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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實質是行政機關依據一定的制度標準和價值取向進行行為選擇的一個過程。由于稅務行政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很強，而且我國當前處于社會轉型期，稅收制度處于不斷變化中，國家賦予稅務機關較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具體包括：

1．權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稅收法律法規對權力的行使未作規定，或雖有規定，但比較籠統和原則，需要稅務機關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行使這一權力或如何行使這一權力，它包括作為及如何作為與不作為。如《征管法實施細則》第八十五條中“稅務機關應當建立科學的檢查制度，統籌安排檢查工作，嚴格控制對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的檢查次數。”至于如何“統籌安排”、具體多少“檢查次數”沒有明確規定，給稅務檢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間，稅務機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自由決定。

2．權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選擇。權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稅法對稅收執法權行使的方法未作規定或未作詳細規定或規定了多種方法，稅務機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行為的方法。如《征管法實施細則》第四十條規定稅務機關應當根據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則，積極推廣使用支票、銀行卡、電子結算方式繳納稅款。在稅款征收過程中，稅務機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適當的方法。

3．權力適用標準的自由決定。稅法對稅務機關運用權力處理具體事件的標準未作明確、具體、詳細的規定，使用一些語義模糊的詞，缺乏認定標準的法定條件，由稅務機關根據具體情況判斷運用權力的標準。如《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條規定：“納稅人未按照規定的期限辦理納稅申報和報送納稅資料的……由稅務機關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以2000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可以處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罰款。”納稅人嚴重的違法行為可給予2000元至10000元的從重處罰，但什么樣的情節為“嚴重”的標準并不具體明確，而由稅務機關裁量決定。

4．權力適用幅度的自由確定。稅法在稅收執法權的行使上規定了一定的幅度，稅務機關可以在法定的幅度內對特定的事項做出適當的處理。如上例中的“2000元以下”以及“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均系罰款的幅度，在這個幅度內，稅務機關可以酌情決定罰款的具體數額。

5．權力行使時限的選擇。稅收法律、法規對具體行政行為未規定具體的時限，稅務機關在何時做出具體行政行為上有自由選擇的余地。仍以《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二條為例，其中“由稅務機關責令限期改正”，稅法對“限期”沒有具體的規定，此時稅務機關享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

(二)稅收自由裁量權制度控制體系的構成

綜觀我國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執法體系可以發現，我國稅收法律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創設，主要體現在《征管法》中集中于執法程序中的自由裁量，而非事實要件階段的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我國稅收行政執法能力和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依法治稅要求的情況下，提出事實要件裁量，可能破壞稅收法治的統一性和公平性；其二，在稅收行政救濟手段和渠道存在阻滯的情況下，相對人的權利和利益可能會受到更多的侵害，很難保證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平衡；其三，對稅收法律中的“不確定概念”和稅收行政執法實踐中發現的新問題可以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來解決，而不能由稅收行政機關“自由裁量”；其四，按照行政執法中舉證責任倒置的原則，事實要件的自由裁量會增加稅收行政機關的舉證責任，加大稅務機關的工作量。因此，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制度控制體系也主要是針對稅收行政程序中的制度創設，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內容：(1)立法程序的制度保證。在立法過程中，為納稅人提供參與意見的機會，并將該程序引申至包括稅收行政法規等各類稅收制度的制定過程中，從源頭上確保納稅人制約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行為。(2)執法程序的制度控制。將與納稅人合法權益直接相關的稅收執法程序，如稅收征收程序、稅收檢查程序、稅收處罰程序、稅收行政強制程序等，納入法律規范的控管范圍，實現稅收自由裁量權的程序控制。(3)行政行為的事后救濟。通過稅務機關的自身監督、內部的稅務行政復議、外部(主要是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審查對稅務機關因自由裁量失當對納稅人權益造成的損害進行事后救濟，通過責任追查對非法裁量行為進行警示和控制。

二、稅收自由裁量權制度控制的目標

稅收管理實踐充分說明：稅收自由裁量權既有存在的絕對必要，同時稅收自由裁量權的越界行使又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必須建立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制度控制體系。該體系的構建應著眼于實現對稅收自由裁量權以下兩個方面的控制：

(一)合法性控制——稅收自由裁量權有效行使的形式要求

稅務行政的起點是依法治稅，這一目標既是對納稅人管理的要求，也是稅務機關行政的方向。稅收自由裁量權是稅務行政的重要內容和方式之一，也應該以法治為準繩，所以稅收自由裁量權的起點和基本要求即遵守法律規定。合法性控制是對稅收自由裁量行為最基本的要求。對稅收自由裁量權而言，合法性控制主要是審查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形式要件，它要求稅務機關行使行政管理不僅要遵循實體法，還要遵循程序法，同時稅收行政裁量必須在稅收法律法規授權的范圍內進行，按照法律規定的適用對象、條件范圍、行為期限，依法律規定的程序選擇行政方式。

(二)合理性控制——稅收自由裁量權有效行使的實質要求

2004年3月，國務院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綱要》在依法行政中提到了“合理行政”的要求，指出：“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要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不偏私、不歧視。行使自由裁量權應當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關因素的干擾；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必要、適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種方式實現行政目的，應當避免采用損害當事人權益的方式。”這些要求概括起來就是“合理行政”原則。

隨著行政活動日益復雜，自由裁量權日益得以擴張，形式上的合法不能完全消除形式上符合法律規定，但實質上不合理的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形。對自由裁量權的更高層次的規范就是稅收行政合理性的保證。它要求執法行為，尤其是行使自由裁量權的行為不僅在形式上要合法，而且在實質上要合理，這是對行政執法活動的最終要求。因此，“合理行政”原則相對于“合法行政”原則，是對行政機關更高級的要求。“合理行政”原則，要求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遵循比例適當原則。該原則要求稅務機關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必要、適當，稅收行政行為應當與相對人的行為事實、性質定位、情節輕重、社會影響相配比。

三、我國稅收自由裁量權運行控制的制度缺失

從我國當前的稅收執法來看，稅收自由裁量權存在被濫用的情形，其原因就在于無論是在稅收立法、執法還是司法上都對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恣意、專斷和無常行使動搖了稅收法治的根基：一方面，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成為權力尋租和行敗的工具；另一方面，相對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稅收自由裁量權運行中的制度控制缺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具體方面：

(一)稅收法律體系中缺少稅收自由裁量權控制的法律原則和總體理念

目前世界各國賦予稅務機關自由裁量權的方式或是直接明確其基本范圍，或是分散在相關條文中，我國屬后一種情況。就整個稅法體系而言，缺乏一個對整體稅收制度進行規范的基本法律，同時，由于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價值觀以及稅收征管制度的長期影響，稅收自由裁量權缺少個人本位理念的文化積淀和對個人權利的充分尊重，總體表現為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制度體系缺少基本的、公理性的法律原則。法律原則是法律規范的基礎，具有綜合性、本原性、穩定性的特征。法律原則具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法律原則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體現，直接決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質、內容和價值取向，構成了整個法律制度的理論基礎；其二，法律原則是法律制度內部協調統一的重要保障；其三，法律原則對法制改革具有導向作用，是后繼立法的出發點；其四，從法律實施上看，法律原則指導著法律解釋和法律推理，可以彌補法律漏洞，限定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范圍。在西方國家，行政自由裁量權控制的法律原則十分發達，并且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英國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則”、美國的“非專斷、反復無常或濫用權力”原則、德國的“比例原則”都是保證自由裁量權公正運行的基本原則。

(二)稅務系統內部缺乏自由裁量的行政準則

由于稅收行政活動的變化性、復雜性、專業性、技術性以及探索性等因素，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不斷擴張。但是現代行政法規出現了兩個主要變化：法律本身的實體性標準日趨抽象公設化和行政機關制定的規章內容日漸細則化和明細化。由于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充分了解本領域的行政實踐經驗，從而具有“提煉”本系統內部富有實際操作性和明確統一標準的能力，“為了對行政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進行有效限制，應當鼓勵行政機關通過連續的行政立法，將行政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理性和智慧規則化”，例如稅務機關為了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對稅收法律、法規的細化和量化就是在本系統內部不同層級上對稅收自由裁量權的約束和限制。裁量基準一經建立，在稅收科層制管理體系下有利于提高稅收自由裁量的層次，抑制稅收行政裁量行為的恣意和專橫；有利于加強對稅收行政裁量行為的層級監督，制約裁量領域的權力尋租和腐敗。但是，目前我國稅收機關內部自由裁量的行政標準統一層級較低，難以保證稅收行政執法的統一性、公平性和穩定性，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內部對行政執法的監督和裁決。

(三)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程序控制制度不盡完善，理由說明制度缺失

由于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不斷膨脹和擴張，客觀上提出了加強對行政權的制約、防止行政權力濫用的要求，但是事后的司法審查制度往往難以對濫用自由裁量權進行預防性控制，程序控制成為制約、規范稅收自由裁量權的重要舉措。稅收法律程序是稅務機關在行使權力或履行義務的過程中，必須遵循的法定的時間和空間上的步驟和方式。誠如馬克思所言，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內在生命的表現”。程序控制要求稅收自由裁量權的行使必須嚴格遵守執行各項程序規則，認真履行告知、聽證、回避、不單方面接觸等制度，通過程序限制稅務行政人員的主觀隨意性。其中，對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起核心作用的程序制度就是行政行為合理性說明制度，該制度能夠敦促行政機關認真考慮問題，制止自由裁量權恣意行使。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的“非正式程序不需要正式的事實裁定，但需要解釋和說明”。對于對行政相對人權利影響較大的自由裁量行為，行政人員有義務說明法律根據和裁量理由，然而在我國在稅收自由裁量的程序制度中并未明示這一制度。

(四)稅收自由裁量失當的事后救濟制度不利于對自由裁量行為的實際控制

因稅收自由裁量權行使不當而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時，可以實行稅務行政復議和稅務行政訴訟兩種救濟方式。稅務行政復議制度是行政機關內部的一種層級監督機制，是一種內部糾錯機制。與外部的司法審查制度相比，行政復議具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缺點：其一，垂直管理體制存在弊端，復議機構缺乏中性。稅務行政復議實行條條管轄模式，由于部門間聯系密切、職責相關，甚至利益與共，因此復議監督往往難以保持中立。其二，我國《行政復議法》規定，稅務行政復議一般采取書面審理形式，因此復議過程中沒有言辭辯論、相互質證，不利于通過觀點碰撞認定事實。其三，作為一種內部的糾錯機制和科層制的控制機制，如果外部控制機制不健全，控制力度不夠，稅務行政復議就會存在“激勵”不足的問題，導致規避法律、躲避司法審查現象的出現。其四，稅務行政復議的前提條件提高了事后救濟的門檻。《稅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條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不僅規定了復議前置程序，而且對復議前置附加了先行納稅或提供相應擔保的條件，這一規定實際上是限制了相對人的救濟權利，部分自由裁量行為因相對人資格受限而免于審查，不利于實現公正的裁量和從根本解決稅務行政糾紛。

