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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發展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應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哲學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方法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與自然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發展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理學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影響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中國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現代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篇（2）

在眾多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視為新詩經典之作。然而，筆者認為《女神》在詩歌藝術上存在著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閱讀、評價和認識中，存在著審美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明顯錯位。

一、《女神》的文學史價值再認識

《女神》在現代文學史上地位頗高，一般的文學史著作都開辟了專門的章節對其進行介紹評述。在流傳廣泛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學者們認為《女神》在新詩發展上的主要貢獻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詩運動的‘詩體解放’推向極致；一方面使詩的抒情本質與個性化得到充分發揮與重視，奇特大膽的想象讓詩的翅膀真正飛翔起來。”[1]“以嶄新的內容和形式，開一代詩風，堪稱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之作。”[2]但筆者以為，《女神》雖然突破了古典詩歌的束縛，在文學語言和形式上是詩歌發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藝術成就并沒有超越中國古典詩歌。在現代文學史上，它的確是新詩的奠基之作，是開一代詩風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視，也不容置疑。但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女神》的藝術成就和影響力并未超越古典詩歌。《女神》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轉折期（即詩歌由古典走向現代的重要發展時期）的一個代表性作品，但要稱其為穿越時空、具有恒久藝術魅力的文學經典文本卻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審美缺憾

《女神》藝術上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詩歌語言。白話新詩的倡導者曾這樣說過：“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該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3]為了突破傳統文言文學的束縛和藩籬提出這樣的觀點未免矯枉過正，從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詩藝術的貌似自由實則無視審美的狀況。《女神》中不少詩篇充斥著大量口語白話，這些口語顯得自由隨意而缺乏精雕細刻。這直接導致了《女神》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詩歌的韻味，感覺不怎么像詩。

（二）詩歌形式。的《談新詩》是新詩運動初期的一份綱領性文獻，其著力張揚的便是“詩體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樣做”。[4]《女神》中的很多詩篇正好符合這樣的詩歌創作觀念。在詩歌篇幅、句式、韻律等形式上顯得比較隨意。詩歌本來就是一種帶著鐐銬的舞蹈，倘若完全沒有束縛，絕對自由，拋棄一切藝術和審美規范，任意為之，詩也就不能稱其為詩了。

（三）激情過剩。在《女神》的很多詩篇中，我們都能看到激情過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這首詩，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向著廣袤的宇宙一聲聲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聯系“五四”時代剛剛覺醒的一代知識青年的具體心境，這種波浪翻滾的時代激情，這種袒露直切的情感抒發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樣的激情過剩作詩卻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詩篇是政治激情、歷史使命感、文化責任感、思想力度與厚度，關乎著社會變革、歷史演進、思想啟蒙，卻與文學審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為作者把詩歌當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張和排比這幾種，這些修辭手法盡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卻顯得比較單一。

總之，在思想與審美的抉擇中，《女神》的思想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審美價值。思想內容地位崇高，審美價值卻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詩史上的經典之作，卻很難稱為藝術上的成熟圓潤之作；是文學史經典，卻不是文學經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學史上也是新詩的濫觴之作。《女神》的這些不足和影響綿延在百年新詩之中，在后來的新詩發展史上，出現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這樣的詩成為要么不押韻，要么只押韻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錯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現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錯位，筆者認為，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傳統文學的規范和價值被徹底批判和瓦解。新詩作者們無不主張詩歌創作的絕對自由。正如前文所說，在《談新詩》中說：“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詩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詩中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詩如作文。”[6]這雖然有利于破除舊體詩詞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給詩人和讀者以誤解，即認為新詩極易創作，仿佛新詩無規范，隨意用白話寫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詩，從而形成了一股難以阻遏的粗制濫造的浪潮，這無異于新詩的自殺。[7]

（二）白話剛剛取代文言，現代漢語語言幼稚。“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其成敗得失自然與其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中國新詩產生于以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重要內容的文學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這場語言革命對新詩形式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新詩是這場語言革命的產物，新詩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語言革命的后果。我認為，要全面評價中國新詩，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視角。”“因為白話語言方式施行的時間尚短，人們還來不及對白話語言的聲音特性和語境特性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這也難怪寫新詩的詩人們對所用白話的種種特性缺少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尤其是作為文學中的詩歌，審美價值的形成對于語言的熟練運用和精準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詩都精于煉字，曾有“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創作時代是白話剛剛取代文言的時期，還沒有認真研究和探討作為現代文學語言的審美規律性，這是《女神》審美價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會歷史環境導致詩人文學觀念的偏頗。“五四”一代的文學家們，都幻想依賴文學改革社會、啟蒙思想，夸大了文學對于社會變革的作用，賦予了文學過多的非文學負擔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角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猛襲，我抓著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勵、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9]創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學的藝術的審美動機，更多是為了給體現著特定歷史時代精神和時代情緒的內心的雙重郁積尋找宣泄口。這種文學觀念的偏頗導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蘊藉不足，沒有能夠形成神完氣足的詩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詩的發展

由于《女神》是新詩發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體現的新詩的弊端也一直影響和綿延在百年新詩的創作之中。過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藝術和審美追求，甚至將二者對立，新詩必然走入死胡同。當前詩歌生存境況的尷尬就是新詩發展的一個危險的信號。出現這種尷尬的困境和新詩誕生以來的缺憾與弊端不無關系。

從《女神》遭遇的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錯位現象來看，聯系新詩遭遇的創作和閱讀窘境來看，新詩發展的重要一點就是不能拋棄傳統，必須吸取中國古典文學的積極營養，豐富和完善審美價值，才有可能創造漢語新詩的輝煌。“但新詩向古典詩詞學習，并非是對其形式簡單襲用便能奏效，而應是通過研究和發現古典詩詞形式與文言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的規律，供研究和發現新詩形式與白話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作參考，從而促使適應于白話語言系統的新詩形式逐步完善起來。”[10]在這一點上，還需要新詩作者們不斷做出艱辛探索和努力嘗試。

注釋：

[1][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第103頁。

[3][5]：《文存·談新詩（卷一）》，上海東亞圖書館，1929年版，第234頁。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85頁。

[7]陸耀東：《近百年新詩：幾分成就，幾分遺憾》，學習與探索，2001年，第2期。

篇（3）

二、數學：科學的語言有不少自然科學家、特別是理論物理學家都曾明確地強調了數學的語言功能。例如，著名物理學家玻爾（N.H.D.Bohr）就曾指出：“數學不應該被看成是以經驗的積累為基礎的一種特殊的知識分支，而應該被看成是普通語言的一種精確化，這種精確化給普通語言補充了適當的工具來表示一些關系，對這些關系來說普通字句是不精確的或過于糾纏的。嚴格說來，量子力學和量子電動力學的數學形式系統，只不過給推導關于觀測的預期結果提供了計算法則。”（注：《原子物理學和人類知識論文續編》，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狄拉克（P.A.M.Dirac）也曾寫道：“數學是特別適合于處理任何種類的抽象概念的工具，在這個領域內，它的力量是沒有限制的。正因為這個緣故，關于新物理學的書如果不是純粹描述實驗工作的，就必須基本上是數學性的。”（注：狄拉克《量子力學原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另外，愛因斯坦（A.Einstein）則更通過與藝術語言的比較專門論述了數學的語言性質，他寫道：“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于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來代替經驗的世界，并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理論物理學家的世界圖象在所有這些可能的圖象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它在描述各種關系時要求盡可能達到最高標準的嚴格精確性，這樣的標準只有用數學語言才能做到。”（注：《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

