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幸福心理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2統計方法應用SPSS16.0統計軟件，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護理干預前后患者心理狀況比較（表1）干預前兩組焦慮、抑郁程度接近，干預后觀察組無焦慮和抑郁所占百分比均有明顯升高，而對照組變化不明顯。

2.2患者滿意度比較（表2）觀察組患者對護理服務、護士態度和病區環境等的滿意率均高于對照組，除病區環境外，余兩項兩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討論

篇（2）

輔導員的年齡優勢使其容易和學生溝通。當前我國高校輔導員隊伍中絕大多數都是從高校畢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年齡、價值觀、生活模式與在讀大學生都很接近，屬于同輩群體。師生之間基于成長背景的差別小，溝通的防御性低、有效性高、互動性強，所以輔導員對大學生的整體素質，包括心理素質的培養、塑造、提高和發展具有最直接、最持久的影響和作用，很多學生比較信賴輔導員，在學習、生活中出現問題時愿意主動與輔導員溝通，征求意見，尋求支持。

2.資源優勢

就工作內容來看，輔導員負責學生學習、生活的管理工作。小到學生的生活起居，大到畢業生就業，對于學生適應環境能力、情感狀況、人際關系和諧程度等情況都比較了解，加上學生干部團隊的輔佐，使得輔導員與專業任課教師和行政工作人員相比，無論在與學生接觸的時間還是工作內容的性質方面，都有十分獨特的資源優勢。同時，輔導員要伴隨大學生走完大學求學的幾年時間，相較于專業課教師，他們是“任課”時間最長的老師，也是“上課”門數最多的老師，和大學生接觸最廣泛、最具體、最有機會深入了解本班學生的思想動態、情緒、困惑、壓力等，知道學生的個性特點和心理需求，這有助于他們及時發現和解決問題。

3.自身優勢

我國目前的高校輔導員隊伍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師范院校畢業的，數年師范教育的熏陶，使得這部分輔導員對學生的心理變化、情緒反應較為敏感，而心理學、教育學的專業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幫助輔導員引導學生心理健康發展，或有能力提供正確的實現成長的其他途徑。非師范教育專業出身的高校輔導員，在正式參加工作前，也接受了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組織的崗前培訓，了解了大學生群體生理、心理的發展特點，結合自身經歷，進入職業狀態也比較容易。總之，高校輔導員已經基本具備了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同伴功能、顧問功能和疏導功能。

二、輔導員參與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徑

1.開展心理健康調查，建立學生心理檔案

輔導員開展好學生工作的前提是了解掌握學生心理的狀態，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工作措施與方案。而要掌握學生的心理狀態，就要進行心理健康普查，主要采用“心理健康問卷”從中篩選出有異常心理癥狀的學生，主動與他們面談、分析，區別不同的問題類型與程度，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做到心理問題早期發現、及時預防。上課學習階段，任課老師也要觀察學生情況，反映給班主任、輔導員，結合學生心理檔案，記錄學生心理變化，再及時反映到心理咨詢機構，或者做統一的心理知識講座預防、解決學生的心理問題，或個別進行指導、幫助。對學生的心理問題及早發現，及早解決。增強工作的針對性，提高工作效率。

2.培養學生骨干，建設和諧班級

班風的好壞也是影響學生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每一位在校大學生都組合在不同的某一個班級內，班內同學彼此熟悉，沒有較大的距離感。而和諧的班集體能夠促進學生們的心理健康發展，輔導員應引導大學生在班內建立一些愛心小組，同學間互幫互助，互敬互愛，這種對心理的關愛往往能落到心坎上，并能讓人動情、感觸深，甚至終生難忘。相反，若一個班級的風氣是消極的、互不配合，像一盤散沙，那么班級的每個學生就會感到孤獨無助、緊張壓抑，班集體名存實亡，久而久之不僅影響每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效率，而且也會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因此，輔導員在日常班級管理中要注重班級建設，要把班風建設作為班級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規范學生行為，培養和發揮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充分發揮班干部的作用，抓好班風建設。輔導員可以在學生中建立起很好的信任感，做學生的知心人，以“情”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影響力。

3.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大學生心理障礙的排除關鍵還要靠培養學生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而社會實踐活動是培養學生心理承受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輔導員要積極引導大學生走向社會，深入基層，參與社會實踐活動。要創造更多的社會實踐機會，讓學生在社會實踐中增長見識，調適心理，認識社會，把自己融入社會，從中接受鍛煉、磨練意志，增強心理承受能力。

4.加強與學生家長的溝通，重視家庭教育的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父母的言行對孩子起著表率作用。父母應該而且必須配合學校，關心青年學生的成長，父母有責任了解與關心自己孩子的心理問題，尤其在一些年輕人情感糾葛問題上，家庭的處理往往比其他機構更有效。輔導員首先應使家長明確家庭對學生心理支持的作用，讓家長認識到預防學生陷入心理危機的重要性。其次應定期與學生家長聯系，及時了解學生在校外的表現；向家長反饋學生在校內的思想狀況和行為表現；最后對于發生心理危機的學生，輔導員應在第一時間通知其家長，使家長配合干預，對其實施監控。

5.切實幫助學生解決實際問題

輔導員要學會傾聽藝術。傾聽藝術是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順利開展的有效途徑。大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時期，情感復雜動蕩，有些學生性格內向，遇到問題時不愿意將其真實感受表達出來，這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輔導員在同學生的溝通與交流中，不僅僅是老師對學生說，認真地傾聽學生訴說也很重要。如果輔導員能夠以學生為中心，理解和體會學生的感情，認真地聽取學生的陳述，并啟發學生陳述，讓其在述說中表明自己的觀點，宣泄自己的情緒，才能真正地、客觀地了解到學生的內心世界。

6.心理學在輔導員思想教育工作中的運用

篇（3）

積極心理學是心理學領域的一場革命，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一個新里程碑，是一門從積極角度研究傳統心理學研究的東西的新興科學。積極心理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形成，以馬丁塞利格曼和米哈里齊克森的2000年1月發表的論文《積極心理學導論》為標志。它采用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幸福，倡導心理學的積極取向，以研究人類的積極心理品質、關注人類的健康幸福與和諧發展。

原因：通過課程的學習，使我們獲得幸福和快樂。學習《積極心理學》，它可以使我們有選擇的放大我們心中的幸?？鞓?，在清楚自己內心的痛苦和悲傷的情緒時，有選擇的把它們縮小到最小。它可以引發人的創造性和靈活性，擴大注意范圍，使人主動卷入環境，樂觀而有效地探索環境中的任何事，增加人的心理資源，使人在逆境中具有容忍挫折的心理彈性。

（來源：文章屋網 ）

篇（4）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104-02

一、主觀幸福感的概念界定及其特點

主觀幸福感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那時候，人們將幸福等同于享樂主義快樂。那到底究竟什么是幸福？總而言之，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幸福是一種主觀體驗，不同的人從各自的角度出發會有多種多樣的主觀理解。積極心理學家認為主觀幸福感是一個人積極體驗的核心，同時也是對其生活的最高目標。

二、青少年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的現狀

（一）文獻檢索情況

筆者根據研究的需要，以“主觀幸福感”、“青少年主觀幸福感”、“追蹤研究”為關鍵詞，開展了相關領域的文獻搜集和資料整理工作。文獻整理后筆者發現，現有的研究多數是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因素分析以及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這些研究成果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問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為此，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方面的相關文獻資料亦進行了搜集與整理。截至2013年1月，筆者搜集相關專著10余本;在期刊網上，以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萬方中文期刊數據庫、維普科技全文數據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為搜索范圍，搜索近十年的相關文章，下載了相關碩博論文32篇，期刊論文87篇;外文文獻25篇;搜集并保留相關網站3個?？傮w來說，與本研究主題緊密相關的研究資料尚不多，但這些略顯零亂的研究成果也為本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礎和具有啟發性的思考。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較晚，大概始于20世紀90年代。近些年來，心理學領域的各個專家、學者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尤其是青少年這個群體的主觀幸福吸引了很多心理學家以及人們的廣泛關注。雖然青少年主觀幸福感已經被大范圍研究與討論，但對于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發展軌跡缺少一定的調查。本文旨在通過多個時段的青少年的主觀幸福感進行分析和比較，以此得出相對應的數據和結果，并對這多個時間段的主觀幸福感的差異進行因素分析和結果討論?，F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數是對于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橫向研究，這些研究對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為此，筆者對近十年的文獻、期刊以及碩博論文進行了整理。因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第一，關于主觀幸福感的群體劃分。在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鄭宏志與陳功香在《314名城市老年居民主觀幸福感與社會支持的相關性研究》中指出，性別對主觀幸福感的差異并不顯著，有婚姻作為支撐對于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效應。對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其主觀幸福感明顯高于無配偶的老年人。與此同時，社會支持也是影響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無論是主觀支持還是客觀支持，懂得利用社會支持的群體會有更為積極的感受。而趙立軍、劉旭華在《貴陽市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與生活滿意度相關研究》中表示：老年人生活滿意度的提高，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有很大的影響。

著名心理學家、專家、學者對青年主觀幸福感這個群體產生極大關注。筆者從這里選取其中典型的文章作為參考。邢占軍在《主觀幸福感研究：對幸福的實證探索》中指出：幸福是現實生活中的主觀反映。主觀幸福感是一種主觀體驗，而且是一種比較切實的、比較穩定的感受。嚴標賓、鄭雪等人在《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研究》中指出：社會關系包括家庭、朋友、戀愛和室友關系對幸福感有顯著關系。其結果發現：內部價值中自我實現和學習能力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比外部價值同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會更為顯著。而生活事件無論是好的生活事件還是壞的生活事件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均不顯著。

