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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0)010-0096-05

資產證券化滿足了資產增進流動性的工具性需求,因此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成為了風靡全球的金融創新。資產證券化出現以來,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一直處于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所以資產證券化的許多弊端也就被忽視了。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使大家開始注意資產證券化這一金融創新工具可能給宏觀經濟穩定和貨幣政策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和挑戰。

一、資產證券化:概念、交易結構及現狀

1、資產證券化的概念

資產證券化是指以特定資產(通常是缺乏流動性的資產)的未來現金流為支撐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資產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并在進行信用增級后將其收益權轉換為金融市場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證券的過程。與其它形式的債券不同,資產證券化將特定資產從發起主體(資產的原始權益人)中分離出來,其本金收人與利息來源不再與發起主體的信用水平、經營和資產狀況有關,而僅是對特定資產的要求權。資產證券化自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產生以來。一直處于內涵不斷深化、邊界不斷擴展的過程中。早期的資產證券化僅限于房地產抵押貸款,而現在已涵蓋了商業銀行所有的表內資產。其種類也形成了一般抵押貸款證券(MBS)、狹義資產證券(ABS)與擔保債務證券(CDOs)三大系列,并在這三大系列之下又分別衍生出了許多種目繁雜的資產證券化產品。

流動性的創造和衍生一直是金融創新的一條主線,而資產證券化滿足了增進資產流動性的工具性需求。從而在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地打破了資產流動性的障礙,這也是資產證券化對于金融發展的最大貢獻。

2、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

資產證券化的交易結構是指從資產重組到債券收益回收的整個程序安排,其核心內容包括“資產重組”、“破產隔離”和“信用增級”三個部分,其基本條件和關鍵因素是由資產的原始權益人設立一個獨立的能獲得評級機構授予較高資信等級的法人實體即特設機構SPV。“資產重組”和“破產隔離”使SPV能與其自身和發起人的風險相隔離,從而保證了持有資產證券的投資者的收益安全,這也是進行信用增級的前提。

資產證券化的創新發展,憑借其超長的金融衍生鏈條把房地產市場、消費品市場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加上投行的高杠桿比率使得證券化產品融資成為了近年來推動華爾街繁榮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也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消費欲望膨脹、投資者市場預期的非理性樂觀以及政府管制的松懈,資產證券的濫發也累積了巨大的風險,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二、資產證券化與金融穩定:危機爆發的必然性解讀

1、信用過度、評級失真、監管松懈、價格反轉:危機的過程性描述

本輪金融危機之所以稱之為次貸危機,原因就在于危機的微觀層面最直接、最根本的誘因在于資產證券化造成的信用泛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住房貸款為支撐的證券化的迅速膨脹。在利率偏低、經濟持續較快增長、房地產價格上揚的情況下,許多貸款機構為了攫取高額利潤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對信用等級、還款意愿較低的借款人發放大量次級房貸。抵押貸款的表外證券化可使貸款機構無須承擔風險卻可獲可觀收益。風險和收益的極度不匹配使貪婪失去了恐懼的平衡導致了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甚至是欺詐行為。與此同時,復雜的資產證券已經使投資者距離抵押貸款的初始借款人太遠,市場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對證券產品的資產來源、風險、價值知之甚少的投資者不得不過分依賴于評級機構給出的信用評級。然而評級機構的贏利模式是發行人付費,因此并不獨立,評級機構的利得與發行的證券數量成正比,此種情形激發了評級機構放棄了其客觀、公正的原則,主動迎合“發起人”的濫發意愿,其結果就是證券信用的嚴重過度。此外,定價機構在對資產證券進行定價時過分的依賴于準確性堪疑的數學模型,并且在利益的誘使下往往在模型參數設置時做出超常的樂觀預期。在市場原教旨理念主導下,加之長期奉行的寬松貨幣政策,政府監管部門面對日益復雜多樣化的資產證券,高估了金融機構的自我約束能力,采取過于放任的監管姿態,沒有及時有效地預防風險,更加助漲了貸款機構在資產證券化的資本金支撐下更多地發放抵押貸款的愿意,從而導致大量的信貸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引起房地產價格的不斷上漲,形成了巨大的資產泡沫。2007年以來由于利率上升和房地產價格的觸頂回落使得次級按揭貸款還款違約率遠遠高于市場預期。所有價值維系于次級按揭貸款初始現金流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急速貶值,恐慌性拋售使得資產證券流動性急劇枯竭,價格螺旋性下降。高杠桿操作和“短融長投”模式使投資銀行遭受了巨額虧損并迅速陷入流動性泥沼。隨著次級按揭貸款違約率的上升,商業銀行也無法履行其對SPV的信用額度承諾而宣布流動性告急。龐大的資產證券衍生產品的鏈條就這樣使得危機在多個市場多個國家內多向交互的傳導,最終導致了全球性金融危機。

2、內生流動性擴展與收縮、風險轉移與聚集:危機的直接誘因

抵押貸款機構通過資產證券化實現了流動性的增加,而證券化產品的購買者,比如投資銀行也可以以其持有的證券化產品作為基礎資產進行再次證券化,從而實現流動性的擴張。這種手段的不斷利用打破了投資者的“投資約束”,創造了市場中似乎永不枯竭的流動性。這種通過金融市場的內部實現而不是通過傳統的銀行貸款實現的內生流動性的擴張是與資產的價格密不可分的,一旦資產價格發生逆轉,流動性的供給就會驟然減少,流動性危機就有可能爆發。而流動性危機的爆發會導致資產進一步貶值,資金供給進一步減少。隨著銀行持有的證券化資產不斷貶值,銀行的抵押貸款也難以再進行證券化,銀行的償付能力就會喪失,償付危機就會爆發。資產證券化導致的內生流動性的膨脹與收縮是本次金融危機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危機的一個直接誘因。

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信用分級技術、風險評級機制只是改變了基礎資產池的風險形態使之隱性化,但其不但不能消除風險,反而會通過風險鏈條的締結把風險不斷的放大和傳遞。首先,抵押貸款機構通過發行證券化產品將初始借款人的信用風險轉移給了證券化產品的投資者。然后,投資銀行通過各種金融創新手段,將這些證券化產品作為基礎資產進行再次打包和重組,并進行相應的信用增級之后再次證券化,

由此形成了證券化的平方、立方等新的證券衍生品。在金融監管松懈的情況下,這一過程會不斷的繼續下去,從而形成了巨大的信用鏈條,在風險的不斷轉移過程中,風險的承擔者越來越多,由此導致了風險不斷地被放大和擴散。通過復雜的表外證券化和衍生品交易,抵押貸款機構無須承擔相關風險,卻可獲得可觀收益。風險和收益的匹配失衡,使得貸款抵押機構相信不管是提供何種信貸標準的抵押貸款,他們總能夠通過證券化的手段將初始借款人的信用風險轉移出去,因此他們放松了對抵押貸款質量的監管,導致了證券化產品基礎資產質量的下降。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轉移功能導致了抵押貸款借款人的道德風險。同時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付費的業務費用支付模式也滋生了信用評級機構、會計審核機構的道德風險使得信用評級和定價嚴重失真。當虛高的證券價格面臨原始貸款抵押資產的真實價格大幅變化時,其不斷累積和擴散的風險就會集中釋放,從而一場危機就形成了。資產證券化的風險聚集和傳遞過程可描述如圖2。

3、“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資本霸權與資產證券化:危機的本源

以資產證券化過度導致的金融危機不但反映出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的復雜性,而且其背后也蘊藏著豐富的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內涵。首先,“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標榜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膨脹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眾的消費欲望。膨脹的消費欲望不但使得貸款抵押機構聚集了大量的不良資產,而且使得經濟內部的儲蓄一投資鏈條出現制度性斷裂。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大量資本涌向投機行業,從而造成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體的“空心化”。當自由的市場無法回轉這種膨脹的欲望帶來的“斷裂”和“空心化”時,危機的爆發也就成為了必然。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以美元為國際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運行機制仍在延續,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保值機制卻不復存在,美元成了世界貨幣,美聯儲成了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美國可以憑借畸形的國際貨幣制度和嚴重政治化的匯率制度,濫發信用操縱其它國家的外匯儲備強征通貨膨脹稅。通過通貨膨脹和操縱匯率來掠奪財富、轉嫁危機的做法進一步地放大了美國民眾和政府的私欲,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資產證券化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畸形的國際貨幣秩序來緩解其“盎格魯一撒克遜”模式主導下的欲望膨脹與經濟“空心化”的最好工具。“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美國民眾心底根植了崇尚過度非理性消費的沖動,在寬松的貨幣政策的環境下,商業銀行為了緩解不良資產的壓力利用資產證券化在流動性過剩時期,把大量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打包轉移給了全球各個角落的投資者。從宏觀層面來看,通過資產表外證券化,美國把全球的儲蓄配置到了其消費性需求中,在掩蓋了儲蓄不足的同時也加劇了國際經濟的不平衡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脆弱性,從而聚集了全球市場的風險。

資產證券化猶如皇帝的新裝一般,在一個真實的世界里傳遞著市場主體對于市場的幻覺。對于“發起人”一方來講,銀行通過資產的表外證券化釋放了自身的風險,美化了資產負債表。對于“配售”一方的投資銀行可以通過信用增級賺取價差,對于個人投資者而言資產證券化可以實現其貪婪的消費欲望,而對于政府資產證券化引致的過度消費可以繁榮市場,增加稅收。現實中的市場過分的夸大了資產證券化的益處,而忽略了作為一種創新的金融工具其本身蘊藏著的風險。一種寄托于脫離了真實產出效用水平的金融工具的夢想,其往往是以一場危機來宣告破滅,從荷蘭的郁金香到美國的次級房貸,無不如此。

三、資產證券化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調控之殤

資產證券化的出現使金融市場演進到了強市場階段,約束融資的信用、風險、渠道、流動性等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金融工具之間的競爭降低了金融市場的交易成本和資金價格,完善了金融工具的價格結構,因此貨幣政策調控已由傳統的單純依靠貨幣市場轉變為越來越多的依賴于更為廣泛的金融市場。資產證券化豐富了央行公開市場業務的工具選擇,同時也加大了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從而增強了貨幣政策的傳達效率。由此許多學者認為資產證券化對于貨幣政策有效性具有正面的影響。但2008年的次貨危機卻給了上述理論當頭一棒。其實許多的實證研究已經證實,20世紀80年代以來房地產投資、抵押貸款等變量對貨幣政策變動的敏感性已大幅下降,且貨幣政策變動對這些變量變化的解釋力在逐漸減弱。可以認為資產證券化給貨幣政策的效力發揮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1、融資模式的轉變與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

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有兩個渠道――信貸渠道和貨幣渠道,前者包括銀行信貸和資產負債表,后者包括利率、匯率、資產價格等。資產證券化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銀行信貸渠道和利率渠道。資產證券化的興起改變了銀行在市場融資模式中的地位,從而也改變了市場的融資模式。在商業銀行的資產一方。隨著金融脫媒的深化,企業的直接融資對商業銀行的貸款業務產生了較大的擠出效應。隨著短期融資券的大規模發行,資產證券化對商業銀行短期貸款的替代作用越發明顯。資產證券將和股權融資、企業債券共同“蠶食”銀行貸款在融資市場上的份額,使商業銀行對作為其主要利潤來源的貸款類資產產生了較強的惜售心理。在負債方面,金融脫媒導致一部分在銀行長期沉淀的資金轉向收益率較高的資本市場,減少了銀行的長期資金來源。資產證券化在給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模式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為其提供了獲取無風險收益的工具,即抵押貸款的表外證券化。于是資產證券化不但成為了傳統企業融資的新模式,也成為了商業銀行進行融資改善流動性以及賺取收益的最好工具。這使得商業銀行的運作空間已由貨幣市場轉向了更為廣闊的資本市場。資產證券化的快速發展帶來的金融脫媒以及融資方式的轉變,使得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方式和程度發生了很大改變。銀行信貸是中央銀行一項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特別是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國家尤為如此,銀行信貸的總量控制以及以此為基礎的貨幣供應量控制以其立竿見影的政策效果被各國在應對危機抑制流動性收縮時所常用。但隨著傳統意義上銀行供給信用的方式逐漸被資本市場所替代,借道信用渠道影響經濟運行的貨幣政策,其效力的發揮受到了很大的制約。此外,資產證券化能夠將流動性不高的資產在短時間內轉換成流動性較高的資產,如果發起人連續不斷地進行證券化,其流動性的改善效應將被不斷放大,市場會出現類似于貨幣乘數效應的“流動性乘數”效應。流動性改善提高了單位資金的使用效率,增加了貨幣的流通速度,從而加大了貨幣計量的難度。導致貨幣乘數穩定性下降。原有的貨幣供應量與經濟活動之間的穩定關系受到破壞,這也給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資產證券化的發展拓寬了抵押貸款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降低了貸款成本,反過來又促進了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隨著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銀行的流動性

得到了改善,發放抵押貸款的成本大幅下降,于是銀行傾向于發放更多的抵押貸款,抵押貸款的利率呈現下降趨勢。抵押貸款利率的降低反過來又刺激了貸款機構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欲望。又是,資產證券化規模和貸款利率呈現出互為因果的反向關系。資產證券化規模對貸款利率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出了央行的貨幣政策工具,這使得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過改變準備金率政策工具來影響基準利率,進而對其他短期利率以及長期利率形成影響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變得更加復雜,效力難以發揮。例如當中央銀行試圖以提高利率的方式收縮市場流動性時,資產證券化為市場提供的流動性會抵消一部分貨幣政策的效力,而使得市場受外部力量干預的影響減弱。

中介目標是貨幣政策作用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中間環節,也是判斷貨幣政策力度和效果的重要指示變量。從美國的次貸危機來看,無論是以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通過信貸渠道進行調控,還是以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通過貨幣渠道進行調控,其貨幣政策的力度和效果以及指示作用都在降低。

