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檔案學發展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理論檔案學是從整體上把握檔案學各門分支學科研究對象之間的聯系，在應用檔案學基礎上進行高層次的理論概括，揭示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和檔案學自身的本質和一般規律，為檔案工作實踐和國家檔案事業建設提供一般性理論依據。

    應用檔案學是檔案事業管理、檔案資源管理與開發、檔案工作應用技術研究的總稱。所屬學科有：檔案事業管理學、檔案管理學、科技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統計學、檔案目錄學、檔案保護技術學、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檔案縮微復制技術等。

    應用檔案學的特點：一是實踐性強，它所闡明的理論、制度、原則與方法，直接應用于檔案事業管理實踐和檔案業務工作實踐，具體原則和方法在學科知識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術性強，它研究現代技術在檔案管理中的應用，解決檔案保護技術現代化、檔案管理自動化、檔案復制縮微化、檔案信息傳遞網絡化等問題。

    當代檔案管理和國家檔案事業管理是一個復雜系統，包括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因此要求檔案學也必須進行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理論檔案學是應用檔案學的高層次理論概括，對應用檔案學起直到作用；應用檔案學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問題將推動理論檔案學的發展。兩者相互協調，同步發展，有利于提高檔案學的整體水平。

    檔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或者說基本上屬于社會科學，這是由檔案學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的。檔案工作是管理檔案和提供檔案信息為社會實踐服務的一項社會活動。檔案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社會現象，即研究檔案、檔案工作運動規律及其與人們社會實踐關系的學科，因此屬于社會科學范疇。

篇（2）

1．彰顯了“以人為本”和重視民生檔案的理念。科學發展觀的本質是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惠及民生，其核心是“以人為本”。這是我們黨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來，并在黨的十上被確定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國家檔案局依據所學發展觀，在十六屆三中全會后，提出了“人的檔案最重要，最有價值”的新理念。在高校中，占主體地位的是學生，而不是領導，更不是校長，是學校主體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學生檔案最重要，最有價值。增設“學生類”檔案是對過去傳統的檔案管理觀念的徹底否定，它有利于學生對其個人檔案的查詢和利用，突出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我國的人事檔案是處在一種極度封閉的狀態，過分強調保密，公民個人根本無權查看自己的檔案，在高校中，學生也無權查看自己的檔案，對于自己檔案中的內容處于一無所知的狀態，一些學生檔案中的不實之詞致學生在走向社會后，得不到公正對待而貽誤發展前途，以致影響一生的情況多有發生，而本人并不知曉其原因。《辦法》明確提出并列舉了學生檔案包括的一些基本內容，并強調學生本人是檔案形成的主體。對自己的檔案享有知情權。符合現代社會人事檔案必須陽光化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也彰顯了“以人為本”和重視民生檔案的理念，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本質特征。

2.有利于高校學生檔案管理體制的規范。《辦法》實施五年來，縱觀各高校學生檔案管理的現狀，用一句話概括，仍呈比較混亂的狀態。從表面上看，有的高校學生檔案由各院（系）管理，有的是研究生檔案由研究生院管理，本科生檔案由學生處管理，有的由學校檔案部門管理。這種不統一性必然使學生檔案管理混亂，但這只是一種表象，而本質問題則是由于管理體制不規范而造成的。因此，《辦法》在分析了高校檔案管理混亂原因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高校學生檔案歸檔案館管理，這是既體理了學生檔案的本質特征又符合檔案工作規律的。實行高校檔案館管理的體制有諸多優勢，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人才優勢。學生檔案有其自身的特點，不僅需要專人管理，更需要有具備檔案專業知識的人去管理。而學校各院（系）、學生處的工作人員，一般都是兼職做檔案工作，平時事務性工作就比較多，很難有專門的時間和精力來管理學生檔案，突擊整理學生檔案是家常便飯，由于他們一段都不具備檔案專業知識，因此常常感到力不從心，從近年來社會用人單位對學生檔案利用反饋中提出的諸多問題中可以看到這種管理形式帶來的各種負面后果，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只有高校檔案館的專門檔案人員才能真正勝任學生檔案管理工作。二是保管優勢。檔案館以外的部門管理學生檔案，一般將檔案存放于普通的辦公用房中，檔案丟失、損毀時有發生，而高校檔案館有專門的庫房和保管設施，能夠從根本上保證學生檔案的完整與安全。此外，各部門管理學生檔案的做法，導致各部門之間責任互相推諉，造成學生檔案質量差、可信度低，降低了學生檔案的利用質量，不利于學生本人和社會各方面的查閱和利用。

3.有利于實現高校檔案館藏資源的集中統一管理。集中統一地管理黨和國家的全部檔案是我國檔案工作最重要、最根本的基本原則。高校檔案是國家檔案，而高校學生檔案是高校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也是國家檔案，必須由檔案部門實行集中統一管理。近年來，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辦學規模不斷擴大，學生數量急劇增加，各高校逐步建立了檔案館或檔案信息中心，其目的就是實現對高校全部檔案信息資源的集中統一管理，維護高校檔案的完整與完全。《辦法》在文件材料的歸檔范圍中，對學生類檔案的范圍做出了明確規定。主要包括高等教育學校培養的學歷教育，學生的高中檔案入學登記表、體檢表、學籍檔案、獎懲記錄、黨團組織檔案、畢業生登記表等。這些材料既包括了學生個人檔案中的大部分內容，也包括了教學檔案歸檔范圍中的部分內容、即學生的“入學登記表、學籍檔案、獎懲記錄”等是比較完整的學生檔案材料。校檔案館或檔案信息中心以此為標準，可對學生檔案形成院、系、班級進行指導，及時歸檔，保證學生檔案信息的完整，并與學校其他檔案信息共同構筑館藏檔案信息資源體系，實現高校檔案館藏資源的集中統一。

