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漢字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構字參照系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參照系是漢字具體的線條構建的技巧之師法體系。造字方法的參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質態與精神態的自在客體，師法其“然”，是客體在一定時空背景中某一條件下的存在態或特征。構字法參照系是對象的這種存在態或特征的構成邏輯或規律，即師法其“所以然”。

在系統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師法其“所以然”的參照系。

西方哲學及其他科學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諸有關著述；中國哲學及其他科學的早期特征即使無書可考，也能從文字的構造中窺探其靈魂。因為漢字界定對象是主觀見諸客觀的精神活動，它能呈現“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維價值意義。

首先，物質世界及其事理是無限多樣、個性各異的，為了準確地描述這些對象，只能采用與對象同構的思維邏輯來構造漢字，得到同樣多樣而個性各異的漢字系統。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對象的個性認識更加深入，使共性較強的記事或指稱方法——結繩記事、積石為記等再也無法準確描繪對象以供交流時，促使了文字的產生。但漢字的現實主義方法的造字原則，使它同構于對象世界，呈現出與自然對象世界及相關事物一樣的豐富和千姿百態。

無限紛繁而復雜的自然界并非無機的雜亂，是可以分門別類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通過對對象各有機系統的共性與個性關系的把握，對不同事物進行科學分類，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稱。要對整個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及相關事理作種屬分明的文字指稱，就要具備不同系統事物的自然科學知識。要對飛禽進行指稱，就必須有對整個動物界的系統認識，進而將飛行動物分離出來。又通過對飛行動物從形狀到解剖特點的全面認識以確定類型。《說文解字》：“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凡鳥之屬皆從鳥”。有明確的“屬”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見個性。《說文解字》收有120個“鳥”旁的字，多數用來稱代不同的“鳥”。此外，還有：“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佳之屬皆從佳”。《說文》中收“隹”旁字46個，包含了多數短尾鳥在內，是鳥類的又一種。憑此我們便能了解這些文字被創造時，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學及其他科學的水平。《說文》共收9353個篆文，歸納為540個部首，以這些部首為定義根，將物質與精神世界的的無限復雜的對象進行分類，使各得其所，屬性分明。可見漢字是自然科學及其他相關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使識讀者在漢字認知過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為什么”——得到學科意義的方法論教育。拼音文字的“類”、“屬”僅是語法意義的，非表義對象本身。其分類的目的不是為準確的表意，而是服從語法的形式邏輯。

基于自然對象世界組構的無限性但非無理性，使漢字有限的偏旁與部首在合理的無限組合下與對象共構，并結合字與字的語法關系的組合，描述出整個自然與社會甚至思維領域的一切，且隨對象的衍化而衍化。

個性各異的自然對象卻有其形象組構的共性，它們都由點、線、面構成，漢字則按對象自身的特性進行點、線、面（偏旁）的有機組構，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漢字系統。這是對參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質的把握。最能體現造字時代人民認識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萬物存在的一個共同態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雖不能認識萬有引力，但處處感受到了這種現象。如實描繪對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將萬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繪下來，使得每個漢字呈方塊狀的合理布局，每個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當位、合理，決定著這一漢字的形體的線條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盡管每個漢字都有明確的重心，但其線條的設置并非簡單機械的組合，而是變化多端的有機構建。是由千差萬別的不對稱性、不均衡性構成整體的對稱與均衡，從而組成方正結構體式的重心。這一點楷體表現得最突出，其他各體也明顯遵循這種重心居中的對稱組構原則。

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系。漢字線條的構組還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將人類關系態的邏輯運用到點、線、面組合的邏輯中。人類以各種規范來協調相處，從而構組了各種秩序下的人際關系態。漢字的構造也明顯帶著這種協調相處的特點。上下左右，內外先后，大小長短等等都有嚴格規定，秩序井然，不失規矩。表現在上下關系中以上為先，自上而下；左右關系中以左為先，從左到右；內外關系中以內為先，先內后外。這些無疑具有人類行為科學價值。拼音文字的字母書寫是無左、右、上、下、內、外的規則。既可自左向右，也可從右而左，既可從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與字母組合成文字時，只有單一的自左而右作線性橫向排列。

人倫講究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一維的單向趨動，而是雙向逆動的。這種原則體現在漢字構造上雖講究上下、左右、內外的先后，但優先者并不能越位強占，更不可獨霸，而是按自身的特點占據一定位置，進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過大過長占據“心”的位置，使在下者無法立足。同樣，左右關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讓的關系中，協調構建，不過分夸張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體與個體的關系中，漢字構造強調共性，群體大于個體，個性服從共性。具體地說是點、線、面（偏旁部首）的獨立意義小，共構意義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共構，而且往往是帶有共性意義的部首偏旁放在優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獨立性強，不同字母擺在一起無內在的必然共構性。顯示以個性為中心的行為價值特點。漢字完全是由筆劃（元素）偏旁部首（層次）單字（子系統）整個漢字系統，從個性到共性的邏輯組合，這種“共性優先”的原則，展示了傳統行為科學的價值取向。漢字構造以上述各學科對象為參照系并與之發生價值同構關系，凝固著他們的信息，所以帶有多維的文化價值。

（二）構字原則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原則是指漢字構建的具體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準則。它包括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辯證相生的組構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

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與中國繪畫：從西安半坡出土的幾件著名的人面魚紋陶碗看，形象極生動，這種線條勾勒的畫竟如西方現代派一般。然而，這種早就很成熟的藝術，后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興起來。但以線條勾勒為特征的象形字卻得到充分發展，到南北朝時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隸書、正楷、草書等全部的進化過程。在漫長的文字創造過程中，漢字的構造方法和書寫技法反而大大地影響和促進中國畫的發展，并匡定了中國畫的基本特征。

中國畫不是西歐式的寫生來再現對象，而是以默記對象的方法來再現客體。默寫是先經過心智活動，將對象留在記憶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點或線的）繪寫出來，結果是“眼中竹”與“心中竹”與“筆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簡練。呈現出特征線條勾勒的繪畫特征。與象形字以特征線條刻畫對象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以特征線條默畫對象會因人而異，不同繪畫者的思維水平、修養能力有差異，記住對象的特征也不盡同，所默畫的同一對象也有區別，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質特征趨同——神似。中國畫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東坡先生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追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神妙境界。與漢字一樣是現實主義基礎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成分。

以線條勾勒默畫對象，而不是面對面的寫生，使中國畫忽視了“光”和“色”的變化及立體透視的科學性。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結果。中國畫以“散點透視法”的線條來構組對象，這與漢字以特征線條全方位地（必然是散點透視式地）設置也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工筆與寫意，篆楷與行草；繪畫與書法在傳統的文化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辯證生克的組構原則與古代哲學。文字史前哲學無稽可考卻能從漢字構造的邏輯中得到破譯。作為系統世界觀的哲學是很晚才誕生的，作為人類的世界觀甚至于初步的哲學體系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質與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來群體集體創造的漢字中。因為漢字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如實地描述對象的交際符號。它有著客觀存在性，還有第二位的主觀性，而且是群體共同的主觀性——文字只能是群體的創造，這與畫有區別。這一群體性——社會共同性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哲學等文化特征能從漢字中譯解出來。

早期漢字的線條由直筆和曲筆這一對矛盾體組成。它們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橫”“豎”；曲帶“方”、“圓”。或橫豎相接，方圓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圓。有左彎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變化，無盡無窮，完全體現了對立統一的法則。漢字按不同規律不同原則，以幾組簡潔的符號組成無限復雜的文字系統。并共同體現著陰陽生克同構的特征。橫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豎、二豎、三豎，而四豎不成字。橫而太過制以豎；豎而不節抑以橫。直筆添曲，曲筆加直；方中見圓，圓內生方。相依相斥，互為呼應；生克變化，渾然天成。

上述為“點”與“線”的哲學，進而由線構成面（偏旁）又由面構成“塊”（文字）時，更顯示了辯證法的熟練運用。這從偏旁與偏旁互相組構成字時的位置變化排列上，貫穿了辯證的甚至系統的哲學邏輯：左右結構，右左結構；上下結構；內外結構，外內結構；左中右結構，上中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上下）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左右）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內外）右左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外內（左右）結構；（上下）內外結構，（內外）上下結構；混合結構。

這種排列結構邏輯，還顯示了數學的排列組合的理論價值。

在偏旁與偏旁或筆劃的組合中，雖然是全方位的，但決不是無序的，有特定的邏輯性，并體現了共性與個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個個體不同別的個體，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個個體共同的組織信息塊，但它是寓于各個個體的特殊性之中。無共性則無個性，無普遍性亦無特殊性。

在點、線構面，面與點與線或面構成塊（字）時，還體現著系統論的五大原則：一、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點線面塊（字）是元素層次子系統系統的關系，同樣單個漢字同旁漢字漢字系統也是由元素到系統的有機構成關系。它們既獨立又有機關聯。二是系統整體的動態性原則。就漢字的構成看它們是由幾個基本筆劃——元素組合起來的，作為基本符號本身無多大意義，但按一定邏輯組合后，元素與元素進行了信息交換、構成了偏旁進而構成字便帶有了實際意義，起了質變。雖然各部分（偏旁）進行了能量交換，但并不破壞它們，而是保持了整體各部分的一定聯系。就整個漢字系統而言，是不斷與外在環境進行信息、能量交換的，不斷進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統整體的結構性原則。指在一定層次中形成結構的基礎上的整體性。這在漢字的結構中體現的尤為鮮明。四是系統整體的層次性原則，即有序性原則。指任何有機整體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級組織起來的。漢字正典型地體現了這一原則。五是系統整體的相關性原則。任何系統都是存在于一定環境中，也是與外界其他系統進行聯系或交換。漢字既是現實主義式描繪對象，是以三才為參照系，自然是處在一定環境中與對象不斷交換信息和能量，隨文化（廣義）進化而進化。

通過剖析，傳統哲學的特點是能夠從漢字中得到合理破譯的。并且我們可以清晰見到漢字筆劃的有機組合所蘊涵的陰陽辨證的哲學精神孕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是整個東方藝術的核心原則，它源于儒家哲學，但這一哲學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漢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態，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協調之狀。表現為一種自在美。早期漢字大致也呈方塊狀，端莊嚴正，重心穩實。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總貌是由萬法紛呈、千姿百態、個性各異的形體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來于圓折，平和協調起于變化律動。正是這一辯證的矛盾運動，最后形成美的形態。中正和平是漢字構建的總的美學原則，每一具體的漢字組構又體現了不同的美學技巧，它包括：陰陽相接。其方位以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內為陽，外為陰。它們互相依存，和諧相交，合為一體。線條以直為陽，曲為陰，方為陽，圓為陰。多數漢字是曲直方圓交互連綴。節奏分明，韻律生動。剛柔相濟。線條以直為剛，曲為柔；線塊以方正為剛，以斜曲為柔。斜直曲方，陽剛陰柔，既對立相克，又溶于一體。虛實相間。是對線塊而言。筆劃少而空疏為虛，多而綿密為實。漢字總是虛實相間，上空則下實，左空則右實。線條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體。動靜相生。線條以方直為靜，以圓曲為動。漢字多數是以曲直相交，動靜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穩定靜態之中，輔之以曲折園斜的變動之姿。動中見靜，靜中生動，并在這一矛盾運動中服從整體的中正和平之態，給人以完善獨立，穩重端莊又充盈流轉的變動的美感。在這些辨證關系的美學處理中，在線條的具體設置上，既富于變化，又不走極端，是高則低之，長則短之，大則小之，寬則窄之，實則虛之。有余則削，不足便補，盈虧相濟，柔和協調，無不貫穿自然的美的法則。前面已論及漢字是呈方塊狀的總貌，盡管線條變化萬法紛呈，但總體效果是對稱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塊的對角線交點上。顯得端正典雅。而各個層次、各個角度不同性質的線條的辨證呼應，使穩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態的變化之中。這一中正和平的美學特征和傳統哲學、美學價值、對象世界的內在韻律是有機統一的。

（三）構字技法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技法是指線條安排的具體技巧和手法。由點線、面的組織，方位座標的確定，結構安排等三個層次構成。

點線面組織的邏輯學價值。每個漢字都是系統態下的符號塊、定義塊，也是凝固各學科文化價值的信息塊，所以其線條的組合要有一定的邏輯。在形狀的象形上，除了藝術化的邏輯，形式上還有獨特的組織方法。它是由點、線、面循序漸進，各自獨立又配合共構的邏輯來進行。由點到線到面，點線構面，小面構大面。點、線、面又各有獨立的功能，共構時互相以形式上的算術法相加，其功能卻起了質的變化。一點與兩點三點的含義絕不相同，丶冫氵灬——它們在組織上是相加，本質卻完全有區別。但它們都是漢字系統中的一個功能項，獨立是相對的，與其他功能項再構是絕對的。點與線、線與線、線與面、面與面的組構也遵循這一系統邏輯。

方位座標的確定。漢字的線條安排多設定在多維空間的立體坐標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對象時要在一定時空背景下進行，雖作散點透視但符合空間組構原則。因此漢字的（附圖略）

篇（2）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5-150-03

一、實驗規模及生源構成

哈爾濱師范大學自2008年開始著手進行預科漢語教學實驗，迄今為止已經進行了三輪，分別是2008級、2009級和2010級。三輪實驗的研究規模及生源構成情況如下：

從上表中看出，哈爾濱師范大學進行預科漢語教學實驗的特點：一是實驗班的學生全部來源于非漢字文化圈國家；二是預科實驗班學生擬攻讀的學位類別以碩、博研究生為主；三是實驗班學生的來源已經從單純的獎學金生擴大到自費生。

