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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高校職業輔導工作主要存在經驗主義和簡單照搬西方職業理論兩種偏頗。經驗主義是指完全沒有理論指導的傳統工作模式。簡單照搬西方職業理論，特別是匹配理論，表現為過度依賴基于匹配理論的各種職業測驗，并直接根據測驗分數進行職業輔導。這既不能合理地解釋和描述中國大學生的現實擇業行為，也不能有效地實施職業指導。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源在于我們對西方職業理論提出的背景及適用的社會經濟環境缺乏理解，更缺乏能夠有效解釋和理解中國大學生擇業行為的、符合中國文化和社會發展階段的有效的職業理論。本文試圖通過分析西方職業理論的適用條件及中國大學生職業決策的環境和中國人心理特點，嘗試闡述大學生職業決策的生態模型構想，以期對改進高校職業輔導工作有所啟示。

西方的職業決策研究始于20世紀初，Parsons(1908)的開創性研究，至今已經形成了許多較為成熟的理論。圍繞職業決策的相關理論和研究可以歸納為5類：(1)強調結果的個人一環境匹配理論；(2)關注決策過程的職業決策研究；(3)關注職業決策困難(職業未決)的診斷工具研究；(4)關注決策因素的職業價值觀研究；(5)關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特點的大學生擇業生態模型研究。

一、強調結果的個人一環境匹配理論

早期西方職業決策理論主要圍繞個人的視角展開，關注個人利益最大、效價最高、最適合及個人自我價值實現，強調個人心理屬性或特質與職業要求的匹配。以Holland理論為代表的匹配理論都是這一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職業決策模型。

根據個人一環境匹配理論，一個理想的職業決策基于決策者對自我的了解，對環境即工作世界的了解以及對兩者之間匹配關系的了解，其暗含的假設是：(1)自我是穩定的，并且當事人能夠有效地認識自我；(2)職業或工作世界是穩定的，并且決策者有充分的信息途徑獲取工作世界的信息；(3)自我特征和職業工作所要求的屬性之間的匹配關系是穩定的，并且決策者能夠有效地了解這種關系。而事實上，我們更有理由相信：(1)自我是發展變化的，特別是對于成長中的大學生而言，并且個體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重新認識自我和建構自我，對自我的了解也是相對的、發展變化的；(2)現代社會的工作職業本身也是不斷變化的，并且對于大學生而言，他們獲取工作世界信息的途徑是有限的；(3)工作世界的變化將導致工作所要求的與之匹配的個人屬性的變化。因此，盡管個人一環境匹配理論被廣泛運用于職業輔導領域，但該理論總體上是一種靜態的人格觀和機械匹配的思想，其主要局限在于忽視了人的可塑性和職業選擇的變通性。從已有的實證研究結果看，個人一環境匹配理論假設匹配的職業決策就是好的或有效的職業決策，個人的特點和他所選職業的特點相一致將產生更高水平的主觀幸福感，像滿意、穩定和成就等，但這一假設并沒有得到實證的支持，適合與匹配并不是優化的職業生涯決策結果的良好預測指標。

總之，個人一環境匹配理論作為一種靜態的人格觀和機械匹配的思想，忽視了人的可塑性和職業選擇的變通性。它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理想職業的目標，但忽略了人的發展過程及在此過程中不斷深人的自我了解和對工作社會的了解。并且它所強調的能力和興趣與職業屬性的匹配本身也存在著內在的邏輯矛盾，如人們有能力做的事情往往是沒有價值感的，即缺乏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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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日6時，云南省曲靖市師宗縣私莊煤礦發生一起煤與瓦斯突出事故，造成35人死亡，8人生死不明。該事故是2011年以來全國煤礦發生的第一起特別重大事故，損失極為慘重，社會影響惡劣。在這個崇尚生命的時代，面對上述血腥的煤礦安全事故，不僅令社會中的人們毛骨悚然，也誘發了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在校大學生和畢業生就業過程中產生了諸多的心理問題。如何對他們進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導，使他們擺脫就業過程中的心理問題，筆者欲對這些問題作些探討。

一、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在職業生涯規劃和就業過程中凸現的心理問題

1.自卑心理。自卑心理是一種評價主體在自評過程中對心中的“我”與現實中的“我”進行不對稱的評價，實質上就是自己瞧不起自己，它是一種消極的情感體驗，屬于性格的一種缺陷，表現為對自己的能力和品質評價過低，或者對自己所從事的某些活動進行有意識或無意識（潛意識）進行自我否定。或者因自身某些暫時的困難覺得低人一等而感慨。比如部分大學生由于出身貧寒，生活困難，與別的同學相比，覺得自己家庭經濟條件實太差而感到自卑。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所產生的自卑心理，從對象上看，主要是采礦、通風、礦山機電、選礦等煤礦主體專業的學生（90%以上的學生來源于農村），從內容上看，他們覺得自己所從事的是生活單調、遠離都市的臟、苦、累、險的工作，社會地位低，甚至連對象都難找，讓人看不起。酗酒鬧事、為爭口所謂的“氣”打“氣架”，或者爭風吃醋打“醋架”，因上述原因受處分的學生中，據統計，80%以上是這些專業的學生。

2.恐懼心理?？謶中睦硎强謶种黧w在真實或想象的危險中，個人或群體深刻感受到的一種強烈而壓抑的情感狀態。具體表現為：神經高度緊張，內心充滿害怕，注意力無法集中，腦子里一片空白，不能正確判斷或控制自己的舉止，變得容易沖動混亂。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的恐懼心理，主要源于煤礦血腥的安全事故，如上述云南省曲靖市師宗縣私莊煤礦事故。筆者對283名大學生進行調查，問題是：在這個崇尚生命的時代，你對曲靖市師宗縣私莊煤礦事故有恐懼心理嗎？結果表明：258人有強烈的恐懼心理，占91.16%，17人有一般的恐懼心理，占6%，8人沒有什么感覺，占2.84%。在有強烈的恐懼心理的群體中，煤礦主體專業的學生居于絕對數量。

3.抑郁心理。憂郁心理有時也稱徘徊心理，它是一種情緒低落、言行謹慎、遇事多慮甚至焦慮的心理現象。往往會使行為主體疑而不決、寸步難行、斗志衰退，喪失機遇，有時后果會不堪設想。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的就業范圍主要是煤炭行業及一些艱苦行業，其內在的抑郁心理主要表現為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難有保障、今后的幸福指數不高等特點。在這種心理的驅使下，盡管煤炭行業大量需求人才，但相當數量的畢業生過分強調職業的功利價值，而不考慮國家與社會的需要，不愿意到條件比較艱苦的地區和行業去工作，在猶豫不決中喪失了良好的就業機會。同時，在憂郁心理的背后還隱藏著依賴心理，即期望或依靠父母和親朋好友出面四處奔波，到處找關系、托人情找工作，當別人為自己找的工作不和心意時就大發脾氣，抱怨父母或親朋好友等。

4.逃避心理。逃避心理也稱回避心理，即在現實生活中，自己與社會及他人發生矛盾及沖突時，不能自覺地解決矛盾、沖突，而躲避矛盾、沖突的心理現象。煤炭高等職業院校一些大學生（尤其是來自城鎮、父母是政府公務員或事業單位的大學生）在職業規劃和就業過程中的逃避心理主要表現為：職業生涯規劃中有相當數量的學生不愿到煤炭行業中生存發展，這在職業生涯規劃大賽中得到佐證；在校內招聘會中，非煤炭行業單位熱鬧非凡，學生如潮涌動；一些學生甚至不參加校內招聘會，企圖在校外招聘會中尋找就業機會等等，這都是內在逃避心理的外化，導致許多大學生錯失就業機會。

5.無奈心理。無奈就是解決問題時沒有辦法所表現出來的心理態度。筆者曾對283名大學生（煤礦主體專業學生192人，非煤礦主體專業學生91人）進行抽樣調查，問題1：畢業后，如果在其它行業能夠順利就業，在同等收入條件下，你愿意到煤炭行業工作嗎？統計結果表明，有217人不愿到煤炭行業工作，占76.67%，有66人表示可以考慮到煤炭行業工作，占23.33%，這部分學生又以采礦、通風、選礦、煤化工專業居多，這是由所學專業就業領域所決定。問題1的調查結果說明，一方面，大學生向往美好的學習生活工作環境的心理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人的身心發展規律。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現時代的青年大學生缺乏艱苦奮斗，吃苦耐勞的創業精神。問題2：當在其它行業實在找不到工作時，而在煤炭行業容易就業，你愿意到煤炭行業工作嗎？統計結果表明，有269人愿意到煤炭行業工作，占95.05%，只有14人不愿到煤炭行業工作，占4.95%。問題2的調查結果說明，大學生面對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表現出一種別無選擇的無奈心理。