與此同時，稅收自由裁量行為的司法審查也存在履行障礙：一是稅務行政執法專業性強，部分涉稅案件案情復雜，在沒有專業的稅務法院或稅務法庭的情況下，對自由裁量權的司法救濟，顯得力不從心。二是對稅收自由裁量行為的司法審查容易引發司法自由裁量取代行政自由裁量，司法部門因審慎對待而謹慎為之。三是從法律經濟的角度看，救濟費用的高低直接影響到相關主體購買“救濟產品”的積極性，進而影響救濟資源的有效利用。如果通過救濟來“復原”權力的費用過高，以至于把除富人之外的大多數主體都拒之于救濟之外，那么救濟就不能實現。四是司法審查的范圍不利于全面控制稅收自由裁量權。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這個規定也就決定了我國司法審查的對象集中于具體行政行為，標準是合法性審查。

四、完善稅收自由裁量權制度控制體系的建議

(一)稅務行政機關應致力于建立規定裁量基準的內部行政規則

自由裁量權部分歸因于立法者認知能力的局限、語義的模糊特性、固定規則與流動現實的矛盾及執行人的個人原因，然而由于行政機關有大量的行政實踐經驗，有可能進一步“提煉”出具有實際操作性、更細致深入、更明確的裁量標準。因此，稅務機關要嚴格按照《行政處罰法》、《稅收征管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對稅務機關依法律、法規規定享有較大自由裁量權的行為，進行梳理、分類，制定具體、細化、量化的實施辦法，縮小自由裁量空間，從源頭上降低自由裁量權被濫用的風險：一是要細化稅務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縮小稅務執法人員自由裁量的空間。二是依托信息平臺，固化自由裁量權。對稅收管理中的自由裁量行為，通過相應的管理模塊創設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制度“刻度表”，變主觀裁量為客觀裁量。三是遵循慣例和先例原則，保持內部行政標準的相對穩定和連續，對同一類稅務行政行為的認定和處理要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力求相同情況平等對待，同類情況符合比例原則，責罰相當，前后事件處理一致。稅務行政內部準則一方面可以確保裁量行為的統一性平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為稅務行政裁量行為的行政復議和司法審查提供參照。

(二)建立以稅務行政行為理由說明制度為核心的理性程序制度

程序理性即程序的合理性。法的合理性分為價值(實質)合理性和工具(形式)合理性，程序理性即二者的統一：一方面，程序的合理性是指通過法律程序所產生的結果從實體角度看是合理的、符合實體正義的；另一方面程序理性是指一個法律程序產生結果的過程是一個通過事實、證據以及程序參與者之間平等對話與理性說服的過程。也就是說，程序在過程上應當遵循通過理性說服和論證做出決定的要求，不是恣意、專斷地做出決定。程序理性是正確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前提和保證，稅務執法實踐也充分證明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往往與程序不合法相伴隨。理性程序制度不僅要求稅收行政自由裁量符合法律的形式要件，而且應滿足執法合理性的實質要求。

行政行為理由說明制度是指行政主體在做出對行政相對人合法權利產生不利影響的行政行為時(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必須向行政相對人說明其做出該行政行為的事實因素、法律依據以及進行自由裁量時所考慮的諸多因素。對于理性程序的運作來說，理由說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對程序操作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進行一種理性的控制：(1)理由說明制度促使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作出決定的過程中，盡量避免恣意、專斷、偏私等因素，因為只有客觀、公正的理由才能夠經得起公開的推敲，才能夠有說服力和合法性。因此，說明制度是對自由裁量權進行控制的一個有效環節和機制。(2)理由說明制度有助于對決定不滿而準備提起申訴的當事人認真考慮是否要申訴，以何種理由申訴，避免無謂和無效訴訟。(3)理由說明是程序公開的體現，意味著對當事人在法律程序中的人格與尊嚴的對等和尊重，當事人知悉稅務機關自由裁量的動機和原因，有助于其日后行為的調整。(4)理由說明制度在形式上表明行政行為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因此有助于增強人們對決定合理性的信心，避免當事人雙方對立。(5)說明制度可以形成慣例和先例，有利于平等保護，有助于行政救濟和司法審查。可見，理由說明制度是程序理性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是稅收自由裁量權程序控制的關鍵一環，要防止自由裁量權被濫用，就必須要求行政主體在其決定中說明理由并告知當事人。

(三)完善稅務行政復議制度，為降低納稅人的權利救濟成本提供制度保障

在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實際行使過程中，由于稅務人員千差萬別，個人素質和價值取向不同，將會導致對法律、規章的理解不同從而也就會產生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所以保障自由裁量的公正行使就必須建立和完善行政自由裁量的監督和救濟制度。與稅務行政訴訟相比，行政內救濟“以其符合專業性、效率性和尊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優勢，為現代行政救濟制度所廣泛采用”。但如前所述，我國的稅務行政復議制度尚不完善，制約了稅收相對人對稅收自由裁量權的控制作用。今后可以考慮：(1)進一步完善稅務行政復議機構的設置，嚴格實行復議機構的職責獨立、機構獨立；(2)放寬條件限制，實行選擇性復議前置制度，提高救濟方式的靈活性；(3)擴大稅務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減少列舉式立法制造的受案范圍“盲區”；(4)將稅務行政復議資格擴大到間接行政相對人，以更好地保護稅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5)改革審理方式，試行辯論、質證等開庭審理方式，引入陪審制，提高納稅人對稅務行政復議結果的認同感和信任度。

(四)創新稅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審查制度

司法審查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審查不是對“行政自治”的總體否定，其目標不是代行行政自由裁量權，而是制約行政自由裁量權，“司法審查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因為法院可以代替行政機關做最理想的事，而是因為法院可以促使行政機關盡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6]。”司法審查一方面可以通過糾錯實行權利救濟，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外部強制壓力，規范稅務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為了充分發揮司法審查制度的控制作用，首先要在立法上擴大司法對稅收自由裁量權的審查范圍，突破審查范圍的限制，避免審查標準的含混不清。其次要提高稅收司法審查人員的業務能力，保證司法監督的有效性。稅務行政訴訟本身的專業性要求我國的行政庭法官必須是通曉稅收、會計、法律的復合型法官，因此，要充分發揮司法審查的監督功能，必須是專職的稅務法官才能勝任。再次，在稅收行政訴訟程序中，要提高管轄級別，防止地方政府對稅收司法審查的干預。最后，應逐步引入行政判例制度，用行政判例的方式確立司法審查的參照標準，彌合成文法的不足。

(五)推行稅務行政責任制度

行政責任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必須對自己所實施的行政活動全部承擔責任，整個行政活動應處于一種負責任的狀態，不允許行政機關只實施行為，而對自己的行為不承擔責任。“離開了責任行政的原則，合法性原則、合理性原則將失去存在的基礎，也失去了判斷合法、合理的意義”。建立并落實行政責任制，可以敦促稅務行政主體及其稅務人員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行政責任，提高稅務執法質量，通過責任追究確保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

篇（2）

一、財務、會計、稅收：處理企業、國家以及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切合點

要說明財務制度、會計準則、會計制度以及稅法之間的關系，首先應當對財務、會計和稅收之間的關系，首先應當對財務、會計和稅收之間的關系作出回答。

財務、會計和稅務之間的關系，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察。從本文所研究的問題出發，他們可視為處理企業、國家和社會之間利益關系的三個切合點。改革開放之前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乃至于將來建立起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后，這個結論也同樣是成立的。區別只在于，不同的所有制結構，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這三是也就有不同的結合方式。

改革開放以前，基本經濟成份是國有企業，經濟運行方式是通過指令性實現資源的配置和社會總產品的分配。以集體企業為主體的非國有企業也采取和類似于國有企業的經濟運行方式。就分配制來說，國家作為社會總產品分配主體，按照經典作者所闡述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實行對社會總產品的統一分配，形成補償基金、消費基金和發基金，從而實現社會再生。其中，財務制度通過規定資金投入、資產計價、成本補償、收益確定、利潤分配、基金形成等標準，成為三大基金分割的直接依據。財務制度也是國家稅收的基礎，財務制度所劃定的補償標準和收益確認標準，是確定稅基的依據。而會計制度則是按照復式記賬要求，根據財務制度和稅法所規定的分配標準規范企業的會計科目、報告格式以及反映和核算內容。這時的會計制度本質上是薄記制度。

實踐證明，以上分配制度以及與其相適應的財務制度、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的定位，弊病甚多。主要表現在：第一，分配權力高度集中。補償基金和消費基金以及發展基金的分配比例都集中在國家手中。企業沒有自，大到基建項目，小到更新改造，乃至職工福利設施，都是政府部門決定的。第二，分配過程缺乏制約。社會總產品有多少用于補償基金，有多少用于消費基金，又有多少用于發展基金，服務于國家計劃和預算，而沒有考慮經濟生活自身的規律。根據國家計劃和平衡預算的需要，可以調整成本開支范圍和開支標準，可以推遲確認損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計劃決定財政，財政決定財務，財務決定會計”的運行機制。在這種體制中，只有縱向決定與被決定關系，看不到相互制衡。

由于分配權力集中，又缺乏內部制衡，導致分配比例失調，突出表現是補償和消費大量欠賬，如，固定資產更新改造欠賬職工福利欠賬，環境治理欠賬，等等。這些隱患現在已經充分暴露出來，成為當前改革和發展道路上的嚴重障礙。

一個國家一定時期的社會總產品補償基金、消費基金和發展基金之間進行分配。這一結論適應于各種社會和各種體制。問題在于如何進行分配，由哪個主體進行分配，在哪些層次進行分配，根據什么進行分配。計劃經濟體制的突出問題在于，社會總產品是在國家層次進行分配的，企業并不是分配主體。換句話說，社會資金實行的是宏觀循五，補償基金和消費基金是根據國家計劃進而通過財務制度進行分配的。改革的方面是，根據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承認企業是商品經濟的細胞，在企業層次上進行分配，按照資本運動規律組織企業的財務活動和會計核算。

企業資本運動，首先表現為資本的投入，形成資本存量，然后經過生產經營過程實現資本的增值，對資本僧值進行分配，形成新的存量，進而實現新的循環。從資本的運動過程中，我們就很容易地找到界定財務、會計和稅收的各自作用空間，并且能夠找到計劃經濟體制下分配問題的癥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是投資本運行規律組織社會再生產，社會部產品價值和新增價值界定取決于財務制度，服務于國家計劃和年度預算，最終表現為存量與增量界限的混淆，導致分配關系和分配比例的扭曲，這是我國國有企業當前普遍面臨生存危機的深刻背景。