關于兒童群體的研究，也有部分文獻。《離異家庭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的作者齊琳將離異家庭和完整家庭子女主觀幸福感做了比較，得出：離異家庭的兒童，其生活滿意度處于中等水平，明顯低于完整家庭的兒童。獨生子女的積極情緒得分高于非獨生子女。喻永婷與張麗芳各自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不同的闡述：性別、年級以及留守類型上都不同影響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以上是各個專家學者從各個群體來研究主觀幸福感。學者們大體上分析了影響老人、青少年、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用相關分析的方法解釋了影響主觀幸福感因素的顯著關系。對本論文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二，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分析。從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來看：影響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眾多。從早些年來分析：楊海榮，石國興等人在《初中生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及其相關因素研究》中探討了初中生的自尊，事件應對方式與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之間的相關?！洞髮W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應對方式及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一文作者通過大量研究，大量數據表明：一般而言，大學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就會體驗更多的幸福。故學校和老師可以適當提高學生的自我效能感來提高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張雯在《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中提到自尊、社會支持與歸因等因素與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著名學者鄭雪、王玲等人也曾在《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人格特征的關系》中明確提出：女性的主觀幸福感明顯高于男性。至于主觀幸福感的性別差異，研究結果并不十分一致。而近些年來，嚴標賓等人在《青少年網絡行為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中表示：網絡行為對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差異顯著。而社會支持、人格等中介作用對于主觀幸福感影響更為復雜。目前，嚴標賓、鄭雪等人逐漸加深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范圍的研究。他們在《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首次將主觀幸福影響因素納入文化范圍。他們對48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生進行了大范圍的調查。研究表明：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均處于較為令人滿意的水平。他們一直認為大學生可能是朝氣蓬勃、充滿希望的一代。再者，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周邊人際交往也更為和諧。

從以上幾個早期研究的時段來看，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甚多，而且交叉作用顯著，研究范圍從橫向和縱向都有一定借鑒意義。

第三，在測量工具和研究方法上來看，測量工具愈來愈精準，角度和信度都得到了一定加強。邢占軍在《主觀幸福感測量研究綜述》中提到主觀幸?？梢赃M行主觀測量和客觀測量。生活質量上的主觀測量研究最早是由Neugarten等人于20世紀60年表的“生活滿意感量表（LSI）”，接著，Cantril編制了“自我標定量表”（SAS），這種量表主要是根據自己對自己的主觀幸福感進行等級評價。70年代Derogatis編訂了癥狀自評量表（SCL-90）。一些研究者認為主觀幸福的衡量主要取決于積極情感與消極情感所占優勢。對幸福感的研究呈現多種多樣的方法。尹海蘭在《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人格特征的相關研究》中列舉了多種方法。如自陳量表法。這種方法主要由被試根據自身切實情況來進行測量。幾個常用的主觀幸福感測量量表：（1）人臉量表。這是一種非言語性的主觀幸福量表。被試須從幾幅人臉中選擇自己認為最為幸福的表情。（2）情感平衡量表。用以測查群體的心里滿意程度。主要用以描述過去幾周的幸福感測量。（3）Campell幸福感指數量表。這個量表分為情感指數量表和生活滿意度問卷。

（三）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主觀幸福感的關注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左右,目前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成熟，深度更廣，范圍更大，結果也較為精確。Naser&Akram在《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erences》中分析了幸福感與個性模型HEXACO的關系。本文主要針對HEXACO與以往五個因素的區別。對于主觀幸福感測量工具的研究，國外學者也有一定研究，其中Eleanor與Matthias等人利用BBC-SWB來測量主觀幸福感。這種量表采用分制來測量主觀幸福感三個方面之間的關系：如心理健康、身體健康依據及身心健康兩者之間的關系。國外學者有關于研究富裕國家的主觀幸福感。研究這種主觀幸福感主要依據主觀和客觀領域之間的差異如婚姻、健康、行為、住房和環境。研究表明：主觀幸福和客觀幸福存在某種相關，主觀幸福感與婚姻、住房和周圍環境存在很大相關。

從以上國外研究可以看出，研究主觀幸福感分類較細，研究范圍較廣，研究結果較為深入。對本論文的撰寫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對已有研究的分析及未來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展望

從以上國內外的研究分析來看，現有的研究無論是在因素間的相關分析還是各個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方面，無論是群體的比較還是各個特殊領域的人群，如今都已研究得相對全面。然而，問題的出現也在所難免，心理學中的幸福感重點關注的是個人的內心感受和體驗，但如果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以檢驗，僅靠主觀的判斷也許會導致不同主體對同一事物得出相反結論。目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學校改革主要關注的是學業結果，關注的是數量而不是質量。易忽視學生情感方面的問題。培養青少年積極樂觀的心態，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質，促進身心的健康成長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目前青少年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雖已起步，但有關提高青少年幸福感的發展軌跡研究尚沒有完全展開。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幸福感，這方面的研究無疑會對青少年的生活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是青少年幸福感研究領域亟待展開的一個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1]孟萬金.積極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

[2]鄭雪，嚴標賓，邱林.廣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J].心理學,2001（4）：33.

篇（5）

[4][美]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侯玉波，樂國安，張智勇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9年，第7頁。

[5]時蓉華：《社會心理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8頁。

[6]羅小平，黃虹：《音樂心理學》，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

[7]羅小平，黃虹：《音樂心理學》，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431-432頁。

[8]張璇：《潮州大鑼鼓的觀眾態度研究》，廣州：星海音樂學院，2008年第4期。

[9]樊星：《老年人參與學習活動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第120頁。

[10]任杰，金志成，楊秋娟：《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元分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0年第1期。

[11]溫亮宇：《老年音樂教育調查研究》，未刊稿，2011年。

[12]http：///index.htm。

[13]羅小平，余瑾等：《老年?精神?音樂――老年人精神音樂學在中國的應用與發展》，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

[14]劉沛：《世紀末的美國音樂教育動態述評》，《音樂世界》，1996年第1期。

[15]劉沛：《音樂教育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第200頁。

[16]沈政：《腦科學與素質教育》，《教育研究》，1999年第8期。

[17]注：詳見劉沛譯：《音樂行為研究的新方向》，《樂府新聲》，1993年第3期。

[18]吳姝：《音樂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初步研究》，《大眾文藝》，2009年第7期。

[19]黃虹：《愉悅、滿足、輕松之源》，《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

[20]羅小平：《老年精神音樂學芻議》，《黃鐘》，2006年第2期。

[21]羅小平，任杰：《鋼琴學習在認知老化過程中的作用研究》，《人民音樂》，2009年第8期。

篇（6）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1578（2016）11-0037-01

幸福是人類從古至今從未停止探討的話題之一，它也是

“人類存在的至上目標”。隨著社會進步的加快，人們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如何讓自己在充滿變革的社會節奏里獲得穩定的幸福就顯得格外重要。什么是幸福？如何獲得幸福？這些都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國內外從古至今對幸福的研究很多，它們各有側重，為人們追求幸福貢獻了不少力量，隨著幸福熱潮的到來，“幸福力”也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

1 幸福在心理學中的界定

幸福在心理學家眼中到底是怎樣的呢？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幸福是人類個體認識到自己需要得到滿足以及理想得到實現時產生的一種情緒狀態，是由需要、認知、情感等心理因素與外部誘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種復雜的、多層次的心理狀態[1]。研究者們認為幸福是一種感覺，其中對主觀幸福感的討論最多。不過心理學家們關于主觀幸福感的定義的意見存在分歧。Neugarten和Cantril將主觀幸福感定義為人們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的認知評價，而Bradburn和Watson等主張幸福感是當前正性情感和負性情感平衡的結果，個體較少體驗負性情感、較多體驗正性情感就是幸福的。綜合來看，多數國外研究者則比較認同Diener（1984）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主觀幸福感是個體依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的評價?！盵2]

關于幸福的研究，不得不提到積極心理學這一分支，它打破傳統心理學的研究模式，不針對“解決心理問題”而是去關注積極品質和積極力量，思考并研究如何讓人活得更幸福。積極心理學領域認為，幸福不僅是一種感覺，更是一種我們可以習得的能力。

2 能力在心理學中的界定

前蘇聯心理學者大多把能力定義為“作為順利完成某一種或某幾種活動條件的心理特征”。西方心理學界則提出能力的因素說、結構說、認知說等主張。其中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認為人的能力由很多獨立的成分和因素組成，而英國心理學家斯皮爾曼認為能力由兩大因素構成：其一是一般能力和一般因素，它是指人的基本心理潛能，主要決定一個人能力高低。其二是特殊能力和特殊因素，來保證人完成某特定的作業及活動。加德納則認為智力是多元的，由七種相對獨立的智力成分所構成。

3 幸福力的提出

積極心理學認為幸福不僅是一種感覺，更是一種能力，從而提出“幸福力”這一概念，它的提出始于對“幸福”研究傳統和研究現狀的梳理和質疑，目前已有的幸福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內涵和結構分析兩方面。積極心理學提出“幸福力”這一全新的心理概念旨在幫助人們擁有一種看得見、用得著、學得會的幸福能力。幸福力是一個人內在的心理素養，是一個人獲得幸福的軟實力[3]。具備幸福力的人，能獲得長久而持續的幸福，而非短暫的情緒體驗。王薇華教授認為，很多時候并非我們沒有發現幸福，而是缺少了學習幸福的能力。

3.1 幸福力的內涵

幸福力是一種獲取幸福的能力。具體地說，它指個體在面對某一對象（人、事和物） 或者經歷某情境時感知和體驗到幸福的能力，及依據其內在的某標準表達或評價幸福的能力，也包括有意識地尋求策略來調控幸福的能力。它是活動的結果，同時也是一種活動的能力。苗力田先生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序言提出：“幸福不是僵死的、現成的，而是在實現活動中”。其次，它是一種后天能力，是人對幸福有了一定的覺解后在生命活動中不斷努力所取得的結果。最后，幸福力的發揮是一個綿延不斷的過程。

3.2 幸福力模型及測評體系

幸福力的結構由 “操作維度”和“內容維度”兩個獨立的維度組成，一共包括16種能力。目前，石雨等人研究后發現了青少年幸福力模型并編制出了青少年幸福力問卷，其模型包括情感力、意志力、德行力、抗挫力和認知力五個維度，其中，情感力指個體監控自我及他人的情緒情感信息，且能識別和運用這類信息指導思維及行為的能力[4]，意志力則由個體自主地確定目的，并且根據這一目的來支配和調節自己的行為，它主要由自覺性、果斷性、堅韌性和自制力這四種意志品質構成[5]，德行力是指個體根據道德準則做決定和采取行動的能力，抗挫力即耐受能力，它表現為當個體遭遇挫折情境時能夠承受壓力和打擊，并使自己盡快擺脫困境，從而來避免心理及行為失常的能力[6]。

4 未來展望

如今我們已經從幸福感的量化研究邁入到幸福力的提升及應用時代。如果把幸福感作為鑒定個體是否幸福的量化標準，那么幸福力就是獲得幸福的實施方案。相信在未來的研究我們可以根據“幸福力”這一概念站在一個新的視角，致力于幸福力的實證研究，為擁有幸福開辟出一條光明大道。

參考文獻：

[1] 苗元江.心理學視野中的幸福[D].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

[2] Diener E.Subjee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2）：542―575.

