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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學科的對象與方法、學科的邏輯與性質，屬于學科建設的方法論。其研究的價值在于：

第一，它關系著學科研究邊界的界定，一學科和他學科的區別。對于學科分類的標準，在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有英國學者培根根據人類的理性能力(記憶、想象、判斷)對學科分類的主觀唯心論，法國學者圣西門否定這種主觀分類標準，提出以客觀研究對象作為學科分類標準。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認為圣西門提出的客觀對象只是事物的表象和機械對象，他以辯證發展觀把學科分類，學科間的轉化視為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結果，從而陷入了唯心論。恩格斯在總結科學分類歷史的基礎上，主張以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思想，提出科學分類的客觀性與發展性原則，主張按物質運動形態對學科進行分類。后來有的學者提出以研究方法作為學科分類標準。總的說來，以研究對象作為學科分類標準是學科分類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科學分類的框架，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哲學及其分支。盡管科學分類仍在發展，但筆者認為，以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思想，科學分類的標準，應是其研究對象，即以科學研究的客觀事物作為基本標準，力求做到主客觀的統一、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統一。因而科學地界定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可以使其成為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立學科的基本依據。

第二，它關系著學科內容與體系的構建。一個學科的基本內容及其邏輯體系的構建，應以科學研究的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和運動規律為基礎，它是客觀事物內在聯系和運動規律在人主觀認識上的反映。人對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和完善的歷史過程。某一個學科的邏輯體系的構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科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必定是人們認識某一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重要前提。如果人們不明確其研究的客觀對象，也就難以發現其特殊的質和運動規律，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其邏輯體系。

第三，它關系著學科的發展、研究空間的擴展和研究內容的深化。伴隨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發展，每一學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擴展和深化，研究方法、技術手段逐步改進和完善，乃至學科間相互交叉。但每一學科都有其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其研究的客觀事物也必有其獨特的運動規律。只有科學的界定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對某一客觀事物的研究才有可能不斷擴展和深化。

第四，它關系著人才培養和學科持續發展。任何科學發展都經歷了從逐步形成到發展、日趨成熟和完善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也是科學在代際之間不斷繼承和創新的過程，它需要多代人持續不斷的探究和努力，存在著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只有繼承才可能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發展。作為未來新一代學者，首先要繼承前人積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前人已經確立的該學科的研究對象、方法、邏輯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不斷創新。

二、研究對象

關于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國內外不同學者看法不盡相同。可以作如下歸納：

1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與經濟相互關系的學科。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教育經濟學是教育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它研究教育和經濟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已故中國教育經濟學家楊葆焜也認為：教育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主義教育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科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和顧明遠主編的(〈教育大辭典》在教育經濟學的詞條釋文中也作出基本相同的表述。教育與經濟相互關系是雙向的，既包括教育對經濟的作用，也包括經濟對教育的作用。這種觀點指向的是宏觀上教育與教育的外部即經濟的相互關系。

2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的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的學科。這種意見反映了教育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也是將經濟學，尤其是投資經濟學移植到教育經濟學中的表現。同人類的經濟活動、

社會活動一樣教育需要一定的人、財.物資源投入，教育也可獲得一定的產出，表現為受教育者知識、技能、能力的增進，價值觀的形成等，這種資源投入與產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與效益。

3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稀缺的教育資源如何配置。美國教育經濟學家科恩在他所著《教育經濟學》中指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不管是用貨幣與否的情況下，人和社會是如何選擇使用稀缺的生產資源及在社會各種成員和集團中進行(特別是通過正規教育)各種訓練、發展知識、技能、智力和品德等等。這種表述是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在教育經濟學中的移植。西方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制度下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稀缺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

上述三種觀點是從不同的視角對教育經濟學研究對象及其內容所作出的概括。應如何確定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呢？筆者認為恩格斯關于科學研究對象的方法論給我們指明了方向。科學研究對象的確定，應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物質運動形式。“每一門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的排列，因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這里。恩格斯將物質運動形態分為物質、機械、化學、生物和社會運動五類，與此相應，有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五類。

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客體是教育中的經濟現象或問題。教育是人類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它既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質運動，也有別于人類社會運動的其他形式，其本質的規定性在于傳承和傳播人類在生產和社會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生產知識和社會知識，以促進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教育所采取的形式，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依次為父傳子、師徒制、近代的以班級和學校作為主要組織形式的學校教育，以及與之并存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各種職前和在職培訓等等。

教育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同人類社會其他運動形式，諸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技術、管理、乃至兒童和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些與教育相關的人類各種社會活動，都有其獨特的運動形式與規律。與此相適應，與教育會學、教育技術學、教育管理學、教育心理學等便逐漸形成。

在人類社會各種活動或運動形式中，經濟活動是最基本的活動，它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教育作為人類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同經濟活動密不可分。從教育的外部關系看，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教育的需求與供給、教育的結構與規模、教育的增長速度，最終是由經濟決定的。同時，教育對經濟也具有與日俱增的作用。從教育內部來看，教育中也存在著經濟活動。教育的進行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投入，也可獲得一定的產出：受教育者知識、技能、能力的增進，社會所要求的價值觀、品質、道德的形成等。教育中同樣存在著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的問題。但教育中的經濟活動，既有經濟活動中的一般規律，也有其不同于一般經濟活動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既然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中的經濟活動及其規律，它所用的基本工具，應是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

由此，我們可以對教育經濟學的對象作出如下的規定:“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的發展規律，研究教育領域中經濟投入和產出規律的科學。前述不同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表述，都是正確的，都暗含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中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區別在于他們強調的著重點不同。第一種觀點，強調的是教育外部關系中同經濟的相互關系;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教育內部的經濟活動及其規律;第三種觀點強調的是教育資源如何在教育內部有效配置。

一門學科的基本內容和邏輯體系是該學科研究的客體運動規律在人們主觀認識上的反映。教育經濟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同人類其他的社會活動一樣，在歷史長河中經歷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由于受到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科學技術的制約或影響，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呈現出紛繁的運動形態，再加上人們主觀認識的差異和發展，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教育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不盡相同，并在不斷發展。但是當我們確立了它的研究對象并對其運動規律有了初步認識之后，仍然有可能對其內容和體系作出粗淺的概括。

上世紀90年代初，作者曾將教育經濟學的內與效益;教育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教育體制與經濟體制。如果將教育經濟學視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借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嘗試將教育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作如下的架構:微觀或學校教育經濟學:包括教育的需求與生產、教育成本與效率、教育的“市場”結構、教育的組織與治理結構;宏觀教育經濟學(或教育與經濟、社會的經濟學）包括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教育與經濟增長、教育與收入分配、教育與社會發展;教育財政與教育財政制度。這種概括極其粗淺，目的在于拋磚引玉。

三、研究方法

科學的研究方法，從最一般意義上說，指的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技術和手段。任何科學理論都是人們運用一定的方法與手段所達到的對客觀世界抽象地、系統的認識。當一門科學研究對象或研究問題及研究的特定目的確定以后，研究方法就成為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正確的方法論是人們正確認識客觀世界的基本工具，它關系著人們能否正確地認識世界，也關系著各項研究的成效。因此，在科學與學科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專門探究研究方法的方法學科，包括哲學方法論、科學方法論、學科方法論。

科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兩個層次:一是世界觀層次的基本方法，二是各學科的具體方法。作為基本的方法論，應是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它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學科研究中的具體體現。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認識論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認為人們的認識來源于客觀世界，是客觀世界規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并以客觀實踐作為檢驗其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人們的認識也是隨著客觀世界的發展而發展，不可能一次終結。

作為各學科的具體方法，在上述基本方法論基礎上，取決于各學科的研究對象。由于各學科研究對象不同，人們必須按照對象的特點，采用能夠充分認識對象性質和運動規律的方法。通常人們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幾大類。自然科學的對象是自然現象，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人類的精神現象。他們各不相同，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運動規律，例如，自然現象相對來說是簡單的、可重復的、無目的的，而社會現象和精神現象則是復雜多變的、不可重復的、有明顯的目的性。因而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自然科學易于做到“價值中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則難以做到。自然科學廣泛使用實驗儀器設備等物質手段和實驗方法，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往往“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兩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誠然，這些區別是相對的，隨著科學的發展，他們之間也呈現相互交叉。

教育經濟學是從經濟學分化出來的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中教育活動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規律，基本研究方法是經濟學的方法。經濟學的方法有西方經濟和經濟學方法。西方經濟學的方法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不同學派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也有各自的具體方法。這里只對現代經濟學常用的基本方法作一概述，包括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個量分析與總量分析、比較分析等方法。

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最初來源于西方科學哲學中孔德主義和庫恩的規范主義。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的問題，研究經濟體系實際是怎樣運行的。它作出經濟行為的有關假定，對行為的后果作出分析和陳述，并以各種方式對結論進行檢驗。它力求說明“是什么”的問題，而不回答‘應該是什么”。規范分析回答經濟現象“應該是什么”，研究經濟體系應該怎樣運行。它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點，提出行為準則，研究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準則。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進行價值判斷，前者主張擺脫價值判斷，后者主張價值判斷貫穿始終。二者的聯系表現在，規范分析要以實證分析為基礎，規范分析的演繹前提和結論，必須通過實證分析的實踐檢驗，而實證分析要以規范分析為前提。經濟學的目的不僅在于解釋世界，而且還在于改造世界。實證分析的問題，來自于規范分析，而且為規范目標服務，實證分析中推理的“邏輯取向”也是由規范分析規定的。因而在經濟學的研究中，通常將兩者結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經濟研究中的重要方與量的對立統一。質總是有一定量的質，一定的質通過一定的量表現出來。量總是一定質的基礎上的量，一定的量總是和一定的質相聯系。一定的質決定著一定的量，質規定著量的活動范圍，質又以一定量作為必要條件，量變超出數量界限，質就會發生改變。因而在經濟學研究中總是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礎，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和精確化。定量分析必須借用數學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分析、經濟統計分析和計量經濟分析。數學方法作為一種經濟分析方法和表達工具，它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如果離開質的分析，它將成為一種數字游戲，而且許多經濟問題難以用數學模型加以解釋。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運動和靜止的統一，既有相對的穩定，又處于運動之中。因此，在經濟研究中，應把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結合起來。靜態分析，是對某一時間和空間的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觀察其水平、規模、結構、特征等。動態分析，是對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活動進行分析，觀察其變化的方向、趨勢和速度等。二者互為前提、互相補充，區別在于動態分析加進了時間因素。

經濟學中由于具體研究對象不同，分別采用個量分析和總量分析的方法。個量分析以單個經濟主體為分析對象，其特點在于舍掉復雜的外在因素，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研究個體經濟活動的特征與規律。總量分析以國民經濟總體為對象，假定制度不變和個量不變前提下，研究經濟總量(或宏觀經濟）的運行特征及規律。經濟活動的個量與總量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個量是總量的基礎，但總量并非個量簡單的相加，個量總是受到總量的影響和制約。二者的爭論實質是經濟學中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之爭，至今未有終結。二者各有優勢，又各有局限。在現實研究中，要將二者結合，才能對經濟現象及其規律作出科學的解釋。

在經濟研究中常常用比較方法，包括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經濟單位之間的比較。規律總是存在于大量現象中，只有從大量的現象中才能找出事物的運動規律。因此，比較的方法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比較不是現象的羅列和介紹，而是要找出其異同、約束條件和共同的規律。同時，比較中的簡單化的羅列現象和簡單化的比較，其結論沒有什么價值。

由于教育中的經濟活動同經濟領域中的經濟活動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在運用經濟學的方法時，應考慮教育活動的特殊性。同時，在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中，研究的具體對象和問題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

四、學科性質

篇（2）

研究是通過各種研究方法對事實或材料進行加工整理，以獲取新的可靠知識的思維活動。研究方法的選擇、運用和創新對研究工作至關重要。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不斷引進別的學科研究方法或開創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為之服務。這些研究方法的引進和創新都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理論及相關科學理論的發展，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我們也必須正確的認識和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中的研究方法，把握正確的尺度和方向才能使我們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但由于經濟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關于經濟研究中的兩種分析方法即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哪一種方法更科學、更合理，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在經濟學界，主張定量分析的觀點認為，采用數學語言，遵循數學所固有的邏輯程序，有助于清晰地表達思想，使概念精確，論證富有邏輯性，避免曲解和混亂，混亂，如經濟學家施蒂格勒認為這種轉換不僅值得搞，而且非搞不可。其轉換有助于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與其對立的觀點認為，雖然嚴格地遵循數學邏輯程序，能使混亂的思想呈清，但數學只是經濟認識的輔助手段，不能取代質的分析，濫用數學手段，也會產生許多謬誤。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就認為，這種轉換不僅無益，而且涉及到一種陳腐的智力幾何學。結合國內經濟學研究中所出現的對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爭論，本文試圖就定性、定量分析的定義其各自的特點入手，分析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相互關系。

一、定性分析的定義及特點

定性分析是認識事物的質、尋找事物的本質聯系，是對事物或事件的性質和特點的分析。所謂質，即指事物成為其自身并使之區別于其他事物的內部規定性。世間萬物之所以能呈現出多樣性，是其自身與他物相區別，具有自身的特定的質。只有正確地認識了事物的質，才能把不同的事物區別開來。而只有清楚地認識事物本身并把握其發展變化的趨勢，才能在實踐中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而定性分析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根據事物的現象、性質來確定概念，判斷其未來的發展程度，對事物進行非數量化的分析。如對方針、政策的反映，某些商品的價格調整引起的生產和市場形勢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對市場形勢的影響，國際化貿易帶動下購買力投向的變化等，這些都難以準確地用數量來表示，只能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做出估計和判斷。定性分析是建立在經驗和邏輯思維的基礎上的，主要依靠個人主觀經驗和直觀材料來進行分析，從而確定未來事件和趨勢的發展性質、發展程度。它對長期遠規劃、重大問題的發展前景、市場形勢的估計和判斷，以及制定工作計劃和企業經營活動，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經濟研究中，定性分析主要通過運用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抽象方法，將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現象的本質上，歸納影響經濟運行機制的主要因素，然后通過對主要因素的分析和綜合，演繹出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回答各主要因素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各主要因素間的抽象關系，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等問題，比較適合個案在不同層面進行深入的和多側面的分析研究。如專家調查法、主觀概率法、意見集合法、相互關系分析法、歷史經驗分析法等等，都是屬于定性分析的一些具體方法。