2、逆經濟周期性與政策調控方向的選擇。

資產證券化拓寬了市場的融資渠道,因此也改變了傳統的以銀行為主的融資模式與經濟周期的正相關關系。資產證券化使得偏好不同的投資者可以根據自身的效用函數來決定承擔什么樣的風險,雖然能在理論上實現了風險的分散和資金的最優配置,但現實的情況卻大相徑庭。更多的投資者并不能理性的估計自身的效用函數并以此來考量所能承擔的風險,相反他們總是在繁榮時期高估收益低估風險,在緊縮時期低估收益高估風險,因此現實中的資產證券化不但沒有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反而加大了經濟波動的振幅,從而也使得以逆周期調控為基本出發點的貨幣政策效力大減。在資產證券化出現之前,流動性的突然消失,即流動性錯覺(泡沫)的破滅,是金融恐慌的一個關鍵特征,往往也是經濟危機爆發的前兆。資產證券在市場上交易,其價格容易受到各種因素沖擊導致劇烈波動,而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上的信貸資產卻不參與市場流通,其價值按照原始價值記賬,很少產生波動。因此,資產證券化撕去了非流動性資產價格穩定的面紗。市場低迷時期受悲觀情緒和恐慌主導的市場非理智拋售可能會導致資產證券價格嚴重偏離其正常價值,而保留在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中的信貸資產卻以較高的價格記賬,所以資產證券化加大了金融危機時流動性收縮的程度,從而也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方向的選擇難度。

3、風險延遲、集中爆發與貨幣政策無效。

資產證券化從本質上并不能消減風險,只是把風險由單一的金融機構、單一的國家或地區向其它金融機構、其它的國家和地區轉移,這樣的風險擴散特征在本輪金融危機中的表象就是整個金融市場和全世界的普遍危機。資產證券經過反復買賣,形成的多種類型的金融主體、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的,規模龐大、錯綜復雜的信用鏈條,延伸了風險傳遞和向危機轉化的路徑,從而延緩了風險的暴露和危機的爆發。資產證券化雖然可以傳遞風險延緩危機的爆發,但一旦其聚集的風險引爆危機,必然會立刻覆蓋到整個金融領域和多個國家或地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以及政府管制等強硬政策相比,優勢在于其高效的相機決策以及市場的微調功能,但當其面對大規模系統性風險集中爆發時就會變得束手無策。這也是當面對本輪金融危機時全世界各個國家的貨幣政策幾乎全部失靈,只能依靠政府注資等強硬的行政性手段加以應對的原因。

資產證券化對貨幣政策產生的影響可能遠比上文中所提到的更為復雜和廣泛,例如資產證券化會使貨幣政策傳導主體更加多元化;資產證券化規模也會隨著貨幣政策呈現周期性變化,并反過來影響貨幣政策效力,等等。

四、面向未來的資產證券化:啟示及建議

我國資產證券化自2005年底破冰以來其市場規模、結構及參與主體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次級住房貸款而引發的金融危機給予了我國發展資產證券化許多啟示,其中以下幾點尤為重要。

其一,在構造資產證券化產品的資產池時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在資產證券化起步階段應選用信用風險小、現金流穩定的優質資產,非優質資產的證券化對現金流重組、信用增級的要求較高,不利于風險控制:

其二,在交易結構的設計上要本著先簡單后復雜的原則。對于采取循環打包交易結構的資產要對其質地、現金流穩定程度進行嚴格審慎的評級。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證明非優質資產的循環打包是強市場環境下最為主要的不穩定因素:

其三,保證信用評級的公正和客觀性,尤其是對于一些結構、定價復雜,透明度和流動性不高的證券化產品。只有完善的信息披露、可靠的評級,才能讓投資者在購買之初能理性的判斷自己的風險一效用函數:

其四,謹慎的對待資產證券化與信用衍生產品的連接。在美國的金融市場上。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往往通過信用衍生產品實現信用風險轉移,有時資產證券化還會將信用衍生品作為基礎資產。雖然信用衍生產品有助于風險在市場中的有效分布和集中管理,但是將信用衍生品作為基礎資產會使資產重新組合和重新定價的次數太多,風險測算、風險控制,信用評級的難度都會極大地增加:

其五,美國華爾街引以為豪的金融工具定價方法中的眾多模型并不能完美地解釋資產證券的價格表現,因此在具體的定價環節中必須科學合理的將各種定價方法的優點結合使用,尤其要注意具有嚴格假設條件的模型在實踐中的可行性:

其六,對于資產證券化“發起一配售”模式必須嚴格監管,特別是針對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一方,監管者需要根據交易的“經濟實質”而不僅僅是“法律形式”來判斷資產證券化是否實現了真實出售,并以此確定相應的資本監管政策,從而避免“發起”方不計風險的進行表內證券的濫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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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宣昌能,王信,金融創新與金融穩定:歐美資產證券化模式的比較分析[J],金融研究,2009;5,pp:35-46

篇（2）

世界范圍內最早的一例知識產權證券化實踐是音樂版權證券化｡在pullman group的策劃下,英國著名的搖滾歌星david bowie將其在1990年以前錄制的25張唱片的預期版權(包括300首歌曲的錄制權和版權)許可使用費證券化,于1997年發行了bowie bonds,為其籌集到5500萬美元｡bowie bonds的成功發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極大地拓寬了資產證券化的操作視野｡從國外的實踐來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已經非常廣泛,從最初的音樂版權證券化開始,現已拓展到電子游戲､電影､休閑娛樂､演藝､主題公園等與文化產業關聯的知識產權,以及時裝的品牌､醫藥產品的專利､半導體芯片,甚至專利訴訟的勝訴金｡盡管從目前來看,知識產權證券化在整個資產證券化市場中所占的份額還很小,但是它已經顯示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和態勢｡1997年當年的知識產權證券化交易總額為3.8億美元,2000年已達到11.37億美元的好成績｡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價值中的比重在近20年中大約從20%上升到70%左右,知識資產逐漸取代傳統的實物資產而成為企業核心競爭力所在｡這就要求企業應該將融資的重點從實物資產轉向知識資產｡知識產權證券化正是順應了這種歷史潮流,為知識產權的所有者提供了以知識產權為依托的全新的融資途徑,將知識資產與金融資本有效融合在一起,從而實現在自主創新過程中資金需求與供給的良性循環｡根據pullman group的估計,全球知識產權價值高達1萬億美元｡隨著知識產權相關產業在世界各國的經濟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以及知識產權商業化運作的加強,全球知識產權的價值還將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這就為知識產權證券化提供了豐富的基礎資產｡可以預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前景是非常廣闊的,在未來肯定會成為資產證券化領域的主力軍｡

二､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

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與傳統的資產證券化基本上是類似的,可用圖1表示:

圖1:知識產權證券化的交易結構圖根據圖1,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主要是:1､知識產權的所有者(原始權益人,發起人)將知識產權未來一定期限的許可使用收費權轉讓給以資產證券化為唯一目的的特設機構(spv);2､spv聘請信用評級機構進行abs發行之前的內部信用評級;3､spv根據內部信用評級的結果和知識產權的所有者的融資要求,采用相應的信用增級技術,提高abs的信用級別;4､spv再次聘請信用評級機構進行發行信用評級;5､spv向投資者發行abs,以發行收入向知識產權的所有者支付知識產權未來許可使用收費權的購買價款;6､知識產權的所有者或其委托的服務人向知識產權的被許可方收取許可使用費,并將款項存入spv指定的收款賬戶,由托管人負責管理;7､托管人按期對投資者還本付息,并對聘用的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付費｡

三､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功效

(一)促進高新技術轉化,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在傳統融資方式下,資金供給者在決定是否投資或提供貸款時,依據的是資金需求者的整體資信能力,信用基礎是資金需求者的全部資產,較少關注它是否擁有某些特質資產｡只有當資金需求者全部資產的總體質量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獲得貸款､發行債券或股票,否則,則不能使用這些融資方式｡我國很多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就是自身擁有大量的專利等知識產權,但由于其自身風險性高,整體資信能力較低且缺少實物資產,所以難以通過傳統融資方式籌集到發展所需的資金,嚴重制約了其將高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目前,國內高新技術知識產權轉化率不到10%｡傳統融資方式的局限性是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知識產權證券化是一種資產收入導向型的融資方式,其信用基礎是知識產權而非企業的全部資產｡資金供給者在考慮是否購買abs時,主要依據的是知識產權的預期現金流入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以及交易結構的嚴謹性和有效性,資金需求者自身整體資信能力和全部資產的總體質量則被放在了相對次要的地位｡知識產權證券化突破了傳統融資方式的限制,破解了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將高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手段,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成功率,有助于加快我國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進程,進而提高企業現有知識產權的收益｡有了資金的支持和豐厚收益的激勵,企業就有動力在原有知識產權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開發,繼續新的發明創造,使技術創造活動走向一種良性循環,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科技進步｡另外,與轉讓知識產權的所有權來獲得資金相比,知識產權證券化只是使企業放棄未來一段時間內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收費權,并不會導致其喪失所有權｡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杠桿融資作用

同樣是基于知識產權融資,但與傳統的知識產權擔保貸款相比,知識產權證券化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杠桿融資作用｡一方面,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融資額高于知識產權擔保貸款額｡從國際銀行業的實踐看,在傳統的知識產權擔保貸款中,知識產權的貸款與價值比一般低于65%,而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融資額能達到其價值的75%｡另一方面,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所發行的abs的票面利率通常能比向銀行等金融機構支付的知識產權擔保貸款利率低22%-30%,大大降低了融資成本,提高了實際可用資金的數額｡所以,知識產權證券化能充分發揮知識產權的杠桿融資作用,最大限度地挖掘知識產權的經濟價值,使知識產權所有者獲得更多的資金｡

(三)降低綜合融資成本

知識產權證券化為科技型中小企業開辟了一條廉價的直接融資途徑｡第一,知識產權證券化完善的交易結構､信用增級技術和以知識產權這種優質資產作為abs本息的償還基礎,使abs能獲得高于發起人的信用等級,達到較高的信用等級,投資風險相應降低｡spv就不必采用折價銷售或提高利率等方式招徠投資者｡一般情況下,abs的利率比發起人發行類似證券的利率低得多｡第二,發行abs雖然需要支付多項費用,但當基礎資產達到一定規模時,各項費用占交易總額的比例很低｡國外資料表明,資產證券化交易的中介體系收取的總費用率比其他融資方式的費用率至少低0.5個百分點,提高了實際可用資金的數額｡最后,發起人還可以利用該資金償還原有的債務,降低資產負債率,提高自身的信用等級,為今后的低成本負債融資奠定良好的資信基礎｡

(四)分散知識產權所有者的風險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項知識產權在未來給所有者創造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但同時這種收益所隱藏的風險也是巨大的｡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知識產權消費者消費偏好的改變,以及侵權行為等外部因素,都可能使現在預期經濟效益很好的某項知識產權的價值在一夜之間暴跌,甚至變得一文不值｡知識產權的所有者面臨著喪失未來許可使用費收入的風險｡知識產權證券化則能將這種由知識產權的所有者獨自承受的風險分散給眾多購買abs的投資者,并且使知識產權未來許可使用費提前變現,讓知識產權的所有者迅速地獲得一筆固定的收益,獲得資金時間價值,而不用長時間地等待許可使用費慢慢地實現｡

另外,知識產權證券化作為一種債權融資方式,在為企業籌集到資金的同時,企業的所有者仍然可以保持對企業的控制權,從而保護企業創辦人的利益｡

四､我國實施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可行性

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了實施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可行性,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資本市場資金供應充足外,還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適宜證券化的知識產權已初具規模

從國外的實踐來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礎資產主要是專利､商標權和版權｡近幾年,國內這幾種知識產權發展迅速,數量已有相當積累,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趨勢｡目前我國專利申請總量已經突破200萬件,2001年以來三種專利受理量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20%,發明專利受理量年均增長率超過25%｡截至2005年上半年,我國累計商標注冊申請已近387萬件｡我國實用新型專利､外觀設計專利和商標的年申請量已居世界第一,其中90%以上為國內申請｡一批頗具價值的馳名商標品牌正逐漸形成,如紅塔山(價值46.866億元)､五糧液(價值44.337億元)､聯想(價值43.531億元)､海爾(價值39.523億元)｡我國還擁有許多優秀的電影､音樂､圖書作品,如張藝謀的電影版權､谷建芬的音樂版權等,市場認知度較高,適宜進行證券化的操作｡而且隨著我國政府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強,保護范圍的加大,保護技術的成熟,知識產權交易日益活躍,越來越多的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得以形成和體現,我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礎資產能得到持續的､充足的供給｡

(二)我國已有的資產證券化實踐為實施知識產權證券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經過多年的討論和呼吁,我國的資產證券化終于從理論探索走向了實踐操作｡從2005年開始,我國已有多只資產證券化產品成功上市,如“中國聯通cdma､網絡租賃費收益計劃”､“開元”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建元”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和“莞深高速公路收費收益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中國網通應收款資產支持受益憑證”､“遠東租賃資產支持收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等｡這些已有的資產證券化實踐既有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又有非金融類企業的資產證券化｡它們為我國將來大規模､有序地開展資產證券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還能推動與資產證券化有關的稅制､監管和法律法規逐步建立和完善,培育市場和投資者,提高參與者､投資者和監管者對資產證券化的認識和理解｡這就為在我國實施知識產權證券化掃除了一定的障礙,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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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ohn s.hillery.securit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recent trends from the united states[j].published by washington core,march 2004.16