[3] 王薇華.幸福力[M].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2011.3：1-3.

篇（7）

關鍵詞:家庭心理學家庭治療系統系統思維

人類科學的發展在20世紀下半葉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形態，其特點之一就是系統思維成為繼分析思維之后的一種主導的科學思維方式。在這個科學轉型的歷史時刻，系統思維的方法也在心理學內部，尤其是家庭心理學領域中悄然興起。家庭心理學與其他心理學領域之間的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就是突破了主流心理學以還原論為主的方法論，改采用系統的觀點來探討與處理問題。它堅持以系統觀點作為最基本的立場和出發點，它的研究假設、理論模型和實踐應用都是建立在系統觀點基礎之上的。家庭心理學的這種思想方法與整個科學發展的趨勢相吻合。我們看到，20世紀以來整個科學的發展愈來愈顯示出系統思維的力量，系統思維成為繼分析思維之后的另一種科學的思維方式。在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領域，采用系統觀點進行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例如，在數學中，有托姆創立的突變論;在物理學中，有哈一肯提出的協同學:在化學中，有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在生物學中，有艾根提出的超循環理論，而且后面三人都曾獲得諾貝爾獎。然而，在心理學內部，自覺地運用系統思維方法進行研究的并不多，可以這樣講，在心理學的大多數領域(除家庭心理學之外)，系統思想卻仍處于邊緣地位，不受重視。心理學的知識體系中，分析的研究很多，綜合的研究很少，局部的研究很多，整體的研究很少。打開任意一本普通心理學的書，我們都會看到許多關于感覺、知覺、記憶、思維、情感、人格等等不同領域的知識，但關于這些心理現象之間是如何聯系、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組成一個整體的知識卻相對較少。此外，心理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典型的個體的心理學。心理學家對于關系、群體心理等這樣一些模糊的概念不感興趣。盡管也有少許關于群體作為一個系統的重要的理論建構(尤其是勒溫等人的研究)，然而這些理論并不是社會心理學的核心。不僅如此，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致力于尋找普遍的，適用于所有個體的規律，而不考慮這些個體在是生態上、文化上和歷史上的差異。奧爾波特曾經說過“關于群體的心理學本質上最終都是一種個體心理學?！薄钡浇裉?，這種觀點在心理學中仍然是土導觀念。鑒于主流心理學在方法論上的局限性，對家庭心理學進行研究的重要理論意義就凸現了出來。家庭心理學強調要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并以此為出發點進行研究，從提出問題、形成假設、選擇研究方法、建立理論等方面重新建構一種系統的心理學。這種觀點必將促進心理學方法論的變革，在心理學內部掀起一場思維的革命。

0.1.2家庭心理學研究的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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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8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4-0149-03

20世紀末開始，西方學者積極推動積極品質的研究，希爾森和瑪麗（1999）首次提出“Positive personality”的概念，西里格曼（2000）在《真實的幸?！分杏谩癙ositive character”取而代之。其后，經過狄、米哈伊、賈米森、西里斯曼等人的努力，積極品質理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并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本文擬從以下三方面對國內外學術界近20年的主要積極品質理論進行回顧與評析：第一，對積極品質研究的產生進行梳理與分析；第二，對積極品質研究的角度進行區分與分析；第三，對積極品質培養的可能性進行探討。在此基礎上，文章進一步分析現行積極品質研究的缺陷以及可思考的范圍。

一、態度的界限——積極與消極

在傳統主流心理學研究中，心理學家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消極層面，更多地關注人類心理問題、心理疾病診斷與治療方面，認為積極情緒是消極情緒的衍生物，消極情緒對于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價值和意義遠大于積極情緒。“積極（Positive）”一詞在英文中是“正面、肯定”的意思，它來源于拉丁語（Positum），原意是“實際的”或“潛在的”。弗萊德里克森（1998）提出拓延—構建理論假設，將人的情緒初步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部分，積極情緒有愉快、興趣、滿意和愛等，消極情緒有悲傷、焦慮、抑郁、憤怒等。他認為積極情緒的體驗能拓展個人的瞬間思維——行動能力，這可以構建和增強人的生理、智力和社會資源，而消極的情緒體驗則限制這種能力的發展；積極情緒的體驗能建立心理彈性和產生向上精神，增進心理健康。自此，西里格曼等人開始倡導積極心理學這一全新的心理學理念，其目的是研究人類的積極力量和積極品質，關注人類生存與發展，開發人的潛力，激發人的活力，培養人的創造力，以此獲得美好的生活。西里格曼更是明確指出“積極心理學的目標就是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從修復生活中最壞的東西轉移到建立正面的、積極的品質”。希爾森和瑪麗認為人格特征可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Positive Personality”存在兩個獨立的維度，一是正性的利己特征，二是與他人的積極關系；并認為積極的人格有助于個體采取更為有效的應對策略，從而更好地面對生活中的壓力。西里格曼在《積極心理學導論》中認為“Positive personal trait”由主觀幸福感、樂觀和自決等構成。兩年后他起用“Positive character”（積極品質）一詞，并認為美德和力量是個體積極品質的核心，具有緩沖器的作用，能成為戰勝心理疾病的有利武器。在某種意義上，西里格曼是將美德和力量與積極品質等同看待的，對美德和力量的考察也成為積極心理學興起后研究的重點。由此可見，積極心理學要求心理學家用一種更加開放的、欣賞的眼光去看待人類的潛能和動機，強調從正面研究與界定心理健康，認為心理學的注意力應該放在研究和培養人類自身存在的諸多正向積極心理品質。積極心理學的作用是幫助人們發掘并利用自己的內在資源，進而提升個人的素質和生活的品質。積極心理學對消極心理學的回應，使“積極”能夠打斷“消極”的壟斷地位，成為當代主流心理學關注的價值核心之一，而這一辯證的過程也使心理學對“積極”內涵的理解較以前深刻得多。

二、意志的體驗——感受與特質

在關于積極品質的討論中，有學者認為積極品質應該是主觀層面上的積極體驗，狄認為積極品質為積極的情緒體驗，重點是對人的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強調人要滿意地對待過去、幸福地感受現在和樂觀地面對未來；支持這一觀點的國內學者不乏其人，蔡華儉（2008）認為幸福感是積極的情感體驗，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主觀感受，并且幸福感具有穩定性、主觀性、整體性三個基本特征。另外也有學者關注幸福感這一積極品質的獲得途徑。嚴標賓與鄭雪認為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但是，不同的社會支持對幸福感的獲取呈現不同的能力，家庭、戀人、室友、朋友之間關系對幸福感影響程度依次減弱（鄭雪、嚴標賓，2006）。另外，社會關系網絡也會影響主觀的幸福感（鄭雪，丘碧群，2006）；而李靜（2007）則認為異性朋友支持對幸福感的獲取影響最大，其次為母親和老師。鄭宏志（2005）認為對于老年人，幸福感與社會支持各維度的相關性都達顯著水平，即任何的社會支持都顯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生活事件因素對幸福感獲取的影響也廣受關注。韓永紅（2007）的調查顯示，生活事件與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呈現顯著相關，并且生活事件對主觀幸福感具有明顯的解釋力。王極盛等（2003）的實證調查卻發現，初中生主觀幸福感與生活事件總體上表現出顯著負相關，與學習負擔重、不喜歡上學、遭父母打罵、與老師關系緊張這四項生活事件明顯呈現負相關。王平，王暉等（2008）對高中生的幸福感調查與王極盛的研究表現出一定的一致性，學習壓力致使高中生的幸福感降低。與這些學者關注積極體驗不一樣，一部分學者認為積極品質既不是歸一的變量，也不是離散的變量，它應該由一系列積極特征組成的，是固有的、實際的具有建設性的力量，是優點和美德。這部分學者又分別關注不同層面的特質表現。一是個體層面，主要研究個體的人格特質，包括樂觀、交往技巧、美德、感受力、創造力、天賦、寬容、勇氣、智慧等；積極心理學發展了西里格曼早期提出的“人格理論——樂觀型解釋風格”理論，并把這一理論和六七十年代的“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等概念結合起來，提出了24種積極人格品質，這些研究正方興未艾。二是群體層面，主要研究宏觀、中觀、微觀意義上的積極組織系統特質。宏觀意義上如國家的方針政策、政治制度等；中觀意義上主要涉及個體的交際圈與生活圈；微觀意義上則主要研究個人的核心生活圈，即家庭組織系統特質。瓦蘭特（2000）等人的研究顯示，生活環境系統對個體心理防御機制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積極的生活環境系統促使個體形成與之對應的積極心理防御機制，而防御機制的成熟程度卻與個體智商、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沒有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另外，賴安德和德慈（2001）提出的自我決定理論探討了人類的三種基本需要：歸屬需要、勝任需要和自主需要，而這三種需要的滿足取決于個體所處的環境系統，后者提供了特質標準與滿足的方式等。但由于群體積極特質的研究涉及多個學科的多個領域，故在這方面的研究還相對薄弱，沒有形成有效的系統理論。雙虎（2009）根據2001-2008年在全國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據（關于積極品質的研究論文共203篇）統計也顯示，積極社會環境的研究較少（共16篇），只占總體研究的7.88%。不過，在積極品質的研究中，主觀感受與特質并不是“老死不相往來”的。邱林，鄭雪（2006）認為人格能夠有效穩定地預測主觀幸福感，他們發現外向性格是預測積極情感的主要指標，而神經質是預測消極情感的重要指標，情感平衡是外向性格和神經質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量。而另一個特質，自尊，也被廣泛地用于預測幸福感，兩者關系的研究結果顯示外顯自尊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吳明證、徐維東，2005；謝威士、張雯，2007）。與外顯自尊相對的則是內隱自尊，當個體的外顯自尊顯著時，內隱自尊與幸福感之間存在著顯著正相關；而外顯自尊水平處于低水準時，內隱自尊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

