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2 09:33:21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金融業稅收管理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營改增對鐵路運輸企業的意義及作用
面對著營改增的進一步推廣和拓展，在我國的第三產業即服務業、交通行業在內都實行的是營改增新的稅收改革方案。其中，營改增不僅對服務業有著重大的影響，也對交通運輸業，特別是鐵路運輸業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和意義。鐵路運輸業作為我國經濟的主要支柱和動力，不僅對于國家的稅收來源、對交通行業的稅收管理起著主要作用，還有利于便利人們的交通、加快鐵路運輸企業的內部結構的調整。我國實行營改增，完善了現代稅收管理制度和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國稅收管理趨于成熟。而鐵路運輸企業實行營改增后，規范了國家對鐵路運輸費用等稅收的征收，盡量減少對鐵路運輸企業的雙重征稅，增加了企業的競爭意識，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我國鐵路運輸企業的競爭實力。營業稅改增值稅，也是我國為更好的適應國際稅收慣例，符合國際稅收的標準和要求，與世界經濟的發展更好的接軌，讓我國的鐵路運輸企業走向世界。
二、營改增對鐵路企業的影響
1.對企業經營以及稅收負擔的影響
按照以往的稅收管理制度，鐵路運輸企業將實行營業稅收制度對企業的經營收入進行征稅。現在我國實行鐵路運輸費用營改稅后，鐵路運輸企業的營業收入有了明顯的差異。原先的營業收入包括了企業的稅收成本，即營業稅。而這之后，企業的營業收入將不再包括稅收，即稅與收的分離。因此，鐵路運輸企業的營業收入將會減少。另一方面，在企業的稅負中，我國相關管理部門對稅扣進行了限制，并且頒布了一系列的財政稅收管理方案。這些稅收管理方案規定鐵路運輸企業不能實行進項稅抵扣。首先，凡是屬于非增值稅應稅項目的均不能進行進項稅抵扣，而鐵路運輸企業大部分都屬于不動產，鐵路運輸企業的經營財產中占據其相關的資產比例也較大。因此，對于相關企業的日常修護難以進行抵扣。第二，在其企業中，人工費用在整體資金中占據比例較大，勞動力成本較高，鐵路運輸企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很難獲得稅收抵扣。第三，現階段我國的鐵路運輸建設絕大多數都是通過金融貸款而獲得建設資金，然而，金融業尚未進行營改增，因此，鐵路運輸企業從銀行等金融企業中得到的貸款，以及獲得的貸款也不能得到進項稅抵扣。第四，工程建設的相關企業還未實行營改增，相對應的鐵路運輸企業的工程建設成本無法獲得進項稅抵扣。綜上所述，鐵路運輸企業的稅收負擔不降反增。
2.對企業票據收發的影響
我國要求鐵路運輸相關單位，對于客戶應發行增值稅票據，以方便稅收以及企業的經營管理。然而，我國的鐵路稅收企業不是按照統一的稅率方案，而是實行兩套稅率方案，因此，我國難以統一實行稅收發票管理體系，而鐵路運輸企業也分別實行的是兩套不同的稅控監管體系。其中，鐵路運輸企業中凡是運輸服務的有使用的是11%的稅率，而除運輸服務以外的其他的部分都實行的是6%的稅率。鐵路運輸企業在實行不同的稅率管理體系的同時，也要求鐵路運輸企業在專用發票的開發時嚴格按照相關的規定，規范操作。其中，鐵路運輸企業如若違反了稅收法的相關規定則需接受相對應的法律制裁。因而，營改增對鐵路運輸企業的發票的開發及其管理更加規范和嚴格。
3.對會計核算的影響
營改增后，鐵路運輸企業的賬目核算以及會計相關管理比以往還要復雜。依據國家稅收的相關規定，國內鐵路運輸內部不用開發票，而企業之間則必須依據一定稅率進行相關的票據開發。現階段，我國主要實行責任管理制的方法，有專人負責，不再采用多人管理的辦法，而那些相對的運輸數量大、次數多的企業，其稅收清算與管理也就更加復雜，難度也越高。對于不同的鐵路運輸企業還有一些企業內部會計核算需要結算，因此，營改增后，鐵路運輸企業的會計記賬與管理也愈加繁瑣。現階段，鐵路運輸企業都按照銷項稅額的管理政策，即將收款、上報、稅收上交為一體，不再按照以往的多人負責管理的辦法，有專人負責，減少了責任相互推卸的現象，方便了對于稅收的監督和管理，而對于企業來說，有利于形成一整套稅收管理制度和體系，便捷了對賬務的管理和核算，雖然加劇了企業的賬務核算，但是會減少企業的財管工作的失誤。
一、資本弱化對稅收的影響
1.資本弱化的含義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資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大大超過了股權融資比重。
2.資本弱化的產生原因
企業的資金來源，按其性質可分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各國的稅法普遍規定，權益資本以股息的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可以列為財務費用，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稅收擋板”效應，能降低企業的實際成本負擔。利息和股息在稅務上的處理不同使資本弱化成為避稅手段。
3.資本弱化與稅收
資本弱化作為跨國公司進行避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東道國和投資國都有嚴重負面影響。
從東道國角度看，資本弱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導致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借貸資本比例過高往往導致貸款公司出資不到位，或以收回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資；二是利益與責任不相稱，貸款公司在獲取高比例的債權收益的同時，卻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擔著所有的經濟及社會責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和“負利潤”現象；三是稅收權益流失，東道國公司以償還利息的方式將稅前利潤轉移給貸款公司，降低利潤，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減少了東道國公司的利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
從投資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有所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往往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資或融資，資本弱化問題不僅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而且會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二、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現狀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確立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反避稅制度。新法對資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來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關聯企業支付利息問題上的強調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則，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這也是國際上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多數國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都采取了資本弱化的限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企業關聯方利息支出稅前扣除標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對關聯方企業間借款利息在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
1.明確了利息扣除限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不超過規定比例和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計算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得在發生當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為：金融企業為5：1；其他企業為2：1。
2.明確了企業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夠按照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并證明相關交易活動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或者該企業的實際稅負不高于境內關聯方的，其實際支付給境內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
3.明確了對兼營不同業務的企業利息支出的要求。企業同時從事金融業務和非金融業務，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應按照合理方法分開計算，否則“從低”適用稅前扣除比例。
4.明確了超扣除限額利息的處理。企業自關聯方取得的不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對資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體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實際支付的全部關聯方利息×（1-標準比例/關聯債資比例）計算。
2.關聯債權投資的范圍。包括關聯方以各種形式提供擔保的債權性投資，如關聯方通過非關聯方提供的背對背貸款（例如委托貸款等），以及由非關聯方提供、但由關聯方擔保的債權性投資等。
3.企業權益性投資的范圍。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而非市場公允價值。
4.關聯債資比例。依照公式：關聯債資比例＝年度各月平均關聯債權投資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權益投資之和計算。
5.利息支出的范圍。包括直接或間接關聯債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利息、擔保費、抵押費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質的費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關聯方之間分配。按照實際支付給各關聯方利息占關聯方利息總額的比例，在各關聯方之間進行分配。
三、對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建議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和協調。實踐表明，當前跨國公司為規避稅收，在投資時往往轉移定價、資本弱化和避稅港融資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資本弱化的相關法規時必須統籌考慮，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當前不僅要加速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廣避稅港融資申報制度和預約定價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資本弱化法規的國家越多，國際重復征稅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國和相關國家也應當修訂雙邊稅收協定，使相互協商程序涵蓋資本弱化法規，避免重復征稅。
2.擴大并加強國際稅收管理的跨國協調與合作，通過稅收協定共同防止國際避（逃）稅；加強國際稅收管理機構建設，從組織上保證國際稅收管理健康運行，勝任日益繁重的國際稅收決策、立法、執法與司法管理。
3.加強相關業務培訓和人才培養。反資本弱化是一項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它要求稅務人員不僅應當扎實掌握財會知識，熟悉稅收征管，還要對跨國公司的運作和經營有相當的了解，而且對于國際貿易知識和外語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強相關人才的培養對提高我國的反資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曹洋.資本弱化稅制的國際比較與借鑒[J].涉外稅務，2007，（5）.
