎之上，女性主義國際關系才能超越這些局限，進而研究由婦女和男人共同參與的世界政治、經濟進程。這一時期，女性主義開始正確看待、評價主流范式，對其理論貢獻予以了肯定，并開始尋求與主流范式的溝通、對話。在女性主義者看來，無論單純從男性的角度，還是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見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這個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構成的，單純從任何一種性別視角觀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認知。同時女性主義視角也不能完全涵蓋其他研究視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并不是要從根本上全盤否定主流理論或既往的國際關系研究，而是致力于為人們提供認識世界的另一條路徑，使人們看到主流理論所未見的或忽視的事實。

四、面向未來：構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研究體系

一個學科中一種理論范式從萌生、成長到最終成熟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1)確定獨立的研究議題：(2)對主流理論進行批判、吸納；(3)開辟獨立的研究領域，對本學科產生重大影響。就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而言，這三個階段表現為：(1)性別問題被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的視閾；(2)對現有理論范式的性別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成為國際關系學中的獨立研究領域，形成完備的研究體系和獨特的方法論，對整個國際關系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女性主義之于國際關系尚屬新生事物。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在國際關系領域進行“圈地”不過二十余年的歷史。相對于主流范式，女性主義仍處于邊緣地帶。

歷經對主流范式的批判并與后者展開激烈的爭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關系學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認可，但女性主義走向成熟與進一步發展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三：一是進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輕視、誤讀，彌合與主流范式之間存在的鴻溝；二是搭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自己的研究體系框架，確立系統的研究議題；三是彌補方法論的不足，建立適用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客觀地講，女性主義理論能否在國際關系領域穩步、健康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主流范式的關系狀況，而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指責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論與方法論建構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后面兩個問題的關注與解決的程度。

女性主義者往往抱怨，在國際關系領域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相當狹隘，對女性主義富有改造、創新作用的理論洞見卻視而不見。傳統理論家指出，女性主義理論的問題在于，它沒有為分析國際關系提供一個復雜的理論建構，它極不嚴謹，缺乏一個具有內聚力的、有組織的框架。國際關系學是一門探究國際關系實質和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的學問。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對現實的抽象，不僅要對國際關系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對國際關系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對于社會科學而言，為人們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義理論陷入了過于關注世界政治環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變的這個怪圈，重描述輕解釋，重批判輕建構，沒有為指導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釋性的理論工具。

篇（3）

 

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是統一不可分離的。國家享有基本權利，同時又必須承擔尊重他國基本權利的義務。在國際關系中，不容許有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義務的特權國家，也不應該有只承擔義務而不享受權利的無權國家。所以，講述國家的基本權利也就包含著國家的基本義務。

一、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國家

國際法主體是指具有獨立參加國際關系、直接承受國際法的權利和義務的能力的集合體。免費論文。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有獨立參加國際關系的能力；有直接承受國際法權利義務的能力；是一個集合體。[1]國家是國際法的基本主體，是指國家在國際法律關系中處于一種最主要的、基本的地位。

二、 國家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發展史

在國際法學界，一般都承認國家擁有基本權利，承擔相應的基本義務。但是基本權利和義務有哪些，根據是什么，存在不同看法。自17世紀以來，當主權國家的觀念興起以后，整個國際法學說為自然權利理論所控制，每個國家除了為國際共同體的利益而讓渡部分權利外，還保持著其擁有天賦權利的自由。隨后學者們按照其意愿任意增減基本權利清單，他們認為基本權利包括獨立權、主權、平等權等。至于可供考慮的義務范圍就更加受限了，因為學者們在論義務時通常都局限在與權力相關的方面，一國的權力對另一國的就是義務。

19世紀末，由于條約法的發展，觀察家都意識到基本權利理論的隨意性和有害性。一些學者試圖恢復基本權利理論，同時為其構建新的基礎，而不僅僅只是把它們視為是先于社會存在的天賦權利，國家的權利因而不再是道義規則，而成為法律規則。免費論文。學者們試圖將國家的權利和義務羅列到一份宣言中，欲使其成為國際社會的憲法性文件。這一運動由美國國際法律協會在1916年發起，并起草了一份宣言；1919年由國際法律協會發表的較完善的方案，這些努力意義深遠。[3]

三、國家的基本權利

傳統國際法把國家的權利分為基本權利和派生權利兩大類。基本權利是國家所固有的權利是由國家主權直接引申出來的，派生權利是指從國家基本權利中引申出來的權利。他是運用國家主權或行使國家基本權利的結果，因而各國享有的派生權利是不同的。作為國家的基本權利具體包括的內容有主權、平等權、獨立權，除此之外還有自衛權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決爭端、尊重人權和保護環境等義務。根據國際實踐，國家的基本權利包括獨立權、平等權、自衛權和管轄權。

