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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

內容提要：本研究通過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時間序列下的上海和周邊區域間經濟關系的起伏過程的分析，揭示出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認為，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由于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和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由改革開放和區域經濟發展內生出來的產品和要素的跨次區域流動是最主要的因素。產業集聚、產業轉移、產業分工以及空間距離、要素流動網絡和制度成本是影響要素流動并和其形成互動格局的主要解釋變量。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于經濟發展和市場化進程，并與之形成互動，由此認為：推進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應該更多的依靠經濟發展的主體：企業和民間力量，政府部門的工作則因放在弱化乃至消除各種阻礙要素流動的區域行政壁壘和強化區域一體化公共產品的供給上面。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要素流動產業分工

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的熱點問題之一，這一問題的提出將從兩個層面上對中國經濟全局產生重要的影響：首先，通過加快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中國經濟的核心區域實現“強強聯合”，產生具有國際意義的產業經濟集聚效應，進而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激發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增強中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地位；第二，解決現實中國經濟運行中的產品和要素市場的分割、地方保護主義問題，推進政企分離，加快統一國內市場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步伐。那么，為什么是在長三角，是在江蘇、浙江和上海之間，而不是在其他地區首先提出區域經濟一體化這樣一個帶有中國經濟全局意義的問題?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在動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動著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本文將以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和江浙之間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為例，從歷史分析的角度，嘗試著回答這些問題。

長三角次區域，我們指的是江蘇、浙江和上海具有一體化自然傾向的區域經濟關系可以上溯到上一個世紀。在前近代時期，上海無論在地理空間上還是在長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處于邊緣的地位，那時長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蘇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鴉片戰爭后中國的對外開放，由于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鴉片戰爭以后很快成為西方各國進入中國的橋頭堡，從積極意義上說，上海也就成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樞紐。以此為契機，國際資本和上海周邊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產業基礎的江蘇、浙江民間資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上海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近代產業的形成和江蘇、浙江有密切的關系，如在很長時間內成為上海主要產業的棉紡織工業就和江蘇南通、無錫地區，以及松江、太倉①等地發達的棉紡織業有密切的依存關系，特別是浙江的工商企業家，自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期內，一直將極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發展上面，有人統計過，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寧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幫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國時期，執上海乃至整個中國金融界牛耳的所謂江浙財團，這主要是指當時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浙江興業銀行和浙江實業銀行等，其經營者主要還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時又被稱為“浙江財團”。

1949年以后，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條塊分割，同一地域內但行政隸屬關系不一的省市之間的經濟聯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撐上海發達的制造業特別是輕工業和紡織工業的依舊是周邊浙江、江蘇的農林水產業。這一時期，浙江和上海的經濟關系主要是在國家計劃經濟的框架中實現的，當時在上海設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華東局”，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華東局”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負責人，同時華東局還設有計委、經委、財辦、農辦等機構，在當時黨政一元化領導情況下，華東局和浙江的關系事實上是一種行政上下級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體制下，雖然不能說，上海和浙江之間有上下級的行政關系，但是，由于華東局所在地是在上海，這無疑強化了上海在長江三角洲和整個華東地區的區域中心地位。

從產業分工的角度講，改革開放以前上海和周邊地區的區域經濟關系是一種以垂直分工為主的區域經濟關系。這可以從上海和浙江產業結構的比較中獲得證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產業比重為77．36％，而浙江第二產業的比重僅為43．26％，上海第一產業的比重為4．03％，浙江的第一產業比重達到38．06％，同年中國全國的第一產業的比重為28．1％，第二產業的比重為48．16％，浙江第一產業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而上海第二產業的比重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30個百分點。從當時浙江的經濟發展狀況具全國中流水平的情況看，這樣的產業結構是具有特殊性的，這種特殊性只能用浙滬之間存在著垂直產業分工關系來說明③。

在計劃經濟的安排下，浙江必須將自己剩余的農產品以計劃價格提供給上海，上海又將其加工成為工業制品，供應包括浙江在內的全國市場．浙江和上海這種緊密的產業分工關系，在當時全國各省市之間是比較突出的，我們可以用滬浙之間紡織品生產流通的一體化安排來給予證明。20世紀70年代以前，全國各地居民購買紡織品必須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屬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區管轄范圍內流通，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紡織品零售市場是按省市自治區行政區域邊界分割的，但是作為全國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個浙滬的紡織品零售“自由貿易區”，或者說是浙滬紡織品零售商業的“統一市場”，這種統一市場就是當時雙方產業分工關系的一個特征表現。

在中央計劃體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區(主要是浙江地區)的垂直產業分工體系，除了雙方互為鄰域的地理條件之外，雙方的資源稟賦的結構差異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擁有較多的科技能力、資本和較為完備的基礎設施等資源，因而具有發展工業的比較優勢。而浙江則具有較好的適應發展農耕產業的自然和生態條件，漫長的海岸線，廣袤、肥沃的杭(州)嘉(興)湖(州)平原和寧(波)紹(興)平原，被稱為魚米之鄉，因而具有發展農業和水產業的比較優勢。從這個角度講，計劃經濟安排下的浙滬產業分工體系在當時條件下是一種較優的資源配置選擇，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江浙滬垂直分工體系的支持下，改革開放以前，上海成為中國最具實力的工業基地，特別是輕紡等消費品工業和機械制造業在中國具有無可爭辯的領袖地位，同時，浙江的農業發展在全國也具有領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糧食單產(畝產)就超過了400公斤，是當時全國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最高的省區。同時，中國經濟和中央財政也從這種分工結構中獲得了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垂直分工的一體化安排，也給長三角區域經濟持續發展帶來較多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礙了江浙滬地區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斷改善。受阻于浙滬產業分工體系，改革開放以前，浙江和江蘇的工業化進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長緩慢，特別是由于人口的不斷增加，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同時，受計劃價格規定下的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的影響，浙江等地從事農業的比較優勢不斷受到削弱，產出效益不斷下降，即便農業單位產出不斷增加，也難以避免“增產不增收”的結局。到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盡管浙江的農業發展水平具全國最高水平，這可以用糧食單位產量，生豬存欄數目等等一系列指標來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當時全國的28個省市自治區中的排名卻只有19位，僅為上海的16．7％。江蘇省高一點，也僅為上海的21．9％。

由此可見，計劃經濟安排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產業垂直分工體系，盡管在一定條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結構的動態變化，這種垂直分工的一體化體制不可避免的具有邊際效益遞減的特征，到了改革開放前，實際上這種分工體系已經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區的農村基層和民間也開始孕育著突破這種體制的張力。20世紀70年代蘇南地區和浙北地區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就是證據。

二、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經濟區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分權改革開始的，改革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各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的沖動，以及由此而來的各地區之間在發展經濟方面的激烈競爭．這為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另一方面，單純的行政分權必然導致對資源的分割，從而對經濟發展和產業分工起阻礙作用。曾經經歷過多次“分權”和“收權”改革的中央決策層對此也有深刻認識。為此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權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時，也一再提出要搞“橫向聯合”，搞區域經濟協作，以打破“條塊分割”所帶來的弊端。在這一背景下，改革開放不久，1982年12月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①。實際運作開始于1983年。上海經濟區當初成立的時候僅包括上海市和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和寧波等10個城市，后來擴大到浙江、江蘇和上海兩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進來，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進來。到1987年福建省也參加了進來。由于上海經濟區的常設機構僅僅是一個“規劃辦公室”，一個研究規劃機構，其主要運作平臺上海經濟區省(市)首腦會議，即二省一市首腦會議和十市市長聯席會議，基本上是一個協商性質的會議，由相關省市第一把手“輪流做莊”，并無超越各省市行政權以上的行政權力，因此從經濟學角度講，上海經濟區并沒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壘進行資源配置的功能，特別是80年代以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一直沿著“地方分權＋市場化競爭”的路徑推進，在區域經濟發展層面，“中央一省”的經濟權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斷加強，與此相匹配的另一個趨勢，就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競爭的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并沒有被賦予用組織手段，更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市場或共同市場來進行資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經濟區，其在長三角主要省市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斷被邊緣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經濟區的不斷擴大，從最早的長江三角洲10城市，擴張到華東地區5省1市(滬、蘇、浙、皖、贛、閩，山東省派觀察員)，因此協調起來更加困難，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日趨復雜，上海經濟區在成立5年以后，終于無疾而終。

①1982年12月27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上海經濟區，1983年3月22日直屬國務院的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在上海成立，原電力部副部長王林擔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國寶計委發出通知，撤銷國各院上海規劃辦公室。

上海經濟區的實踐在組織形式上不能說是成功的，但是在內函層面上，上海經濟區成立對當時江浙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這種積極作用更多的是體現在微觀層面上，上海經濟區成立剛好是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大發展的時期，因此，上海經濟區在很大程度上為浙江和江蘇，特別是蘇南和浙北、浙東北地區的鄉鎮企業利用上海的資源提供了便利。當時對上海經濟區表現出極大熱情的正是這些鄉鎮企業，就是在這一時期，許多浙江的鄉鎮企業利用上海經濟區的有關組織機構和上海的國有企業掛上了鉤，進行多種形式的技術經濟合作，當時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鳳凰牌”自行車，“蝴蝶牌”縫紉機，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產廠家和“OEM”廠家。資料顯示，當時有50％的上海企業和江蘇、浙江有經濟技術合作關系①。在另一個層面上，上海經濟區也為浙江、江蘇和上海企業之間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非正式制度的經濟技術聯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據，在這一框架下，利用各種民間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師”對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發展，對長江三角洲區域內部的技術轉移和產業區域轉移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浙江(當然也包括江蘇)的鄉鎮企業對上海經濟區的熱情還表現在對“上海”品牌，即上海影響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當時很多浙江的鄉鎮企業在自己的企業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經濟區”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興或湖州的××鄉或××鎮××企業，這時，冠上“上海經濟區”成為“上海經濟區××企業”，對在大陸內地打開企業產品的銷路的確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蘇的鄉鎮企業對中國內地市場的產品銷售優勢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上海經濟區實踐的挫折，有人認為是行政手段整合長江三角洲經濟的失敗，但是，不難看出，它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她不具備權威的行政功能和組織功能，但是，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上海經濟區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權威的行政機構，否則不又成為華東局的再版?當時的宏觀環境決定它只能是一個組織協調機構，即便如此，在80年代洶涌而來的地方分權＋市場化的改革和發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隨而來的各地方利益不斷剛性化大趨勢面前，這種協調機構在組織上的無力化可以認為是必然的。

①據當時的浙江人民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曹大立回憶，參見《錢江晚報》(2003年7月3日，第4版，長三角特別報道)。

從歷史的延續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蘇剛剛擺脫改革開放前由計劃體制所規定的已經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體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鄉鎮企業為主要動力推進農村工業化，取得了遠高于當時中國平均發展水平的高速增長，因此對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間分工體制的行為抱有警惕的態度也是難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經濟區的建立及其在微觀層面上對江浙地區非國有企業發展的貢獻，也表明，長江三角洲內部的一體化因素是內生性的，盡管形式可能有多種多樣，但是只要發展區域經濟，這種由要素稟賦的差異和要素流動的可能以及由此而來的產業分工所決定的一體化的內在力量是一定會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

