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5 10:18:32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學的認識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城市經濟學的誕生
就歷史而言，城市經濟學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是與經濟理論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再到中觀經濟學這一發展歷程一脈相承的。1965年美國湯姆遜的《城市經濟學導言》問世，標志著城市經濟學在美國首先誕生。雖然城市經濟學作為中觀經濟學的重要學科之一只是經濟學體系中的后來者，但它一經產生就體現出蓬勃發展的生機和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指導意義。此后，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西方得到較快發展。20世紀8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我國興起和傳播，經過20多個年頭的風雨歷程，城市經濟學在我國已經得到長足發展，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二、城市經濟學的性質
城市經濟學是發展中的經濟學。在城市快速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了一系列實際問題，但傳統經濟理論面對這些城市問題卻束手無策。隨著世界范圍內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在各國經濟發展中越來越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僅是國民經濟的支點、區域發展的中心，更是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紐帶。與此同時，城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問題也日趨復雜和深化，使得城市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間結構、城市區域、城市管理、城市經營、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等諸多方面。
城市經濟學是綜合性邊緣學科。城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城市系統，重點是城市經濟系統，而城市經濟系統是多層次的，它包括微觀城市經濟系統、宏觀城市經濟系統和城市經濟管理系統，研究對象的多層次性決定了城市經濟學是一門內容豐富的學科，是一門邊界寬廣的學科。它是把許多的部門經濟學應用到城市經濟系統之內，并對其內涵和外延加以豐富和發展所形成的綜合性學科。
城市經濟學是公共經濟學。世界范圍的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使城市公共經濟關系顯得更為復雜和重要，公共經濟對企業經濟的促進和制約作用已經日益明顯。城市經濟學以其獨特的視角，“不僅從企業角度出發，而且，更多的是從城市和區域經濟整體運行盛壅塑 皇出發研究經濟問題。因此，公共部門的投入產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構成了城市經濟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城市經濟學重點研究城市公共經濟的地位、作用、內容體系，提出調控的方法和公共經濟政策，如通過對城市土地的開發與利用、城市基礎設施、城市文化設施、公共福利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和住宅建設等問題的研究，為政府配置公共經濟資源，提高公共經濟效益提供理論和決策依據。因此，城市經濟學是完全不同于企業經濟學的治市經濟學，是市長經濟學。
城市經濟學是新型管理經濟學。城市經濟管理是城市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經濟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業為核心的微觀經濟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國民經濟管理為內容的宏觀經濟管理。城市經濟管理將微觀經濟管理和宏觀經濟管理有機地結合起來。城市管理職能也大大地豐富了傳統管理學職能的內涵，所以，城市經濟學是新型管理經濟學。
城市經濟學也是應用經濟學。城市經濟學是應用經濟學而不是理論經濟學。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是為了把握城市系統經濟運行、經濟關系及其規律，并以此來指導城市經濟和城市管理的實踐。
三、對城市經濟學的認識
筆者認為，城市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滲透日趨活躍。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觀層次和空間范疇上對城市經濟問題進行了跨學科、跨部門的綜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樣化和研究手段的現代化。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出現了“個性化研究”的方式。與“個性化研究”方式相對應的是“群體化的跨空間協作研究”也正在興起，出現了跨地域乃至跨國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這與網絡化數字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等先進技術手段的應用密不可分。城市經濟學研究方式的個性化、多樣化，有力地促進了學科發的創新與突破。城市經濟研究的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日趨活躍。
我國城市經濟學發展存在一些問題。城市經濟學理論體系建設存在不足，城市經濟理論基本觀點的表述存在不規范，城市經濟理論研究與實踐部分分離。城市經濟學研究存在薄弱環節。對城市化問題、城市經營與管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不足，對城市競爭力問題研究不足。
城市經濟學基礎研究。一是在重視對特定城市進行實證研究的同時，關注統領全局的城市經濟基礎理論研究，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新背景下，對城市化和城市經濟運行的規律性研究及城市經濟學理論、方法、工具、經濟模型的研究。其趨勢是完善城市經濟學基礎理論體系，明確城市經濟學的性質、研究對象、范疇、結構等問題，創建相關經濟模型，提高研究的規范性和增強其實踐的可操作性，規范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規范相關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經濟學學科體系與內容上，我們應融會多個學科的理論方法來豐富和發展自己的內涵和外延。如可探討建立科學的城市政治經濟學，包括城市及城市區域的生產系上層建筑、社會福利和行政區劃等在內的問題，將制度性和社會性因素視為經濟分析的內生變量，將所有權的分配、經濟組織結構乃至社會政治制度結構都理解為城市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包括城市發展政策、城市產業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戶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會治理的方針政策等。要加強以生產力為轉移的城市化規律的研究、以經濟發展水平為依據的發展階段性的研究和國情與地區差異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具體措施，特別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發揮。
我們要研究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契機，加快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是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較少關注落后地區的城市化問題，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發展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從宏觀的角度看，應加強對不同地區城市規模結構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城市規模效益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區域差別擴大與縮小的發展規律、不同地區大城市化與城鎮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區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規律等問題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較研究。如發達國家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資借鑒；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做法和經驗也極具參考價值。
城市化不單單是一個經濟過程，也是一個國民生活方式轉變、文化素質不斷提高的過程。因此，有必要加強城市化對國民生活觀念的影響及應對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設的規劃研究。應加強城市建設創新性與國際性關系的研究；加強民間建筑與公共建筑協調性的研究；加強城市建設方法論的研究以及城市規劃法制性與指導性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筆者認為，城市規劃建設與城市管理問題研究可羅列以下三點：
一是，城市規劃建設與管理中政府的職能與定位。這是城市建設與管理的首要和基本問題，相關的研究已有很多，但還不夠清晰明確，指導實踐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強。
二是，城市經營與管理過程中“三個效益”的統一問題。下一步的相關研究將集中在確立實現“三個效益”統一的原則和相應機制的形成與完善上。
三是，城市發展中的文化傳承與保護。在追求所謂“現代化”的過程中，需要從經濟學角度確立保護城市歷史文化的機制，平衡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保護的矛盾。
然而這兩個基本假設并不能得到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經濟發展狀況的支持。一方面，在世界范圍內自然資本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稀缺對象；另一方面，自然資本的稀缺并不能被科學技術的進步所替代。例如，今天的石油開采不是被人們的開采技術所制約，而是被地下石油儲量的不足所限制；今天的捕魚產量不是被捕魚的技術所制約，而是被漁業資源的不足所限制。
從主流經濟學思想出發，就會導致如下常見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把自然資本看作是免費的，因此經濟發展戰略不需要對它們有特別的考慮；在國民經濟核算中，非但不需要扣除自然資本消耗引起的損失，反而可以把自然資本的消費看作是經濟收入；在國際貿易中，把低價出口自然資源或初級產品看作是國家的競爭力；等等。
主流經濟學的思想誤區之二，是認為經濟發展的物質規模是可以無限增長的。例如，城市發展的空間占用被認為是可以無限擴張的，國家發展的資源占用被認為是沒有規模限制的。這里，國家或地區經濟增長的宏觀物質規模可以粗略地用人口數量乘上人均資源使用量或乘上人均污染排放量來表示。
然而，從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理念來看，由于經濟只是外部生態系統的子系統，而生態系統的容量是有限的，因此宏觀經濟的物質性增長也是有限制的，而不是無限制的。
一、“宏觀經濟學”課程概述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理論經濟學，是經濟類、工商管理類以及國際經貿專業學生的一門基礎必修課。基于培養應用型本科生的目標，本課程在本科經濟學專業中的定位是：為培養經濟管理應用型本科人才的學科知識體系提供理論基礎，使學生了解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以及產生發展脈絡，培養理論素養，提高使用理論分析、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
“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大綱為64學時。我校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第六版)名師導讀版作為主導教材。本課程總體框架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觀經濟學導論與國民收入核算簡介，介紹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以及國民生產總值的含義及其核算方法。第二部分為國民收入決定分析，指均衡國民收入的決定及其變動，均衡國民收入是需求和供給相互作用的結果，涉及四個主要經濟模型。第三部分為宏觀經濟政策，主要講解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給管理的實施工具和機制，并用IS-LM模型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果。第四部分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有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AK模型，為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動態化。
二、“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面臨的問題
如何通過“宏觀經濟學”課程的科學教學設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實踐能力，培養綜合性大學本科生的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思維方式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問題。根據十幾年的教學實踐，我發現該課程在教與學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四個方面：
1.課程內容多
