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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3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1-0100-01
社會生活信息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使得英語及其英語教學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高。國際交流溝通的質量和對最新信息的獲取能力和一個國家的外語掌握水平存在著很大的關系,對外語尤其是英語的掌握能力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狀況和人才培養規格的確立。這這種形式下,高等教育英語教學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
一、大學英語教育教學概述
所謂“大學英語”是指對高等教育非外語專業學生開設的英語教育教學課程,是對“collegeEnglish”的直譯,也就是我們之前經常聽到的公共英語。上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公共外語教學研究會名稱的轉變,大學英語的稱謂逐漸取代公共英語稱呼。此后隨著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大學英語”逐漸成為非外語專業大學生學習的英語課程,是一種與專業英語專業學生所學英語相對應的高等教育英語教學課程。由此可見,“大學英語”是一個合成性質的漢語詞匯,第一,學學英語的主體是廣大高校學生,不是小學學習,也不是中學學生,而且,這個主體還必須是學習非外語專業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第二,是“英語”,由于學習非外語專業的學生未必都是學習英語的學生,所以這里的大學英語學生是指非外語專業而且是將英語作為語言科目的學生。因此,本文將大學英語界定為學習非外語專業的普通高校學生所學習的,且以提升人文素養、外語技能和外語應用能力為目的的英語課程。
二、從文化哲學角度進行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研究的必要性
1.國外教育改革的發展訴求社會主導文化多樣化發展趨勢,使得國外高等教育對教育意義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外高等教育教學逐漸從文化的角度進行高等教育面臨問題的研究,重視提升廣大高校青年學生的文化素養。世界各國不斷進行高等教育問題探索和改革,逐漸將轉變學生學習方式,激發學生的創新潛力,進而讓每個學生在未來社會中都能充分發揮自身的綜合競爭力作為基本的人才培養目的。這就需要不斷培養和提升學生的問題發現和思考能力、問題分析和處理能力、持續學習和創造能力;不斷培養他們的誠實、互助、積極、自信、堅韌、批判和創新等優良的個人品質。2.教學文化研究范式變化的基本需要教育教學的發展與變革,使得教育教學研究的取向價值逐漸由追求“技術興趣”向追求“實踐興趣”方向,進而向“解放興趣”方向轉變;相應的教育教學文化研究也由“工具論”向“本體論”的研究范式轉變。交流和溝通是文化生成和文化發展的基本要求,人類文化的融合與交流是進行大學英語教學的基礎和前提,通過大學英語教育教學活動的開展進行文化交流空間和實踐拓展,因此,在當今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大趨勢下,大學英語教學應從工具論的理論取向不斷向人文性和工具性互相結合的方向進行教育教學轉變。
三、文化哲學視角下的大學英語教學改革思路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跨文化交流領域的持續拓展,社會主導文化逐漸由單純的理性文化與倫理文化,經理性科技文化,向文化多元化發展。國外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普遍相應的進行了教育教學改革,不斷從文化的視角進行教育問題審視,并力求實現大學生社會綜合應用知識存儲的提升。同時,教學文化研究范式的轉變,使得教學研究越來越成為一種實體文化。對于教學的研究不再單純的是為尋求教學規律和教學本質,而是直面教學狀況,進行教學問題處理。基于人文的視角進行教學論問題探究成為當今教學論研究的新趨勢。本文通過文化哲學的視角對大學英語教學目標、教學過程、教學內容、教學評價等進行審視,對大學英語教學文化的豐富內涵進行探討,探究大學英語教學文化哲學視角下的理論框架構建。對普通高等教育英語教學目標的研究,傳統的教學目標比較重視語言教學的工具性,對語言教學的文化性注重不夠。當前,在教學目標的具體方面,認知目標重視語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共同獲取,技能目標注重培養學生的思維方式,強調他們英語思維能力、英語思維習慣和英語語感的培養。而情感方面的教學目標則強調學生英語文化的領悟和英語人文性精神的熏陶,注重學生知識挖掘和邏輯推理人性的培養,使學生具備感悟人性和文化深處所蘊含的人文精神的能力。這對提升大學英語教育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進而提升大學生在將來的社會中的英語運用和領悟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哲學視角內的大學英語教學提倡英語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構建,文化哲學視域內的普通高校英語教學研究有助于大學英語教學主體性和教學本質的把握。同時,文化哲學視角內的大學英語教學在大學英語教學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觀念的構建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車麗娟.基于體驗哲學的大學英語課程體系優化的理論與實踐[J].語言教育.2013(01)
[2]楊梅.公共外語教學改革的文化哲學研究[J].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05)
“贈地大學”把合法性地位建立在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服務上。這些高等學校獲得合法性地位的不同途徑出現于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或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3]。在美國建立早期,從殖民時代繼承下來的學院或大學被看做為培養律師、醫師、牧師和教師的場所,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依據也是政治性的。隨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美國大學開始重視研究,逐漸成為一個像德國大學體制一樣按照自身規律發展的獨立的有機體,高等教育開始以認識論作為其合法存在的主要根據。到19世紀末政治論和認識論兩種高等教育哲學在美國大學里面共同存在。實際發生的事情是,貫穿19世紀的不斷加速的工業革命的力量以及知識的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占優勢或主導地位的研究性大學所提供的學術知識催生了工業生產上的奇跡。政治論和認識論的兩種高等教育哲學開始并駕齊驅,政治論的哲學甚至壓倒了認識論的哲學。“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現被看做是這兩種理論并駕齊驅的最早例證。雖然“威斯康辛思想”獲得了成功,但是政治論和認識論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之間仍然缺乏和諧。政治論哲學以價值影響為核心,而探討高深學問的認識論哲學強調價值無涉并希望擺脫價值影響。這才是兩種高等教育哲學矛盾的根源所在。綜上所述,歷史性是高等教育哲學基礎產生與發展的顯著特點,認識論和哲學論兩種高等教育哲學交替著在美國大學占據統治地位。營利性大學,作為一種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其哲學基礎也是深深植根于當時的歷史及人們對高等教育資源的巨大需求上的。
(二)從美國營利性大學的發展歷史與教育市場需求來考察
美國營利性大學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英國殖民地時期的私立學校,盡管它被排斥在主流的高等教育之外,然而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滿足當時社會對教育的需求。1862年“莫雷爾贈地法”推動了美國職業教育的發展,也正式把職業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戰后,由于就業結構和產業調整的巨大變化,青少年人口的劇增迅速加大了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自1945年后的30年是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黃金年代,以非營利性大學的迅速增長為表征。20世紀50年代,高等教育被看做是一種公共產品。它的公益性使高校能獲得政府巨額的補助和捐款,使以利潤為動機的社會資本難以參與公平競爭。70年代之前,普通高等學校的營利行為極其罕見,營利性大學并未引起人們的關注。它被不屑一顧地排斥在主流高等教育之外。70年代后市場化理論、服務產品理論、知識經濟理論以及人力資本理論逐漸應用于教育領域,伴隨著傳統非營利性高校的營利行為的出現,營利性大學從9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1996年美國鳳凰城大學公開上市,由私人資本控股的營利性教育集團開始出現,這對于營利性高等教育組織來說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從此大量私人資本開始涌入教育產業。美國教育部公布《高等教育法》(1996)新標準,高校類型被分為三大類,即公立非營利性高校、私立非營利性高校和私立營利性高校。1998~1999年,私立營利性教育類別開始定期出現在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報告中“通過對九千所學校的統計,三類高校所占的比例如下:營利性高校47%;公立高校23%;私立非營利性高校29%”[4]。從國家政策與制度上,營利性大學獲得了認可,并且在此領域快速發展。《2012搜狐教育行業白皮書》指出,“美國營利性學院每年的入學人數約為300萬人”[5]。人的教育需求可能才是導致營利性大學產生、存在和發展繁榮的根本。這一需求被商人抓住才產生了營利性大學,才衍生出經濟利益、高等學校的政治影響。“市場力量迫使營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筍般發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營利性教育”[6]。“營利性教育機構鎖定了大批量的非精英學習者,為他們提供實用性,以就業為導向的學位。營利性教育機構的快速增長,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運用技術遠遠強大于他的競爭對手———傳統教育。營利性教育機構的新形式迎合了學習者的需求,技術的廣泛應用既滿足國內又伸向跨境教育”[7]。作為一種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營利性大學哲學基礎的產生既不是來自于認識論,又不是來自于政治論的哲學觀點。那么,營利性大學產生與存在的哲學基礎是什么呢?
