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對外傳播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全球化背景下對外傳播的客觀環境

筆者認為，分析討論我國媒體對外傳播的問題與對策離不開全球化的背景與客觀環境。因為，今天的人們翻開報紙雜志、打開電視屏幕或上因特網，無不被新聞集團、貝塔斯曼等大型跨國傳媒集團所形成的媒介環境所包圍，中國的傳媒業已經籠罩在“全球化”的氛圍中。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當今媒介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媒介跨國經營

現在，在全球范圍內一家媒介公司可以為全球各地的媒介公司提供某種經常性的節目，而一家電視臺播出的節目也可以由全球各地的媒介公司生產和提供。因此，一般而言媒介全球化包含兩層含意，其一指媒介產品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地聚集和流動，形成全球供應鏈進行跨國貿易；其二指國際媒介集團主導下的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資本資源的大規模的跨國性聚集和流動。

去年筆者作為法國飛帕國際電視節19年來惟一的一名亞洲評委，在法國的海濱城市比亞里茨全程參加了這個在國際上最具影響的國際紀錄片節。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近3萬名紀錄片專家、制片人、營銷商和DV愛好者歡聚一堂，不同國度生產的媒介產品被世界各地的消費者購買、媒介跨國經營建立在全球統一的媒介市場的平臺基礎上。更為明顯的是，這些產品大多出自大型跨國媒介集團。尤其是隨著20世紀80年代后期網絡媒介的崛起，如默多克新聞集團、美國時代華納、迪斯尼、維亞康姆、貝塔斯曼等等。這些由媒介合并而產生的龐大的媒介帝國在全球傳播界中有著很重要的影響，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就是典型的例子。新聞集團經過幾十年的不斷的兼并與擴張，擁有資產400多億美元，年度收入超過150億美元。經營范圍涉及電視、衛星、有線廣播，報紙、雜志、書籍出版，分布在美國、加拿大、歐洲大陸、英國、澳大利亞、拉丁美洲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作為跨國媒介企業其業務遍布全球。

（二）媒介競爭激烈

全球化已成為一種客觀趨勢，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化的驅使下極力向外擴張，他們將人力資源、物質資源、資本資源等進行大規模的跨國性聚集和流動，通過兼并、聯合、重組等方式組建新的跨國公司。在這場競爭之中，其激烈程度正如同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德?斯馬亞說：“規模空前的全球化已使經濟活動變得有點像一場戰爭。”[2]

綜觀當今世界傳媒集團的發展態勢，不難發現幾乎大的傳媒集團都在實施吞并中小傳媒公司的戰略，以迅速擴張自己。因此，正如浙江大學邵培仁教授所言：“媒介全球化也向所有國家發出挑戰。一些小型媒介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大型媒介吞食的蛋糕，而大型媒介也有可能由于運轉不靈成為當代恐龍。”[3]由于未來的大眾媒介尤其是新聞媒介，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商業媒介和廣告媒介，即媒介必須依賴市場和廣告的支持，估計媒介會逐步撕下其原本溫柔平和的面紗而變得更加自私和兇狠起來，全球媒介正在進入一個弱肉強食的“春秋戰國時代”，其背后主要的推動力就是媒介集團本身對利潤的追逐。

（三）信息全球流動

全球化使世界變成統一的市場，媒介產品在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信息的全球流動與國家利益相關聯，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意識形態色彩。特別是現在，世界各國的文化傳統、民族文明、政治及經濟發展水平、意識形態等方面均存在著很大不同，所以各個國家和地區對國際事物的認識和評價不可能是一致的。

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也形成了相對多元、寬容的文化價值觀。依據傳統觀點，由于新聞傳播都是本國家或地區內的事情，由于各國歷史、國情、文化和利益的不同，各國的新聞報道規則都有彼此的差別，但公認的規則和價值理念已經形成，如：尊重生命、自由、正義與公平、互相尊重、關懷、誠實等。[4]信息在全球的流通和共享中擴展了全球不同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二、我國媒體在對外傳播中的問題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日益推進，立足于當今媒介全球化的客觀現實，反觀我國對外傳播活動，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傳播理念偏差

傳統的對外傳播是以宣傳為主的傳播方式，與當今的全球化傳播理念相差甚遠。為此筆者根據美國著名傳播學家H?拉斯韋爾在1948年發表的《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5]中提出的傳播五要素對兩種傳播特征進行對比分析，進而探討傳統對外傳播存在的問題。

傳統的對外傳播與政治緊密相連，這是因為在冷戰時期，國際輿論的斗爭也多半是依靠國際廣播和后來的國際電視網來進行的。冷戰結束后，對抗由兩極變為多極，對抗的焦點已由意識形態轉為對國際信息市場的爭奪，因此傳播方式發生變化。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全球化的加劇，大眾傳播權利對資本依賴增強。從當今的時代環境來看，誰最大限度地爭奪了受眾誰就取得了勝利，因此當今的傳播理念應該樹立服務意識和市場競爭意識，這與傳統的傳播理念有著巨大的差別。

（二）報道比例失衡

中西方在新聞價值取向方面存在巨大差異。西方的新聞報道強調沖突，注重兩面性，而中方的報道多以“以正面報道為主”。若以中方的新聞價值取向西方受眾傳播信息必然不合時宜。因此，中國對外傳播需要從“以正面報道為主”向有主導性的全面報道過渡，改變媒介現存的報道失衡的現象。這是尊重傳播規律的表現，也是傳播觀念和傳播技巧的改變。

（三）媒介人才匱乏

人力資源是媒介競爭的核心資源之一。中國媒介與發達國家媒介的差距，歸根到底是人才質量上的差距。沒有大批高質量的優秀人才，中國媒介就無法在新一輪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當前，必須根據媒介全球化的需要，立即著手制定和實施人才戰略，重點培養以下兩種緊缺型媒介人才：第一，抓緊培養既精通外語又具備傳媒素養，掌握現代傳播技術的復合型高級人才；第二抓緊培養熟悉世貿規則、適應國際競爭需要和能夠參與解決國際爭端的高級媒介管理人才。然而，現在對外傳播中的翻譯工作目前還存在諸多問題，高素質、專業化的中文翻譯外文人才的嚴重匱乏和隊伍的“斷層”，這是中譯外翻譯工作面臨的最大問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和我國對外交流的擴大，人才匱乏現象將變得愈加明顯。

（四）傳播模式僵化

在全球化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方式變得越來越藝術，所以合作和協作的概念非常強。關于對外傳播的目的，要讓世界了解中國，我們應該克服泛政治化，找到人類共同的接受點，營造有利于和平建設的國際輿論環境，進而爭取國際的幫助和合作。因此，原本僵化的傳播模式已經不適應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對外傳播工作方式。

筆者在曾經參加過的法國飛帕國際電視節上發現，國外的很多傳媒機構善于靈活的處理其傳媒產品。例如，BBC和CNN的一些“大手筆”，很會把電視的各種符號與藝術單元嫁接起來，為自己的紀錄片增加欣賞價值，促使人們感悟到節目的內涵。這些恰恰是國內傳媒所欠缺的。另外，西方對外傳播非常注意傳播技巧。他們善于將觀點和宣傳意圖隱藏在貌似客觀、公正、中立的新聞事實當中。這種手法，既易于得到國外受眾的信任，又符合國外受眾接受新聞的習慣，因此這種方法很值得我們研究、學習，以便使我們在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較量中游刃有余，爭取主動。

對外傳播首先要求傳輸渠道的暢通，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技術上的信息傳輸通道，主要包括廣播、電視、網絡等。另一個是信息內容的載體就是語言。在技術方面，搭建由廣播、電視和網絡構成的立體化傳播通道實現信息傳送的暢通。

廣播憑借其成本低、覆蓋面廣的優勢成為首選建設的網絡，例如美國之音、德國之聲就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對外傳播的重要方式。我們要繼續推動構建現代國際廣播體系，實現中國在英語、華語和當地語言的全球覆蓋，擴大在海外的落地工程，我們也可以在不斷增強傳統的短波廣播發射功率的同時重點針對歐美國家聽眾使用中波、調頻收音機的習慣加入對象國大中城市中波調頻廣播網絡，努力進入西方的主流社會，形成多層次覆蓋多語種播出的對外廣播。

衛星電視是近年來對外傳播領域的新寵，中央電視臺已有總體的構想特別是在發展國際衛星電視方面提出了要在21世紀之初覆蓋全球的目標，將中國的對外電視節目，通過英語、法語、西班牙語、俄語等語言進入各國的主流社會。此外，互聯網也是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直接進入西方主流社會的信息渠道，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對外傳播優勢也不可缺少。

隨著對外傳播的發展壯大，中國媒介、尤其是廣播電視媒介已經擔負起了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了解世界的目標，正在成為中國的眼睛、世界的窗口，在全球傳媒中發出了中國的聲音，成為全球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媒體的對外傳播，能夠擴大國家的影響力，塑造國家的軟實力，已經贏得了各國政府的共識。

注釋：

[1] 張長明：《讓世界了解中國――電視對外傳播40年》，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2] 李明德、江時學：《現代化：拉美與東亞的發展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

[3] 邵培仁：《論媒介產業全球化與中國的對策》，載《傳媒觀察》2001年第11期。

篇（2）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近幾年較為關注國際傳播研究，通過對相關的研究課題經費支持，為國際傳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資源保證。

