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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金融全球化在給世界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得各國在金融風險發生時難以獨善其身。2007年4月，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對全球經濟產生的巨大沖擊，給各國政府再次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給各國政府加強國際金融業務合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自身金融體系不健全從而對金融風險的抵抗力顯得脆弱，所受到的影響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風險防范與監管就成為國際金融界關注的焦點。

一、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凸顯的風險分析

1978年以前我國的金融處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國際化狀態。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分水嶺，之后我國開始建立起以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大行業為支柱的金融產業，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開始加快，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到了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金融安全問題引起了全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提高了各國政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的共識。我國金融體系雖然近年發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還存在比較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環境變化時就有可能被放大并產生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銀行業

我國銀行業遵循審慎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分層次、分階段地對外開放，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特殊原因，我國銀行業存在著特殊的問題。

1、信貸質量差

近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增加，信貸質量惡化。這些不良貸款的增長，在銀行發生信用問題時風險有可能被放大并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導致銀行業進入一種表面繁榮，在這種表面繁榮之下實際上隱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價虛高，房地產泡沫不斷膨大，房屋空置率超過國際警戒線并有繼續擴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給銀行造成大量壞賬。所以，國家必須投入大量精力去處置銀行信貸質量，否則銀行業就極有可能發生危機。

2、資金來源單一，資金缺口大

我國銀行資金來源主要以單位和居民存款為主，其中尤以居民儲蓄存款為主。由于目前銀行大部分為國家所有，在有國家信譽做保證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沒有存款方面的顧慮。盡管如此，基層單位卻依舊出現資金供給小于資金需求的現象，放貸方面普遍存在著盲目放貸、違規放貸的問題。

3、資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規定，銀行資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國銀行資本金率長期與此相差甚遠。與此同時，風險權重資產也非常之高，其抗風險能力可想而知。高風險、低資本的現狀暴露了國有商業銀行抵抗風險能力方面的問題。

4、內部監控機制薄弱

我國銀行業依舊缺乏良好的權力監管機制，業務流程不科學，監督不力，表現在對操作風險認識不足、風險防范意識差、組織結構設計不合理、治理機制不完善以及監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銀行業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按理應是內部控制機制更為嚴格的部門，但屢屢發生的內部監守自盜問題，說明現有銀行內部控制機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銀行業的內部監控機制，對銀行業來說已是迫在眉睫。

(二)證券業

我國證券業自1992年以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我國股市自建立起就遺留下很多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國股市很難擺脫政策市和暴漲暴跌的困境，這使得國內證券市場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

1、股市暴漲暴跌，股民投資心態不穩定

我國股票市場受政策影響很大，政策取向的變動在市場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過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確定和獲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場炒作中追漲殺跌的慣性很大。因此，滬、深兩市自開市以來就表現為股價的暴漲暴跌，價格波動幅度巨大，這除了市場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態的不穩定和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

2、證券業融資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證券業融資都是股權融資，債權融資極其有限。從發達國家相對成熟的資本市場來看，債券融資占到整個融資渠道的大部分。美國資本市場中債券的發行規模和當年未償還的債券額度都分別占到總量的50％以上。美國公司債券的籌資額度為同期股票籌資的3倍，成為美國公司主要的籌資渠道。由于這種籌資渠道不僅僅能吸取大額資金，而且能夠傳達一個積極的市場信號，顯示公司的經營能力和市場信心，因此，美國公司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

3、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科學

我國上市公司多數是國有企業通過改制而來，國有股占絕對比重，“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導致了我國公司特殊的委托問題——“大股東操縱”和“內部人控制”，使銀行債權約束表現出無效性，債權人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無法進行股權的治理。一旦出現國際股市的異常，“內部信息”相應放大，就會人為加大股市的不穩定性，引致垃圾股驅逐優良股的現象，從而降低股市的質量，增加股市的風險。

(三)保險業

我國保險行業自建立以來，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長速度，但作為新興資本市場，仍然存在很大的風險。

1險公司的資產實力相對薄弱

與國外市場相比，中國的保險公司實力普遍比較弱。2001年后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市場開放，中資保險公司規模小的弱點日益凸顯。

2、資金運用效率低

我國保險資金運用主要限于銀行存款以及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中國保監會指定的中央企業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這樣的限制導致了我國保險資金大量囤積于國有銀行，存在著較大的利率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每一次利率的變動都會使保險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損失，降低了資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險公司缺乏有效監管

雖然我國1995年頒布了《保險法》，1997年頒布了《保險人管理規定(試行)》，1998年頒布了《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定(試行)》，2000年頒布了《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但我國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在保險監管方面，我國1999年成立了保監會，對保險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國保險業發展比較迅速，而保險監管組織和制度建設相對落后，這就導致監管不到位。同時，保險業規模較大，細節繁瑣，其內部監控也沒有達到快捷有效的程度，這些缺陷的存在進一步加大了保險業的市場風險。

二、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應對風險的措施

(一)完善我國金融體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1、完善市場競爭體制，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轉向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的軌道上來。從我國國情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者，在傳統體制下，政府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經常干預銀行的貸款決策，不但加大了企業的依賴性，也使得銀行的競爭力不斷減小。目前，急需對國有商業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實現與政策性金融的徹底分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機制和嚴格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規避風險，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第二，積極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國有銀行由于體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為民營經濟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一方面造成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缺失，另一方面使國有商業銀行缺少體制外的競爭，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力。因此，積極發展規范的民間金融機構，培育金融業競爭機制，已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舉既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營造競爭的金融業體制環境，使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獲得必要的壓力和動力。第三，金融機構要適時調整貸款結構，關注那些具有國內市場需求前景，能夠推動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大中型客戶，在貸款規模上向它們傾斜。避免過度依賴外向型企業的傳統習慣，以提高風險資產的風險分散轉移能力，優化貸款結構。

2、加快金融創新

針對目前我國金融創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首先要修正過去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依托對金融創新所采取的單向驅動行為，代之以宏觀間接調控機制，正確引導企業的金融創新沖動，控制金融創新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其次要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選準創新的突破口，實行金融制度、金融業務、金融組織創新，并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在借鑒國外資本市場先進經驗的基礎上，走一條既符合中國特色又同國際接軌，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之路。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與金融機構本身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不無關系。

3、加強金融機構風險資產價值計量和風險度量

要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風險資產定價方法和定價工具，對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產及時計量，并結合我國實際進行創新，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風險資產定價體系。在風險度量方面，要大膽引進國外已經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和改進，通過實際檢驗，逐步建立更科學、更符合我國自身特點的風險度量模型和工具，為決策者提供詳盡的風險信息。

4、加強金融監管

第一，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分割控制。第二，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第三，加強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金融立法，以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央行及金融監管當局要強化金融執法的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的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第四，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重視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確保銀行的清償力；提高呆賬準備金比率，充實風險準備金；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建立國家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統一權限，協調行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完善援救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資金援助。在整個宏觀層面，應加強國內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國外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實施對金融市場貨幣流量的監控，并制定相應的風險預警標準，及時將有可能引致金融風險的信息傳到各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

(二)加強國際合作，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

篇（2）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郵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篇（3）

