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一篇數字經濟時代數據的文化意義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一、引言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提升社會數據資源價值”[1]，數據第一次作為生產要素躍入公眾視野，成為繼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后第五大生產要素，其價值得到了上層建筑的肯定。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2]。2022年5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明確指出“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邏輯關聯、快速鏈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點集成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3]。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的建設再次突顯了“數據”在當前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中的重要性。2022年10月16日，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進教育數字化，建設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學習型大國”，數字化在教育中的作用被強化，從而進一步影響文化的篩選、整理、傳遞、交流及創新。上層建筑的動態變化往往與經濟基礎直接相關，以數據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時代，不僅改變了現階段社會的生產方式、豐富了學界的研究內容、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也影響著教育和文化的發展方向。“數據”一詞由“數”和“據”兩個字組成，每一個字都有其具體的意義，“數”可以理解為“計數”，“據”則可以理解為“依據”或“憑據”，“數據”一詞便是抽象和具體的結合。早在公元4世紀，就有人對“數”的問題進行了關注，到公元6世紀，古希臘許多卓越的哲學家、數學家開始對世界的本質進行探討，從泰勒斯的“萬物是水”到畢達哥拉斯的“萬物都是數”[4]43，人類開始逐步對“數”進行探究。而“數”發展成為“數據”，經歷了漫長的社會變遷，產生了豐富的文化意義。從18世紀4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開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從機器的出現到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等高科技的廣泛應用，數的演算、疊加、記錄、應用、推廣……形成了各學科專業的符號、信息、知識和文化體系。數據無處不在，它推動了人類社會由農業經濟形態、工業經濟形態向信息社會或知識經濟形態的過渡。“數據”在學術領域的廣泛研究和關注，可以追溯到17世紀初到18世紀末，這是近代數學創立與發展的時期，盡管數學這門學科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普及，但是數據似乎一直沒有隨之獲得相應的關注。眾所周知，數據與數學、經濟學、統計學等學科息息相關，而實際上，數據與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等人文社會學科也關系密切，例如時間、農田、勞動力、人口、信息……數據無孔不入。直至19世紀中期以后，計算機學科的興起和互聯網技術的逐步成熟，數據的發展才出現了轉機，數據產生了更強的沖擊力、流動性和更廣泛的應用價值。“數據（data）是對客觀事物的符號表示，在計算機科學中是指所有能輸入到計算機中并被計算機程序處理的符號的總稱。它是計算機程序加工的‘原料’”[5]4，數據是計算機中的語言，“數據的含義極為廣泛，如圖像、聲音等都可以通過編碼而歸之于數據的范疇”[5]4。數據由此走入公眾的視野，成為交叉學科間的“新寵”，并且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前，在數字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數據”一詞的內涵和外延出現了極大的擴展，也變得更加復雜。數據這種基于聲音、文字、圖像、符號等觀察而來的結果，不僅成為了技術和生產要素，還成為了信息、知識和符號，數據的文化意義由此顯現。過往對數據的研究只關注到了其技術屬性和經濟效益，忽視了數據在當今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文化屬性。具體來說，數據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打破了文化建立的社會區隔，改變了教育中文化資本的積累方式，構建著世界文化發展的新規則，產生了豐富的文化意義。