第一，從國家級社科基金的參與者來看，主要來自三大主體：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國際傳播機構自身的科研部門，三是黨政機關的相關科研部門。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聞與傳播院系，作為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的主力軍，是許多國家級重大招標課題的承擔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學關世杰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我國對外傳播文化軟實力建設”，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昆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跨文化傳播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建構研究”，復旦大學孟建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國家形象建構與跨文化傳播戰略研究”，中國傳媒大學胡正榮教授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國際傳播發展新趨勢與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來，新華社、中國新聞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外文局等對外媒體，結合實際工作，面對現實問題，也成為了除高校和科研機構以外，國家級研究課題的積極參與者。如新華社以唐潤華為核心的研究團隊，承擔了2009年國家級重大招標課題“中國媒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戰略研究”；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為核心的研究團隊，承擔了2010年國家級重大招標課題“新形勢下提升國際傳播能力的戰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聞部門，面對現實中對外傳播出現的問題，也開始積極探索本地區、本民族對外傳播的對策和規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對外宣傳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課題。

第二，從國家社科基金新聞學與傳播學科下涉及“國際傳播”主題的中標項目數量看（見圖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關主題的中標項目的數量，整體上保持了穩定的增長，“國際傳播”研究已成為學界和官方日益關注的重點課題。

第三，從研究方向來看，國際傳播的研究趨勢呈現出從單純的對外宣傳研究到廣義國際傳播研究的轉換。此前，學界、業界基本上將國際傳播界定為對外宣傳。如今，國際傳播的內涵和外延得到了相應的豐富和拓展。從傳播主體看，傳統媒體、網絡媒體、移動媒體，涉及國際交往的個人、組織機構都成為了國際傳播的承擔者。從對外傳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經貿活動，也成為除媒體傳播活動之外的主要國際傳播形式。傳播主體和傳播形式的變化，也帶來了傳播內容的轉變。這使得國際傳播的研究方向呈現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國家形象研究、國際涉華輿情研究、中國媒體的國際化戰略研究、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研究、軟實力與國際傳播研究等等。從國家社科基金中標項目的相關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國內的國際傳播研究較為偏重應用性研究，各個具體項目的研究都強調戰略性、對策性，而有關國際傳播的基礎理論的研究略顯薄弱。

第四，由于國家基金的支持，來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推出的系列叢書，及其他研究團隊發表的論文、論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總的來看，成果質量與立項課題數量不成比例，項目結項評級基本為“合格”，還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相關成果雖然有助于國際傳播實踐問題的解決，但是，在基礎理論適用、研究方法選擇、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學術規范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間。

二、與國際傳播研究相關的學術會議呈現出明顯的學科交叉性和現實關懷性

1、以國際傳播為主題的研究會議概況

近年來，官方科研機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紛紛舉辦各種形式的論壇、會議，對國際傳播的新問題、新現象進行深入探討。會議的主辦者既包括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外文局、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等官方機構，也包括復旦大學等高校的新聞傳播學院。會議的參與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學者、政府官員、傳媒業界精英等。涉及的議題包括：文化傳播力的問題、公共危機與跨文化傳播、國際傳播體系構建等。議題涵蓋面廣，應用性強，呈現出明顯的學科交叉性和現實關懷性。（見表3）

2、其他以“國際傳播”為子議題的相關會議

除了“國際傳播”的專門性會議，許多國際性的和全國性的學術會議都開設了與國際傳播相關的分議題，形成了數量豐富，研究角度多樣的相關研究成果。相關研討會議包括：（1）國際性會議，比如“亞洲媒介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屆年會”暨2005“中國傳播論壇”，“2007中國傳播學論壇——和諧社會、公民社會與大眾媒介”國際學術研討會，2008第六屆亞洲傳媒論壇，第六屆（2008）亞太地區媒體與科技和社會發展研討會，第六屆世界華文傳媒論壇 （2011）等；（2）全國性會議，如2006中國傳播學論壇，中國傳播學會成立大會暨第九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中國傳媒大學第四屆、第五屆全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博士生學術研討會，第二屆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信息傳播與社會發展論壇等。

篇（3）

王晨表示，國際傳播能力是文化軟實力的組成部分，是維護國家形象的重要手段。新形勢、新任務要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和大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增強擴大對外傳播能力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科學分析當前國際傳播形勢，積極應對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適應國際傳播發展需要，我國應建設覆蓋全球的國際傳播體系。

中國互聯網協會理事長、中國工程院院士胡啟恒分別從“傳播是影響社會進步的核心元素之一、互聯網――變革傳播方式的偉大科技創新、網絡傳播、網絡時代的公民文化素養”等方面闡述了互聯網的緣起、成長和逐漸成為傳播領域主角的過程和精彩案例。她強調，網絡信息社會必將在我國傳播事業身上加蓋鮮明的時代標記，而網絡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將長期比翼雙飛，互相補充，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

本次研討會論文集共收集82篇文章，其中14篇是以互聯網作為主題的，內容涉及網絡傳播的方方面面。那些不是以互聯網作為主題的，但其內文中也有很多包含網絡傳播的章節，仔細閱讀之后發現，這些學者觀察細膩，資料詳實，觀點不乏新穎和獨到之處。

網絡時代國際傳播的新特征

美國是世界傳媒產業大國，也是互聯網的發源地，現在全球80％以上的網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務信息由美國提供。他們有CNN、《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等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新聞網站，被人認為是世界傳媒的風向標。他們有很強勢的話語權，利用其在互聯網上信息傳播中的支配地位對別國進行文化滲透。近年來在媒體的“融合與滲透”方面美國動作最大。《融合與滲透：網絡時代國際傳播的新特征和我們的機遇》是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講師、耶魯全球在線復旦版主編助理鄧建國演講的主題，也是本次研討會優秀論文之一。

鄧建國指出，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新聞媒體、電信公司以及信息產業間的跨媒體和跨地域經營等媒體融合實踐已經很普遍。1996年，美國政府頒布了新的電信法，為以上融合提供了幾乎是百年一遇的好機會。2003年6月2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宣布放松其對報紙和電視臺所有權的限制，允許同一媒體集團同時擁有一家報紙和一家電視臺，為媒體融合注入了新的動力。2000年美國在線和時代華納的世紀并購使美國的媒體融合達到。到2008年，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收購道瓊斯，以及加拿大的湯姆森公司收購英國路透社，媒體融合已經成為世界傳媒界不可逆轉的趨勢。

媒體融合極大地增強了西方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目前，8個世界媒體巨頭(時代華納、新聞集團、迪斯尼、維亞康姆、通用電氣、威望迪一環球、索尼和貝塔斯曼)的收入超過了所有南太平洋各國的GDP總額。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則預測，在不久的將來，5-8個巨型媒介公司將統治美國信息市場，50-80個媒介巨頭則將統治全球信息市場。這無疑將使全球籠罩在西方媒體的輿論環境下，給其他國家的國際傳播帶來了難以逾越的障礙。技術推進著公民報道時代的到來

互聯網的精神本質是自由。每個人獲取信息和提供信息的權利都可以通過技術的途徑實現。Web2.0技術所推動的新聞信息的傳播進程呈現的形態演進路線是：傳統媒體壟斷的新聞信息傳播將因公眾的參與而走向媒體與公眾共同運營的新聞信息傳播時代。在這樣的趨勢下，著眼于傳統媒體不同形態所做的專業分工，著眼于一則報道、一個版面、一個節目、一個媒體的管理方式，著眼于新聞工作者個體報道技能培養的傳統新聞教育體系都必然發生改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高鋼在論文中指出，中國新聞傳播能量的源頭之水，蘊藏于推動著環境變動的社會各界的公眾之間。中國新聞傳播影響力的建構有賴于這個豐沛源泉的開掘。今天的網絡數字技術，為開辟這種新的傳播境界提供了可能。

高鋼認為：“維基(Wiki)技術是Web2.0技術時代最具革命意義的技術之一，它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信息創造模式。維基的全部技術理念建立在’人的本性是創造而不是破壞’；‘協作是最有效的創造模式’；‘共享的目標體驗是擴大協作規模、延續協作進程的動力’這些前提性的信念之上。維基技術影響著新聞傳播，推進著公民報道時代的到來。公眾將越來越多地加入新聞信息的制作與傳播過程，他們將在新聞的發現、細節的描述、背景的開掘、意義的分析等涉及到新聞傳播的各個環節注入他們的能量。公眾對新聞傳播的全程參與，將會極大地制約新聞信息傳播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導致的偏見與誤差，讓新聞報道更準確、更均衡、更公正、更深刻。”

關于技術催生公民媒體的話題，還有其他幾位學者的論述和列舉的案例也很精彩，如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國際傳播中心吳帆的《淺析以Twitter為代表的新媒體力量》一文，該篇論述的是目前最炙手可熱的Twitter。

Twitter作為微博客技術的運用載體，以其信息的迅速性和傳播的廣泛性成為新媒體中一支重要力量。吳帆首先通過翔實的數據介紹Twitter主要受眾的特征，以及其作為社會化媒體在傳播中逐漸發揮的重要作用，并對其迅速發展的原因進行探究，進而總結出Twitter的特征。其次，以具體實例分別從Twitter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政治和新聞業兩個角度闡述以Twitter為代表的新媒體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所發揮的利弊兩方面作用，通過對每一個角度的深入分析，探究在當前社會環境中積極利用新媒體的方法。

新技術的應用與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網絡新聞受眾對新聞報道互動參與的訴求，而板起面孔一本正經的說教式傳播時代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網絡催生國際傳播的黃金時代

“經濟全球化，氣候變暖，溫室氣體排放，移民，反恐，金融危機，網絡與信息安全等等，任何一個國家獨自不可能解決。它們是生產國際新聞的驅動器。幾十億人要從世界各個角落提供消息，對這些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

移動電話和互聯網都屬于參與技 術，在Web2.0時代，這樣的技術在全球普及，與對于國際新聞和新聞參與性的客觀需求相結合，必然產生出億萬新聞制造者：‘公民媒體’的發展勢不可擋。一個新的傳播業正在悄然興起。它以全新的方式制造和傳播消息和新聞，跨越國界，全球共享。

所以有人說，一個國際傳播的黃金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

胡啟恒的精彩演講一次又一次把與會者的思緒帶到了世界大舞臺，把視線鎖定在網絡傳播。眼前的現實告訴我們，在國際傳播中互聯網將不再是第四媒體，它將成為主旋律。全世界的媒體都將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這對我們來說是機遇大于挑戰還是挑戰大于機遇?

