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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人倫,重道德,追求和諧,不僅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內涵,也是現代醫院文化建設的寶貴財富。在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宏觀環境下,醫院文化建設應傳承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民本思想,把“以人為本”作為現代醫院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

【關鍵詞】古代哲學;民本;以人為本;醫院文化

在醫療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先進文化已成為醫院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思想,指明了醫院文化建設的方向。而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其蘊含的“民本”思想,不僅與“以人為本”的醫院文化理念不謀而合,也為“以人為本”的醫院文化建設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財富。

1 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民本思想

中國最古老的一部書《尚書》中就已經提到了“重我民”,西周統治者周公則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成為早期民本論的代表。而系統闡述民本論思想的還要數儒家,在《論語》、《詩經》、《尚書》等古書中都有見諸。

事實上,中國古代哲學所體現的“民本”精髓與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以人為本”不謀而合,其核心都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即在“以人為本”的精神指導下,形成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領導方式、服務理念、行為道德規范等。[1]

2 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民本思想對現代醫院文化的影響――以安醫大二附院為例

安徽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是安徽省改革開放30年來投資興建規模最大的、三級甲等規模的現代化綜合性教學醫院。自開業以來,二附院以“仁愛、濟世、良醫、康民”為宗旨,將一切經營管理活動都圍繞“人”來展開,積極推進“以人為本”的醫院文化建設,為醫院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2.1 仁愛:中國古代哲學中“仁愛”是以“信”為基礎,與理想相聯系,始見于韓非子。對于醫院來說,仁愛,就是要以病人的需求為出發點,以病人的滿意為目標,通過增加服務項目、簡化服務程序、優化服務設施、提高服務質量來營造人性化的就醫環境。

2.1.1 規范制度維護患者權利:健全規范的醫療管理制度是患者權利的保障,也是弘揚仁愛的前提。為此,院領導十分重視醫療安全,明確了崗位責任制和各項技術操作規范,建立健全工作例會制度、醫護技能考核制度、醫務查房制度、處方檢查制度等,逐步提高醫療質量管理、醫療安全管理和醫院感染管理的水平。同時,認真處理投訴工作,嚴防醫療投訴案件的發生。

2.1.2 細節關懷:服務重在細節,對病人的人性化服務,需要從一點一滴做起,如方便快捷的導醫制度和預約制度能為患者節省大量的就醫時間;明凈溫馨的就診環境能為患者緩解緊張情緒;簡單明晰的指示標志和合理的科室布局能為患者提供便利的服務流程,甚至包括病房建筑材料和色彩的選擇也都應站在病人的角度上,盡最大努力滿足他們的需求。

2.2 濟世:濟世,即救助世人。原義出于《論語•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古代曾有“懸壺濟世”一說,頌譽醫者以醫技普濟眾生,救人于病痛。作為醫院,除了應牢記“救死扶傷”的使命,也要時刻炳記一個非營利組織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將公益性作為醫院文化建設的主旋律。[2]

2.2.1 支援濟世:深入支援省內各個基層醫院、社區和農村;定期組織專家義診,為廣大患者免費檢查、答疑宣教;對兄弟單位結對幫扶,提供教學查房、學術講座、技術指導等幫助,將服務和共贏的觸角延伸到每個角落。

2.2.2 公益濟世:組織開展大型公益性活動,如對白血病兒童救助的“生命小戰士”系列活動,對白內障患者免費手術的“百千萬白內障病人復明工程”等等,親身履行社會職責,以實際行動踐行濟世理想。

2.3 良醫:良醫,即醫道高明的醫生,始見于《左傳•定公三十年》、《論衡•率性》等。“良醫”目標的實現,不僅要主觀上的“好學”,還需要客觀上的“力行”。造就良醫,醫院需要積極培養“精益求精”的博學意識,重視提高醫療技術水平。只有醫技精湛的良醫才能贏得患者的信賴,才能保障患者的權利。

2.3.1 重視對“良醫”的吸納和培養:醫院將人才視為發展的第一要素,以創建學習型醫院為目標,制訂人才吸引和培養規劃,定期為員工提供進修學習的機會,著力提高整體素質,同時也滿足了其自我發展的需求。

2.3.2 重視對“良醫”的激勵:為最大程度激勵員工的積極性,醫院制定了相關的管理決策制度和院務公開制度,讓廣大職工真正參與醫院管理,培養其對醫院的歸屬感,用自覺行動來實踐醫院價值觀和醫院精神。[3]

2.4 康民

2.4.1 樹立“康民”的目標:康民,即使民安康。關于如何具體落實民本論,《尚書》最早提出了“養民”、“康民”的方法。《詩經•小雅》和《論語•子路》也都有相關記載。由此看來,康民不僅是一種目標,也是一種策略。對于醫院來說,康民是醫院和醫療衛生工作者的神圣職責,也是醫院和職工敬業的根本體現。

2.4.2 培育“崇德敬業”的職業修養:醫院員工是醫院文化建設的直接參與者、實踐者和創造者。“康民”目標的實現,需要廣大員工具備崇德敬業的精神和素質。因此醫院文化一方面應該強化員工的無私奉獻、愛崗敬業、艱苦奮斗、知識創新等精神,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培養醫務人員的競爭、信息、效益、發展等現代觀念,以此樹立崇高的職業道德,為每一位患者奉獻出最優質、高效的健康服務。[4]

參考文獻

[1] 沙志平.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醫院文化建設[J].中國醫院管理,2009,29(5):32

[2] 宋爭放.公益性――醫院文化建設的主旋律[J].中國衛生,2009(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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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禮教講究男女有別，男主外，女主內，要求廣大女性謹守傳統女德，不能越禮。如《禮記?內則》中說：“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女性有時不得不走出家門，進入屬于男性的公共領域，這必然與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產生一定的沖突。為了化解由此帶來的矛盾，這時就會出現女子易裝現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現。

這樣易裝后的女性在社會性別上暫時取得了“他”的身份，暫時擁有了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活動的合法權利。如最早進入文學作品的易裝女性木蘭，她易裝從軍征戰，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跡見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詩》。與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齊時也出現了女子易裝行為，如果說木蘭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內的話，婁逞則是一位歷史上真實存在的女性。《南史》記載：“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遍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3]婁逞的所作所為表明了女性不輸于男性的政治才華。