尋求民間融資的主體主要是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獲得貸款的居民與企業。而利率市場化后，隨著存款“脫媒”情況的緩解，可貸資金總量的增加，銀行等金融機構滿足居民與企業貸款需求的能力也將增強，這必然減少參與民間借貸的主體。貸款利率放開后，銀行等金融機構能夠根據不同的收益與風險比來為不同的投資者制定個性化利率，理論上所有的投資者都能夠獲得貸款機會，這同樣大大減少了參與民間借貸的主體。因此，社會對民間借貸資金的需求也必然減少。再次，民間借貸主體的信用水平可能下降。尋求民間融資的主體主要是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獲得貸款的居民與企業，這些主體中不乏一些信用良好，但是缺乏抵押品或是擔保的居民與企業，不乏一些擁有較大發展潛力的項目但資金缺乏的投資者，也不乏一些選擇風險高收益高項目的風險偏好投資者。貸款利率管制時，由于銀行等金融機構不能有效的根據收益風險比來制定貸款利率，因此它們也沒有將這些潛在的貸款對象區別出來的能力與動力。利率市場化后，根據收益風險比，這些潛在的貸款者實際上是銀行增加收入的較為優質的貸款對象，根據不同的貸款利率這些主體都有極大的可能獲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而一旦銀行等金融機構將這些主體從民間借貸市場“奪走”，勢必將拉低民間借貸市場主體的信用水平。

二、利率市場化下民間金融的發展機遇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深，我國民間金融市場將面臨資金供給下降、資金需求下降、借貸主體的信用水平下降等沖擊，我國民間金融市場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實際上，民間金融不可能消亡。從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來看，即使在當前金融市場最為發達的美國，其民間金融市場也保持著相當的活力。相對于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民間金融特有的優勢并沒有改變，利率市場化帶給民間金融市場的不僅僅是沖擊，也有機遇：首先，民間金融的相對優勢猶在。一是民間金融資金規模小，覆蓋率高。

相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民間金融規模很小，10萬以內甚至幾千、幾百一筆的借貸金額普遍存在，這種規模的借貸對銀行等金融機構來說規模效應太低，不利于成本控制。同時民間金融無處不在，覆蓋全國各地沒有死角，這是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二是民間金融程序簡單，快捷方便。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一筆貸款的發放，必須對貸款者的信用水平、資產狀況、資金用途等進行全面的審核、審批，過程復雜且耗時長。而民間借貸的主要貸款對象往往是“熟人”、“親人”，或者“熟人”、“親人”所推薦的關系戶，其信用水平、資產狀況等在平時的生活交往中基本確定，并不需要進行專門的考察，也不需要復雜的審批過程，借貸的程序簡單快速，這對一些急需資金“救急”的居民與企業可謂“及時雨”；三是信息不對稱性更低。對于銀行來說，完全掌握貸款者的信息是十分困難的，難免出現信息不對稱而招到“騙貸”。而對于民間借貸，借貸雙方的關系較為密切，在長期的交往中，相互的了解也較為細致，信用考察也更加針對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間借貸的信息比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更加透明。四是民間借貸能夠接納的風險比銀行等金融機構更高。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來說，雖然理論上可以按照收益風險比來確定貸款利率從而發放貸款，但是銀行等金融機構要通過人行、銀監會等相關監管機構的監管，必須控制不良貸款率，這就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接納風險過高的貸款，即使貸款者能夠支付較高的利率。而民間借貸則不受這些政策限制，只要有主體為了獲得高收益而愿意承擔相應的風險，就能實現供需雙方的資金融通。

其次，民間利率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利率將趨向統一。長期以來，我國民間利率的綜合水平遠高于銀行等金融機構，其原因在于民間高利貸、標會、地下錢莊的非法金融活動拉高了民間利率。利率市場化后，銀行等金融機構滿足社會融資需求的能力將大大提高，這會抑制民間高利貸、標會、地下錢莊的發展，同時伴隨著利率市場化，政府對民間金融的監管將更加嚴密，民間高利貸、標會、地下錢莊也會進一步的受到抑制，因此，長期來看民間利率的綜合水平有降低趨勢。這極大地保證了貸款者的利益，降低了貸款者的融資成本，有利于民間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當然，由于民間借貸風險依舊高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根據收益風險對稱原則，民間借貸利率依舊會長期的高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

再次，民間金融市場作為正規金融市場的補充其市場定位將更加明確。利率市場化要求經濟社會具備完善的市場運行與監管機制，因此，政府的監管以及法律制度必將趨于完善，民間金融市場將更加規范，民間金融的違約風險將極大的降低，民間金融市場不再是投機倒把的場所。在政府監管與法律制度的規范下，民間金融市場對風險的識別能力也將極大提升，這極大地提升了民間借貸市場的信用度。居民與企業轉向民間借貸的原因將主要是為了獲得民間借貸相對于銀行等金融機構所具備的獨特優勢，而不是為了“圈錢”、“騙錢”，民間金融也不再是高利貸的代名詞，民間金融市場將作為正規金融市場的補充而長期存在與發展。

篇（4）

2.中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現狀。我國的碳金融，是從參與國際市場開始的。2006年開始以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供給方的形式參與國際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國在聯合國CDM理事會（EB）注冊的CDM項目3804個，實際簽發減排量的CDM項目1400個，約占全世界CDM項目總數量的50%。中國區域性試點碳市場從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率先上線配額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慶碳排放權交易中心開市，全國七家區域性碳金融市場平臺全部開始配額和自愿減排量（CCCER）的市場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國七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控排企業2000家，交易總量1225萬噸，交易總額35264.4萬元，平均每噸28.79元。深、滬、京、粵、津、鄂、渝七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的累計交易量分別為1659554噸、1553460噸、961855噸、1293173噸、1059760噸、5284288噸、145000噸，累計交易額分別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盤價格分別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噸。其中深、滬、京、粵、津已經完成第一個履約年，履約率都在95%以上。

二、未來碳金融市場展望

1.國際市場展望。2014-2015年期間，我們將看到新西蘭、巴西、智利、韓國、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烏克蘭以及WCT體系的魁北克、美國RGGI以及東京都等國家和地區的碳金融市場或已建成、建設中、完成立法、計劃中、承諾中。國際碳金融市場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場總供給預測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國只包含電力市場需求，同期全球市場總需求預測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將美國總體經濟運行納入，則同期全球市場總需求預測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2.中國碳金融市場路線圖。中國碳金融市場2006年以來，到2018年的12年發展路線圖可以劃分為：2006年以CDM項目供給方式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2008年奧運期間開始在國內進行零星的自愿減排（VER）交易；2011-2012年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規劃、準備、制度安排階段；2013-2014年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平臺相繼啟動交易階段；2015-2016年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平臺調整、改革、整合階段和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體系籌劃及立法；2016-2018年，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體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國際碳金融市場兩大問題及對策

1.法律懸空問題。國際碳金融市場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議定書》只約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減排承諾。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諾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締約國先在國內完成程序和授權，簽署后才生效。至今還沒有達到生效的締約國簽字國數量。接近2年來，國際碳金融市場處于法律懸空期。有關各方應該在AR5明確了氣候變暖結論的2014年讓新的法律框架生效，運用碳金融平臺的市場張力，推動全球節能減排，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2.排放大國按照《京都議定書》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問題。美國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體絕對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國。卻一直沒有批準和簽署《京都議定書》，甚至影響了其盟友———日本這個另一排放大國曾打算退出《京都議定書》。使得本來供不應求的碳金融市場有時供需倒掛，加上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以及歐盟2007年、2012年不讓配額余額進入第二年的下一階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場價格曾出現高峰30歐元和低谷0.1歐元的“需求-價格悖論”。AR5的，應當引起各國的進一步高度關注氣候變化，進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進一步推動碳金融的市場力量。美國聯邦政府應當順應民意，履行大國義務，鼓勵全美學習、推廣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場化措施，借鑒歐盟的碳金融市場經驗，與全球各國一道，共同應對“同一個地球”的氣候變化。當然，中國也是排放大國，已經承諾按照國際公約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應對氣候變化和限制碳排放責任。建立七個區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和籌劃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并繼續CDM項目的注冊、產生CER，是中國通過碳金融市場途徑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行動。