二、數據自身的文化轉向

數據是計算機語言中的符號總稱，數據是技術體現在計算機每一次的信息處理過程中，人類基于電子設備的一切感受，都與數據這門技術密切相關。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數據與資本、技術等要素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產效率。例如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提高了車間的生產能力，數字農業則緩解了市場與需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前者暗含了企業文化的改變，后者則體現了數據對傳統農業文化的改變；其二，數據還成為了消費品。數據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識已經形成了非常大的市場，無論是新媒體還是電子商務、短視頻和直播等產業的蓬勃發展都使數據成為了文化符號的媒介和經濟財富的載體。無論是作為技術的數據，還是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都和符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符號性是數據七大屬性之一。“數據是一種物理符號或物理符號的組合，要依賴某種物理載體進行記錄、傳輸或存儲。這些記錄、傳輸或存儲數據技術的使用，通常是為了從數據中獲得信息與知識”[6]4。數據、信息和知識的關系十分密切，又有所區別。“數字、信息和知識都是對事實的表示，都具有符號表征，都或隱含或具有意義，都具有或長或短的時效性，這是數據、信息和知識的共同之處。但我們要強調的是，在數據和信息的關系中，信息是世界的普遍性屬性；數據是信息得以表現的符號形式，信息是數據的目的；經過數據處理后，有意義的信息得以表現”[6]21。厘清三者的關系，可以發現，數據、信息和知識都具有符號指向性。克利夫德·格爾茨(CliffordGeertz)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曾論述過文化與符號的關系，他認為文化更多是一種符號學的概念，它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混不清的，它“表示的是從歷史上留下來的存在于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以符號形式表達的前后相襲的概念系統，借此人們交流、保存和發展對生命的知識和態度”[7]109。因此，符號在數據和文化中都具有重要作用，符號如同數據和文化的橋梁，基于它的存在，文化可以進行數據化的解讀，而數據也因為符號具有了更加豐富的文化意義。數據是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種工具，在基于社會生產生活的數據實踐中，人類也創造了大量符號進行理解、互動。例如，在智慧醫療中，數據生產出“醫生機器人”的符號，“醫生機器人”既可以是實體的機器，也可以是虛擬的AR等數字技術設備，但都依靠數據來進行信息傳導，方便患者就醫；傳媒產業中“流量”成為了標志性符號，“黑紅也是紅”“流量為王”使得奪人眼球的新聞層出不窮，與其說數據意味著閱讀量、點擊量，不如說數據衡量著傳媒內容的價值；“小鮮肉”是娛樂業里的代表性符號，收獲了前赴后繼的擁躉，“粉絲”“應援色”“周邊產品”……沒有一個不依靠數據記錄，沒有一個不是符號，也沒有一個不能被視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由此可見，數據中的符號都具有文化屬性，數據也成了一種文化現象，或者更準確地說，數據的發展出現了文化轉向，生成了更為豐富的文化與現實意義。文化轉向原是翻譯學領域中的詞匯，由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Lefevere)和蘇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共同提出，他們在《翻譯、歷史與文化論集》中提出“回顧西歐長期以來的翻譯思維傳統，我們意識到，相對較新的嘗試將翻譯的討論局限于語言的限制，顯然無法公正地反映問題的復雜性。此外，對傳統——我們思維的譜系——的了解，幫助我們不僅關注與翻譯本身有關的問題，而且還關注如何使翻譯研究在一般文化研究中產生成效。我們終于開始意識到，翻譯應該在文化史上占據更重要的位置，而不是目前它所處的位置”[8]。這意在說明，翻譯不只是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譯者自身的文化素養和對文化的理解以及在整個的翻譯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意義是不應該被忽視的，這也是文化研究中不可否認的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地理學中也出現了文化轉向。R.J.約翰斯頓(R.J.Johnston)在第五次再版的《地理學與地理學家》增加了“文化轉向”這一章節，其中包括了他對各類思潮所進行的匯編，包括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社會身份地位問題、文本與話語問題等，強調了社會問題的多樣性與答案的差異性。“‘文化轉向’一詞表達了二十年來不斷強大起來的趨勢，即將‘事實’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產品，對于‘事實’，不同的階級、種族、性別、民族、政治信仰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9]。