二、課程設置的延續、變革與配合

在哈爾濱師范大學所進行的三輪預科漢語教學實驗中，課程設置始終是我們最為關注的一個重要環節。課程設置是否科學，將直接影響預科生的培養質量。在三輪實驗的課程設置中，我們重點對以下四種課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1.專業課。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則添置了“專業基本詞匯”這門課。這意味著哈爾濱師范大學預科漢語教學的實驗性研究工作已經從單純的漢語強化教學向真正意義的預科漢語教學邁進了一步。此外，由于哈爾濱師范大學目前的預科生主要是碩、博研究生，所以我們采取了“分專業設課”、“以專業基本詞匯為主、輔助專業基礎知識”的教學策略。

2.讀寫課。在第三輪實驗中，我們以讀寫課代替復練課。考慮到非漢字文化圈學生在讀寫漢字中可能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我們采取了“分段教學、各有側重、循序漸進”的教學策略。實踐證明，讀寫課這種從“字、詞句段”的循序漸進的教學形式很受學生歡迎，教學效果也十分顯著。

3.HSK輔導課。對于HSK能否作為衡量預科漢語教學質量的科學標準，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不過，鑒于目前我們還找不到更好的能夠替代HSK的衡量標準，哈爾濱師范大學在進行預科漢語教學的課程設置時仍然把HSK作為主要課程之一列入預科生培養計劃當中。下面是我們對2008、2009、2010三個年級預科生參加HSK考試情況的統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級3名沒有通過HSK四級考試的學生中，除1名學生相差較遠(147分)以外，其余兩名學生都接近過級線(179分)。這個成績是在我們第一次對學生進行新版HSK四級輔導的情況下測得的。后來經過調查，我們發現新版HSK四級中閱讀部分的“排列順序”和書寫部分的“看圖，用詞造句”這兩種題型，學生反映難度較大，今后我們打算重點加強上述兩種題型的針對性訓練。

4.漢字課。在第一輪實驗中，我們沒有設置專門的漢字課，而是把漢字課的任務放在了綜合課和讀寫課中。事實證明，不設置專門的漢字課，對于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來說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在第二輪實驗中增設了專門的漢字課，綜合課也輔助一部分漢字教學任務，但兩種課型之間沒有形成明確分工，也缺少配合，不過從教學效果上看，第二輪實驗的漢字教學效果明顯比第一輪好，但還不理想。經過認真分析，我們逐漸形成了以下認識：(1)漢字教學任務不能全部壓給漢字課，需要多種課型配合完成；(2)應抓住學生入學后1-2個月的關鍵時期，集中幫助學生攻克“漢字難關”；(3)漢字教學應貫穿預科漢語教學的全過程。基于以上認識，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制定了“三管齊下、長短結合、長抓不懈”的漢字教學策略。

三管齊下：不把漢字教學任務全部壓給漢字課，而是采取綜合課、讀寫課、漢字課這三種課型“分工合作、集中攻關”的教學策略。

長短結合：經過第二輪實驗，我們發現長遠來看，專門的漢字課也十分有利于學生全面、系統地掌握漢字的識寫規律，但是見效太慢，因此，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采取了一項補救措施，就是在綜合課上拿出一定的時間，利用每一課后的生字表重點幫助學生解決綜合課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每一個漢字的書寫問題，我們把綜合課的這種漢字教學形式稱為“短平快”式的教學。漢字課與綜合課這一長、一短相結合的教學策略使我們的漢字教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長抓不懈：對于非漢字文化圈學生而言，漢字識寫問題是一個長期工程。在實際的漢語學習過程中，他們隨時都可能遇到不認識、不會寫的字，所以，漢字問題應貫穿預科漢語教學的全過程。

三、部分教學經驗及教學管理經驗總結

1.做“媽媽式教師”，幫助學生攻克“文化關”。非漢字文化圈學生大都來自歐、美、非洲國家，他們的文化與中國的文化差異很大。對于預科班學生來說，他們一方面要面對如天書一般的方塊字，一方面要承受高強度的漢語強化訓練，同時還要克服迥然不同的中國文化給他們帶來的種種文化沖擊。這三方面壓力同時落到一個初到中國的外國人身上，他們的心理感受可想而知。所以我們認為，預科班的學生更需要教師母親般的人文關懷。為了幫助預科班的學生順利渡過“文化關”，我們的很多任課教師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事實證明，這些備受關懷的外國學生是懂得回報的，他們的回報方式就是更加努力地學習漢語，并且將這種勤奮學習的精神一直保持到最后一節課。

2.高度重視預習與復習環節：

(1)預習式抄寫，復習式聽寫。“聽寫”作為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一個重要技巧廣泛應用于綜合課、讀寫課等課型中。但如何聽寫，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多年的對外漢語教學實踐表明，外國學生從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學后聽寫”這種教學方式。尤其對于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來說，“學前聽寫”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見，單純地采取“聽寫”這一教學技巧不可能同時兼顧預習和復習這兩個環節，于是我們創造性地引進了“抄寫”這一課堂教學技巧，即要求學生在學習新課前必須完成抄寫生詞和抄寫課文這兩項作業，我們稱這種抄寫為“預習式抄寫”，其目的在于以家庭作業的形式強制性地要求學生預習新課；學完新課后我們要聽寫所學新課的生詞和重點例句，我們稱這種聽寫為“復習式聽寫”，其目的在于以小考的形式強制性地要求學生復習舊課。為了保證這種“預習式抄寫”和“復習式聽寫”真正落到實處，我們還建立了嚴格的作業檢查機制。經過兩輪實驗的實踐檢測，這種“抄寫”、“聽寫”相互配合、各有分工的教學方式深受學生喜愛，教學效果也十分顯著。

(2)堅持“先練后講”。“講練結合”是對外漢語課堂教學的一個原則，但這條原則不適合應用于課后練習。我們的實驗研究表明，處理課后練習最好的方式就是先要以家庭作業的形式把課后練習布置給學生，讓學生在家里獨立完成，然后再回到課堂上由老師帶領逐題講解，答疑解惑。實踐證明，這種“先練后講”的練習處理方式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3)布置“寒假作業”。預科班學生只有一年寶貴的漢

語學習時間，而寒、暑假則要占去3—4個月。以往的教學經驗告訴我們，留學生在寒暑假回國期間，由于長時間不接觸漢語會導致“漢語回生”現象。為了防止這種“漢語回生”現象發生，我們創造性地借用了我國中小學生的“寒假作業”形式。實踐證明，學生非常喜歡這種作業形式，作業完成情況非常好。

3.制定強化班管理細則，狠抓出勤率。預科班的學生學習任務重、強度大、進度也快，這就要求學生必須保證出勤率。可以說，出勤率是決定預科漢語教學能否成功的首要因素。盡管從教學管理角度來講，我們可以制定各種各樣的獎懲措施，來控制學生逃學現象的發生，但學生脫離課堂的現象仍然是屢禁不止。事實證明，單純依靠教學管理措施來保證學生的出勤率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我們的經驗是：除了依靠嚴格的教學管理措施，還應充分發揮教師在保證學生出勤率方面的作用。

4.中期測評，重新編班，錯層式設課。教學是一個雙邊活動。不管教師的教學水平如何高超，也不管學校的教學管理措施如何嚴格，如果一個學生主觀上不想學習，即學習動機不強、學習興趣低下，那么再好的教師、再嚴格的管理措施也無法將他們鎖定在課堂里，這類學生注定會成為差生。但也有一類學生，他們學習非常努力，從不缺課，總是能夠按照教師的要求認真地完成各項作業，但由于學習能力、學習方法等問題，他們的成績就是不理想，于是被同學們越拉越遠，最終淪為“差生”。對于第一類差生，我們也許無能為力，但對于第二類“差生”，我們則不能輕易放棄。尤其是在預科班里，有很多第二類“差生”由于預科階段成績不過關不得不延期乃至放棄在中國學習專業。那么如何才能減少這種遺憾發生呢?我們的做法是：第一學期結束后，我們根據每一個學生的學習成績及其平時的課堂表現，對其進行中期測評；第二學期開始后，再根據學生的中期測評成績，打亂原來的班制，重新編班，所有中期測評成績不合格者編為一班，然后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幫助這些學生鞏固復習以前學過的舊知識，一個月后再接新知識，教學進度適當放慢。

四、強化班與非強化班橫向對比研究

為了檢驗預科班強化漢語教學的效果，我們在第三輪實驗中做了一次嚴格的橫向對比研究，即以綜合課的教學效果為考察對象，將處于平行班級的一個強化班與一個非強化班的綜合課成績進行了全程跟蹤對比，跟蹤對比時間分別為學生開始學習漢語4周后、8周后、12周后、17周后，全程跟蹤一個學期。為了保證對比的科學有效性，我們規定：作為對比班級的強化班與非強化班的綜合課周學時均設為12學時；必須保證兩個對比班級的教學進度大致相同；每次測試時兩個對比班級必須采用同一套試卷檢測。經過4次分階段的對比測試，我們獲得了幾組數據。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幾個問題：

1.從每次參加考試的人數來看，可以看出非強化班的學生出勤情況不太穩定，忽多忽少；而強化班的學生則一直保持良好的出勤率。

2.不管是強化班的學生還是非強化班的學生，其學習漢語的過程都經歷了一個波浪式的曲折發展階段。

3.從優秀率與不及格率這兩項對比數據看，我們會發現一個明顯的問題：即非強化班的學生“兩極分化”現象十分嚴重，而強化班的學生相對要好很多。“兩極分化”現象幾乎是所有的教育教學中都難以避免的問題。這里既有學生自身的原因，也有教師的原因。從教師的角度來看，至少應該做到以下兩點：一是關注班上的每一位學生，不要忽視其中任何一個學生。尤其是那些學習比較吃力的學生，教師更要善于發現他們的努力和進步，并及時給予他們鼓勵和肯定。二是要盡可能多地在課堂上創造機會提高每一位學生的開口率，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課堂上獲得程度不同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我們的研究是在條件比較艱苦的情況下進行的，最大的困難就是預科實驗班的生源問題。哈爾濱師范大學的獎學金生基本上都是研究生，本科生數量很少，自費生中的學歷生比例也不太高，這就限制了我們的研究發展空間。不過，經過三輪實驗的不斷摸索，我們還是在預科漢語教學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1)針對一年預科生的漢語強化教學模式已趨近成熟；(2)在研究生預科漢語教學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和嘗試；(3)摸索出了_條重點幫助非漢字文化圈的學生快速通過“漢字關”、的有效途徑；(4)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創造性地引進了“預習式抄寫”、“布置寒暑假作業”等教學技巧，并取得了顯著成效；(5)在如何提高學生的出勤率、如何防止學生“兩極分化”等方面進行了初步探索，創造性地采用了“中期測評、重新編班、錯層式設課”等教學措施，收到良好效果；(6)通過強化班與非強化班的橫向對比研究，發現了初級班學生學習漢語時存在著一個波浪式的曲折發展過程，既有也有低谷，從而為我們正確理解和對待學生的逃學現象提供了客觀的依據。

上述很多經驗不僅對預科生有效，有很多經驗其實也可以推廣應用于普通進修班中。

參考文獻：

[1]陳昆，姜丹.英國利茲大學預科教育評析及其對我國來華留學生頇科項目建設的借鑒[c].來華留學生預科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7).

[2]戴云.試論留學生預科漢語速成教學模式研究[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0，(4).

[3]代睿.理工科學歷留學生漢語預備教育存在的問題與改進措施[J].高教論壇，2011，(2).

[4]葛青.對中國留學預科教育模式之探索——以德國漢堡大學預科為例淺談德國現行預科教育模式對我國留學頇科的啟示[c].來華留學生預科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7).