（二）國內碳金融市場兩大問題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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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來，學者們越來越關注如何基于實體經濟的需求，推進中國金融市場結構的調整與發展。按照國家工商管理局2008年全國登記注冊的企業資料來看，中國至少90%的企業屬于中小企業。而在全球經濟衰退中，中小企業由于外部環境惡化或資金鏈斷裂，更需多層次多樣化的金融支持。

樊綱（2001）對國有大銀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和外資銀行進行了分析，認為只有加大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建設力度，才能逐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林毅夫和孫希芳（2008）認為，基于比較優勢的經濟理論，在現展中國家，最優的銀行業結構應當以區域性的中小銀行為主體。

但由于現階段中國大部分金融資源都掌握在四大國有銀行手中，因此，政府監管部門要求四大國有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力度，這一政策是救急的權宜之計還是一項長期的戰略決策，長期執行下去，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國銀行業的專業化水平和核心競爭力，是一個值得從理論上和實踐中認真探討的問題。本文擬根據企業的壽命周期理論，分析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由于信息結構的不同和融資需求特征的差異，推斷需要怎樣的金融服務體系與之相匹配，才能促進中國金融業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進。

二、文獻回顧

（一）貸款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性

知識由被保留在人腦中的符號和關系構成，它分為兩種類型，即數碼化知識和意會式知識，數碼化知識可通過文字、口頭語言、各種符號和圖表來傳遞，如企業會計報表、風險管理標準、產品質量標準等，而意會式知識無法直接傳遞，它高度復雜并與特定的地點、環境和時間相聯系，只有通過反復實踐才能恰當獲得（干中學）。

在貸款市場，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為委托人，在選擇人－借款者時，由于數碼化知識和意會式知識的不足，會面臨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銀行拿著負債資金－存款去進行放貸時，無法實施”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交易，盡管有些貸款存在抵押物，但抵押物的交易成本很高，尤其當市場出現危機時，抵押物還會迅速貶值。因此，銀行的盈利依賴于作為借款方的企業和個人的價值創造能力。這種能力是借款者的私人信息，銀行無法直接觀察，只能基于現有的經驗，對企業或個人提交的貸款項目技術資料和財務報表進行形式性的審查和風險評估。如銀行信貸人員對企業現金流、負債結構、應收賬款周轉率、獲利能力以及銷售和增長率等指標進行審查,并通過使用歷史成本、特定資產和凈現金流現值等會計信息來確定借款人的信用額度和抵押資產（Chungetal.,1993）。由于未來市場變化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很多技術創新信息及人力資本信息難以量化，只能意會，銀行在進行貸款決策時，只能基于歷史性和標準化的報表信息和主觀預測資料作出風險評估，這很容易導致銀行選擇一個不好的項目（風險很高，實際凈現值為負）－即逆向選擇，同樣，銀行由于無法直接在現場觀察和監督從事高風險項目投資的企業或個人的生產或經營行為，最終也無法約束借款者的機會主義道德風險。

青木昌彥（2001）發現，貸款者通過與企業家的密切接觸而獲得關于企業家才能和素質的知識，這類知識高度互補于項目建議書所代表的數碼化知識，但它本身不能有效地以成文形式傳遞，具備這種意會式知識的貸款者通過與企業家保持密切關系，在必要時提供資金，啟動項目，賺取經濟租金。

對于一個信息充分的貸款市場來說，市場內生的聲譽約束機制可有效降低貸款者的逆向選擇和面臨的道德風險。但如果期初存在逆向選擇引起的嚴重信息不對稱性，聲譽機制對于具有短暫信用歷史的借款者來說，就會太弱而不能排除委托之間的利益沖突。隨著時間推移，信用記錄增加，逆向選擇的程度下降，對于還款記錄歷史長且沒有違約的借款人來說，聲譽機制就會增強，最終消除委托之間的利益沖突。反過來，如果期初不存在嚴重的逆向選擇，聲譽機制就能很快起作用（Diamond，1989）。

（二）貸款市場的專業化分工

從發達國家來看，在貸款市場，存在基于規模的專業化分工，即大銀行主要向大企業提供貸款，而中小銀行主要為小企業提供貸款(JayaratneandWolken,1999)。其它金融機構則為被銀行擋在門外的資金需求者提供資金借貸。這是因為大銀行擁有規模優勢，不僅能提供巨額貸款，還能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如外匯結算、理財、資信調查、保理應收賬款等，所以可以滿足大企業的需求；而大企業通常具有較長的歷史和信用記錄，可向銀行提供完整的經過審計的財務報表等易于傳遞和便于定量分析的標準化的信息(青木昌彥,2001)，同時擁有較多的抵押資產，因此，較易于獲得大銀行的貸款。同樣，由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較高，大銀行事實上也更適合為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而小企業則由于經營時間短，缺乏可用于抵押的有效資產，更無法提供大銀行貸款決策所需要的可定量分析的數據，所以它通常難以獲得大銀行的貸款。中小企業的風險評估需要利用一些不易標準化和量化的信息，如企業家和經理的素質、品格和可靠程度以及技能的積累水平等，這些信息大多是一種意會式信息，無法進行客觀的項目盈利性和風險性分析，也無法在合同中明確加以規范，而以特定區域服務為特色的中小銀行由于熟悉區域文化和中小企業的產業環境，能通過關系性相機治理機制保證貸款的安全，提高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率（林毅夫、孫希芳，2008）。

其它金融機構如租賃公司、信托投資公司、擔保公司、信用社等貸款項目復雜性程度高，搜集專業技術信息和風險評估信息難度大，其風險程度較銀行貸款項目高，所以它通常收取的利率也較高，但他們提供的資金借貸可起到救急的作用。

三、企業不同成長階段的融資需求與金融市場的

專業化分工金融與經濟20__《上海金融》2010年第4期由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這決定了其實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具有系統性差異，而不同的產業具有不同的風險特性、融資需求和信息特征，因此，處于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實體經濟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存在顯著差異（林毅夫、孫希芳，2008）。

在現代的低收入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林毅夫，2002），而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企業一般規模較小，其產品市場和所用技術都比較成熟，企業風險主要來自企業家風險，由于中小企業相對信息不透明，融資規模較小，區域性的中小銀行在為其提供融資服務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因此，區域性中小銀行應當成為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現達經濟中，雖有大量的中小企業，但在國民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資金需求量大的資本密集型企業、具有很高的技術創新風險和產品創新風險的高科技企業，有效的金融體系應當包括能夠為大企業提供大規模融資服務的大銀行，和能夠有效分散技術創新風險和產品創新風險的股票市場。同時也存在一定的中小金融機構為一些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提供靈活的融資服務（林毅夫、孫希芳，2008）。在經濟發展或轉型階段，市場發育尚不成熟，無法充分地以客觀知識的形式（如市場分析和項目可行性分析等）提供項目的盈利性和風險估計，而不得不依賴對企業家個人才能和素質的意會知識，即使在發達國家，對尚未進入證券市場融資的小企業的監督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會知識。這類知識對于接近企業的融資方來說可能是明確的，但對外部人來說，則很難以透明的方式傳達清楚（青木昌彥,2001）。因此，中小銀行為中小企業融資存在比較優勢，這是因為中小企業投資和創新所需的經濟信息通常是意會式知識，而非數碼式知識。