二、幫助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走出就業心理困境的心理教育和心理輔導思路

1.運用認知療法，指導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走出自卑心理。認知療法是根據認知過程，影響情感和行為的理論假設，通過認知和行為技術來改變患者的不良認知的一類心理治療方法的總稱。其基本觀點是：認知過程及其導致的錯誤觀念是行為和情感的中介，適應不良行為和情感與適應不良認知有關。認知療法常采用認知重建、心理應付、問題解決等技術進行心理輔導和治療，其中認知重建最為關鍵。心理學理論指出：具有自卑心理的人，總是過多地看重自己不利和消極的一面，而看不到有利、積極的一面，缺乏客觀全面地分析事物的能力和信心。如前所述，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的自卑心理主要是覺得在臟、苦、累、險的煤炭行業工作，社會地位低，沒面子，頗壓抑。這是認知的誤區。要幫助大學生努力提高透過現象認識本質的能力，客觀地分析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對煤炭行業進行認知重建。（1）職業有類別之分，但無貴賤之分。（2）煤炭工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率得到社會的充分肯定。據有關專家預測，到2015年，我國的煤炭需求量將達到15.8億噸，到2050年，煤炭在我國的一次性能源中的比例仍將保持在50%以上。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各行各業的發展需要煤炭工業的大力支持。（3）要為做一名煤炭工業建設者感到欣慰。（4）要為當前煤炭行業人才緊缺，容易就業擁有知足心理。據教育部統計，2012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達680萬人，就業形勢嚴峻。在許多大學生難于就業的背景下，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要為自己容易就業充滿信心，而不是自卑。

2.運用放松療法，指導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走出恐懼心理。放松療法的基本原理是：一個人的心情反應包含“情緒”與“軀體”兩部分，如果能改變“軀體”的反應，那么“情緒”也會隨著改變。也就是經過人的意識可以直接把“隨意肌肉”控制下來，再間接地把“情緒”松弛下來，建立輕松的心情狀態。基于這一原理，放松療法就是通過意識控制使肌肉放松，同時間接地松弛緊張情緒，克服恐懼心理，從而達到心理輕松的狀態，有利于身心健康。

3.運用心理置換療法，指導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走出抑郁心理和逃避心理。此方法是心理疏導者在直接對受挫者進行挫折疏導時所用的一種方法，其特點是，疏導者在對受挫者進行疏導時，要設法使雙方在心理上調換一下位置，即疏導者要設身處地為受挫者著想，急其所急，難其所難，滿腔熱情地給予指導、幫助；同時受挫者也要能設身處地為疏導者著想，相互理解，顧全大局。比如，對于出現抑郁心理和逃避心理的大學生，心理教育工作者在心理上要和他們互換位置，以師生平等的地位為基礎，耐心聽取受挫者的言論，當忠實的聽眾，并從其心聲中分析出哪些是正確的，那些是錯誤的，那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同時，教師要幫助學生出主意，想辦法，解決心理問題。這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學生就會對老師產生親近感，信賴感。

4.運用心理暗示療法，指導煤炭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走出無奈心理。心理暗示療法在人們的學習生活和工作中中有著廣泛的作用。在大學心理教育中，暗示療法就是有一定身份、地位、威望、學識的教師通過語言、眼神、情境或行為等方式，讓大學生在“思想潛入心，潤心細無聲”的自然狀態下接受暗示者的正確意見或觀點，并以陽光的心態和積極的行為去付諸實踐，最終取得良好的暗示效果。比如，就全國來講，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但煤炭行業目前對人才（力）資源的需求空間卻比較大，而煤炭高等職業院校的大學生卻因種種原因到該行業的積極性不高，甚至有大學生說：“到煤炭行業就業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贬槍@種現象，我們在講授《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第六章第一節（職業活動中的道德與法律）、第二節（大學生的擇業與創業）時做了精心的準備，課堂上進行了巧妙的講授，即心理暗示教育。比如：我國的高等教育已經邁進大眾化時代，基本上是素質教育，而不是過去的精英教育，也就是大學生基本上已成為一般的普通勞動者，社會看待大學生的思維更加理性，視覺也從“仰視”變為“平視”。其實靜心而論，一朵“普通的鮮花”插在“牛糞”上，也許是其最聰明的選擇。試想，一朵普通的“鮮花”若插在高貴的“牡丹花”叢中，誰又會認為你是“鮮花”呢？世界也真小世界又太大，觀念一變天地寬，只要能生存、能發展、能實現才能和人的價值的地方都能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能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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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共青團云南省委課題《高職院大專生心理及行為“亞健康”問題研究》（云青辦【2006】8號）。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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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的研究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興起，2000年以后開始進入我國研究者的視野。已有的研究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有很強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和應用前景，可以依據它來理解和解釋學生的職業選擇等職業行為問題，可以把它作為職業咨詢的工具，可以用來了解學生的職業自信心狀況，可以作為職前培訓和學生職業行為問題的有效干預手段，從而提高學生職業行為的有效性。因此，應喚起高校職業指導者及其他有關人士的關注。本文將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及國內研究進展加以回顧，展望其發展趨勢，以期對國內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一、概念界定

自我效能(Perceived self-efficacy or sense of self-efficacy)是社會認知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最先由Bandura, A.于1977年提出,是指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定領域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①。自我效能總是和特定的領域相聯系，職業自我效能便是自我效能在職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即個體對自己能否勝任和職業有關的任務或活動所具有的信念②。職業自我效能是一個總稱概念③,具體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某一職業所規定的有關內容（如該職業所需教育，某種具體職業任務等）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有關職業行為過程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有關職業行為過程（如職業決策、職業找尋等），實現行為目標能力的信念④。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就屬于后者，它是指決策者在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對自己完成各項任務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評估或信心。而職業決策（career decision-making）,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來自喬普森（Jepson，D.）⑤,他認為職業決策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通過此過程，決策者組織有關自我和職業環境的信息，仔細考慮各種可供選擇職業的前景，做出職業行為的公開承諾（public commitment）。

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起源于職業決策理論。決策理論最初起源于經濟學領域，后應用于職業心理學領域，繼而發展出了現在的職業決策理論。該理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決策過程的研究、決策模式的研究以及影響決策因素的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即屬于影響因素研究中的一個核心領域。有關影響因素的研究，Yun-Cheng Wei和O’Neil曾提出：職業決策過程受五大因素影響，分別是家庭因素，包括早期童年經歷、父母親的角色模型；社會因素，包括受教育的經歷、同輩人的影響、大眾媒體；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害怕失敗、缺乏自信、缺乏決斷能力、角色沖突；個人因素，包括自我期待、能力、興趣、態度、成就動機；環境因素，包括機會、最小阻力的選擇、地理位置、科技的變化等⑥。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對最終做出成功的職業決策期重要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起，Hackett和Betz開始運用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來研究職業領域中的問題。1983年，Taylor和Betz正式提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概念，并指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五個部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職業興趣、與職業有關的需要和價值以及自我概念等的自我評價能力；獲得職業信息的能力；將個人的屬性與工作特點進行匹配的目標篩選能力；做出職業決策后，對決策實施的職業規劃能力；解決或應付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或障礙的能力等⑦。隨后，他們編制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簡稱CDMSE），主要用于測量個人需要成功作出職業決策時的信念程度。指導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影響職業決策的因素不僅包括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而且還包括對具體的職業決策能力的信心，后者更為重要。他們的研究證實了理論假設，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阻礙了個體職業探索行為和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使得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者無法做出有效的職業決策。1994年，他們對量表進行了修訂。1996年，他們又編訂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式”(CDMSE-SF）。目前該量表已成為我國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使用最為廣泛的測量工具之一。

三、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方面的介紹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還很鮮見。筆者以“職業自我效能”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中國碩博士學位”進行搜索，并對搜索到的文章進行整理分析，得到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主題緊密相關的論文共有十篇，現簡要介紹如下：

2001年，廈門大學的彭永新和華中師大的龍立榮參照Betz和Taylor“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依據對學生進行的訪談資料和學生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編制出“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該研究是抽取武漢地區14所大學30個專業1 000名畢業年級的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該量表的項目特別良好；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具有較強的辨別效度；作為整體判斷使用較好。但是由于該測驗的修訂范圍還不夠大，還需要再擴大樣本，以獲得常模數據，這是今后尚需解決的問題⑧。

在此基礎上，彭永新和龍立榮又進行了高中生專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初步編制⑨。方法仍然是參照CDMSE量表，依據對高中生的訪談資料和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抽取湖北省8所中學高三年級的750名同學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研究結論證實，該量表可以作為高中生選定大學專業出現困難時的診斷工具試用。但該測驗編制仍存在相同的問題，即修訂范圍不夠大，需要擴大樣本。

2003年，浙江大學的李莉、馬劍虹⑩進行了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歸因研究。該研究采用彭永新、龍立榮修訂的CDMSE量表，考察了當前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性別和學歷差異，并進一步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畢業生自我評估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整體上看畢業生職業決策中問題解決部分的自我效能比較低。但是，文章并沒有運用歸因理論深入探討畢業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

2006年，華東師范大學的徐愛華(11)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大學生職業選擇行為的關系展開研究。該研究從成就動機的角度，考察了大學生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對其職業選擇行為的影響。論文探討了大學生群體中目標定向以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表現特點，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職業選擇范圍的關系。該研究的結果提醒我們，高校職業指導應喚起對目標定向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的關注。

2007年，吉林大學的吳韜(12)進行了高校臨近畢業學生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該研究通過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進行研究，并進一步考察了人口學變量和擇業焦慮各維度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預測作用。但該研究只從擇業焦慮及人口統計學變量方面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所以整體預測能力不強，而且只得出了擇業焦慮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負相關關系，討論不夠深入，缺乏因果關系模型的支持。

此外，華中師范大學的郭敏(13)也進行了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研究。該研究擬從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這一視角探討女大學生擇業問題，把社會支持作為一種外部影響因素來分析其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她借鑒以往國內外相關研究，編制了《大學生社會支持問卷》，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進行了實證研究。