傳統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龐雜，以教師講授為唯一方式，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相對落后，學生反映該課程知識艱澀枯燥，理解難度大，有的甚至需要通過背誦來通過考試，導致學完即忘，對后續經濟類專業課程起不到應有的方法論作用。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較多，核心問題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所以，宏觀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國民收入核算理論，理論部分主要包括國民收入核算、收入支出分析、IS-LM模型、AD-AS分析、菲利普斯曲線、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及效果、對外經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等，核心內容是國民收入決定。然后在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基礎上研究最重要的四個宏觀經濟政策，即失業和通貨膨脹、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對外經濟政策，也就是運用IS-LM模型來分析經濟政策的效果，研究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影響國民收入總量。而動態的國民收入變化主要涉及經濟增長理論。雖然這門課安排了每周4個課時，一學期共64課時的上課時間，在財經類課程中屬于比較多的學時，但是學生要在一個學期里消化、掌握全書 11章76節的內容還是比較困難的，尤其對于初入門的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時間非常緊張。
2.課程內容難
“宏觀經濟學”的課程教學中離不開各種理論和模型的講解。理論學習通常都是通過文字表述、數學公式和經濟模型來闡述。雖然在大一學習“微觀經濟學”時，已經接觸一些經濟模型，但一大部分同學知識基礎仍比較薄弱。尤其對于一些文科生來說，對復雜的圖形推導和高等數學公式推導感到難以接受，很難將這些圖形和公式與經濟學涵義的描述聯系在一起。而宏觀經濟學中的經濟模型又是核心內容，主要分為收入—支出(E-Y)模型、IS-LM模型、需求—總供給(AD-AS)模型以及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不僅要理解它們的經濟含義及圖形推導、公式推導過程，還要知道在經濟政策實踐中的應用。在理論知識的學習中，宏觀經濟學涉及的名詞概念較多，理論觀點涉及的流派也較為復雜，需要學生有一個清晰的理論框架體系。并且，這門課使用的數量分析多，邏輯推理少，以致有的同學感覺學起來很難。
3.與當代中國的經濟實踐不完全契合
在目前的中國經濟實踐中，市場機制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圍都要受到限制，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并不完全適用。由于宏觀經濟學產生于大蕭條之后的 1936年，是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制度背景和經濟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所以某些理論前提和經濟現象并不符合中國當前的經濟實際。因此，這門課所講的一些內容離中國的現實就比較遠。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壟斷與私有化并存的經濟制度、發達的市場體系、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能解釋經濟學中的菲利普斯曲線，能解釋補償性的經濟政策;但是有些內容與中國經濟運行的背景非常不一致，如GDP的核算方式和內容、銀行利率的決定方式、財政收支制度等。尤其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實踐方面，更是以西方國家——美國為例來進行研究的，與我國的經濟政策實踐“水土不服”，這樣就容易使學生在這些問題的理解方面出現迷茫和混淆。
4.教學方法相對單一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們的學習情況制約著課程講授的開展和深入，影響著教學目標的達成。以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被動聽課的教學方法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有的教師在平時的教學工作中有時備課不夠深入、細致，對學生的實際需求缺乏深入了解，這種情況下進行教學，學生在課堂上主動學習的主體作用體現不很明顯，只是被動聽講。往往會出現老師講得熱火朝天，學生昏昏欲睡的現象。另外多媒體教學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課件制作簡單，講課內容理論性太強，沒有相應的案例支撐，也使教學效果大打折扣。在具體的教學中，教育教學方法及課堂教學模式比較單一，教師按教學大綱照本宣科，講課缺乏激情，講課方法缺乏多樣性，缺乏創新意識等，都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難以調動。這樣的教學方法、教學效果是很難滿足當前社會對創新型應用人才的需求的。
三、對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設計的幾點思考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宏觀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在各高等院校經管類專業課程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就需要我們有針對性地做好教學設計，講好宏觀經濟學這門課。
1.對教材內容進行適當取舍
在充分研究中外教科書內容的基礎上，對教材的內容進行合理取舍。由于經濟理論的互通性，宏觀經濟學的有些內容與其他相關課程有很多重復的地方，可以在這門課中少講或不講，基本原則是要保持這門課內容和體系的完整性。例如，財政學和貨幣銀行學的內容也有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金融中含有開放經濟下的短期經濟模型知識。因此，可以只講解這些內容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經濟模型的推導和使用，然后說明這些內容與宏觀經濟學其他部分的關系即可。關于博弈論，關于新古典宏觀經學和新凱恩斯的AD-AS模型也可以不講，因為這些內容在中級宏觀經濟學里會詳細講解。與此相適應，我們講課時就需要為“宏觀經濟學”課程理出一條主線，使本書各部分內容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比如IS-LM模型就是短期國民收入決定內容的主線，由這個模型，可以分析均衡產出、政策效果、政策實踐等問題。注意闡明各部分內容之間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講授體系和風格。
2.抓住教學難點，各個突破
對于學習中的理論模型難點，推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需要采用靈活的教學方法因材施教，重點突破。課堂授課全部采用多媒體講解，并及時更新課件內容，把與社會經濟熱點相關的課外材料在課堂上為同學展示、講解，拓寬學生學習視野。課堂中運用中西方經濟學問題的經典案例，啟發學生思考，一層一層剖析，最后綜合成幾點，回歸到某章某節的某幾個知識點上，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熱情，讓學生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對于課程中西方經濟學存在爭議的主要部分，講清楚不同經濟學流派對此持有的不同觀點，通常與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和假設前提有關。比如消費理論要以凱恩斯的主流經濟理論——絕對收入消費理論為主，其他經濟流派的理論——相對收入理論、生命周期理論、永久性收入理論等為補充;再比如AD-AS模型中，對于AD曲線的形狀，西方經濟學家們已經達成共識，但是對于AS曲線，卻由于不同流派對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調整的速度的快慢認識不一樣，而出現三種不同形狀的曲線。通過這樣的分析和討論，培養學生在學習中敢于創新、敢于質疑的科學態度。
3.密切聯系我國的發展實際，與時俱進
“宏觀經濟學”課程內容要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需求和人才培養需要，體現現代教育思想，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宏觀經濟學雖屬理論經濟學的范疇，卻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這就要求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實踐教學環節。把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演變歷史和我們改革開放中的熱點問題聯系起來，提高學生學習本課程的學習興趣和積極性，并通過網絡與學生進行互動式學習與交流。根據宏觀經濟學實踐環節的特點，在實踐課堂講授的過程中，不僅注重基本理論的基礎作用，而且特別強調方法論學習和宏觀經濟學案例教學，增強學生對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的理解與掌握，從而使學生在社會實踐訓練中，能找到相應的理論來解決實際問題。首先，要客觀看待某些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化大生產中出現的資源配置問題和國民收入決定問題，比如 IS-LM 模型所說的當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利息率下降可以刺激投資的機制，以及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政策最猛烈最不常用，等等，這些與中國的實踐不相符。對于這些問題，教師要擺事實，講道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培養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次，要與時俱進，課程講授中緊密聯系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找出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經濟的可資借鑒之處。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自由的市場機制總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神話，可以聯系中國實際來講授如何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通過菲利普斯曲線來講授我國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的原因和政策解讀等。使學生認識到這門課的內容與實踐聯系緊密，要分析的問題就在我們身邊，自然會激發起學生學好這門課和掌握這門知識的積極性。
4.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和手段
經濟哲學這一新興學科的起源與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三次重要論戰關系密切。
第一次論戰的一方是以李斯特、羅雪爾、克尼斯等為代表的德國舊歷史學派以及19世紀70年代后繼承和發揚他們觀點的以施穆勒、布倫塔諾等為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強烈批判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認為古典經濟學對經濟世界的描述遠不符合復雜多變的現實經濟世界，而過分強調對財富的追求是一種片面狹隘的利己主義動機，更批判性地指出以“經濟人”概念為基礎的抽象演繹法必然得不到符合實際經濟過程的經濟理論。而論戰的另一方則是以門格爾、龐巴維克等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他們針對歷史學派的批判展開了積極有力的回擊， 堅持認為對個人經濟行為及其動機的有效分析才是研究并掌握整個經濟過程的本質與規律的必要前提與基礎。雙方唇槍舌戰，論戰非常激烈。1883 年， 門格爾發表了《經濟學和社會學問題》反駁歷史學派的批判并對其歷史歸納法提出批判；同年， 施穆勒發表了《政治社會科學》與門格爾針鋒相對；1884年，門格爾發表《德國政治經濟學中歷史主義的錯誤》再次予以回擊；1888 年， 布倫塔諾發表演講批判“經濟人”概念；1889年， 龐巴維克發表反批判言論， 對歷史學派的倫理主義經濟學提出指責… …最終，關于經濟學的科學門類問題也卷入論戰之中，奧地利學派認為“邊際革命”使經濟學成為一類嚴密的科學，歷史學派則認為經濟學絕對不可能成為科學。
20 世紀30、40 年代進行的第二次論戰將經濟學學科性質作為爭論的焦點之一。穆勒認為依據經濟理論做出的判斷要想達到精準度并獲得驗證必須排除各種干擾因素， 否則這種判斷只能是一種預測指向。1932 年，羅賓斯發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在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一場反對證實法而張揚證偽法的浪潮。羅賓斯認為對經濟理論真理性的檢驗是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問題，并闡述了“正確性”與“實用性”的區別，他認為“正確性”是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推導過程，而“實用性”則是從“特殊”環境下的反應出發的，能經受住檢驗與證實的經濟理論才是可取的。1937年，薩繆爾遜發表《經濟分析基礎： 經濟理論的實用意義》對羅賓斯觀點提出質疑， 認為這是一種“關于經驗材料的假說”。 1938 年， 哈奇森發表《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主張經濟學理論研究中應用證偽法。還有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經濟理論應具有可證偽性，經濟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應朝向經驗自然科學。
20 世紀70 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滯脹和現實經濟活動中原菲利普斯曲線的銷聲匿跡打破了經濟理論界的寧靜與祥和。隨著“第二次經濟學危機”的到來，第三次論戰拉開了大幕。一些經濟學家又一次將矛頭指向了“經濟人”，伴隨隨現代微觀經濟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壯大，“經濟人”行為的理性假設成為群起攻之的目標。經濟學應不應該涉及價值判斷、經濟學應該如何發展、經濟學可能如何發展等都成為了此次論戰涉及的問題。1973 年， 海爾布倫納發表《作為“非價值”科學的經濟學》批判傳統二分法，肯定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差別并對經濟學應注重非價值分析的觀點提出質疑。同年，繆爾達爾發表言論提出為加強經濟分析結果的真實與客觀應將價值判斷作為其前提條件。