定性分析的特點是簡便易行，在缺乏資料的情況下也可以加以引用。它的不足之處是，缺乏量的分析，是粗放性的，不夠具體，有一定的主觀成份因此容易受分析、判斷者的情緒和形勢氣氛的影響。

二、定量分析的定義和特點

定量分析是指對事物進行量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量是指事物的規模、發展程度、速度，以及其構成成分在空間上的排列組合等可以數量表示的規定性。它是用數量指標來分析研究事物的實踐結果和發展趨勢及其程度的。定量分析是建立在數學、統計學、計量學、概率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運籌學和電子學等學科的基礎上，運用數字、方程、摸型、圖表和計算機等進行分析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兩方面。它可以應用于經濟活動中的市場預測、經營決策、經營動態分析、商品調運分析、庫存分析、成本核算、費用效益、經濟效果、勞動效率、市場動態分析等各個方面。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經濟學研究中數理與計量分析的應用將越來越廣泛，其作用將越來越大。因素量、時間量和比例量的分析都屬于定量分析的范疇。定量分析的特點在于它的敏感性，精確性和客觀性。定量分析相對于定性分析的主觀性而言的，定量分析基于經驗事實，可以通過數學或計量模型所具有的抽象性和邏輯結構的嚴謹性，對事物的發展變化及狀態趨勢給予客觀的分析，并立刻做出相應的判斷。但由于并非所有的經濟現象都能夠以數量或數值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必然造成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

三、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的關系

綜上所述，在經濟學的研究中引入數學的方法是具有其必要性的。早在“邊際革命”時期，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瓦爾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斯等人就大量的運用了數學方法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象進行研究分析。李嘉圖在其代表作《經濟學與賦稅原理》中，對等級地租、工資、資本周轉和比較成本等問題的論述，就多次運用了數學圖表分析。20世紀初，計量經濟學鼻祖費里希·丁伯根也將經濟理論、統計學和計量數學結合起來，運用數學模型研究經濟周期，并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數學的抽象性可以使復雜的經濟關系變得清晰。數學的精確性可使經濟范疇之間的數量關系得到精確的研究和描述，也有助于經濟范疇得到精確的定義。數學的嚴密的邏輯性可使經濟學理論的推理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且使理論中的錯誤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數學方法所存在的缺陷，數學方法畢竟只是一種工具，它的好壞全在于人對它的使用。同時作為進行量的分析手段，數學分析的運用必須以質的分析為前提。再者，在現實的經濟領域中，有不少經濟現象很難簡單的運用數學模型加以解釋和說明。強性使用數學模型將一些因素量化反會導致與經濟想象的偏離、失真或者脫離研究的現實意義的狀況。凱恩斯在其《通史》中，也批判了“將經濟分析體系形式化了的符號偽數學方法”，認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卻無所助益的符號迷宮里，作者會喪失對于真實世界中的復雜性與相互依賴的洞察力。”

然而，當今的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對于量的認識和處理出現了不少的偏差。國內外許多學者由于在經濟學研究上很難迅速出成果，就紛紛在數學形式上大做文章，而忽略了所研究經濟現象或事物的本質，缺乏對經濟現象的直觀判斷和價值的認識，只注重數學分析的花哨的表面和模型的復雜性。更有甚者，為了使論文和研究滿足數學邏輯一致性，編造經濟數據，并拼湊參數范圍，從而得到“理想”的實證結果，最終不是使經濟研究的內容脫離現實或失去研究的真正意義。定量分析雖具有一定的優越性，但它本身只是對大量樣本的部分特征的精確研究，所以只能對經濟現象的比較表層的、可以量化的部分進行測量，但無法對其深層的原因和具體的細節進行深刻剖析。經濟研究的正確取向應建立在對經濟學本身的內容和研究對象的本質有了一定認識的基礎上。哲學認為，“任何事物都具有質的規定性與量的規定性兩個方面，都是質與量的統一體。質是具有一定量的質，量是在一定質的基礎上的量。不同質的事物擁有不同的量和量的界限范圍。一方面，質決定著一定的量，規定著量的活動范圍。另一方面，質必須以一定的量作為必要條件，它決定于數量的界限。量變超過了數量的界限，事物的質就會改變。所以，質和量是互相結合、互相規定的，并形成事物質與量的統一體，即度”。同樣的，在經濟研究中，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實質上是同一認識過程的兩個方面。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礎，是認識的起點。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是認識的精確性。定性分析主要是通過理解和解釋，來把握教育現象的整體意義和價值關系的，它揭示的是教育現象中的價值性、歷史性和社會性。經濟學研究的問題提出、理論建構、假設驗證、結果評價都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展開的。定量研究中的邏輯命題、數學模型和統計分析都自然應當建立在對基本問題或理論假設的理解和解釋基礎之上。定量方法研究的是事物的量變過程，并通過研究事物所具有的度，即事物保持自己質的限度和范圍，來把握事物相對穩定的本質特征。因此，經濟學研究中，不應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而應把它們統一起來，通過對經濟學現象本身的量變以及數量關系的分析，來達到對于經濟現象本質規律的認識。

四、結論

總之，經濟學實質上是一門研究在既定資源約束下人類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的科學。人的行為往往具有盲目性、社會性和主觀性等非理性特征，不是所有都可以用理性邏輯來進行量化分析并加以解釋的。同時人類社會又是一個多變量、多因素和多層次的復雜的動態系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其研究方法不能單一，而應該容多角度的不同側面進行求證分析，經濟研究需要更加精密的研究理論加以深化。因此，決定了經濟學必須兼容其他自然學科與社會學科，作到定性與定量分析想結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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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養機制的改革，已成為目前高等教育的當務之急。其核心內容就是強化研究生培養的科研導向原則。通過改進招生辦法，修訂培養方案，優化課程體系，改進教學方法，以及強化和完善導師負責制，加強指導教師隊伍建設與管理，改革和完善研究生獎助體系等措施，進一步調動和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對碩士研究生而言，培養機制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調整培養類型結構，加大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力度。碩士研究生培養機制的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高等學校人才培養工作的許多方面。因此，一方面需要逐步漸進，另一方面，也離不開系統的理論指導。

數量經濟學（Quantitative Economics）是我國率先提出的一門年輕的學科，是經濟學門類中"應用經濟學"一級學科下設的二級學科。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1978年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克萊因教授為首的美國經濟學家七人代表團應中國社科院之邀在頤和園舉辦計量經濟學講習班。繼此，1979年3月30日中國數量經濟學會正式成立，數量經濟學也開始在我國迅速發展。數量經濟學是在經濟理論的分析基礎上，借助數學方法和計算技術研究經濟數量關系及其變化規律的經濟學科。它包括經濟分析中所涉及的傳統計量經濟學、優化理論、投入產出、技術經濟學等所有涉及數量分析理論和方法的綜合。國內的數量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也是西方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核心內容。國外目前已逐漸認同了國內這一專業的提法，一般理解為廣義的計量經濟學。

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和宗旨在于培養某個方向或領域的專才（高級專門人才）、而非通才，讓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或最為擅長的方向上對社會有所貢獻。由于人和人才標準的復雜性和多重性，人才類型及其培養無法一概而論，只能是基于主要特征進行的類別歸屬劃分和培養目標界定。【1】本文針對我國目前數量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現狀和改革目標，應用系統科學的一般概念和高教管理的價值原理，就財經院校高級人才培養的模式創新和實現機制，給出以下三個方面的遞次探討。

一、數量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培養的學科特點、現狀和趨勢分析

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專業性、前沿性和研究性。【2】其中，專業的劃分主要與學科有關。無論是由單一學科支撐的專業還是由若干相近學科支撐的專業，圍繞這些學科特有的科學思想、科學理論、科學方法和相應技能組織系統的教學與研究，理應成為研究生教育中相對穩定的內容。

數量經濟學在本世紀伊始便出現了空前活躍的發展局面。目前，國內的數量經濟學整體水平正處于快速提高的過程當中。重要原因是多數經濟學家對于數量經濟學作為基礎學科在促進經濟學理論和應用研究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達成了共識。與此同時，國際上數量經濟學理論和方法比較靈活、研究和教學相當規范、理論創新和應用研究結合緊密，數量經濟學理論和應用研究起到了對經濟學整體發展的基礎性和引導性作用。

數量經濟學在經濟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相當于數學在所有科學中的地位，其基本特征就是通過經濟分析的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數量關系，從而為其他經濟學科的深化提供了一般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論。在這個意義上，數量經濟學又是經濟學的一門方法論學科。其學科的發展定位就是在理論上揭示經濟數量關系變化的規律性，在方法論上為經濟研究和經濟工作提供經濟數量分析的方法，在應用上為改進經濟計劃和經濟管理服務。數量經濟學雖有它自己的基本原理、原則及其具體運用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它是一門應用經濟學科。在應用中，完善經濟計劃、管理、預測和決策，是發展這門學科的宗旨。

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數量經濟學與數學、社會經濟統計學、系統科學、技術經濟學等學科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所區別。數學為數量經濟學提供數量分析的一般方法，而數量經濟學向數學提出如何適應經濟問題特殊需要的課題，給數學的發展以新的推動力；社會經濟統計學用統計方法來反映經濟現象的數量特征，數量經濟學則在此基礎上用模型方法對經濟現象的數量關系進行研究；除其他核算（如計劃會計、業務等）外，統計資料是數量經濟學的基本資料來源，數量經濟學的發展以社會經濟統計學的發展為條件，同時又不斷促進統計指標統計分類、統計方法，以至統計理論的改進、革新和發展；系統科學給數量經濟學提供一般方法論和具體的系統分析方法，而數量經濟學的研究又豐富了系統科學的內容，為系統科學的發展擴大了基礎。此外，數量經濟學與技術經濟學在內容上有相互交叉、重疊的部分，但兩者研究的范圍和側重面不同。后者只研究生產力方面的數量關系問題，前者還研究生產關系方面的數量關系問題；后者是從宏觀角度來研究微觀問題，前者是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側重于宏觀問題的研究。

根據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2008）的排名，目前國內設置數量經濟學專業及其綜合實力排名情況如下：

可以看出，設置數量經濟學專業的高校主要有國家和地方兩級的綜合類、財經類和理工類等三類高等院校。其中，吉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清華大學逐漸成為國內數量經濟學專業、尤其是研究生人才教育的領先機構。總體而言，目前我國財經類院校的碩士研究生培養還存在著嚴重的重理論、輕應用和重方法、輕能力等問題。另據調查，我國目前以金融領域為代表的高層次財經類人才培養的現狀也遠不能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3】。具體地，主要體現在目標定位、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教學手段、師資隊伍建設等以下的幾個方面：

第一、在培養目標的設定方面：

（1）各層次人才間的差異性還不明顯，培養規格還需明確界定。

（2）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環節相對薄弱。

（3）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的比重還不盡合理。

（4）對學生的創新素質、實踐能力和國際視野培養重視不夠。

第二、在專業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方面：

（1）課程設置和教學內容均不合理，與用人單位的需求差距較大。同時，學生對其評價也最低，給出"不太適應"和"很不適應"答案的比重最高。

（2）不同層次專業課程設置的相互銜接和遞進不明顯，簡單重復的較多。且在教學內容、深淺程度方面與本科體現不出差異，導致碩士研究生高不成低不就的問題尤為突出，也為進一步接受博士生教育造成一定困難。

（3）理論課程與實踐課程不能有機結合，缺乏實踐環節。

（4）課程設置與人才培養目標脫節。

第三、教師教學方法與手段方面：

（1）近60%學生認為專業教師在理論教學過程中的教育效果一般。

（2）普遍存在考核方式單一，缺乏科學的考核制度。學生缺乏學習興趣和自主性，應試教育模式也很難開發學生的研究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

第四、師資隊伍結構方面：

（1）授課班級規模越來越大，但教師可支配的教學和科研經費不足。教學管理水平差，教學效果有所下降，部分教師因為工作量過重而無暇精心指導學生，進而影響了教育教學的質量。

（2）由于新引進的教師較多，良好的梯隊尚未有效形成。

（3）教學內容的更新給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為教師創造國內外實務和理論交流的機會和加大對教師培訓的投入，是更新教師知識結構的當務之急。

與綜合類高校的教育資源和功能定位不同，財經院校多是以應用性學科為主的院校，其培養主要目標是高級應用型財經類人才。從上述關于數量經濟學學科內容和性質的介紹表明，數量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培養的價值和關鍵難點就是其專業素養和專業水平的造詣。其中，從普遍意義上講，創新能力的培養也是數量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培養的核心要素。總之，積極推進數量經濟學在內的財經類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改革，必須基于我國高等財經教育的實際情況。而數量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和教育資源，也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的理論機制和現實途徑。

二、財經類高校碩士研究生人才培養的功能定位及其實現機制理論

按照高等教育學的一般規律，研究生培養也同樣是分層次和類型的。同時，研究生教育的上述基本特點中，專業性是隨著學科在特定方向上的拓寬和應用，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的。而前沿性則是相對于基礎而育，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至于研究型，因專業前沿屬試探研究性領域，僅僅靠知識的傳授和吸納顯然無法進入，必須在研究過程中進行創造才能有所作為。因而，以各種方式參加生產新知識的科研過程，是研究生教育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對財經類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培養而言，其社會科學學科的一般屬性決定了其人才的質量是整個教育的核心，而碩士研究生的創新能力又是人才培養質量的核心標志。【4】

綜合分析財經類院校碩士研究生現有的一般和典型的培養模式，針對財經類院校研究生培養的學術型和應用型兩類不同的人才培養定位，以下我們依據人力資源管理的價值理論，提出了兩種不同內涵的"專業素養+創新能力"的財經類院校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特別地，對于以高級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應用型碩士研究生人才培養，提出了在完成必要的基本理論訓練的基礎上，重點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解決實際問題、并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將經驗概括為理論的能力的培養模式。