二、營利性大學的哲學基礎
長期以來,人們之所以對營利性大學褒貶不一,主要是因為人們是持認識論立場,還是持政治論立場看待營利性大學這一現象。認識論哲學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獨特機構,具有知識的理性價值,政治論哲學重視高等教育應該為國家服務,通過高等教育的機會均等實現社會的公平。如果沒有政治論哲學,高等教育就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國家發展就失去了發動機。如果沒有認識論哲學,大學就無法成為區分善惡、區別真理和謬誤的偉大仲裁者,成為樹立知識標準和思想標準的精神陣地,成為“社會良心”的代言人[8]。從兩種哲學觀看,營利性大學既不為國家的政治目標作出努力,也不獻身于對價值無涉的真理進行探索,是沒有存在理由的。楊紅霞把哲學的多元化看做為高等教育發展的現實選擇,資本論強調高等教育在創造文化財富時,也直接創造著經濟價值。如果沒有資本論,高等教育就難以脫身于經費的困擾,對其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構成威脅。對于一個國家高等教育而言,建立在單一的高等教育哲學上也是難以想象的[9]。對于一所普通的高等學校來說,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主導哲學觀,其發展也必然是盲目的。作為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營利性大學的哲學基礎究竟是什么呢?
(一)從大學功能上看
無論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或宗教制度是什么類型的,每一個社會都需要建立一個機構來傳遞高深的知識,整理、分析、批判已有的知識,并創造新的學問。在現代社會中,這個機構就是大學,是人們對知識學問進行分析、鑒別、闡述與深入探究的地方。威斯康辛思想出現之前,大學的主要功能是保存、傳授和發展高深學問,而現代大學又肩負起為公眾和社會服務的功能。營利性大學的基本職能,也是教學、科研、服務社會,或許服務社會占得比重更大一點。因此,從大學功能上看,營利性大學的哲學基礎偏向于政治論。
(二)從國家政策或制度上看
1996年,美國聯邦教育部重新修訂《高等教育法》,對高等教育機構給予新的解釋,對公立學校、私立非營利性學校和營利性學校進行了界定。營利性大學必須開設準學士學位或準學士學位以上課程,課程授課時間在300個學時以上,學校開辦2年以上并和教育部簽署加入協議。1996年前,美國教育部把高等教育機構限定為那些教育部承認的認證機構評估認可的學校。這一規定將大多數營利性學校拒之門外(李麗潔,2009)。重新修訂的《高等教育法》對營利性教育機構與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分類進行管理,還提供法律保障。這清楚地表明營利性大學獲得教育部所需達到的標準,并在教育領域獲得一定的地位。從國家政策或制度來看,營利性大學的哲學基礎也是偏向于政治論的。
(三)從滿足社會需求的角度考察
伯頓•克拉克曾說過:“如果社會不能從原有機構中獲得它所需要的東西,它將導致其他機構的產生”[10]。傳統高等教育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第一,招生的學術性傾向。傳統高等教育重視學生的學術測驗成績(SAT)和高中學業測評(GPA),這使得很多學生因學業成績而無法入學。而營利性大學快速反映市場需求,向學生提供所需求的學位教育。它們所關注的不是學生入學時的學業成績,而是如何滿足學生對職業技能和實踐應用方面的要求,以及如何實現高就業率。第二,課程設置的靈活度。傳統高校的課程設置以學科為導向,而營利性大學的課程設置面向市場需求,課程快速更新以適應市場需求,讓學生能夠便捷地獲得自己滿意的服務。美國學者詹姆斯(E James)認為,從需求角度看,存在著過度需求和差異需求。所謂過度需求是指政府提供的教育機會不足、學位數量有限;所謂差異需求指學生和家庭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學校教育資源具有稀缺性。非營利機構不能滿足這兩種需求,在適宜的制度和市場環境中,就有尋利性的資本涌入該領域來填補非營利性高等學校留下的市場空間。James(2010)認為市場力量迫使營利性教育如雨后春筍般發展,哪里有人需要,哪里就有營利性教育。Ann(2004)認為全球化與通信技術是高等教育變革的主要動力,美國成人學習的巨大需求與傳統大學的高費用,推動了營利性大學的產生。營利性大學靈活的現代市場特征也是影響營利性教育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11]。高等教育市場需求不斷增大,傳統的非營利性高等學校不能完全滿足市場的巨大需求,這便為營利性大學留下廣闊的市場空間。作為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形式的營利性大學,不僅滿足了教育市場的巨大需求,而且通過擴大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實現社會的公平,從而實現了大學的政治功能。從這一點看,營利性大學的哲學基礎也是偏向于政治論的。
(四)從營利性大學與非營利性大學的區別性
作者:高秋菊 周云 徐冬梅
培訓時由一名教員演示操作室控制面板、一名教員演示裝備室噴槍噴灑操作,注意事項:側面控制面板將小調節手柄調至噴槍處、單(雙)噴槍操作時控制面板的流量調節鈕調至噴槍處,否則不能噴灑。車載儀器重要參數培訓展開與撤收時間≤5min,一次裝藥后消毒面積不小于500m2,殺蟲面積不小于10萬m2/h,柴油發電機功率380V,噴霧機水平射程≥15m,噴槍水平射程≥10m,噴槍垂直射程≥8m,風機上升角度+60°、水平旋轉角度±60°,所需時間為30s。小藥液箱容積約110L,大藥液箱容積400L。評估方法培訓結束后于2008年4月11、12日,兩名學員一組對培訓重點內容進行現場回答和操作考核,教員現場記錄學員成績。統計學分析將考核結果賦值后統一錄入計算機,用SPSS11.5進行統計分析。車輛展開與撤收培訓效果在參訓學員中,車輛展開與撤收流程均很熟練,展開與撤收時間均≤5min,100%(419/419)考核合格。車載儀器使用準備工作培訓效果在參訓學員中,對柴油發電機的柴、機油液面、水泵機油液面檢查合格率為85.06%(356/419);藥液正確配制流程合格率為75.42%(316/419);車廂側面控制面板的正確使用率90.45%(379/419)。車載儀器正確使用培訓效果在參訓學員中,對超低容量噴霧機操作正確率為91.65%(384/419);常量噴霧機操作正確率為93.08%(390/419)。培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培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①柴油發電機機油液面檢查手法不夠準確;②藥液配制時學員不會估算藥液箱內的水量,不知道根據藥液箱內水的體積乘以藥液工作濃度,即得需加藥液原液量;③對于控制車載儀器正確操作的側面控制面板,學員容易忘記風機和噴槍間的及時轉換;④超低容量噴霧時學員容易忘記風機復位和風機噴霧量大小調節;⑤常量噴霧時容易忘記在風機操作中控制流量大小調節的按鈕在噴槍操作時要旋至單噴槍處。
為使學員能正確使用衛生防疫車輛有效地進行消毒和殺蟲工作,以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衛生防疫車輛培訓中主要圍繞以上關鍵問題進行,經過理論講解、演示、練習等過程的培訓,對學員進行了現場考核。對考核成績分析發現,所有參訓學員車輛展開與撤收流程均很熟練,展開與撤收時間均≤5min,100%考核合格,盡管如此,但在培訓中應特別注意篷布鈕扣要徹底展開到位,否則推展篷桿時易撕裂篷布。在車載儀器使用準備工作中,柴油發電機柴油、機油液面和水泵機油液面檢查非常重要,因為柴油、機油決定著車載柴油發電機、水泵能否正常運轉、的重要功能,缺少燃油特別是油時有可能燒毀柴油發電機和水泵,導致車輛不能正常工作,在考核中發現有一部分學員對機油檢查掌握欠佳,可能是有些學員對機器設備不太感興趣的原因,在以后的培訓中應加強此方面的培訓。藥液的正確配制是車載儀器正確使用和防疫車順利、有效消毒、殺蟲作業的重要前提,不會正確配制藥液,就像上戰場槍支沒有裝上彈藥一樣,無法正常工作,授課時發現學員對藥液配制流程掌握率最低,僅為75.42%,主要問題在于學員不會估算藥液箱內的水量,不會根據藥液箱內水的體積乘以藥液工作濃度,即得需加藥液原液量。在培訓中應強調學員掌握大、小藥液箱的體積這一對重要參數,以便正確估算藥液箱內現有水量,為正確配制藥液奠定基礎。
因此車載超低容量噴霧、常量噴霧的正確操作流程亦十分重要,練習和考核中發現學員均較認真,正確掌握率達90%以上,效果不錯,但對其細節問題如風機超低容量噴灑作業中的流量調節、噴槍操作中流量調節鈕一定要旋至單或雙噴槍處等知識培訓有待加強強調以便讓學員掌握。綜上所述,通過對培訓效果評估顯示,其培訓方式和培訓內容安排均較合理;從考核效果分析明確總結了培訓重點,找出了培訓弱點,為進一步合理、高效地進行衛生防疫技能培訓提出了重要的參考依據。
伽達默爾晚年在與杜特的談話中進一步闡述了什么是實踐的含義和實踐哲學。他認為:“首先人們必須清楚‘實踐’(Praxis)一詞,這里不應予以狹隘的理解,例如,不能只是理解為科學理論的實踐性運用。當然啦,我們所熟悉的理論與實踐的對立使‘實踐’與對理論的‘實踐性運用’相去弗遠,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對理論的運用也屬于我們的實踐。但是,這并不就是一切。‘實踐’還有更多的意味。它是一個整體,其中包括了我們的實踐事務,我們所有的活動和行為,我們人類全體在這一世界的自我調整———這因而就是說,它還包括我們的政治、政治協商以及立法活動。我們的實踐———它是我們的生活形式(Lebensform)。在這一意義上的‘實踐’就是亞里士多德所創立的實踐哲學的主題。”由此反映出,伽達默爾的重大理論貢獻就在于,從哲學本體論的高度將解釋學與實踐哲學統一起來,認為實踐是人們的存在形式,是一個理解和確定存在本質與意義的理論反思性活動。反觀現代人類文明,則可謂“生活形式”或者說“生活世界”問題叢生,危機四伏,而一切問題和危機之根源就在于傳統實踐智慧和實踐哲學籠罩于近代以來的以求真為特征的理論哲學之下隱而不顯甚至完全喪落,從根本上失去了關于人類行為、存在的實踐理性反思,失去了實踐哲學的引航。科學也成為了一種進入一個既不對人也不對神公開的未知領域的行動,科學的方法論研究就意味著理性的自我確信。質言之,科學不再被視為認知世界、把握真理的一種方式,而是從中升起了一種傲慢和自信,認為科學技術能夠把握一切、控制一切。建立在這種科學觀基礎上的新世界觀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生活的形式和理想,“科學的技術運用漸漸地控制了文明進程和社會生活”。