一、資本弱化對稅收的影響
1.資本弱化的含義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資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大大超過了股權融資比重。
2.資本弱化的產生原因
企業的資金來源，按其性質可分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各國的稅法普遍規定，權益資本以股息的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可以列為財務費用，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稅收擋板”效應，能降低企業的實際成本負擔。利息和股息在稅務上的處理不同使資本弱化成為避稅手段。
3.資本弱化與稅收
資本弱化作為跨國公司進行避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東道國和投資國都有嚴重負面影響。
從東道國角度看，資本弱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導致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借貸資本比例過高往往導致貸款公司出資不到位，或以收回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資；二是利益與責任不相稱，貸款公司在獲取高比例的債權收益的同時，卻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擔著所有的經濟及社會責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和“負利潤”現象；三是稅收權益流失，東道國公司以償還利息的方式將稅前利潤轉移給貸款公司，降低利潤，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減少了東道國公司的利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
從投資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有所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往往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資或融資，資本弱化問題不僅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而且會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二、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現狀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確立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反避稅制度。新法對資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來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關聯企業支付利息問題上的強調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則，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這也是國際上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多數國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都采取了資本弱化的限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企業關聯方利息支出稅前扣除標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對關聯方企業間借款利息在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
1.明確了利息扣除限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不超過規定比例和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計算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得在發生當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為：金融企業為5：1；其他企業為2：1。
2.明確了企業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夠按照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并證明相關交易活動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或者該企業的實際稅負不高于境內關聯方的，其實際支付給境內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
3.明確了對兼營不同業務的企業利息支出的要求。企業同時從事金融業務和非金融業務，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應按照合理方法分開計算，否則“從低”適用稅前扣除比例。
4.明確了超扣除限額利息的處理。企業自關聯方取得的不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對資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體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實際支付的全部關聯方利息×（1-標準比例/關聯債資比例）計算。
2.關聯債權投資的范圍。包括關聯方以各種形式提供擔保的債權性投資，如關聯方通過非關聯方提供的背對背貸款（例如委托貸款等），以及由非關聯方提供、但由關聯方擔保的債權性投資等。
3.企業權益性投資的范圍。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而非市場公允價值。
4.關聯債資比例。依照公式：關聯債資比例＝年度各月平均關聯債權投資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權益投資之和計算。
5.利息支出的范圍。包括直接或間接關聯債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利息、擔保費、抵押費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質的費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關聯方之間分配。按照實際支付給各關聯方利息占關聯方利息總額的比例，在各關聯方之間進行分配。
三、對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建議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和協調。實踐表明，當前跨國公司為規避稅收，在投資時往往轉移定價、資本弱化和避稅港融資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資本弱化的相關法規時必須統籌考慮，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當前不僅要加速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廣避稅港融資申報制度和預約定價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資本弱化法規的國家越多，國際重復征稅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國和相關國家也應當修訂雙邊稅收協定，使相互協商程序涵蓋資本弱化法規，避免重復征稅。
2.擴大并加強國際稅收管理的跨國協調與合作，通過稅收協定共同防止國際避（逃）稅；加強國際稅收管理機構建設，從組織上保證國際稅收管理健康運行，勝任日益繁重的國際稅收決策、立法、執法與司法管理。
3.加強相關業務培訓和人才培養。反資本弱化是一項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它要求稅務人員不僅應當扎實掌握財會知識，熟悉稅收征管，還要對跨國公司的運作和經營有相當的了解，而且對于國際貿易知識和外語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強相關人才的培養對提高我國的反資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曹洋.資本弱化稅制的國際比較與借鑒[J].涉外稅務，2007，（5）.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資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大大超過了股權融資比重。
2.資本弱化的產生原因
企業的資金來源，按其性質可分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各國的稅法普遍規定，權益資本以股息的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可以列為財務費用，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稅收擋板”效應，能降低企業的實際成本負擔。利息和股息在稅務上的處理不同使資本弱化成為避稅手段。
3.資本弱化與稅收
資本弱化作為跨國公司進行避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東道國和投資國都有嚴重負面影響。
從東道國角度看，資本弱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導致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借貸資本比例過高往往導致貸款公司出資不到位，或以收回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資；二是利益與責任不相稱，貸款公司在獲取高比例的債權收益的同時，卻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擔著所有的經濟及社會責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和“負利潤”現象；三是稅收權益流失，東道國公司以償還利息的方式將稅前利潤轉移給貸款公司，降低利潤，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減少了東道國公司的利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
從投資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有所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往往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資或融資，資本弱化問題不僅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而且會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二、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現狀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確立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反避稅制度。新法對資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來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關聯企業支付利息問題上的強調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則，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這也是國際上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多數國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都采取了資本弱化的限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企業關聯方利息支出稅前扣除標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對關聯方企業間借款利息在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
1.明確了利息扣除限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不超過規定比例和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計算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得在發生當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為：金融企業為5：1；其他企業為2：1。
2.明確了企業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夠按照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并證明相關交易活動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或者該企業的實際稅負不高于境內關聯方的，其實際支付給境內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
3.明確了對兼營不同業務的企業利息支出的要求。企業同時從事金融業務和非金融業務，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應按照合理方法分開計算，否則“從低”適用稅前扣除比例。
4.明確了超扣除限額利息的處理。企業自關聯方取得的不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對資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體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實際支付的全部關聯方利息×（1-標準比例/關聯債資比例）計算。
2.關聯債權投資的范圍。包括關聯方以各種形式提供擔保的債權性投資，如關聯方通過非關聯方提供的背對背貸款（例如委托貸款等），以及由非關聯方提供、但由關聯方擔保的債權性投資等。
3.企業權益性投資的范圍。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而非市場公允價值。
4.關聯債資比例。依照公式：關聯債資比例＝年度各月平均關聯債權投資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權益投資之和計算。
5.利息支出的范圍。包括直接或間接關聯債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利息、擔保費、抵押費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質的費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關聯方之間分配。按照實際支付給各關聯方利息占關聯方利息總額的比例，在各關聯方之間進行分配。
三、對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建議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和協調。實踐表明，當前跨國公司為規避稅收，在投資時往往轉移定價、資本弱化和避稅港融資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資本弱化的相關法規時必須統籌考慮，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當前不僅要加速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廣避稅港融資申報制度和預約定價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資本弱化法規的國家越多，國際重復征稅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國和相關國家也應當修訂雙邊稅收協定，使相互協商程序涵蓋資本弱化法規，避免重復征稅。
2.擴大并加強國際稅收管理的跨國協調與合作，通過稅收協定共同防止國際避（逃）稅；加強國際稅收管理機構建設，從組織上保證國際稅收管理健康運行，勝任日益繁重的國際稅收決策、立法、執法與司法管理。
3.加強相關業務培訓和人才培養。反資本弱化是一項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它要求稅務人員不僅應當扎實掌握財會知識，熟悉稅收征管，還要對跨國公司的運作和經營有相當的了解，而且對于國際貿易知識和外語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強相關人才的培養對提高我國的反資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曹洋.資本弱化稅制的國際比較與借鑒[J].涉外稅務，2007，（5）.