1、獨立權

獨立權是國家主權在對外關系方面的體現，在一定意義上獨立權就是主權。它是國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處理其對內和對外事務而不受任何其他權利的命令或強制，不受外來干涉的權利。國家依據其獨立權，可以獨立自主的選擇它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決定它的對內和對外方針政策；處理它的國際關系，如派遣和接受外交使節、參加國際組織、與外國締約或結盟等。

2、平等權

平等權是指以平等的身份參加對本國有約束力的國際法的制定的決策過程這一涉及法律制定資格和能力的平等。國家不受自己不同意的條約的約束，在國際會議中需做出決定時，不分國家大小強弱承認其相同的投票價值。但是，如果是國家自愿同意的條約和決定，內容即使是不平等，也不能視為違反了國家平等原則。

3、自衛權

自衛權是指當國家遭到外來的武力攻擊時，實施單獨的或集體的武力抗拒攻擊者，以保衛自身的生存、獨立和安全的權利。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指國家有權使用自己的一切力量，進行國防建設，防備可能來自外國的侵犯；二是指當國家遭到外國的武力攻擊時，有權行使單獨或集體的自衛。免費論文。《聯合國》第51條的規定不僅確認了國家自衛權，同時也為國家行使自衛權規定了條件限制，國家行使自衛權既不得對他國造成侵略和威脅，又必須遵守國際法基本原則和與此有關的國際義務。

4、管轄權

管轄權是指國家對其鄰域內的一切人、物和所發生的事件，以及對在其領域外的本國人行使管轄的權利。所有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其領土范圍內的所有人和事及在其范圍內的所有案件，包括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應擁有管轄權，這是國家主權的基本屬性。管轄權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地域管轄，是指國家對其領域內的一切人和物以及所發生的事有權行使管轄。領域包括一國的領陸、領海及其領空和底土，也包括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國際常設法院在1927年“荷花號案”的判決中稱：“一個國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在另一個國家的領土上行使它的權力，管轄權不能由一個國家在他的領土外行使，除非依據來自國際習慣或一項公約的允許性規則。”

（2）國籍管轄，是指國家對一切在國內和在國外的本國人，有權行使管轄。在“諾特波姆案”（1955）中，國際法院指出：國籍就是一種法律紐帶，這種紐帶的基礎是一種相互依存的社會事實，是相互權利和義務的真正聯系。事實上，賦予個人國籍的國家比其他國家與該個人有更實際的聯系。這構成了對其行使管轄的司法表達。

（3）保護性管轄，是指國家對于外國人在該國領域外侵害該國的國家和公民的重大利益的犯罪行為有權行使管轄。這種管轄的適用范圍一般都是世界各國所公認的犯罪行為。

（4）普遍管轄，是指根據國際法的規定，對于普遍的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全人類的利益的某些特定的國際犯罪行為，各國均有權實行管轄，而不問這些犯罪行為發生的地點和罪犯的國籍。國家行使管轄權的根據是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

四、國家的基本義務

國家享有國際法確認的基本權利，同時也必須要承擔一些基本的國際義務。傳統國際法提到國家的義務時，主要是尊重他國的權利、遵守條約上約定的義務，即意味著對他國和國際組織的相對義務，而對整個國際社會義務的意識非常淡薄。現在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當然應遵守的普遍義務，是對整個國際社會所負的義務。《條約法公約》第53條規定與一般國際法的強行規范抵觸的條約無效便是基于這方面的考慮。國際法院也在1970年巴塞羅那電力公司判決中認為國際法上的義務有兩種，除對他國負有的相對義務外，還存在所有國家對有法律利害關系的整個國際社會所負的義務。普遍義務包括禁止侵略戰爭、禁止種族滅絕和種族隔離已經不存在異議。這些義務涉及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民主與發展的根本利益，因此也是各國必須遵守的，不可推卸的根本性義務。國家基本義務的核心內容是尊重別國主權和由主權引申出來的各項基本義務，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犯別國的和政治獨立；（2）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法直接或間接的干涉別國的內政；（3）用和平的方法解決與別國的爭端；（4）善意履行依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以及有效的國際條約所負的義務。

五、 國家享有基本權利和承擔基本義務的原因

國家之所以享有獨立權、平等權、自衛權和管轄權，是由于各國擁有主權。主權是指國家可以不受任何他國的支配和命令，對其領土內的所有的人、物、行為行使排他的管轄，并對其領土有處分的權利。它是獨立和最高的統治權稱為主權。基本權利就是由國家主權直接引申出來的，是國家所固有的權利，一切主權國家在享有國家的基本權利上沒有差別。因而擁有主權的各國是相互獨立的、地位是平等的，有權保護本國及其國民的安全、抵御外國及其國民的侵害。

