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科技科學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科學與技術密切相關

科學僅指自然科學。科學和技術同樣以自然界為對象，但嚴格的說，自然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認識自然，包括認識自然界發生的各種現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質，揭示主宰自然現象的內在規律和相互聯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組成一切物質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學認識的對象。不僅要認識其宏觀和外觀，還要認識其內部各個層次上的精細結構，運動特點及運動規律。而技術側重將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適應人類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高標準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術的發明和使用比科學的歷史久遠得多，某些技術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脫離科學自主發展。但是時至今日，技術上的進步，總體來說基于科學的發展，科學上的每一個重大突破，不僅都將在一定時間內導致影響人類生活的新技術的出現，還必定極大地豐富我們進一步認識自然的技術手段；新技術的發展又促使我們認識自然的實驗手段不斷增加、不斷提高，從而推動科學的進一步發展。

在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中，原子核結構和DNA結構的闡明無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紀末放射性元素的發現，表明元素是可變的。20世紀初，用重粒子轟擊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中子構成的。這些方面的突破，影響了整個物理科學的發展。生命科學領域也同樣如此。生物學不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體，還要研究生命活動的各種表現形式，構成生物體的所有物質，以及這些物質在生命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構成生物體的物質，最重要的是蛋白質和核酸。生命活動主要由蛋白質承擔，而生物體的遺傳則以核酸為基礎，或者說遺傳信息的世代相傳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復制。1953年DNA分子雙股螺旋結構的發現和闡明從根本上說明了這個問題。由于構成DNA分子的四種核苷酸之間有嚴格的兩兩配對關系，根據雙股螺旋DNA分子的一個單股為模板合成另一個單股必然形成另一個和原來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雙股DNA分子，生物體的遺傳就是這樣實現的。這一發現改變了整個生物學的面貌，使生物學進入了嶄新的分子生物學時代。

無論是原子核結構還是DNA分子的雙股螺旋結構的闡明，都是科學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認識，屬于科學研究的范疇。而且在一段歷史時間內，并沒有與技術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兩件在科學發展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突破作用的發現，很快激發技術上的突飛猛進。正因為對于原子內部結構有了深入的科學認識，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釋放的巨大能量為人類活動服務，發展成為今天的核能工業。而根據對DNA作為遺傳物質基礎的認識，在農牧業上培育和改良物種，在醫學上有效地預防和治療大量疑難疾病，在工業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產業。以上這些在技術上的發展，已經對人類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實際上我們今天所享用的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術成果，幾乎無一例外，全部都來源于科學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術分為實驗技術和生產技術兩個方面，上面說的是科學發展對生產技術產生的巨大影響。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實驗技術對科學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沒有加速器的技術，就不能進行許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實驗。沒有X－射線衍射技術，就無法測得DNA的雙股螺旋結構。這兩項屬于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突破，就無法實現。如果我們縱觀一個世紀以來的諾貝爾獎的歷史就可以看到，以實驗技術上的成果而得獎的，特別是在物理獎和化學獎方面，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獎的在質譜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貢獻。科學與技術的本質差異

雖然科學和技術如此密切相關，但二者畢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質的差異。科學以認識自然、探索未知為目的。雖然自然科學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但是卻有它的不可預見性。具體的發展途徑，哪一項突破在什么時間在哪個實驗室出現，一般來說是不可預見的。科學發展史上的許多重大突破，以百年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例，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獲獎者從本人的興趣出發而進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發現，是原先完全沒有預料的事情。而按照預定的計劃，組織安排而最終獲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極少數。好像還沒有哪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是通過有目的的預先組織，精心安排、刻意培養而產生的。而技術是以對自然界的認識為根據，利用得到的認識來改造自然為人類服務。由于它有了科學的根據，就可以樹立目標，因此總體來說是可預見的，也是可以根據人們的需要和現實的可能，包括人力、資金和技術條件進行規劃的。

