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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發達國家的保護對象主要是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保護民族經濟，且保護的重點是幼稚產業。

加入WTO后的中國是否應該完全貿易自由？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否喪失了意義？對幼稚產業政策應該如何予以取舍？本文將通過對理論基礎和現實的分析來得出結論。

一、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分析

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是李斯特的“幼稚產業論”。李斯特發揚了美國漢密爾頓保護本國制造業的觀點，以歷史判斷為基礎，提出不同的國家由于其發展階段不同貿易政策也應有所不同。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應該對那些面臨國外強有力競爭而自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身又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幼稚產業予以高關稅保護，培植它們的競爭力，直到這些產業成長起來為止。

這些新的產業能給國家帶來未來收益，形成強大的生產力，而這些“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幼稚產業論一經提出便對自由貿易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現在也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般認為幼稚產業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提出的質疑主要在于各國國情不同，落后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最終不利于該國的生產力的提高和產業體系的建立。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現實世界是由各國家組成，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經過李嘉圖完善的自由貿易理論強有力的證明，自由貿易能使世界資源優化配置、能帶來各貿易國福利的增加和世界總產量的提高。

但李斯特認為對于落后國家而言，這種短期或眼前利益（可以比較低的成本換取較多的商品和勞務，增加國民福利）是以犧牲長期或未來利益為代價的。從長遠來看，目前尚處于萌芽階段但將來對國民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的工業產業的生產能力在國際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會受到劇烈沖擊，根本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只重視眼前利益忽視未來利益的自由貿易對落后國家而言非常不利。

所以李斯特主張：通過國家的干預對幼稚產業實施暫時的保護，這種保護應持續到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為止。幼稚產業論也認為保護可能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走私、降低效率等效果，尤其是在幼稚產業的選擇失誤、保護措施不當等情況下。

但支持幼稚產業保護的經濟學家認為受保護的幼稚產業應該具有潛在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在保護下只要其生產成本下降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足夠快，那么保護結束后所得的收益就足以補償保護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的保護就是有利的。貿易保護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放眼世界完全的自貿易也是不存在的。

世界各國在選擇貿易政策時都要考慮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二、國際貿易環境的分析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WTO，自由貿易在更大范圍得到了推進。但是在自由貿易的背后我們也不難感受到貿易保護的潛流強有力的涌動。

首先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與加劇。

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國家加大了利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的力度，尤其是隱蔽的靈活的具有歧視性的非關稅壁壘的運用非常廣泛。

由于這一時期的貿易保護特點明顯不同于以往的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所以被稱之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在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保護具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集中的表現就是更多的更為隱蔽的非關稅壁壘的使用。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高標準的環境、技術等“綠色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其中發達國家所設置的市場準入門檻（技術標準等）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也提出了更進一步的開放市場的要求，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自己卻在農產品等領域牢牢的奉行保護主義。美歐日等國采取的農產品補貼政策拉低了全球農產品價格，而農產品出口正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支柱。目前日本對水稻的進口關稅依舊高達490%。

其次，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這集中體現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多邊合作進展緩慢，如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的WTO多哈回合，在坎昆會議的失敗的陰影下步履蹣跚，而個別WTO成員，特別是發達國家成員，一意孤行的實行單邊主義，使多哈回合的主旨——發展問題的多邊談判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區域性的貿易合作的活躍反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困境。

自由貿易與保護的相互交織是這一時期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大特點，自由化是斷斷續續的主旋律，而保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不同的國家保護的重點也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在于農產品和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在于幼稚產業和服務業。這種現實反映了它們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也表明了在目前世界經濟格局下國家之間利益爭奪之所在。

三、外貿政策的現實環境——漸進的貿易自由化近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外貿以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在增長，進出口額在國際貿易額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

但與貿易強國相比我國外貿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如出口結構以低檔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競爭力較弱，服務貿易出口發展滯后。其中，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尤其引人矚目，1999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相當于其商品貿易出口的24%，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相對于商品貿易出口的比重低于15%。這些差距折射了我國經濟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競爭力較低等深層次問題。中國雖然被號稱為“世界工廠”，但產業競爭力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等相對落后屬于幼稚產業，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路徑是：漸進的開放市場——漸進的取消保護——逐漸取消保護——貿易自由化。

加入WTO的談判過程和我們做出的承諾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而這種漸進的開放思想也構成了被國外學者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精神的重要部分。實事求是的依據經濟規律和發展所能承受的限度確定開放的步驟是我們理性的選擇，超越式的外貿政策是非理性的。許多拉美國家從80年代起奉行新自由主義，不顧國情的實行貿易自由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根據發展階段適時調整、靈活應對才有利于向最終目標的邁進。自由貿易是世界各國理想的終極目標，但在我國工業化尚未完全實現的現實下適度的保護是必要的。這就是國情所給予我們的外貿政策環境。

四、目前中國幼稚產業政策取向的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當前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而幼稚產業論的理性的成分也給予保護以一定的理論支持。

但由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經濟效率，所以必須審慎運用保護政策，盡量減少因為保護所造成的經濟扭曲和福利下降。鑒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對幼稚產業實施保護的政策取向應該是：謹慎選擇、適度保護、漸進開放、完善市場體制。

謹慎選擇體現在要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主要的原則是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思想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一方面是根據巴斯塔布爾標準和肯普標準選擇那些具有明顯外部性和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的保護在一定時期后收益應該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保護的成本，應該是一國具有戰略地位的產業同時能起到帶動其它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同時對它們的保護也應該是能彌補市場不完善所造成的企業先進入損失以有利于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要適時的對被保護幼稚產業進行篩選。保護不是無期限的，否則會造成低效率和嚴重扭曲資源配置的惡性循環，李斯特提出的時限是最高30年，對于保護時間過長而至今還未成熟起來的幼稚產業應該取消保護。

適度保護體現在制定合理的保護措施，保護程度要適當。

一般的保護方式是關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主要是關稅和非關稅，產業政策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被保護產業提供資金、信貸、補貼等產業支持。目前我們的保護方式面臨著調整，原因在于加入WTO后我國承擔的主要義務是關稅有步驟的下降，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取消。所以運用傳統的關稅手段來扶持幼稚產業發展的空間已經逐漸的在縮小。

以往的以關稅為主的保護措施要逐步的讓位于非關稅措施和產業政策。在可以運用關稅的空間里就要設法提高保護的效率。

一方面要研究關稅結構，爭取設置對幼稚產業有利的關稅結構，同時提高關稅的有效保護率。除關稅措施以外要適時、適度的使用WTO所允許的一些非關稅措施來實行保護，并且將WTO框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款用足用好。其中可以依據GATT等18條的規定來施行對重要的幼稚產業的保護。

漸進的開放體現在保護應該是開放的保護、逐漸取消的保護。

保護的目的是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但完全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封閉的保護只會產生低效的懶惰的產業，所以應該適度的引入競爭，或者是國內市場分割的打破，或者是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外國廠商的進入。當然這要根據被保護產業的實力、國內和國際市場環境來決定。此外，要適時的引入“畢業條款”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漸的弱化保護并在其成熟后堅決的撤銷保護。所以保護政策不應該是剛性的，應該靈活而富有彈性。超級秘書網

sp;完善市場體制。

自由貿易思想因為其完美的市場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而使自由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理想目標，但較完善的市場體制無疑是企業正常開展其經濟活動的基礎。健全的市場功能齊全的市場意味著市場扭曲的減少，這將為產業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在市場扭曲消除的前提下許多保護措施也就不必要了。

但目前國內市場存在諸多問題，如市場體系的不健全，部分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的職能“越位”、地區市場壁壘的存在等。所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市場體制的完善是當務之急，是對幼稚產業逐步取消保護的前提，是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尹翔碩.中國對外貿易改革的進程和效果：1978-1998[M].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

[2]張幼文等.外貿政策與經濟發展[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篇（2）

關鍵詞：交易成本，多國企業理論，威廉姆森，學術脈絡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篇（3）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

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

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篇（4）

在國內市場不能滿足企業發展所需時企業必然會選擇走國際化經營的發展道路,企業之間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也就是說國際化經營是企業發展必有之路。經濟全球化讓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約束力也不斷增強。在這個時代,世界各國應敞開大門,適應這一趨勢,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發揮自己的優勢,把握其中機會。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融入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加入這個主流可以充分分享國際分工利益,與世界先進經濟技術同步前進。加入世貿組織可以幫助中國經濟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社會,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和國際市場的優化資源配置功能。