國家之所以承擔相應的基本義務，是在國際社會倡導和平共處的大背景下各國尊重他國主權的體現，他是由主權引申出來的各項基本義務，而尊重他國主權也就是對本國主權的尊重。一個主權者在任何方面都不服從于另一主權者，不受另一主權者的影響或受到另一主權者義務的約束而減損其本國的尊嚴。只有在獲得明示的許可時，一主權者才可進入另一主權者的領土；或者雖然沒有明示的規定，但是確信另一主體者通過默示保留一獨立主權的豁免，那么該主權者會享有豁免。在他國領土內行使管轄權，除非有對方國家的同意或條約上的根據，否則是被禁止的，因為在沒有得到許可的情況下，在他國領土內行使管轄權，將直接侵害對方國家的主權。

綜上所述，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各項基本義務都是由國家主權直接引申出來的。國家的基本權利和基本義務是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

參考文獻：

［1］江偉鈺、陳方林著：《國際法案例精解》，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4頁。

［2］[日本]松井芳郎等著：《國際法》，辛崇陽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5-18頁。

篇（4）

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基于權力只存在于人(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powerresource)，以區別于軟權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顯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可見，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權力，從而被軟權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相反，“如果封閉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不難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正因如此，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在此，他把大眾媒介當成了像文化一樣的軟權力資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可見，就像國家身份，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現，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總而言之，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篇（5）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4-0135-01

1 生存原則及道德含義

(1)個人本身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屬于自然本能的,無論是平日里的“謀生”,還是危及時刻的“逃生”,只要不危及他人生命,通常既不用譴責也不值得表揚。除非在某種“邊緣處境”中,在某種極限危險或匱乏的情況下的“逃生”還可表揚。如：在坍塌井下堅持數天、在海上船只遇險后漂流、從沙漠或極地逃離等。他們發揮了人的潛力、精神、勇敢、決心和韌性,表現出珍惜生命的一種精神態度,這就是生命的價值。從義務來講,假如說認為自殺有違背一個人對他人、對社會的道德義務,而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視自殺為人的一種必要乃至完全的義務。不過,在這一問題上還存有爭論。

(2)個人關系的生存。謀求自我生存就是自愛表現,是一種常會影響他人利益的自愛,發生利益沖突就會無法避免。實際我們可以識別出類似于國家“安全困境”的一種個人“生存困境”,一個人越是對自己珍惜就越有可能損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最后也很可能對自己利益產生損害乃至犧牲,所謂道德含義也出自于此。純粹個人行為是不具有道德含義的,影響他人生活行為才具道德含義并對其做道德上的褒貶。在一種文明和政治秩序已存在的狀況下,個人行為與個人關系反映著群體間的聯系,特別反映著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系。

2 道德“范圍”的重要性

(1)國際性道德的重要性。在人類歷史上,道德從氏族、部落到城邦、國家為核心的單位擴展。目前,道德實踐雖沒超出以國家為根本政治社會單位的倫理,但包含全人類乃至所有生命的倫理觀念在強有力地產生影響。人類迄今并沒有組織成真正的“大家庭”、政治共同體,而是一直生活在內外有別的政治群體中,道德要求就有內外差別了。所以,群體的領導者自然對這個群體安全及其他利益有優先和權重考慮且富有正當性,畢竟對其他群體同樣利益也必須有所顧及。只有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也顧及其他政治體中人們生存甚至整個人類生存的行為原則,才可獲得一種客觀普遍性,構成一種道德原則。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可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道義,這時的政治家或決策者“審慎”不能僅為自己考慮利害后果,也要為所屬群體甚至全人類、地球上所有生命考慮這一后果。這種“審慎”也成為一種國家“道德”,甚至是世界性倫理。

(2)利益性道德的重要性。“利益”要考慮群體利益,是個人利益也是道德意義。通過種族、信仰或意識形態來比對利益權衡和競爭并導致更殘酷的行為。“生存”固然包含在“利益”范圍中,但“利益”概念容易理解為物質或經濟利益,不如直接說“生存”或“安全”。國際政治中道德相關性主要是關系生存和安全。一個國家為保衛自己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奮起抗爭的,但用對外戰爭來擴展自己經濟利益或實現某種自持理想信念顯然得不到正當性證明。人類生存原則是處理人際及國際關系的更高原則,是可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對立,可溝通國際關系理論領域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對峙甚至各種理論爭論,成為某種可共享、底線共識的東西。

3 生命原則的體驗闡述

有些基本道德原則不一定被人們所清楚的認知,而且“道德”之名還被人們進行評判和否認,但它還是被人們不假思索地作為自我隱蔽行為的前提和指導,并透過各種“利益”或觀念“沖突”頑強地表現自己。所以依據近代社會的思想發展,闡述出具有明確道德意義的“生命原則”。