王晨在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從新媒體發展來看，我與西方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世界各國都把互聯網作為提高對外傳播能力、擴大國家影響力、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載體，采取各種措施謀求優勢地位，擴大在網絡空間的影響，搶占文化傳播的制高點。

王晨強調，提高國際傳播能力，是順應世界傳媒發展趨勢，實現我國媒體跨越式發展的需要；是更好地讓國際社會了解中國、認識中國，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需要；是積極參與國際文化競爭，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需要；是打破西方輿論壟斷，促進世界信息傳播秩序更加公正合理的需要。

提高國際傳播力，首先要打造強勢媒體，強勢媒體的核心是人，要擁有一大批知己知彼的跨國際傳播人才，我們來得及培養嗎?在會議期間，筆者就這個問題采訪了著名媒體人曹景行，他斬釘截鐵的回答，跨國際傳播人才不是培養出來的，而是在實際工作當中鍛煉出來的，鳳凰人就是最好的例證。

說到練，筆者立刻想到了一本書――《拉里?金溝通現場》，美國布萊克曼教授曾經這樣對華裔主持人潘杰客說，如果你想了解美國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學習語言并希望進入美國的主流社會，你就必須跟蹤這檔節目――“拉里?金溝通現場”。拉里‘金是溝通領域的一面旗幟。他之所以成為全世界最成功的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是因為他不恥下問、善于溝通和尊重每一位嘉賓。他認為成功交談的基礎是：“真誠、態度得體、對交談的對方感興趣、對別人敞開心扉。”

讀了這本書之后，筆者深深體會到，大到國與國之間，小到家與家之間，近到人與人之間，所有的成功因素都在溝通中產生，所有的失敗因素也在溝通中釀成，所有的冤仇與禍根都是在溝通當中集結的。記者是溝通者，要想做好對外傳播，首先要學會如何與陌生人溝通。

關于如何與陌生人溝通的問題，在研討會茶歇期間，筆者采訪了中國外文局副局長、國際譯聯第一副主席黃友義。他是一位行走在東西方之間的官員和學者，經常與各種各樣的外國人打交道，他對此有深刻的體會。黃友義說：“對外傳播的關鍵是要讓外國人對我們的意見和觀點聽得明白，接受的了，說到底是爭取人心的工作。

各國之間文化差異很大，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對外國人的了解比外國人對我們的了解就一定多。可能我們對外國經濟、科教、歷史、風土人情方面了解很多，但對他們的心理活動及認識世界的觀點未必了解得充分了，且不說外國人之間因地緣、語言、歷史的不同也有很大差別，就是同一個國家的外國人也都極大的不同。”黃友義強調，“要做好對外傳播，就要下功夫了解外國人的思維習慣、話語體系和文化背景，只有真正理解了他們‘為什么這樣想’，才能清楚我們應該怎么說。而要做到這一點，非下苦功夫不可。靠忽悠打動不了外國受眾，因此，對外傳播研究的一個主要基礎領域是研究外國人的思維習慣，搞清楚我們每說一句話他們會有什么反應，就像下棋一樣，對外交流要能分析預測到對方的反應，從而制定有效的應對和交流策略。”

篇（4）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學院在歐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學院與中國語言文化外交》[J].復旦大學優秀碩士論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篇（5）

為適應傳播全球化和我國對外傳播事業發展的需要，高校承擔著培養對外傳播人才的重要職責。傳媒院校具有媒體技術的傳播優勢和特色，培養利用外語在媒體開展對外傳播的專門人才，如廣播電視英語節目主持人、電視英語記者等。媒體對外傳播人才要求英語基礎扎實，懂新聞并了解媒體技術的基本知識。近幾年傳媒院校借鑒漢語播音與主持的人才培養模式，開設了旨在培養英語節目主持人的英語播音與主持專業方向。辦學幾年來,在社會上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報考人數逐年增加。本文以英語播音與主持的人才培養為例，探討媒體對外傳播人才的培養模式。

一、對外傳播的內涵

在“對外傳播”之前，我們總是在使用“對外宣傳”。“宣傳”(propaganda)最早在西方是個中性詞，不帶任何感彩。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英國的宣傳謀略而使德國受騙上當直至被打敗，從此“宣傳”(propaganda)在西方被賦予“欺騙、騙人”的含義。顯然，“對外宣傳”與“對外傳播”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郭可認為，對外傳播“顧名思義是指一個國家或文化體系針對另一個國家或文化體系所開展的信息交流活動，其目的是要信息接受國了解信息輸出國，培養其友善態度和合作欲望，并創造一個有利于信息輸出國的國際輿論環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國際支持和合作。”①因此，對外傳播還是一個國家外交的重要部分，其主要目的是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和打造新型的跨文化傳播語境，維護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電視是當今信息傳播的主渠道，我國電視英語節目承載著對外傳播的主要職責，應實現的自然是對外傳播的目的。

二、媒體對外傳播人才

CNN、BBC的新聞節目報道及時，涉及面廣，對國際社會具有很強的影響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國際話語權。為改變美英在世界的話語壟斷地位，我國正在加快實施對外傳播策略，期望讓全世界聽到中國的聲音。當然，開展對外傳播離不開對外傳播人才的培養。一般認為，我國外語院校培養的外語專業畢業生就能擔當起對外傳播的重要職責。其實，僅靠外語能力是不行的。清華大學李希光教授指出，“合格的對外傳播人才首先要具備三個基本技能：新聞寫作、語言和文字的操作；用英語思考、采訪、寫作的能力以及一技之長。”“要做好對外傳播，首先要有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編輯記者，還要有一大批能用英語或其它外語熟練地進行寫作和翻譯的專門人才。他們既懂政策，又熟悉兩種文化和能熟練地運用兩種文化和文字。對外傳播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不是一般外語院校的畢業生能勝任的，而是經過專門的培訓才能擔當重任。”②媒體對外傳播人才除了外語能力強外，還要求懂新聞業務，并掌握媒體的基本技術。從目前我國廣播電臺、電視臺的管理體制看，新聞播音員、主持人應“一專多能”，應具備新聞“采、編、譯”的綜合能力，并具有制片和后期節目制作能力。以英語播音與主持人才培養為例，他們“應具有扎實的英語語言表達能力，了解中外文化，具備廣播電視學、新聞傳播學、語言文學以及藝術、美學等多學科知識和能力，能在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其它傳媒機構和單位從事英語廣播電視播音與主持、進行涉外采訪和新聞編譯”③。

三、媒體對外傳播人才培養模式

1、課程設置

美國教育學教授Jerrod Kemp （1998:2）指出，課程設計系統中的基本要素是學生、目標、方法和評價。這四個要素相互交叉，相互相成。具體而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1）為什么人設計（學生要素）？ （2）想要學生學到什么或展示什么能力（目標）？（3）怎樣才能學到這些東西（方法）？ （4）如何測量學生達到的目標（評價）？ ④ 英語播音與主持是“播音與主持藝術”的專業方向，他們應最終達到的目標能力是集“采、編、譯、播”為一體的綜合能力，成為記者型的英語節目主持人。因此，除了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模塊、校級平臺課程等的學習外，結合目標能力要求，在實踐中我們覺得還應有以下幾個主要模塊構成：

（1）英語語言技能課程。該課程模塊主要系統訓練學生的英語讀、聽、說、寫、譯等基本技能，打好扎實的英語語言基礎。主要課程有：綜合英語、語音、口語等；

（2）新聞播音類課程。該課程模塊讓學生了解新聞學、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為開展對外傳播提供理論指導。主要課程有：新聞學概論、播音概論、新聞采寫、現場報道等；

（3）專業課程。該課程模塊主要使學生了解英語新聞播音和英語節目主持的基本理論，并在實踐中掌握“采、編、譯、播”的綜合技能。主要課程有：英語播音與節目主持實踐、英語采寫、英語新聞編譯等。

（4）柔性專業方向課程。該課程模塊主要考慮專業拓展和學生繼續升學的需要，針對他們的專業興趣和個性發展而設置。主要方向可以有:①國際新聞方向，主要課程有：國際新聞、新聞專業英語等；②英語節目主持方向，主要課程有：漢譯英實踐、英語采訪與報道、英語新聞寫作等；③漢語播音與主持方向，主要課程有：播音節目主持作品分析、節目主持人文案寫作等。

（5）實踐性課程。實踐課程圍繞培養目標應構成綜合實踐體系，包括課堂實踐教學、第二課堂實踐、隱性課程、實踐周和寒、署假期實踐等。課堂實踐教學包括實訓和實踐兩部分。主要課程有：廣播電視英語語音語調、英語播音與節目主持、英語采寫、新聞編譯等；第二課堂通常是課堂實踐教學的延伸，主要是組織學生參與校園電臺、電視臺實踐及校園網絡新聞的編譯實踐等；隱性課程是指對學生分類、分層的指導，指導學生讀“百部書”“看百部電影”，寫出讀（觀）后感，參與電臺、電視臺節目編輯或欄目設計等實踐任務；實踐周和假期實踐是為配合課堂實踐教學，根據實踐教學大綱要求為達到培養目標而設立的綜合性實踐，要求學生深入媒體。每次實踐應有詳細的實踐大綱，學生應按大綱要求在教師的指導下完成實踐任務，上交實踐作品，最后給作品評定成績和學分等。