二、高校學生檔案管理規范化的途徑

高校學生檔案要真正做到“檔如其人”，真實準確地反映出大學生本人在校期間的成長歷程，其根本途徑就是實現高校學生檔案管理規范化。

1.建立并不斷完善高校學生檔案規范化的制度體系。《辦法》對“學生類”檔案的一些主要和基本的內容做了規定，這是十分必要的，有指導意義，但是，通過什么樣的方式和途徑去收集和保管，各高校的做法不盡相同。因此，非常有必要在制度層面上做文章，國家有關部門應制定具有較強針對性和較強操作性的高校學生檔案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和體系，提出明確的任務目標和全面的歸檔范圍，對產生學生檔案的各個環節的工作進行細化和提出基本規范要求，從而確保學生檔案的連續性、完整性和安全性。雖然我國高校的規模、所有制千差萬別，但各高校應根據本校實際，明確由檔案部門牽頭，與各院系協同單位協作建立相應的檔案工作制度去明確各自的職責。建立一個相對集中統一管理學生檔案的不同模式。并建立考核評價制度，定期開展系統考核，強化過程管理和監督。

2.充實檔案內容，提高檔案質量。《辦法》頒布以來，許多高校在學生檔案的內容上，除保證基本的《辦法》所列舉的內容外，結合自身的教育教學和人才培養的實際情況，沿著學生自身成長的軌跡，根據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進行豐富檔案內容的各種有益嘗試，體現高校素質教育的成果和學生自我發展的過程，從而實現“檔如其人”的目標，這樣形成的學生檔案能夠涵蓋其全貌，為用人單位全面了解畢業生提供了準確真實全面的信息，同時也為學生本人在日后的成長發展提供了鑒借依據。各高校現階段對學生檔案的不斷充實基本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行為表現情況，反映學生思想道德素質；二是身體健康情況，反映學生是否有一個健康的體魄。三是學生的心理素質，反映學生的心理狀態，個性傾向和職業傾向。四是技能水平記錄情況，記錄學生參加各種技能水平的鑒定，能力水平考試等。五是社會實踐活動情況及效果，記錄學生在校任職情況及評價，參加大型活動，科技活動效果等，反映學生社會活動及社交情況。六是信用情況，個人信用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品德，是現代社會關心的基本要素。經過不斷充實，使學生檔案更具個性特征，避免了“程式化”、“公式化”千人一面的檔案現狀。為了保證充實工作，高校應建立學生檔案信息動態跟蹤機制，及時收錄學生各種全面信息數據，動態地記錄大學生的成長歷程，豐富學生檔案信息資源。

3.運用現代科技推進學生檔案管理信息化。當前，我國已進入信息化時代，高校招生、就業都已基本實現信息化和網絡管理，學生檔案在載體上已形成紙質檔案和電子檔案并存。高校應充分利用電子技術和網絡優勢，整合各方面信息資源，開發運用學生檔案管理系統和電子檔案庫，依托互聯網建設學生檔案管理與服務網站，為學生和社會提供各種學生檔案咨詢、查詢等服務，從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優勢。

篇（3）

[9]蔣冠.政府信息公開目標取向研究[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8.

[10]候衛真.論政府信息化取向與信息能力構建[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8.

[11]譚必勇.政府信息資源的目錄控制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8.

[12]王少輝.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研究[D].武漢：武漢大學，2007.

[13]邵華.檔案學的邏輯起點與學科建構研究[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4.

[14]高大偉.檔案學的元問題及可能的形而上[D].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1.

[15]馮惠玲，張輯哲.檔案學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95.

[16]蔡夢玲，高俊寬.從檔案學碩博招生看檔案學研究的發展走向[J].檔案學通訊，2014，04：21-26.

篇（4）

1、多形式開展學會活動。堅持活動是學會的生命力所在，為豐富廣大會員學習生活，州檔案學會一是在廣南縣開展了全州檔案系統知識競賽、籃球、拔河、歌舞比賽和書畫、攝影、根雕展活動，加強會員間的交流與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聯、州黨史征集研究室老師的指導下，組織會員到丘北縣馬者龍村學習石刻檔案拓印技術，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記》等一批拓片，鍛煉了學員的動手能力，豐富了館藏檔案資料；三是組織會員到西藏、東三省等地參觀學習，組織11人參加省檔案學會在保山舉辦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開闊了大家的視野，促進了交流。

2、學術交流活躍。州檔案學會充分發揮學會的學術性團體的作用，積極開展了學術研究和交流活動。在省檔案學會的號召下，積極組織會員撰寫理論文章，全年向省檔案學會推薦論文16篇，向《云南檔案》等報刊投稿10余篇，刊載3篇，其中馬關縣檔案局局長帶頭撰寫論文并在全省學術研討會上作交流發言。

3、組織建設得到加強。學會根據各單位檔案人員變動情況，及時吸納新人員加入檔案學會，全年共發展會員3人。

4、檔案宣傳成效明顯。州檔案學會利用文山檔案信息網，及時上傳學會相關文件，使會員在第一時間了解和掌握學會最新信息和動態，了解檔案工作現狀和研究成果。同時，利用檔案工作簡報向各級各單位宣傳檔案工作。

二、2012年學會工作安排

2012年，州檔案學會將圍繞檔案工作重點，與時俱進，積極工作，加強學會組織建設和隊伍建設，加強學術研究，不斷提高學術水平，使學會充滿活力，將學會建設成為“理論研究的搖藍，檔案干部的家園”。為此，主要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1、進一步加強學會組織建設。搞好學會的自身建設，是學會工作的重要保證，鑒于檔案工作人員變動頻繁的情況，2012年將對新從事檔案工作人員進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檔案工作人員成為學會會員；

篇（5）

1、多形式開展學會活動。堅持活動是學會的生命力所在，為豐富廣大會員學習生活，州檔案學會一是在廣南縣開展了全州檔案系統知識競賽、籃球、拔河、歌舞比賽和書畫、攝影、根雕展活動，加強會員間的交流與了解；二是在州社科聯、州黨史征集研究室老師的指導下，組織會員到丘北縣馬者龍村學習石刻檔案拓印技術，印下了明正德14年（1519）的《新刻地藏碑記》等一批拓片，鍛煉了學員的動手能力，豐富了館藏檔案資料；三是組織會員到、東三省等地參觀學習，組織11人參加省檔案學會在保山舉辦的檔案學術研討會，開闊了大家的視野，促進了交流。