由木蘭和婁逞事可知，這時女子要進入公共領域必須易裝。可見，此時“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相當嚴格。在這里，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是：雖然“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規范形成于先秦時期，但是，那時男女兩性之間的社會性別分工并不如后世明顯，因此，雖然政治等領域完全將女性拒之門外，但還是有一些社會活動允許女性參與。如女性從軍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當時列國頻繁征戰，有時連女子也被編入軍中，不能幸免，這是男性出于戰略需要而對女性的奴役。《商君書?兵守》說：“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4]《史記?田單列傳》中亦記載：“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于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這時女子并無易裝和換回女裝的問題。但是，這卻成為后世文學中女子易裝從軍的肇端。

至秦漢之際，女性依舊允許進入軍隊，在《史記?項羽本紀》中項羽與劉邦交戰時，“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6]女子被甲，當與男丁無異，且平時應訓練有素，方能迷惑楚軍。但漢代以后，隨著封建禮教的嚴苛和社會性別分工的嚴格，情況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女子從軍被認為不祥，影響士氣。《漢書?李廣蘇建傳》載李陵與匈奴作戰不勝，“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后來“陵搜得，皆劍斬之。”[7]結果再戰，大勝。但在特殊情況下，女子依然會出現在軍隊中，《三國志?武帝紀》載，呂布與曹操交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裴注引《魏書》曰：“于是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從軍甚為少見。對此，呂思勉先生說：“后世女子罕從征戰，偶有其事，人遂詫為異聞；若返之于古，則初無足異也。”[9]所以，后世再沒有出現女性大量從軍的事情，社會性別分工的嚴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女性必須改裝為“他”才能具有進入公共領域的資格。因此，南北朝時的木蘭和婁逞不得不靠易裝來取得男性身份。《木蘭詩》的結尾說，“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為女性的才華張目，但是“辨雄雌”的標準是“雄”，女性是靠掩蓋自身的生理性別換來行動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裝進入公共領域并不符合封建禮教的常態，女性易裝行為在客觀上打破了社會性別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社會性別規范發出了挑戰。因此，男權意識需要對其重新進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這種行為納入傳統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權意識的觀照下，木蘭和婁逞一個受到贊揚，一個受到貶斥，她們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裝故事書寫中變得意味深長。尤其是木蘭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經遠離了最初的文本意義。

在探究其中原因時，她們易裝的目的不能不引起關注，木蘭和婁逞都是主動要求易裝，但是木蘭易裝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時，父親年老，且“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征戰歸來后的木蘭盡管戰功顯赫，卻依然愿意著其舊時裳。相比之下，以男權意識衡量，婁逞的易裝動機就顯得十分可疑，是無故而詐為男子。婁逞不甘自身才華被埋沒的易裝要求，實際上包含了朦朧的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這種女性自我意識危害到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穩定，危害到了男權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視為“人妖”，遭到了男權意識的責難。

因此，在對女性易裝故事貌似客觀的敘述中，包含著男權意識對其的改造，包含著在違背傳統道德的故事中極力以傳統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權意識對待木蘭和婁逞的態度基本上成為后世易裝女性的兩極待遇。

自木蘭和婁逞后，唐代成為女性易裝較活躍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裝幾乎成為一種社會風氣[11]，這時小說中也出現了女性易裝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其在后世影響極大。至五代，王蜀出現黃崇嘏易裝事，后與婁逞同被收入《太平廣記》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間傳說中幾乎家喻戶曉的祝英臺事，最早的文獻記載見于宋代張津的《四明圖經》。此后，宋金元時期很少再見女性易裝事跡，這與理學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文學作品中演繹的多是前代易裝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裝事跡重新出現是在明初，與前代不同的是，這時女性易裝的目的已經是為保持貞節，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會文化氛圍。

不管女性出于何種原因而易裝，這種行為都屬于非常態的做法。因此，歷史上關于女性易裝故事的記載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裝是對傳統女性性別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會主動創作與虛構這類人物形象。他們對理想女性的表達自有其常規方式，這只不過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所以，至明代，進入小說作家視野的易裝女性很少，多部筆記小說中反復記載的都是同一個易裝女性的故事。但是從作品數量不少而易裝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窺見明代真實的兩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說中，女性易裝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緣的手段，具有絕世才華的女性，同時也具有“三從四德”的傳統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對女性才華持頌揚態度的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給女扮男裝的才女顏氏安排的結局依舊是換回女裝，閉門雌伏。

從古代文學作品中對女性易裝現象的記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裝的女性具有不亞于男性的才華，這無疑對“男尊女卑”的傳統社會性別制度構成了嚴峻挑戰，但是經過改造，這些女性最終的結局只能是換回女裝，相夫教子。而對于不愿換回女裝的女性，則給予嚴厲的批判，稱之為“妖”。

女扮男裝實際上表明了傳統社會性別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權意識占主導的封建社會中，是絕不允許女性萌發自我意識的。對女性易裝的評價標準是以男性的眼光來衡量的，并以此對她們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評價。封建禮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別規范，不能進入公共領域，參與社會活動，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又不斷出現女性易裝，走進公共領域的現象。男性作家在記載這些現象時，不得不對“她們”加以改造，使之成為男性對理想女性的一種另類表達途徑，這是禮教的矛盾和尷尬。

參考文獻

[1]（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518頁。

[2]（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卷，第531頁。

[3]（唐）李延壽撰《南史》，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5卷，第243頁。

[4]高亨注譯《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1頁。

[5]（漢）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2卷，第2455頁。

[6]（漢）司馬遷撰《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卷，第326頁。

[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4卷，第2453頁。

[8]（晉）陳壽撰、裴松注《三國志》，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卷，第12頁。

[9]呂思勉.呂思勉讀史札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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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汝諤，字士雅，明末松江府華亭人。華亭又名華亭谷，在今上海松江縣西。其弟唐汝詢著有《唐詩解》五十卷，暢行于世，唐汝諤繼作《古詩解》二十四卷。又有《詩經微言合參》八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著述《古詩解》:“其兄汝詢有《唐詩解》，故此以古詩配之。其注釋體例略同。惟《唐詩解》以五七言分古近體，此則分為五類：曰古歌謠辭、曰古逸雜篇、曰漢歌謠辭、曰樂府、曰詩。其訓詁字義頗為簡略，所發明作意亦皆敷衍。又樂府之類聲詞合寫者，汝諤不究其源，一一強為之說，尤多牽強。”機山錢龍錫在《古詩解敘》中說:“吾鄉士雅唐君，少為諸生即博雅嗜古，與其弟仲言裒采漢唐諸詩而分解之。仲言《唐詩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業。及以明經振鐸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詮次之，得若干卷，為歌謠樂府者十之五，為五言古詩者十之四，為四言、雜言、七言者十之一，總名《古詩解》。”