（6）媒體技術類課程。該課程模塊旨在幫助學生了解電視節目的制作過程，掌握基本的媒體技術。相關的課程有非線性編輯、電視攝像、電視編輯與節目制作等。

（7）選修類課程。選修類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拓寬知識面，提高文化素養，增進跨文化傳播意識。為學生提供的選修類課程可以有文學類、藝術類、時事政治類、跨文化交際類、公共關系類和媒介素養類等課程。

以上幾個課程模塊構成了一個系統的課程體系，即學生應首先打好扎實的英語基礎，并具有較強的英語能力。通過學習新聞學、傳播學理論，進行英語播音與主持技能的系統訓練，熟練掌握英語新聞寫作和新聞編譯技巧，了解電視攝像、電視編輯與節目制作等媒體技術知識。在課堂實踐教學的引導下，在大量的課外實踐中，學生掌握“采、編、譯、播”的綜合能力。英語語言技能課應更具針對性，突出實踐方式和手段。如英語語音語調訓練采用小班（約15人）的實訓教學形式，充分利用錄音、錄像等教學手段，強化英語播音與主持的語音語調。口語課應與英語專業的口語教學不同，在采用小班化系統訓練學生自由表達思想的同時，通過錄音、錄像等手段，采用模擬現場、分組實踐等形式，突出針對英語節目主持、采訪、和現場報道的語言組織和口語表達能力的訓練。翻譯課應突出漢譯英訓練，英語寫作以強化英語新聞寫作訓練為主。課堂教學始終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特別在小組實踐中，學生正確把握各自的角色，通過完成實踐任務，形成探索、反思、追求，與人合作和解決復雜問題種種能力。教師真正成為“引導者”，“助學者”和“幫助者”。校園廣播電臺、校園電視臺、校園網絡等應真正成為學生的第二課堂實踐場所，并在教師的組織和指導下，通過大量的實踐不斷增強媒體意識，提高實際操作能力。

2、培養模式

培養模式應能體現培養過程的階段化、課程設置的模塊化、授課形式的小班化、實踐性課程的體系化。四年的培養可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一、二年級）的主要教學任務是培養學生的德育、文化素質和新聞法規意識，掌握計算機基本技能，進行英語讀、聽、說、寫、譯等基本技能的系統訓練，打好扎實的英語基礎，強化英語應用能力培養。第二階段 （三、四年級）的主要教學任務是讓學生接受英語播音、英語節目主持、英語新聞采寫和新聞編譯等課程的系統訓練；同時針對各自的興趣和發展方向，學生選擇柔性方向課程模塊學習，參與大量的媒體綜合實踐。

課程設置的模塊化是指英語語言技能課程、新聞類課程、專業方向課程、實踐性課程、柔性方向課程和選修類課程構成復合的課程體系，凸顯出“復合型、應用型、創新型”的人才培養特色。英語語音、英語口語等實行小班化教學，每班不超過15人；新聞采訪、編譯等分成若干個小組，這樣能極大地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并推動課外的自主學習和自主實踐。

媒體實踐由課堂實踐、第二課堂實踐、綜合實踐周實踐、寒、暑期實踐和畢業實踐構成完整的綜合實踐體系。課堂實踐可以有語音訓練、主持報道訓練、新聞編譯實踐和配音與解說等。第二課堂實踐是課堂實踐的延伸，學生充分利用校園電視臺、校園廣播電臺等開展的系列實踐活動。實踐周、寒、暑期實踐是為配合教學內容專門安排時間組織學生到媒體一線開展的實踐，旨在認識媒體，了解媒體的運作規律及發展動態。畢業實踐要求學生在媒體實踐中鍛煉“采、編、譯、播”的綜合能力，為尋求理想工作崗位打好基礎，并獲得論文所需的數據和資料。

人才培養還需解決好的幾個問題：

1、人才培養的定位

媒體對外傳播人才應加強漢語播音與主持能力的訓練，特別應培養學生以跨文化傳播的視閾用漢語開展對外傳播，這也是目前地方媒體對外傳播的發展方向。電視媒體對外傳播人才應包含兩個發展方向：1）以英語節目主持為主，也能用漢語采寫、播報的記者型主持人；2）具有跨文化傳播意識，用漢語開展對外傳播，并能用英語采寫、播報、進行雙語配音與解說的記者型主持人。

2、實施分級、分層教育

鑒于學生在媒體創意和在媒體語言表現力上存在的個體差異，課外應建立導師制，對學生進行分類、分層指導，讓學生選擇自己的發展方向，教師進行具針對性的指導；

3、實踐能力的評價

實踐能力的系統訓練對以電視媒體為主的對外傳播人才的培養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對實踐性課程的考核應制訂針對性的評價標準，建立實踐性作品的評價體系。對上交完成的實踐作品應從策劃選題、編輯思想、語言表達和對外傳播意識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核，量化考核指標。對實踐作品還應認真組織評講，實踐課程的成績可以從作品質量、努力程度、調查報告、和筆試等多方面綜合考慮。

4、實踐基地建設

實踐基地是培養對外傳播人才的重要場所，應重點抓好校內實踐基地建設，同時積極開拓校外實踐基地，使校內、校外實踐基地有機相聯。校內基地應充分發揮校園電視臺、校園廣播電臺、校園網絡等的作用，使它們切實成為第二課堂實踐的場所；此外，院、系應廣泛拓展與電視臺、廣播電臺、報社等的聯系，努力建設好學生的校外社會實踐基地。

參考文獻

①郭可：《當代對外傳播》[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②夏紀梅：《現代外語課程設計理論與實踐》[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2003

③林戊蓀，《弱勢文化條件下的對外傳播》[J].《對外大傳播》，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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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際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軟權力”(Soft Power，又譯“軟實力”)概念以來，文化軟權力化問題引發了國際傳播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日益引起許多國家政府的重視。當前，中國已經把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納入到國家發展戰略中。

一、文化軟權力化是文化傳播力的實現

從社會學的意義上說，權力是一個關系范疇，它表示的不是某種實體，而是一種關系，一種非對等、不均衡的壓迫性關系。而文化，按文化學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價值系統，帶有某種實體色彩，屬于實體范疇。由此可見，文化與權力分屬于不同的范疇，二者絕不能等同。基于權力只存在于人(國家)與人(國家)之間的關系中，那么，文化只有進入到個人(一國)與他者(他國)關系中，才可能附帶有權力的屬性。

實際上，約瑟夫，奈是從權力資源即“無形的力量資源”的角度來界定文化(包括觀念、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主要指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它是一種軟權力資源(Soft power resource)，以區別于軟權力(soft power)本身。他指出：“一個國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準則與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來源。”顯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軟權力一誘導、吸引、勸服和同化他國的“吸納力”，它并不能自動地“讓他人(他國)想做你想要對方去做的事情”。對一個國家來說，要實現在國際舞臺上控制他國、影響國際事件的外交目標，首要的是讓他國民眾和國際社會認可、追隨并分享到該國的文化價值觀，即被對方民眾所認同，并把對方同化，進而對對象國的對外決策施加影響，使對方按照該國的目標、意愿、意圖或意志采取該國所預期的行動。對美國而言，就是“把他人轉化為按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的人”。可見，控制權(包括對思想、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和控制)是在這種文化“認同”和“同化”中得以實現的。一國的對外控制力一旦增強了，作為一種權力資源的該國文化也就轉化為真正的權力。由此可見，對一國來說，只有當自己的文化觀念與價值取向在國際社會廣為傳布并為目標國民眾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其文化才變為真正的軟權力，從而被軟權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轉化為軟權力，或者說，能夠軟權力化，首先是由文化這種軟權力資源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不同于硬權力資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擴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軟權力資源的基本特性。硬權力資源如軍事實力或更準確地說軍備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給目標國施加一定的壓力，因為軍力優勢的自然顯露就可以給對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壓力，從而產生政治影響力即所謂的“國際威望”。而文化軟權力資源是非壟斷的，自然地傾向于對外擴散；而且，越是對外擴散和推廣，其輻射力越強，其被認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潛在的軟權力也就越強。借用培根對知識的論述，文化如同知識，“其力量不僅取決于其自身的價值大小，更取決于是否被傳播，以及被傳播的深度和廣度。”相反，“如果封閉或壟斷一種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構成‘軟權力’的基本支柱。”不難看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擴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國際關系本來就直接表現為交流、傳播關系。正如美國國際關系學者艾克拉，愛里亞(Akira Iriye)從文化關系的角度解讀國際關系時所言，國際關系就是“意識的共享與傳遞……記憶、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學術與藝術以及其他形式符號的交流。”正因如此，國際范圍內的文化傳播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日益凸顯出來。

不過，文化的擴散性和共享性只是為文化軟權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轉化為軟權力，所必需的是文化傳播力的推動。所謂文化傳播力，就是推動一國文化向外傳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適用或普適化)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軟權力化就是文化對外傳播力的實現。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作為信息傳播載體的大眾媒介自然地成為文化傳播力的象征。通常，對外文化傳播通過兩種途徑來展開，一是人際傳播(表現為各種跨國人際交往和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是大眾傳播(是指運用大眾傳媒對外傳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對外傳播中，無論就傳播的深度還是廣度，大眾傳播都要優于人際傳播，因為大眾傳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傳輸能使各種文化信息資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實踐也證明，大眾傳播媒介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載體，是推動對外文化傳播最強大的動力。

基于大眾傳播媒介在文化軟權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約瑟夫· 奈把大眾媒介視為文化軟權力資源的有機組成部分。他指出，“特別是文化、教育、大眾媒介等方面，軟權力的性質是無法用傳統的地緣政治學來解釋和評估。”在此，他把大眾媒介當成了像文化一樣的軟權力資源來看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文化軟權力化的過程最終歸結為該國大眾媒介對外文化傳播的過程。