三、學習的可能——先天與后天

19世紀末，關于人格的系統理論——精神分析理論才開始出現。弗洛伊德通過深入探索人格結構、人格的形成與發展、人格類型與人格障礙等形成了完整的人格理論系統。他強調遺傳與本能對人格的決定性作用，人的心理發展進程是關于性的發展進程。同時，他也強調人需要將不愉快的能量釋放從而獲得快樂，當能量無法釋放時，就會移置于其他領域或其他對象，導致新行為的產生；許多社會心理現象都以此形成，甚至一些藝術、宗教、科學成就等也被解釋為滿足特殊的和一般生理需求的產物。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系統中，社會文化是本能宣泄的結果，而不是人格發展的影響因子。許多學者表示認同，斯通（1995）認為人格是由基因決定，人的一系列人格特征已經在基因中形成。雷德利（1996）發現遺傳對人的性格有影響，人類的第11號染色體中存在著D4DR基因與人類性格有關，它決定了一種喜好追求新奇的性格。D4DR基因較長的人在敢于冒險、追求新奇方面的得分較高，這些人容易興奮，善變，激動，性情急躁，喜歡冒險，比較大方。D4DR基因較短的人，與之相反。隨后大量學者（K.Guthrie，1997；M.Abner、W.Adolph，1998；L.Alan，2007；陳曉娟，2009；任俊，2009；馬甜語，2010）指出，隨著人類基因的進一步解讀，將有更多的人格基因被發現，個體是否擁有積極品質在出生一刻已經被決定。20世紀以后，隨著以行為主義心理學為代表的積極心理學的興起，“人格天生”就一直被質疑，品質決定論也銷聲匿跡。費羅姆（1995）反對精神分析理論中的能量移置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對個體心理的決定與制約作用?；裟荩?996）認為人的發展受環境所制約。沙利文（1997）的“人際關系”學說認為，人格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不斷形成?？ǘ〖{（1998）主張文化觀點，他認為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的人格，對人格的評價也會因由文化而不同。福利特（2000）認為積極心理品質可以通過后天培養，并在臨床心理學領域提出了設計環境因素以喚起積極行為等方法，以幫助人們提升他們的生活質量?？傊?，他們強調外部環境對人格產生決定性作用，反對把人格單純地看作是遺傳與生物本能所衍生與驅動的生物人；強調社會角色、家庭環境、人際關系、親子關系、文化模式與社會制度都對人格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而積極品格更是源于社會文化因素，因為積極一詞本身就是與社會互動才有意義的詞語。

21世紀后，人格的研究開始綜合先天與后天的作用，并且這一特點也逐步表現在“積極品質”的研究上。謝爾曼（2003）重新使用“品質”一詞作為積極心理學的核心概念，認為積極是一個過程體驗的行為。積極與個人處境有關，是指一個人選擇一個最能適應的環境和發揮了最高潛能的行為，是一個人把所有力量都運用到了極限而問心無愧的人生態度。積極心理學對“積極”的關注和追求，促使心理學家多方尋找促進個體積極狀態產生的各種內在因素和心理機制。

四、結語

綜上所述，積極品質研究最早源自于心理學對“消極—積極”的心理狀態的研究，在不斷的探討中，積極品質的概念得到極大擴展，產生眾多概念，而所有的概念都存在著以下共同點：（1）積極品質強調對品質的開發，而不是對問題疾病的治愈；（2）積極品質相信人類具有對美好的向往以及走向美好的能力；（3）積極品質的品質定義是多元的；（4）積極品質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設。在積極品質概念擴展的基礎上，心理學開辟了三個主要研究領域，即積極體驗、積極人格和積極的社會組織系統，三大領域就感受與特質、個體與群體之間進行劃分，但又相互聯系。通過增進積極體驗，個體才能夠形成積極人格并得到良好發展，而積極人格的形成也會促使個體得到更多的積極體驗。積極的社會組織系統一方面決定其自身環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為積極體驗的獲取與積極人格的培養提供外部環境的保護。積極品質一開始被認為是由基因決定。而后，行為心理學興起，環境因素得到極大的提倡。現在，積極心理學更多地認為，積極品質的形成一部分由一定的基因條件決定，也有一部分由后天的社會文化環境影響。事實上，由于遺傳基因的無法改變，積極心理學更提倡通過后天的積極干預來形成積極品質。盡管積極品質的研究已經得到很大發展，但依然存在以下問題。

1.國內外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具有非常鮮明的“問題視角”，其主張從個體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來進行研究，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積極品質概念的拓展與測量以及對積極品質的培養。但，對積極品質的研究并沒有對其自身的哲學假設進行討論，即對人性本善這一命題是否成立幾乎沒有做出探究。

2.積極品質的研究來源于國外，因此國內的研究也繼承國外之理論與經驗，大多是一些介紹性的文章，主要針對積極心理學思想。也有一些探索方法的文章，但以宏觀探討居多。國內對于中國人積極品質的研究也多參考國外，但“積極”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會因文化而發生很大變化。比如，說話委婉對于中國文化而言是一種積極優秀的品質，但在西方文化的話語系統當中卻不是。因此，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研究總結中國人的積極品質特點與成長規律等是中國積極品質研究的重要主題與方向。

3.積極心理學已取得的理論和實踐成果，有待進一步歸納、整理。雖然積極心理學只誕生了短短十余年時間，卻已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但沒有很好的總結，沒有形成合理的理論體系，使得人們無法系統地了解積極心理學的全貌。關于積極品質培養路徑也沒有一套全面的體系。

4.盡管國內對積極心理學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總的來說，這些研究還缺乏縱向深入，有些甚至還只是停留在經驗層面的總結，一些結論常常只能在一種假設或在有限的橫向比較基礎上得出，積極心理學在個體實踐中的運用不足。而縱向研究所獲得的資料更豐富、更全面，得出的結論自然更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但積極心理學幾乎還沒有經歷過有重大影響的縱向研究，這就影響了這些結論的生命力。

參考文獻：

[1]Diener E，Suh E M，Lucas R E，et al.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999.

[2]SeligmanMEP，CsiksizentmihalyM.PositivePsycholo-gy：An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 2000.

[3]張倩，鄭涌.美國積極心理學介評[J].心理學探新，2003，（03）.

[4]彭美春.積極心理學中積極情緒及體驗的研究[J].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006，（07）.

篇（9）

本次論壇特邀請多位專家作學術報告。全國心理技術應用研究論壇副主席、上海師范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顧海根教授作了《大學生自我同情及其與人格、應對方式和助人行為的關系研究》的報告。全國心理技術應用研究論壇副主席，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張掌然教授作了《廣義問題解決與廣義問題管理――科學思維新視野》的報告。江蘇省心理學會理事長、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院長傅宏教授作了《心理健康教育應該做什么――（2012）目標與任務解讀》的報告。全國心理技術應用研究論壇理事，三生教育基金會會長張名源作了《三生家庭教育個性化支持方案（FEAP）在家校合作中的成功應用》專題報告。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應用心理學研究中心主任、華夏全人心理學研究院院長許金聲作了《通心的理論、方法的廣泛應用》專題報告。第一二醫院副院長、主任醫師張理義教授作了《心理健康測評儀的研制與應用》專題報告。江蘇理工學院副校長、心理教育研究所所長崔景貴教授作了《社會轉型?和諧幸福?心理管理》的主旨發言?！缎睦砑夹g與應用》雜志社常務副主編何妍在大會上作了《開來而繼往 明道不計功》的專題介紹。鹽城師范學院副校長戴斌榮教授、上海商學院管理學院院長王勝橋教授、蘇州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所長童輝杰教授分別主持學術論壇報告會。25場精彩紛呈的專家報告、專題報告和大會學術交流發言受到全體與會人員的一致好評。論壇舉辦期間，部分與會者還參加了20日、21日晚上開展的兩個專題心理工作坊活動。

篇（10）

分類號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4.008

1引言

當前國家和社會對心理學的應用需求前所未有，心理學的學科和專業教育也對應用心理學、心理學的應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學術期刊都要順應時展潮流，承擔起心理學“改變現實”的使命。

2017年初，《心理技術與應用》了“改變現實的心理學”專題論文征稿啟事，征集關于社會熱點問題的心理學“研究快報”“評論文章”，以及將心理學原理、方法、技術運用于各行業領域或日常生活的應用方案或實際案例、咨詢報告或政策建議等。之所以征集這類投稿，是要強調心理學在改變和改善現實方面的重大使命，推動心理學研究成果在國家政策、企業管理以及個人生活等層面的應用。這種征稿導向是辦刊定位的要求，《心理技術與應用》定位為一本應用心理學專業學術期刊，發表各應用心理學領域的前沿學術研究成果，尤其是運用心理學原理、方法和技術探討經濟、社會、管理、健康、教育等領域現實問題的原創性研究成果。在《心理技g與應用》2016年第4期我撰文闡述了這一定位，強調我們要發表那些“旨在‘理解’并（或）‘改善’的應用心理學原創研究成果”（辛自強， 2016， p194）。

無獨有偶，《心理學報》2016年5月公告，設立“以小撥大：行為決策助推社會發展”專欄并征稿。該專欄旨在立足中國現狀，集中報告既有用又有趣的行為決策研究發現，重點評介這些充滿奇思妙想的發現在提升人民的健康、財富、幸福等領域可提供的“小”技法和可發揮的“大”作用。