一、《古詩解》的選詩情況

《古詩解》二十四卷，共選詩近八百七十首，入選作家從帝王、公卿到方外異人、無名氏、閨秀、宮人計一百八十四人。具體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為古歌謠辭，共錄八十首；卷三為古逸雜篇，錄詩七十七首；卷四、五為漢歌謠辭，錄詩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為古樂府詩，共錄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漢樂府三卷錄詩八十八首，魏樂府二卷錄三十五首，晉樂府一卷錄詩四十六首，宋樂府三十首，齊樂府十首，梁樂府二十六首，陳、北魏、北齊、隋三朝合錄樂府詩十二首；卷十四為四言詩，總錄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錄五言詩，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共錄三百零六首；錄六言古詩八首，七言古詩九首。

從所錄樂府詩來看，漢樂府詩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為晉樂府，共四十六首。顯然唐汝諤認為這兩個朝代樂府詩成就最高，均屬“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者。就所錄五言古詩而言，晉詩錄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詩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錄詩數量多少統計詩人，樂府詩類魏武帝和陳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齊鮑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詩類共錄詩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潛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詩數量的33.3%。五言古詩類錄詩數量第一位是陶潛（三十首），占全部晉詩數量的37%。其次為謝靈運（二十三首）。僅就四言詩和五言詩而言，共計384首，陶潛兩類詩歌共錄56首，占整個漢魏六朝古詩的14.6%，可見陶潛（淵明）在唐汝諤心中的地位，同時符合漢魏六朝詩歌在明末詩壇實際接受情況。（詳見附表）

附表

《古詩解》錄詩數量統計

二、《古詩解》的選錄標準

唐汝諤的《古詩解》的選錄古詩標準是什么呢？“是編所選，大都主體裁古雅、辭意悠長，而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即亟為收錄。惟樂府自晉宋迄齊梁，半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風使然，不得一切刪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幾亦十三國風不刪鄭衛之意云。”（《古詩解?凡例》）依照唐汝諤劃定的標準，符合以下幾條標準方可入選：一要“體裁古雅”，二要“辭意悠長”，三是“原本性情有關風化，但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四是樂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標準是儒家“溫柔敦厚”之說。 轉貼于

這里唐汝諤所說“體裁古雅”，應該是指傳統的四言詩、漢魏以來形成的五言詩及與漢樂府之后形成的歷代樂府詩，自然而然那些齊梁之后的宮體詩等作品均在刪汰之列。“辭意悠長”當指詩歌感情抒發與表達方面，要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余味深長。同時，許多樂府民歌中表現男女真摯愛情的歌謠，在“不失古人溫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廣為選錄和傳播。相較于唐汝諤之前的眾多古詩選本，《古詩解》顯得難能可貴。

唐汝諤在《凡例》中自稱其詩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余述是編，不專步驟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參入之。于楊（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樂府》）則加精，于李（攀龍《古今詩刪》）、鐘（惺《古詩歸》）則加博，庶幾選古之一變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選》是準，他要選出符合自己所定標準的古詩。他聲明《古詩解》所選古詩，在選目上要比楊慎《五言律祖》（9卷133詩人311首）和左克明《古樂府》（10卷）更加精當，意圖“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四庫總目提要》“總集類”），同時較之李攀龍《古今詩刪》（唐前古詩9卷545首）和鐘惺《古詩歸》（15卷836首）更為博洽。那么，唐汝諤拿來對照的四部的古詩選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楊慎為嘉靖初期文壇鴻儒之一，為反對前七子派“詩必盛唐”之主張，力倡六朝詩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風雅逸篇》十卷、《古今風謠》一卷等盛行于當時，且以之作為宣傳自己文學主張與反撥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楊慎在其《升庵詩話》卷一評王融《上巳詩》：“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諤《古詩解》推崇的古詩第一標準正是“古雅”，不能說他沒有受楊慎詩論的影響。楊慎《五言律祖》純錄六朝五言詩，較之唐汝諤《古詩解》而言，沒有《古詩解》古歌謠到古樂府，從四言詩到五言詩，“體裁古雅，辭意悠長”那么的精純，也許缺乏“古人溫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樂府》十卷，是繼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之后一部重要的樂府詩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書錄古樂府詞，分為八類，曰古歌謠，曰鼓吹曲，曰橫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雜曲。自序謂‘冠以“古歌謠”詞者，貴其發乎自然；終以“雜曲”者，著其漸流于新聲，又謂風化日移，繁音日滋，懼乎此聲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陳隋，截然獨以為宗。雖獲罪世之君子，無所逃焉’云云。”“此集務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題古詞，而變體擬作，則去取頗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詩解》的樂府詩部分選錄而言，唐汝諤受左克明影響很大，盡管郭茂倩《樂府詩集》影響更大，但唐汝諤《古詩解》選錄樂府詩標準與左克明《古樂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選錄“古歌謠”詞，合計八十首，也許出于與左克明相同的標準：“貴其發乎自然”；樂府與古詩均止于陳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樂府序》中闡明不選唐代的原因一樣：“唐人祖述尚多，非敢棄置，蓋世傳者眾，弗賴于斯。”《子夜歌》晉宋齊辭郭茂倩《樂府詩集》只錄四十二首，《古樂府》僅錄二十首，《古詩解》僅八首，從數量上來說夠精的了。

與明代李攀龍《古今詩刪》和鐘惺、譚元春的《古詩歸》相比，唐汝諤《古詩解》在當時的影響要小得多。但是，選錄八百六十九首古詩的規模要遠遠超過前兩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評李攀龍《古今詩刪》：“是編為所錄歷代之詩，毎代各自分體，始于古逸，次以漢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后書之說，前后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熏蕕互異，此直門戸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限斷。厥后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之，遂至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于七子。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而存之。亦足以見風會變遷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廢也。”作為前七子派的領軍人物，李攀龍無理論綱領性宣言，此詩歌選本不錄唐大歷以后及宋元詩歌的做法，成為反復古派攻擊的口實。雖然古詩與樂府詩部分受人詬病較少，唐汝諤的《古詩解》選詩面要比《古今詩刪》廣得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評鐘惺、譚元春《詩歸》：“是書凡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大旨以纖詭幽渺為宗，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又力排選詩惜群之說，于連篇之詩隨意割裂，古來詩法于是盡亡。至于古詩字句，多隨意竄改。”實際上，《詩歸》在當時非常流行，幾乎家置一編，洛陽為之紙貴。就選詩數量與特點而言，二書最為接近。就古詩而言，《古詩歸》錄詩八百三十六首，《古詩解》錄詩八百六十九首，相差僅三十三首；《古詩歸》錄詩最多的詩人是陶潛，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謝靈運，二十六首；第三是謝朓，錄二十二首。而《古詩解》錄詩最多的是陶潛，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謝靈運，錄二十三首；第三是謝朓，共十一首。二書非常接近，說明《古詩解》受《古詩歸》影響很大。