(1)生命原則的優先性。“生命―自由―平等”,從霍布斯、洛克到盧梭的主要三個社會契約論者那里能夠輕而易舉地發現作為社會倫理原則的一個系列,而保存生命無疑是最優先和最基本的原則。人們只有先生存后才談其他別的事物。生存是可以制伏和壓倒一切的,這個原則在霍布斯那里不僅是主要而優先的,且幾乎是僅有的。在其他很多道德和政治哲學家那里還是有機會向其他原則開放的,不過,生命原則總是在最優先的。

(2)生命原則的寶貴性。作為價值原則的一個闡述,假如只從人的視角來看,生命原則的含義包括：一是生命是人類最優先和最根本的價值,是一切其他人類價值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在前面談到生存是否可作為一個原則來對待已略有說明,所以說這是生命原則最根本也最普遍的內容。二是生命本身作為目標是寶貴的,而不是作為手段而寶貴。康德在他有關“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個絕對命令中闡述得最為有力。這種區分可以說是非常主要的,因為,也有觀點認為人是世間最珍貴的,但只作為一種生產力或戰斗力的珍貴。作為有明確道德含義、具有自我意識的原則,將其稱為“生命原則”,以此來區別于不自覺地、作為事實上的一種動機起作用的“生存原則”。在現代生態倫理學中,有很多學者強調人的行為決策必須把包括動物、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都考慮進來。

(3)生命原則的義務性。盡管生命是作為目標，自由自在的，寶貴的,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樣值得珍惜,任何生命都同樣寶貴,都應當作為生命來看待,任何人也都應當有尊嚴的看待自己,都應當給予某種關懷和珍惜,即應該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對待所有人。但作為一種義務原則,我們更要強調生命原則義務命令的否定性：即它們主要是作為禁令出現的道德義務。這主要包括兩層面內容。一是不要戕害生命,即要盡量避免殺戮和傷害生命,特別是不殺害無辜者。二是給生命提供最根本的供養,即讓生命得到基本營養和生活條件。這種物質生存有時被視為“經濟利益”,但是否盡可能提供這種基本生存資料并不是簡單分配公正問題,而是關系到生存根本道德問題。

4 結 論

總之,上面的陳述已富有現代色彩,特別表現在對價值原則和道德范疇兩點內容的陳述。而且這個原則要落實到目前以國家為根本政治單位生活的人們之中,出于政治制度不同,實現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種內外差別。在國際政治中這種道德義務主要體現在應當盡力避免暴力和戰爭、在戰爭中盡力避免殘酷和毀滅,特別是避免傷害平民和無辜者,而核武器當前仍然是威脅各國安全和全人類生存的最大危險。我們最深切的希望是世界和平,人人都能以和諧的思想來面對一切,這樣,才能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一份力量,人們才可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篇（6）

書中還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海外利益的內容發生了三大變化：一是中國海外利益的性質和范圍發生了巨大變化，迅速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安全、能源、文化等領域；二是中國海外利益由原來單純的地理空間擴展到國際制度層面，中國參與國際機制的程度更深，在調整既有國際機制和創建新的國際機制過程中中國的作用越來越大；三是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互聯互通為發力點，構建基于基礎設施、制度規章和人員交流三位一體的全方位鏈接，構建沿線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一帶一路”陸海兼顧、東西統籌、南北呼應、雙翼齊飛，是新時期中國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兩只“翅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面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勢必造成中國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同步增長。拓展與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要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國家戰略層面加強國家能力、國家關系、海洋強國、國際形象和國際制度等五個方面的建設。其中國際制度建設是當下的重中之重。《中國海外利益藍皮書?2016》一書指出，國際制度是指在國際關系某一特定領域行為者在認識上趨于一致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主要以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和國際慣例的形式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國際制度能力是國家在國際社會參與、改革、構建和實施國際制度的能力。國際制度框架內的投票權、決策權、話語權、代表性及其相關的權益，既構成國際制度參與者的海外制度利益，又是實現和維護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國可以通過四個路徑拓展海外制度利益，即參與國際制度、改革國際制度、創新國際制度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篇（7）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4-0073-79

構建符合中國人思維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是中國眾多國際關系學者的企盼和一直奮力向前的目標。學者們對于這一目標的具體內涵和如何達致這一目標，提出許多具有開創性的建議。但要形成某種能夠獲得國際認同的理論，也確非易事。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對什么是理論以及它們有什么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我們的學科傳統和我們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獲得的答案存在著不小的差距。自行為主義出現以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主流研究中就被注入了實證的傳統，這也反映在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理論范式中。

本文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想回答受到實證傳統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盡管理論在肯尼思?沃爾茲那里被披上了一層“神秘的外紗”，但是我們可以從被我們所認同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中找到其共同擁有的“理論成分”，它們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和一個適當邏輯的產物。這種對理論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理論理解上的分歧。由這種不同的理論認同所帶來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