一般地說，就像對客觀世界量的規律性的認識一樣，人們對于其他各種自然規律的認識也并非是一種直接的、簡單的反映，而是包括了一個在思想中“重新構造”相應研究對象的過程，以及由內在的思維構造向外部的“獨立存在”的轉化（在愛因斯坦看來，“構造性”和“思辨性”正是科學思想的本質的思想）；就現代的理論研究而言，這種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的構造則又往往是借助于數學語言得以完成的（數學與一般自然科學的認識活動的區別之一就在于：數學對象是一種“邏輯結構”，一般的“科學對象”則可以說是一種“數學建構”），顯然，這也就更為清楚地表明了數學的語言性質。

數學作為一種科學語言，還表現在它能以其特有的語言（概念、公式、法則、定理、方程、模型、理論等）對科學真理進行精確和簡潔的表述。如著名物理學家、數學家麥克斯韋（J.C.Maxwell）的麥克斯韋方程組，預見了電磁波的存在，推斷出電磁波速度等于光速，并斷言光就是一種電磁波。這樣，麥克斯韋創立了系統的電磁理論，把光、電、磁統一起來，實現了物理學上重大的理論結合和飛躍。還有黎曼（Riemann）幾何和不變量理論為愛因斯坦發現相對論提供了絕妙的描述工具。而邊界值數學理論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遠距離原子示波器的制成變為現實。矩陣理論為本世紀20年代海森堡（W.K.Heisenberg）和狄拉克引起的物理學革命奠定了基礎。

隨著社會的數學化程度日益提高，數學語言已成為人類社會中交流和貯存信息的重要手段。如果說，從前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在商業交往中，運用初等數學就夠了，而高等數學一般被認為是科學研究人員所使用的一種高深的科學語言，那么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只懂得初等數學就會感到遠遠不夠用了。事實上，高等數學（如微積分、線性代數）的一些概念、語言正在越來越多地滲透到現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各種信息系統中，而現代數學的一些新的概念（如算子、泛函、拓撲、張量、流形等）則開始大量涌現在科學技術文獻中，日漸發展成為現代的科學語言。

三、數學：思維的工具數學是任何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工具。這是因為：首先，數學具有運用抽象思維去把握實在的能力。數學概念是以極度抽象的形式出現的。在現代數學中，集合、結構等概念，作為數學的研究對象，它們本身確是一種思想的創造物。與此同時，數學的研究方法也是抽象的，這就是說數學命題的真理性不能建立在經驗之上，而必須依賴于演繹證明。數學家像是生活在一個抽象的數學王國中，然而他們在數學王國的種種發現，即數學結構內部和各種結構之間的規律性的東西，最終還是現實的摹寫。而數學應用于實際問題的研究，其關鍵還在于能建立一個較好的數學模型。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是一個科學抽象的過程，即善于把問題中的次要因素、次要關系、次要過程先撇在一邊，抽出主要因素、主要關系、主要過程，經過一個合理的簡化步驟，找出所要研究的問題與某種數學結構的對應關系，使這個實際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在一個較好的數學模型上展開數學的推導和計算，以形成對問題的認識、判斷和預測。這就是運用抽象思維去把握現實的力量所在。

其次，數學賦予科學知識以邏輯的嚴密性和結論的可靠性，是使認識從感性階段發展到理性階段，并使理性認識進一步深化的重要手段。在數學中，每一個公式、定理都要嚴格地從邏輯上加以證明以后才能夠確立。數學的推理步驟嚴格地遵守形式邏輯法則，以保證從前提到結論的推導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在邏輯上準確無誤。所以運用數學方法從已知的關系推求未知的關系時，所得結論有邏輯上的確定性和可靠性。數學的邏輯嚴密性還表現在它的公理化方法上。以理性認識的初級水平發展到更高級的水平，表現在一個理論系統還需要發展到抽象程度更高的公理化系統，通過數學公理化方法，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題，作為邏輯的出發點，運用演繹理論論證各種派生的命題。牛頓所建立的力學系統則可看成自然科學中成功應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

第三，數學也是辯證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這是恩格斯（F.Engels）對數學的認識功能的一個重要論斷。在數學中充滿著辯證法，而且有自己特殊的表現方式，即用特殊的符號語言，簡明的數學公式，明確地表達出各種辯證的關系和轉化。如牛頓

（I.Newton）—萊布尼茲（G.W.Leibniz）公式描述了微分和積分兩種運算之間的聯系和相互轉化，概率論和數理統計表現了事物的必然性與偶然性的內在關系等等（注：孫小禮《數學：人類文化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1期。）。最后，值得指出的是，數學還是思維的體操。這種思維操練，確實能夠增強思維本領，提高科學抽象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和辯證思維能力。

四、數學：一種思想方法數學是研究量的科學。它研究客觀對象量的變化、關系等，并在提煉量的規律性的基礎上形成各種有關量的推導和演算的方法。數學的思想方法體現著它作為一般方法論的特征和性質，是物質世界質與量的統一、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的最有效的表現方式。這些表現方式主要有：提供數量分析和計算工具；提供推理工具；建立數學模型。

任何一種數學方法的具體運用，首先必須將研究對象數量化，進行數量分析、測量和計算。同志曾指出：“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注：《選集》第4卷第1443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例如太陽系第行星——海王星的發現，就是由亞當斯（J.C.Adams）和勒維烈（U.J.Leverrier）運用萬有引力定律，通過復雜的數量分析和計算，在尚未觀察到海王星的情況下推理并預見其存在的。

數學作為推理工具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別是對由于技術條件限制暫時難以觀測的感性經驗以外的客觀世界，推理更有其獨到的功效，例如正電子的預言，就是由英國理論物理學家狄拉克根據邏輯推理而得出的。后來由宇宙射線觀測實驗證實了這一論斷。