經濟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樓宇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稅收的增收，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意義重大。
（一）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是稅收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城市樓宇經濟發展加快，形成了較大的經濟規模，商務樓宇所承載和凝聚的巨大經濟發展潛力，極大地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樓宇經濟也蘊含著巨大的稅源，涉及增值稅、營業稅、房產稅等諸多稅種，是稅收持續發展的新增長點。因此，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不但有利于提高稅收管理的整體水平，而且有利于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成為稅收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是實施稅收結構轉型的有效途徑近年來，地方稅收持續在高基數基礎上大幅度增長，房地產業一直是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但受城市地域條件的限制，城區范圍內可供開發建設的土地日漸減少，作為主體稅源的房地產業逐漸萎縮，地方稅收收入持續增長缺少有力的支撐，亟須培養并拓寬新的稅收增長點，而日漸繁榮發展的樓宇經濟，以及其對區域金融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的拉動作用，就成為稅收增收的新來源。因此，加強對樓宇經濟的稅收管理，充分發揮它在稅收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是當前實現稅源結構調整、確保稅收增收的有效途徑和主要方向。
（三）樓宇經濟稅收信息是指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部分樓宇的特色產業所產生的磁場聚集效應，對進一步拉動區域經濟增長、增加稅收收入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其單位面積所產生的稅收貢獻充分展示了樓宇經濟所蘊含的巨大潛力，與此相關的稅收數據所反映的經濟規律和特點極具參考價值，對政府部門引導樓宇經濟發展、加強對樓宇經濟稅源管理具有指導性的作用，是指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
（四）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是優化稅收環境的組成部分隨著稅收宣傳力度的不斷加大，稅收宣傳走進校園、走進社區、走進企業，全社會的納稅意識普遍增強，稅收環境明顯好轉。但是由于樓宇經濟隱蔽性帶來的偷漏稅現象仍然較為普遍，嚴重影響和制約了稅收環境的改善。因此，稅收宣傳走進商務樓宇，依法實施和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是進一步優化稅收環境的重要方面。
二、樓宇經濟稅收征管現狀及存在問題
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天津市樓宇經濟發展迅速。據統計，天津市現有商務樓宇200余座，主要集中在市內六區和濱海新區。樓宇經濟稅源的監控工作引起了稅務部門的高度重視，天津市地稅局研發了樓宇稅收管理監控軟件，對全市商務樓宇稅收進行監控。2010年全市共監管商務樓宇稅收174座，實現地稅收入757700萬元，樓宇經濟逐步成為新的稅收增長點。商務樓宇比較集中的河西區、和平區等地稅局都采取了切實有力的措施，對商務樓宇進行全面調查清理，取得了顯著效果。河西區地稅局先后對本轄區65座樓宇進行調查和稅源信息綁定，清理漏征漏管戶，并在征管工作中實時收集信息、更新數據，使監控工作常態化，摸清了樓宇內經營戶的納稅基礎信息，掌握了樓宇經濟的整體貢獻率。據統計，在該區已監控的65座重點商務樓宇中，共有經營戶2520戶，物業公司42戶；2010年共實現稅收373038萬元。其中，地稅稅收258643萬元，河西區實現稅收79452萬元，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數據。但由于商務樓宇所具有的特點，對樓宇經濟稅收征管還存在諸多難題。
一是樓宇經濟具有區域集中性的特點，商戶集中，每個商務樓宇內的商戶少則十幾家，多則幾十家，樓宇稅收征管面廣量大，由于征管力量薄弱，每個管理員要管轄一、二百戶，再加一些納稅人存在僥幸心態，設法逃避稅收。進一步增加了管理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征管，容易出現漏稅現象。
二是由于樓宇經濟的場所隱蔽性強，其經營場所不臨街面，深居在樓宇之中，有的高達數十層，有的是商住兩用，稅務部門難以直接發現，且有的商務樓宇物業部門協稅護稅意識較差，實施稅收征管工作較為困難，存在異地經營戶、漏征漏管現象。
三是由于許多房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生活居住地分散，納稅人的有關涉稅資料難以掌握，一些規模較小的納稅人變更頻繁，商戶流動性較大，稅收征管難以落實到位。
四是由于現代科技和服務業的發展，許多商戶實行封閉式或網絡經營或設立分支機構，一些經營戶不辦理稅務登記，未掛標志，稅務人員很難斷定其是否處于營業狀態，容易造成稅收流失。
五是樓宇經濟管理體系尚不健全。樓宇經濟的發展和管理涉及政府、城建、房管、工商、財政、發改、經貿、公安等多個政府部門，樓宇經濟的信息涉及面較廣，稅務部門開展對樓宇經濟的調查工作特別困難。
六是稅收收入和經濟指標不太匹配。由于目前樓宇經濟的稅源監控處于起步階段，以及國地稅分設，造成樓宇內的經濟和稅收總量統計不準，與政府職能部門經濟普查結果有一定誤差，影響了樓宇稅收數據的參考價值。
三、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的措施
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管需要稅務機關更新觀念，完善征管手段，同時也需要相關經濟管理部門密切配合，積極協稅護稅，才能最終實現應收盡收。
（一）加強樓宇經濟的源頭管理作為樓宇經濟的前期形態，對商務樓宇建設和銷售環節的監管是樓宇稅源監控的基礎，樓宇經濟是重大建設項目的發展和延續，樓宇經濟管理所必需的一些重要基礎數據，如房產稅所涉及的產權人、產權面積、物業管理部門等，在建設和銷售環節均能夠有所體現。因此，要從商務樓宇的建設環節開始，加強商務樓宇稅收源頭信息管理，為樓宇經濟的稅收管理打下堅實基礎。
（二）全面實施稅收屬地征管模式首先在全市范圍內全面推行由經營地稅務機關就地征管的方式，從企業辦理稅務登記開始就嚴格執行屬地征管，在納稅人離開注冊地經營后，限期變更注冊地，超過期限由經營地稅務機關負責征稅，避免經營地無法管而注冊地管不嚴的現象。其次在各區稅務部門內部，實行以塊劃分，將納稅人的管理責任分解到各管理所，責任落實到每一名稅收管理員，一方面，避免行業分割造成的管理真空;另一方面，解決管理員責任不明、管戶不清的現象，避免漏戶、少征等情況出現，從根本上杜絕異地經營和漏征漏管現象，推動樓宇經濟的規范管理。
（二）計稅依據的非統一性 內外資金融企業中存在兩套稅收機制。外匯轉貸業務，是指金融企業直接向境外借入外匯資金，然后再貸給國內企業或其他單位、個人。在2009年1月1日之前，外匯轉貸業務按差額計稅的規定。新《條例》刪除了這一規定，這樣，轉貸業務結束了按照差額征收營業稅的歷史，這就為內外資金融企業營造了相對公平的稅收環境。但內資金融企業需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而外資金融企業對于這些稅費有豁免權，所以，內資金融企業的稅負還是高于外資金融企業。
（三）稅收征管的非有序性 稅務機關與金融企業之間的協作效率不高，從而導致征稅成本始終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在征收管理納稅評估之間缺乏有效銜接，往往出現內部信息割裂，各管一攤的局面。同時，稅務機關信息化體系不健全，在一定城的上使得金融部門與稅務機關的信息交流滯后。稅務征管系統從登記、管理、申報、征收到發票管理和稅務稽查等各個環節都實現了工作的電子化，但在實際執法過程中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隨意性。此外，網絡交易對傳統的稅收征管模式造成了沖擊，納稅主體國際化、邊緣化、復雜化和模糊化，網上交易與電子商務活動都是通過網絡以無紙化方式進行，電子文件由于使用硬盤或軟件磁盤性介質，錄存的數據內容很容易被改動，而且不留痕跡，使得計稅依據難以準確核定，造成稅收征管的漏洞，且電子數據的真實性有待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稅收稽查的難度。此外，隨著信息化的加速發展，稅務部門的征管活動對網絡環境的依附性越來越強，稅收管理部門的網絡安全問題也非常突出。
二、世界范圍金融業增值稅制經驗
（一）不抵扣免稅法 目前，歐洲聯盟27個成員國對金融業已全面征收增值稅，歐盟2006年指令中金融業免稅業務具體規則主要是：信貸和擔保的授予、轉讓和管理；包含存款、活期賬戶、支付、轉賬、債務、支票和其他可轉讓票據在內的交易，但不包括追債；除收藏品以外，銀行作為法定貨幣的紙幣和硬幣的貨幣交易；股票或其他證券的交易；特殊投資基金的管理，其中證券的管理和保管被排除在金融業免稅政策之外。但同時，歐盟也允許成員國授予本國的金融機構一項權利——金融機構可自主決定是否為其金融業務納稅。法國、奧地利、德國、比利時、匈牙利等國家成為了歐盟這一指令的實踐者，但這些成員國內，制定的相關政策卻有所不同。奧地利僅選擇一類金融業務，與其做法最為相近的是匈牙利，因此，征稅范圍相對狹窄。德國、法國和立陶宛對于大多數的金融業務是征稅的，尤其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確定其價值的金融服務，其作為稅基的表現形式一般是利息、管理費、擔保傭金以及活期賬戶收費等。對于金融保險離岸業務，所有國家都實行零稅率。
通過分析上述關于歐盟國家金融業增值稅制度，可以看出對金融業課稅最廣泛的表現形式是基本免稅但不抵扣進項稅額，雖然可以達到征管便利的效果，但侵蝕了作為增值稅標志性原則的中性原則，抵扣環節被迫中斷，有可能導致稅收累積，金融企業會以其他方式轉移稅負。
（二）免稅與進項稅額部分抵扣并行法 新加坡對金融服務課征商品服務稅 ，課征方式以歐盟的不抵扣免稅法為基礎。為了減輕免稅導致的重疊征稅效應，新加坡允許金融機構依據“特定法”或者“固定比例進項稅抵扣法”抵扣進項稅額。運用“特定法”時，對金融機構大部分業務免稅的同時，要求金融機構將提供給增值稅納稅人的免稅服務和提供給其他客戶的免稅服務區分開來。事實上，運用特定法的最終目的是使企業購買的金融服務享受零稅率。相對于特定法，固定比例抵扣法是指對金融業務免稅的同時，可以按照一個固定的比例對進項稅額進行申報和抵扣，這一比例因金融機構類型的行業標準不同而有所不同。免稅與進項稅額部分抵扣并行的模式使金融稅收政策更加合理，稅務征管更加簡便，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重復課稅，但抵扣比例的制定無法將影響因素全面考慮進去，從而降低抵扣比例的普遍適用性。
（三）零稅率法 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對金融服務適用零稅率法。主要是指在對金融服務免稅的同時，允許抵扣金融機構全部進項稅額。零稅率法從根本上消除了重復征稅的因素，金融機構可以獲得全部的進項稅額抵扣，使得金融機構徹底從增值稅稅負解脫出來，從而使得本國的金融業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稅收征管成本。但是這種方法不僅會使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并且一方面金融服務價格不含稅而非金融商品價格含稅，可能會扭曲兩種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易產生替代效應 。
三、我國金融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建議
（一）金融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適用稅率 如果改征增值稅后稅率采用我國現行17%或13%的稅率，那么，金融業流轉稅負在一定程度上會有所加重，這也是金融界對于將營業稅而改征增值稅的觀點不贊同的主要原因。因此，金融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適用稅率應控制在13%-17%之間，以使納稅人與國家的利益恩能夠夠均衡。此外，對與出口有關的新型金融業務可享受“零稅率”的優惠政策，有利于金融機構通過多種形式利用境外資本，開展與境外機構的深度合作，進而有效利用國外優惠貸款和國際商業貸款，完善外債管理。