1.1.2 中國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企業走出國門,跨國公司迅速發展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入世和國內市場的開放,很多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因此,國內外企業競爭激烈。另外,生產能力過剩、內需不振,自然資源短缺,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比例失衡,中國外貿出口深受貿易保護主義的侵害等原因,1988 年中國政府正式提出“走出去”發展戰略。“走出去”戰略,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的必要要求,是市場經濟開放性、競爭性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條件,可以使企業更廣泛的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提高國家的經濟實力。中國企業將產品市場和人才、技術、資金等資源市場向外延伸,并著眼于整合全球資源,以實現全球范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為目標。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中國企業積極走出國門,對外投資增長很快,跨國公司迅速發展。目前,中國投資區域已遍布世界 160 多個國家和地區。從 2002 年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幾乎成倍增長,從 27 億美元上升到 2007 年的 265.1 億美元。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設立的海外企業近萬家,分布在全球 173 個國家和地區。2003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在發展中國家居第二位(新加坡第一),2006 年在發展中國家位列第一,在全球國家(地區)排名中居第 13位。到 2012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 840 億美元歷史紀錄,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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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義

1.2.1 研究目的

本文通過對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戰略的研究,希望達到以下目的:分析研究背景、明確研究意義、梳理國內外文獻綜述和相關理論,介紹外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總體情況;回顧中國在越南跨國經營發展歷程、闡述跨國經營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運用SWOT 分析法指出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詳細分析中國企業在越南所選擇的跨國經營總體戰略及不同行業投資越南所選擇的經營戰略;提出對策建議。

1.2.2 研究意義

1.2.2.1 理論意義

這幾年來中國企業紛紛到越南進行跨國經營,中國在越南跨國經營研究成為目前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是從文獻上來看,對中國企業在越南的跨國經營研究則不多。本論文通過跨國經營理論的基礎,對中國企業在越南經營情況進行全面分析。因此,本論文的研究內容與成果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

同時,本文梳理了國內外關于跨國經營的相關研究,以進一步豐富適合于發展中國家跨國經營理論。

? 1.2.2.2 現實意義

(1)對越南企業:本文介紹了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發展歷程,現狀和經營戰略的選擇。因此,可以讓越南企業更加了解中國企業經營、管理等方式,進而學習中國企業的優點和創新點。

(2)對中國企業:本文讓中國企業更加了解越南投資環境的總體情況,從而找出適合企業自身的在越跨國經營戰略。

本研究具體思路框架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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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跨國經營戰略相關理論

2.1 國際化經營理論

企業國際化是指企業經營發展逐漸由國內轉向國際化的過程,它強調的是企業經營活動的跨國性以及經營的過程性。英國斯蒂芬楊(Stephen Young)教授在《國際市場進入與發展》書中說,國際化是“企業進行跨國經營的所有方式”,包括產品出口、直接投資、技術許可、國際分包生產、特許經營等活動。

有關國際化理論,主要分為三種類型:(1)Uppsala 國際化過程模型,該模型是20 世紀 70 年代由烏普鏟拉大學的一批經濟學者提出的,以企業行為理論研究方法為基礎的一種國際化模式。該模式基于“企業的目標是增收益減風險”的假設,將企業的國際化看成一個發展的過程,強調企業的知識和學習能力對于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影響。(2)交易成本分析模型,該模型認為企業的交易行為是成本分析的基本單元,企業擴張勢必帶來交易成本的上升,公司的組織形態應以成本最小化為基本原則,因此公司為了減小交易成本都傾向于垂直一體化的組織形態。(3)企業國際化網絡模型,該模型是由瑞典學者提出的,他們認為產業系統就如一張網絡,它由眾多從事生產、銷售、服務的企業組成,這些企業之間聯系密切,有很強的合作和互動關系,存在大量的產品、信息等資源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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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際市場進入戰略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的企業國際化階段理論是一些北歐學者通過典型案例研究提出的。該理論認為企業國際化是一個連續、漸進的過程,其中,海外市場知識的多少等因素對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方式選擇影響最大。1981 年,鄧寧提出了一個與企業國際市場進入戰略決策有關的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企業可以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來進入國際市場的條件是企業同時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1998 年,托賓·佩德森和本特·比特森提出企業國際化四要素模型,他們認為企業國際化受到海外市場知識,生產要素數量、企業市場份額的市場競爭結構四個要素的直接影響。Root 于1994 年對國際市場進入的所有方式進行 整合性的分析,他認為每一種進入方式的投入、風險與收益都有差異,企業在作出選擇時必須考慮企業的戰略目標,資源能力,政府法律法規,目標市場特點等因素。

第三章 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現狀 ............................. 15

3.1 外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總體情況 ...................... 15

3.1.1 外資進入越南的發展歷程 .................. 15

第四

章 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 SWOT 分析 ........................ 26 4.1 優勢分析 ....................... 26

4.1.1 越南自然資源豐富 ......................... 26

第五章 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戰略選擇及對策建議 .............. 32

5.1.1 市場進入戰略 ...................... 32

5.1.2 行業選擇戰略 ....................... 33

第四章 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 SWOT 分析

4.1 優勢分析

4.1.1 越南自然資源豐富

北方的紅河水系與南方的湄公河水系,給兩大平原帶來了大量的腐殖質,使土地相當肥沃。這兩大平原的稻田占了耕地面積的 90%左右,成為世界上著名的“谷倉”之一。越南近年來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抓了農業革新,穩住了這個國民經濟的基礎,連續多年保持了世界第三大米出口國的地位。越南今后為了加快發展,也將會繼續發揮這一有利條件,同時進一步對農業生產結構進行調整;越南的礦產資源、特別是能源豐富。這幾年,原油成為越南的第一大出口產品,煤炭也進入了主要出口產品的行列。2008 年原油出口創匯高達 103.568 億美元,煤炭出口創匯13.88 億美元。已探明的石油儲量 50 億噸,估計儲量高達 100 億噸。已探明的煤炭 100億噸,估計儲量約 2200 億噸,主要分布在東北部盆地,2100 億噸煤炭分布在紅河三角洲 3500 平方公里范圍的低下 100—3500 米深處。幾乎所有礦產資源在越南均有分布,大部分有開采價值。尤其是鐵礦,已探明儲量 10 億噸,估計總儲量在 18 億噸左右,鋁土礦儲量約 66 億噸。在今后的加快發展中,越南將繼續抓好油氣工業,提高其加工能力。同時將利用好其他的礦產資源,為工業化、現代化服務;此外,越南還有比較豐富的林業資源、漁業資源、旅游資源等,這些資源將會進一步得到開發和比較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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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戰略選擇及對策建議

5.1 中國企業在越南跨國經營總體戰略

企業跨國經營戰略是指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通過系統地評估自身實力,確定基本任務和目標,并根據變動的國際環境擬定必要的行動方針和政策,采取相應的行動,為求得企業在國際環境中長期生存和發展,達到企業既定目標所作的長遠的總體謀劃。

進行海外投資,建立跨國企業是當代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要求。近年來,中國的海外投資企業發展較快,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和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推進,越南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所瞄準的重要目標市場。積極發展對越經貿和投資往來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但仍然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從當前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真地分析形勢,總結經驗教訓,揚長避短,制定出符合中國企業在越南的跨國經營戰略。

5.1.1 市場進入戰略

篇（5）

（一）企業外匯風險的種類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通常會在國際范圍內收付大量外幣，或持有外幣債權債務。因此，企業在國際收付結算的時候就會產生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可以劃分為四類，即交易風險、會計風險、經濟風險和國家風險。

（二）外匯風險對企業的影響一是影響企業的經營戰略。外匯風險給企業的產供銷活動帶來成本核算的不確定性，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預期收益因匯率波動而面臨預料之外的損益，同時帶來企業現金流量的增減變化，這些都會影響企業管理者的經營決策。二是影響企業的業務安排。匯率波動對企業業務活動的正常運行有較大影響。對進出口企業來講，匯率波動劇烈時，由于難以確定成本核算，企業或者觀望，或者爭取有利于自己的計價貨幣，造成談判時間拖延，簽約成交額下降。甚至在簽約后，如果匯率變動超出預計的成本而導致企業可能虧損時，進出口企業往往尋找各種借口毀約，使外貿業務遭受損失。三是影響企業的信用。企業信用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它取決于企業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規模、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經理形象等因素。如果匯率波動影響到企業的對外支付，無疑對企業的信用是一種損失。