行為決策無疑是應用研究的重要領域，不僅如此，整個心理學都面臨著“現實轉向”的問題（林崇德， 辛自強， 2010），必須更多關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心理學只有承擔起“改善現實”的使命，才能展現出自己的力量和價值，才能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實際上，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已經開始因應這種現實需求，大力發展專業學位教育。現在全國有60多個單位可以招收應用心理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簡稱“應用心理”專碩），專碩教育蓬勃發展。例如，我所在的中央財經大學自2015年招收第一屆應用心理專碩以來，每年考錄比均超過10比1，一躍成為學校最熱門的專業之一。這些年在推進并不斷反思專碩教育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僅是教學要適應專業學位教育的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整個心理學都面臨挑戰：若沒有現實的關懷，不能承擔“改善現實”的使命，心理學就難以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雖然2010年我的恩師林崇德先生和我曾經撰文討論過發展心理學的“現實轉向”問題，但我又歷經幾年才開始慢慢領悟，心理學現實轉向的最大難點是方法論的轉向和變革，只有在方法論層面改變心理學研究當下一些未必妥當的習慣模式，才可能真正實現學科的現實轉向。改變“現實的心理學”，才可能有“改變現實”的心理學。要開展旨在改變現實的心理學研究，我們需要在方法論層面做哪些變革呢？本文略述管見以拋磚引玉。

2八個方法論問題

（1）研究的價值導向

研究通常被區分為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前者側重回答“是什么”“為什么”的問題，尋求描述、預見、特別是解釋性的知識；后者側重回答“應該如何”“如何做好”的問題，旨在基于證據提出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動方案或建議。就價值定位而言，前者以“求真”為導向，側重提升人類對客觀規律的“理解”；后者以“至善”為導向，幫助人類依循客觀規律改變或改善現實。不理解客觀規律，就難以有效改變現實，反之，以改變現實為目標的研究，也推動著對客觀規律的探究，因此，二者相輔相成。

然而，只是討論二者的辯證關系可能于事無補。當下的現狀是：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旨在理解的學問和旨在改變的學問之間存在巨大的鴻溝。這種鴻溝是學科歷史和知識發展邏輯的結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偏見、學術評價體系造成的。心理學從創始人馮特開始，就充滿偏見，馮特將心理學定位于基礎科學，反對弟子研究應用問題。1879年馮特建立實驗室這個事件，嚴格講，只是標志著實驗心理學的開端，把它當成整個“科學心理學”的開端，似乎顯得實驗心理學有些傲嬌。發展心理學、應用心理學的很多分支學科，都有各自相對獨立的學科起源和歷史。以心理咨詢為例，雖然它要從心理學這一母體學科中汲取學術營養，但是它走上了相對獨立的發展軌道，表現為形成了獨立的知識體系、研究范式和師承關系。

無論如何，現在是改變彼此偏見的時候了，我們應該認識到“理解”與“改變”的學問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系（辛自強， 2015）。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心理學的應用價值一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正是巨大的應用空間，不斷為心理學開辟了新的發展道路。我們做基礎研究的人應該向做應用研究和應用工作的人表達充分的敬意，因為他們可以直接改變現實，讓世界和生活變得更美好。反過來，沒有對客觀規律的“理解”，就無法合理地、系統地進行“改變”。心理學家卡尼曼因為對人類決策心理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與合作者都承認，他們研究的那些規律小商小販早就在應用。然而，是他們這些學者讓我們明白了小商小販是如何進行經濟決策的，沒有他們的基礎研究工作，我們就無法理解人類決策的本質，也談不上有意識地用以指導決策。在應用工作中被個體自發使用的知識，只有被提煉、檢驗并系統化，才能成為自覺的知識，成為科學知識。今天，我們說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但他“發現”之前，美洲大陸早就有人居住。雖然“發現”一詞的使用，流露出些許的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然而，“是哥倫布把美洲大陸這個知識和人類科學的‘主流知識’聯系在了一起。‘孤島式知識’是不行的（萬維鋼， 2014， p239）。”

當前很多學術期刊已經試圖推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均衡發展，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術評價體系也日益兼顧旨在理解的成果和旨在改變的成果。就研究者個人而言，我們可以有所側重，也同樣可以兼顧兩個方面。即便發表基礎研究的論文時，我們也不應只是在論文“討論”部分最后順便提幾句研究的應用價值了事，而是要更深入地思考我們的發現離實際應用究竟有多遠，具體如何將自己的成果做“工程化”的轉化。例如，我們可以要求專業碩士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的研究一做一個小的基礎研究，研究二將其結果轉化為行動方案或項目，甚至實施該項目，并做項目評估?？傊?，我們要更多強調研究的應用價值，推動改變現實的研究。

（2）問題提出方式

研究始于問}。常用的問題提出方式有兩種：有什么問題沒有研究過？有什么實際問題需要解決？當前，我們往往只采用前一方式提出問題，而對后一方式考慮不多。

開展科學研究，必須思考并說明某個問題是否被研究過?？茖W的創新本質決定了研究者必須探討新問題，用新的方法探討問題，尋求新的發現。為了確定自己研究的創新性，要開展系統的文獻綜述，論證研究的新意，只要能證明自己的研究在某一方面超出了現有文獻，就說明了研究的創新性和必要性。例如，很多論文的論證邏輯是這樣的：關于變量A和B的關系已經被研究過，關于B和C的關系也有說法了，而關于A和C的關系，或者關于A、B、C三者的關系沒有人研究，于是需要開展研究。對于純粹的學術問題，我們確實可以這樣提出問題。

然而，我們不能只從推導文獻出發提出問題，還要從觀察和反思現實開始提出問題，要不斷反問“有什么實際問題需要解決”。大致有三個層面的涉及心理學的現實問題需要關注。一是重大社會現實問題。人類社會，尤其是中國面臨大量的社會現實問題，如醫患信任、農民工身份認同；除了負面問題外，還有很多是“如何變得更好”的問題，如民眾獲得感的增加、國民素質的提升等。二是各行業實踐領域的問題。心理學可以廣泛應用到有人類活動的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包括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各類企業與行業、各類人群與團體。具體問題不勝枚舉，如企業員工激勵、投資心理分析、人才測評與選拔等。三是個人層面的問題。心理學更直接的應用是解決個人生活中的問題，如心理健康問題、智力開發問題等。

總之，我們的研究不能只是通過查閱和推導文獻提出問題，而是要更多關注現實，研究實際問題，退而言之，至少要清楚地闡明所研究問題的現實立足點?，F實問題可以是人類面臨的普遍問題，也可以是我們國家面臨的特定問題。所謂研究的“本土化”，就是要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關注中國的現實問題，而非讓研究停留在驗證西方理論的層面。強調研究的應用導向和本土化思想是內在一致的。對我國當前的實際問題或現實問題提出新的理論解釋，屬于基礎研究或應用基礎研究；對實際問題的解決提出基于證據的思路和方案，這算作應用研究；若能直接開展行動來解決問題，則屬于應用實踐。應用研究應該是接地氣的研究，接本土地氣的研究。

（3）變量選擇

我們鼓勵旨在改變現實的研究，鼓勵關于實際問題的研究，這就對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首先就是變量選擇問題。我們認為，在一項心理學研究中既要有主觀變量，也要有客觀變量，因為心理學是研究主觀變量與客觀變量關系的科學。

心理學中的變量有兩大類：主觀變量和客觀變量。主觀變量是“心理”自身的、反映心理感受、心理活動等方面的變量，如情緒、推理等。客觀變量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心理活動的產物，如行為表現、作業或作品、痕跡等，常用的變量包括行為發生情況（行為頻次）、行為速度（反應時、問題解決時間）、行為強度（如博弈任務中的投資額度）、作業正確率或錯誤模式、作品質量、行為軌跡等；二是心理活動伴隨的生理活動、生理表現方面的變量，如眼動特征、呼吸與心跳頻率、腺體和血流特征、電生理特征（皮膚電、腦電等）、化學遞質等；三是心理活動的外部條件，包括刺激特征（刺激的頻次和結構、刺激的時間和強度、作業和任務類型）、環境條件等（如城鄉背景、社會階層、家庭結構、文化類型）。這三方面的客觀變量，涵蓋了心理活動的外部條件、行為和生理表現，籠統地說就是“刺激”（S）和“反應”（R）。

心理學是研究心理的科學，但鑒于心理變量本身是主觀變量，被試心理無法直接由研究者觀測（研究者可以對自身心理活動進行自我觀測，但這容易陷入相對主義的窘境），只能通過被試的主觀內省和自我報告（如口語報告技術、自陳量表）來測量。這種測量雖然可以直逼內心，但有很強的主觀性。在這種局面下，心理學反而在客觀變量的操縱和測量方面進展巨大，因為客觀變量的測量在客觀性、精確性上更符合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要求。上個世紀初，行為主義者正是要用客觀變量定義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用客觀測量限定其研究方法。回顧心理學的歷史可以發現，我們在客觀測量方法方面已經有了長足進展，但相比之下，迄今為止主觀測量方法的進展仍然乏善可陳。

不僅是測量方法問題，心理學研究要“有力量”，要擔當改變現實的使命，必須考慮客觀變量，要么研究對客觀世界的主觀感受，要么研究心理對客觀世界的作用。例如，心理物理學探討人們對各種物理量的主觀感受問題，試圖在物理量（客觀世界）和心理量（主觀世界）之間建立函數關系。這方面的研究結果往往具有很強的現實應用價值?？崧难芯恐徊贿^是將心理物理學的研究方法應用于經濟領域，探討金錢的主觀效用問題，但研究結果有很強的現實解釋力和應用空間（如果卡尼曼只研究主觀變量，他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有心理活動并不能改變客觀世界，心理活動要藉由行為及其產物來改變客觀世界，因此，我們要更多關注心理的行為表現、行為后果?？傊睦韺W研究要么關注心理的前因（客觀刺激），要么關注心理的后果（行為），只有說明心理的前因與后果，才能得到有現實解釋力的發現，才能讓心理學研究“有力量”。