一般認為，會計通過價值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提供有關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信息。這個結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會計的深刻意義還在于，通過資產、負債、權益和收入、費用、利潤的確認和計量，它劃定了資本存量和增值量的界限，其中資產、負債和權益三個要素劃定了資本存量的界限，而收入、費用和利潤三個要素劃定了資本增量的界限，這六個會計要素的確認和計量，貫串于會計循環的全過程，是會計職業的崇高追求所在，也是企業的得以持續經營的基礎。包括國家在內的投資者所執行的財務活動，實際上是基于存量和增量的分割所進行的資源的配置，包括資本（即存量）的投放和利潤（即增量）的分配。稅收也是在合理劃分存量和增量的基礎上對增值的分配，盡管參與分配的法量依據完全不同于財務活動。

二、會計準則與財務制度

前面已經說到，傳統分配制下，財務制度直接地執行統收統支的職能。是國家實現社會總產品分配的工具。由于分配權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衡，導致分配結構失調，弊病甚多。為此，我們建議全合認訓并重新界定會計準則的性質和功能，將財務制度執行的資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職能轉交由會計準則來執行，建立起體現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原則、約束機制健全的社會總產品分配體制。

問題是，為什么會計準則能夠執行這些職能，并且能夠避免傳統財務制度的弊端呢。這是由會計準則的內在機理決定的。

第一，會計準則是市場經濟實踐和人類智慧的結晶。經過近百年市場經濟催化，會計準則已經成為有一套邏輯嚴密的概念體系支撐的規范系統。象真實與公允、權責發生制、可比性、謹慎等概念和原則，已經成為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因有觀念，規范著會計實務，不僅支撐著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在市場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樣也使資本存量與增量的分分割建立在合理基礎之上。

第二，在由投資者、債權人、管理者、政府部門、企業職工和會計職業等所級成的多角關系中，會計準則已經成為處理和協調經濟利益關系在內的穩定器。企業是各種經濟利益關系的聯絡點。這里所講的經濟利益，既可能表現為直接經濟利益，也可能表來為經經濟信息形式存在的間接利益，因為誰擁有更多的信息，誰就有更多的決策能力和影響能力，并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其中，對我們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有意義的，是其直接經濟利益方面。會計除了其固有信息功能外，另一個重要功能是資本存量與增量這間的分割功能。對于股權投資者來說，存量是其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保證，一般情況下，會傾向于多確認存量（當然，例外的情況也是有的。比如，對于短線投資者來說，只在意企業的短期價值，可能會傾向于多確認增量。而這本身就說明了多元利益的存在）；對于債權人來說，他們一般也傾向于多確認認存量，因為，存量充分意味著債權的安全系數更大一些；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其直接利益是稅收利益，多確認增量，意味著更大稅基；對于企業職工來說，其報酬往往是與企業的當期利潤相聯系的，他們也會傾向于多確認增量（當然，基于長期雇用、追求長期利益的情形也是有的）。類似于這樣的利益主體及其利益傾向，還可以舉出一些。為了協調各種利益矛盾，會計職業最早以中間人的面貌出現，主持會計準則的制定。

后來的實踐證明，會計職業也是有自己獨立的利益的，即，以最小的風險，獲取最大的收益。其中，收益表現為市場份額、審計取費，風險則表現為可能的審計失誤以及由此引起各種利益主體的訴求。所以它在行使其職能時，就會考慮特定利益關系中的力量對比，并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進行政策選擇和設計。這正是為什么美國、英國等國家的會計準則制定權限先后從會計職業轉移到獨立的會計準則制定團體手中的真實背景。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有理由將現行財務制度執行的制定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標準的職能分解出來，使其成為會計準則的職能，建立比較完善的會計準則體系和會計準則形成機制，有效地負擔起資本存量與增量的分割職能。將財務分配和稅收分配以及其他分配形式建立在合理劃定資本存量和增量的基礎上。

將財務制度執行的資本存量和增量分割取能改造為會計準則的職能以后，相應的問題是，是否取消國家對企業財務的管理。筆者認為，將財務制度執行的資本存量和增量分割職能改造為會計準則職能，并不意味著取消國家對企業財務的管理。相反，應當按照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原則，改善和加強國家作為所有者對企業財務的管理。

所謂財務活動、財務管理，都是圍繞資源的配置和分配進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配置和分配基本上是由所有者在國家法律約束和計劃指導下實現的。資金投資到哪里，投資多少，從哪里籌資，怎樣安排資金結構，利潤應當怎樣進行分配，多少分配給投資者，多少用于后備和發展，基本上是所有者決定的，或者由管理部門在投資者的指導下進行。國家對企業財務的管理至多是從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保證小股東或債權人的利益作出必要的制度規范。可能的領域有，利潤分配順序，社會保障基金的提取，后備基金的建立，等等。現行公司法律對這類問題已經作出規定。

而國有企業的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國家是國有企業所有者，或者通過法人行使所有者職能。國家必須對國有企業財務進行管理。理由是：

第一，所有者對其資本的管理和控制，是市場經濟賴以正常運行的保證。而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國家，對于國有資本的投放和國有資產收益的分配以對經營者的考核，必須由國家來執行。

第二，國有企業是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目的的重要途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是一個重要而特殊的經濟成份。國有企業固然要以盈利為目的，但其所擔負的經濟社會目標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的職能，平抑物價的職能、解決就業的職能等等。這都要通過國家對國有企業財務的管理來實現。

第三，相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國有企業的自我約束機制要弱得多，隨的經營失敗風險比非國有企業也要大得多。在任何一種經濟體制中，都表現為一系列的授權過程。于對非國有企業來說，有的是由所有者本人直接經營，自己授權自己，其責任心和風險意識都是很強的。有的則是由私人投資的股份公司，也具有極強的風險意識。當然，由于掌握企業命運的大股東，對小股東潛在的損害，保留必要的后備。公司法律有關條款起的就是這樣的作用。而在國有企業，授權層次大大增加，有時甚至不能直接確指是誰授權的。這就大大增加了授權風險。注重眼前利潤而忽視長期利潤，剝奪性經營而不注意資本維護和技術開發，冒險而不顧忌后果，等等。這就是產權經濟學一再提醒的道德風險現象。可以說，國有企業的道德風險比非國有企業要大得多。這就有必要改善和加強國家對國有企業財務的管理和監督，比如規定和監控負債比率、流動性比率指標等等。

三、會計準則與稅法

在傳統體制下，稅法和會計制度都是以財務制度為依據的。會計制度根據財務制度規定的計價和收益確定標準規范賬務處理方法和程序，而稅法則根據財務制度確定稅基。隨著會計制度改革和會計準則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職能將由會計準則來承擔。

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會計準則與稅法的關系，是將稅基完全建立在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還是另行制定一套扣稅辦法。或者將稅法與會計準則統一起來。最近幾年，不少同志倡導建立一門獨立的稅收會計學，并發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總的來說，有兩種意見，一種觀點是，稅收會計學是財務會計學的一個分支，它集中研究和處理企業與稅收有關的會計業務，比如，增值稅的會計處理，以及納稅申報。還有一種觀點是，鑒于財務會計與稅收的目標不同以及會計準則與現實分配，即所得稅會計。更有人建議，不但要確認所得稅的時間性差異和永久性差異，并進行跨期分推，在此基礎上建立稅收會計學。

關于第二種觀點，筆者認為，從會計的角度看，企業的納稅業務，與企業其他各類經營活動并沒有什么兩樣，交納各種稅收，所導致的企業納稅久務形成的負債以及多交稅收而應當退回稅款所形成的資產，與企業對存貨、固定資產、應收賬款、應付賬款等經濟業務的核算原則是一樣的，都要遵循有關會計準則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標準。單獨建立一門納稅會計學，就象要建立應收賬款會計學、存貨會計學、固定資產會計學一樣說不過去。

關于第二種觀點，涉及到要不要保持財務會計與稅法在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上的一致。就成本和效益方面考慮，會計準則與稅法如果能夠協調好乃至統一起來，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那樣既有助于簡化企業會計核算，又便于稅收征管。然而，會計準則與稅法在立法宗旨、服務對象和約束因素諸方面都是有區別的。就當前實務來說，稅法與會計準則在諸多項目的處理上已經出現了一些差異。絕對地講會計準則與稅法保持一致，已經行不通了。但是，贊成會計準則與稅法分離，并不意味著不顧成本與效益原則，盲目地追求兩者的差異，甚至人為地夸大兩者的差異，而不應當盡量保持會計準則與稅法的協調一致，不要夸大納稅扣除政策的作用。實際上，某些稅收政策的獎勵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別是在我國目前經營環境和企業機制下，更是這樣。對于會計準則與稅法在某些項目的確認標準上的差異的處理，筆者贊同我國現任會計制度有關所得稅核算的規定，即，企業可以選擇采用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

有同志建議，不但要跨期分配所得稅，還要確認增值稅時間性差異，并進行跨期分配，進而建立起稅收會計學。筆者認為，借鑒所得稅跨期分配原理進行流轉稅的跨期分期，不失為一種嘗試，但需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任何一種會計方法的采用，都要符合中國現實和特定環境，符合成本與效益原則，不能為會計而會計，為研究而研究；第二，流轉稅跨期分配與所得稅跨期分配一樣，都是會計原理和會計原則的具體運用，屬于某一類會計業務，指望因此形成一門稅收會計學，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四、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

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關系，所要解決的實際上是會計規范本身的結構問題。廣義上講，會計準則是會計制度的一種形式，就象會計制度以外，還有會計規章、會計規則、會計規定、會計處理辦法等多種法規體例一樣。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搞會計改革，乃至于系統研究會計制度改革，開始用會計準則這個稱謂，很大程序上受到西方會計實務的影響。因為美國、英國、加

拿大以及國際會計準則都稱accountingstandards或accountingprinciples，分別譯為會計準則（或會計標準）和會計原則，當時國內大量介紹和譯述西方國家會計文獻，使得會計準則這個詞成為市場經濟制度下會計規范的象征。記得當時還曾就會計準則、會計標準或會計原則的區別或聯系以及我們該選用哪一個名稱進行過多次討論和論證，后來在1988年義召開的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基本理論和會計準則研究組的的研究會主達成一致意見，今天統一用“會計準則”一詞，不再在名詞上爭論了。

現在我們討論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關系。已經不再是名詞本身的討論。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現在都以其現實存在，直接影響著會計實務和會計理論。當然，由于已經的會計準則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國際會計經驗，會計準則幾乎成為新的會計規范的代名詞，因而影響更大一些。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會計準則，基本上是指已經或即將的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而會計制度所涵蓋的內容要廣泛得多，且復雜得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兩則兩制”中的13個行業會計制度和后來陸續的其他行業會計制度，象公路經營企業制度，還有股份公司會計制度、外商投資企業制度兩個會計制度。從現行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看，表現形式、體例結構、詳略程度、政策選擇方面存在一定區別，但所涉及的內容基本上是相同的，相互之間的關系確定需要理順，從而形成有分工又有協調、結構嚴密的中國會計規范體系。