在近百年的唇槍舌戰過程中，研討與反思的范圍早已超出了經濟學研究本身，而正是這種激烈的思想碰撞，批判與反思促成了經濟哲學的產生。
二、經濟哲學研究的意義
對于經濟哲學的研究包含了經濟學與哲學的雙重意義。
第一，經濟哲學對于經濟理論的發展具有方法上的指導意義。在西方經濟學論戰當中可以看出，經濟學理論的研究與發展急需一種專門的哲學理論為其提供方法論支持。然而無論是唯理論哲學、經驗論哲學，還是實證論哲學、證偽論哲學等都沒有以人類經濟世界作為反思對象。而經濟哲學正填補了這一空缺，它從對人類經濟世界的反思出發，其哲學理念為構建經濟理論體系打下基礎，觀念上指引經濟理論發展，方法上引導經濟理論逐步完善。但目前我國的傳統經濟學理論已明顯不適應我國當代經濟的發展，而以對經濟學反思為基礎的經濟哲學在我國的發展是有困難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國的經濟學和經濟哲學必須相輔相成，是我國經濟哲學與經濟學共同走向成熟。
第二，經濟哲學對于人類經濟世界的總體性把握， 有助于提高人們對于現實中經濟現象的辨識水平，有助于人們深刻理解市場經濟理論與政策，從而超越膚淺的經驗認知層面。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體系、思維模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一時無法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導致了許多經濟思維與行為上的誤區，影響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經濟哲學在觀念上的牽引作用能幫助我們擺脫狹隘的傳統經驗束縛，提高我們對經濟世界的認知。
第三，第一哲學是經濟哲學的基礎，經濟哲學是對第一哲學的豐富。經濟哲學與第一哲學一樣是以對思維進行反思的方式確定人對存在的觀念與行動，從而求得思維與存在的同一，到達對必然性的認識。但二者反思對象不同，第一哲學是對整個人類世界存在的反思，而經濟哲學是對人類經濟世界的反思。第一哲學與經濟哲學之間的關系是相互作用、互為條件的。經濟哲學必然以第一哲學對人類整個世界的總體把握為基礎，它無法脫離第一哲學的根本特征而獨立存在；而第一哲學對于整個世界存在的反思， 又是以經濟哲學為媒介和條件來進行的，缺乏對人類經濟世界的總體認識， 就難以對于整個人類世界進行反思。因而，第一哲學的發展是經濟哲學得以發展的必要前提與基礎，而經濟哲學的發展是對第一哲學補充、豐富與延展，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第一哲學。
第四，經濟哲學研究對哲學的升華大有助益。馬克思在《資本論》、《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已經揭示出哲學與經濟學不可割裂的淵源，他說：“探尋社會的奧秘， 要回到頑強的經濟事實之中”。他的研究實現了哲學與政治經濟學史上的革命。然而其研究成果并沒有得到我們很好地繼承和發揚，在前蘇聯教條主義的哲學研究思潮的影響下，多年來我國對哲學的研究成果也收效甚微，對經濟哲學的研究，將幫助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哲學的精髓，更深入地了解哲學的經濟觀。
三、我國經濟哲學研究的必要性
只有哲學方法論的牽引才能使經濟理論發展完善。因而經濟哲學研究可以規范顯示經濟生活中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經濟哲學研究對解答我國目前的熱門經濟問題，制定正確經濟決策是十分必要的。面對我國經濟體制轉型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如貧富分化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經濟增長與資源浪費、環境污染之間的協調問題、傳統價值觀念與新興經濟活動之間的矛盾問題、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片面追求利潤導致的誠信問題、產權問題等都需要哲學的理論指引與宏觀上的把握，指導我做出正確的、全面的、有方向性的經濟決策。
第二，經濟哲學研究對提升人們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認識與理解是十分必要的。計劃經濟雖已遠離我們當今所處的時代，但它留在人們思想觀念中的“余毒”卻多年來難以清除。傾向于計劃經濟時期的思維體系、人生觀、價值觀依然在處于市場經濟浪潮中的人們腦海中“作祟”，它干擾了我們對于經濟世界的正確認知，導致了諸如爭搶所謂的“鐵飯碗”等許多不符合經濟規律的經濟行為的出現。而目前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本身并不是沒有缺陷的，它對經濟活動的引導也會出現偏差，而人們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并沒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往往固守以往的經驗作出判斷與決策，而單憑經驗是無法適應多變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會導致經濟活動的偏差，這正是人們對市場經濟體制缺乏深刻認識，不能很好適應市場經濟的表現。市場經濟作為一種理性經濟必須要有哲學理性的指導。因此，研究經濟哲學，理性地認識市場經濟，才能從總體上把握住市場經濟發展方向，提升對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水平。
四、我國經濟哲學研究存在的不足與逐步完善
就目前我國經濟哲學研究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幾點不足：
第一，經濟哲學研究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重視。我國很多學者對經濟哲學的認識還很模糊，只有一些哲學家對其產生了興趣， 而大多數經濟學家只注重對經濟理論的研究，把經濟哲學看成是哲學的“自我推廣”，并沒有認識到經濟哲學是對人類經濟世界的總體把握與深刻反思。而西方經濟學界則已十分注重哲學與經濟學的相互滲透，幾乎每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都可以稱得上是“包羅萬象”的社會學家。
第二，并不重視的經濟學范式及理論基準等的研究。缺乏對經濟學范式的研究，導致產生了一種頑固的思維定式，忽視前提條件而對西方經濟理論全盤接受；缺乏理論基準研究導致對經濟問題的判斷力失準。然而目前多數經濟學書籍仍然很少涉及經濟學范式等的研究。
第三，教學領域的哲學和經濟學存在嚴重脫節現象。以本科教育為例，絕大多數高校哲學課只講哲學及科學哲學的基礎知識，經濟學專業則以經濟學傳統理論為主。經濟學與哲學的姻緣關系被生生切斷，更談不上對經濟哲學的涉獵。無論是經濟學專業還是哲學專業的學生都對經濟哲學的研究領域與作用知之甚少，可見經濟哲學未來發展面臨的困難。
高培勇：其一，去年的5月17日，同志發表的《講話》，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做出了全面部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顯然是涵蓋多個哲學社會科學類學科的統稱，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作為主要從事經濟理論研究、以黨和國家關注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為主攻方向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率先完成好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任務。
其二，明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我們不僅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而且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基本軌跡、基本經驗和基本規律的系統總結，顯然是中國特色經濟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始終致力于為黨和國家的重大經濟決策服務、在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幾乎所有環節都留下了自己深刻印記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擔當起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責任。
其三，后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周年。毋庸贅言，在近70年的時間里，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綜合實力極大增強，國際地位極大提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認識到經濟建設不僅對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而且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都是一條可以觀察到的發展主線索，建國以來經濟建設的實踐無疑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提供了豐碩的思想源泉。作為始終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為共和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理應在全面梳理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并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的基礎上，履行好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這一十分重要的歷史使命。
所有這些，都表明，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植根于中國特殊國情，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做出創新性理論概括，并由此形成一個邏輯上自洽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的歷史任務、歷史責任和歷史使命。
記 者：您對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有哪些思考？中國特色又是如何體現的？基礎性工作有哪些？
高培勇：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靈魂。舉凡理論體系的構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夠的構件。
首先應當認識到的一點是，所謂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二字，其最根本的要義，就是以為指導，立足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
中國特色不僅體現在經濟學所應體現的重大原則上，還須體現在納入經濟學研究視野的議題清單上。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就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中發現和挖掘關乎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議題，讓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研究與實踐層面關注的實際問題相合拍。以此為基礎，提出并形成有用、能用、管用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研究成果，實現經濟理論與經濟實踐的良性互動。同志講過，“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和方案。
其次，經濟學作為一門致用之學，對于實踐的總結是其最基本的來源。就此而論，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實踐已經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構建奠定了堅實基礎。
中國特色經濟學只能扎根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偉大實踐。從常識來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之所以是成功的，一定是因為我們做對了什么。這些做對了的東西，當然是從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中難以找到的，也不可能是從經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來的，而只能從中國的實踐中來，只能在扎根于中國國情土壤的基礎上產生。把實踐中做對了的東西總結出來，本身就是理論創新，就是對經濟學的理論貢獻。同志也講過，“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這是有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規律”。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另一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全面而系統地總結好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講好中國經濟的故事。
第三，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其成果最終要凝練于客觀規律的提煉和理論體系的形成。這意味著，只有將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才是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特色之所在，也才能對世界經濟學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毫無疑問，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的背后，隱含著中國經濟學界的理論創新和理論貢獻，只不過我們在過去總結、提煉得不夠好。當然，這些具有理論創新意義的觀點、主張、理念、思路等，主要是從中國經濟實踐中、立足于中國經濟的土壤得出的，是循著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大一樣的研究范式而生成的，但它們是“接地氣”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實踐也可證明是做對了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強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戰略的研究闡釋，從而做出創新性的理論概括，既是擺在中國經濟學界面前的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重要課題，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一條必由之路。指出，“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