篇（3）

一是產權劃分不清，產權糾紛頻發。由于歷史或現實的原因，各級政府個別行政事業單位占有、使用的國有土地、房屋原始資料憑證丟失或不齊全，或沒有及時辦理所有權登記或不辦所有權登記，這就使得財政部門的產權登記工作中，缺乏依據和基礎，各單位部門間矛盾也逐步顯現。

二是產權意識淡薄，缺乏管理觀念。個別行政事業單位對資產產權管理缺乏足夠重視，普遍存在著重申請購置，輕資產管理的現象，政府配備的資產，不設立固定資產卡片，甚至取得固定資產不入賬，更沒有辦理產權登記的意識。

三是管理體制不順，法律法規不健全。由于財政部“兩令”對產權管理的規定原則性太強，缺乏相應的實施細則和指導意見，一旦涉及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產權管理的具體問題就會變得無法可依。地方政府又沒有一個完整的關于產權管理的詳細法規，在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產權管理過程中還存在與土地、房產等相關法律規章、制度政策的銜接與協調問題。

四是資產產權分散，難以形成合力。各級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產權分散，各自為戰，由于各行政事業單位占有的國有資產數量不一，苦樂不均，大量占有資產的行政事業單位擅自出租出借，沒有或者資產不足的行政事業單位，則由財政出資租借辦公場所。

五是配套措施滯后，監管系統不善。目前，遼寧省各級財政，特別是縣區級財政，在產權方面的相關配套制度滯后，全方位動態監管系統的不完善、績效評價制度的缺失，造成資產使用效率低下，資產流失現象嚴重。

二、建議與措施

1.要依法明確財政部門是行政事業單位產權管理主體

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形成大部分來自財政預算撥款，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管理置于財政預算管理框架下，雖然絕大多數預算單位認可財政部門的受托所有權人的地位，各級地方政府嚴格遵守財政部“兩令”規定，基本上理順了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即由財政部門履行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的綜合監管職責，但仍然有個別單位和部門認識不清，責任不明，必須依法明確財政部門是行政事業單位產權管理主體地位。

2.確立、規范和科學界定產權管理對象

篇（4）

1、我國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分類與REITs綜述

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各類債權無疑是我國資產證券化資產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此外，非金融企業未來收益權作為另一類主要證券化資產，其發展也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和辨析（徐昕、郭翊，2008;吳越，2013）。對于蘇寧、中信物業資產這類較為新穎的證券化實踐，有學者（張悅，2014）因其基礎資產異于前述兩類資產特性，考慮將其單獨歸為一類。相對于前兩類證券化研究而言，該基礎資產特性及影響分析較少，值得進一步展開。

對于一些金融從業者，蘇寧、中信物業證券化行為的另一個理解角度則來自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REITs）。作為把流動性較低的、非證券形態的房地產轉化為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證券的重要手段（郭臣英、黃漢江，2004;李智，2007等），傳統REITs與該類資產證券化確有相似之處，特別當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涉及物業不動產或相關債權時。然而嚴格來說，資產證券化與REITs這兩種相對獨立的證券化手段，其區別體現在資產選取范圍和實際證券化操作的各個方面，本文也將對這些方面進行一定的梳理。

2、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影響研究綜述

資產證券化的影響效應從一開始就受到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早期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監督成本減少、流動性增進（Kehoe、Levine，1993）、監督成本減少（Steven L. S. 1994）等積極方面，我國學者張偉、周丹、王恩裕（2006）將這些大多涉及原始權益人的影響統稱為財富效應。后來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人們對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影響也有了進一步的反思，如流動性脆弱（Allen和Carletti，2007）等。這些負面效應更為宏觀，若僅從對微觀發起者的影響角度看，與正面財富效應多存在對應關系，因此可以將證券化風險對企業收益的減弱作用當作負面的財富效應。

在具體資產證券化研究中，基礎資產選擇和資產未來現金流期權定價兩個方向也涉及到基礎資產的微觀影響。對于基礎資產選擇，微觀影響分析幫助選擇合適證券化基礎資產和證券化方式，以定性分析為主。其中，張旭、郭曉音、任麗明、李存金（2014）在軍工企業證券化基礎資產選擇的分析具有較為普遍的借鑒價值;而羅斌、曾祥（2006）、靳曉東（2012）等則考慮建立模型或選擇指標體系來發起資產證券化的可行性。對于證券化定價方面，基礎資產影響分析主要指（信貸）資產未來現金流受外在各種因素影響而具有不確定性。期權定價思想（Findley 和Capozza，1977）是證券化定價中比較重要的一類方法，即將影響現金流穩定性的（外部）因素看作隨機過程進行考慮。一些重要的信貸資產未來現金流影響因素有交易成本（Dunn和Spatt，1985）、借款人異質性（Stanton，1995）。與信貸（債券）定價不確定性主要考慮外部因素不同，物業資產價值及租金本身的變動性就可以被看作隨機過程。王志誠（2004），儀垂林、劉玉華（2005）在（不動產）抵押貸款定價的期權思想使用正說明了這一問題。

綜上，本文將在分析商業地產資產證券化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側重分析存在不確定性的商業地產基礎資產、租金特性，以及對資產證券化、企業可能產生的新影響、新效應。

二、物業地產證券模式與REITs的異同分析

1、蘇寧云創（一期）證券化模式分析

本節以蘇寧資產證券化（一期）為例進行分析，因為其證券化中的具體細節最多借鑒了REITs的形式，這一方面可能與其更為迫切的發行、增信有關，另一方面可能來自中信物業資產證券化發起模式的探索。

蘇寧物業資產證券化之所以被稱為私募股權REITs，是由于其在資產證券化前的物業處理上借鑒模仿了股權類REITs。具體而言，蘇寧通過與私募投資基金（相當于REITs）進行交易（見圖1左上部分），獲得這11家門店的控制權，并將專項計劃的基礎資產從物業等固定資產變為債權收益權以及私募投資基金份額;之后蘇寧再通過認購私募投資基金全部份額的方式來實現對這11家門店的間接控制，為進一步證券化做好準備。

在不考慮增信措施及其帶來的收益情況下，該專項計劃基礎資產為債權收益權以及私募投資基金份額，而實際主要涉物業租金及本身價值收益。從REITs涉及資產角度而論，可以看作債權、股權均有的混合型REITs或股權類REITs。實際上，標的資產分為債權和私募基金股權，主要為資產證券化產品分級增信使用。

雖然蘇寧等物業資產證券化具有REITs屬性，然而仍與真實REITs具有許多差別。一是發起主體不一樣。前者為資產擁有企業;而后者為REITs本身。二是發起目的不一樣。REITs資產證券化發起者的主要目的為盤活固定資產和融資;而傳統REITs為通過專業化的管理人員“集合”中小投資者資金并進行房地產業投資。三是基金經營方式不一樣。資產證券化專項計劃規定了整個證券化流程，其基金可決策性極小;而REITs無論是股權還是債權型，其經營都是對物業投資動態調整的過程。四是投資標的范圍不同。資產證券化投資標的主要固定為被證券化物業;而后者范圍并不確定，由REITs實際經營決定。

2、資產證券化與REITs分類及異同對比分析

在商業地產證券化模式的基礎上，我們對資產證券化與REITs模式的異同進行分析。由于金融機構證券化基礎資產以信貸為主不涉及地產，這里實際考慮非金融企業的證券化與REITs的異同。實際上，REITs的投資涉及地產及相關債權，由證券化基礎資產是否涉及地產物業可以較好分析二者的關系，如表1所示。

由表1并結合蘇寧與REITs異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一般REITs與資產證券化的交集主要集中在被證券化的房地產及債權方面。同時，商業地產資產證券化在模式設計時也借鑒了REITs的模式。但資產證券化與一般REITs在主體上仍是兩個獨立的證券化方式，在發起者、發起目的、投資經營方式等方面仍然不同。

三、商業地產資產證券化的影響分析

1、商業地產證券化基礎資產辨析及影響分析

商業地產證券化基礎資產性質較為特殊，區別于一般債權、收益權資產。在該證券化中，商業地產整體作為基礎資產，資產期末價值與各期資產租金收益構成整體地產價值，其中租金部分與收益權又有相似性。事實上，該租金收入與收益權仍有區別。資產證券化的收益權一般來自于企業相關基礎資產、產品第三方使用的真實租金、費用，如物業對外租金、水電企業相關水電費;而對商業地產證券化租金來說，其原本是發起企業自有物業的隱性租金成本。由于資產證券化導致基礎資產的轉移，使得該隱性租金由發起企業向證券化投資者支付。

由于商業地產證券化基礎資產性質，其風險特征將產生如下幾方面影響：一是發起企業（如中信、蘇寧）物業為自用性質，企業經營風險對資產租金收益的影響更為顯著。二是在商業資產較為優質的情況下，資產本身特性通過資產剩余價值能起到較好的企業風險隔離效果。就具體機制來說，由于物業資產能較好變現，避免了發起者違約情況下物業不得不再次租賃以回收租金的緩慢做法。三是相對于僅依賴于收益權的證券化產品而言，商業地產證券化同時體現了基礎資產價值與租金價值，無疑使該類證券化產品未來現金流更加穩健。

2、實物地產證券化影響的簡單模型分析

這里主要考慮影響資產價格的收益率及相應波動率因素，假定租金與資產價值保持一致變化。資產價格方面，仿照股票價格行為經典模型――幾何布朗運動，建立物業資產價格所服從的過程：

dS=μS?S?dt+σS?S?dzS   （1）

其中，μS為資產價格增值所帶來的平均年收益率，σS為資產價格的波動率，dzS為標準維納過程。在時間段t內，資產價格增值的平均收益為μ?t，收益的標準差為σ?。

這里與股票的不同點在于，資產本身的價值存在升值（物價）和實際折損兩個方面的作用。考慮我國商業地產資產的現實情況，價值增值仍占主要作用，故μ>0。

同時，當假設0―T之間的連續復利收益率為x時，即ST=S0?e^（x?T）時，收益率服從分布x～?（μ-σ^2/2，σ^2/T）。這里，收益率的方差存在隨著時間T的增長減小的趨勢。

考慮對未來資產價值收益的一個近似表述，即忽略波動率影響，以期望值進行替代，則我們可以得到近似的表達式：

E（ST）=S0?e^[（μ-σ^2/2）?T] （2）

設租金與資產價格完全相關的，起始租金率為q，則每期租金為：

E（Ri）=q?S0?e[（μ-σ^2/2）?Ti] （3）

這里Ti為證券化發起（0期）到各租金支付期（i期，i=1，2…，n）的時間。

證券化產品的發行總額為Z，并設其物業未來現金流收益的折現率為d，則：

Z=S0=q?S0?e^[（μ-σ2/2-d）?Ti]+S0?e^[（μ-σ^2/-d）?Tn] （4）

這里折現率d體現了物業資產收益全部轉化為資產證券化產品收益時的收益率。其越高，將會提高企業收益留存或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帶來財富效應。

進一步假設租金支付期間相等，即Ti= i?TH，i=1，2…，n，TH為常數，并設y=e^[（μ-σ^2/2-d）?TH<1，則：

Z=S0=q?S0?yi+S0?yn?1=q?y/（1-y）+yn?（1-y-q?y）/（1-y） （5）

由e^（μ-σ^2/2-d）?Tn=y^n=0，簡化認為y^n?（1-

y-q）/（1-y）近似為零，則：

y≈1/（1+q）  （6）

將y的具體表達式回代（5）式，則物業現金流的收益率為：

d≈μ-σ2/2+1/TH?ln（1+q）   （7）

由上述簡化模型可以看出，物業現金流的折現率d主要由資產未來收益率、其波動率、租金支付間隔期限和租金率決定。資產價格預期收益率μ和租金率q越高，越能提高物業未來現金流的折現率d，并潛在提高企業財富效應，而租金支付隔期限TH則正好相反。在該模型中收益波動率σ對證券化產品的收益率影響為負，說明資產收益的波動性越小，越有利于產品和企業價值提升。通過公式可以看出，在相同變動情況下，資產價格預期收益率μ和租金率q的提高最為有利于證券化產品和企業。在實際中，這表現為我國核心地段優質物業的不斷升值趨勢（歷史+預期）及租金相應提升，使得證券化產品和企業證券化收益總和提升。

上述模型可能存在的問題是忽略部分y^n?（1-y-y?q）/（1-y）不顯著為0。當1-y-q>0時，該部分的存在將使得d比模型中提高;反之（1-y-q<0時）則降低。同時，該部分可能對下文地產未來現金流收益的折現率d分析結果產生部分影響。一個更為準確的方法是采用模擬分析進行考慮。

3、實物資產與其租金的共同影響分析

以上分析主要考慮了物業資產對租金的補充作用和對企業證券化的財富效應。在實際中，由于租金與物業價值的不完全相關性，特別是一些發起企業對租金的約定或保底措施，二者的變化趨勢呈現了極大不同。由此，以二者為支撐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必然更為穩定、優質，因為相對于單獨收益權而言，二者起到了風險分散化的所用。

四、結論與展望

1、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我國最新出現的優質物業地產證券化在借鑒傳統REITs的基礎上，達到了物業地產證券化的目的。但與傳統的REITs相比，商業地產證券化在發起者、發起意圖、運作方式及基礎資產方面仍有顯著的區別。

篇（5）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月21日

一、引言

在國際技術外溢的情形下，貿易自由化是否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經驗研究的重要課題。現有的多數文獻都通過經驗研究表明，無論是對于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背景下，多方因素均能通過包括技術外溢效應在內的多種渠道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積極作用。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從彈性的角度分析發現R&D技術溢出對發展中國家TFP的作用更為明顯；Keller（1998）發現貿易伙伴國的加權平均R&D支出與本國全要素生產率呈正相關；Yeaple（2003）研究美國的生產率增長時發現，FDI在1987～1996年間拉動其經濟增長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FDI在這一時期對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作用遠強于包括進口在內的其他因素。Melitz（2003）論證了貿易能夠通過優化產業內資源要素重新配置促進產業技術進步；Shepotylo和Vakhitov（2012）把服務貿易自由化作為外生變量研究其對烏克蘭TFP的影響，結果顯示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每提高1%，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就提高9%，并且這種促進關系顯著而穩健。