一言以蔽之，心理學是研究主觀變量和客觀變量關系的科學。沒有主觀變量不是完整的心理學（如早期的行為主義），只有主觀變量是沒有力量的、存在科學性風險的心理學。例如，現在很多研究所選的自變量和因變量都是主觀變量，甚至再加個主觀變量作為中介變量，如此統計來統計去，是很難說清其中的因果邏輯的。不僅如此，這類研究結果也很難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只是就主觀論主觀，無法說明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關聯，研究結果難以與現實對接。這種對客觀變量，包括行為變量的忽視，已經引起一些學者的警覺。Baumeister，Vohs和Funder（2007）從1966年、1976年、1986年、1996年以及2006年這五年的《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志》中，每年大致選擇2期，分析了實證研究報告中的共304項研究，統計這些研究是否包含實際行為變量（對行為的操縱、對行為的觀測都可以算數），結果表明，在1976年，近80%的研究使用了行為變量，1986年后這個比例迅速下降，2006年已經低于20%。雖然心理學是研究心理和行為的科學，但我們今天已經沒有耐心去現場觀測和操縱真實的行為了，而是嚴重依賴被試在問卷和量表中的自陳報告，依賴在電腦上完成實驗。由此，Baumeister等人用這樣的文章題目表達了自己的憂慮――“心理學作為自陳報告和手指活動的科學”。

（4）樣本選擇

心理學研究樣本的選擇存在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對大學生樣本的過度依賴。二是對超大樣本和單個被試的研究不足。為此，我們要充分重視樣本性質（少用大學生被試）和規模（大樣本、超大樣本、單個案）的多樣性。

對于心理學研究過度依賴大學生被試問題的詬病由來已久，但是現在不僅沒有好轉，而且問題似乎更嚴重了。大學生能否代表人類或某個總體，這可能要看問題的性質。例如，對于一些通則式規律（如格式塔學派發現的“完形”規律）的研究（辛自強， 2013），隨便找個被試都可以證明規律的存在及其普適性，甚至無需從樣本推論總體。但心理學研究更多探討概率性題，需要從樣本推論總體，顯然在很多情況下，大學生不能代表全人類。我有一次參加博士論文答辯，該論的推理研究，每個子研究的被試都是一所國內著名大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結果做的“很漂亮”，但總讓人感覺這不是人類推理的一般狀況。過于依賴同質樣本，甚至根據某一標準選出一批“區組”被試，這有助于實驗得到陽性結果，但卻不利于結果的現實應用，因為現實中的人群更為復雜多樣，個體間差異很大。因此，在論文評審和發表時，我們應該鼓勵樣本的多樣性，鼓勵選擇合適的樣本。必要時，可適當限制那些對大學生樣本過度使用的論文（這大多是出于研究者找被試的方便或惰性），心理學不能都做成“大學生心理學”。我在和同事討論專碩畢業論文的評審導向時，定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則――學生必須到大學校園外邊找被試。只是貓在象牙塔里做研究，難以體現應用導向。

心理學家習慣的樣本量往往是幾十到幾百人的規模（即一般的大樣本），也有些在上千人的規模，但很少涉及更大或超大的樣本，也不太喜歡對單個被試或個案的研究。全世界范圍內由社會科學家開展的大型調查項目有很多，最著名的如“世界價值觀調查”，它最近一次的調查從超過50個國家和地區取樣，樣本量達到7、8萬人。但心理學家很少主持這么大的調查項目，近年來興起的大數據方法，激發了對一些超大型樣本的研究。例如，彭凱平（2014）課題組基于大數據理念，通過搜索某年度新浪微博的所有數據來分析中國人幸福感的時空規律。心理學家應該更多關注那些大型調查數據以及官方統計數據的使用，關注大數據方法。除了大數據、超大樣本，心理學還應重視“被試量為1”（即N=1）的研究，也就是單個案研究。它包括個案研究和單被試實驗，前者大致是對個案的描述性、觀察性研究，后者是對單個被試的實驗研究。

稍微回顧一下歷史，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單個案研究的價值。在心理學的早期歷史中，對單一被試或者少量被試的研究曾一度占據著核心的位置。不僅心理物理學研究使用少量被試，艾賓浩斯記憶研究的對象只是研究者本人，巴甫洛夫條件反射研究的被試是一條或幾條狗，華生對情緒的研究也只是采用很少的被試（如小艾伯特），精神分析學派、格式塔學派也都依賴個案或少量被試。心理學家廣泛使用實驗設計、大樣本和推論統計這些方法是很晚近的事情，這種轉向要歸功于英國統計學家費舍《實驗設計》一書在1935年的出版。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心理學期刊雖然還發表一些單個案的研究，但是這類研究的數量迅速減少，它們轉而發表更多的對大樣本做統計分析的研究成果，有控制的群組設計逐漸成為主流范式，研究者依賴統計分析確定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異是否顯著。這次轉向后形成的方法學規范一直延續至今。然而，當我們將群組比較的結果推廣到個體層面時未必妥當，因為行為作為一種現象發生在個體層面而非群組層面；心理學作為行為科學， 必須理解 “個體” 如何與環境互動（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p18）。因此，單個案研究的價值在今天需要被重新強調。

在很多情況下，單個案研究往往以更直觀的方式啟發研究者確立富有生態效度的研究結論。例如，一種臨床干預方法若有效，它應該是在一個又一個個案身上“應驗”過的，這種方法有效性的結論是在個案基礎上概括出來的；然而，群組研究中，是以變量為中心在很多個案身上統計出的平均結果，這個結果未必適用于每個個案。因此，有學者認為，單被試實驗更能證明某種“實踐的有效性”（如咨詢實踐的療效），而非刻意在實驗室內考察“研究的有效性”（Yarnold， 1992， p179）。當然，單個案研究不僅是個樣本量的問題，而有著與群組設計完全不同的推理邏輯，下文再論。

（5）實驗的生態效度

雖然可能以偏蓋全，但大多數人認可，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的誕生，是以實驗室建立和實驗法的運用為標志的。實驗法通過操縱自變量、控制無關變量、觀測因變量這樣的邏輯，確保得出因果性結論。心理學實驗往往是操縱客觀變量，然后觀測它對主觀變量的影響，或者通過操縱客觀變量間接操縱主觀變量?！安倏v”就代表著某種力量，心理學實驗的結果可以啟發人們如何在現實生活中操縱心理、改變現實。然而，每一項心理學實驗的因果力（內部效度問題）和推廣價值（外部效度問題）可能并不相同，這里重點討論外部效度、特別是生態效度問題。因為心理學要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必須確保實驗結論能外推到現實生活中，這取決于至少如下兩個因素。

一是實驗處理效應的穩健程度。一項實驗中設置的條件、處理、干預方法的效應有即時效應和延時（短期、長期）效應的區分。很多實驗操縱有即時效應，但是否有延時效應呢？大多數研究者并未考慮，也未報告。如果一項研究能夠不僅證明實驗處理的即時效應，也能證明其延時效應，這就有助于實驗結果的推廣應用。早年間，可口可樂公司為了與百事可樂公司競爭，研究過配方改良問題。百事可樂更甜一點，可口可樂帶點酸味?？煽诳蓸饭咀鲞^實驗，讓消費者品嘗各品牌的一小杯可樂，結果大多數人認為百事可樂更好喝。可口可樂公司根據所謂實驗結果改良了配方，使之更像百事可樂，銷售結果卻慘遭失敗。失敗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實驗室里喝一口，與拿回家去喝一瓶的感受是兩碼事。很多心理學實驗發現了各種暫時的效應，但其推廣價值存疑。有人開玩笑說，“目前大多數的心理學實驗，是‘喝一口的心理學’，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學’（萬維鋼， 2014， p246）?！睂嶒炋幚硇粌H表現在持續性上，還表現在強度上。當采用特別敏感的觀測指標時，或者使用特定的檢測方法時，很多實驗得到了陽性結果，但是這種實驗處理的效應未必足夠強勁和穩健，因而難以重復和推廣。例如，近幾十年，社會心理學領域有關啟動效應的研究呈現井噴狀態，但其結果的可重復性不斷被質疑，原因之一就是這種啟動效應往往很微弱（張h， 辛自強， 2016），其可被重復觀察到的難度增大，更不用說在現實生活中推廣應用了。

二是實驗場所問題。實驗可以在實驗室里進行， 也可以在現場， 也就是一種心理和行為通常發生的真實場所中進行。實驗室環境容易操控，但人為性很強，容易得出“偽結果”（人為，就是“偽”；辛自強， 2012， p122）。社會心理發生在社會生活中，教育心理發生在學校中，消費心理發生在商場中，到這些真實的場景中做現場實驗有助于提高心理學研究的生態效度和應用價值。例如，我們一項關于信任的實驗，是在北京到煙臺的K285次列車臥鋪車廂里完成的，以旅客為被試（辛自強， 辛素飛， 2014），火車是移動的優質實驗室。更令人震撼的是下面這項研究。研究者在美國一家游樂園，以11萬余名游客為被試，考察了他們是否愿意購買乘坐過山車時由實驗員為其拍攝的照片作為紀念。自變量為定價方式（包括明碼標價和自愿付錢）、捐贈與否（一半游客被告知照片銷售收入的半數將捐贈給慈善機構）。結果表明，當游客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付錢時，同樣的慈善因素讓企業獲益更多，因為游客通過自愿付錢表達了自己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可（Gneezy， Gneezy， Nelson， & Brown， 2010）。這種大規模的現場實驗得出的結論顯然比實驗室實驗更有說服力，更有生態效度，而且這項實驗做下來還多賺了很多錢。

大家熱議的心理學實驗“可重復性危機”，究其原因是很多結果是在實驗室里“做出來的”，而且所發現的實驗處理效應很微弱，缺乏持續性，這種不穩健的效應自然難以重復，也難以發揮心理學改善現實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充分鼓勵對實驗延時效應的考察，鼓勵現場實驗（如教育實驗、社會實驗），鼓勵長期干預研究。心理學不能過分追求實驗室研究的“小巧”，而應該展示實驗干預的強大力量，甚至直接開展社會改造實驗。

（6）統計方法

這里要討論的不是統計方法本身，而是統計實踐問題。統計方法只是研究的工具，研究目的不同，對于統計方法的需求和應用實踐就有所差異。我在統計方法的學習方面，只是一知半解的水平，這里僅“隨意”羅列幾個問題供大家討論。

