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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保險合同的全部意義就在于完全履行，因為它不僅是當事人滿足自己需要的重要手段，也是全體投保人精誠合作、分擔危險之必要途徑。依照各國保險法的規定，享有賠償請求權的人必須是受到實際損害的人，因為補償是保險的基本職能。那么，保險上的損害是以什么形式表現的呢?又如何來量化呢?這涉及到保險制度的核心內容——保險利益原則。

所謂保險利益（Insurableinterest）,又稱可保利益，立法上首見于英國《1774年人壽保險法案》。該《法案》第一條要求被保險人對被投保的生命具有可投保利益，也即保險利益。[1]但英美成文法上對保險利益的含義并無界定。大陸法系國家立法中均沒有保險利益這一用語，但在理論上卻對保險利益制度有系統研究。就我國研究現狀來說，理論上將保險利益描述為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所具有的一種利害關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受損，或因保險事故的不發生而受益的損益關系；同時將保險標的根據其性質不同分為財產及人的壽命和身體，并相應地把保險分為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明確指出，“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以此涵蓋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保險利益，但并未就兩者做出進一步詳盡規定。

一、保險利益制度的起源

保險制度發端于貿易發達、風險巨大的海上運輸。在13世紀末意大利的海上保險中，保險人假裝稱已從被保險人處受領一定金額之貸款或以信用方式賒購被保險人之貨物，約定若船舶未安全抵達時，將該款項返還給被保險人或支付價金。實際上是使被保險人在貨物損失時可從保險人處獲得一定金額之價款。這種約定中，未來船舶是否發生危險事故無法安全抵達或危險事故何時發生不確定，保險人是否給付保險金取決于保險事故是否發生，因此具有射幸性。射幸性使得這種所謂的保險和賭博有著相似的機理。兩者都決定于偶然事件的發生。顯然，賭博是為社會公益所排斥的。它變一定（原有之賭本）為無定（輸或贏），[2]是一種參加者創造風險的活動，鼓勵利己主義、貪婪和不勞而獲，使偶然性成為人們行為的主宰者，破壞生活道德秩序。[3]因此產生這樣的問題：被保險人是否必須是船舶未安全抵達會受損之人？被保險人獲得的價款是否應不超過其貨物損失？據此，有學者提出，因保險行為而請求保險金額的，被保險人應證明保險利益之存在，強調約定保險事故發生后受損害者才能獲得價款且價款不得超出損害金額，以區別于賭博。從此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保險，即填補損害制度。[4]保險利益理論也由此開始發展。

二、保險法上對保險利益的概念定位

財產上的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于特定財產所具有的實際和法律上的利益，人身上的保險利益對于投保人本人為其主觀價值，對于第三人則為投保人和該第三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國《保險法》第12條規定：“保險利益是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實際上只是將法律上權利稍稍擴大至法律承認的權利和利益，對保險利益并沒有給予充分說明，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對保險利益給予分析。

理論上，學者眾說紛紜，可概括為以下兩種學說：

第一種是價值說，或稱經濟利益說。此學說認為，保險的本質乃在于補償經濟損失。換言之，即在于填補所滅失或所減損物上之價值。因而認為有利益才有損害，有損害才需要補償，故認為保險合同之對象為保險利益，即保險利益就是保險標的物上的價值，或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所具有的經濟利益，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因為保險事故的發生，以致保險標的物不安全而受損，或者因為保險標的物不發生損害而受益。[5]依價值說，構成保險利益需具備三個要件：(1)須為經濟利益。保險是以補償被保險人所受損失為目的，保險利益須屬于經濟上的利益或以與經濟上利益有密切關系且可以貨幣量化為限。(2)須為確定的利益，即指其利益已確定或可確定。(3)須為合法利益，即其利益合乎法律的規定。價值說對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能進行科學的解釋，國內學者多持此學說。[6]價值說比較重視保險標的物的價值因素，突出了保險合同的經濟補償功能。第二種是關系說。在人身保險中，由于人的生命、身體、健康為人格權的內容，無法以金錢價值對其加以衡量，故價值說無法解釋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于是關系說乃應運而生。該說認為，保險利益乃是被保險人對于保險標的所具有的利害關系，此種利害關系，包含有經濟上之利害關系及精神上之利害關系兩種。德國及我國臺灣學者一般持此學說。[7]關系說與價值說相比，其獨到之處是不拘泥于經濟價值上的解釋，而是從關系的角度來分析，為人身保險獲得了一席之地。

筆者認為無論贊同哪種學說，有幾點我們是必須認可的，也是各國對保險利益內容界定一致的地方。第一,保險利益必須是合法的利益。不合法的利益不能作為保險利益為保險合同或保險法所保障。如對盜竊、搶劫之財物的占有利益,走私、販毒的經濟利益,劫匪對劫持的飛機或者人質的期待利益等,均不能構成保險利益。第二,保險利益應為經濟上的利益。所謂“經濟上的利益”,是指可以體現為貨幣形式的利益或稱為“金錢利益”,保險是以補償損失為目的,以支付貨幣為補償方式的制度,若損失不是經濟上的利益,就不能用金錢來計算,則損失無法補償。第三,保險利益是可以確定的利益。惟有保險利益這種經濟利益是確定的利益,在實踐上才具有可操作性,在保險標的發生損失時,保險人才可以據此進行補償。所謂“可以確定的利益”,是指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現有利益或者因現有利益而產生的將來預期利益可以確定。對于人身保險而言,可以確定的利益也可以稱為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利益。回過頭來看我國保險法對保險利益的界定，概念定位上并不是很清楚，邏輯不夠嚴謹，不利于實務操作。這些缺陷對于保險法的實踐以及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有著不利的影響，這可能也是我國保險業發展緩慢的原因之一。因此，在以后的社會發展中，明確相關概念的任務任重道遠。

三、保險利益原則的立法意義

保險制度因其“分散危險和補償損失”的職能而具有積極意義,并得以存續和發展,任何人均不應通過保險而獲得無損失的利益或者超過損失的利益。確立保險利益原則的價值亦在于能有效地防止將保險作為賭博的工具。保險利益的存在，能防止道德危險的發生。道德危險與保險相伴而生，似乎從保險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讓人們頭痛不已。如以與自己毫無利害關系的他人財產、身體、生命或健康為保險標的，則實為賭博。就財產保險而言，如以無保險利益之他人財產投保，因為他人財產即使發生危險，投保人并無損失發生，如能獲得賠償，則與賭博何異。其更甚者，投保人為圖早日實現其不當利益，必不會等待被保危險之自然發生，而將設法造成被保財產的損失，其所誘發的道德危險，實不言而喻。例如，保險標的物價值100萬，所有者的保險利益即為100萬，保險合同的保險金額最高不得超過100萬，發生事故保險人的賠償額最多100萬，身心正常者，不會為以100萬的投入換取100萬的賠償而鋌而走險，這純粹是基于經濟利益上的考慮。就人壽保險而言，若無保險利益規定，后果更無法設想。如果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沒有保險利益限制，任何人都可以以他人的生命或身體作為保險標的而訂立合同，則投保人可能采取各種手段傷害被保險人，以謀取保險金的給付。17世紀英國保險法因沒有保險利益的規定，就出現過殺害被保險人的情況，造成社會的極大不安定，立法機關遂在《1774年人壽保險法》中首次確立人身保險必須具有保險利益的原則，明確規定：人壽保險的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之間必須有保險利益，否則合同無效。旨在消除以他人生命、健康為賭注，博取非法利益的壽險保險單，該法因而被譽為“禁止賭博法案”。可見保險和賭博在目的、效果、及社會評價(包括道德和法律等角度)方面均存有差異,但最根本的區別在于保險中有保險利益的存在。保險利益原則不許可隨便以他人的財產或人身作為保險標的投保,便有效地防止了不受損失而獲利,從而保證了保險的損失補償職能,遏制了賭博。