與前述四種古詩選本相比較，唐汝諤的《古詩解》有詳細的文字訓詁，配以串講式的評解，對每首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均有精到的分析與鑒賞，是其獨特的價值所在。有的評解參照詩人生平遭際，詩的本事背景對詩篇融會貫通，評解真義；有的評解通俗地串釋詩意，補足空白，使其語意貫通，明白曉暢。當然，限于唐汝諤對詩歌藝術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傳統的“言志”“緣情”說。對于深刻反映現實，有著豐富內涵的現實主義詩篇，僅從儒家“溫柔敦厚”的“發乎情，止于禮義”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參考文獻

[1]明人傳記資料索引[M].臺灣中央圖書館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

[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M].齊魯書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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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高職院校《大學語文》重點講授內容之一，對學生中文水平的推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古代文學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呈現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特點。是我國歷史發展的重要見證。但是隨著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深化，我國傳統文化在國內雙重文化思想的沖擊下，呈現了愈加復雜的發展態勢。如何在雙重文化視角下，促進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發展已經成為當前中文和國學研究學者的重要課題。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當前的古代文學教學的環境，在保持古代文學基本思想的同時和現代化的文化思潮以及教學技術相結合，促進古代文學的傳承和發展。

一、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現實意義

探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意義，我們首先要追溯到中國古代文學存在的歷史意義。中國古代文學作為高職院校公共基礎課《大學語文》的重點講授內容，在歷史文化的承載上和學生文學思想的發展上占據重要位置。中國古代文學是傳統和文學文化的構成，失去了傳承的歷史感，一個民族的來路和精神將會泯滅，而失去了文學性，我們就很難尋找到中華文明形成中詩性的發展軌跡。因此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傳統文化的傳承上占據重要的基礎作用。是現代文學發展的文字依據和歷史積淀。當前各大高校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現實意義的認識，存在兩個方面的思想：一是從知識層面分析，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學生掌握中國文學發展脈絡和規律的重要支撐。是分析中國文學名家和作品的重要載體；二是從認知層面上分析，認為當前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是學生文學思想培養、文化素養提升、審美情趣發展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學生增強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并最終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貢獻自身力量。

二、雙重文化視野下如何推動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發展

雙重文化實際上指的是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國古代文學在歷史傳承中有著極其鮮明的中國特色，而外來的西方文化則有著多樣的表征和特色。當前在全球化大勢發展的背景下，西方文化已經逐步進駐到我國國民的思想中。例如學生對古代中國提倡的“三綱五常”和西方提倡的“平等自由”的選擇，絕大多數會選擇后者。中華文明傳統跪拜禮儀，也逐步被握手、擁抱所取代。并不是說這樣的變化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的研究發展中華傳統文化實際上正面臨著逐步消融的狀態。由此也可以看出雙重文化視野下，必然也會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教學傳承產生重要的影響作用，如何在此背景下，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的繼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中文教學的重要研究方向。

（一）繼承和弘揚傳統精神內核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實際上在我國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春秋戰國時期對西周《詩經》的征引，到漢朝時期將“五經”作為學宮，再到唐詩、宋詞、清朝文學的發展，都顯示出中國古代文學的歷史存在價值。因此為了更好的適應當前雙重文化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最為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傳統文學的精神內核，追求古代文學內容的本質。從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和“以意逆志”的觀點中[1]，我們可以提煉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首要的任務就是要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和生活年代。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深刻地了解作者的思想表達和創作風格。同時教師還要注重培養學生的文學表達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老師可以倡導學生多讀古代文學作品，培養自身的文學修養，并深入了解文學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產生與作家之“志”相似的“意”才能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傳承傳統文學的思想和精神，才能將傳統的語境和現代文學創作相結合。

（二）引進西方文學和教學理念

傳統和歷史并不是止步不前的，而是在不斷吸收和借鑒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同樣的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也是如此。雙重文化的影響發展已經是當前歷史不可逆的一股潮流，我們不能阻止它的發展，所以就只能適應。實際上19世紀末，的開展，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在今天依然是有用的。西方文化的借鑒和教育理念的發展確實存在巨大的優勢，對于古代文學教學首先在思想上，提倡傳統精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引進西方文學，如金開誠先生所寫的《系統論與文史研究》就深刻的揭示了這一觀點。其次在教學理念和方法上我們可以融入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例如，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利用多媒體，為學生提供可以感知的古代文學資料，提升傳統教學的趣味性和新穎性。

（三）注重中西結合和情境教學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在現代化雙重文化影響的背景下，如果單一的沿襲中國傳統文學精神或者摒棄傳統理念讓西方文化成為主流的方式都是不正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倡“中西結合”的方法。教師在古代文學教學中，要保持傳統的文學內容不變，利用西方自由、探究的教學理念，培養學生的自主表達能力和思維發散能力。可以讓學生在理解作品內容和思想后，闡述出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和認知。其次教師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應該注重“情境創設”，主要是因為當前古代文學的教學已經大大遠離了當時的文學現象和作品產生的年代，學生根本不可能在思想上深入的追溯到作品產生的背景中。因此老師可以借鑒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和人物背景，利用現代教學手段，為學生營造當時的情境，讓學生在身臨其境中，加深對古代文學作品的認同感。

三、結語

我們不可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糟粕和精華并存的文化，對于中國古代文學而言也是如此，在當代教學環境中我們應該在堅守民族精神的立場中，重視雙重文化的影響作用，積極的接納外來的先進文學思想和教學手段，通過不斷的調整和重塑，利用古代文學提高學生的文學知識積累的“骨骼”，用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作為文學認知提高的“翅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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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口語傳播形式

在現實生活中，在文化發展的進程中，由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經歷了相對漫長的時期，其自身的傳播媒介也經歷了口語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以及電子媒介等各個階段。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具有不同的鮮明特點。在現今信息時代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也變得更加豐富。結合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深入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對于促進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與傳承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媒介

我們都知道，文學傳播媒介和傳播方式，對于文學產生的影響往往也是多維的。媒介的變化不但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密切，與同一時期的科技、社會發展都具有一定的聯系。每個時代文學的精神與面貌在媒介的作用下，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變化。在信息時代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對于古代文學發展的第一傳播媒介是口語。文學與口語的起源與發展歷史都非常悠久。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媒介研究中，由于口語是依賴人身體的發聲功能、口語隨說隨逝，其傳播的過程會受到空間和時間的很大限制，導致其傳播的過程出現了傳播范圍小、傳播信息數量少及傳播內容變化大等問題。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分析