第一，描述統計的重要性。描述統計是推論統計的基礎，沒有描述統計結果，推論統計的結果是很難理解的，因此論文要充分報告描述統計結果。如果一項研究被納入元分析研究，也通常要求提取其描述統計結果以便做元分析。從傳播效果上看，描述統計也很重要。特別是對于政策制定者、實踐者、一般公眾來說，用平均數、百分數、簡單的圖表來描述的結果，可能比復雜的變量關系模式圖、擬合指數之類結果，更容易被理解，也更有力量。

第二，“統計上顯著”還不夠。心理統計的核心邏輯是“零假設顯著性檢驗”，即p值方法，根據p值大小決定是接受，還是拒絕零假設。如果統計得到的p值比臨界值小，比如小于005，就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零假設，而接受備擇假設。這時我們只能表述某種結果“在統計上顯著”，如果顯著，則意味著隨機因素不能解釋這個結果，而只好歸結為某種“必然性”（仍是統計上的必然性）。然而，p值的大小，并不能說明研究結果的重要性或變量關系的強度。它只表示p值越小，拒絕零假設時可能犯錯誤的機會或概率越小。效果量（effect size）則表明了我們專業上所關心的效果和效應的大小，比如實處理效果如何，變量關系強度如何，這是p值所不能傳遞的信息（辛自強， 2010）。因此，現在學術期刊都要求既報告統計檢驗結果是否顯著，又報告效果量指標，如d、η2（Eta平方）、r2（決定系數）等。而且，我們應該更重視效果量指標，因為對于很多實驗，特別是干預實驗，實驗組與對照組之間只是差異顯著還是不夠的，而且差異程度要足夠大。否則，這種干預方法的現實應用價值，特別是經濟價值不足。假如我們在每位老人身上投入了1千元，用于實施某種干預課程提高其幸福感，雖然最后實驗組老人幸福感與對照組統計上有顯著差異，但如果高出的程度，還不如直接發放給每位老人1千元的作用，那干預項目就沒有真正的價值了。對于效果量如何算“大”，雖然有些建議性的解釋“標準”（Kotrlik， Williams， & Jabor， 2011），但并沒有什么嚴格的臨界值，這要根據以往類似干預研究的效果量大小、政策需求、項目要求等來解釋。順便說一句，同樣是效果量指標d，在單被試實驗中要求的效果量通常比群組設計中大得多。例如，在群組設計中d值為08已經算是 “較大的” 效果量了，而在單被試實驗中，這只能算“較小的”，d值在2、3以上也是常有的（Barker，

McCarthy， Jones， & Moran， 2011， p161）。

第三，兼顧變量指向的統計方法與個體指向的統計方法。當前心理學普遍使用的是變量指向的統計方法，如相關分析、方差分析、回歸分析等，這些方法側重描述變量關系，沒有將個體看作整體，而是假設個體是可互換的單元，除了隨機誤差之外，他們在行為發展上不存在質或量的差異，即總體具有同質性。而事實上，在心理學中，總體中的個體常常是異質的，因此應該重視以個體為中心的完整分析（辛自強， 2013）。個體指向的統計方法是一種以個體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的任務是確定心理和行為發展的個體差異或異質性。它假定就變量如何相互關聯而言，總體是異質的，樣本中可能存在異質性的個體亞組。通過個體指向的統計方法，如聚類分析、配置頻次分析、模式發展的探索式分析、基于模型的聚類分析等，可以識別被變量的關聯模式描述的個體亞組，識別基于縱向軌跡模式的個體亞組，識別在不同時間點上的個體亞組，以考察模式結構的穩定性和個體的穩定性（詳見楊之旭， 辛自強， 2016）。以干預項目為例，可以用變量指向的統計方法揭示干預效果的一般趨勢，而個體指向的統計方法可以識別出符合與不符合一般趨勢的亞組并分析其原因，兼用兩種方法將有助于全面評估干預項目的效果。

第四，“中介”和“調節”的是與非。在大陸心理學專業期刊里檢索可見，2000年前后的時候，對研究結果做中介和調節模型分析的文獻寥寥無幾；2016年僅文章標題提到“中介”模型的文章就超過200篇，提到“調節”模型的超過100篇?，F在打開任何一本心理學專業期刊，目錄上到處都是“中介分析”“調節作用”之類的字樣。中介模型和調節模型讓我們嚴肅地討論三變量關系問題，無疑有助于科學認識的深化，很多研究者確實在這些方面做出了重要發現和貢獻。但是，也有更多文章是經不起推敲的，只是做了點這方面的統計而已，離得出可靠的理論模型還差很遠。尤其是中介模型，它意味著三變量形成一條“因果鏈”，而因果關系的確立有著嚴格的標準，如時間順序、操控邏輯，通過問卷、量表測出的一堆主觀變量之間何來順序和操控邏輯呢，因此也很難確定中介關系。無論是中介還是調節模型以及其他模型，其建立都不是簡單的統計問題，必須有理論和邏輯的考量（辛自強， 2012， p279）。目前這類套路化、儀式化的統計分析方式，已經在限制我們的思考，限制我們發現知識的能力。如果不能通過研究達成確實的認識，建立有效的模型，就談不上應用的問題。

（7）推理邏輯

當前的心理學研究過度依賴“假設-演繹”的方法，而對于如何觀察現象，從經驗資料中歸納假設（假說），形成理論認識這一歸納過程重視不夠。這種推理邏輯使用上的偏畸，不利于培養研究者對現實的敏感性和想象力。

心理學研究通常使用的是“假設-演繹”的邏輯。其思路是基于假設演繹出對經驗事實的預測，然后考察實際觀察到的經驗事實是否符合預測，若符合，則確證了假設的合理性。因為，很多事實單純憑猜測，能預測到的機會是很少的，然而，我們居然根據一個理論假說準確預測到了，這足以確證理論假說的合理性，甚至真理性。這種演繹過程的邏輯較為完備，可以驗證已有假設，但不利于發現新知識（新假設），因為假設-演繹的結果是事先就料定的了：如果假設驗證了，就確認了這個知識；否則，我們只知道這個假設不對，但并不知道正確的是什么。

科學研究的關鍵是發現并提出假設，這就要求我們對現象有敏感性，善于根據零碎的線索做出歸納、猜想，從而形成理論假說。“雖然歸納本身常常難以保證邏輯上的完備性，然而，它對于科學發現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演繹，甚至更重要。因為對少量事實的歸納，是我們發現規律性，提出科學假說的基礎。很多新思想的出現，往往是受到了某個事實的啟發，受到了某個類比的啟迪，受到了某個隱喻的暗示（辛自強， 2012， p297）。”

心理學研究對統計方法的過度依賴和套路化使用，強化了其背后的“假設-演繹”邏輯在學科中的地位，而無意中抑制了歸納邏輯的使用，不利于科學猜想和科學發現。實際上，其他一些方法更好地體現了科學發現的邏輯，心理學應該予以重視。例如，扎根理論研究方法的創立，就是對常規研究方法的反叛，即反對通常使用的“假設-演繹”邏輯――基于理論形成假設，然后用新資料來檢驗。扎根理論研究中，要盡量避免將研究者已有的理論范疇強加于資料之上，而是通過對資料的靈活歸納，從資料中生成理論，這一研究過程是自下而上的歸納過程（Glaser & Strauss， 1967）。運用扎根理論研究方法建構出的概念及它們之間的聯系，不但是由資料中萌生出來，而且也被資料暫時性地驗證過了。是故該方法建立的理論，可曰“扎根的理論，或者植根于經驗資料的理論”，這樣建立的理論是一種情境化理論，更具有生命力和現實解釋力。

又如個案研究，也有助于形成假說和理論。如果單從統計推論的角度看，基于少量的個案獲得的研究結果，無法擺脫個體差異的影響，難以推廣到更大的總體上。不過，統計推論并不是獲得一般性認識或規律性認識的唯一途徑。如果在一個案例基礎上推斷出的一般性認識（如模式、法則），可以在其他案例身上得到驗證或重現，就可以增強我們對理論的信心?；蛘叻催^來說，如果在個案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假說，尚沒有被任何一個已知反例挑戰或駁倒，那么它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理論。若一項個案研究為理論假說的建立、反駁與修正提供了良好的機會，當然有重要價值。

綜上，心理學研究不僅要重視統計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設-演繹”邏輯的使用，也要重視基于個案歸納理論假說，扎根于經驗資料建構情境化的理論。也就是說，我們既要重視假說的驗證，又要重視新假說的歸納和新理論的建構，惟有如此，才能增強我國心理學研究的原創性，使研究成果更貼合實際（包括我國實際），提升其現實解釋力。

（8）理論建設

科學研究并非只是為了積累事實，而且要建構理論。一部心理學的歷史，除了經典的實驗，就是觀點各異的理論。要想在心理學歷史上留下點什么，要么開展一項堪稱經典的實驗，要么創立一個偉大的理論。我國心理學要增加國際影響力，增強現實解釋力，就必須重視原創理論的建設，而非停留在驗證國外理論或現有理論的境地。建設理論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困難，并非只有心理學的“大家”或大師才可以建立理論。我們大家（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理論。了解了心理學理論的類型或形態，就會知道自己應該建立哪種理論以及如何去做（對這塊內容的詳細論述，見辛自強， 2012， pp326-345）。

第一，描述事象的理論。描述事實和現象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功能之一，這種描述就可以構成一種簡單的理論。關于事實的理論可以描述一個事物的屬性，也可以描述變量的關系。例如，米勒描述了短時記憶的容量，就是在描述一個事物的屬性；艾賓浩斯遺忘曲線描述了記憶保存量和時間的函數關系，這是關于變量關系的理論。除了描述事實之外，還可以對所研究的現象進行簡單概括，從而形成一種理論觀點，如問題解決的“試誤說”“頓悟說”等。能用一個術語或理論描述一種前人未曾發現或者未曾言明的現象，這是巨大的理貢獻。