建國初期所進行的“科學規劃”（實際上是否應該說是“技術規劃”）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彈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導體工業建立起來了。但是這些技術成就，畢竟都是國際上已經實現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規劃的，可以指日實現的。然而當時在科學方面的學科規劃呢，由于不像技術方面那樣有硬指標可供檢查，就有些說不清楚了。當然我國的科學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國際上的科學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與建國初期相比，我們現在和國際上科學先進國家的差距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這可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這一事實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了科學是難以進行規劃的。20世紀50年代的學科規劃只不過是規劃了應該在哪些方面進行工作。回想半個世紀以來科學發展的現實，有許多重要發展是當時沒有預見到的，例如這幾十年來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分支學科。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些新發展而完全按照當時的學科規劃進行工作，我們就會蒙受很大的損失，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雙螺旋結構建立25周年之際，英國《自然》雜志記者采訪克里克教授，要他預測到20世紀末生物學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說科學發展是不可預測的，過去的預言家大多是以失敗而告終。他只是說，“我們現在見到的生物學問題，到20世紀末都可以解決，但是那時又會有新的問題出現。”現在看來他的預言也沒有完全實現，例如癌癥問題，當時在美國還是屬于有一定程度組織安排并限期解決的問題，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敗的預言家。

技術上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預見的，也完全是可以規劃的。特別是國際上已經實現的技術，我們做一個具體的規劃，安排一定的力量，經過努力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學規劃中有關技術部分，都屬于這種情況。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議下制定的發展高技術規劃，也屬于同樣性質，在總體上也同樣順利實現了。但是要實現國際上還從未實現過的技術，特別是那些包含科學上尚未解決的問題的技術，就很難預見何時可以實現了，例如核聚變能量利用問題。雖然時見全世界媒體的炒作，迄今也無法斷言何時可以實現。

在這個意義上說，科學發展難以預見，因此也難以規劃。我們可以做的也無非是和半個世紀以前一樣，勾劃出各個學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說，科學發展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我們現在看見的主攻方向是根據當前的科學發展態勢所認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個科學發生變化，重要方向也會隨之變化。如果我們硬性規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機會。我們認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須隨時修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試想20世紀90年代初，人類基因組全序列的測定還沒有提上日程時，我們如果在當時制定規劃，在生物學領域內我們能夠預見到蛋白質組學，能夠預見到生物信息學嗎？

以認識自然為目標的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由于探索性強，結果一般難以事先預見，原創性強的技術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確總體研究方向外，常常難以事先設定具體的研究目標，難以事先規定進度，或強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學史中眾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結果。從物理學上牛頓力學的建立，電的發現和電學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學上門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學上細胞的發現，孟得爾遺傳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結果，這些都已經在實際應用中產生了眾所周知的巨大影響。類似的例子實在是舉不勝舉。在20世紀內所有諾貝爾獎獲獎人中絕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礎研究領域中的自由探索而獲獎的。20世紀一百項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導體和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曾分別獲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諾貝爾獎，這些也都是少數科學家自由探索的結果。而它們在實際應用上的巨大影響已經深入到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近年來獲諾貝爾獎的基礎研究成果，如超導現象和新高溫超導體的發現，膽固醇代謝調節，癌基因的發現等，仍然是少數科學家自由探索的結果，這些發現必將對21世紀人類文明產生巨大影響。

科學與技術的不可預見性

我們不是完全否定規劃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學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創新的技術都有相當程度的不可預見性。我們在制定規劃時務必充分認識這一特征，規劃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須同時鼓勵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學上設立，并且在規劃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勢發展時可以隨時修訂。

當前在我國科學界流行的追趕國際科學發展熱點，體現在對設定項目的高強度支持，這對我國科學努力追蹤和趕上世界發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時也必須看到，設定熱點項目的多數已經是全世界科學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項目年數已在萬篇以上，超過我國全年發表全部SCI論文總數，要在這些國際上已經充分開放的領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當然這決不是說我們不應該進入熱點領域，熱點領域的研究往往對科學發展有重要作用，進入熱點領域，在熱點領域內進行工作以積蓄力量，對發展我國科學還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強調在熱點領域內取得突破的艱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還想強調的是我們必須看到自然科學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可預見性，因此既要重視熱點領域，又要鼓勵在那些目前雖還不是熱點卻有廣闊發展前景的基礎研究領域中去進行自由探索，對自由探索中已經取得有意義進展的項目，不僅不能予以限制，還要給以鼓勵和支持。二者的關鍵都在于有自己創新的學術思想，這樣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創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沒有自己原創性的學術思想，不僅進行自由探索寸步難行，進入熱點領域也只能永遠模仿或重復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過為前人成果錦上添花而已。

科學和原創性技術的發展需要長期積累。自然科學的發展經常是波浪式前進的。在一段平穩發展的時期之后，會出現一件重大突破性貢獻而給有關領域帶來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引起大量在有關領域工作者的密切關注，并涌入這一領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學中的熱點，這在國際上也是常有的事。當然我們應該看到，一些熱點領域對于科學長遠發展有其內在的重要性。因此，對于一個國家的科學發展而言，從全面布局考慮，安排適當力量去追蹤熱點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又必須認識到，在一件突破性貢獻發表之后，一些較為重要的后繼性工作，往往已經在同一研究集體，或有密切關系的研究集體中醞釀已久或者已經在積極進行，并且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就會陸續發表。外來者，即使急起緊跟，也已經落后了一個位相，在多數情況下，只能拾取一些殘羹剩飯而已。