在實際工作中，為了更好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結合相關的材料，深入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及其特點，對于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及時代價值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以唱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分析中，以唱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是一種相對普遍的形式。以唱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主要表現在勞動人民生活中的吟唱以及群眾有組織的進行的演唱兩個方面。大多數時候，吟唱是由歌者隨意表達內心情感而產生的，而演唱則是根據具體的曲目及場合進行的。《詩經》《楚辭》中的部分曲目都是人們演唱的重要內容。以唱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中，這兩種方式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以講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以講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也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之一。以講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主要分為講學和辯論兩種。在古代文學的發展中，講學是通過發表言論把有價值的信息傳遞給周圍聽講的學生，使學生更好的學習傳統文化知識。而辯論則是指一種積極的思想交流活動，其內在構成是一種具有文學性質的交流活動。這兩種方式，都為傳播古代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以誦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發展中，以誦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是一種相對正式的傳播媒介形式。以誦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也分為吟誦和朗讀兩種。以誦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的發展，大多是在傳播古代文學的音樂特征。通過吟誦和朗讀的方式，將優秀的文學作品進行口語宣傳活動。以誦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對于優秀文化作品的傳承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四)以說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以說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傳播媒介形式。以說為主的口語媒介傳播形式，主要分為談話和說書。談話是創造文學的一種方式，也是傳播文學的一種方式。通過談話，可以創造和傳承很多的古代文學作品，如《漢書》《論語》等作品的形成。一般情況下，說書是古代貴族子弟能夠享受的一種欣賞和傳播文化的方式。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實際工作中，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的研究，對于傳播古代文學的發展及進行現代文學的創作，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為了更好的進行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的研究，分析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的內容及特點，也是弘揚傳統文化的積極表現。綜合研究工作表明，口語媒介的存在與發展，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仍然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重視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研究，對于促進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曹萌．文學傳播學的創建與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J］．沈陽師范大學學報，2004，28(05):13－18．

［2］鄭艷玲．中國古代文學的口語傳播形式［J］．當代傳播，2010，(05):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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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大潮的沖擊與現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國古代文學這一古老的學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動搖,部分學生產生了古典已成過去,沒有必要再鉆故紙堆的想法,厭學的情緒有所增強,這不能不引起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不少有識之士都認識到,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觀念的落后和教學方法的陳舊,是導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更新觀念,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意識,運用多元化的教學方法,才能激發出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古代文學這一學科其內容凝聚著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結晶,其知識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封閉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變動性。說它穩定、封閉,是因為古代文學的基本框架、基本體系是已經成型了的。說它變化、開放,是因為對古代文學的詮釋都會有那個時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學課程中精華的同時,運用現代意識對古代文學進行詮釋就成為本學科課程的主要內容。古典文學教學內容的重點在于通過對古代作家作品的閱讀,把握文學發展的進程。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論世”的批評原則,指出與古人對話不僅要“頌其詩,讀其書”還要“知其人”“論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離現代已經相當遙遠,古人的思想觀念、處世原則、文體形式甚至語言習慣都與當今現實生活存在著相當的距離,因此我們與古人對話的障礙不僅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學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現實意義的話題切入,不失為消除障礙,進而激發學生興趣的途徑。例如講授《離騷》以及先秦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現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莊子身上各有側重的那種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對現實的積極參與意識,以天下為己任的豪邁氣概,憂世與憤世精神凸現出來,而這些正是當代知識分子依然承襲著的美德。可見知識分子階層與它誕生時期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士階層之間有著割不斷的血脈聯系。當今知識分子的許多優秀品質,正是士階層某些特質的延續。這樣便拉近了古代與現代的距離。學生會理出從屈原的“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到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東林黨人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樣一條一脈相承的紅線,從而理解了古人對“士”的種種解釋,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認識到弘揚古代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在當今振興國家與民族大業中的現實意義。在講述古代文學作品時,要著重于對作品的現代闡釋,發掘其民主性的精華和藝術上的創造性成就,突出對于現實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這就要求我們能運用現代意識觀照古代文學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我們不能只認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學,其實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學。試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8年世界科學報告〉摘要》中這樣一段話:“(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樣子?嚴格地說,什么也沒有,就連空間或時間也沒有。”這段話的意思與兩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認識竟有著驚人的相似!這正說明我國先哲的高度思辨的偉大成就。《詩經》中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這種提倡、崇尚、高度重視創新的思想正是推動我們中華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對此我們都要用現代意識加以闡發。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不斷創新的歷史,一種新的文學體裁的誕生、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新的文學思潮的出現,無不包含著創新意識和創造活動。我們也要把古代文學教學視為一種創造性的活動,它的作用不僅在于闡明作者和作品原來怎么樣,更在于闡明文本及各種文學現象對我們有什么意義,或者說,通過教師運用現代意識,創造性的闡釋、激活作品,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意義聯系,并轉換成一種精神滋養。這樣,古代文學教學也就成為一個創造性過程,一個審美過程。例如,蘇軾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傳統的解釋是表達了蘇軾思想的苦悶,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這個說法自有其道理,但僅僅這樣理解顯然是不夠的。有一位老師通過對此詞的深入鉆研,聯系現實的人生體驗,在講課時著重分析了它的動人之處:一是揭示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絕對的,我們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無缺,只能在絕對的缺陷中尋求相對的完滿;二是蘇軾以博大的胸懷對人們發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因為人生的缺陷難以避免,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互相關懷和撫慰。因此蘇軾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終撥動著人們的心弦。由于教師注意用現代意識對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闡釋,激活了作品的內在價值,拉近了古代作品與現實生活的距離,從而引起了學生的強烈共鳴,取得了育化心靈的效果。可以說這是古代文學教學改革所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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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課面臨的教學困境中國古代文學是 中華 民族 歷史 文化 的積淀 ，是 傳統 文化 的重要 載體，有助于學生樹立自信心、自豪感 ，具有深厚的教育意義。古代文學作品體現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以及人生睿智，對當代學生具有重要的教育意 義和借鑒價值。

然而 ，隨著時代的進步 ，價值 觀的改變 ，古代文學 因難 以發揮即時效應 ，而備受冷落 。一 些學 生片 面的認 為 ，占代 文學 只是些 陳 舊的東西，很難適應現代生活 ，應該多學些法律 、經濟 、營銷類課程 ，以滿 足人 才市場 的需求 ，在 社會上 尋找立 足之地 。中文系學 生沒 有讀過 《詩經》、《論語》等重要的文化典籍，沒有看完 《水滸傳》等四大名著，許 多學生 只為應付考試 ，并沒有通過 閱讀來體味古代文學 的意 蘊 ，更有一 些學生 ，不知 曉學習古代文學的用途 ，這些現象都暴露 出對古 代文學課 程的社會價值 的群體 性懷疑。學生 的消極態度 ，導 致學生學而 無味 ，教 師教 而無趣 。由此培養出來的學 生只會死記硬背 ，缺乏創造性 ，缺乏對 民族 文化 的深刻理解 ，使古代文學教學 陷入 困境 。