第二，類型學理論。它用于區分并描述事物的不同類型。建立類型學理論首先要確定分類的維度，在此基礎上劃分并定義類型，然后描述該類事物的特征，并將這種類型劃分用于實際觀察，或者用實際觀察結果檢驗這種類型劃分。分類的標準或維度可以是單一的，也可以是雙重維度或多種標準。例如，場獨立與場依存、A型與B型人格都是單維上的類型劃分；榮格對性格類型的劃分，則采用內-外傾向和四種心理功能（感覺、思維、情感和直覺）兩個維度結合劃分出了8種性格類型。艾森克從外傾-內傾、神經質、精神質三個維度確定人格類型。類型學的研究，實際上是人類分析思維的表現。初步的認識是對事物的直覺把握，很少清晰分出維度。而分析出維度和類型使得我們可以深入認識每一類事物的具體特征。這種類型的劃分可以通過思辨完成，也可以借助統計學的方式進行分類或類型的驗證，如因素分析、聚類分析都有這種功能。

第三，過程理論。類型學理論側重在空間上將事物劃分為不同類型，以分析不同類型的特點。而過程理論主要與時間維度有關。這種過程，在心理學中主要體現為認知過程或信息加工過程、學習過程等。過程理論在時間維度上刻畫事物變化的流程、經歷的不同狀態等。例如，早期行為主義者提出的刺激-反應（S-R）公式反映了一種最簡單的“過程”；新行為主義者在刺激和反應之間加入了有機體變量（O），提出了S-O-R的公式，這時過程的味道有所增加；后來，信息加工理論又將O分解成更多的環節，這樣認知過程的意思就很明顯了。由于每次認知活動都耗費一定時間，所以這個過程必然是時間過程。無論是認知還是學習，都是主體應對外部客觀世界的過程，對外部刺激的處理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這里的時間，大多是小尺度上的時間，多要以毫秒、秒、小時、天等來計量，而且只衡量時間的長度，一般不關注時間的方向。

第四，發展理論。過程理論通常只關注時間的長度本質，而發展理論往往在更大的時間尺度上（如月、年）探討事物在時間維度上的展開過程、演化過程，這里的時間是有方向的，不可逆轉的。例如，對于發展心理學家、進化心理學家來講，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心理如何隨時間而發生和變化。發展理論通常有兩種方法描述發展：關于發展的極性變量與里程碑順序。“僅僅從低水平到高水平的數量方面的差異變量可以稱之為極性變量（polar variable）， 而那些性質上不同的轉折點可以稱之為里程碑順序（milestone sequences）。極性變量與里程碑順序之間的差異是連續和非連續變量之間差異的擴展和發揮（盧文格， 1998， p52）。”通常，從極性變量的層面認識事物，是更直接、更直覺的把握方式；而看到并解釋清楚里程碑式的間斷性發展或直接說出階段的本質差異，則是更深入，也更困難的一步。例如認知發展研究，測量學派的通常做法是設計若干題目考察某個年齡兒童的通過率，會做的題目越多說明能力越高。在這個意義上，能力是可以累積的，因為研究者并不區分做對這道題和那道題有什么能力上的本質差異，做對每道題都得到同樣的單位分數。而皮亞杰看到了這種分數差異背后的結構問題，認為那些在某個任務上表現良好與不好的孩子在認知結構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他提出了認知發展的結構觀，對發展做了里程碑式的、階段的描述。

第五，結構理論。“階段”通常被泛泛地用作“發展水平”的同義語，然而，在最嚴格的意義上，階段指代由特定的結構決定的發展水平質的差異。結構是由要素之間的一系列聯系或關系組成的，這種聯系提供了一個整體，并賦予要素以意義，使要素成為整體中有意義的部分。要素之間的關系變化了，結構也就變化了；但是要素本身變化，結構不一定變化。結構是組織的形式而非內容。這么看來，“發展是由決定要素之間聯系的基本規則的獲得或變化組成的（盧文格， 1998， p32）?！痹谛睦韺W中，皮亞杰是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他用邏輯數學結構成功刻畫了兒童的認知發展階段，這種做法后來被科爾伯格、塞爾曼等人推廣到道德推理、觀點采擇研究中。然而，并不是每個心理學家，都像皮亞杰那樣理解結構，結構也并非只用于刻畫發展階段，即不只是“發生的”結構。心理學中的“結構”還有很多其他形式，像機械的結構（如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理論）、統計學層面的結構（如人格與能力的因素結構）。

第六，功能理論?！敖Y構”和“功能”往往是一個事物或系統的兩個方面，它有結構，也必然有功能。正所謂結構是系統內部要素的關系，功能是系統與其之外的系統之間的關系。這兩個定義只是在最抽象的意義上界定了“結構”和“功能”的內涵。就像“結構”一詞具有多種含義那樣，心理學家所說的“功能”的含義也至少有兩類。一方面，指心理功能。這里的“功能”有時被稱作“機能”，有機體有各種心理方面的機能，或者心理功能。例如，在認知心理學中，智能就被定義為一系列的功能，包括符號或信息的輸入、輸出、存儲、復制等。另一方面，指心理的功用。心理的功用體現在三個方面：心理這個系統對其外的環境系統所發揮的作用；某種心理機能對其他心理機能或系統所起的作用；某種心理機能對現實生活的作用或應用價值。簡單說，心理的功用， 就是心理功能的功能。 例如， 美國的那些機能主義者（如詹姆斯、杜威、安吉爾等）認為，心理或意識的主要機能是選瘢最終是為了適應環境以求生存。

此外，心理學中的很多理論都屬于“影響因素”理論，用于描述或解釋事物發生的內部原因與外部條件。有的理論屬于“層級”理論，如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將事物劃分為不同層次或等級，并闡明每個層級的特點以及層級之間的關系。

綜上所述，心理學研究和理論總是涉及世界的兩個維度：時間（發展與過程）與空間（類型、層次、結構、功能、關系）。從時間方面來說，關于短時間尺度的是認知與學習過程理論，關于中等時間尺度的是畢生發展理論，關于宏觀時間尺度的是心理進化理論與心理變遷理論。從空間方面來說，要么是關于元素的理論（描述事象的理論、類型學理論），要么是關于一個系統內部要素關系的理論（結構理論），要么是關于系統之間關系的理論（功能理論、影響因素理論、層級理論）。理論建構總是與時間或空間有關：以之為對象，在不同層次和側面上進行理論建設。心理學研究要強化現實性與應用導向，就必須重視理論建設。我們要記住勒溫的名言――“沒有什么比一個好理論更實用了。”

3小結：必要的方法論變革

為回應國家和社會發展對心理學的巨大需求，心理學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所奉行的方法論，以及所遵從的研究模式，做出必要的理念與方法調整。本文羅列的上述八個方面的方法論問題，可以歸納為三個層面。

首先是研究理念的變革。我們要推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均衡發展，兼顧旨在理解的學術成果和旨在改變的學術成果，尤其要重視后者；提出問題時，不僅要根據文獻選定尚無人研究過的問題，更要從現實出發，研究尚沒有解決的實際問題。

其次是實證研究方法的變革。在變量選擇方面，一項心理學研究既要有主觀變量，也要有客觀變量，以探討兩方面關系為己任；在被試選擇方面，減少大學生樣本的使用，增加樣本的多樣性，而且，除一般的大樣本外，還要加強超大樣本和單被試的研究；在研究生態效度的提升方面，需要增強實驗處理效應的穩健性，重視現場實驗；在數據統計層面，重視描述統計和效果量指標，兼顧變量指向的統計方法與個體指向的統計方法，注意中介和調節模型的理論分析。

最后是理論思維的變革。 在推理邏輯方面， 不僅要重視統計方法及其背后的“假設-演繹”邏輯的使用，更要重視歸納邏輯的使用，如基于個案歸納理論假說，扎根于經驗資料建構情境化的理論，增加研究者的現實敏感性與想象力；在理論建設方面，掌握各種形態理論的建構方法，敢于并善于提出原創性理論。

總之，我們要在方法論的上述三個層面上，變革心理學學術研究共同體遵奉的一些不當規范和實踐模式，通過改變“現實的心理學”，建設旨在“改變現實”的心理學學科，增強研究成果的現實解釋力和應用價值。

⒖嘉南

林崇德， 辛自強 （2010）. 發展心理學的現實轉向. 心理發展與教育， 26（1）， 1-8.

盧文格 （1998）. 自我的發展. 韋子木譯.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彭凱平 （2014）. “幸福中國”大數據研究. 心理技術與應用， 8， 3-4.

萬維鋼 （2014）. 萬萬沒想到： 用理工科思維理解世界. 北京： 電子工業出版社.

辛自強 （2010）. 有關心理統計的三個疑問.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1， 39-46.

辛自強 （2012）. 心理學研究方法.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辛自強 （2013）. 實證社會科學中的因果關系與理論解釋： 我們需要理解的十對概念.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 3， 7-15.

辛自強 （2015）. 理解并改變： 師生共進的治學之道. 中央財經大學校報， 11月23日第3版.

辛自強 （2016）. 同心協力譜寫雜志發展新篇章. 心理技術與應用， 4（4）， 193-194.

辛自強， 辛素飛 （2014）. 被信任者社會身份復雜性對其可信性的影響. 心理學報， 46（3）， 415-426.

楊之旭， 辛自強 （2016）. 應用心理學中的個體指向方法： 理論、技術與挑戰. 心理技術與應用， 4（12）， 744-762.

張h， 辛自強 （2016）. 社會心理學中的啟動研究： 范式與挑戰. 心理科學進展， 24（5）， 844-854.

Barker， J.， McCarthy， P.， Jones， M.， & Moran， A. （2011）. Singlecase research methods in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Baumeister， R. F.， Vohs， K. D.， & Funder， D. C. （2007）. Psychology as the science of selfreports and finger Movements： Whatever happened to actual behavi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396-403.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Gneezy， A.， Gneezy， U.， Nelson， L. D.， & Brown， A. （2010）. Shar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field experiment in paywhatyouwant pric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Science， 329（5989）， 325-327.

Kotrlik， J. W.， Williams， H. A.， & Jabor， M. K. （2011）. Reporting and interpreting effect size in quantitative agricultural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52（1）， 132-142.

Yarnold P. R. （1992）.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singlecase designs. In F. B. Bryant， J. Edwards， R. S. Tindale， E. J. Posavac， L. Heath， E. Henderson， et al. （Eds.），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pp. 177-196）. New York： Plenum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