就我們所知的范圍內，“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構成了解釋國際事務和跨國界互動行為的三種最具有理論生命力的基本‘范式’(paradigm)”。這種結論在我國學術界具有較大范圍的認同。因此，本文將肯尼思?華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以及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作為選定的分析對象。

一、肯尼思?沃爾茲與國際關系理論的“神秘化”

肯尼思?沃爾茲在其《國際政治理論》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什么是理論，并在接下來的三章中進一步用實例告訴我們什么是、什么不是系統層次上的國際政治理論。在這種對理論的描述中我們已經看不到“哲學、歷史和法律”的痕跡，

“科學”的內涵受到了極大的推崇。這種理論模式不僅超出了此前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模式，也與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指涉對象。對許多中國人而言，肯尼思-沃爾茲所要求的理論內涵完全是陌生的東西，不僅晦澀，而且有點故弄玄虛。

在過去中國人的理解中，理論看似不是一件非常高深的事情，但卻是難以達致的目標。中國最為權威的《現代漢語詞典》把理論定義為“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理論的一般看法。一方面，理論是與實踐緊密聯系的，沒有實踐也就沒有理論。理論經常被當作是實踐的附屬品，理論的存在價值在于它對實踐有指導作用。否則的話，理論不可能存在，或者沒有存在的意義。離開了實踐的理論或許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即謬論，也就是對實踐的扭曲。從這種意義上講，理論不具有獨立性，就如同列寧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而實踐之樹常青”。另一方面，人們將理論看作是一種系統的結論。只要這種結論被大多數人所認同，就會被我們當作理論。

翻開中國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教材，它們鎖定的探索領域包括兩個方面：(1)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表現形式，我們稱之為“現象”；(2)該研究領域所指涉對象的內在規律，即對象間的“內在的、必然的、有機的聯系”。發現規律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科學的最高目標，它與“真理”屬于同一等級，甚至可以互換。而理論則由于“謬論”的存在，喪失了它的純潔性，它在中國社會科學中甚至不是一個重要的要實現的目標。另外，由于理論牽涉到正確與錯誤的問題，中國的理論暗含著更重要的事情是對理論的把握和鑒別。

相對于中國人的這種理論定義和思維，肯尼思?沃爾茲對理論的描述可謂是顛覆性的。這種顛覆性表現在：首先，他指出理論的功能不是對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是“一種工具，它試圖有助于對某一加以限定的行為領域加以解釋。”因此對理論的評判標準不是對實踐指導作用的大小，而是其所具有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強弱。與中國的理論規定性相比，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幾乎與實踐沒有什么關系，不以實踐為目的，也不承擔其所產生的后果，它與實踐幾乎不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它既然是工具，就無所謂對錯，更不會有“謬論”存在的可能性。

其次，理論高于規律。在中國，發現規律是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終極目標，因為只有它是純而又純，支配和決定人類命運的東西。然而，規律在肯尼思?沃爾茲那兒是有欠缺的，因為它無法解釋自身，“理論并非只是規律的集合，而是對規律的解釋。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規律指出恒定不變的或可能存在的因果關系，而理論則解釋這種聯系為何存在。”H由于規律無法說明某種聯系能否存在，也就無法告訴我們能否進行控制以及如何進行控制，而這些任務只有理論才能完成。理論高于規律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人們可以發現規律，而理論只能被創造。

第三、理論與真實性無關。肯尼思?沃爾茲認為，“理論盡管與需要加以解釋的世界密切相關，但卻獨立于真實的世界。”理論只揭示部分現實，它的正確性并不由現實的正確性來決定。而我們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標準在中國人眼中幾乎相當于―條普世性標準，中國人無法想象―個在現實中不正確的理論在理論上卻是正確的。但肯尼思?沃爾茲對他的信念確信無疑，并引用康德和愛因斯坦的原話來增加其權威性。除此之外，他還進一步指出，理論的解釋力是通過“遠離現實”而非貼近現實而獲得的，意思是離現實越遠，我們就越能獲致有效的理論。

第四，理論不是由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從實踐中來即從歸納法中得來是中國人長期信奉的理論的終極來源。但沃爾茲告訴我們緊緊依靠歸納法無法創造理論。“相信通過越來越多數據的累積以及對越來越多案例的研究分析，我們就能發現真理，這一信念被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列維撕特勞斯稱為‘歸納法學者的幻想’。”