我們認為，有效率的金融結構應該是經濟內生的，而不是人為設計的。根據企業的壽命周期理論，我們把一個企業的成長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嬰兒期、少年期和成年期。所謂嬰兒期，是指企業處于初創階段，規模較小，企業風險是人力資本驅動型的，因此，意會式信息較多，可數碼化的信息較少，適合中小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關系融資，“貼身喂養”。當企業規模擴大，其產品具有一定的市場占有率和品牌效應，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也隨之加大，尤其是隨著企業的跨地區甚至跨國經營，中小銀行的貸款和服務已經不能滿足大企業的需要，需要營業網點分布廣、信息技術平臺高，能提供融資、結算、理財或保理應收賬款等多樣化服務的銀行支持。大銀行可通過一套標準化信貸程序來審核大企業貸款資料，其中以數碼式信息為主，并作出風險評估，以確定最終貸款的利率、期限和總量。大企業的風險是業務驅動型或者職業團隊驅動型，企業決策相對有較規范的程序。

如果把中小銀行當成企業的“保姆”，那么大銀行應該相當于企業人格的“導師”，大銀行可以幫助和引導企業熟悉商業規則，學會承擔社會責任，降低道德風險。當企業已經擁有足夠的客戶群，并且擁有自主創新能力，企業完全由職業經理人經營，擁有較為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和決策程序時，企業可直接通過證券市場融資。這種融資屬于一種距離型融資，它要求當地社會有較好的法制和市場規則，企業決策和政府監管的透明度高。證券市場，包括主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它們都是一個“賽場”，因此，能進入這種“賽場”的企業，必須具有健全的企業人格和理性可預期的企業行為（以職業經理人經營為主導），必須經過大銀行的較長時期的“市場規則”輔導，才能保證向市場提供足夠充分的數碼式信息，以便能向分散在不同角落的投資者傳遞企業價值和風險信息，能進行量化的數據分析和風險評估。因此，主板市場和創業板市場都應該在企業透明度和行為的可預期上建立較高程度的“門檻”。因為進入證券市場的企業，其行為具有一定的公共影響，其風險易向相關行業和整個市場傳導。上述分析企業發展的三個階段也可用來分析市場發育階段，所謂嬰兒期是市場分割嚴重、商業規則和監管制度缺乏的狀況，因此，基于當地企業的資金需求，需要大批熟悉鄉土文化和風險環境的中小銀行提供關系融資；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各地市場規則和風險環境日趨統一，具有高度專業化水平和多功能金融服務的大銀行提供貸款能獲得較多的規模經濟優勢和范圍經濟優勢（SaundersandCornett,2007）。隨著市場開放程度提高，市場規則和政府監管體系日益健全，一批具有自主創新能力，企業行為和風險具有可預期性，企業決策透明度高，能為投資者創造持續現金流量回報的企業可進入證券市場融資。由此可知，一國金融結構由其資源要素稟賦和市場透明化程度所決定，并隨著后者結構的變遷而變遷。當其市場分割嚴重，規則不透明、不健全，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就需要較多區域特色的中小銀行提供貸款。當市場一體化程度高，市場規則高度統一和透明，政府監管較完善，就可以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表示了企業成長階段或市場發育階段與資金配置模式的關系。從我國目前的企業規模和市場發育情況來看，還金融與經濟企業成長階段或市場體系發育階段與資金配置模式關系示意圖企業成長階段或市場體系發育階段與資金配置模式關系。

四、結論

本文梳理了實體經濟結構對金融市場結構影響的國內外文獻，分析了企業成長階段、融資需求與金融市場專業化分工的關系，得到以下結論：

1、對于市場規則體系不完善的地區和企業處于創建階段，產品市場主要局限在當地，融資決策所需的可數碼化的信息較少，大多是不確定的意會式信息，適合熟悉地域環境的中小銀行提供融資服務。2、對于市場規則體系較完善的地區和企業處于

較快的規模擴張階段，產品市場開始進行跨地區或跨國經營，企業品牌和聲譽逐步得到社會認同，企業可向銀行提供較多的可數碼化的信息，用于風險評估和融資決策，企業適合具有跨地區營業網點和多功能金融服務的大銀行提供融資服務。

3、對于市場規則體系發育相對成熟的地區，企業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識品牌和核心競爭力，并且決策程序規范，具有較為完善的企業人格和可預期行為能力，能為股東提供較為穩定的現金流量回報時，企業可為外部投資者提供充分的可數碼化的信息進行量化的風險評估和資產定價時，適合通過證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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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毅夫,李志赟.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金融體制改革[J].經濟學(季刊),2005(4).

6]林毅夫,孫希芳.銀行業結構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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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來，企業、銀行名義上已經成為獨立核算的經營主體，但受政府主導的投資推動、粗放型增長模式影響，銀行對國有企業仍無法形成嚴格的預算約束，國有股東也無法對銀行形成硬的預算約束，即所謂“雙重預算軟約束”(施華強2004)。企業在預算軟約束的激勵下不斷擴大投資規模，銀行部門在國家信用擔保支持下無節制地提供信貸資金，中央銀行的角色則是實施信貸規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維護這種利益格局。具體而言：

一是企業信貸資金需求的低利率彈性。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對國有企業經營目標產生重要影響，同時國有企業內部激勵約束機制的不健全，造成經理人員利益最大化目標與企業利益最大化目標相背離。內外兩方面的因素造成國有企業追求規模最大化和費用最大化的行為特征(易綱2005)。國有企業在規模最大化的目標驅動下產生過度信貸需求，進一步造成信貸資金的緊張和抬高貸款利率。這種信貸需求的利率彈性很低，企業往往只考慮信貸資金的可得性，而較少考慮利率水平對企業盈利水平的影響。不僅如此，有的企業長期虧損、資不抵債，仍可以獲得所謂“安定團結貸款”，有的企業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門的縱容下，惡意拖欠銀行債務，這都使得利率對于信貸需求的約束作用被嚴重削弱。

二是商業銀行資金供給中的風險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貸配給模型中指出的，銀行會選擇使自身預期利潤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發放貸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對于國有商業銀行而言，貸款利率水平對銀行預期利潤的影響完全是單調遞增。具體而言，隨著國有銀行商業化的進程，銀行基層經理人逐步掌握了較大的經營自和一定的利潤分配權，充分利用國有銀行對資金市場的壟斷能力制定較高的貸款利率成為一種理性選擇；但另一方面，國家為維持向國有企業輸送資金的體制，不得不向銀行提供隱含的信用擔保，這使得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外生化。在可以負盈不負虧的激勵機制下，商業銀行當然選擇不斷提高貸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機熱潮中，許多商業銀行繞開貸款利率上限規定(如通過銀行下屬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賬外經營等)投資于高風險項目，表現出風險偏好的經營特性。