篇（3）

（一）造字法與方法論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文字以漢字為最古老，生命力最強。其他民族的原始象形文字早已隨著文化的進化而湮沒無傳。漢字所以能歷盡滄桑猶青春依舊，主要在其獨特的造字參照系，造字原則，造字方法；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法；書寫參照系，書寫原則，書寫技法，書寫個性等。

漢字最大的特點是象形，具有鮮明的“繪畫性”，但它和繪畫——非邏輯的個體的以形寓意的藝術有質的區別。就結果看，繪畫重在“形”，漢字重在“象”。是忠實于對象的本來面目，通過集中、概括、加工等典型化的方法，抓住對象的典型特征，約定俗成地賦予對象特定的“含義”。字形上既有現實的“形似”，又帶浪漫的“神如”。從總的哲學方法而言，漢字遵循現實主義的創造方法，具體地說，“象形”、“指事”主要是現實主義的；“會意”、“形聲”是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有機溶入浪漫主義的方法。這兩大方法相結合的創造方法，通過漫長的文字進化，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多維價值取向的漢文化，或者說，漢字創造所蘊含的這一方法論成為漢民族的集體元意識，使傳統藝術——美的創造明顯帶著以現實主義為主旋律，同時輔之以浪漫主義的色彩。

漢字以現實主義為方法形象地描繪對象，這個“對象系統”即是‘造’字參照系”。它決定著漢字的本質特征。許慎說：“古者庖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1］“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2］并據此推斷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3］說“八卦”先于漢字產生，漢字為倉頡所造，都欠科學。若將二說有機綜合以論漢字，便可得到漢字的造字參照系：（附圖略）

天文、地理、動物、植物、人類社會，物質和精神界，其表象的特征和本質的規律正是創造漢字的參照系，是其師法的對象。以“天”、“地”、“人”三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為系統的參照系所創造的漢字，因能“以通神明之德”——表現精神世界，“以類萬物之情”——表現物質世界，所以帶有多學科意義的價值。作為文字，漢字首先也是為了交際的實用，但它是特殊參照系下的產物，漢字創造還兼顧識讀理解功能。因而漢字體現了直觀可辨，形、音、義有機結合，與對象同步進化的動態性原則。因其“象形”，所以其義顯得直觀，又因為以“形”為基礎進行有規律的邏輯組合，其義便“可辨”。不少漢字可因形見義，望文生義、依字辨義。這一原則大大縮短了漢字與識讀者的距離。漢字的識讀過程完全成為有意識記的智力主動參與的過程。字符可對大腦產生有機的信息刺激，因而比純符號化的拼音文字更易識讀、理解和記憶。

漢字音、形、義有機結合的原則，使每個漢字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它們以“形”為內核，以“義”為靈魂，以“音”為外殼，有機地構成一個信息碼，這種以三維價值觀界定的對象，使其交際功能更具精確性、客觀現實性。音為形設，形因義存的獨特個性又使漢字的認讀理解帶來便利。而拼音文字的音、形、義三者是相互割裂的，靠約定俗成紐結在一起。其識記過程是機械的記憶過程。給大腦刺激的信息強度類似于電話號碼式的缺乏主動性和深度。

漢字的象形，不但象具體之形，還要象抽象之形，而且要描繪再現對象的典型特征，所以必然又和對象一起處于不斷進化的生命律動之中。無論是時間的遷移、空間的變化，還是形狀的異構，外力的干擾或是思想的革命，總有某一具體表現形式或抽象可變的本質特征的顯現，漢字依此來概括描畫對象。如果說藝術是永恒的，以象形為主色的漢字也是永恒的。即使以現代的“藝術標準”來看，漢字幾乎可作為完全意義的藝術品。每個漢字都包含著造字主體（可能是一時一人，更可能是一代或數代的多人）對對象（客體）全方位的文化意義的最優化把握。即是說，認識對象并形象或本質地描繪對象時，凝結了主體的意識能量、認識水平、思維能力、思想觀念、世界觀、審美觀、文化程度、品質修為以及當時背景下的整個自然與社會，物質與精神對主體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社會文化的各個學科體系對主體的綜合作用都烙印在每個漢字之中，從這個角度說，每個漢字都是廣義的文化意義的全息碼。它積淀著文字史前的文明信息，又蘊涵著文字史后的文明進化的韻律。

（二）造字法與思維科學

漢字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核心是象形。這種造字方法循序漸進，自成體系，是系統思維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

象形是“畫成其物，隨體詰詘”。［4］原始象形文字有的完全是圖畫般描繪對象，但由于賦予字音，旨在交際，其“義”要求從“形”中明示，使它從“畫”中分離出來。畫以表意，其義尚隱，字以表義，其意宜直。“直”的要求，使漢字只能用最典型的線條來勾勒。不少人認為象形文字是一種低級幼稚的文字，因而對漢字提出各種非難，甚至要用拼音文字來取代它。其理論的邏輯依據是原始的文字都是幼稚的象形字，漢字是象形字，所以也是幼稚的。所謂“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原始的象形文字只有漢字在漫長的文化進化中生存下來，并且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能注入新的血液，以新的風姿呈現出來。與外界不斷進行能量交換，是一種不斷吐故納新的開放型文字。今知考古意義上的最早文字系統——殷墟甲骨文，是智慧高度發達下的成熟的文字系統。盡管同期別的民族也有類似的象形字，但只是個體的，非系統的巧合。所以它們最終成為“幼稚品”被淘汰。甲骨文不但成為具有活力的系統而且和當時的具有多維價值意義的文化同構，滲入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所以它并非低級文字。其實在殷周以前的千百年中，漢字已經歷了“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準文字期。通常以文字系統的誕生來界定社會文明和人類智慧，認為史前是低級的，文字史后才是高級的。對拼音文字來說，其本身無法譯解被創造前的社會文明程度和主體智慧水平。在象形到拼音的質變中，割斷了譯解文明進化的鏈條。只有漢字才是譯解這些奧秘的全息碼。通過細致的剖析，漢字的象形之法，并非兒童式的涂鴉，而是對“天”、“地”、“人”三才如實的、系統的、典型的描摹。經過了由個別到一般，由個性到共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全部認識過程。并在具體的實踐中進行修正，使之進一步準確化、符號化、目的化。這是一種復雜的意識活動過程。

其次，寓“義”于“形”。形為義設，義依形存。無義則形同虛設，無形則義無以生。形與義之間以直觀對應的線性邏輯來貫通信息。“象形”字多用以指代事物的“名”，畫一物指一物，觀其形可知其義。可分為三類：一是個別特征稱代，用“窺斑見豹”的方法，完善其形，以求其義。（附圖略）法來描繪，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表現其義。形與義更帶外在強迫性的信息運載特點。

再次，以“形”、“義”、“音”稱代事物是系統定義法的表現。“音”是一維的，“音”與“義”有機結合是二維認識，“形”與“義”與“音”三者辨證相因界定對象是三維（多維）的系統認識論，是智慧高度結晶的產物。

指事一法是“視而可識，察而見意。”［5］通過直觀辨識就知其義。拼音文字充其量是“視而可讀，察而見音”。其義得自機械的記憶。指事字邏輯上是以象形為基礎的，離開“形”、“事”無從指起，是在形的基礎上注入抽象的成份。其形象性較強，比較直觀，從字形本身的特點可大致推知其義。是以形似為基礎，神會為創造的具體的抽象符。通過這種辯證思維，得到三類指事字：一類是在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增加一個指示符——正補充符；二是原象形字——參照符上刪除部分符號——負補充符；三是原象形字——參照符的方向改變——零補充符。但無論指事字的創造經歷了多復雜的思維活動，仍然是源于形象，回歸形象，以形象思維為主色的思維活動的結果，是一個完整的思維創造系統。顯示了系統思維的第二個層面——初級中介層面的特征。具體的形加上抽象的指示符，表示一種既非原象形字義，又非指示符本身含義的新義。這類字在“形”與“義”之間用曲折勾連的線性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昭示字義。

會意是“比類合宜，以見指撝”。［6］它是以象形字和指事字為基礎，由兩個以上象形字或指事字構成。其義有一定直觀性，可審字知義，望文生義。它不同于指事字只是在參照符形之上進行指稱，而是多符多形間的結合。它雖以形為緣起，但不能直接因形而定義。如果說象形字多數是單獨名物的“畫”，指事字是因義設標的“象意”之“符”，會意字便是“有情節和主題的藝術之詩”了。在表象上，古漢字頗似畢加索的現代派繪畫，但更具體而實用的是這些既形象又抽象的“藝術符號”，僅毫厘之差，便會使整個“情節”和“主題”都發生變化——字義變化。識讀者在審字以求義的思維活動中須通過想象去豐富、補充符與符之間的意義中介環。其“形”與“義”之間靠空間交叉的邏輯通道來勾通其信息。呈現了思維認識的第三個層面——高級中介層的特征。認知的最重要方法是“得意忘形”。

最后是形聲字——“以事為名，取譬相成”。［7］即按事物意思取個名稱，再用一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來表其讀音。它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字為基礎，通過系統的邏輯思維來進行的高級造字法。抽象性最強。這一點雖然類同于拼音文字，但拼音文字的形與義與音的聯系是人為強制的，僅靠約定俗成，不存在內在邏輯關系。作為純抽象的符號，拼音文字本身無法顯示其運載的信息，只表其音。所以，無法通過創造性的思維活動來求其字義。拼音文字的造字法建立的是靜態的載體模式；漢字所建立的是動態的載體模式，它有自身的內在規律。拼音文字唯一趨勢動因是“拼”，但拼的是“音”。對整個識字過程來說是“初級階段”，“終極階段”的“義”是拼不出來的，只能靠硬記；漢字唯一的靜態因是“音”，音是約定好的。其識字過程也是“拼”，但拼的是“義”。猶其是形聲字，音、形、義甚至可“一拼而就”。三者的關系是有機的邏輯關系，由音形義的思維過程，需經過思維活動的全過程：分析和綜合，抽象和概括，比較，分類，系統化和具體化。通過這一系列的思維活動，音、形、義之間的信息得以貫通，但依據的是復雜的主體網絡的系統邏輯。

漢字通過這四種造字法，在建立完整的文字系統的同時，建立了交際功能以外的多值文化功能系統，這是拼音文字所不能具備的。

首先，它構建了一個思維方法進化的系統模式。漢字的造字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在“認識”的角度上，它提供了一個對對象的形象描述形神兼顧得意忘形抽象概括的系統認識方法的進化模式。不論哪一種造字法其核心都是“象形”，都有一個“自在”的意義發生源，通過它不同程度地注入抽象成分，“形象”與“抽象”逆動消長，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抽象成分逐漸遞增，形象成分逐漸減少。是始于形象，終于抽象的連續思維的認識過程。人們在反復的識字過程中，除了知識人獲得，還本能地受到認識方法的教育，使我們在認識對象時，善于通過對象的外在特征，從感性材料入手，經過反復抽象的思維過程，正確的分析問題，揭示問題，解決問題。

其次，漢字系統還構建了思維發展進化的系統模式：四大造字法下的漢字系統構建了具體可感的象形系統，形神兼備的指事系統，得意忘形的會意系統，抽象概括的形聲系統。它們既獨立又相因。無高度發展的抽象能力，便不能將對象的總特征作典型化處理，優選出出神入化的線條來形象地刻畫對象——象形字，又由于形象思維的高度發展，而能天衣無縫地融匯到抽象的特征指稱之中。通過對漢字由表入里的深刻認識，由于系統的交互作用，漢字既能有效的培養形象思維的能力，還能培養辯證系統的思維能力，而且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之間的中介思維被認識并得到培養。

此外，還建立了思維邏輯的系統模式：象形字培養直觀線性的邏輯思維；指事字培養曲折勾連的邏輯思維；會意字培養空間交叉的邏輯思維；形聲字培養立體網絡的邏輯思維。從而對不同性質的事物運用不同的邏輯思維，使邏輯思維能力得到提高。四大造字法本身就隱含著極為嚴密的邏輯關系：感性認識模糊思辯抽象認識的連續性的邏輯關系。由于“指事”、“會意”兩個既形象又抽象的中間環的運用，使的“模糊邏輯思維”得到揭示，并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和實踐意義。傳統的思維科學單純研究“形象”與“抽象”兩種端性思維，沒有對介乎二者之間的連續的“模糊思維”的認識，這是經典哲學及其邏輯研究的產物，是不完善的。

漢字造字法正是上述高度智慧下的辯證系統思維的產物。這種思維水平和方法體系通過具體的文字創造，濃縮在每個漢字中，使我們通過漢字的使用，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其全部能量，譯解其全部信息，體現其多維的文化價值。

轉貼于 二　構字法之文化學價值

構字法指的是具體建構漢字的技法。它是造字法的一個子系統，由構字參照系、構字原則、構字技巧三個有機關聯的層次組成。

（一）構字參照系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參照系是漢字具體的線條構建的技巧之師法體系。造字方法的參照系是天、地、人三才，物質態與精神態的自在客體，師法其“然”，是客體在一定時空背景中某一條件下的存在態或特征。構字法參照系是對象的這種存在態或特征的構成邏輯或規律，即師法其“所以然”。

在系統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的基礎上師法其“所以然”的參照系。

西方哲學及其他科學的原始面貌只能考諸有關著述；中國哲學及其他科學的早期特征即使無書可考，也能從文字的構造中窺探其靈魂。因為漢字界定對象是主觀見諸客觀的精神活動，它能呈現“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三維價值意義。

首先，物質世界及其事理是無限多樣、個性各異的，為了準確地描述這些對象，只能采用與對象同構的思維邏輯來構造漢字，得到同樣多樣而個性各異的漢字系統。隨著認識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對象的個性認識更加深入，使共性較強的記事或指稱方法——結繩記事、積石為記等再也無法準確描繪對象以供交流時，促使了文字的產生。但漢字的現實主義方法的造字原則，使它同構于對象世界，呈現出與自然對象世界及相關事物一樣的豐富和千姿百態。

無限紛繁而復雜的自然界并非無機的雜亂，是可以分門別類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通過對對象各有機系統的共性與個性關系的把握，對不同事物進行科學分類，并按其特征作形象指稱。要對整個自然界的萬事萬物及相關事理作種屬分明的文字指稱，就要具備不同系統事物的自然科學知識。要對飛禽進行指稱，就必須有對整個動物界的系統認識，進而將飛行動物分離出來。又通過對飛行動物從形狀到解剖特點的全面認識以確定類型。《說文解字》：“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凡鳥之屬皆從鳥”。有明確的“屬”的概念，形象有其共性，解剖可見個性。《說文解字》收有120個“鳥”旁的字，多數用來稱代不同的“鳥”。此外，還有：“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凡佳之屬皆從佳”。《說文》中收“隹”旁字46個，包含了多數短尾鳥在內，是鳥類的又一種。憑此我們便能了解這些文字被創造時，上古先民的自然科學及其他科學的水平。《說文》共收9353個篆文，歸納為540個部首，以這些部首為定義根，將物質與精神世界的的無限復雜的對象進行分類，使各得其所，屬性分明。可見漢字是自然科學及其他相關科學高度發展的產物。使識讀者在漢字認知過程中，不但掌握字符本身指的“是什么”，而且知其“為什么”——得到學科意義的方法論教育。拼音文字的“類”、“屬”僅是語法意義的，非表義對象本身。其分類的目的不是為準確的表意，而是服從語法的形式邏輯。