因而，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第三項基礎性工作，就是在深入研究和認真分析中國各種經濟現象背后總邏輯的基礎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
做到并做好上述這一切工作，不僅可以極大推動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建設進程，而且有助于極大增強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國際話語權，甚至可以對全球經濟的復蘇和發展產生借鑒和指導作用。
記 者：據了解，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已經建所近90年，請您談談貴所在經濟學研究上有哪些獨特的優勢？
高培勇：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無疑是提交給中國經濟學界的共同任務。不過，注意到經濟所和經濟所人的特殊定位和特殊的歷史傳承，還可以指出，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也與經濟所和經濟所人之間具有一些特殊的關聯點。
在中國經濟學界，經濟所歷來有“老所”“大所”之稱。之所以是“老所”，是因為，經濟所的歷史可追溯至1926年7月創辦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1929年7月，社會調查部改組為社會調查所。即便從社會調查所組建之日算起，也已有將近90年的光陰，且經歷了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個不同發展時期。在中國，還沒有哪一個經濟領域的研究機構有著如此久遠的歷史。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所轄的除經濟所之外的其他研究所，也都是歷史上從經濟所分化出去的。
作者簡介：高嵩(1972～)，女，黑龍崗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北京大學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理論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008-04 收稿日期：2008-04-18
幾乎所有秉持個人主義思想的西方經濟學流派都把自己的觀點追溯到亞當?斯密。斯密注重個人行為選擇分析，他的個人觀念被后人歸納為“經濟人”假設，并且被眾多西方經濟學流派繼承下來，在他們的學說中得到發展。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經濟學，這三大流派的共同特點在于對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的強調。當然，不同流派，甚至同一流派內部不同學者的觀點還有所不同，對斯密學說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從而使得出現在他們著作中的“經濟人”還有細微差別。對于這種細微差別，楊春學(1998)用從“經濟人”到“新經濟人”的發展變化予以概括，認為布坎南、貝克爾、諾思等人關注“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中“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這種“新經濟人”假設“既能增強經濟人模式的解釋能力，又使我們能夠發一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
與那些以贊許的目光看待“經濟人”假設及其發展變化的學者不同，也有很多人反對這種秉承自啟蒙主義思想的理論傳統，并飽含諷刺意味地將其稱為“抽象的個人”。其中，最為中國讀者所熟悉的就是卡爾?馬克思。馬克思曾專門針對古典經濟學關于個人的理解進行過批判，從中可以看出，他持有一種不同于“經濟人”假設的獨特的個人觀念。對于這種個人觀念，學者們也有不同理解。比較傳統的觀點主張把社會關系看作獨立于個人行為選擇的客觀因素，認為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客觀存在決定了資本家個人的存在，而不是具有利己心的資產者的存在決定了資本主義關系的存在”(胡鈞等，2005)。與這種觀點不同，筆者主張關注社會關系，把人與人之間結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看作是個人的行為特征之一，認為對這一特征的強調構成馬克思個人觀念與“經濟人”假設的根本分歧(高嵩，2008)。
本文立足于對馬克思相關觀點的理解，關注不同流派的學者對個人行為選擇約束條件的處理，希望從中揭示“經濟人”假設的發展變化，進而更深刻地體會這種個人觀念的局限性。文中含混地把出現在斯密著作中的相關因素稱為社會背景。馬克思則認為，不同個人在彼此間結成的社會關系同時又制約著個人行為選擇的自由。今天，人們更愿意把制度看作是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當然，也有人試圖總結西方學者從“經濟人”行為選擇出發對制度的形成和變遷所做的研究，比如林關征(2005)，閆大衛(2005)等。他們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他們的研究目的也不在于從馬克思的相關觀點出發探究“經濟人”假設的發展及其局限性。
一、亞當?斯密的個人觀念
啟蒙主義者主張把個人理解為“分裂為原子狀態的、彼此基本上漠不關心的”，古典經濟學繼承了這種個人觀念，“經濟人”被看作是啟蒙主義“抽象的人的一般觀念的不同形式”(盧科斯，2002)。在斯密的理論體系中，個人是忽視彼此間的關系，忽視特定社會背景對其進行抽象的結果，這種不受任何約束的“經濟人”是處于原子狀態、彼此孤立存在的(斯密，1962)。
人們通常從兩大條件出發去分析個人的行為選擇，其一是個人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其二是約束條件，二者缺一不可。但斯密在對個人進行刻畫的時候，卻只借由自利性和理特征強調了前一個條件。對斯密的這種做法，馬克思(2004)用“魯濱遜”這一與世隔絕的文學人物形象加以諷刺。他寫道：“政治經濟學喜歡魯濱遜的故事”，而一旦從學者們的想象回到現實世界，“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就能看到，“人都是互相依賴的”。從類似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在一開始就主張正視社會關系對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他的個人觀念還特別強調了人們在彼此間結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按照今天我們通常使用的經濟學語言，馬克思的個人觀念既強調了個人的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也沒有忽視個人的約束條件，而這兩大因素對于分析個人行為選擇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只強調個人的自利性和理特征，斯密在分析現實問題的時候，也還是不得不引入特定的社會關系，由此決定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條件。他曾探討過壟斷條件下資本家的共謀，分析過“單純、明確的天賦自由制度”下個人的行為選擇，從中可以看出，“經濟人”也生活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但是，這種處理方式無疑導致斯密在借助個人行為選擇分析探討現實問題的時候，只能接受一個穩定的社會背景，在那里沒有任何因素能夠推動社會背景發生改變。馬克思認為，斯密的這種做法等同于在一開始就接受了某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社會關系的合理性，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即便斯密又重新引入當時特定的社會關系，也不能把“經濟人”還原成生活在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現實關系中的個人。
而且，斯密忽視社會關系對個人進行抽象的做法還給自己憑空設置了一個難題，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還有必要從“經濟人”出發解釋社會背景產生和變遷的原因。之所以把它看作是一個難題，是因為斯密僅僅以個人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去規定個人，又把社會背景理解為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利益和對利益的約束在邏輯上是相互對立的。如何從追逐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出發，解釋約束其自身利益實現的因素形成和變遷的原因，這一問題引發了那些繼承“經濟人”假設并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的西方學者的研究興趣，比較著名的有新制度經濟學家和布坎南等公共選擇經濟學家。按照對馬克思相關觀點的理解，要準確刻畫個人，還必須明確他受哪些條件約束，基于這樣一種觀點，本文把西方學者圍繞制度研究取得的成果看作是“經濟人”假設的拓展，希望從中體會這種個人觀念的局限性。
對自己所設置的難題，斯密并沒有花費過多筆墨予以闡釋，只是強調特定社會背景是在“經濟人”追逐自身利益的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反對將其看作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可見，他不主張把社會背景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斯密把經濟變量看作個人行為選擇的結果，把特定社會背景看作自發形成的結果，從而默認了“經濟人”存在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無
論某一社會背景是怎樣形成的，都不會影響斯密對受其約束的個人行為選擇所展開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這意味著他把解釋社會背景形成和變遷的原因，與分析受特定社會背景約束的個人行為選擇嚴格區分開來，即便他還借由強調社會背景是在個人行為選擇過程中自發形成的，試圖把二者統一在同一過程中。斯密曾明確反對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他看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任何時期被用于簽訂“原始契約”。以便在此后遵循這一契約的安排。當然，促使他反對的原因還在于，社會契約論主張把特定社會背景理解為人們簽訂契約的結果，從而將其看作個人的選擇變量。
二、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個人的理解
馬歇爾的努力促使西方經濟學得到了更加迅速的發展，他和他的追隨者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經濟人”假設，忽視人們在彼此間結成的依賴和制約關系，只強調個人的自身利益和理特征。從自利性和理特征出發，學者們還嘗試推導出個人的效用函數，用某種形式的效用函數指代出現在自己理論體系中的個人，這種做法得到西方學者的普遍接受。
與“經濟人”假設一起被繼承下來的還有斯密分析個人行為選擇時重新引入特定社會背景的做法。無論如何，單單從自利性和理性出發，僅僅依靠所得到的效用函數，是無法展開對個人行為選擇的分析的，于是，那些曾經被忽視的借以限定個人行為選擇的社會背景又重新得到重視。學者們在分析現實問題的時候，往往會為“經濟人”設定不同的身份――消費者、工人、不同市場結構下的生產者，等等，研究受一定條件約束的“經濟人”的行為選擇。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也開始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以往引入的約束性限制正在逐步喪失其現實性。為了擺脫理論與現實不符的尷尬局面，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嘗試引入更加貼近現實的因素作為個人的約束條件，他們誤以為這樣做就能把“經濟人”還原成真正生活在現實世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
與斯密不同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完全忽視對特定社會背景形成和變遷原因展開分析的必要，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存在著從個人行為選擇出發未曾予以解釋的變量――個人的約束條件，這一做法偏離了他們遵循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后來的一些學者對此提出質疑，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他們嘗試從“經濟人”出發探討制度形成和變遷的原因，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新制度經濟學家和以布坎南為代表的一些公共選擇經濟學家。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關注制度研究，其中，比較有影響的一種觀點主張把制度理解為博弈規則，認為它塑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經濟人”是在制度約束下進行行為選擇的?？扑?1990)提倡“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認為“實際的人”是“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的，這種觀點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由此出發，科斯批評新古典經濟學忽視對“現實制度”的探究，將其戲稱為“黑板經濟學”。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上述批評并不意味著科斯擺脫了“經濟人”的局限，恰恰相反，新制度經濟學也是用自利性和理性去描述個人的。雖然還有學者或多或少地放松這兩大行為假設。無論是更強調遵循自利性和理假設的學者，還是更傾向于偏離這兩大假設的學者，他們都僅僅從個人的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這一角度去刻畫個人，繼承了那種忽視社會關系對個人進行抽象的做法。