保險利益原則之創設的根本目的在于防止發生道德危險，道德危險是保險術語,是指投保方為獲保險賠償而故意促使保險事故發生或在保險事故發生時放任損失擴大。堅持保險利益原則,無損失則不賠償,損失多少賠償多少,有效地防止了為獲得不當利益而發生道德危險。在保險實務中,保險賠償的最高額以保險金額為限,保險金額是以保險利益為基礎的。這體現了保險的“補償”性，從而更好地實現保險“分散危險，補償損失”的職能道通過保險利益原則來設置屏障防止發生道德危險，并限制保險賠償的額度，從而保障保險市場健康有序地發展。

參考文獻：

[1]Malcolm·A·Clerke.何美歡，吳志攀等譯.保險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篇（2）

保險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合法的經濟利益，無論財產保險還是人身保險，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原則上都是保險合同生效的前提條件。保險利益原則產生的原因是基于保險合同的射幸性，即保險合同是一種機會性合同，投保人購買保險后能否獲得保險金的賠付取決于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保險事故是否發生，這在財產保險合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正因為保險合同具有這一特性，在保險業務的發展過程中，為了避免不法之徒利用他人的財產或人身進行賭博而獲利，防范道德風險的發生，各國保險立法一般都將保險利益原則作為保險合同產生法律效力的條件。同時，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和保險活動的日趨復雜，各國在保險立法中不斷對該原則進行修正和完善。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以下簡稱《保險法》）第11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保險標的是指作為保險對象的財產及其有關利益或者人的壽命和身體。”

顯然，我國《保險法》將保險利益原則在保險合同一章的“一般規定”中加以規定，是將保險利益原則視作財產保險合同和人身保險合同都適用的原則。我國《保險法》雖對保險利益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規定過于籠統，未體現保險利益原則在財產保險合同與人身保險合同中適用的差異性。隨著保險業務的發展，保險實務中出現的保險利益的一些問題沒有法律依據。如：是否所有的保險合同都嚴格要求投保人對于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如何認定？保險利益存在的時間有何要求？保險利益是對投保人的要求，還是對被保險人或受益人也有要求？以上這些問題《保險法》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完全照搬《保險法》關于“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的規定在保險實務中易引起保險合同糾紛，有違保險合同的公正，甚至會損害被保險人的利益。為此，有必要分析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差異性，根據保險實務做法，并借鑒其他國家保險法律有關保險利益的規定，完善我國的《保險法》。

二、財產保險利益和人身保險利益之比較

（一）保險利益的認定

雖然一切保險利益均來源于法律、合同、習慣或慣例，但由于兩大險種保險標的的性質不同，保險利益產生的條件各異。

一般來說，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主要產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各項權利和義務。它主要包括現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責任利益?，F有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現在正享有的利益，包括所有利益、占有利益、抵押利益、留置利益、債權利益等，是保險利益最為通常的形態；期待利益又稱希望利益，是指通過現有利益而合理預期的未來利益，如盈利收入利益、租金收入利益、運費收入利益等；責任利益主要針對責任保險而言，是指民事賠償責任的不發生而享有的利益。但基于財產保險保險標的的可估價性和保險合同的補償性特點，保險利益的成立要求符合以下條件：（1）可以用金錢計算；（2）必須是合法利益；（3）必須是確定的利益，即無論是現有利益還是預期利益，都必須在客觀上是確定的，能夠實現的利益，而不是憑主觀臆測或推斷可能獲得的利益。

各國保險立法對人身保險利益的規定有共同之處-即投保人對自己的壽命和身體具有保險利益。但當投保人為他人投保時保險利益的認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利益主義。以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是否存在金錢上的利害關系或者其他利害關系為判斷標準，如英美的保險法以此方式認定保險利益；（2）同意主義。不論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有無利益關系，均以取得被保險人同意為判斷標準，如韓國、德國、法國等的保險法以此方式認定；（3）折衷主義。將以上二者結合起來，如我國臺灣地區的保險立法。

我國《保險法》第52條規定：“投保人對下列人員具有保險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款以外與投保人有撫養、贍養或者扶養關系的家庭其他成員、近親屬。除前款規定外，被保險人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合同的，視為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p>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我國《保險法》在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規定上將投保人與被保險人具有利害關系和被保險人同意二者結合起來，既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風險，也具有靈活性，因此筆者認為該項規定是非常合理的。但對財產保險保險利益的認定沒有作出規定。

（二）保險利益的量

財產保險保險標的具有可估價性，決定了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保險利益都有量的規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保險利益，在量上表現為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如果保險金額超過保險標的的實際價值，超過部分將因無保險利益而無效。這是因為財產保險合同是補償性合同，投保人以其財產向保險公司投保的目的，在于財產因保險事故受損時能獲得補償。如果補償金額不受保險利益的限制，被保險人以較少的損失獲得較多的賠償，則與損失補償原則相悖，也易誘發道德風險。因此，財產保險的損失補償，以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保險利益為限。

人身保險的保險標的不可估價，因此保險利益一般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投保人為自己投保，保險利益可以無限，但要受到繳費能力的限制；投保人為他人投保，保險利益的量取決于投保人與被保險人法律上的相互關系或經濟上的相互關系和依賴程度，但除法律或保險合同對保險金額有限制外，保險利益一般沒有嚴格的量的規定。

（三）保險利益的存在時間和歸屬主體

此問題既涉及到保險利益是在簽約時存在，還是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和保險事故發生時皆應存在？也涉及到保險利益是對誰的要求，是對投保人還是被保險人？人身保險合同的受益人對保險標的是否應具有保險利益？

1.財產保險利益在保險合同訂立時不一定嚴格要求投保人必須具有，但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

財產保險保險利益的規定，主要目的在于衡量是否有損失以及損失的大小，作為賠償計算的依據，防止道德風險。因此財產保險強調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如果簽約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而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不具備保險利益，意味著被保險人無損失，依據補償原則的規定保險人將不負賠償責任；反之，即使在某些情況下簽約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但只要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人仍要承擔賠償責任。這種情況在海上保險中比較典型，在其他財產保險合同中也可能出現。比如，在國際貿易中以CFR條件進行貨物買賣時，買方在接到賣方的裝貨通知后即可投保海洋貨物運輸險。但此時買方并未取得作為物權憑證的提單，嚴格說來對貨物不具有保險利益，但只要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人就要承擔賠償責任，這在世界各國基本上是一條公認的準則。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財產保險合同多數情況下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但在特殊的情況下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比如在保險實務中出現的商場為購物顧客附贈財產保險、單位為職工購買家庭財產保險等。類似這種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投保人對于保險標的實際上并沒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是否有效關鍵看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是否具有保險利益。因為在此情況下投保人只有繳納保險費的義務，一旦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投保人無從獲取非分之利。只要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就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風險。

2.人身保險著重強調簽約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至于保險事故發生時是否存在，并不影響保險金的給付

當投保人為自己買保險時，當然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也具有保險利益。但人身保險合同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比較多見，如丈夫為妻子投保、企業為職工投保等。如果投保人簽約時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那么保險合同生效后即使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如夫妻離婚、職工離開原單位等，投保人對被保險人沒有了保險利益，也不影響保險合同的效力，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應承擔保險金給付責任。因為：首先，人身保險合同不是補償性合同，因而不必要求保險事故發生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一定具有保險利益。人身保險保險利益規定，其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風險和賭博行為，如果簽約時作了嚴格的控制，道德風險一般較少發生于保險合同有效期內。第二，人身保險合同的保險標的是人，且壽險合同多數具有儲蓄性，被保險人受保險合同保障的權利不能因為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保險利益的喪失而被剝奪，否則，有違保險宗旨，也有失公平。