在伽達默爾看來,要真正恢復對理性的信念和理性的力量,現在最為重要的就是重新激活和復興西方實踐哲學傳統,重建實踐哲學,確立起實踐理性、實踐智慧對于人類生活世界的核心地位。那么,從解釋學的這種實踐意義上又怎樣來看待中國哲學的性質和中國實踐哲學的地位與作用呢?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文明國度,在人類發展史上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但自近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落后和科學理論認識的不發達,在遭致西方列強的侵占、西方強勢文明的打擊下,中國處于一種“弱勢”的求生存、求振興、求發展的漫漫征途之中,其社會發展主題就是如何才能“救亡圖存”、“富國強民”、“重塑輝煌”。顯然,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決不僅僅是一個科技發展的問題(當然就此而言,歷來被中國傳統文化所視為“雕蟲小技”的科技和技藝是需要重新得到重視和大力發展的),也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的改造問題,同樣十分重要的,是一個人們擁有什么樣的哲學文化與思想觀念的問題。文化的改造、國民性的改造,這是一個民族發展的前提,也一定會作為一種理論先導而表現出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倘若論及中國的傳統文化,那么,實現一切反封建的文化改造都是必不可少的,要大力倡導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但在這種相對“弱勢”的文明發展之中,由于必須強調科技和科學理性的發展,由于必須主張反封建的經濟工業化、全球化,所以科學精神就極易得到迅猛膨脹,在文化上,則會導致對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精神的漠視和淡忘,也將造成某些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之風。實際上,當現代科技工業化社會的技術文明弊端日益暴露之時,恰恰又讓我們需要重新去重視中國傳統文化,需要重新去發現它有可能貢獻于人類文化的獨特魅力。在歷史上,中國文化是有貢獻于西方文化的,也是對人類文明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在文化傳播上就有一個“東學西漸”的運動,比如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思想就對法國的啟蒙運動尤其是伏爾泰發生過重大影響。應該說,中國哲學文化之所以能在西方產生影響,從根本上說,就在于中國哲學文化的特質,這就是歷來貫穿于中國“經學”、“子學”、“史學”等學說中的“實踐哲學”。強調和研究實踐哲學是中國哲學思想的最大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特色一直沒有得到應有重視,“實踐哲學”始終未能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加以研究。中國實踐哲學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特色突出,然而,由于中國的哲學研究蘊含于“經學”、“子學”、“史學”和“文學”等具體人文學科之中的,也由于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提出完全是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并按照西方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幾大塊來整理的,所以,因為西方哲學發展史長期的對實踐哲學傳統的遺失也造成了人們對中國實踐哲學傳統研究的不足,致使“太注重形而上學意味較濃的理學,尤其是心性之學的傳統,而對更本源的實踐哲學的傳統較少涉及”。可以說,在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階段,謝無量、、馮友蘭等都是按照西方對哲學的理解及哲學的幾大塊而對存在于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相關內容加以梳理和歸類而編寫出中國哲學史的,其問題在于強調共性而失去對中國哲學特色的研究和強調。正如梁啟超在《儒家哲學》中所指出的,“中國學問不然,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中國先哲雖不看輕知識,但不以求知識為出發點,亦不以求知識為歸宿點。直譯的Philosophy,其涵義實不適于中國,若勉強借用,只能在上頭加個形容詞,稱為人生哲學。中國哲學以研究人類為出發點,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怎樣才算一個人?人與人相互有什么關系”。正是基于這種中國傳統文化語境,后來馮友蘭對“哲學”也做了這樣的理解:“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說,哲學可以給人一個‘安身立命之地’。
就是說,哲學可以給人一種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哲學定位為精神現象學,而不再定位為自然現象學。新時期的諸多中國學者更是突出“德性”問題研究,將“德性”視為中國哲學的核心范疇和根本精神。顯然,中國哲學文化的這種特質與伽達默爾的以思考和探究人類存在意義與行為價值為訴求的實踐智慧或者說實踐哲學具有內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相通性。盡管有學者為了從學術形態上將明清學術與以往各個時期的學術區分開來,將其解說為“明清實學”,但這只是從理論的“實體達用”、“經國濟世”即運用性上而言的,并沒有將實踐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加以研究,來闡明其性質、任務、方式與目標。從歷史上看,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或者說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正是中國實踐哲學文化中所體現出的“中國智慧”,因為這種智慧恰恰是歐洲近代科學文化所缺乏的。伽達默爾曾這樣來評說西方的“科學”概念,認為“科學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們把西方文化與偉大的高度發展的亞洲文化作比較,則它的厄運也許就在于這種科學概念之中”。應該說,萊布尼茲、沃爾夫等西方大哲學家,雖然很難說他們對中國哲學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但他們對中國哲學的特質所做的判斷則是深刻的,也是準確的。在他們看來,從根本上說,中國思想是一種反思人類實踐行為與生活智慧的實踐哲學,就此而言,要比西方更有成就與特色。伽達默爾就指出,“于是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以自己的著作投身于‘Sapientia sinica’(中國智慧)時,‘中國智慧’在18世紀便首次在歐洲思想中得到了特殊推崇”。伽達默爾本人在他超出百歲高齡時聲稱,他是一直很注意政治的實踐智慧的,甚至他還從中國語言的形象性上感到遠東科學今天的發展已有可能促使西方人認識到需要很好地學習中國語言。他做過一個令人振奮的預測,“200年后很可能大家都學習中文,有如今天大家都學習英文一樣”。“中國人今天不能沒有數學、物理學和化學這些發端于希臘的科學而存在于世界。但是這個根源和承載力在今天已枯萎了,科學今后將從其他根源找尋養料,特別是要從遠東找尋養料。”這樣一來,我們認為,今天加強伽達默爾實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研究,將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中國哲學文化的精髓與精神實質,也會極大地鼓舞和增強中國哲學文化重新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力量。
二、走向實踐哲學:實現中西真正交流與融合之路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們厘清、肯定和強調了實踐哲學,那么,將會為我們重新確立起中西哲學交流與對話的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或者說“會通地”,這個“交合域”就是實踐哲學。或許正像復旦大學張汝倫教授所言,“復興中國實踐哲學的傳統也許是恢復中國哲學原創性和實踐性的第一步”,抑或是實現中國哲學現代復興的真正的必由之路。中國歷史上,正像“科學”一詞一樣,原本沒有“哲學”一詞,“科學”與“哲學”術語是在19世紀下半葉通過日本學者對西方“Science”和“Philosophy”的“科學”與“哲學”翻譯而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1902年《新民叢報》有文章開始以日本人西周在《百一新論》中所翻譯的“哲學”譯名來指稱中國傳統思想,這表明,在中國學術史上,雖然也有豐富的哲學思想,但它往往是在“經學”、“子學”等學科中來進行研究的,始終沒有把“哲學”從“經學”、“子學”甚至“史學”、“文學”中分離出來作為一門單獨的“學科”。照此理解,從某種意義上,在中國古代是否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就是一個有疑問的問題,因為西方的“哲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它與西方的“科學”概念密切相關。由此如果我們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這也是近些年來學界熱議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那么,中西哲學交流又何從談起?這也正是從根本上存在于中西哲學交流上的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并且由于這一問題造成了中西哲學交流始終進展不大,要么是做簡單的比附性研究,羅列出它們在具體見解上的異同,要么是單純地用西方哲學的范疇、概念和問題來機械地套用于中國哲學研究,或者是以中國哲學的傳統思想來刻意地圖解西方哲學。這里的問題在哪兒呢?就在對中國哲學性質的理解上,就在兩者的交合域上,換句話說,已有的中西哲學交流未能確立起使之交流成為可能的真正的交合域。因為完全照西方的哲學框架來分析,那就很難說中國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哲學,退一步說,即便有,那么在此意義上也是很難有超出非常體系化邏輯化的西方哲學之處的。這樣一來,中西哲學交流就難以展開,中國哲學也就不能以自身的獨特魅力對人類哲學文化發展做出貢獻。實質上,如同王國維所言,哲學就是一門“人類一日存,此學即不能一日亡”的學問。中國是有哲學的,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比又是有自己的鮮明特色的,并且這種特色恰恰表現了西方哲學近代以來所忽視的另外的理解,因而中國傳統思想仍然可屬于西方的哲學科目與領域。應該說,張岱年先生對東西方哲學以及什么是哲學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指出:“如所謂哲學專指西洋哲學,或認西洋哲學是哲學的唯一范型,與西洋哲學的態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種學問而非哲學;中國思想在根本態度上實與西洋的不同,則中國的學問當然不得叫作哲學了。不過我們也可以將哲學看作一個類稱,而非專指西洋哲學。可以說,有一類學問,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學,這一類學問之總名是哲學。如此,凡與西洋哲學有相似點,而可歸入此類者,都可以叫作哲學。”