在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過程中，上海經濟區時期是一個轉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邊的江浙地區之間的產業分工開始從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發展。

三、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東開發開放

上海經濟區的實踐從組織形式上、或者說在宏觀經濟層面及區域經濟層面講不能說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經濟區的實踐在微觀層面上，對包括江蘇、浙江在內的上海周邊地區鄉鎮企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是有重要意義的，相比而言，由于體制改革的滯后，上海沒有形成一種主動利用上海經濟區一體化的市場機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場機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獲益是有限的。可以說，整個80年代，在中國經濟版圖的勢力分布上，上海經濟的退潮趨勢是非常明顯的。20世紀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國的GDP中的份額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東開發開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業總產值的份額下降得更快，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一直占全國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約還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斷下降，到90年代末僅為全國比值的5％左右。

從區域經濟和產業經濟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經濟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長三角產業垂直分工體制所帶來的優勢，由于除了糧食之外的農副產品價格先于工業品價格“放開”，浙江、江蘇的農副產品不再以計劃規定的低價供應上海，使得上海的國有工業再也不能象改革開放前那樣輕易獲得低價消費品工業的原材料，不僅如此，江浙兩地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開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蠶食上海工業品的傳統市場，加深了上海國有工業的困境。

然而，從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發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個長江三角洲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盡管浙江和江蘇都有不俗的經濟增長的表現，1978—1991年，浙江和江蘇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這一期間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7．43％，低于全國平均水平(9．04％)近2個百分點，以致這一時期長江三角洲二省一市總體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8．4％，甚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比同期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應對國內經濟波動方面的表現也遠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國經濟的低潮期間，浙江的經濟增長率降到了5．2％，江蘇省為3．6％，而同期廣東省依舊保持了2位數的經濟增長率。20世紀80年代中國各省市自治區經濟競賽的結果表明，廣東省成為了中國經濟的明星。

對這種局面最有感受的應該還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總結了前10年有關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以浦東開發開放為突破口，浦東浦西聯動，加速上海改革開放步伐的戰略思路，這一思路得到中央決策層的肯定，進而引發了以浦東開發開放為契機的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東開發開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確立了在長江三角洲、長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經濟發展從長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一躍成為增長領先地區，從1992年以來，上海一直保持著2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其不僅在長江三角洲，在中國經濟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鞏固和加強。

在浦東開發開放的影響下，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80年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群龍無首”的局面開始有所改觀。江蘇和浙江又開始將目光轉向上海。

浦東開發向江蘇和浙江等上海周邊地區提供了兩個方面的發展機遇：

(1)加速改革的機遇，由于浦東開發開放，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后衛的上海一舉成為改革開放的先進地區，一些改革開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將在浦東推行，由此帶來的制度收益，無疑對周邊地區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證券市場的開放，金融體制的改革等等。

(2)引進外資的機遇，以浦東開放為契機，國際上掀起了上海熱，由此帶來了外商對長江三角洲地區投資的熱潮。

如何利用浦東開放開發的機遇，上海、浙江、江蘇不同部門的行為模式也有差異。

在省級政府層面上，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主要形成了兩個協調會議，一是江浙滬省(市)長座談會，二是長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長協調會，但是具體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周邊地區(如浙江)雖然也看到了浦東開發給浙江經濟帶來的機遇，因而提出了“接軌浦東”的口號，但另一方面，則擔心浦東開發會形成“黑洞”效應，吸引周邊地區的優質資源，包括資本和人才去上海，進而對周邊省區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具體的政策層面，浙江和江蘇一樣似乎沒有更具體促進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舉措。

利用浦東開發開放的機遇，在江浙兩地鄰近上海的市縣一級的層面上具有更為實質性的內容。

江蘇南部地區的蘇錫常地區，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緊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經濟區時期已經建立起來的微觀經濟聯系，將原來已有的上海國有企業和蘇南鄉鎮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通道迅速轉變為利用上海的對外開放平臺，引進海外資本，推動本地區域經濟發展的新的蘇滬合作模式。繼承了80年代的傳統，蘇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觀務虛、微觀務實”，務虛主要是利用中央給上海的優惠政策的“溢出效應”，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邊地區設立和上海“接軌”的出口加工區、技術開發區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門的政策許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資源；務實就是主動以市場化手段將上海作為資源利用平臺，零距離面對進入上海、或意愿進入上海的外商展開聯絡工作，加快引資步伐。

這一時期，在利用上海資源方面，和蘇錫常地區具有同樣優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興地區成果并不是很明顯。在地緣關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鄰上海南翼的嘉興地區，在經濟上自主獨立意識和能力相對不如上海北翼的蘇州地區，或者說，當時的嘉興地區在更多地通過市場手段去獲取地方經濟發展資源的主動性相對不如蘇州，因此，主動利用上海資源方面也就遜色于蘇南。

利用浦東開發開放機遇的第三個層面是企業，浙江在這方面的收獲可能更大。

比較蘇南地區以當地各級地方政府主導、“官民同心”共同推進和上海的關系，進而轉向外向發展軌道，推進本地區經濟轉型的方式，浙江經濟和上海的連接點往往更多地帶有民間、個體(包括個人以及民間企業)和非正式關系的特點，即以民間力量為主導力量的特點，而民間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資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進入上海求發展的方式，這一時期，隨著浙江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浙江的民營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進入上海發展的件數開始增多。1991年底，設在上海浦東新區的(國內)外地企業有142家，其中江蘇、浙江各有33和32家，幾乎占外地企業總數的一半。以后，進入上海的浙江企業一直在不斷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浦東開發開放以后，上海開始擁有新的資源優勢，包括中央給予的優惠政策，以及由此而來的制度優勢和吸引外資方面的優勢，上海新的資源優勢是形成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這些新資源優勢，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上海周邊的江浙地區內部反映是有溫度差的。一般來說，依靠市場獲取資源比例比較高的部門，歷史上和上海的經濟關系更為密切的地方和部門，采取了比較主動的姿態，如江浙地區的鄉鎮和個體私營企業部門，還有，臨近上海且歷史上就和上海有較為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系，因而有可能比較容易地獲取上海浦東開發的外部經濟蘇南地區，特別是蘇州地區。而依靠組織獲取資源比例較高的部門，如江浙地區較高層次的地方部門，如省一級的地方政府部門和國有企業部門，就常常采取更為謹慎的態度。

四、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紀相交前后，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

這次高潮的來到，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國際化趨勢的加速，中國加入“WTO”以后，國際制造業向中國大陸，特別是向中國沿海地區轉移趨勢趨于明朗，而以上海為標志物的長江三角洲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中的地位在這一波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已經超過珠江三角洲，成為外商在中國投資的首選地區，而在外商眼中，作為投資對象的上海，并不僅僅是一個中國行政區劃版圖上的上海，而是一個包括長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區域，可以說這是一個以上海為圓心，以基礎設施的動態條件為可伸縮的距離半徑的這樣一個廣闊的地域，我們可以看到，近年來向上海周邊地區，如江蘇的蘇州地區，浙江的嘉興地區外商投資都非常踴躍，蘇州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數額，特別是臺商投資數額甚至超過了上海，外商投資在長江三角洲的布局也從正面促進該地區的一體化發展，如將企業的事務機構，銷售機構，研究開發機構布局于上海，而將生產基地布局于周邊地區，進入上海的外資商業機構，也幾乎無例外地向周邊地區發展自己的連鎖企業。總之，外商投資大量進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并且在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構筑起外商投資企業內部的地域分工網絡。這對長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間的經濟一體化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開始認識到，要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打開外向發展的軌道，利用上海的資源是必不可少的，蘇南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佐證，浦東開發開放以來，蘇南在利用上海的國際影響力引進外資方面遠遠超過浙江，現在僅蘇州一個市的引進外資數量就超過浙江全省。2003年前11個月，蘇州引進外資的數量甚至超過了上海。

第二個原因是市場化的趨勢，90年代后半期，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業之間關系也開始向市場化方向發展，這一改革的結果就是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本地企業控制力的弱化，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地方政府——鄉鎮企業或者地方政府——個體私營企業(民營企業)之間的聯盟關系開始出現了松動，與此相關的一個經濟現象就是“產業轉移”，特別是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地區，以及寧波、嘉興等和上海具有比較緊密聯系的地區，許多民營企業通過各種途徑“移師上海”，據統計，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滬投資創辦的企業5萬余家，其中注冊資金200萬元以上的企業有2000多家，集團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滬企業投資總額達618億元以上，經商人員有25萬，勞務人員26萬人(其中建筑業15萬人左右)。浙江省在滬投資總額和創辦企業總數，均居全國各省市的首位。

龐大的浙軍(指在上海的浙江企業群)之中，有的已經在上海安營扎寨，比如寧波的杉杉集團，平湖的茉織華集團等已經將總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營企業，如萬向集團，西湖電子、埃力生集團都在上海設立了分公司，溫州低壓電器三巨頭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產基地或投資公司。還有很多的浙江企業，正走在進軍大上海的路上。

與此同時，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積極的措施鼓勵外省市企業向上海轉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服務全國擴大對內開放的若干政策意見》(又稱“24條”)和“新24條”(即上述“意見”的修訂版)，各區專門成立招商辦公室，采取種種措施和辦法，特別是對內定招商目標登門拜訪，宣講政策，鼓勵進滬投資發展。從而引發了周邊省市尤其是江浙兩省企業新一輪的進滬投資熱。一些過去就想到上海發展的浙江企業，順勢應時，紛紛在上海購房產、買地塊、辦企業。一時之間，在上海工商企業名錄上，出現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業的字號，但卻在企業名稱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萬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關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動力分析

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表明，推動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內部因素。

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力的推動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是重要的，上海經濟區的建立，以及當時由中央決策層倡導的“橫向經濟聯合”和“經濟協作”，對于長三角區域內部的產業轉移和產業水平分工的推進，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權和財政分灶而得到加強的地方行政壁壘所導致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起到了關鍵作用。這一時期中央決策層的政策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來說是一種動力(或者說利益)供給型的外力推動。

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央決策層有關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一系列政策，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來說，已經不是動力供給型的外力推動，而是(利益)誘致型的外力推動，即中央并不是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施加直接影響，而是通過向上海注入加速開放和發展的政策資源，進而產生區域經濟的外部性，以此來提高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向心力，或者說提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邊際收益，也就是說，這時的外力推動是通過內部因素來產生作用的。

進入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第三階段，作為一體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決策層的政策推動，就更深刻地依賴于一體化的內生因素，施力過程也從直接作用轉變為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推進而來的間接推動，可稱為間接誘致性的外力推動，即由于改革開放進程的加速，表現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區域流動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國際產業轉移和區域內部產業轉移，使得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進一步加速。

由此可見，雖然外力推動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并在一些歷史時期發揮過關鍵的作用，但是這些因素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主要是因為長三角區域內部存在著內生性的一體化動力因素。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是由于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增加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一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和狀態，在這個過程中，由區域經濟發展內生出來的產品和要素的跨次區域流動是最主要的因素。而產品和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則可以由以下變量加以解釋：