肯尼思?沃爾茲用一系列否定顛覆著中國人對理論的理解，他給出了他對理論的定義，他認為理論是“人的頭腦里關于某一領域的組織性及其內容的各部分之間的聯系的一幅思想性圖畫。”那么，某一領域是真實的嗎?其組織性和各部分之間的聯系與現實有何區分?思想性圖畫的真正含義是什么?如果我們將前面他給出的否定性特征加入到這一定義之中，我們難以理解這一定義還能剩下什么。盡管肯尼思?沃爾茲列舉了檢驗某一理論的7個程序，但就其實質來說，它更像是一套邏輯驗證程序，而非理論的實質性標準。

肯尼思?沃爾茲本人在國際關系學界崇高的學術地位和《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巨大成功，使得肯尼思?沃爾茲的這一理論定義得到了廣泛傳播和國際關系學界的默認。在新自由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沒有看到對理論本身的專門表述，只是肯尼思?沃爾茲毫不客氣的表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理論。基歐漢和奈強調制度主義以結構理論為其理論核心，他們只不過將這一核心加以拓展而已。”對新自由主義的這一態度也可以從亞歷山大?溫特那里得到證實，“新自由主義預先就對新現實主義做出了太多的讓步，因而把自己降低到僅僅解釋一個主要理論體系沒有解釋的剩余問題這樣一個次要地位。”亞歷山大?溫特盡管也沒有對理論的定義作過多論述，但是他的標準比肯尼思?沃爾茲要低很多。在他的理論分類圖譜中，他把許多國際關系學派納入到他的理論范疇之內，在他看來，“一種理論是否有價值，最終取決于它是否能夠對國際政治的具體問題做出有意義的解釋。”在一定意義上，這一定義的內容也包含于肯尼思?沃爾茲的定義之中。但是，肯尼思?沃爾茲根據自己的標準，認為建構主義根本就不是理論，“很難指明建構主義到底對什么做出了解釋。它只是提供了一個似乎很有希望的觀察世界的新的視域而已。”

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關系三大理論范式中確立了自己對理論標準的制高點。他以他本身所具有的學術地位對什么是理論作了專門論述和系統思考，并以此為根據對其他理論進行評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者對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提出質疑，但很少看到有人對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也提出同樣多的異議。

二、一個國際關系事實+一個適當的邏輯=國際關系理論

不管怎樣，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定義還是能夠理解的。至少我們可以通過他所創造的理論模式來理解。同樣的，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如果被認為是國際關系中的三大理論范式之一，我們也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論構建來理解其理論的基本構成是什么。撇開肯尼思?沃爾茲對自己的理論和其他理論不同的評價，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理論的核心架構由兩個基本元素構成，即一個國際關系事實和一個適當的邏輯。

1、肯尼思?沃爾茲的新現實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的。無政府意即國家之上缺乏一個唯一的中央政府。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國際關系的現實，在國際關系進入到現代以后更為明顯。因為國家在國際關系契約中被相互承認擁有。是一種最高權力，不承認在它之上的支配力量。這一觀點在肯尼思?沃爾茲之前就得到了廣泛接受。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此也進行了描述：“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這一經久不衰的特性導致了千百年來國際政治生活具有顯著的相似性。這是一個廣為接受的觀點。”

一個邏輯：肯尼思?沃爾茲新現實主義蘊含的邏輯非常簡潔，甚至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1)在一個系統中，結構“限制和塑造了行為體和機構，而且盡管行為體和機構的目的和努力存在著差異，但結構卻使其運作趨向產生同質的結果”；(2)無政府狀態是國際體系的結構；(3)因此，國家被塑造成具有同質功能的單元，其首要目標是確保自身的生存，均勢政治是一個國家確保自身生存的自然選擇。

很明顯，肯尼思?沃爾茲使用了一個具有演繹特性的方法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他將結構理論植入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之中。無政府狀態在國際政治中行使著結構律令，它使國家必須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自助是唯一的選擇。只有在生存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國家才能去安全地追求諸如安寧、福利和權力這些目標。

2、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新自由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復合相互依賴，即受國際機制控制的相互依賴。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在其《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生活在―個相互依賴的時代。”這非常明白地告訴我們，相互依賴只是我們時代的一個現實。如果按照他們對相互依賴的定義，人類相互依賴的歷史應該更長，尤其是在安全領域中的相互依賴。他們提出的復合相互依賴更符合當今時代的現實。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賦予對相互依賴關系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即國際機制以核心地位。所謂國際機制，“就是在國際關系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以及決策程序。’”如果我們認同這一定義，國際機制至少一直伴隨著現代國際關系，因為作為現代國際關系基本行為者的國家存在的首要前提，需要遵從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互認對方為國家，即國家相互承認對方在地球表面某一區域內擁有最高權力和對外享有自。肯尼思?沃爾茲所發出的“國家的消亡率之低令人驚嘆”的感慨是杏與這一因素有關呢，我想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是毋庸置疑的。