值得指出的是，數學模型方法作為對某種事物或現象中所包含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所進行的數學概括、描述和抽象的基本方法，已經成為應用數學最本質的思想方法之一。模型這一概念在數學上已變得如此重要，以致于許多數學家都把數學看成是“關于模型的科學”。懷特海（A.N.Whitehead）認為：“模式具有重要性的看法和文明一樣古老……社會組織的結合力也依賴于行為模式的保持；文明的進步也僥幸地依賴于這些行為模式的變更。”（注：林夏水主編《數學哲學譯文集》第350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并進一步指出：“數學對于理解模式和分析模式之間的關系，是最強有力的技術。”（注：林夏水主編《數學哲學譯文集》第350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物理學家博爾茨曼（L.E.Boltzmann）認為：“模型，無論是物理的還是數學的，無論是幾何的還是統計的，已經成為科學以思維能力理解客體和用語言描述客體的工具。”這一觀點目前不僅流行于自然科學界，還遍布于社會科學界。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種現象或事物建立模型，是把握并預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變化與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在歐洲，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稱為結構主義的運動，雄辯地論證了所有各種范圍的人類行為與意識都有形式的數學結構為基礎。在美國，社會科學自夸有更堅實、定量的東西，這通常也是用數學模型來表示的。從模型的觀點看，數學已經突破了量的確定性這一較狹義的范疇而獲得了更廣泛的意義。既然數學的研究對象已經不再局限于“量”而擴展為更廣義的“模型”，那么，數學概念的本質也在發生嬗變。數學正成為一個動態的、變化的、泛化了的概念體系，其涵蓋的科學對象也必然隨之增加。數學在社會科學中的模型建構大都以結構分析為目標，即在高度簡化與理想化的框架中去理解社會行為機制。在某些框架下，利用科學去預測與控制一個社會系統的一切變量的更高層次的目標已經實現。

數學的模型方法把數學的思想方法功能轉化成科學研究的實際力量。數學中有一個分支叫應用數學，主要就是研究如何從實際問題中提煉數學模型。這是一個對研究對象進行具體分析、科學抽象和做出判斷與預見的過程。如對客觀事物的必然現象，人們用確定性模型去描述，而對或然現象，人們建立了隨機性模型。模糊數學被用于刻畫弗晰現象。而各種突變現象，如地震、洪災等，則可以由突變理論給出數學模型。

五、數學：理性的藝術通常人們認為，藝術與數學是人類所創造的風格與本質都迥然不同的兩類文化產品。兩者一個處于高度理性化的巔峰，另一個居于情感世界的中心；一個是科學（自然科學）的典范，另一個是美學構筑的杰作。然而，在種種表面無關甚至完全不同的現象背后，隱匿著藝術與數學極其豐富的普遍意義。

數學與藝術確實有許多相通和共同之處，例如數學和藝術，特別是音樂中的五線譜，繪畫中的線條結構等，都是用抽象的符號語言來表達內容。難怪有人說，數學是理性的音樂，音樂是感性的數學。事實上，由于數學（特別是現代數學）的研究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思維的自由想象和創造”，因此，美學的因素在數學的研究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數學可被看成一種藝術。對此，我們還可做出如下進一步的分析。

藝術與數學都是描繪世界圖式的有力工具。藝術與數學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產物，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有力手段。在藝術創造與數學創造中凝聚著人類美好的理想和實現這種理想的孜孜追求。盡管藝術家與數學家使用著不同的工具，有著不同的方式，但他們工作的基本的目的都是為了描繪一幅盡可能簡化的“世界圖式”。藝術實踐與數學活動的動機、過程、方法與結果，都是在其自身價值的弘揚中，不斷地實現著對世界圖式的有力刻畫。這種價值就是在充分、完全地理解現實世界的基礎上，審美地掌握世界。

藝術與數學都是通用的理想化的世界語言。藝術與數學在描繪世界圖式的過程中，還同時發展并完善著自身的表現形式，這種表現形式最基本的載體便是藝術與數學各自獨特的語言體系。其共同特征有：（1）跨文化性。藝術與數學所表達的是一種帶有普遍意義的人類共同的心聲，因而它們可以超越時間和地域界限，實現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廣泛傳播和交流。（2）整體性。藝術語言的整體性來自于其藝術表現的普遍性和廣泛性；數學語言的整體性來自于數學統一的符號體系、各個分支之間的有力聯系、共同的邏輯規則和約定俗成的闡述方式。（3）簡約性。它首先表現為很高的抽象程度，其次是凝凍與濃縮。（4）象征性。藝術與數學語言各自的象征性可以誘發某種強烈的情感體驗，喚起某種美的感受，而意義則在于把注意力引向思維，升遷為理念，成為表現人類內心意圖的方式。（5）形式化。在藝術與數學各自進行的代碼與信息的意義交換中，其共同的特征就是達到了實體與形式的分隔。這樣提煉出來的形式可以進行形式化處理。

藝術與數學具有普適的精神價值。有人把精神價值劃分為知識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三種。藝術與數學同時具備這三種價值，這一事實賦予了藝術與數學精神價值以普適性。概括起來，其共同的特點有：（1）自律性。數學價值的自律性是與數學價值的客觀性相聯系的；藝術的價值也是不能由民主選舉和個人好惡來衡量的。藝術與數學的價值基本上是在自身框架內被鑒別、鑒賞和評價的。（2）超越性。它們可以超越時空，顯示出永恒。在藝術與數學的價值超越過程中，現實被擴張、被延伸。人被重新塑造，賦予理想。藝術與數學的超越性還表現為超前的價值。（3）非功利性。藝術與數學的非功利性是其價值判斷有別于其他種類文化與科學的顯著特征之一。（4）多樣化、物化與泛化。在現代技術與商業化的沖擊下，藝術與數學的價值也開始發生嬗變，出現了各自價值在許多領域內的散射、滲透、應用、交叉等現象。

在人類思維的全譜系中，藝術思維和數學思維的主要特征決定了其主導思維各居于譜系的兩端。但兩種思維又有很多交叉、重疊和復合。特別是真正的藝術品和數學創造，一般都不是某種單一思維形式的產物，而是多種思維形式綜合作用的結果。人類思維之翼在藝術思維與數學思維形成的巨大張力之間展開了無窮的翱翔，并在人類思維的自然延拓和形式構造中被編織得渾然一體，呈現出整體多樣性的統一。人類思維譜系不是線性的，而是主體的、網絡式的、多層多維的復合體。當我們想要探索人類思維的奧秘時，藝術思維與數學思維能夠提供最典型的范本。其中能夠找到包括人類原始思維直至人工智能這樣高級思維在內的全部思維素材（注：黃秦安《論藝術與數學的普遍意義及基本關系》，《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

2期。）。

六、數學：充滿理性精神數學猶如一棵正在成長著的大樹，它是不斷發展和豐富著的理論知識體系。數學充滿著理性精神，它不斷為人們提供新概念、新方法。有的數學家說：“數學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絕不亞于語言、藝術和宗教，今天數學正對科學和社會產生著翻天覆地的影響。”（注：〔美〕L.A.斯蒂恩主編《今日數學》第26頁，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篇（4）

如果從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算起，中國的網絡文學已經走過了十多年的歷程。網絡文學曾盛極一時，其中以李尋歡、寧財神、安妮寶貝這“三駕馬車”的作品最負盛名，還有“四大”、“四大殺手”為網絡文壇增色不少。

我們認為，所謂網絡文學是指由網民采用網絡思維的形式，以網絡語言和超文本鏈接為傳達介質，經過提煉概括、想象虛構等藝術加工而形成的，首發于互聯網，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原創作品。與傳統文學一樣，網絡文學仍然是社會生活的反映。