實際上,哲學就是人類的精神反思,就是關于世界存在意義的理解與解釋,既然是理解,當然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就有各種各樣的講法和表述,因而,存在的不是只有一種哲學,而是具有不同特色與樣式的哲學形態。正是在此理解上,如果我們回到實踐哲學上來,可以看出,在西方,實踐哲學就是與理論哲學平行的一種哲學形態,它沒有精確的概念定義,它不以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本質規律為目標,而是以實踐理性反思的形式去理解世界和人的真正存在與生活的意義,要從哲學層面上對人類的實踐行為和生活世界作出思考,進而為人類的存在和生活提供某種意義、價值、目標與理想,為人類的實踐行為和社會生活奠定理論基礎。返觀中國哲學同樣如此,盡管中國歷史上沒有西方式的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形態,但實踐哲學的東西是根本性的,是大量存在的,并且構成了中國哲學的一種鮮明的特色。萊布尼茲就曾經指出過,中國的實踐哲學要領先于或者說優于歐洲,但遺憾的是中國實踐哲學傳統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將它作為中西哲學交流的真正交合域來看待。中國哲學要實現現展,要走向世界,進而有貢獻于人類哲學文化的發展,一方面它是離不開西方哲學的影響,如果繼續完全地堅持傳統思想的語言、形式、內容和方法,就會造成其發展的障礙和制約,而必須使其從內容與表述方式上實現向現代的轉換;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國哲學,它就無法脫離與傳統哲學的內在親緣性,否則就不叫中國哲學。這表明,中國哲學的發展,從根本上就是一個如何批判繼承與吸收重建的過程,用伽達默爾的話來說,就是一個在“交流與對話”中的對新意義的理解和追求過程。也正如陳寅恪所指示的,“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干涉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要真正使中西哲學交流與對話起來,真正使它們之間走向融合貫通,創造出有現代特色的當代中國哲學,就必須改變“研究傳統思想的未能超出傳統半步;研究西方哲學的只是研究西方哲學”這種各自為政互不溝通的局面,從根本上,就是要將中西哲學交流重新奠定于(置于)“實踐哲學”這一交合域上來。中西哲學是兩種在性質、概念、形態與方法等方面十分不同的思想體系,正因如此,有著東西文化之分,也有著中西哲學之別,有時甚至連最基本的對應概念都沒有。但在實踐哲學中,中西哲學卻能從最基本的概念到思想主題、精神實質上找到它們之間最大程度的共同性和融通性。在中國哲學中,依張汝倫教授看來,“行”這個概念就是十分普遍也是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而這就十分類似于西方哲學所稱的“實踐”概念。在中西哲學中,“行”和“實踐”概念都被用來指稱人類的有理性反思的有目的的活動,而此種概念正是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作為實踐哲學,中國哲學從精神實質上就并不以認識世界的本質和規律為己任,而是將天象與人事統一起來,把對世界的理性認識作為印照人事行為、人化的跡象與征兆。換言之,在中國哲學中,“格物致知”是以服務于人事即人的實踐行為和生活為目的的,中國哲學是一種入世哲學,就是要從根本上讓人們知道什么是善,怎樣去行善,怎樣去處理實踐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正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亦文章”。學習和認識事物只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何做人”、“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圣人賢者”成為中國實踐哲學的核心主題;“謙謙君子”、“內圣外王”則是中國實踐哲學所描繪的一幅“人格藍圖”。顯然,中國哲學的這種實踐精神和行善性質是與西方實踐哲學傳統以及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相通的,盡管它們在概念、問題域乃至形態上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但存在于兩者中的精神實質與理論內涵的共通性卻是基本的、普遍的方面,因為“作為實踐哲學的詮釋學所研討的問題就是那些決定所有人類認識和活動的問題,是那些決定人之為人以及人對善的選擇最為至關重要的最偉大的問題”。因此我們要加強對中西實踐哲學的研究,加強對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西方現當代實踐哲學復興思潮的研究,唯此才能以實踐哲學為交合域,促進中西哲學的真正交流,才能使中國哲學既照顧到自身傳統的特殊性,又關注思想理論的普遍性,在融會貫通中西哲學智慧精華的基礎上為中國哲學的現展開辟出新的路向,為中國哲學真正走向世界、走入當代世界人類文化的建設之中確立起新的以實踐哲學、實踐智慧為最大特色的可能路徑。
一、擇業挫折的理解
擇業挫折是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遇到無法克服或自以為無法克服的障礙或干擾,使其需要或動機不能得到滿足而產生的一種緊張情緒反應、情緒體驗。它是一種消極的心理狀態。擇業挫折同其他挫折一樣,包括擇業挫折情境、擇業挫折反應、擇業挫折認識三個方面的涵義,三者中擇業挫折認識,即對擇業挫折情境的知覺、認識和評價最為重要。對于同樣的擇業挫折情境,不同的擇業認知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引起大學生擇業挫折的原因是復雜的,多種多樣的,一般從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上分析把握。從客觀因素上來講,首先,大學生就業面臨新的就業形勢。隨著招生規模和畢業人數的增加,大學生就業面臨著巨大挑戰。在新的就業形勢下,就業競爭激烈,大學生難免遇到曲折和艱辛,這時大學生難免出現擇業挫折。其次,畢業生政策有著嚴肅性和權威性,分配政策的執行有嚴格的工作程序和規范的步驟,如果高校就業主管部門就業指導或政策宣傳不到位,畢業生對政策缺乏了解,我行我素,這難免在就業過程中遇到困難和挫折。再次,在畢業生擇業過程中,不正之風還有一定的市場,往往出現好差學生分配上的“錯位”現象,使得相當一部分學生自信心動搖,導致價值觀、擇業觀上出現了嬗變,因而不能正確地對待擇業問題,不能正確地對待擇業中的挫折問題。從主觀因素上來講,首先,一個人擇業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固然是自身的知識、能力、素質。當然,在擇業過程中的材料準備不充分、擇業技能和技巧運用不得當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其次,不少大學生在就業問題上存在認識偏差,就業觀念不更新,確定就業期望值偏高,當理想與現實發生矛盾時,心理困惑,產生消極情緒。再次,擇業動機沖突引起擇業挫折。大學生在擇業中遇到的心理沖突不盡然,還有更復雜的趨避沖突、雙趨避沖突等等。
二、擇業挫折應對
2.1大學生應對擇業挫折的特點
2.1.1理性化。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文化素質較高,知識儲備較大,邏輯思維能力較強,思維理性化色彩較濃,有一定的社會經驗,所以大學生在應對擇業挫折過程中往往有理性成分。
2.1.2多樣性。大學生應對挫折的方式往往不局限于某一種,而具有多樣性特征,應對方式方法以自我控制、認知超脫、補償、轉移、潛抑、奮進等較為多見,這正是大學生特殊群體綜合素質的體現。
2.1.3封閉化。大學生在應對挫折中存在較為明顯的封閉性,往往重于自身的力量而忽視社會的支持作用。
2.2如何有效應對擇業挫折。戰勝擇業挫折,社會、學校等外界環境是重要的。社會要努力為大學生提供良好的擇業環境,盡快完善就業市場和就業制度,建立公正、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學校要大力加強就業指導和心理咨詢工作。但要想真正戰勝挫折,主要是依靠自己,這里重點談一談擇業受挫的自我應對。
2.2.1正確認識擇業挫折。大學生初次就業,難免遇到一些挫折,這是正常的。擇業過程中的挫折本身并不可怕,它并不是導致情緒障礙的直接原因,大學生對擇業挫折所持的看法,解釋,才是引起情緒和行為反應的直接原因。有的大學生怕就業,怕失敗,對挫折不理解,認為不應該發生;有的大學生在挫折面前以偏概全,一葉障目,過分片面化;有的大學生對挫折過分夸大化,想象得非常可怕,無法挽回等等,這些都是不合理的觀念。大學生擇業受挫后,要保持冷靜、理智,樹立自信心,找出挫折源,分析原因、性質及嚴重程度,然后考慮解決問題的辦法及可行性,最后付諸實施。
1.1.1實驗動物
SPF級SD大鼠60只,雌雄各半,體重(雌性250~270g,雄性260~280g),上海斯萊克實驗動物有限公司提供[SCXK(滬)2012-0002];實驗在本院SPF級屏障環境動物實驗室進行[SYXK(蘇)2011-0015],并遵循實驗動物使用的“3R”原則,給予人道主義的關懷。
1.1.2主要儀器和試劑
Mammomat-1000NOVA型攝影X射線機:Sie-mens公司(德國);LightspeedVCTXT型64排螺旋CT:GE公司(美國);Echospeed型1.5T超導核磁共振儀:GE公司(MRI,美國);Axioskope2型顯微圖象分析系統:Zeiss公司(德國);傷科接骨片:0.36g/片,大連美羅中藥廠有限公司(中國);鈣、磷測定試劑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中國)。
1.2方法
1.2.1實驗動物分組
大鼠購進后適應性飼養1周,取60只稱重后按性別、體重隨機分為3組:假手術組、模型組,傷科接骨片治療組,每組各20只,雌雄各半,做好標記,分籠飼養,每周復稱體重。
1.2.2動物模型的制備
將模型組,治療組大鼠按文獻方法制備前右肢橈骨中段骨折模型: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右前臂脫毛,于右前臂前側作直切口,切開皮膚及深筋膜,從拇展長肌及橈側腕長伸肌之間分離,骨膜外暴露橈骨,在雙側橈骨中段以骨鉗折斷,滴入3~4滴的青霉素液(40萬U/mL)預防感染,然后逐層縫合,后肢連續3d肌注青霉素(40萬U/只)預防感染。手術3d后開始按組分別灌胃給藥,方法如下:治療組將傷科接骨片用蒸餾水配制成濃度為0.033g/mL的混懸液,按0.33g/kg的劑量灌胃給藥,假手術組和模型組灌胃給予等體積的蒸餾水。各組每日灌胃給藥一次,共4周,在本院SPF動物實驗室正常喂養。
1.2.3放射影像學檢查(X射線、MRI和CT成像檢查)
給藥第28天,各組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分別以3.5%濃度的水合氯醛按3mL/kg腹腔注射麻醉后,分別進行X射線、核磁共振(MRI)和計算機掃描CT四維成像等放射影像學檢查,檢查各大鼠骨折部位的愈合和恢復情況,并參考文獻方法進行4級評分。評分標準:1分,骨折斷面可見或邊緣趨向性模糊,未見骨膜和骨痂形成;2分,斷面邊緣模糊、不整齊,可見骨膜形成,少量骨痂形成;3分,斷面邊緣接近消失,骨膜明顯,骨痂量增多但尚未填滿;4分,斷面邊緣消失,骨膜近似正常,骨痂填滿,與骨皮質相互連接。
1.2.4血液和骨折部位檢測標本的獲取
給藥四周后,每組各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分別以水合氯醛麻醉后,腹主動脈抽取血液,約3mL以15%EDTA抗凝,測定血小板聚集率、全血粘度(高切、中切、低切的切變率分別為8、40、1201/s)及血漿粘度,其余置于未加抗凝劑試管中,室溫放置60min,3000r/min離心5min,取血清按試劑盒說明書的方法測定血清Ca、P的水平。第28天取血后,離斷大鼠腕肘關節,剔除附著的軟組織,取完整左側撓骨,將骨痂組織標本置于裝有4%甲醛(pH7.4)的潔凈玻璃瓶中封口,置于4℃冰箱中,固定48h再將骨痂標本置于含5%ED-TA(乙二胺四乙酸)液中脫鈣30d左右。石蠟包埋,常規切片(矢狀面),行HE染色,光學顯微鏡下觀察骨痂生長情況。