(1)外部經濟性和集聚經濟。長三角內部各次區域發展產生的外部經濟性是推動產品和要素跨區域流動的主要動力因素，比如浦東開發開放時期，上海享受的各項優惠政策不僅促進了上海本地的經濟發展，而且也對周邊的江浙兩省帶來了外部經濟效應，其中一種是“搭便車”，最典型的如蘇南的昆山地區，在浦東開發開放之際，利用臨近上海的區位優勢，“搭便車”設置了“自費開發區”，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資源。外部經濟性的另一種表現是資源的“溢出”。資源的“溢出”包括兩部分，“硬資源”即有形資源的溢出和“軟資源”即無形資源的溢出。有形資源如由于中央給上海以優惠的引資政策，在促進進入上海的外資大量增加的同時，也增加了周邊的江蘇和浙江的外資流入量，這是引進外資的“溢出”；還有，一些原來準備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蘇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區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能夠進入上海，轉而進入江蘇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如高度發達的第三產業、各類專業人員完備程度、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等都會對周邊地區產生外部經濟性，從而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正面效應。無形資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專有知識等，如80年代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對浙江北部和東北部地區產生了示范效應，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營經濟的迅猛發展對江蘇和上海的示范效應，等等，都是資源溢出，產生外部經濟性的例子。很顯然，為了充分利用這種外部經濟性以及由此而來的經濟集聚效應，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產業轉移和產業分工。產業轉移以及與此形成的產業水平分工是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另一個主要解釋變量，并和產品與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形成一種互動關系。80年代的上海經濟區時期，長江三角洲地區微觀經濟層面活潑進行的上海的國有企業和江浙地區的鄉鎮企業之間的技術轉移，有力地推動上海和江浙地區之間的產業區域轉移，進而形成區域內部的產業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蘇的民營企業積極“進軍”上海，進一步強化了長江三角洲區域內部的產業分工，推進了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3)空間距離。空間距離也是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解釋變量，在交通條件相同或類似的情況下，空間距離和要素流動的成本具有正相關的關系，因此那些空間距離較短的地區之間，具有一體化的天然優勢，從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看，江浙兩省中那些距離上海較近的地區，常常對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持有更為積極的姿態。

(4)要素流動網絡。在轉型經濟的背景下，形成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動力的要素流動是和各種社會網絡的存在緊密相關的，要素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各種網絡進行的，這種網絡有正式制度網絡，也有主要依靠民間“三緣”關系而結成的網絡，這種網絡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動的成本就越低。那些歷史上具有較多聯系的地區之間，要素流動的密度就會更大一些。如蘇南地區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國轉型經濟背景下，構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壘，地方行政壁壘越高，要素流動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動就會更為順暢。比較以上4個因素，制度成本是一個負面的因素，從政府行為來說，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任務就是降低要素和產品流動的制度成本。隨著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壘在弱化，一體化的制度成本趨于減少，于是我們看到，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潮幾乎是和改革開放的高潮重疊的。

綜上所述，我們有以下關系成立：

I=f(A、T、D、N、C)

上式中：I表示產品和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它們是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動力。

A表示集聚經濟及其外部性；T表示產業區域轉移和產業分工；D為空間距離因素，一般地說，跨越空間距離的成本越低，該因素對要素和產品流動的正面影響就越大；N指要素流動的社會網絡；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集聚經濟和外部性、產業轉移與產業分工等因素是經濟發展的增函數，當然也受制度變革的影響，只要區域經濟發展，就會推動這些因素發揮作用，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D和N，構成了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地理經濟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交通和通訊條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網絡的形成，以及人們自由活動空間的增加會產生縮小空間距離和強化要素流通網絡的效應，進而會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兩項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經濟發展的增函數。

C即制度成本的變動集中的體現了制度變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體化的減函數，即制度成本的降低會有利于一體化進程。從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進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變性。因此，我們看到，在以往出現的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變化常常起到一個起爆劑的作用。

實際生活中的情況要比模型的抽象更為復雜，這主要表現為要素和產品的跨區域移動和它們的解釋變量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并且幾乎都內生于經濟發展進程。

我們的分析表明，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這一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和體制轉型的必然趨勢，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由宏觀政策當局主導的主觀政策行為，而是一種內生于區域經濟發展和體制轉軌進程的，由區域內部各次區域間商品和要素流動密度不斷加大而產生的區域整體化趨勢增強的過程和狀態。因此，對政府部門來說，不是想當然的去進行“統一發展政策，統一規劃布局，統一資源整合”，并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導機構或行政協調機構。而是如何順應經濟發展的產業經濟和市場化規律，“順其自然”地放棄更多阻礙區域間資源要素流動的管制，將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動權交于經濟發展的主體：民間企業和住民，弱化區域行政壁壘，降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成本，同時為要素跨區域流動提供更為便捷的公共產品，包括交通通訊網絡的建設等，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區域經濟發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貢獻。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全球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論文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區域合作;金融信貸短缺;經濟衰退

【論文摘要】本文在對金融危機全球化的成因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現狀的總結,分析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從金融資本和經濟實體的角度剖析全球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

由于世界貿易的不對稱發展,各國家出于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考慮,紛紛成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東盟資源貿易區等。區域經濟合作在國際經濟格局和對外經濟戰略中的地位明顯上升,成為國際經濟領域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隨著以世界貿易、跨國投資快速發展和全球要素資源的加快流動為特著經濟全球化的的升級,全球金融危機不可避免的對區域經濟合作提出新的挑戰。

1金融危機的全球化

1.1經濟全球化的加劇與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導金融危機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1)美元仍是世界主要的交易、結算和儲備貨幣,三大貨幣(美元、歐元、日元)相互之間自由浮動且大幅波動;(2)世界貨幣(主要是美元)的發行沒有任何限制,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建立的國際組織,能發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

由于目前對美元發行并沒有任何限制,美國往往從本國經濟的需要出發決定貨幣政策,引起國際流動性大幅波動,最終引發各種金融危機。在這種貨幣體系下,一是美國成為世界流動性的主要調節者,其貨幣政策的走勢影響國際流動性的松與緊。從歷史上看,在每次美國經歷了一個階段性低利率時期后,當轉入高利率時期時,往往會出現各種危機頻繁爆發的情形。

1.2貨幣錯配在國際收支不平衡長期化的趨勢下,放大了金融風險

大量經驗證據表明,過去十年間的大型危機中(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2002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機,2000～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以及1998～2002年的巴西危機),都存在顯著的貨幣錯配情形。從包括官方與私人的外幣凈資產頭寸看,這種不平衡在不斷加劇而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雖然已有所改善,但存在的基礎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并沒有提供解決貨幣錯配的有效機制。

1.3金融體制改革進程和金融監管的不對稱,是金融危機發生的內在原因

從80年代拉美危機以來,遭受危機的國家在發生危機前,都是采取盯住匯率制的,在危機中均被迫貶值并實行匯率的自由浮動,且除了1982～1983年發生的拉美債務危機中采取了廣泛、間接的外匯管制外,其他危機中各國在匯率自由浮動前,基本上都實現了資本項下的完全開放。在從資本管制下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轉向資本賬戶開放與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過程中,由于過早地開放資本賬戶,尤其是開放短期資本流動,很多小型開放經濟都陷入了金融危機。但在擁有成熟、穩定的國內金融市場的條件下,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運行都很順暢。

2區域合作的進程

2.1亞洲經濟合作區域特征明顯

2007年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新進展,是應對能源短缺和氣候變化的議題成了東亞系列峰會東盟峰會、峰會、中國東盟領導人峰會、中日韓領導人峰會等以及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主要議題。這表明,迎接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正在成為東亞和亞太地區區域經濟合作的凝聚力和推動力。東亞地區率先開展自由貿易合作的是東盟,2007年11月20日,東盟10國領導人簽署了《東盟憲章》,決定把原定在年建成的東盟共同體提前在巧年實現。《東亞憲章》試圖借鑒歐盟的經驗,使東盟的經濟一體化合作能夠步入機制化的軌道。

從東盟自由貿易區提出到現在已歷時10余年。總體來看,東盟合作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并逐漸擴大了范圍和領域,在發展中國家的區域合作中是走在前列的,形成了關稅、服務貿易、投資、產業合作、其他便利措施和爭端解決等一系列的制度、體系,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的經驗,但由于利益協調、發展水平、經濟結構、資金技術等方面原因以及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東盟經濟合作中也出現了不少困難,進程并非一帆風順,各國之間差距較大,目前還處于向自由貿易區演進的階段。

2.2美洲合縱與連橫的博弈

北美自由貿易區(主要指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許多領域進行廣泛的合作,包括商品貿易、勞務合作、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保護及涉及服務業的貿易自由和投資(包括金融)的自由化,是高水平、緊密型的自由貿易區,在自由化的時間表上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靈活做法。貿易商品將在15年內分4個階段實現關稅項目和稅率減免,截至2008年完成,如今已合并或取消關稅稅目、稅種達3000多項,免稅商品總計4000類。

NAFTA突破了以水平分工為基礎的一體化模式,通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域間的垂直分工,在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經濟結構不同、互補性強的貿易區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NAFTA的高效運行實現了預期的目的,尤其在促進美、加、墨3國的貿易發展、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國際競爭力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促進美加墨3國貿易增長,尤其墨西哥成為NAF2TA最大受益者,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縮小墨與美加的經貿差距。

2.3歐洲區域經濟合作繼續深化

歐洲在戰后率先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開創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的先河。經過5輪擴大,到2004年成員國從創始時的6個增加到25個,名稱也變為歐洲聯盟歐盟。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此外,歐盟承認的候選國還有克羅地亞和土耳其。

歐盟現在是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實體之一,它的經濟總量超過了美國,相當于世界的25%。從歐洲的跨國公司在世界500強中的份量看出,去年世界500強中的歐洲公司的銷售額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公司,它在全球化中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從500強中歐洲跨國公司份量的變化來看,現在全球化的主導力量有著從美國向歐洲轉移的趨勢,因此現在看起來,歐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正逐漸趕超美國。

2.4非洲聯盟的發展

面對世界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和商品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非洲國家長期以來每年所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的不足世界投資總額的2%和僅占世界貿易總量2%的嚴酷現實,一些非洲國家逐漸認識到:非洲各國并沒有從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好處,其結果是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相比之下區域化經濟才是非洲經濟的最佳選擇。但多年來,一系列各式各樣的區域合作并未給非洲經濟發展帶來預想的積極成果,機構重疊、體系復雜、缺乏運作資金等妨礙了這些組織發揮作用,如何整合這一資源,成為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JP2]作為非洲大陸新的地區性組織,非盟成立以來為消除地區貧困、促進非洲大陸經濟發展、維護地區和平作出了積極努力,致力于建設一個團結合作的非洲,力爭在重大國際事務中能夠用一個聲音說話。通過不懈的努力,非盟已經在地區和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3全球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挑戰

3.1金融資本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的世界性信貸的急劇下降,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資本短缺。由資本短缺造成的國內投資、需求的大幅下降,各國政府出臺政策進行本國貿易保護,導致區域經濟合作的范圍和深度降低。

區域金融監管的全球協作缺失的加劇。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金融資本所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廣,參與者的地域范圍也越來越廣。因此,要實現對表外實體的有效監管,跨部門、跨地城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各成員國金融監管機構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和監管職能的差異,區域經濟金融市場的監管在當前是比較薄弱的。尤其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區域金融體系沒有建立嚴格統一的管理機制和有效有力的監督機制,各國政府紛紛開展金融危機應對措施,很少顧及與成員國之間的協作,致使管理格局混亂、運行低效率。因此,需建立健全管理和監督機制,同時注意將管理機構與監督機構劃分開。