無論網絡文學的發展現狀如何，無論社會怎樣看待網絡文學，但它始終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等待我們去認識，去發現其存在的價值。

一、網絡文學的價值論形成機理

“所謂價值，是指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或效應，即客體對于主體的意義。”[1]與傳統文學相比，網絡文學獨特的傳播方式，更具革命性的進步，形成其獨特的價值構成。網絡文學的特質不是由電腦寫作方式決定的，而是由其傳播方式決定的。網絡傳播的特點決定了網絡文學的創作和閱讀的特定狀態，形成了網絡文學的特質，使其與傳統文學有了某些質的不同。

作家從事創作，不論是用傳統的筆寫方式，還是用電腦鍵盤“敲”出來，僅僅是寫作工具與寫作方式的不同，不會帶來不同的價值和特征。筆者接觸到的一些傳統文學作家，多數是使用電腦來寫作的。如果他們把自己的傳統文學作品貼到文學網站上去，就能認定他們的作品是網絡文學嗎？這顯然有悖于網絡文學的本質屬性。因此，電腦寫作對文學來說，僅僅具有技術層面的意義，而不具有價值論方面的意義。因此，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的不同點之一，就是價值論層面上的區別。網絡文學的興起得益于電腦和互聯網的技術進步，這種技術進步向價值領域滲透，形成了網絡文學獨特的價值體系。簡而言之，網絡文學的價值體現在滿足了當今社會的某些精神需求。

二、網絡文學的價值

（一）自由性

我國現代社會正處于急劇的轉型期，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導致人們多方利益劇烈重組，生活節奏加快，競爭加劇，貧富差別持續擴大，醫療、教育、高房價成為壓在人們頭頂的“新三座大山”，待業下崗……個人始終被糾結在各種社會關系織成的利益網絡之中。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民眾對自由、民主、民生的訴求更為強烈，希望得到充分表達和彰顯。所有這些，造就了網絡文學萌生與發展的社會文化生態環境。鑒于此，我們探究網絡文學的價值，就不能不關注它的自由精神。因為網絡文學最核心的精神本質就在于它的自由性。這種自由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寫作與傳播的自由

傳統文學出版媒體的容量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性迫它只能發表最好的作品，稍次的稿件會被無情淘汰。真正能夠發表作品的人少之又少，使得文學成為少數人從事的精英事業，貴族盛宴。絕大多數作者，只能被拒絕于文學的殿堂外，望洋興嘆。

網絡是個虛擬開放的空間，它在時間和空間上解除了對文學傳播的限制。在網絡文學園地里，沒有門檻，不存在傳統文學在出版過程中嚴格的審稿制度，避免了稿件因編輯個人偏見與喜好慘遭“槍斃”的厄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發表或評論作品。一個作者寫出的任何作品，不論是精致或是粗糙，都能夠自由地在網上發表。至于有沒有人看，有多少人看，那是讀者個人的事情。重要的是作者獲得了寫作與發表上的自由，將寫作變成了個人情感的自由釋放，作者也因此成為獨立、自由、平等的生命個體。

2.表現形式的自由

網絡文學在表現形式上極具自由性。它消解了傳統文學的分類規則，打破了文學體裁之間的界限，呈現出自由開放的態勢。網絡文學作者整合多種題材的藝術特點于一爐，創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網絡文學作品。如被譽為網絡文學開山之作的痞子蔡創作的網絡小說《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采用了傳統詩歌分行排列的形式，大量應用了網絡聊天習慣用語和BBS情景渲染。至于超文本作品的鏈接方式，則更具自由性。1990年Michael jovcel創作的《下午，一個故事》，就是一部頗具藝術特色的超文本小說。

在網絡的文學時代，文學的樣式必然還會有更大的變化，如今的小說/詩歌/散文/評論之類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文學很可能向雙向交流的方面發展，也越來越具有個性即興發揮的廣闊天地的可能性。

3.題材內容的自由

在網絡這個隱匿的虛擬世界中，作者可以拋開顧慮，隨心所欲，寫我所想，充分張揚個性，實現自我的滿足。痞子蔡說，創作本質就是要自由，限制束縛越少越好。《今夜，往事隨風》的作者張軼認為，網絡寫作相對于傳統寫作來講更加自由化、大眾化。他說：“網絡寫作的手法天馬行空，寫出來的實際上完全是自己對文化的理解；借助文字，將故事還原到最真實的生活，這是每一個網絡作家的夢想。”

網絡文學從一開始就沒有禁忌，內容的自由也給予文學創作以心靈上的解放。對網絡文學作者來說，選擇什么題材，表現什么內容，可以“隨心所寫”。自由是他們對文學精神的理解和闡釋。

那么，作為網絡文學主力讀者群的大學生，是如何看待網絡文學自由性的特點的呢？

我們組織實施的大學生網絡文化專題調查[2]能夠說明一些問題。在回答“與傳統文學相比，您認為網絡文學是自由的還是拘謹的”這一問題時，多數大學生持肯定態度。見下表：

上表中的數據不包含3.3%的缺失樣本，有效樣本為96.7%。

調查總樣本數為4474人。

上表中的“0”表示中性，+1、+2表示正面認可的程度，

-1、-2表示不認可的程度。

從上表的調查數據可以看出，大學生對網絡文學自由性特征給予認可的占到了83.5%，持中性評價的占到10%，只有3.1%的持否定態度。

為什么網絡文學的自由性得到了當代青年讀者群的充分肯定呢？向往自由是人的天性。渴望“偶爾縱容自己放浪一下”的社會情結，不但沒有隨著文明進步而消解，反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更加渴望得以釋放，網絡文學恰恰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自由宣泄個人情感的場所，使人們獲得某種程度的精神慰籍。這既是網絡文學的特征的體現，也是網絡文學的價值之所在。

（二）互動性

開放的互聯網造就了網絡文學的開放性。網絡上的文學作品是開放的文本，作者可以隨時修改完善自己的作品。作者在網絡上發表作品，對于讀者的跟貼評論，都不可能置之不理、漠不關心。他需要讀者們的反饋與呼應，希望從讀者那里獲得批評或鼓勵，渴望讀者的建議能激發自己的創作靈感，使自己的作品臻于完善。

人有參與創造的激情。面對自己可以發表看法的作品，網絡文學讀者有著較為強烈參與欲望。網絡文學的開放性打破了傳統文學在文本上的作者中心結構，為讀者參與創作提供了可能。可見，網絡文學的開放性使作品內容在寫作過程中不斷發生改變，最終造成文本意義的延伸與多重。傳統媒體發表的紙質文學作品在結構上是固定的，一經印刷發行便不能更改。而網絡文學在形式與結構上則是開放的、讀者是可以參與其中的。閱讀中，讀者可以隨時跟貼，發表自己的意見：或提出寫作建議，或適時予以評論，或鼓勵作者盡快寫出下文……作者通過讀者的反饋意見也可以對作品刪改、添加，乃至與讀者共同創作。網絡打破了傳統出版那種封閉的模式，取消了作者和讀者間的界線，網絡的開放性使讀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創作活動的參與者。有人把網絡文學的“互動性”稱之為“參與性”也是有道理的。