二、文化軟權力化是國家對外傳播的戰略目標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發言中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嚴重“人超”狀況。他認為，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中國的文化對外傳播力不強。而文化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國家的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確實，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盡管我國擁有悠久燦爛的傳統文化，具備豐厚的文化軟權力資源，但是文化的對外傳播力和影響力卻不大，文化的軟權力化程度還很低。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除了在客觀上信息傳播技術手段還相對落后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在主觀層面上我們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軟權力化的戰略規劃，以及相應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

要想盡快改變這種文化軟權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僅僅在于實現對外傳播物質技術手段上的飛躍，也不限于構建政府宣傳控制與媒介專業約束之間良性互動、行之有效的對外傳播機制，更為根本的是要確立起一種最能符合國家利益而一以貫之的對外傳播戰略目標。

文化的軟權力化是在國家主導和控制下實現的，它具體落實到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的對外文化傳播活動上，尤其體現在政府指導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或目標國傳播本國文化的行為中。在此，政府對大眾媒介的指導根本性地集中在對外傳播戰略目標的確立上。

依國際關系學中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理論的理解，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國際“權威”或威望并不取決于——起碼不完全取決于——它的軍事、經濟實力等客觀物質性因素，而是取決于國際間的社會性觀念，即它同對象國或者說目標國之間所達成和構成的共有觀念或所謂的“共識”(共有知識)，它是由主觀的文化觀念(結構或模式)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具體來說，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積極的合作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會把對方當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對方共享一種中性的競爭性觀念乃至消極的敵對性(沖突性或對抗性)觀念，那它們彼此就把對方當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看待。由此可見，在國際社會中，每一個國家的身份都歸屬于集體中的身份，是集體認同(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的產物。

進一步說，建構主義認為，“國家利益(包括最高意義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國家身份”依賴于自我身份認同。一國是在確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應地界定和選擇自身利益，確定其利益的范圍、程度和數量。可見，就像國家身份，國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發現，而是通過社會互動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是從與他國共同締結的國際社會中學習的結果。最終，國家行為又是由國家利益決定的，國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應地采取與之相符的行動。總而言之，無論是國家身份、國家利益還是國家行為都是由文化觀念所建構的，都是在“集體預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為國際社會中的成員，每一個國家都是從共有的文化觀念中首先獲知自己是誰，進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

從上可以看出，對一個國家來說，對外文化傳播的戰略目標應當是：制造和供給“共有觀念(文化)”，從而引導和規范相關國家確立其國家身份，定義其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支配其國家行為，最終達到在文化觀念上影響和控制目標國的目的。

從上述意義上說，文化軟權力化的大眾傳播策略首要關注的是，運用大眾媒介向國際社會提供“共有觀念(文化)”。為此，一國的大眾媒介要積極地通過對外傳播力促本民族文化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和認同，從而提升和轉化為相關國家共享的、作為共有觀念的國際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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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日報》的辦報經驗對我國目前已初具規模，但還效果還且佳的對外傳播事業有著深刻的現實意義，尤其對我們對外傳播的觀念轉變有積極作用。因此本文擬結合《新華日報》的辦報經驗，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看待我國對外傳播中存在的問題，并希望能以史為鑒，不斷改進我國的對外傳播效果。

二、為何選擇《新華日報》來探討我國對外傳播？

本文之所以選擇《新華日報》來探討我國的對外傳播，主要是因為《新華日報》和我國對外傳播媒體（目前以英語媒體為主）有相似之處，具有可比性。

首先，雖說《新華日報》與我國目前對外傳播媒體（包括廣播和電視媒體）不處在同一時期，但他們的辦報環境卻相似之處。

在歷時九年多的時間里，《新華日報》所處的歷史條件和工作環境與我黨歷史上創辦過的許多其他公開日報都有所不同。由于它是在統治區創辦的報紙，《新華日報》不但受到當局的行政限制，還要面對國統區其他報紙的競爭。應該說，辦報環境是極為險惡的，但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新華日報》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成為我黨聯系統治區群眾的重要工具和橋梁，并取得了積極的傳播效果，【2】在國統區為我黨爭取了有利的輿論環境。

我國目前對外傳播媒體多數在我國境內出版或播出。雖然創辦媒體的實際環境并不險惡，但是我國英語媒體的主要目標是要打入國際主流輿論，面對的主要是國際受眾；而國際受眾是多種多樣的，是不斷變化的。我們的對外傳播媒體如要能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我們的傳播方式就不能按照我們自己的主觀臆想來設定傳播內容，而必須把這些內容用符合國際受眾接觸媒體的方式發送到國際傳播領域，這樣才能使他們樂意接觸我國對外傳播媒體。只有當這些國際受眾接受我們的對外傳播媒體，我們的對外傳播才會對他們產生影響。這可以說是我們對外傳播的最高目標。因此，從軟環境這個意義上講，我國英語媒體所面臨的國際環境與《新華日報》當年嚴峻的辦報環境是相似的。

此外，《新華日報》和我國對外傳播媒體都是我黨創辦過或創辦的媒體，無論是過去的《新華日報》，還是現在的我國對外傳播媒體，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它們都是為了向外界傳播我們黨或國家的主張，為了去影響外界的受眾，并為我們爭取有利的輿論環境，最終為我黨和國家的利益服務。因此，通過縱向比較《新華日報》的成功經驗，更能使我們以史為鑒，發現并解決我國對外傳播媒體中的問題。

三、對外傳媒借鑒《新華日報》辦報經驗的必要性

我國對外傳播媒體借鑒《新華日報》辦報經驗的必要性可以從對外傳播媒體目前面臨的形勢和自身存在的問題看出一二。

1．從我國對外傳播媒體所面臨的形勢來看。一方面，我國對外傳播媒體得到了長足發展，尤其改革開放以來，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以英語媒體為例：在過去20多中，我國英語媒體發展的最大一個趨勢是從“單一媒體為重”的格局逐步轉向“多種媒體并重”的格局。到目前為止，我國的主要英語媒體包括一個英語電視頻道、一個英語電臺、約十家英文日報和周報和十家英語雜志以及九大英文網站。【3】盡管相對于中文媒體而言，這些英語媒體仍屬于“少數媒體”，但從我國英語媒體的歷史發展看并考慮我國是一個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這些英語媒體的建立本身已足以說明我國在對外傳播事業取得了巨大成績。

但另一方面，我國對外傳播媒體的發展還不能適應變化無常的國際形勢的需要。中國的聲音在國際傳播中還較弱，“西強我弱”的局面還十分明顯。換言之，光擁有這些對外傳播媒體是不夠的，最終還是要看這些英語媒體的實際傳播效果，要看他們能否有效塑造我國良好的國家形象，打入并影響國際主流輿論（尤其是涉華國際輿論），為我國的總體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國際輿論空間，為我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我國對外傳播媒體目前面臨的這種形勢當然有客觀的因素，如西方國家由于不同意識形態的導向，總是戴有色眼睛看待我國，對我國采取遏制政策；此外，由于西方媒體在國際輿論中占據強勢，總是制造不利于我國國家利益的涉華國際輿論等等。但是也應該承認這當中也有我們主觀的問題。

2．對外傳播觀念問題

《新華日報》辦報經驗最值得借鑒可能就是我國的對外傳播觀念問題。上述提到主觀問題歸根到底還是與我們對外傳播的觀念有關。而對外傳播理念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是重中之重的問題。這一問題在中國不但具有較強的政治性，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性。目前而言，我國對外傳播理念所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一個“”。而這個“”主要是由于我們自己束縛自己的觀念所造成的，其具體表現形式是我國相對不靈活的對外新聞管理體制。

筆者從1999年到2001年花一年多的時間采訪了北京、上海各大英語媒體單位的有關專家和領導。【4】在采訪過程中筆者有一種強力的感覺：大家都覺得我國現在對外傳播管理體制開放程度不夠，過于保守，甚至管得太死，而且這樣不利于我國英語媒體做強做大，不利于提高我國對外傳播媒體的可信度，不利于我們在國際輿論中發出強有力的聲音。大家都認識到現在這么多“嚴厲禁止”和“不許”的文件并非最理想的管理方式。但是出于各種現實原因的考慮，大家都不愿意或者都不敢直接把上述這些問題說出來討論，因為這樣說了很有可能會對當事人造成不良影響。結果造成有關我國對外傳播的體制方面的正常研討也無法進行，并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大家越是不說或不愿研討體制問題，我們在這方面的問題就越是無法提出來，當然也就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去適應新的形勢。這一點在我國入世后表現得尤為明顯。“怕出問題”已不是個人的問題，已變成了一個體制性的問題。

這個“”如無法解決，我們就永遠在穩定策略和發展策略之間的選擇上猶豫不決，無法以一種積極的對外傳播理念面對世界。這樣，我們的對外傳媒也就不能充分利用、甚至失去入世給我國帶來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的國際競爭機會。

3．借鑒《新華日報》辦報經驗的必要性還表現在我國對外傳播媒體中目前存在的實際問題中。概而言之，我國對外傳播媒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具體問題：

其一，目前我國的對外傳播活動還基本停留在過去戰爭年代的思維模式，注重宣傳作用，較少從傳播效果角度談我國的對外傳播。我們老是想著要宣傳中國（其用意可以理解），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國際受眾的特點。國際受眾的特點和需求在多數情況下往往由一些領導決定，而不是通過調查研究來確定。我們總是把我們認為國際受眾應該知道的當成國際受眾真正要了解的東西。更為遺憾的是，我們有些人還不肯面對這一現實，經常會叫一些響亮的口號，但實際行動卻較少。