3.2經濟衰退

成員國處在各自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承受風險和沖擊的能力不同,因此,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信貸資本和經濟實體有不同程度上的衰退,各國難以同步采取有效措施進行拯救活動。而其他成員國的拯救措施不是理論上的納什均衡點,導致處在經濟周期最脆弱的環節的國家的經濟惡化加劇。

投資的減少,減緩區域合作。對于許多國家來說,外國直接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例已經變得日益重要,更是就業的重要來源。由于國內資本的脆弱,外國投資也是技術和基礎設施發展的來源。隨著金融巨頭的崩潰和投資者的戰戰兢兢,世界信貸量正在迅速縮減,貸方傾向于放棄充滿風險的投資組合而把錢放到安全的投資中。雖然在各地區中沒有一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在GDP中占據了很大的比例,但是由于金融危機造成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減少將通過國際效應蔓延到整個經濟合作體。各成員國之間的進口或者出口收到不同程度上的沖擊,造成群體性的經濟萎縮。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論文

摘要：經濟一體化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過程。從靜態而言為各經濟體為了各自的利益，根據各自的優勢而形成的區域集團。動態為過程即一體化形成和發展的動向。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就注意在這兩個方面。

關鍵詞：金融危機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驅動力

（一）區域金融的擴大及深入發展

現今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種形式。虛擬經濟的擴張又主要與金融相關，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創新、金融監管等（這些金融表現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加強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連通性，推動著實體經濟（制造業、采掘業、加工等工業）的發展。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將廉價的虛擬經濟轉化成實體經濟”與“經濟一體化”雙贏的美妙構想，那么，多年之后，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世界經濟一體化，也將有達到雙贏的可能。

（二）成員國之間各行業橫向分工水平程度相當，是一體化得以發展的基礎

產業的國際分工，在發揮各國專業化優勢的同時，又發揮了規模經濟的效益。以此為基礎的區域集團不易破裂，具有內部凝聚力的比較優勢，當遭受全球性的危機時，各國承受的壓力相當。同時，若成員國的產業水平較低，其遭受風險的危險就越大，相反，若產業水平較高，其承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穩步發展的幾率也就愈大。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內部成員國總體勞動水平較高，生產成本較低，且與世界最低生產成本相距較小

一體化的形成通過貿易轉移帶來利益。若成員國形成同盟后，與同盟國的貿易往來成本高于非成員國的貿易成本，那么，集團的經濟一體化發展將受到相當大的制約，也就缺乏鞏固的基礎。

（四）成員國內部的供應與需求彈性要求比較高

一體化的組建，撤除了各種障礙，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的降低和消失，大大減低商品的價格。若成員國的昂；需求彈性較大，那么需求會大幅度的上升，從而出現貿易創造，增加社會福利。同樣，若生產彈性較大，生產障礙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從非成員國的進口，提高社會福利。從另一角度看，當金融危機卷入區域體中時，因起源國的本幣貶值而進口商品價格降低，若需求彈性大，從國際貿易轉移角度分析，其創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

金融危機的是怎樣傳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應”為傳導機制。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貿易溢出是指一國投機性沖擊造成的貨幣危機惡化了另一個(或幾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的經濟基礎，從而可能導致另一個(或幾個)國家遭受投機性沖擊壓力。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實現的，即一國金融危機造成的貨幣貶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對于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價格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影響國內經濟(國民收入減少)而減少了向其貿易伙伴國的進口。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導致的本幣貶值使得該國商品和勞務的相對價格下降，出口競爭力增強，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導致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損壞貿易伙伴國的經濟基礎；本幣貶值使得貿易伙伴國向其進口的商品、勞務價格水平下降，導致貿易伙伴國的價格水平下降，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對本幣的需求量減少，于是本國居民兌換外幣數量增加，導致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減少，貿易伙伴國的競爭力下降，失業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門)，若政府期望采用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緩解國內失業壓力，就可能誘發投機性沖擊。另外，本幣的貶值，損害了本國經濟，使本國國民收入減少，對貿易伙伴國商品、勞務的進口需求減少，從而使貿易伙伴國的出口量下降，貿易收支惡化，誘發對它的投機性沖擊。投機性沖擊的誘導，導致貨幣危機，造成其市場流動性不足，迫使一個市場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過各種方式將其在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的市場上的資本大規模抽出者，在此國的大量資本的外逃，從而造成另一個市場對流動性不足，即金融資本的溢出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這樣的“溢出效應”，并非僅存在于兩個聯系體之間，而更多的是產生連鎖反應，影響第三國或更多的經濟體。

三、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

（一）從靜態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效益的影響

1.貿易效益

金融危機產生的貿易效應危機，主要在以實體經濟為主的一體化集團。以東盟國家為例，在此次危難中，身處全球金融危機漩渦中心的美歐日市場多年來一直是東南亞主要經濟體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其國內需求已經并將繼續出現下降，甚至還有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導致的出口急劇下降，將東南亞出口導向型國家的經濟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

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會產生福利效應。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初的幾年間，墨西哥的就業率增長了17%，新增加了150萬個就業職位，加拿大的就業率增長了15%，新增了230萬就業職位，美國就業率增長了12%，新增加了220萬就業崗位。而在當下，美國頂級機構的破產，自身失業人口創歷史新高。失業人口向他國流串，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社會福利水平受到影響。再者，各國政府積極撥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資金減少，加重了效益的負擔。

3.投資效益

投資創造效應是區域集團經濟效應的重要部分，其來源包括區內成員國相互投資的增加，何區外非成員的投資。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為保護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聯合關系，也會以因資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資來源枯竭或現有資金抽逃。另一方面，為補救金融市場，各國政府的大規模救市，擴大內需，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這將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資金，生產滯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應有的經濟效益甚至可能導致相反的效果。

（二）從動態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未來發展的影響

1.利于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體制出現

此次金融風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著新的經濟政治體制革新。歐盟以圖改造自由經濟模式，推崇國家集權經濟模式。這樣的形式不難看出，世界經濟已經出現試圖改變戰后至今，一直以美國為主導的局勢。重病之后尋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經濟體也一樣。主體國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權重不同，新體制爭鳴局勢的出現成可能。這將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2.各集團內部成員國宏觀調控影響度加深，一體化區域的相互影響控制加強

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技術不夠成熟，進入監管秩序失衡，房地產業的泡沫經濟引起全球總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能力的供給的過剩，是此次危機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聯合經濟一體化主體國家，必須擴大自身與關聯方共同市場的監管與控制力度。以實體經濟為主的經濟一體化集團，內部成員間及與其他發達的第三經濟一體化主體，也會加大合作和技術創新的吸收，力求改變實體經濟受虛擬金融的強大牽制。

3.對以實體制造業為主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金融危機也帶來一些機遇

實體業的受限對于發展中的經濟一體化集團是其發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因以歐美為主的金融風暴的席卷，在其投資難度加大，各投資商必將尋找新的投資出路，這就有可能對出口制造業為主的新興經濟體造成一種“到逼機制”。這樣，迫使企業升級發展，加快追進步伐，并且，從長遠看，世界范圍內，大量資金尋找投資機會時，會避開因金融危機處于動蕩中的發達經濟體，而選擇高增長發展中經濟體作為新目標市場。同時，對于后者而言，還有吸納國際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務的機遇。

4.金融危機的沖擊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依歐盟為例，以解制憲危機為目的的《里本斯條約》再次公投計劃，因金融危機的到來被打亂。《里斯本條約》的批準工作實際上陷于各國都無暇顧及的境地，只能暫時擱置一邊，一體化進程也隨之停滯。歐盟提出了所謂的20%的節能減排計劃，不少國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認為上述承諾難以實現，根本原因在于“缺錢”。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目標，是到2008年建成一個取消三國間所有商品和貿易障礙的自由貿易區，實現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機的誕生，目標的實現無疑加大了很多難度。

華爾街的這次金融危機，對各種不同組織形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負面影響。但綜合分析，近期的經濟效益會有所減少，但長期來看，金融危機情況的改善，也伴隨著不少機遇。只要各個經濟一體化組織抓住機遇，抵住威脅，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依舊是利好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研究論文

摘要：經濟一體化既是一種狀態，又是一種過程。從靜態而言為各經濟體為了各自的利益，根據各自的優勢而形成的區域集團。動態為過程即一體化形成和發展的動向。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就注意在這兩個方面。

關鍵詞：金融危機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驅動力

（一）區域金融的擴大及深入發展

現今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種形式。虛擬經濟的擴張又主要與金融相關，包括金融秩序、金融創新、金融監管等（這些金融表現又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加強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連通性，推動著實體經濟（制造業、采掘業、加工等工業）的發展。西方的政治經濟學家曾提出過“將廉價的虛擬經濟轉化成實體經濟”與“經濟一體化”雙贏的美妙構想，那么，多年之后，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乃至世界經濟一體化，也將有達到雙贏的可能。

（二）成員國之間各行業橫向分工水平程度相當，是一體化得以發展的基礎

產業的國際分工，在發揮各國專業化優勢的同時，又發揮了規模經濟的效益。以此為基礎的區域集團不易破裂，具有內部凝聚力的比較優勢，當遭受全球性的危機時，各國承受的壓力相當。同時，若成員國的產業水平較低，其遭受風險的危險就越大，相反，若產業水平較高，其承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穩步發展的幾率也就愈大。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內部成員國總體勞動水平較高，生產成本較低，且與世界最低生產成本相距較小

一體化的形成通過貿易轉移帶來利益。若成員國形成同盟后，與同盟國的貿易往來成本高于非成員國的貿易成本，那么，集團的經濟一體化發展將受到相當大的制約，也就缺乏鞏固的基礎。

（四）成員國內部的供應與需求彈性要求比較高

一體化的組建，撤除了各種障礙，關稅及非關稅壁壘的降低和消失，大大減低商品的價格。若成員國的昂；需求彈性較大，那么需求會大幅度的上升，從而出現貿易創造，增加社會福利。同樣，若生產彈性較大，生產障礙消除后，可迅速增加，替代從非成員國的進口，提高社會福利。從另一角度看，當金融危機卷入區域體中時，因起源國的本幣貶值而進口商品價格降低，若需求彈性大，從國際貿易轉移角度分析，其創造的福利也能保持正值。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