（二）金融業增值稅的計稅依據 2012年1月1日起，我國先后在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浙江省（含寧波市）、安徽省、福建省（含廈門市）、湖北省、廣東省（含深圳市）等8個省（直轄市）的相關行業開展“營改增”試點工作，有形動產融資租賃作為現代服務業的一種被納入試點范圍。因此，本文對金融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稅基界定將不考慮融資租賃行業。具體的設想如下，在使金融服務的購銷雙方與其他應稅貨物與勞務承擔相同的稅負、享受相同的各項稅收待遇的前提下，遵從我國目前金融業務的分類辦法，可對一般貸款業務、外匯轉貸業務、金融商品轉讓和保險業務制定不征稅的政策，而將金融經紀業務和其他金融業務列為應稅項目。金融企業允許抵扣進項稅額的項目應包括用于提供應稅項目的原材料、機器設備以及購進或者發生應稅勞務和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支付運輸費用等發生的進項稅額。目前，歸屬于應稅項目（包括零稅率項目）的進項稅額準予抵扣，歸屬于免稅項目的進項稅額不予抵扣，不能明確歸屬的進項稅額則允許不同金融機構按進項稅總額的不同比例申報和抵扣。這一比例的確定應建立在稅務機與相關專家充分調研的基礎上，由于金融業不同行業的資金成本和風險情況都明顯不同，這一比例最少每兩年要調整一次。同時，還要密切追蹤外國金融業征收增值稅的具體做法，在使我國的稅收利益得到保證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金融企業的國際競爭地位。
（三）金融業增值稅管轄權屬 在金融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后，將金融業的增值稅稅收權利由中央政府統一支配，但仍可以由中央與地方共享。在我國，鐵道部、各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繳納的營業稅全部歸中央財政收入，中央政府在金融業的投資、調控方面占據主導地位。金融行業資金的流動性和交易的電子化、網絡化要比其他行業更加突出，從而使得金融業的流轉稅極易在不同轄區之間轉移。為了防止區域間稅收競爭，應當使其由國稅系統征收，以便將全部或大部分稅款歸屬中央，以節省稅收征管成本，提高稅收效率。此外，目前國稅系統在增值稅專用發票聯網監管方面比地稅系統更具備管理優勢。
此外，應摸清稅源，加大監督，對課稅源頭實施有效的監控。對金融納稅人進行分類別管理，按經營規模、納稅誠信度等方面對納稅人進行科學分類，從而決定不同的管理形式和方法，配置專業化的管理人員對其進行全方位監控，尤其是對國家稅收貢獻大的金融企業，要實施重點監管。此外，為適應全球化的金融業網絡交易方式，稅務部門要采用先進的征收手段并加強與金融企業的合作。共同開發適用于此類交易的稅收征管系統，以維護雙方的和諧征納關系。稅務機關更應重視自身的網絡安全建設，建立稅務網絡信息管理預警機制，以應對網絡安的突發問題，逐步形成以信息化、網絡化為導向的科學、高效的現代征管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浪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邊界和意識.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從這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獲益，但由于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以致在同一稅收管轄原則下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此，各國必然基于維護國家權益的立場，對原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作出相應的調整，并由此引發新一輪的屬地管轄權之間的沖突，且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不一。
例如，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分歧是以設立機構、場所為標準，還是以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對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為標準，還是以其法律身份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發地為標準，還是以使用地為標準，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為標準。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機構、場所或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還是以虛擬主機或網絡服務器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主要不同是以數字化產品研發地、使用地或支付地為標準，還是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如以研發地為標準，同一項數字化產品可能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研發人員；如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也會出現同一項數字化產品上傳地或下載地與許方或受方企業居住地不一致的情況。基于上述變化，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在信息經濟時代也采取了不同態度。其中，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發祥地，主張采取稅收免稅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上建議，網站或服務器用于儲存數據，其用途類似倉庫，符合OECD協定范本第5條規定的準備性、輔活動，不能解釋為常設機構征稅。但OECD則持不同意見，并在1999年修訂的協定范本草案中明確，在某些情況下，服務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在向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提交的報告中認為，設立服務器或網址，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可以經營業務的，可視為常設機構。加拿大1998年電子稅收管理報告認為，服務器或網站是否視為常設機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對跨國網上交易的無形商品，如電子出版物、軟件、網上服務，美國主張一律免稅，OECD則主張對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勞務、數字化產品等收入性質加以區分，以便適用不同稅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的資本、技術輸出國，面對信息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采取了相應的稅收措施，如印度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兩法合并”后屬人管轄權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兩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進入統一、規范、公平的稅收法制建設階段，且“新法”較之合并前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在屬人管轄權的規定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新法”繼續堅持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關于居民居住地稅收管轄權的基本原則，并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居民企業的法律用語，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二是對居民企業的判定，“新法”同時采用注冊地標準和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標準，而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既采用注冊地標準和管理與控制中心標準，又采用獨立經濟核算標準，顯然，“新法”規定的居民企業范圍更為寬泛，且居民企業的身份更易認定，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
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果對居民企業的認定范圍過于寬泛，并普遍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征稅，容易增加征納雙方稅收成本，且由于外國稅收可按新法的有關規定計算抵免，我國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實際上也可能征不上稅。因此，建議考慮這一實際情況，通過“新法”實施細則，一方面明確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納稅申報手續上，盡可能簡便些。與此同時，宜針對跨國企業離岸經營的特點，盡快建立避稅港稅制和資本弱化稅制，并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稅制，通過以上三個稅制的聯動和相互配合，積極應對跨國企業規避我國稅收的行為。此外，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宜借鑒國際上對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經驗，在居民稅收管轄權的延伸方面，重點放在避稅港稅制的建設上，并通過建立嚴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潤合并申報納稅制度，對我國居民企業在避稅港設立投資控股公司取得的離岸經營利潤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在所得來源地管轄權的拓展方面，則重點是堅持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并對來源地的范圍作適度的調整。
三、國內法和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