其二，我國對外傳播活動較少從經濟角度談我國對外傳播的管理體制問題。我國的英語媒體有的由政府支持，有的由大媒體集團資助，有的則生活在收支平衡的“貧困”上，總之經濟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英語媒體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這個重要因素，我們卻很少在對外傳播戰略中提及。我們總是在談我們要打入國際輿論界，卻不太研討要打入國際輿論界的必要條件或模式：是采用英語媒體自我發模式還是采用在政府部分支持下的自我發展模式？哪種模式在現有國家環境中更為有利？利弊各有哪些？怎樣才是最好的模式？對于這些問題，我們要么不想研討，要么不敢研討，要么就是一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這種局面對我國英語媒體做大做強顯然是不利的。

其三，現在有些對外傳播策略的制定看上去四平八穩，滴水不漏，十分完美。殊不知對外信息傳播過程永遠是一個在不完美、不利的過程中求得完美和有利的過程，因為這一過程充滿著變數。完美和不完美、有利和不利兩方面是一個圓圈里的陰陽兩極，兩者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互不可分。換言之，我們現在看上去四平八穩的對外傳播策略實際上可能并不一定完美。我們如要用四平八穩的完美原則來開展對外傳播有時可能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幻境，甚至是自欺欺人。【5】

解決我國對外傳播媒體以上這三方面的問題看上去頭緒較多，但實際上都可以從《新華日報》辦報經驗中找到啟發，尤其對我國對外傳播的觀念啟發會更大。在目前這種新形勢下，只要對外傳播理念的問題解決了，我國對外傳播過程中的其他問題就可能逐步得到解決。因此，《新華日報》的辦報經驗更顯其可貴之處。

四、《新華日報》的辦報經驗對我國對外傳播的啟示

《新華日報》是我黨歷史上創辦的最有影響力的合法性報紙。《新華日報》的九年辦報實踐為我黨創辦合法報紙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最突出表現為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之間的有機結合；既注重實效，又能隨機應變，既側重信息，又突出輿論。《新華日報》這種創辦合法性媒體的理念和靈活多樣的辦報經驗對目前我國對外傳播的英語媒體發展具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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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之一：創辦合法性媒體的理念。

一般而言，所謂合法性媒體就是在非我方控制區域內（包括外國）創辦公開出版的媒體。可以說，《新華日報》是名副其實的合法性媒體。而相對于我國英語媒體而言，創辦合法性媒體就是要推出我國能讓多數國際受眾接受的國際媒體。這些英語媒體在形式上可以屬于我國國內創辦的媒體，但是從其國際受眾的接受范圍（傳播效果）和影響力而言，應該具有國際性。因此，從目前而言，創辦合法性媒體理念對我國現階段對外傳播具有特殊意義。

首先，如上文所述，我國英語媒體經過20多年的發展已經初具規模，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但同時也應該承認，我國英語媒體在國際上的總體影響力還十分有限，傳播效果也還不理想，甚至還較差。

因此，要改變這一局面，樹立創辦合法性媒體的理念十分必要。我國英語媒體如要真正進入主流國際媒體，就必須去爭取和影響國外受眾，也就是說我國的對外傳播既要符合國外受眾的收視習慣、思維模式和文化背景，誘發他們對我們英語媒體的信息需要，又要體現我國的立場觀點。這就等于我們要到國外去創辦合法媒體一樣。因此，《新華日報》創辦合法報紙的模式可以對我國英語媒體如何打入國際主流媒體提供借鑒。

從某種程度講，我國英語媒體所面臨的國際形勢可能更加嚴峻，因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許多問題（如目前某些對我國不利的國際輿論）都是軟性的，甚至是看不見的，但其影響力卻不可忽視。這也就增加我們英語媒體在國際上進行有效對外報道的難度，需要我們對創辦合法性媒體的理念有更為靈活的理解。

其次，創辦合法性媒體的理念的特殊意義還體現在：我黨創辦《新華日報》尚處在非執政地位；而創辦多數對外傳播媒體時，我黨處在執政地位。我黨的執政地位可以使我們有組織地創辦各類對外傳播媒體。這一點從近年我國對外傳播事業地蓬勃發展已得到佐證。但是同時應該承認，我們執政黨的地位也容易使我們產生作風。隨著的蔓延，我們的對外傳播很容易產生以我為主的傾向，不注重我國對外傳播媒體在國際上的自身形象，甚至忽略對外傳播的實際傳播效果，出現上文提及的一些問題。這方面的教訓是深重的。所以，重提我黨非執政時期《新華日報》創辦合法性報紙的經驗可以對我們產生現實的啟示作用，使我們能夠居安思危，充分認識到對外傳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這種的理念的確立對改變我國對外傳播現狀是大有裨益的。

啟示之二：在堅持黨的領導下，積極采取靈活多樣的策略，創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這一條就是《新華日報》成功經驗的具體體現：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這一條經驗的現實意義在于：我們目前的體制下有時會把黨的領導（原則性）和靈活的策略（靈活性）對立起來，甚至為了保證“不出問題”（原則性），我們寧愿求“穩”，犧牲傳播效果。

這一問題與我國的現行的對外新聞體制有關聯。我們目前的新聞管理體制是一種簡單但有效的管理模式，對政府部門的管理水平要求相對較低。這種管理模式的最大特點表現為對對外傳媒的宏觀管理較少，而對業務管理則較多。雖然表面上具體“問題”都沒有了，但是最大的弊端是可能把我國對外傳媒管得太死，使他們不可能有較大的余地去施展靈活的策略，因而束縛了他們自身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當務之急是要逐步向一個更為開放的、更加有效的管理模式過渡。這種管理模式的關鍵是要把我們的管理程序化，這樣對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會更高，在加強政府部門的宏觀監控能力，同時也能給對外傳媒提供一個自主性較高的發展平臺。如果我們將政府的職能主要集中在宏觀監管，而把對外傳媒的具體業務對策交給對外傳媒的業務領導確定，那么我們的對外傳媒就能擺脫目前體制性束縛，能在一個自主性較高的平臺上，充分發揮策略的靈活性。

從某種程度講，這種政府職能的轉變不應只是一種理論的探討，也有現實的需要。首先，對外傳播的環境已發展較大變化。過去，我國對外傳播媒體的產生都是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現在險惡的戰爭環境已經變成了一種無形的輿論環境。國際形勢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我國對外傳播的管理體制也有必要作適度的轉變。此外，我國入世后雖然傳媒領域還尚未開放，但是肯定也會受到較大影響，信息渠道也會更加多樣化，這些都給政府職能的轉變提出了新的要求。當然，政府職能的轉變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轉變管理模式，使管理更為有效、更能適應新形勢。

這樣的轉變在體制上為我國的對外傳媒發展提供了一個行政保障。從宏觀上講，為對外傳媒改變形象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有利于他們能更集中從事業務問題的探討，使得一些技術性問題能夠在一個開放的有效管理模式內由對外傳媒自行解決。而要能做到這樣，首先是要轉變我們對外傳播的觀念。就這點而言，《新華日報》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五、小結

總之，本文認為，如何在嚴峻環境下爭取對我有利輿論方面，《新華日報》和我國的對外傳播媒體具有相似之處。尤其在目前的國際形勢和輿論環境對我國還不是十分有利的情況下，在我國對外傳播媒體自身還存在一定問題的時候，《新華日報》的成功辦報經驗有許多可借鑒之處。特別是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我國對外傳播媒體將面臨一個更為開放的世界。如何在新的形勢下轉變觀念并有效解決現存問題將是我國對外傳播媒體能否真正發揮作用的關鍵。而在這一過程中，以史為鑒、古為今用是一個有效的辦法。

注釋：

【1】黃瑚，2001年3月，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60頁。

【2】熊復，1981年4期（總9期），新聞研究資料，新華日報的歷史地位及其特點，新華出版社，12頁。

篇（8）

 

1 語言、文化、旅游之間的關系 

語言即文化、文化即語言,脫離文化的語言教學不僅生澀,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語教學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關系到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更是一切旅游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旅游過程中的吃、住、行、游、購、娛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將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有責任承擔起弘揚和傳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為新疆本土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為新疆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現狀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2010)一文論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導入的現狀,然而新疆國際旅游對旅游英語專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以及旅游英語教學如何應對國際旅游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并不多。為此,本文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現狀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語“教” 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學為例,針對其教學過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師授課情況進行了調查:目前主要以唐飛和陳麗主編的《旅游英語》教材為主,同時以楊忠橋和李欣等編著的《新疆旅游導游辭》為輔助教材,但是這兩本教材對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課情況講,大多老師的英語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講授的過程中始終擺脫不了以詞匯,句型和翻譯為主的語言授課模式,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講解并不系統,造成學生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學習仍是一知半解、支離破碎。 

同時,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一文對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學旅游學院、新疆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農業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財經大學旅游學院等七所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語導游教程(第二版)》和《導游英語情景口語》中有關新疆景點,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紹甚為廖廖,試想這樣的教材如何能滿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傳承和對外傳播又將何去何從？ 

2.2 旅游英語“學”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育為例, 對現有56名學生的學習態度、方法及其學習效果等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發放總數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達98以上。 

據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首先就學生在學習旅游英語過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的多少來講,持“少”與“極少” 觀點的人數總計34,占總人數比重的68%,這表明現有的旅游英語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并不多,與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的調查結果一致,從而證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材普遍存在的問題——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時閱讀旅游書籍和資料時,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資料內容的學習,持“多”的人數總計32,占總人數比重的64%;這表明大部分學生對新疆旅游文化的學習引起了普遍的重視。 

同時,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點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語文化背景知識等問題進行統計,持“應該”態度的占多數,這表明學生對英語文化,特別是新疆文化導入的期待超過了對內地景點的支持,也表明了學生對新疆文化和英語文化的重視。 

就課堂教學手段和方法的調查結果看,持“滿意”態度的學生比重為100%,但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在提高課堂學習效果的方面作用顯著。 

除此之外,就學生在旅游英語課堂上的學習效果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來看,持“一般”觀點的學生占多數,這說明學生雖對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持肯定的態度,但是旅游英語課堂的教學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篇（9）