金融危機的是怎樣傳播，以至全球蔓延？其主要是以“溢出效應”為傳導機制。國際貿易與國際資本的流通是其主要渠道。貿易溢出是指一國投機性沖擊造成的貨幣危機惡化了另一個(或幾個)與其貿易關系密切的國家的經濟基礎，從而可能導致另一個(或幾個)國家遭受投機性沖擊壓力。主要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實現的，即一國金融危機造成的貨幣貶值一方面提高了其相對于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價格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影響國內經濟(國民收入減少)而減少了向其貿易伙伴國的進口。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導致的本幣貶值使得該國商品和勞務的相對價格下降，出口競爭力增強，對其貿易伙伴國的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導致貿易伙伴國的貿易赤字增加、外匯儲備減少，損壞貿易伙伴國的經濟基礎；本幣貶值使得貿易伙伴國向其進口的商品、勞務價格水平下降，導致貿易伙伴國的價格水平下降，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使得其居民對本幣的需求量減少，于是本國居民兌換外幣數量增加，導致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減少，貿易伙伴國的競爭力下降，失業率上升(尤其是出口部門)，若政府期望采用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緩解國內失業壓力，就可能誘發投機性沖擊。另外，本幣的貶值，損害了本國經濟，使本國國民收入減少，對貿易伙伴國商品、勞務的進口需求減少，從而使貿易伙伴國的出口量下降，貿易收支惡化，誘發對它的投機性沖擊。投機性沖擊的誘導，導致貨幣危機，造成其市場流動性不足，迫使一個市場上的金融中介清算通過各種方式將其在另一個與其有密切金融關系的市場上的資本大規模抽出者，在此國的大量資本的外逃，從而造成另一個市場對流動性不足，即金融資本的溢出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這樣的“溢出效應”，并非僅存在于兩個聯系體之間，而更多的是產生連鎖反應，影響第三國或更多的經濟體。

三、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

（一）從靜態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效益的影響

1.貿易效益

金融危機產生的貿易效應危機，主要在以實體經濟為主的一體化集團。以東盟國家為例，在此次危難中，身處全球金融危機漩渦中心的美歐日市場多年來一直是東南亞主要經濟體的最重要的出口市場，其國內需求已經并將繼續出現下降，甚至還有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可能。海外需求下降而導致的出口急劇下降，將東南亞出口導向型國家的經濟拖入泥潭。

2.福利效益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會產生福利效應。在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初的幾年間，墨西哥的就業率增長了17%，新增加了150萬個就業職位，加拿大的就業率增長了15%，新增了230萬就業職位，美國就業率增長了12%，新增加了220萬就業崗位。而在當下，美國頂級機構的破產，自身失業人口創歷史新高。失業人口向他國流串，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社會福利水平受到影響。再者，各國政府積極撥款救市，使用于福利的資金減少，加重了效益的負擔。

3.投資效益

投資創造效應是區域集團經濟效應的重要部分，其來源包括區內成員國相互投資的增加，何區外非成員的投資。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為保護自身的利益，即使是已有了聯合關系，也會以因資金的短缺而引起投資來源枯竭或現有資金抽逃。另一方面，為補救金融市場，各國政府的大規模救市，擴大內需，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這將造成需求的增加，但因缺乏資金，生產滯后，造成供需不平衡，原本應有的經濟效益甚至可能導致相反的效果。

（二）從動態看——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未來發展的影響

1.利于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體制出現

此次金融風暴背景下，各大政府救市背后，孕育著新的經濟政治體制革新。歐盟以圖改造自由經濟模式，推崇國家集權經濟模式。這樣的形式不難看出，世界經濟已經出現試圖改變戰后至今，一直以美國為主導的局勢。重病之后尋求治病的方式，世界各理性經濟體也一樣。主體國家的利益不同，地位權重不同，新體制爭鳴局勢的出現成可能。這將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2.各集團內部成員國宏觀調控影響度加深，一體化區域的相互影響控制加強

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技術不夠成熟，進入監管秩序失衡，房地產業的泡沫經濟引起全球總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能力的供給的過剩，是此次危機的主要原因。那么，各聯合經濟一體化主體國家，必須擴大自身與關聯方共同市場的監管與控制力度。以實體經濟為主的經濟一體化集團，內部成員間及與其他發達的第三經濟一體化主體，也會加大合作和技術創新的吸收，力求改變實體經濟受虛擬金融的強大牽制。

3.對以實體制造業為主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金融危機也帶來一些機遇

實體業的受限對于發展中的經濟一體化集團是其發展受阻的因素之一。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因以歐美為主的金融風暴的席卷，在其投資難度加大，各投資商必將尋找新的投資出路，這就有可能對出口制造業為主的新興經濟體造成一種“到逼機制”。這樣，迫使企業升級發展，加快追進步伐，并且，從長遠看，世界范圍內，大量資金尋找投資機會時，會避開因金融危機處于動蕩中的發達經濟體，而選擇高增長發展中經濟體作為新目標市場。同時，對于后者而言，還有吸納國際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服務的機遇。

4.金融危機的沖擊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依歐盟為例，以解制憲危機為目的的《里本斯條約》再次公投計劃，因金融危機的到來被打亂。《里斯本條約》的批準工作實際上陷于各國都無暇顧及的境地，只能暫時擱置一邊，一體化進程也隨之停滯。歐盟提出了所謂的20%的節能減排計劃，不少國家出于不同的理由認為上述承諾難以實現，根本原因在于“缺錢”。就北美而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目標，是到2008年建成一個取消三國間所有商品和貿易障礙的自由貿易區，實現完全的自由流通。恰逢危機的誕生，目標的實現無疑加大了很多難度。

華爾街的這次金融危機，對各種不同組織形式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負面影響。但綜合分析，近期的經濟效益會有所減少，但長期來看，金融危機情況的改善，也伴隨著不少機遇。只要各個經濟一體化組織抓住機遇，抵住威脅，國際金融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依舊是利好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論文

【摘要】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相對于行政區域區隔化而提出來的，它在國際間、國內各城市間都得以廣泛運用，加以剖析對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具有現實的意義。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再發展

國際間經濟一體化是指各成員國之間消除相互的各種歧視，把各自分散的國民經濟納入一個較大的經濟組織中的狀態或過程，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一個地理區域內，各國一致同意減少并最終消除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以便做到相互之間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狀態或過程。由于經濟發展存在著不平衡，所以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小國家間建立各種類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以此來適應經濟全球化中的激烈競爭，期望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能與經濟實力強大的美國等經濟實體相制約。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各國除加入多邊貿易體制之外的又一選擇。時下，國際間、區域間頻繁交往，其合作越來越密切，區域經濟組織也越來越發展。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南美共同體、亞太經合組織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范圍越來越擴大，聯系越來越緊密，一體化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歐洲空間局便是歐洲各國航天的一個協作體，協作的是技術經濟。近十年，國際區域經濟組織發展很快，世界貿易組織（WTO）1995年成立時，除日本、香港以外，幾乎所有WTO成員均是一個或多個區域經濟組織的成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有利于消除民族間、國家間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各種障礙，有利于勞動和資本的節約，有利于生產要素在成員國間的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從而達到提高規模經濟效益、擴大區域經濟市場的目的，促進各成員國間的經濟增長。

一、中國參與國際區域經濟

中國是區域經濟合作的積極參與者，同時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我國對參予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一直持積極態度。

1．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中國加強和周邊國家關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中國有句老話叫遠親不如近鄰。所以中國對外開放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貿關系，而參加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則給我們提供了和周邊國家發展經濟和貿易關系最有效最積極的途徑。

2．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改善周邊的整體國家關系

法國、英國和德國在上個世紀打了兩次世界大戰，但通過近五十年的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法國、英國和德國已經成為最緊密的經濟伙伴關系，德國和法國通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了卻了歷史恩怨，促進了經濟關系發展，同理，中國和日本、日本和韓國也正在這樣做。

3．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利于加強中國自身經濟政策調整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地區行政區劃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各省市之間的行政計劃已經構成了對生產要素自由組合的嚴重障礙。在歐盟國家通過50年的談判消除了彼此之間的鴻溝，統一了貨幣、貿易、財政政策。今天在中國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在珠三角、長三角和環渤海經濟圈的發展當中，我們更應統一對中央政策的貫徹實施，反對各行其是、條塊分割及地方保護等，從而在中央政策的統一指揮下建立統一的大市場。

2004年中國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正式實施；中國與東盟實施了自由貿易區的早期收獲，為啟動自貿區的談判、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上海合作組織建設進入了全面務實合作的階段，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全面啟動，中國還相繼宣布了中國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等一系列區域性的合作計劃。主席在去年訪問拉美時，還正式啟動了中國和智利的自貿區談判。而且在主席訪問澳大利亞，訪問新西蘭的時候，還和這兩個國家簽訂了經濟貿易合作的框架協議，都是向著自由貿易區的方向來積極地加以推進。近幾年中國同海灣合作委員會、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中非論壇合作方面的談判與合作都獲得了積極的推進，中國積極務實成為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積極參與者，中國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雙邊貿易和議定書，同11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多邊貿易議定書，同80多個國家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與世界各國的雙邊經貿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每年我們同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舉行了無數次雙邊會議，像與美國就召開了第十五屆中美商貿聯委會，與歐盟擴大補償談判也取得了積極的進展，與日本、俄羅斯、拉美、大洋洲和非洲國家的經貿聯系亦日趨密切。

二、中國沿海三大區域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背景下，我國原有的“行政區經濟”，由于條塊分割，無視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已不能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于是，我國出現了跨行政區不同形式的經濟聯合，如經濟技術協作區、經濟協作區等。這些經濟聯合體，僅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初級形式，并沿襲了計劃經濟條件下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聯合，雖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也不能達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目的，但畢竟在推進中。隨著中國加入WTO掃除了我國經濟進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制度障礙，加速了我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進程。我國在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單體城市或行政區經濟自閉式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強力沖擊。經濟發展空間的區域組合既是我國經濟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客觀需要，也是我國經濟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變革的內在要求。目前，區域經濟合作和發展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主旋律的趨勢日益強勁，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區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態勢漸趨明朗。

2007年，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經濟圈GDP約占全國經濟總量的35%，同比增長14.7%。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別增長14.8%、15.7%和13.6%。

三大經濟圈人均GDP依序分別為52519.3元、54919.8元和33576.9元。單位國土面積GDP產出分別為4246.8、4652.7和1304.4萬元/平方公里，其中珠三角單位國土面積產出是長三角和京津冀的1.1和3.6倍。（數據來源：三大經濟圈有關省市發改委地區司規劃處整理提供）

1.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現在已經發展到“泛珠江三角洲”，一場前所未有的區域經濟跨地區大整合正在粵港澳、閩、贛、湘、桂、瓊、云、貴、川及更廣泛地區展開，甚至連鄂、豫、陜、甘、寧都參與了進來隨著《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在香港正式簽訂，對香港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同時也推進“泛珠三角”的經濟合作。我們有信心經過10年到20年的時間，把“泛珠三角”建設成為世界上最繁榮和最具活力的經濟中心之一。

早先，廣東省政府就決定拿內部離心力最大的佛山市開刀，撤銷佛山市代管的南海、順德、三水、高明四個縣級市的建制，將它們同時并入佛山，成為佛山的四個區。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提出，經過這么一整合，佛山市要成為廣東省的第三大城市，這個第三大城市不是過去那種松散集合的地級市概念，而應該是有機整合的現代大都市。為此，新的佛山市從大佛山出發，對自己的城市建設、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重新作了規劃，明確提出了“倚重廣州融入珠三角”的大方向，具體地說，必須沖破“以己為中心”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確立起大城市整體協調發展的思路，把自己放在珠三角經濟圈和廣佛都市圈的背景下，立足于廣佛都市圈，與中心城市廣州的發展格局接軌，主動接受廣州輻射，分流廣州城市功能，構建核心城市邊緣聚合功能。在此基礎上，利用自身的產業優勢、實力優勢和所有特有的區域優勢，突出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合作，增強向珠三角邊緣區域及廣東周邊地區輻射。接著，廣東的惠州市、汕頭市也在省政府的安排下相繼進行了類似的整合。此次行政區劃大調整，是新中國49年以來廣東在行政區劃調整中力度最大的一次。體現了廣東省打造珠三角都市圈的信心和力度。“在加快城市化的進程中，行政區劃的調整將成為一種必然趨勢”。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宏觀處副處長陳杰認為，“在廣東，這樣大力度的調整不會只此一次”。