人身保險合同除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外，受益人是否應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我國《保險法》沒有規定受益人對保險標的應具有保險利益，只是對什么是受益人作了界定?！侗ｋU法》第21條規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險合同中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的享受保險金請求權的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可為受益人?！侗ｋU法》界定的受益人是廣義受益人，這里討論的受益人是狹義的受益人，即死亡保險金的領取人。英美的保險立法為防止道德風險，不僅要求合同當事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還要求受益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一般來講，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受益人對保險標的沒有保險利益，并不影響保險合同效力，只是受益人不得享有保險金請求權。我國《保險法》規定受益人可由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為防范道德風險，避免受益人為得到保險金而對被保險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脅，保護被保險人的生命安全，以死亡為給付條件的人身保險合同，應規定受益人必須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否則不得享有保險金請求權。

三、修改《保險法》的幾點建議

1.明確規定保險利益分為財產保險利益和人身保險利益，并對其分別作出解釋。建議將《保險法》第11條第3款“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更改補充為“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保險利益分為財產保險利益和人身保險利益，前者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可以估算的利益，后者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物質上或人身上的合法利害關系?！?/p>

篇（3）

一、當前理論界對保險利益原則的爭論

（一）保險利益的翻譯及定義

保險利益的英文原文為InsurableInterest，我國將其譯為“保險利益”，但很多學者認為如此翻譯不妥。部分學者主張譯為“可保利益”或“可投保利益”，也有學者主張應譯為“可投保的利害關系”，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標的所具有的利害關系。我國香港學者將其譯為“可保權益”。從原版英文詞典的解釋來看，InsurableInterest是指“Interestcapableofbeinginsured”，因此從其本意來看，香港學者將Interest譯為“權益”，比“利益”更為準確，含義更廣。

香港學者薛華業對“可保權益”定義如下：權益指的是（某人）在某事務上所擁有的經濟利益，包括現有的或預期可以得到的經濟權利和利益。如果該事物完好無損，經濟利益擁有人就可以從中得益；反之，他就受到損害。而可以交付保險人保險的權益就叫可保權益。所謂保險，正是為了保障被保險人在保險標的物上的權益。每份保險合同都要有一項可保權益作為有效的支柱，否則合同就是無效的。

我國《保險法》將保險利益定義為“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筆者認為此定義過于狹窄。比如，一個沒有參加保險，既不是投保人也不是被保險人的人，是否會因自己的財產和人身安全而受益，自己的財產損毀和人身傷亡而遭受損失？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而，筆者認為我國保險理論中的保險利益，指交付保險人保障的那部分可保權益，即保險利益小于或等于可保權益。因此，對保險利益與可保權益應加以嚴格區分。但為了論述方便，在本文中暫不區別使用可保權益和保險利益這兩個術語。

（二）保險利益的主體

投保人為保險利益主體，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比如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保險合同無效。

被保險人為保險利益主體。部分學者主張，設立保險利益原則主要是為了防止人們利用保險進行賭博并降低道德風險，而被保險人才是受保險保障、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才有實際意義，如果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投保人沒有產生道德風險和不當得利的可能性，不必要求投保人具有保險利益，而應該要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本文贊同此種觀點。保險是人們轉嫁風險的工具，保險合同保障的是被保險人的保險利益，被保險人享有保險保障，因此，應該要求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

部分學者認為，之所以要求投保人應當對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是因為若不如此，則投保人便可以投保任何財產和生命。但這其實是對保險利益原則的誤解。其實，誰投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獲得了保險保障。被保險人享有保險保障，只有被保險人才有利用保險進行賭博和故意導致保險事故發生的可能，所以，應該運用保險利益原則對被保險人進行資格限制，而不是對訂立保險合同的投保人進行資格限制。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必須具有保險利益，不但難以達到設立保險利益的目的，還容易提供保險公司侵害被保險人利益、解除保險合同的借口，從而有可能擾亂正常的保險活動。

（三）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范圍

理論界也有兩種觀點：保險利益原則適用于一切保險；保險利益原則僅適用于財產保險，并不適用于人身保險。

我國大部分保險學者贊同第一種觀點。但也有少數學者指出，設立保險利益原則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不當得利和道德風險，由于任何人對自己的生命和身體都具有保險利益，被保險人享有保險保障，要求被保險人對自身必須具有保險利益沒有任何意義，因此，在人身保險中不必要求保險利益。根據我國的特殊情況，筆者比較贊同后一種觀點。

而我國的保險理論認為，死亡和傷殘只是生命人自己的損失，他人沒有遭受損失。因此，在我國，人身保險合同承保的是誰的身體或生命，誰就是被保險人，被保險人享有保險保障。由于被保險人享有保險保障，任何人對自己的生命一定具有保險利益，所以，在我國的人身保險中，不必畫蛇添足的要求被保險人必須具有保險利益，也即保險利益原則并不適用于我國的人身保險。

（四）保險利益的時效

理論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從保險合同成立并生效至保險合同的整個期間，保險利益必須一直存在，另一種是應區分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對于財產保險，保險事故發生時具有保險利益即可；對于人身保險，只要在合同成立的時候保險利益存在就行了。

就財產保險而言，人們購買財產保險是為了在保險事故發生時獲得保險利益范圍內的補償，因此，筆者贊同在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即可的觀點。有些保險比如貨物運輸保險，被保險人在合同成立并生效時并不具有保險利益，一味要求保險利益反而不利于保險活動的正常開展。而對于人身保險，由上文分析可知，保險利益原則不適用于我國的人身保險，因而也就不存在何時必須具有保險利益的問題。

二、完善現階段我國保險利益原則的建議

首先，對被保險人的概念進行重新界定。我國將被保險人定義為“其財產或人身受保險合同保障、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人”。如此定義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還比較科學，因為當財產作為保險標的時，具有保險利益的人都可以作為被保險人而獲得保險保障。但如此定義人身保險的被保險人卻不妥。因為依據被保險人的定義，人身保險的被保險人是“其生命或身體受保險保障的人”，生命和身體具有專有性，所以，在我國，人身保險的被保險人是唯一的，合同承保的是誰的生命或身體，誰就是被保險人。然而由保險原理可知，保險合同保障的是保險利益，而不是保險標的本身。所以，保險保障的是誰的保險利益，要比保險合同承保的是誰的生命或身體來得更重要。這也是在保險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人們可以投保他人生命和身體，通過轉嫁因他人死亡或傷殘給自己帶來的風險，以保障自己的保險利益的原因。

為此，筆者建議重新界定我國被保險人概念如下：被保險人是指其利益受保險合同保障的人，保險合同轉嫁的是誰的風險，誰就是被保險人。這樣，人身保險的被保險人將不再局限于保險合同承保的生命人，更加有利于人們利用保險轉嫁自己面臨的各種風險。

其次，明確保險利益應存在于何人。我國《保險法》要求投保人必須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只有當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才有意義。但在現實生活中，投保人與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并不少見，由于保險合同轉嫁的是被保險人的風險，只有被保險人才有產生道德風險和不當得利的可能性，所以，沒有必要要求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在被保險人概念沒有能重新界定以前，筆者主張，保險利益原則僅適用于財產保險。在被保險人概念能如前文所述進行界定后，由于人們可以作為被保險人投保他人的生命和身體，因此筆者主張無論是財產保險還是人身保險，都應該要求被保險人享有保險利益，即被保險人是保險利益的主體。

再次，明確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范圍。筆者認為，保險利益原則并非使用一切類型的保險。若我國被保險人概念能重新界定，其已與英國的被保險人概念相同，因此，保險利益原則的適用范圍也應該與英國相近。英國劍橋大學法學教授克拉克認為，保險利益原則雖然幾乎適用于一切類型的保險，但在部分貨物運輸保險和海上保險中并不適用。考慮到貨物運輸和海上保險的特點，筆者極為贊同該觀點。

篇（4）

一、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原則概述 

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十二條規定：“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人身保險是以人的身體和壽命為保險標的的保險；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利益。”然而并非投保人對保險標的的任何利益都可以構成保險利益，必須是合法的、確定的（已經確定和能夠確定）、經濟上的利益才能構成保險利益。 