事實上，按照人力資源管理的價值理念，人才培養的首要任務和基礎規范，就是培養功能的目標定位。這是教育的社會效用實現的必要基礎。而教育的社會效用的高低，則取決于人才培養的質量和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標準。

從價值工程基本原理出發，我們在現有的功能系統簡單靜態分析理論基礎上，給出了基于系統動力學方法的階段性動態功能強度分析。綜合對碩士研究生培養定位和實現機制問題的研究，在原有研究成果基礎上【5】【6】，我們提出了如下的價值工程功能定位系統理論。其中，采用系統工程理論的圖示方法概括性表述的碩士研究生培養功能定位系統動態性和能動性理論見圖1、圖2和圖3。

總之，財經類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保證的前提，應是其培養功能定位的科學性和時效性，而其功能定位必須強調包括學生自身和用人機構在內的社會客觀需求的價值取向和時代特色。基于價值工程基本原理和高等教育內在屬性的人才培養的功能定位理論的主要觀點，概括起來就是，人才培養的功能定位是教育的社會效用實現的必要基礎；財經類高校的碩士研究生培養的功能定位必須強調包括學生自身和用人機構在內的社會客觀需求的價值取向和時代特色。

三、結論

本文針對數量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創新的討論，依其自身邏輯關系，可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的系統性觀點：

第一、人才培養的功能定位是教育的社會效用實現的必要基礎；數量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培養的功能定位必須強調包括學生自身和用人機構在內的社會客觀需求的價值取向和時代特色。

第二、數量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和教育資源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的理論機制和現實途徑；專業素養和創新能力是實現數量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培養功能的兩個核心要素。

上述結論，也可以作為關于財經類高校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思考的一般性借鑒和具體化參考。

參考文獻：

1、張建林，基于創新能力的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探索，《中國高教研究》，2008，№.3

2、孫朝，研究生創新能力特性分析，《高等教育研究》，2005，№.8

3、我國高層次金融人才培養現狀調查，毛洪濤，《中國大學教學》，2008年第10期

4、王朝陽、崔華華，創新視野中的文科研究生能力培養，《中國高教研究》，2006，№.8

篇（4）

（一）歷史學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說經濟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為了說明而把它從其余的部分分離出來"（注：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第65頁。）。由于經濟史是史學的一部分，因此史學方法當然也是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體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傳統的史學長于現象描述，因此也被視為"藝術"而非"科學"。而將過去的經濟實踐清楚地描繪出來并展示給世人，乃是經濟史研究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此方面，沒有其他方法可取代傳統的史學方法。

其次，經濟制度、經濟事件等是經濟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這恰恰又正是史學方法之所長。對經濟制度、經濟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過去經濟實踐的基礎，因此離開了史學方法就談不上經濟史研究。

再次，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對經濟史研究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曾批評中國的傳統史學說："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神話、官書都可以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價值。"（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臺灣里仁書局1982年版，第19頁。）傅斯年更加強調史料學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史學便是史料學"，原因是"史學的對象是史料，……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注：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版，第5、6頁）。吳承明則指出：史料是史學的根本，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證，論從史出，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治史者必須從治史料開始，不治史料而徑談歷史者，非史學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實，必須經過考據、整理，庶幾接近史實，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可以說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從乾嘉學派到蘭克學派，中外史家都力圖通過考證分析，弄清歷史記載的真偽和可靠程度（注：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經濟史研究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因此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也是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無論何人研究經濟史，都必須掌握歷史學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趙岡估計南宋中國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高達1/5，而該估計的基礎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據《馬可波羅游記》中所說的杭州胡椒消費量對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個推測（即杭州城市人口多達500萬甚至600-700萬）。麥迪森借助于史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茲(Etienne Balaz)對南宋杭州人口數量所作的考證，指出霍氏之說嚴重不符史實，因而趙氏據此所得出的結論也"證據極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運用以上方法進行研究，并不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是傳統史學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這種不重理論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價值，因為是否需要理論，乃是由研究的對象與目的所決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學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論，在于我們到底是對一般現象還是對具體經過感興趣。"如果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般現象，那么就與理論（經濟學理論或其他社會理論）有關。否則，通常就與理論無關"；而"歷史學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論術語來進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認他可以利用某些不連貫的理論作為前途來解釋某些特定的歷史過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對于任何一個經濟史學家來說，傳統的史學方法都是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認的是，傳統史學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總結20世紀上半葉國際史學的發展時，把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歷史主義學派的不足作了歸納（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頁。）。吳承明對此作了進一步討論，總結為以下五個方面：(1)史學是敘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羅列，或用單線因果關系將它們聯系起來，而缺乏整體性、結構性的研究；(2)強調歷史事件、人物和國家的特殊性和個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過去的普遍規律；(3)在考察史料時采用歸納法和實證論，這種經驗主義的方法不能在邏輯上肯定認識的真實性；在解釋史料和做判斷時，由于缺乏公理原則和強調個性，就主要憑史學家的主觀推理和直覺：(4)或是根據倫理、道德取向來評議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認為一切是受時間、地點和歷史環境決定，無絕對的善惡；(5)脫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來研究歷史，認為歷史學的惟一目的是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注：吳承明：《論歷史主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傳統史學方法存在上述問題，只依靠它們是難以深入研究經濟史的。如吳承明所指出的那樣，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確無誤，仍然不能保證就可得出正確的結論。傳統史學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歸納法，而歸納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規定范圍，所得結論都是單稱命題，難以概括全體；雖然可以用概率論方法作些補救，但難用于歷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學科的方法，是無法深入研究經濟史的。

（二）經濟學方法

篇（5）

下呼吸道感染是臨床常見病，治療上主要以消炎抗菌為主要手段。近幾年，抗菌消炎藥種類繁多，普遍具有廣譜性，怎樣在眾多的藥物中選擇高效經濟的品種，為患者及家屬找到一種科學合理的治療方案，是廣大一線醫務人員面臨的課題。頭孢呋辛鈉為第二代頭孢菌素類抗生素。頭孢曲松鈉本品為第三代頭孢菌素類抗生素。兩種藥物都具有廣譜抗菌性，對下呼吸道感染具有明顯的治療效果，但是從經濟高效的角度考慮，二者還是有區別的。研究兩種藥物的療效和經濟成本，為治療下呼吸道感染提供科學的用藥參考，形成高效的治療方案具有重要的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抽取我院2010年2月—2012年1月我院收治的110例下呼吸道感染患者的病例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按照用藥不同分成2個組，使用頭孢曲松鈉的患者為A組，共有55例；使用頭孢呋辛鈉的為B組，共有55例。A組患者采用頭孢曲松鈉靜脈滴注，每天120mg/kg—200mg/kg；B組患者采用頭孢呋辛鈉靜脈滴注，每天120mg/kg—200mg/kg。患者年齡在18歲—73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8.23歲。患者住院時間平均在5.5天，兩組患者的年齡和住院治療時間，不具有統計學意義。

1.2 治療與分析方法 將住院患者的病歷資料按照用藥不同而分為兩組，分別采用上文所述兩種藥物對患者的下呼吸道感染進行治療，其中肝腎功能不全者、青霉素過敏者不在抽選范圍內。對患者治療期間的療效和痊愈時間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比較，包括痊愈效果，治療成本的經濟性。

1.3 療效評價 將患者治療的療效，按照相關標準規定分為痊愈、顯效、好轉、無效四個等級，其癥狀分別為痊愈：患者體征及各項實驗室數據均正常；顯效：患者感染癥狀有較為明顯的好轉，但是沒有完全徹底的治愈；好轉：患者體征有變化，但是不能確定為顯效；無效：經過治療沒有改變。

2 結 果

對患者下呼吸道感染應用頭孢曲松鈉與頭孢呋辛鈉治療的總有效率分別為96%和95%，期間產生的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是在藥物成本上，差異較大，分別為1226.40元和1560.30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 論

急性呼吸道感染無論在門診或住院病人中均為發病數最多的疾病。據我國7大城市18大醫院的門診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我國成人感冒病原調查以鼻病毒占第一位，而兒童中鼻病毒僅占10.7%，至于小兒呼吸道感染病原調查以腺病毒占第一位（40.8—47.9%），是臨床最為常見的內科呼吸道病癥，常常給患者帶來很大痛苦，也給家長帶來很多麻煩，而且這種病癥有反復發作的特點，不易治療、不易根治，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物很多，療效都很明顯，但是藥物價格以及治療方案的確定，卻可以導致家屬的經濟負擔有所不同。所以醫生要保證患者既能夠得到最好的治療和最高的療效，也要保證家長最輕的經濟負擔。用什么藥物、采取怎樣的治療方案，是治療下呼吸道感染過程中，醫生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目前的經濟狀況下，人們看病就醫的費用依然是百姓的一個重要負擔。保證治療效果的前提下，盡量減少家屬的經濟負擔，就要從經濟成本上考慮。研究藥物經濟學，是提高治療效果及減少經濟成本的理論基礎。我們所說的藥物經濟學是指藥物治療對保健和社會生產所付出的成本和產生效果的分析。本研究中，根據藥物經濟學，對照了兩組患者在治療期間的經濟學成本，這樣的研究結果，對于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療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為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療方案提供了科學的依據。使用兩種頭孢類抗生素治療下呼吸道感染在臨床上的治療效果無大差異，但是在經濟學方面，卻有很大的差別。通過本組資料的研究，筆者得出一個結論：頭孢曲松鈉比頭孢呋辛鈉的成本少，效果相同，更經濟。對兩組病例資料進行了回顧性分析，兩組的有效率都在極高水平，所以應該從經濟學角度去制定治療方案，以有效性和科學性為主要的制定目標。本研究中，A組的治療方案很顯然是很科學的，保證了治療效果和經濟成本最低。符合藥物經濟學原則，治療方案更具有前瞻性，但是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偏差，針對人們的生活質量、工作能力等方面，只有估計，因此難以保證完全的科學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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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固定資產投資；非參數回歸；虛擬變量

1.引言

根據經濟學的理論，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直接的提升作用；（2）投資加大原材料以及生產設備的需求，帶動相關的內需，從而帶動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多。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

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在表現經濟因素之間的動態關系時具有明顯的不足，正是在這種狀況下，非參數模型估計應時而生，能比較準確的表現出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時變關系。

非參數模型估計在最近幾年的計量經濟學發展與應用中所扮演的角色越發的重要起來。它改善了傳統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不足，使得我們可以對那些未知分布的模型進行處理，給計量經濟領域帶來了觀念的改變。

本文根據計量經濟學中的模型估計理論，分別建立了線性參數預測模型以及非參數回歸預測模型，用以預測回歸模型以及進行模型參數的對比分析，比較這兩個模型方法的預測結果，區分出他們的優點與不足。

2.非參數模型概述

2.1非參數模型的介紹

設：Y是被解釋變量；X是Y的解釋變量，是影響Y的一個因素；給定獨立同分布的樣本（Yt，Xt）（t=1，2，…T）可以建立非參數回歸模型：Yt=m（xt）+et=1，2，…（1）

其中，函數m（.）稱為回歸函數；為隨機干擾項，它反映的是除解釋變量外，其它影響被解釋變量因素（可觀察或不可觀察）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當然也包含模型的設定誤差。

3.實證分析

本文通過研究國內生產總值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來對比分析兩者模型的區別。選取數據的年份為1980～2013，運用R語言來對模型進行擬合以及檢驗預測。

3.1參數回歸方法

回歸分析法是計量經濟學的一個主要分析工具，本文先是根據OLS估計原理對GDP和固定資產投資建立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log（gdp）=2.876+0.812*log（i）

R2=0.994t=73.516DW=0.32

該方程衡量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的關系。從回歸估計的結果看模型的擬合較好。回歸式中的系數估計值表示，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能源消費大約增加百分之零點八三，從統計意義上看，回歸系數是顯著的。然而從圖1中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固定資產投資的線性擬合來看，擬合的效果不是非常好，尤其是在1991年附近，圖中出現了拐點。另一方面，杜賓沃森檢驗值的結果比較小，這就意味著模型中存在序列相關性，而且序列相關會對模型的估計準確性以及預測精度產生影響。

3.2非參數回歸方法

非參數回歸模型廣泛的應用在計量經濟學的模型分析預測中，它的主要特點為：（1）對回歸函數的形式沒有具體的要求，因而非參數回歸得出的結果往往更加具有普遍性。非參數回歸模型相比于經典的線性參數模型來看，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擬合效果。

4.結論

我們分別運用線性回歸模型和非參數回歸模型對國內生產總值和固定資產投資之間的結構進行了比較與研究。對比兩者得出的結論，非參數模型的擬合優度和預測精度具備更好的效果。這可以主要歸因于我國在經濟發展中的政策變動，由于經濟政策的變化，投資力度也不斷發生變化。而應用參數回歸模型對經濟進行預測，預測值的誤差會有點大。然而，運用非參數回歸模型，則可以避免了單一趨勢的簡單做法。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解釋：（1）參數回歸是利用連續的線性進行外推預測；（2）線性回歸模型選取的樣本數據量有限，在缺少樣本信息的情況下得出的回歸系數并不是那么可靠，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然而反過來看，非參數回歸需要的樣本量比參數回歸所需的樣本量要大很多。雖然在較小的樣本條件下使用分參數回歸就會出現過度擬合的情況，這個問題很難通過統計學的方法來處理；但是我們更希望數據自身更加符合實際、有更小的偏差，因而非參數更加符合實際問題的需要。

擬合結果顯示，固定資產投資對國內生產總值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影響，1980年到2000年之間，呈現的更多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2000年之后，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逐漸凸顯。這恰恰反應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性調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雖然我國一直在努力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面臨嚴峻挑戰，依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已經開始顯現它的不足與非持久性，所以必須科學處理固定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繼續依靠固定資產投資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要努力減少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程度，要通過拉動內需來帶動GDP的增長，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經濟結構，因此，要努力的帶動內部需求，重視多邊貿易的發展，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強化經濟內生動力，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劉金全、于惠春：《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影響關系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2（1）：26-29。