2.長江三角洲

長三角區域經常召開15個城市的市長聯席會議和滬、蘇、浙三省市的常務副省長會議，正在形成一個區域內多方溝通共同發展的渠道與機制，正著手從交通、市場、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開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長三角區域整體國際競爭力，以上海為龍頭，世界博覽會為吸引力的“長三角”經濟一體化已經邁開了實質性的步伐。

長三角的浙江方面措施不少，杭州已經把其屬下的海寧、蕭山進行了整合，從而把杭州從“西湖時代”推向沿海沿江的“錢塘江時代”。

江蘇省也早就提出了加快建設“三圈四市”的城市發展戰略。“三圈”是指建設以南京、徐州、蘇錫常為核心的三個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蘇州、無錫、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時從本世紀起，對部分省轄市的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把同城而治的市（縣）并入城市。蘇南地區就有吳縣并入蘇州、錫山并入無錫、武進并入常州。從形勢的發展看，蘇南的城市群走向合縱連橫的整合已成大勢。

從大的方向上，長三角滬蘇浙三地已經達成了相對一致，今后，三地的發展會以上海為中心、南京和杭州為次中心，城市之間會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協調，共同把長三角地區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總量最大的經濟圈。

3.環渤海經濟圈

由京津領銜的的環渤海經濟區早在1986年就提出來了，真正拉開架勢是近兩年的事。雖然環渤海經濟圈盡管還遠沒有實現經濟一體化，但是它的國際影響已經很大。由于環渤海它處于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中國歐亞大陸橋的東部起點之一，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重心不斷向亞太轉移的趨勢下，它巨大的潛力開始凸顯，吸引了國際上眾多的目光，它正在逐步變成連接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國際物流中心。

環渤海地區是指環繞著渤海全部及黃海的部分沿岸地區所組成的廣大經濟區域。位于中國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國北部沿海的黃金海岸，在中國對外開放的沿海發展戰略中占重要地位。

環渤海地區包括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及遼寧、河北、山西、山東和內蒙古中部地區，共五省(區)二市。全區陸域面積達112萬平方公里，總人口2.6億人。環渤海地區共有城市157個，約占全國城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城區人口超百萬的城市有13個。

國家提出要加快環渤海地區的開發、開放，將這一地區列為全國開發開放的重點區域之一，國家有關部門也正式確立了“環渤海經濟區”的概念，并對其進行了單獨的區域規劃。其區域間的經濟合作，橫向聯合，優勢互補為環渤海地區開拓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環渤海地區與全國其他經濟區相比，具有五大比較優勢：

一是地理區位十分優越。環渤海地區處于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向南，它聯系著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臺地區和東南亞各國；向東，它溝通韓國和日本；向北，它聯結著蒙古國和俄羅斯遠東地區。這種獨特的地緣優勢，為環渤海區域經濟的發展、開展國內外多領域的經濟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成為海內外客商新的投資熱點地區；

二是自然資源非常豐富。環渤海地區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礦產資源、油氣資源、煤炭資源和旅游資源，也是中國重要的農業基地，耕地面積達2656.5萬公頃，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之多，糧食產量占全國的23%以上；

三是海陸空交通發達便捷。環渤海地區擁有40多個港口，構成了中國最為密集的港口群；環渤海地區是中國交通網絡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是我國海運、鐵路、公路、航空、通訊網絡的樞紐地帶，交通、通訊聯片成網，形成了以港口為中心、陸海空為一體的立體交通網絡，成為溝通東北、西北和華北經濟和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工業基礎和科技實力雄厚。環渤海地區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密集區，是中國的重工業和化學工業基地，有資源和市場的比較優勢。環渤海地區科技力量最強大，僅京津兩大直轄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員就占全國的四分之一。科技人才優勢與資源優勢必將對國際資本產生強大的吸引力；

五是形成了一個實力較強的骨干城市群。環渤海地區以京津兩個直轄市為中心，大連、青島、煙臺、秦皇島等沿海開放城市為扇面，以沈陽、太原、石家莊、濟南、呼和浩特等省會城市為區域支點，構成了中國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經濟、文化、國際交往和外項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在全國和區域經濟中發揮著集聚、輻射、服務和帶動作用，有力地促進了本地區特色經濟區域的發展。在國際經濟中心不斷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大趨勢下，環渤海地區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環渤海五省(區)二市國民經濟連年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一是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二是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三是第三產業發展加快。環渤海地區如今已成為中國北方經濟發展的“引擎”，被經濟學家譽為繼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國經濟第三個“增長極”。

在中國還有許多形態的區域經濟，象沿鐵路干線、沿國家公路線、大運河流域、少數名族區域、多省市交界區域等等。雖然它們的規模不及沿海三大經濟區域，但經濟一體化理論指引著我們，區域經濟一體化還有著不少規律等待我們去認識。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論文

[摘要]二戰后，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跨國公司作為當今世界經濟舞臺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跨國公司對某一區域所進行的國際化生產、直接投資、貿易等活動大大推動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

[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投資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一體化的歷史。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帶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不可能僅僅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從生產活動到資本運動再到生產要素的移動都突破了國家的疆域，實現了國際化。

在這種國際化的浪潮中，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是國際化的重要表現。這種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最初起步于二戰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現于西歐，隨后，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仿，在短短幾十年間已經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區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將我們的時代概括為“一體化時代”。

在經濟一體化這個炙手可熱的舞臺上，跨國公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扮演著世界生產組織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隨著一體化進程而迅速壯大。進入21世紀，跨國公司的發展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2003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與出口競爭力》披露，主宰全球經濟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

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跨國投資、經營和管理的組織載體和國際市場的行為主體，在經濟生活國際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聯系各國經濟的傳統渠道，如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對下降。因此，不論從全球范圍來看，還是從某一地區來看，跨國公司都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對旨在加強區內各國間分工與合作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國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國公司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

縱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條極為有趣又極為重要的線索：現代世界的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是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上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是由微觀層次上的企業生產一體化和宏觀層次上的國家政策協調一體化導致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正是這兩種層次上的一體化的統一。前者可以稱為功能性的一體化，后者可以稱為制度性的一體化。

微觀層次上的企業導向型的一體化，指的是以跨國公司作為主導力量而推動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利用地區區位優勢可能帶來的規模效益進行跨國界的投資生產等活動，它的這些活動必然會對該區域內的國家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促進和加強該區域內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這種跨國公司導向型的一體化是企業行為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發展的客觀結果，是功能性的一體化，而不是由政府行為造成的。

而所謂宏觀層次上的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是指地區內各國政府間在政策上通過協調，建立超國家的協調機構，推動成員國達到經濟一體化的狀態。這種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建立國際性的經濟協調組織，人為地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甚至制定統一的對外關稅，來實現各個成員國之間貿易、人員、資本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地自由流動，達到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目的。這種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機構的一體化先于實際的企業生產一體化。

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這兩種推動力量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能促進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推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規模經濟的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范圍內的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向前發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過跨國公司運作的跨國商業一體化和地區性經濟一體化之間有著本質性的關系。這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組織，是通過自身的行為和市場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通過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來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來推動經濟一體化的。而政策協調導向型的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的范疇，是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過簽訂協議為生產力和生產要素在本地區的流動和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合作與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都是二戰后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現象。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隨著這兩種現象的繁榮發展，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對這兩種現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對獨立進行的。鄧寧撰文稱，迄今為止，人們很少嘗試將這兩種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系統的分析二者之間的互相影響；有關這一問題的經驗資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夠的。

作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微觀主體的跨國公司，它的行為在客觀上必然會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那么，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究竟如何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跨國公司的行為又是通過哪些渠道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產生影響的呢？筆者認為，對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認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國公司的市場行為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生產一體化

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也是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它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一國內部的社會分工超越國界向縱深和廣闊方向發展的產物，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分工主要是宗主國與殖民地、工業國與初級產品提供國之間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工，二戰后的國際分工隨著國際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向深度和廣度上擴展。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的配置、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合成為“不可分”資源、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生產要素稟賦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并將國家間的生產分工和協作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企業內部的分工與協作，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經營活動，引起世界各國生產、交換、分配等各方面經濟聯系的不斷融合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進入了復合一體化階段。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跨國公司在生產經營進行細分，如研究與開發、采購、零部件生產、加工、裝配和財務等，并將不同的生產經營職能配置在公司整體需要且最能發揮作用的國家或地區，形成跨國界的價值鏈。設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執行整個公司的某項或全部職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小，跨國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個層級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結構。例如，美國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車在歐洲的生產組織情況就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性網絡化生產，歐洲福特公司設在英國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別生產充電器、配電器、儀表盤、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絕緣器等;在比利時亨克生產車身部件、車輪；在德國維爾弗拉特生產變速器、引擎；在科隆生產車身底盤；在法國波爾多生產變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和德國薩爾路易進行組裝，產品主要供應歐盟市場。不僅如此，福特公司還逐步將其部分研究設計、人員培訓等職能配置在不同國家，建立起復雜的國際一體化生產體系。

由此可見，戰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全球范圍內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國公司的并購推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

跨國公司因為尋求資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國的貿易壁壘等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不同地區設立了生產機構。這種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和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戰后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就和西歐跨國公司在本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有著密切聯系。以英國、德國為例：1962年～1988年間，英國對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9.2倍，而同期對全球直接投資總額僅增長6.1倍。德國的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把前歐共體視作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比重大體維持在30%左右，投資總額從1976年的15.8億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億馬克。與此同時，英國和德國也成為歐共體其他成員國資本投資的熱點地區。1962年～1978年，前歐共體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銀行及保險部門)對英國的直接投資從1.34億英鎊提高到20.32億英鎊，年均增長18.5%,比同期外國公司對英國直接投資總額年均增長率高出5個百分點。1986年，前歐共體其他成員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額為24.41億英鎊，1989年上升到45.78億英鎊，分別占同期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歐共體對德國直接投資累計額達294.8億馬克，占同期全部國家在德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1%。

正是這種跨國公司的區域內部的交叉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國家間分工轉化為企業內分工，加深了區域內各個經濟實體之間的協作的依賴，為日后政府間簽訂經濟一體化條約提供了內在的經濟凝聚力。因此，跨國公司在區域內部的直接投資對該區域的國際經濟一體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3.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促進區域內外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進一步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

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制約了規模經濟效益的發揮，隨著企業跨越國界的擴大經營，區域內相互投資增加，貿易量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國際區域內各國相互之間的貿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們以歐盟為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在歐盟內相互投資的增加，歐盟內部貿易額也持續增長。有資料顯示，歐盟內部貿易額占當年貿易總量的比重逐年擴大，從20世紀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幾乎翻了一番。