基于自然對象世界組構的無限性但非無理性，使漢字有限的偏旁與部首在合理的無限組合下與對象共構，并結合字與字的語法關系的組合，描述出整個自然與社會甚至思維領域的一切，且隨對象的衍化而衍化。

個性各異的自然對象卻有其形象組構的共性，它們都由點、線、面構成，漢字則按對象自身的特性進行點、線、面（偏旁）的有機組構，創造出千變萬化的漢字系統。這是對參照系“所以然”的最本質的把握。最能體現造字時代人民認識自然的能力和征服自然的特征。

此外，自然萬物存在的一個共同態是受地心引力的作用，重心垂直指向地面。古人雖不能認識萬有引力，但處處感受到了這種現象。如實描繪對象的象形文字便本能地將萬有引力作用下的事物的特征描繪下來，使得每個漢字呈方塊狀的合理布局，每個字都有其重心，重心是否當位、合理，決定著這一漢字的形體的線條布置是否合理和具有美感。盡管每個漢字都有明確的重心，但其線條的設置并非簡單機械的組合，而是變化多端的有機構建。是由千差萬別的不對稱性、不均衡性構成整體的對稱與均衡，從而組成方正結構體式的重心。這一點楷體表現得最突出，其他各體也明顯遵循這種重心居中的對稱組構原則。

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系。漢字線條的構組還以人類行為科學為參照，將人類關系態的邏輯運用到點、線、面組合的邏輯中。人類以各種規范來協調相處，從而構組了各種秩序下的人際關系態。漢字的構造也明顯帶著這種協調相處的特點。上下左右，內外先后，大小長短等等都有嚴格規定，秩序井然，不失規矩。表現在上下關系中以上為先，自上而下；左右關系中以左為先，從左到右；內外關系中以內為先，先內后外。這些無疑具有人類行為科學價值。拼音文字的字母書寫是無左、右、上、下、內、外的規則。既可自左向右，也可從右而左，既可從上到下，又能自下而上。字母與字母組合成文字時，只有單一的自左而右作線性橫向排列。

人倫講究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一維的單向趨動，而是雙向逆動的。這種原則體現在漢字構造上雖講究上下、左右、內外的先后，但優先者并不能越位強占，更不可獨霸，而是按自身的特點占據一定位置，進行合理分配。如“忠”，在上的“中”不宜過大過長占據“心”的位置，使在下者無法立足。同樣，左右關系中，左先但不可欺后。如“林”，左“木”之捺宜短，右“木”之撇要收，在互讓的關系中，協調構建，不過分夸張任何一方。

此外，在群體與個體的關系中，漢字構造強調共性，群體大于個體，個性服從共性。具體地說是點、線、面（偏旁部首）的獨立意義小，共構意義大。部首的存在主要是為了共構，而且往往是帶有共性意義的部首偏旁放在優先位置，或在上、在左、在先。拼音文字的字母獨立性強，不同字母擺在一起無內在的必然共構性。顯示以個性為中心的行為價值特點。漢字完全是由筆劃（元素）偏旁部首（層次）單字（子系統）整個漢字系統，從個性到共性的邏輯組合，這種“共性優先”的原則，展示了傳統行為科學的價值取向。漢字構造以上述各學科對象為參照系并與之發生價值同構關系，凝固著他們的信息，所以帶有多維的文化價值。

（二）構字原則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原則是指漢字構建的具體技巧和手法所遵循的準則。它包括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辯證相生的組構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

默記對象的模仿原則與中國繪畫：從西安半坡出土的幾件著名的人面魚紋陶碗看，形象極生動，這種線條勾勒的畫竟如西方現代派一般。然而，這種早就很成熟的藝術，后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直到南北朝以后才中興起來。但以線條勾勒為特征的象形字卻得到充分發展，到南北朝時已走完了由甲骨金文、大小篆、隸書、正楷、草書等全部的進化過程。在漫長的文字創造過程中，漢字的構造方法和書寫技法反而大大地影響和促進中國畫的發展，并匡定了中國畫的基本特征。

中國畫不是西歐式的寫生來再現對象，而是以默記對象的方法來再現客體。默寫是先經過心智活動，將對象留在記憶中的典型特征（往往是點或線的）繪寫出來，結果是“眼中竹”與“心中竹”與“筆下竹”俱不相同，愈加典型，愈加簡練。呈現出特征線條勾勒的繪畫特征。與象形字以特征線條刻畫對象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以特征線條默畫對象會因人而異，不同繪畫者的思維水平、修養能力有差異，記住對象的特征也不盡同，所默畫的同一對象也有區別，只能求得大致的相似，本質特征趨同——神似。中國畫重神似而不拘于形似，東坡先生說：“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追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神妙境界。與漢字一樣是現實主義基礎上溶入浪漫的理想主義的成分。

以線條勾勒默畫對象，而不是面對面的寫生，使中國畫忽視了“光”和“色”的變化及立體透視的科學性。這也是追求“神似”的必然結果。中國畫以“散點透視法”的線條來構組對象，這與漢字以特征線條全方位地（必然是散點透視式地）設置也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

工筆與寫意，篆楷與行草；繪畫與書法在傳統的文化中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辯證生克的組構原則與古代哲學。文字史前哲學無稽可考卻能從漢字構造的邏輯中得到破譯。作為系統世界觀的哲學是很晚才誕生的，作為人類的世界觀甚至于初步的哲學體系在文字產生之前就存在于上古先民的物質與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既烙印在打制的石器中，陶器上，也凝固在千百年來群體集體創造的漢字中。因為漢字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如實地描述對象的交際符號。它有著客觀存在性，還有第二位的主觀性，而且是群體共同的主觀性——文字只能是群體的創造，這與畫有區別。這一群體性——社會共同性所表現出來的世界觀、哲學等文化特征能從漢字中譯解出來。

早期漢字的線條由直筆和曲筆這一對矛盾體組成。它們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直有“橫”“豎”；曲帶“方”、“圓”。或橫豎相接，方圓相依；或直曲成方，斜曲成圓。有左彎右拐，有上折下勾……。生克變化，無盡無窮，完全體現了對立統一的法則。漢字按不同規律不同原則，以幾組簡潔的符號組成無限復雜的文字系統。并共同體現著陰陽生克同構的特征。橫一、再二、而三，但不可再四；一豎、二豎、三豎，而四豎不成字。橫而太過制以豎；豎而不節抑以橫。直筆添曲，曲筆加直；方中見圓，圓內生方。相依相斥，互為呼應；生克變化，渾然天成。

上述為“點”與“線”的哲學，進而由線構成面（偏旁）又由面構成“塊”（文字）時，更顯示了辯證法的熟練運用。這從偏旁與偏旁互相組構成字時的位置變化排列上，貫穿了辯證的甚至系統的哲學邏輯：左右結構，右左結構；上下結構；內外結構，外內結構；左中右結構，上中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上下）結構；（左右）上下結構，上下（左右）結構，（左右）上下（左右）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內外）右左結構；（左右）內外結構，外內（左右）結構；（上下）內外結構，（內外）上下結構；混合結構。

這種排列結構邏輯，還顯示了數學的排列組合的理論價值。

在偏旁與偏旁或筆劃的組合中，雖然是全方位的，但決不是無序的，有特定的邏輯性，并體現了共性與個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同一偏旁（共性）的字群中，每個個體不同別的個體，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共同的偏旁是其普遍性，是各個個體共同的組織信息塊，但它是寓于各個個體的特殊性之中。無共性則無個性，無普遍性亦無特殊性。

在點、線構面，面與點與線或面構成塊（字）時，還體現著系統論的五大原則：一、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點線面塊（字）是元素層次子系統系統的關系，同樣單個漢字同旁漢字漢字系統也是由元素到系統的有機構成關系。它們既獨立又有機關聯。二是系統整體的動態性原則。就漢字的構成看它們是由幾個基本筆劃——元素組合起來的，作為基本符號本身無多大意義，但按一定邏輯組合后，元素與元素進行了信息交換、構成了偏旁進而構成字便帶有了實際意義，起了質變。雖然各部分（偏旁）進行了能量交換，但并不破壞它們，而是保持了整體各部分的一定聯系。就整個漢字系統而言，是不斷與外在環境進行信息、能量交換的，不斷進化，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系統整體的結構性原則。指在一定層次中形成結構的基礎上的整體性。這在漢字的結構中體現的尤為鮮明。四是系統整體的層次性原則，即有序性原則。指任何有機整體都是按一定的秩序和等級組織起來的。漢字正典型地體現了這一原則。五是系統整體的相關性原則。任何系統都是存在于一定環境中，也是與外界其他系統進行聯系或交換。漢字既是現實主義式描繪對象，是以三才為參照系，自然是處在一定環境中與對象不斷交換信息和能量，隨文化（廣義）進化而進化。

通過剖析，傳統哲學的特點是能夠從漢字中得到合理破譯的。并且我們可以清晰見到漢字筆劃的有機組合所蘊涵的陰陽辨證的哲學精神孕育了中國傳統哲學的胚胎。

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中正和平的美學原則是整個東方藝術的核心原則，它源于儒家哲學，但這一哲學本身在文字史前就已受孕。漢字摹仿三才，有典型的建筑美。它重心居正，不偏不倚。不作畸形之態，常呈中正之貌，柔和協調之狀。表現為一種自在美。早期漢字大致也呈方塊狀，端莊嚴正，重心穩實。但它并不呆板，其方正的總貌是由萬法紛呈、千姿百態、個性各異的形體組成。中正生自偏曲，端方來于圓折，平和協調起于變化律動。正是這一辯證的矛盾運動，最后形成美的形態。中正和平是漢字構建的總的美學原則，每一具體的漢字組構又體現了不同的美學技巧，它包括：陰陽相接。其方位以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內為陽，外為陰。它們互相依存，和諧相交，合為一體。線條以直為陽，曲為陰，方為陽，圓為陰。多數漢字是曲直方圓交互連綴。節奏分明，韻律生動。剛柔相濟。線條以直為剛，曲為柔；線塊以方正為剛，以斜曲為柔。斜直曲方，陽剛陰柔，既對立相克，又溶于一體。虛實相間。是對線塊而言。筆劃少而空疏為虛，多而綿密為實。漢字總是虛實相間，上空則下實，左空則右實。線條分布朗列均衡，充盈一體。動靜相生。線條以方直為靜，以圓曲為動。漢字多數是以曲直相交，動靜相生。在平直方正的穩定靜態之中，輔之以曲折園斜的變動之姿。動中見靜，靜中生動，并在這一矛盾運動中服從整體的中正和平之態，給人以完善獨立，穩重端莊又充盈流轉的變動的美感。在這些辨證關系的美學處理中，在線條的具體設置上，既富于變化，又不走極端，是高則低之，長則短之，大則小之，寬則窄之，實則虛之。有余則削，不足便補，盈虧相濟，柔和協調，無不貫穿自然的美的法則。前面已論及漢字是呈方塊狀的總貌，盡管線條變化萬法紛呈，但總體效果是對稱分布的，重心位于方塊的對角線交點上。顯得端正典雅。而各個層次、各個角度不同性質的線條的辨證呼應，使穩重方正的外形展示于多姿多態的變化之中。這一中正和平的美學特征和傳統哲學、美學價值、對象世界的內在韻律是有機統一的。

（三）構字技法的文化學價值

構字技法是指線條安排的具體技巧和手法。由點線、面的組織，方位座標的確定，結構安排等三個層次構成。

點線面組織的邏輯學價值。每個漢字都是系統態下的符號塊、定義塊，也是凝固各學科文化價值的信息塊，所以其線條的組合要有一定的邏輯。在形狀的象形上，除了藝術化的邏輯，形式上還有獨特的組織方法。它是由點、線、面循序漸進，各自獨立又配合共構的邏輯來進行。由點到線到面，點線構面，小面構大面。點、線、面又各有獨立的功能，共構時互相以形式上的算術法相加，其功能卻起了質的變化。一點與兩點三點的含義絕不相同，丶冫氵灬——它們在組織上是相加，本質卻完全有區別。但它們都是漢字系統中的一個功能項，獨立是相對的，與其他功能項再構是絕對的。點與線、線與線、線與面、面與面的組構也遵循這一系統邏輯。

方位座標的確定。漢字的線條安排多設定在多維空間的立體坐標系中。因其象形性，所以在描摹對象時要在一定時空背景下進行，雖作散點透視但符合空間組構原則。因此漢字的（附圖略）

現中漢字的粗細、明暗、濃淡等具有主體意義的方位特征尤為明顯。漢字和國畫一樣是多視點的，呈視點移動組建的方位特色。因線條的座標方位的決定，線條便可進行全方位的辨證系統的組合。

結構安排。有了方位座標，在象形寫真與中正和平的原則下，對線條作優化安排。安排技巧須按照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物質與精神態的價值取向進行，將文字創造時期的文化價值積淀在具體的布置中。

漢字是漢文化的全息碼，是文字史前文化的信息載體，又是孕育史后文明的基因。人們用考古的方法，見鐵而論冶煉，指鼎以說青銅，刀槍劍戟以談軍事。那么“文字”豈不正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物”嗎？漢字的功能不但在其外殼，它是遠古文明的價值載體，同時提供塑造中華民族精神與性格的原動力！