2、學術交流活躍。州檔案學會充分發揮學會的學術性團體的作用，積極開展了學術研究和交流活動。在省檔案學會的號召下，積極組織會員撰寫理論文章，全年向省檔案學會推薦論文16篇，向《××檔案》等報刊投稿10余篇，刊載3篇，其中馬關縣檔案局局長帶頭撰寫論文并在全省學術研討會上作交流發言。

3、組織建設得到加強。學會根據各單位檔案人員變動情況，及時吸納新人員加入檔案學會，全年共發展會員3人。

4、檔案宣傳成效明顯。州檔案學會利用××檔案信息網，及時上傳學會相關文件，使會員在第一時間了解和掌握學會最新信息和動態，了解檔案工作現狀和研究成果。同時，利用檔案工作簡報向各級各單位宣傳檔案工作。

二、2010年學會工作安排

2010年，州檔案學會將圍繞檔案工作重點，與時俱進，積極工作，加強學會組織建設和隊伍建設，加強學術研究，不斷提高學術水平，使學會充滿活力，將學會建設成為“理論研究的搖藍，檔案干部的家園”。為此，主要抓好以下幾項工作：

1、進一步加強學會組織建設。搞好學會的自身建設，是學會工作的重要保證，鑒于檔案工作人員變動頻繁的情況，2010年將對新從事檔案工作人員進行一次普查，以吸收更多的檔案工作人員成為學會會員；

篇（6）

檔案學碩士研究生課程體系創新

(一)設置符合社會需求的教學模塊

從檔案教育與社會需求的供應鏈角度看，高校教學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畢業生應對社會需求的能力，反之，社會需求也正促動著高校的教學課程設置向前發展。很多用人單位為減輕培養人才的資源，直接錄用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往屆生，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應屆生就業率，因此，高校在設置研究生課程之時，必須以社會需求為培養目標，按照既定的目標開設課程模塊。筆者認為，高校應按照就業方向將原有課程整合為相對應的模塊，例如現代公文管理與處理系統模塊、檔案學理論研究模塊、辦公自動化模塊、電子政務模塊、電子商務模塊、檔案信息化建設模塊、數字檔案館研究模塊、電子文件模塊等。其中，檔案學理論研究模塊為檔案學碩士通學課程，其他各類模塊可由學生依據興趣愛好及發展方向自行選擇，模塊內的所有課程為該生必修課，各高校可根據學校特色、區域特色、師資力量有計劃地進行課程模塊整合。

(二)加大選修課的比例、擴大選修課范圍

目前，我國28所開設檔案學碩士點的高校，在課程設置方面各有利弊，就黑龍江大學檔案學碩士研究生課程而言，專業課比例明顯高于基礎課，學生僅在第一學期接受一門信息資源管理及一門組織管理課程，除了英語、政治兩門公共課，均為檔案學專業課，且在35學分的前提下，選修課程只需得到5分即可。“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信息學院檔案與文件事業專業求該專業碩士須修滿40學分，其中至少24學分須是信息學的課程;密歇根大學信息學院檔案與文件管理專業碩士生須兩年內修滿48學分;美國匹茲堡大學信息學院檔案、保存及文件管理碩士專業要求須修滿36學分，共計12門課程;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信息學系檔案學專業信息學系要求檔案學碩士須修滿19門課程，共76學分”［3］。可以看出，同樣在學分制教育背景下，美國高校的學分明顯高于我國，而且門類多樣，選修課比重也高于我國。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圖書、情報、檔案學科的交叉性日漸明顯，擴大選修課的范圍，將信息理論、信息技術、文秘、歷史、管理等方面課程融入到檔案學的課程設置中，既可以拓寬碩士研究生的知識面，同時也能使學生在選修課程時，提前為畢業后的擇業作前期規劃，并有目的地學習專業知識。

篇（7）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The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ew perspective， new criteria and new research contex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existence of factual errors， lack of theoretical depth of excavation and tunnel vision. The research of the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aradigm and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make the research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Keywords：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Paradigm theory； Paradigm； Scientific community

得益于檔案學者們的孜孜追求和學術探索，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已成為檔案學理論重要的組成部分。尤為重要的是形成了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使筆者可以站在前輩們的肩上遠眺，更有了可以評說得失的基礎。

1 文獻資料統計分析

筆者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分別以“范式”“范型”“庫恩”“科學革命”“常規科學”“不可通約性”“科學（家）共同體”“共同體”等為篇名，并含“檔案”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檢索時間為2016年8月2日。共獲得相關文獻103篇，經過仔細分析鑒別，剔除其中一稿多發和內容重復的6篇，得到97篇有效文獻。

從表1可以看出，我國最早研究檔案學范式論的文章發表于1991年。經過十幾年的沉寂之后，終于在2004年又出現相關研究成果，并一發不可收拾，從2005年開始受到檔案學者們的關注并延續至今。

從論文數量來看，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的研究雖處于較為穩定的態勢，但是一直屬于小眾研究，而且相對集中，四位主要作者共計24篇（第一作者或獨立作者），占總數的24.74%。

其中丁華東和陳祖芬不僅研究成果數量多，關注時間長，而且研究內容較為深入、系統，主要表現就是各自博士學位論文的完成及在此基礎上出版的專著，即《檔案學理論范式研究》和《檔案學范式的歷史演進及未來發展》。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僅有的兩本專著。

其余91位作者（包括第二、第三作者及譯者）共計73篇，平均每位作者0.8篇，研究缺乏系統性和深入度，蜻蜓點水式的文章較多。

從以上文獻計量統計結果可以窺見，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的四位主要作者研究較為深入和系統，觀點也較為集中，而其余作者的研究缺乏系統性。但是經過仔細分析和概括，其中還是有其內在聯系性的。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檔案學范式論的價值、檔案學范式及其轉換、檔案學的范式演進、檔案學（學術）共同體等四個方面。