翻譯學中的差異化解讀實際上是指在翻譯的過程中，打破語言問題的限制，將整個社會的歷史文化視野納入討論的范疇中。那么類似地，數據的文化轉向則可以定義為：與數據研究收集、處理、存貯和反饋等過程有關的一切現象。其中不僅包括數據的本身意義、數據中的信息、知識與符號以及數據隱含的文化意義，還包括數據創造與運用等多個領域，還涉及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宗教學甚至地理學等多門人文社科學科。簡言之，數據的文化轉向就是技術維度之外的社會全域發展態勢。數據的文化轉向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在過去漫長的時間里悄然持續進行著量的積累，直至數字經濟時代，才呈現出質的轉變。量的積累體現在一些文論甚至科幻小說中。例如，尼葛洛龐帝(NicholasNegroponte)在《數字化生存》中從信息的角度，展望了數據對人類生活全域的沖擊，“數字世界全球化的特質將會逐漸腐蝕過去的邊界，有人感到深受威脅，我則歡欣鼓舞”[10]248，《技術至死》則體現了莫羅佐夫(EvgenyMorozov)與尼葛洛龐帝相反的態度，他關注到了數字化生存的陰暗面，認為數據、互聯網以及類似的前沿技術可能會顛覆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但是它們本身卻不被顛覆，“它就待在這兒哪兒也不去，而我們最好惟其馬首是瞻，發現它的真性情，把它的特征當作金科玉律，汲取它的經驗教訓，相應地重新翻修我們的世界。如果這聽上去像一個宗教，那是因為它本來就是”[11]26。依照他的觀點來看，數據所構建的互聯網最終目的是建立廣泛而絕對的信仰，人類對此盲從，就像一種新的席卷世界的宗教浪潮。除此以外，波茲曼(NeilPostman)的《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德·穆爾(JosDeMul)的《賽博空間的奧德賽》，賈森·默克斯基(JasonMerkoski)《焚毀書籍：電子書革命和閱讀的未來》等書也分別從傳統文化、賽博空間、電子閱讀等方面討論了數據與文化的關系。盡管這些觀點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互沖突，但為后人研究數據與文化的關系提供了參考借鑒。2021年末，隨著全球性的社交軟件Facebook宣布更名為Meta（宇宙）這一現象級事件的發生，“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最早這一概念出現在斯蒂芬森(NealStephenson)20世紀90年代創作的《雪崩》（譯者將“Metaverse”譯為“超元域”）一書中。“超元域中的每個人其實都是軟件，名為‘化身’，是人們在超元域里互相交流時使用的聲像綜合體”[12]44。“在這里，超元域這個虛擬空間中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逼真、多么美麗、多么立體化，都被還原成了簡單的文本文件：電子頁面上的一串串字母”[12]437。而呈現在這電子頁面上的一串串字母，以及人們互相交流的綜合體就是數據，數據是元宇宙支持與運行的載體。這一想象在今天來看頗有科幻照進現實的意味，而不論“Meta”還是“Metaverse”都通過數據生成著意義，創造并傳遞著文化。所謂元宇宙（Metaverse），“從構詞上看，Metaverse一詞由Meta和Verse組成，Meta在希臘語中表示‘對……超出’，verse代表宇宙（universe），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所謂‘超越現實宇宙的另一個宇宙’。具體地說，就是指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運行的人造空間”[13]，而在元宇宙中無論這些新生的文化究竟是否真正有價值，沒人可以否認它們的存在，也沒有人可以忽視它們與數據的關系。但難點是，要在元宇宙中認識人類文化與數據的區別和聯結，把握人在現實世界中的主體地位，將人的價值觀運用到數據的開發利用、文化的創新創造、元宇宙的維護建設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近年來，尤其是近5年來，世界各國陸續出臺數據與文化的相關政策和戰略，這無疑是數據文化轉向的有力佐證。在中國，數據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信部在《“十四五”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14]，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3]，數據的文化轉向與中國國家政策緊緊契合，中國政府關于數據相關政策從政治經濟方向逐漸朝文化與社會全域轉移；在西方，歐美國家政府則從數據、技術和應用三方面推進大數據發展[15]。如美國發布了《聯邦數據戰略》[16]，提出要運用數據開展好一系列具體實踐，建立一套重視數據和促進公共使用的文化治理、管理和保護數據系統；英國政府在發布的《國家數據戰略》[17]中則有一要旨——促進數據國際流動和共享；歐盟更是緊鑼密鼓地發布了一系列用于指導歐洲適應數字時代的總體規劃《塑造歐洲的數字未來》《歐洲數據戰略》[18]等。中國與西方在數據的重要性上達成了共識，這些規劃和戰略在無形中拉開了世界新一輪科技備戰的序幕——一場沒有硝煙的數據之戰。“這一切為什么會發生在今天？因為變革是呈指數發展的——昨天小小的差異，可能會導致明日突發的劇變”[10]12。數據的發展變化是漫長的，從出現小小差異開始，發展至今，數據不僅成為了全球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還成為了一種可以定義事物的符號，其發展出現了數據文化轉向的態勢，生成了豐富的文化意義，隨之帶來的劇變沖擊著社會全域。