一個邏輯：尋找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看起來比較復雜。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許多糾纏，新自由主義幾乎認同新現實主義的結構前提，盡管如此，其內在的基本邏輯還是非常的清晰。我們照樣可以求助于一個三段論：(1)在一個系統中，結構對行為體和機構具有限制和塑造作用；(2)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管理國家間所產生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避免無政府狀態的消極影響，人們創設了國際機制。國際機制作為結構層面的干預變量將減輕無政府結構的消極影響；(3)盡管國家的行為在不同的領域行為取向不同，但由于國際機制的存在，它們更傾向于合作。

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正是在無政府結構中發現肯尼思?沃爾茲對人類創制作用的忽視，并因而確立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

3、亞歷山大?溫特的建構主義理論

一個事實：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由國家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實質內容由國家之間的關系來決定的，因而，國家之間可以建構成各種各樣的無政府狀態，甚至包括肯尼思，沃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國際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共有知識”，決定著無政府狀態的基本內容。它們之間可以相互建構成朋友、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由于共有知識建構相互之間的這種身份，從而影響相互之間的利益和行為。對亞歷山大?溫特來說，無政府狀態是一個事實，但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單一規定性的事實，而是一個多樣性的事實，它們在國家的互動中被建構而成。

一個邏輯：與新自由主義一樣，建構主義始于新現實主義解釋中的缺陷。新自由主義只是質疑新現實主義理論中的“小前提”，而建構主義不僅質疑新現實主義的“小前提”，而且質疑其“大前提”。對亞歷山大?溫特而言，肯尼思?沃爾茲的結構是一個物質結構，而只有社會結構才構成對國家行為的決定性影響。

“物質力量和利益的意義和效用取決于體系的社會結構。”建構主義的邏輯可歸納如下：(1)人類關系的結構是一種社會結構，主要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從而決定了行為體的行為；(2)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關系結構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結構，它是由國家互動所形成的“共有觀念”所決定。(3)無政府文化(共有觀念)建構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對國家的行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亞歷山大?溫特的無政府狀態是一個開放式定義，盡管他把無政府狀

態鎖定為無政府文化，但是他的無政府文化也是多元的。對他來說，有多少種不同的無政府文化，就有多少種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而不同的文化建構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產生不同的國家行為。這使得建構主義難以確定自己解釋的邊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肯尼思?沃爾茲認為建構主義只是一個新的“視域”而已。

三大理論“范式”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在于它們都使用了演繹推理模式，在大的框架上可歸納成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三種理論具有邏輯上的延續性，新現實主義理論為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開辟了道路，后兩種理論都是在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小前提或大前提中尋找出“破綻”后，確立了自己的理論地位。

三、問題：理論的認同與后果

上述的簡要分析告訴我們，國際關系理論并不像肯尼思?沃爾茲所定義的那樣神秘，它的基本構成只不過是一個事實加上一個適當的邏輯而已。盡管如此，它與中國人傳統上所理解的理論之間的分裂是深刻的。隨著受到行為主義方法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理解的加深，這種中西之間的分裂逐漸演變成國內學者之間在對理論理解問題上的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體現在對中國有沒有國際關系理論的回答上面。如果按照中國傳統的理論標準，中國存在著一定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國際政治新秩序等。但如果按照西方的標準，中國則不存在國際關系理論，如王義桅博士和蘇長和博士先后直接以“為什么沒有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各自論文的題目，并以此作為定論。

無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者是“建設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首先要面對的或者說必須要回答的是理論標準問題，亦即理論本身的“普世性問題”。本文不對這一問題進行直接回答，接下來探討一下認同不同的理論標準所帶來的實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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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環境法的實施困境

（一）各國利益主張的沖突

從近代國際關系的發展來看，國際法是國際政治的產物，勢必要受到國際政治和國家力量的制約，脫離國際政治和國家力量來談國際法是不現實的，尤其是涉及到國際法的實施和遵守問題，必須依靠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國家的配合與落實。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漢斯·摩根索認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是由國家所構成的，那么國際政治中實際上最后的語言就只能是國家利益”。

以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談判為例，美國言辭鑿鑿地表示盡一切努力就排放物減少這一議題與其他160多個國家達成一致，最終又因限制排放量影響美國發展而未批準《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加拿大雖于2005年簽署《京都議定書》，但鑒于對反對者分裂國家的擔心和種種利益的影響，2011年正式退出。此外“77國集團加中國”、“傘形國家”及歐盟等不同利益集團的爭執，都充分反映出國際環境法的實施受到各國利益主張的牽制。《公約》第十八次締約方會議的談判亦受到各國利益驅使而進程緩慢。