二、各國保險利益原則 

各國關于保險利益原則在人身保險中的運用中可以大致歸納出以下兩個特征：（1）保險利益原則的確立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道德風險的發生。（2）保險利益原則的確立有利于區分保險與賭博的標準。 

三、保險利益原則在我國人身保險中的運用與問題分析 

1．利益與同意相結合原則的機械性。同意原則在一定程度上賦予被保險人自主權，以其理性判斷賦予他人投保資格；而利益原則體現了保險的宗旨在于對不確定性事件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補償這一宗旨，單純的強調利益原則，首先是限制了投保人的范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能只具有經濟利益，還有感情、血緣、道義，若一味的強調經濟利益，則被保險人就會失去對自己沒有經濟厲害關系但出于善意投保人的保護，并限制了保險業的發展；同意原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但也存在著它不容忽視的缺陷，財產保險的保險利益原則有助于確定保險最高限額、防止被保險人獲得額外利益，而人身保險保險利益的原則功能不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其能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被保險人的生命安全。 

2．保險利益主體的不合理性。我國人身保險合同和財產保險一樣，都規定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之時必須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而對受益人卻沒有要求。若受益人與投保人為同一人，則無討論的必要。但現實生活中更常見的是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為同一人，即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為標的訂立保險，以達到保障受益人利益的目的，正如我國保險法第十二條采用列舉法的形式指出“本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一樣。將投保人確定為保險利益的主體，看似合情合理，但卻有它致命的缺陷——保險事故一旦發生，保險金的給付對象是受益人，而不是投保人；人身保險中保險利益原則的最大功能是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既然保險金的給付都與自己無關，那投保人也就沒有危害被保險人的動機；因而將投保人單一的確定為保險利益的主體是不恰當的。 

3．保險利益范圍的確定中存在的問題。（1）范圍過于狹窄。從我國保險法中可看出，人身保險合同中具有保險利益的人有五種：本人，父母、配偶、子女，有撫養、贍養、扶養關系的家庭成員，由勞動雇傭關系的人，經被保險人同意的人。（2）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保險利益問題。我國保險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的合同，未經被保險人同意并認可保險金額的，保險合同無效。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人身保險的，不受本條第一款規定限制?！边@無疑大大放松了父母對未成年子女訂立死亡保險的限制。從邏輯上講，未成年的子女無任何收入來源，幾乎不能夠（特殊情況除外）為父母帶來任何經濟方面的利益，未成年子女的死亡只會給父母帶來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經濟上的損失；而未成年子女對父母的生命是具有保險利益的，特別是在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的國家——兒童的撫養主要依靠其監護人的物質資源、人力資源的投入來完成，所以對父母為未成年人子女訂立死亡保險合同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合邏輯的。 

4．保險合同當事人間地位不對等問題。我國保險法規定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必須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利益的存在直接決定著合同效力的有無，因而在合同訂立之時，合同雙方均有確定保險利益是否存在的義務，即投保人應履行將重要事實如實告知的義務，保險人應履行審核投保人與被保險人的相關情況的義務。但現實生活中的情況卻是，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并未對保險利益的存在與否進行積極審查，究其原因，無非是當事人之間地位不對等造成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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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保險市場也不斷發展完善,人們的保險意識不斷增強,保險領域的法律問題也日益增多,其中財產保險利益案件不斷增長,這與我國財產保險利益立法的不完善密切相關。我國《保險法》對財產保險利益相關問題進行了相應規定并作出了修訂,逐步適應我國保險行業的發展,但仍存在不少的問題,引發了較多爭議,有必要深入研究我國財產保險利益制度,完善我國保險立法。

    一、財產保險利益的基本理論

    財產保險利益制度是財產保險制度的核心問題,法學界和保險學界對保險利益的探討從沒有停止過,但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對保險利益的規定有所差異,認清保險利益的本質和功能,有利于探討財產保險利益法律制度的作用和不足,完善財產保險立法規定。本文主要從大陸法系以及我國對財產保險利益的理論著手進行分析。

    大陸法系中關于財產保險利益的理論研究主要表現在一般性保險利益學說、技術性保險利益學說和經濟性保險利益學說。一般性保險利益學說將保險利益局限在保險標的的所有權上,并以保險利益為標準區分保險和賭博兩種行為,這對保險法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當然該理論將保險利益局限在所有權上是存在問題的,這是其逐漸被取代的重要原因。技術性保險利益學說將保險利益分為直接保險利益和間接保險利益,并將保險區分為定額保險和損害保險,明確保險利益僅適用于損害保險中適用。該理論從民法體系中闡述保險利益,豐富了保險利益的理論,但同時該理論將保險利益局限在民法規定中,認為在規定之外就沒有保險利益,不利于投保人利益保護和保險損失補償。經濟性保險利益學說突破了技術性利益的形式局限,將保險利益界定為實際的經濟利益,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可,其缺陷主要在于僅從經濟性的角度考慮保險利益,而經濟利益判斷標準不統一,容易被濫用。

    我國大陸地區保險業起步較晚,理論界關注保險利益也較晚,早起研究成果較少,但是今年來隨著保險行業的快速發展,學界和實務界對保險利益關注加強,相關理論研究成果也較多,就保險利益而言,主要有“適法利益說”、“利害關系說”和“折衷主義”三種學說。通常認為,財產保險利益的功能體現在避免賭博行為的發生、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和限制損失補償的程度三個方面。我國現行《保險法》對保險利益以適法利益說為理論基礎,認為保險利盞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即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可能的損失或失去的利益。從我國保險法的規定來看我國財產保險利益主要是指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不為法律所禁止的可確定的經濟利益,其主體是被保險人,標的是經濟利益,該利益為法律所不禁止的,且該利益是可以被確定下來的。

    二、我國財產保險利益的法律規定的進步性表現

    我國現行的《保險法》對財產保險利益規定的進步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財產保險利益主體規定的進步性?，F行《保險法》區分開了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規定了兩者各自的主體:前者的主體為投保人、后者的主體為被保險人?，F行保險法將財產保險利益的主體規定為被保險人而非投保人,這是最明顯的進步之處,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財產保險利益歸于被保險人有利于實現分散分先、填補損害的保險目的,被保險人是保險標的的直接利害人,在保險標的出現約定情況時,損害的是被保險人,受益的當然也應當是被保險人,這能保障財產保險經濟保障功能的充分發揮。確定保險利益主體為被保險人還能推動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的互助行為,拓寬保險業務范圍,推進保險事業的發展。將保險利益歸于被保險人,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風險行為和賭博行為,促進社會穩定。

    二是財產保險利益時效規定的進步性?，F行《保險法》對對財產保險利益時效作出了明確的規定,當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應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才能主張賠償。強調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具有保險利益而不是自保險合同簽訂時起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對于拓寬財產保險業務范圍和促進財產保險發展大有裨益;這一時效規定能充分發揮財產保險分散風險和填補損害的保障功能,促進商事交易活動進行和社會經濟發展。另外我國現行《保險法》對財產保險利益轉移的規定的進步性也有重要意義,保險標的轉移后,保險合同的利益歸為受讓人,有利于維護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轉讓權利,節約交易成本,只要被保險人或受讓人做到通知義務,保險人人在一定條件下就應當繼續承保保險標的,尊重契約自由,促進保險業的發展。

    三、我國財產保險利益現有法律規定的不足

    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現行《保險法》在財產保險利益規定方面仍存在較多的不足,下文將簡要進行論述。