在創作過程中，作者可以將自己的寫作狀態、心理感受、結構設想，貼在網頁上與讀者交流，由此觸發靈感。雷立剛《秦盈》的創作過程就證明了這一點。雷立剛最初在網易和天涯社區連載《秦盈》的時候，其內容與參加榕樹下評獎的稿子有較大的變化，不僅文章起始的內容不同，連主人公的名字也做了改動，這些都是采納了網友的建議與設想的結果。正是由于這種開放性的創作過程融入了讀者的智慧，因而能夠更加深遠地發掘作品的意義，反映時代的精神風貌。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群體對網絡文學主客體之間的互動性亦即可參與性也給予肯定的回答。見下表：

上表中的數據不包含3.7%的缺失樣本，有效樣本為96.3%。調查總樣本數為4474人。

上表中的“0”表示中性，+1、+2表示正面認可的程度，

-1、-2表示不認可的程度。

調查數據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網絡文學具有互動性的特征，為我們的論述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三）大眾性

網絡文學的大眾性是其自由性的有機延伸，它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人人均可參與的自由。網絡文學人人都可自由地參與其中，沒有門檻，沒有權威，沒有霸權。沒有人規定作者寫什么，如何寫，該在哪里發表。這種自由性為大眾參與文學寫作創造了條件。網絡設備巨大的儲存容量，方便快捷的讀取手段，為文學作品的發表提供了近乎無限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傳統文學出版物的容量是有限的，這就迫使它只能將最好的作品發表出來，而將為數眾多的稿件無情淘汰。而網絡文學卻是一片人人都可以平等參與創作的樂園，這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沒有等級觀念，所有的人都在同一起跑線上參與競爭。

二是實現大眾與藝術文本之間的互動交流。網絡文學的大眾性還體現在對他人作品的評論上。任何人的作品，不論名氣大小，水平高低，誰都可以直言不諱地即興發貼，或加以褒揚肯定，或一針見血地予以批評。這種匿名的評論，或許不夠專業，缺乏學理性，卻往往更加尖銳直露，不加掩飾。沒有違心的吹捧，沒有惡意的攻擊。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三是消除了精英藝術與通俗藝術的界限。

大眾參與的網絡文學必將把滿足大眾的心理需求、文化需求、娛樂需求為自己的旨歸，寫大眾之所想，奉大眾之所需。“網絡把文學還給了大眾”，這是受到網民的喜愛，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四）娛樂性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0年7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披露：截止2010年6月，中國網民總體數量為4.2億。就年齡而言，20―39歲的中青年占到網民總數的50.9%；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到了網民總數的63.4%。這些數據表明，受到良好教育的中青年構成了我國網民的主體，也是網絡文學的創作和閱讀的主體，他們的生活經歷、知識結構、年齡特點、審美趣味決定了網絡文學的題材和樣式。那些情節冗長、意義艱深的作品很難被他們認可；而娛樂性、消費性較強的作品受到歡迎。

當下社會競爭激烈，人人都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同時也有著釋放壓力、獲取身心愉悅的心理需求。網絡文學作品的主題意義一般來說相對淺顯，內容貼近生活，容易引起讀者共鳴，獲得審美愉悅，達到釋放壓力的目的。閱讀中，網民似乎更加注重作品的情節，關注主人翁是誰、干了什么，至于運用了什么藝術手法塑造了何種人形象，反映了什么樣的社會生活，似乎不太關心，只要獲得身心愉悅就行。這種突出的娛樂性的需求，客觀上對寫作起著引導作用。作者寫作時首先要考慮的是讀者的“口味”，考慮自己的作品能否為讀者作接受，并以此作為調整寫作的一個重要依據，使自己的作品成為一種適銷對路的“產品”，求得較高的網絡點擊率。

另外，網民的主要構成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有著大致相似的生活經歷、群體意識、審美觀念和心理需求，某種程度上說，是自己的人創作，自己人閱讀，有的讀者甚至認為作品寫的就是自己，極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鳴。

（五）形象塑造手段的多樣性

多媒體以電腦技術為基礎，能隨心所欲地從一種媒介轉換到另一種媒介，進而實現了不同媒體間的綜合藝術的運用。用多種媒體來呈現人物形象，是網絡文學超文本特性的重要體現。傳統文學塑造形象主要依靠文字這單一的媒體，讀者只能通過文字這一中介符號去進行藝術想象和再創造。而網絡文學不但可以使用文字而且可以采用多媒體手段進行形象塑造。這意味著人們閱讀作品的時候，必須同時打開多種感覺通道，調動多種感覺器官參與其中，而且可以根據讀者的需要自由選擇解讀的路徑。多媒體“必須能從一種媒介流動到另一種媒介；它必須能以不同的方式述說同一件事情；它必須能觸動各種不同的人類感官經驗”。[3]網絡文學以文字媒體為主要手段，同時使用聲音（對白、旁白、音樂）和圖像（繪畫、照片、影像）媒體塑造人物形象，而且各種媒體之間可以進行完善的信息交互、轉換和融合。如臺灣蘇紹連的《扭曲的臉龐》，除了四周詩句之外，畫面上的一個臉龐可以隨著你按不同的數字鍵而動態變換各種表情。杜斯?戈爾的flash詩歌《象天堂》，一個綠色“象”字的舞蹈引出詩歌文本。這種動態化的文字與繪畫、音樂、影像等混合在一起所產生的獨特藝術魅力，是傳統的紙質文學所不能比擬的。

三、網絡文學離成熟還有一段距離

正是由于網絡文學自身具備的多種價值，滿足了當今社會體系中民眾在某個層面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已成為文學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當然，網絡文學要想獲得更大的成就，必須將自身獨特的表現方式與傳統文學的創作方法相結合。要做到這一點，網絡文學還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

（作者單位：湖北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網絡文化研究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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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歷史地名往往更換無常。根據地名學的研究，這種影響主要來自政治變動、軍事征服、經濟發展、文化進步與意識形態的作用等。如滅元后明成祖將大都改名為北京，將江寧更名為天京，獨立后的剛果將奧波得維爾改名為布拉柴維爾，這些都與政治變動有關；又如殖民擴張中英國占領津巴布韋后將其更名為羅德西亞，軍事侵略后沙俄將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這些都是軍事征服引起的變化；再如隨著地理知識增長而來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進步產生的巨大影響；此外，因避晉愍帝名諱而將建鄴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將集慶改名為應天，因信仰佛教而將邏些改名為拉薩等，則是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所致。

歷史地名的演變，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趨于穩定，從而變成一直延續至今的名稱。但不可否認，有許多地名由于歷史的風風雨雨，都或早或遲地發生了變化，有的變動之快和次數之多是令人驚異的。在這類地名中，如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金陵、秣陵、建業、建康、白下、上元、集慶、應天、南京、江寧等名稱；又如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薊、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師等名稱。