．改革古代文學教學的建議由于古代文學教學模式一直遵循滿堂灌 的舊式方法 ，從根本 上禁 錮了學生 的創新思維 ，加之教師知識 體系老化 ，闡釋過于空泛 ，更 是無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古代文學教學必須直面挑戰，積極探尋改革之路，運用多媒體教學和網絡資源交流，增強古代文學教學的現代氣息，提高古代文學的學科魅力 ，以發展的眼光研究古代文 學教 學 ，以當代人的目光審視古代文學教學，使古代文學教學重新煥發生命的活力和激情 。

．1以聽為主 ，激發學生學習欲 望“聽 ”是基礎 ，“說” 是提升 。學 生只有 愿意 聽，聽得懂 ，聽到知識 ，才 能激發 “說” 的能力 。教師要結合現代學生的特點 ，以講故事的形式為主，借助生動形象的體態語言，提高學生注意力，激發學生學習熱情 ，讓學生在愛聽 的基礎上提高學習欲望 。同時 ，增設討論 課時 ，要學生對文 中的人物和事件發表 自己的感受 和想法 ，就感興趣 的內容提出問題 ，老師和學生共 同探討。

．2．詳 細解讀 ，培養學生感受能力教師的解讀是一種傳達的力量。學生通過教師的詳細解讀，用心靈欣賞作品，更深層次的體會作者對生命的感悟，逐漸養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中文老師可以運用古今結合的解讀方法，激發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同時可以培養學生關愛他人、關心社會的自覺性 ，對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 、世界 觀、價值觀起到 良好 的導向作用。因此在教學 中，可 以把古老的話題同現代故事聯 系起 來 ，讓學生從中得 到人生感悟 ，在感受文學作品的同時 ，對學生 的人生觀產 生積極影響。2．3分析意境 ，訓練思維，陶冶學生 高尚情操 。

意境指 的是客觀生活 、景物與主觀思想 、感情相熔鑄 的產物 ，在 文學作 品中具體表現為情景結合 。它具有鮮明生動的形象 ，飽含著作家 的情感，特別能激發欣賞者的聯想和想象，使欣賞者產生如身臨其境的感受。教 師在教學 中，要注意帶領學 生進入作品意境 ，仔細分析 ，讓學生身臨其境 的感受文中情景的交融，通過對作品的鑒賞，提升學生 的審美觀。

．創新古代文學教學改革的對策．1傳統與現代的教 學模式相結合在古代文學教學 中，傳統教學模式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場。課堂上教師講授是最主要的傳統教學手段，形式單一，在課時緊張時，討論課將被縮減 ，這一舉措阻礙 了學生發揮學 習主動性 ，削減了學生的創新意識的培養 。加之 ，部分教師教學觀念老化 ，知識陳舊 ，對多媒體教學 的作用和意義認識不足 ，很難改變傳統 的板書形式 ，學生對課堂教學缺少新鮮感 。因此 ，要改變當前古代 文學教學的困境 ，教師首先必須轉變教學觀念，引入新的教學理念，更新教學方法，積極有效的解決古代文學 日益邊緣 化的問題 。

．2應 用電子化古籍 ，與多媒體教學形成優 勢互補古籍 電子化 已成為書記發展趨勢 。采用多媒體教學 ，把電子古籍 和多媒體課件兩者結合起來 ，不但可 以節省課堂板書的時間 ，還增加課 堂教學的內容和深度 ，給教師和學生都帶來 了巨大的方便。應用電子古籍和多媒體教學可 以快 速提高 學生古 文閱讀 能力 ，增 加古代 文學 的知識性 、趣 味性 、互動性 ，同時為學生提供更多 的教學資料 ，有利于突 出教學重點。例如在詩詞教學中，在屏幕上演示講讀篇目，配上背景音樂和優美畫面，教師給予疏通與點撥 ，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 。教師可以增設 多媒體配樂朗讀環節 ，用 以加強師生之間的互動 ，活躍課堂氣氛。此外 ，教師也可以利用 多媒體創設 良好的教學環境 ，給學生放映與教學有關 的部分 片段 ，啟發學生積極思考 ，參與討論 ，從而完成教學任務 ，達到教學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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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古代文學教學放到世界文學視野中

著名的文學研究者楊義指出中國文化若要取得長足發展就必須實現“外國文化的深度中國化”“、傳統文化的深度現代化”和“現代文化的深度學理化”。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寫教學中可以將之與西方文學比較研究，結合世界各國的文學發展、文明歷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學。例如，可以將我國少數民族的史前神話和口頭傳說，與希臘神話比較解讀。或結合弗洛伊德、榮格等著名學者的神話理論解讀中國古代神話，也可以將荷馬史詩與中國古代史詩進行多方位比較，或結合蕭兵、聞一多、葉舒憲等人的學術理論解讀神話傳說。通過這種全球視野下的對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討東西文明、文學的異同點，進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機、適度的原則，揚長避短，學習借鑒國外的先進理論，提高我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效率。

三、將實踐教學與課堂教學有機融合

目前，我國古代文學教學主要采用講授法，但從中國古代文學的特點和當前的人才需求來看，這種傳統的講授法雖然仍有存在價值，但必須加入新鮮元素，依據學生特點，采用多元化教學方式，打破封閉的課堂形式。要時刻關注學生在古代文學教學中的主體地位，為師生間的交流探討提供一個自由的平臺。從而調動學生的積極性，為學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間。所以，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除了革新講授法，還要試用研究法、討論法、指導法等多樣化的教學手段，并適時采用現代媒體技術，有機結合實踐教學。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采用實踐教學法需要經歷一個從嘗試到發展，再到完善的過程。可以先開設中國古代文學選修課，加深學生對古代文學理論與價值的了解，并提高他們的文學鑒賞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學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論與現代生活有一定的距離，這就加大了學生的理解難度，容易讓學生產生厭學情緒，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學公選課中，可以綜合運用聽、讀、練、講、看等形式，并增設演出、詩歌朗誦、劇本創作等實踐環節，構建創作實踐課程體系。進而鼓勵學生踴躍參加相關的朗誦大賽、劇本演出、詩詞朗誦等古代文學實踐活動。此外，還可以引導學生背誦一些古代文學著名篇目。通過這些實踐教學將教師與學生緊密聯系在一起。讓學生在實踐過程中學會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和詮釋古代文學理念。進而提高學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創新能力。除此之外，還可以將部分古代文學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目標和學生的能力特點，優化教學方法，調整教學內容，豐富教學資源，引導學生了解該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時總結、梳理實踐教學成果，讓學生在實踐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學，在總結中系統探究該學科的知識體系。