一、影視文化對外傳播的意義

文化的傳播離不開媒介。文化無論是與書章典籍相聯系，還是與報刊、雜志、電影和電視相聯系，都是要以某種媒介方式來呈現自身。（蔣原倫，2010）歷史發展到了今天，我們每天都處于大眾傳媒的包圍之中，電影、電視和網絡對文化的傳播大有鋪天蓋地之勢。在這種新形勢下，我們談中國文化的傳播就不能離開大眾傳媒這個大的語境。

影視作品往往被視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名片”，因為其負載著一個國家的哲學思想、文化精神以及價值標準等，向世界展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氣質和精神風貌。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愈加強大，中國影視文化的國際傳播也有了更廣闊的舞臺空間。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影視作品無論在內容的廣度還是思想的深度方面，都取得了不可小覷的成績，在世界舞臺上塑造了良好的中國形象。進入新世紀，中國電影更是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中國“第五代”導演們在國際影展上頻頻獲獎，不僅為中國電影贏得了關注與榮譽，也加快了中國電影對外傳播的步伐。

但在欣慰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影視文化的對外傳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不同國家制作出的電影電視節目各具特色，無論是語言、故事還是拍攝方式都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某個國家走紅的電影或電視節目，在其他國家卻未必也能獲得同樣的成功。其中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文化價值觀的原因，有技術限制的因素，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就是語言的隔閡。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節目交易中心副總經理程春麗女士指出，無論是他國的文化想要傳向中國，抑或中國的文化想要傳向世界，都必須遵循文化的傳播規律——進行本土化的改造。（程春麗，2012）影視文化的本土化包括眼界視野的本土化、文化內容的本土化、技術標準的本土化以及語言的本土化等等。這其中，語言的本土化，亦即影視的翻譯對作品的有效傳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語言的差異是跨文化傳播中一個不可跨越的障礙，是影視跨文化傳播需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只有解決了語言的問題，架起一座溝通語言的橋梁，中國的影視作品才能登上世界的舞臺，被外國人所理解和認可。 例如電視劇《李小龍傳奇》制作了中文、英語、西語三個語言版本，在拉美及歐洲主流媒體順利播出，并取得了成功。電視劇《甄嬛傳》在國內熱播之后，也翻譯制作了英文版本在美國播出。要實現中國影視文化的對外傳播，就必須解決好語言的本土化問題。 因此加強對影視文化作品的翻譯研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迫切任務。

二、國內影視翻譯研究現狀

在世界文明史上，翻譯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最近幾十年，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翻譯研究也取得了跨越性的發展。期間，伴隨著電影電視的出現和普及，影視翻譯也越來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并在1995年最終被確立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1995年電影百年紀念活動舉辦；此后，一小部分如威爾士和加泰隆語國家等地的學者逐漸意識到研究影視翻譯大有可為；同時，科技迅速騰飛帶來了電子產品及服務的迅猛發展，客觀上形成了研究影視翻譯的有利條件。于是，影視翻譯進一步蓬勃發展，成為翻譯研究的一個分支。”（ 劉大燕，2011）

影視翻譯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不過短短十幾年的歷史。因此，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研究人員的數量以及相關學術論文數量都有待提高。從目前國內公開發表的論文看，有的是對影視翻譯研究的綜述，有的是對影視翻譯原則和技巧的探討，而有的則是從跨文化視角下進行的研究。從總體上看，對片名和字幕配音的翻譯研究大部分是關于翻譯的標準和技巧方面的探討，從社會文化視角進行探討的文章數量不多，鮮有文章就影視翻譯對社會文化行為可能產生的影響方面進行深入的研究探討。因此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加強國內影視翻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

從國內整個翻譯領域的研究方向和趨勢來看， 對影視翻譯研究的重視程度遠不及文學翻譯。我國著名影視翻譯家錢紹昌教授對此有深刻體會。“反映在大學里有關課程之開設、學術刊物上有關論文之發表、學術團體中有關組織之建設等等方面，均與影視翻譯的社會作用不相稱。”（錢紹昌，2000） 所以，一方面是大量的國外影視作品被引進國內，國內的影視作品爭先恐后要走出國門，影視翻譯正逐漸形成一個產業；另一方面，對影視翻譯的深度研究卻相對不足和滯后。翻譯作品和翻譯研究出現了失衡的局面。

三、影視翻譯的特點

進行影視翻譯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在于整體認識和把握影視作品的主要特征 。在影視翻譯研究的視角下，影視作品的主要特征有三點：（1）大眾文化娛樂產品的屬性。當今社會是消費社會，消費社會最典型的文化特點之一就是大眾文化。“電影作為一門藝術與其他傳統藝術有一個本質性的不同點，那就是它首先是一門工業，其次它才是一門藝術”。 （徐學萍，樸哲浩，2009）（2）文學屬性。影視作品從廣義上說也是文學作品，二者交叉所形成的新的文學樣式——“影視文學”也已經為大家所接受和認可。（3）語言的綜合性。影視也是一門語言藝術。影視語言要比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語言更豐富多彩，因為除了人物語言還包括畫面語言。可以說影視語言是由語言文本和畫面文本構成的有機整體。

對影視作品特點客觀而科學的描述為影視翻譯研究打下良好理論基礎。從狹義上講翻譯是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外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按照卡西爾的符號觀，人是符號的動物，世界是人造的符號世界，人創造并使用符號進行交流傳播。翻譯即把意義轉化為符號，又把符號還原為意義的雙向轉化過程。從文化翻譯觀來看，語言與文化唇齒相依，密不可分。語言是文化的結晶和載體，而文化又是靠語言得以傳播。翻譯作為文化交流與傳播的中介，必然同各種語言打交道，也就不能不同各自所屬的文化溝通。翻譯的過程是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對話，是文化的傳播。所以翻譯不僅僅是做語言的文章，而是在講文化的故事。影視翻譯就是用不同的符號系統把這個故事重新講述一遍，把文化意義傳播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眾人群。在這個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翻譯工作者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把握作品的語言修辭藝術

修辭問題是語言翻譯必須重視和解決的根本問題。 在影視翻譯方面，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由于影視語言是由畫面與聲音有機組合而成的視聽語言， 因此影視作品語言修辭的實際含義是如何更好地運用視聽技巧和藝術手段去傳情達意，以便更形象生動地表達影片的思想內涵。

例如在電影《赤壁》里有這樣一句臺詞：

水陸兩軍八十萬正鋪天蓋地而來。

A ruthless army of eight hundred thousand is invading from both land and water.

“鋪天蓋地”是一個比喻兼夸張語，傳達出一種勢不可擋之氣魄。而英語里面是沒有這樣一個詞語的，直譯的處理方式會讓國外受眾感到迷惑不解，顯然不可取。因此翻譯時略去了這個修辭，直接翻譯成“from both land and water”，同時增加了“ruthless”一詞來體現八十萬大軍的宏大氣勢。

影視翻譯較之普通文學翻譯有更多的限制，如字數要相當，口形要配合，還要考慮語速。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在表達習慣、方式和語速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異，若要取得流暢自然的譯文，必須在不影響基本內容的前提下進行形式上的調整。同時還要保證譯文在文化功能上與原文達成等值，減少譯制語言的夾生感。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傳播的順暢無阻。

（二）把握作品中人物性格特征

影視作品以塑造人物性格為己任，影視翻譯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做到人物性格的再現。 人物性格越鮮明，故事越精彩感人。例如電影《赤壁》里，仁愛待人、禮賢下士的劉備；正氣凜然、赤膽忠心的關羽；粗獷暴躁、膽識過人的張飛；奸詐狡猾、自私殘暴的曹操，等等，一張張個性鮮明的面龐賦予了故事生動的氣息，使每一幅畫面都那么逼真，給觀眾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準確把握人物性格對影視翻譯尤為重要，是譯制作品保證生動傳神的關鍵。年齡、身份、習性以及社會地位和文化水平不同的人物各有其獨特的性格特征，他們的舉動、表情和語言也就迥然各異。在翻譯時，對人物性格把握得準確、細致，就能做到言如其人，使觀眾聞其聲知其人。

（三）把握作品中文化意象的傳播

文化意象凝聚著各個民族的智慧和歷史文化的結晶。文化意象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一種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它們重復出現在人們的語言和作品里，慢慢形成一種文化符號，具有特定的文化含義。由于文化意象往往經過各個民族歷史的積累與傳承而形成，所以它深深扎根于各個民族的生活中。同一民族成員之間對文化意象往往有一種心靈上的默契感，只要一提到某個文化意象，彼此立刻明白其含意。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文化意象很難在不同民族之間傳播。換句話說，不同民族之間對于文化意象很難做到心領神會。這種文化意象的錯位或者缺失一直是翻譯中的一個難題。對于影視翻譯而言，這種情況還受到影視翻譯自身所特有的一些規律的制約。首先，影視作品的翻譯不能夠像普通文本那樣采用注釋之類的方法來傳達文化意象，而在字幕中增加解釋性文字的方法也不現實；其次，影視翻譯還要考慮演員口型標準的限制，在詞語發音、文字字數以及音節數量方面要與原文基本保持一致；另外，還要考慮到影視語言由畫面語言與人物語言兩部分組成的特殊性。影視語言的這種特殊性就決定了在文化意象的翻譯方面，首先應該參照相應的影視畫面看能否有助于理解；另一方面，如果文化意象完全缺失，可采用歸化的翻譯方法，即舍棄或改變這一語言形式，使譯介的文化產品更適應當地人的口味。

例如電影《花樣年華》里的一句話：

阿炳：說的是啊，像我這樣的人，是個直腸子，哪有心事？

Im just an average guy.I dont have secrets like you.