除此以外，團體輔導、團體訓練、團體咨詢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也初露鋒芒。河北師范大學的李斌(14)在他的碩士論文中研究了職業生涯團體心理輔導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該論文在需求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實驗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提高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途徑，協助女大學生克服職業發展上的心理障礙，為大學生的職業指導提供一套可行的實施方案。隨后，王金良(15)在其論文中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團體訓練對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他采用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從分析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較低的現狀出發，從實證的角度系統探討了團體訓練對于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為我國高校就業指導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依據。此外，上海師大的曹麗麗(16)進行了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團體咨詢研究。該文也以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為目的設計了一套團體咨詢干預方案。結果表明，該方案具有良好效果。

四、研究趨勢

從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來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該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和文獻梳理法，研究對象主要是大學生群體。由于經驗的缺乏和研究手段的局限，上述的諸種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盡管如此，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更好地開展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將是我們面臨重要課題。

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積極關注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群體如女生、人文學科學生、農村生源學生和缺乏實踐經驗學生的職業輔導。抽樣涉及面也可以更廣些，研究對象不一定只局限于學生群體，可以擴展到其他人群。比如，下崗再就業的工人等。這樣，不同群體之間可以進行比較，更能說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作用。另外，以CDMSE為依據，可以編制更多符合我們需要的相關量表，并建立全國常模和地區常模。

而且，對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可嘗試采用更為先進的實驗設計和統計方法，深入探明各因素的內在聯系，進一步探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結構和特點，并據此進一步研究可采用哪些有效的改進方法。

隨著心理科學和職業指導學科的發展，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為完善的研究來填補該領域的空白，推動其更大的發展，從而為人們的職業選擇提供更為實際和有效的指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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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適應”來自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朱智賢主編的《心理學大辭典》將“適應”定義為“對環境變化做出的反應”。大學生的社會適應備受全社會的關注，社會適應狀況如何，是衡量大學生心理健康發展的重要指標。目前國內關于大學新生社會適應的研究較多。大學新生面臨著環境的重大改變，適應成為首要任務。大學新生入學適應包括學習適應、人際適應、生活自理適應、環境的總體認同、身心癥狀表現等方面，學習適應和人際適應相對比較薄弱（陶沙，2000）。從心理發展的角度看，隨著年級的提高，大學生的社會經驗越來越豐富。那么，他們的社會適應性是否隨著年級增長而越來越好呢？另一方面，關于大學生社會適應的性別差異也存在著爭議，有研究認為男女大學生的社會適應不存在差異（趙富才，1999；馬瑩，2002等），也有研究發現性別差異的存在（楊青，2000）。那么，男女大學生的社會適應是否存在差異？其社會適應的發展是否存在差異？這些都是本研究欲考察的主要問題。

本研究以福州市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根據盧謝峰（2003）對大學生社會適應性的結構劃分，即從學習適應、人際適應、角色適應、職業選擇適應、生活自理適應、環境的總體認同和身心癥狀表現7個方面考察不同性別大學生社會適應性隨年級增長的發展變化。

2 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采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從福州市4所大學抽取被試學生697名，其中，大一154名、大二160名、大三225名、大四158名。

2.2 研究工具

采用盧謝峰（2003）編制的《大學生適應性量表》展開調查。該量表共有66個項目，包括7個適應性維度：學校適應性8項，人際適應性11項，角色適應性9項，職業選擇適應性9項，生活自理適應性6項，環境的總體認同/評價7項，身心癥狀表現10項，效度量表6項（沒有參與具體分析）。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全量表的內在一致性α系數為0.8978，分量表α系數的范圍在0.5790～0.7759之間；全量表的分半信度為0.8799，分量表分半信度范圍在0.5443～0.7745之間。該量表同時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和結構效度。

2.3 統計分析

采用SPSS15.0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整理、統計分析。

3 結果

3.1 福州市大學生社會適應各維度的比較

采用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對7個維度的分數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7個維度球形檢驗的結果為：Mauchy’s w＝0.469（df＝20），p＝0.000。因此，這7個維度是有關聯的，應進行多元分析。經多元檢驗，發現7個維度之間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p＝0.000），這說明福州市大學生在學習適應、人際適應等方面的社會適應中存在不均衡的狀況。

從7個維度的均數（見表1）可以看出，福州市大學生適應水平最高的是生活自理適應性，接著依次是角色適應性、身心癥狀表現、人際適應性、環境的總體認同和學習適應性，最差的是職業選擇適應性。

3.2 福州市大學生適應類型分布

根據每個被試在每個適應性維度上的得分，對所有被試進行K-means聚類分析。結果將大學生的適應類型分為適應性水平較強（強型）、適應性水平一般（中間型）和適應性水平較差（弱型）三種（其各適應維度的均數參見表2）。這三種類型的總體分布及在不同年級中的分布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福州市大學生的社會適應狀況不容樂觀，適應性水平較差的仍占總體的35.3%，這部分群體需要全社會的關注。從各個年級適應類型分布的皮爾遜卡方檢驗得知，四個年級在適應類型的分布上存在著顯著差異（皮爾遜卡方值為15.837，P=0.015）。

3.3 福州市大學生社會適應性的發展

分別以社會適應的7個維度作為因變量，以大學生的年級和性別作為自變量，考察不同性別大學生的社會適應隨著年級增長所呈現的變化。結果發現，性別和年級對于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上均存在顯著的交互效應，性別只在學習適應性上存在主效應，年級對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存在顯著主效應（具體結果見表4）。

由于學習適應性僅有性別主效應，因此對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學習適應進行差異顯著比較，結果發現女大學生的學習適應性顯著優于男大學生。

由于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既存在年級主效應，又存在性別*年級交互效應，根據多因素方差分析的原理，年級主效應已包含在年級*性別交互效應中了，可不做單獨考慮。接著以性別變量分割文件，考察不同性別大學生隨著年級增長，4個適應維度的發展變化，結果發現，對于男大學生而言，在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上，均表現出顯著的年級差異；而女大學生卻在上述這些適應維度上不存在顯著年級差異（見表5）。

接著對四個年級男生在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上的得分進行后續比較，比較結果發現了較為一致的發展結果，即在四個適應維度上，大一大于大二、大四；大三也大于大二和大四（p

4 討論

4.1 福州市大學生社會適應性的總體狀況

本研究發現，福州市大學生的社會適應狀況不容樂觀，適應性水平較差的仍占總體的35.3%，這與江巧瑜等（2009）的調查結果比較吻合，相當數量的大學生在學習適應、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適應、職業適應等方面存在問題，應引起廣大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從具體的適應維度來看，福州市大學生適應水平最高的是生活自理適應性，接著依次是角色適應性、身心癥狀表現、人際適應性、環境的總體認同，學習適應性和職業選擇適應性最差。當前大學生面臨著諸多社會壓力，其中最主要的壓力源是就業壓力（王峰，2008），就業壓力與職業選擇適應性有緊密關系，因此表現出大學生們在職業選擇適應性上相對其他適應性最差的情況。另外，大學生的職業選擇、就業壓力與自身的專業學習密不可分，學習適應性較差也間接影響了職業選擇。連榕等（2006）、郭彩琴等（2009）研究發現，當代大學生學習倦怠的水平較高，相當一部分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這些都從大學生的學習適應中反映出來。因此，如何提高大學生的學習動機、建立合理的學習目標、如何將專業學習與職業選擇有機結合、如何理性對待擇業現狀、如何提高職業適應就成了當前教育迫在眉睫的任務。

4.2 福州市不同性別大學生社會適應性的發展

本研究發現，不同年級大學生社會適應類型的分布不一致。這說明隨著年級增長，大學生們社會適應性并非呈簡單的穩定或直線變化。從7個維度具體的分析來看，男女大學生存在不同的適應性發展軌跡：女大學生的社會適應性呈現穩定態勢，而男大學生則在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上呈現大一強、大二弱、大三強、大四弱的波動態勢。這種發展過程的性別差異可能與男女本身的性別角色有關：男性比女性更具有“工具性”，更重視對外在世界的開拓，因此對于學習環境和社會要求的變化可能會顯示出更大的適應方面的改變。剛進入大學時，他們懷抱著對未來大學生活的美好向往積極調適自己，融入大學生活，表現出較高的適應性；隨著大學生活的深入，他們意識到大學生活并非如他們所期盼的理想狀態，適應性也出現下降的波動；進入大三后，理想與現實的沖突隨著調適的加強而減少，大學生們的適應性也隨著提高；而面臨畢業的大四則重新面對新的抉擇――擇業、走向社會，就業的壓力又使他們的社會適應性出現波動。另一方面，性別差異還表現在學習適應性上，從總體上看，男生的學習適應性顯著低于女生，女生比男生更努力、學習目標更明確。這些性別差異都提醒我們去探索適合男生和女生不同發展軌跡和發展特點的教育模式。

5 結論

5.1 福州市大學生適應水平最高的是生活自理適應性，接著依次是角色適應性、身心癥狀表現、人際適應性、環境的總體認同和學習適應性，最差的是職業選擇適應性。

5.2 所有大學生被試的適應類型可以分為適應性水平較強、適應性水平一般和適應性水平較差三種，且4個年級適應類型的分布存在顯著差異。

5.3 女大學生的學習適應性顯著優于男大學生。

5.4 男女大學生在社會適應的發展上呈現差異。男大學生在人際適應、角色適應、生活自理適應和身心癥狀表現上出現出大一強、大二弱、大三強、大四弱的波動態勢；而女大學生隨著年級增長，在各項適應維度上表現出穩定的發展態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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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彩琴, 等.大學生學習倦怠的現狀分析[J].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3（4）：93-95.