三、數據打破文化建立的社會區隔

數據的流動性使其在世界的范圍內擁有廣泛的發展空間，成為了全球化的資源，也因此使之具有類似文化的屬性——“一種文化越是成為普遍的和公共的資源，它就越成功”[19]。數據也是一種可以廣為利用的文化資源，適用的受眾越多，范圍越廣，其價值就越高。而“在文化觀點的發展過程中，單數的文化（culture）逐漸為復數的文化（cul‐tures)所取代是人類學關于‘文化’的研究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20]43。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我”與“他者”的區別，還暗含著文化的社會區隔，即“我”與“他者”的文化類型差別、價值區隔、認同歸屬、判斷選擇以及社會行為的差異。在過去，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辟曾從空間上打破了自然地理所建立的社會區隔，而在今天，無處不在的數據完全沖破了時間和空間的桎梏，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前所未有地便捷，即時信息、同聲傳譯、語音通話、共享畫面、遠程會議、社交平臺等數據式的溝通，將時間和空間對于文化交流互動的限制無限縮小，隨之人們尋求文化價值共識的理念、價值判斷和社會行為選擇也正在快速更新，這打破了階級文化差異建立的社會區隔。階級文化差異的根源在于個體或群體之間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懸殊，這導致人們審美存在明顯差異，能獲得趣味的文化選擇也就不同。布迪厄（PierreBourdien）認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構成了一個相對自治的空間，其結構是由其成員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資本的分布確定的，每個階級部分的特征是這種分布的某種配置，對應著某種生活方式，以慣習為中介”[21]260。斯沃茨（DavidSwartz）也有類似觀點，他認為文化是統治階級的工具，不同社會等級之間的文化是有區隔的，“文化為人類的交流與互動提供了基礎，它同時也是統治的一個根源。藝術、科學以及宗教——實際上所有的符號系統，包括語言本身——不僅塑造著我們對于現實的理解、構成人類交往的基礎，而且幫助確立并維持社會等級”[22]1。依照斯沃茨的觀點類推，數據也屬于符號系統，同樣塑造著人對現實的理解，構成人類的交往基礎，并且幫助了數據掌握者確立并維持社會等級。但是從符號的角度而言，數據與文化又不盡相同，數據不是傳統符號，它的易復制性意味著它能夠低成本地被使用，被再使用，甚至是被循環利用。數據是一種共享性的符號，隨著它被使用的次數增加，影響范圍不斷擴大，其價值和意義才越大，而其意義和價值越大，又會進一步擴大數據的影響范圍。如果把數據看作一種傳播現象，那么其受眾一定是逐漸遞增的，“受眾的擴展源自兩個因素：其一，隨民主發展而來的普及教育的發展。其二，技術本身的更新”[23]317。數據歷史性的意義在于它的瞬時性和即時性，在數據的歷史維度中世界每一秒鐘都是嶄新的，因此螺旋式的上升是數據擴張的邏輯，這也與文化發展的邏輯相符。數據的擴張不僅打破了民族國家內文化的社會區隔，同時還在國家之間發揮著同樣的作用。“我們經由電腦網絡相連時，民族國家的許多價值將會改變，讓位于大大小小的電子社區價值觀。我們將會擁有數字化的鄰居，在這一交往環境中，物理空間變得無關緊要，而時間扮演的角色也會迥然不同”[10]14。截至2022年7月底，中國已經同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文件。文件的簽署、合作的達成以及“數字絲綢之路”的構建，代表著中國的價值理念得到了廣泛的認同，那么這一切與數據又有什么關系呢？可以試著去分析一下，首先，要進行中國和世界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才能夠得出“一帶一路”倡議；其次倡議的宣布經過了多重渠道的媒介進行數據傳播；第三，中國建立了“中國一帶一路網”“國家‘一帶一路’數據分析與決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一帶一路’倡議研究院”等配套數據載體，便于世界獲取“一帶一路”的數據信息，包括“‘一帶一路’大數據指數”“中國數據”“各國數據”“地方數據”等等，這些數據的呈現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所創造價值的記錄，而不斷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和組織由觀望到加入的過程就是其價值發生變化的過程。當然數據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遠遠不止上述分析，這里強調的是數據影響了世界上國家和地區價值的變化。數據影響了國家間價值判斷與行為選擇的改變，由此可見一斑。而“時間扮演角色的不同”，則體現在數據視域中時間的無序。“各種時態的混合，而創造出永恒的宇宙；不是自我擴張而是自我維系，不是循環而是隨機，不是迭代而是入侵；無時間的時間利用技術以逃脫其存在脈絡，并且選擇性地挪用每個脈絡迄今為止可以提供的價值”[24]403。卡斯特（ManuelCastells）的這段文字恰好是對尼葛洛龐帝預判的回應，數據即時變化性使事物進入到快速的流轉中，以數據為代表的網絡信息技術將時間一同壓縮了。而所謂的“無時間之時間”，實際上并不是說時間消失，“而是一種被擠壓和集中的時間形式；時間不再是一種被動的縮減，而是在緊縮之后強迫事物的過程和內容的扭曲變化”[25]362。一切事物都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流變中發展的，數據也不例外。但例外的是，數據作為一種工具，空前地改變了文化建立的社會區隔，見證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變遷，見證著文化互動與交流的方式變化，見證著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每一個角落，也見證著世界每一個角落對全球化的抵抗與妥協。與此同時，數據更對時空的存在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空間成為了“沒有地方的空間”，因為沒有任何地方不存在數據，時間變化為“無時間之時間”，因為數據可以將時間壓縮或者延展，盡管機械時間依然存在著。