很多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把制度看作“經濟人”的選擇變量。認為“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的行為主體”，并且把自己對制度的關注追溯到斯密從“經濟人”出發解釋相關因素的傳統，而沒有注意到斯密反對將其理解為任何人類智慧的結果，反對把它看作個人的選擇變量。諾思區分了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認為正式規則是立法者和政治企業家等人有意設計的結果，是在博弈開始前就被確定下來的。類似的觀點把經濟研究區分為兩個層面，其中，新制度經濟學“主要關注第一個層面的效率分析”，即在不同制度間“做出選擇的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第二個層面”，即以“不斷進行邊際調整為內容的效率分析”。正像前文分析中曾經強調的，斯密已經把對社會背景的分析與人們關于經濟變量的選擇嚴格區分開來，當然，他還試圖把二者統一在同一個過程中，而諾思則明顯地將它們分別置于個人的兩個不同的行為選擇過程。更進一步地，如果按照諾思的研究框架，個人總是在一定制度約束下進行行為選擇的，那么，個人在選擇某一特定制度時也會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這一思路將引導人們陷入一種無窮回歸的尷尬境地。對此，新制度經濟學家并沒有給予足夠重視，這一問題是公共選擇經濟學家布坎南提出來的。
也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主張把制度變遷視為一種演化過程，而不是“經濟人”選擇的結果，持類似觀點的學者默認了個人存在另一種行為模式，借此解釋制度的形成和變遷。即便他們還強調，制度與經濟變量一樣，都產生自同一個過程，制度也沒有被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而是被看作是某一伴隨個人行為選擇的演化過程。當然，不同學者關于這一演化過程的認識還存在差異。
無論是把制度變遷理解為演化過程，還是將其看作是個人選擇的結果，從追逐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出發，解釋制約其實現自身利益的制度的形成和變遷，這一憑空設置的難題甚至促使學者們轉向某些非個人因素，諾思就曾引入“初始情況、歷史演進、信息和知識、信仰體系”等，類似的做法偏離了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削弱了其理論體系的解釋力量。而且，由于對制度的決定因素還存在不同認識，新制度經濟學家的觀點顯得非常松散。諾思甚至承認，人們對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并沒有充分的認識，更不知道它怎樣約束我們改造社會的能力”(諾思，2004)。理論上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
四、公共選擇經濟學對“經濟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
與新制度經濟學略顯不同的是，絕大多數公共選擇經濟學家都接受了“經濟人”的自利性和理假設，其中，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學者還對制度研究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們把制度看作是對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試圖從“經濟人”出發探討制度的理性選擇問題。可見，布坎南是把制度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的，這與斯密的觀點還存在差異。
在研究過程中布坎南發現，“經濟人”就某一制度做出選擇時也總是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按照這一思路，學者們試圖解釋制度形成和變遷的努力就會陷入一種無窮回歸的尷尬，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局面，布坎南主張把“經濟人”的行為選擇劃分為立憲和后立憲兩個階段。在立憲階段，人們通過一致同意達成“立憲式契約”，在后立憲階段，受特定制度約束的個人還可以選擇“后立憲式契約”。布坎南(1962)認為，只有在立憲階段得到所有個人一致同意才能保證“立憲式契約”的合法性，他寫道：“我們的立場是契約主義的，這個術語本身表明了通曉古典政治哲學，特別是自由社會之思想基礎
的著述的人所接受的概念框架”，這讓我們再次感受到社會契約論的深遠影響。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被公認為是“自由社會之思想”集大成者的斯密在解釋相關因素時，還曾經明確反對過將其理解為人們最初訂立并在此后遵循的“原始契約”。
遵循自己構建的邏輯線索，布坎南嘗試解釋人們選擇“立憲式契約”的原因，并引入長期性和不確定性論證自己的觀點，他的結論也得到雷和泰勒等人的支持，但還是有人提出，即便人們在立憲階段選擇了“立憲式契約”，一旦后立憲階段遵照“立憲式契約”的安排給某個人帶來了負面影響，那么，他就沒有理由繼續接受“立憲式契約”的約束。對此。布坎南(2000)解釋道，那些被稱為“立憲式契約”的制度安排已經包含了“對規則本身建立起來之后的選擇施以有約束力的限制的規則”。布坎南區分立憲階段和后立憲階段的做法，實際上允許了“經濟人”存在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與后立憲階段不同，在立憲階段，布坎南通過外生引入更具有合法性的一致同意規則為“經濟人”確定約束條件，認為個人在一致同意規則的約束下選擇“立憲式契約”，以便在后立憲階段約束自己和別人的行為選擇。
當然，人們也注意到，布坎南的契約主義解釋其背后隱藏的邏輯是，國家是由所有個人通過建立某一社會契約形成的。但是，就連布坎南(2000)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觀點與國家發展的歷史并不相符，“從經驗的記錄來看，歷史中的國家的建立，與契約主義的解說基本上沒有關系。歷史上大多數國家的出現是強者征服弱者的結果”。理論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人”假設的局限性。
與布坎南相比，大多數新制度經濟學家都沒有特別明顯地傾向于社會契約論，也沒有論及布坎南提出的問題，即個人就某些制度進行選擇的時候，也總是受到另一些制度的約束。但是，那些把制度看作是個人選擇變量的學者是無法繞開這一問題的。
五、簡單評價
與古典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相比，馬克思還特別強調了人們在彼此間結成的社會關系對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由此可見，馬克思是從個人利益目標及其實現目標的能力，以及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條件這兩個方面人手去刻畫個人的，在他看來，斯密在對個人進行抽象的時候，忽視了社會關系對個人的約束，即便斯密分析個人行為選擇時又重新引入特定的社會關系，這種做法也不能把“經濟人”還原成真正生活在當時英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個人。“經濟人”假設僅僅強調了個人的自利性和理特征，從這兩大行為特征出發，西方學者推導出了個人的效用函數，而把約束條件排除出對個人的理解之外。實際上，即便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下，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這兩個因素對于分析個人行為選擇也是不可或缺的。
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包括斯密在內的西方學者還探討了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形成和變遷的原因。但是，從追逐自身利益的“經濟人”出發，探尋制約個人利益實現的因素形成和變遷的原因，學者們憑空為自己設置了一個難題。按照馬克思對個人的理解，這個難題是根本不存在的，因為馬克思在刻畫個人的時候，已經考慮到其行為選擇還要受到社會關系的約束。正是基于對馬克思相關觀點的理解，本文探討了自斯密以來諸多西方經濟學流派對“經濟人”假設的繼承和發展，特別是他們對個人行為選擇約束條件的理解和處理，以便更深入地探討這種個人觀念的局限性。
當然，西方學者為解釋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所作的努力其方向也有所不同。斯密從對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特定社會背景的觀察中總結出個人行為選擇的約束條件，認為社會背景是在個人行為選擇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反對將其理解為個人的選擇變量，并力圖在個人選擇經濟變量的同一個過程中解釋社會背景的形成和變遷。即便如此，斯密關于社會背景形成和變遷的討論也并不影響他對個人行為選擇的分析，實際上他是把二者嚴格區分開來的。可見，斯密實際上允許了“經濟人”存在兩種不同的行為模式。新古典經濟學雖然繼承了斯密的個人觀念，但卻并沒有意識到探討約束個人行為選擇的因素形成和變遷原因的重要性，這種做法遭到新制度經濟學家和以布坎南為首的一些公共選擇經濟學家的反對。
科學總是離不開一些基本的假設前提。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最能體現經濟學的哲學方法論，人性的假設是解釋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的基本出發點，是經濟理論體系賴以建立和展開理論邏輯分析的邏輯起點。深人探討人性假設與非人性假設的區別，將有助于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以及準確把握當代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
在西方經濟學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廣的經濟人的假設理論是非人性假設的典型代表。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經濟人假設理論的基本思想，并作了系統論述。按照他的觀點，人天生具有利己心和完全理性，能夠通過運用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和信息，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自身的最大經濟利益，同時由“看不見的手”(市場價格機制)的指引產生利他的結果，使整個經濟運行協調有序，社會利益得到最大實現。因而國家不應干預個人的經濟活動，而應對其采取自由放任態度。
新古典經濟學繼承和發展了斯密關于經濟人的理論，使其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與此同時，這一理論假說本身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更新與發展。這最突出地體現在伴隨著“邊際革命”而興起的新古典理論體系之中。第一，在斯密那里，經濟人并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范疇而處于經濟理論體系的中心地位，對其的描述也是粗線條的。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則上升為整個體系的中心范疇，并且它還得到了更為精確的概括和系統的闡述。新古典學派把經濟人劃分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他們分別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效用最大化。第二，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行為分析不再局限于單純的定性研究，而且還借助于定量分析，比斯密的原始解說前進了一大步。斯密曾提出人出于利己動機總要追求最大經濟利益，但怎樣才算是實現了這種“最大化”目標，由于分析方法所限斯密沒有給予解答。而新古典經濟學通過引人數量分析方法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如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條件—邊際收益=邊際成本，即MR=MC;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條件—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商品的邊際效用之比二商品的相應價格之比，即。這些定理將人的行為動機與效果聯系起來，從而為合理地組織與協調人類的經濟活動提供了科學依據。第三，新古典經濟學還考察了經濟人在不同市場形態下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條件，強調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是經濟人實現其理想目標的充分條件，這樣，便把經濟主體的理性、經濟環境的完全性以及經濟總體的均衡運行緊密地聯系起來。由上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將斯密具有某種自發性的經濟人概念進一步抽象為具有完全理性的、簡單劃一的、可量化的“機械人”概念。這充分反映了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特點，即把經濟學從具有道德性和社會性的學科徹底轉變為僅僅具有技術工具意義上的學科。這種人性假定把經濟關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義這個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視了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以致把經濟學變成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
馬克思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道德與人和社會密不可分。
人類起源的歷史表明，人和社會是同時誕生、不可分割的?！叭嗽诜e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一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人和社會不僅是同時形成的，也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具體地說，人是處于“一定歷史條件和關系中的個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社會不過是處于相互關系的個人”，“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可見，“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存在其有內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個個體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任何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因此，馬克思指出:“別人作為人在何種程度上對他說來成了需要，他作為個人的存在在何種程度上同時又是社會存在物。’州，吠把這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內在地集于一身，因而成為“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