1.2.5生物力學特征—抗折力測試
給藥結束后,每組另取10只大鼠(雌雄各5只),按上法解剖取完整的撓骨標本,然后將獲取的撓骨架在兩根鐵棒之間,以橈骨骨折處為中心掛一根線繩,在線繩下端懸掛一個小桶,然后逐漸向小桶內加水,當水加到一定的重量時,該愈合的骨頭就會發生折斷,然后稱量小桶中所加的水的重量作為橈骨骨折造模抗折力的指標。
1.2.6數據處理
各實驗檢測結果以SPSS13.0軟件進行方差分析和組間t-檢驗統計學分析。
2實驗結果
2.1大鼠骨折部位的X射線檢查結果
X射線檢查結果表明:偽手術組大鼠的右前肢橈骨輪廓清晰、光滑,結構完整,未見明顯創傷。模型組大鼠的右前肢橈骨可見明顯的創傷性骨折,為橫斷的完全骨折,多數有明顯的錯位,可見纖維性骨痂形成,但骨折線明顯可見。治療組給藥后骨折部位可見有明顯的致密性骨痂形成,骨折線模糊不清或消失,多數可見大量的鈣鹽沉積,趨于愈合。
2.2大鼠骨折部位的CT成像、MRI檢查結果
骨折部位的CT成像、MRI檢查結果基本與X射線檢查結果基本一致,但CT成像更直觀地反應了骨折部位的外膜輪廓愈合和恢復情況,且圖像直觀、清晰,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映骨折部位的愈合情況。而MRI圖譜則更加清晰地反應了骨折部位內部的恢復情況,但圖像清晰度稍差。
2.3對骨折部位的影像學評分結果
治療組的影像學評分明顯高于模型組,表明其愈合情況明顯好于模型組。偽手術組因為沒有骨折造模,全部分4分。
2.4對大鼠全血及血漿粘度的影響
與模型組比較,治療量組全血粘度(高切,中切,低切)有明顯的降低,差異有顯著性(P<0.01),表明傷科片對骨折模型大鼠全血粘度的升高有一定的降低作用,對血漿粘度的升高其抑制作用不明顯(P>0.05)。
2.5對大鼠血小板聚集率的影響
與模型組和偽手術組比較,治療組血小板聚集率明顯降低,有極顯著意義(P<0.01),表明傷科接骨片可抑制血小板聚集,有明顯的活血作用。在實驗過程中,模型組有2只血液標本有凝聚血絲,不能正常測定,故n=8。
2.6對骨折模型大鼠血清Ca,P水平的影響
與模型組比較,治療組大鼠的血清Ca、P水平均有明顯升高(P<0.05~0.01);甚至略高于偽手術(正常對照)組的水平,表明服用傷科接骨片后可以促進Ca、P的吸收,有益于骨折創傷的恢復。
2.7骨折部位生物力學檢測———抗折力測試結果
實驗結果表明,模型組大鼠骨折部位的抗折力顯著下降,給藥各組的抗折力比模型組均明顯提高(P<0.05~0.01),高、中劑量組的愈合情況尤佳,但仍未恢復到正常動物的水平。
2.8對骨折部位的病理組織學檢查結果
病理組織學檢查結果提示:偽手術組大鼠的右前肢橈骨的病理切片可見骨密質呈板層狀,骨結構完整,骨髓腔清晰,骨皮質連續,骨小梁排列整齊,骨組織無缺損,結構正常。造模各組大鼠骨折部位的骨髓腔均消失,其中模型組以纖維骨痂為多,可見大片的纖維性骨痂和少量的骨小梁殘留;治療組大鼠可見骨性和軟骨骨痂形成,多數骨小梁長成且排列較齊,僅有2只大鼠的骨小梁排列稍亂,骨折的愈合情況明顯好于模型組。
隨著高校擴招規模的不斷擴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如何解決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當今人們的熱門話題,其影響因素有社會因素,也有學生本人因素等多個方面。本文從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視角,分析高等學校各利益相關者在其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探討有效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途徑。
一、大學生就業形勢
調查顯示,隨著高校招生數的增加,近幾年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呈緊縮趨勢。從全國范圍來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吃緊情況更加明顯。2008 年全國高校畢業生559萬,比2007年增加64 萬人,但今年的城鎮新增就業崗位沒有明顯增加。2007年,全國495萬高校畢業生中,至今仍然有10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由于解決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歷史遺留問題的任務仍然很重,新成長勞動力已進入高峰期,特別是高校畢業生近年增量多、壓力大,整個就業市場需求崗位的總體狀況相對趨緊。大學生就業越來越困難、越來越被關注成了不爭的事實。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的沖擊,以及國內國有企業需求不旺。二是由于高校“擴招”,大學畢業生人數成倍增加,勢必帶來越來越大的就業壓力。但是不同類別、不同層次畢業生就業“冷”、“熱”不均。由于各高校的實力相差較大,學校的專業結構、培養方式與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之間的矛盾等原因,重點院校畢業生、學歷層次高的畢業生和“熱門”專業的畢業生比較搶手,而一般院校、學歷層次低以及“冷門”專業的畢業生就業難度大。
二、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產生于經濟活動和企業管理中的一個重要概念。20 世紀70 年代,利益相關者概念開始在戰略規劃文獻中大量出現。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關者”一詞的經濟學家,他認為“要制定理想的企業目標, 必須綜合平衡考慮企業的諸多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沖突的索取權,他們可能包括管理人員、工人、股東、供應商以及顧客”。1984 年,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在其專著《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方法》中給出了一個廣義的利益相關者定義。他認為,組織中的利益相關者是指“任何能夠影響公司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公司目標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這個定義不僅將影響企業目標的個人和群體也視為利益相關者,同時還將受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所采取的行動影響的個人和群體看做利益相關者,正式將當地社區、政府部門、環境保護主義者等實體納入利益相關者管理的研究范疇,大大擴展了利益相關者的內涵。
近年來“利益相關者”概念在公共和非營利部門也逐漸流行起來。根據前面對利益相關者的定義,我們可以對高等院校的利益相關者作如下界定:高等院校利益相關者指影響高等院校的發展和目標實現,或者受高等院校發展和目標實現影響的校內外團體和個人。高等院校同時肩負多種使命, 履行多種職能,與國家的強盛、科技創新、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個體成長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利害關系。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原因非常復雜,隱含著許多深層次的社會問題。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雖然和企業發展所遵循的邏輯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借鑒公司治理有關利益相關者多元化及其通過一系列內、外部機制來實施共同治理的理念。此時,就由原來的以企業的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轉變為以保障和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為核心,繼而維護各方面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為根本目標。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過全社會包括政府、企業、高校和學生一起群策群力,以和諧共贏的新觀念為指導,完善制度、改進方式,不斷深化改革來完成。
三、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途徑
(一)政府
目前大學生就業壓力主要還是源于結構性的矛盾:一些大學生求職面臨一定困難,而很多需要人才的地方和崗位又招不到合適的人才。當前,應當在充分發揮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前提下,強化政府在促進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積極作用,努力去解決這個矛盾。首先,要積極擴大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全面實施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等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配套措施,消除城鄉之間的過大差異,使大學生畢業生覺得在哪里就業都一樣,解決就業的后顧之憂。其次,政府還應加強對高校辦學的指導,在宏觀上加強人才預測和對專業設置的調整,以及對各類人才培養規模的調控,指導高校的改革,避免高校盲目的專業設置。另外,政府還應發揮自制優勢,主動為高校和學生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務和就業指導。協調社會、用人單位和學校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完善畢業生就業網絡聯盟這一網絡平臺的建設,積極培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無形市場”。再次,通過建立并推行用人信息登記制度,所有需要接收畢業生的用人單位,必須事先到指定的政府部門進行登記,然后由該權威部門把所收集到的需求信息輸人信息庫,并實現與各地、各高校、各用人單位的統一聯網,做到信息公開、資源共享,以發揮其最大的社會效益,使網上求職擇業作為一種全新的就業觀念和便捷的就業方式,成為我國大學生擇業的重要選擇和渠道。
(二)企業
轉變用人觀念,合理利用人才資源,既能發揮員工所長,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又能減少由于不合理的選人、用人給企業帶來的招聘成本、高薪成本。企業要根據自身的經營狀況,合理選擇吸收大學畢業生,切忌盲目攀比。從企業的長遠發展來看,有目的、有計劃吸收部分高學歷、高層次人才,對提高企業技術含量和管理水平有著重要作用。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最大的優勢在于理論基礎扎實,而且學歷越高,理論基礎越好,經過幾年的生產一線的鍛煉,安排他們去搞科研、產品開發,或從事技術管理工作,對提升企業的層次和水平會起到重要作用。我們還應該看到,一個品學兼優的應屆生,加上他的悟性和變通能力,不見得就一定比有幾年工作經驗的人差,也許還更好。