國內學者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也有諸多理論和實證分析。李平、姜麗（2015）將貿易自由化納入國際R&D溢出模型，結果表明貿易自由化可以通過進口中間品來促進產業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王琰、蔣先玲（2011）對我國1985～2009年的面板數據做動態檢驗，實證分析表明FDI確實能夠通過技術外溢效應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但問題在于金融發展水平將制約這一途徑的有效性。陳景華（2014）基于新貿易理論視角采用非參數數據包絡分析法測算我國服務業分行業的TFP，結果表明服務貿易與服務業TFP有長期穩定且顯著正相關關系。

上述研究的角度各有側重，所研究的方法和參考資料也各有不同，這些都對本文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以Eviews7.2為研究工具，以《廈門經濟特區年鑒》、國家統計局以及聯合國數據庫網站提供的2000～2012年的數據為基礎，建立相應的計量模型，研究國際技術外溢對廈門產業技術進步的影響關系。

二、模型設定以及變量處理

（一）計量模型。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現有大量的內生增長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表明，影響TFP的主要因素包括國內的研發（R&D）、人力資本、制度、規模經濟效應以及貿易伙伴國的知識外溢、外國投資、貨物貿易開放度、服務貿易開放度等重要因素。根據廈門貿易自由化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廈門自身的研發、發達國家貿易伙伴的知識外溢、FDI、貨物貿易開放度和服務貿易開放度五個主要因素建立與廈門市全要素生產率的計量模型，通過分析這些因素之間可能存在的相關關系，進一步對模型解釋變量進行優選，分析各因素對廈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首先建立（1）式所表示的基本計量經濟模型。

模型中的各解釋變量定義：RD（研發經費支出R&D/GDP）代表單位總產出的研發強度；SP（國外的技術外溢量SPILL/GDP）表示單位總產出接受的外國知識量；GT（貨物進出口總額/GDP）是貨物貿易依存度；ST（服務進出口總額/GDP）是服務貿易依存度；FD（實際利用外資額FDI/GDP）表示廈門資本市場的開放度。根據各解釋變量的定義可知，模型的各解釋變量都是單位GDP的數量，這樣定義是因為不具有量綱的解釋變量可使各解釋變量同被解釋變量TFP具有相同的量綱屬性，同時提高各變量的平穩性并降低模型的異方差特征。

（二）兩個重要變量的計算及各變量的數據處理。根據建立的計量模型（1），可見作為模型被解釋變量的廈門全要素生產率和發達國家貿易伙伴的技術外溢變量需要計算得出。

1、根據索洛殘差法測算廈門市全要素生產率。假設廈門整體經濟的生產函數為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K？琢L？茁。Y為總產出，A為全要素生產率，K為資本存量，L為勞動力總量，α和β分別為資本和勞動對產出的貢獻份額，且規模報酬不變（α+β=1），則單位勞動產出為y=Y/L=Akα，單位勞動資本存量為k=K/L，對生產函數取對數整理得式（2）：

采用這一方法測算TFP的關鍵是計算資本存量K。近些年諸多國內學者給出各自的測量方法，一般都是在永續盤存法的基礎上加以改良。如式（3）：

式中，Kt表示第t年年末實際資本存量；It表示第t年名義投資；Pt為資本投資的價格指數，由于缺乏完整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序列，本文采用與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和趨同性的居民消費價計算；δ為折舊率。由于廈門市的固定資產折舊和初始資本存量數據缺失等一些特殊情況，資本存量K的具體計算方法是借鑒黃巧敏（2011）的計算方法并加以修正。同樣選取1990年為基期，則有：

基期廈門資本存量=（基期廈門固定資產投資/基期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基期全國資本存量

基期廈門資本存量=（基期廈門GDP/基期全國GDP）×基期全國資本存量

根據2015年版《廈門經濟特區年鑒》選取1990年廈門固定資產投資17.5567億元，基期廈門GDP為57.0860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1990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和GDP分別為4，517億元和18，774.3億元。基期我國的資本存量數據（84，451.97億元）取自何楓、陳榮、何林（2003）的計算結果。結合廈門的實際情況設折舊率為9.6%。1990年廈門資本存量的計算結果292.518億元。再根據2015年《廈門經濟特區年鑒》提供的支出法地區生產總值（GDP）即總產出Y以及勞動力總量L（年末從業人員數）的數據折算成1990年為基期的數據建立4個AR模型以消除模型的自相關，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表1）比較發現模型C整體擬合效果更好且比較符合廈門的實際情況，因此采用模型C。相應的計算結果為：α=0.6629，？茁=0.3371。

2、技術外溢變量SPILL以及解釋變量SP的計算。根據Falvey、Foster和Greenway（2002）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6種度量知識外溢變量的方法，詳見表2。其中，下標d表示商品的出口國，r表示商品的進口國，t表示時間。Kdt為知識外溢國的R&D資本存量。Mdrt為知識接受國從溢出國進口的商品量，Mrt為知識接受國的商品進口總額；Qrt為知識接受國的總產出，Qdt為知識外溢國的總產出。上標***、**和*分別表示估計系數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通過了t檢驗。研究結果表明：方法1、5存在缺陷，因為知識外溢效應為負值，這可能同現實不相符；無論知識在溢出國屬于公共品還是私人品，在接受國屬于公共品的知識比屬于私人品的知識具有更大的知識外溢效應。FFG方法同時表明，不同類型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是不同的，不同方法測度的結果未必一定相同。因此，測算廈門技術外溢變量要結合廈門經濟實際情況，下面具體說明廈門技術外溢變量的測算方法選擇。（表2）

第一，選擇技術外溢國。技術外溢國一般是指發達國家貿易伙伴，因為只有發達國家才具有較高的研發投入和研發資本存量。本文綜合考慮2000～2012年廈門同貿易伙伴國的貿易量以及數據完整性，本文選擇了排在廈門進出口總額前列的11大發達國家作為技術外溢國，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荷蘭、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新西蘭。

第二，計算技術外溢國和全世界的實際GDP。本文以1990年為基期，根據技術外溢國和全世界1990年的名義GDP以及各年的增長率，計算技術外溢國和全世界的實際GDP。

第三，計算技術外溢國各年的實際R&D經費支出。即用上一步所得各國實際GDP乘以1990年之后各國R&D經費占國民收入的比重。

第四，計算技術外溢國的實際R&D資本存量即Kdt。方法與計算廈門基期資本存量的方法類似，只是這里按照國際上的通行做法，令δ=5%，再帶入1990年各國的R&D資本存量和后面各年的R&D經費投入量的數據至式（3）。

第五，根據以當年美元價格計算的進口額，使用當年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平均價格GDP價格指數，計算出以1990年為基期和以人民幣衡量的進口額。

第六，根據表2中的公式計算技術外溢變量SPILL的值。即分別帶入為廈門從各國的進口量Mdrt，廈門的進口總額Mrt，各國研發的實際資本存量Kdt，廈門的實際GDP Qrt以及為世界實際GDP Qdt。可以計算出6種方法下的技術外溢變量SPILL的值，如表3所示。（表3）

第七，計算解釋變量SP的值。SPILL的數據與廈門實際GDP的數據可以計算出解釋變量SP的值。為保持單位統一，使用1990年美元兌換人民幣的年平均價格4.7832元人民幣/美元將上述各變量換算為以人民幣為計價單位的數值。

3、其他解釋變量的數據來源和數據處理。解釋變量RD、GT、ST和FD的定義可參見前文具體闡述，這里只說明相應數據的來源和處理。本文在進行研發經費支出R&D的可比價格調整時，使用當前國內外大多數學者計算實際R&D經費支出的假設“名義R&D支出/名義GDP=實際R&D支出/實際GDP=θRD”來計算解釋變量RD、GT、ST和FD的數據，即利用GDP價格指數對各名義變量進行價格調整。原始數據來自歷年《廈門經濟特區年鑒》。將全部計算結果匯總于表4。（表4）

三、模型回歸分析

（一）各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分析。如前所述，FFG模型的6種方法并非全部適用于廈門經濟，為確定各計算方法對廈門經濟的適用性以及消除各解釋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現對各變量取自然對數，得到表5所示的相關系數矩陣。（表5）

該相關系數矩陣表明：（1）lnTFP分別同lnSP1、lnSP2、lnSP5和lnSP6的相關系數為負值，但技術外溢效應不可能是負值，說明上述衡量技術外溢效應的方法1、2、5和6不適合廈門市的情況，但lnTFP同lnSP4的相關系數小于0.1，因此舍棄方法4，使用方法3分析廈門接受發達國家貿易伙伴的技術外溢效應；（2）在包括lnSP3的全部解釋變量中，lnRD分別同lnST和lnFD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lnGT分別同lnST、lnFD和lnSP3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因此，如果將lnRD、lnGT、lnST、lnFD和lnSP3全部放入模型估計很可能會出現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需要對進入模型的變量做篩選。

（二）時間序列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對被解釋變量lnTFP以及解釋變量lnRD、lnGT、lnST、lnFD和lnSP3進行時間序列平穩性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1）解釋變量lnRD、lnSP3和lnGT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一階單整序列，lnST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一階單整序列。而被解釋變量lnTFP一階差分的ADF值為-1.512857，其p值為0.1171，在比較接近10%的顯著性水平下能通過t檢驗，如果適當放寬顯著性水平，可以認為被解釋變量lnTFP也是一階單整序列。因此，被解釋變量lnTFP與解釋變量lnRD、lnSP3、lnGT和lnST等變量之間可進行協整分析；（2）解釋變量lnFD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零階單整序列，不能同模型中的其他變量之間進行協整分析。分析廈門利用外資的規模同主要經濟增長指標之間的不協調性，可能是因為廈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2001年之后較之前年度具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并沒有同廈門經濟維持同步增長，而是具有更大的隨機性。此外，2003年開始廈門采用新口徑統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這種統計口徑的調整可能也會有一定影響。同時，結合相關分析結果可見，廈門利用外資的因素lnFD同全要素生產率lnTFP這個因素之間具有負相關的特征，表明廈門利用外資對于其產業技術進步具有逆向的消極影響，即廈門利用外資對產業技術進步具有“擠出”效應，這一點同當前有關地區的部分研究結論是一致的。

（三）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將被解釋變量lnTFP分別同解釋變量lnRD、lnSP3、lnGT和lnST進行協整分析，結果如表6。可見，lnTFP與lnRD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lnRD的系數達到了0.1688的較大值，而且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這表明廈門自身單位總產出的研發（即廈門自身的研發強度）是促進其產業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同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完全一致。lnTFP與lnSP3之間也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lnSP3的系數值相對較大，達到了0.4253，它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這表明在廈門的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廈門經濟通過接受發達國家貿易伙伴國的技術外溢對于促進其產業技術進步具有重要的影響，這同國際技術外溢理論的結論完全一致。同時，lnTFP與lnGT之間同樣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lnGT的系數值相對較大，達到了0.5202，它也是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這表明在廈門的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廈門貨物貿易自由化程度和產品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能夠促進其產業技術進步，說明貿易自由化通過提高貿易國產品市場的競爭程度來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機制是一致的。

而lnTFP與lnST之間并不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這表明廈門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雖然服務貿易的發展不會直接影響產業技術進步，但由于廈門自身的研發是其產業技術進步的重要促進因素，而服務貿易的發展會對其自身的研發帶來負面效應，因此間接給產業技術進步帶來負面影響。（表6）

由表6模型殘差檢驗結果可知，模型4不協整，在此基礎上做滯后期為2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這些變量之間不存在Granger因果關系。綜合上述分析，經過變量優選后的模型（1）的解釋變量可以有3個：lnRD、lnSP3和lnGT，但因lnSP3和lnGT之間高度相關，如果這兩個變量同時進入模型，則必然會產生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因此，lnSP3和lnGT之間只能選擇一個作為解釋變量。模型（1）的估計結果如表7。（表7）

通過比較3個模型可見在模型（1C）中，由于該模型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解釋變量lnSP3的系數沒有通過10%顯著性水平的t檢驗，解釋變量lnGT的系數顯著性較模型（1A）相對下降，因此舍去模型（1C）。比較模型（1A）和模型（1B）可見，從R2、調整R2、F值和模型殘差的ADF單位根檢驗結果來看，模型（1A）比模型（1B）更好，因此選擇模型（1A）作為模型（1）的最終估計結果。回歸方程如下：

lnTFP=-2.7026+0.1766lnRD+0.5639lnGT （4）

（-7.1151） （8.2214） （7.8314）

R2=0.92 調整R2=0.91 F=60.06 D.W.=1.48

采用懷特檢驗得到模型懷特統計量nR2=13×0.1966=2.5558，它小于5%顯著性水平下自由度為4的？字2分布的臨界值？字20.05=9.49，故接受同方差性的原假設，即模型（1A）不存在異方差性。由于模型（1A）的解釋變量個數為2（不包括截距項），觀測值為13，查表得到，在1%顯著性水平上dL=0.616，dU=1.261，而D.W.=1.48，大于dU=1.261，說明模型（1A）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性。各項檢驗結果均表明模型（1A）較為合理。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00～2012年廈門對外貿易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國際技術外溢對廈門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1）廈門單位產出的研發經費支出即研發強度RD對全要素生產率TFP具有積極的影響，研發強度的增長率每提高1%，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會平均提高大約0.17%；（2）代表廈門產品市場開放程度的貨物貿易依存度GT對全要素生產率TFP也具有積極的影響，貨物貿易依存度每增長1%，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會平均提高大約0.54%，它的影響比研發強度的影響要大得多。而廈門服務貿易的發展會對其自身的研發帶來負面效應，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廈門發展服務貿易過程中由于服務業向低技術水平方向擴張降低了經濟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擠占了開展研發活動的經濟資源，從而給研發活動帶來較大負面影響。