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財政部著手研究和草擬會計改革發展規劃時，就提出了會計準則體系這一動議。1991年的《會計改革綱要（試行）》以及先后提出的《關于擬定我國會計準則的初步設想》等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建立包括基本準則與具體準則在內的會計準則體系的設想。當時，按行為和所有制制定的國營工業企業會計制度、國營商業企業會計制度等基本上是以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格式為框架的，這就是本文前面所說的，執行的是薄記職能。也有一些例外，1985年的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會計制度以及1992年年初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除了傳統的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方面的內容處，也獨立地規定了一些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政策。實施“兩則兩制”時，由于當時《企業會計準則》只有一個基本準則，尚不能滿足具體指導企業會計實務的需要，所以根據基本準則按行業制定了13種會計制度。這些行業會計制度也相應地充實一些會計政策的內容，即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方面的內容。這就是為什么隨著具體準則制定工作取得進展，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的重疊之處越來越多、我們越來越關注會計準則與會計制度關系問題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會計準則時，還主要是直觀地借鑒西方國家會計準則這名稱和形式，那么經過10年來制定會計準則的長期實踐，我們切實感到，分要素、分經濟事項制定會計準則這個形式，有顯著的優越性。一是分會計要素、分經濟業務制定會計準則，有可能將某個要素或業務所涉及的定義、特征、確認、計量和披露要求闡述得比較全面且清楚，邏輯嚴密；而會計制度是按會計科目組織其邏輯結構的，其核心是賬戶設置、記錄內容和借貸規則，不可能象會計準則那樣根據特定要素或業務的需要靈活組織其結構和內容。二是會計準則這種形式已經成為國際公認的規范形式，已經為國際社會所認同，象法國、德國等國家也開始采用會計準則這種形式。

曾經普遍認為，會計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應當用會計準則取代會計制度。現在看來，評價會計制度，應當從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辯證地看。就內容來說，通過會計制度規定資產計價和收益確定等會計政策，并不是絕對不可行。有人說會計制度規定過死，不利于企業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會計政策。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實際上，并不是會計制度規定過死，而是財務制度規定過死，不能把財務制度的問題算到會計的頭上；就現行會計制度來說，除了仍然過多受到財務制度制約之外，很難說會計制度所規定的會計政策過死。再說，就提高會計信息的可比性而言，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余地將越來越小。會計制度的問題出在它的形式上，即如前面提到的，由于會計制度是按會計科目組織其邏輯結構的，因此，無法對特定會計要素和會計業務的確認、計量作充分交代，也就限制了它的作用范圍，這也是形式決定內容的一個例子。

會計活動包括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四個環節，因此，會計規范也就有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這四個可能的要素。無論是國際會計準則，還是其他國家的會計準則，都只包括確認、計量和報告三個環節，而基本上沒有涉及記錄這個環節，就我國的會計準則來說，必要時也有一些有關賬的規定，比如，單設賬戶還是合并反映，直接轉銷還是備抵方法，就屬于記錄的規定，因為不影響計量的最終結果。有關記錄環節，所解決的問題主要有賬戶的設置、賬務處理程序、賬戶對應關系，賬戶與報表項目的協調和配合等等。現行會計制度的形式特別適合于記錄制度。所以，要不要用會計準則代替會計制度，實際上就變成了還要不要對會計記錄環節作出規定？有關記賬方面的事，是不是交給企業自己來做？

筆者認為，會計制度有關記錄環節的規定，主要是幫助企業設置會計科目和建立會計核算體系，并不象會計準則那樣直接影響會計信息的質量，所以，要不要對會計記錄環節作出規定，取決于企業會計實務有沒有這個需求。離開特定環境，絕對地說取消會計制度或保留會計制度，都是片面的。

近一個時期以來，有不少發展中國家建議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對包括會計記錄在內的賬務處理作出規定或提供指南，日前，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新設的發展中國家和體制轉換國家會計指導委員會（即steeringcommittee；我國會計文獻大都將其譯為“籌劃委員會”。筆者認為，譯為“指導委員會”更為貼切），其研究課題之一是，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要不要就會計程序提供指南提出決策建議。另外，法國的通過會計制度（即plangeneralcomptibles；國內大多將其譯為“會計總計劃”或“會計總方案”，這實際上是對法文的直譯。法律注冊會計師協會最近出版的英文文獻，將其譯為generalaccountingsystem.筆者以為，為正確表達這份制度所包含的內容，應當譯為“通用會計制度”）作為法國會計特色的體現，在西非國家及世界一些地區有很大影響。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提出的命題也是，要不要提供象法國通用會計制度那樣的會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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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對絕大多數的朋友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為了讓朋友們都能順利的編寫出所需的論文，論文頻道小編專門編輯了“生態補償財稅政策”，希望可以助朋友們一臂之力!

生態補償最早是一個自然科學的概念，后被引入到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生態補償作為保護生態環境的一項經濟手段，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開始出現并逐步成為環境政策的一個重要領域，其核心內容是生態保護外部成本內部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改善、維護和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調整相關利益者因保護或破壞生態環境活動產生的環境利益及其經濟利益分配關系，以內化相關活動產生的外部成本為原則的一種具有經濟激勵特征的制度。

財稅視角下的生態補償涵義更加廣泛，其政策涵義是一種以保護生態服務功能、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的，運用財政稅收手段，調節生態保護者、受益者和破壞者經濟利益關系的制度安排。…財稅政策是生態補償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從財稅視角下考察生態補償路徑，有助于拓寬生態補償的理論思路和操作渠道。

一、生態補償與生態稅收政策

生態補償資金籌措渠道是多方面的，但生態稅收收入是其中重要的來源。借鑒國外先進的生態稅收建設經驗，完善生態稅收政策，建立與生態補償機制相適應的生態稅收體系，是稅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經濟、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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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稅收；中國財稅史；教學效果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26-0127-02

我國國家財稅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變革、發展深刻影響著數千年來社會制度的演進，反映著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的興衰更替。因此，對大學生而言，財稅專業史學和專業知識的學習是一體兩翼、相輔相成的關系，可以說，了解、掌握中國財稅史的基本演變軌跡、特點及其規律，有助于財稅專業學生對現實問題的觀察和理解。因此，如何改革《中國財稅史》的課程教學，提高教育質量，值得深入地研究與探索。

一、教學內容

1.教學內容必須符合教學目的。當前高等學校所提倡的素質教育之目的，是試圖使學生在全面了解課程基本觀點或基本理論基礎上，可以自主地運用這些觀點或理論來解釋或解決現實問題。就《中國財稅史》課程而言，就要使學生掌握中國財稅制度在數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演變軌跡、特點及其規律，還需使其進一步了解我國財稅制度在數千年歷史演變過程中的得失，以史為鑒，使其將來能夠服務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財稅體制。

2.教學內容必須滿足學生需求。教學內容的設計上，必須要注意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中國財稅史》課程在教學內容設計上更應從學生的需求出發，必須要做到鮮活生動、翔實有趣，最大限度、最大深度地去激勵學生的求知欲，同時，教學內容也要盡量做到深入淺出、明白易懂，不能超出學生的理解能力范圍。

3.教學內容必須結合相關課程知識。財稅專業有其自身的知識體系，其中各門課程也都有其各自特點。《中國財稅史》與其他專業主干課程又有著較為緊密的聯系，因此要積極擴展相關知識，使《中國財稅史》課程能夠在服從專業整體結構的安排下達成教學內容、結構的不斷優化，建立相對穩定與動態更新相結合的課程教學體系，并且可以使相關各門課程間形成知識上的內在聯系，形成完整的認識體系，從而整體推進財稅專業的建設。

4.教學內容必須適時更新。在專業史學的教學過程中，一定要注重歷史與現實的融通。因此，教師要注意將本學科以及相關學科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時引入課堂教學，不斷更新和完善教學內容，并且引導學生把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使專業史學真正成為結合歷史與現實的一門學問。

二、師資隊伍建設

1.培養機制。優秀的課程師資隊伍建設必須要求有良好的培養機制。培養的方式多種多樣，最為常見和有效的方式就是“以老帶新”，這樣一方面可以發揮現有資源優勢，另方面還能增進教師間的感情。當然，也可以采取推送青年教師往國內外相關院校進修，或者聘請校內外專家進行專門培訓等方式。

2.競爭機制。有效的競爭機制可以激發潛力，這對教師隊伍建設同樣非常重要。目前專業史學教育中經常存在的問題是，教師講課的風格甚至講課的內容經常幾年甚至十幾年都不加以更新，缺乏意識上的更新和方法上的創新。而競爭機制的采用，可以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思進取的情況。

3.外聘機制。結合本學科課程實際情況，外聘機制需要有長期的規劃，以形成對自有教學資源的必要補充，以接近或達成課程建設的目標。教學的主體是教師，因此必須足夠重視課程師資隊伍建設，建設起一支結構合理、人員穩定、教學水平高、教學效果好的教師隊伍，才能保證教學的質量。

三、教學方法和手段

1.采取適宜的教學方法。首先，專業史學的基本教法依然是教師講授。但在《中國財稅史》的授課過程中，授課教師要善于將豐富的歷史事實條理、生動、形象地展現給學生，注意避免羅列史料、平鋪直敘，力求簡練化、通俗化、大眾化地講授，并可以設計將部分歷史事件情節化，用生動、有趣的語言，做到論從史出，將歷史形象地展現在學生面前，使其樂于接受。其次，專業史學的教育也要注意課堂互動。教學的過程，應該被視作師生積極交流、共同提高的過程，因此在課堂教學中，要充分提升學生的參與度，教師可以圍繞所講授的歷史事實，提出學術界存在爭議的某些問題、某些觀點，讓學生來分組討論、交流意見，如此，激發學生主動思考的能力，更有利于其深入理解所學知識。先生有句名言：“教育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無論采用何種教學方法，其目的都不外是為激發興趣、活躍思想，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自主分析問題的能力。