2 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的得

2.1 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庫恩的范式理論一經產生就引起了巨大反響，甚至引發了科學戰。雖然他的理論主要是依據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歷史形成的，但是卻在社會科學領域廣為傳播和利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檔案學的部分學者也加入其中，從范式理論的視角審視檔案學，形成了許多新觀點、新領域，為中國的檔案學理論注入了新鮮血液，其中較為典型的就是諸多檔案學范式概念的提出及轉換過程的梳理。尤其要指出的是丁華東的工作。從整體來看，丁華東實際上是在范式理論的視域下，構建了自己系統完整的檔案學理論體系。他提出的檔案學范式轉換過程，不僅是一條明晰的檔案學術發展的線路，更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檔案學未來的發展方向，可以看做是檔案學歷史發展和未來發展的完整圖景，從而為后來者進一步探索檔案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提供了一種視角和寶貴線索。

2.2 提供了新的評價標準。學術評價標準的確定和選擇是學術評價首要和關鍵的環節，直接影響到學術評價結論的科學與否。科學與非科學乃至科學發展程度的區分和評價標準已有許多先賢提出過自己的觀點，比如與庫恩同時代的、同被譽為西方后現代主義主要科學哲學家之一的波普爾就將證偽原則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以此為基礎建構了自己的科學發展模式：P1TTEEP2（問題1試探性理論排除錯誤新的問題2），以及著名的“世界1、2、3”理論。[1]而庫恩則提出以有無范式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標準，并以此為基礎提出了自己的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與波普爾相比，庫恩的標準韌性更大，更符合檔案學的具體情況。因為在波普爾證偽主義的準繩下，諸如形而上學、數學、邏輯學等重言式命題，都無法用經驗證偽，因此是非科學的。而在庫恩的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中，前科學時期、常規科學時期、科學革命時期、新的常規科學時期都可以作為科學發展成熟度的標志，相比于波普爾無明顯標志詞的科學發展模式而言更適合檔案學。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胡鴻杰和陳祖芬兩位學者。胡鴻杰只是將之作為中國檔案學評價機制研究的一部分，得出的結論也較為粗略。相比而言，陳祖芬的專題研究就顯得更加深入、系統。從結論上看，她的研究不僅對檔案學的發展程度給予了恰當的定位和評價，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她的研究啟示我們，范式理論可以作為一種理論評價標準，科學深入地審視檔案學發展的歷史和未來。

2.3 提供了新的研究語境。范式理論在各種學科尤其是社會學科中的廣泛應用，使得“范式”一詞成為科學研究中的時髦用語，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各學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個共同的語境。筆者以“范式”為篇名作為檢索詞，在中國知網數據中進行精確檢索，竟得到17469 篇文獻，涉及到40個學科（檢索時間為2016年10月5日）。從目前來看，中國檔案學范式理論的研究主要借鑒的是社會學、哲學、管理學、科學哲學等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但是，筆者認為，依托如此廣闊的一個語境平臺，檔案學與更多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必然會隨著檔案學范式理論研究的深入而得以實現。

3 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的失

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雖然碩果累累，但是畢竟屬于小眾研究范疇，而且發展歷史不是很長，嚴格從持續關注開始的2004年算起，只有不到10年時間，歷史積淀還不是很深厚，還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是錯誤之處。

3.1 存在事實性錯誤。對庫恩范式理論的概括和介紹是檔案學范式論研究的起點。經過仔細分析這部分內容發現，我國部分檔案學者對“范式”一詞的出處問題認識存在誤差，而且犯此類錯誤的文獻不在少數，包括兩本專著和多達8篇論文。

關于“范式”一詞的出處問題，我國學者李醒民做過專門研究。在他的《庫恩在科學哲學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術語嗎？》一文中，談到范式的詞源問題時說道：“不用說，英語中的“范式”（paradigm）一詞源遠流長。”而在“范式”一詞的使用上，“在庫恩之前，就有人在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意義上使用paradigm術語或與之相近的術語。”“馬赫至少在1905年（很可能在1895年或1896年）、迪昂至少在1906年（或者在1893年）就在科學哲學的意義上使用paradigm的同義詞或近義詞，而威納在1954年、默頓在1941年或1945年就在科學哲學或科學社會學的意義上直接使用paradigm術語了。”[2]此外，早在1956年6月，庫恩出席在猶他州大學召開的主體為“科學才能的鑒定”的研討會議上所作的題為“必要的張力――科學研究中的傳統與創新”的講演中，“初次公開提出了‘范式’以及‘常規科學’的概念”。[3]

綜上不難得出以下結論：（1）“范式”一詞不是庫恩最早提出的；（2）在科學哲學的意義上最早使用“范式”的不是庫恩；（3）庫恩的“范式”一詞最早不是出現于《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因此筆者認為，對此較為科學的描述應該是：范式是庫恩科學觀的核心概念，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賦予了它新穎、豐富的含義。

3.2 理論深度挖掘不夠。

3.2.1 對具體的概念挖掘不夠，集中體現在“范式”和“科學共同體”上。從“范式”的使用來看，首先，中國檔案界的學者們存在使用泛化的現象。庫恩的“范式”概念是爭議較大的地方，主要原因在于其多義性和暖昧性，而正由于此使得許多檔案學者在使用“范式”一詞時不加任何區別，甚至只是在文章題目中出現，而文意卻完全跟檔案學范式論無關，如果將題目中的“范式”一詞換成“理論、模式、方式、方法”等詞眼似乎更準確，這類文獻稱其為“偽有效文獻”也不為過。據筆者在仔細研讀文章內容基礎上進行的統計，這類論文共計有26篇之多，占總論文數的26.80%。正如倪代川所說：“在有些論文中，如果將‘范式’二字去掉后，似乎也能獨立成文，這就會給讀者一個直觀感覺，好像這些研究停留在概念直接套用的基礎上，很難給人以狹義上跨學科研究的印象。”[4]