4.跨國公司對區域內的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

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和規模經濟僅僅是形成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而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則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之間的互利互惠，區域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國公司的發展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而當代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正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外在動因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持續擴張，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他經濟組織。目前，跨國公司已控制超過40％的世界生產和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90％，其貿易量超過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壟斷了75％的國際技術貿易，在國際金融領域和勞務領域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然，今天的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貿易、制成品貿易和技術貿易。因此可以說，今天國際市場競爭已經主要體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種日趨激烈的競爭，使一些經濟實力薄弱的小國和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國際市場上的劇烈變化。因此，它們一方面要組建本國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與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結成聯盟，彼此協調。那些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為了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保持其在某一領域的壟斷優勢，也需要聯合中小國家的力量，協調行動。

四、結論及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強大的促進作用。

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規則、促進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國際化、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深化了區域內市場、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通過這一系列的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加速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

[摘要]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區域經濟一體化又是經濟全球化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經濟全球化在激起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目標發展的同時，也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發生沖突，本文主要分析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關系。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地經濟不斷地在突破國界限制，在全球尋求資源配置，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各地區的之間的經濟關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統一，本文試著分析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關系。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界定，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說法，大部分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行為在全球范圍的大規模活動，生產要素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由流動、合理配置與重組，是世界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相互融合的表現。或者更準確地概括為指參加多邊談判或磋商的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團體，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有關經濟貿易協議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協商原則，實行整體運行的世界性經濟貿易組織或者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復雜的，推動世界經濟總體增長，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資源，促進國際投資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如果處理不當，會為經濟全球化付出代價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相鄰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圍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實現未來的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簽訂某種政府間條約或協定，制定和規范共同的行動準則，協調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國政府一定授權的共同機構，進行長期和穩定的超國家的經濟調節，達成和實現經濟的甚至是政治的聯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區域市場，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另外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各個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區別。經濟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跨國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推動，是市場機制其主導作用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則是通過市場機制把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是國家期主導作用的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把那些愿意參加一體化結盟的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風險是很難規避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風險；而在經濟區域化的狀態下，風險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資源配置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由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的，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經濟全球化刺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形式發展，又不斷地沖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給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驅動力，經濟全球化通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進區域經濟組織間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經濟全球化準備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家分工的深化，加強了區域內部各加盟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各加盟國的經濟發展，再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跨國公司的貿易功能，必然進一步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區域經濟一體化使集團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區域外的國家要想獲得競爭力，就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貿易制度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相比較來說，區域經濟對經濟全球化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歐盟等發展完善。各加盟國對區域經濟依賴性加強，再加上區域對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局面，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經濟也制造了貿易壁壘。如區域經濟組織的排他性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之間就存在隔閡。區域經濟是為了實現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區域內部成員之間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則是為消除全球經濟間的貿易壁壘努力，區域經濟在這一方面與之出現矛盾，區域經濟以地域為名為貿易提供一種新的保護手段，這種保護手段對于區域外的成員來說就是阻礙他們之間相互合作的貿易壁壘。區域經濟強化了其內部產品的競爭力，對區域外的產品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組織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進入。這一行為，滿足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對與經濟全球化來說，則傷害了全球經濟之間平等合作的基礎，加大了國與國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話的難度，妨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長遠利益來，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順利發展。

總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又是對立統一的。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漫長的過渡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會慢慢形成互補。兩者之間雖然實施途徑相異，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為企業創作了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兩者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兩者之間應該加強合作與交流，相輔相成，在全球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最終推動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論文

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作為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過渡和補充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更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繼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之后，建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近來也呼聲高漲，但是東亞各國之間所特有的一些狀況依然對一體化進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礙。

一、東亞區域合作的內部動力和外部影響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飛速發展，導致國際市場的競爭與風險加劇，特別是在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中，由于巨額游資充斥其間，如果某個國家金融體系不夠完善、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不夠高，就有可能使投機者有機可乘，從而給該國乃至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動蕩。而東亞地區大部分國家還處在發展中國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會面臨較大的風險，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面前，東亞任何一國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迫切需要緊密合作來共同面對機遇與挑戰。(2)作為上世紀末經濟全球化浪潮過渡和補充的世界范圍內的區域經濟合作浪潮洶涌澎湃，加上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這大大激發了東亞國家加強區域合作的積極性，增強了它們對區域合作的信心。當初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使該地區形成了約3.6億人口的大市場，內部貿易額達到2250億美元，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2萬億美元，約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0％。而東亞地區如果能形成這樣的自由貿易區，則會形成約19億人口的更大市場，內部貿易額必定會大幅度上升，運行良好的話就有可能會取得超過NAFTA的成就，這極大地誘惑了東亞各國。

在外部因素驅動的同時，東亞各國自身對區域合作意識的加強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東亞整體意識”在區域內達成了共識，尋求區域競爭力已成為各國的共同目標。很長一段時間，東亞被“割裂”為東南亞和東北亞，兩者之間來往很少，個體意識較強，東南亞國家更多的是尋求內部合作。從1967年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到1992年實施東盟自由貿易區計劃，到如今東盟自由貿易區進行得有聲有色，其內部貿易確實做得不錯，但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與東北亞國家的合作卻十分有限，危機爆發后，東盟國家發現東北亞國家也被波及，這讓它們了解到東亞各國的經濟依存度其實是較高的，加上中國在危機期間毫不猶豫地向東南亞受災國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現出的一種負責任的大國姿態，讓東盟國家轉變了地域觀念，將自身置于東亞整體區域之內，轉而謀求區域合作機制以提高整體競爭力，這種主觀意識的轉變奠定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基礎。

其次，由于美國在1997年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姿態以及操縱IMF對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條件的所作所為，讓受災國從慘痛的經歷中意識到必須依靠東亞內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發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導致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東亞國家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這更加深了東亞國家對上述觀點的認識。正是由于這些主觀因素的影響才造成了如今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熱潮。

二、關于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具體形式問題的分析

現在東亞區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的交互合作方式，但這僅僅只是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過渡階段，并非真正地實現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假使這一階段過渡得很成功，區域經濟合作要朝著一體化層次發展，那么可能會表現為哪種一體化形式呢?

區域經濟一體化按層次高低分為：優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和完全的經濟一體化。不同的形式會給成員國帶來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讓渡不同程度的國家主權，因此，各成員國會謹慎權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協調以做出抉擇。由于在東亞區域內，既存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又有東盟的一些小國家，況且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萬別，也就是說上述X指標在東亞各國間差異很大，因而可以認為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是相當高的，這就大大降低了各國組成貨幣聯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東亞區域內采取經濟聯盟這種一體化形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貿易區會給各國帶來一些看得見的利益：如果自由貿易區能夠建立，會形成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場，由于取消了關稅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內部貿易額肯定會大幅度上升，這樣就能夠通過促進各國外貿額的增長帶動其經濟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該形式并不妨礙各成員國針對非自由貿易區成員采取其它的貿易政策，即沒有要求各國進行國家主權的轉讓，這使得東亞國家比較容易接受。

三、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的阻礙

根據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論上建立自由貿易區給各國帶來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較容易實行，但來自經濟理論之外的因素卻給自由貿易區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礙。

這些負面影響來自區域內和區域外兩個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來自美國方面的阻礙，由于之前歐盟的高速發展已經開始威脅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美國不愿再看到一個潛力巨大的經濟聯合體的崛起對其造成影響，同時更擔心被其認為是潛在對手的中國會借助區域合作的力量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因而其會阻止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上日韓均是美國的盟國，美國的干擾無疑會產生較大的影響。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核心論壇”與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國的反對而未成功就是這方面的例證。

同時，區域內的不和諧因素也對區域經濟合作構成了干擾。主要表現為：(1)作為“10+3”主要推動者的東盟由于擔心其內部合作會被區域合作體制所吞噬，近年來對推進全區域范圍內經濟合作已熱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種僅在東南亞小范圍內實行合作的趨勢，此點由2000年第四屆“10+3”會議上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的發言可見一斑。(2)歐盟的成功經驗證明，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能夠順利實施，大國之間必須要相互協調配合。但是占東亞13國經濟總量絕大部分的中日兩國卻由于特殊的歷史矛盾以及一些領土的爭執近年來政治關系跌至低谷，這種相互的不信任使得雙方難以協調配合，從而影響到東亞區域合作的局勢。(3)比之世界上其它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東亞各國之間無論在社會制度、宗教信仰還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這種巨大差異面前，即使是自由貿易區這種低層次的區域合作，也會由于一些國家擔心本國市場受到外來的強大沖擊等原因而變得舉步維艱。(4)公認的東亞區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內部缺少一個核心力量來推動一體化進程，成功的一體化組織無論是歐盟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都擁有自身的主導力量，而東亞國家或者因為實力不濟或者因為不愿出頭而無人擔當主導力量，這就導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論壇層面而無法就更深層次的事項作出決策安排，使得一體化進程受挫。

盡管東亞經濟合作面臨重重困難，但作為當前區域經濟合作主渠道的“10+3”仍在進行，東盟自由貿易區大部分已經建成，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也在進行，通過建立東盟與中日韓的合作關系以及中日韓三方合作機制，逐步轉為東亞區域內的經濟合作方式也是可行的。如果各方能擯棄嫌隙，拿出合作的誠心共同協商解決困難以實現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構想，那么共贏局面的到來將指日可待。

區域經濟一體化論文:跨國公司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研究論文

內容提要：戰后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跨國公司通過資本等要素的跨國流動來推動國際分工來推動經濟微觀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則運用行政手段，從國際經濟合作和發揮相互比較優勢來推動宏觀一體化，微、宏觀兩種動力在發展中既有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本文認為，跨國公司在區內的發展提升了區內比較優勢、統一了區內游戲規則、深化了區內的市場，進而推動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導致了投資的創造和轉移效應，并且促進了跨國公司在本區直接投資以繞開各種壁壘。在論證兩者互動關系的基礎上，又論證了兩者的互動和進一步融合，認為這是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將推動世界經濟朝一體化方向發展。

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互動關系

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當今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兩股最重要的力量。兩者共同之處在于都促進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推動國際分工深化和規模經濟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兩者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是微觀經濟一體化，由市場力量推動，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這種一體化構成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微觀基礎。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范疇，是成員國基于市場自身發展的需要，通過鑒定協議來為資本在本地區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還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與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構筑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宏觀基礎。由于這兩種一體化在運行層次和運作機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兩個主要動力源。但是，這兩者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共同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互動關系對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促進和推動作用。

一、戰后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

戰后，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蓬勃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自市場經濟生產方式在全球確立以來，資本積累速度的加快及資本逐利的本性受單個國家尤其是小國的資源與市場局限無法滿足資本擴張的需要，戰前的殖民地開拓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種矛盾。但列強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通過戰爭方式獲得的資源與市場很可能再通過戰爭的方式失去。另外，戰爭也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擴張的機制，破壞了生產力和資本向縱深進一步發展的環境條件。顯然，從戰爭轉向合作是解決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徑，于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調節，由資源爭奪轉向資源共享，從軍事競爭轉向經濟競爭，逐步成為戰后各國的共識，這在實際上便構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化在戰后迅速發展深層次認識的基礎。