三是中央銀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動性支持。這期間，適應市場經濟環境的間接貨幣調控機制和金融監管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管理還局限于傳統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規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貸政策等。國家從支持國有企業投資擴張的戰略出發，將利率長期保持在較低水平，利率只是國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無法起到有效配置資金的作用。特別是在高通脹時期，中央銀行為穩定商業銀行存款來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國企部門反對下，無法相應提高貸款利率，最終形成貸款利率偏低和存貸利差過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進一步刺激了企業的信貸需求，雖然央行對此實施了貸款規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環境以及銀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況下，央行往往要通過追加再貸款保證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需求。

顯然，由于存在嚴重的預算軟約束，企業和銀行都存在著嚴重的追求高風險的人問題，中央銀行的流動性支持甚至助長了問題的蔓延，金融市場必然長期處于貸款規模和貸款利率同時上揚的巨大壓力。因此，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現實選擇就是規定貸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過高對經濟運行產生傷害。

2．人風險意識提高及貸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過熱開始令中央政府認識到，以微觀低效益、銀行高風險為代價的宏觀經濟快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政府為此對原有的金融政策進行全面調整，出臺了《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并采取措施整頓金融秩序，撤銷大批非銀行金融機構。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會議上，中央要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每年下降2—3個百分點，同時金融監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對于中央銀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過各項優惠政策維護國有企業利益，轉變為加快推動銀行體系的市場化，包括實施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對銀行開展審慎監管、建立間接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實的背景下，企業和銀行的行為機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進一步加快貸款利率改革變得必要且可行。一方面，企業部門的資金需求特性發生較大變化。1993年宏觀調控以來，大批國有企業出現效益持續下降，原來很容易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的國有企業面臨日趨嚴重的流動性不足。這反映了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及其內生的“私人部門儲蓄—國有企業"的資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解決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安置下崗職工、核銷呆壞賬等)后，被逐步、徹底推向市場。從1996年開始，中央政府開始大規模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和重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試點國企破產兼并的優惠政策。實際上，經過幾年的整頓和重組，國有經濟部門從整體上已經不必依賴于國有銀行的資金支持。同時，非國有企業的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到2001年，非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55．6%，而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總之，作為社會資金的主要需求者，企業部門的資金約束硬化，風險意識得到增強，資金需求的利率彈性明顯提高。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顯著增強。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許多學者過分夸大產權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實現徹底的私有化，商業銀行才會實現理性經營。近些年關于控制權理論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監管、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對商業銀行經營行為的改善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劉芍佳等1998；錢穎一2004；傅立文等2005)。從外部監管看，由于意識到改善金融資產質量對于整改進程的重要意義，近幾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監管當局都對商業銀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壓力，商業銀行在努力滿足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比率等指標的過程中風險意識顯著增強；從市場環境看，隨著競爭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預見到加入WTO后來自外資銀行的競爭壓力，中資銀行的危機意識日益強烈；從管理水平看，商業銀行內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實現了一級法人治理，管理架構趨于扁平化，建立了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風險意識增強意味著，商業銀行的資金供給曲線已經不是完全與利率水平正相關，而是在考慮了風險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彎曲的曲線。

1998年以來，人民銀行多次對擴大貸款利率浮動范圍的政策實施效果進行調研。結果顯示，商業銀行已經能夠比較好地適應貸款利率浮動空間不斷擴大的政策環境，在產品定價的行為上表現出合理性，能夠按照貸款利率補償資金成本和風險溢價的基本原則決定貸款利率。各地商業銀行貸款定價基本呈現對大型優質客戶利率下浮，大企業執行基準利率，中小企業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課題組，2004)。這樣，2004年徹底放開貸款利率上限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二、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的一個展望

全面放開貸款利率意味著商業銀行的存貸利差不再由金融當局決定，這對商業銀行自主定價和保持利潤的能力是一個重要的挑戰。從各國經驗看，利率放開往往導致利差不足、競爭加劇，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開貸款利率，關鍵在于商業銀行能否自我維持一個合理的利差。在我國情況看，關鍵要考慮兩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業銀行還沒建立起對基層經營單位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過度強調貸款風險使商業銀行盲目追求低風險項目，貸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壓力。1990年代后期以來，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由風險意識淡薄轉變為高度重視防范風險，這對于中國金融改革的推進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這種風險意識的增強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監督壓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對真實利潤的關注所造成的。這就使得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由追逐高利潤、高風險轉向絕對的低風險甚至無風險。具體表現為，許多銀行的審批權高度集中于總、分行，信貸投向集中于重點企業、優勢產業，貸款風險責任追究過于嚴格，激勵相對不足。信貸人員對貸款風險要承擔重大責任，但個人收益不高。

適度規避風險本是商業銀行經營的一般原則，但過度風險厭惡則與銀行經營的基本規律相違背。貸款風險是基于大數法則的概率來度量的，貸款收益抵補風險的前提是銀行必須忍耐合理的失敗率，形成綜合的風險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貸款壓力，不能容許任何一家企業出現風險，其結果必然是：大批經營良好、對經濟增長有積極貢獻的中小企業得不到信貸支持；金融機構則圍繞數量不多的優質客戶開展激烈競爭，貸款議價能力基本喪失，這在一些票據融資項目上表現特別明顯。在這個意義上，過度追逐低風險項目以至于喪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種風險。從根本上說，利率機制的這種缺陷是由于商業銀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或者說，在制度設計上還無法使長期利潤水平成為基層的真正經營目標。

其次是金融生態環境還不理想，商業銀行必須維持一個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較早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概括為金融生態，并指出金融生態狀況對利率機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響。如對金融合同的法律保護不力，《破產法》不完善，造成經濟主體對利率信號不敏感；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信用記錄缺乏，造成信貸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情況較嚴重；會計、審計、信息披露等的標準過低，“騙貸”行為屢禁不止等。不難看出，金融生態的概念是我們在前文所述法制環境的一個更廣泛的概括，金融生態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風險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其結果是金融機構的信貸資產損失比例過高，客觀上要求保持較大利差。為此，在金融生態環境得到較大改善，或者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達到合理水平之前，應繼續維持貸款利率下限。

總之，貸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銀行能夠維持相對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實際上從1999年以來，一年期存貸款利率之差始終保持在3個點以上，這表明了中央銀行對低利率風險的一種關注。

參考文獻：

［1］丁伯平等．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激勵—約束機制的實證研究［J］.金融研究,2003;2

［2］傅立文,何衛江．市場競爭與國有商業銀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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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域投資效率的測算

對于區域投資效率的測算本文選擇了資本配置效率模型。2000年，Jeffery Wurgler在其論文《金融市場與資本配置》中第一次提出了測算資本配置效率的測算模型，他利用該模型測算了65個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配置效率，此模型后來成為測算資本配置效率的經典模型，該模型具體如下：

ln=αc+ηcln+εict

式中，I表示實際總固定資產投資形成，V表示相應的實際產出增加值，i表示行業，c表示國家，t表示年份，αc表示自發投資系數，ηc為投資彈性系數。

Jeffery Wurgler模型基于以下定義：最優投資意味著在高成長性行業追加投資，并且在低成長性行業減少投資。換言之，評價資本配置效率高低的標準在于資本是否流入以及有多少流入高成長性的行業，或者資本是否流出以及有多少流出低成長性的行業，因此，可以利用投資對行業增加值（盈利能力）的投資彈性系數ηc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而截距項αc表示的是自發投資系數，表示不同年代在固定資產存量上的自發投資水平，即無法用產值增長部分解釋的增長來源。