篇（2）

1953年朝鮮停戰之后，中國第一次有可能在較穩定的環境中全力從事經濟建設，當時工業部門的研究力量幾乎等于零，中國科學院的許多研究所為工業部門解決過大量實際問題，以物理研究所（50年代初曾經稱為應用物理研究所）為例，它承擔過的任務包括：為黑龍江阿城儀表廠解決鋁鎳鈷永磁合金澆鑄余料的再利用問題，為鞍山鋼鐵公司解決延長耐火材料壽命問題，為建筑部門研究加速水泥凝固的方法，為飛機制造工業研究鋁合金相圖，為電機業研制單取向和雙取向硅鋼片等等，這些工作多數都沒有總結成學術論文，留下來的完整記錄很少。前輩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為冶金提出的連續軋鋼中的鋼錠冷卻速度，專門解決了一個熱傳導問題。這篇文章30多年以后才發表在慶祝周培源先生80壽辰的文集中，可算是一個特例。總之，當時科學工作者們投身思想改造和經濟建設，并沒有十分強調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意義。1956年制定的1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也沒有把基礎研究置于特別地位。這是符合當時的國情、國力的。

在1956年1月的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說：“在過去幾年中間，我國的各種工作都在開始，我們在目前需要和技術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較少，這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現在，如果我們還不及時地加強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那么，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但是理論力量的生長，總是要比技術力量的生長慢一些，而理論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間接的，不容易一下就看出來。正因為這樣，有許多同志現在還有一種近視的傾向，他們不肯在科學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經常要求科學家給他們解決比較簡單的技術應用和生產操作方面的問題。當然，理論決不可脫離實際，但是目前的主要傾向，卻是對于理論研究的忽視。”曾是何等清醒啊！然而，此后46年間，近視的傾向、簡單的要求，何曾稍減。從積極的方面回顧，三年（1957～1960年）中發生的許多事情，在外國人和后人看來，近乎荒唐，卻也反映著我們對于工業化、現代化的強烈愿望。畢竟中國科學院的規模是在那些年代奠定的，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計算機的發展是從那時開始的。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經歷了支持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我國自然科學，確實到了應當作加大縱深的戰備調整的時刻。然而，十年“”（1966～1976年）不僅耽誤了時機，還對本來就很薄弱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進行了全面沖擊。看一看這后面的“社會輿論”，是頗富教益的。我國理論物理研究在“”期間的經歷，正好用以典型地說明傳統的理論實踐觀的作用。理論物理研究可以粗略地劃分為四個領域，粒子和場、原子核理論、凝聚態和統計物理、天體和引力。粒子物理研究由于主席1964年同坂田昌一談話中所表現的重視以及與“一分為二”哲學命題的關系，得以保存隊伍，并以70年代初楊振寧、李政道相繼訪華和1973年高能物理代表團訪美為契機，有所復蘇。核物理因為有國際背景和“核參數”任務的要求，基本維持原狀，還得以在“工農兵大學生”中要求一定的培養數目。凝聚態和統計物理是四個領域中最接近實際的，卻從哈爾濱到廣州，全部解散改行。正是因為接近實際，自認為有發言權的批評家也多。中國科學院軍代表向越南科委主任介紹物理所情況時說，“從前有一個理論研究室，理論脫離實際的典型，解散了！”與此成為鮮明對照，最為“好高騖遠”、“不食人間煙火”的天體和引力理論，在此期間有所壯大。那原因卻也是理論聯系實際。我國一些優秀的數學家轉入這一領域，對“軍宣隊”這是聯系物理實際，他們仍然可以作一點現代微分幾何，同時訓練了一些年輕人。工廠技術員到車間當工人，實驗物理工作者下廠做技術員，理論物理人員去做實驗，數學家來搞理論物理。這發生在“彎曲時空”中的“平移”，使許多人聯系了“實際”。