    首先,對于財產保險利益的范圍規定不具有可操作性?！侗ｋU法》將財產保險利益規定為“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該定義具有原則性和模糊性,操作性不強。何為“法律上承認的利益”,不同的人對此理解可能都存在差異,如果認為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將使得財產保險利益過分狹窄,在社會保險業務不斷發展變化的今天肯定是不適應的,經濟發展將會不斷產生未被我國現有法律明確規定但是又不違反法律規定的新利益,此種理解將使得新產生的利益不受法律規定,這顯然與我國保險法的初衷違背。此外“法律上承認的利益”,并不是所有被法律承認的利益都是保險利益范圍的,利益有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之分,只有物質上的利益才可能屬于財產保險利益范圍而精神利益應當不屬于財產保險利益的范圍。法律具有先天的滯后性,隨著社會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總是會出現新的未被現有法律認可的利益,按此規定,新出現的利益將不受保險法規定,這樣過于片面,束縛保險業的發展和保險法分散風險的功能。

    其次,我國現行《保險法》對財產保險利益的范圍僅作了概括性規定,而未作例舉式等具體規定。當前國外關于財產保險利益范圍的確定有三種立法例:利益主義原則、同意主義原則、利益主義和同意主義兼顧原則。無論何種立法例,都對財產保險利益作出了例舉式規定,將實際中常遇到的利益予以明確規定,并用兜底條款進行范圍周延。準確、合理地明確財產保險利益的范圍能有效避免保險合同爭議的發生,提高保險的目的性和功能發揮。

    最后,現行《保險法》對財產保險利益消滅規定存在不合理。財產保險利益的消滅主要是保險利益享有者在保險合同有效期內喪失保險利益,保險利益消滅將導致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經濟利益歸于消滅,保險合同效力自然終止。另外如果因保險事故外的原因造成保險標的消滅,保險人的保險利益也將消滅,保險合同效力也會終止。我國保險法對保險利益消滅沒有做出規定,存在立法缺陷,亟需完善。

    四、完善我國財產保險利益法律的建議

    (一)重新界定財產保險利益

    完善我國保險法對財產保險利益的規定,首先要改變財產保險利益概念界定過于模糊和籠統的問題,未被具體規定的概念在實踐中缺乏操作性。根據上文關于財產保險利益界定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講財產保險利益界定為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所具有的不為法律所禁止的可確定的經濟利益。這一明確概念將財產保險利益的主體明確規定為被保險人,當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產生經濟損失時,被保險人依據其與保險人簽訂的財產保險合同請求其賠償損失。需要注意的是,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利益請求權,有可能誘發道德風險,在確定被保險人時法律應予以具體限制,防范道德風險發生。“不為法律所禁止”的利益可以是已經為法律明確認可的利益,也可以是法律制定后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新產生的符合法律精神的利益,這有利于拓寬保險保障業務的范圍?！翱纱_定的經濟利益”是應保險填補損害功能出現的,保險標的發生保險事故時,應對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進行準確評估,確定被保險人的損失金額。這一概念簡潔扼要,也能完整、準確表達財產保險利益的內涵。

    (二)增設財產保險利益的范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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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保險監管的基本原則

1.1 法制原則

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就是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干預由以行政手段為主轉向市場和法律手段為主。我國保險監管作為政府活動的重要內容，就必須按照相應法律法規的要求，在法律的框架下進行，杜絕超越法律規定的監管行為。在一定范圍內，行政性手段仍然是重要的監管手段，但也必須有相應的法律依據，根據一定的準則進行。

1.2 市場化和效率原則

我國保險監管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保險市場的市場化不斷深入，因此，保險監管就要強化市場對保險經營活動的約束，有利于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首先，監管部門要推進市場競爭，為保險行業創造一個良好的競爭環境。只有實現充分競爭，才能保證市場的高效率。其次，監管部門要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杜絕對保險企業進行不必要的干預，為保險企業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最后，監管過程本身要講效率，要努力降低監管成本和費用。

1.3 適度監管原則

適度監管原則是指監管措施不能影響和抑制保險業務的正常發展以及創新活動的進行，也就是政府在監管活動中要逐步放權和還權，為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創造良好的條件，鼓勵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和公民積極參與保險業管理事務；在監管手段上，弱化行政強制色彩，用懷柔手段解決行業發展中出現的各類問題。

1.4 公眾利益原則

保險是一種信托關系，消費者購買保險就以犧牲當前利益來換取對未來的保障，也就是說，公眾將未來的福利和保障托付給了保險企業，一旦保險企業破產，喪失償付能力，就會使客戶未來利益全部受到損失，導致社會福利也就是公眾利益的損失。因此，政府必須通過保險監管來保證保險市場的穩定和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以保證公眾利益不受損失。

2 我國保險監管的基本目標

2.1 保護被保險人利益

這與國際通行的保險監管目標是一致的。相對而言，我國保險消費者的專業知識、利益保護的途徑和方式以及保護自身利益的意識和能動性都較發達國家差，這就更加要求保險監管將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放到特別突出的位置，采取更大的力度和措施，切實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以推動我國保險業的健康快速地發展。

2.2 保證保險企業償付能力

這是保險監管的核心，沒有充足的償付能力就不能從根本上保證保險公司的發展，最終保證被保險人的利益。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的大趨勢下，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監管就成為監管部門最后的“堡壘”。我國保險監管必須將保證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作為監管的重要目標，多方面、多維度地對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進行監管，對償付能力嚴重不足的公司依法采取相應的措施，避免更大的風險。

2.3 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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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保險市場的信用體系存在著影響誠信建設的一些問題。相應的對策是：構筑保險市場的信用體系，加強保險市場管理，加快保險業的改革和發展，促進民族保險業的健康成長。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保險作為一種經濟補償手段和社會產品再分配的特殊方式，與銀行業、證券業一起構成了現代金融的三大支柱，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經濟學的視角看，信用作為經濟主體間交往行為的自律性規則，既是道德規范的選擇，又是一種經濟利益的選擇。在保險業的發展中，誠信處于道德規范與經濟利益的沖突與摩擦中，信用建設問題已成為中國保險業必須認真思考且積極面對的嚴峻挑戰。

一、當前保險市場信用體系存在的問題

縱觀目前保險市場發生的各種問題，多與保險信用機制的不完善有關。這些影響誠信建設的問題主要有：

1．競爭主體行為不夠規范，主要表現為違規經營，支付過高的手續費、回扣，采用過低費率等惡性競爭行為，損害了保險公司的社會聲譽；

2．內部管理、險種設計、精算水平、營銷手段、風險防范、成本核算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

3．沒有統一的有關信用度的認定機制，缺乏對失信者進行全社會懲罰的措施，對市場參與者的信用狀況難以實施全面有效的評價與監管；

4．在保險業內部，有關信用的信息處于嚴重的不對稱狀態。由于保險公司的信息披露缺乏而保險業務的專業性又強，使保險消費者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難以了解保險公司及保險條款的真實情況，如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狀況、償付能力及發展狀況、參加保險后能夠獲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憑借主觀印象及保險人的介紹作出判斷，客觀上為保險公司的失信行為創造了條件。信用信息也未能得到綜合使用；

5．從業人員素質還有待提高。尤其對保險人的選擇、培訓及管理不嚴，有一些保險公一J誤導甚至授意保險人進行違背誠信義務的活動，嚴重損害了保險公司的形象。

二、信用體系建設的具體對策

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主要對策是構筑保險市場的信用體系。完善的信用體系和規范的信用制度是建立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保證，是促進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作為具有市場風險、以誠信作為經營基本原則的特殊行業，保險公司更應將恪守信用、履行合同作為發展之源，立身之本。具體對策：

1．建立完備、規范的公司內部管理機制，實行集約化經營。要從組織管理、財務核算、責任累積、風險控制等方面全面提高保險企業的風險防范能力。要創新管理理念，廣泛運用當今先進的技術成果來提高管理效率，加速產品開發、數據處理、資金劃撥、成本核算、業務和辦公自動化、網上營銷等業務內容的電子化進程，提高資金管理、成本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經營風險管理的集約化經營水平