ηc的取值范圍是-1到1，βc取值越大，表明資本配置效率越高，若ηc>0，表明當c產業的利潤率相對于上一期增加時，投資增長率也增加，并且投資增長率增加的百分比是利潤增長率增加的百分比的ηc倍。于是，盈利能力強的行業流入更多資金，而盈利能力弱的行業流入的資金量較少。若ηc

（一）論文數據的說明

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數據統計標準的一致性，本文選取了山東省1993年至2009年規模以上的所有行業（共39個行業）中的35個行業的工業增加值和行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作為V和I。由于統計口徑不同的因素，1993年以前的《山東統計年鑒》均未對分行業工業增加值進行統計，所以數據只能從1993年開始選取。同時因為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廢棄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其他采礦業和燃氣生產和供應業這四個行業個別年份的數據缺失，為保持數據的完整性，剔除了這四個行業，由于這四個行業的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占總工業增加值和總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的比例很小，剔除這四個行業對總體回歸結果的影響不大。如無特殊說明，本文數據均來自于《山東統計年鑒》，統計檢驗均采用stata 10.0軟件。

（二） 實證檢驗

首先用35個行業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的本期值除以上期值，得到這兩個指標1994年至2009年的增長率，然后對增長率取對數，這樣就得到35個行業ln和ln各年的取值，可以使用Jeffery Wurgler模型測算資本配置效率ηc了。

在進行測算之前，需要首先對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確定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進效應模型，原假設為應該使用隨機效應模型，使用Hausman檢驗結果如下所示：Fixed(b)=0.4677，Random(B)=0.4953，prob>chir2=0.2049,所以應該接受原假設，即應該使用隨機效應模型。

本文將1993年至2009年山東省35各行業共595組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的數據數據代入Jeffery Wurgler模型的隨機效應模型，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山東省1993年至2009年總體資本配置效率為0.495，p>|t|=0.000，說明回歸結果非常顯著，回歸效果良好，截距值為0.063，p>|t|=0.002.回歸結果也非常顯著，截距項表示自發投資系數，表示不同年代在固定資產存量上的自發投資水平，即無法用產值增長部分解釋的增長來源。山東省1993-2009年總體資本配置效率模型為：

ln=0.063+0.4951ln

根據本文結論，山東省1993年到2009年資本配置效率為0.495。蔣晨達（2009）年利用我國1999-2007年測算出我國的資本配置效率為0.202，通過比較山東省的資本配置效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韓立巖、蔡紅艷（2002）年對我國1991-1999年資本配置效率進行測算，得出結論為這九年資本配置效率的平均值僅為0.052，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認為在這九年中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效益幾乎沒有做出貢獻。

山東省資本配置效率0.495，可以看到遠超全國平均水平，然后與發達國家比較起來依然還有很大的差距。Wurgler(2000)測算的G7國資本配置效率如下：美國0.723、英國0.812、法國0.893、德國0.988、意大利0.652、加拿大0.547、日本0.819。這些發達國家的資本配置效率是10年前的數據，而我測算出來山東省的資本配置效率一直延續到2009年，雖然與加拿大差距不大，但是是與10年前的加拿大水平相當，可見，山東資本配置效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山東資本配置效率在全國處于較高水平，全國資本配置效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是顯而易見的。

二、金融市場發展對區域投資配置效率的影響

在對區域投資效率相關性分析問題上，金融發展指標的選取時一個重要因素。在我國，現有的文獻研究中學者多采用形容金融規模總量的指標貨幣化率（M2/GDP）或金融相關率（FIR）來代表金融發展程度。然而兩類指標作為總量指標，只有實際上是金融發展規模與其提供的金融功能能夠成正比時，才能夠準確的衡量一國的金融發展水平。比如，2009年中國GDP總量34.1億元，增速為9.1%；M2余額60.6萬億元，增速為27.6%；貨幣化程度(國際上常用指標，即M2/GDP)達178%，相當于每一塊錢GDP對應著1.8塊錢在流通。同年，美國GDP為14.1萬億美元，M2余額8.55萬億美元，貨幣化程度僅60%。這并不能說明中國的資本配置效率效率遠遠高于美國，而是那些過剩的貨幣“蟄伏”在銀行、股市和樓市中，導致了流動性過剩。金融相關率是由美國經濟學家Raymond.W.Goldsmith提出，是指某一日期一國全部金融資產價值與該國經濟活動總量的比值。人們常用金融相關率（FIR）去說明經濟貨幣化的程度，與貨幣化率（M2/GDP）相同，在我國無法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因此，本文沒有選取傳統的金融發展衡量指標。

在本文的研究中，我們擬選擇兩種指標來對金融發展進行衡量，第一種是金融市場發展程度，我們用山東省金融機構貸款余額（LB）除以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GDP）來衡量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作為第一類指標，文中用LG表示，LG取值越大，說明山東省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越高；主要從總量的角度衡量山東的金融發展，借以檢驗山東資本配置效率與金融發展的關系；第二種指標來衡量金融發展的市場化指標，非國有部門所獲貸款（PL）除以山東省地區生產總值（GDP），用來衡量山東省金融市場化程度，文中用PG表示，PG越高，說明山東省金融市場化程度越高。用于檢驗非國有企業的金融發展狀況與資本配置效率的相關性。通過這兩種指標的檢驗，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深入的剖析山東省資本配置效率與金融發展的關系。

西方金融發展理論認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一貫的看法是金融市場的發展促進了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為了檢驗山東省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否能夠促進山東省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本文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Lnη=α+βLnLG+γLnPG+ε

其中η表示資本配置效率，LG表示金融市場發展情況，PG表示金融市場化程度。在對山東省金融發展與區域投資效率進行相關性分析之前，我們首先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了平穩性檢驗，從而保證我們實證結果的準確性。

（一）平穩性檢驗

對于時間序列數據的回歸，首先必須進行平穩性檢驗，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Lnη、LnLG和LnPG進行平穩性檢驗。

檢驗結果為Lnη、LnLG和LnPG的ADF檢驗值均大于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設,也就是說序列存在單位根，即原序列是非平穩序列。計量經濟學中講到，對于非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同階單整的，那么仍然可以進行協整分析，下面將對Lnη、LnLG和LnPG一階差分，再進行ADP平穩性檢驗，經過一階差分后的序列Lnη、LnLG和LnPGP的ADF檢驗值均小于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拒絕原假設，說明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穩的。Lnη、LnLG和LnPG都是一階單整的,滿足協整關系的前提。

（二）協整檢驗

雖然前面已經通過ADF平穩性檢驗驗證Lnη、LnLG和LnPG三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滿足協整關系的前提，但是只有在Lnη、LnLG和LnPG存在協整關系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協整分析，下面使用Johansen 檢驗來判斷是否具有協整關系，結果表明，在Lnη、LnLG和LnPG滯后兩期的條件下，Johansen檢驗發現Lnη、LnLG和LnPG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不能進行協整分析。對Lnη、LnLG和LnPG的滯后階數進行調整，然而調整后發現Lnη、LnLG和LnPG之間的協整關系數仍然為零，進一步說明Lnη、LnLG和LnPG之間的確不存在協整關系，所以不能進行協整分析。

為了衡量金融市場發展與金融市場市場化程度對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建立如下方程：