其次，從對待庫恩“范式”一詞的發展上來看，中國的檔案學者們缺乏全面的把握。不可否認，《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賦予了“范式”一詞旺盛的生命力，這一點連庫恩本人也沒有想到。也正是該書的廣泛傳播，使得該書中包括“范式”“科學共同體”“不可通約性”等概念飽受爭議。“為了澄清‘范式這個概念’，為了回答對‘不可通約性’的批評，庫恩做了長期不懈的努力。……據說，庫恩在晚年就著手寫一部取代《科學革命的結構》的書，在他逝世前，他已完成大部分手稿。”[5]從“專業基體” （disciplinary matrix）到“分類學”（taxonomy）、“詞典”（lexicon）等替代術語的使用，“范式”一詞的含義其實在庫恩那里是愈加明晰的，“正是在典型實例的意義上，我最初才選用了“范式”這個詞。但不幸，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的大多數讀者都沒有看出這個詞的主要作用以及我是怎樣在接近于現在的‘專業基體’意義上使用‘范式’一詞的。我知道現在已不大可能恢復這個詞原來的用法了，只有完全從哲學上理解它才合適。”[6]而從中國的檔案學范式論研究文獻中，只能看到學者們對《科學革命的結構》的拘泥甚至在此基礎上的個人發揮，而看不到對庫恩的范式概念乃至科學發展觀進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這就造成一些較為嚴謹的學者不敢放手使用“范式”一詞而代之以“范型”，結果是為了規避一個極端，而走上了另一個極端。

在“科學共同體”的使用上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首先，中國的檔案學者們對科學共同體的地位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筆者在檔案知網的檢索過程中，以“科學（家）共同體”為篇名并含“檔案”為檢索詞，結果竟然為 0，即便在丁華東和陳祖芬的專著里面對此也著墨不多；而與科學共同緊密相關的研究檔案學術共同體的論文也只有6篇。在庫恩的科學發展觀中，“科學共同體”甚至比“范式”更具戰略價值，“范式只有在科學共同體這一社會基礎的支撐下，才能發揮其推動科學史的力量。”[7]“如果我現在重寫我那本書，那么我要從論述共同體的科學結構開始。”[8]而在庫恩眼中，科學共同體在本質上才是社會學的內容[9]。因此，在檔案學范式論研究中，應更加重視對科學共同體的研究，希望借助庫恩的范式理論建設和發展檔案社會學的學者們尤為如此。

其次，對“科學共同體”的認識和理解不夠全面，甚至有誤差。（1）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是有層次的。“從這一方面說，共同體顯然可以分許多級。全體自然科學家可成為一個共同體。低一級是各個主要科學專業群體這樣重要的共同體，如物理學家、化學家、天文學家、動物學家等的共同體。這些重要的共同體的成員，除邊緣上的外，都很容易確定。只要根據它的最高學位成員的研究課題、專業學會的會員情況和所讀期刊，一般就夠了。用同樣的方法還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體：有機化學家或者其中的蛋白質化學家、固態物理學家和高能物理學家、射電天文學家等等。再分下去才會出現實際困難。”[10]就檔案學范式論研究而言，撇開高一級的全體科學家共同體不談，至少在檔案學領域之內，按庫恩的觀點還是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體的。（2）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是由嚴格的準入條件的。“科學家共同體是具有自律性的專家集團，要參加這個團體的成員必須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特別是在對科學的業績進行評價的時候，除了由共同體成員進行的‘同行評價’以外，不承認其他任何權威。”[11]我國的檔案學者們基本上將檔案學術共同等同于檔案學研究者甚至是有能力開展檔案學研究的人的集合。如丁華東按職業背景將檔案學術共同體的主體劃分為實踐群體、高校群體和業外群體。實踐群體是在“檔案行政與實際業務部門結合中，檔案局、檔案館、檔案室努力做研究工作的工作人員，其研究的結果是起草管理辦法、制定制度，或撰寫理論文章、出版專著等”。[12]高校群體包括檔案學教師和學生，業外群體是體制外從事檔案學術研究與創作、不定期地發表學術成果的一部分人員。顯然是大大降低了科學共同體的準入門檻。而且其在分析檔案學學術共同體概括時引述了陳兆在2000年做過的大致的統計數據，指出“檔案學專兼職人員約在5000人以上。”[13]值得指出的是，陳兆在文中使用的是“專職研究人員和廣大的兼職研究人員”[14]，丁華東在此有偷換概念之嫌。此外，單就數量而言，5000人的規模讓人很難相信它的意義所指跟庫恩眼中的科學共同體是同一件事物。庫恩在論述共同體成員身份確定的問題時舉過噬菌體專家團體的例子：“它會產生典型的百人左右的共同體，有時人數更少，也更重要。”[15]

3.2.2 對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式缺乏全面的研究和實質性認識。從量的方面來看，僅以“范式”為篇名并含“檔案”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能得到84篇有效文獻，占總數的86.60%，而其中又有26篇偽文獻，占30.95%。首先，正如筆者在前面指出的，“范式”一詞雖是庫恩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概念，但并非全部，甚至不占絕對的戰略地位。對“范式”一詞的集中關注個中原因除了追風、趕時髦外，恐怕與我國檔案學者對庫恩科學發展觀的整體研究不夠也有關系。

從質的方面來看，中國檔案學范式論研究成果更多體現出的是照搬和移植，沒有觸及庫恩科學發展觀的實質。以丁華東和陳祖芬兩位代表人物為例。從研究內容來看，兩位作者走得是不同的道路。丁華東是以范式論為研究視域，梳理和概括檔案學范式演進的歷史，一定程度上也對檔案學未來發展方向做了有益的探索。這種模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對檔案學發展現象的研究，抽象出的范式演進路徑，雖可以清晰地展現出檔案學發展的脈絡，但是卻看不出其內在發展規律，正如一位網友所說：“當我開始反思檔案學的構成的時候，我試圖用丁華東《檔案學理論范式研究》中的檔案學范式去解釋一切檔案學研究現象，但最終我發現，很多時候這種解釋都不能非常令自己信服。”[16]陳祖芬則是直接借用庫恩的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型來考查檔案學的歷史和現狀，雖然有對未來的一些展望，但是依然看不出檔案學發展的內在線索和動力機制。

篇（8）

Abstract：Collective （Social） memory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heme as well as gradually be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Based on the paper “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 written by Trond Jacobsen， Ricardo L.Punzalan， Margaret L.Hedstrom， the paper analyzes deeply the four thread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archival science abroad and the main path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vity of citation network and highly cited document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main research trajectory and introduces the prominent collective memory viewpoint related to archival science.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research on collective memory in China based on fully grasping the foreign research vein.