四、數據改變文化資本的積累方式

人類一切生產生活的本質，都是具體時空限制下的行為。在以數據為核心要素的數字經濟時代，互聯網的發展從“人人互聯”向“萬物互聯”邁進，數據變得無所不在，不僅打破了文化建立的社會區隔，還打破了布爾迪厄對于文化資本的預設，改變了文化資本的積累方式。布爾迪厄對于文化資本的設想適用于同質社會前提下的教育領域，他認為“文化資本的概念，最早是在研究過程中作為一種理論假定呈現在我面前的，這種假定能夠通過聯系學術上的成功，來解釋出身于不同社會階級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學術成就的原因，即出身于不同階級和階級小團體的孩子在學術市場中所能獲得的特殊利潤，是如何對應于階級與階級小團體之間的文化資本的分布狀況的”[26]193。布爾迪厄肯定了人的知識或者能力本身就是時間與文化資本投資的產物的觀點，同時也強調了在教育制度作用下，文化資本具有世襲傳遞性，并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作出了貢獻。但是布氏對文化資本的假設，基于人們處在同質社會中的前提，更具體一點來說，人們當時處于階級劃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在這樣的同質社會里，教育行為或者說教育投資所依靠的就是家庭資本，“況且，教育資格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收益也依賴于社會資本，而這種社會資本又是繼承得來的，它又可以用來支持人們獲得那種收益”[26]194。而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尤其是數字化的數據以及它最常見的載體——互聯網，改變了個人文化資本的積累方式。盡管階級優越性依然存在，但是經濟資本進行的教育投資不再是唯一決定性的方式，數據一步一步將過去“寒門難出貴子”的論斷推翻。個體獲取數據的渠道越多元，他本成為了群體文化資本。

五、數據引領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方向

數據的即時性與流動性，既包含了數據的歷史維度，又包含著向未來的動態展開的發展趨勢。數據是可持續發展的，就像英語中的現在完成時語態一樣，構建世界文化發展的新方向，這意味著數據從過去的某一時間開始對新方向進行構建，一直持續到現在，或者剛剛終止，抑或仍然要繼續下去。數據是動態變化的，因此很難給數據構建世界文化發展的規則提出具體的步驟，但是它的引領方向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數據共享加速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

數據共享是數據要素市場中的核心環節，也是當前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一方面，數據共享能將已有的信息獲取門檻降低，提高數據供給能力，降低數據采集、信息獲取、文化生產的成本；另一方面，在共享的過程中，數據能快速地進行文化再生產，在創作、傳播、消費以及再生產等各個環節推動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產業也為數字技術提供了滲透最廣泛、創新迭代最快、效益最顯著的應用領域”[28]。遭遇數據的文化產業，迅速變為“數字文化產業”。原文化部《關于推動數字文化產業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數字文化產業以文化創意內容為核心，依托數字技術進行創作、生產、傳播和服務，呈現技術更迭快、生產數字化、傳播網絡化、消費個性化等特點，有利于培育新供給、促進新消費。”[29]數字文化產業與傳統文化產業的最大不同在于，數字文化產業已經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時刻都在被數據關注著，手機上的平臺共享著收集到的關于“你”的每一條信息，新聞推送、瀏覽偏好、音樂推薦……都順遂“你”意。數據共享在內容上具有呈現日常化、生活化的時代特征。這只是狹隘層面的數據共享，而從廣義上來講，數據共享的是世界范圍內文化產品或服務的供給和需求，生產與消費，包括但不限于文學作品、影視、游戲、音樂、直播、交友軟件。在數據賦能下，文化產品有了更加豐富的形態，文化產業的生產效率也得到了極大提高，“數據+”出現在了文化產業的各個環節中，推動著傳統文化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二）數據創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數據還是數字經濟時代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象征，數據對于整個國家所產生的沖擊力遠遠強于過去的媒介，并且數據和文化資本所產生的合力越大，適用范圍越廣，影響力越大，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就越強。“文化軟實力提升的目的不應是通過實力的增強而使自己成為新的中心，并在新的中心-邊緣、支配-被支配格局中去占據主導他者的地位”[30]，而應該是憑借實力的增強來共同促進世界范圍內的創意涌動。例如以中國的移動支付為代表的數字技術，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傳統支付和消費方式，而且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世界各國接納，既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便捷，又為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更加自由的空間，中國的共建共享共治的文化理念也隨之得到更多的接受和認可。數據創新在國家文化軟實力層面的應用要秉持一個中立的態度，即數據創新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國家文化是如何具體存在于世界的，致力于促進國家間的文化互動和交流，以此共同構建更加繁榮的世界文化，而不是利用數據高位進行文化侵略和壓迫。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重點強調了“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并將文化建設上升至引領全局的地位[31]。以數據共享為前提，充分調動國家文化發展中的一切積極因素，推動社會各方文化創意創造創新源泉充分涌流，從而更好挖掘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新時代新征程準確地向國民，向世界傳遞中國的文化價值，不斷提高國家文化的軟實力。