D.Lnη=α1+β1D.LnLG+ε1

D.Lnη=α2+β2D.LnLG+ε2

η表示我們計算出來的資本配置效率；LG表示金融市場發展，即山東銀行貸款/GDP；PG表示金融市場化程度，即山東非國有部門所獲貸款/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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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with the working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financial market risk mainly carries on the simple analysis, and proposed the related preventive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ve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5-0020-02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經濟的騰飛一方面促進了國際間商品經濟的融合和提高，另一方面更繁榮了國際間的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作為一項對國家實體經濟具有直接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其在資源配置、經濟發展方向、貨幣兌換等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特別是在現階段金融資本的集中度日趨加大的今天，使金融逐步打破了實體經濟的束縛而成為一項獨立的經濟產品，廣泛的涵蓋于各個經濟發展環節中，為促進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應注意到金融行業其本身所具有的風險性也隨之而逐步的加重，一旦發生嚴重的金融風險，勢必將會迅速的擴散到各國經濟環節的方方面面，為實體經濟帶來嚴重的沖擊，嚴重干擾國家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

一、現階段金融經濟風險之金融會計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1．會計核算風險。會計核算環節是整體金融經濟環節中的一項關鍵點，一旦在會計核算中楚翔一定的失誤，就會影響到整體財務經濟的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風險的發生。例如，會計在進行現金業務處理的時候沒有嚴格的按照相應的操作規范來進行，從而導致短款，以及會計信息失真，銀行利潤不實等。

2．會計監督風險。當前我國對于金融會計沒有完善的監督和管理機制，相關規范的缺乏使得金融會計的監督力度遠遠不夠。很多金融機構的會計只是負責記賬，對于會計的監督也僅僅停留在事后監督的基礎之上，導致違規甚至是違法的情況時有發生。

3．會計人員風險。這主要是由于會計人員自身沒有樹立高度的責任意識，在工作的過程當中缺乏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從而導致在操作的過程當中出現各種失誤。或者是由于會計自身專業素質低下而在工作中出現各種錯誤導致的相應的風險。

二、著力構建全面有效的金融會計風險監督保障系統

由于金融會計對于金融風險具有直接的關系，這就需要做好其相應的監督和管理工作。打破傳統的金融會計監督和管理工作中的事后監督，更多的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監督。事前監督就市制定相應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確定相應的指標，做好相應的防范工作，盡可能的減少會計風險的發生。事中監督則是對銀行經營的情況進行監督。銀行應該將相應的金融風險控制指標具體落實到相關的部門，強化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及時的對相應的風險進行處理。對于各個環節的原始的單據進行嚴格的控制，從而有效的防治金融風險的發生。

三、金融創新的經營風險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的繁榮，人們對于金融產品的需求日益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大量的金融產品被推向市場，滿足人們對相應產品的需求。這樣在繁榮了金融市場的通視也使得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信用風險。由于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金融機構為了能夠最大限度的吸引客戶，獲得利益，而不斷地推出新的業務，這些業務對于客戶的信用度的要求在不斷地降低，這就使得銀行面臨著極大的信用風險。

2．利率風險。金融機構通過不斷地金融創新在吸引大量的客戶的同時也使得自身的負債結構產生了較大的變化，造成利率對于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在不斷地增大，這就使得金融機構隨著利率的波動而受到較大的風險。

3．匯率風險。由于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各國匯率波動的風險也日益增大。金融機構業務領域的拓展將使其更直接、更深入地融人國際金融市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在國際業務的操作中只注重市場的拓展，被純數量上的業績所吸引，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有可能導致資本損失。

4．資產風險。商業銀行經營應遵循謹慎性原則，尤其在快速發展時期。在競爭的壓力下，金融創新有可能成為放松資產投放條件的借口，在目前傳統貸款授權管理越來越規范的情況下，承兌、貼現、保證、信用證、委托、貸款出售、銀證銀保銀企合作等表外業務和中間業務迅速發展，成為各商業銀行業務創新首選，導致銀行業務交叉加劇、業務功能綜合化、同質化。

四、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在改革中化解風險

一是進一步簡化貸款利率的管理檔次和種類，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定價權；二是研究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有效形式，存款利率市場化是整個利率市場化的攻堅問題，是金融機構運用價格手段主動開展資產負債管理的前提條件，要加快研究協議存款的標準化和流動性問題，放寬起存金額限制，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三是調整利率結構和水平，理順利率關系，改革計結息方式，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四是加快完善金融市場。建立完善的、高效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基礎。我國目前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發育不平衡且相互割裂，導致利率功能扭曲，生成的市場利率缺乏代表性，急需做一些鏈接，把各個市場分割的利率連通成一個整體，這樣利率信號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五是大力研究推出利率衍生產品，在利率互換等利率風險管理工具試點的基礎上，建立健全利率互換市場，放寬市場準入，讓承擔利率風險的市場主體都有適合的手段和方式來管理風險，增強市場主體的風險控制能力。

五、營造誠信環境，提高會計人員綜合素質

提高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誠信意識和法律意識。通過道德約束、制度約束及法律約束的有機結合，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使金融企業的負責人樹立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觀念，充分發揮誠信示范作用。加大培訓力度，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一是提高政治素質。金融會計人員應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新銳的思想觀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二是提高文化素質。利用薪酬激勵、素質考核等手段，鼓勵會計人員努力提升自己的學歷層次，重視知識復合。三是提高業務素質。要求會計人員應具有一定的會計專業基礎理論知識、會計管理水平和會計組織能力。

六、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風險提供財力保障

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參考文獻：

[1]孫景兵;汪平臻;;中國金融控股公司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A];第六屆（2011）中國管理學年會――公司治理分會場論文集[C];2011年

[2]孫景兵;汪平臻;;中國金融控股公司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的構建[A];第六屆（2011）中國管理學年會論文摘要集[C];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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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貸款利率限額逐漸放寬

放寬存貸款利率的限額的范圍包括普通居民的存貸、私人投資者的貸款利率，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以及個人住房公積金存貸款利率等等。

（二）民營銀行逐步設立

新事物的發展往往不會一帆風順。民間資產設立商業銀行雖然是金融市場化很重要的一步，但由于民營銀行要面臨諸多問題，如資本、人員、制度等等，其發展將面臨許多困難。同時，完善風險防控體系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存款保險制度逐步確立

存款保險制度的逐步確立，意味著之前政府為商業銀行提供的隱性保險不再存在。因此，中小金融機構將面臨更大的風險，當然也將迎來更多的發展機會。傳統銀行的存貸息差收入占比將不斷下降，而提高非貸款利息收入占比將是必然選擇，中間業務將逐漸成為金融機構業務發展的重點。

（四）深港通即將啟動

深港通，是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的簡稱，指深交所和港交所建立技術連接，使內地和香港投資者可以通過當地證券公司或經紀商，買賣規定范圍內的對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深港通的啟動，不僅對深圳與香港兩座城市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同時也將加速A股市場的國際化進程，自從2014年底滬港通啟動以來，深港通何時開通備受各界關注。

（五）設立更多自貿區

自上海自貿區的成功建立之后，天津自貿區、廣州自貿區、廈門自貿區等正在蓬勃發展之中。作為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閃亮點，自貿區成為帶動全國經濟的領頭者。

二、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改革原因）

（一）金融主體市場化尚不完善

相比較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我國市場發展仍有很大潛力。政府在金融市場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央行獨立性較差，過多地與政府（主要是財政部）聯系，導致其對整個宏觀金融市場的調控能力不夠。

（二）金融創新不足

金融創新是指變更現有金融體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獲取現有金融體制和金融工具所無法取得的潛在利潤的方式。它是一個為盈利動機推動、緩慢進行、持續不斷的發展過程。一直以來，國有商業銀行及其他國有金融機構占據著金融市場的大部分市場份額，但是因為其在政府的隱性保護之下，商業化轉型并不徹底。破產壓力、競爭壓力很小，成為金融創新不足的直接原因之一。各類信用工具不足，使市場流動性較差，市場活力較差，這極不利于金融市場的發展。