Keywords：Collective memory；Research trajectory ；Main path analysis；Abroad；Foreign archives

1 引言

2013年，美國學者特隆德?雅各布森（Trond Jacobsen）等人發表了《Invoking “collective memory”：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a concept in archival science》一文，這篇文章利用國外的幾個重要檔案學刊物，搜集了1980年～2010年檔案學集體記憶的研究成果，并根據這些論文之間的引文網絡確定了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主路線和有影響力的作品、作者以及主要的研究分支，[1]這對全面掌握國外集體記憶研究全貌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同時也對推動我國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意義。

本研究擬在此綜述文章的基礎上，結合文中提煉出的主路徑文獻，剖析其具體的研究觀點，并基于檔案與記憶的關系梳理了國外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四條研究路線，為我國學者了解國外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提供參考。

2 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主路徑文獻分析

2.1 主路徑分析方法及數據來源簡介。主路徑分析方法（Main path analysis，MPA），是1989年由諾曼?哈蒙（Norman P.Hummon）和帕特里克?多利安（Patrick Doreian）基于引文網絡的連通性提出的一種新的引文分析方法，該方法通過識別從源點到匯點的最大遍歷權重（SPC值）連通路徑來捕捉引文網絡中的最關鍵連接以實現研究領域主要發展路徑的識別。[2]

雅各布森等人[3]在其研究中利用《American Archivist》、《Archivaria》、《Archives and Manuscripts》和《Archival Science》4種期刊1980年～2010年出版的有關集體記憶文獻作為分析對象，經過關鍵詞搜索和人工的內容瀏覽，最終確定了165篇文獻作為分析對象。筆者結合被引次數、SPC值以及文獻內容的閱讀，遴選了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中的12篇文獻構筑了檔案學集體記憶研究的主路徑。

篇（9）

中圖分類號：084　文獻標識碼：E　文章編號：1006－0510(2008)12068－03

一、建立檔案學術規范

學術規范問題的核心是學風問題，而學風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學科的生死存亡。總的來說，檔案界的學風是比較好的，大多數檔案學者都能做到理論聯系實際，勤于獨立思考，勇于開拓創新，并自覺抵制學術腐敗，這是我國檔案學持續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動力。

然而，當前檔案學研究中的確也存在著一些不良學風。如抄襲剁竊、自我吹噓、互相吹捧、等。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雖然我們不能像對一般商品那樣對檔案學術研究設計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標準，但在科學精神、文風文德、術語概念、學術評論等方面為檔案學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規范則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規范學術精神

鑒于檔案學的學科特點，每一位檔案學者都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加強與檔案部門合作，緊密聯系檔案工作實際，善于從鮮活的檔案工作實踐中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并透過紛繁復雜的檔案工作表象抓住檔案工作發展規律。力戒紙上談兵、閉門造車，尤其要避免從理論到理論的文字游戲和空洞說教。即使從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我們也不能脫離檔案工作實際，因為任何一項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都包含著某種特定的應用目的。更何況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檔案學應用理論與技術研究之間本來就互相滲透、互相交叉，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將其非常清楚地區分開來。研究檔案史、評價歷史上的檔案工作現象、檔案學思想和檔案學理論，也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事實，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實事求是既是一種科學精神，也是一種科學方法，彼此相輔相成，互為前提。

(二)規范文風文德

檔案學理論只有不斷地推陳出新且被檔案實際工作者所接受，才能發揮其對現實的檔案工作實踐的指導作用。因此。檔案學研究者應努力培養嚴謹、嚴肅、嚴格的科學工作作風，不盲從、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斷，獨立思考，大膽創新，善于提出新問題。勇于開拓新領域，探求新知識，并大力提倡運用清新質樸、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淺出地剖析檔案工作現狀，揭示檔案工作規律，預測檔案工作發展趨勢。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舊，故弄玄虛，用晦澀、難懂的語言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檔案學研究者還應加強文德修養，自尊、自信、自強、自律，淡泊名利，謙虛好學，不抄襲剽竊，不，把做人與做學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三)規范檔案術語概念

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組織專家對現有的檔案術語概念進行審查清理，在詞形、語義、專指性、配套性等方面嚴格把關，剔除那些內涵模糊、外延過大、語義陳舊、專業化程度較低的所謂術語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檔案專業特色的、符合檔案學發展需要的術語概念，使檔案學者們在統一的術語概念基礎上進行學術交流和探討。

二、健全檔案科研管理體制，研究檔案學發展戰略

目前我國檔案學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檔案科研管理體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適應社會和檔案學發展需要，改革檔案科研管理體制，已經成為當務之急。檔案科研管理體制的改革要與我國檔案工作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原則及檔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調動各級檔案科研機構和檔案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建立全國統一的檔案科研管理機構，負責制定國家檔案學發展戰略，確立檔案科研布局，協調各檔案學研究機構之間的關系，組織全國性檔案學優秀成果的鑒定、轉讓、評獎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計劃地逐步改變我國檔案學會條塊分割的分布狀態，使之完成社會化的轉變，成為在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指導下的非官方機構，并注重促進學術民主。