篇（5）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makingself一efficacy)的研究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興起，2000年以后開始進人我國研究者的視野。已有的研究表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有很強的科學性、可操作性和應用前景，可以依據它來理解和解釋學生的職業選擇等職業行為問題，可以把它作為職業咨詢的工具，可以用來了解學生的職業自信心狀況，可以作為職前培訓和學生職業行為問題的有效干預手段，從而提高學生職業行為的有效性。因此，應喚起高校職業指導者及其他有關人士的關注。本文將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及國內研究進展加以回顧，展望其發展趨勢，以期對國內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提供有益啟示。

一、概念界定

自我效能(Perceivedself一efficacyorsenseofself一efficacy)是社會認知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最先由Bandura,A.于1977年提出，是指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定領域行為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自我效能總是和特定的領域相聯系，職業自我效能便是自我效能在職業領域的具體體現，即個體對自己能否勝任和職業有關的任務或活動所具有的信念。職業自我效能是一個總稱概念，具體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與職業內容有關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某一職業所規定的有關內容(如該職業所需教育，某種具體職業任務等)能力的信念;另一方面是有關職業行為過程的自我效能，即個體對自身完成有關職業行為過程(如職業決策、職業找尋等)，實現行為目標能力的信念氣職業決策自我效能(careerdecision-mak-ingself-efficacy)就屬于后者，它是指決策者在進行職業決策過程中對自己完成各項任務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評估或信心。而職業決策(careerdecision一mak-ing)，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來自喬普森(Jepson,D.)，他認為職業決策是一個復雜的認知過程，通過此過程，決策者組織有關自我和職業環境的信息，仔細考慮各種可供選擇職業的前景，做出職業行為的公開承諾(publiccommitment)。

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研究的起源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起源于職業決策理論。決策理論最初起源于經濟學領域，后應用于職業心理學領域，繼而發展出了現在的職業決策理論。該理論的研究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內容:決策過程的研究、決策模式的研究以及影響決策因素的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即屬于影響因素研究中的一個核心領域。有關影響因素的研究，Yun一ChengWei和O’Neil曾提出:職業決策過程受五大因素影響，分別是家庭因素，包括早期童年經歷、父母親的角色模型;社會因素，包括受教育的經歷、同輩人的影響、大眾媒體;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害怕失敗、缺乏自信、缺乏決斷能力、角色沖突;個人因素，包括自我期待、能力、興趣、態度、成就動機;環境因素，包括機會、最小阻力的選擇、地理位置、科技的變化等。經過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對最終做出成功的職業決策期重要作用。

從20世紀80年代起，Hackett和Betz開始運用Bandura的自我效能理論來研究職業領域中的問題。1983年，Taylo:和Betz正式提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概念，并指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五個部分:了解自己的能力、職業興趣、與職業有關的需要和價值以及自我概念等的自我評價能力;獲得職業信息的能力;將個人的屬性與工作特點進行匹配的目標篩選能力;做出職業決策后，對決策實施的職業規劃能力;解決或應付在職業決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或障礙的能力等。隨后，他們編制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careerdeci-sion一makingself一efficacyscale，簡稱CDMSE)，主要用于測量個人需要成功作出職業決策時的信念程度。指導他們研究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影響職業決策的因素不僅包括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而且還包括對具體的職業決策能力的信心，后者更為重要。他們的研究證實了理論假設，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阻礙了個體職業探索行為和職業決策技能的發展，使得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者無法做出有效的職業決策。1994年，他們對量表進行了修訂。1996年，他們又編訂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簡式”(CDMSE-SF)。目前該量表已成為我國研究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使用最為廣泛的測量工具之一。

三、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

目前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方面的介紹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還很鮮見。筆者以“職業自我效能”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中國碩博士學位”進行搜索，并對搜索到的文章進行整理分析，得到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主題緊密相關的論文共有十篇，現簡要介紹如下:

2001年，廈門大學的彭永新和華中師大的龍立榮參照Betz和Taylor“職業生涯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依據對學生進行的訪談資料和學生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編制出“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該研究是抽取武漢地區14所大學30個專業1000名畢業年級的大學生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統計分析結果表明:該量表的項目特別良好;具有較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具有較強的辨別效度;作為整體判斷使用較好。但是由于該測驗的修訂范圍還不夠大，還需要再擴大樣本，以獲得常模數據，這是今后尚需解決的問題。

在此基礎上，彭永新和龍立榮又進行了高中生專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的初步編制。方法仍然是參照CDMSE量表，依據對高中生的訪談資料和開放式問卷調查結果，抽取湖北省8所中學高三年級的750名同學作為研究樣本，進行正式施測。研究結論證實，該量表可以作為高中生選定大學專業出現困難時的診斷工具試用。但該測驗編制仍存在相同的問題，即修訂范圍不夠大，需要擴大樣本。

2003年，浙江大學的李莉、馬劍虹。進行了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及其歸因研究。該研究采用彭永新、龍立榮修訂的CDMSE量表，考察了當前畢業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性別和學歷差異，并進一步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畢業生自我評估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整體上看畢業生職業決策中問題解決部分的自我效能比較低。但是，文章并沒有運用歸因理論深人探討畢業生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

2006年，華東師范大學的徐愛華。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與大學生職業選擇行為的關系展開研究。該研究從成就動機的角度，考察了大學生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對其職業選擇行為的影響。論文探討了大學生群體中目標定向以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表現特點，目標定向、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和職業選擇范圍的關系。該研究的結果提醒我們，高校職業指導應喚起對目標定向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理論的關注。

2007年，吉林大學的吳韜。進行了高校臨近畢業學生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該研究通過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擇業焦慮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進行研究，并進一步考察了人口學變量和擇業焦慮各維度對高校臨近畢業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預測作用。但該研究只從擇業焦慮及人口統計學變量方面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所以整體預測能力不強，而且只得出了擇業焦慮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負相關關系，討論不夠深人，缺乏因果關系模型的支持。

此外，華中師范大學的郭敏。也進行了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研究。該研究擬從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這一視角探討女大學生擇業問題，把社會支持作為一種外部影響因素來分析其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她借鑒以往國內外相關研究，編制了《大學生社會支持問卷》，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及其相關進行了實證研究。

除此以外，團體輔導、團體訓練、團體咨詢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研究也初露鋒芒。河北師范大學的李斌。在他的碩士論文中研究了職業生涯團體心理輔導對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該論文在需求評估的基礎上進行實驗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提高女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途徑，協助女大學生克服職業發展上的心理障礙，為大學生的職業指導提供一套可行的實施方案。隨后，王金良。在其論文中探討了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團體訓練對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影響。他采用文獻分析等研究方法，從分析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較低的現狀出發，從實證的角度系統探討了團體訓練對于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可行性與有效性，為我國高校就業指導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依據。此外，上海師大的曹麗麗進行了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團體咨詢研究。該文也以提高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為目的設計了一套團體咨詢干預方案。結果表明，該方案具有良好效果。

四、研究趨勢

從國內關于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進展來看，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該領域。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和文獻梳理法，研究對象主要是大學生群體。由于經驗的缺乏和研究手段的局限，上述的諸種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盡管如此，雙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更好地開展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研究，將是我們面臨重要課題。

篇（6）

職業成熟度[1]是“個體掌握與其職業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職業發展目標的程度，包括知識和態度成份。"‑Super[2]用“職業成熟”來描述個體職業發展的狀況，指出職業發展是個體發展的一個層面，各職業階段都有其特有的發展目標。如青年期的發展目標是形成合適的自我概念，學習職業知識，做出明智的職業選擇。青年若完成此目標，則意味著達到了該階段的成熟。

Crites[3]認為個體的職業成熟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過程，能夠劃分為一系列階段，各階段有其不同的發展任務。青少年處于職業探索和建立期，對職業的選擇是主要發展任務。如果青少年能根據自己心理特點以及職業的要求，將二者進行合理而科學的匹配，做出職業選擇，采取客觀可行的措施，最終獲得職業，那么其職業成熟度就高，反之則低[4]。

Crites[3]認為職業成熟狀況可以用職業選擇過程中的兩個主要因素來描述: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并據此編制了Thevocationaldevelopmentinventory職業發展問卷，簡稱VDI)，以對青少年的職業成熟水平進行測量。VDI分為職業選擇能力和職業選擇態度兩個分測驗，能力測驗測量個體對職業的了解和計劃技巧，態度測驗測量個體與職業選擇有關的問題。

本研究對VDI的職業選擇態度問卷進行初步修訂.并研究其文化適應性

1方法和程序

1.1預測問卷的確定

在問卷翻譯中，修改其中不適合我國大學生以及意義不明確的項目，如將“我要等服完兵役后再選擇職業”修改為“如果讀研，我會等到研究生畢業時再選擇職業”等。

VDI原采用“是”和“否”記分，根據心理測量理論和研究結果，量表的測量信度隨點數增加而提高，辨別力也隨之加強，但點數超過5點，反而無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5]。因此修訂問卷采用四點記分，(從1表示的“非常不贊同”到4表示的“非常贊同”)，沒有中間選項，以減少“趨中定勢”。VDI原問卷有5個維度:①職業決策的投入度:個體主動參與職業決策過程的程度;②職業決策取向:個體工作的態度或價值觀是任務取向還是快樂取向;③職業決策獨立性:個體依賴他人意見來選擇職業的程度;④職業選擇偏好:個體依據特定因素作選擇的程度，如根據能否助人為擇業依據等;⑤職業選擇過程的概念:個人對職業選擇正確和不正確的概念。請1名專家和7名心理學側十究生對問卷結構作分析，發現“職業決策取向”和“職業選擇偏好”兩維度的項目表述難以區分。從這2個維度包含的項目內容來看，均反映了職業價值觀。職業價值觀是價值觀在職業選擇上的體現，它是人們對待職業的一種信念和態度，或表現出來的一種價值取向[6]。對工作是任務取向或快樂取向，以及根據特殊因素來擇業等都是擇業價值觀的體現。