“直腸子”是植根于中國文化背景里的文化意象，指想法簡單、沒有心機的人。對于這個文化意象，國外觀眾就無法理解。因此譯者采用了意譯的方法進行了壓縮性的處理。

四、結 語

電影電視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橋梁作用，而電影翻譯工作者則是架橋人，任務艱巨，使命光榮。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會有越來越多的外國人想要了解中國，學習中國文化。傳播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提高使得影視跨文化交流在規模和深度上不斷增強。因此，我們的電影翻譯工作者要有意識地通過電影電視把中國優秀文化推介出去，讓更多的外國人通過影視學習、了解我們的語言文化，風土人情。

[參考文獻]

[1]程春麗.中國影視節目走出去的本土化營銷策略探討[J].電視研究，2012（04）.

[2]蔣原倫.媒介文化十二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篇（10）

    美國中國學家奚密沒有把“歸化”與“異化”對立起來,或者說,她放棄執著糾纏于兩者誰是誰非,努力調和兩者的緊張關系,提出了“選擇性的親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現代漢詩:翻譯與可譯性》里說“,可譯的中國”必須到“選擇性的契合”或者說“選擇性的親和”里尋找。以現代漢詩為例,她說,首先,譯者與其翻譯作品之間最明顯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創性的前衛作品”;其次就是讀者、作家、詩人、翻譯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建立廣泛的、在知性與美學共鳴基礎上的“接觸”。她的結論是,“翻譯既不是對‘同’的確認,也不是對‘異’的追求。它是相遇,是親和,是一種開啟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實,不管是談“歸化”,還是談“異化”,還是談“選擇性的親和”,它們還都只是在封閉的純翻譯學的“小天地”里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綜合工程”的“大問題”。其視野的狹窄,觀念的陳舊,顯而易見。也就是說,傳統翻譯學理論已經解釋不了,也解決不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龐雜的問題。我們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認識上的誤區和盲區。從“譯介學”的視角,分析制約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的綜合因素。與傳統翻譯研究不同的是,譯介學“它以文學譯介為基本研究對象,由此展開文學傳播、接受、影響等方面的研究”。⑤這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西方興起的“文化轉向”在翻譯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個成果。它突破了純粹的語言學研究視野,“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多因素”;⑥也就是說,它不再追究“應該如何翻譯?”、“什么是好的翻譯?”、“翻譯的原則是什么”諸如此類的老生常談的問題,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⑦

    美國華盛頓大學伯佑銘教授認為,“中國國際綜合實力、意識形態差異、影視傳播、作家交流、學術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地域風情、民俗特色、傳統與時代內容,以及獨特文學經驗和達到的藝術水平等,都是推動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原因”。⑧質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傳播,不僅僅是如何翻譯,翻譯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要綜合考慮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內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諸多文本之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因素中,首當其沖的是,傳媒的介入和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電影化、電視劇化助力了它的域外傳播,比如,電影《紅高粱》、《人到中年》、《活著》、《邊走邊唱》(《命若琴弦》)、《大紅燈籠高高掛》(《妻妾成群》)和電視劇《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張潔)等。談到自己的作品在國外的影響,莫言說,客觀地講,有張藝謀的功勞在里面。1987年,《紅高粱》在德國得了金熊獎,很多人先是看了電影然后找小說、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點被翻譯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張藝謀的光,他的電影開路,后面的小說跟上去。⑨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把電影、電視劇的助力強調到極點。其實真正能持續影響讀者的還是小說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作品并沒有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但它們在域外的影響不比《紅高粱》低。尤其是近年來,域外翻譯家、出版社和經紀人開始摒棄意識形態、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風”,理性化地、審美地關注中國的作家和中國的文學。比如,葛浩文對畢飛宇、蘇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譯就是例證。此外,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國立大學合作正在建設中的中文翻譯網站“譯道”,專為翻譯提供中國文學作品的作者和譯者介紹以及翻譯時間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進行查詢。它將大大便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與研究,等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之大背景下,政府著力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對外宣傳。中國作家協會開展的與文學對外譯介相關的工作有:一是中國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國作協組織推薦作品,如果國內外翻譯家有興趣,可以補助翻譯出版費用;二是國家圖書推廣計劃的工程,中國作協也接受漢學家、翻譯家的申請;三是互譯出版,中國作協與某個國家或當地文學組織相互出版文學作品,具體作品由雙方商議決定,方式是各負其責;四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作協資助在域外出版的當代中國小說選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蘭版3卷、韓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國當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五是從2009年起中國作協在境內舉辦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韓論壇活動。國務院新聞辦每年都會提出“對外譯介推薦書目”。由國務院新聞辦主導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國作家和作品的創作推廣力度:2006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正式實施,通過資助翻譯費用鼓勵國外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的計劃;2009年“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啟動,以資助系列圖書為主,不僅資助翻譯費,同時資助出版費用和推廣費用。2005年國家新聞出版署設立中華圖書特別貢獻獎,已有22人獲獎。2005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設立主賓國,至今有法國、俄羅斯、德國、希臘、西班牙、印度、荷蘭、韓國等為主賓國,并在“文學之夜”等主題活動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機會。高等教育出版社與美國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聯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編委會從近年來中文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挑選出優秀者,翻譯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礎上,有人建議:一是建立“中譯外”基地,如翻譯夏令營、工作坊、翻譯研討班等;二是通過網絡形成了幾個翻譯圈子,如著名的PaperRepublic(紙上共和國)等。三是設立域外譯介獎。

    許多中國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懷有深厚而真摯的情感,有個別人為此停止乃至放棄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研究中來。因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相關部分應因勢利導,募集“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譯介”專項基金,獎勵那些翻譯、評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外翻譯家、圖書評論員、媒體記者和中國學家,以資鼓勵他們及時翻譯中國文學的最新力作,撰寫新書推介文章,并發表在域外主流媒體上,像當年拉美國家打開美國市場那樣。真正要使翻譯出去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在域外得以廣泛傳播,乃至有產生深度的接受和影響,落地生根,就必須把“走出去”方略與“中國學”建構聯動起來。也就是說,鑒于目前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和“中國學”建構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們有必要進行如下的多維度思考:既要建設好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工程;又要開展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推廣活動,讓自我傳播與他者傳播相融,把文化認同與文化改寫結合,使小眾話語與大眾話語互滲,同時,要處理好本土經驗與普世價值、文化自信與文化自省、仿造性與原創性的關系;⑩還要分析外媒的相關報道;最后要研究現代文學的域外傳播史與接受史。因為悠久的漢學傳統,良好的漢學環境,以及領先的綜合國力,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堅實基礎。像法國那樣有著深厚漢學傳統的國家,18世紀就掀起了“中國熱”,還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國熱”。那時,法國的啟蒙思想運動是全世界的榜樣,而中國的道德哲學,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國的楷模。也就是說,經由法國,漢學在世界進入了一種良性互動的傳播軌道。正是有了這樣的氛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在法國都有譯介。另外,像美國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在21世紀加緊了對中國的研究,而在美國譯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可以同時影響到整個西方國家。因此,為了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須把“走出去”的戰略考量與夯實“中國學”基礎結合起來予以通盤考慮,以使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域外傳播得更長久,更有實效。質言之,我們需要從翻譯層面、譯介學層面、國家與社會支援層面以及中國學學科層面規劃中國文學域外傳播的戰略方案。至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與“中國學”建構的探討并沒有停止。在此基礎上,有的專家又作出了如下進一步的提醒。他認為,不要以為僅僅“依靠文本翻譯輸出、文學史擴容或者文學教學課程”,中國文學就能順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學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關于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新觀念”,要把中國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文學來反觀自身,也就是說,只有以這種“文學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學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中國文學最終“才有可能在鮮活的存在層面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機部分”。

    簡而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不僅僅是淺表上的、空間上的“擴容”問題,而是深層次的、時空兼備的、靈活的“融入”問題。看來,重新梳理、反思我們現有的文學觀念、翻譯觀念和譯介學觀念,從觀念的改變著手,才不至于出現方向性錯誤,更不至于最終導致將西方文學永久放在“超經典”的光榮榜上,相應地,把中國文學始終釘在第三世界文學/弱國文學的恥辱柱上。對此,陳思和作了更為深入的反思。他說:“這時候‘走向世界’就成為文學界的一個時髦話題,這個語詞里隱含著時代的焦慮與渴望:所謂‘走向’,即意味著中國至今尚未走進‘世界’,尚未成為世界的一個成員,那么,是什么樣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國又制約著中國呢?(與此相伴的是當時的流行語‘落后要挨打’‘開除球籍’等,都反映了類似的時代情緒。)顯然,在現代化的全球性語境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成為一種時間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學關系相應地趨向于這種詮釋:中國的現代文學是在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文學惟有對世界文學樣板的模仿與追求中,才能產生世界性的意義。雖然在影響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關系,但所謂‘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標準,潛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認的渴望”。

    今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此前許多現代中國作家獲得國際各級各類文學獎項后,是否意味著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不存在“時間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夠就此證明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已然處于“空間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說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的終極的“世界文學”?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同一性的“世界”標準?面對“中國走向世界”、“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時代呼聲,以及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紛紛建立,有的學者認為這些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一系列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中國文化走出去,到底是為了向世界解釋中國崛起的意圖?還是要另立一個足以與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標準?還是與西方攜手建立一個公正、和平的東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話說的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上這些思考純屬“遠慮”或者說“愿景”。而愿景終歸是愿景,現實終歸是現實。現實是在中外文學的輸出與輸入中,我們的文學赤字驚人!如果我們暫時還達不到雙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暢達的情況下,進一步“請進來”仍是必要的。這樣以退為進、攻防并舉的目的是,進一步促使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讓世界文學理解中國文學,長此以往,中國文學“走出去”就順當了。也就是說,增強溝通、對話與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時也不要忘了“請進來”。因為,我們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