我國目前經濟繁榮的背后，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的問題，其中一部分就涉及到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完成人類基因組1%和水稻全基因組的測序，確是值得稱道的成績；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所用的自動測序機器全系舶來，還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制出每秒萬億次以上浮點運算的大型并行處理系統，當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記關鍵芯片仍靠進口。技術引進，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鄲學步、履人后塵，總難以真正技超群雄，“領導世界新潮流”。只有濃厚、廣泛而持續的基礎研究才能孕育出異軍突起的技術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產業。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不能靠別人的基礎研究來實現自己的技術創新。

“基礎研究要有國家目標”是堂皇而正確的提法，問題在于由誰來規定這個“國家目標”。一位年輕的管理干部曾對我說，你現在從事理論生命科學研究就是符合“國家目標”的。他不知道，我早在1985年在非線性科學和復雜性問題中干得正歡時，參加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關于生物學發展戰略的常委擴大會，此后就開始思考和準備向更為非線性、更為復雜的生命系統作戰備進軍。從1991年以來，我所在的研究組就不斷學習生物學基本知識，全力以赴做生物問題，現在其實還沒有入門。怎么能做到一旦“國家目標”下達，三年之內就出成果呢？

“管理出效益”是搬到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領域的另一種錯誤概念。生產企業、工程項目、技術攻關，理應加強管理。而不恰當的“管理”，正在妨礙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根本進步。應當撤銷一批管理和評估機構，解放生產力。特別要讓大批年輕有為的學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來當“官”，去妨礙別人安心鉆研。

科學管理部門忙于改組機構、評議課題，卻很少對科學研究的支撐體系下功夫。僅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為例，它的讀者范圍遠遠超出基礎研究。1980年訂閱原版期刊5377種，買原版書7245種。到1991年，原版期刊數量砍到1277種，購入原版書降到642種，幾年間期刊平均訂閱價上漲8.6倍，平均書價上漲14.4倍，而該館圖書經費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學校圖書館停書保刊，還越保越少。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影印書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圖書撥款以茲補償？有些領導強調國際互聯網上有大量在線期刊資料，卻不提大多數有用信息乃有償服務。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國教授那樣，不敢放手讓學生上網，就是因為計算機網絡收費不在高處統一解決，而是往下層層加碼。學界多次呼吁，陋規至今未改。目前廣泛存在于學術界中的浮躁情緒、泡沫科學乃至學術風氣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發的。一些管理科學技術事業的負責人士，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內見到成績；掌管經濟預算的部門要聽見金元寶落水的“響聲”。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要有隊伍、有物質條件，還要有時間積累，才能“于無聲處聽驚雷”。共和國成立50多年了，從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兩三代基礎研究人才。提法不斷更新，實質上總不敢在基礎研究領域旗幟鮮明地放開步伐的科學政策，已經使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間。

還應當指出，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許多方面，還未能擺脫一種半殖民地的心理狀態。某些已經作了大教授的人士，開口閉口“我的老板”如何如何；還沒有跳出原來所學課題，卻學會了美國“老板”作風，經費多了花錢雇人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況對內保密、對外開放，國內同行只能偶爾從國外訪問者中了解一二。許多課題論證實際上也是引用外國已有的論據和“權威”言論。

篇（3）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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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古典吉他如歌的旋律

古典吉他寬廣的音城，不同音區的音色，在和聲織體的伴奏下流淌出動人的旋律，《愛的羅曼斯》通過三連音的伴奏音型，浪漫抒情的主旋律在高聲部，分解和弦在中聲部，簡捷的低聲部音型，使許多青少年從此愛上古典吉他，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和興趣，為課堂開展古典吉他教學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古典吉他豐富的節奏

世界各地各民族的舞曲節奏，古典吉他都能演奏，分解和弦的種類無計其數，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掃弦更具有舞蹈性，通過消音所制造的節奏效果具有鮮明的個性，技巧性強，能夠迅速地提高學生的節奏感。

三、古典吉他完善的和聲體系

吉他是和聲性彈拔樂器，能演奏多聲部音樂，能完成各種和弦的演奏，三和弦、七和弦、九和弦、十一和弦、十三和弦，以及變化和弦的原位，轉位，都可以在吉他把位上彈出，有助于學生和聲聽覺的訓練，為歌唱伴奏提供了豐富的和弦選擇。

四、古典吉他多樣的形式

古典吉他可獨奏、重奏、合奏以及協奏。還有體現學生綜合能力的吉他強唱。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了學生協作精神，有利于提高學生扎實的演奏基礎，學校可成立吉他小組，以各種形式，繁榮校園生活，舉辦古典吉他比賽及音樂會，推動古典吉他的發展、培養、挖掘青少年古典吉他音樂人才。五、古典吉他音色的變化