【注】

[1][3]許慎《說文解字》十五

篇（4）

2鍋爐壓力容器制造中焊接自動化技術的應用

2.1膜式壁焊機

我國的工業發展比較迅速，伴隨著工業的發展，焊接技術也表現出了時代性的特征。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社會需求的增加，鍋爐壓力容器的制造水平也獲得提升。在焊接自動化技術的應用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叫做膜式壁焊機。該設備主要有氣體保護焊和埋弧焊兩種工藝。在起初的階段，我國由于技術不純熟，因此依賴于進口。后續的研究成功后，便開始應用自己生產的設備。從現有的應用來看，哈爾濱鍋爐廠、東方鍋爐廠等，主要是運用膜式壁焊機中的氣體保護焊；而上海鍋爐廠、武漢鍋爐廠等主要運用埋弧焊工藝。氣體保護焊屬于比較簡單的焊接自動化工藝，現有的應用范圍不是很大，但其穩定性和安全性較高，因此北方運用較多。埋弧焊屬于高端一些的焊接自動化技術，同時效率較高，但由于在自動化方面融入的元素不是很多，因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工操作，日后的提升空間較大。

2.2直管接長焊機

鍋爐壓力容器所要承受的壓力是非常大的，僅僅憑借膜式壁焊機，并不能長久的滿足要求。為此，技術人員通過長期的調查和研究，制定了全新的焊接自動化技術——直管接長焊機。該焊機的優勢在于，其擁有的自動化程度較高，能夠滿足日常焊接中的較多工作，即便是應對一些技術性較強的焊接，也沒有表現出較多的問題，總體上的滿意度較高。比如說武漢鍋爐廠就與美國的阿爾斯通展開了合作，引進了管子預處理線，該線包括管子定長切斷、管端數控倒角機、管端內外磨光機、管內清理機等先進的設備和裝置，采用了PLC自動化控制技術，實現了自動化生產。在所有的設備當中，管端數控倒角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備，這一設備利用旋轉及軸向進刀的過程中，可以根據管子的規格及要求編制相應的切削程序，快速、標準、優質的切割出各種坡口。由此可見，直管接長焊接的功能性較多，日后可以在鍋爐壓力容器制造中推廣應用。

2.3馬鞍形焊機

鍋爐壓力容器在現階段的應用中，常常是為了滿足一些特殊要求而設定的，為此，僅憑上述的兩項技術，依然沒有完全的滿足需求。經過探究，技術人員還研制出了一種名為馬鞍形焊機的設備。該設備能夠應對較多的特殊形狀或者是特殊功能的鍋爐壓力容器。第一，該焊接技術，利用數控技術建立數學模型，保證設備的形狀和具體功能不會發生偏差。第二，主管與焊槍的同步運用，使得焊接的效率和質量穩步提升，并且有效的解決了兩直徑相近的相關結構焊接質量問題，總體上的焊接效果比較理想。在今后的工作中，可將上述的三種焊接技術，廣泛應用與鍋爐壓力容器制造中，并深入研究，健全技術體系和應用方式，創造更多的效益。

篇（5）

文字是語言的極為重要的輔交際工具，因而，我們需要正確的書寫和使用文字。漢字已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學語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漢字，小學生在學習語文課本的過程中會認真地學習還不認識的漢字，到高中乃至大學的學生們對優秀語言文字和文學作品的癡迷，再到書法愛好者對漢字書法的喜愛及人們對漢字的深厚感情。為了更好地傳承漢字文化，要求我們規范書寫漢字。我們國家最早的漢字規范化是秦始皇實行的“書同文”。明清科舉考試，要求寫字不能出現任何錯誤。1956年國家語委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建立了現代的漢字規范。[1]1977年的“二簡草案”也提供了漢字的規范書寫標準，但是已經廢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復古風，簡繁亂用。而且各地寫法不同，似乎“以亂為美”成了一時時尚。[2]這并不是正常現象。

現今人們寫的不規范的字，一般可分為三類：第一，寫了多筆畫、少筆畫或筆畫不對的字，如（偉）“拔”“長”“蚌”（“長”應為四畫，而寫成五畫）等；第二，寫錯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寫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寫成“辨析”等；第三，寫了不規范的簡化字，如“餐”“菜”并沒有簡化等。

漢字數量巨大，字形與字義之間沒有必然聯系。人們認讀時很容易把字念錯。最常見的讀錯字音的現象有四種：一字多音，該讀作這個音時念了那個音；如：“參差”、“處分”等易讀錯。把字的某一個偏旁的音讀作該字的音；如：“蹴”讀為“就”、讀“犴”為“干”等。兩字形體相近，把這個字讀成那個字的音，混淆兩個字的讀音；[3]如：讀“槳”為“漿”，讀“沮”為“阻、祖”等。沒有根據國家的規范文件正音，按舊讀音讀；如：讀“期”為“幾”音。

漢字有相當數量的字讀音相同或相近，形體相似，字義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辯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這些音、義、形相近字之間的區別，就很容易用錯，寫了別字。如把“自己”寫成“自已”、“競爭”寫成“竟爭”、“裨益”寫成“脾益”等。因此，為了不寫或少寫錯別字和提高全民語言文字的運用水平和規范化水平，我們要注意積累容易用錯、用混的字，具體分析原因并指出應該如何正確使用。[4]我們要以國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簡化字總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現代漢語通用字筆順規則》等為規范。

另外，現今網絡用語的不規范使用的影響人群的范圍很廣。如 “吃飯飯”、“吃奶奶”、“睡覺覺”等、網絡交際用語把“不要”說成“表”，把“男朋友”說“男票”等。一種新用法在剛出現時，往往會被盲目跟風。所以會有一部分人擔心漢字的寫法和使用規則受到了挑戰，我們的漢字受到威脅？當然這種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聳聽，但是不用過分擔心。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從未中斷過。新出現的漢字寫法或用法如果經濟適用被大多數人們接受會自動保留下來，如果經過使用一段時間后，發現不符合人們的需要，不經濟實用，便會自動消亡。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種新用法已形成大勢所趨了，而且這種用法越來越符合漢語語言系統的規則，更加經濟方便實用，我們就應及時調整規范的要求以適應發展的需要。比如“三個臭裨將頂個諸葛亮”，現實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勢利導，承認“臭皮匠”為規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堅持“三個臭裨將”，并指責“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現，這真的沒有必要。

為了使人們有意識地避免書寫不規范的漢字，經過多次努力，我們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對漢字進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對現代漢語中常用的漢字數量進行精確的計算，確定現代漢Z常用、通用漢字的數目。現行漢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幾個很重要的工作：選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選定考慮了以下幾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頻率高的；第二，學科分布廣的；第三，日常生活學習中常用的。這三個主要方面的因素應該綜合運用，不能僅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決定取舍。

定形就是規定漢字使用的統一字形。異體字的整理和異形字的整理是漢字定形工作的兩個關鍵方面，為了給現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規范。

南腔北調現象在我國是長久存在的，普通話水平出現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國家大力提倡推廣普通話。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正確的發音和聲調的正確認讀對提高普通話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說是學習標準普通話的一個突破口。漢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現象，我們要為漢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讀音規范。1985年國家語委、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廣播電視部等機關聯合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定了異讀字的標準讀音，要求全國所有部門和單位均以這個新的《審音表》為準。

在書寫漢字時我們很需要專業科學的字典。漢字具有形音義三個方面的屬性，根據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經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漢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筆畫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漢字的排列方法包含義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義序法是根據漢字的義項順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漢字的順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順序，主要有筆畫法、部首法和號碼法三種。筆畫法指是依照漢字的筆畫數目和筆順編排漢字。部首法依據偏旁來排列漢字。號碼法按字形確定的號碼編排漢字。[5]我們需要認真研究和學習漢字的檢索方法的理論知識，為漢字定序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會要根據國家及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各種正字法標準使用漢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們在用漢字的時候不要隨心所欲，需要熟悉規范、嚴格要求自己。特別是學校語文老師有更大的責任和義務幫助同學們規范使用漢字。

參考文獻：

[1]張書巖. 姓名?漢字?規范[M]. 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75-94.

[2]費錦昌，黃佑源，張靜嫻.漢字寫法規范字典[M]. 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1-21.

篇（6）

近年來,外資銀行在中國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了35家外商獨資銀行、2家合資銀行、1家外商獨資財務公司,另有24個國家和地區的70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了91家分行。同時,近5年來外資銀行總資產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隨著在華市場的拓展和業務范圍的擴大,外資銀行加快推進自身的本土化進程,力爭通過盡快實現人才、金融產品、技術和管理模式與本土文化的契合而獲得在華發展的先機。按照發展戰略及業務重點的不同,外資銀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一是以花旗、匯豐等大型國際型銀行為代表的業務全面推進型;二是以荷蘭銀行為代表的專業化服務重點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依托母國總行的目標業務型。不同的發展模式產生不同的發展軌跡,韓資銀行因母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天然地域聯系,實施緊跟母國在華企業投資地域和產業領域,服務于母國企業的目標業務型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既給韓資銀行帶來差異化服務的發展優勢,同時又造成銀行的發展受制于母國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甚至在本土化進程中衍生出一系列問題。本文在對韓資銀行經營發展特點及本土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以山東煙臺的2家韓資銀行(分別簡稱H銀行、Q銀行)為例進行實證分析,深層次剖析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中存在問題的癥結所在,并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和建議。

一、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及經營現狀

2006年12月,中國加入WTO后5年過渡期結束,中國金融業進入全面開放時期。隨后,銀監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貫穿了以外資銀行法人為導向的監管理念。自此,外資銀行開始實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冊法人。本地注冊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構與經營理念的巨大變化成為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的里程碑。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時期和法人成立后時期兩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其本土化路徑體現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筆者所調查的煙臺市2家韓資銀行為例,在2007年和2009年,兩家銀行分別轉制為本地注冊法人銀行,成功翻牌并開辦了人民幣業務,邁出了本土化的關鍵一步。在華法人成立前,韓資銀行沒有統一的管理行,經營管理以韓國母行為主,采取業務跟進式的發展方式,主要經營戰略為服務本國企業。這一時期,韓資銀行缺乏統一、明確的本土化戰略,業務范圍局限于外幣業務,絕大多數客戶為韓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外籍員工占比較高,銀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與程度均不強。法人銀行成立以后,韓資銀行結合自身優勢,提出了統一、明確的本土化發展戰略,大力開拓中國市場,如H銀行(中國)確定以私人銀行業務和財富管理經驗及技術引入中國市場,在東北三省和山東省大力拓展個人零售業務的發展戰略,Q銀行(中國)確定結合中小企業金融業務優勢,努力拓展中國市場的戰略;獲準開辦人民幣業務,業務范圍實現本土化;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對業務、資金等實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統一的內部審計模式;不斷開發本土化產品,非韓資客戶占比逐步提高(見表1)。

明確、統一的本土化發展戰略的確立及實施,也推動業務的快速發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中國)貸款余額89.12億元,較年初增加23.57%;各項存款70.18億元,較年初增加15.09%。Q銀行總資產為56.53億元,較年初增加13%;各項存款23.04億元,較年初增加108%(見表2)。

二、本土化問題與瓶頸

篇（7）

2002年，水利部和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頒發了<關于開展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編制工作的通知>，隨后又陸續了指導水資源綜合規劃的若干技術文件。這些文件對于指導水資源綜合規劃的順利開展具有重要意義。由于新時期國家治水思路和理念的改變，文件中出現了部分新名詞術語，部分原有名詞術語(或計算方法)也賦予了新的內涵。在水資源綜合規劃的技術文件中，有一部分名詞術語比較模糊。本文根據國內專家、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水資源綜合規劃技術文件的規定，對他們的內涵進行分析，對現行的確定方法提出個人看法，對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提出建議。

1水資源

到目前為止，什么是水資源還沒有一個公認的非常嚴謹的文字描述。<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水資源定義為：自然界一切形態(液態固態和氣態)的水都算水資源。直到1963年英國國會通過的<水資源法>中，改寫為“具有足夠數量的可用資源”。即自然界中水的特定部分。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IINEScO)和世界氣象組織(WMO)定義水資源是“作為資源的水應當是可供利用或可能被利用。具有足夠數量和可用質量，并且可適合對某地為水資源需求而能長期供應的水源”。

在我國，對水資源的理解也不盡相同。1991年<水科學進展>編輯部組織了一次筆談，就水資源的定義和內涵進行了討論。最后認為：水資源是水體中的特有部分，即由大氣降水補給，具有一定數量和可供人類生產、生活直接利用，且年復一年的循環再生的淡水。

從上述文字表述可以看出水資源具有如下特征：水資源包含在水體之中，并且是水體的一部分；而水體中的其他部分，在特定的條件下還可以轉化為水資源；水資源如果保護不好也可能轉化為無法利用的水體，而危及社會的安全。根據自然資源的定義及綜合以上各家的觀點，水資源是能夠被人類開發利用并給人類帶來福利、舒適或價值的各種形態的天然水體。

因此，不是所有降水都是水資源，只有其中能夠被人類開發利用的部分才稱之為水資源。對于特定區域而言，降水總量是可以獲得的，但是這些天然降水中到底有多少是人類可以利用的——即該地區到底有多少水資源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