總的說來，探索歷史地名的起源和演變，弄清今名由來，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對應關系，是掌握歷史教材中的相關知識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學的探明的有關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詞語性、地理性、社會性、民族性和相對穩定性，對于史地教學來說，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學實踐的真實、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歷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體來說，其教學價值表現為如下方面：

一、從語言學角度看，地名系由語詞構成，屬于語言詞匯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語詞，它除了有口頭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為重要的還在于具有一定的詞義。地名的語詞性特殊，主要體現在它的詞義上。其內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間位置上的某一處所，一是指它展現出來的某種確定的含義。如作為地名的華盛頓，它標志著美國首都這個獨一無二的特定的地方，還表現著這是為紀念華盛頓其人對美國所作貢獻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國的尚志市、左權縣、志丹縣等，也屬同類情況。明確了地名詞語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據，就可以從這兩方面來講清地名。如此，則能便史地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充實，而收其真實、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據地學的理論，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態而言。從構詞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來表示所屬類型，以專名來表示相互之間的區別的，即對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態的地方，是通過地名的不同稱謂來表示的。如果說地名的詞語性賦予了它音、形、義的話，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則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類性的特征。同時，它還以自己的專名部分，反映著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構成其標志地理形態的基礎。講解歷史地名時尤其應將這兩點體現出來，如太平軍大敗湘軍的湖口，就應指名是鄱陽湖匯入長江處的一個狹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會共同創造的產物，它不是某個特定地點本身，而是該地點的代號或指稱。一個地名的產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來并認可，后來在頻繁交往中才得到社會的承認并使用，這樣它就按照人們約定俗成的方式傳播開來。它作為社會的交際工具，要求簡明易記并便于讀寫，于是又不斷向簡化方向發展。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來表達自己的愿望，遂對地名的演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情況，無論是在歷史教學還是在地理教學中，都是應予注意的，因為象長安、安西、鎮南關、綏遠、綏化、懷遠之類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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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構建背景支架

教學策略:教師運用多媒體技術向學生展示一些關于“輪子”“圈子”一類的圖片，并讓學生仔細觀察這些圖片，說明這些圖片留給他們的圖形印象．設計意圖:奧蘇伯爾對教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學生對于新知識的接受其實是在學生原有舊的相關知識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所以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設置相應的背景支架，有利于學生通過新舊知識的連接點，從舊知識的學習向新的知識過度，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本課教學從生活中常見的實物形象引入教學課題，以數學就在身邊的觀念，激發了學生對圓這一知識的學習熱情，增強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

2．撤去背景支架

構建問題支架，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圓的集合概念教學策略:

(1)為什么車輪是圓形的，其他形狀的物體能作為車輪使用嗎?

(2)如果A，B是車輪邊緣上的兩個點，O是軸心點，那么點A到點O和點B到點O之間的距離有什么樣的關系?

(3)已知(2)的條件，如果點C是也車輪邊緣上的一個點，想要使車輪能夠平穩滾動，那么點C到點O和點B到點O之間距離必須滿足什么樣的條件?設計意圖:教師設計(1)(2)(3)這三個題目，把車輪作為教學活動的對象，使課堂教學的內容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要讓學生思考車輪邊緣的點到車輪軸心點的距離關系，第二是要讓學生理解如果想使車輪能夠平穩滾動，那么車輪邊緣上的任意一個點到車輪軸心的距離都應該是一個定值．

(4)如果一個正多邊形有無數個邊，那么這個正多邊形與什么圖形最相似?此時到這個圖形的中心點距離相等的點有多少個?

(5)通過上述學習，你們能給圓下一個定義嗎?設計意圖:題目(4)將學生的思路從直線圖形引入到曲線圖形、從有限個點到圓心距離相等引入到無限個點到圓心的距離相等，從而使學生產生圓上的點到圓心距離都相等的認識．題目(5)讓學生嘗試給圓下定義，一方面鍛煉了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另一方面也鍛煉了學生將具體問題抽象成抽象化知識的能力．

(二)以圓的描述概念進行支架教學設計

1．構建背景支架

由于兩個話題都是對圓概念的研究，所以背景支架的構建也相同，此處就不重復論述．

2．撤去背景支架．

構建問題支架，引導學生自主探索圓的描述概念．教學策略:

(1)請同學們根據自己的想法嘗試畫一個圓;

(2)在沒有圓規的情況下，同學們會怎樣畫圓?

(3)根據對圓的繪畫，同學們能說一說你們認為什么是圓嗎?設計意圖:讓學生通過課堂的實際操作，逐步在學生的最近發展這一區域構建起相應的概念支架，從而引導學生向更深的層次探索．

(4)平面上的點能夠被平面上的圓分成幾個部分?

(5)圓上的點都具有什么樣的性質?教師運用幾何畫板對這一問題進行具體的課堂演練．設計意圖:通過課堂實踐演示讓學生直觀的認識到如果點到圓心的距離等于圓的半徑，那么這個點就一定在圓上這一定理，從而深入理解點和圓的位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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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設實驗支架，引領學生感悟探究過程

實施“支架式教學”模式，可以提升學生的探究意識，對實驗操作能力和處理實驗數據的能力也有明顯的增強．通過實驗，掌握物理的分析方法，對獲取自然規律以及知識的理解都很有幫助．創造良好的實驗支架可以使學生原本對實驗儀器一籌莫展到積極主動要求上臺操作演示實驗，而且在設計實驗時能有自己的見解，在分析實驗現象時具備判斷能力．筆者以探究“楞次定律”的規律為例．交給學生問題支架后，可以創設實驗支架，用如圖裝置來實現實驗支架的目標，用表格的形式將實驗結果記錄下來，以便分析．在實驗支架的幫助下，學生都可以順利完成實驗并通過分析得出結論，這個實驗結論與表述更為簡潔、對兩者關系認識更深刻的“感應電流磁場總是阻礙原磁場磁通量的變化”楞次定律還有一定的距離，但我們再通過進一步協作、交換、探討，最終肯定能得出結論．學生的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腦手眼等各種器官同時被激發起來，他們真正成了學習的主體，充分體會到成功者的樂趣．實施支架式教學模式為學生協作交流提供極好的平臺，對學生的合作學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有一定的幫助，對學習中遇到的困惑，不再手足無措，借助教師搭建的支架，在同學之間的交流與討論中即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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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時代精神、堅守審美尺度，是蘇中文學評論的核心價值。新時期伊始，他相繼發表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對十六年提法的異議》《從“真實的辯證法”走到真實的禁區》以及《百家》雜志創刊詞等文章，在國內文學界均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評論文章，或駁斥某種荒謬理念，或質疑某種錯誤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見解，評論格調也嚴峻、幽默，平常風采各殊，但都本著求知、求解的出發點。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這些評論是否深刻或是準確得當，我不敢說，但所說全是真話實話，沒有刻意為誰造勢捧場之意，更無對誰挑刺之心，有些批評性或否定性意見，也是當時的認知，只是個人的讀后觀感引發的質疑，并無存心傷人之念。”無論是提出真言批評，還是辨證認同時文價值，或是倡導“兼容的文學評論觀”，蘇中先生都終得其歸之為“美學的眼光”和“歷史的眼光”。可見蘇中先生的文藝評論，始終堅持文學觀的基本價值體系，并且與時俱進，在具體的評論實踐中，注重拓展經典原理的學理框架與價值內涵，注重結合中國民族文學的氣派與風格，使自己的評論文本既不失科學的理論基礎，又富有時代精神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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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義