與此同時，要逐步改變目前的檔案學研究方式，重建檔案科研系統結構，實行檔案學研究集約化，優化配置檔案科研資源。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微觀主體是以檔案學研究者為最小單位的，檔案學研究者的創新性是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物質載體，其提高和改進的途徑主要在于通過各種方式強化檔案科研人才的素質。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宏觀主體是以國家為最大規模的，國家的檔案學發展戰略是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核心力量，檔案學的整體水平能否提高，關鍵在于國家的檔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確。而要實現二者的結合，就必須建立檔案科研共同體，即建立以學術帶頭人為核心的檔案科研小組(課題組)或檔案科研開發群體。通過檔案科研共同體，將不同部門、行業、地區的檔案科研機構和科研工作者，特別是將從事理論工作的研究者和從事實際工作的研究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集中資源，取長補短，高質量地完成檔案科研課題，并可避免或減少低水平重復研究。檔案科研共同體的大量出現是實現檔案學研究集約化的基礎和基本任務。

另外，要研究檔案學學科發展政策，制定檔案學發展戰略。檔案學發展政策研究大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從總體上對檔案學的學科發展進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才能保證檔案學理論體系的合理發展，才能使其同檔案工作實踐相適應、相協調：二是針對檔案學的具體領域或具體方面的發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才能保證該領域或該方面具有更大的發展活力。具體來講，就是要研究各類檔案學研究機構的協調與合作政策，檔案學研究經費的劃拔政策，檔案學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政策，檔案學理論研究隊伍的建設政策等。檔案學的發展戰略是檔案學發展的長遠性、全局性藍圖，是對檔案學未來發展目標及其實現途徑的規定和謀劃。它以長遠的戰略目標來規劃當前的行動方案，要求既要重視對事關檔案學發展大局的熱點問題和重要領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檔案學理論的整體發展。制定檔案學的發展戰略一定要結合檔案學的學科發展規律，緊跟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趨勢，尤其要與我國檔案學研究系統的總體規劃相適應。

三、進一步加強檔案學術評論工作

近20多年來，我國檔案學術評論有了一定的發展，不少雜志都先后刊發了篇數不等的述評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這自然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檔案學術評論所受到的重視與應受到的重視，還有不小的差距；檔案學術評論所發揮的作用與應發揮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離。也就是說，檔案學術評論還沒有被擺上應有的位置，研究水平還比較后，遠遠不能適應檔案學發展的需要。

為進一步加強檔案學術評論工作，當前我們應下大力氣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高對檔案學術評論重要性的認識。首先，檔案學理論研究者要正確認識檔案學術評論在檔案學研究中的地位和作 用，了制檔案學術評論的內容和范圍，進而明確開展檔案學術評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檔案學術評論當作義不容辭的職責，切實加以重視。中國檔案學會及地方各級檔案學會要把檔案學術評論列入各自的工作計劃和發展規劃，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召開包括檔案學術評論在內的專題座談會和學術討論會。檔案學會會員及其他檔案工作者要刻苦鉆研檔案學理論，積極撰寫檔案學術評論文章，藉此交流經驗，逐步完善檔案學術評論的內容，把檔案學術評論當作一門分支學科來建設。

第二。開辟檔案學術評論園地。目前我國既沒有檔案學術評論刊物，也沒有哪一種檔案雜志設置檔案學術評論專欄，這顯然不利于檔案學術評論活動的開展。從長遠來看，創辦一種以檔案學術評論為主要內容的雜志是十分必要的。在當前，各級各類檔案雜志應開辟學術評論專欄，增加理論研究的比重，這對提高刊物的質量，擴大其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是不無益處的。

第三，建立檔案學術評論隊伍。這支隊伍應以檔案專業教師為主體，因為這部分研究者為了教學的需要，大都對檔案學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論造詣相對較深。有中級以上職稱的檔案實際工作者也要結合工作實踐，積極參與檔案學術評論，對檔案理論界的一些觀點和現象大膽質疑，發表自己的見解。檔案專業學生是檔案研究的后備軍，應重點加以培養。各檔案專業教學點應在課程設置時安排檔案學術評論的教學內容。攻讀檔案學碩士、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檔案學術評論當作一門專業主干課來學習、研究。

四、努力改善檔案學研究系統的外部環境

檔案學研究系統的外部環境泛指檔案學研究系統之外的與檔案學研究系統直接或間接發生聯系的一切要素和條件，主要有：向檔案學研究系統給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輸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劃撥科研經費的經濟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提供有用理論、技術和方法的知識環境，向檔案學研究系統輸送組織與管理技術的實踐環境，接受與檢驗檔案學理論的檔案工作實踐環境，以及普及與推廣檔案學研究成果的中介機制等。

應該肯定，改革開放以后檔案學研究系統的外部環境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會檔案意識逐步增強，檔案學是一門獨立學科已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檔案學發展的外部環境依然存在。例如，檔案學的學科地位始終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檔案科研經費一直缺乏穩定的來源，許多帶有規律性的檔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閣，等等。

針對上述問題，當前我們應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強宣傳，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檔案學的學科地位。不僅要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檔案工作基本知識，而且要宣傳檔案學及其知識體系，使大家明白建立與完善檔案學研究系統、優化其外部環境既是檔案學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是經濟、科技、文化及社會生產力整體發展的需要：檔案學的發展離不開各方面的支持與幫助，社會各項工作的發展也需要檔案科學理論指導下的檔案服務；檔案學只有與經濟、科技、文化協調發展，才能為社會提供最佳服務。以此喚起社會各界對檔案學的理解、重視與支持。各級檔案學會要積極鼓勵、動員廣大會員參加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優秀成果評獎活動，以擴大檔案學的社會影響。檔案學研究者要刻苦鉆研檔案學理論，不斷深化檔案學研究內容，努力提高檔案學的科學水平，使檔案學在現代科學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籌措科研經費，增強檔案學研究系統的活力。建議國家檔案局在“科技三項費用”之外設立一種檔案科研專向基金，或向國家科技部中請增加“科技三項費用”的額度，以資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義的檔案學課題研究。地方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或專業主管機關應根據需要和可能，劃撥一定的經費，專門用于檔案科研工作。各級檔案學會也要通過各種方式籌集科研經費。此外，檔案學研究者要認真組織力量，積極申請國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項目。也可利用自己在專業知識、科研能力等方面的優勢，與其他單位聯合開展檔案學理論研究，以緩解檔案科研經費緊張的矛盾。