（二）國家環境條約規定內容的超前性

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是指國際環境法中的某些法律規范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在確立之前，國際社會為了達到保護全球環境的目的，通過科學預測，提前制定了調整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關系的國際法律文件或法律規范。當然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是由環境問題的特點所決定的，環境問題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很大的可變性，環境問題的發展又具有一種緩發性和潛在性，囿于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局限，人類對于損害環境的活動所產生的最終影響和后果很難及時的發現。環境一旦招致損害，往往具有不可逆轉性。例如植被遭破壞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問題，生物物種的滅絕問題，都是很難恢復或者根本不能恢復的。因此，預先制定有關的國際環境法規則以避免環境算損害的發生時十分必要的。國際社會為防止全球氣候變暖而制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是國際環境法超前性的具體例證。

公約采用“框架公約+議定書+附件”的環境條約形式，在解決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立法問題上取得了良好的的實際效果，但是由于先采用“框架公約”形式，不能將各方具體的權利義務及相關的具體事項作出明確的規定，只得待以后對環境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后，再由締約國以議定書和附件的形式加以規定。這就意味著在框架公約的形式下，締約國各方承擔的義務較少且不能明確，對于公約的有效實施無疑是一個關鍵的阻礙因素。加之公約規定的超前性，先前設立的規則與之后發生的實際問題發生不符乃至沖突的可能性也時有發生，《京都議定書》第地一承諾期規定的排放量過低，導致第二承諾期的任務艱巨，且第一承諾期期間發達國家冗余的排放量，也成為多哈氣候大會上的燙手山芋，直接導致了第二承諾期的啟動困難。

（三）國際社會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不同態度

在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的過程中，經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斷的協商和妥協，在國際環境法領域逐漸形成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由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體現了發展中國家有限發展經濟的訴求，并且尊重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全球環境問題談判的意愿，因而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贊同。我國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亦持肯定的態度，但國外學者對此觀點的態度就有所不同，所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否為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尚存爭議。共同擔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能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原因有二，其一，僅以造成全球氣候惡化的歷史責任作為區別責任的依據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其二，忽略發展中國家日益發展的排放量的不科學性，發達國家很容易予以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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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比斯特指出，“過去的亞洲，曾經被文化、語言、政治觀念、和地理環境所割裂，而當代亞洲靠經濟聯系、高科技、特別是發達的通訊和人口流動緊緊鑄為一體，使它看起來更像一個完整的地區”。當然，亞洲還僅僅是看起來更像一個完整的地區，距離一個緊密聯系與合作的完整地區還有很大的差距。真正形成完整的地區，首先取決于亞洲各國自身的發展，同時也取決于地區合作與聯合的發展。目前，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地區關系緊張甚至沖突，仍然是亞洲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或許，一個像歐洲那樣的聯合起來的完整的亞洲很難實現，但是，亞洲將會繼續發生深刻的轉變，各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會加快發展，亞洲的區域合作也會進一步在探求適合自己模式的基礎上得到深化。

當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作為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迅速發展已經并且會進一步提升亞洲的地位。中國和印度都曾是歷史文明古國，考慮到兩國的人口規模、發展速度、市場潛力、地緣重要性和文化影響力，兩國的崛起不僅會極大地改變亞洲的面貌，也會極大地改變世界的格局。

關注和研究亞洲的發展變化，不僅是當今學術界，而且也是政界、商界的熱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6年設立了關于亞洲發展的課題項目，面向本院國際學部的年輕研究人員。本書匯集的是部分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論文，內容涉及亞洲的區域合作和地區關系以及部分亞洲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雖然本書在結構上并不連貫，但書中的分析研究可以幫助讀者對亞洲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形成更為深刻的了解和認識。

亞洲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應該對亞洲研究給予更多的鼓勵和更大的支持，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問世。

東亞有十幾個國家、近30億人口，如今又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因而美國、歐盟、俄羅斯等也都從不同角度對東亞區域合作的走向給予了特別的“關切”。東亞區域合作的發展不僅會直接對地區各國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以及安全保障產生影響，進而也會對現存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形成沖擊。

在先后經歷了市場驅動、金融危機后加速發展兩個階段后，東亞新地區主義正處在制度化方向發展的進程中。在這一進程中，傳統的東亞國際關系的基礎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作為該進程的結果，東亞地區的安全結構、安全議程與安全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

東亞新發展模式的產生不會僅僅因為中國經濟的增長而自然形成，東亞地區國際關系的緩和將對經濟合作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國提出的構筑和諧國際社會的主張因此而具有深遠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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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展戰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規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境

宏觀環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4)替代能源引發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主要表現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展潛力仍很大；(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3)里海地區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展趨勢

1.現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其分布規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亞太地區，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角度，從能源發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出發，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000，合計為9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3.和諧發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定性。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我國應該繼續發揮能源外交優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體制，推進石油產業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管機構統一監管、企業商業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了規范的能源產業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石油企業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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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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