四、將古代文學教學與考古成果相結合

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就提倡在中國古代文學科學教研工作中，綜合運用考古發掘材料與歷史文獻兩種論證法。目前，我國許多考古發現已經證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包含了《帛書周易》、《帛書老子》等，當然，學界對這些古籍內容尚有爭議，但這至少有力的證明了這些古代文學作品的存在和價值。著名的考古學者李學勤先生對上海博物館的《孔子詩論》、清華大學竹簡等進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學術成果。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必須充分重視這些研究成果，對其進行分析、歸納，使其成為自己學習和研究的重要學術依據。將這些考古內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學課程，可以極大地拓展學生的文學視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根據學校的辦學條件，可以組織學生到藍田猿人遺址、西安半坡遺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漢魯都城遺址、安陽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遺址等著名的考古發掘地，實地考察和研究。增強學生對古文化的認識。

五、通過素質教育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

素質教育是時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貫徹素質教育的理念，就是不僅要傳授學生相關的理論知識，還要讓學生通過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了解一種精神、形成一種態度、達到一種境界。此外，還要讓學生通過該學科的學習形成良好的習慣、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導學生梳理終身學習的理念。而所謂的人文精神則是指人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通過社會實踐形成的主體社會意識和文化價值觀念。它關注人的尊嚴、意義和文化價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素養、體驗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學蘊含了豐富的精神財富，因此，在古代文學教學中，要以素質教育理念為依據，弘揚人文精神，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不僅要為學生講解文學作品、作家生平、文學發展和文學現象，還要結合作品，讓學生了解相關的時代特征、社會風俗、歷史面貌，引導學生通過古代文學學習不斷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質，增強自身的人文意識。進而自覺地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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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基礎必修課。從課程構成而言，它應該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以及相關的專題選修課程，這些內容組成相互補充，才能夠體現出中國古代的文學面貌和古代文學專業課程的體系性。

然而，目前在大學漢語言文學院系中，對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的開設情況不盡相同：有些是分開開設的;有些是和《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合并學習的，卻往往只配套發教材，僅作為文學史教學的補充或參考，并不獨立開課。隨著“全面發展，合理調整課程課時”要求的實施，針對當前《中國古代文學史》和選修課課時減少的情況，各專業院系普遍開始重視作品選課程，將其獨立開設。但由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自身存在學術含量低，輔意味強的特點，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對其都不重視。因此，本文即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獨立開設的意義略陳管見，以為商榷，希望能引起更多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生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以共同提高《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的教學水平。

一、為學習文學史進行鋪墊和打下基礎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從宏觀的角度闡述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進程，并從理論的層面分析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特點和探究不同朝代不同時期文學流派及現象的形成原因。按理來說，這門課必須要有充分的作品閱讀量作為基礎，具有對古代文學作品的具體感知作為前提，才能真正掌握和領會文學史的基本知識、發展線索和價值評判。因此，《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應該承擔《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準備和補充任務。由此，在教學設計中要注意“普遍性”與“代表性”相結合的原則。“全面性”是指為了讓學生在學習文學史前或與此同時，能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狀況有一個直觀且較為全面的把握，應該盡可能地選擇多種文學樣式的作品展示古代文學的基本狀況，不必側重理論性的分析與闡述。“代表性”是指作品選課程應該結合文學史課程的框架線索，結合各朝代文學史發展的特點，選擇具有典型性的作品，為學習文學史進行鋪墊和打下基礎。

二、培養學生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力

《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一門理論性課程，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往往側重在文學理論和文學史所構建的框架下理解文學作品，比起讀者個體對于作品領悟的美學感受，更加強調的是理論闡述和價值判斷。所以，《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不能停留在詞語典故的注釋和內容理解的層次上，而應針對古代文學的特殊性，注重培養學生從優美的語言和形式入手、進而理解典型的意象內涵、把握細膩和復雜的情感、感悟獨特的情境等等的感受能力，由此使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產生認同感和親切感。另外，《中國古代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還要讓學生掌握描述、分析作品的思維和方法，培養學生從文學作品本身出發的、有真切感受的表述能力，并以此為契機建立起古代文學的欣賞氛圍，對培養學生對作品的感受和理解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三、培養學生的文獻檢索能力

學習古代文學，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少不了一定的文獻檢索能力，即對某一特定作品的相關材料，如史實、作家傳記、古注、評論、其他有關作品等的索引、選擇、理解能力。

古代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是它在某個或某些作品系列或時代背景中的關聯性，它的精神意義也是在歷代評論中累積而成的。所以，對于這些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往往特別依賴對相關作品和資料的掌握程度。理解字詞，需要查閱《辭源》、《康熙字典》、《古代漢語字典》、《說文解字》等;了解寫作背景，需要翻閱作者的生平及所處時代的史料;理解作品內涵，需要洞悉典故的出處和含義;了解作品的影響，需要涉獵歷代后學對其的品鑒評語……教材中帶注釋的選錄作品數量極有限，如果僅限于此的學習，一來是和文學史例舉篇目重合，二來也遠遠未達到古代文學閱讀應有的數量。最有意義的是，通過獨立開設《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有目的地培養學生的文獻檢索能力，能夠拓寬開放教育的模式，提高學生創新學習的水平。

基于本人這些年來對古代文學教學的感受，為了能夠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應對目前古代文學教學困境，關于《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的改革，思路和方向可以不盡相同，但不能忽視的核心是應該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理論學習作基礎鋪墊。與此同時，能提高學生學習古代文學的能力，廣泛而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學作品，這也將有利于解決學生畢業論文選題難、思路窄、缺乏理論深度的問題。只要我們能認真對待《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課程，不僅僅是將其看作一門附屬的課程，一定能改善古代文學教學的現狀，激發學生喜愛古代文學的興趣，讓更多優美的古代文學作品在當代煥發出新的生機。

參考文獻：

篇（10）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Pay Attention to Significance and Tradition

――The New Thinking and New Design of Current 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ZHANG Lih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Abstract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us, in the university literature courses, it's an ancient tradition of strong foundation course, it has always been the backbone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courses, specialist courses. So th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long way to go, need to constantly explore and research.