基于對回歸結果的分析提出以下三點建議：第一，提高自身研發強度。研發投入對促進廈門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廈門應該加強自身研發強度，全方位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技術水平，從而更好地同發達國家貿易伙伴的技術進行對接；第二，優化貿易開放結構。在高技術領域努力加強同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繼續通過擴大產品市場的開放度來促進產業技術進步，具體措施包括通過廈門自貿區建設來加強同技術先進貿易伙伴之間的高新技術（中間）產品貿易；第三，形成有利于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服務貿易格局。廈門服務貿易之所以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很大的隨機性，是由于其此前一直處在成長的初級階段，本身技術水平較低，無法直接分享國際技術外溢效應的積極影響。制定相關政策促使服務貿易機構高端化，形成有利于促進產業技術進步的服務貿易格局具有實際價值，打造品牌效應。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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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證券化的必要性

深化金融制度改革的目標。中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金融資源迅速生成，快速增長。但是，由于實施戰略滯后于金融改革，導致金融和經濟的發展與金融資源配置的需要不相適應。資產證券化是以特定資產組合或特定現金流為支持，發行可交易證券的一種融資形式。傳統的證券發行是以企業為基礎，而資產證券化則是以特定的資產池為基礎發行證券。因此，如何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最大限度地發揮金融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成為理論研究和實踐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應對全球調整的需要。中國于2001年加入WTO，這有助于中國融入整個世界金融體系，但也對中國的企業帶來了更大的挑戰。通過資產證券化，發起者能夠補充資金，用來進行另外的投資。資產證券化有助于將流動性較差的資產通過證券化處理進行交易，這樣做可以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就中國金融系統目前的狀況而言，資產證券化是提高金融系統風險抵抗力的重要途徑，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業的系統風險。

滿足企業融資管理的需求。資產證券化還為發起者提供了更為靈活的財務管理模式。這使發起者可以更好地進行資產負債管理，使資產與負債得到精確、有效的匹配。資產證券化可以使商業銀行通過將一些期限較長、流動性不足的資產出售來減少商業銀行不必要的市場風險。更重要的是，商業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可以獲得較為穩定的資金來源，不僅可以降低風險，同時可以改進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水平。資產證券化還將證券發起以及資金的服務功能進行區分，分別由各個機構承擔，這有利于體現各金融機構的競爭優勢，便于確立金融機構各自的競爭策略。新發或增發股權憑證會稀釋原有的股東權益。企業財務信息公開是傳統融資手段的前提，而財務信息是核心商業機密，公開意味著信息也暴露在競爭者面前，因此在融資時要權衡考慮。通過資產證券化，公司就能夠采用非公司負債型的融資手段，為企業解決財務問題提供新的途徑。

有利于降低資產成本。對于資金籌集者而言，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可以提供成本更低的資金來源，一般來說資產證券化籌集到的資金比通過其他市場方式籌集的資金成本更低，其原因是發起者通過資產證券化獲得的金融工具信用等級更高，所以發起者支付的利益就更低，從而可以有效降低資金成本。在資產證券化過程中，投資者購買的是由資產擔保證券組成的資產組合的整體信用質量，因而資產證券化的資金成本較低。

企業資產證券化融資的特有優勢

增強企業資產的流動性。資產證券化可以有效提高企業資產的流動性，有助于將流動性較差的資產通過證券化處理，從而進行交易。因而，企業可以通過將一些流動性較差的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進行轉化，轉變成為證券來進行交易，可以大大提高企業資產的流動性。

提高企業的負債能力。資產證券化是資產擔保的證券融資過程，是一項創新的融資技術。狹義的資產證券化指的是將缺乏流動性但可以產生穩定的可預見未來現金流的資產，按照某種共同特征分類，形成資產組合，并以這些資產為擔保發行可在二級市場上交易的固定收益證券，據以融通資金的技術和過程。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未來可以實現的現金流入是確定的，因而可以大大提升企業的償債能力。

降低融資風險。破產隔離的融資結構安排保證了資產證券化融資是以特定的金融資產而不是以發起人的整體信用作為支付保證和信用基礎的，從而完全消除了企業破產的影響。資產證券化交易中，對投資者的償付利息以及歸還本金都與企業的破產情況無關，因而可以降低投資者的信用風險。與資產證券化相比，資產擔保權益證券不以公司產權為基礎進行償還，而是以被證券化的資產進行償還，因而資產證券化就可以把資產風險進行分散，可以把資產的風險讓更多的投資者來承擔，可以大大降低交易中的借貸風險。

節約融資成本。資產證券化的方式可以提供成本更低的資金渠道，一般來說資產證券化籌集到的資金比通過其他市場籌集的資金成本要更低，其原因是發起者通過資產證券化獲得的金融工具信用等級更高，所以發起者支付的利益就更低，從而可以有效降低資金成本。所以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投資者購買的是資產擔保證券組成的資產組合的整體信用質量，因而資產證券化的資金成本較低。同時，資產證券化運用成熟的交易架構和信用增級手段，改善了證券發行的條件；較高信用等級的資產擔保證券在發行時不必通過折價銷售，或者提高發行利率等增加成本的手段來吸引投資者的投資意愿。一般情況下，資產擔保證券總能以高于或等于面值的價格發行，支付的手續費也比原始權益人發行類似證券的手續費低。

增大信息披露彈性。正如前文所言，相應的財務信息公開是企業進行傳統融資的前提條件，還要受相關部門的監管。資產證券化一方面可以改善資產的流動性，不限制資金用途，融資金額也不受企業凈資產的限制，具有較大彈性。另一方面，相對于其他融資途徑而言，在證券化融資中，對投資者的還本付息不受企業的破產影響，從而降低了投資者的信用風險。

資產證券化風險及防范對策

風險的表現形式。企業在享受資產證券化融資帶來的優勢的同時，該融資方式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評級風險。首先，存在著一般的國際評級風險。資產證券化起源于美國，而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較晚，資產證券化的發展程度遠遠不如美國，存在著與美國相同的風險，如，評級機構監管不力、尋租行為、評級機構缺乏自我約束力等等。其次還存在著另類評級風險，由于我國信用評級機構不夠完善，因此常常借助于國外的評級機構，一方面國外評級機構存在壟斷性，導致價格高昂。另一方面，國外評級機構對中國的國情不是完全了解，因此會帶來評級風險。

監管風險。這里主要指混業監管風險和業務外包風險。混業經營的弊端有：金融控股公司資本金不充足，監管部門之間缺乏合作與協調；金融業務間風險相互傳染；金融主體間的業務難融合；公司內部管理困難等等。業務外包已經成為資產證券化發展的重要內容，業務外包能提高組織效率、降低經營成本、提高核心競爭力，但也能給企業帶來潛在的風險。

道德風險。道德風險的形成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由于缺乏償付能力；另一種是利用權力進行投資。前者是一種被動型的道德風險，而后者卻是一種主動型的道德風險。在我國，道德風險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執行不力，往往導致這樣一個結果：好的政策在貫徹時偏離了初衷。

資產證券化風險的防范對策。首先，構建資產證券化風險預警系統。“證券化風險預警系統”是衡量證券化項目運作過程中某種狀態偏離預警線的強弱程度，發出預警信號并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的系統。它能使證券化結構中的參與者在風險發生之前得到預警，從而做好預防風險發生，縮小風險范圍，降低風險損失等工作。作為資產證券化風險控制的第一道防火墻，資產證券化風險預警系統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從發達國家風險控制的成功案例看，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建立金融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各國政府或央行的注資、融資等救助行為，本質上是將不良金融資產放到了社會公共資產負債表上，將金融系統風險社會化，換句話說是讓全社會承擔了部分商業損失，讓全社會承擔了部分商業化風險，這種救助容易讓更多的金融機構產生依賴心理，進而引發道德風險。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救助應該有一個合適的尺度，這個尺度越小越好，重要的工作應該放在事前的監管上。

再次，警惕“軟政權化”的侵蝕。所謂“軟政權化”是指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形同虛設。在“軟政權化”模式下，一些集團利用自己壟斷優勢，產生各種尋租行為以獲取非法收益，而這種尋租活動又導致“軟政權化”加劇，形成惡性循環。中國處于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初期，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很容易受到“軟政權化”的影響，腐敗、尋租等不良行為在所難免。其后果輕則阻礙資產證券化的發展，重則影響整體國民經濟。

最后，謹慎借鑒國外經驗。美國是資產證券化起源的國家，也是金融市場最成熟的國家，我們應該積極借鑒其相關經驗。雖然目前我國金融市場體系和相關制度都不完善，但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應該循序漸進，對金融衍生品的選取應該從簡單到復雜。對國外經驗借鑒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堅持金融創新，認為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元兇是金融創新，這種觀點是不可取的，縱觀發達國家發展歷史，其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是技術和金融創新。二是慎重金融創新，過度資產證券化和高杠桿操作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我們應吸取教訓。

篇（7）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資產證券化條件下信托業的發展機遇和對策尚未有系統性的研究，但對資產證券化的運用和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業務開展的策略研究已經十分成熟，信托公司可以借鑒資產證券化運用的普遍性策略和商業銀行的經驗，并利用自身“資產隔離”特征的天然優勢，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關于資產證券化的運用研究，胡威認為，資產證券化是金融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一種新型金融形式，他將資產證券化整個過程分為五部分，并闡述了資產證券化對企業、金融機構、市場各交易方產生的經濟效益，包括使企業獲得一種新型的融資方式，把金融機構的風險轉移給投資者，加快了市場上貨幣流動速度。[1]郭朝暉指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加深了政府對資產證券化的認識，也讓金融機構重新審視資產證券化，通過分析爆發的原因，得出資產證券化發展過程中的問題，為我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開展提供了經驗和教訓，分別從證券化監管、資金池、信用評級三個方面給出了建議。[2]ZoltanPozsar把資產證券化定義為“發起—分銷”模式，認為傳統的“發起—持有”模式加大了金融機構風險敞口，導致風險過于集中，而資產證券化“發起—分銷”模式把風險向投資者進行分攤，系統性風險大大降低。[3]學術界對資產證券化條件下商業銀行對策的研究已經非常深入。陸岷峰分析了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風險特征，并針對資產證券化業務開展過程中存在的標的資產質量不高、市場不成熟、相關人才匱乏、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分別從法律法規、標的資產、信用增級、人才培養方面給出了對策。[4]秦建文指出資產證券化為金融機構業務創新提供可能，但其實施過程中有諸多困難。因此資產證券化應選擇具有穩定現金流的資產，產品設計要充分考慮類型、期限、利率、信用級別等因素。[5]張心泓指出，資產證券化具有增加盈利能力、增強流動性、轉移和分散風險的作用，并從風險控制的角度給出了建議，通過完善風險控制機制、構建科學信用評級體系、完善法律法規、培養專業人才來開辟新的發展渠道。[6]蓋永光認為，信托模式可以很好地解決資產證券化過程中資產隔離問題，通過分析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研究資產證券化開展的可能性，并就信托模式運用下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開展提出對策，提高基礎資產質量、分優先級和次級進行信托產品出售，增強信用評級，提升管理服務人水平，選擇合格投資對象。[7]Kaniadakis認為，英國的住房抵押貸款證券是資產證券化重要的創新形式，豐富了資產證券化的內涵，商業銀行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時，要注重證券化發起人、產品設計、信用增級、合格投資者等環節的風險把控。[8]綜觀上述國內外研究可知，資產證券化條件下商業銀行對策研究已經非常深入，但對于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的路徑選擇研究卻鮮有涉及，對其研究停留在框架層面，沒有提出具體的對策，對于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也缺乏專門性和系統性的分析研究。本文的創新點就在于此，提出了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的具體對策，并前瞻性地將互聯網思維嵌入到資產證券化業務開展過程中。

三、資產證券化是信托業實現轉型升級的突破口

（一）我國信托行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1.核心競爭力不強

我國信托行業的盈利模式比較傳統，主要依靠融資性項目帶來的報酬收入，報酬率低。長期以來，信托公司一直想打造“金融超市”，實現金融業務的全覆蓋，但效果差強人意，面對銀行、券商等其他金融機構的競爭，往往處于下風，沒有形成自己核心業務優勢，競爭力不強。

2.信托產品流動性差

由于缺乏信托公司及產品評級體系，缺乏統一的信托登記制度，尚未形成專門的流動轉讓管理辦法，產品沒有標準化，缺乏信托產品流通的交易市場等，信托產品流動性滯后嚴重阻礙了信托業的長足發展。目前，我國信托類產品二級市場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具體的轉讓方式、場所、手續并沒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信托產品的轉讓只能局限于信托公司內部的撮合。

3.信用體系薄弱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立完善的信用體系，影響了信托行業的發展。信托業務中信用風險具體體現在：信托計劃開始前，為了騙取資金，用資方提供虛假材料；信托計劃進行中實際用資方可能會脫離合同約定使用資金；信托計劃兌付時，資金使用方可能不按照合同規定支付報酬和收益。信用風險給委托人和受益人帶來了極大損失，限制了信托的發展，而且，由于失信導致投資者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對信托的投資熱情下降，也阻礙了信托的發展。