綜觀各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國籍標準和住所標準，并據此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外的所得征稅。對非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來源地標準，并據此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征稅。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國內法關于企業住所和所得來源地判定的具體標準，往往會產生一些差異，以致相關國家對企業的同一項跨國所得雙重征稅，這顯然不利于各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于是，各國一方面通過國內法有關境外所得抵免的規定，主動對本國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單邊調整：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對相關國家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并在此基礎上確立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next]具體而言，各國國內法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對居民企業境內外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本國法認定為居民企業的，其來源于境內的所得一律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征稅，而不考慮該企業是否同時被其他國家認定為居民，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則采取直接或間接抵免法進行抵免，以消除對居民企業境外所得的雙重征稅。二是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國內法認定為非居民企業的，對其取得的營業利潤，按照獨立企業和利潤歸屬的原則征稅；對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按照低于普通稅率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對其取得的財產轉讓收益，按普通稅率征稅。國際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則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適度調整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行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營業利潤，堅持按常設機構征稅的原則，并對其承攬的建筑、安裝或裝配項目引入了時間概念，即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活動如超過協定規定時間（6個月或12個月），可認定為其在東道國設立了常設機構，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其征稅。而按各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建筑工地、建筑、裝配或安裝工程項目，通常沒有活動時間的概念，非居民企業只要在東道國開展建筑安裝活動，即可認定其設立了營業機構和場所，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其征稅。與此同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通常按低于締約國國內法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二是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例如，對人（居民企業）的管轄沖突，一方面通過居民企業的定義，明確屬人管轄權調整的范圍；另一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稅收抵免條款。明確相關國家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防止濫用協定避稅和偷逃稅。例如，我國在對外談簽的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我國居民企業從相關締約國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擁有支付股息的締約國居民企業10%以上的股份時，才能考慮稅收抵免。由此可見，按照各國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國和東道國則共同享有征稅權，或者說，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東道國享有優先征稅權，居住國享有最終征稅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迅速，外貿依存度較高，同時面臨著資源環境的制約，鼓勵居民企業向境外發展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四、實踐中涉及稅收管轄權的判定及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跨國企業的戰略布局、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資源配置方式及稅收籌劃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公認的稅收管轄權原則面臨新的挑戰，現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受到較大的沖擊。對此，發達國家作為資本，技術和高端產品輸出國，多通過延伸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的深度，來減少本國稅收流失。而發展中國家則通過拓展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廣度，來維護本國稅收權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全球較大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入國，又是新興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出國，本著互惠互利、合作雙贏的精神，通過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適度調整稅收管轄權的行使范圍，進一步理順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此，除應繼續堅持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管轄權原則外，有必要根據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新特點，對稅收管轄權的判定標準作出新的規定，以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維護國家權益及經濟安全。
（一）外包的稅收管轄判定標準
外包是指跨國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分解并轉移到投資較少、成本較低、質量和效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從跨國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情況看，外包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但涉及相關國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主要是離岸外包，即將企業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軟件編程、人力資源、物流和會計流程等外包給國外供應商。基于此，與營業利潤有關的稅收，相關國家可以按照傳統的稅收管轄原則.對發包企業和外包供應商進行稅收管轄。具體而言.發包企業可以將外包成本與其取得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而外包供應商則可將外包收入與其承攬外包業務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與特許權使用費有關的稅收，情況則較為復雜。從發包企業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為非核心業務流程，而核心業務流程或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留在本企業內部。即使是軟件外包業務，也是為企業高端技術和產品服務的，且外包軟件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向供應商買斷。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應商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從外包供應商的角度看，其開發的產品雖然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但其開發的產品是為發包企業的核心業務流程服務的，且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買斷，因此，也不存在額外收取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基于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只要外包供應商以企業形式存在，對其承攬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就應按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標準進行管轄。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浪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邊界和意識.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從這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獲益，但由于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以致在同一稅收管轄原則下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此，各國必然基于維護國家權益的立場，對原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作出相應的調整，并由此引發新一輪的屬地管轄權之間的沖突，且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不一。
例如，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分歧是以設立機構、場所為標準，還是以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對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為標準，還是以其法律身份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發地為標準，還是以使用地為標準，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為標準。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機構、場所或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還是以虛擬主機或網絡服務器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主要不同是以數字化產品研發地、使用地或支付地為標準，還是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如以研發地為標準，同一項數字化產品可能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研發人員；如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也會出現同一項數字化產品上傳地或下載地與許方或受方企業居住地不一致的情況。