1.2試測

試測樣木為華中農業大學164名大學生，有效問卷164份。測試后對預測問卷進行了文字修改與內容調整，Jl將原問卷的第一、第一人稱交替使用全部換為第一人稱，形成正式測量問卷。

1.3正式施測樣本

隨機抽取武漢高校900名大學生，回收845份問卷，有效問卷825份，男生444人，女生379人，性別未知2人;研究生26人，大四159人，大二274人，大一224人，大一140人，未注明年級2人。

1.4正式施測及數據處理

3名主試均經過事前訓練。采用統一指濘語，統一答卷紙，測驗無時間限制。數據分析采用SPSS11.5軟件在計算機上完成。

2結果

2.1項目分析

2.1.1項目維度劃分的分析Crites、的VDI問卷中的項目選擇依據為經驗法與實證法相結合，其中部分項目的選擇依據是，是否對職業成熟度高的人群和職業成熟度低的人群有區分效度iii。然而這也意味著對該問卷不宜進行因素分析。在維度分析過程中，發現職業決策取向維度和職業選擇偏好維度上的項目相關很高，證實了前而對兩個維度測量的是職業價值觀的設想。因此把這兩維度的項目合并到“擇業價值觀”維度，其內涵為個體擇業的取向及對工作的價值取向。

2.1.2項目區分度分析將被試在每個項目“非常不贊同”和“不贊同”的反應頻數相加，作為低分組(PL),在“贊同”和“非常贊同”的反應頻數相加，作為高分組(PH)。分析各項目在其維度總分的高分組與低分組上的獨立樣木T檢驗的結果，刪除在低分組上得分高于高分組的或在高低分組上差異未達顯著性水平的6個項目。

2.1.3題總相關分析計算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刪除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小于0.20的項目16個。依據以上標準，形成共38個項目的問卷，各分量表的項目分布見表1。

2.2量表各項指標統計分析

2.2.1描述性統計指標從表1的數據來看，四個分量表的項目平均得分都比較高，總量表上項目均分2.98，標準差相對較低。分量表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布在0.22和0.52之間。

2.2.2信度分析木側h究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倫巴赫@標準系數。重測信度系數為對照組35名大學生間隔一個半月的重測與初測分數之間的皮爾遜積差相關系數見表2

2.2.3效度分析Crites的VDI問卷設計所要達到的目的之一是，問卷在不同教育層次變量上差異值達到最大。使用兩個獨立樣木的非參數檢驗的Mann-WhitneyTest法對木科生和研究生在整個量表和分量表上的得分進行了差異性檢驗。研究生在總量表和投入度、擇業概念、獨立性3個分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木科生，差異顯著。

3討論

3.1量表的信效度

從表1來看，分量表和總量表的項目均分在3分左右，即被試在該問卷上的表現均處于較高水平，說明作為被試的大學生群體的職業成熟水平較高。

從表2可知，木量表。標準系數范圍從0.660到0.840，總量表。標準系數為0.840。對于團體測驗，信度系數達到0.700以上即符合心理測量學的要求。重測信度在0.557到0.761之間，也達到了心理測量學的要求。

Cronbach@系數既是一個信度指標，同時也是研究結構效度的一個指標[7]。木研究中各分量表和總量表的@系數較高，證實了問卷的結構效度。分量表之間較低的相關說明了各維度分別反映獨立的內容。本科生和研究生在總量表和3個分量表上有顯著性差異，證實了它的理論效度。國外的研究發現，職業成熟度研究中問題較大的是效標關聯效度的取得lal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否以選擇職業的現實性、接受教育和從事職業的渴望，或職業選擇狀態，如己明確選定了職業或職業決策作為效標?仍需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3.2文化適應性

將職業成熟度的研究結果應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需要慎重處之[9].研究表明文化背景不同，職業成熟度的內涵可能不同，其決定因素也會不同[10]。

本次研究證實了文化差異的存在。研究最初設想，西方價值觀重個人取向，中國人重社會取向。在VDI原計分表中，社會取向的項目得分為反向計分，即社會取向越高，成熟度越低，如“我會選一個有機會幫助他人的工作”，被試對該項目贊同程度越高，成熟度越低。而本次研究數據表明該項目正向計分與總分的變化趨勢一致，即該項目得分高，其成熟度也高。其它類似的項目分析結果也印證了最初對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偏重于社會取向的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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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重鳴心理學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85

6凌文軼，方俐洛，自利剛我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研究心理學報，1999,03

篇（7）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并不完善—信息不完全，市場呈明顯的分割狀態，加劇了大學生職業選擇的風險性。轉型時期我國勞動力市場呈多元分割狀態，許經勇和曾芬任認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表現為三個方面:城鄉分割、行業之間同工不同酬的差別、地區間居民個人收入差別(許經勇、曾芬任，2000)0李健民(2002)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是多重分割交織在一起，即城鄉分割、地區分割、部門分割、正式勞動力市場與從屬勞動力市場分割等。本文借鑒賴德勝的提法，認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可以分割為城鎮和農村兩個勞動力市場，農村勞動力市場上的生產部門主要是鄉鎮企業，包括農村集體企業(鄉鎮、村及村以下辦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包括合伙企業個體企業和私營企業兩大類)。在城鎮勞動力市場內部，又可分為兩大塊:一是體制內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上，工資水平較高，且有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和較高的工作穩定性。二是體制外勞動力市場。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比較復雜，既包括外企和高新技術企業等知識技術密集部門，這一部門工資相對較高，待遇比較好，但職業風險比較大，還包括一些小型企業和社區服務部門，這些部門工資較低，待遇比較差，沒有社會保障，工作亦不穩定，屬于非正規就業部門。由此，我國分割勞動力市場具體可以體現為城鄉之間及城市內部行業之間的分割。

為了弄清分割勞動力市場上，在職業風險約束下，大學生職業選擇的行為特點及其對大學生失業問題的影響。本文以武漢市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為例，對大學生擇業行為進行了調查。選取好、中等偏上、中等、中等偏下各4所高校，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有效問卷355份，涵蓋教育學、外語、社會學、計算機、經濟學、廣告、化學、機械等多個專業。

二、分割勞動力市場條件下大學生職業選擇現狀

1.職業價值判斷標準

作為一個理性個體，大學畢業生擇業的最大愿望是實現職業價值最大化。從大學畢業生擇業行為看，其擇業標準依賴于對職業價值的判斷。以往關于大學畢業生就業的調查研究，主要是從工資收入、個人興趣愛好、福利待遇、生活環境、工作穩定性和發展前景及職業地位和聲望等方面進行考察。從個體收益的角度看，可以將這些因素歸納為物質性收益和精神性收益兩個方面，具體表現為個人收入效應和職業效應兩個方面，其中收入效應，指的是經濟利益，包括直接經濟收入和間接影響收入的其他利益。職業效應，是指某一種職業為就業者帶來除經濟收益外的其他利益，比如地位、聲譽、精神享受等。

為了很好地揭示職業選擇及其風險之間的關系，從個體收益的角度出發，結合當代大學畢業生職業價值觀的特點，本文選取了大學畢業生擇業過程中趨同性較高的“職業收入”、“職業轉換成本”、“職業聲望”和“職業環境”4個因素作為大學畢業生職業價值構成的主要指標。

2.城鄉分割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擇業現狀

體現城鄉擇業行為的標準主要是“是否愿意去農村、西部等基層地區就業”。統計顯示，愿意去西部或農村地區就業的大學生占的比例并不高，僅占21.9，而不考慮去農村或西部等基層地區就業的比例占24.5。如果達到一定的條件，有較多的大學生會考慮去西部或農村地區就業，占到了總體比例的53.6 % 。

在影響去西部、農村、基層就業的主要因素中，各因素所占的比重依次為:沒有發展前途(42.6 % )，環境不好( 39.8% )、待遇差(39.3% )，信息不靈通(32.8% )，戶口障礙(27.2% )。調查結果和大學生擇業特點基本符合，即“個人發展前途”或“單位發展前景”是大學生擇業的第一要素，“工作環境”及“待遇”緊隨其后，“戶口障礙”因素所占的比例雖然不是很高，但仍是影響大學生去西部、農村及基層就業的重要因素。

3.行業性分割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擇業現狀

勞動力市場的行業性分割體現在不同的單位性質上，本文以“最想去的工作單位”以及“影響擇業的主要因素”為選項對大學生擇業行為進行了調查。

“最想去的工作單位”:包括6個二級指標，即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和鄉鎮企業。前三個單位屬于收入一般、風險較低的職業，后三者屬于高收入高風險的單位，其中鄉鎮企業在不同的地區情況完全不同，在多數人的觀念中仍然認為鄉鎮企業收入一般，且風險較大工作穩定性較差。從大學生擇業行為看，30.3%的大學生選擇了事業單位，40.1%的大學生選擇了國有企業。選擇黨政機關和民營企業的大學生斗匕例持平，分別是14.1%和15.0，雖然黨政機關工作較為穩定，但進入相對不容易，民營企業進入門檻不高，但職業風險也相對較高。外資企業職業風險較高，但收入也較高，是大學生青睞的類型之一。鄉鎮企業收入低，環境差，大學生對該類部門的認同比例較低，僅為2.6。