2.使用豐富的教學手段。首先，隨著學生對課堂教學形式要求的多樣化，要求教師在教學中積極利用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手段，而《中國財稅史》課程本身包含了大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相對于財稅學科中其他課程來說，更適于用多媒體展示相關歷史圖片及視頻資料，充分調動學生感官，使“死”的歷史知識“活”起來，從抽象變為具體。在多媒體課件的制作上面，最好的辦法就是使歷史能夠再現，增強課堂授課的直觀性和形象性，而目前隨著網絡技術的發達，諸如中華文明網、中華文史網、華夏文明網、中國文物網、各地博物館等網站，都紛紛展示出各個歷史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字書影、歷史文物、歷史遺跡等圖片，同時，目前發行的《中華文明五千年》、《中國史話》等相關科教紀錄片資料，都是豐富的教學資源，使中國古代的財稅發展史生動地再現于課堂。其次，要加強網絡課程建設。網絡能夠提供規范、直觀、便捷的教學學習資源，一般來講，課程教學平臺的內容要準備齊全，要能提供便于下載的教學計劃、大綱和適用于多媒體環境的電子教案，便于學生進行自學；也要能提供教師授課用例題庫和例題題解，便于學生自測；而且，由于《中國財稅史》課程的特點，即其存在著大量直觀的歷史素材，網絡課程便可以直接提供教師授課選用的圖片、視頻等素材或者相關網站的有效鏈接，同時，還可以設置在線交流的欄目，方便師生及時溝通。

四、實踐內容

實踐內容建設的重要性不亞于教學內容。《中國財稅史》課程的教學，同樣也要加強理論與實踐的互動。設計專業史學課的實踐內容，先要把握住課程中可與實踐結合的知識點，可以針對某些有借鑒價值的重要財稅歷史問題，要求學生去資料室、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如講授中西封建財稅制度差異時，可以“中西封建社會財稅思想比較”為題，要求學生撰寫論文或報告。同時，論文報告之外，還可采取學生學術沙龍的形式探討專業歷史問題，為使探討的問題更有針對性，教師可預先較宏觀地確立所討論內容的基點、立論的基礎或大致脈絡，再讓學生自由發揮、討論，這樣，既可以使所探討的問題集中有序，同時又可以激勵學生暢所欲言。

針對目前財稅專業學生史學知識較為貧乏的狀況，可以有目的地加強該方面的訓練。具體可以采取如下措施：（1）結合專業史課程的內容，要求學生閱讀歷史著作、相關史料等，并做好讀書筆記。（2）在講授每一章知識前，介紹本章重點內容研究現狀及有關資料，并列出參考書目。（3）結合每章重點難點，每學期指導學生完成1-2篇小論文或報告。（4）每學期抽出2-3課時的時間用于課堂討論或組織學術沙龍。（5）利用網絡系統，開辟財稅史教學、討論專欄，鼓勵學生發問，教師答疑，為師生交流討論搭建平臺。

總之，課程建設是個系統工程，是一個需要長期持續并不斷完善的過程，尤其是考慮到目前經濟類專業學生對專業史學普遍較為漠視的態度，以及專業史學課程的特點，必須從實際出發、構建合理機制，做出詳細可行的計劃，才會達到預期的目的。而專業史教師自身只有勤加探索、不斷充實，努力擴展知識構成、理論深度和信息量，才能不斷提高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增強教學效果，適應現代教育的新需要，逐步完善真正具有實際價值的課程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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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財政收支體系，加大財政扶持力度

實施稅費改革，增加財政收入。在我國現行財政收入體制中，規范性政府收入與非規范性政府收入同時并存。據統計，我國非規范性政府收入與規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約為3∶2.按照這一比例推算，我國1999年非規范性政府收入約為17000億元，這一巨大的數字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沖擊稅基，減少財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收費收入缺乏約束，導致腐敗行為的滋生和蔓延，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我國政府應及時清理整頓各部門、各級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預算外收費項目，統一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堅決取締一切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將具有稅收性質的基金和收費納入稅收管理，歸入現行稅種或重新設計稅種。

增加政府對科研開發的投入。目前，我國R&D費用嚴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財政投入力度。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需從兩方面著手：增加預算內投入。在財政預算上，打破基數法，采取一年一定的辦法，增加預算內投入；壓縮一般性行政開支，把節約的資金用于科技開發，在不影響國家正常運轉的條件下，使預算內科技投入增長速度超過GNP增長速度；合理利用預算外資金。把財政部門管理的小型技改貸款、文教衛行政周轉金、工交商貿企業周轉金、支農周轉金等各項周轉金，向科技開發傾斜，保證技術改造資金需要。

建立政府補貼基金。美、英、法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均建立了政府補貼基金，其用途主要有兩個：對風險投資企業提供無償補助，分擔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風險；對風險投資企業虧損提供虧損補貼。在這里，政府補貼不是指物價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而是對風險投資基金進行補貼，以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應從財政支出中單獨劃出一項政府補貼基金，專門用于風險投資補助，對違反規定的單位和個人，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建立國家采購政策。利用國內市場，扶持國內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是美、英、法等國慣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購規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能有效地促進企業的技術開發。為了保護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政府采購的名單和辦法。目前，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把國家采購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制度化、經常化的政策。同時，還需要規定對違反國家采購政策責任人的處罰條例。

2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財稅制度創新

國外企業界認為，R&D經費占銷售收入1%以下的企業難以生存，達到5%以上才有競爭力。鑒于我國企業投入R&D經費比例較小，并呈下降趨勢，我國政府應積極制定有關財稅政策，

鼓勵企業論文關鍵詞：財政收支體系；財稅制度；稅收體系；網絡貿易稅收

論文摘要：我國應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完善財政收支體系，加大財政對科研開發及人力資本的投入，實行稅收政策傾斜，對新經濟給予稅收支持，以適應和促進知識經濟的發展。

1完善財政收支體系，加大財政扶持力度

實施稅費改革，增加財政收入。在我國現行財政收入體制中，規范性政府收入與非規范性政府收入同時并存。據統計，我國非規范性政府收入與規范性政府收入的比例約為3∶2.按照這一比例推算，我國1999年非規范性政府收入約為17000億元，這一巨大的數字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沖擊稅基，減少財政收入，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收費收入缺乏約束，導致腐敗行為的滋生和蔓延，擾亂正常的經濟秩序。因此，我國政府應及時清理整頓各部門、各級政府名目繁多的基金和預算外收費項目，統一納入政府預算管理；堅決取締一切不合理的收費和基金；將具有稅收性質的基金和收費納入稅收管理，歸入現行稅種或重新設計稅種。

增加政府對科研開發的投入。目前，我國R&D費用嚴重不足，迫切需要政府增加財政投入力度。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需從兩方面著手：增加預算內投入。在財政預算上，打破基數法，采取一年一定的辦法，增加預算內投入；壓縮一般性行政開支，把節約的資金用于科技開發，在不影響國家正常運轉的條件下，使預算內科技投入增長速度超過GNP增長速度；合理利用預算外資金。把財政部門管理的小型技改貸款、文教衛行政周轉金、工交商貿企業周轉金、支農周轉金等各項周轉金，向科技開發傾斜，保證技術改造資金需要。

建立政府補貼基金。美、英、法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均建立了政府補貼基金，其用途主要有兩個：對風險投資企業提供無償補助，分擔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風險；對風險投資企業虧損提供虧損補貼。在這里，政府補貼不是指物價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而是對風險投資基金進行補貼，以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應從財政支出中單獨劃出一項政府補貼基金，專門用于風險投資補助，對違反規定的單位和個人，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責任。

建立國家采購政策。利用國內市場，扶持國內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是美、英、法等國慣用的做法。其原因在于政府公共采購規模是巨大的，其需求量足以刺激新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形成，能有效地促進企業的技術開發。為了保護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政府采購的名單和辦法。目前，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把國家采購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成為制度化、經常化的政策。同時，還需要規定對違反國家采購政策責任人的處罰條例。

2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財稅制度創新

國外企業界認為，R&D經費占銷售收入1%以下的企業難以生存，達到5%以上才有競爭力。鑒于我國企業投入R&D經費比例較小，并呈下降趨勢，我國政府應積極制定有關財稅政策，鼓勵企業放、遺棄污染物或制造其他社會公害的企業和個人列為環境保護稅的納稅人。在稅率設計上，根據污染物的排放量和濃度及污染物對環境的破壞度來確定差別稅率。如果排放量不易確定，則按照企業的產量或者某種關鍵生產要素的消耗量來確定。在設計稅率時要體現效率與公平，鼓勵企業加大環保投入，對排污水平低于國家排放標準的企業可實施環保退稅。在稅收征管上，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提高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同時保證中央政府對全國環保治理的需要。（2）擴大現有資源稅的征稅范圍。我國現行資源稅僅對礦產品和鹽類資源課稅，征稅范圍過窄，這與我國資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費現象嚴重的現實極不相稱。可將礦產資源補償費、水資源費、漁業資源增值保護費、林業保護管理費、林地補償費等并入資源稅，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3）在稅收優惠上向環保型的企業傾斜，特別是要對生產環境保護產品的環保工業及提供環境保護技術服務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

5制定網絡貿易稅收政策

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技術日益發達，電子商務在全球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有企業或遲或早終究會主動融入或被動卷入其中，我國政府應該根據形勢的發展，站在戰略的高度，引導企業將目光投向電子商務。我們不妨借鑒美國的做法--對網上交易實行零稅率，通過一系列的網絡稅收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向電子商務方向發展，并適時制定與電子商務有關的稅收政策，保護和促進我國企業的發展，以免將來處于被動調整的尷尬境地。

參考文獻

[1]劉華.《關于促進企業科技進步的財稅政策研究》（載《科技進步與對策》1999年第3期）.

[2]王冰.《重視人力資本投資，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載《經濟問題》1999年第5期）.