2．規范人從業行為，加強對公司全體員工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員工素質是提升保險信用制度的重要環節。我們目前仍以保險人展業為主，所以推進人的職業道德素質教育、強化依法經營意識、使現代人了解職業道德和誠信原則的關鍵所在，并將職業道德教育融人常規的職業培訓之中就顯得成為重要。另外，也應加強對公司全體員的教育和培訓。培訓員工的道德自律，提高員工誠信道德的選擇與評價能力。要創建道德環境，使員工在實踐中體驗和升華道德情感，理解并認識誠信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從而自覺規范自己的道德行為。

3．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形成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管理者要以高尚的誠信人格影響員工，率先垂范，做好表率。要利用自身良好的形象，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感染并帶領一大批具有誠實人格的高素質員工隊伍，各級工作人員之間要建立起相互信任、團結協作的工作關系。要強化“誠信光榮，失信可恥”的道德觀念，形成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

4．提高服務水平和質量是建立保險信用體系的根本途徑。保險是一種無形商品，它作為商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事后的保障上，客戶往往通過理賠、到期償付、回訪等判斷公司及產品的優劣。因此可以說，企業信譽和服務質量是公司的兩大命脈，誠信服務更是維護客戶權益的重要體現，整個營銷的全過程公司都必須提供始終如一的、全面的、及時的、周到的服務。首先，在客戶買保險時，通過耐心細致、詳細全面、客觀真實的服務，使客戶能明明白白買保險。其次，公司應在保單維持階段為客戶提供長期的優質保險服務。當客戶申請被接受后，通過電話回訪、面見被保險人等方式與客戶聯系。確認保險利益是否存在，客戶的陳述與投保單是否一致等重要事實，以便發現問題能迅速處理。切實維護和保障客戶的合法權益，塑造專業、真誠、守信的良好企業形象。當客戶發生事故前來索賠時，應盡量合理簡化手續，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此外，通過向社會公開服務承諾，量化服務標準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用真誠、優質的服務贏得客戶和社會大眾對整個保險行業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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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責條款的定義

免責條款就是指當事人雙方在合同中約定的，限制或者免除合同一方的合同義務或責任的條款。保險合同免責條款是指保險人在依據保險合同以及保險法規中的規定，在發生保險事項后，保險人無須對發生事項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給付保險金或者承擔某項責任的條款。為了更好體現“契約相對自由”的民法精神，發揮保險合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節省交易成本和效率，保險格式條款就應運而生。但保險格式條款，雖然保障了交易的高效率和成功率，但是卻使保險消費者處于交易的劣勢地位。投保人面對保險人事先制定的標準合同時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接受，要么走開”，“只能或多或少地自愿屈從于由強者一方提出的合同條款和那些經常被人模糊理解的合同條款。”豎為了保險“對價平衡”的需要，平衡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利益，實現雙方權利義務的對等，保險立法者要求保險人對免責條款履行相應的提示與說明義務。

二、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提示與說明義務的法理基礎

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規定提示與說明義務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其法理基礎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保險業信息披露之要求；二是最大誠信原則之要求。

（一）保險業信息披露之要求根據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模型豏，保險市場是個典型的信息不對稱市場。這要求保險人需將會影響投保人行使保險請求權的原因、事由、信息等依法及時披露給投保人。我國保險業還處于初期發展階段，保險知識的普及度不高，而保險業中專業詞匯過多，這必然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對于艱澀難懂的保險條款，保險人如果不做出適當提示解釋說明，勢必會影響投保人對保險條款含義的正確理解，也會影響其對法律后果的正確預測。這樣的保險業發展現狀亦要求對保險人履行說明義務。

（二）最大誠信原則之要求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誠實信用原則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要講信用、重承諾，在不損害他人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合理利益。保險合同是最大信賴合同，其成立基礎基于合同雙方的相互信賴。與投保人告知義務制度一樣，這是最大誠信原則在保險合同訂立時的體現?！侗ｋU法》在合同訂立應遵循的原則一則中也規定當事人在保險活動中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這要求保險人就一些重要的可能會影響投保人判斷的合同條款向投保人做出適當的提示與說明，使合同內容真實的呈現在投保人面前。

三、保險人未履行對免責條款的提示與說明義務的法律后果

保險人不是在所有保險法范圍內都要履行提示與說明義務，在一些普通保險合同以外、或者與投保和被保險人直接利益相關程度較小以及受意思自治調整的合同內容，保險人不需要履行提示和說明義務，當然，也不會可解除或者未生效等一些不利后果。但對于保險人未履行對免除條款的提示與說明義務的法律后果，我國保險法理論界對此有爭議。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種法律后果。一是免責條款無效，一是保險人承擔締約過失責任。

（一）免責條款無效保險人如果沒有依法履行對《保險法》中規定的其對責任免除條款的提示與說明義務，根據合同生效和無效的要件，那么自然會發生“免責條款無效”的法律效果。這時，保險人不得適用這些條款并且必須承擔其合同規定的保險責任。有一種觀點認為由此會造成保險合同中規定的免責條款有可能處于效力待定的狀態，是否生效，只能取決于保險人是否對之作出了明確說明，一旦雙方對此有爭議，就只能求助法院或者仲裁機關作出事實判斷，極易誘發保險合同糾紛，客觀上不利于保險行業的穩定健康發展，為了維護保險合同當事人雙方的利益，有必要保障投保人享有解除權的救濟，而不需要以保險事故的發生為前提，可以以重大誤解為由來要求解除與保險人之間的保險合同，同時當事人的另一方也即保險人應當無條件的退付給投保人保險費甚至可能要因此承擔一定的締約過失責任，當然，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平衡保險合同當事人之間權利義務的平衡，在這種情況下，保險人就不應支付對應的保險金了。

但是筆者并不認同以上學者的觀點，不應當認定此時的保險合同中免責條款的效力待定狀態，此種情況，保險合同中的免責條款是無效的。根據對價，保險人不履行義務，那么意味著保險人與投保人之間簽訂的合同的效力有問題也即免責條款不成立，保險人未履行好其相應義務，法律當然要免除免責條款對其的免責，而是應當對其責任進行確認。這對保險合同中的當事方是合理的也是公平的。同時，保險人違反法定提示與說明義務的責任只能由其自身承擔，不能因其自身的問題，而導致保險合同被解除，同時必然會損害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利益。綜上，保險人如果違反提示與說明義務，則會使免責條款無效。

（二）保險人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保險法》第十六條規定了保險人對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時，對保險合同解除權。這一款內容是對投保人義務的規定，同時也是對保險人對保險合同解除權的確認。為了“對價平衡”，應當賦予投保人合同解除權，以彰顯法律公平、正義。當保險事故未發生時，被保險人發現保險人違反了提示與明確說明義務，可以選擇解除合同并收回保險費，來選擇以更優惠費率來承保的保險公司，當然也可繼續保持原保險合同的效力。當保險事故發生時，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發現保險人有違反提示與明確說明義務，即可要求解除合同，還可要求其返還相應保險費。除此之外若有損失發生，投保人或者被保險人除有解除保險合同并要求保險人返還保險費的權利外，還可根據有關侵權法或者保險法等的有關規定，要求保險人承擔合同或者締約過失責任。先合同義務中，保險人如違反提示與說明義務，其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但鑒于締約過失責任的構成要件中要求損失的發生與違反先合同義務間存在一種因果聯系，強調這種歸因性，那么，被保險人只有在損失的發生是由于違反先合同義務的存在，其才可要求保險人承當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人不能據此抗辯，合同的其他條款繼續有效，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人仍需履行合同中的義務，賠償被保險人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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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1.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研究述評