在影響擇業的因素中，個人發展前景(73.0% )、工資收入和福利待遇(71.6% )、單位發展前景(51.1%)分別排在前三位，工作的穩定性(35.8% )、工作所在地及其環境(31.7%)、解決戶口問題( 24.8%)緊隨其后。

三、分割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職業選擇的風險性分析

(一)分割勞動力市場職業選擇面臨的收入風險

1.城鄉及行業收入差異與職業選擇的風險性

我國城鄉收入差異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差距幾乎一直呈不斷擴大的趨勢。按現價計算，1995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農民高出1578元，2004年高出6486元，2006年高出8172.5元。也就是說，在過去17年期間，城鄉之間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擴大了近10倍。

從城市內部各行業部門收入水平看，由于各部門工資決定機制的不同，其工資水平也呈現出了較大的差異，具體可以從城市體制內和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來分別加以考查。首先，以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為代表的城市體制內勞動力市場，其沿襲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資制度，工作穩定，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完善。其次，在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上，以外企、軟件業等知識技術密集部門為代表的體制外勞動力市場，其管理體制中的責任、權利和利益較為明確，就業者普遍能夠獲得較高的工資。而以批發零售、餐飲住宿等服務性行業為代表的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工資水平不高。

我國城鄉及城市內部行業間收入差異明顯，己經構成了一定的勞動收入風險。對于風險厭惡型的大學畢業生來說，為了分散城鄉及行業部門間的勞動收入風險，大學畢業生不會選擇進入農村勞動力市場或者城市體制外次要勞動力市場，而愿意進入收入水平較高，風險性較小的城鎮勞動力市場和城市體制內勞動力市場。 2.職業轉換成本及職業選擇的風險性

職業轉換成本，也稱工作轉換成本，是指一旦就業后想要離開原單位所必須支付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工作接受成本，工作離開成本、與原單位的交易成本。

在我國鄉一城職業轉換中，職業接受成本和職業離開成本是次要的，主要是與原單位的交易成本很高。在農村和鄉鎮，大學畢業生十分稀缺，就業單位一般不會輕易讓其流失，通常以漫長的工作年限和高額的違約金等顯性或隱性的約束，防止人才流失。大學畢業生一旦選擇農村勞動力市場一定程度上就意味著被“鎖定”在農村，風險成本較高。

由表3所示，我國帶戶籍人口流動的比例非常低，其中還包括了大量的升學戶籍流動和從城到鄉的流動等。可見，戶籍制度實際上使大學畢業生一旦將戶籍遷到農村、西部等基層地區，在短期內要再遷回大城市的風險相當高。

在城市內部行業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上，職業轉換的接受成本是很高的，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那些交通費、郵費、電話費、報紙的廣告費等。間接的成本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工作搜尋所花費的時間內一個人可能從事其他活動所帶來的效用或收入:另一方面的機會成本更加重要，這就是決定放棄當前的工作機會繼續進行搜尋時所放棄的收入。職業轉換成本越高，大學生可能面臨的損失越大，風險性也越高。

(二)分割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效應的比較與職業選擇的風險性

1.職業聲望的比較及其為大學畢業生帶來的效應和風險

職業聲望是人們對不同職業的價值評價，從事不同職業的社會成員，會因其職業地位和職業聲望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威望、權力和財富，故社會成員謀求職業地位較高、職業聲望較好的職業是個體獲得心理滿足并肯定自己社會價值的必然選擇。

根據現代風險觀，不同職業選擇為個人帶來的聲望及地位的“損失風險”亦不相同。在本次的調查過程中，選擇去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外資企業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分別占到了前三位，而選擇去鄉鎮企業的僅占2.6%。同樣地，一半以上的大學畢業生選擇去沿海地區，而愿意去農村、西部等基層地區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連1/4都不到。除了收入差距的原因之外，職業的社會聲望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大學畢業生是我國人才層次中較高的一類，去鄉鎮企業或者農村、西部等基層單位工作難以讓大學生獲得心理上的滿足和社會價值的肯定，一旦選擇在該類地區或行業工作將面臨較高的社會聲望及地位的“損失風險”。

2.職業環境的比較及其為大學畢業生帶來的效應和風險

‘職業環境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從其為個體所帶來的效應看，它包括工作環境和人文環境兩個方面，其中工作環境主要是指物理環境，包括工作單位的硬件設施、環境美化以及工作地區的自然條件等;人文環境主要指社會環境，包括社會公德、傳統美德、禮儀、人際關系和安全環境等。

在我國，農村一直都是落后的代名詞。多數農村地區的道路交通、生活環境、信息通訊等基礎設施乃至文化氛圍的建設依然較為落后。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發展，高密度人口、建筑、財富和信息已經成為城市的基本特征。城市不僅基礎設施良好，硬件設施完備，而且城市中多種生活方式、文化觀念并存，文化交融速度較快，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視野更加寬闊。

篇（8）

職業決策困難(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y)是職業心理學和職業輔導領域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它是指個人在職業選擇(進人階段或職業改變)過程中，面臨最后決策時，不知道要從事什么職業或從幾個職業中挑選一個時發生的困難。

標準化決策理論(normative decision making)認為，決策者能夠加工所有相關信息，并能夠做出完全理性的選擇。Gati，Krausz和Osipow依據該理論，發展出一個理想的職業決策者模型，即最好的決策就是最有助個人目標實現的那個決策:一個理想的職業決策者能夠意識到做決策的需要，并且有愿意，同時還具備做出正確決策的能力:任何阻礙理想決策狀態達到的因素，都被當作是有決策困難:困難以兩種可能的方式影響個體的決策:一是阻礙個體作決策;二是使個體更少的做出理想的決策。

Gati等認為職業決策困難貫穿于個體在做職業選擇的整個過程中，并依據導致困難的原因對職業決策困難分類:缺乏準備，缺乏信息和不一致的信息。Gati等還結合對大量的職業輔導工作者與來訪者的訪談和調查，編制出職業決策困難問卷(career decision 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CDDQ)。本研究試圖修改CDDQ，檢驗其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適用性。

1方法和程序

1.1確定預測問卷

CDDQ原采用9點記分，根據心理測量理論和研究結果，量表的測量信度隨點數增加而提高，辨別力也隨之加強，但點數超過5點，反而無助于量表信效度的提高。因此修改問卷采用5點記分(從1表示“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

CDDQ原有3個維度:①缺乏準備;②缺乏信息;③不一致的信息。“缺乏準備”又可分為:缺乏動機;猶豫不決;不合理的信念;缺乏決策過程的知識?！叭狈π畔ⅰ敝饕婕?職業自我;職業信息;獲取信息的方式?！安灰恢碌男畔ⅰ卑?不可靠的信息;內部沖突;外部沖突。每一小類又包含2至8個不等的具體困難，構成44個項目。

1.2預測

選取武漢4所高校的275名學生進行預測。預測階段，詳細記錄學生對項目的反應。同時，還對大學生做深人訪談，為進一步修改項目提供依據。

1.3確定正式測試的問卷

1.3.1題總相關分析計算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刪除項目分數與分量表總分的相關系數小于0.3的項目.共9個項目.其中包括“缺乏動機”和“不合理信念”兩個小類的項目。

1.3.2項目通俗性水平分析將被試在“非常不符合，比較不符合”兩個選項上反應的頻數相加作為低分組，“比較符合，非常符合”兩個選項上反應的頻數相加為高分組，以此作為通俗性水平分析的在指標，刪除低分組中低于10%，高分組中高于90%的項目，共4個項目，如:“不了解職業決策的步驟”。

1.3.3項目鑒別力分析將高分組減去低分組，以此作為鑒別力指數。刪除鑒別力指數小于0.2的項目，共4個，如:“不愿妥協，想堅持自己的決定”。

1.3.4訪談結果的分析依據訪談結果修改其中不適合我國大學生以及意義不明確的項目，將語義較接近的10個項目合并為5個，例如涉及到“培訓”，“職業”與“職業特征”的項目。

經過以上步驟，最終形成7類職業決策困難，22個項目的問卷。

1.4正式施測樣本

正式施測選取武漢地區4所高校330名大學畢業生作為研究樣本:總共發放330份問卷，收回302份，有效問卷272份。其中男生130人，占47.8%，女生142人，占51.6%;文科161人，占58.5%，理科111人，占40.4%;職業選擇完全沒有把握15人，占5.5%，有一點把握59人，占21.5%，有一些把握98人，占35.6%，比較有把握83人，占30.2%，完全有把握12人，占4.4%

2結果

2.1量表描述性統計及信度

CDDQ各分量表的描述統計及信度結果見表1。從數據分布來看，各分量表的均分適中，具有一定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2.2結構效度

本研究采用Sattath和Tversky于1977年提出的ADDTREE聚類方法對量表進行結構效度分析。Gati等在驗證職業決策困難的結構時，也是采用ADDTREE聚類方法二這種聚類的方法不同于SPSS，SAS等統計軟件提供的聚類分析需要確定使用的各種方法因此結果更為準確[t6’1圖1為量表聚類分析結果：

2.3辨別效度

本研究中要求被試對自己職業選擇把握的程度做一個評估，分為五個的等級(從1表示“完全沒有把握”至5表示“完全有把握”)。以平均分為標準將被試分為“有把握組”和“無把握組”，進行差異檢驗對職業選擇有把握和無把握的被試在“缺乏決策過程知識”、“職業自我”、“職業信息”、“內部沖突”的得分以及問卷的總分上，差異顯著。見表3