馬克思關于人性的假設就是這種最一般規定的“人”，馬克思經濟學的一切原則和規范、范疇及邏輯運動都是“人”的這種內在二重性的矛盾的展開、深化和具體化。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決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或利益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自然主體的那種個人需要”，二是“表現為社會需要的個人需要”。與此相適應，滿足人的需要的途徑和方式也有兩條:一條是直接滿足個人的需要，另一條是滿足“表現社會需要的共同需要”，從而呈現為個體性和整體性的二重特點。這種特點使得任何人都有一個如何處理個體性和整體性相互關系的問題，這就決定了道德的需要也是人的最本質的需要之一。
二重需要內在地集于一身的人必須始終面對二重利益之間相互關系的問題，形成調節和處理它們相互關系的客觀需要。道德就是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人對這種客觀需要及其必然性有意識的把握。從發生學的視角看，這個過程在人類社會長期發展中，就必然會逐漸地、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秩序、節奏，在個人同他人、個人同群體相互交往的關系中產生某種相應的要求。一旦人們自覺意識到這些秩序和要求，那么這些秩序和要求就會轉化成為人們行為活動的“應當”，獲得普遍的意義，其要點如下。
首先，“應當”是一種關系。它把人的存在及其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之間的內在關系，通過人的活動外在地顯現為個人同他人、個人同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其次，“應當”作為人與人的關系的客觀需要和必然性，會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并成為一種客觀的精神力量，制約著人們的行為和生活，因而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再次，“應當”對人來說，不僅具有某種強制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有用性。“應當”的強制性不是純外在地加給人的，而是人自己發現了、認識了的“應當”。人們之所以愿意放棄自己的某些任性和偏執，按照“應當”去行動、去生活，從直接或者具體層次上講，是因為它能保證人們的行為的方向性、效用性。從間接或者抽象層次來說，“應當”是聯系社會生活的必要紐帶:它一方面能夠把人與人、人與社會聯系在一起，以維持社會的存在，保證社會生活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也能夠把人既作為個人的存在物同時又作為社會成員的存在物這兩個矛盾聯系在一起，實現人的內在統一，促進人的精神完善和人格發展。 人類認識的這一特點表明，人們一旦達到了“應當”的共識，它就成為人們行為的規范。這種特殊規范性借助于人們的傳統習俗、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來維系，表現在人們的視聽言行、行為品格和習性之中，并通過人們的義務感和良心感，構成人們自我調節、自我約束和自我評價體系，從而發揮自己特有的社會作用。
由此可知，道德既是社會調節的一種特殊手段，又是個人實現自身內在統一和精神完善的一種特殊方式，它始終根植在人和社會不可分割的聯系之中，根植在人存在的二重性及其需要的二重性之中。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認識到:人類從誕生開始，就離不開道德。缺乏道德，人們就無從獲得內外利益，實踐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維持。經濟學的人性假設就是運用了歷史的方法并作了邏輯上的推演，得出r人是社會人和道德人的結論。
亞當·斯密在經濟人假設中曾用“無形的手”說明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貪欲最后會轉變成整個社會的利益，卻沒有說明個人自我利益向整個社會福利的轉變是如何實現的。事實土，經濟學家在研究人及人的行為動機時，把人看成一個“個體”的和“自然”的人，而忽視了人的社會性特征。馬克思經濟學關于社會人、道德人的人性假設科學地描述了這一問題，也就是說當個人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時又關注他人利益時，亞當，斯密所說的由個人利益向社會利益的轉變才有了可能的通路。非馬克思經濟學要想避開人的道德本質來談經濟發展，從最終意義上看是難以富有成效的，因而這一理論有其實踐的局限性。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的那樣，它把經濟增長視為經濟發展的惟一目標，危及人類的長遠利益;一味強調經濟與倫理原則分離、經濟與政治過程分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主體對正義、公平和社會倫理漠不關心，缺乏承擔社會道義的責任感;它把人看做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們以自己的經濟行為去實現物的目的，而不是追求使自己成為全社會敬仰的人，實現自我完善和全面發展的人的目的。
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是我們觀察、指導實踐的科學方法。人在經濟活動中必然要受到具有道德合理性的經濟準則的制約，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好地創造經濟業績，人與人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才能正常而又公正地進行，才能不斷增長物質財富和日益提高生活質量。
1 默認規則的含義及其分類
合同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要求，法官不能為當事人直接訂立合同，并且填補合同漏洞也應當體現當事人意思的要素，因而在英美法上，法官為了否認自己的填補合同漏洞行為是在重新為當事人訂立合同，便將這一行為標榜為，在探尋當事人的某些暗含的、隱含的合意或者說是合同條款，又稱默示條款。既然默示條款是法院在做出法律決策時針對合同的漏洞所添加的條款，那么如果一種情形曾多次發生，法院便可以推斷對該情形所補充的條款是眾所周知的，假如該條款符合當事人的預期， 他們可能在締約之時對其發生依賴，從而對該情形未作明確約定。這種“預制的”(off the rack)規則經常被訂入制定法，例如《統一商法典》。正如第十巡回上訴法院所言，在通常情況下，“除非當事人表示了相反的意思，否則現行的制定法上的規則將成為合同的一部分，與明示條款發生相同的效果?！盵1]502由此可見，所謂的默認規則，就是指立法者預先在制定法中訂立的一套規則，如果合同當事人沒有積極主動地采取行動改變或者規避這套預設規則的效力，那么這套規則將會自動成為合同內容的一部分。[2]157實際上，默認規則還應當包括，除去立法上的默認規則之外的，在法院為具體的合同確立默示條款過程中，能夠產生具體的默示條款的規則。例如，在立法上的默認規則更像標準因而也更模糊的情況下，法院就需要在具體案件中將這種立法上的默認規則進一步明確，從而確立司法上的默認規則?！澳J規則”術語具有以下的特征: (1) 如果當事人明確了一些合同的條款，法院將會執行這一條款; (2)如果當事人未明確一些條款，法院將會提供一個規則以填補漏洞; (3)若當事人未明確一些條款，但不想讓法院填補漏洞，法院將尊重這一意圖。UCC§2-305中的公開定價條款就是一條規則滿足了以上所有三個特征的很好的例子。簡單地說，法院所補充的條款傳統上被稱為“默示條款”( implied terms)，而被添加的默示條款形成之前的規則如今通常被稱為“默認規則”(default rules)。[1]498
根據合同漏洞形成的原因，可以大體上將默認規則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多數的默認規則(majori- tariandefaultrules)。由于金錢、時間、理解、遠見的限制，合同漏洞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有限理性)并且/或者可取的(由于交易成本)。[3]259此時法律決策者往往通過書面合同之外的一些標準來推測當事人的意圖以填補縫隙。在默認規則的層面上，法律決策者(法院或者法律制定者)可能會利用當事人當前的(履約過程)或先前的(交易過程)行為， 來推測當事人意圖;也可能利用處于類似情形的當事人的行為和理解(貿易慣例或行業習俗)來推定當事人的意圖。因此，以假定當事人可能“本來想要”為歸依的默認規則，是為了彌補締約當事人的有限理性的缺憾以及節省締約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所制定的。由于大多數默認規則都采取這種形式， 所以有學者將其稱之為“多數的默認規則”。[4]1591
在產生以及適用這種默認規則時，我們需要注意到法院在作出法律決策時所面臨的信息費用。如果法院確定締約方“本來想要”的內容需要支付高昂的信息費用，那么選擇誘導締約方清楚地商定合同的默認規則就是有效率的。這樣的規則可以促使當事人不再對某些事項保持沉默，而是通過規定他們自己的明示條款來排除默認規則，[1]502這就是第二類默認規則，即懲罰性默認規則。公共財政資助的法院應當通過懲罰那些留下無效率的空白地帶的締約行為，來激勵當事人進行事前協商。當締約方事前商定合同條款的費用，比法院事后估測締約方“本來想要”的內容所需花費的信息費用更加低廉時，懲罰性默認規則的出現就是合理的。[5]93
懲罰性默認規則(penalty default rules)的設定 “意在給予至少一方當事人激勵來繞過默認規則， 從而明確地訂立令他們滿意的合同條款”。[5]91而通過規定一種當事人所不喜歡的規則，那么繞過默認規則的過程就有助于將信息披露給合同內外的各方當事人，甚至法院。之所以如此規定，是為了遏制訂約過程中可以導致合同產生漏洞的機會主義行為。在訂約過程中，信息是一種很關鍵的資源，掌握信息的一方當事人通過隱藏特定的信息可以獲得更大份額的效益(餅的份額效應)。相反， 如果該當事人向對方披露這一信息，那么他可能就會分到較小份額的收益，但是這樣做可以提高締約的總體效益(餅的尺寸效應)。以保險制度為例， 投保人作為風險信息的擁有者，如果對于自身的信息做某種程度的隱匿或者不實陳述，那么他就不僅會減少所應當支付的保費，而且還有可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高額的賠償金。這樣對于他來說就獲得了較大份額的收益。但是保險制度的功能在于利用分散風險的原理來彌補個別損害。對于所承保的風險大小的估計是否準確，決定了保險制度能否正常運作以及保險制度功能能否正常發揮。毫無疑問，投保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在提高了自身效益份額的同時也降低了締約總體效益?！叭绻灥姆蓊~效應大于餅的尺寸效應，掌握信息更多的締約方可能會理性地選擇保留相關信息。”[5]99為了使得社會從整體上保持一個較高的福利水平，我國的《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三十七條、第五十四條規定了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在投保人未如實履行該項義務時，保險人有權解除合同或者不承擔賠償責任。因此，我國的《保險法》第十七條、第三十七條、第五十四條就屬于典型的懲罰性默認規則。
通過以上對默認規則的分類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對于默認規則內容的合理設計有助于默示條款制度功能的更加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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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經濟學視角下默認規則的設計
如果默認規則使得一些人變得更好而沒有使其他人變得更壞，那么它們就被認為是有效率的。事實上，當許多法律經濟學者主張有效率的默認規則，他們并不是指規則沒有使得任何人變得更糟， 而是主張“卡爾多—希克斯”效率，從而意味著這種規則能夠使得訂約當事人的(或者說是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盡管當事人的一方也許最終會變得相對糟糕。這樣的規則目標是實現餡餅尺寸的最大化，即使一些人在初次分配下得到更小的一部分。
那么，默認規則是如何使得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呢?我們知道，用有效率的合同條款取代無效率的合同條款可以創造合作剩余。因而合同雙方當事人都更偏好有效率的默認規則而不是無效率的默認規則。當法律提供的是雙方都偏好的默認規則時，那么他們就可以在訂立合同時減少耗費在這些條款上的交易成本，從而集中精力去商議其他更重要的條款。需要商議的條款越少，合同訂立程序就越富有效率。因此，法律可以通過提供有效率的默認規則填補合同漏洞以節省合同雙方當事人的交易費用，從而使得合同雙方都能從中獲益。
在法律經濟學進路下，設計默認規則所需要考慮的事情很復雜。一方面，如果我們努力去節省成本，就要不僅考慮當事人的私人成本，還要考慮國家確立默認規則的信息費用;另一方面，盡管適用于絕大多數當事人的默認規則看起來節省了大部分的成本，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當事人在排除不想要的條款時所耗費的信息費用。在任何情況下，法律經濟學的進路承認，僅僅給予當事人所希望選擇的條款以降低交易成本，并不必然地能夠實現福利最大化。我們需要做的努力是，通過提供更加有效率的默認規則去改善合同當事人的交易，而不僅僅是幫助他們實現他們將會選擇的條款。
然而，我們這種努力的結果，似乎會隨著確立默認規則的機構的不同而有所差別。在立法上的默認規則方面，這些規則先于任何特定的合同而被頒布，并且因此在他們訂約前這些規則是可被觀察到的。但是，立法上的默認規則發揮功用的空間仍然是有限的。這是因為，如果國家在立法上頒布默認規則的成本是給定的，那么這樣的默認規則將會可能只被用于不那么遙遠的意外事件，而那些遙遠的意外事件將會留給司法上確立的默認規則來處理。比如，法律提供了一種模糊的“合理性”標準形式的默認規則，而它在實際案件中的特定含義則需要留給法院來確定。司法過程中確立的默認規則促進福利最大化的能力，似乎比立法上的默認規則受到更大的局限性。
在司法的默認規則的情形下，默認規則被首次確立的案件中的當事人在締約時不可能知道那種規則。這就意味著，當事人如何衡量法院在未來確立的默認規則所帶給他們的風險，這是不明確的。對于在他們特定案件中會產生什么樣的有效率的條款，當事人需要一個更清楚的預期。但是，當事人很難能比法院搶先制定出效率原則下的特定規則。因為確認有效率的規則，至少是高度技術性和復雜的事情。當然，可以確定的是，一旦這種規則被宣布，其他的締約人能夠知道它并且對它所產生的激勵做出反應。在任何情況下，這種未來的可發現性對于默認規則被首次確立的案件中的受損者來說，獲益很小。進一步講，在司法上確立的默認規則，更有可能針對相對遙遠的意外事件。當事人自己將能夠花費高昂的信息費用去預測這種默認規則，這種想法幾乎是異想天開的。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也沒有必要感到沮喪。這是因為，在默認規則被首次確立的案件中，按照法律經濟學的進路所確立的默認規則也是至少能夠實現“卡爾多—?？怂埂毙实?。這就意味著， 在這樣的案件中，獲益者可以對損失者進行補償。這樣，案件中表面上看起來的受損者，實際上是獲益的，只不過是由于無法提前預見到法院可能確立的默認規則，而不能事先做出更加有效率的合同安排進而獲益較小而已。但是，從長遠看來，受損者仍然可以在這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下獲益，甚至可能會彌補他第一次所遭受的損失。