二、企業外匯風險防范的必要性

（一）外匯風險防范是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也越來越融入到世界經濟中，企業在進出口業務中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幣種的轉換。因此，我國企業加強對外匯風險的防范就顯得越發重要。

（二）人民幣匯率實現市場化的需要為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雖然升值對于經濟增長勢頭很強的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避免的，但隨著人民幣匯率的逐步市場化，我國企業也將會遇到不容忽視的外匯風險。

（三）企業應對外匯風險的準備和承受力不足由于人民幣多年來一直與美元掛鉤，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又多以美元結算與計價，因此，企業對匯率風險的意識仍然是十分薄弱。一些企業甚至于對匯率風險熟視無睹，將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視為“不可抗拒力量”。面對日益嚴重的外匯風險，目前我國的大部分企業還沒有很明確的應對思路和做法。此外，中國企業應對匯率變化風險的能力較弱。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小幅升值已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逐漸縮小。我國企業應想辦法提高效率、增加科技含量、加快升級換代，從而增加產品的競爭力。但很多企業還是依靠傳統的價格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來爭奪市場。在應對匯率波動方面，大部分企業沒有準備，更不用說去運作外匯資產。

三、企業防范外匯風險的戰略選擇

（一）經營不同業務企業的防范策略偶然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基本策略是購買遠期外匯合同。企業從事遠期外匯交易可能會有經濟效益。但企業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國際商品交易而不是外匯交易，自己的主要收人應來自于商品的銷售收人而不應依賴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意外收人。如果遠期外匯交易成本過高，企業則可以選擇消極的套期保值策略，不對外匯風險頭寸采取任何措施。如果匯率波動會造成嚴重的經濟風險，企業則需要考慮經營重構，減少或暫停進出口業務。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在管理外匯風險時，首先考慮的策略是變動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或調整進出口商品的數量，例如，當人民幣匯率上升時，企業可以相應地提高商品售價或增加外銷商品的數量。如果這種調整不為市場接受，或者不能有效地轉嫁風險，則應考慮運用遠期外匯合同來套期保值。對國際性企業或跨國公司，這類企業的特點是至少在一個以上的國家里設有分支企業，它們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根據國際經驗來看，這類企業規避風險的最佳策略是加強資產負債管理。企業首先需要估計匯率變動對企業現金流量的影響，然后設法建立起一個使外匯風險盡可能小的資產負債結構。例如，一家美國跨國公司在日本設立一家獨資企業，其營業收人可能受日元匯價波動的不利影響，該公司應該盡力爭取使用日元或借人日元。這樣，當日元匯價下降時，雖然公司的收人將減少，但其支出也會同幅度下降，資產和負債方面的外匯風險可以相互抵消，從而將外匯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接受的較小范圍內。

（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防范策略發展初期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企業在資產規模較小、對外業務擴張的初期，應該制定簡便易行的風險管理戰略，使用一些簡單技術和容易管理的套期保值方法。發展成熟時期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企業進人成熟期，表現為國際業務規模較大，國別分布廣，企業的現金流量大并且比較穩定。在這一階段，企業可設置自己的財務公司或金融公司，運用復雜的外匯風險管理技術，制定目標更高的管理戰略。

四、對我國企業防范外匯風險的建議

（一）正確對待外匯風險，全面提高預防能力無論承認與否，外匯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不了解外匯風險及其管理方法，盲目闖入國際市場，其危險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反之，害怕外匯風險，不敢加入到國際經濟中去，企業最終也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企業應根據市場需要和業務發展計劃開拓海外業務’不必害怕外匯風險業務，而應提高這些風險業務的預防能力，提高外匯風險業務的安全性，從而降低風險的損失概率和損失程度。具體地講，就是要提高企業外匯風險防范與管理的能力，提高匯率預測的準確度及風險管理辦法的有效性。

（二）減少外匯風險業務企業可選擇經營多樣化、提高國產化程度、簽短單等手段降低外匯風險。例如，企業可減少持有的外匯凈頭寸，通過控制風險行為的數目來降低外匯風險發生的概率。

（三）對外簽約時采用多種計價貨幣由于人民幣脫離了與美元匯率掛鉤的關系，開始走上相對獨立的浮動機制。故企業在對外簽約時，可多采用非美元幣種或美元與其他幣種的組合，如歐元、日元等，因為未來如果美元匯率發生波動，而歐元等其他幣種的匯率則不一定與美元同幅度變動。

（四）協商使用固定匯率鎖定成本企業在對外簽訂商務合同時，可在合同中的價格條款上規定使用固定匯率，即在簽訂合同時約定一個匯率，如果未來匯率發生超過一定范圍的波動，則價格條款按波動的匯率進行調節。如某企業向美國出口商品，簽訂合同時單價為()&+,件，合同約定按&美元兌人民幣-+#%計算成本，為-#%元人民幣，如當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為-+&&時，則此時商品單價變為()&&+.%,件，如當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為-+"/時，則此時單價變為().-+0,件，每件產品成本總是固定在-#%元人民幣。

（五）靈活運用國際貿易結算方式常見的國際貿易結算方式有預付貨款、跟單信用證、跟單托收和賒銷等，每種結算方式在規避匯率風險方面作用不同，企業需靈活掌握。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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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服務外包;經濟效應;印度

一、全球服務外包發展概況

(一)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背景

從宏觀背景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世界經濟重心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貿易環境的不斷開放,使服務業全球化趨勢愈益明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IT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革新浪潮席卷全球,全球范圍內的通訊成本迅速下降,便捷程度飛速提高,信息傳輸量巨大,由于地理距離造成的障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客觀上推動可貿易資源的全球配置效率提高,使全球化進程大大加速。企業可以跨越時空隔閡,到全球尋找質優價廉的生產要素,提高生產效率。而現代服務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主要借助于通訊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在全球的普及對于交流打破時空限制起到關鍵作用,為服務外包的出現并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總之,服務產業全球化是服務外包出現的宏觀背景。

從市場基本面因素看,跨國公司是服務外包主要推動者和實施者,也是發包和接包企業的主體。顧客需求永無止境,更好、更快、更便宜是企業持續面對的壓力,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功能與服務迫使企業從事離岸外包。企業或主動或被動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機會,以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

(二)當前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情況

一般來說,服務外包分為信息技術外包(ITO)與商務流程外包(BPO)。前者主要包括系統操作服務、系統應用服務、基礎技術服務;后者主要包括企業內部管理服務、企業業務運作服務、供應鏈管理服務。據研究機構GARTNER預計,全球ITO支出2004年為1928億美元,到2008年可增至2442億美元,增長率達26.7%。全球BPO支出2006年全球市場總值達1347億美元,較2005年上升8.3%;到2008年,全球BPO支出將由2004年的1113億美元上

升至1575億美元,增長率41.5%。BPO外包成為服務外包發展中的亮點。

二、服務外包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比較優勢效應

所謂比較優勢指某種經濟活動能利用地區或經濟體內部較豐裕要素帶來的成本優勢。依據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服務外包是分工深化、專業化度提高的結果。通過服務外包可強化企業生產的垂直非一體化,使企業資源更加集中于核心業務。生產既可外購也可自制,關鍵是比較企業外部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組織成本,外部交易成本相對低,則發包企業可通過外部資源帶來的互補優勢整合企業競爭戰略,因此在實際業務過程中,服務外包發包商首先是對接包地即國家做出選擇,之后在接包國家內再選擇合作伙伴即服務接包商。國家是否具備競爭優勢,成為首當其沖面對的問題。目前,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被視為發展最為成熟離岸ITO與BPO接包市場,這些市場中,印度最具有競爭力,占全球ITO與BPO市場40%以上的份額。這與印度國家的在成本、語言、產業環境、政策支持方面的比較優勢是分不開的。舉例,軟件產業,印度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計算機軟件出口國,軟件出口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0%,美國客戶購買的軟件產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2004年,印度軟件和相關服務出口產值達205億美元。又如在我國比較落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印度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與歐美接軌比我國至少早30年,公民、企業、政府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普遍較強。