4.競爭日益激烈

近些年，我國信托行業普遍實行綜合化發展戰略，極力打造一個多元化、跨市場、多手段的全能型“金融超市”模式。但由于相關政策、從業人員的素質、信托自身的發展程度的限制，當信托公司面對來自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互聯網金融的競爭時，均無業務競爭優勢。銀行憑借長期以來形成強大的客戶群體，在信貸領域有著明顯的優勢；在投行業務上，雖然法律規定信托公司可以開展企業重組并購等業務，但相對于證券公司，其在專業化程度方面存在較大差距；長期以來，信托依靠高收益來吸引投資者，但互聯網金融一大特征就是高收益，根據網貸之家統計數據，2015年9月網貸行業綜合收益率達12.63%，在此情況下，信托公司高收益優勢正在逐步喪失，面臨嚴峻競爭局面。

（二）資產證券化為信托業轉型升級帶來的機遇

1.升級經營模式

信托公司傳統的經營方式是設立信托計劃，募集資金，連接投資者和資金需求方，通過提供資金通道賺取手續費，具體利潤以服務費為主。而資產證券化“發起—分銷”模式提供的二級市場，使得信托公司可以開展融資性批發業務，同時依靠資產方和負債方獲取流動性。信托公司有破產隔離機制的天然優勢，資產證券化使流動差的資產轉變成高流動性資產，獲取的“流動性”就進入了資產方，拓寬信托公司獲取流動性的渠道。

2.拓寬盈利渠道

長期以來，我國信托行業依靠融資類信托中的項目融資獲取收益，但近幾年，融資類信托占比不斷下降，這種盈利模式欠缺多元化且不可持續，容易產生系統性風險。“發起—分銷”模式是資產證券化業務的核心環節，這一模式分散了風險，將風險轉移給投資者，也使得信托公司資產期限更加多元化，在資金撮合中起著“中轉站”的作用，即信托公司有更多的能力去創造“流動性”，賺取利差收入。

3.增強流動性

產品流動性一直是信托公司發展的羈絆，并且近幾年信托行業的不良資產也在逐年增加，長期積壓會導致經營風險，而資產證券化可以盤活存量資金。信托公司可以將流動性差、期限長的債權打包進行重組，將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變成高流動性資產，并且可以提前收回本金，投入到高流動性的領域，提高資產的流動性，降低系統性風險。

4.分散風險

信托公司傳統的盈利模式是先找到好的項目，有穩定的還款來源，然后設立信托計劃，募集資金供用資方使用，但是，當一個項目出現問題，會爆發局部性的系統性風險。而通過資產證券化，信托公司可以將風險轉移給投資者，降低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資產證券化將呆滯資產打包處理，盤活了存量資金，同時把呆滯資產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提高了信托公司運營的穩定性。

（三）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的風險分析

1.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指債務人到期無法還本付息的風險。由于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尚不成熟，資產證券化業務參與各方信息不對稱，對融資項目的了解不夠深入，缺乏風險識別能力，容易產生道德風險，資金需求方很容易利用虛假材料騙取資金，導致投資者權益受損，不利于證券化業務的開展。

2.利率風險

市場的利率是不斷變化的，市場利率的上升會導致投資者的收益減少，降低投資者的投資熱情，同時，利率的上升會使得社會閑散資金流向商業銀行等其他儲蓄機構，分流了社會資金，導致潛在客戶變少，所以證券化產品的利率是吸收投資者投資興趣的關鍵。

3.經營風險

在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初期，為了吸引投資者往往將具有穩定現金流的資產打包進行銷售，這雖然增加了流動性，但會導致呆滯資產的積壓，長期來看會形成經營風險。此外，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經驗匱乏，專業性和嫻熟度較差，業務開展過程中難免出現問題，導致經營風險。

四、資產證券化條件下我國信托業的發展對策

（一）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的總體思路

首先，發起人將打包資產出售給信托公司；第二步，信托公司將資產進行證券化操作；第三步，對證券化產品進行信用增級；第四步，由專業機構進行信用評級工作；第五步，證券化產品的銷售。

（二）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的對策

1.選擇優質基礎資產

開展資產證券化的首先步驟是基礎資產的選擇。資產對象的優劣也決定了信托公司信用風險的程度，為了降低信用風險，證券化的資產必須具有穩定持續的現金流和穩定的還款保障，需要綜合多方面因素進行標的資產的選擇，這些因素主要包括資產未來現金流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還款來源的穩定性、資產的損失可能和違約率，以及獲得這些信息的難易程度。根據我國當前的法律法規和金融環境，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可選擇的基礎資產有融資租賃、合同、租約、企業應收賬款、貸款債權、銀行不良貸款等。

2.靈活設計資產證券化產品

信托公司設計證券化產品時，應考慮標的資產的特性，對不同類型的資產進行差異化設計。首先要考慮產品利率，市場利率是波動的，如果采取固定利率，將會面臨市場利率風險，不利于業務的開展，為了降低利率風險，應在無風險利率基礎上，加上一定的風險溢價，具體溢價根據市場狀況而定；其次要看產品類型，我國信托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發展時間短，由于投資者對產品的了解不夠深入，很難接受過于復雜的金融產品，初期應設計相對簡單的資產證券化產品，等到投資者了解并接受證券化產品后再進行復雜的證券化產品布局。最后要考慮發行期限，當前，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導致人們對投資產品的期限要求更加多樣化，信托公司應設計更加靈活多變的產品，滿足不同投資者對于投資期限的要求。

3.完善信用評級體系

目前，我國缺乏完善的證券化產品信用評級體系，沒有統一的信用評級標準，這會影響證券化產品的信用級別，阻礙信托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開展。首先，應對優先級證券進行擔保償付，次級證券通過自己認購提供擔保，通過差異性的擔保措施增強優先級證券的信用級別。第二，通過和國外先進評級機構合作，或者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在本土設立高水平的信用評級機構，提高對證券化產品信用評級的權威性。第三，建立完善的信用評級制度，由于評價標準的差異，對同一產品會導致不同的評級，應通過一家或幾家權威的國外評級機構來增加信用評級的可信性。第四，要提高證券化產品的信息透明度，讓投資者充分了解產品的結構和風險，形成對證券化資產的約束，提高安全性。

4.規范資產證券化實施環境

良好的環境是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前提，為使信托公司能夠順利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必須完善我國的相關法律體系。一是進一步加強證券市場監管，貫徹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營造良好的市場氛圍。二是盡快完善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資產支持證券原債權人和新債權人的權利義務，明確資產支持證券的購買及持有比例。三是加強對信用評級機構的管理，從資產信用評級各個環節把控證券化資產的質量關。四是進一步推進我國信托行業的自身改革進程，增強信托公司的經營實力和抗風險能力,加快向現代信托公司轉軌進程。信托公司具有“資產隔離”的天然優勢，加速其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增強其活力，提高其素質，無疑是十分重要的，這也是企業通過資產證券化進行融資的基礎。

5.培養高素質專業人才

我國信托行業資產證券化業務剛剛起步，對高質量、復合型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亟需人才驅動信托業創新發展。第一，堅持“引進來”戰略，一方面，我國商業銀行、證券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經驗豐富，人才儲備充足，通過人才流動的方式可以改善信托公司資產證券化人才匱乏的局面；另一方面，國外資產證券化業務開展較早，形成了充足的人才儲備，信托公司可以高薪聘請國外具有會計、金融、法律知識的復合型人才，提高從業水平。第二，堅持“走出去”戰略，“引進來”戰略往往會產生較高的適應成本，且引進來的人才難以適應信托公司新體系，所以信托公司要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通過將內部人才送到國外高校研究機構進行培訓，或者送到國外具有豐富資產證券化經驗的金融機構進行學習鍛煉，提高其專業和從業技能，只有通過“外引內訓”不斷加大教育投資力度，才能培養出信托公司需要的復合型人才。

6.運用互聯網思維創新銷售方式

在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各行各業紛紛借助互聯網創新營銷模式，實現線下銷售向線上銷售的轉變。我國信托行業互聯網運用程度遠低于銀行、保險等其他金融機構，它的興起為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提供了途徑。一方面，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共享性，投資者對于證券化產品的了解會更加深入，產品的信息透明度大大增加會減少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利用互聯網技術進行產品的銷售可以降低信托公司的經營成本。信托公司可以自建平臺盤活資金，或者與互聯網公司合作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信托業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重要金融形式，信托行業在整個金融行業中作用越來越大。當前，我國信托發展過程中遇到諸多問題，核心業務缺乏、產品流動性差、競爭激烈等一系列問題突出，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出路。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金融創新，其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為我國信托業開展資產證券化提供了基礎條件，但其開展也存在潛在的風險。面對資產證券化的浪潮，信托公司必須抓住機遇，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選擇優質資產進行產品設計，應對可能出現的信用風險、經營風險、利率風險，在產品設計后，通過信用增強保障投資者利益，完善資產證券化實施環境。借助互聯網快速發展的浪潮，信托公司可以把互聯網思維嵌入到資產證券化整個業務流程中，創新銷售模式。

（二）建議

第一，加強投資者教育，證券化產品由于其復雜性很難被投資者接受，信托公司應通過現場培訓、網上宣傳等方式不斷提高投資者對證券化產品的了解，逐步培養合格的投資者。第二，加快信托資產證券化產品二級市場建設，為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流通掃除障礙，盤活存量資金，提高證券化產品的流動性。第三，信托公司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時，可以通過自建互聯網金融平臺或者與互聯網公司合作，打通線上銷售渠道，拓展證券化業務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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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引言

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融資手段的創新，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自美國1968年第一次發行轉移證券開始迄今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歷史，資產證券化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據有關數據統計，截至2004年底美國的資產證券化規模就已達到7萬億美元左右，資產證券化產品已成為美國固定收益證券市場所占份額最大的品種，截至2005年第二季度約占美國固定收益證券市場總規模的30%，資產證券化產品成為美國固定收益證券市場最主要的增長動力。在歐洲，英國的證券化水平代表了最高水平，歐洲最初的證券化交易發生在1985年，美洲銀行英國金融有限公司在倫敦金融市場安排發行了總額為5000萬美元的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英國于1987年第一次由英國抵押公司發行了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而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全球資產證券化市場增長率年均增幅在30%以上，在主要發達國家，資產證券化甚至躍居主流融資技術之一，即便是起步較晚的亞洲，其發展勢頭也相當迅猛。目前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等地資產證券化發展迅速。

相對而言，我國的資產證券化起步比較晚，但在監管當局的大力推進和金融機構的積極參與下，也開始試點。1992年海南“地產投資券”項目的啟動標志著我國證券化嘗試的開始。1996-2002年，珠海高速、中遠集團和中集集團先后進行了離岸證券化的嘗試。2003年，中信信托投資公司接受了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信托項目，進行了資產證券化的探索。2004年4月，中誠信托投資公司作為受托人，以信托模式對中國工商銀行寧波分行的不良資產進行了資產證券化探索。2004年1月31日，國務院了《國務院關于推進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并開發資產證券化品種”。2005年2月，國家開發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的試點方案最終獲得批準。2005年年底，國家開發銀行41.7727億元的信貸資產支持證券和中國建設銀行30.19億元的個人住宅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在銀行間市場順利發行，是我國首批政策規范下的資產支持證券，標志著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工作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此外，2005年也有兩期中國證監會批準的券商集合理財專項管理計劃產品面世。截至2006年12月，我國證券化產品累計發行規模達471.51億元。

因此，了解資產證券化的基本原理，借鑒資產證券化的核心技術，探討北部灣開發中資產證券化融資的可行性，對北部灣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文在介紹了資產證券化基本運作流程的基礎上，對北部灣現有的條件、環境、資源等進行具體的分析，并對在國內已經成功實施的資產證券化項目，如中遠集團航運收入資產證券化、國家開發銀行發行“開元”證券、珠海高速公路未來收益資產證券化等進行比較分析，借此探討資產證券化模式在北部灣開發中的可行性問題。

二、資產證券化的定義及其分類

1、資產證券化的定義

資產證券化，是一種以資產為信用的、結構性的融資方式，具體來說就是指通過結構性重組，將缺乏流動性但具有未來現金流收入的信貸資產構成的資產池轉變為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出售和流通的證券。其最終目的是發行證券、籌集資金，它代表了特定資產組合，即證券背后有具體的資產作為支撐，證券的收益來自特定的基礎資產。廣義的資產證券化，包括債務證券化和資產證券化。

2、資產證券化的分類

根據產生現金流的資產證券化類型不同，常常把資產證券化劃分為資產支持證券和住房抵押貸款證券。MBS與ABS之間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的基礎資產是住房抵押貸款，后者的基礎資產是除住房抵押貸款以外的其他資產。與MBS相比，ABS的種類更加繁多，具體可以細分為以下幾個品種：汽車消費貸款、學生貸款證券化；信用卡應收款證券化；貿易應收款證券化；設備租賃費證券化；基礎設施收費證券化；保費收入證券化；中小企業貸款支撐證券化等等。從資產質量看，分為不良貸款證券化和優良貸款證券化；從貸款種類看，可分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以水電氣、路橋等收費收入為支持的基礎設施貸款證券化、汽車消費貸款證券化等等；從貸款的形成階段看，可分為存量貸款證券化和增量貸款證券化；從貸款的會計核算方式看，可分為表內貸款證券化和表外貸款證券化等等。

三、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的優勢

資產證券化融資作為一種先進的金融工具，具有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和信用等級，緩解原始權益人的流動性風險壓力，拓寬低成本的融資渠道，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有效地轉移和規避風險的作用，其創新優勢有如下方面。

1、表外融資

資產證券化融資方式相對于傳統證券化的融資方式，是一種不計入企業資產負債表的表外融資科目。其獨特的表外融資方法，使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經組合后成為市場化投資產品。在負債不變的情況下改善信貸資產結構，利用結構融資技巧提高了資產的質量，使公司的資產成為高質資產。

2、資產證券化有效地解決了企業信用不足與企業資金需求的矛盾

目前，在企業資信水平日趨下降、企業資金流動性差、經營成本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已嚴重制約了中國企業的良性循環和發展，影響了國家刺激內需以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及宏觀經濟決策的有效實施。