此外的一個問題是，對于法院來說，他們可能不具備相應的條件去進行專業化較高的經濟分析， 而這對于確立有效率的默認規則卻是必要的。盡管這個問題會涉及立法機關和法院，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對于后者來說這個問題更具有挑戰性。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這里的問題不是法律經濟學進路本身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是否有能力來使用最先進的理論武器的問題。依照法律經濟學的進路去確立默認規則的最大障礙即來源于此。然而，一種理論的最終目的恰恰是要能滿足并能促進人類福利水平的提高，如果尊重一種理論僅僅因為其是理論，而完全不考慮其是否能夠提升社會的福利水平，那么這種理論最終必定會失去其作為理論的正當性和活力，并且會壓制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不斷產生的新的理論需求，進而最終會在眾多理論之間的生存競爭中被無情地淘汰。因此，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隨著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法律經濟學逐步的發展以及理論成果的不斷積淀，它終究會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和使用，而依照法律經濟學的進路去確立默認規則的障礙終究也會自動隱退。
目前我們國內法律經濟學研究的發展程度，比起能夠有效率地設計默認規則所需要的發展程度來說，差距還是非常明顯的。而對默認規則的有效率的設計是一項技術含量要求非常高的工作，這需要強大的法律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的支持。
3 默認規則與我國合同法
正如我們一開始就指出的那樣，默認規則與默示條款緊密相連。默認規則內容的確定是一個過程，經過該過程所獲得的結論就是默示條款。通說認為，默示條款概念為英美法所獨有。英美法上的默示條款制度發展已久并已成就體系，這一制度對推動其合同糾紛的解決，并進而對推動其經濟發展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而且他們對于默認規則的研究也已經遙遙領先于我們。目前，我們國家不但對于默認規則幾乎沒有人予以關注，而且對于默示條款制度的研究還很缺乏，且認識也不統一。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司法實踐中歷來不承認默示條款， 合同法中也不存在默示條款的概念，只是確定了解釋合同的規則，這主要體現在《合同法》第60條第 2款，第61、62、125條等。有些學者認為我國《合同法》中有默示條款的規定，比如，馬妍妍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總體上應屬于大陸法之體系，但是對默示條款制度有所吸收和轉化。在我國合同法中體現默示條款精神的相關條款，如第62、133、 139、141、142、144、145、150、153、154、168、169條等，總的說來，特色主要有二: (1)重視慣例。當事人沒有在合同中規定相關內容時，考慮到商業效率，多以交易習慣、行業慣例為第一選擇。(2)法定默示條款為補充，主要代表是以62條的6款規定對61條情形的補充。[7]204
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角來看，人們歷來十分重視理想教育，這是一種人生價值取向的教育理念，其原因是由于深受幾千年小農經濟的影響和封建教育的熏陶，基本上每個人都把自己最大的人生價值定位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了實現這一人生目標，許多人不顧自身情況，窮極一生的精力，奮斗不息，努力不止！幸運者或是人生過半之后才能進階為官之路，如范進之流，或是生命所剩不多才突破為官之門（科舉考試），而真能少年得志者少之又少，多數不幸者可能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到頭來確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就是典型，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分析，人們要么哀其不幸，要么痛恨其制度的選拔不公。他們從人生結局的收場來解讀其生命的成敗，而忽視了起航時人生的規劃怎樣最有效地決定著生命效用的最大化，從而對人生結局失敗的原因只能識其一端，導致他們解讀人生的視角常常發生錯位，不知生命價值效用最大化的規律源自何處！因此隨歷史的發展有識之士都在不斷探索，企圖尋找如何實現人生價值最大化的路徑。但由于研究視角不同得出的解答也異彩紛呈，而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及解答尤為人們關注。
經濟學對任何問題的解讀都基于這樣一種現實----有限與無限的矛盾，例如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需求的無限性，因此，正如曼昆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中所說的那樣，經濟學是研究社會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資源，從而如何滿足人類需求的無限性。在人類生活的世界，所能利用的任何資源都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縱然是隨處可見的水資源，地球所蘊含的數量也極為有限，其它資源更是如此，要解決資源短缺與人類欲望之間的矛盾，必須對二者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經濟學的產生就是這一研究系統化的結果。面對我們生活的物質世界是這樣，面對其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縱所周知，每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我們一生要完成的事情卻是不可計數，這正如物質世界的現實一樣，人類的需求欲望無限，而自然給人類提供的資源有限。要解決人類生命蘊含的這一矛盾，我們必須從經濟學這一視角加以解讀，古人就知道“寸金難買寸光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道理，這都說明了人生資源的有限性，因而要實現其最終目標，我們必須珍惜人生擁有的生命資源。那么，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人們該怎樣管理好自身的資源，才能使其產生最大的價值效用，實現人生理想呢?為此，經濟學從誕生以來，就十分關注這個問題，并且已經得出一些使人深受啟發的結論，首先在這方面做出重大貢獻的是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他從研究財富增長的角度出發，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其具體內容是：在短期中，收入與消費是相關的，即消費取決于收入，隨著收入的增加消費也將增加，但消費的增長低于收入的增長，消費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遞減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這就是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他從收入與消費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財富增長的角度，探討了要實現人們絕對收入的效用最大化，如何保持合理的消費比例，用相應的數學公式表示為：C = α + βYt (式中C為現期消費,α為自發性消費即必須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費,β為邊際消費傾向,Y't為即期收入,βYt表示引致消費)。這一理論的提出雖然還存在諸多不足，但是，它在人們思想中注入了一種全新的人生規劃理念：可以從經濟學的視角探討人生效用的最大化。在經濟學的發展和演化過程中，為了彌補這一理論的不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又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說，他認為，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是由他的現期收入決定，而是由持久收入決定的。也就是說，理性的消費者為了實現效應最大化，不是根據現期的暫時性收入，而是根據長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來作出消費決策的。這一理論將人們的收入分為暫時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并認為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所謂持久收入，弗里德曼認為是指消費者可以預期到的長期收入，即預期在較長時期中（3年以上）可以維持的穩定的收入流量。其計算公式是：，式中YPt為現期持久收入， Yt為現期收入， Yt-1為前期收入，θ為加權數。該公式說明，現期的持久收入等于前期收入和兩個時期收入變動的一定比率，或者說等于現期收入和前期收入的加權平均數。加權數θ的大小取決于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如果人們認為，前期和后期收入變動的時間較長，θ就大，反之，前期和后期收入變動的時間較短，θ就小。根據持久收入的估算公式，其消費函數可表示如此：，從這一理論可以看出，其對現實的考慮在凱恩斯的基礎上更加周全，因此對生活的指導意義更為合理，但是它研究的視角并沒有超出凱恩斯的范圍，仍是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探討收入如何影響人們的消費效用。在這方面，進行深入理論研究的還有美國經濟學家F•莫迪利安尼和杜森貝利，前者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說，他認為該理論與凱恩斯消費函數理論的區別在于，凱恩斯消費函數理論強調當前消費支出與當前收入的相互聯系，而生命周期假說則強調當前消費支出與家庭整個一生的全部預期收入的相互聯系。即每個家庭都是根據一生的全部預期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消費支出的，每個家庭在每一時點上的消費和儲蓄決策都反映了該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個階段達到消費的理想分布，以實現一生消費效應最大化的企圖。因此，各個家庭的消費取決于他們在兩個生命期內所獲得的總收入和財產，這樣，消費就取決于家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但由于由于家庭的收入包括勞動收入和財產收入，因此其消費函數為： ，式中C為消費支出，WR為財產收入，YL為勞動收入，a為財產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c為勞動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莫迪利安尼認為，人們的收入根據這一消費理念在一生中合理安排更能實現經濟效用最大化。后者杜森貝利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該理論認為消費者會受自己過去的消費習慣以及周圍消費水準的影響來決定消費。其消費函數可分為長期和短期期，分別為C=bY和C=C0+cY。由此可以看出，從弗里德曼到杜森貝利，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完善了凱恩斯的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獨特的人生收入效用最大化規劃理論，但是，他們分析的視角始終無法逃出經濟增長理論，從而忽視了整個人生過程的經濟分析，沒有對如何實現人生價值效用最大化的科學路徑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為此，可以從經濟學比較優勢原理的視角出發，重新探討和界定人生的合理規劃，使有限的人生資源能產生最大化的價值效用。這一規劃原理的提出首先見于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稅賦原理》一書，他在分析不同國家間進行經濟貿易時對之進行了詳細分析，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每個國家都應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權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在更普遍的基礎上解釋了貿易產生的基礎和貿易利得，大大發展了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貿易理論，同時，這一經濟思想用在人生資源的宏觀分析上也極為貼切，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所擁有的資源并不一樣，但相比之下，總有一種是該階段的優勢資源，因此，不同人生階段的職業選擇必須遵循這一原理，充分利用優勢資源，實現其價值最大化。對這一問題的具體分析有必要把人的一生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即少年時期、青年時期、中年時期和晚年時期，然后對每一時期進行全面分析，而嬰幼兒階段之所以沒有進行獨立分析，是因為這一階段基本上還在父母的羽翼下生活，不能從事任何對人生有影響的獨立活動，對于少年時期來說，其特點是每個人基本上還不用承擔任何家庭負擔，不懂關心社會問題，思想和情感都比較單純，從身理特點來看，這一階段記憶力強，對新事物的接收能力也比較強，因此，根據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這一時期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其最佳的職業選擇是學習，因為一個人要能很好地學習，從時間和精力上來看，必須要有充足的時間和比較充沛的精力，從身理特點來看，還需要較強的知識接收能力和極強的知識識記能力，而這些要求這一階段都能具備，相反，由于這一時期體力比較單薄，不利于進行較為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之正值身體成長的關鍵時侯，進行過量的體力勞動可能導致身體機能的畸變，這都不利于兒童的正常成長，因此，兩相比較，其最優的選擇是學習，這既遵循了比較優勢原理，又充分發揮了資源優勢，從而產生最大化的人生價值效用，同時也有利于少年兒童身心的進一步健康發展，當前國家實行的普九教育就遵循了這一原理，這一階段大致要延續到十五六歲才算結束，進入青年時期后，人生擁有的資源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導致人們對其自身的規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果還能夠遵循比較優勢原理，正確規劃人生，這對以后的生命旅程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助其走向人生的勝利，反之，則會對以后的人生產生消極影響，從而無法實現人生的最終目標。在這階段，由于已經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可以為家庭分擔一定負擔，為社會創造一定財富，因此在職業選擇上不同于少年時期，有人選擇工作，有人選擇繼續學習，那么，到底哪種選擇是正確的？