基于上述變化，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在信息經濟時代也采取了不同態度。其中，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發祥地，主張采取稅收免稅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上建議，網站或服務器用于儲存數據，其用途類似倉庫，符合OECD協定范本第5條規定的準備性、輔活動，不能解釋為常設機構征稅。但OECD則持不同意見，并在1999年修訂的協定范本草案中明確，在某些情況下，服務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在向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提交的報告中認為，設立服務器或網址，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可以經營業務的，可視為常設機構。加拿大1998年電子稅收管理報告認為，服務器或網站是否視為常設機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對跨國網上交易的無形商品，如電子出版物、軟件、網上服務，美國主張一律免稅，OECD則主張對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勞務、數字化產品等收入性質加以區分，以便適用不同稅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的資本、技術輸出國，面對信息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采取了相應的稅收措施，如印度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兩法合并”后屬人管轄權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兩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進入統一、規范、公平的稅收法制建設階段，且“新法”較之合并前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在屬人管轄權的規定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新法”繼續堅持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關于居民居住地稅收管轄權的基本原則，并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居民企業的法律用語，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二是對居民企業的判定，“新法”同時采用注冊地標準和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標準，而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既采用注冊地標準和管理與控制中心標準，又采用獨立經濟核算標準，顯然，“新法”規定的居民企業范圍更為寬泛，且居民企業的身份更易認定，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
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果對居民企業的認定范圍過于寬泛，并普遍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征稅，容易增加征納雙方稅收成本，且由于外國稅收可按新法的有關規定計算抵免，我國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實際上也可能征不上稅。因此，建議考慮這一實際情況，通過“新法”實施細則，一方面明確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納稅申報手續上，盡可能簡便些。與此同時，宜針對跨國企業離岸經營的特點，盡快建立避稅港稅制和資本弱化稅制，并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稅制，通過以上三個稅制的聯動和相互配合，積極應對跨國企業規避我國稅收的行為。
此外，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宜借鑒國際上對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經驗，在居民稅收管轄權的延伸方面，重點放在避稅港稅制的建設上，并通過建立嚴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潤合并申報納稅制度，對我國居民企業在避稅港設立投資控股公司取得的離岸經營利潤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在所得來源地管轄權的拓展方面，則重點是堅持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并對來源地的范圍作適度的調整。
三、國內法和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
綜觀各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國籍標準和住所標準，并據此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外的所得征稅。對非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來源地標準，并據此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征稅。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國內法關于企業住所和所得來源地判定的具體標準，往往會產生一些差異，以致相關國家對企業的同一項跨國所得雙重征稅，這顯然不利于各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于是，各國一方面通過國內法有關境外所得抵免的規定，主動對本國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單邊調整：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對相關國家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并在此基礎上確立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
具體而言，各國國內法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對居民企業境內外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本國法認定為居民企業的，其來源于境內的所得一律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征稅，而不考慮該企業是否同時被其他國家認定為居民，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則采取直接或間接抵免法進行抵免，以消除對居民企業境外所得的雙重征稅。二是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國內法認定為非居民企業的，對其取得的營業利潤，按照獨立企業和利潤歸屬的原則征稅；對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按照低于普通稅率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對其取得的財產轉讓收益，按普通稅率征稅。國際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則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適度調整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行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營業利潤，堅持按常設機構征稅的原則，并對其承攬的建筑、安裝或裝配項目引入了時間概念，即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活動如超過協定規定時間（6個月或12個月），可認定為其在東道國設立了常設機構，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其征稅。而按各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建筑工地、建筑、裝配或安裝工程項目，通常沒有活動時間的概念，非居民企業只要在東道國開展建筑安裝活動，即可認定其設立了營業機構和場所，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其征稅。與此同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通常按低于締約國國內法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二是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例如，對人（居民企業）的管轄沖突，一方面通過居民企業的定義，明確屬人管轄權調整的范圍；另一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稅收抵免條款。明確相關國家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防止濫用協定避稅和偷逃稅。例如，我國在對外談簽的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我國居民企業從相關締約國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擁有支付股息的締約國居民企業10%以上的股份時，才能考慮稅收抵免。
由此可見，按照各國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國和東道國則共同享有征稅權，或者說，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東道國享有優先征稅權，居住國享有最終征稅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迅速，外貿依存度較高，同時面臨著資源環境的制約，鼓勵居民企業向境外發展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四、實踐中涉及稅收管轄權的判定及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跨國企業的戰略布局、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資源配置方式及稅收籌劃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公認的稅收管轄權原則面臨新的挑戰，現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受到較大的沖擊。對此，發達國家作為資本，技術和高端產品輸出國，多通過延伸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的深度，來減少本國稅收流失。而發展中國家則通過拓展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廣度，來維護本國稅收權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全球較大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入國，又是新興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出國，本著互惠互利、合作雙贏的精神，通過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適度調整稅收管轄權的行使范圍，進一步理順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此，除應繼續堅持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管轄權原則外，有必要根據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新特點，對稅收管轄權的判定標準作出新的規定，以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維護國家權益及經濟安全。
（一）外包的稅收管轄判定標準