3、資產證券化融資效率高

資產證券化使企業具有明顯的融資優勢、規模優勢、成本優勢、風險轉移優勢、股東權益優勢。資產證券化應用范圍廣，凡有可預見收入支撐和持續現金流量的，經過適當的結構重組均可進行證券化融資。例如，當企業通過資產證券化能夠發行信用等級高于其自身信用等級的債券時，就比直接發行公司債券更容易籌集到低成本的資金，降低資金的絕對成本。

4、資產證券化是分散風險的有效手段

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實現了投資者與企業的雙贏。一是分散經營風險，提高企業投融資效率，并由此推進資本市場的規范化發展。二是資產證券化融資，由于獲得高評級的證券，發生違約破產的比例很低，可以使投資者放心，投資者可以獲得高于普通儲蓄的投資回報率，同時省去了分析證券風險收益的成本，使投資的安全性大為提高。

四、北部灣（廣西）開發中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的可行性

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盡管技術、勞動力、資源、資本等全部生產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是資本是勞動力和技術因素發展和推廣的重要條件，是促進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助推器”。因此，要加快北部灣（廣西）地區經濟的發展，就離不開大量的資金支持，而僅僅依靠政府財政的投入并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因此本文探討在北部灣開發中引入資產證券化的融資模式的可行性，以此來拓寬資金的來源渠道。下面本文將從資產證券化的基本操作流程出發，分析北部灣（廣西）地區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的可行性。

五、證券化的基本操作流程（見圖1）

1、構建可證券化的資產組合

交易發起人在分析自身融資需求的基礎上，通過發起程序確定用于證券化的資產并將其組合成資產池。資產池應有下列特征：資產可以產生穩定的、可以預測的現金流收入；原始權益人持有該資產已有一段時間，且信用表現記錄良好；資產應具有標準化合約文件，即資產具有很高的同質性；資產抵押物的變現價值較高；債務人的地域和人口統計分布廣泛；資產的歷史記錄良好；資產池中的資產應達到一定規模，從而實現證券化交易的規模經濟。

目前，北部灣（廣西）經濟區的重點項目建設有：北海銀灘、中石油欽州煉油、沿海港口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欽州港10萬噸級航道擴建工程，防城港20萬噸級泊位及配套15萬噸級航道工程）以及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等，根據資產池的特征，這些項目資產都可以組成證券化的資產池。如，對高速公路建設而言，通過資產證券化將高速公路未來資產提前套現，將有利于大幅度改善現行財務指標，如降低資產負債率、提高自有資金的充足率等，從而使高速公路獲得更大的融資空間。

2、將資產池出售給SPV

所謂的SPV是特殊目的載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的英文縮寫，它是一個中介機構，可由發起人或第三方設立，接受發起人轉讓的資產池，直接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或者把資產進一步轉讓給信托機構，由后者發行資產支持證券。通過SPV可將發起人的資產和發起人的破產風險相隔離，從而可以以資產為信用而非企業信用進行權益出售或債權融資。

組成資產池之后，需將其出售給SPV，一般有三種售賣形式：第一，債務更新，即先行終止發起人與資產債務人之間的原合約，再由SPV與債務人之間按原合約還款條件訂立一份新合約來替換原來的債務合約，從而把發起人與資產債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換為SPV與債務人之間債權債務關系。債務更新一般用于債權組合涉及少數債務人的情況。第二，轉讓，亦稱讓與，是指通過一定的法律手續把待轉讓資產項下的債權轉讓給SPV，發起人與資產債務人的原合同無須更改、終止。在通常情況下，資產權利的轉移要以書面的形式通知資產債務人，否則，資產債務人會享有終止債務支付的權利。轉讓是一種手續簡單的轉移方式，也是證券化過程中最常用的資產出售方式。第三，從屬參與，在這種方式下，SPV與資產債務人之間無合同關系，發起人與資產債務人之間的原債務合約繼續保持有效。資產也不必從發起人轉移給SPV，而是由SPV先行發行資產證券，取得投資者貸款，再轉貸給發起人，轉貸金額等同于資產組合金額。投資者向SPV的貸款以及SPV向發起人的貸款都附有追索權。SPV償還貸款的資金來源于資產組合產生的收入。

無論采取何種方式，資產的出售均要能確保為“真實銷售”，即出售后的資產在發起人破產時不作為法定財產參與清算，資產池不列入清算范圍，從而達到破產隔離的目的。破產隔離使得資產池的質量與發起人自身的信用水平分離開來，投資者就不會再受到發起人的信用風險影響。

北部灣（廣西）開發中資產證券化過程的一個關鍵是確定發起人和組建特設信托機構（SPV）。而我國對發起人的設定為：銀監會頒布的《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證券化監督管理辦法》中，資產證券化的范圍限于由金融機構持有的信貸資產、符合條件的機構僅包括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信托投資公司、金融公司、城信社、農信社以及管理活動受銀監會監督的其他金融機構等，并未涵蓋商務部監管下的租賃公司、公共事業公司及非銀行政府機構。央行頒布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中，出現了資金保管機構這一專門保管資金的角色，其職能是從傳統資產證券化的受托人職能中剝離出來的，也是作為我國特殊環境下的特設產物。因此，在目前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法規框架下，只有銀行業金融機構有資格作為資產證券化的發起人。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在內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是信貸資產證券化的主角。

目前，北部灣（廣西）經濟區正在積極籌建專門的區域性金融機構，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快審批沿海地區城市商業銀行的建立。同時為推進地區經濟的開放開發，在國家發展戰略指導下，正抓緊組建北部灣發展銀行，發展多種形式的地方金融機構，使其能滿足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和發展需要。因此，在北部灣（廣西）開發中如果引入資產證券化融資模式，其發起人的確定也將不會是其進行改融資模式的障礙。

3、信用增級和信用評級

SPV獲得了資產組合的產權憑證后，需要引入其他信用，以便分擔和降低風險。通過信用增級，能夠極大地提升資產的信用水平，從而吸收更多的投資者，并相應降低融資成本，同時滿足發行人在會計、監管和融資目標方面的需求。

信用增級的方式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方式為真實隔離或破產隔離，通過剔除掉原始權益的信用風險對投資收益的影響，提高了資產支撐證券的信用等級；第二種方式是劃分優先證券和次級證券，即通過把資產支撐證券分為兩類，使對優先證券支付本息先于次級證券，付清優先證券本息之后再對次級證券還本，這樣就降低了優先證券的信用風險，提高了它的信用等級；第三種方式是金融擔保，即特設機構向信用級別很高的專業金融擔保公司辦理金融擔保，由擔保公司向投資者保證特設機構將按期履行還本付息的義務，如特設機構發生違約，由金融擔保公司代為支付證券的到期本息。

資產證券化的評級為投資者提供證券選擇的依據，因而構成資產證券化的又一重要環節。評級由專門評級機構應資產證券發起人或投資銀行的請求進行，評級考慮因素不包括由利率變動等因素導致的市場風險，而主要考慮資產的信用風險。被評級的資產必須與發起人信用風險相分離。由于出售的資產都經過了信用增級，一般地，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級別會高于發起人的信用級別。資產證券的評級較好地保證了證券的安全度，這是資產證券化比較有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借鑒海南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項目和珠海高速、中遠集團和中集集團先后進行的離岸證券化等的基礎上，北部灣（廣西）地區資產證券化在信用評級和信用增級上，可通過由實力強大的、信用等級高的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或支付保證。

4、證券的銷售和向發起人支付

在信用提高和評級結果向投資者公布之后，由承銷商負責向投資者銷售資產支持證券，銷售的方式可采用包銷或代銷。特設信托機構（SPV）從承銷商處獲取證券發行收入后，按約定的購買價格，把發行收入的大部分支付給發起人。至此，發起人的籌資目的已經達到。如中遠集團的資產證券化項目，由其投資銀行設立的信托機構在美國資本市場發行資產支持證券之后，將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收入，通過某商業銀行CACSO賬戶轉入到中遠集團某子公司賬戶上。因此，在北部灣（廣西）經濟區的資產證券化項目，也可以通過其設立的某一信托機構在市場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然后將收入轉入其賬戶上。

5、掛牌上市交易及到期支付

資產支持證券發行完畢到證券交易所申請掛牌上市后，即實現了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流動性的目的。但資產證券化的工作并沒有全部完成。發起人要指定一個資產池管理公司或親自對資產池進行管理，負責收取、記錄由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收入，并將這些收款全部存入托管行的收款專戶（如2005年國家開發銀行就是由本行為發起人，中誠信托有限責任公司為ABS證券發行人，商業銀行（中國銀行）作為資金保管人）。托管行按約定建立積累金，交給特設信托機構（SPV），由其對積累金進行資產管理，以便到期時對投資者還本付息。待資產支持證券到期后，還要向聘用的各類機構支付專業服務費。由資產池產生的收入在還本付息、支付各項服務費之后，若有剩余，按協議規定在發起人和特設信托機構之間進行分配。至此，整個資產證券化過程即告結束。

目前，雖然北部灣（廣西）經濟區上市公司數量并不多，規模也不算大，但隨著中越“兩廊一圈”的構建、中國―東盟“一軸兩翼”區域合作新格局的提出，北部灣（廣西）經濟區的發展面臨著許多有利條件和良好機遇，隨著地方商業銀行的規范設立，外資銀行的逐漸進入，從而提高了北部灣（廣西）經濟區資產證券化的支持力度。

總之，目前北部灣（廣西）經濟區機遇疊加，在充分把握這些機遇基礎上，把外部條件和內在動力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資產證券化，拓寬資金來源渠道，有效地解決資金短缺問題，從而加快自身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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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資產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指使儲蓄者與借款者通過金融市場得以部分或全部地匹配的一個過程，主要是將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轉換為在金融市場上可以自由買賣的證券的行為，使其具有流動性。顯然，資產證券化是通過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行證券籌資的一種直接融資方式。一般來說，資產證券化分為兩個級別。一級證券化主要是指商業票據、公司債、股票等，二級證券化則是所謂狹義的資產證券化。這里所討論的是二級證券化。在證券化過程中，主體把具有共同特征的貸款、消費者分期付款合同、租約、應收賬款和其他缺乏流動性的資產包裝成可以市場化的、具有投資特征的附息證券。所以說這既是一種融資方式，又是一種融資技術，也可說是一種工具。人們把缺乏流動性的資產進行適當組合，并轉化為一種更自由地在資本市場上發行和出售的融資工具。當人們把缺乏流動性但具有穩定未來現金流的資產，作為基礎資產，通過結構重組和信用增級，發行可供資本市場投資的證券，這樣的一種融資方式就是資產證券化。

一個完整的證券化融資的大體流程有五個步驟：第一步，發起人（sponsor）把應收帳款即要證券化的資產出售給特殊目的機構（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或者是SPV機構主動購買可證券化的資產。第二步，SPV將購買的應收賬款進行組合。匯集成資產池（Assets Pool），以便其能夠支持特定期限和收益可供投資的標準化證券。第三步，信用增級。通過金融機構擔保，使證券在違約時投資者能得到補償。第四步，信用評級。由專業的評級機構對證券產品的優劣作出判斷。第五步，證券的發售和售后服務。以該資產池所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撐，在金融市場上發行有價證券融資，一般由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承擔融資顧問和證券承銷商的職能，發行證券，最后用資產池產生的現金流來清償所發行的有價證券。這五個步驟完成了完整的資產證券化過程，其流程如圖1。

在資產證券化的因素構成當中，監視資產池運行狀況和收取本金、利息的機構，稱為服務人（servicer），服務人一般由發起人擔任，為了更有效監督服務人行為，又得有受托管理人（trustee）監督之。受托管理人就成了投資者的代表，承擔關注資產池運營狀況，監督服務人行為，代付本金和利息等。

從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出，資產證券化與傳統證券化的形式是不相同的。傳統證券化是企業在證券市場上發行股票或企業債券，以直接融資，而資產證券化是在已有信用關系，如貸款、應收賬款等基礎上產生的存量資產的證券化。這樣的資產證券化有效分擔和降低了各種金融風險，極大的提高了金融機構的資本運營能力，而且還通過對初級產品的加工，提高了貸款組合的質量，規避或分散了各種風險，使證券的擔保人和投資人等眾多市場參與者都能從中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

二、資產證券化的經濟效應

資產證券化的各方都可以產生收益。發起人可以在應收帳款的出售和融資途徑得到好處。當它真實出售應收賬款時，獲得了資金流動性，使可能出現的風險轉移了。特別是一些流動性不足或明顯短缺的公司企業，重要一條就是補充流動資金。而流動性還具有投資和贏利的機會，商業銀行即是把出售抵押貸款獲得的資金再貸款，以放大自己的獲利能力。在融資途徑方面，資產證券化是一種資產融資，這就讓投資者如企業等多了一種融資方法的選擇。以往只有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兩種方式。途徑的增多，可以改善選擇方的福利。實際上，資產證券化使參與各方都能獲得收益。SPV作為中間人，在投資者和發起人之間，承擔橋梁作用。SPV的運作，讓投資者獲得投資機會，讓發起人獲得融資，而它自己則收取服務費用；融資顧問和證券承銷商，如投資銀行，也經過自己的專業服務，拓展業務范圍，獲得服務收入；評級機構憑借專業技能，給證券進行客觀評級，也獲得服務收入；增級機構起著分擔投資者風險的作用，因而也獲得風險承擔的補償；服務人和受托人則是由自己的業務，借助信息優勢和和規模效應，為投資者提供售后服務，因而也獲得一定的收益，投資者主要是多了風險少的投資機會，因而獲得更多的福利機會。這樣所有各方都在資產證券化流程中，獲得收益，這就符合了經濟發展的目的。資產證券化完成了風險在交易各方之間的再分配，使得交易各方都獲得一定程度的好處，并促進了金融經營的分工協作，形成規模經濟，這顯然是一個帕累托改進，提升了效率。