同人一詞來自日語的“どうじん”，也有人認為來自中國。原指有著相同志向的人們、同好。作為ACG文化的用詞，所指的是，由漫畫、動畫、游戲、小說、影視等作品甚至現實里已知的人物、設定衍生出來的文章及其他如圖片影音游戲等等，或“自主”的創作。所以同人文學就是根據對這些人物的二次創造產生出來的文章，同人文學的創作者一般都是原作或者現實人物的追隨者，而非原作者。受原作的流行程度和主人公身份的影響，同人文學也只在小眾范圍內傳播。

2、特點

同人文學是網絡文學的一個小支流，與傳統作家相比，同人文學具備網絡文學的基本特征；但是與主流網絡文學相比較，它自身又顯示出獨特的一面。

首先，創作者群體特點。總體上看，創作者具有網絡文學創作者的廣義特征：青春性，主要在16到30歲之間；寫作目的以樂趣為主，追求個性，富有幻想和夢想；業余性、即非職業化寫作。具體來說，同人文學創作者的年齡更加偏低，20歲以下占極大比重，也就是說，學生群體為同人文學的主要創作者；如果說網絡文學創作者經過千錘百煉，還能夠得以殺出重圍、修成正果，如《鬼吹燈》系列和《明朝那些事兒》系列的作者“天下霸唱”和“當年明月”，在07年作家富豪榜上分別以280萬和225萬的版稅收入位居第19位和22位，超過了劉心武、石鐘山等知名作家，那么同人文學創作者將是幾乎永遠沒有“出頭之日”的無名小卒，而得以投身職業作家，躋身上榜富豪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其寫作目的更加單純，完全是依據個人心情和好惡；網絡文學創作者的性別劃分主要以作品題材區別，如武俠玄幻歷史題材主要為男性，女性則以言情題材為主；而同人文學則以女性為主要創作群體，特別是涉及耽美題材。

其次，作品的商業價值。個別網絡文學作家作品得以修成正果是賴其蘊含的商業價值：網站依靠其影響力能夠獲得點擊率，作品出版甚至盜版能夠獲得利潤，與作品相關的游戲、影視、音樂開發也具有潛在的巨大價值，如由蕭鼎代表作《誅仙》不僅有數以千萬計的點擊率，由它開發的同名游戲也日進斗金。與如此景氣的網絡文學商業價值相比較，同人文學倍顯凄慘。具體的同人文學作品的受眾是非常單一的，如動畫片《犬夜叉》的同人小說《夕顏》是以殺生丸和玲兩個人物的感情為主線，而這篇文章的讀者首先要觀賞或了解這部動畫片，其次要喜歡殺玲配對，再次需要關注，至少不排斥同人作品，經過層層篩選，還要除去不合胃口的讀者。所以個性化、精神化、非商業化在這里展現的更加淋漓盡致。

第三，原創性和受限性。網絡文學標榜原創，人物塑造、情節安排主張獨立完成，盡管部分武俠、言情作品無論從風格、人物還是情節套路都與當代名家，如金庸、古龍、張愛玲諸位的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這些情感和思維的巧合基本不會影響到人們對流行網絡文學原創程度的認同。與此相對，顯而易見，同人文學是植根于動漫、影視等媒介的土壤所開出來的文學之花，創作者可以盡情隨性來衍生劇情、插入自創人物、混合人物、設定異時空和惡搞，但是好的同人作品還是會要求與人物與原作性格相符合，所以從語言動作到情節發展都要考慮得當，這樣才能夠使讀者投入并且加深對人物的情感。同人文學的這種受限性為“低齡”創作者的飛舞戴上了枷鎖。

二、同人文學所體現的反傳統性

德國劇作家波托爾特•布萊希特說藝術從來都不是無的放矢的，同人文學作為文學藝術的一種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現世界的特定表象。同人文學沒有走上網絡文學高度商業化的模式，也不會像傳統文學一般為權威附上神圣的光環。平等自由、志同道合是它的平臺，這使得同人文學得以更加開放、個性和純粹。從不同的角度闡釋同人文學，可以解讀出作品中對現實價值的重估與個體情感的張揚。

1、理性的體現同人作品體現創作者與接受者的身份重合。通過同人作品，可以看出觀眾與動漫、影視劇，或者說同其創作者的關系是被動接受變為主動創作。如對《名偵探柯南》中作者為吸引觀眾而設定了新一、小蘭和小哀的三角關系，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配對，而面對作者一拖再拖、幽深隱晦的情節進程，觀眾不再被動挨打，而是主動出擊，創作出新蘭、柯哀各種同人文，以供安撫。觀眾既作為接受者，為人物關系、情節結構所羈絆，又作為創造者，續寫或者改寫人物命運，主動迎合自身的情感體驗和心理期待，不再僅僅是任人擺布地為他人布下的結局所喜所憂，而是要積極地陷阱、依據個人意志完成心愿。接受美學認為作品只有經過讀者的閱讀和闡釋才算最終完成。羅蘭•巴特也提出文本開放的理念，文本在接受讀者閱讀過程中并不是靜態的，而是需要讀者去創造。而同人文學的出現和發展，就是這種完成最外化的體現。后現代元小說能夠讓讀者認清小說的虛構性質，也引導讀者看到貌似逼真的世界里，卻充滿了幻覺和荒謬。同人文學在虛構之上所進行的虛構，看似感性，實含理性。與其癡癡地被他人所設置的迷幻所欺騙，不如自主創造所期望的世界，即使不可能完全擺脫控制，也不至于完全為虛構世界所奴役。

2、對傳統道德的消解道德觀念的樹立能夠幫助意識形態更牢靠的對人們進行控制和操縱。威嚴肅穆的傳統道德會隨著時間的前進而被瓦解、取代，進而黯然退場。在歷史上，各種正值壯年的道德都有被視為大逆不道的機會。在人們對捉摸不定的宏大敘事感到疲憊的后現代社會中，人們對能夠把握的個體情感體驗投入了更多的關懷。

（1）同性戀一提到同人小說，最普遍的誤解應該是關于同性戀的作品。的確，讀者對同人文學中的同性戀題材已經習以為常，耽美類作品在同人文學中占有較大比重。許多后現代作品中，一直處在主流文化邊緣、一直被忽視的非主流文化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文化的多元性得以更加立體。同性戀便是其中的幸運兒，盡管有很多人還不能對同性戀張開懷抱，可是在同人的世界里，單純美好的同性戀情早已得到認可。在女性為主要群體的同人文學世界中，對男男的愛戴可以理解為女性欣賞男性的心理體驗，是對社會倫理的挑戰，體現了女性自主意識抬頭，不甘心做一個被觀看甚至被欲望的性別，企圖擺脫傳統女性“被觀看”的命運。這不僅是對性取向自由選擇的伸張，也體現了女性對傳統道德束縛的輕視。