[3]文英.《發展知識經濟的稅收政策思考》（載《財金貿易》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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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

1．理論基礎

對于低碳經濟的解釋有眾多說法，總結起來是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觀點，采取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以及新能源開發等多種形式，盡量減少煤炭及石油等高碳產品能源消耗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良性循環。

2．財稅與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框架

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調支持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協調，對于低碳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需要明晰其職責。政府與市場應該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依據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政府的職責范圍體現在運用財政補貼、稅收、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與約束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為金融部門應該加大對低碳經濟發展的信貸支持力度；建立相應的低碳信用交易平臺，促進低碳交易等方面的工作。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兩者協調配合，產生的合力才能擴大政策的功效，從而推動低碳經濟發展。

三、財稅政策與金融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1．財稅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1）完善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財政政策。政府調節經濟走勢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財政補貼政策。政府可以開展有針對性的財政補貼政策補貼低碳經濟企業，對于調動企業開展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財力支持，有利于社會資源傾向投資于低碳經濟項目。因此，為了鼓勵支持企業積極研發低碳技術，對于能夠獨立實現研發和創新或者能夠采用先進的低碳環保設備投入生產和運營的，應該給予相關財政補貼。具體分為：企業價格方面補貼、虧損方面補貼、折扣方面等政策。對于購置了低碳環保設備設施的企業可以采取加速折舊方法，以盡快提完折舊，加快企業設備的更新進程。（2）完善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稅收政策。在政府宏觀調控政策中稅收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當前稅收政策的功效主要集中體現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企業提供有力支持。用稅收的形式優化配置有限資源，使其資源達到合理有效配置。通過征稅來處理企業污染外部性的問題，解決外部負效應的問題。采取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在低碳技術領域進行科研創新。①健全資源稅的稅收政策。允許地方政府有權限適當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依據稅負公平的原則，應將不可再生性的資源與再生性周期較長，以及生產難度較大的資源都應擴大到征稅范圍之內；對于資源供給較為匱乏的，不宜大量開采的綠色資源產品也應擴充到征稅范圍之列。資源稅的征收范圍不僅要包括礦產性資源，還要包括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只有把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均納入征稅范圍，擴大資源稅的稅基，合理征收資源稅，才能真正實現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資源，實現低碳經濟。資源稅制中建立獎懲機制。對于節能環保型的企業給予適度的鼓勵，例如能夠采用先進技術設備或低耗低排放行為的企業給予相應稅收優惠與采取補償的措施。同時對于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高污染的企業，不僅要課以重稅，還要對其進行停業整頓、改進技術，達到經濟發展的要求。②完善企業所得稅稅收政策。應該在現有的企業所得稅制中對于發展低碳經濟的企業的所得稅給予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研發低碳技術、環保技術以及新能源開發技術的低碳企業，實施免稅政策。對于能夠積極主動投資于低碳項目的企業可以采取減稅政策。由于低碳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投資，并且具有周期較長、收益較低的特性，低碳經濟的發展與企業投資的力度密不可分。因此，應該對于低碳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的企業給予相關稅收政策。對于能夠改善設備，使用低碳設備、回收利用再生資源，有效利用資源的企業，根據企業購買的環境保護設備設施，允許多抵扣，實現減稅。對于污染較為嚴重、生產效率低的企業鼓勵更新設備設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實現由“高碳”向“低碳”的過度。雖然目前相當大一部分中小企業在低碳經濟領域的投入和研發達不到給予稅收優惠政策的條件，但要看到其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力度，可以采取稅后補貼或延遲納稅的措施。

2．金融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1）形成政策性金融制度。現在是一個發展低碳經濟的大好時機，目前已有國家開發銀行制訂了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金融規定，除此之外還應該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專門的銀行機構，致力于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實際上，許多發達國家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建立類似的特殊服務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和政策傾向金融機構、金融政策，支持特別項目及相關領域，促進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用金融基金和金融債券籌集的資金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并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黑龍江省應該成立低碳發展銀行，屬于地方性政策性銀行，銀行的資本來源于省市政府、有關企業以及民間資本金，廣泛籌集資金支持發展低碳經濟，尤其重點支持新能源、節能減排等低碳環保項目。逐步健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機構體系，如哈爾濱銀行、龍江銀行、黑龍江省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對黑龍江省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撐作用。（2）增強信貸資金的支持力度。通過金融機構信貸支持政策，完善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發展的資金需求。實施綠色信貸資金政策，著重商業性銀行對信貸業務進行相關環境風險審查、評估和監測，完善綠色信貸管理系統建設。借此擴大商業性銀行的綠色信貸規模效應，新能源、節能減排項目的貸款采取綠色通道快速辦理；提供以排污許可證作為綠色信貸額度的界定標準，降低新能源、節能減排項目的信貸風險；加強低碳產業和下游產業的項目和增值。根據實際需要做好黑龍江省發展低碳經濟的綠色信貸的規模額度，并且有效規定綠色信貸的貸款期限和銀行利率。（3）加強資本市場推動作用。發展低碳經濟必須發揮優勢資本市場的初始投資和融資。目前，大量的低碳經濟相關行業和企業投資于資本市場的發展。發展低碳經濟的相關產業數量和行業的市場價值低于其他省份。根據實際情況，證監會應該相關政策，對于財務指標正常，符合低碳經濟發展的企業可以優先考慮建設項目。以促進上市公司的發展模式轉型，將其資本和技術更多的投放低碳經濟領域。（4）提升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模式。根據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的特性，金融機構應該采取相關措施，不斷創新金融產品研發。第一，讓低碳項目有大額、穩定、長期的資金來源，直接設置專屬低碳企業的投資基金。第二，為了促進低碳交易，建議建立低碳信用交易平臺。第三，采用低碳品牌，促進企業使用低碳經濟信用卡。第四，加快低碳金融服務的進程，如金融產品和碳排放交易數量組合，形成與資源相掛鉤的金融產品，結合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的金融服務產品。第五，創新的金融中介服務，金融機構應積極參與并提供低碳項目信用登記、托管和基金為低碳項目結算和清算服務，促進企業發展新能源、節能減排。第六，繼續開發新的保險產品滿足黑龍江省低碳經濟發展，比如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強制責任保險的環保、碳交易信用保險以及綠色汽車保險等等，減少碳排量、減少氣候變化和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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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可．基于金融支持視角的低碳經濟發展研究［D］．四川：西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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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稅務學會在全區稅務系統的廣泛發動，僅僅在2012年度稅收科研論文研討會上，就收到論文49篇，評出特等獎6篇、一等獎2篇、二等獎4篇、三等獎6篇。

開展優秀課題申報。為打牢稅收科研基礎，區稅務學會大力開展優秀課題申報。各會員小組按照學會下達的參考課題，結合本單位實際及科研力量選定自己的研究課題，定時報學會立項。根據區稅務學會秘書處統一安排，各會員小組可申報立項課題1-2篇。課題論文要求觀點、方法新穎，立論清晰，論據充分，邏輯性強，結論準確，具有較強的稅收科研轉化價值，論文字數不少于3000字。同時，學會公開獎勵標準，對稅收科研論文的立項課題費、用稿稿費、獲獎獎勵標準等進行公開，增大吸引力，調動寫作積極性，使重點稅收科研項目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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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收入比重偏低，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比重偏高。

就我國現狀而言，我國的居民收入比重偏低，而政府收入比重和企業收入比重偏高。居民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是勞動者的報酬比重偏低。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是我國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根據相關數據顯示，我們國家居民勞動報酬在整個GDP中所占的比值在不斷變化，其中在1983年的時候達到最高點是56%，然后一直處于下降的形式，并在2005年的時候降到36%，通過對這22年的統計對比，期間累計下降了20個百分點，同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期間，我們國家的資本報酬率上升了20個點。

（二）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導致社會矛盾比較突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急速擴大，基尼系數在2000年時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保守估計，近幾年一直保持在0.45左右。而主要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3左右，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的基尼系數也都為0.3左右，遠低于我國。從整體上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在眾多國家中處于中等偏上水平。

（三）分配秩序有待進一步規范，制度性分配不公仍然存在。

一是不同企業、行業中存在著制度性的分配不公。一些壟斷企業，工資分配上過于平均，造成企業內部員工之間的分配不公；且普通職工的工資收入遠高于勞動市場價位，因而在全社會范圍內造成比較嚴重的分配不公。二是保險福利等制度改革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較大。

二、解決我國現存收入分配問題的建議

(一)適時的逐步的調整稅制結構。

當前我國的稅收結構是以流轉稅為主的。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不利于調節居民收入和財產差距。從理論上講，流轉稅的納稅人是法人企業，其稅基落在經濟流轉額上，如增值額、銷售額等，與經濟主體的所得沒有關聯，因此，流轉稅帶來的稅收收入相當穩定，而且征收簡便，征收成本很低。正是這個意義上，流轉稅的籌集收入功能很強，超出了所得稅等直接稅類的稅種。但由于稅基不在所得和財產上，故而流轉稅對收入差距、財產差距難以直接產生調節作用。順著這個邏輯，要實現稅收來調節收入差距的目標，首先要逐步實現稅收收入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二）用稅收手段激勵慈善捐贈事業，彌補二次分配的不足。

要完善并理順稅法中有關捐贈的各項稅收政策，切實維護捐贈人權益。第一，針對個人所得稅，可以繼續實行對薪資所得和個體工商業戶經營所得中的慈善捐助進行扣稅或免稅，同時可進一步擴大捐贈比例，由30%到50%或更高。在制定具體的措施過程中，捐贈人在捐贈發生的納稅期內多繳納的稅費可以在次月的納稅期應當以會計年份內所要繳納的納稅額為基礎進行抵消，在年終的時候統一進行清算；如果某一次的捐贈金額或折價金額大于當年應繳納所得稅要求的比例可以在今年的年份里進行遞延抵免。第二，在捐贈實物方面的相關政策。在實際的捐贈過程中，勞務捐贈和實物捐贈也占據了整個個人慈善捐贈中很大一部分比例。通過對2009年的數據統計發現，該年的慈善捐贈過程中，實物捐贈金額為105億元，貨幣捐贈額為227億元。所以要盡快制定實物捐贈的稅收扣除辦法，并相應制定實物作價的實施細則等具體規定。

（三）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

1、對個人所得進行分類計量和綜合計稅。考慮到征管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目前可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所得稅制，它是對納稅人的所得進行細分并分別按不同的標準計稅。比如把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承包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財產租賃所得等列入綜合征收項目，采用累進稅率計征。同時對于某些收入，如稿費、特許權使用費、股息紅利和財產轉讓所得分別制定不同比例的稅率也是必要的！所以，這種措施可以通過對不同性質的收入區別對待來調節收入差距。

2、適當調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制定合理的邊際稅率。由于我們國家的快速發展，隨之帶來的是我們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物價的上漲，基于此因素的影響，可以考慮提高減除費用標準。對于當前的規定，該標準顯得過低，造成繳納稅費的群體逐漸龐大，使得原本低收入階層也要開始納稅，一方面增加了他們的負擔，另一方面也造成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因此管理層在進行稅率時要兼顧各方面因素，既要確保財政收入的金額，又要切實考慮到納稅人的賦稅能力，充分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

3、適時建立以家庭為單位申報納稅的模式。根據國外的一些先進的案例，可以根據單身、已婚或家庭成員數來判定其負擔能力，不同的群體所能負擔的金額多少不一，充分照顧到大家，這樣通過對各個群體進行相應的征稅，達到兼顧公平的效果。不過在對待家庭征稅時，可要考慮到對撫養支出、贍養支出、醫療費、房貸等等因素，從多個項目進行稅前扣費，不降低家庭的生活質量。