(二)學習效應

經驗經濟效應指企業在生產或提供服務過程中因其管理、工藝技術等能力的積累使企業長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趨勢的學習曲線效應。可建立一個數學模型:C=f(Q),C=A+BN-β式中,N是可達產出的累積單位才C表示單位產出的勞動投入單位,A、B、β均為常數且A、B為正數,β介于0到1之間,β值越大,說明學習作用越重要。這一學習程度可在企業積累較多經驗時降低經營成本,使企業長期總成本由LTC降低到LTC′。企業如何讓積累經驗,這與發達的發包企業在進行外包時所產生的強大知識外溢效應分不開。外包活動離不開業務的溝通與交流,承包企業可以由此獲得先進的管理經驗,在合作的過程中還可以獲得先進的研發與服務經驗。多方面的積累經驗從而降低承包企業的經營成本,那么該企業便獲得了學習效應。為此承包企業應該向盡可能大的范圍接包,從而獲得更高的學習效應,降低成本。印度的TATA公司面向全球承接軟件開發,在管理、研發等方面積累先進經驗,實現學習效應。21寫作秘書網

(三)規模經濟效應

企業的長期生產成本線呈U型線狀,隨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固定資產的有效使用率更加充分,當到達最適規模時,成本曲線達最低點,實現規模經濟。服務外包企業也要尋找其規模經濟。長期看,企業規模應處于生產成本最低處,即企業規模邊界的約束條件。服務發包企業把企業非核心業務推向市場,由自身控制定價權和購買權,而外包對象僅存有生產權的外包行為。這是從服務發包和受托雙方說明服務外包與規模經濟的關系。發包與受托雙方都可以實現規模經濟。舉例來說,印度充分利用優秀的、成本相對低廉的軟件人才優勢,通過政府全方位政策扶持,積極開拓國際軟件開發及服務市場,形成了以軟件承包和服務出口為主的軟件產業發展模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應,創造了產業基礎本不強大的國家在短時間內跳躍式發展的奇跡。印度將軟件園區作為出口基地,2001年為止,印度先后建成17個軟件園區,出口額到占印度軟件總出口額的近70%。印度以軟件園和加工區為基礎而形成軟件產業集聚,為印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貢獻,服務外包及軟件業以近3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CAGR)高速增長,2005-2006財年行業總產值為303.3億美元,占國家GDP的份額為4.7%,出口總額為236億美元,同比增長32%。2006-2007財年行業總產值為396億美元,占國家GDP份額為5.4%,出口總額為313億美元,同比增長29%。

(四)就業影響分析

有學者用數學模型分析證明,服務外包(離岸外包)可以帶來業務輸出國和業務承接國雙方技術型勞動相對工資的增長和技術型勞工就業的增加,服務業離岸外包對雙方都可以帶來凈福利的增長。在現實中,該結論也是正確的。以印度這一主要的服務外包承接國為例,承接服務業離岸業務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帶動經濟的綜合發展。印度服務業的強勁增長拉動了其GDP的增長。印度2003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達到10.4%,不僅是印度的最高季度增長率,而且也高于中國過去8年來任何季度的增長率。在2001-2004年度印度獲得的服務業外包業務收入和就業增加情況。2003-2004年度,印度外包收入達到了將近36億美元,2005年達到51億美元,到2008年服務業離岸業務將達到170億美元。2001-2002年度,服務業離岸外移為印度創造的就業崗位是10.6萬個,到2003-2004年度,就業人數增長到24.55萬人(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2004),極大地緩解了印度的就業壓力。此外,印度國家軟件協會預測:2008年,僅在全球計算機用戶電話服務中心領域就為印度提供了110萬個就業崗位和210-240億美元收入。可見服務外包對就業影響之巨大。

三、結論與啟示

印度服務外包發展經驗對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印度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本國服務業,獲得學習效應的同時,實現規模經濟,最重要的一點是緩解印度作為世界人口第二大國的就業壓力問題,印度服務外包的發展模式值得我國借鑒。目前,我國的服務外包遠落后于印度、東歐等國家,原因在于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承接服務外包較晚,而且國內缺乏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大型外包服務企業,難以在國際服務外包市場中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但是中國外包業務與亞太地區時區差異最小,使公司能從有效支持中受益,中國還擁有許多掌握日文、韓文等語言的人才,因此,中國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幾乎所有世界500強公司在中國設立亞太地區的服務外包基地。此外,中國具備發展服務外包的政策支持體系。2006年商務部出臺了發展服務外包的“千百十”工程計劃,詣在大力促進我國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預計2010年全球外包市場將達到20萬億美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是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我國應充分利用在市場、成本、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大力吸納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先進的服務業FDI的進入并培植本土的服務業,成為國際服務鏈的主要提供者,提高我國的產業和貿易結構,在新一輪的國際分工中縮短與發達國家的距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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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慶亮.服務外包國際化的經濟學分析[J].國際經濟合作,2008(1).

[3]趙美江,劉洪鳳.服務業外包的經濟學分析[J].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08(1).

篇（7）

一、GE中國的發展歷程

GE公司的對華投資始于1910年的電廠投資。1925年，GE公司買下丹麥人于19世紀初在中國創辦的慎昌洋行，創辦了中國電氣工業的第一家制造廠。1929年，GE公司投資創辦了上海電力公司，該公司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設立了辦事處，從此大規模進軍中國市場。后來又在上海和廣州設立辦事處，逐步建立起一個全國性的經營網絡。

迄今為止，GE的所有工業產品集團均已在中國開展業務，總投資超過15億美元。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場的逐步開放，GE的金融業務也正積極尋求在中國發展的機會。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華銷售額為46.4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了近80％。盡管受金融危機沖擊而業績下滑，GE公司并沒有放慢在華投資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車(GM)在前三季度虧損數百億美元的狀況下，仍堅持每年在華投入10億美元不變，于當年年底在上海投資2.5億美元建立中國園區，用作亞太中國總部，并設立通用汽車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羅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亞太區幾個市場中，韓國和泰國市場狀況都比較弱，而印度的發展也在減緩，GE在一些地區的發展確會暫緩，但絕不是在中國。

二、GE對華直接投資特征及動因分析

GE中國的產品和服務涵蓋家電、航空、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能源、金融、醫療、照明、媒體與娛樂、油氣、軌道交通、安防、水處理等諸多領域，是跨國投資中多元化經營屈指可數的成功案例。GE對華直接投資的成功，是對一系列跨國投資理論的極好的詮釋。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壟斷優勢

壟斷優勢理論也稱為特定優勢論，是美國經濟學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論文《一國企業的國際經營：對外直接投資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認為，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是跨國公司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而跨國公司持有的壟斷或寡占優勢是其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的條件。GE在中國提供的產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產品，所提供的服務中，對商業和消費者的金融服務占有極大的比例，這充分體現了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

GE進入中國存在以下兩個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業特定優勢，即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優勢、先進的管理經驗、雄厚的資金實力、規模經濟優勢和完備的信息銷售網絡上。二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一個不完全的國內市場。在中國的要素市場中，由于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臨著知識外溢的損失，而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以及對相關產業高關稅的設置，也成為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的重要動因。

此外，根據凱夫斯(R，E，Caves)1971年對壟斷優勢的發展，產品的差異能力是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優勢。GE公司在中國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對原有產品或服務進行革新改造，使其與中國當地其他生產者的產品或者服務有所差異，與在美國的GM產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來適應不同層次和不同地區消費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費群體，從而擴大產品的銷量，為其帶來優勢的維護和強化。此外，通用獨特的商標品牌也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吸引國內的消費者，有助于其業績的增加。

根據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對壟斷優勢理論的發展，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是一種防御性的投資，是由寡占反應引起的。以GM的對華投資為例，全球汽車行業是由幾家大公司占統治地位的行業，每一家大公司對其他大公司的行動都十分敏感，緊盯競爭對手，一旦其采取對外直接投資，就緊隨其后實行跟進戰略，以維護自己的相對市場份額。GM資本進入中國，就是對德國大眾的一種跟進，其目的在于抵消對方率先行動所帶來的好處，避免給自己帶來風險。

(二)GE公司的產品生命周期進入直接投資階段

根據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弗農(R，Vernon)認為，在開發新產品和技術的優勢當中，主動的直接投資的出現將是不可避免的階段，因為廠商為國外提供最好的服務要比謀求利潤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當廠商出口產品在東道國市場達到一定份額水平時，對東道國直接投資就是必然的結果。這一階段的投資在弗農看來是一種被動的市場競爭方式。當GE公司的產品對中國的出口面l臨威脅時，GE就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映而直接在華設廠生產，這是對預期利潤的考慮，不僅僅是傳統的銷售收益與總成本之差，還包括因市場份額下降所導致的收入減少部分。