（2）反傳統性H文和清水文是對同人文學的一種簡單分類。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帶有直白的性描寫或者黃色信息，而后者連小孩子都能夠閱讀。不管是具有邪目的，還是抒發人性的美，涉及大尺度性描寫的作品已經屢見不鮮，但創作主體卻是仍然以成人為主。而同人作品的創作者大部分為低齡女性，她們對性的抒寫尺度極為跨越，年輕的閱讀者們對H文充滿期待，不論是創作者還是接受者都顯示出了落落大方的姿態與平靜坦然的心態。這與傳統觀念中的兒童形象相差甚遠。在傳統教育中，“尤其是在女子教育中，傳統道德更是竭力使她們對無知并且視為最可怕的恥辱，而結婚卻閃電似地把她們投入性生活之中，兩相沖突，在她們心理上造成病態的癥結。這是一般女子比男子更懦弱順從的重要原因。”這樣看來，低齡女性的創作既是對傳統道德觀念的反抗，也體現了新時代中，人們對自我的認可。

三、辯證看待同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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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男12例,女37例,男:女為1:3;年齡10~68歲,平均39歲;病程2個月~5年,平均1.5年。患者均以頸部無痛性腫物漸增大而就診。其中孤立性結節43例;甲狀腺結節伴頸淋巴結腫大1例;頸部淋巴結腫大(甲狀腺無腫大)者2例,另外3例為甲狀腺瘤在外院行瘤體切除術后證實甲狀腺癌轉我院手術。

1.2治療方法

本組49例均行手術治療,一側病變者行患側腺葉及峽部切除對側腺體大部切除36例;位于峽部者行峽部切除雙側腺葉大部切除2例;雙側甲狀腺全切3例(加功能性頸淋巴結清掃2例);甲狀腺無結節頸部淋巴結腫大經手術證實淋巴結為甲狀腺轉移癌行患側及峽部全切對側大部切除并行功能性頸淋巴結清掃3例。因局灶病變較晚浸潤周圍組織如氣管、食管難以完全切除術后放療5例。術后所有患者均應用甲狀腺素內分泌治療,劑量80~120mg/d,并根據甲狀腺功能檢測結果調整劑量,使TSH在0.3mU/L以下為宜。術后并發癥:聲音嘶啞1例(因一側喉返神經受侵分離受損);甲狀旁腺功能低下5例,表現手足麻木,經補充鈣劑2~6周均好轉。

1.3病理診斷

狀癌33例，其中腺體局灶狀惡變者4例;濾泡狀癌5例;髓樣癌1例；未分化癌1例;惡性非霍奇金氏病1例;頸淋巴結轉移者4例。

1.4隨訪

隨訪資料不完全,隨訪狀癌組32例,10年無復發及死亡;60歲以上未分化癌3例,1年內死亡。

2討論

2.1診斷

甲狀腺癌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常以甲狀腺腫物或結節漸增大就診。個別患者所患的甲狀腺癌惡性度較高,首先表現為轉移癌而腫大的頸淋巴結,原發甲狀腺癌反而未被患者察覺,從本組病例來看,以頸部淋巴結腫大就診的有3例。尤其分化型甲狀腺癌生長緩慢,惡性度低,術前確診較困難。一般說來,甲狀腺單發結節較多發結節更有可能為惡性。有下列表現者應警惕癌性結節的可能。①14歲以下兒童及成年男性的甲狀腺單個結節;②多年存在的甲狀腺結節,短期內明顯增大;③查體表現結節質地堅硬,固定不規則或伴同側頸部淋巴結腫大尤其伴有聲帶麻痹。超聲、CT僅供參考,難以定性診斷。文獻報道細針針吸細胞學檢查(FNAC)診斷準確率高達87%,對提高術前確診率及手術方式選擇上有重要指導作用[2]。對頸部有腫大淋巴結而甲狀腺無結節者常規行甲狀腺彩超檢查,可發現最小直徑為0.2cm腫塊,頸部攝片甲狀腺有鈣化點、斑,有一定的提示作用。術中病理檢查很重要,對甲狀腺孤立實質性結節常規行術中病理檢查;囊性結節視囊壁增厚或囊內容物呈液胨混合性時應行術中病理檢查。曾有1例術中為囊腺瘤未行術中病理檢查,術后病理為狀癌而再次手術。

2.2治療

2.2.1外科治療

對可疑為癌的甲狀腺單發結節,術中冰凍切片檢查可疑而不能確定為癌者,我們行患側腺葉切除加峽部切除術,術中未發現淋巴結腫大者,不做頸清掃術。對已確診為甲狀腺癌者根據癌腫的病理類型和臨床分期,采用不同處理規則。①狀癌:臨床上具有惡性程度低,頸淋巴結轉移率高,如果癌腫局限在一側的腺體內,可將患側腺體連同峽部全部切除,同時行對側腺體大部切除。如果原發癌累及兩側腺葉,國內多主張實施保留一側上極或下極腺體的甲狀腺次全切除術,以期保留一側甲狀旁腺。對頸部有淋巴結腫大的患者,進行包括頸淋巴結清掃術在內的甲狀腺癌聯合根治術,國內外的方案都是一致的。對沒有頸淋巴結轉移的狀腺癌不需同時清除患側頸淋巴結,預防性頸淋巴結清除不能提高治愈率[3];②濾泡型癌:是低度惡性甲狀腺癌,但它主要是血行轉移,淋巴結轉移很少,一般不作預防性頸清掃術。有頸淋巴結轉移者治療性頸清掃術還是必要的;③髓樣癌:惡性程度中等,常沿淋巴道及血道轉移,我們主張實施患側腺葉及峽部切除,如發現多癌灶則保留一側上極或下極腺體將腫瘤與部分腺體一并切除,選擇性頸淋巴結清掃術;④未分化癌:包括根治性手術、活檢術和預防性氣管切開術。由于本病進展快,首診時大多數已失去根治機會,預后差,不宜手術治療或僅能做活檢以明確診斷。偶有病灶較小適宜手術的還應積極爭取作根治性手術。

2.2.2內分泌治療

分化型甲狀腺癌是TSH依賴性腫瘤,甲狀腺素能抑制TSH分泌,從而對甲狀腺組織的增生和分化好的癌有抑制作用,對狀癌和濾泡狀癌有較好的治療效果。外源性甲狀腺素的用量應視清晨血TSH水平加以調整,已基本完全阻斷內源性TSH的產生為原則。一般每天用甲狀腺素片80~120mg,以維持高水準的甲狀腺激素的水平,將TSH控制于0~0.3mU/L,最好<0.1mU/L,FT3和FT4為正常值的高限為宜。

2.2.3化學治療和放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