古典吉他在演奏時，右手手指拔弦位置的改變，音色將發生變化，例如：右手手指拔指板和音孔銜接處，可發出木管音色，再向上方可發出弦樂音色，在音孔1/3處可發出清晰結實的彈拔樂音色，在琴碼附近可發出銅管音色。吉他拔弦奏法用PIZZ表示，產生捫音的音色。在四、五、七、十二把位的自然泛音，以及任何品位的人工泛音的音色，在琴碼處用母指的掌部敲擊產生的大鼓音色，在九品位五六弦交叉，產生了小鼓音色等，豐富的音色有助于學生對音色的區別，這是其它教學樂器所不具備的。

六、古典吉他規范的教學體系和作品

古典吉他作為西方傳統器，經過3500多年的發展成為現今的形狀和構造，在世界各地的音樂學院都設立了古典吉他演奏專業，著名吉他演奏家，教育家主持教學工作，教材、作品采用卡爾卡西、阿瓜多、岡薩雷斯、維拉—羅伯斯、卡雷巴洛、泰雷加、羅德里戈、索爾、朱利亞尼、托羅尼、莊村清志、山下和仁等，完善的教學體系對于吉他的教學將具有推動作用。

七、古典吉他進課堂的幾點建議和草擬方案

我國正在深入開展素質教育，中、小學校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吉他教室將為吉他教學的開展打下基礎。

在德國音樂教育的基本思想：音樂教學是普通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音樂、詩、歌、舞的統一對于培養學生的基本技術和整體素質的提高起著重大的作用，音樂和唱游作為一種素質基礎教育的手段，并不是為了培養特殊的音樂人才為目的。吉他作為一種樂器更適合音樂課堂伴奏樂器和直觀的教具，在德國音樂教學中，教師很善于應用吉他弦與弦之間的音高和單指彈拔來幫助學生了解樂音的高低、長短、強弱、也善于用吉他彈奏節奏音型，讓學生即能在聽覺上有分辨能力，又能在視覺的觀察中熟悉節奏音型，開展節奏回聲游戲，由于德國的音樂教師普遍具備古典吉他的演奏技能，所以學生在學習時，能在吉他樂曲中領略優美的旋律，然后又漸漸地在吉他的和聲性伴奏中抒情地歌唱。同樣在唱游教學基本形式的表現也處處體現了吉他的輕便易攜的優越性，音樂教師始終能以身作則，積極使用吉他悅耳動聽的旋律指導、啟發、參與學生的音樂教學活動。

篇（5）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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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證之科學發展的歷史，幾種相關學科交叉而綜合發展成為一門新興學科，或稱邊緣學科，或稱交叉學科甚至稱為綜合學科者，其例并非鮮見。在自然科學中，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對自然現象的研究也不斷出現新的突破，終至形成各種跨學科的新興學科者，有物理化學、仿生學、生物化學、生態學、生物物理學等等。在法學中也不乏先例，如國際海商法學又是在長期實踐中，隨著海商事業的發展，綜合國際海商和條約及各國海慣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獨立的法學分科。所以，國際經濟綜合國際法和國內法兩種規范發展為一門獨立的法學分科，又是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國際經濟法學研究對象的范圍，廣泛包括國際有關商品與資本流通的各種法規、法制及有關的法律問題，還可細分為關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貨幣、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稅收、國際勞務協作乃至國際經濟組織等的法規及法制的問題。但作為一門獨立的綜合的法學學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幾點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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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科教育學習環境簡單，缺乏必需的社交經驗醫學生的本科學習任務相對其他專業更加繁重，課業、考試壓力大，大學生實踐活動較少，缺乏豐富的人際交往經驗。而研究生學習環境相對復雜，需要處理好與導師、同門、廠家、其他實驗室之間的關系，存在一定的利益誘惑。一旦進入研究生階段學習，如何適應這種環境的改變就顯得尤為重要。

1．3研究生生源種類多，知識背景相差大目前研究生招生來源很多，甚至還會有跨專業報考的現象，所以知識背景相差很大。比如現代的醫學科學研究常常接觸到分子水平的實驗，本科為臨床醫學或護理學的醫學研究生比較缺乏。即使本科階段有一些相關基礎課，由于沒有認識到重要性，知識也比較薄弱;而本科為生物技術的研究生比其他專業的學生掌握更多的分子生物學背景知識。研究生階段的教學是以自學為主，在參差不齊的背景下，如何讓醫學研究生迅速學習和掌握良好的科研技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2醫學研究生科研技能培養的模式探討