外包是指跨國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分解并轉移到投資較少、成本較低、質量和效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從跨國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情況看，外包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但涉及相關國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主要是離岸外包，即將企業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軟件編程、人力資源、物流和會計流程等外包給國外供應商。基于此，與營業利潤有關的稅收，相關國家可以按照傳統的稅收管轄原則.對發包企業和外包供應商進行稅收管轄。具體而言.發包企業可以將外包成本與其取得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而外包供應商則可將外包收入與其承攬外包業務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與特許權使用費有關的稅收，情況則較為復雜。從發包企業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為非核心業務流程，而核心業務流程或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留在本企業內部。即使是軟件外包業務，也是為企業高端技術和產品服務的，且外包軟件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向供應商買斷。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應商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從外包供應商的角度看，其開發的產品雖然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但其開發的產品是為發包企業的核心業務流程服務的，且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買斷，因此，也不存在額外收取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基于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只要外包供應商以企業形式存在，對其承攬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就應按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標準進行管轄。
1.高可管理性。面對金融業務的不斷增加，對數據和系統的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天津國稅通過方正公司搭建的獨特的稅務系統擁有強大的網絡管理功能，能夠有效的幫助稅務部門全面實現網絡管理和遠程監測，大大提高企業對網絡的可管理性和可維護性，同時，降低了國稅局及地方稅務局在IT資產的總擁有成本。
（二）“簡便易用”的培訓系統
天津國稅局為了提高公務員素質，使其更好的跟上稅務信息化步伐，建成了一個供稅務內部人員使用的信息培訓教室。稅收信息化建設作為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內容涵蓋了稅收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工作量大，任務艱巨，質量要求高，各種新技術，新系統，新軟件的不斷出現，國家重點稅務信息化系統，金保工程系統編由四個軟件系統構成，分別為：每一個系統的成功實施，都需要項目相關官員的積極配合和學習，因而為適應未來信息化不斷深入的要求，對項目相關人員進行不定時的信息化培訓非常必要。考慮到稅務系統的特殊性，各種稅務系統繁多，系統維護人員較少，安全性要求較高，現有的網絡培訓系統以不能滿足稅務行業的需求，因而，天津國稅局委托方正公司建成了一個供稅務內部人員使用的信息培訓教室，并使用了在國內具有領先水平的雙翼稅務培訓系統解決了網絡建設上的難題。由于天津國稅局在建設稅務征管信息化方面的不懈努力，有效抑制了長期以來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負面影響，提高了稅務機關的服務質量、政策決策的理性需求以及稅務檢查效率，朝著稅收征管現代化大踏步邁進。但是在天津國稅向下級基層稅務機關普及信息化培訓過程中所取得的實際效果，省市級稅務機關好于縣區級稅務機關，因此也暴露出許多基層稅務機關征管信息化建設的問題。
二、制約基層稅務機關信息化建設的因素
信息化建設是一個龐大、復雜的工程。影響基層稅務機關信息化建設的因素很多，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進行概括：
（一）主觀原因
從主觀上剖析，基層稅務機關信息化建設缺乏觀念支持，基層稅務人員對信息化建設認識有偏差。稅務征管信息化作為一項長期系統工程，稅收信息化建設工作盡管已經進行好幾年，但發展很不平衡，究其原因，主要是觀念上的問題。對薊縣分局的10多名稅務人員初步調查：對稅務信息化缺少必要的認識，不知道稅收信息化是什么的占大多數；認為信息化建設高不可攀，客觀條件不具備的也很普遍而能清楚回答當前稅收信息化建設主要內容的只有2人。或許這樣的調查不能代表較深層面的現狀，但可以看出加強基層稅務人員信息化觀念迫在眉睫。
（二）客觀原因
1.成本太高，基層稅務機關的財力難以承受
從長期來看，雖然相對在降低稅收成本減少偷稅漏稅方面帶來的收益是“物有所值”，但有限的財力制約基層稅務機關信息化建設，在網絡建設、硬件配置、設備維護等方面都難以快速推進，因此會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導致計算機依托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基礎數據采集的全面性和準確性不高、源端信息和集端信息不對稱、信息不能共享、數據傳遞和存儲技術有待完善等問題。
2.缺乏專業人員
就稅務系統的人才狀況來看，目前稅務系統內部不僅缺少網絡管理人員，而且缺少系統操作和應用管理人員，更缺少精通稅收、經濟、管理以及數學等專業的復合型專門人才。由于沒有專門人才對稅收信息的開發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使稅收信息的管理與應用只停留在簡單的模擬手T操作的水平上，即使有的地方初步應用了一些輔分析系統，也只是局限于對歷史數據的靜態分析，尚不能做到動態預測與管理。究其原因，都是受人才引進渠道和工資待遇等諸多因素影響，而工作在基層，尤其是郊縣的就更少。以薊縣分局為例，計算機專業技術人才幾乎沒有，全市國稅系統系統僅有的這方面人才又都集中在市國稅機關信息中心，基層征管基本上是沒有熟練掌握征管軟件程序的人，另一方面，縣級國稅局受工資制度限制，也難以留住人才。再有就是信息技術培訓缺乏系統性，仍有一部分人雖會操作也僅限于開票，打字等，計算機功能遠遠沒有發揮。
3.稅收管理的專業化分工不到位
經濟全球化浪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邊界和意識.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從這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獲益，但由于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以致在同一稅收管轄原則下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此，各國必然基于維護國家權益的立場，對原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作出相應的調整，并由此引發新一輪的屬地管轄權之間的沖突，且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不一。
例如，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分歧是以設立機構、場所為標準，還是以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對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為標準，還是以其法律身份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發地為標準，還是以使用地為標準，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為標準。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機構、場所或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還是以虛擬主機或網絡服務器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主要不同是以數字化產品研發地、使用地或支付地為標準，還是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如以研發地為標準，同一項數字化產品可能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研發人員；如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也會出現同一項數字化產品上傳地或下載地與許方或受方企業居住地不一致的情況。
基于上述變化，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在信息經濟時代也采取了不同態度。其中，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發祥地，主張采取稅收免稅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上建議，網站或服務器用于儲存數據，其用途類似倉庫，符合OECD協定范本第5條規定的準備性、輔活動，不能解釋為常設機構征稅。但OECD則持不同意見，并在1999年修訂的協定范本草案中明確，在某些情況下，服務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在向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提交的報告中認為，設立服務器或網址，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可以經營業務的，可視為常設機構。加拿大1998年電子稅收管理報告認為，服務器或網站是否視為常設機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對跨國網上交易的無形商品，如電子出版物、軟件、網上服務，美國主張一律免稅，OECD則主張對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勞務、數字化產品等收入性質加以區分，以便適用不同稅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的資本、技術輸出國，面對信息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采取了相應的稅收措施，如印度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兩法合并”后屬人管轄權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兩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進入統
一、規范、公平的稅收法制建設階段，且“新法”較之合并前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在屬人管轄權的規定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新法”繼續堅持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關于居民居住地稅收管轄權的基本原則，并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居民企業的法律用語，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二是對居民企業的判定，“新法”同時采用注冊地標準和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標準，而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既采用注冊地標準和管理與控制中心標準，又采用獨立經濟核算標準，顯然，“新法”規定的居民企業范圍更為寬泛，且居民企業的身份更易認定，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