篇（7）

說經濟學是一種哲學，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后經濟學的發展趨勢非常不符。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后的主流經濟學追求的是向物理學等所謂的“樹干”科學的靠攏，表現為去哲學化或去形而上學化的與樹根的分離。瓊·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哲學》，就是這一過程中這位英國古典經濟學傳人以卡爾·波普的方法論和科學價值觀為基礎向“樹根”回歸的努力。

羅賓遜夫人是古典經濟學的最后傳人，也是自希克斯之后英國劍橋經濟學派的掌門人。在經濟學理論發展史上，她有過三次革命性創新，即不完全競爭理論的提出、對有效需求理論的闡釋以及對正統資本理論的毀滅性抨擊。當然也有人認為這些只是“一種突破”。由于“革命”是指“改變了對基本問題的思考方式”，而“突破”是指“沒有顛覆傳統的看法或結果，只是從另一個角度重新開始”，因此，盡管羅賓遜夫人在《不完全競爭經濟學》中謙虛地認為該書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但因為不完全競爭“為置身于荒涼地區的人們提供了旅行指南”并填補了“壟斷與競爭之間的中間地帶”；而凱恩斯經濟學的闡述和資本理論的爭論使羅賓遜夫人確立了新劍橋學派分析方法，所以，羅賓遜夫人是“革命”，而非僅僅止步于“突破”。羅賓遜夫人本人也認為她是“對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理論和模型做了一次春季大掃除。拋棄所有自相矛盾的命題、不可度量的量以及無法定義的概念，并重新建構一個分析基礎”。

《經濟哲學》是一次更為徹底的“春季大掃除”。

《經濟哲學》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全書由羅賓遜夫人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系列講座的講稿整理而成。雖說羅賓遜夫人在書中使用了非技術性語言以爭取更多的讀者，但因為該書是從意識形態角度檢討從斯密到馬克思以至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放任基本原理（羅賓遜夫人的另一本著作《經濟學的異端》則從歷史演變角度對相同問題進行了檢討），所以讀者必須首先具有古典正統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的知識背景，才能完全讀懂該書。

經濟哲學是經濟學最本質的部分，是經濟學構建自身科學大廈的基石。如果理解了維特根斯坦的那句話：上帝準許哲學家洞悉置于每個人眼前的事物（《文化與價值》），那么，經濟哲學就是對那些無法用數學公式和統計圖表來解決的經濟事務和經濟制度的性質做的智性思考。由于羅賓遜夫人一直認為“任何一種經濟體系都要有一組規則，一種能對經濟體系進行評價的形而上學，一個存在于個人心中并迫使他遵循的道德心”，因此羅賓遜夫人的形而上學討論由來已久，由她挑起的那場兩個劍橋資本之爭，實質上就是一場形而上學爭論。雖然兩個劍橋爭論的對象是資本，但從那時以來，資本就沒有再在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出現過，并一直是當代經濟學理論中最為無用的部分。用形而上學概念解決形而下問題的古典分析方法，也在經濟學分析中失去了蹤跡。貼近物理學分析的形而下分析成了當今顯學。在這一過程中，羅賓遜夫人的身份日漸復雜，主流經濟學家的身份逐漸模糊，非正統經濟學家的形象日漸顯現。

表面上看，兩個劍橋之爭表現為同是以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兩個學派對繼承和發展凱恩斯理論的爭論，究其實質，卻是如何進行經濟學研究的問題。在羅賓遜夫人看來，凱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揭示了經濟危機的根源。雖然有效需求不足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足組成，但消費需求不足是主因，引致消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則是社會分配不公。因此，羅賓遜夫人主張從分配入手，對價值、效用以及積累和發展等進行概念式分析，以解決現實問題。薩繆爾森對凱恩斯理論的理解與羅賓遜夫人不同。薩繆爾森也認為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足構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經濟危機的根源。但薩繆爾森是根據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以及消費傾向等因素來探討提升有效需求的途徑。因此，使用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現實進行干預的形而下手段，是美國劍橋學派的凱恩斯主題。

不同的分析方法反映了經濟學家基于價值評判的不同經濟分析指向。

在羅賓遜夫人眼中，“歷史不斷產生出新的問題，舊的（經濟學）討論馬上就成了問題”。因此，經濟學要采用包括過去的論證方法和觀察世界的方法在內的各種方法來解釋現實問題。經濟學借以獲得發展的第一個問題是重商主義關于國際貿易的討論，重商主義關注的是海外貿易商人，斯密的經濟學雖然從批判重商主義的國際貿易論調開始，但和李嘉圖一樣，捍衛的是資本家的利益；馬克思則將斯密和李嘉圖的論點轉過來為工人辯護。到了馬歇爾，基于貸款利息收入的食利階級成了理論的主角。鑒于此，羅賓遜夫人認為古典經濟學過去采用的是階級分析方法。從魁奈開始，經濟分析的基本對象就是農民、地主和手工業者，斯密只不過將這幅中世紀圖景改成了由工人、資本家和地主組成的社會結構。由于三個階級有三種不同的收入，所以總產品在他們之間的分配決定了經濟的發展。斯密之后的李嘉圖指出，“確定這種分配的法則是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問題”。

羅賓遜夫人認為李嘉圖的階級討論比斯密純粹。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商品的價值由勞動的支出時間決定，不過商品要由資本、勞動和土地三者分配。在分配中，勞動者得到相等于滿足勞動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即工資；資本家得到利潤；地主得到地租。因此，在勞動生產率一定的條件下，如果想提升利潤，就必須實行自由貿易，用進口廉價糧食的方式壓低滿足工人生存所必需的糧食的價格和地租。

很多人據此認為，羅賓遜夫人的分析是回歸李嘉圖，美國的新古典綜合是回歸斯密。理由很簡單，羅賓遜夫人重視分配，所以她以李嘉圖的分配為分析起點；新古典綜合則以斯密的分工為分析起點，重點討論分工以及專業化和自由市場經濟交換的均衡。但這里有個矛盾。羅賓遜夫人一直認為“經濟學缺少愛”，她的經濟學不僅要反映現實問題，還要為社會送去愛。基于這種觀念，羅賓遜夫人認為，斯密的經濟分析“是以自然規律為依據的道德哲學，他不贊成人們之間的關系缺少人情味”，相反，“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表明他非常重視道德，并且當然希望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一個倫理基礎”；但是，“功利主義者李嘉圖認為，三個階級之間的關系是理所當然的關系”。正統經濟學承續李嘉圖分析，認為對自己利益的追求必將導致社會的共同利益，因此道德問題被一筆勾銷。雖然道德問題與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矛盾沖突密切相關，但是既然正統經濟學告訴人們，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沒有利害沖突，那么，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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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追求個人利益了。在羅賓遜夫人看來，正統經濟學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并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斯密本人的學說與正統經濟學的斯密理論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從經濟學的人文關懷上看，與其說羅賓遜夫人回歸李嘉圖，不如說羅賓遜夫人回歸到了真正的以道德倫理為基礎的斯密理論。

但是羅賓遜夫人又不太看得上斯密對剩余產品在利潤和地租之間分配的討論，尤其不屑于斯密借原始森林中的獵人以鹿交換海貍所做的關于價格與交換的討論。在羅賓遜看來，斯密的這個“自然價格”不太自然，應該是有了交換才有價格；有了專業化分工才有交換；有了有組織社團才有專業化分工。“自然的”技術成本根本不能脫離組織生產的社會形態而獨立地決定價格。因此，斯密根據原始條件下“自然的”勞動耗費（時間）比對而產生的互利交換決定的分工，顯然不符合羅賓遜夫人對“價值是一種社會現象”的認識。

價值是一種社會現象的說法充分體現出羅賓遜夫人對經濟學的認識，羅賓遜夫人認為，經濟學不是中性科學，經濟學理論與概念受形而上學意識形態的驅動。從價值觀念向效用概念的發展，就不僅僅反映出經濟學從古典勞動價值論向邊際效用論的演變和發展。

嚴格地說，新古典經濟學的效用是一個循環論證且無懈可擊的形而上學概念。眾所周知，消費者帶著收入進入市場購買效用。他們不會把全部收入都花費在一種商品上。消費者如果有理性（他們當然有理性），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按照經濟學的最大化原則，將花費在各種商品上的一元錢的邊際效用（預期從購買數量的增加所獲得的效用增加）和節省一元錢的預期效用的邊際效用均等化，從而使自己獲得最大量的總效用。理性人都這么做！

但麻煩來了。因為每種商品的邊際效用會隨著購買量的增加而不斷下降，因而從這里推出的邏輯是：我們手中全部收入能給我們帶來的邊際效用（錢總是用來花費的），一定會因為我們有更多的收入而不斷下降。

那么，要那么多錢有什么用？

所以馬歇爾就說：“對一個富人而言，一個先令所能度量的愉悅和滿足，比一個窮人要小。”按照這個邏輯往下推，平均主義最符合經濟學原則，再往下推，富人們都把自己的錢轉給窮人好了。正是因為如此，威克塞爾才說：“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本身就意味著‘徹底的革命綱領’。”但是埃奇沃思不同意，他覺得“享受能力是進化的特征，是文明的根本標志”。帕累托則認為，將不同的效用加總計算，從而證明一個富人花費一元錢得到的效用小于窮人的做法沒有意義。

不管有沒有意義，對效用概念進行邏輯推理的結論是，如果沒有更為根本的干預經濟體系的手段，放任因商品分配的不公平而使商品的效用憑空消失，就證明了工會和累進稅以及福利國家這類公平原則的正確性。但從另一方面看，效用的邏輯也證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確性。每個人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花費自己的收入，一旦他將每一先令的邊際效用均衡地花費在每種商品上，他就獲得了最大的福利。再往下推論，對每個個人來說，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為了獲取利益而自利的行為。“個人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斷地所做的努力，就是一種保衛力量。”

于是我們又回到了斯密，但卻是“與教授們所解釋的斯密學說完全不同”的經濟哲學，揭示的是經濟學理論的意識形態內容。

雖然以羅賓遜夫人為代表的將科學哲學與經濟學研究融為一體的方法成為一時之時髦，并引發了對經濟學“理性經濟人”研究范式的質疑與批判，但實用主義的美國經濟學顯然已經不耐煩這種思辨經濟學。杰文斯早就說過，經濟學如果是一門科學，那么，經濟學一定是數理科學。薩繆爾森也認為，在牛頓時代之前，運用數學語言的科學就已經取代了希臘和羅馬的經典理論。就像大爆炸之后的宇宙塵埃逐漸分離擴散形成不同的星體那樣，經濟學逐漸遠離思辨傳統，走上了唯科學至上之途，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認為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就在于經濟學要使用數學方法并依靠數學模型進行“演繹”。威克塞爾針對瓦爾拉斯用數學方法證明“自由競爭能使效用最大化”的做法曾經說過：“僅僅因為使用數學公式表達了他認為當時自由貿易主義擁護者們使用普通語言無法表達的觀點，就認為他已經對他們未曾注意的地方進行了嚴格證明，基本上是一種可悲的看法。”羅賓遜夫人卻認為，雖然使用代數非常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因為x與y之間的對稱關系穩定而且和諧，但數學輕而易舉就完全抹掉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系。

或許這就是羅賓遜夫人從正統變成非正統的原因。

篇（8）

對于現實經濟生活,信息混淆與濾波問題研究的重大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經濟行為的一個理性選擇是對信息的偏好,如對知識、數據、計算機、網絡、新聞消息等各種信息的依賴。與此相伴生的是,現代生活所提供和生產的信息量增長速度迅猛。這樣,必然的一個結果是,人們在利用這些信息進行相關決策時必須首先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在大量的信息中分辨、剖析、尋找到最滿意的信息,以備使用。然而一旦考慮到信息在經濟生活中具體存在的形式,實際的選擇并不會輕易地得到。

信息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多是以混淆的形式出現的,對于混淆的信息,人們是無法用肉眼、感覺等去進行直接分辨的。混淆在一起的信息,是以單一信息的面貌出現的,而這一信息雖然是以一個單元出現,但實質上則包含著若干個不同單元的單一的信息。例如,一些產品銷售具有周期變動的特點,其銷售周期就可能包含了銷售的趨勢因素、季節因素以及不規則的變動因素等。混淆的信息,它圍繞于人們的經濟生活周圍而存在,其中一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非常重要的,而可能更多的信息則根本是無用的。人們面對眾多混淆的信息又怎會輕易地找到自己滿意的信息,以供使用和相應決策呢?