上述討論的資產證券化經濟效益是理想狀況下的結果。當然，資產證券化也存在著不少的風險，資產證券化有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導致產出波動。就是說，如果某個因素或結構體，出于貪婪本性，為利潤最大化而超越道德底線，背離了游戲規則，就會導致正常秩序發生動蕩，引起反應，導致經濟危機。

以評級機構為例，說明違例所導致的不同結果。評級機構主要承擔對證券資質的評級，如果它能發揮自己的職責，能客觀作出評價，以確保其沒有問題，達到必要的投資等級，那么，投資者的風險就會處于可控范圍之內。如果它沒有正確評價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缺乏足夠的激勵無法作出客觀判斷，評級機構就會面臨囚徒困境難題，影響它的正確評級判斷。假設市場上只有A、B兩家評級機構，如果他們都堅持客觀評價，或都隱瞞事實，它們就可能平分市場份額；如果其中一家堅持客觀評價另一家隱瞞事實，隱瞞者將獲得全部生意，反之亦然。市場上的這兩家評級機構形成的支付矩陣如圖2所示。

在這個矩陣格局中，兩家評級機構可能存在著一個占優勢的策略，即兩家都選擇隱瞞事實以免得罪SPV而失去生意，這就會使投資者蒙受損害。這類狀況在實際中確實存在。事實證明，幾年前的次貸危機爆發造成巨大災難，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評級機構沒有履行好作為獨立機構的應有職責，反而有欺詐行為，它們的道德風險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資產證券化是利弊俱存、天使與魔鬼并現的，是有一定道理的。特別是，資產證券化的運行規律有一條：在短期金融市場運作中會加速貨幣流通，從而促進了產出的增加，而在長期行為中則會引起通貨膨脹，導致產出的波動。對于這些問題，如果能找到資產證券化的缺陷，創新方法應對之，改進其運行機制，就有可能盡量規避和控制風險，特別是遏制行為人的貪婪，促成資產證券化的優勢和功能上揚，控制其金融風險。

三、資產證券化的發展前景

近年來，我國資產證券化發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投資者、發起人和廣大業者，都獲得了資產證券化帶來的效益。數據統計證明，我國融資規模急劇擴張，這與資產證券化是分不開的。圖3揭示了我國十年來的各種融資的規模狀況。但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同時受國內宏觀經濟金融政策調整影響，近年來，監管機構出于審慎原則和對資產證券化風險的擔憂，延緩了市場發行速度，并于2008年年底暫停不良資產證券化試點。近年來，相關活動開始恢復，現在已有住房貸款證券化、汽車消費貸款證券化、學生貸款證券化、商用農用醫用房產抵押貸款證券化、信用卡應收款證券化、設備租賃費證券化等，各類銀行也增加了相關的經營內容，多種模式并行。諸多的活動進展，加快了我國銀行、證券、信托等金融市場的融合，增強了銀行信貸資產的流動性，增加了金融產品的種類，促進了金融創新。

事實上，我國資產證券化未來發展前景是非常明朗的。我們既不盲目樂觀，超越市場發展實際急于冒進，也不能因噎廢食，顧忌金融危機而放棄資產證券化進程。這主要是因為資產證券化的優勢是明顯的，其存在的風險，業經諸多因素的優化，是盡可能得到控制的。當前及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國資產證券化的發展繼續呈現如下趨勢。

（一）強化實踐，提升認識 加強實踐和認識提升，為的是因應因利除弊之需。由于資產證券化的巨大促進作用和存在的問題，使人們感受到，在金融市場上，必須把握其利弊，有效運作，完善機制，才能逐步做大這一交易，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如上所述，我們可概括出資產證券化的利弊有如：一是增加融資渠道，能使企業獲得流動性，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方式，能夠高尚企業處境，增加企業流動資金。二是刺激市場發展。特別是充實商業銀行本金，改善其經營狀況，同時能刺激消費，促進產業發展。三是實現風險的再分配，讓風險大家分擔，因而能促成市場發展平衡，實現帕累托改進，促進分工協作和效率提高。四是評級機構面臨博弈難題，它總是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視投資者的利益。五是短期行為能促進貨幣加速流通，長期則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對這些基本的利弊態勢，必須明確了解，以利決策，推行資產證券化，促其健康發展。

（二）增加資產證券化發起機構 資產證券化是一項重要的融資創新手段，不但政策性銀行和大型商業銀行可以采用，而且中小商業銀行也可以采用。當前，我國大銀行資金充裕，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資金約束仍比較大，受業務規模和融資渠道的局限，我國中小商業銀行核心資本不足的問題更為突出。在資金來源、資本金方面的壓力更大、緊迫性更強，中小商業銀行利用證券化釋放的資本可以實現穩健的擴張經營，提高競爭力。為此，未來推行資產證券化的金融機構將逐步增多，甚至可以包括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城市銀行、農村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

（三）資產證券化的資產類別將持續拓寬 近年來，我國已廣泛開展了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基礎設施中長期貸款證券化等方面的試點。隨著金融市場的逐步成熟，從優質的信貸資產開始，下一步可逐步推廣到各種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的證券化，包括消費信貸的證券化、應收賬款的證券化、不良資產的證券化和保險風險的證券化等，實現信貸資產的拓廣、信貸資產向非信貸資產擴展。

（四）擴大資產證券化投資群體 沒有投資群體，資產證券化是搞不起來的。把投資者激勵起來，使之參與到資產證券化進程中去，這是今后一段時期有關部門的重要任務。這需要培植市場，培育投資者。從國際市場的情況看，保險公司、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貨幣市場基金、REITS、儲貸協會等機構投資者日益成為資產證券化市場的主要參與的市場主體。而我國正在與國際市場接軌，市場經濟、金融市場在逐步成熟，資產證券化投資群體逐步擴大，是一重要趨勢。

（五）完善資產證券化機制，防控金融風險 為了避免資產證券化的弊端，規避和防范風險，資產證券化的運行機制需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加強管理，致力于相關機構的資質提高，提升從業者的道德素質，通過社會風尚培植、職業教育和法律規范，推進金融市場文明建設，并加大防范力度，有效規避和方法資產證券化的各種風險。

總之，作為一種融資工具，資產證券化的優勢和推進金融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作用是明顯的，其對市場各方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是可觀的。同時又存在著各種風險。發展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務必明確這些客觀事實。目前，我國的資產證券化尚在發展初級階段，機制建構、制度保障、法治規范和服務質量等，都屬于肇始階段，還需要政府部門和廣大業者共同努力，營造資產證券化發展的完備條件和良好環境。而執著努力的結果會促成我國資產證券化市場的蓬勃發展，其趨勢是必然的，其前景是明朗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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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2015年度遼寧省教育廳科學研究一般項目立項：中國信貸資產證券化效應與金融體制改革研究系列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W2015300）

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3月25日

經濟發展史證明，以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通常依賴的是以銀行業為主體的金融體制。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將處于從工業化向城市化為主導的經濟模式轉軌過程中。在城市化進程中，需要的投資期限長、規模大，若單一地過分依賴金融體系中的銀行業提供資金，會加重全社會的資金杠桿率和期限錯配問題。因此，在未來的經濟轉型過程中，需要加快建設和發展提供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同時提供間接融資渠道的銀行業也需要實施戰略轉型。同時，要充分利用資本市場這一平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推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構建和完善。因此，我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任務依然很艱巨。而伴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完善與深化，我國資產證券化產品和工具的創新與發展也必將不斷發展和壯大。資產證券化工具作為化解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其顯著的促進效用和功能可以為我國金融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創造一個多贏的局面。

一、信貸資產證券化促進了中國金融工具結構的協調

在中國的融資體系和結構中，間接融資依然占主導地位，遠超直接融資的比重，而股權融資又在直接融資中遠超債權融資的比重；同時，政府債券在債權融資中遠超企業債券的比重。因而，債權市場，特別是企業債權市場的發展和壯大是當前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首要任務。為此，大力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也就成為當務之急。當前在我國，證券化的優勢已逐步得到廣泛認同，并且已有越來越多的參與主體和投資者利用證券化工具而獲得收益。一是對借款者來說，證券化是一種成本更低的融資方式，它同時可以減少利率風險并增強流動性；二是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證券化過程釋放出更多的流動性，提高資金的周轉率和利用率。同時，證券化過程可以推動金融機構提高資產負債管理的水平與能力，解決資產錯配問題。此外，資產支持證券也憑著高于同級證券的回報率、獨特的風險、選擇種類的多樣性等特征吸引了大批的投資者。因此，資產證券化的優勢和效應已在相關業務流程中不斷得到認同，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越來越受到認可和重視。未來，隨著資產證券化業務在我國的不斷拓展和發展，其在融資中的優勢和效應將進一步得到深化，對促進我國債券市場的不斷發展、豐富融資渠道和金融產品種類、降低融資成本、平衡和調節金融工具間的結構和比例關系，特別是對糾正中國金融工具的失調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二、信貸資產證券化促進了我國金融主體結構的優化

我國金融機構的設立相互分割，機構設置重復，職能重疊，無法充分發揮各自優勢。而資產證券化過程是對金融交易流程的重組和再造，并在市場運行過程中進行專業化分工，從而依據各自優勢對各相關參與主體的職能進行重新整合。同時，資產證券化過程淡化了金融交易之間的界限，使金融市場中的各部分在邊緣業務的競爭中逐步融合，并通過各市場間的優勢互補，提高了整個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

在我國以銀行為主導的傳統型融資體系中，銀行作為金融媒介承擔了融資過程中的從客戶篩選、貸款審核、貸款發放與監督、貸款回收等的全部職能，并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的職能優勢。但傳統的經營模式并不利于銀行自身優勢的發揮。但證券化過程則不同，它對整個融資過程的各個環節進行重新分解和專業化分工，并由市場配置給不同的參與主體實施和執行。在這一過程中，商業銀行或其他參與主體通過市場化選擇，發揮比較優勢承擔相應職能，而將非優勢職能轉移給其他參與主體，進而提高了整個金融交易過程的效率和盈利水平。

三、信貸資產證券化促進了我國信貸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對接，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

信貸資產證券化將缺乏流動性的信貸資產轉換為證券市場上的可流通證券，實現了信貸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對接。通過證券化，一方面為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體系引入了強化的外部監督機制，提高了信貸業務的透明度，促使相關商業銀行加強風險管理，提升運作效率；另一方面也為證券市場提供了具有穩定現金流、風險較低的固定收益類證券產品，豐富了我國資本市場的產品種類和結構，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資選擇，推動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同時，通過信貸資產證券化可以實現信貸市場與證券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有效發揮市場機制的價格發現功能和約束機制，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此外，推動我國的商業銀行經營模式的轉變，從一個信貸提供機構轉向信貸服務機構轉換，也同時轉換和豐富了其收益模式，由單純的靠利差盈利的模式向貸款服務收費盈利模式轉換；充分發揮我國商業銀行信貸管理專業優勢的同時，控制其信貸風險的累積，實現我國商業銀行經營職能的轉變。

四、信貸資產證券化促進了我國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拓展

資產證券化的效應和影響之一，或者說證券化收益的真正源泉在于加快了資本周轉的速度。證券化不斷將資產從發行人的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去，也就是說不斷將在尚未到期的債務以要求權的形式上閑歇下來的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從而加速了資本周轉的速度，使相同數量的資本在相同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剩余價值。證券化的財富效應實際上就是剩余價值的增加。由于資產證券化過程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資產周轉效率和速度，從而使金融資源的擴張產生了乘數效應，可以有效拓寬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特別是在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急需大力發展金融創新，深化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因此，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大力拓展，對深化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樣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信貸資產證券化促進了我國金融市場體系的多層次建設與完善

一是有利于貫通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與保險等融資渠道。當前我國信貸存量資產超過80萬億元，其中的大部分是資產質量與收益穩定的資產，因此證券化基礎良好。借助信貸資產證券化工具，銀行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實現資產變現，而基金、保險等投資機構則可以通過資本市場獲取投資收益，有利于我國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市場的融合發展；二是有利于豐富資本市場的產品結構和層次，推動資本市場多元化發展。資產證券化過程通過結構化設計可以實現風險和收益的再分配，以滿足投資者對風險與收益的不同投資偏好，有利于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發展。當前，我國的保險資金、社保基金以及銀行理財和信托資金累計超過20萬億元，需要尋求合適的投資渠道。而證券化產品中絕大多數是AAA級固定收益類債券，風險低、收益穩，是滿足和豐富多層次資本市場需求的重要工具和產品；三是有利于完善和優化金融生態環境。資產證券化是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建設和完善的重要工具。第一，資產證券化成為金融市場中各類中介機構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資產證券化過程是一個高度專業分工的業務組織過程，需要相關信用評級、會計與稅收處理、法律咨詢、信息披露等相關市場中介機構的密切協作，因此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在我國的開展，對促進我國資本市場中各類相關中介機構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對提高這些中介機構的市場公信力、從業人員的執業素質等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第二，資產證券化有利于培育機構投資者隊伍。資產支持證券的運作是一個復雜而精巧的過程，需要投資者具備豐富的專業素養和市場投資經驗。因此，有利于促進資本市場中機構投資者隊伍的建設和成長。我國在推動資產證券化業務過程中，注重加強機構投資者隊伍的培育，并在這一業務的推動下，注重鍛煉機構投資者的市場投資經驗，引導機構投資者提高專業素養與規范。

主要參考文獻：

[1]周友蘇，陳震.我國資產證券化風險防控法律機制思考――基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鑒戒[J].社會科學研究，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