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果對居民企業的認定范圍過于寬泛，并普遍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征稅，容易增加征納雙方稅收成本，且由于外國稅收可按新法的有關規定計算抵免，我國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實際上也可能征不上稅。因此，建議考慮這一實際情況，通過“新法”實施細則，一方面明確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納稅申報手續上，盡可能簡便些。與此同時，宜針對跨國企業離岸經營的特點，盡快建立避稅港稅制和資本弱化稅制，并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稅制，通過以上三個稅制的聯動和相互配合，積極應對跨國企業規避我國稅收的行為。此外，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宜借鑒國際上對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經驗，在居民稅收管轄權的延伸方面，重點放在避稅港稅制的建設上，并通過建立嚴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潤合并申報納稅制度，對我國居民企業在避稅港設立投資控股公司取得的離岸經營利潤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在所得來源地管轄權的拓展方面，則重點是堅持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并對來源地的范圍作適度的調整。
三、國內法和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
綜觀各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國籍標準和住所標準，并據此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外的所得征稅。對非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來源地標準，并據此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征稅。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國內法關于企業住所和所得來源地判定的具體標準，往往會產生一些差異，以致相關國家對企業的同一項跨國所得雙重征稅，這顯然不利于各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于是，各國一方面通過國內法有關境外所得抵免的規定，主動對本國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單邊調整：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對相關國家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并在此基礎上確立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體而言，各國國內法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對居民企業境內外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本國法認定為居民企業的，其來源于境內的所得一律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征稅，而不考慮該企業是否同時被其他國家認定為居民，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則采取直接或間接抵免法進行抵免，以消除對居民企業境外所得的雙重征稅。二是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國內法認定為非居民企業的，對其取得的營業利潤，按照獨立企業和利潤歸屬的原則征稅；對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按照低于普通稅率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對其取得的財產轉讓收益，按普通稅率征稅。國際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則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適度調整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行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營業利潤，堅持按常設機構征稅的原則，并對其承攬的建筑、安裝或裝配項目引入了時間概念，即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活動如超過協定規定時間（6個月或12個月），可認定為其在東道國設立了常設機構，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其征稅。而按各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建筑工地、建筑、裝配或安裝工程項目，通常沒有活動時間的概念，非居民企業只要在東道國開展建筑安裝活動，即可認定其設立了營業機構和場所，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其征稅。與此同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通常按低于締約國國內法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二是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例如，對人（居民企業）的管轄沖突，一方面通過居民企業的定義，明確屬人管轄權調整的范圍；另一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稅收抵免條款。明確相關國家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防止濫用協定避稅和偷逃稅。例如，我國在對外談簽的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我國居民企業從相關締約國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擁有支付股息的締約國居民企業10%以上的股份時，才能考慮稅收抵免。
由此可見，按照各國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國和東道國則共同享有征稅權，或者說，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東道國享有優先征稅權，居住國享有最終征稅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迅速，外貿依存度較高，同時面臨著資源環境的制約，鼓勵居民企業向境外發展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四、實踐中涉及稅收管轄權的判定及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跨國企業的戰略布局、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資源配置方式及稅收籌劃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公認的稅收管轄權原則面臨新的挑戰，現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受到較大的沖擊。對此，發達國家作為資本，技術和高端產品輸出國，多通過延伸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的深度，來減少本國稅收流失。而發展中國家則通過拓展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廣度，來維護本國稅收權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全球較大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入國，又是新興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出國，本著互惠互利、合作雙贏的精神，通過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適度調整稅收管轄權的行使范圍，進一步理順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此，除應繼續堅持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管轄權原則外，有必要根據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新特點，對稅收管轄權的判定標準作出新的規定，以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維護國家權益及經濟安全。（一）外包的稅收管轄判定標準
外包是指跨國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分解并轉移到投資較少、成本較低、質量和效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從跨國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情況看，外包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但涉及相關國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主要是離岸外包，即將企業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軟件編程、人力資源、物流和會計流程等外包給國外供應商。基于此，與營業利潤有關的稅收，相關國家可以按照傳統的稅收管轄原則.對發包企業和外包供應商進行稅收管轄。具體而言.發包企業可以將外包成本與其取得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而外包供應商則可將外包收入與其承攬外包業務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與特許權使用費有關的稅收，情況則較為復雜。從發包企業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為非核心業務流程，而核心業務流程或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留在本企業內部。即使是軟件外包業務，也是為企業高端技術和產品服務的，且外包軟件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向供應商買斷。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應商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從外包供應商的角度看，其開發的產品雖然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但其開發的產品是為發包企業的核心業務流程服務的，且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買斷，因此，也不存在額外收取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基于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只要外包供應商以企業形式存在，對其承攬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就應按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標準進行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