因此,在對信息經濟的研究中,對信息混淆和信息濾波概念的界定便成為首要的工作。

信息混淆,我們可以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形容,它就好比通訊中受到各種噪音干擾后最終接收到的信號,是混有噪音的一樣,人們觀察到的最終的信息也是混有噪音的信息集合。由此,信息混淆也決定了信息存在于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獨特的方面。但限于這一認識,則是不夠的。對混淆在一起的信息,必須要能夠對它們進行識別,就如同人們必須濾除通訊中的噪音一樣,將失真的信號還原為原來的信號,我們也必須將經濟生活中混淆信息中的噪音濾除,從而達到充分利用那些我們所能觀察到的帶有混淆性質的信息。因此,這就進一步提出了對信息混淆進行濾波處理的客觀要求。對信息混淆進行相應處理,必須依賴于一定的技術,通過這種技術,將混淆的單一單元的信息,按經濟實質過濾出混淆前的原來的信息。這種技術,就被稱為信息濾波。根據對信息混淆定義的類似方式,信息濾波被界定為:信息濾波就是將信息單元(A)消除作用力,還原為以前信息單元(B)的技術。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信息濾波是針對信息混淆問題產生的一個方法問題。與信息混淆相比,信息濾波則明顯具有技術方法研究的特點。如果說,信息混淆是對信息表述方面的研究,信息濾波則是對信息處理方法方面進行的研究。

二、傳統信息濾波理論的發展

對信息濾波方法進行較為理論性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信息科學中對通訊信息的研究,其后,這一研究則蔓延到經濟領域。

濾波思想在信息科學中由最初提出,進而發展為其主要學科分支——控制論中的一般濾波處理方法。信息科學的研究指出:信息由信源發出,在傳輸過程中,由于內部環境和外部噪音的干擾,常常會出現種種失真的情況,為了盡量減少信息的失真損失,達到較優的傳輸和接收效果,在信息論的具體研究中就提出了濾波理論。因而,一般濾波思想主要針對的問題是通訊與控制中的信息干擾處理。具體來講,指的就是從獲得的信號與干擾中盡可能地濾除干擾,分離出所期望的消息,或者說,是通過對一系列帶有誤差的實際測量值的處理,得出所期望數據的估計值。

一般濾波處理方法的研究中,較為典型的有維納濾波理論和卡爾曼濾波理論。而在這一領域做出過杰出貢獻的主要有維納(Wiener)、柯莫哥洛夫、雅格洛姆、卡爾曼(Kalman)和布西(Bucy)等人。維納濾波理論比較集中地表述在維納-辛欽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饋方法,用于濾波處理。卡爾曼濾波理論是本世紀60年代初提出來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學者卡爾曼和美國學者布西提出了遞推濾波算法,成功地將狀態變量方法引進濾波理論中來。

盡管濾波理論的提出,最初并非出于經濟學的目的,然而有關一般濾波理論的思想及對信息處理的相應方法,在經濟學中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借鑒作用。對信息混淆狀態的分離、辨析,一般濾波理論提供了一套方法論。經濟學中所指的信息盡管同通訊、控制中的信息不同,然而在對信息所反映現象的本質上,兩者卻有著非常類似的描述,在這一點上,兩者可以說并沒有什么區別,差別不過是所反映的范疇不同罷了。因此,經濟學中的信息處理,同樣可以將通訊、控制中的濾波思想和方法吸收過來:經濟活動中所獲取的各種經濟信息變量中,排除信息混淆狀態,分離出所期望的信息變量。

經濟濾波的研究,是將上述對信息科學中的信息濾波處理的思想引入到經濟領域中的結果。這也可視為是一般濾波思想在經濟領域中的擴展應用。但是,即使我們將經濟濾波視為一般濾波在經濟領域的擴展,經濟濾波也不能簡單地視為是一般濾波在一塊“新的土地”上的翻版,因為:第一,信息科學中的信息論,本身是統計學中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學的一個分支。統計學是一門專門的學科和科學,它不僅在自然科學中得到應用,而且在社會科學中也得到廣泛應用,信息濾波思想在經濟領域中的應用和發展不是偶然的,因為,方法論是具有一般性的。第二,一般濾波理論在經濟領域中被引入后,某些方法出現了新的創新,比如,時間序列的理論和方法出現后,既推動了對一般濾波在信息科學領域中研究的進一步發展,也增加了將濾波方法和思想在經濟領域中研究的可能性;第三,一般濾波與經濟濾波在研究對象上雖都是信息,但信息在信息科學與經濟科學中所實指的具體含義畢竟是不同的,因而,濾波處理的思想雖是相同的,但濾波處理的技巧和方法可能是大相徑庭的。

目前,對濾波理論在經濟學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主要有穆斯(Muth)和盧卡斯(Lucas)兩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理論基礎上進行研究,進一步提出了信息濾波問題。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可支配收入可以分為兩個分量:一個是持久收入,另一個是暫時收入。穆斯將這一研究結論系統化,并提出了從可支配收入變化中觀察持久收入變化的原始濾波方法。穆斯(1960)總結為,一些經濟現象可以分解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持久現象,另一部分是暫時現象。根據穆斯的結論,人們能夠得到的觀察,只能是持久現象和暫時現象的合成現象,而不能分別觀察到持久現象和暫時現象。如果要從合成現象的變化中,觀察它的兩個分量的變化,這就構成了一個濾波問題。盧卡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則從區分相對價格變化和一般物價水平變化著手,考慮信息混淆與濾波問題。他在繼承魏克賽爾(Wicksell)價格理論的基礎上,得出價格變化也應區分為相對價格變化和一般價格水平變化的重要觀點。就企業產品價格,盧卡斯指出,可分為兩個分量:一個是相對價格變化分量,另一個是一般物價水平分量。企業的決策是依據相對價格分量的變化做出的,因為只有相對價格分量的變化才能提供市場供需的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穆斯和盧卡斯對信息混淆和濾波的研究,并不是出于直接目的,他們都是在對理性預期的研究中,接觸并進入到這一領域的。作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信息混淆和濾波的研究,是出于對形成預期的要素研究的需要。出于這種目的,信息與預期被聯系在了一起。穆斯在對預期概念的定義中,直接就將信息的充分利用作為一個界定條件。

三、對傳統信息濾波理論的認識

盡管信息混淆與濾波處理理論的相關思想已在經濟學中明確提出,然而,在經濟研究的實際中,由于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及動態性的高度關聯,對信息混淆的濾波處理在現實中仍然很難確鑿把握。不過,在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已趨一致:

1.動態的經濟系統與動態的信息系統。盡管信息作為客觀的表象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存在就能被充分發現。經濟系統是動態發展的,人們對信息混淆的認識,不能只看到其靜態的存在,對其價值釋放也不能只做簡單的概括。而且,人們可能更多的時候所面臨的問題實質是“有效信息”的問題。這就要求在原始的信息集合中,分離出應該能夠反映這種變化及需求的信息預期變量,謀求其能量的釋放方式。由于信息作為系統的存在是呈動態性的,混淆也是呈動態特性的。簡單地將信息混淆劃分為可觀測的變量及不可觀測的變量,這種方法雖然很有效,但并非是科學的完全概括。

2.信息混淆的內涵可能是多樣的。經濟理論的發展,從一般均衡到動態均衡,取得了質的飛躍,這種飛躍的實質是理論的探討對經濟生活本質描述的復歸,但這種描述可能還遠遠不夠。可以說,現代經濟理論的難點仍然是對經濟生活本質描述的細致性探討。信息經濟學的崛起,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從信息的角度,對經濟現象抽出其主要的線條,這可能會使經濟學的探討更接近于本質,更具有規律性,使復雜的問題(信息集合)分離成眾多的單獨信息變量,而且更宜于操作。作為信息集合的分離難點,顯然首先來自于信息混淆的確切類型,其次才是濾波處理的具體方法。信息混淆內涵無論被歸納為長期信息與短期信息的混淆,還是被描述為名義值與實際值的混淆、內生變量影響與外生變量影響的混淆,這實質上都是反映信息混淆的某些類別,除此,還可能存在著上述概括以外的大量信息混淆類型,而涉及后者的判別,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涉及與不確定性相關的領域。然而,人類的認知及相應處理的方法,在此顯然是不夠的。

3.由于信號作用而產生的信息混淆。已有的分析,基本著重于各種因素對信息的信源和信道的影響,從而造成信息混淆。如果從信號分析著手,那么在經濟學方面,信號所傳遞的最基本內容,應該包括價格信號與質量信號這兩類信號,當然,除此還有其它一些內容。若對價格信號與質量信號這兩類信號進行干擾,則由此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便是價格信號混淆和質量信號混淆。對于價格信號及其混淆,我們是比較常見的。由于市場的作用是建立在價格機制充分發揮效能的基礎上,因而,價格作為信息符號,作用著供需雙方,從而影響均衡態勢。如果價格信號產生混淆,供需同樣受到沖擊,進而沖擊均衡。價格信號混淆的典型例子便是蛛網波動。質量信號一般都被忽視了,阿羅(Arrow)提出了這個問題,但并未走得太遠。可喜的是,我們看到近幾年來,人們在這一方面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如對經濟增長質量的研究。

4.對信息混淆進行濾波處理是具有機會成本的。濾波理論對信息混淆的處理較側重于對信息量的分離上,對每一信息所包含的內在價值并未重視。信息是具有多維性的,出于單一的目的,對信息采取濾波處理,在精確分辨的同時,必然導致同一信息在其他用途方面的損失。

5.搜尋理論實際是濾波理論在現實中的一個具體體現。斯蒂格勒(Stiger)放寬完全信息假設,提出的“搜尋”理論,試圖說明買賣雙方若要查明市場價格,需要提供一定的代價,即所謂搜尋成本。在該理論中,最重要的問題即為價格信號。價格信號的分散,使尋找必須付出成本。在這里,尋找的過程,實質就是對信號混淆進行濾波處理的過程。另一方面,濾波處理是有成本的,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對濾波處理的方法選擇或其在實際中的運用進行了約束。而約束邊界的有關問題,是需要借助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來完成的。搜尋理論充滿了濾波的思想,主體要對分散的價格信號進行優化選擇,就得去對信號進行處理,這種處理直到搜尋成本等于預期邊際收益為止。

四、統計濾波理論的提出

從傳統信息濾波理論的發展可以看出,該理論對于信息混淆的處理,多是從經濟理論范式進行的探討。現有的濾波理論著重于對實際測量值進行修正,以期得到有關信息變量以及變量值,這種思路和繼之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明顯不足是,具體的濾波處理技術缺少量化方法的支持,并且這種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因此,在對信息混淆濾波處理的研究中,就提出了統計濾波理論。

統計濾波理論,是以國民經濟核算為基礎的一種濾波理論。依賴于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統計濾波理論從經濟統計角度人手,對信息混淆的處理進行了量化突破,并形成一個相對系統的濾波處理體系。相比傳統信息濾波理論而言,統計濾波理論根據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經濟生活中的信息所做的觀察更為系統和全面,進而對信息混淆進行的濾波處理更完整些。由于SNA嚴格按照復式會計原則及經濟帳戶的方法對包括國民收入諸量進行核算,以相互連接的平衡結構方式對現實經濟進行描述,從而系統地、完整地反映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動。.這保證了統計濾波對國民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宏觀經濟信息進行系統量化的基礎。不同于傳統信息混淆及濾波理論的根本地方是,統計濾波對信息的描述和對信息混淆所做的相關工作及進行的濾波處理,體現在國民經濟運行的流程描述中。并且,這種濾波處理更明確地體現在,對國民經濟的研究,首先是對經濟活動行為進行的不同分解或模擬上,這實質上是起到了改變信道環境的作用。

如果將統計濾波理論視為基礎性的宏觀經濟濾波理論,很顯然,該理論對傳統信息濾波理論進行了重大的發展。它不僅使信息濾波理論更系統化,也使濾波處理技術變得更有操作性。

參考文獻:

①J.E.Stiglitz,1985.InformationandEconomicAnalysis:aPerspective,TheEconomicJournal.

②JohnF.Muth,1961.RationalExpectationsandtheTheoryofPriceMovements,Econometrica,Vol.29,No.6.

篇（9）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及其研究意義

1、庫恩的科學范式理論

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科學發展的范式理論，對許多學科領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庫恩定義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號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承諾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關聯、相互支持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它們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學科領域科學家的共同信念。

庫恩認為類似哥白尼地心說、牛頓力學、達爾文進化論、愛因斯坦相對論這樣的重大科學成就的出現是范式確立的標志。范式具有兩個基本的特征：(1)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2)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這兩個特征又決定了范式在學科發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確立標志著學科進入了常規研究階段，即該領域的研究者根據構成范式的公認理論，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進行常規性的研究，不斷增強該學科對現實問題的解釋能力并拓展其應用領域；(2)范式構成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識選擇的基礎。人們把范式理論當作一種分析科學及其發展演變的犀利工具。西方經濟哲學界普遍用范式的觀點考察經濟學，這種做法在以馬克，布勞格(Mark Blaug)為代表的經濟哲學家們的作品中隨處可見。

斯密(Smith，論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76)為經濟學建立了公認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基礎。李嘉圖、西蒙第斯、薩伊、穆勒等成為斯密的追隨者，他們有的進一步完善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李嘉圖)，有的將經濟學條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則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爾拉斯)，逐漸構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科學的發展也是范式轉換的過程。在常規研究中，總會遇到用現有理論無法解釋的“例外現象”，一般來說，研究者開始是采用忽略它們的辦法來回避問題，庫恩將這種現象稱為“知識選擇”，即研究者認為反常現象不屬于他們研究的范疇。當反常現象日益積累以后，現有理論會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研究者們就不得不對范式進行調整，例如新古典主義學派完成了經濟學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轉換。

2、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特征

從本體論角度來看，區域經濟學將經濟活動的空間因素作為研究對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個體動機與地理區位的關系，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后來的區域經濟研究脫離了這種研究范式。主流經濟學的本體論強調個體動機，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設和理性人假設，然后通過消費者均衡和廠商均衡分析來獲得最終的市場均衡狀態。近代以來，主流經濟學，無論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還是后來的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在構建其理論體系時，都十分重視對經濟現象的微觀均衡分析。

在認識論方面，區域經濟學強調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忽視規范主義的哲學思想。區域經濟學起初沒有將理論體系的構建作為研究的重點，而是將對經濟活動的空間特征描述作為觀察的重點。例如韋伯的工業區位論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企業選址問題，具有以問題為導向的實用主義特點。區位論和區域科學利用經驗研究的結論作為城市規劃和區域發展規劃的主要工具，這與區域經濟學的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哲學基礎有密切的關系。

在方法論方面，區域經濟學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經驗驗證，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對空間經濟特征的描述性結論，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基礎上的歸納法。區域經濟學關注經濟總量指標與空間區位的相關性，并以此為基礎提出區域政策建議。區域經濟學觀察到產業在特定空間上的集聚，通過經驗研究來尋找產業集聚與空間變量的相關性，但不去解釋這種集聚的個體動機與總體趨勢間的內在聯系。主流經濟學認為必需解釋這種聯系，并且認為這是區域政策能否獲得預期效果的基礎。主流經濟學重視理論的演繹，強調以精煉的模型來揭示經濟運行整體現象背后的個體理性動機，在理論演繹的基礎上進行計量分析，即計量研究是對理論假設的驗證，但理論假設并不直接來自計量研究。艾薩德注意到了這種區別，指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驗證的假設和理論。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地理學未能“成功地”匯入主流經濟學的原因是沒有用一種適于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的方法表達他們的思想。在政策供給方面，區域經濟學從產業集聚與空間變量的歷史相關性出發，而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個體對空間資源的需求動機出發。