(三)GE公司對華投資是一種邊際產業的擴張

比較優勢投資論，也被稱為邊際產業擴張論或邊際比較優勢論，是由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Kojima)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理論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國應該從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并依此進行”。GE公司在中國投資的很多領域如家電、消費類電子產品、配電產品等都是其國內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符合小島清理論的核心內容。這種直接投資實現了雙方貿易的互補和擴大，是一種順貿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

(四)GE公司對華投資尋求內部市場根據拉格曼(A，Rugman)的內部化理論認為，由于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產品(如知識產品)的特殊性質或壟斷優勢的存在，導致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要素市場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間產品的進入面臨著一系列的壁壘；另一方面，由于GE投資中國的相當多的一部分領域都是中國技術比較落后的領域，為避免其核心技術在外部市場上轉讓可能發生的產品外溢，GE選擇在華直接投資設廠。GE將中間產品(主要是核心技術)在其相關行業的企業內部轉讓，以內部市場來代替外部市場，以避免外部市場不完全造成的損失，謀求企業整體利潤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看重區位優勢

鄧寧(J，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核心理論組成的。GE選擇中國進行直接投資，就是綜合考慮了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國內市場廣闊，外資政策優惠等區位優勢而最終做出的選擇。在GE中國的多領域經營中，對華直接投資的選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個城市，體現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的區位選擇。三個地區繁榮的經濟水平，發達的金融市場，較高的消費者購買力，廣闊的市場容量，滬寧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發達的工業基地體系，都成為GE投資的重要動因。

通用汽車(GM)在華設立的七家合資企業和兩家獨資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優勢。上海位于中國東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金融發達、開放程度極高，滬寧杭的重工業基地也為汽車制造業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資源，上海發達的經濟和高消費水平、長江流域的廣闊腹地也為通用汽車的銷售提供了潛在的市場容量。此外，還有中國低價格的勞動力，中國政府對幼稚產業的優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對華投資的重要戰略選擇。

(六)GE中國實行多元化經營

GE公司近百年來在華進行直接投資，而且經營領域涉及金融、工業、醫療、基礎設施等較多方面，這樣有利于降低對外直接投資的經營風險。我們可以看到，GE中國的很多業務領域都是有相關性的，或者存在著上下游產業鏈的關系，這樣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運作和規模效益的實現，為其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其全球業務的夸張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對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一)注重壟斷優勢的培養

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是其對外投資獲利的根本條件，也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所在。中國企業要走出去，必須注重核心技術研發，采用與國際接軌的先進的管理經驗，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實現規模經濟優勢，并加強完善的信息銷售網絡的建設，建立有效的營銷渠道。此外，中國企業也應當在國際經營中注重本土化戰略，使產品或者服務貼近東道國消費者的需求，并盡可能的與當地品牌形成差異化，實現企業特定優勢。

(二)實現邊際產業的轉移

紡織、輕工、家電一直是我國的支柱產業。這類產業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企業不斷壯大，產品的市場競爭力也不斷增強，但是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利潤增長率也呈現下降的趨勢。為延長其生命力，將其有選擇地轉移到該產業成本相對較低、正處于成長中的地區，不僅可以為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創造條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重新發揮對國內經濟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國的邊際產業可以到亞非拉國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得到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三)建立國際化內部市場

當今的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的，存在著市場交易費用，而我國企業進入國際市場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又過多地采用綠地投資的新建方式，與內部化方式相比有明顯的局限性，也存在著更大的風險。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該更多地采用并購的方式，建立國際化的內部市場，實現跨國流動要素在企業內部的轉移，來防止技術知識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終提高國際競爭力。

(四)注重區位選擇

篇（8）

在我國,鑄幣稅的定義已有五種。第一種定義認為,鑄幣稅是中央銀行在創造基礎貨幣過程中,通過其資產負債業務所獲得的、上繳政府的凈收益;第二種定義認為,鑄幣稅的范圍應該更寬,除包括以上內容外,還包括: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進國債和財政直接發行通貨所獲得的凈收益;第三種定義認為,鑄幣稅就是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本身,而不是通過新增基礎貨幣所獲得的凈收益;第四種定義認為,只有在基礎貨幣的增加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才是鑄幣稅,并非任何基礎貨幣的增加都是鑄幣稅;第五種定義認為,在討論最優區域貨幣時,鑄幣稅常與國際金融相聯系[1]。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是貨幣當局發行貨幣所得到的收益。中央銀行發行現鈔獲得了對某種資源的使用權(通過外匯占款的方式發行,就獲得了對外匯的使用權),而一般性商業銀行發行存款獲得了對人民幣的使用權,中央銀行發行現鈔與商業銀行發行存款在本質上沒有區別,所得到的收益都是獲得資源的市場價值與鑄造成本的差額。同時存款和現鈔一樣,一旦投放市場都會引起原有幣值下降,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所損失的購買力就是銀行所得到的收益,因此本文認為,鑄幣稅是經濟體中新增的貨幣總量,既包括中央銀行或政府發行的基礎貨幣,又包括其它銀行部門通過貨幣乘數新增的存款貨幣,也就是通常所說的M2貨幣,這在概念上與第三種定義最為接近,但范圍更廣一些。在現代社會,由于現鈔和存款單的生產成本它的幣值相比微不足道,所以鑄幣稅基本上也就等于貨幣的面值。

二、對外貿易的鑄幣稅模型口的商品量為

I,它必須用數量為I$的人民幣兌換成數量為I＄的外匯來購買這些商品,中國的貿易順差為O＄-I＄。用M表示上期貨幣供給量;P上期價格水平。M′本期貨幣供給量;P′本期價格水平;e本期通貨膨脹率;E本期平均匯率(直接標價法);r本期經濟增長率(包括凈出口部分);MULT本期貨幣乘數;!本期凈出口率(即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圖1可以看出,外匯流從美國流向出口商,到中央銀行,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美國,不進入國內市場;人民幣流由中央銀行流向出口商,到國內市場,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中央銀行,不經過國外市場;商品流從國內市場流向出口商,到美國,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國內市場,與上面不同的是,這里商品是不同質的。對外貿易存在數量為O＄-I＄的順差,中央銀行就必須發行數量為(O＄-I＄)•E的人民幣換回這些外匯,同時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經濟體中的貨幣量就會增加(O＄-I＄)•E•MULT,其中其它銀行部門新增的貨幣量為(O＄-I＄)•E•(MULT-1)。因此M′-M=(O＄-I＄)•E•MULT根據假設/,有恒等式:e=(O＄-I＄)•E•MULTM+"-r所以M′-M=M•(e+r-#)銀行部門向經濟體注入數量為M•(e+r-$)的貨幣,但并沒有創造與之相對應的價值,這部分貨幣的價值就是銀行部門向國內持有人民幣和存款的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以上期價格計算,它的數量為M•(e+r-%)/(1+e),下面都以本期價格計算。其中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減函數。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人民幣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中央銀行通過發行人民幣換回外匯,獲得了外匯的使用權。因此人民幣的價值也就體現在外匯的價值上,鑄幣稅等于外匯的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由于假定印制人民幣的成本為零,[2]鑄幣稅也就等于外匯的價值。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1)/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增函數。這些銀行用它們發行的存款單、支票、儲蓄卡等換回人民幣,獲得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人民幣的使用權,鑄幣稅等于人民幣的價值超出印制存款單、支票、儲蓄卡成本的部分。從單一銀行的角度看,這筆鑄幣稅很不穩定,儲戶隨時都有可能從一個銀行提取存款支付給其它人,其它人再將存款存入另一個銀行。但從整個銀行部門的角度來看,如果不發生金融危機等事件,存款總額是穩定的,鑄幣稅的逆轉風險并不大。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經濟中的貨幣總量等于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總額。