國外對農業保險從農業經濟方面的理論研究自上世紀30代就已經開始。Wright和Hewitt(1994)發現，歷史上嘗試使用私人來承擔農業保險多重險的嘗試無一幸存。對于農業一切險和多重險的保險，基本上都由政府來直接或間接經營。1970年以后，運用經濟理論在解釋為什么會出現私人多重險和一切險保險市場的失靈問題時，理論界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討論，首先，由于農業風險具有系統性風險的性質，其覆蓋面和災害深度較為嚴重，因此，保險很難克服這方面的困難。其次是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而討論較多的主要是由于保險人和被保險人之間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所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KnightandCoble1997)。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表現在農業保險的參與率問題上，國外有很多的實證和計量經濟學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很多爭論。Calvin與Quiggin(1999)發現，農民參與聯邦農業保險項目的原因中，風險規避僅僅是一個很小的因素，而主要是為了得到政府的補貼。一些模擬研究結果顯示MPCI收益會隨著農場位置、作物和區域有顯著的差異。其中一些研究表明，MPCI主要是對于所有沒有保險的農場或者對于那些風險厭惡的農場主。另外有些研究表明由于MPCI所提供的收益比較小而放棄農業保險。計量經濟學分析表明，那些對于保險能夠帶來的期望收益比較高的農戶傾向于購買保險，說明MPCI存在著逆向選擇。其他在計量經濟學方面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隨著農場規模的增大，農業保險的參與率增加、農場在各種作物和牲畜的管理上分散風險的能力越強，其從MPCI中得到的益處越少，而越傾向于不購買MPCI。隨著保險費率的增高，那些農場自然風險或者收入風險變化顯著的單位傾向于購買農業保險。1989年美國農業部作了一項全國調查，對沒有參加聯邦農作物保險的農民，分析了他們之所以不參加保險的原因，并進行排序(WrightandHewitt，1994)，調查發現，前五位原因分別是保障太低、保費太高、更愿意自己承擔風險、農場是分散化經營的、擁有其他農作物保險，前五位原因占到總量百分比的84.9%2017屆本科畢業論文開題報告2017屆本科畢業論文開題報告?？梢?，國外對于農業保險市場的需求問題主要是從逆向選擇這個角度進行分析的。也有Serra和Goodwin等(2003)在對農業保險需求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對于美國農民，隨著其初始財富到達一定程度以后的增加，其風險規避減弱，因而購買農業保險的動機降低。

由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農民在生產規模和結構，以及財富存量等方面與中國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因此，對于美國農業保險需求問題的研究結果并不完全適合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在這個前提下，中國經濟學家在解釋農業保險市場失靈以及農業保險需求較低問題上也做了較為系統的理論研究。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述評

我國對農村保險的理論研究起始于1935年的農業保險理論研究，以王世穎(1935)、黃公安(1936)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學家對當時國外農業保險的運作制度進行了研究，并結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對中國農業保險的實施意義及模式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開始了農業保險研究的先河。然而，農業保險在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種原因而進展緩慢，直到1982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辦農業保險業務之后，以郭曉航(1982，1983，1984a，1984b等)、庹國柱(2002等)、李軍(1996等)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學家又開始對農業保險進行系統的研究和分析。國內學者對農業保險的討論主要集中于農業風險以及理賠的復雜性(龍文霞、姜俊臣等2003等)、農業發展水平低下以及保險費率高昂與農民收入低下的矛盾(丁少群、庹國柱1994、劉寬1999等)、庹國柱、王國軍(2002)從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角度分析，指出大多數農業保險產品尤其是多風險或一切險，不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而具有大部分公共物品的特征；陳潞(2004)從公共經濟學角度指出，農業保險是混合產品中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產品，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另外，李軍(1996)、陳潞(2004)在分析農業保險特殊屬性的基礎上，從供給和需求的正外部性兩方面闡述了農業保險市場失靈的原因；外部性三方面的制度供給提出自己的看法；吳曉慧、張巍、劉虹(2006)從“三農”保險市場全局出發，分析了“三農”保險發展的現狀和危機，以及由此要導致的政策性保險(郭曉航1986、庹國柱和王國軍2002、皮立波、李軍2003、楊世法、王蔭祥、劉國禎1990、史建民、孟昭智2003、胡亦琴2003等)。

歸納起來，農業保險市場失靈以及農業保險需求不旺盛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1)保險費率過高，農民難以承受；由于農業風險的復雜性以及高成災率，農業保險費率一般都比較高(比如山西、陜西)；(2)險種設置不能滿足農戶要求，高端保險產品供過于求，相當多投資型保險在農村保險市場上缺少購買力，而中、低端保險產品的供給又十分短缺(景緯，2006)；(3)認為農戶的僥幸心理嚴重，購買保險的意識不強；(4)農業保險消費過程中的正外部性作用，以至相對于社會最優化的需求不足；(5)在經濟發達地區，由于農民收入中源于種植業和養殖業收入的下降，在保障水平不高(低于70%)的情況下，由于這種補償收入的預期很小，農民沒有動力進行保險。這與國外的一些研究成果類似。同時，庹國柱(2002)和劉京生(2000)也分析了農民還可以通過其他傳統的風險分散途徑，例如，中國農民土地規模的分散化以及種植的多樣化等因素，客觀上產生了一種內在風險調節和分擔機制，同時，農民還可以采取多樣化種植及民間借貸等方式分散風險，從而他們對于農業保險的需求將會降低！。

然而對于中國農業保險福利增進問題和農業保險失靈現狀進行規范的實證分析的研究目前還較為少見，尤其是從農村保險產品的高、中、低端三個層次對農險的類型進行研究更為少見。本文將在對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對農業保險市場失靈問題做系統的理論分析，并提出治理我國農險市場的“雙軌式”發展模式。

3.研究方法和預期目標

前期主要搜集相關文獻資料，包括學術專著、學術論文以及有關機構的相關資料。利用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利用保險學、金融學、制度經濟學、法學、信息經濟學、博弈論、經濟學方法論、計量經濟學、管理學等相關學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并有機結合起來，發揮自己的學科優勢，力爭做到多而全、專而廣。并結合我國農村保險機構的具體數據進行分析論證。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堅持理論指導實踐的整體方向，使理論最終服務于實踐。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角度，從制度、社會、公司、個人四大層面把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恰當地運用于研究之中。

預期可以得出，我國農村保險需求的癥結在于農村保險的需求不足、供給更不足，導致了最終的萎縮。從農村保險需求與供給規律找到我國發展農村保險的激勵方法與手段，為我國發展農村保險的決策提供理論支持。農村保險，尤其是現代意義上的農村保險制度則是管控農村風險的有力、也是最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而且也符合國際通行的“綠箱”政策。構建現代農村保險制度必須基于政府、保險公司、農戶三方行為主體進行考察，三者缺一不可。而農村保險必須努力構建其激勵機制，保險公司、政府供給、農戶需求。與農險約束機制共同構成供需雙方共有的動力機制，切實為我國農村保險的發展和構建提供智力支持。

本課題追求理論創新，體現研究成果的“實、深、新”三個特點。在農村保險研究領域構建一個新的平臺，并為農村保險的實際運行建策建言，尋求農村保險發展的“瓶頸”問題解決之道2017屆本科畢業論文開題報告論文。

二、選題背景和選題意義

中國有十三億多人口，其中近九億在農村，只有讓農村保險發展起來，中國保險業才能真正做大做強。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大工業反哺農村、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并把探索和發展農村保險，改善農村金融服務，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保險發展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保險業要主動承擔起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任，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保險業要為不同收入層次的農民開展服務，為生產生活提供保險保障，同時也要不斷加強對保險理論研究的創新，更好地發揮農村保險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穩定器”和“助推器”作用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三農”問題的復雜性，以及保險經營風險防范的特殊性，農村保險的發展面臨著眾多困難特別是農村保險的發展更是日趨低糜，使其成為保險業發展中的“釘子工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村面貌雖然有所變化，農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由于自然災害的困擾，農民的利益得不到相應的保障；另外，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農村人口的養老、失業、教育等方面的經濟補償問題也突現出來，因此，發展農業保險特別是農村保險，建立起穩固的后備保障基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前提，也是保險扶持農村、安定農民和穩定農村的長效機制。