3討論

3.1問卷修改中職業決策困難類型的問題

經過預測后，最終問卷保留了7類職業決策困難，刪除的3類困難分別為“不合理的信念”、“缺乏動機”和“獲取信息方式”。

整體看來，在擇業中當前的大學生比以往大學生的觀念要務實，并沒有突出的不合理想法因此，原版的CDDQ中“不合理的信念”這一類的職業決策困難可以不包含進去。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問卷中的不合理信念未必就是我國大學生在擇業中真正的想法，比如:“只要有興趣，就一定能成功”，“工作一定要在大城市”而不合理的信念對職業決策過程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還需要進一步考察同樣也是由于就業壓力以及我國整個社會經濟環境，大學生畢業后普遍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即使部分畢業生選擇考研也是為了日后能找到更滿意的工作。因此，“缺乏動機”這類職業決策困難在我國大學生中并不突出“獲取信息方式”這一類的困難中的兩個項目在項目分析時都被刪除:這也許是我國大學生大多職業自我效能感較高，對于認識職業的方式也不重視所造成的。

這三類職業決策困難反映出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但它們對于職業決策影響都是舉足輕重，不容忽視的。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突出這方面的中國特色，真正反映我國當前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困難。

篇（9）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步入“大眾化”教育的軌道。高校畢業生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已逐漸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然而，在冷靜分析大學生就業難現象時不難發現：由于人才市場供求信息的不暢，供需雙方觀念不同，導致供求雙方供需結構不相對稱，出現了“有位無人”和“有人無位”并存現象，更進一步的分析可見，許多大學生由于缺乏對職業的自我的合理認識和定位，加之職業決策和選擇能力不足，他們面對用人單位和崗位感到無所適從，不知什么單位適合自己的事業發展，什么崗位是展示自己的平臺，究其原因在于當今大學生缺乏或不視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同樣，由于我國高校真正意義上的就業指導工作尚處于起步探索階段，與社會經濟發展和學生的需求相比尚有存在較大差距，表現在就業指導的功能與內容上主要是圍繞當年的畢業生就業工作來開展，內容上也僅停留在對就業形勢的般介紹和政策規定的詮釋，在方法手段上往往是通過召開“動員大會”、“就業形勢報告會”等大會“灌輸”形式，因而在對大學生就業觀念和價值取向的引導，在職業判斷和選擇能力培養等方面則著力較少，也同樣存在著忽視或缺乏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有效指導。基于學生在就業問題和學術在就業指導上存在的上述不足，本人認為必須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切入點，將就業指導與職業生涯規劃相結合，從就業指導工作的內容體系、工作程式和工作機甜上進行全新的思考，以構建全程式就業指導工作的科學體系。

一、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結合點，構建高校就業指導的內容體系

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指大學生個體結合自身情況及所處的環境(機遇和制約等因素)確立職業目標、選擇職業道路并采取行動和措施實現職業生涯目標的過程。它包括了大學生人生理想及生活目標規劃、大學生學習目標規劃和大學生職業選擇規劃等內容。大學生只有做好了職業生涯規劃，才能樹立正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才能有效學習并獲得知識技能，才能選擇到合適自己發展的職業并通過職業生涯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標。可見，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是一個涉及到理想信念教育、專業知識學習、擇業技能技巧訓練等內容在內的學校教育工作的全方位的問題。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結合點，全面規劃大學生的就業指導課程體系，既抓住了就業指導工作的核心，又能使指導工作較好地溶入學校各項教育工作的大局。

1、堅持思想政治教育與職業生涯教育的融合，引導和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高校的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也轉變為大學生們求生存謀發展的必然環節，演化為當代大學生進行職業生涯規劃、獲得職業成功的有效途徑。而高校學生的這種主體性需求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和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做出相應的回應，可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必須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結合點，實現職業生涯教育與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無縫對接翻。正處于心理成熟期的青年大學生需要接受正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標的引導。由于大學生所選修的專業各有不同，他們畢業時面臨的工作崗位選擇也必定不盡相同，但是，職業本身并無貴賤之分，唯有職業分工不同而已。要通過職業價值觀的教育讓大學生明白只要從業者敬重一己的職業、熱愛自己的工作，必定能“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更要通過教育，引導大學生理智地審視就業市場，客觀地分析大學生就業難的現狀，將自己的理想與社會的需求很好地結合起來規劃好自己的職業生涯，到畢業時才能勇敢的面向基層、面向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勇于到艱苦的地區、經濟欠發達的地區等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去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促使大學生的充分就業。總之，凸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把理想信念教育溶人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之中，幫助他們確立職業發展方向，制定個人職業生涯規劃，用正確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參與求職擇業活動，既是就業指導工作的靈魂，也是做好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的前提和基礎。

2、堅持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設計和專業學習及學業的發展緊密結合，緊扣學生專業學習與職業發展這一核心內容，引導和幫助大學生搞好學習目標規劃和學業發展規劃。從大學生的專業學習和職業發展而言，由于大學生閱歷不夠豐富、視野不夠開闊及專業學習不夠深入等原因，他們往往對職業和專業設置的關系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在專業學習上往往存在較大的盲目性，更由于大學生的學習有較大的自由度，使許多大學生難以做到將未來的就業壓力與當前學科安排的學習結合起來，因而在學習上往往需要我們，尤其是專任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有效指導，幫助大學生及時掌握處理所學專業與職業關系的方法，確立與職業發展目標相適應的學習目標，有計劃地開展個人專業學習、知識積累、素質培養和能力培養，為將來畢業后的就業做好充分的知識和能力的儲備。從學校的教學與教育改革而言，為了進一步拓展學生的專業素質和綜合素質，必須充分發揮大學生生涯規劃這一有效載體，以人才市場的需求為導向，全面深化學校的教學改革，進一步做好學科與專業的調整與優化工作，更進一步加大文理滲透和工管交叉，加大復合型人才培養的力度，同時要加大學生實踐能力和實際動手能力的培養，對于高職高專類的學生，要堅決實行畢業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的“雙證”或“多證”制度，以增強畢業生的社會適應能力，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提高。

3、堅持群體教育和個性化的就業指導相結合，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選擇規劃。以使大學生畢業擇業時有清晰的職業目標而不至于迷惘。一個任職者如果能找到符合自身個性特征、興趣、又有適當能力去完成的職業，就能充分發揮其潛力，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取得較好的業績，最終產生工作的滿意感、自我實現感。因此，在對大學生進行就業指導過程中，在對大學生進行群體的正面教育的基礎上，必須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在充分考慮自身的條件和社會需求的基礎上，科學地設計自己的職業選擇規劃，為自己大學畢業的擇業做好充分的準備，這就需要我們在就業指導中必須根據學生的不同對象因材施教進行個性化的指導，并在指導過程中有針對性的指導學生正確理解和對待興趣與職業選擇、職業能力與職業選擇、氣質與職業選擇、性格與職業選擇、價值觀與職業選擇、專業與職業選擇之間的辨證關系，做到知己、知彼，從容應對就業市場的擇業。

二、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切入點，建立和健全全程式的就業指導工作體系

多年來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大學生的擇業行為集中發生在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但是大學生對社會職業、就業政策、就業制度的了解以及自身職業規劃、職業價值觀、求職技巧等則應該從進人大學校園時就開始積累。因此，必須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為切人點，將職業生涯規劃的教育與實踐活動貫穿學生大學學習的全過程，建立起全程式的就業指導工作體系，具體而言，就是把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過程中的自我評估、外部環境分析、目標確定、實施策略、反饋評估等具體環節的教學與實踐活動貫穿于大學學習的全過程，并根據不同年級的學生的專業學習和職業生涯規劃的特點，設定階段性的指導目標任務，使全過程就業指導的層層要求得以實現。

1、要認真抓好大學生入學第一年的職業生涯規劃的教育與指導，為大學生的專業學習和學業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任務是讓學生了解職業和就業政策，更新就業觀念，理解學位證書、職業資格證書和就業準人制度，增強提高職業能力的自覺性，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和就業觀，形成初步的職業生涯規劃，為大學生做好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規劃奠定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2、結合大二、大三學生的專業學習的特點。精心組織好大學生修訂與完善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以幫助和引導大學生樹立鞏固的專業思想、正確的職業價值觀。確立與專業相適應的職業發展方向，全面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大二、大三是學生進入大學后學習、生活的穩定期，也是學生進行專業知識學習的主要階段，這一階段由于專業學習任務繁重，許多大學生對就業指導及職業生涯規劃訓練不感興趣，往往造成了就業指導工作上的空白，因而強化大二、大三階段的學生就業指導就顯得十分必要了。這一階段開設的就業指導的主要任務是：訓練和培養學生工作的責任意識、規范意識、質量意識、服務意識、溝通能力以及團隊合作意識，了解個人創業條件、特征，提高學生自主創業意識與創業能力，進行職業生涯規劃，撰寫個人職業生涯規劃計劃書等，而要完成這一階段的目標任務，僅靠職業生涯規劃課的教學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廣大專任教師的普遍參與。總之，要結合專業的學習，使學生的知識結構、專業目標更貼近社會發展的要求，為就業打下堅實的專業基礎。

3、重視和全力做好大四畢業生的就業指導。引導和幫助畢業生實現職業生涯規劃的就業關。這一時期大學生的專業學習主要是專業知識的進一步提高與深入產學研基地，在實踐基礎上完成畢業設計和畢業論文，并進行專業的實習、見習活動。這一階段就業指導的主要目標是：幫助大學生通過專業實訓和職業生涯規劃的實踐活動完善個人職業形象，掌握面試基本技能，了解求職面試全過程及求職的途徑、技巧，了解相關就業政策和勞動關系法規，制定自己的求職策略和求職計劃以達到順利就業的目標。