(一)分解鑄幣稅鑄幣稅M•(e+r-()形式上由三部分構成:M•e、M•r和-M•)。其中M•e是通貨膨脹稅,銀行過量發行貨幣,使得貨幣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導致人們手中持有的貨幣貶值,福利水平下降,其中貶值的那部分價值就是通貨膨脹稅。M•r是經濟增長稅,它是這樣一種稅:當經濟持續增長時,人們手中的貨幣就會不斷升值;如果中央銀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發行人民幣,再經過貨幣乘數的作用,增加了經濟中貨幣的數量,此時假定通貨膨脹率e=0,人們手中的貨幣還能買到和以前一樣多的商品,但本應該升值而沒有升值的那部分財富就轉移到銀行部門,它的數量是M•r,也就是經濟增長稅。M•*是貨物稅,它通過出口商直接轉移到美國,數量上等于出口商品的價值。經濟增長中的+部分出口到美國,因此銀行部門只能對經濟增長中留在國內的r-,部分征稅,其稅額為M•(r--),是經濟增長稅減去貨物稅的余額,它和通貨膨脹稅一起構成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的總和。KevinMKochome(1998)將鑄幣稅細分為自愿的和非自愿的鑄幣稅(VoluntaryandInvoluntarySeigniorage),自愿的鑄幣稅表示貨幣當局滿足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的貨幣需求而發行的貨幣所取得的收入。

如果貨幣發行的增加量超過了實際貨幣需求量的增加,并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那么會使得原先持有的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這近似于通過通貨膨脹進行征稅,這部分視為非自愿的鑄幣稅。[3]從上面的定義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稅M•e與非自愿鑄幣稅、M•(r-.)鑄幣稅與自愿鑄幣稅在概念上很接近,只是Kochome所說的M是貨幣當局發行的基礎貨幣量,而這里的M還包括其它銀行通過貨幣乘數增加的存款。稅收只是一種財富的轉移,本身并不創造任何財富,一定時間內從人們手中征稅的能力是有限的,這里假定通貨膨脹率e有一個極限值e,經濟增長率有個極限值r,因此銀行所能征收的鑄幣稅也有一個極限值M•(e+r-!),當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增加時,就會降低中央銀行征稅的能力。因此中央銀行通過限制其它各級銀行征稅,可以增強自身征稅的能力。要降低其它銀行的征稅能力,只有降低貨幣乘數MULT,通常的辦法有: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和貼現率。其它銀行為了逃避中央銀行的限制,必須提高貨幣乘數,它們可以貸出超額準備金,創新信用媒介使資金流通更順暢或者提高存款利率。因為利息形成之后一般重新轉化為存款,利息率越高,產生的利息也就越多,轉化成的存款也就越多,貨幣乘數就越大,這些銀行向人們征收鑄幣稅的能力就越強。當實際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還沒有達到極限值時,中央銀行可以促使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適當的上升來增加鑄幣稅的收入;而其它銀行部門往往以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的,經常不顧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極限的限制,盲目擴大信貸,使得通貨膨脹率或經濟增長率超過極限值,從而引發經濟危機。

(二)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對貿易中的鑄幣稅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后,我們總結一下鑄幣稅轉移的整個過程:1.出口商通過出口商品到美國,把向中國市場征收的貨物稅轉移到美國,圖2過程(1)和(2)。2.出口商從美國帶回外匯,美國向出口商征收的貨物稅就轉化成了鑄幣稅的形式,圖中過程(3)。出口商將外匯轉交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繼而發行人民幣給出口商,這一過程相當于出口商以外匯的形式向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中央銀行以人民幣的形式向出口商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4)和(5)。3.出口商購買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進行再生產,把人民幣投放市場,從而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6)。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引起其它銀行發行存款,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7)。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1)和(2)貨物稅是凈出口商品的價值;(3)和(4)鑄幣稅是貨物稅的一種表現形式;(5)和(6)鑄幣稅是出口商從國內購買的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的價值。美國真正從中國征收的是貨物稅M•!,它與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價值相等,即:M•"=M•#(e+r-$)/MULT國內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損失的購買力總和是M•(e+r),其中M•(e+r-%)是鑄幣稅,大部分轉化為出口商購買的原材料、勞動力的價值(相當于中央銀新增外匯的價值)和其它銀行部門的貸款;M•&是貨物稅,通過出口轉移到美國,而中央銀行通過貿易順差新增的外匯儲備相當于美國向中國征收貨物稅的憑證。

(三)外匯儲備的本質是鑄幣稅從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中可以看出,外匯儲備是由出口商將國內生產的商品出口到國外所得,它是對國外商品的一種要求權,是本國絕大部分個人和企業減少的購買力的總和,它的實質是鑄幣稅。2007年3月末,我國的外匯儲備總量超過1.2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方面儲備本身也面臨著巨大的增值保值壓力。在考慮如果花掉這筆財富時,我們一定要謹慎小心,因為這部分財富并不是具體哪一個部門的,它是出口商創造的,通過鑄幣稅轉移到中央銀行的,它是全民性質的財富。中央銀行目前已經用外匯儲備來補充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不足,以及投資證券公司。許多國內學者針對如何使用這部分財富也都提出了有操作性的建議,例如:增加石油戰略儲備和其它各種能源儲備,鼓勵投資者到國外投資,增加對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注資社保基金等。在如何使用這一巨額財富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準則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央銀行發放外匯應該以回籠人民幣為基礎,這樣就可以把征收的鑄幣稅返還給人們;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那么中央銀行也應該把外匯用于公用事業,在注重外匯儲備使用效率的同時也要注重公平原則。

三、對外貿易中的經濟效應

(一)對外貿易中的鑄幣稅對進出口商的影響出口商賣出商品所得的絕大部分外匯需要通過中央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外匯是對國外商品的要求權,而人民幣是對國內商品的要求權,這時對國外商品的要求權就從出口商轉移到中央銀行,而出口商換來的是對國內商品的要求權,這部分商品中央銀行并沒有創造出來,但出口商拿到這些人民幣后同樣要在國內市場上購買原材料、勞動力、土地等資源進行再生產,把人民幣投放市場,會引起人民幣的貶值,從而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出口商與國內大部分企業和個人一樣,會由于人民幣的貶值損失一部分購買力。進口商卻可能因為人民幣的貶值而受益,假定匯率是固定的,進口商手中一定量的人民幣還能像以前兌換到一樣多的外匯,但一定量的商品在國內能夠換到比原先更多的人民幣,而且通貨膨脹時期商品更容易出售,因此用這些人民幣換到的外匯就比原先多,進口商從中獲得了利益,這種利益也是鑄幣稅的一部分(確切地說,進口商繳納了稅率為r的經濟增長稅,但又從通貨膨脹中獲得了相當于通貨膨脹率e的鑄幣稅收益,進口商總的收益率為e-r,當e>r時,收益率為正,當

(二)人民幣國際化對經濟效應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就是人民幣在境外成為價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儲備貨幣,從而減少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收益是鑄幣稅,中國以印制人民幣的成本,就能交換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和服務。[4]圖2只比圖1增加了從進口商到美國市場和從美國市場到出口商的人民幣流,從而使人民幣把國內市場、國外市場通過出口商、進口商、中央銀行完全連接起來,不通過外匯流也能夠進行對外貿易。人民幣國際化之后,中國出口企業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幣作為支付,而進口企業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進口商品,中央銀行就不會因為兌換外匯而發行過多的人民幣,同時中國能夠向國外征收鑄幣稅。超級秘書網

四、結語

1.關于鑄幣稅的含義多種多樣,學術界內一直沒有統一的標準。

本文將鑄幣稅的概念一般化,從原來基礎貨幣的范疇擴展到M2的范疇,這是因為從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即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減去制造貨幣所需的成本來理解,中央銀行發行人民幣與一般銀行發行存款之間并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它們從發行中獲得的收益都是鑄幣稅,惟一的區別就是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帶有強制性,而其它銀行則采取經濟手段來征收。

2.通過變換費雪方程式,從中推導出鑄幣稅的組成部分:通貨膨脹稅和扣除凈出口部分的經濟增長稅,厘清了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之間的關系。文中給出了中央銀行及一般銀行征收鑄幣稅的數量公式,并討論了二者在征收鑄幣稅方面存在的競爭關系,由于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的能力隨著貨幣乘數增加而減弱,其它銀行的征稅能力則隨貨幣乘數的增加而增加,而正常經濟體系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是有限的,因此總的征稅能力也是有限的,中央銀行通過降低貨幣乘數就可以增強征收鑄幣稅能力,其它銀行則相反。

3.描述了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中可以看出外匯儲備的本質是貨幣當局向本國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參考文獻:

[1]王俊,肖建華,周潤寧.現代鑄幣稅理論研究綜述[J].統計與決策,2005,(14):130-132.