2．1加強本專業相關理論知識的積累并進行科研嘗試為彌補本科生理論基礎薄弱的情況，研究生一年級主要是進行理論學習以滿足將來的科研要求，如實驗動物學提供動物實驗的基礎知識，科學研究嚴謹的設計和分析需要統計學。但研究生導師的研究方向很多，對學生的要求也不一樣，已有的學校研究生課程無法滿足每個方向的不同要求。為此，重點學習相關專業的背景知識尤為重要。如對于生殖醫學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就需要加強生殖醫學和生殖生物學的基礎知識，與其他方向的研究生要求略有不同。為了讓研究生學習生殖相關基礎知識，學校最近專門開設了生殖生物學選修課程，供生殖醫學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選修。現在的醫學研究已經深入細胞和分子水平，需要用到多種大型儀器。儀器分析課程可以幫助研究生了解常見大型儀器的原理，如用于斷層掃描的激光共聚焦、細胞檢測和分選用的流式細胞儀、超高分辨率的電子顯微鏡等。通過這些理論課程的學習，研究生可以掌握常見大型儀器的基本原理，有助于將來課題的實驗設計。以上的努力仍然不能為每個研究方向的研究生開展課題研究提供足夠的理論知識。所以在已有的理論課程的基礎上，通過組織相關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深入學習專業相關的專著就很有意義。如本實驗室從事發生研究的研究生，就組織學習發生相關的英文專著，如HistologicalandHistopathologicalE-valuationoftheTestis和Andrology-MaleReproductiveHealthandDysfunction。研究生自學后以講座的形式，給其他同學介紹各個章節的內容。通過這種途徑，在學到專業知識的同時，提高了自學能力和英文專著閱讀能力，鍛煉了總結、陳述、演示以及制作講解報告的能力，有助于開題報告和畢業答辯的順利完成。

2．2培養良好的實驗技能分子生物學是從分子水平研究生命現象、生命本質、生命活動及其規律的科學，與其他學科廣泛交叉滲透，是當前生命科學中迅速發展的前沿學科。醫學分子生物學是實驗性極強的學科，其實驗技術和方法已普遍應用到各個學科的研究中。除了分子生物學技術，其他如細胞生物學等技術也在科研中廣泛使用，這些實驗技能的培養對于其課題開展均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研究生數量多，教育資源有限，即使有實驗課程安排也無法實現讓每個研究生動手操作。所以研究生實驗技能的培養不能僅靠學校的研究生課程;再者醫學研究生一般來自于醫學專業如臨床醫學或者護理學等，本科教育沒有經過分子生物學理論和實踐培訓，所以研究生進入實驗室后，還需要進一步培訓。為此，本實驗室在培養模式上進行了一些嘗試。組織由多位教師、技術員和高年級博士組成的培訓團隊，以專題培訓的方式對實驗室基本科研技能進行短期培訓，包括RT-PCR、蘇木素伊紅染色、免疫熒光、Westernblot、流式細胞術、顯微鏡操作、文獻檢索等多種常規實驗方法和技術，目的是讓剛進入實驗室的研究生迅速掌握常用分子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技術以及常規實驗儀器和設備的使用。實驗技能培訓分為三個部分，首先介紹實驗的基礎理論，然后演示實驗操作，最后由學生獨立完成實驗，完成的實驗結果由老師統一評價。只有能獨立地完成每個實驗，才算順利通過培訓。我們深知理論是為了指導實踐，所以理論與實踐齊頭并進的模式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基本理論知識學習的過程中，同時進行實踐操作，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并探索思考，形成邊動手邊思考、理論指導實踐的學習模式。本實驗室通過這樣統一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培訓，幫助研究生在短時間內系統而迅速地掌握常用的基礎實驗理論和技術，為后續課題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3嚴格實驗室規范管理實驗室是高校研究生科研實驗技能培養的主要場所，其建設和管理水平直接影響研究生科研實驗技能的水平。比如一個實驗室通常有多個研究生，每個研究生在課題開展中一般會使用多種儀器設備。有的儀器設備比較貴重，操作不當可以導致儀器損壞，甚至威脅人身安全。如高速離心機使用時，轉子不蓋蓋子，高速旋轉時，轉子可以飛出離心機，導致財產或人身損傷。所以如何能保證儀器的正常使用和得到高質量的研究數據，有序的管理就顯得非常重要。以本實驗室為例，實驗過程中會有常見儀器，如pH計、天平等;有貴重儀器，如高速離心機、熒光顯微鏡、定量PCR儀等;還有一些大型的儀器，如電子顯微鏡、流式細胞儀、激光共聚焦顯微鏡等。本實驗室采用如下管理方式:對于實驗室常見儀器，研究生通過培訓過后可以自由使用。而大型儀器一般都有分析測試中心集中管理，如電子顯微鏡、流式細胞儀等設備有工作人員操作，學生只需理解原理，按照要求準備樣本和學會分析數據。但有的大型儀器如激光共聚焦，學生可以通過專門的操作培訓，自己獨立操作。高速離心機、熒光顯微鏡等設備一般都有專人管理。在學生進入實驗室統一培訓時，會涵蓋這些設備的使用。如此，既使得實驗室儀器得到正常使用，又營造了嚴謹、有序和安全的實驗室環境，為進行科學研究提供了必要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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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幫助豐富教學資源的同時節約教育資本。利用計算機科學技術進行計算機教育可以豐富教師的教學方式，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僅可以看到文字圖片還能看到動態的視頻，這樣趣味生動且直觀的的教學，方便了學生對知識的掌握[3]。在擁有海量資源的同時，計算機教學還具有節約資源這一特點，如果把我們的教課書，教學資料變為電子稿，將學生平時的測驗由筆試變為機考，平時的作業改成用word、PPT等形式，節約了大量的紙張不說，也可以節約為這些教育資源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及經濟上的不菲開銷，減少了學生學習成本。而在學生學習的內容上來說，降低成本的同時不當沒有減少應學習的內容反而使得教學內容更為的豐富多樣。再加上計算機作為一種工具，它可以被隨時隨地的使用，當學生需要學習去朗誦、背誦課文時就可以在電腦中找到各種名家的朗誦，無論是音頻還是視頻甚至是動漫等一些豐富有趣的資源，幫助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將枯燥的朗讀背誦變得有趣。