在歐美產學研合作教育已經成為常態,許多高校都與公司和產業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常常通過一種綜合的工程項目,使每個學生把三年里學到的各種各樣的知識、技能、技術都綜合的應用。事實上,在中國,產學研合作也早已存在。只是大多數集中在中職教育層次。研究生教育層次采取導師制,研究生可以參與導師的科研活動,也是一種產學研合作。但是在本科教育階段,每年大概有100 萬的工科大學生根本沒有機會進入真正的產業中去實踐。而且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大多數的公司、企業家還沒有意識到現在大學正在培養的人,是四年以后要進到公司工作的人。所以企業必須認識到產業和教育必須共同攜手合作的時候,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
(三)高校
1.強化內部改革。隨著高校由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高校必須主動適應市場,根據自己現有的實力和水平,準確定位,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目標,確定服務對象,適時地調整專業結構,加強基礎學科、應用學科的建設,不斷更新教學內容,重視教學方式的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出高素質的畢業生;同時還要根據市場需求,開設新專業,靈活地調整專業設置,加強實踐教學,增強畢業生就業實力。
2.建立大學生就業工作的有效機制。許多高校缺乏有效的就業機制,就業指導體制不完善,大多將就業指導機構掛靠在學生管理部門,其管理幅度相對較小,其工作人員業務能力欠缺,對畢業生的就業指導質量不高,也沒有將就業指導貫穿于大學全過程,有的只是在學生大四階段開設。高校應將就業指導貫穿于大學生活的全過程,根據學生成長和發展規律,將大學教育過程分為幾個階段,分別確定工作重點,合理安排不同階段就業工作的指導內容;同時,還要根據學生的自身情況,加強對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設計;加強就業指導課程建設;采用多種形式,如請一些優秀企事業人士做報告,開設模擬招聘活動,并注意網絡資源的利用,組建網上論壇,讓師生可以在網上進行探討,讓學生了解所學領域的發展前景,從而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四)大學生
1.畢業生自身的就業觀念的轉變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是提高大學生就業的基礎。畢業生就業觀念的正確與否將直接影響畢業生能否順利就業。轉變就業觀念,一是要正確認識當前的就業形勢及需求狀況,不能錯失良機。雖然國家采取了許多措施,但就業形勢依然嚴峻,競爭依然激烈。二是要調整就業期望值,不能好高騖遠。近幾年,國家連續四年出臺重要文件,確立了包括畢業生到基層就業、到民營企業就業、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等各個方面的優惠政策,這就傳達出一個信息,這些政策的出臺,就是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和艱苦地區工作。因此,大的就業方向除了行業就業外,到國家倡導的到基層及西部地區就業是今后就業的方向。三是要樹立先就業,后擇業的思想。一次就業定終身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現代社會為人們提供了獨立發展的空間,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方式是合理流動,市場經濟配置人力資源的特征是流動。
2.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目前就業市場上的激烈競爭,實際上是能力與素質的競爭,大學生要把就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在大學生涯中,大學生們要全面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要充分利用高校這一平臺,不斷地塑造自己,完善自己,在提高自己的學習成績的同時,還要注意培養自己的動手能力。本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通”、“專”結合的復合型人才受到歡迎,而僅靠單一的專業知識已不能適應社會需求。因此,大學生不但要掌握必要的書本知識,還要重視對自己綜合素質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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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四,學生又是實習又是找工作,最后還要忙畢業論文,否則不能畢業,這往往讓一些大學生分身無術,畢業論文最后不得不東拼西湊完成。為此,武漢科技大學中南分校一改學生到大四才開始寫畢業論文的傳統,要求學生從大學二年級即開始著手準備畢業論文的寫作。
該校新近出臺的《學籍管理規定》和《素質學分制暫行規定》中,把本科生畢業論文寫作時間從大四提前到了大二,要求學生在大二下學期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論文選題,大三開題并開始搜集資料,大四上學期要完成初稿的撰寫,大四下學期進行結題答辯。答辯委員會則從論文選題、撰寫過程、論文質量、答辯情況等4個方面進行綜合評分。
論文抄襲成為常態,沒時間寫作系主因
據了解,大學生論文抄襲的現狀在高校中較為普遍。在中國調查網一項有660余人參與的調查中,承認有過論文抄襲行為的占54.7%,承認論文全抄的占35.7%,承認抄襲的論文通過的占60.2%。
武科大中南分校藝術學院素質導師鄧華杰分析說,當前部分大學生畢業論文存在抄襲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缺乏論文寫作的訓練;二是由于畢業實習等原因,論文寫作時間難保證;三是部分學生專業功底比較差,無法完成。
高年級學生叫好,大一學生反應冷淡
計算機專業大四的學生陳誠認為,大四時專業課扎堆不說,還面臨考研、考證、找工作、考公務員等一大攤子事,這個時候在去寫畢業論文,“質量上不去”。商學院會計專業大四學生小胡認為,此舉在保證論文含金量的同時,也給學習帶來一定壓力,“只有學精,才能寫好論文順利畢業”。
文法學院法學專業大二學生梅高強認為,把畢業論文寫作時間前移,既有助于廣大學生提前意識到畢業、就業等問題所帶來的壓力與困難,也有助于防范論文剽竊、抄襲等問題。武漢科技大學社會保障專業的研究生孫志說,此舉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思考,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帶著問題去進行研究性的學習。
與高年級學生對把論文寫作時間前移廣泛持贊成態度相比,不少大一學生由于入校才2個月的時間,對于校方此舉反應并不熱烈。據了解,武科大中南分校今秋首次在大一本科學生實行按學科大類進行培養,學生大一時不分專業,學生大二才開始再按專業(方向)培養。
加大抄襲處罰力度,學術不端可開除學籍
2009年以來,南京大學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努力創建世界一流的大學教育,這使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化升級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南京大學哲學系積極開展國際比較研究,深入分析歐洲和美國6個世界一流哲學系的本科人才培養方案,對哲學專業人才培養國際發展趨勢、國內大學哲學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較為充分的認識,進而通過有針對性的改革,努力縮小差距、彌補不足,在進一步優化完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
一、世界一流哲學系的人才培養理念與舉措
在此次國際比較研究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收集、分析了歐洲、北美和東亞十余所大學哲學系的本科生培養方案,重點是歐美6個世界一流哲學系: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劍橋大學哲學系、牛津大學哲學系以及哈佛大學哲學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系。這6個哲學系所擁有的哲學傳統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們在人才培養的基本理念和舉措方面卻高度趨同。
1. 不過分強調哲學的專業性,鼓勵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復合
牛津大學哲學系明確指出,“在本科生層次上,把哲學作為唯一的學位對象進行學習是不可能的”。雖然沒有同樣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個哲學系都認同這一理念,并結合自身的傳統與實際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鼓勵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復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學科競爭力。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在單獨的哲學專業之外,與其他學科相結合,設立若干哲學輔修專業。在這個方面,牛津大學的“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PPE)項目、哈佛大學的“心腦與行為軌跡”(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項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則堅持德語世界的悠久傳統,要求本科生必須選修兩個專業,其中哲學專業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過75%。雖然劍橋大學哲學系明確不提供類似的輔修專業,但它要求哲學專業本科生在第三學年選做古典學專業或神學專業的論文,從而在事實上進行了學科交叉。
2. 以能力培養為核心,重視論文寫作
以重要的哲學問題及其答案為主體的哲學知識,當然是哲學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學習內容。不過,與系統完整的知識掌握相比,這6個哲學系顯然更加看重學生能力的養成和提高。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學著作和復雜現實問題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學傳統的分析能力和論證能力;口頭表達和文字表達能力。作為注重能力培養的一個集中體現,它們都高度重視(學位)論文寫作:都有輔導論文寫作的制度安排,英語世界的4個哲學系主要依靠導師輔導,而德語世界的2個哲學系則有專門的寫作與論證課程;英語世界的4個哲學系把高質量的畢業論文或競賽獲獎論文作為以優等生畢業的必要條件,而德語世界的2個哲學系則為學士學位論文賦予更高的學分,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主修哲學畢業需修滿120學分,學士學位論文計10學分,海德堡大學哲學系需修滿180學分,學士學位論文計12學分。