篇（9）

企業歷來受到人們的關注，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企業是天然存在的，并將其抽象為一個關在神秘“黑匣子”中的生產函數：要素從一頭輸入，產品從另一頭輸出。企業家要做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生產技術中做出選擇，以求成本最小化。此時的企業家完全不需要奈特所說的面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能力以及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精神。

或許是新古典經濟學需要關注的現象太多了，假設企業的天然存在性確實減少了經濟學家不少的麻煩。但過于簡單的抽象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實在是難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1 文獻回顧

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科斯提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資源的手段，“企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價格機制的替代”，兩者的區別在于：在市場上，資源配置由價格機制自動調節；在企業里，資源配置由權威的組織來完成。但無論用市場機制還是企業組織來協調生產，都是有成本的。進一步科斯指出“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最明顯的成本，是去發現相關價格是什么”，至此，事實上科斯己經向我們回答了企業出現的邏輯起點，以及企業與市場的界限問題。企業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有些交易在企業內部進行比通過市場進行所花費的成本要低。但是企業的組織成本與企業是形影不離的，它伴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而擴張，當在企業內組織交易的成本擴大到等于市場組織交易的成本時，企業與市場的界線也就劃定了。

張五常在其1983年的論文“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中指出，企業并非為取代“市場”設立，而僅僅是用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這被張維迎理解為“關子企業性質的更透徹的解釋”。事實上，科斯早就指出，企業用“權威”在組織生產，無非是“一系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的結果。“通過契約，生產要素為獲得一定的報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內服從企業家的指揮。契約的本質在于它限定了企業家的權利范圍”。從這里可以看出，科斯并不是簡單地認為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而是一個企業契約對一系列市場契約的替代。企業節省交易費用的奧秘就在于此。“張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認為要素市場上的合約，即企業合約，與產品市場上的合約，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不同。”張五常曾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你不會因為到百貨公司買了一雙襪子，就被看成與這家公司同屬一個企業，那么為什么你聘用了一個工人，你就與這個工人被看成同屬一個企業了呢？在張五常那里，買襪子的合約與雇用工人的合約都是市場合約，沒有本質區別。也正由于此，張五常“不知企業為何物”。

除了張五常，威廉姆森（1975年）和克萊茵（1978年）也繼承了科斯的觀點，認為企業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交易模式，一項交易要選擇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結構”來完成（威廉姆森，1985年）。隨后，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爾（1990年）建立了一個所有權結構的模型。他們認為，當確定所有特殊權力的成本過高而使合約不能完全時，所有權具有重要意義。科斯（1937年）經由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年）、威廉姆森（1975年，1980年）、克萊茵（1978年）、詹森和麥克林（1976年，1979年）、張五常（1983年）、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爾（1990年）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新制度學派的企業理論——企業的契約理論。

2 創造市場的企業

關于創造市場的企業這一概念，在科斯的論文之中的闡釋堪稱經典，其經典性不僅在于其論文獨到的原創性，更在于其后來引出的一系列經典論文。威廉姆森將科斯的交易費用思想發揚光大，創立了交易費用經濟學，企業的契約理論也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企業理論。

我們把科斯的思想提煉一下，其核心觀點就是：企業是用一個市場契約替代一系列市場契約（周其仁，1996年）；企業由于能夠節約交易費用而出現；當企業內的交易費用擴大到等于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達到其最大邊界。對于科斯以及新制度學派所闡述的企業的契約性質和邊界問題，本文不作斷然否定。需要提出問題的是，科斯簡單地認為交易費用是決定企業邊界的唯一因素，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科斯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執行相同職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的兩種機制，企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價格機制（市場）的替代，企業的出現是因為用企業組織交易的費用低市場組織交易的費用。既然科斯討論的是企業出現的問題，我們就必須把科斯意義上的“市場”理解為不存在企業的市場。按照古典的看法，市場是交換產品的地方（我們不考慮現代意義上的虛擬市場）。在私有產權得到法律有效保護的前提下，要素（包括人力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資源配置的方式一一將要素轉讓給者，自己按合約獲取收入；或者自己組織生產。顯然，按照科斯的理解，如果一個人購買了其他人對之擁有產權的生產要素——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非人力資本，用這些要素組織生產，并將產品用于市場交換，科斯意義上的企業就出現了。馬克思可能不會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提到：同一資本雇傭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為生產同種商品服從企業家統一安排時，這在歷史與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所理解的企業至少包括雇傭工人。如果個人通過組織自己己有的（不是購買來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即使他將產品用于交換。我也不能稱之為企業。由此看來科斯意義上的“市場”專指產品市場，不可能包括要素市場。

現在，我們已經理解了科斯所說的“企業”與“市場”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了。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企業與要素市場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企業創造了對要素的需求從而創造了要素市場。從一個不存在要素市場的市場中突然冒出一個要素市場，這真是“驚險的一跳”。表面看來，當要素所有者將要素轉讓給者支配時，他自己就失去了親自組織生產的機會，也就失去了跟別人交換產品的機會，這不就是科斯所闡述的張五常所理解的用要素市場代替了產品市場嗎？從企業本質的角度來講，無論是科斯所說的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還是張五常所理解的企業是用要素市場去替代產品市場，都是站不住腳的。企業的出現不僅沒有替代（產品）市場，反而創造出了新的（要素）市場，這一解釋與日益繁榮的市場經濟是相符的。只有兩個企業縱向一體化時，才可以說是用企業替代了市場，或者說是用要素市場替代了產品市場，但那己經是企業出現以后的事了。

3 企業出現的解釋——對科斯的質疑

科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了企業的起源問題，認為當用企業組織交易的費用小于用市場組織交易的費用時，企業就出現了。斯密強調分工的好處，用市場協調分工會遇到困難，企業的出現就是用來協調分工的。科斯（1937年）明確否定了這一觀點：市場本身就是用來協調分工的，根本無需企業多此一舉。馬克思認為：企業的出現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的，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可以擴大自己的規模。

我們假定三個人達成一個契約：甲成為科斯式的“權威”，乙和丙將自己的勞動力轉讓給甲，在甲的指揮下進行生產。生產完成后，三種產品在甲、乙、丙三人之間進行交易（或分配）。這樣一個“企業”確實大大節省了交易費用，但同時這又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嗎？初看起來，乙和丙將主產要素轉讓給甲，由甲指揮生產，這似乎己經符合了企業“雇傭勞動”的定義。但稍加思索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所謂的“企業”只不過是一個封閉的組織——與外界沒有能量交換，生產只是為了“企業”內部員工的消費。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個企業會把多余的產品拿出去跟別人交換，但這種偶然的交換——就像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偶然交換一樣，絕不可能便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或者，這個“企業”除了自己消費之外，也專門從事與別人交換的業務。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交換純粹是為了生理或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贏利的需要。因為在這種初級社會中，儲存過多的產品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只會導致腐爛。我們姑且遵從這一假定，即這個“企業”也專門從事與別人交換的業務，當它發現有些交易需求又不能夠互補時——交易費用過高，按照科斯的想法，它又會去擴大“企業”規模，把交易費用過高的市場交易內部化，如此下去，這個“企業”的規模會不斷擴張，直到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企業”內部完成為止。看來在這里，科斯的“交易費用”對“企業”規模的解釋是相當有力的。可是這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嗎？與其說是一個企業，還不如說它是一個社會，或者說它是一個全能的“人”，這個“人”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合理安排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不需要與外部發生聯系。

貨幣與信用的出現是企業大規模產生的先決條件。經濟社會由自給自足發展到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分工貿易，人們在分工與貿易中發現了獲利的機會。但是離開了貨幣，這種獲利的機會是無法被人們抓住的。正如亞當·斯密（1776年）所說，只有金銀才是財富積累的惟一手段。貨幣的產生使得企業家能夠將市場中的價差轉化為貨幣形式的利潤，使財富的積累成為可能。因此，結論是：企業的產生與貨幣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貨幣的產生催化了企業的產生。驅逐利潤的本質而不是節約交易費用使企業從市場中孕育而生，科斯的觀點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科斯的“交易費用”與其說是用來解釋企業產生的不如說是用來解釋企業之所以合并的。