2水資源可利用量

關于水資源可利用量有很多種定義和解釋，下面介紹幾種：

<全國水資源綜合規劃技術細則>中規定水資源可利用量l2是指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在統籌考慮生活、生產和生態環境用水的基礎上，通過經濟合理、技術可行的措施在當地水資源中可資一次性利用的最大水量。雷志棟等認為，水資源可利用量是指經濟合理，技術可行和生態環境允許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措施所能控制引用的不重復的一次性水量。胡振鵬等認為，水資源可利用量是指針對不同設計水平年，在一定的來水頻率下，考慮對水量、水質的需求，天然儲水體和水利工程設施可以為人類生活、社會經濟活動提供的水量。翁文斌等認為]，水資源可利用量是指在流域水循環過程中的水文條件不發生明顯改變的前提下，從流域地表或地下允許開發的一次性水資源量。夏自強等認為，水資源可利用量是從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出發，在扣除維持生態環境用水和水資源總量中部分不能或難以控制的水資源量后，人類可以利用的最大水量。

分析上述定義，理論上比較清晰完善，但實際分析計算時很難操作。水資源可利用量確定要考慮的條件有生態與環境需水量、技術上論證可行、經濟上分析可行。從這3個方面來分析，內涵和外延都很大，很難具體操作。

同時，水資源可利用量的影響因素有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科學技術進步情況、水污染狀況、生態與環境狀況、天然來水狀況、以及技術經濟因素等。由于這些因素是動態的，隨時間變化的，導致水資源可利用量也是動態的；同時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水資源的可利用量，尤其是水與生態環境系統的關系，受認識水平限制，現階段較難量化。

3水資源和水環境承載力

承載力是一個起源于古希臘時代的古老概念，在生態學中一般被定義為“某一生境所能支持的某一物種的最大數量”，它包含著極限思想，并有2個層次的含義：第一是所承受的力來自于某一生境以外的某一物種；第二是某一生境自身不遭受破壞，因為生境一旦破壞，再重新修復是不可能的。

關于水資源承載力和水環境承載力研究成果較多，目前普遍接受的定義如下：

水資源承載能力是指在一定的時期和技術水平下，當水管理和社會經濟達到優化時，區域水生態系統自身所能承載的最大可持續人均綜合效用水平或最大可持續發展水平。水環境承載力是指某一區域、某一時期、某種狀態下的水環境條件對該區域經濟發展和生活需求的支持閾值。

從上述概念出發，水資源承載能力、水環境承載能力的承載體可以是人口總量，生物總量，也可以是經濟總量。這個概念有4個層次的內涵。一是生態內涵，它表現為這些承載力具有極限含義，它所承載的綜合效用具有生態上的極限，對其開發利用應以不超過這個極限為前提。二是技術內涵，這些承載力并非一個純粹客觀的概念，而是與人類作用有關，具有主觀性的一面。它與特定的技術水平有關，隨著不同時期總體技術與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這些承載力具有跳躍性，表現為時間上的技術動態性。三是社會經濟內涵，通過社會經濟系統結構的優化，社會經濟容量或規模會有所不同，從而提高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承載力。四是時空內涵，表現為水資源承載的綜合效用及其約束因素具有區域性；不同的時空尺度，相同水資源和環境條件的承載力是不同的。

水資源綜合規劃技術細則中提到了水資源承載力和水環境承載力這2個專業術語，但是關于這2個參數如何確定沒有提出相應的方法，因此該參數的確定方法值得研究探討。

4生活和生產需水的預測方法

目前用于需水預測方法較多，如定額法、趨勢法、彈性系數法、人均綜合用水量法等。分析這些方法，各有特點。

定額法需要確定每一行業不同水平年的用水定額、發展規模、以及水的利用系數。要在需水預測之前先要預測這些參數，由于這些變量較多，其影響因素更多，這些參數的預測比需水的預測更復雜，從而導致預測結果誤差較大。我國以前若干個五年計劃的需水預測成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趨勢法、彈性系數法需要較多的歷史資料，受歷史資料的可收集性限制，這些方法應用起來有一定難度。另外發達國家用水的經驗表明：用水量與人口、發展規模之間的關系不是單一的遞增或遞減關系，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有所差別，不同發展階段有所差別，不同產業結構有所差別。因此利用這些方法進行需水預測也有一定困難。

人均綜合用水量法主要應用于城市需水量的預測。由于城市的產業結構十分復雜，要想弄清楚每一個行業的用水定額及其發展規模難度較大，因此為簡化計算，采用人均綜合用水量法來進行需水預測。但是這一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因為人口不是區域消耗水資源的唯一指標，尤其是現在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經濟社會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多，而對人力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少。因此到底用哪一種方法進行需水預測能夠得出一個可以接受、誤差較小的成果是一個值得研究和探索的問題。

5生態環境需水量

生態環境需水是指為維持生態和環境功能和進行生態環境建設所需要的最小需水量。實際上，生態需水與環境需水兩者之間存在著交叉和重合的部分，生態需水主要側重在生物維持其自身發展及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環境需水則主要體現在環境改善方面。

楊愛民、鄭紅星、王浩、劉昌明等認為“：生態需水應該包括環境需水，所以也稱為生態環境需水。生態需水是指在一定的生態保護、恢復或建設目標下，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其生態系統維持良好的穩定狀態時所需要的水量(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水)。鑒于現在對生態環境認識的不斷深入，前述界定中的“在一定的生態保護、恢復或建設目標下”的“建設”二字應該去掉。生態環境需水量是目前國內外研究的重點，基本理論和方法也較多，其中大多建立在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基礎上，現階段可操作方法主要是基于水文學基礎的幾個方法，如最枯10月法、Tennant法等。最枯10月法：我國在《制定地方水污染排放標準的技術原則和方法》(GB3839--83)中規定：一般河流采用近10a最枯月平均流量或90％保證率最枯月平均流量作為設計水文條件。該方法原來用于計算污染物允許排放量，而現階段把它作為生態環境需水量。實際操作上該方法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現為部分季節性河流、現階段斷流河道的生態與環境需水量為零，其允許污染物排放量為零(設計水文條件為零)。

Tennant法似：是以預先確定的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數作為生態環境需水量。Tennant提出，以年平均流量的10％作為水生生物生長低限，以年平均流量的30％作為水生生物生長的滿意流量。Montana以年平均流量的10％作為最小生態需水量，最佳范圍為年平均流量的60％一100％。該方法適合于大江大河等較大流域，而沒有考慮河流流量的年內變化和年際變化，因而有其局限性。此外還有日均流量法、Texas法、N6PRP法、Basiclfow法、月年保證率法、最小月年徑流法、ABF法、FDCA法、40％準則等。這些方法計算方便，基本上是經驗值，各有其實用性。

因此，分析總結前人的成果，提出適應不同對象的水文、生態、環境等條件的生態環境需水量估算方法具有重要意義。

6水資源短缺

水資源短缺是一個貌似簡單但又存在許多異議的概念。目前國際上通用的判別標準是以人均水資源量進行缺水程度劃分，見表1。

但是這個劃分標準下面隱藏著許多問題。首先人口不是區域消耗水資源的唯一指標，尤其是現在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經濟社會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多，而對人力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少。其次生態需水與人口沒有直接關系，用人口作為評價標準也不合適。因此，對于水資源短缺的辨識采用單一的標準或指標是很難概括的。

實際上，水資源短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具體對于一定區域來說，它所描述的是一定經濟技術條件下，區域可供水資源量和水質的時空分布不能滿足現實標準下的區域人口、社會經濟、生態與環境等系統對水資源需求時的狀態。因此對缺水的界定應當拓展到水資源系統承載的主客體兩個方面同時考察。

在水資源系統承載主體方面，人類社會已經從最早的逐水而居，發展到現在的資源水利、可持續水利等理性思索，水資源系統的外延不斷被拓展，內涵不斷被豐富。同時人們對水資源開發利用的范圍應由最初單一的地表水系統拓展到地下水、大氣水、海水、劣質水(包括污水、微咸水和咸水)等多個系統，水資源系統承載主體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

水資源系統承載的客體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更替改變，在無人類活動干擾作用下，天然水資源系統在其循環過程中滋養了豐富多樣的天然生態系統。自從人類社會行為作用于水資源系統伊始，水資源系統承載客體的純自然屬性便開始發生改變，水循環系統的社會驅動力持續加大，農業和工業經濟系統的需水量和取水量不斷上升，水資源系統承載的客體逐漸演繹成生態環境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

其社會經濟功能得到充分體現。由于水資源系統承載客的多元化，水資源利用過程中就存在著競爭與分配的問題從水資源系統承載的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來分析，不簡單地將水資源供需平衡的認為不缺水、不平衡的認為水。且不說水資源系統與生態環境系統的關系目前尚未清楚，就是科學合理地確定一定社會經濟系統需水量及其節水潛力也存在一定的難度，更有社會經濟系統的產結構問題。

因此，對于特定的區域和范圍，如何科學合理地界定其水資源是否短缺值得研究和探討。

7水資源合理配置

配置是指配備、安排。資源配置是指生產性資產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資源分配之所以成為問題，一方面是由于社會的資源供應有限，而人類欲望通常又無限，另方面是由于既定資源具有多種不同可供選擇的用途。

水資源合理配置是指在流域或特定的區域范圍內遵循高效、公平和可持續性原則，通過各種工程與非工程措施，考慮市場經濟規律和資源配置準則，通過合理抑制需求、有效增加供水、積極保護生態環境等手段和措施對多種可利用的水源在區域間和各用水部門間進行的調配。

通過以上概念界定可以看出，水資源配置問題提出的前提是水資源有限性而導致的供需不平衡矛盾以及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矛盾，關注的重點是多種水源在區域間和各用水部門間的分配。實際上，水資源區別于其他自然資源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時程上分布的不均勻性，因此水資源合理配置不僅體現在空間上，同時也體現在時間上；不僅體現在某一水源上，同時也以現在多種水資源的聯合配置上。

因此，研究和探討水資源合理配置的技術和方法，對于緩解水資源供需矛盾、科學高效地利用水資源具有重要意義。

8水資源配置的一般原則

前面已經敘及水資源配置問題提出的前提是水資源的相對短缺，即資源有限而需求持續增加導致的供需失衡。當水資源有限，不能滿足所有用戶的用水需求時就存在著分配水量的優先順序問題。

篇（8）

關鍵詞:本土化;中小型韓資銀行;金融;研究

近年來,外資銀行在中國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截至2010年6月末,有13個國家和地區的銀行在華設立了35家外商獨資銀行、2家合資銀行、1家外商獨資財務公司,另有24個國家和地區的70家外國銀行在華設立了91家分行。同時,近5年來外資銀行總資產也以年均12%的速度增加。隨著在華市場的拓展和業務范圍的擴大,外資銀行加快推進自身的本土化進程,力爭通過盡快實現人才、金融產品、技術和管理模式與本土文化的契合而獲得在華發展的先機。按照發展戰略及業務重點的不同,外資銀行本土化模式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一是以花旗、匯豐等大型國際型銀行為代表的業務全面推進型;二是以荷蘭銀行為代表的專業化服務重點突破型;三是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依托母國總行的目標業務型。不同的發展模式產生不同的發展軌跡,韓資銀行因母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天然地域聯系,實施緊跟母國在華企業投資地域和產業領域,服務于母國企業的目標業務型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既給韓資銀行帶來差異化服務的發展優勢,同時又造成銀行的發展受制于母國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甚至在本土化進程中衍生出一系列問題。本文在對韓資銀行經營發展特點及本土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以山東煙臺的2家韓資銀行(分別簡稱h銀行、q銀行)為例進行實證分析,深層次剖析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中存在問題的癥結所在,并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和建議。

一、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及經營現狀

2006年12月,中國加入wto后5年過渡期結束,中國金融業進入全面開放時期。隨后,銀監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貫穿了以外資銀行法人為導向的監管理念。自此,外資銀行開始實施法人改制,成立本地注冊法人。本地注冊法人的成立,其管理架構與經營理念的巨大變化成為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的里程碑。外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由此也分法人成立前時期和法人成立后時期兩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其本土化路徑體現出了不同的特征。以筆者所調查的煙臺市2家韓資銀行為例,在2007年和2009年,兩家銀行分別轉制為本地注冊法人銀行,成功翻牌并開辦了人民幣業務,邁出了本土化的關鍵一步。在華法人成立前,韓資銀行沒有統一的管理行,經營管理以韓國母行為主,采取業務跟進式的發展方式,主要經營戰略為服務本國企業。這一時期,韓資銀行缺乏統一、明確的本土化戰略,業務范圍局限于外幣業務,絕大多數客戶為韓資企業或合資企業,外籍員工占比較高,銀行自身的本土化意愿與程度均不強。法人銀行成立以后,韓資銀行結合自身優勢,提出了統一、明確的本土化發展戰略,大力開拓中國市場,如h銀行(中國)確定以私人銀行業務和財富管理經驗及技術引入中國市場,在東北三省和山東省大力拓展個人零售業務的發展戰略,q銀行(中國)確定結合中小企業金融業務優勢,努力拓展中國市場的戰略;獲準開辦人民幣業務,業務范圍實現本土化;公司治理結構不斷完善,對業務、資金等實施了集中化管理,建立了統一的內部審計模式;不斷開發本土化產品,非韓資客戶占比逐步提高(見表1)。

明確、統一的本土化發展戰略的確立及實施,也推動業務的快速發展,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中國)貸款余額89.12億元,較年初增加23.57%;各項存款70.18億元,較年初增加15.09%。q銀行總資產為56.53億元,較年初增加13%;各項存款23.04億元,較年初增加108%(見表2)。