（三）法律法規不完善。

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國有大型金融機構以其政策優勢欺壓中小金融機構，取得競爭優勢。并且相關的法律法規存在諸多漏洞，以獲得利益的違規操作時有發生。同時，相較于大型金融機構，機構投資者及個人投資者獲取信息的能力較低，這就直接將投資者置于較大風險。

三、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7月2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從長遠來看，實現金融穩定根本上還要靠發展改革”。從各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歷程來看，金融市場改革確是當走之路。

（一）提高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

金融市場的改革，讓市場的無形的手變得更加有力，價格對各類信息能夠做出及時反應，提高了其合理性，更加接近于有效市場。其次，市場活力增強，金融創新逐漸增多，市場上可供選擇的產品增多，直接有利于投資者以及融資者的各自的利益最大化。

（二）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

金融改革，使金融機構集聚資金的能力增加，同時其資金使用的效率增大，同時新的市場環境所帶來的競爭壓力直接導致金融機構調整其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以上種種改變，均使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增強。整個金融市場的活力增加與金融機構的效率增加相互補充，成為良性循環。

（三）金融市場活力增強

存貸款利率限額逐漸放寬、民營銀行的逐步建立等改革，使各類投融資限制逐漸被消除，便利了整個市場的資金融通。同時金融創新使得市場上可供選擇的產品增多。金融改革使市場的投融資活動更加靈活，滿足了各類投融資者。同時資金運用效率增大，較少的貨幣即可滿足貨幣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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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紀70年代以E.肖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論的出現后利率市場化已成為了眾多發展國家所推崇的發展該國經濟的手段。縱觀發達國家的金融改革歷程利率市場化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利率市場化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是順應歷史潮流的。隨著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金融市場的逐步完善以及WTO的加入利率市場化必將成為我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開展金融創新的必由之路。

    所謂利率市場化是指將中央銀行用計劃手段確定的受管制的利率變為由金融機構根據自身的資金供求情況.盈利及風險等因素自行調節、自行控制的利率.并使其成為引導資金配置的基本指標。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國家對利率的管制將會減少.從而導致利率的變動將會更為頻繁。利率市場化將國有商業銀行推向市場,由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行為和價值取向。對于國有銀行來說.這無疑是有利亦有弊的。一方面利率市場化進一步確立了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上的主體地位賦予其更大的經營自主權.能夠從自身的經營目標和需要確定利率水平從而可以有利的調動其積極性、發揮其主動作用,提高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水平和國際競爭力.促進其與國際銀行業的接軌。另一方面.利率變動的頻繁以及預測有效性的困難,使得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加重.為其經營管理帶來的嚴峻的挑戰。

    一、利率市場化使得商業銀行面臨更重的風險

    1.利率市場化所引起的利率波動,必然會給商業銀行帶來更大的利率風險。由于利率的變動引起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動不一致.使得商業銀行的凈資產發生變化.從而帶來收益或遭受損失。由于銀行內的資產與負債的到期日不同.其隨利率變動的幅度就會產生區別。通常銀行資產的到期日是小于其負債的.所以當利率下降時,資產市場價值下降的幅度將大于負債從而使銀行的凈資產遭受損害,價值降低。管制下的利率波動幅度小.中央銀行把利率的波動幅度控制在各金融機構的承受能力范圍內并且波動頻率低.變化速度慢.可預測性相對較強。而利率市場化后利率的變動將更為頻繁、更加難以確定.從而商業銀行所面臨的利率風險將更為嚴重。

    2.利率市場化可能會引發銀行間的激烈競爭導致銀行體系的不穩定。利率管制時.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基準是由中央銀行制定的.各個商業銀行只能在規定的水平上做微小的調整使得各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技術手段.服務質量、營銷戰略等非價格因素上,價格競爭受到一定的限制。利率市場化以后中央銀行將利率制定這一決策權交于銀行.使得銀行對價格的決定能力增強可能會出現誰貸款利率低誰吃虧。這樣容易造成銀行過度競爭中小金融機構出局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出現.不利于我國銀行體系的穩定和發展,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和建設嚴重的甚至會導致金融危機危機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

    3.利率市場化將給商業銀行帶來更大的信用風險。隨著利率市場化后對信貸資金投向的大大放松以及銀行間競爭的加劇大量銀行信貸資金會投向高回報和高收益的股市房地產等高風險行業。而有些效益不好的企業就有可能本著借款不還的思想利用銀行獲取高收益的心理申請高利率的貸款這就可能給銀行帶來更大的信用風險導致銀行不良資產的進一步增加。同時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更為突出也會嚴重影響金融機構的正常運行。

    4.此外.利率市場化還可能帶來金融腐敗。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貸款價格制定全歸屬于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只有貸與不貸的權利。利率市場化后,銀行不僅有貸與不貸的權利,還具備貸款價格制定權。兩種權利歸于一身,使得很多金融單位不嚴格按照風險加成的原則對貸款利率實行合理定價.”人情利率“和”關系利率”就會出現人為降低貸款利率就可能在金融機構出現。這一現象在我國尤為突出這主要是由于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銀行國有、投資主體單一,銀行壟斷地位將在一段時間內存在.銀行風險內控和利率定價經驗還遠遠不足等原因。

    二、商業銀行應如何應對利率市場化帶來的風險

    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金融市場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隨著2006的臨近利率市場化的步伐將更加迅速因此作為我國金融主體的商業銀行.特別是我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必須想出應對之策.才能在這場戰爭中立于不敗之位。但是,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成功的銀行風險控制取決于政府、銀行和企業三個因素。

    1.深化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由于國有企業、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財政在產權歸屬上三位一體這種三位一體的產權屬性造成這三者的財產權利和財產責任界限模糊使得我國金融機構金融風險控制存在“軟約束“形成企業與銀行缺乏真正的風險防范抵御能力。因此改造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公司制銀行是解決當前產權缺陷理順產權關系形成激勵和約束銀行機制的有效途徑。只有通過建立和完善商業銀行的法人治理機構使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經濟實體使其在法律法規規定范圍內按照商業銀行經營原則獨立行使資本的運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才能使經營者真正關心銀行的安全和效益。

    2.積極推行商業銀行經營觀念的轉變。隨著國有銀行商業化、企業化改革的推進以及隨之而來的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實施國有銀行要轉變經營觀念。

    首先,建立商業銀行以效益為中心,高效協作的產品定價體系,樹立金融市場上資金價格主體的觀念。在利率市場化以前,我國的利率受到了極為嚴格的管制,商業銀行只能被動地執行國家的經濟政策,不能很好的發揮利率的能動作用。利率市場化以后,商業銀行對于利率的調配更為靈活。因此作為理性經濟人,應從成本和收入、近期利益和遠期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各個方面審時度勢,進行分析,以決定風險和收益搭配最佳的利率水平。

    其次,樹立企業為主體的經營觀念。利率市場化以后,企業,特別是很多效益好的企業他們的融資需求將下降,使得商業銀行面臨更為嚴酷的客戶追逐戰。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要給自己重新定價,應以企業為中心,服務于企業。比如銀行可以為其客戶或者潛在的客戶提供專業的資金理財,以此來留住老客戶并吸引新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