4 結語

企業的出現不是替代了（產品）市場，而是創造了一個新的（要素）市場，企業絕不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才出現的（雖然節省交易費用可以增加一些利潤），對利潤無止境的驅逐才是企業的本質。信用貨幣是積累財富的唯一手段，是企業產生的先決條件。離開了代表財富的貨幣，是無法理解企業的起源的。科斯的企業理論使企業一下子跳出了新古典的神秘“黑匣子”，但神秘的色彩依然揮之不去。當我們摘下有色眼鏡而用一種審視的目光去面對他的時候才發現，使“天使”神秘的不是“天使”神秘的光環，而是我們的無知。

參考文獻

1 錢穎一.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10）

論文摘要：從中國現今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現實入手，分析了中國外匯儲備過剩的現狀，指出了現今過度的外匯儲備所帶來的困境，如通貨膨脹的積累、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壓力以及資源的損失等問題，并針對以上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措施。

1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現實分析

外匯儲備是一個國家貨幣當局所持有的用于彌補國際收支赤字，以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穩定的國際間普遍接受的外國貨幣，外匯儲備是國際儲備的一部分。國際儲備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普通提款權和特別提款權。中國黃金儲備的各年變動量均為零，特別提款權等3個小項目在儲備資產增減額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所以儲備資產變動主要表現為外匯儲備的變動。在中國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幅度和外匯交易會員持有頭寸一直受到嚴格限制。因此在中國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雙順差”的制約下，外匯儲備只是中央銀行為了使外匯市場出清而被動交易的結果。其實，在固定匯率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下，中央銀行始終有干預外匯市場的義務和動機。這很有可能使國家外匯儲備的實際持有額與適度規模不相稱。1994-1997年，中國外匯儲備年平均增加額為301.21億美元，經過1998-2000年的低速增長后，2002年開始高速增長，到2006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達1萬億美元，至2007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達1.53萬億美元。

但外匯儲備額并不是越多越好。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一些國家外債規模的擴大，一些經濟學家從外債與外匯儲備應保持一定的正比例關系這一角度來分析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即一國應把外匯儲備維持在其外債總額的40％左右。以外債規模來度量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標準，強調的是外匯儲備的支付和償債功能。用這一標準來衡量中國外匯儲備的規模，中國存在嚴重的外匯過剩。

2過度外匯儲備的困境

外匯儲備的積累和減少是針對外部失衡而采取的臨時性緩沖政策。當出現外部失衡時，一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選擇調整還是融資。如果選擇以融資為主，則主要是通過使用國際儲備來維持經濟穩定。如果選擇以調整為主，則必然要采取針對國際收支逆差的需求緊縮政策。因此，盡管各國的情況不同，但根據經濟發展需要保持適度的國際儲備規模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過多地持有外匯儲備，會帶來許多負面影響。

（1）大量外匯儲備會積累通貨膨脹，降低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外匯儲備是由貨幣當局購買并持有的，它在貨幣當局賬目上的對應項就是對外占款，而外匯占款構成中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體部分。由于中國目前債券市場還不發達，債券規模不大，根本滿足不了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于是為了對沖大規模的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不得不發行央行票據進行對沖，以阻止基礎貨幣投放過多所導致的通貨膨脹的壓力。但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發行嚴重制約了中國的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如果不發行央行票據對沖大規模的外匯占款，則勢必由于基礎貨幣投放過多而引發通貨膨脹。

（2）大量外匯儲備對人民幣匯率有很大的升值壓力。持續擴大的國際收支順差，造成了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明顯失衡，在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和匯率政策操作下，其結果就是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這使人民幣處于不斷增大的升值壓力下。事實上，盡管人民幣升值問題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經濟利益的矛盾和沖突，但必須承認，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存在是人民幣升值壓力形成的關鍵和根源所在。而人民幣的升值勢必給中國的出口帶來不利影響，從而對促進就業和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3）外匯儲備過多會導致資源的損失。中國的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主要為美元，外匯儲備的利用主要是投資于美國的國債，這從經濟上來看極不合算。第一，持有美元儲備意味著向美國上繳鑄幣稅。據美聯儲估計，美國每年獲取的鑄幣稅高達15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第二，存在利差損失。作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金融市場籌措資金時要被強加風險溢價，而把外匯儲備投向流動性高的“安全資產”，即美國國債，則只能獲得很低的回報率。第三，美元匯率的變化導致美元儲備賬面損失。如近年來美聯儲連續下調其主要利率，結果使美元與歐元、日元匯率持續貶值，這給中國外匯儲備帶來了巨大的賬面損失。

3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出路

綜觀中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既有經濟層面的，但更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從經濟運行層面來說，外貿需求仍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對外貿易保持較快增長，因此貿易項目的順差仍將繼續。WTO過渡期的結束、服務項目的開放、外資并購的加速等因素使我國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基地，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使資本與金融項目保持順差。中國國際收支仍將保持“雙順差”的局面，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仍將維持高增長。外匯儲備高增長的困境促使我們必須探討出路。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出路是一方面在既定的國際金融體系內提高對外匯儲備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尋求某些制度上的創新，破解外匯高儲備之兩難。

（1）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

反觀眼前的外匯儲備問題，妥善管理才是較為現實可行的做法。可是要調整美元主導的資產結構，卻缺乏足夠的可替代資產。歐元前景雖被較多人士看好，但也難以承接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資產的轉換；日元自顧不暇，波動太大，日元計值債券市場發展滯后，流動性也不夠。至于增持部分與中國貿易量大的亞太經濟體貨幣，如韓元、澳元、新加坡元等，都不可能分流大部分美元儲備資產。而短期內將美元國債調整為美元公司債券或政府擔保的抵押債券，也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逐步調整單純利用外匯儲備平衡和干預外匯市場、維持國際支付、增強金融體系穩定性、防范金融危機的功能，加快金融制度的微觀變革，增強金融體系穩定性；通過適當的國際儲備管理戰略，協調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之間的關系，使匯率政策兼顧內外部經濟的平衡，制定將外匯儲備在國際收支、戰略資源和軍事政治等領域運用的中長期戰略目標，從單純服務于匯率、貨幣政策轉化為服從國家整體戰略。

第二，借鑒美英日、歐盟、新加坡、中國香港等經濟體的經驗，由國務院牽頭，組成財政部、發改委、央行等部門參與的國家外匯儲備管理委員會，制定運用儲備干預外匯市場的戰略及儲備管理的指引意見，建立統一、多層次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區分戰略決策和策略執行。

第三，通過多渠道，建立多元化的外匯儲備經營機構，設立外匯平準基金，并將中央匯金公司納入財政框架之下，將其轉換為國有金融控股公司，增強匯金運作的透明度，剝離其為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的功能，并為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外匯融資。

最后，制定詳細的外匯儲備結構調整計劃，實現儲備資產的幣種多元化、資產多樣化與多個市場的選擇，逐步推進，優先在增量資產中實施。當然，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調整將是緩慢和長期的過程，而且應保持政策操作的隱蔽性，從而將短期的外匯市場波動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的幅度。

（2）促進中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鼓勵外資企業境內融資。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一些產業和企業已具備國際競爭力，有些產業還出現了過剩的生產能力，急需進行產業調整，客觀上提出了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要求。因此促進中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積極主動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既是進行產業調整的需要，也是緩解巨額的外匯儲備壓力的一個舉措。

由于國內儲蓄水平的提高，可以說中國資本已經比較豐富。但外國直接投資除了資金上的作用外，還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和技術以及制度上的好處。因此，可以采取鼓勵合資企業向國內銀行借款，在國內發行股票和債券等形式獲得融資，減少外國直接投資中的資金流入的規模，而這又不會影響中國引進外國技術。另外，取消對外國直接投資的稅收優惠，為國內企業的發展創造與外資公平競爭的環境，從而有效利用外資的積極作用，抑制大量外資進入對外匯儲備造成的壓力。

（3）擴大消費需求，緩解由于經濟失衡而出現的貿易順差。

經過連續幾年的外貿高速增長，200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超2萬億美元，貿易依存度超過67％，遠遠超過日本和美國，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蘊藏著很大的風險。在對外貿易高增長的背后，中國國內消費率卻連年下降。從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可知，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系統的內部不平衡需要相應的外部不平衡來彌補。中國目前內部不平衡的情況是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內需不足，相應的外部不平衡主要是對外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我們認為解決外部不平衡的根本舉措還在于解決內部不平衡，就中國而言，關鍵就是要擴大消費需求。

（4）積極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發展，促進亞洲區域貨幣合作，最終實現減持外匯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