Key wordsancient literature teaching; double attention

1 古與今――強化古代文學教學的時代意識

古代文學作品能夠流傳至今，說明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及不朽的藝術魅力。面對這些精華之作，高校古代文學教學與研究亦應該立足于今人，以今視古，使之植根于現實、關注現實。公木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研究?史之史》一文指出：“研究的對象產生于古代，立足點和著眼點則緊貼現實。不僅是用今人的理論去分析古人的概念，才能夠得出科學的認識與確切的評價；而且，也只有從現代思想與古代思想本質的聯系里去發掘、去尋找，才能有所發現，有所創造。①由此可見，古代文學研究也應該緊跟時代的腳步，也要與時俱進。

用當代意識創造性地發掘、闡釋、激活古代文學作品中豐富的人文內涵價值，使之與現實世界發生意義聯系，并轉換成為一種精神滋養和審美愉悅。在教學中不僅要闡明作家作品原來的創作動機和本來意義，更重要的是要闡明文本的內在價值和對我們現實所產生的意義，從而拉近古代文學作品與我們現實生活的距離，以引起學生的強烈共鳴，達到育化心靈的效果。

用當代意識發掘、闡釋古代文學作品豐富的科學精神，讓學生在認識我國先哲高度的科學思辯和科學成就的同時，受到科學素養的浸潤和啟迪。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不僅具有豐富的人文、地理、物理、數學、生物等自然科學知識，而且蘊含著高度的科學精神，因此，在教學中，教師要善于用當代意識去發掘、闡釋它們，使學生從中受到科學精神的滋養與熏陶。

用當代意識發掘、闡釋古代文學作品中豐富的“超前意識”，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究古代文學作品所蘊含的深刻內涵。因而，在教學中，要使學生們充分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中國古代思想的精華，陶冶他們的性情，使他們能夠更適應社會，更知道前進的方向。

2 源與流――關注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沿動態

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是源，古代文學是對古代文化的濃縮與精華，是流。古代文學的教學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必須要注意將學術前沿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課堂中來，同時更要注意文學與文化的關聯，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察源知流。

文學作品與文學傳統。在傳統的古代文學的講述過程中，我們關注的是對一部部作品的解讀，將每一部作品的內容、藝術特色闡釋的很全面，但往往忽略了文學作品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聯。每一部文學作品都不是橫空出世的，是有著長久的文化傳承的，正如弗萊所說“詩歌只能產生于其他詩篇；小說產生于其它小說。文學形成自身，不是從外部形成：文學的形式不能存在于文學之外。”②說明后來的文學藝術的樣式是來源于原始的文學藝術的樣式的。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對文學傳統的挖掘。如在中國古代文學中“鬼魂”文學的創作始終不絕如縷，“鬼魂以幻象的形式出現”，人死時脫離肉體的魂幻化為鬼，在人死亡之后繼續存在和能夠獨立活動的靈魂常常被稱作鬼魂，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活動。這種來源于人對未知力量恐懼的鬼魂形象有著悠久的文化傳統。鬼魂文學正是在這種文化傳統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但是，鬼魂文學與鬼魂文化又有著本質的區別。鬼魂文學是借助鬼魂文化所進行的新的藝術想象和新的藝術創造。鬼魂文學中的鬼魂形象已經不是原來鬼魂文化中的鬼魂，而是作家以全部生命熱情和潛意識投射而創造出的一種全新的藝術形象。因此，這一類文學創作是植根于先前的文學傳統的。

文學與文化傳統。20世紀中葉以來，在文學研究堅持自身研究的前提下，文學的文化研究成為歷史大的發展潮流。“文學研究的定義已經不再局限于微觀上討論某一部文學作品的故事情節、人物個性、景物相襯、因果關系，也不局限于從宏觀上探討某一歷史時期出現哪些文藝思潮和文學流派；即不僅是直接孤立的分析文本的語言特色和文章結構，亦不是間接的從某一作家的家庭背景或社會環境的角度去考慮對其創作的影響。事實上，一部文學作品是在以上多種因素的互相作用下產生出來的，而且還有意無意的接受它學科的‘滲透’和‘融合’。因此文學研究必須透過傳統的視野，進行多學科、多方位、多層次的文化剖析研究” 。③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我們不能顧此失彼，而應該注意打破時代界限，通觀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發展的流程，從而貫通古今，梳理出文學創作的發展脈絡、演變歷程，尋找到后來文學創作的源頭和模式。當我們講述前一段文學時，一定要注意它對后來文學的影響；當我們講述后來的文學創作時，也要時時回顧先前的文學，尋找到其原型發生、流變的脈絡。④文學創作總是遵循一定的模式、傳統來進行的。只有在大文化模式、文學模式的統攝之下，我們才能發現文學源遠流長的文化河流，才能真正做到查源知流。

文學作品與文化語境。在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教學模式中，我們注重的是文本的字、詞、句和段的解釋，只是單純地就文本解讀文本，很難或根本不可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義。在以往的《詩經》的講授中，教師們非常注意《詩經》的“詩教”作用，或者只是單純的強調《詩經》“賦比興”的藝術手法，脫離當時的文化語境，以儒家的經學家的思想來解讀《詩經》的篇章，沿襲前人的觀點，不加深入的追究與思考，就可能會斷章取義扭曲其原本的含義。《詩經》中許多與愛情相關的詩作如《關雎》、《莒》等都有有關“采摘植物”的描寫，愛情與采荇菜、采莒等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為什么會把它們組接到一起，難道僅僅是“興”的藝術手法嗎？只有我們沖破歷代經師名儒們的“政教”、“詩教”的迷霧，將《詩經》與當時的文化語境聯系起來，才能尋找到正確的答案。從文化闡釋的角度來解讀，這些植物都是女陰崇拜的象征物，這些詩是古人生殖崇拜、祭祀儀式、宗教儀式的一種文學性的記錄。只有把握了這種文化語境，才能真正理解《詩經》的深刻內涵，也才能使學生們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努力還原當時的文化語境，將文學文本放置于文化語境之中予以解讀、闡釋，做到知源查流，真正揭示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是目前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的一個新的重要任務。

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如影隨形，血肉相連，很難剝離。文學既是某一特定歷史文化時空的產物，同時還忠實地再現了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因此對古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既是進入古人的精神世界，體會古人的生存智慧的過程，也是建構自己的生存智慧的過程。在古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既要注意挖掘古代文學的現代意義。更要注意在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文化傳統之中去揭示每一部作品的深刻內涵與意義，將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引入到教學中來，真正提升古代文學的教學質量。

本文章為“破學科與跨文化――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的教研項目的結項文章，項目編號jsjy200944

注釋

①公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研究?史之史.文學遺產編輯部：百年學科沉思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