三、以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

劃并順利就業為落腳點，構建全員化、全方位的就業指導工作新格局引導和幫助大學生做好大學階段的職業生涯規劃，順利地就業，這是高校就業指導工作的最根本任務，而要完成這一任務，必須從高校的組織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服務市場建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加強，同時，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一個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的好壞，就業率的高低，不僅直接影響一個學校的招生形勢和生源質量，也關系到一個學校的生存與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講“就業工作是學校的生命線”。因此，高校要通過動員，使全校各個部門的各級組織、使全體教師都投入到就業指導工作來，以實現全員化和全方位的就業指導。

篇（10）

職業價值觀是職業選擇的核心心理因素，對職業選擇和職業動機具有導向作用，對職業認識、職業選擇和職業生涯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是大學生這一特殊社會群體對待職業的一種信念和態度，對他們今后的職業生活起著關鍵性的指導作用，不僅決定了他們的擇業行為，而且對于他們的工作態度、工作積極性，乃至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有重要的影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能夠使教育工作者更加了解當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狀況，對于引導和教育大學生轉變擇業觀念，樹立科學的職業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

一、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研究現狀

西方國家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始研究職業價值觀，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后才有學者陸續開始研究，90年代開始，國內關于職業價值觀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總體上可分為以下三方面內容。

1．職業價值觀定義

國內學者關于職業價值觀的定義表述各不相同。黃希庭等認為，職業價值觀是人們對社會職業的需求所表現出來的評價，是人生價值觀在職業問題上的反映，是人生價值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凌文輇等認為，職業觀就是價值觀在職業選擇上的體現，也可稱為擇業觀，它是人們對待職業的一種信念和態度，或是人們在職業生活中表現出來的一種價值取向[。金盛華等認為，職業價值觀是個體評價和選擇職業的標準。這些是當前職業價值觀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幾個定義。

2．職業價值觀的結構和維度

職業價值觀并不是單一的結構，它是一個多元結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包含許多成分。職業價值觀的結構研究是目前此問題研究的重點和熱點，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1)方俐諾等人通過對霍蘭德的職業興趣量表進行修訂，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題目進行增刪，也將中國人的職業價值觀分為現實型(R)、研究型(I)、藝術型(A)、社會型(S)、企業型(E)、常規型(c)六種。(2)舒伯(Super)提出了職業價值觀的15個維度，分別是利他主義、美的追求、創造力、智力的刺激、成就感、獨立性、威望、管理權利、經濟報酬、安全感、工作環境、與領導的關系、與同事的關系、生活方式、變異性。(3)凌文輇等1997年從22個職業價值觀條目中通過因素分析抽取了三個因素，把職業價值觀結構分為聲望地位因素、保健因素和發展因素。這三個因素與人的四種需要相對應。聲望地位因素與尊重需要相對應，保健因素與生理、安全需要相對應。發展因素與自我實現因素相對應。(4)金盛華等把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分為目的性價值觀和手段性價值觀。目的性價值觀指個體評價和選擇職業的內隱動機性標準，包括家庭維護、地位追求、成就實現和社會促進；手段性價值觀是指個體評價和選擇職業的外顯條件性標準，包括輕松穩定、興趣性格、規范道德、薪酬聲望、職業前景和福利待遇等六個方面。

3．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特點研究

國內學者在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進行研究時，大都結合各自的研究需要和研究角度針對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大學生作了許多比較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1)1986年，詹萬生等人對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狀況調查顯示，“經濟收入高”被排在第四位，而“學習條件好”、“社會地位高”被排在第一、二位，表明80年代的大學生更看重知識追求和職業聲望，而經濟收入并非職業選擇的主要動因。(2)1996年，北京大學團委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調查結果顯示，把”經濟收入高”作為影響擇業的重要因素的學生比例高達73．3％。2002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大學生選擇未來職業考慮最多的因素”調查中，86．4％的人最關心經濟收入，70．24％的人最關心權力、地位、升遷機會，65．88％的人希望工作舒適、地點好。61．39％的人關心專業對口、有出國機會，只有12．37％的人表示不在乎職業風險：同時絕大多數畢業生把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大城市作為自己的選擇意向，選擇去農村工作的畢業生不到總數的5％。這些結果表明，當代大學生的職業觀是以個人發展為目標，以經濟利益為導向，以就業地區選擇為保障，帶有明顯的功利色彩。(3)2000年，陰國恩等對大學生職業選擇和職業價值觀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的理想職業與現實職業有很大的不同，且與其所在的學校、專業科類和性別有一定的關系。男大學生心目中最理想職業的前三位分別是高級職員、工程師、律師、法官；女大學生最理想職業的前三位分別是律師、法官、高級職員、記者。而且，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呈現多元化趨勢，“收入”、“充分發揮能力”、“自主程度”是大學生擇業三條最重要的標準。(4)吳諒諒等對大學畢業生的職業期望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2001年的大學生比1996年的大學生更注重經濟收入與福利條件，而對工作與所學專業的匹配程度要求則降低了。(5)丁大建、高慶波在“2003年北京地區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單位類型首選”調查中發現，畢業生中的33．1％選擇外企或合資企業，27．4％選擇大型國企，19．7％選擇科研、學校、醫院、新聞等事業單位，13．5％選擇政府機關，2．5％選擇自己創業，1．6％尚未考慮好，0．4％為其他。同時發現，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念已從“干一行。愛一行”向“愛一行，干一行”轉變，在擇業中如果職業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他們敢于放棄，重新選擇。(6)喻永紅等2003年利用自編問卷在全國7省市13所高校進行的調查研究表明，在年級上，高年級學生比低年級學生更注重福利待遇，低年級學生較高年級學生更注重社會貢獻，這一研究表明高年級學生在選擇職業時更現實。對東西部學生的職業動機研究表明，西部學生注重發展前途。在“不同性別職業選擇自主性研究”中發現，71．76％的男生在選擇職業時傾向自主，且較有自信，而女生的比例只有59．48％，且自信心比男生低，差異達到顯著性水平。

二、當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存在的問題

1．職業價值觀定義不確定

根據文獻統計。目前國內關于職業價值觀的定義有十幾種，表述不一致，學者大都根據各自的研究角度，采用不同的職業價值觀定義，缺乏一個統一的操作性定義，使得研究的標準不一，結論差異很大，驗證困難。

2．研究工具單一

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國內關于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研究大多采用問卷法。通過因素分析確定職業價值觀的結構或維度。同時作一些比較研究。由于受取樣的局限，研究的結果不能代表當代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維度，只能代表一個區域或特定群體的職業價值觀狀況。另外，有些研究直接采用國外翻譯的問卷，對問卷沒有進行本土化驗證研究。由于中西方存在文化差異，測驗只能體現中國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結構中包含的部分，對于未包含的部分很難測查，因此測驗存在誤差。金盛華等將問卷與深度訪談相結合，并采用質性研究計算機輔助軟件(NVivo)進行編碼，這一研究方法將成為今后類似研究的重要參考。

3．對職業價值觀的結構仍存爭議

陰國恩研究認為，從整體上看，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具有較大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體現在不因他們所在的學校、專業科類、性別等不同而不同，盡管在一些具體的職業價值選項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目前，國內的研究從修訂到驗證性研究，學者都根據自己的操作性定義進行獨立研究。既然大學生職業價值觀存在一致性，就應該大范圍取樣，構建統一的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結構，編制統一的職業價值觀量表。

4．研究群體的分類視闌狹窄

目前，多數研究中，在研究群體的分類上主要有科類(文理分類)、性別、年級等分類，而對于高職?？粕?、本科生、研究生及多科類對比研究甚少，對于不同家庭狀況、不同生源地、不同經濟區域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缺乏研究，對于殘疾學生等大學生弱勢群體的職業價值觀狀況也缺乏研究。加強這些方面的研究能夠使高校就業教育更有針對性。

三、職業價值觀研究發展方向

近20年來，國內在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職業價值觀作為人的一種心理傾向，具有穩定性又具有變異性，尤其是當社會改革時，職業價值觀會發生迅速變化。近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進入到“大眾化”階段，高校畢業生就業制度也由原來的“計劃分配”轉變為“市場導向、政府調控、學校推薦、學生與用人單位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這必將引起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轉變。價值觀相對于社會變化又存在滯后性，轉變需要一段的時間。因此，必須加強對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深入研究，了解大學生職業價值觀的狀況，幫助學生樹立正確擇業觀念，為引導大學生、家長和全社會轉變擇業觀念提供科學依據。

1．研究方法

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開展研究，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將參與性觀察、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結合運用。深入了解大學生對職業的真實評價和職業選擇的標準。目前，有些學生愿意到一些基層和艱苦的地方就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但迫于父母、親朋的壓力而提高擇業標準。前者是大學生真實職業價值觀的體現，后者是外在強加的價值觀，這就要求結合深度訪談方法了解大學生擇業的真實標準。

有些方法得到的數據不易于量化，因此要做好非量化資料的科學統計工作，從龐雜的資料中尋找出意義所在，并為其實質內容建立出理論架構。當前質性研究的分析軟件主要是NVivo，這套軟件全名為NUDIST Vivo，其中NUDIST為Non—numerical Unstructured Data by techniques ofIndexing Searchingand Theorizing的簡稱，意指可供非數值、非結構性數據的索引搜尋系統及幫助建構理論的輔助工具，是目前質性研究最新、功能最強大的軟件之一。

2．研究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