（四）開征社會保障稅

將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費改為社會保障稅，并確立全國統一的征收標準。比如，凡是在我國工作的就業人員（含非中國籍人員和居住地在國外的人員），都要在我國繳納社會保障稅。納稅形式可以采用個人所得稅的納稅形式：自主申報和代扣代繳相結合。社會保障稅稅率的確定應遵循稅收負擔與收入相一致的原則，收入越高的承擔的社會保障稅納稅負擔相對越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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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陸進《論增強我國稅收調節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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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會計是會計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出現時間與財務會計大致相同，甚至早于財務會計，其在企業稅收籌劃、反映企業納稅義務履行情況、監督企業正確處理分配關系、促進企業改善經營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各國對于稅務會計有了較長時間的理論研究，稅務會計模式不斷發展完善，在全球范圍內大致形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財稅分離模式、以法國為代表的財稅統一模式及以日本為代表的混合型模式。同時，我國對于稅務會計方面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發展還不成熟，且一般將稅務會計視為財務會計的一部分，重視程度不高。建立適當的稅務會計制度，不僅是會計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更是完善我國稅制的迫切要求。本論文以我國當前的稅收制度和會計制度為基礎，從分析稅務會計模式發展完善的必要性出發，運用分析對比的方法，與國內外發展較為成熟的稅務會計模式進行比較，直觀對比出發展背景、歷程、成效差異等，以期找出可資借鑒的成功經驗，探索出符合我國稅務會計發展的模式。

一、我國稅務會計模式建立的必要性

1．設立企業稅務會計是合理把控稅收制度與會計制度差異的必然要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稅制改革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從1994年稅制改革開始，稅收制度與企業財務制度之間的差異逐步擴大。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均是以貨幣作為計量單位的一種會計核算管理活動，但稅務會計因與稅法有特定聯系，相對于財務會計更加復雜。稅務會計是在稅收法規和會計制度的雙重約束下，進行稅務籌劃、稅金核算和納稅申報的一種會計系統。二者的處理方法、計算目的、核算程序和結果等有很大差異性，這就要求稅務會計從財務會計中分離出來，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尤其是2006年我國財政部頒布了新的《企業會計準則》，使得會計制度與稅收制度的差異日趨明顯。因此，只有完善我國稅務會計制度的建立，才能充分發揮稅務會計和財務會計各自的職能，規范我國會計制度。2．設立企業稅務會計是完善稅收制度并保證稅收征管的重要措施首先，設立企業稅務會計有利于完善稅收制度，它的建立有利于優化當前我國的稅收制度結構，是對稅制基層結構的補充。其次，設立稅務會計有助于保證國家稅款的征收工作。企業配備既精通會計業務，又熟知稅收法律相關規定的人員，不僅能保證國家稅款及時、公平、足額征收，還能保證企業在合理、合法納稅的基礎上充分使用稅收優惠，為企業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再次，設立企業稅務會計，建立完善的稅務體系，明晰稅企權責，讓稅務人員從繁雜的財務報表檢查中解脫出來，從而大大提高稅務工作的效率。3．設立企業稅務會計是企業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必然選擇稅收籌劃，即合理避稅，是指納稅人在遵守國家相關法律及稅收相關法規的前提下，按照國家稅收政策及法規的導向，事前選擇對企業自身稅收利益最大化的納稅方案來處理企業的生產、經營、投資及理財等活動。稅收籌劃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擴大企業的利潤，是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的必經之路。然而，企業只有建立起完善的稅務會計制度，認識到稅收籌劃的重要性，把稅收籌劃作為企業的一項正式的工作來處理，才能充分利用稅收籌劃給企業帶來利益，才能不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美、法、日三種稅務會計模式比較分析

1．美國：財稅分離的稅務會計模式從法律制度看，美國采用的是海洋法系，即普通法系。其形成并且在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法律體系并不是如中國的憲法般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主要依據經美國法院判例給予解釋，成文法再進行補充。稅法作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其使用狀況也不例外。各州分散獨立的法律體制，國家沒有系統地、完整地對企業的會計行為進行統一規范。從經濟體制看，美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只在宏觀上施加一定的影響，并不直接干預經濟，經濟具有高度的自由和開放性，市場決定供求，遵循公認會計原則，為投資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從會計規范的形式來看，美國由于其會計核算規范為民間管理方式，因此，會計核算規范均以公認的會計原則為核心，其立法對會計核算規范并無直接影響。美國強調投資者利益的保護，這種“投資者導向型會計模式”極大程度的保護了企業經濟利益，使企業的財務會計能夠自覺遵循會計原則，同時其完全不受稅法的約束，所以會計核算、提供的相關信息相對客觀、公允和真實。從企業組織形式看，獨資企業、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業等企業形式在美國非常豐富多樣，以股份制企業為主。美國作為全球證券業最為發達的國家，企業資本的構成與法國、日本相比，自有資本占比高達55％，法國占比為36．8％，而日本只占19．8％。從融資渠道看，美國企業主要通過資本市場募集資金，投資人與基金管理人通常依據公司的財務狀況和企業未來的前景作為是否持股或持股多少的重要參考。由于美國有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完全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企業在融資渠道的選擇上優先選擇證券市場，而銀行只是輔助渠道。由于美國財務會計過于強調保護投資者利益，不受稅法約束，這種投資者導向型會計模式推動企業財務會計發展日臻完善，但需要統籌相關稅務和計算、核算應繳稅款時，就須根據美國復雜的稅法同步進行復雜的納稅調整。即使涉稅會計比較復雜，但美國這種稅務會計模式能夠較好地發揮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的應有作用，因此還是能被諸多國家廣泛采用。2．法國：財稅統一的稅務會計模式法國的會計準則與稅法的要求基本統一，采用的稅務會計模式也是財稅統一型的模式，政府和稅法占據主導地位，會計服從稅法。法國這種財稅統一的會計模式明確要求：企業會計準則要與稅法的要求一致，強調繳納稅款與股東的財務報表要一致，決不允許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存在差異，企業必須嚴格按照國家稅法的有關規定來處理會計相關事項。這種“政府稅收導向型”的會計模式，會計職業團體的力量較弱，過分強調按稅法規定編制財務報表，雖然可以保證稅款及時、足額征收，滿足稅務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企業的實際狀況，反映不夠真實、公允，滿足不了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從法律制度看，法國采用大陸法系，適用于成文法，法律既系統完整，又清晰具體，邏輯縝密。法國政府通常在一定的時候借助法律使用行政等手段來干預經濟活動，會計服從于稅法，企業的財務會計往往受到公司法典、稅法典和證券法典等諸多法典的影響，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由于稅法優先會計規則，稅務部門不僅可以確定企業納稅申報的財務報表的格式和內容，而且還可規定企業的實際財務會計和報告實務。從經濟體制看，法國是市場經濟體制，體現很強的計劃性，政府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全方位立體地干預調控經濟，在經濟調控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政府認為企業對未來市場短期的預測應由市場來解決，而國家對整個市場中長期的預測則由國家計劃解決。因此，政府干預經濟既有宏觀層面，也有微觀層面，由此可見，計劃在經濟活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企業組織形式看，法國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合伙企業等企業組織形式。國有化占比較大，在國民經濟生活中擔負著重要作用。從融資渠道看，由于證券市場不夠發達，投資者普遍樂于購買國債而不愿意購買或持有股票，企業所需資金通常來源于政府或銀行。由于法國要求企業的會計準則要與稅法的要求保持一致，因此，法國的稅務會計模式有其明顯特征，即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相互統一。3．日本：財稅混合型的稅務會計模式相較美、法兩國，日本的稅務會計模式既不像美國強調經濟自由，會計要保持獨立而采用的財稅分離模式，也不像法國強調稅法優先會計法則而采用的財稅合一模式，日本采用的是一種協調特征下混合型的稅務會計模式，中和二者特征，更靈活。從法律制度看，日本采用大陸法系，使用具體而詳細的法律條文。日本在會計規范方面，除了企業會計準則，商法、稅法和證券交易法都是重要依照。日本的商法適用于所有產業活動單位法人和個體工商戶，是處理一切社會經濟活動的民事法律的總規范，旨在全力維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充分保障國家的稅收。商法、證券交易法既是法律，同時也是會計規范具體的條文。會計準則雖然原則條例數量多且內容細致，但其實際上是對商法、稅法以及證券交易法的補充。日本的證券交易法，用來規范股票發行和流通，稅法對企業會計有直接影響，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所列示的費用扣減以及收益遞延等項目必須是稅法允許的。從經濟體制看，日本是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主導市場，同時不排斥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調節市場經濟活動，以讓市場自由有序、充滿活力。但是日本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也會采取計劃調控、宏觀調控、對企業施加影響等方式參與經濟調控。從會計規范方式看，日本的會計準則與商法、稅法和證券交易法三套法系互為補充，前者在會計處理方面規定較為系統，后者則更為詳細具體，會計與稅法相互協調。相比美國和法國，日本的會計準則沒有形成完善的系統，也沒有形成國家層面的總計劃，所以日本的稅務會計是一種宏觀統籌欠缺，沒有完整系統理論支撐的會計體系。從企業組織形式看，日本企業絕大多數是股份公司，中小企業眾多，雖然大企業數量較少，但在經濟活動中卻占有主導性地位，大企業之間相互持股組建起企業集團，便于維護企業長期穩定。從融資渠道看，日本企業的資金來源渠道主要是企業集團和有影響力的商業銀行，所以政府和投資人都對財務會計有所要求。前文說到的日本的商法、稅法和證券交易法三套法律與企業會計關系密切，對會計具有直接影響。同時，日本的會計模式以企業為導向，重視為企業管理服務，會計準則的制定就是為企業經營管理服務，以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升進而實現納稅及時、公平，形成了日本會計與稅法相互協調的稅務會計模式。