就對市場經濟系統的整體認識而言，主流經濟學將經濟系統看成一個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聯系和依賴的、能自我調節的體系。即在主流經濟學的視角中，市場經濟具有自組織的特征，所以強調個體選擇。區域經濟學在傳統上更傾向于將區域經濟系統看做是可以運籌的他組織系統，所以強調整體的最優布局與結構，但是其運籌的結果有時與個體理性選擇相悖。

3、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研究意義

由于主流經濟學缺乏分析空間問題的建模工具，區域經濟理論又不能以主流經濟學的范式來解釋空間布局與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遞增的關系，隨著經濟學變得越來越嚴謹，對區位理論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學術的。區域經濟學利用實證手段發現了空間經濟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場潛力模型繪制了美國的市場潛力地圖，證明高市場潛力與產業集聚有顯著的相關性，但因為對產業集聚的內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這些研究無法被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直至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學對各種經濟活動的空間集中現象都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這造成了區域經濟學應用的困境――區域經濟理論的政策主張往往基于經驗公式，在微觀動機和市場結構轉移的經濟機理方面的分析卻是空白，而數量眾多的沒有統一邏輯內核的經驗公式，有時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經濟學強調個體理性選擇的均衡結果，但是沒有將理性選擇置于特定的區域之中，這是基于其理論范式的“知識選擇”；而區域經濟學則在分析特定的區域經濟問題時對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加以忽略，這也是基于其理論范式的“知識選擇”。只有將兩種理論范式統一起來，才能做出真正有意義的區域經濟分析。

二、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演進

1、杜能的開創性貢獻

杜能(Thunen，孤立國與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1826)設想了一個位于勻質平原上的孤立國，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給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給；孤立國內各地自然條件和運輸條件相同。杜能認為農場利潤最大化的主導因素是生產地與市場的距離。農業經營規模也與距離密切相關，追加的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必須能償付成本與運費。當耕作成本一定時，離城市越近，追加的運費越低，邊際產量需償付的越少，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創建了農業圈層理論，推論出決定各地區農業布局最佳類型的是級差地租。杜能將空間摩擦對人類經濟活動的影響加以理論化和體系化，這一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廣到了其他的研究領域。

由于空間既被看作是一個經濟物品，又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基礎，杜能的分析對區域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性便是雙重的，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來的幾位貢獻者更具有相關性和普遍性。盡管杜能對經濟思想的貢獻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卻被冷落了一個多世紀，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論作為基礎。在艾薩德努力將區域經濟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時候，他嘗試將杜能的理論與均衡分析相結合。

當人們對杜能的假設前提做認真的分析時，一種邏輯追溯卻遇到了難題：在勻質的平原上，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為什么不是分散交錯地分布著，成為分散的“后院資本主義”形態，而是將工業集中在城市里面?顯然，杜能認為工業生產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從杜能的理論出發，也就無法對此做出合理的解釋。

2、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發散

杜能回答了生產是如何擴散的，但是人們還需要知道生產是如何集中起來的，所以杜能的區位論只發揮了“一半的作用”。這樣，杜能的農業區位論就不足以支持區域經濟學整個領域的發展，所以區域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呈現出發散狀態。除新經濟地理學以外，區域經濟學有6種理論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問題；地理幾何分析形成了工業區位理論，分析企業及產業區位選擇過程中的運輸費用問題；區域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生產要素的區位差別；當地外部經濟理論揭示了聚集經濟效應；積累因果分析發現了區域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現象；社會物理學的研究進一步為上述研究結論提供了實證。

(1)基于地理幾何分析的工業區位論和市場區位論

19世紀德國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產業布局和產業遷徙問題開始為學者們所關注，勞恩哈特(Launhardt，確定工商業的合理區位，1882)提出了在資源供給和產品銷售約束下，使運輸成本最小化的廠商最優定位問題及其嘗試性的解法。

韋伯(Weber，工業區位理論，1909)系統地表述了工業區位理論：區位因子決定生產場所，將企業吸引到生產費用最小、節約費用最大的地點。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為目標，從運輸指向、勞動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個方面研究了產業合理布局的過程。

第二次工業革命進一步地提高了生產率，許多產業出現了規模報酬遞增，企業規模不斷擴張，市場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學開始研究市場中的非競爭因素帶來的問題，區域經濟學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市場區域劃分問題。

費特(Fetter，市場區域的經濟規律，1924)提出貿易區邊界理論，他假定有兩個生產地，根據兩地的成本和運輸費用的不同，利用等費用線方法，得出兩個生產地貿易范圍。如果兩個生產地各自的生產費用和運輸費用以及其他條件均相同，則兩地的貿易區分界線是一條位于中央的垂直線；若兩地的生產費用不同而其他條件相同，則兩個市場的邊界線是一條彎向生產費用較高貿易區的曲線；如果兩個生產地運輸費用不同而其他條件相同，則兩個市場的邊界線是一條彎向運輸費用較高貿易區的曲線。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國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質性，一定的生產地必將產生一個適當的城鎮，這個城鎮是周圍地區的中心，它向周圍地區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務。服務中心的理想服務區是圓形的。當一區域內存在多個同級中心地時，圓形之間會出現間隙，要彌補間隙，圓形服務區就會局部地重疊，圓形服務區就轉變為六邊形的。這樣，每個次一級中心地則成為六邊形的一個頂點，各級中心地組成一個有規律的遞減的多級六邊形圖形。

廖什(Losch，區位經濟學，1939)把市場需求作為空間變量來研究，探討了市場區位體系和工業企業最大利潤的區位，形成了市場區位理論。廖什認為，企業產品銷售范圍最初是以產地為圓心，最大銷售距離為半徑的圓形，而產品價格又是需求量的遞減函數，所以企業的產品總銷售額是需求曲線在銷售區旋轉形成的圓錐體。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銷售范圍，企業之間形成了空檔，圓外有消費者不能得到供給，在競爭中每個企業都想擴大自己的市場范圍，因此圓與圓之間的空檔被新的競爭者覆蓋，圓形市場被擠成了六邊形的市場網絡。

(2)基于區域生產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論

俄林(Ohlin，區域貿易與國際貿易，1933)認為一個區域內所有的商品價格和生產要素價格都由它們各自的供求關系決定。需求方面有兩個主導因素：一是消費者的消費偏好；二是生產要素所有權的分配狀況，分配影響收入，從而影響到需求。供給方面也有兩個主導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給，即要素稟賦狀況；二是生產物質條件，這些物質條件決定了商品生產中生產要素的結合比例，決定要素密集的性質。這造成了國內外各地區生產要素價格的差異。

俄林的理論有很大影響，以至于許多區域發展規劃事實上都是以生產要素稟賦為基礎制定的。這一理論還認為區域發展的路徑依賴是由生產要素稟賦決定的。俄林的理論不能解釋技術手段對生產要素利用方式的創新，例如，依照傳統的判斷，以色列并不是一個適宜進行農業生產的地區，但是現代設施農業技術卻造就了以高附加值農產品為主的現代農業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釋為什么一些擁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卻相去甚遠。

(3)積累因果關系理論

繆爾達爾(Myrdel，經濟理論與不發達地區，1957)的“累積因果論”指出市場力的作用在于擴大而不是縮小地區間的差別，一個地區的發展速度一旦超過了平均發展速度，與那些發展緩慢的地區相比，它就可以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遏制困難地區的發展，使不發達地區不利于發展的因素越積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經濟發展戰略，1958)的“涓滴效應”與“極化效應”與繆達爾的理論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與邊緣區理論”。根據“核心與邊緣區理論”，在市場機制自發作用下，極化效應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變這種情

況，就要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引導下，有目的的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普里德(Pred，1966)把繆達爾一赫希曼模型應用于地區增長問題的分析。

繆達爾一赫希曼模型關注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但是依舊難以解釋為什么有些地區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卻依舊不能吸引投資，而有些企業卻將原材料運輸到遙遠的地方進行生產。

(4)基于社會物理學的實證研究

社會物理學是指利用數據分析方法，將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實證規律性進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預測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與周邊地區間的相互影響；奧爾巴赫(Auerbach，1913)構建了城市規模的位次一規模法則。社會物理學的典型應用是運輸網的規劃――由于對產業集聚的機制無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無法把握運輸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場引力模型等在運輸網絡規劃中有用武之地。運輸基礎設施的供給常常面臨尷尬的局面――要么是運輸供給嚴重短缺，要么是運輸供給明顯過剩，對運輸量的預測似乎從來沒有準確過。社會物理學為產業集聚和規模報酬遞增提供了實證。將社會系統看作是物理系統，有時會產生嚴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隱含了城市間作用的對等性假設，但是區域或國家間的貿易和運輸常常是不對稱的。

(5)以區域外部性為基礎的研究

馬歇爾(Marshall，經濟學原理，1890)把產業集聚歸結為三個要素：一是勞動力市場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屬行業在附近成長起來，即中間產品投入；三是技術外溢。馬歇爾認為，外部規模經濟是指企業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規模經濟使企業生產成本降低，使無法獲得內部規模經濟的企業通過合作獲得規模經濟；外部范圍經濟一方面指在區域內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時，企業可以通過垂直關聯實現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業務溝通；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水平關聯控制二級單位的產品質量等。由專門人才、專門機械、原材料提供、運輸便利以及技術擴散等“一般發達的經濟”所造成的“外部經濟”驅動，形成了企業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賴。

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沖突，城市規模由此給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論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來是非常有希望將區域經濟學帶入主流經濟學的，但是洛杉磯這樣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現以及在世界各地發展起來的具有產業協作關系的城市群對這一理論提出了質疑。

3、統一區域經濟學理論范式的努力

艾薩德(Isard，區位和空間經濟學，1956)注意到了區域經濟學研究范式的發散性，基于古典區位理論，他將杜能、韋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進行整合，把區位理論研究的問題歸結為：廠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權衡運輸成本與生產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區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對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分析中，艾薩德的工作結果被稱為區域科學。區域科學從未勝任過艾薩德所設想的角色。新城市經濟學(Jacbos，城市經濟，1969)把空間分析納入經濟學的努力也沒有獲得成功。

4、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范式的確立

研究范式的發散使區域經濟學研究在步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處于停滯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克魯格曼、藤田等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將不完全競爭模型引入區域經濟的分析中，嘗試利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對區域經濟以往的研究成果進行統一，這是區域經濟學30年以來的最大突破。克魯格曼認為主流經濟學對空間問題的分析必需解決三個問題：規模收益遞增、競爭的非完全性和對運輸成本的處理。規模收益遞增是古老的經濟學命題，馬歇爾曾經論述過規模報酬與產業集聚的關系。主流經濟學對非完全競爭市場的研究有很長歷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壟斷競爭模型成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的另外一個基礎。運輸成本一直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但是直到現在，經濟學對運輸業的許多問題都難以做出解釋。所以克魯格曼假設運輸成本以薩繆爾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設只有制成品有運輸成本，任何制成品的價值在運輸中都有一部分丟失了，而不是引入一個單獨的運輸業。

1991年以來，克魯格曼發表了一系列有關經濟聚集和產業集群的論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對上述三個問題的解決上，并且他認為以往的區域經濟分析恰恰是因為沒有處理這三個問題的手段，所以對產業的聚集與發展規律缺乏解釋力；新經濟地理學派設計出了區域經濟的“中心一模型”，將產業集聚的個體理性動機歸結為規模收益遞增，而后又將規模收益遞增的原因歸結于外部性所帶來的技術外溢和交易費用的降低。

克魯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的確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夠將以往那些發散的區域經濟理論聚合起來加以解釋。杜能的農業區位論更接近主流經濟學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經濟學必需考慮的關鍵因素――運輸費用與邊際產量的比較、生產規模擴大的可能性、級差地租等，這些或多或少地隱含了邊際成本、規模收益和空間資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杜能的模型在經濟理論上有更大的影響和被挖掘的潛力。

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運輸對市場范圍的影響，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為最有實效”的結論。但是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間問題，庫恩將這種情況解釋為“知識選擇”，因為自斯密起，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范式中就缺乏對空間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區域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不同區域生產要素供給的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不同區域間產業結構的差別。但是依舊不能解釋產業集聚的微觀原因，為什么生產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資源稟賦的區域，而是會積聚到某個或某些區域呢?積累因果關系理論描述了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用極化效應來解釋區域發展的差別。后來以區域比較和積累因果關系為基礎的研究日益具有規范經濟學的特征，進而成為區域經濟政策供給的重要理論基礎，從而使區域經濟學在整體上帶有顯著的政府干預特征。國內外許多學者都認為區域經濟理論、方法和政策是區域經濟學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魯格曼在《發展、地理學與經

濟地理》一書中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區域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區域發展問題。1999年，藤田昌久、克魯格曼和維納布爾斯發表了《空間經濟：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一書，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集群和聚集經濟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解釋和分析了經濟集聚，這部著作獲得了多項經濟學獎項。

在艾薩德的努力沒有獲得預期成果以后，區域經濟學自20世紀70年代起似乎不再為人們所重視。克魯格曼等將空間因素納入到新古典經濟學模型，強調相互交換產品和勞務的企業和家庭的分散決策與地理空間的關系，第一次真正能夠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中，將需求、供給等市場參數表現為空間因素的顯函數。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地理學是一個使用較為混亂的術語，在傳統上，它是指關于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描述，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隨著地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這一術語有時和區域經濟學相混淆了。

在新經濟地理學逐步確立的同時，其他的經濟學家也在對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趨同做出努力。巴羅(Barro)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微觀基礎，在和沙拉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增長模型。在巴羅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過了區位的作用，他比較不同國家經濟增長的差別，研究范式是古典主義的，對產業集聚的解釋歸結于交易費用理論。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業戰略管理領域，1980年出版了《競爭戰略》一書，建立了他的企業競爭力理論。1990年出版《國家競爭優勢》一書，提出了鉆石模型。波特在理論范式上可以認為是產業經濟學的成功應用。