首先看看這一階段的資源狀況，處在這一時期的小伙子，從身理上看，精力逐漸進入最為充沛的時期，思維也是最活躍的階段，而對于記憶力來說，雖然機械記憶力已經逐漸減弱，但理解記憶力逐漸加強，根據比較優勢原理，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學習新知識和接受新事物，但是，隨著身體的自然成長，體質不斷強壯，已具備一定的勞動能力，因此，如果選擇工作，已能為家庭承擔一定負擔，為社會創造一定財富，面對這兩種選擇，根據不同的人生規劃理念，便產生了不同的人生結局。經濟學家對促進經濟增長不同因素的分析表明，知識因素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人體自然勞動力本身的作用，因此，如果在此階段能為以后的人生積累豐富的文化基礎，那么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中所創造的財富會有極大增長，從而，根據人生整體規劃的比較優勢原理，這一階段的最佳選擇還應該是繼續學習，而不是為了眼前利益而選擇工作，這一規劃一直要延續到大學畢業。這一階段結束后即進入了中年時期，這一時期人生選擇的最大特點是多元性，因為有了前面兩個階段的知識積累，有些人很想學以致用，希望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大顯身手，也有些人選擇去不同的公司企業或行政事業單位工作，繼續磨練自己，對此真可謂人各有志，但從比較有勢原理的視角來看，職業的選擇所產生的效用并不是無差異的，對于剛走出校門的大學生，其自身最大的優勢是知識，這就決定了職業選擇的方向是盡量能充分利用自己知識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知識不能直接就轉化為生產力，它需要一個與實踐結合的過程，因此，要能充分發揮大學生的資源優勢，最好首先選擇去現成的各種單位上班，讓自己所學的知識與實踐充分結合，從而盡快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并且在此過程中還能積累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這樣做還能為以后的自主創業積聚一定的原始資本。從這一理論高度來看國家當前的就業政策，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無疑是不妥的，有違經濟學上的這一原理。在人生的中年時期，有必要經過初期這個實踐的磨練過程，再跳出原有的束縛，走向市場，自主創業，既有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社會閱歷，也已擁有一定的原始資本，這為創業既奠定了堅實的軟基礎，同時也為創業奠定了硬實力。當然就降低了創業的各種風險，提高了創業成功的概率，這樣的人生規劃才能助你邁向成功的階梯。當完成人生創業的中年時期以后，終其一生的大局也就基本確定，步入老年以后，其自身的優勢是生活閱歷和人生經驗都極端豐富，對社會的認識十分深刻，并且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已經積累一定數量的養老資金，最大的劣勢是體質已經衰退，精力開始下降，這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想要遵循人生規劃的比較優勢原理，實現其生命價值效用的最大化，必須揚長避短，在職業選擇上應該從事比較穩定且風險極小的工作，并且要有利于發揮自己的優勢資源，比如教育行業或退守自己原來的產業，不要企圖再創業冒險，教育職業的特點是既比較穩定，又不具風險因素，同時還要求授業者具有豐富生活經驗和社會閱歷，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從事這樣的職業更能創造最大的生命效用。總之，人生的不同階段就如一個處在市場環境中的企業一樣，所具有的優勢資源在不同時期都不一樣，要能使有限的資源創造出最大化的經濟價值，必須從比較優勢原理的視角出發，對之進行合理的規劃管理，這一思想的表述可以通過下圖得到更為直觀的展示，圖中X軸表示遵循或違背比較優勢原理的時間序列，Y軸的箭頭方向表示人生不同階段的比較優勢資源，Y軸向下的方向表示不具比較優勢的資源，Z軸表示遵循比較優勢原理的人生價值最大化或經濟效用最大化直線，Q軸表示人生價值效用全面崩潰的底線，01點表示人生資源的初始點，02點表示人生價值效用的崩潰點，曲線1表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都遵循經濟學比較優勢原理所達到的最大化效用，曲線2有兩種含義，第一是在人生的初始階段遵循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隨時間推移，逐漸違背了這一原理，經過一段時間后再次回到比較優勢原理的軌道上來，第二層含義是由于這種人初始階段自身資源比較豐富，雖然違背了比較優勢原理，但其經濟效用或經濟價值還是出現上升趨勢，但隨時間推移，由于資源不斷枯竭，出現了下降趨勢，曲線3的含義是，由于初始資源比較薄弱，在人生規劃的開始階段就違背比較優勢原理，從而導致其經濟價值或經濟效用從開始就出現降趨勢，經過一段時間后逐漸認識到這一情況，調整人生規劃的戰略選擇，以比較優勢原理作為指導，使其經濟價值或經濟效用開始逐漸上升，曲線4表示從開始就違背經濟學比較優勢原理，并且一直沒有認識到這一錯誤，從而導致人生宏觀整體規劃的價值效用最終全面崩潰。根據上述說明繪圖如下：
從圖中可以看出，要實現價值效用最大化，在人生的每一階段，都必須根據其特有的資源優勢，嚴格按照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對其進行合理規劃，使每一階段的優勢資源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從而創造出最大化的經濟價值，實現人生效用的最大化，反之，如果違背了這一原理，正如圖中所示，視其違背程度的不同，對人生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分析上圖反映的經濟思想，解讀生活中的人生百態，可以看出曲線1所表示的人生狀況最為理想，其原因是對比較優勢原理的遵循最為徹底，從而所實現的人生價值效用最大，而曲線2所反映的人生狀況與曲線1有所不同，在01---B的初始階段，由于在人生規劃上違背了比較優勢原理，從而出現了價值效用為負數的情況，但隨著人生情況的逐漸惡化使得自身無法繼續支撐其發展，因此開始校正人生的規劃理念，遵循比較優勢原理，從而人生的效用曲線才開始逐漸上升；曲線3所表示的人生情況與曲線1和曲線2也有很大的差異性，這種人或許是因為自己的初始資源比較豐富，所以開始時不注意人生規劃，違背比較優勢原理，但因資源豐富的緣故使其初期的經濟價值效用還是為正，但隨著原有的資源不斷枯竭，導致曲線3 在點A----點C段出現了價值效用為負的情況，從而及時調整人生規劃戰略，過C點后的人生軌跡逐漸恢復最佳路徑；從圖上可以看出，曲線4所反映的人生情況與上述三種都有著顯著不同，這種人從開始就不注意人生規劃，并且直到生命的終結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從而導致人生的徹底失敗。通過對圖中反映的人生規劃情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中不同人群的命運都能生動地表現在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種人的一生始終非常順利，以最佳的方式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第二種人在早年不懂事，沒有遵循比較優勢原理，導致人生的開始階段諸事不順，但長大后開始注意人生規劃，從而命運開始好轉；第三種人就是一生波折較多，開始時由于先天條件好，早年比較順利，但不久就開始走向人生的低谷，后來反省，調整人生規劃，從新走上人生正軌，從而生活開始好轉，第四種人從生命的開始到結束都沒有認真規劃自己的一生，并且一直都違背比較優勢原理，從而終其一生都活的很失敗，到死都不僅沒有實現理想，而且悲慘異常。
上述從比較優勢原理的經濟學視角來分析和解讀人生，雖然不能囊括世間百態，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利用這一原理對人生進行合理規劃，能讓人們更能有效地駕馭自己有限的生命資源，這既可使自己更能實現其人生理想，對社會又能創造出更大的經濟價值，從而使個體理性和社會理性有機統一，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有效結合，同時，對那些人生道路上無知無畏的追求者也能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因此對整個社會人們身心的健康和諧也能產生深遠的影響，最終能為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一種思想上的積極導向。
參考文獻：
[1]曼昆的《經濟學原理》
[2]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一、微觀經濟學課程特點
微觀經濟學是人類市場經濟知識積累的結果，是多代經濟學家對市場經濟運作規律不斷深化認識的總結和概括。它不僅具有嚴謹的理論性，而且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學好這門課程有助于訓練學生的經濟思維和技能，培養分析經濟問題、做出理性決策的經濟頭腦，并為學生后續有關課程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
微觀經濟學課程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具體表現為“三多”，即教學內容中名詞、概念及術語多，使學生感到枯燥乏味;二是曲線多，各部分內容中涵蓋了大量的較為復雜的曲線圖形，使學生望而生畏;三是記憶性的內容和規律多，使學生在學習時感到無從下手，抓不住重點，進而失去學習的信心。而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沿襲了從理論到實踐的思維定式，忽略了從實踐到理論的根本轉變，未能有效的與專業和實際相結合，學生在學習中也缺乏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結果是教師教得很辛苦，學生學得很痛苦。因此，教師必須更新教學理念，轉變角色，構建新型師生關系，以發展能力為目標，全面深化教學改革并加以實踐。
二、任務驅動教學法的特征
任務驅動教學法是一種建立在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基礎上的新型教學模式。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它強調學生以完成一個個具體的任務為線索，在探究完成任務或解決問題的驅動下，在自主和協作的環境中，在討論和對話的氛圍中進行學習活動。這樣，學生既學到了知識，又培養了實踐動手能力，提高了學生的探索創新精神。學生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始終處于主體地位。教師的角色是學習情景的創設者、學習任務的設計者、學習資源的提供者、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和學習方法的指導者。任務驅動教學法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給了學生充分的自由，成了學習的主體，改變了“教師講、學生聽”的傳統的以教定學的教學模式，創造了以學定教、學生主動參與、自主合作、探索創新的新型的學習方式。
三、任務驅動教學法在微觀經濟學課程中的實施
微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主要分為六個部分，分別是：需求供給理論、消費者行為、生產者行為、成本、市場類型與廠商行為、分配。根據這六個理論部分之間的內在關聯，結合生活和社會實際中的熱點焦點問題和專業特色，通過有機融合，設計出一系列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任務，將其交給學生自己完成，學生在收集信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完成任務中學習和掌握知識，形成技能，提高綜合素質和能力。
(一)任務的設計
在任務的設計時要充分考慮以下七個方面。(1)任務能否與生活和社會實際中的熱點焦點問題相結合;(2)任務能否讓學生感興趣，激發學習新知識的興趣;(3)任務能否很好地應用學生已有的知識并引導和幫助學生完成新知識的自主學習;(4)任務在完成過程中能否有效地促進學生之間的溝通與協作;(5)任務能否促進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和學以致用。
(二)“任務”的布置
1.創設情景。情境創設有多種形式：問題情境、任務情境、演示情境等，其中任務情境是教學中常用的教學情境。如在學習低碳經濟模塊時，課前讓學生自己查詢低碳經濟的背景資料，找到實施低碳經濟的原因。而演示情境則能將學生引入情境，如在學習消費者行為模塊時，通過播放學生感興趣的購物狂等一些視頻，并結合自身平時購物中遇到的各種情況，體會和了解在消費中物品效用、預算以及外界刺激對消費者帶來的影響。
2.下達“任務”。在上述設置的情境下，導入課前設計好的與當前學習主題密切相關的“任務”。例如學習需求供給模塊時，讓學生查詢“豆你玩”、“蒜你狠”、“鹽王爺”等一系列網絡熱詞及其背景資料，要求學生分析產生這些熱詞的原因，并找到需求供給之間的矛盾，得出結論。既鞏固了所學知識，同時又為后續章節的學習作好了鋪墊。
3.自主學習。首先由教師對“任務”進行介紹，并向學生提供解決該問題的有關線索，由學生展開課堂討論，要求學生明確自己的基本思路。引導學生尋找、搜集和利用學習資源，學生通過對“任務”的分析和探索，尋求完成“任務”的方法，提高學習能力。
4.協作學習。首先將“任務”以不同的問題方式提出，再將“任務”分配到各小組，分組情況視學生學習能力、動手能力和性格特點進行自由搭配。主要以互補、促進以及協作為主要目的，通過不同觀點的交鋒、補充與修正，加深每個學生對當前問題的理解，有利于學生組織恰當的學習活動和形成有效的學習方式。
5.解決問題。完成任務后，由小組中一個成員介紹自己團隊解決任務的方案，而其他團隊則充當評委，對該團隊解決任務的方案進行熱議、質疑，由該團隊成員共同來答疑。在各方意見的沖突中，讓學生找到自己方案中存在的不足。然后，通過教師的提示，進一步明晰解決任務的最佳方案，最終形成匯報材料。
6.鞏固促進。學生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已學會將知識內化為能力，并將各個知識點串聯成珠，對已有的知識和技能在鞏固的基礎上進行銜接、交叉、類比、延伸和再生。同時培養和訓練了學生的經濟思維，拓展經濟常識，拓寬知識面，使學生能夠運用經濟知識解釋經濟現象，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之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三)任務的評價
評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學生所學知識的意義建構的評價，二是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評價。具體表現為是否完成了對新知識的理解、掌握及熟練應用;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同學間相互協作的能力;創新的能力及成果展示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評價主要以激勵為主，可采用小組內學生自評和小組間互評，讓學生去發現錯誤，自己及時糾正錯誤，鼓勵學生的求異思維和創新思維，而教師肯定性的評價，可大大增強學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