3. 以模塊化的課程群設計滿足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
鼓勵哲學專業本科生進行跨專業的交叉復合培養,必然導致學生學習需求的多樣化。那么,如何在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與相對有限的課程資源之間達成某種平衡呢?這6個哲學系的共同選擇是模塊化的課程群設計,即將部分或者全部專業課程劃分為若干課程群模塊,每個課程群模塊包含1門或多門相關課程,以供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需要和學業規劃進行模塊選擇。柏林洪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將所有專業課程都劃分進特定模塊(分為必修和選修兩種),其中選修模塊主要根據研究方向(相當于國內的一個二級學科或若干相近二級學科)進行設計;每個模塊都有自己特定的課程形式和考試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塊而非課程進行總體考核。英語世界的4個哲學系則主要是對高年級的選修課程進行模塊化設計。
4. 以高強度的課程研討激發學生的學習主體性
就課堂教學的形式而言,這6個哲學系的專業課程都分為兩類:以教師講授為主的講座課(Lecture/Vorlesung)和研討課(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國,后者還會細分為初級研討課(Proseminar)和專業研討課(Hauptseminar)。兩類課程的分布規律是:研討課多于講座課;越到高年級,研討課的比例越高。不僅如此,6個哲學系都對研討課作出了非常完整細致的安排,學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課前準備和后續工作(其所用學習時間通常是上課時間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課程進度,進而修完課程,獲得學分。因此,盡管6個哲學系對學生的專業學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國內哲學系要求),但學生的學習壓力卻很高,課堂表現也更積極主動,其學習主體性得到了很好的激發。
5. 完善的導學機制助力學生成長
由于對學生入學不設置任何專業門檻,所以,這6個哲學系都設立了完善的導學機制,幫助學生盡快進入專業學習狀態。低年級的導論課、高年級的輔導課和某種形式的導師制是它們的共同選擇。一提到導師制,人們就會想起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似乎只有它們才有導師制。其實,除了實行學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學哲學系外,其他3個哲學系也都實行某種形式的導師制,安排專門的導師為學生提供學業和人生指導。此外,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還把參加專業學術俱樂部作為導學機制的一個補充部分。
6. 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引導學生提升能力
培養目標決定考核方式。這6個哲學系都以能力培養為核心,均采取了靈活多樣的考核方式,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促進學生的能力掌握與提升。傳統的閉卷考試依舊存在,但主要是寫小論文,以考察學生對特定哲學問題的理解、分析和論證能力。在德語世界,這主要用于模塊結業考試;在劍橋大學哲學系,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學年(階段)結業(升級)考試。對于大多數課程,6個哲學系采取的都是綜合評價方式,即對平時表現(出勤率和課堂發言情況)、課程報告、作業或課程論文等分別賦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終分數,以對學生的學習態度、知識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綜合評價。在綜合評價中,一個學生要想獲得高分,就必須全程參與、積極思考、主動表現。
二、國內哲學系與世界一流哲學系之間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哲學系即開始新一輪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探索。經過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屬重點大學哲學系已經基本實現“破舊立新”:“破舊”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前蘇聯模式對國內哲學專業人才培養的消極影響;“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學哲學系為主要參考對象,初步確立了新的、與國際發展趨勢相一致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此次國際比較研究,我們發現,盡管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國內一流哲學系與世界一流哲學系之間依舊存在不容忽視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閉的哲學專業觀念破而未除
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國內哲學系的傳統人才培養模式具有十分明確的專業觀念,即強調哲學是一個與其他專業不同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學說體系,因此,在實際的培養模式設計中,總是習慣于各自為政,畫地為牢,在哲學與其他專業之間樹立起了一道人為的、難以逾越的“藩籬”。此前幾十年走的彎路已經充分說明,哲學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專業,但它絕不是一種可以脫離思想知識體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經過近20年的反思,這種僵化封閉的哲學專業觀念已經被打破,但并未被徹底根除,其突出表現是:哲學至多愿意與文學、歷史學這兩個相關學科進行有限的交叉融合,這連古典時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沒有超過!就更不用說與其他社會科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生物醫學、認識科學等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了。而與后兩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當代哲學發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學生發展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實處
任何好的人才培養模式都是以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高素質專業人才為目的的。這就要求人才培養模式不僅要把學生發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實處。國內哲學系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無疑都承認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重要性,但關鍵在于落實不夠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認能力培養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夠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措施,為學生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提供保障;對論文寫作在哲學專業人才培養中的重要作用估計不足,因而未能為學生的論文寫作提供專門的幫助與輔導;教學方式依舊以教師的課堂講授為主,研討性、互動性不足,未能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主體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導學機制,為學生的學業發展和人生發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幫助,等等。
3. 課程設計的觀念依舊落后,課程體系落后于教學改革和學生發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學系更多地是根據人才培養的需要進行模塊化的課程群設計。相比之下,國內哲學系的課程設計考慮更多的還是教師教學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養的需要,更多還停留在單一課程的層面上,而沒有上升到課程群的高度。如此設計出來的課程體系,自然與教學改革的需要以及學生日益多樣化的學習需求之間存在明顯的距離。
4. 考核評價方式還比較傳統單一
近年來,國內哲學系也在積極引進、推行綜合評價方式,但往往因為教師缺乏足夠的培訓,未能熟練有效地運用這種評價方式,或導致評價流于形式,或導致評價不夠客觀準確,引發學生不滿,其結果要么是無法繼續推行,要么是變成形式主義。因此,國內哲學系目前的考核評價方式還是以傳統的閉卷考試為主。于是,學生的學業情況還是依賴期末的幾張試卷進行評價,而占據學分成績榜首的也還是那些善于記憶的學生(特別是女生)。這顯然與哲學學習評價的實際不相符合。
三、關于進一步推動國內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來,南京大學哲學系順應南京大學“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大勢,比學趕超世界一流哲學系,在進一步優化完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我們特將這些經驗與思考簡要匯報如下,以供國內同行參考。
第一,只有在學校層面人才培養模式整體改革的條件下,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對于具體的哲學系而言,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總是相應學校總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哲學專業中的體現。對它的改革必將涉及到總的人才培養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實上,如果南京大學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提出要徹底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我們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啟動的;即使我們有非常強烈的改革意愿,自發強行啟動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徹底。