科技革命和生產力在戰后的迅速發展又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發展提供經濟基礎。由于生產力發展產生了越來越強烈地逾越國界的要求時，實際上使一國市場無法承受如此分工與規模經濟，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使新技術和新產品的R＆D費用不是一個企業甚至是一國所能承受的。所有這些都需要通過跨國性的集體力量或協調來解決，經濟一體化組織成了解決這種問題的一種較好選擇。但是，生產力的發展只構成一體化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條件。一體化還需要有下述條件才能形成：一是當生產力發展到產生逾越國界的要求卻遇到來自其他地區對商品、資本流動設置的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而這種障礙又難以在世界范圍內通過雙邊談判予以解決時，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區形成區域經濟組織，以便在局部范圍內妥善加以解決；二是當生產力發展的逾越國界要求退到了來自其他地區商品與資本的嚴峻挑戰時，需要依靠地區組織來保護其成員國產業，確保對本地區市場的占有；三是組成一體化的成員國必須同處于一個經濟區域中，而不是困于純粹地理意義上的區域，經濟區域是指區內諸成員國經濟具有競爭性（可以實行產業內分工）或互補性（可以實行產業間分工），有長期交往傳統，否則，即使在同一地理區域里形成一體化組織，也難以獲得真正發展，這是一體化形成的基礎條件（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便是典范）。戰后蓬勃興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成多或少與上述條件有關。

這就告訴我們，并非所有生產力逾越國界的國家都能具備實施一體化的條件。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發達國家都能與其他國家成立一體化組織。在有些經濟發達的國家中，主要是選擇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種矛盾（這也是跨國公司大多產生于發達國家的原因）。跨國公司把R＆D、生產、銷售、服務等諸價值鏈增殖環節分解到世界上各個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國家，把生產力發展與資源和市場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和市場等優勢來解決一國無法承擔的生產力逾越國界的要求，跨國公司也利用規模化生產和各國要素價格優勢組合出價格最低，且最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勞務，跨國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營銷網絡，把市場交易內部化，使生產力發展大公司化，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另一方面，由于區域經濟組織具有一定的排外傾向，區外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內的大量投資來繞過這種人為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這在實際上也促進了戰后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早在歐共體成立不久，美國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廠遷到歐洲去”的口號，以避免歐共體的歧視性關稅降低其產品的競爭力，以1966－1977年這一時期為例，在1966年美國企業的海外分支機構向世界市場上出口的制成品總額中（不包括返銷美國部分），有46％是設在歐共體的分支機構生產的，到了1977年這個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貿易區剛剛運作，日本跨國公司便把投資重點轉向墨西哥，企圖通過這塊跳板來減少美國關稅對其不利的影響。

戰后通訊和運輸的迅速發展及其服務費用迅速下降，為世界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世界銀行、IMF和GATT（WTO）等機構的成立及其對國際經濟的協調也為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其他如聯合國的調節、多邊國際協定的執行等，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推動區域經濟宏觀一體化

跨國公司作為一種市場的力量，其觸角遍及全球各個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國家疆界，通過跨國經營活動，追求全球性的機遇、抉擇和效果，以獲得企業全球戰略的實現和最大限度的利潤。如果跨國公司在某一區域不斷投資，便會促進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展。這就是說，作為微觀層次的跨國公司，其市場機制力量能夠推動作為宏觀層次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

縱觀當今最成功的兩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歐共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其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國公司在區內大量投資，使區內比較優勢上升，從而為推進一體化創造條件。

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為何能與發達國家美、加實施經濟一體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國公司對其多年擴張和滲透的結果。1955－1989年間，美國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資總額從6.07億美元增加到70．79億美元，增長了10．7倍，分別占當年對拉美投資總額的9．2％和11．5％。事實上，美國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資者，在墨西哥的外國直接投資中，美國資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國外跨國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占總數的79．7％和2．6％。美國和加拿大跨國公司多年來在北美一直屬優勢的投資比例，使得北美三國貿易自由化和生產一體化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現，美加墨經濟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這說明，跨國公司在區內的擴張已為其創造了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條件。

為什么跨國公司微觀一體化能夠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基礎條件的實現，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跨國公司在一個區域內投資促進了區內國家比較優勢的提升。跨國公司在區內擴張，將傳統的國家產業間分工，轉化為企業之間的產業內分工，這種分工形成的規模經濟使該區內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更加明顯，在這個過程中，區內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來重新定位自己的競爭優勢。這為跨國公司以本地區為出發點重構企業的區位優勢、技術壟斷優勢和經濟資源優勢，還可以使那些本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或者優勢并不明顯的國家通過跨國公司的投資，使跨國公司優勢定位外化在國際比較優勢中，讓其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可能性。

2．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游戲規則，進而趨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基本的規則。如果經濟純粹在一國之內而不發生跨越國界的要求時，國際經濟活動并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規則，它往往因時、因地、因人而異，帶有很大的隨機性，這對國際經濟交往產生相當嚴重的負面影響。當資本開始國際化時，東道國在根據自己國情吸引外資時，也逐漸改變國內立法，接受國際慣例，對跨國公司活動的游戲規則如國民待遇原則予以認同，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既給自己帶來了利潤，又實現了其區域戰略和全球戰略，也使東道國實行更開放的對外經濟發展政策，優化了國內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環境……這些變化都是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

3．跨國公司的區內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比較優勢、國際分工、規模經濟僅僅構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分享互惠互利，區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得以實現。

如果該區域經濟發展遇到外來的阻礙和威脅時，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便會很快建立起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經濟比較優勢，優化制度環境，吸引跨國公司來本國投資以強化自己的經濟優勢以及相互優勢，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區戰經濟一體化促進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形成促進了跨國公司的微觀一體化，這是因為：第一．區域經濟一體化引發了投資創造和投資轉移效座。這是與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相對應的現象。投資創造主要是指，關稅同盟建立以后產生的貿易轉移現象，使區外的企業產品進入該市場變得困難，因此，區外大量直接投資涌入區內，在那里建立分支機構和占領成員國市場。而投資轉移則指先前進入的企業，為了利用市場統一以后所提供實現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的機會，對該地區的生產經濟活動進行重新布局，即進行生產合理化方面的投資；第二，區域一體化使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發生了變化，并且為跨國公司實行復合一體化的經營戰略提供便利。傳統上，對外投資作為要素流動的一種形式，與商品流動之間存在著某種替代關系。可以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踐刺激資本的國際化和一體化。因而，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觀層面從制度上保證了跨國公司在區內的微觀一體化的順利實現。因為一旦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通過區內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政策的推動，使區內的跨國公司在這塊已經“圍起來”的商場上較易占據優勢地位，使其在區內擴張更具有便利的條件。而且，一體化組織還會利用自身優勢幫助微觀一體化的實現。如歐共體執委會在70年代曾援用《歐洲共同體條約》的有關條款對美國大陸崩頭公司吞并一家荷蘭公司實行了嚴厲的制裁，80年代還制定了一項10年的“歐洲信息技術研究與開發戰略計劃”，目標是將西歐在世界技術市場的占有比重從那時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這些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區外的競爭對手，有利于共同體成員國的跨國公司對這些重要行業的滲透。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制度保證還表現在，如關稅同盟是實現對內取消關稅和數量限制、對外統一關稅，關稅消除后，市場隨之擴大并向縱深發展，為區內各國產業間分工轉向產業內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各國無法再運用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來保護本國市場；必須面對區域內其他成員國之間的激烈競爭。為了在競爭中保持不敗，各國公司便加速對區內直接投資的步伐，成員國之間資本的相互滲透也會加快，這樣便促進了跨國公司在區內的微觀一體化。例如，在歐共體內，1959中的西德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為5.47億美元，其中在西歐的投資為1．97億美元，而到1978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318億美元，其中對西歐的投資增至212億美元，分別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國1971年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總額為985億英鎊，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8％，1973年加入歐共體，1974年對歐共體直接投資總額達到22．82億英鎊，占全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1.9％，分別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個百分點。

到了80年代，由于對內部統一大市場的預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資本、服務的自由流通給區域經濟微觀一體化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從1984年開始的6年時間里，成員國之間的相互投資從405億埃居猛增到3534億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這一不平衡發展趨勢的直接結果是，成員國相互投資在對外投資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從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這種狀況表明，區域經濟一體化反過來又促進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宏觀一體化對微觀一體化推動作用發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區內各國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這里宏觀一體化的作用僅是在為潛在的微觀一體化顯性化掃清障礙。當前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一體化實踐由于缺乏微觀經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所以比較脆弱。一些發展中國家企圖用協議分工和協議投資的方式進行一體化實踐，更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準則，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須在區內形成比較優勢之后才能實行一體化。

四、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之間的互動與進一步融合

根據我們以上的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與跨國公司的形成和發展是互相促進，相互依存的，即跨國公司的形成推動了區域經濟在宏觀領域實現一體化，而區域經濟一體化又反過來推動跨國公司在微觀領域的進一步擴張。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形成既促進了區內跨國公司的擴張，也促進了區外跨國公司的對內擴張，因為大市場形成給區內跨國公司帶來的發展優勢是區外跨國公司所沒有的，區外跨國公司不得不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來取代傳統的商品出口，這使跨國公司在規模和素質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區域內跨國公司的相互擴張又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在疆界上的擴大，加上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自身的自我加速機制，使區域經統一體化組織在邊界和深度上都獲得很大的發展，兩者互動的結果，便是跨國公司規模和區域經濟組織疆界的擴大。

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內部經濟活動障礙逐步消除，跨國公司將可能淡化其國家屬性而強化其作為區域公司的屬性，跨國公司在區內的發展將會更加迅速，各區域經濟組織對區際商品、資本、要素和服務的流動具有一定保護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品和資本在區際的流動，跨國（區域）公司擁有本區市場的同時，會進一步加大對其他區域的投資，以獲得更多的資源和分享各區域組織內的大市場，目前跨國公司的全球兼并浪潮只是這個趨勢的前奏。跨國（區域）公司之間的相互投資形成一條條聯系區際經濟的紐帶，將再會產生微觀一體化對宏觀一體化的促進作用而使區際一體化成為可能。歐盟――地中海經濟圈、大西洋共同體、環印度洋自由貿易區以及澳――新東盟自由貿易區是在跨國公司全球擴張的基礎上對區際聯合和一體化的新構想。

跨國公司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將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的微觀一體化大大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跨國公司在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同時，也在類似的三個方面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一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活動不斷強化各國（區）的經濟比較優勢，使世界各國經濟間的分工由民族國家向產業間分工轉移，這形成經濟一體化的基礎條件；二是跨國公司不斷趨同和深化全球的經濟活動規則（當然，WTO以及其他經濟組織的對全球經濟的調節作用不可忽視，但這些規則絕大部分是跨國經營活動的事后認可），從制度層面上促使全球生產方式和生產環境趨同；三是跨國公司深化了世界市場。而遍布全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實踐以及區域的擴張和聯合則有助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跨國公司的區際投資促使區際進一步融合，區際融合導致更大區域范圍內宏觀一體化對微觀一體化的推動作用，隨著兩者互動頻率和互動力量的增強，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便會增強。目前這個趨勢已初露端倪，世界經濟活動的制度性因素增強，各種國際規則、國際慣例以及世界銀行、IMF和WTO等國際機構調節作用和調節能力的提高，說明世界經濟一體化已在跨國公司微觀一體化基礎上邁出了宏觀一體化的步伐。作為一體化的初始階段目標――自由貿易隨著WTO的成立具備了實現的可能。零關稅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有關投資自由化以及其他各種國際經濟活動規則的制定等，都對世界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提供直接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