縱上綜述，國內外農村保險理論研究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大多偏重于基本的理論分析，尚未有學者專門對農村保險的福利增進和供求主體進行系統研究，更談不上深入。而農村保險的發展的根源因素正是基于此的框架設計異常欠缺，最終導致我國農村保險發展舉步維艱。我國農村保險制度的構建必須以此為基礎，對農村保險供求主體進行系統研究，總結農村保險供求規律及其特征，分析制約農村保險供給的因素分析，并對農村保險市場的治理模式進行系統分析。

三、初步擬定的論文提綱

農村保險與農村保險市場治理芻議

一、農村保險與農業保險

二、發展農業保險對農村生活福利化的影響

(一)農業保險優化和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推動農村產業化發展

(二)農業保險是促進農民增收，保障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措施

(三)農業保險有利于農村綜合支持保護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四)農業保險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三、我國農村保險市場失靈分析

(一)農村保險產品供需不平衡是導致農村保險市場失靈的直接原因

1.農村保險市場對中、低端保險產品的需求十分強烈

2.高端保險產品供過于求，中、低端保險產品的供給十分短缺

(二)農村保險“準公共產品”的性質與農村保險的市場失靈

(三)農村保險經營中的道德風險與逆選擇

四、我國農村保險市場治理模式選擇

(一)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增加農村保險市場上中、低端保險產品的有效供給

篇（10）

一、合理期待原則的法律界定

“滿足被保險人合理期待”的觀念，最早是在1896年由英國法官Stornmon·Darling提出的，他主張“保險單應根據被保險人的合理期待進行解釋”。但是當時保守的英國法院并未采納其主張。在美國保險法上，“合理期待”的概念源于法官Learned Hand審理的Gaunt v. 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一案中，他雖然并沒有明確提出合理期待原則，但顯然已經意識到存在這樣一個新的原則。此后，Keeton法官于1970年在《哈佛法律評論》上發表了其著名的《保險法上存在的與保單條款相沖突的權利》一文，在這篇奠基性的論文中，他明確了“合理期待原則”的概念，即“投保人或未來受益人對于保險合同條款的客觀合理期待應當得到滿足，哪怕盡力解讀保單條款的含義也不支持他們的期待”。英國保險法上有學者主張，保險單應根據被保險人的合理期望進行解釋。在我國也有學者對該原則作出界定，“合理期待原則，是指當保險合同當事人就合同內容的解釋發生爭議之時，應以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于合同締約目的的合理的期待為出發點對保險合同進行解釋”。?可見，關于合理期待原則的各種表述都是以將其作為保險合同的解釋原則為基礎。

從上述各種表述中可歸納出合理期待原則的兩點基本要素：一是合理期待的主體。保險合同是投保人在基于自己對于保險條款的理解基礎上與保險人簽訂的，訂約行為本身就意味著投保人愿意接受保險條款的內容，且相信支付保險費后就能使自己或與其關系密切的他人獲得保險保障，故投保人是合理期待的主體無疑。就與保險條款的密切程度來看，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都是受保險合同保障或能從保險合同獲得利益的人，也應作為合理期待的主體；二是合理期待的適用原因。根據有關表述可知，在保險人對于保險條款的理解與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期待不一致時，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可以要求滿足其對保險合同有關內容的合理期待。也就是說，即使期待的保障范圍并不屬于保單保障范圍，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期待是客觀合理的，法院就應當保障這種期待。因此，對于合理期待原則可以這樣定義：合理期待原則，是指當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對于保險合同條款存在客觀上的合理期待時，即使該期待為保險合同的條款所排除，也應當依據其期待的內容解釋保險合同條款的原則。

應當注意，合理期待原則與疑義利益解釋原則這兩個原則存有差異。疑義利益解釋原則強調保險雙方對于保險條款內容存有疑義，即對于同一條款內容雙方有不同的合理理解，著眼于條款文義本身；而合理期待原則則強調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對于保險合同條款的合理期待，其合理期待的內容可能與條款本身內容并不一致。有學者對這兩個原則的關系表述為：“（1）保險單的意義必須依被保險人的合理期待決定之，疑義應該做不利于保險人的解釋；（2）引用合理期待原則并不以保險單之用語有疑義為必要。”詳言之，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不以保險條款用語存有疑義為必要，如果雙方對保險條款有疑義，無論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是否存有合理期待，都應當作出不利于保險人的解釋。如果雙方對保險條款不存在疑義，只要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內容存有客觀合理的期待，也應適用合理期待原則。

二、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

（一）合理期待原則的適用前提

適用合理期待原則的前提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對保險合同條款存在客觀合理的期待。故判斷何為“客觀合理”就成為是否得適用合理期待原則的關鍵。所謂“客觀”，應是指大多數保險相對人所應存有的合理期待，即一個與普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處于同樣地位的、具有一般認知水平且不具有保險專業知識的保險相對人群體所持有的合理期待。所謂“合理”，即合乎常理，此處的“合理”應是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對具體保險條款的期待對于一個具有正常智力與基本知識的普通人來說并非不合常理，即應采理性外行人的客觀標準。

（二）合理期待原則的具體適用

合理期待原則適用的保險案件往往并不是根據保險的種類，而是根據如投保人身份、保險的營銷方式、保險人的經營等因素進行分類。主要適用于以下情形：

1．合理期待原則主要適用于普通消費者保險合同

通說認為，合理期待原則主要適用于普通消費者保險合同中，有時也會適用于投保人是小型商業組織的保險合同，不適用于投保人是具有豐富保險專業知識和經驗的大規模商業組織的保險合同。但例外在污染和潛在產品責任保險中，這樣的大規模商業組織在面對第三方索賠請求時能夠利用合理期待原則與合理的疑義利益解釋而獲得保險賠償。合理期待原則在這種情形中運用的最佳例證就是Keene Corp.v.Insurance Company of North America一案。在該案中，Keene公司是一家石棉制造商，為雇員購買職業健康責任保險?；诒蔚囊幎?，該公司合理地期待，對于在保單有效期內發生的因雇員職業健康損害而產生的責任保險索賠請求應當屬于保險人的承保范圍。保險人認為，其僅對于發生在保單有效期內的索賠請求才承擔保險責任，而Keene公司主張，其雇員所患職業病?矽肺?發生于保單有效期內，該公司的職業賠償責任相應地也已在保單有效期內發生。至于雇員在該期間結束后才提起索賠訴訟并不影響其賠償責任發生的時間。因而，盡管Keene公司的很多雇員直至保單有效期結束后才對Keene公司提起索賠訴訟，法庭仍基于疑義利益解釋與合理期待原則支持了投保人Keene公司在保單有效期后提出的保險索賠請求。

Keene案及類似案例被批評為錯誤地適用了合理期待原則，認為合理期待原則從其產生的內在原因上看，是為普通個人消費者和那些沒有保險專業經驗的投保人而設計的。即使是一個僅具有一般保險經驗的大規模商業組織也比最富有的個人消費者具有更強的討價還價的能力。首先，它具有足以與保險人相抗衡的經濟實力。這決定了其具有與保險人相匹敵的交易能力，在訂立保險合同過程中可以與保險人討價還價，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投保方案。保險人甚至還要討好這樣的投保人，因為一旦訂約即可為保險人帶來巨額保險費。由此，這些大規模商業組織與保險人之間的關系并非附從與被附從的關系，其并不需要針對一般投保人那樣的特別保護；其次，大規模商業組織在訂立保險合同過程中有聘請的律師等專業人士的幫助。這些專業人士對于保險術語的理解具有專業水平，故而大規模商業組織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已使其具有了較高的理解水平，其對保險條款所持有的客觀合理期待與普通投保人所產生的合理期待顯然不在同一層次上，如果按普通投保人的標準判斷其是否構成客觀上的合理期待是不合理的，對于保險人來說也不公平。然而從整體上看，美國法院還是傾向于肯定合理期待原則在投保人為大規模商業組織保險中的適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