二、本土化問題與瓶頸

從兩家韓資分行的運營特點看,轉制為法人分行后,其人員配置上出現華人管理中層,業務方面國內客戶逐年上升,這說明兩家韓資銀行在逐步融入本地市場。但總體看,韓資銀行本土化進程緩慢,本土化瓶頸問題難以得到有效突破,相關的經營問題和風險也逐步顯現。

(一)市場融入度低、運行質量不高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業務規模小,市場占有率低。從總量上看,兩家分行平均資產規模只有10億左右,平均負債規模9億左右,整體市場占有率不足0.5% 。二是客戶群體較為狹窄,授信集中度高。兩家分行的信貸投放均集中于煙臺、威海地區韓資出口導向型企業,分布在電子、機械、服裝、造船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對外貿政策和勞動力成本的敏感度高,出口退稅及勞動力成本的

較小調整,就會帶來經營業績較大波動,引發銀行信用風險的集中暴露。三是金融融入度低。目前,歐美外資法人行普遍與中資銀行在資產、負債及中間業務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內容涉及資產管理、轉受讓、資金結算、銀團貸款、拆借市場等,但兩家韓資銀行僅在拆借市場與中資銀行有過簡單合作,且金額較小,業務合作參與度低。

(二)管理體制難以達到本土化要求

一方面公司治理尚不完善,如q銀行獨立董事、外部監事履職的獨立性和有效性還存在不足,獨立董事、外部監事的薪酬由董事會決定,并由董事會對其考核,同時外部監事與母行間尚未建立直接有效的匯報路徑;h銀行存在未經董事會決議,高級管理層審批修訂銀行基本管理制度等情況。另一方面,內部控制“形不像、神難似”。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應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架構并保證順暢運轉,但從目前的情況看,兩家外資銀行的組織架構均不是按照要求設置,而是根據人員情況和業務發展情況設置,比如q銀行只有三個內設部門,h銀行也是類似設置,以審貸會為例,2名業務主管+1名風險主管+1名行長的運行模式很難保證審批的獨立性和公允性,諸如合規、會計、技術崗位等均是兼任,也很難發揮監督作用。

(三)流動性滿足本土監管指標壓力大

一是存貸比指標高居難下。截至2010年6月末,h銀行(中國)的存貸比為126.99%,q銀行(中國)存貸比為145.89%,距75%的監管要求差距較大。同時,為達到存貸比監管要求,部分行在拓展負債業務較為困難的情況下,采取了限制資產業務發展的經營策略,使得資產業務發展也一度停滯。二是韓資銀行資金來源主要為同業存放和單位存款,同業拆入和儲蓄存款所占比重較小,對于批發性資金依賴性高,核心負債依存度低,資金來源穩定性較弱。三是日常資金管理目標以滿足即期資金需求及流動性監管指標為主,以短期資金支持中長期貸款,期限錯配情況較為突出,7天以內的短期資金壓力較大。

    　(四)信貸文化“水土不服”凸現風險

韓資銀行的信貸文化與國內存在顯著差異。以流動資金貸款為例,韓資銀行認為對客戶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并進行貸款展期,既能有效滿足客戶資金需求,又能降低客戶財務成本,讓經營良好的客戶適時展期有利于“服務客戶”宗旨的實現,因此展期貸款一般歸于正常類貸款。基于這種信貸文化,韓資銀行在國內經營時也大量發放流動資金貸款,并對客戶一再展期。但現場檢查發現,部分貸款通過辦理借新還舊、在異地分行發放新貸款的方式變相展期,展期期限最長達到6年。同時,在部分客戶經營虧損的情況下,銀行仍為其辦理展期手續,并歸為正常類客戶,造成潛在的信用風險。

(五)人力資源本土化瓶頸難以突破

一是高管層本土化問題未突破。目前,兩家行的高管人員均由韓籍人士擔任,與成熟外資行高管人員由本土金融資深人士或母國中國通擔任相比,現任韓籍高管對中國社會生活認知少,文化熟悉度較低,制約了銀行管理的有效性。二是普通員工對銀行認同感不強。兩家銀行的人力資源管理缺乏長遠規劃,一些新進員工也多以積累工作經驗、作為跳槽跳板為主,對銀行文化認同度不高,人員流轉快。以h銀行煙臺分行某4人編制的部門為例,從成立初至今已先后有5人跳槽。三是對母行派遣人員的本地管理不足。外籍管理人員的選擇、任用、薪酬及考核等由母行決定,本地行權限不足。同時,外籍派遣人員流動性較強,穩定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經營發展的連續性。四是受銀行社會認知度和待遇制約,兩家外資行難以吸引到本地的優秀人才,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三、本土化問題深層原因分析

(一)發展戰略制約本土化發展

目前韓資銀行的發展戰略可歸結為目標業務型,即銀行緊跟本國在華企業投資地域和產業領域,服務于本國企業。這一戰略在銀行介入中國市場初期具有獨特的優勢,但也受制于本國在華企業的數量和發展規模。因為金融資本的擴張速度遠高于產業資本的擴張速度,韓資銀行改制后經歷了較快速度的規模擴張,如不及時更新發展戰略,重新定位市場,為本國企業服務的異國化特質就會不斷固化,出現客戶資源“天花板”現象,更嚴重的是東道國企業被排除于銀行服務行列。目前部分中小韓資銀行受其發展戰略所困,本土客戶拓展困難,客戶本土化停滯不前。

(二)企業文化融合性不足

目前韓資銀行企業文化仍沿襲母行文化,未能結合東道國文化特質,融合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企業文化。如韓資銀行倡導員工自主自律的企業文化,倚重員工自我約束與自我管理,因此內部崗位設置中不兼容崗位制衡及授權管理存在不足,不符合國內監管部門對銀行內部控制的監管要求,也不適于目前國內經營管理環境,因此產生大量操作風險問題。對q銀行現場檢查發現,該行未建立資金業務

及交易系統授權管理制度和審批程序,個別分支機構存在不具備交易資質人員使用他人用戶名和密碼進行交易的情況。

(三)社會影響力及認知度不夠

銀行是經營貨幣信用的特殊機構,受依賴心理制約,社會和企業對本土銀行的信任要高于外資銀行,因此國民認知度對外資銀行的本土化程度也起著較為關鍵的作用。與資金實力雄厚、國際知名度較高的歐美外資銀行相比,公眾對韓資銀行的認知及信任仍有差距,2007年又發生了韓資企業非法撤資事件,使得大眾對韓資企業的警惕心理進一步提高。據半島網報道:52%以上的大眾和企業不愿同韓資銀行發生業務往來,90%以上的大眾和企業表示不會把錢存在韓資銀行,社會氛圍的排斥,不利于韓資銀行進一步擴大本土市場。

四、相關建議

(一)加強文化融合,樹立外資銀行服務品牌

外資銀行在實施全球化標準服務的同時應著力探索文化融合之路,尋找與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契合點,關注本地市場的需求,設計和提供符合目標客戶潛在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在提供的銀行產品雷同的情況下,在營銷行為、合作習慣、談判風格、后續管理等軟文化和軟技能上突出客戶管理特色,取得競爭優勢,形成獨特的外資銀行文化及服務品牌。

(二)完善管理模式,奠定本土化發展基石

如何將母行良好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模式與當地實際結合,建立起既保留母行管理特色,又兼顧當地實際的本土化管理模式,是韓資銀行能夠做強做大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一是應根據公司治理的原則與要求,完善獨立董事、外部監事薪酬管理及考核評價,建立外部監事與母行之間的有效溝通,完善公司治理機制;二是按照商業銀行法、銀監法等要求健全必要的內設部門,厘清職責分工,為管理流程再造奠定組織基礎;三是要按照監管要求完善諸如審貸會等各項制度,使制度能夠和業務發展情況實現無縫對接;四是要實現管理的語言與文化融合,減少信息中間漏損,杜絕管理、執行兩層皮。

(三)注重隊伍建設,為本土化植入原動力

人才本土化是經營本土化的前提,對韓資銀行而言,重要的是植入中國基因,吸收中國文化和智慧,打造自己的人才競爭力。為此,一是吸引本土高級管理人才,在決策和經營導向中注入本土元素;二是要積極推行“本土吸納、國際培育、善用善待”的人力資源策略,利用母行經營管理優勢,給本土人才提供全方位培訓和進一步發展的機會,培養出一支既了解國內當地市場、又懂得國際慣例的員工隊伍;三是要注重對不同來源的員工進行文化融合,提供完善和良好的企業經營理念培訓和文化熏陶,避免員工曾有的其他公司文化烙印帶來的負面影響,減少和弱化文化沖突,建立起真正融合企業與當地文化的本土化的員工隊伍。

(四)創新產品服務,加強本土化載體建設

韓資銀行要實現本土化發展,就應逐步擺脫目標業務型發展戰略,立足自身優勢,建立起多元化、多層次的商業銀行品牌體系,特別是發揮小企業金融服務優勢,從業務導向及客戶導向兩大體系構筑小企業金融服務品牌,大力發展小企業貸款業務,形成在小企業金融業務本土化營銷上的核心競爭力。

(五)加強協作監管,發揮監管引領作用

首先,督促境內法人行建立資本補充機制,增強資本實力,為業務擴張和風險緩釋奠定基礎。其次,加強全面風險管控。督促完善日常流動性監控手段和工具,加強資產負債管理,改善期限錯配情況;完善內部控制,建立操作風險管理系統,有效識別、檢查、控制操作風險;建立經濟資本管理長效機制,將資本監管要求與自身管理目標結合,促進資本充足率和資本管理水平持續提高。

參考文獻:

[1]韓山華.法人導向下的外資銀行本土化經營戰略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08.

篇（9）

一、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文化工業”野蠻風格

早在馬克思寫作《資本論》時，就曾直接用到“自然化”一詞。雖然馬克思筆下的“自然化”[1]還沒有深入到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研究的領域，“自然化”的意義也還是抽象和模糊的，但他的這一提及深刻影響了以后研究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理論的思想家們，為他們作相關“自然化”問題的討論注入了靈感和啟發，也提供了科學的視角和理論源泉。

霍克海默認為，“娛樂工業借助符咒的力量，確立了自己的語言、語法和詞匯，這是一種例行化的過程。”[2]用“符咒的力量”來形容，這種描述本身就帶有超驗色彩。他們又進一步指出，“演藝明星無論是第一次表演，還是再次登臺，都熱情自如地使用這種語言，似乎在很久以前，這種語言就以沉默的方式存在”。[3]這里的“語言”對應先前的“例行化的語法、詞匯”，這是霍克海默“自然化”問題的體現之一。在他們眼里，發達工業社會帶來了繁榮的大眾文化，電視肥皂劇、流行音樂等雖然形態各異，內容不同，但是其語言風格都遵循“模式化”、“慣例化”的規則和規律；雖然大眾選擇的形式不同，但實際上隱藏在這些背后的還是一種意識形態。

霍克海默認為，因為有了模式化的語言風格做基礎，所以“每當娛樂工業出現新的與之不吻合的苗頭時，這時就會進一步強化習俗的力量。”[4]因此，霍克海默他們的“自然化”還指“習俗的力量”。習俗是自然界傳承下來的經驗、習慣，被世人看作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自然法則”。常人不會違背先人留下的傳統，更不會輕易冒險將其改變。

在他們看來，大眾是在選擇自己愛看的內容和消費娛樂、休閑方式，好像有了“隨意性”的追求，但這只不過是一種假象。為了讓公眾能順順當當地接受已規定好的標準，變化的風格、細節和人物就是充當掩護的“煙幕彈”，隱藏于這些現象當中的標準語言始終如一、自始自終沒有改變。對“隨意性的追求（自然而然）”是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問題的又一個體現。

在他們眼里，所有大眾文化的載體都包含重復的因素，長久下來，通過電影院、電視等大眾媒介進行的傳播就是重復的傳播，包括電視娛樂節目、肥皂劇、流行音樂在內的大眾文化一起形成了“風格統一體”，變成了“非文化體系”，構成了野蠻風格的入侵。在他們眼里，統治階級就是憑借現代技術和大眾傳媒，行使意識形態的統治功能。技術帶來的規模化生產形成一個無處不在的天羅地網，人們無法逃避，只能被動接受，大眾的主體性逐漸消亡，當人的思想已被“自然化”麻痹，這時被動變為主動，強制變成習慣，大眾文化融入進生活，人們開始爭先恐后的要求重復的大眾文化內容。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也得以完成。此刻沒有文化可言，凸顯出來的是野蠻和非文化。與其說是發達的文化工業社會，還不如說是野蠻的文化工業時代。

霍克海默、阿多諾“自然化”就等同于“非文化”即野蠻。姑且我們暫不評論霍克海默他們說的對不對，他們所處的戰后的那種惡劣的生活環境，讓他們極度擔憂個體的生存狀況，和整個社會發展的前景。從而也導致他們思考得出的“自然化”問題過度走向了極端。

二、羅蘭?巴特“自然化”：“人性化”等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的“自然化”潛移默化地貫穿在他的整個文化研究中，無論是在符號學的理論中，還是闡釋神話學的過程里，“自然化”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自然化”在巴特那里以各種豐富的形式出現，含義也是各式各樣的，可以看到任何借助“自然化”來建造的意義，都被巴特悉心的一一指出。無論如何，巴特的相關研究都是為了戳穿“自然化”的傳播詭計，對各種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現象作出意識形態的揭示和批判。