三、區域經濟學應用的拓展

1、主流經濟學賦予區域經濟學更強的解釋能力

主流經濟學推進了區域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主要進展，這表明區域經濟、經濟地理、經濟發展理論等學科的研究范式開始趨于集中，這很可能是區域經濟學今后發展的趨勢。比較優勢、區域經濟稟賦、運輸條件、地理幾何分析等都是區域經濟學經常使用的理論工具，但是在理論范式呈現發散狀態的時候，這些理論也是發散的。由于不能將這些理論工具歸結到一個共同的理論支點上，整個區域經濟學更像一個“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儀器。當一國的經濟中出現“問題區域”的時候，基于空間分析的區域經濟學并不能給出正確的解釋，當人們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經濟學的“零維”空間去尋找答案的時候，區域經濟學的發展也就出現了停滯。主流經濟學對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結論進行的整合導致了區域經濟學的范式轉換，使其能夠依據一個具有整體性的理論框架對區域差異、產業集聚做出解釋。

在本質上，經濟是全部社會成員個體決策的結果。區域經濟學以往的研究具有顯著的規劃性，即從規范經濟學的視角先行定義最優模型，然后確定區域發展目標，并主張利用政府干預來確定經濟發展的途徑。但是個體理性選擇的總和往往和政府規劃相去甚遠，對這種情況不能做出解釋，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區域經濟學逐漸沉寂的主要原因。

2、區域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供給產生新的影響

區域經濟學具有“政府干預經濟學”的特征，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是區域經濟學的重要應用領域，國內區域經濟學的應用領域有向“問題區域”傾斜的趨勢。

在對問題缺乏根源性解釋的情況下，無論采用什么樣的技術手段，區域經濟發展規劃或者區域問題診斷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區域經濟學的政策建議也就會處于被質疑的地位，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中，許多的政策性建議帶有計劃經濟的特征，將政府置于對經濟實施“強干預”的位置。這往往是由于規劃模型缺乏企業理性選擇動機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對政府干預后形成的市場結構變化、規模報酬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導致的區域經濟均衡狀態的遷移缺乏準確的預見性，政府的干預常常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而言，主流經濟學與區域經濟學有明顯的區別。區域經濟學通常主張對區域經濟，特別是基于區域經濟稟賦對產業結構的全面規劃，但是并沒有明確的系統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經濟學則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對市場參數的調整來限制企業的決策，這已經屬于經濟規制的范疇。由此可見，一旦將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產業組織理論、經濟規制理論等主流經濟學的諸多分支學科便與區域經濟學在邏輯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給層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論選擇。

3、與主流經濟學范式趨同的啟示

區域經濟學被納入主流經濟學理論范式的結果是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會更加全面。區域經濟學不再僅僅簡單用于區域經濟問題的對策性研究，而是能夠基于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范式從制度機制、市場競爭機制、要素共享機制、社會運行效率等多個層面對區域經濟進行全方位的解釋與規劃。將過去的片面的運輸費用和比較優勢分析轉化為一種對區域經濟的全方位的“掃描”。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形成嚴整的理論體系，正如庫恩所說的，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主干和諸多分支學科由于具有統一的理論范式，因此具有邏輯的一致性。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區域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范式的趨同，意味著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能夠為區域經濟學所用，使這一學科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篇（10）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從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研究的目的來看，經濟學本身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因為經濟學本身也是有助于認識、預測經濟現象乃至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體系，但問題是，經濟學的科學性與自然科學所崇尚的科學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體現在它的數理程度上或者體現在客觀性的“硬”度上呢？當前主流經濟學極力崇尚數理模型和計量分析，但經濟學果真變得更加客觀和科學了嗎？按照達斯頓的看法，客觀性的理解本身有三個角度：本體論的客觀性是關于世界的，機械論的客觀性是關于壓制普通的人類判斷傾向和審美傾向的，透視法的客觀性則是關于消滅個人（或偶爾是團體的，正如擬人論的民族風格類型一樣）的特質的；而且，透視法的客觀性，既在概念上也在歷史上區別于追求現實最終結構的客觀性和本體論方面，也區別于禁止在對科學的結果所做報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斷和解釋的客觀性的機械論方面。顯然，達斯頓的看法了一直將“科學”等同于客觀性的普遍認識，客觀性的含義本身就是多重的，從而揭示了數量經濟學中潛含的修辭。事實上，透視法的客觀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紀后葉的道德哲學中而不是自然哲學中發展起來的，因而它將對客觀性的關注重新納入到社會環境和研究者所凸現的民族精神之中。當然，主流經濟學中修辭以及透視法的客觀性在某種意義上是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相對應的，西方的自然主義將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視為有其內在客觀規律的，它都是上帝創世時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認為，“客觀性這個觀念與西方歷史上對擬人論和人類中心論的禁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它們始自于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對將人類的屬性歸因于上帝的批評，并且作為一種對活力論、目的論和自然神學的一種逃避繼續進入現在時期”［1］。

然而，正是對于自然哲學的狂熱造成主流經濟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并且，還逐漸把這種客觀性導向了機械論的客觀性，從而扭曲了對客觀性的理解。事實上，自從經濟學從古典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轉向了“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之后，由于受牛頓革命和物理學發展的影響，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開始把自然科學視為經濟學的發展之路，試圖構建像“physics”（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那樣一種關于人類經濟社會運行內在法則的帶有“ics”詞綴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學”［2］。為此，大多數經濟學家一方面試圖通過將經濟思想的數理模型化以及實證分析的客觀化來發展成一門硬科學，另一方面則盡量避開倫理判斷而公開聲言要“價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就公開表明，要把經濟學構建成一門實證科學，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套理論或假說，來對尚未觀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義的推測；同樣，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公開聲言，“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對價值判斷是中性的”［3］。正是在極端強調客觀和中立的情況下，20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就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導假定下試圖運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而自20世紀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被引進到中國以來，國內那些自稱從事“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就把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奉若神旨，極力排斥經濟學的思辨性和倫理學內容而強調實證分析，并大肆宣稱他們所構建的數理模型和實證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觀的。問題是，這種“客觀性”真的存在嗎？米洛斯基指出，“現在是放棄‘科學’以解決客觀性問題這一思想的時候了，這主要是因為不存在單獨的這樣的問題要解決”［1］。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社會現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與其他現象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主流經濟學所宣稱的客觀性，其中首先就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他相關特征作一剖析。

二、經濟學的雙重屬性及其研究思維

由于科學僅僅體現為主體基于特定視角對客體的認知，因而科學必然具有主觀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學所面臨的對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學所體現的主觀性又存在某種差異。特別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這兩大研究客體存在明顯不同的特點，有關它們的研究目的也不盡相同。正因如此，學術界又進一步把科學分為兩大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關注由人與人之間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這種社會現象是內在于人之認知的，其背后的規律也主要體現人類的理想及由此產生的互動行為，人們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順或改進社會現實關系以更好地實現人類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視為帶有人文性的學科。相反，自然科學所研究的則是自然現象及其背后的規律，這種自然現象是相對外在于人類活動的，自然規律也具有獨立性，人們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適應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規律，因而它往往被視為更具客觀性的學科。同時，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涵蓋了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這兩個關系層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大領域。因此，經濟學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特性，這也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性質定位以及經濟理論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程度之所以常常會引起爭論的原因。一方面，盡管經濟學涵蓋廣泛，但不同學者所關注的主要領域和觀察視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學者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就會產生差異：例如，有的學者關注物質資源配置等私人領域的問題，因而他傾向于把經濟學視為自然科學；而另一些學者則關注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問題，因而他也必然更傾向于把它看作社會科學。另一方面，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主要現實問題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所呈現出來的特性也就會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古典時期所面臨的主要是社會制度等公共領域的建設，因而古典經濟學呈現出濃厚的社會科學特性；而新古典時期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資本的問題，因而新古典經濟學表現出強烈的自然科學特性。

當然，盡管對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客觀性特質的認知往往隨不同主體以及不同時代而有所差異，但是，不管在對經濟學性質的認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經濟學都不能直接歸入自然科學的范疇。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1）無論是人與自然之間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到底是人的行為及其產生的社會現象，這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而與其他社會科學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認為科學認識有兩個不同領域：自然科學和人類行動的（社會）科學，經濟學顯然應該歸屬后者。（2）主流經濟學極力鼓吹把自然科學所走的道路視為經濟學的未來之路，這也從反面說明了經濟學本質上不是自然科學，否則就用不著模仿了；更不要說，在西方自然科學也是其他社會科學仿效的對象，實際上，長期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著能否將社會科學在某種意義上看成介于科學與文學之間的第三種學科的爭論。（3）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又經常把經濟學稱為介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學科，這里也是強調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特性，以及基于經濟學科學化發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強調，根本原因在于，盡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與物以及人與人這兩個關系層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經濟學主要關注人與物的內容方面。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屬于研究人類行動的學科，研究的是由人類行為所產生的經濟現象，而經濟現象本身又是與認知主體分不開的：不僅主體的行為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而且主體的認知也會構成了經濟現象的一部分，因此，對經濟學的定位還是要從社會科學來考慮。進一步地，由于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往往都潛藏著改造社會和指導實踐的目的，因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也存在兩個明顯的階段：一是有關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預設，這體現了不同認知主體對社會事物的本質認知以及社會理念和觀察視角的總結，因而帶有濃郁的主觀性；二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的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這體現了認知主體的邏輯推理、檢驗論證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強的規范性。

顯然，正是由于不同個體在認知視角和研究思維上存在差異，對經濟現象背后之規律的探索途徑也就會存在差異；特別是，不同個體著重研究的問題也存在差異：有的人關注目的和預設的合理性，有的人則熱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性。結果，在不同認知主體眼里，經濟學這門學科也就呈現出了相差極大的兩個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開自然科學的考慮，那么對經濟學的理解也會存在這樣兩個研究視角：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①。一般來說，“人文科學”強調的是人文性，就經濟學而言，它側重于對理想目標和假設前提的合理性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討，顯然，它把人作為思維的主體，存在終極的價值判斷，因而帶有某種感觀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辯和溯源。例如，韋伯就指出，“任何一門關于人類文化生活的科學，其最根本的任務之一就是使人們對這些部分現實地、部分自以為是地追求著的‘觀念’達到精神上的理解”，這就要求“通過揭示并在邏輯上相互關聯地闡明構成或者能夠構成具體目的之基礎的‘觀念’，能夠使他根據聯系和意義認識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間作出選擇的各種目的”。相反，“社會科學”更為凸顯的是科學性，就經濟學而言，它關注的是在既定預設前提下如何嚴密而合理地得出更為廣泛的結論，顯然，它把人僅僅視為一個經驗客體，是自然的一部分，終極價值判斷是給定的，因而具有強烈的先驗理性和經驗實證的色彩，基本路徑就是向自然（科學）靠近。例如，韋伯也指出，在目的設定以后的價值判斷和批判也具有科學的性質，因為“這種批判只能具有辯爭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對在歷史給定的價值判斷和觀念中出現的材料作出的一種形式邏輯上的判斷，是根據所希求者的內在無矛盾性的公設對理想所作出的一種檢驗。由于它為自己設定了這一目的，它能夠幫助希求者對作為其希求之內容的基礎的那些終極公理、對他不自覺地由以出發或者必須由以出發的終極價值標準作出自我思索。當然，使人意識到這些彰顯在具體的價值判斷之中的終極價值標準，是它不用涉足思辯的領域就能夠提供的最后的東西。至于判斷主體是否應當遵循這些終極標準，是他個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與經驗知識無關”［4］。

進一步地，對經濟學兩個階段的研究以及對經濟學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學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一般地，根據人文（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研究主體的整合、判斷，往往萌發于書房、圖書館等讀書的地方，因而注重對前人文獻的梳理；同時，他們認為，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是因人而異的，每個人根據自身的理解而行為，經濟學學習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個人的認知，因而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和規范性，尋找對既有事實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據（社會）科學的特征，思想和理論主要來源于數據的處理和客觀的實驗，往往萌發于實驗室、實踐調查等能夠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數據的收集和處理方式；同時，它把經濟學理論視為具有普遍意義，可以指導一切人的行為，從而經濟學的學習獲得一種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強調經濟學的客觀性和實證性，試圖通過新的事實和材料來發現理論。正因如此，相應于這兩個基本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歸納出經濟學領域從事理論研究的兩種方法：厚積薄發和成規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視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識的繼承和積累，并試圖通過旁征博引而從更全面視角來分析問題和解釋現象，因而強調厚積薄發的研究態度；而且，由于這種思路試圖憑借主體的知性來剖析社會現象的本來面目以及現狀產生的內在機理，而對本質的認知本身就體現了觀察主體的主觀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規范性的學科。而基于科學的視角而言，它試圖從某些定理或模型出發，通過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來發現規律，這往往被稱為成規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這種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規范，并相對集中于某些特定對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經濟學視為實證性質的科學甚至蛻變為應用數學的分支。

其實，對經濟學的這兩個認知視角或認知階段及其認知差異也可以從經濟學說史中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時期，由于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還很不健全，人類的最大化行為主要與社會制度有關，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馬克思等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主要探究公共領域的問題，關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人文性的社會科學。同時，古典經濟學著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隱藏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機理，并以此為參照系來考察現狀以及剖析現象對本質的背離及其原因；顯然，由于本質本身體現了觀察主體自己的認知和觀察視角，本質也提供了已經被異化的事物回歸的基點，因而古典經濟學特別是仍然流傳至今的經濟學基本上是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規范性的科學。相反，隨著西方社會制度和市場機制的相對完善，人們就逐漸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尋求個人資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來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就逐漸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個人領域，關注個體如何理性地處理物的問題，從而把經濟學當作一門具有強烈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也正是由于著眼于個體行為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開始把現存制度當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關系或者雙方的力量博弈來分析現狀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現存事物之間的功能聯系；并且，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于價格、貨幣等數字之間的邏輯分析，從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強烈主張經濟學的科學化之路。顯然，因為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人文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需要知識的沉淀和積累，因而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經濟學具有強烈的科學性特點，這種研究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訓練和扎實的數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經濟學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學領域。