2計算機科學技術對計算機教育應用的發展

2.1積極創新。要想計算機教育取得更好的發展，在教師和學生使用中受到更好的成效，應該要積極努力不斷地創新。了解實際教學中出現的問題，只有從實際中出發，才能讓創新的內容更為貼近學生的需要，被廣大學生所接受。也正是用為有了計算機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計算機教育中的教學技術和質量才能不斷的得到提高。

2.2規范教師對計算機教育的使用。教師要確立以學生為主體的計算機多媒體教學，提高學生對學生學習環境的控制能力，引導學生適應計算機教學，并正確使用。不斷地對學生在計算機教育中會遇到的問題，提出猜想，積極地尋找解決的方案，防患于未然。讓學生在接受計算機教學的過程中能夠有正確的認知，利用計算機教育去切實的提高對所要學的知識的認知程度，加強對知識的理解，靈活的去運用計算機教育中的教學資源。

2.3提高學生對計算機技術應用的認知。就像對電腦的使用有利還是有害這一問題的辯論一樣，計算機教育在學生的使用過程中也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這就需要學生對計算機教學有一個清楚的認知，要明白計算機教學的初衷。同時讓自己能夠運用計算機教育，就要提高自身的計算機的使用水平，這樣才能配合老師的教學以及教材的需要，掌握自己要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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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14-0061-01

文藝美學最早出現是在學者王夢鷗于上世紀70年的《文藝美學》一書中。80年代由胡經之正式提出“文藝美學”概念。于是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全新的美學概念及學科在中國迅速發展，可以說文藝美學是中國美學研究對世界美學的一項獨特貢獻。文藝美學雖然在中國提出，但還遠遠談不上有固定的體系。對于文藝美學的學科定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問題仍然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探討，這對于促進文藝美學進一步發展成熟并成為被世界認可的美學思想有重要意義。

文藝美學作為中國學者自己的獨立見解，就應該有更好的獨創性。中國學者提出的文藝美學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形態，作為中國美學自身的現代轉換。從西學東漸以來，大多都是通過西方概念和范疇來規劃中國自身的文化知識體系，美學也不例外。美學在西方由鮑姆嘉通提出，是感性學的意義，立足于感性知識的完善，主要運用的還是理性的思維方式，形成了西方典型的藝術哲學。但在中國并沒有自主提出過美學這一學科名詞，一方面中國的古代文藝理論、美學理論在西方話語之下還有多少本色存在？另一方面這種西方改造是否取消了我們立足于自身能做出的獨特貢獻也是個問題。所以文藝美學的提出恰恰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表達和發展中國自己的傳統美學，使之成為現代化的美學體系。