巴特是在其1953年出版的《寫作的零度》一書中，最早詳細地談到“自然化”問題，他使用“自然化”（naturalization）概念來解析文學的神話現象。到了后來，“自然化”就成了巴特研討大眾文化“今日神話”（today myth）的一個重要命題，并在1957年出版的《神話――大眾文化的詮釋》中系統地出現和反映。[5]

具體看來，在《寫作的零度》中巴特把文學結構的某種“自我封閉”或“自我完滿”的情形稱作“自然化”，[6]這里巴特指的是：文章的一種程式化結構，例如我們所見的每篇文章都會有開頭、中間、結尾部分。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法則已經深深扎根在人們心中，無論是自己寫文章，還是閱讀文章，都會按照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法則進行，這樣一種程式化的文學結構是巴特眼中“自然化”問題的體現之一。

在《神話――大眾文化的詮釋》中巴特把大眾文化體現人的“本性”（即人的“七情六欲”）的一些關聯和關涉、也稱作一種“自然化”。馬克思曾說人的自然是“需要與欲望”的總體，著眼于人的“本性”，這也是屬自然的東西，在巴特看來，想要達到大眾文化、大眾傳播想要的效果，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眾需要什么，大眾文化、大眾傳播就一定得及時反饋和給予大眾想要和需要的“要求”，以此不斷來滿足人的需求與欲望。欲望是一種主觀心理現象，其強度和廣度可以通過媒介的作用來加強、擴張或膨脹。媒介通過“自然化”的掩護，把人們潛意識里需要的，甚至是沒有察覺到的“人性”給其喚醒、甚至培養締造出。沒有人愿意強迫地被要求完成事情，當所有的目的都是在精心巧妙地安排下走入自己的生活，大家就都會不知不覺、樂意地去完成。到最后“自然化”還會把大眾打造成一種自愿去做的狀態，當大眾爭著、搶著想要完成的時候，神話的效果便也隨之而來了。

此外，巴特相信大眾文化的“自然化”之所以能夠完美地形成意識形態方面的“假正當”，除了依據人性化以外，還立足于“自然法則”對社會、對大眾進行操控。這樣的“自然法則”觀念在巴特眼中是一種話語獨斷式的言論，沒有原因沒有理由，就是強加式的給出說明和解釋。就好比霍克海默、阿多諾所說的“習俗的力量”。正如中國文化中有“食、色性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一類的說法，無論因由，自古人們認為自然方面的東西其存在就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合理合法，這也就是人類“自然法則”方面的觀念。[7]這種“自然法則”在大眾的眼里就是惟命是從，好像只用給出“命令”，人們就會乖乖地照著去遵循和辦理，這是巴特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理論存在“自然化”問題的又一個具體體現。

三、布爾迪厄“自然化”：“簡單化”

在羅蘭?巴特之后對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理論存在“自然化”問題給予過較多關注的思想家之是法國的學者布爾迪厄。在布爾迪厄的《實踐與反思》里談到了現代文化產品的“自然化”問題，而布爾迪厄作為思想家時提到的“自然化”問題主要指的是文化產品當中的意識形態在一種“簡單化”的表述中有著對于大眾一種所謂自然而然的隱性的操控。

布爾迪厄曾經反復指出，在文化產品中意識形態是依托某種“自然化”來形成、實現它對大眾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此外，這種“自然化”也就是文化產品一種所謂“簡單明了”、 “自然而然”的表述形態、風格。值得注意的是，布爾迪厄的此種“自然化”已經出現在巴特相關的討論中。從這個意義來看，可以說，布氏的相關認識有著巴特的啟發。

布爾迪厄長久以來被學術界關注的是他的實踐理論，以及在實踐理論體系中占據中心位置的“習性”這個概念。從某種程度上，從“習性”這一概念入手，是解讀布爾迪厄“自然化”命題的起點。他是在對“習性”有關理論的創作過程中，流露出了他“自然化”命題風格的特點，或許他太過依賴“習性”的概念，導致他之后得出的“自然化”命題，也與他所下的“習性”概念一樣，充滿懸乎。“習性”與他的“自然化”問題這兩者間有著十分緊密和不可分割的聯系。

筆者認為，首先“習性”的概念就是布爾迪厄大眾文化、大眾傳播“自然化”問題的一個方面的具體體現。“習性是與世界的日常關聯。”[8] “與世界的日常關聯”這就是在與“自然”套近乎，試圖建立與“自然界”之間的聯系，得以形成“自然化”。

“習性”是布爾迪厄“自然化”命題的一個體現，如果說這種概念的給出讓我們對布爾迪厄的標新立異有了錯誤的解讀，那么在他的直接表明更能讓人信服。他曾直接說到：“大眾從一出生就認可、接受了世界的現狀，根本無需勸導和灌輸，因為他們的心智來自認知結構，認知結構又是依據世界結構來構建的，世界結構是一種原生態的順序，即‘事物的秩序’。”[9]這是布爾迪厄“自然化”問題最直接、最具體的體現。

布爾迪厄認為人是帶著“自然化”形成的意識出生的。“自然化”的意識是事物的秩序。“事物的秩序”又是最原始的自然狀態，存在于自然界里的萬事萬物，他們都有自己生長、生活、存在的規律。這些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自然法則”，是自然本身的內涵，或者規律，因此也是最簡單，最基礎的“自然”是我們討論的最淺顯的“自然化”。布爾迪厄的“自然化”問題相當直接和激烈。他在《實踐理論綱要》，《實踐的邏輯》，《實踐與反思》等著作中都曾討論過事物的秩序，以及這種“自然化”的意識形態生成的支配問題。

除此以外，布爾迪厄曾經反復指出，大眾文化、大眾傳播的意識形態是依托“自然化”來具體形成的、實現意識形態對大眾悄無聲息、潛移默化的操控和影響。此外，布爾迪厄所說的這種“自然化”還指的是文化產品、大眾文化中一種所謂“簡單明了”、“自然而然”的表述形態和風格。[10]因此布爾迪厄的“自然化”還指語言表述形態呈現出的一種“簡單明了”、“自然而然”的風格和面貌。

上述這些構成的布爾迪厄的“自然化”問題都是在強調“簡單化”的意思和思想。

結 論

霍克海默、阿多諾，羅蘭?巴特，布爾迪厄這三位思想家或學者對大眾傳播、大眾文化“自然化”在“意義歸結”方面是一致的，批判現代社會極權主義。所謂“流變”，一是從對西方大眾傳播或大眾文化“自然化”問題的認識由“單一”（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走向“多樣化”（ 羅蘭?巴特），再是走向了關注“重點”（布爾迪厄）；再是，對“自然化”極權主義的功能（對人的操控）認識，則由斷言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走向了學理解說（巴特），再走向了生理、心理學層面的解釋（布爾迪厄），也就是其認識在走向學理化，同時一定意義上也走向了某種“深入”。

注釋：

[1]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第24卷

[2]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梁渠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4]約翰?費斯克：《傳播符號學理論》，張錦華譯，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篇（10）

自從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在中國出版以后，國內掀起了研究索緒爾語言理論的熱潮，特別是他的語言符號任意性理論更是激起了語言學界內部激烈的討論。各種論文和著作紛紛發表或者出版來論述語言符號的任意性理論的真正含義，褒貶不一，但都有各家之言。本文試將普通語言的任意性和個別語言的約定性及傳統性統一起來，結合索緒爾在他的論述中多次談到約定俗成、集體習慣和傳統，從一般意義上對中西方關于數字的文化差異來進一步論證語言符號之間的任意性。

一、任意性是“能指和所指”在特定語言系統中的聯結

索緒爾認為：“能指和所指的聯系是任意的，或者，因為我們所說的符號是能指和所指聯結所產生的整體。我們可以更簡單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他還指出，“語言間的差別和不同語言的存在就是證明：比如‘牛’這個所指的能指在國界的一邊是b-ǒ-f,另一邊卻是o-k-s。”然而“從心理方面看，思想離開了詞的表達，只是一團沒有定型的、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哲學家和語言學家一致承認，沒有符號的幫助，我們就沒法清楚地、堅實地區分兩個概念。思想本身就像一團星云，其中沒有必然的界限。預先確定的觀念是沒有的，在語言出現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語言對于思想所起的作用不是為了表達觀念而創造一種物質的聲音手段，而是作為思想和聲音的媒介，是他們的結合必然導致各單位之間彼此劃清界限。”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索緒爾所謂“先于語言的思想”，即使是存在的，也是模糊不清的渾然之物，因此只有當它在具體的語言中以“所指”的身份與“能指”相結合的時候，才從渾然之物變成界限相對清晰的概念。而在不同的語言里“能指”與“所指”結合的時候，都會體現出不同的特點。所以確切的說，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并非一般的指“能指”和“所指”的任意結合，而是不同的民族語言運用不同的能指劃分出不同的所指。換言之，索緒爾提出的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實質上是要突出自然語言不同于邏輯思維的地方，要突出語義的民族性。

二、數字文化中所體現的語言符號的任意性

數字是人類最早認識和使用的詞類之一，而數字也是一種語言，他與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也有密切的關系。在語言中，不同的數字也有不同的文化意義內涵，而有的事物也可以用特定的數字加以指代說明。從這些數字詞語的特征和文化差異的背后，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所折射的各種文化的歷史特點、不同地區的風俗習慣、不同民族的心理特點等。在英漢兩種語言中，數字詞語使用的范圍、方式與含義各有其獨到之處。例如在中國文化中，數字尤其具有神秘色彩。我們通過對兩種語言的數字詞語進行對比，不僅可以發現他們背后的民族文化差異，我們還可以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把這些差異歸結為語言符號最初的任意性特點上。也就是說，數字在文化的意義上從一開始是沒有什么理據性的，它代表什么樣的文化含義是在不同民族的的發展當中由當地的人們根據自己的文化特點逐漸賦予的特有的含義。從這一點上講，數字的文化含義和其他的語言符號一樣是具有任意性的。

數字本無好壞、褒貶吉兇意義之分。但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當中，人們卻寄予了不同的內涵和色彩。在中西方都有關于數字的禁忌，在漢民族的文化中，人們講究對稱，注重成雙，喜好吉祥，總是小心刻意避諱因語言似同或構字相關而引起的不詳意義的聯想。比如數字“4”因其諧音“死”而成為人們敬而遠之的數字。人們在選擇電話號碼或者車牌號時，都不愿意有“4”。然而西方有的民族卻對“four”極為崇拜，認為“four”是公平、正義、力量的象征。早期的基督教象征主義者則認為“four”代表福音傳教士，象征著統一、堅韌和穩定。英語中“the four corners”就是“十字路口”的意思，“the four corners of the death”是“天涯海角”的意思。

再比如數字“13”，對西方人來講象征著“倒霉，災難”。據說在人類的蒙昧時期，他們用十指加上兩只腳也只能數到12，凡是超過12的數目就感覺神秘莫測。后來他們發現12可以均勻的被分成兩份、三份或四份，而13卻無法均勻分開。因此他們就認為13是很不吉利的數字。另外在圣經中，亞當讓夏娃吃禁果是在13日星期五，耶穌和弟子共進最后的晚餐時猶大坐在第13個位置上，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也是13日，古代通往斷頭臺的臺階也是13級，給儈子手的賞錢也是13個銀幣，所以數字“13”就成了禁忌數字。西方人避諱這一數字的場合很多，如他們就餐時一桌從不坐13個人，不上13道菜；門牌、樓層、火車、飛機等均無編號13；醫院也不設13病房和病床；13號也是很多西方人所憎惡的日子，就好似中國的“黑煞日，諸事不宜”一樣。而“13”對中國人來說卻沒有如此多的忌諱，相反可以引發人們好的聯想，如兩千年來主宰中國思想文化的儒家經典俗稱“十三經”；明代帝陵稱為“十三陵”；清代有京腔“十三絕”。數字的禁忌雖然帶有某種迷信的色彩，但因其根深蒂固的隱含于不同的民族文化當中，也是應當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的。

漢英數字文化源遠流長，從古代到現代，人們對數字的認識和使用無不反映著民族文化內部所隱藏的文化心理和風俗習慣，漢民族在思維方式上講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溶于自然中去認識自然。對自然的認識顯得豐富而親切，并且因感受方式、認知方式的直觀，在語言中體現出只求“意合”而不重“形式”的特點，大大擺脫了語言的束縛，使語言表達具有很深的內涵思想。因而漢語數字的表現方法顯得琳瑯滿目，異彩紛呈。西方人講究個體獨立，認為人要生存必須征服自然，所以他們重形式、重分析、重理性抽象，而數字符號則成為他們進行抽象思維的工具，他們在運用數字時力求精確嚴謹，將注意力更多放在“形合”上。這在某種程度上會限制對數字詞語聯想意義的發揮。由此可見，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性質，雙方的思維方式和文化心理的不同，所以才導致了漢英數字代表的思想內涵、感彩和修辭效果等的不同。

三、小結

“事實上，一個社會所接受的任何表達手段，原則上都是以集體習慣，或者同樣可以說，是以約定俗成為基礎的。”數字的文化含義也是同樣如此。“一個是使選擇得以自由的任意的約定俗成;另一個是使選擇成為固定的時間。因為符號是任意的,所以它除了傳統的規律之外不知道有別的規律;因為它是建立在傳統的基礎上的,所以它可能是任意的。”人類已經進入“數字化”時代，對數字語言文化的研究，也許更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價值，我們也能從中發現隱藏在數字背后的更多的內涵和文化寓意，從而更好地認識語言符號的任意性特點。（作者單位：山東外事翻譯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