三、我國稅務會計模式探討

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調節方式上與法國、日本有一定的相似性，政府在一定時候會采取一定的手段干預經濟，經濟活動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國家不僅是資產的所有者，而且具有管理職能，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雙重扮演身份使得我國的產權關系比西方國家更加復雜。同時，我國的資本市場一方面上市公司以國資背景為主導，另一方面民間投資活躍度和理性度不夠，市場主體和渠道較為單一，發展不夠成熟均衡。因此，我國稅務會計模式探討不能照抄照搬國外已有的成熟的模式。在這一點上，我國的經濟體制處于日本和法國中間，正從法國的經濟形式向日本的經濟形式轉變。從法律制度看，我國屬于大陸法系，與法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一樣適用于成文法。我國法律不僅體系完整，而且規定明確，具有絕對的權威，對會計模式也具有剛性的影響。因此，稅法與會計關系密切。從會計規范方式看，經過長時間的會計改革和稅制改革，我國當前是以包括會計制度、會計準則等的《會計法》為中心，規范著財務會計核算行為。從企業組織形式看，有限責任公司占絕大多數，中小企業較多，能達到上市要求的大企業較少。從融資渠道看，我國銀企關系十分緊密，但銀行對企業的門檻要求較高，實力較強的大企業能輕易從銀行獲得貸款，另一方面很多資金周轉不靈的小企業卻很難通過正規渠道向銀行貸款，只好向小型的信貸機構尋求貸款。由此可見，我國目前的會計環境與法國、日本比較接近，尤其是在經濟、法規等背景因素上，而與美國等具有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和高度發達的資本融資市場的西方發達國家相距甚遠。事實上，我國的稅務會計模式也較傾向于日本的財稅協調稅務會計模式。根據會計發展的國際化潮流，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將逐漸由二者合一的模式發展為二者協調并存再到二者分離的稅務會計模式，但就我國的發展現狀來看，財稅分離的稅務會計模式究竟適不適合我國，還需進一步摸索探討。從改革開放至今，近四十年時間，我國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還有許多需要不斷完善的方面。在改革的進程中，政府不可避免的采用計劃和宏觀調控的手段干預經濟是非常正確的選擇。就我國當前國情而言，實行日本的財稅協調的稅務會計模式是較為合理的。綜上所述，美國財稅會計分離的模式應是我國稅務會計模式發展的遠期目標。就目前而言，應該選擇財稅適度分離，明確財稅不同的目標，制訂相應措施保證財稅目標的實現，積極完善我國稅務會計的理論體系。美國已開了稅務會計理論體系先河，形成了完整的稅務會計理論框架；法國仍然堅持傳統處理，同時也在進行改進；日本也形成了具有明顯特色的財稅會計建設理論。總之，與美、法、日三國財稅會計相比較，我國應借鑒吸收并建立適合于我國國情且有利于我國經濟長遠發展的理論體系。有朝一日，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高度發達、法治化程度明顯提高、股份制企業日臻完善、民眾法治觀念大為改變時，財稅完全獨立的目標將指日可待。在這種會計模式下，稅務會計將賦予以下三方面的職能：

（一）核算反映職能

稅務會計的核算反映職能，即對企業的涉稅活動進行核算和反映，是稅務會計最基本的職能。稅務會計依據財務會計信息，根據國家稅收法律、實施條例以及會計準則和有關規章制度，將會計信息調整為稅務信息，從而全面核算企業稅款的形成、計算、繳納、補退等相關內容，并以價值形式客觀真實公允地反映會計納稅活動，為國家組織財稅收入提供可靠準確的信息資料和決策依據。與此同時，通過加強對稅務會計提供的信息進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可以為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進一步拓展稅源、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二）監督管理職能

稅務會計的監督管理職能，即以價值形式對納稅人進行全面核算的納稅活動過程，同時也是稅務會計進行監督管理的過程。可以說稅務會計監督管理職能寓于核算反映職能之中，即通過稅務會計系列核算方法，可以有效地監督會計主體的納稅活動是否與國家稅收法律條款相一致，進而監督會計主體稅款的形成、計算和繳納狀況，以此達到稅收宏觀調控的目的。由于稅收具有強制性，其監督管理職能也因此具有強制性的特點。通過強制性的監督管理，一方面可以保證納稅人自覺申報納稅、正確計算并及時繳納稅款，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證國家稅收政策和稅法的貫徹實施，確保國家稅收收入的穩定增長。

（三）預測和決策職能

稅務會計的預測和決策職能，即稅務會計通過核算和反映納稅人納稅活動的全過程，對企業的經濟行為進行監督管理，進而幫助納稅人對其稅務活動進行科學預測和決策。納稅人通過對稅務會計信息進行分析，依據國家稅收優惠政策，主動規避較高的稅負，進行合理稅收籌劃，從而達到稅后利潤最大化的目的。稅務會計還應加強企業與稅務機關的聯系，了解政府的宏觀導向，更好地促進整個企業的快速運轉，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潤。

參考文獻：

［1］張文賢．會計理論創新［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蓋地．稅務會計與稅務籌劃［M］．第三版．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篇（10）

    一、稅收政策對企業自主創新的作用 

    促進自主創新的稅收政策是我國政府根據科技強國和自主創新的需要、在特定時間和特定領域內對特定對象所制定的稅收附加規定和特別規定。其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1.財稅政策對企業的自主創新具有導向作用 

    政府根據當前圍繞自主創新的經濟政策、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的需要,有針對性地制定配套的財稅政策,以體現政府對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科技強國的發展戰略的支持,從而影響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過程,促使經濟資源向政府合意的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方向流動。 

    2.積極的財稅政策有利于降低企業自主創新的風險 

    自主創新活動資金需求規模巨大,回收周期長,不確定性強,企業所面臨的這種高風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企業自身的技術積累和財務手段來規避,但是,企業也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來降低風險,激勵企業創新。政府采取積極的財稅政策,可以降低企業占用資金和贏利方面的風險;減少企業自主創新活動研發投入方面的風險,增強企業抵御自主創新風險的能力。 

    3.財稅政策會影響企業自主創新的成本和收益 

    從本質上看,積極的財稅政策是政府將一部分應得的稅收收入讓渡給了企業。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則表現為成本的節省和利潤的增加。積極的財稅政策在影響企業自主創新的成本和收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于高科技領域的中小企業來說,積極的財稅政策在降低其自主創新風險的同時,為其積累資本,迅速發展壯大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4.積極的財稅政策可以有效促進自主創新成果的應用和擴散 

    自主創新成果只有進入了實際的應用階段,形成了產業化,才能真正促進經濟的發展,而積極的財稅政策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而對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制定相關的稅收優惠措施,可以有效地促使自主創新成果向企業轉移,促進新技術的擴散。 

    二、自主創新財稅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財政支出政策方面 

    1.財政科技投入總體不足,投入結構不合理 

    近幾年,我國的財政科技投入量增長比較快,但國家財政科技撥款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在4%左右徘徊,尤其是基礎研究在整個研究開發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6%的水平,而大多數國家的這一比重在 20%左右。由于基礎研究耗資大、耗時長、見效慢,企業和個人難以或者不愿在這方面過多投入,但基礎研究應該是財政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我國現有財政資金用于支持公益性和戰略性的基礎研究和公共技術研發偏少,不利于國家長期科技競爭力的提高。 

    2.科技投入方式過于單一 

    雖然目前我國在科技資金投入方式上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嘗試,但大部分資金投入仍以無償投入為主。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采用無償補助的單一投入模式已不能滿足自主創新投入需求,科技投入方式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從而發揮財政科技支出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3.財政科技投入的管理不足,效果不明顯 

    一是管理缺位。我國的科技項目、經費分別在不同部門分頭管理,缺少必要的信息溝通、協調,這樣很容易導致部門間的科技開發計劃難免有重復,從而導致科技資源重復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財政資金的浪費。二是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根據科技部和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我國每年省部級以上的科技成果和專利申請中能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在 10%左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 

    (二)稅收政策方面 

    1.支持鼓勵企業創新的優惠政策存在薄弱環節 

    我國現行的科技稅收優惠政策主要作用在支持企業創新的生產投入和成果轉化應用方面,稅收政策主要偏重于對已經形成科技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以及已經享有科研成果的技術性收入給予優惠,而對企業創新最需要支持、也是處境最為艱難的研發過程則缺乏有力的稅收支持。大部分高科技企業在創業初期基本上都沒有利潤、享受不到企業所得稅減免優惠,幾年后科技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實現了經濟效益、有了利潤時,又大都過了稅收優惠期,結果造成一些企業實際上根本沒有享受到稅收優惠。 

    2.總體稅制結構存在制約創新企業發展的因素 

    稅收政策優惠主要體現在所得稅上面,而目前實行的是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雙主體稅制結構模式,從收入占整個稅收收入的比重看,流轉稅還居于絕對優勢地位。由于流轉稅的設計沒有充分考慮自主創新產業的一些特點,因而存在一些消極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得稅優惠對自主創新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使整個自主創新產業稅收傾斜政策難以最大限度發揮效率。尤其是增值稅,其缺陷表現得更加明顯。增值稅對自主創新產業發展的阻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現行增值稅加重了創新企業的總體稅收負擔。從理論上分析,現行增值稅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會加重企業負擔:一是增值稅實行憑發票抵扣制度,在目前增值稅沒有普遍實行的情況下,企業在很多時候難以取得有效發票進行抵扣;三是無形資產開發過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享受抵扣,而這些投入往往占創新技術產品成本的絕大部分。 

    (2)現行增值稅把產品成本構成的無形資產推銷、科研開發投入也作為征稅依據,容易挫傷企業的創新投入積極性。 

    (3)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過窄致使相關費用所含稅款無法抵扣。由于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采用,科技產品成本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例不斷降低,間接費用的比例大大增加,大量研究開發費用、技術轉讓費用等無形資產以及科技咨詢費用等往往大于有形資產的投入,這些開支目前都不屬于進項稅額的抵扣范圍。這無異于增加了企業的稅收負擔,挫傷了企業技術投入和研究開發新產品的積極性,影響科技企業的發展。 

    3.稅收政策的“特惠制”不利于企業創新發展 

    以往支持、鼓勵企業科技創新的優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為特征的。所謂“特惠制”是指針對某一性質的企業、某一行業或某一區域內的企業等,主要表現為“區域特惠”、“行業特惠”。這種“特惠制”一方面使得這些企業的非科技創新收入也享受了優惠待遇,并很容易引導企業發生避稅行為,一些企業為了享受這種“特惠制”不擇手段、弄虛作假、想方設法爭“頭銜”甚至“假注冊”,助長了這些企業的“尋租”行為,一些開發區管理者為追求“政績”,隨意增加入駐企業數目,導致“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名不符實,加大了稅收征管的難度;另一方面還造成了同一性質的產業因所處區域不同而稅負不同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身在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外的企業、甚至很多也是高新技術企業研發新技術的積極性,大大局限和弱化了稅收政策手段在促進企業科技創新方面的作用。 

    4.激勵企業創新的稅收政策存在政策“真空” 

    主要表現為個人所得稅制度的設計缺乏對從事科研人員的優惠措施。我國現行稅法幾乎沒有針對高科技創新人才的稅收優惠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個人教育投資和對科技人員的激勵。個人所得稅法僅有對省級人民政府、國務院部委、中國以上單位以及外國組織、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教育、技術、文化、衛生、體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獎金及規定的政府津貼免征個人所得稅,而對省級以下政府及企業頒發的重大成就獎、科技進步獎仍然征收個人所得稅,不利于激發企業科技人員的創新精神。而且個人所得稅沒有考慮高科技人才教育投資成本大的情況,沒有實行稅前扣除的優惠,致使居民對高層次的教育投入不足。對高科技人才的創造發明、成果轉讓收益征稅,削弱了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開發的積極性,使得整個科研領域缺乏吸引力,也打擊了對科技成果進行轉化的熱情。 

    三、對我國促進技術創新的財稅政策建議 

    我國財稅政策在營造激勵自主創新的環境,推動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與我國建立創新型國家的要求相比還有一定得差距,所以應當進一步完善我國促進技術創新的財稅政策。

    (一)財政支出政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