文藝美學作為文藝學與美學的交叉學科，一方面是對具體藝術行為的分析論證，另一方面是著眼于這些藝術行為的審美特性。這種指向與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討論方式有巨大傳承性。中國古代藝術論具有立足于藝術本身，從審美感悟的方式做出論述的理論品質，這是我們古代文論區別于西方美學的重要一點。藝術活動是具有典型美學特征的活動，以其審美的審查方式存在的文藝美學是比技術美學、社會美學等更具有美學說服力的學科劃分。這種學科劃分無疑是中國美學的獨創，也是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表達。

從對文藝美學的界定和研究對象認定，道出了文藝美學新的研究方法，這個問題具有更大的學術探討價值之。周來祥先生在他的《文藝美學》一書中提出要以辨證規律來探討文藝美學。哲學是我們探討藝術規律的重要哲學指導，也是長期以來指導我國學者進行理論創建的科學的哲學觀和方法論。

中國古代的美學論著無不與具體的藝術探討有關。例如《文心雕龍》是探討文章的寫作方法，強調文章要注重“神思”、“風骨”，這些無不具有重要的中國美學意義。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以中國傳統的“境界”說來表達自己的美學思想。他早年研究西方哲學，對康德、叔本華、尼采等有很大研究，并深受影響。王國維寫到“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樹立耳。”從中可以看到這種劃分受到了西方哲學的影響，“有我”與“無我”與康德美學思想中“無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謀而合，“有我”可謂有目的，“無我”可謂無目的。這種有無之劃分與西方的二元劃分習慣有很大關系。但是“有我之境”、“無我之境”又是具有絕對中國特色的表述，與中國傳統密不可分。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在提兩種境界時，絕不忘記對具體文學作品的舉例與分析。“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為晏、歐諸公所不許也。”對于詩境的分析不止于美學學術方面，更提升到了人生哲理的高度，可謂是中國美學獨特的學術視角，這也符合以文藝美學樹立中國美學品質的要求。

文藝美學在發展中國傳統美學方面有著艱巨的任務，可以說這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也是中國美學走向世界的良好契機。文藝美學也只有在發展傳統美學的基礎上，才能獲得自身獨特的理論品質。我們相信，在堅持哲學方法論的原則下，發揚中國傳統美學的特色必然會使文藝美學獲得長足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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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構主義認知理論為指導，在教學中筆者主要采取了“發現問題提出假設設計方案驗證假設總結規律揭示本質”的教學模式，在創設的問題情境中展開思維對話，一步步引領學生探究化學反應過程中反應物總量與生成物總量之間的關系，借此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意識和科學探究能力。在課堂上，筆者組織學生交流、匯報，引導學生適時總結，自主解答疑問，充分調動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激發了學生不懈探究的熱情與自信，發揮了學生的合作精神和集體智慧，從而達到了訓練思維和培養實踐能力的目的。在整個探究過程中，學生興趣盎然，協作互動，師生間平等對話，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法，主動建構知識，發展實驗技能。

運用化學實驗開展科學探究活動應注意的問題

1.確立地位，發揮功能。遵照《標準》的基本要求，確立化學實驗在化學教學中的重要地位，把它作為學生學習化學的一種重要方式，并加以有效實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功能，而不能忽視或淡化其作用，把它看做化學教學的一種輔助手段。

2.凸顯現象，易于觀察。要保證化學實驗現象的明顯出現，讓學生易于觀察和判斷。因為化學實驗的本質是通過實驗現象來表現的，學生只有通過觀察現象才能理解物質發生的變化，認識物質的本質屬性。

3.優化實驗，提升內涵。教師可以根據學情，將以往驗證化學知識或事實的實驗，轉變為通過實驗來探究這些化學知識或事實的探究性實驗，以提升化學實驗的內涵和品質。實驗過程中，教師要注意創設實驗問題，激勵學生主動思考與探索。

4.貼近生活，增強趣味。化學實驗的內容應盡量做到“兩個貼近”：一是貼近學生生活，二是貼近社會生活或生產實際。反映的事物或現象最好是學生身邊經常發生的或是學生比較熟悉的，同時要增強實驗的趣味性，以吸引學生眼球，激發主動參與的意識。

5.淡化界限，全員參與。演示實驗和分組實驗并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教師要盡可能地淡化這個界限，努力創造條件與機會，增加學生親自參與實驗的次數，讓學生實實在在地體驗完整的探究過程，保質保量地完成《標準》規定的“學生實驗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