當然，需要指出，即使這里把經濟學歸為社會科學，也主要是強調理論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化努力以及人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的演進性特征；但卻并不否認，在作為社會科學的科學特性與自然科學之間所存在的明顯差異，因為任何社會科學都有一個預設的目的，這個目的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米塞斯就寫道，“當我們從外部接近自然科學的主題，我們觀察的結果是確立功能性的依附關系。關于這些關系的命題構成我們用以解釋自然現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們構建了這些原理的體系，我們作了我們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類行動的科學中，我們從內心理解現象。由于我們是人類，所以，我們能理解人類行動的含義，即行動者賦予他行動的含義。是我們能形成用以解釋性的現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對含義的這種理解”［5］。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對經濟學中“人文性”和“科學性”的認知也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相應階段：“人文性”主要體現在第一階段，它需要以廣泛的知識為基礎對前定的目的首先進行判斷，并選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學性”則主要體現在第二階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對達到前定目的的手段進行分析。而且，這兩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特征和要求與自然科學都是不同的，因而我們在從事經濟學的理論研究時就必須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個理論所設定的目的，并對這種設定目的進行判斷，這就需要非常廣泛的知識，顯然，這與自然科學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邏輯進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們也要時刻提防把人的行為邏輯等同于物和數的邏輯，這也是與自然科學極不相同的。

可見，盡管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兩個目的上看，經濟學也是一門科學，成熟的經濟學可以為理解和改造社會提供一個相對系統的認知體系，但是，由于經濟學所研究對象的獨特性，其理論研究的程序和特點都不同于自然科學，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來限定經濟學的發展。一方面，經濟學需要對理想目的以及假設前提進行確認，而這體現了主體的認知和理想。所以，筆者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對社會的認知，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關鍵在于對理論目的和理論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預設確定之后，經濟學的理論研究還需要進行嚴密的邏輯進行分析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結論和認知，顯然，此時就需要借助各種分析和表達工具，但其表達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種具有人文性的修辭。例如，麥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潛藏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的三個命題：（1）“經濟學中的數學理論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質，而且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2）“經濟學推理中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連正統的修辭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實際上，在麥克洛斯基看來，“經濟學不是通過求助于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或是任何其他科學哲學發展出來的優先方法論來實現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無序的學科一樣，經濟學被合法化的過程就是檢驗其參與開放的進行中的對話或語言的程度，而每一個參與者都被置于哈貝馬斯所說的對話氛圍中。因此，在這樣的氛圍中，經濟學家們的任務就是說服觀眾，這其中包括同行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6］。

三、經濟學的學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兩個階段都充滿了主體的認知，而要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論上有所創見，那么就需要豐富的知識素養：一方面，要對人類思想的發展過程作系統的梳理以能夠真正領悟人類所積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作充分契合以對客體有更為全面而系統的認知。事實上，經濟學說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大師們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淺顯的知識，都是建立在龐大的知識基礎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襲前人知識的基礎上，斯密做了系統化的簡單表述，從而寫出了視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國富論》。相反，如果沒有對理論的正確認識，沒有廣博的知識，即使能夠建立比較優美而復雜的數理模型，它們也是流傳不遠的，實際上，這樣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發表了眾多的文章也仍然沒有自信，就像當前的那些學者一樣。正因如此，對經濟學的理論研究來說，厚積薄發式的研究途徑是基本的，只有通過積累深厚的科學知識和個人知識，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認知，從而使得理論更具說服力；同時，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條件，從而在此基礎上建立合理的數理模型或者進行有的放矢的實證分析，否則，后續的一切行為都將沒有任何意義，至多成為一種我向思考的邏輯游戲或者材料堆積的數字游戲。

這可從兩方面加以解釋。一方面，影響社會經濟現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復雜多樣的，甚至經濟現象本身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反射，同一事實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識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認知；正因如此，社會科學的“科學”并非是確定不變的，相反必須將理論與主體的認知視角和認知目的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畢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為等由“人”引起的問題，這些東西都是經驗性而非先驗性的，從而也只有在基于人類實踐的經驗分析的科學中才可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正因如此，經濟學理論也必須具有經驗性的內容，經濟學的科學化必須建立在社會經驗的基礎上，正如實用主義創始人詹姆斯所說的，“唯有直接與生活發生關系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7］。事實上，正因為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往往是基于主觀的理解，不同的認知會導向不同的行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可以確保某種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動模式或行動秩序得到型構，但是，遵循規則或信奉共同價值卻并不足以決定這種行動模式的具體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們說，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分析手段是多種多樣的，而不僅僅是數理模型這一種方法，甚至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徑；事實上，哈耶克就把經濟理論研究與法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倫理學、道德科學等聯系起來，而強烈反對經濟理論數學化。

顯然，正是因為經濟學本身具有強烈的人文性，從而才會形成迥異的經濟學流派，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導假定，以致迄今為止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都無法形成一個“能夠結束所有爭論的最終標準或裁決者”；同時，由于引導假定本身是難以被證偽的，因而盡管經濟學的理論不斷變化以及每種思想也都在經歷重復的興衰輪回，但卻很少會完全消逝。事實上，不僅“弗里德曼的信念――經濟學中的一般性爭論和宏觀經濟學中的特定爭論都將通過實證檢驗而解決――尚未得到證實。同樣，熊彼特觀點――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大都會被系統性拋棄――也沒有成為現實”。因此，經濟學中，“在對經驗證據、倫理因素、硬核命題、意識形態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許多類似問題的解釋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別。當然，并非只在經濟學中有分歧，在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中分歧至少同樣廣泛、深刻和顯著。甚至連物理學也有著這種沖突，而且實際上，物理學比其通常看來的要‘軟’得多”［9］。也正是由于經濟現象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以及經濟學的人文性，經濟學的科學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學。麥克洛斯基強調，“如果經濟學希望模仿其他科學，即便模仿的是數學或物理學這樣偉大的科學，它也應當更加開放，以容納更多的談話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盡管從廣義上講，作為一個具有知識體系的探究學問的經濟學本身是一門科學，并且，這種科學本身是具有強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學”一詞首先出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義思維，并拓展到社會科學領域。結果，時下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完全忽視了經濟學內在的這種學科特性：它不但舍棄了經驗性的內容，而且也因執著于數字的游戲而把理論與生活分裂開來，甚至連經濟學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標也搞顛倒了。正因如此，厚積薄發式的學習和研究路線往往只是為非主流經濟學者所遵循，而主流經濟學則逐步走上了嚴密的專業分工道路，把經濟學僅僅視為對手段的實證或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功能聯系，從而日益偏重于成規定式的研究路徑。正是基于這種研究線路，主流經濟學試圖運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來演繹分析絕大部分的經濟學問題，結果，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瓦爾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頓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從早期到現代不斷激發一般均衡理論的提倡者的靈感不是‘科學至上主義’，而是完全數學化的目標”［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并在追求客觀主義的抽象化科學思維的指導下，這種自然主義思維進一步擴展到人類精神方面的領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觀點往往認為，即使在生活世界“嚴格的科學性要求研究者必須小心排除一切作出價值判斷的立場，排除一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及其文化構造是理性還是非理性的探問。科學的、客觀的真理只是確證：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樣的”［12］。

事實上，就當前西方社會而言，“對科學之上主義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經）成為了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美國社會科學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學術上對大陸哲學的摒棄，連同二戰以后統計學技術與自然科學實踐之間的混淆，（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會的內在統一性，‘科學’本身成為了一種適用于任何社會研究（無論是經濟學、文學批評或是人力資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別是，“二戰以后，美國社會科學的霸權將任何有關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區別的痕跡統統勾銷了”［1］。正因如此，當主流經濟學的困境逐漸暴露，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重新探究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性質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們已經不知道“爭論的問題是什么”，“社會”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學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了如此嚴重的演化謬誤：它把人類世界也視為一種靜止的狀態，而科學研究僅僅探詢如何將這種靜態世界擺弄得更有序途徑，因此，不僅是經濟學，甚至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也都在努力發揮理性的能量來設計和改造社會制度。

顯然，正是出于對科學的誤解以及理性的強調，整個社會科學界充斥了求新求變的氛圍，這在經濟學界尤其明顯。胡塞爾就曾指出，“如果科學只承認以這一方式客觀地可確證的東西為真的，如果歷史只教給我們精神的一切形態，人所依賴的一切生活條件、理想和規范，……它過去是如此，并將永遠如此的話，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還能有什么意義呢？我們對此能平心靜氣嗎？我們能在一個其歷史無非為虛幻的繁榮和苦澀的失望的不盡鎖鏈的世界中生活嗎”［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極力模仿自然科學而加速走上了數量化的道路，國內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經濟學者也極力強調經濟學的數理化，認為只有這種經濟學才是科學和客觀的；但殊不知，現代主流經濟學大肆鼓吹它的科學性而不敢承認自身的內在缺陷，并為了維護其主流的話語權而刻意地用數學符號來掩蓋其內含的價值觀和主觀性，因而這些主流經濟學者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恰恰使得經濟學退化為一門“偽科學”。 事實上，當今甚囂塵上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越來越符合"偽科學"的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達不到其宣稱的那種科學要求卻極力宣傳它的“科學”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學說中缺陷或者用各種方式來掩蓋。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筆者強調經濟學的主觀性、規范性以及推崇厚積薄發的思辨路徑，強調經濟學的研究需要注重經典文獻的梳理和推敲，但這并不是要像阿萊所批判的那種僅僅停留在“紙上談兵”層次上的詭辯游戲：“不斷使用誤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經定義的語詞，那些詞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斷變換，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嚴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帶有比喻的表達方式，沒有精確的含義，誰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無人能提出異議；使用的表達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嚴密的邏輯一致性，同時要求與經驗事實相一致。事實上，筆者一直強調，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并不是不要數學，相反，要研究經濟學也必須充分夯實數學和邏輯的基礎，這是經濟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專業化訓練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此，數學作為工具在經濟學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這是主流經濟學所強調的。另一方面，數學語言的運用也是經濟學中一場重大的“修辭學革命”，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聯結全世界經濟學者的一種共同話語標準，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獻大多是主流經濟學提供的，他們掌握了經濟學的話語權，其中思想的遞進也大多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表現出來。

不過，盡管將經濟學知識上升到理論層面而運用數學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們還是必須明晰地認識到，這并不意味著，“把一種理論建立在公理化的論述上就足以說明它在科學上是有效的”。特別是，要防止經濟學從傳統的文字描述走向數理化過程中的另一種極端傾向，因為正如杜蘭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發展成為謬誤；而每一美德都會因過分而成為邪惡，沒有什么比過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們對數學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作用必須有個明確的認識，即使通過使用數學來精練理論，也必須注意到條件的成熟性問題，否則必然會“欲速則不達”［14］。這正如科斯寫道的，“我對建立模型的問題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觀點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認為，當你的知識特別貧乏時，你不可能很準確、很迅速地估計所發生的情況。……要是將你知道（或者你認為知道）的早期階段的變量簡單地納入你的模型中，事實上，這可能產生更多的誤導，將會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現”［15］。顯然，就當前主流經濟學的數理化傾向而言，數學已經被嚴重濫用了，哈耶克寫道：“20世紀肯定是一個十足的迷信時代，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所謂人們高估了科學業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說人們高估了科學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們高估了科學在復雜現象的領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為事實業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對簡單現象的領域中被證明為大有助益的技術也同樣適用于復雜現象領域的做法，是極具誤導性的”［8］。

可見，盡管我們常常把經濟學視為一門科學，但這與自然科學中對“科學”一詞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正如布勞格指出的，“經濟學又是一門獨特的科學，不用說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動、從而要用人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來解釋‘事情的原由’，這和物理學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關于人的活動的嚴格的、演繹的理論而和社會學、政治學這樣的科學不同，因為在其他的人類活動學里而是缺少嚴格的、演繹的理論的。簡而言之，經濟學家的解釋是科學解釋大類里的一個特別的種，因此這種解釋也就呈現出某些疑難的特征”［16］。在這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與自然科學存在很大差異，不應該過分強調他的客觀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麥克洛斯基就特別強調無論是數學還是物理學都不是經濟學可借鑒模式，為此，他還對大行其道的現代主義科學哲學持深深的懷疑態度，因為這些哲學往往以物理學的方法論作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經濟學朝更為科學化的方向發展呢？豪斯曼建議，“第一，經濟學家應該參與越來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經驗性工作：他們應該努力從‘典型的經濟數據’中學到更多的東西。第二，對于理論框架的選擇而言，這個學科應該更加開放，不應堅持認為它是一個‘獨立的科學’的現狀”［17］。

四、簡短結語

無論是在科學的內涵、研究的目的還是研究的方法上，經濟學與自然科學都存在很大差異：經濟學注重思辨性，其理論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和規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積薄發，注重知識的積累和契合，因此，盡管我們強調經濟學要朝科學化的方向發展，但其科學性的麥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學為代表的自然科學。事實上，正如韋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語大詞典》對“science”所作的定義，社會科學并不是真正的“科學”，而只是在一種在對“科學”一詞的“轉借”和“隱喻”（metaphor）意義上來說的；不過，那些想把經濟學變成一門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家們，卻試圖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經濟現象的“觀察”、“實驗”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自然）科學（式）地”“推理”和“證明”，來把經濟學做得一種像物理學、化學那樣一種實證的“分科的知識體系”［2］。然而，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卻試圖以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理論特征來要求經濟學，從而嚴重誤解了經濟學的“科學”內涵，也窒息了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以至布坎南說，“正因為我深信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我發覺自己更贊同解釋學家的批評，而不贊同我的大多數經濟學家同事的意見，少數幾位屬于現代奧地利人學派的經濟學家除外”。而且，布坎南還重新解釋了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行為方式：科學家的行為是發現，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將想象力運用在探索過程中，他不宣稱也不應宣稱創造了某種新的東西；相反，藝術家盡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創造某種原來并不存在的東西，并且一旦藝術創造完成，每個人都對創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釋方式。［17］在布坎南看來，社會科學的研究介于兩者之間，社會科學家的活動更加類似于藝術家而不是科學家，但他的動機與科學家而不是與藝術家相一致，他希望社會互動的改進最終將由人們在診斷結論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樣，布萊克則強調，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文科學特別是文學批評所使用的中心修辭手段比如暗喻要優于自然科學，因而經濟學的科學化發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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