篇（10）

全國檔案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綱要指出培養高素質、專業化的檔案人才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檔案事業發展的客觀需要。本次研究旨在通過對檔案學專業學生課外專業閱讀情況調查分析，了解課外專業閱讀現狀，提升其學科熱情和專業素質，以期培養高素質、專業化的檔案學人。

1 總體情況

本文主要采用問卷分析法和定量分析與定性描述相結合的方式，結合條形圖、統計表等統計形式，對檔案學專業學生課外專業閱讀的總體特征和情況進行分析和描述，使結果更直觀。此次調查采用結構性問卷，以電子問卷為主要形式，通過QQ、微信等自媒體進行分發。問卷題數為16題，填寫時間控制在5分鐘以內，內容主要包括閱讀態度、閱讀時間、閱讀方式、影響閱讀的因素、閱讀的技能5個方面。本次調研時間從2016年5月7號到7月9號，涉及18個省，26所學校，總問卷數138份，有效問卷數137份，問卷實際完成率99.2%。樣本分布情況如下表：

由表2知，東部地區樣本數量為60，占比43.80%；中部地區樣本數量為67，占比48.91%；西部地區樣本數量為8，占比5.84%；國外樣本數量為2，占比1.46%。此次調查涉及26所學校，東中西均有分布，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均有涉及。調查符合簡單隨機抽樣和分層抽樣原理，基本能反映實際情況。

2 檔案學專業學生課外專業閱讀情況分析

2.1 閱讀時間與已閱讀著作、論文數量分析。調查表明，檔案學專業學生每天進行課外專業閱讀的平均時間為1小時及以上的人數占比18.25%；30分鐘至1小時的人數占比23.36%；30分鐘以內的人數占比26.28%；而每天幾乎不進行課外專業閱讀的人數最多，占比32.12%。受調查者中已閱讀的本專業著作（除本專業教材外）數量在0～4本、5～10本、11～13本、30本以上的人數分別占比65.69%、21.17%、10.22%和2.92%。被調查者已閱讀本專業相關論文0～9篇的人數占比43.07%，10～49篇的占比28.47%，50～100篇的占比8.03%，100篇以上的占比20.44%。大部分受調查者每天進行課外專業閱讀的時間不足30分鐘，已閱讀的專業著作（除專業教材外）不超過4本，已閱讀與專業相關的論文不超過9篇，這不能不讓人警醒。

2.2 閱讀媒介分析。由表3知，83.94%的被調查者通過中國知網、萬方等相關數據庫進行檔案學課外專業閱讀，中國知網、萬方等相關數據庫因內容的專業性、學術性、資源豐富性、便捷性等特點成為選擇人數最多的媒介。

“傳統媒介的閱讀時長呈緩慢下降趨勢，新興媒介的閱讀接觸時長呈增長趨勢”[1]，調查發現，70.8%的被調查者經常運用自媒體（如微信公眾號、微博等）來獲取與專業相關的信息。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檔案學專業相關自媒體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日后其在課外專業閱讀中必然會發揮更大的作用。

2.3 閱讀文獻種類分析。調查表明，在課外專業閱讀文獻種類的選擇上，63.5%的受調查者選擇學術研究類，28.47%選擇檔案故事雜談類，8.03%選擇其他類。這一方面是因為檔案學相關課外閱讀材料學術研究類居多，故事雜談類的閱讀材料較少；另一方面是因為檔案學專業學生進行課外專業閱讀主要是為了學習研究（僅有15.33%的被調查者進行專業文獻閱讀是為了休閑娛樂（見表4）），所以在閱讀材料的種類選擇上較側重學術研究類而非故事雜談類。

2.4 閱讀方式與閱讀技能分析。調查表明，在進行課外專業閱讀時，45.26%的被調查者經常略讀，35.77%經常選讀，精讀的人數最少，僅有18.98%。17.52%的被調查者寫讀書筆記，22.63%不做任何標記。閱讀方式和閱讀技能影響閱讀效果。11.68%的被調查者不能正確理解檔案學課外專業閱讀內容，28.47%能理解閱讀文本并觸發新的思想方法，59.85%能理解并接受文本中的內容。有針對性的選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閱讀效率，但閱讀時也不能忽略上下文的聯系和文章的整體結構，否則容易斷章取義、曲解誤解文章內容。

2.5 閱讀態度分析。檔案學專業學生對課外專業閱讀有一定程度的重視，但有待進一步提高。這一點由進行課外專業閱讀時經常精讀的人數僅占比18.98%可以表明。許多大學生在閱讀中存在浮躁心理，常因過于注重閱讀量而忽視了對質的追求。另外，16.6%的被調查者在閱讀時會摘抄文中的經典好句，17.52%會寫讀書筆記，43.8%只做讀書批注和標記，這表明77.92%的被調查者對待課外專業閱讀比較認真。但仍有22.63%在課外專業閱讀時不作任何標記，因此筆者建議，在進行檔案學課外專業閱讀時要提高重視程度、端正閱讀態度。

2.6 影響閱讀的因素分析。被調查者選擇課外專業閱讀材料時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自己的興趣和需要以及專業老師的推薦（見圖1），而阻礙其閱讀的主要因素是忙于學習或實踐活動以及不知道閱讀哪些專業書籍（見圖2）。由此可見，培養閱讀興趣是促進學生進行課外專業閱讀的有效措施。此外，學生在進行課外專業閱讀時要合理安排閱讀時間、培養自主選擇課外專業閱讀材料的能力，教師也要發揮引導作用。

3 結論與建議

第一，從閱讀態度和閱讀技能上看，雖然檔案學專業學生在進行課外專業閱讀時的閱讀態度會隨著學歷層次的提高而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本科階段的閱讀態度和閱讀技能對學生日后的專業學習無疑有著很大的影響。由于檔案專業本科生多因志愿調劑而學習檔案學，專業興趣不高。喜歡閱讀和經常閱讀并不是與生俱來的習慣，而是通過后天培養的。[2]因此，學校方面應加強對本科生的專業要求，督促其進行更廣、更深層次的閱讀，端正其閱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