第二,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要從培養什么樣的人這個基本理念的改變入手。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管從社會需要的角度看,還是從哲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職業發展看,除了專業的哲學研究工作者外,哲學專業還應當培養那些具有較高理論思維能力、能夠從事復雜現實問題分析或理論宣傳工作的交叉復合型人才。一旦在這種基本理念上實現徹底改變,綱舉目張,我們就能在順利實現一系列重要觀念的調整,把交叉復合人才的培養、學生的能力培養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
1924年1月12日美國科學史學會于美國波士頓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規模最大、成立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發展極為迅速的科學史組織,每年所產生的各大獎項在美國科學史上都極具影響力。對于年度美國科學史大會的獲獎者及其作品進行及時的評述無疑對于當下科學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內森·萊茵戈爾德獎
1995年由紐約的艾達和舒曼夫婦創立,后來更名為內森·萊茵戈爾德獎。內森·萊茵戈爾德獎主要是獎勵本年度撰寫世界優秀科學史論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內森·萊茵戈爾德獎獲獎者是哈佛大學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論文的題目是:和機會作戰——基于概率科學談布魯希爾氣象臺和美國信號局的預報爭議。其論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紹了布魯希爾氣象臺和美國信號服務局在19世紀80年代之爭的細節。在地勢優越的馬薩諸賽州,布魯希爾氣象臺首席氣象學家克萊頓萊姆一覽無遺地觀測到在25英里半徑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當地的天氣模式進行觀測。文中列述了當下二次文獻與史學的相關問題,結果是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觀眾。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學術爭議”確定孰是孰非,而是讓“戰斗的機會”的讀者學會自己定義什么算是成功預測天氣,使得本土與世界、理論與實踐、數字與圖片這些復雜的關系變成大家所能理解的東西。
二、約瑟夫H.海澤教育獎
海澤獎是1998年美國科學史學會設立的一個獎項,這個獎項主要獎勵對科學史教育作出卓越貢獻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約瑟夫H.海澤教育獎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館及相關科學研究機構史密斯森學會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學史小組的組長,同時她還兼任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博物館研究課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貢獻,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許多的作品深受讀者歡迎。她的作品富有啟示且具有教育意義,這些意義主要包括在展覽廣泛的議題,并使用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歷史來源。與其說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學史小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因為海森特別注重學生的哲學思維培養。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人們對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顯然,從大量研究人員和廣泛的話題范圍內,她是一名優秀的和受人愛戴的學者,她在她的崗位上以極大的精力和創造力培養了許多中小學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賴斯/韋伯特獎
普賴斯/韋伯特獎主要獎勵在ISIS上發表的優秀論文作品。本年度獲獎者是西班牙獨立大學的巴爾韋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發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馬丁內資(1638—1694)骨史與整個身體的視覺闡析》。她借鑒了解剖學歷史和技術及視覺表現的修辭為此提供了強大的可視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紀早期現代藝術與科學之間的聯系。一方面在科學史研究中增加科學分析的方法使得對科學理論的描述性解釋更具哲學味,另一方面在科學哲學研究中增加修辭性方法使得對科學理論的語境說明更具歷史性,精辟地詮釋了克里索斯托莫馬丁內資及其前人的研究,從而展示了一個在學術與宗教大背景下人類本質和知識生產的一個多變的世界。
四、羅西特科學中的婦女史獎
羅西特科學中的婦女史獎主要獎勵授予四年內或發表研究“女性在科學中的貢獻”方面的優秀著作及論文。一位華人學者獲得了今年的有關女性的歷史著作獎,她叫吳懿禮,來自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她的獲獎著作是《女士的分娩產及晚期中華醫藥》。作者的觀點是,從宋代開始,從婦女懷孕、分娩、產后這段時間一直被人們認為是高危的時期,這種觀點受到人們對宇宙周期的質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體差異很小,助產和干預是危險和無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體和宇宙學框架的男醫生其權威性要遠遠超過婦科醫藥。女人的再生產:晚期的醫藥、隱喻和分娩一文轉變了政治、宗教、文化的傳統。她為學者挖掘與理解遠古時代性別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五、沃森·戴維斯和海倫·邁爾斯·戴維斯獎
戴維斯獎于1985年設立,旨在獎勵授予科普類作品,同時也是美國科學史學會專著獎。著名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獲得了2011年度最佳讀者獎,她與美國加利福尼亞技術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書是2011年美國最為暢銷之作之一,書中寫出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紀中葉一些學者聯合起來迷惑大眾、混淆科學的歷史。
六、菲澤獎菲澤獎史創于1958年,是由菲澤公司贊助旨在獎勵授予具有開創性的科學史專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澤獎被劍橋大學的羅賓遜獲得。他獲獎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社會學歷史:古伊拉克的數學。作者利用邏輯分析方法使人們從另一層面認識到中世紀古伊拉克數學哲學與數學史之間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個楔形文字文本,通過羅賓遜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數學顯示成為一門精通技術的藝術之作。其中作者解釋和界定了考古證據,解讀了瑣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數學的相關公式。作者通過古代伊拉克官員、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歷史所留下的符號與數字獲得信息。羅賓遜嫻熟地使用這些公式清晰地闡釋了相關問題。
七、薩頓獎
最后一個也是最有份量的大獎是薩頓獎,這是美國科學史學會乃至世界科學史界的最高獎,薩頓獎相當于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此獎項創立于1955年,是由ISIS雜志創始人薩頓創立,旨在獎勵世界學術團體選出的優秀科學史學家。本年度這一象征科學史界最高成就的榮譽的薩頓獎得主是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此獎以獎勵他一生在科學史領域獲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擁有三個不同的學位,分別是內布拉斯加大學生物學碩士、路易斯大學哲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科學史博士學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學科學史申請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為莫菲斯科學史主任教授,同時,負責分管歷史系、哲學系、心理學系、科學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執教過程中,芝加哥大學已經授予了他無數的獎項。
八、啟示與借鑒
通過本屆科學史頒獎典禮可以看到一個共性問題,許多學者在關于科學史的研究并不像傳統意義上單純的事實搜集與整理,而更多地傾向于對科學發展規律的重新認知與把握。兩者的滲透與交流則造就出一個沿著科學歷史性的科學哲學,這也為我們今后研究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提供了一個更為開闊的視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乏力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其實,科學的發展離不開人們對它的哲學思考,真正的科學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會為世界學者研究與交流提供了寶貴的機會,這不僅是傳播中西方科學史的良好媒介,同時也為全球科學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個更為寬廣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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