（三）數據治理增強世界文化安全

人類在享受數據帶來的文化盛宴的同時也應當有所警惕，易復制的數據也是一把雙刃劍。不正當利用數據或者濫用數據，會給文化的發展帶來諸多問題，如侵犯個人隱私、竊取國家機密數據、數據破壞、數據侵權等等。因此在利用數據構建世界文化發展的新規則時，也要尋找解決上述問題的應對辦法：數據治理。數據治理依靠數據倫理和數據立法共同推動。所謂數據倫理，是指關于使用數據時判斷行為是非的各種道德標準。“每個行為主體都應針對數據確立自身使用的道德規范，明確數據對自身的價值，重視數據中涉及的身份、隱私、權屬及名譽等，在技術創新與風險之間保持必要的平衡”[32]17。然而僅僅依靠道德倫理的約束是不夠的，因此數據立法呼之欲出。美國、英國、德國、歐盟、新西蘭、日本、韓國、中國、印度等國家與地區組織都制定并完善了數據的相關立法，旨在加強國家文化數字安全，強化企業與跨國組織的文化產權，保護個人數據隱私。事實上，數據治理需要依靠所有數據受益者共同努力，夸張一點來說，人人都是數據的受益者。個人在數據倫理的監督和數據立法的約束下使用數據，就是為世界文化安全貢獻自己的力量。

六、總結

數據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不僅在科技、經濟領域中創造了豐厚的價值，而且在人文社科的研究中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解讀數據的文化意義，能為未來世界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和創造提供更多的可能。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記錄著文化，轉譯著文化，用符號詮釋著文化，打破了文化建立的社會區隔，改變了文化資本的積累方式，參與并構建了世界文化發展的新規則，這么來看數據似乎處于支配地位，實則不然。數據看似客觀，處于支配性地位，但實際上，文化才是真正的主導者，文化決定了什么是數據，什么數據能夠使用，只是這種影響以相對隱蔽的方式在發揮作用。數據無法“無中生有”地制造意義——因為“人為自然界立法”，萬事萬物經由人的判斷后被賦予意義，人制定價值判斷的標準，而人所持有的文化是價值判斷的根源。文化的存在是數據構建內容的基礎，它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求選擇了數據，就像過去文化選擇了書籍、廣播、電視、電腦等作為傳播的方式一樣。未來，瞬息萬變的數據也許又會變成其他的事項，人們又會賦予其另外的名字或者含義，但是無論其發生怎么樣的變化，都不會成為社會文化發展的主體，“一種文化或知識成為人們思想和行為的主導，那么，它所預言的或者推銷的‘未來’就將通過被它所導向的集體行為而幾乎必然成真，于是，歷史就變成提前寫成的了。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的終結’”[19]。因此，盡管數據具有豐富的文化意義，但是它并不應當成為人們思想行為的主導，應當警惕“數據主導文化”的聲音，因為人類的大腦才是人類社會創造出燦爛歷史文化、推動社會發展變革的主要驅動力。盡管現在“數據化成為人們理解自身與社會行為的新范式，已經獲得了普遍的承認”[33]，但在不同社會歷史階段，人類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創造文化的過程總會以最先進的技術為輔助。數據只是時下最為新潮的文化發展載體之一，它運用不同的媒介，為人類提供了認識文化、理解文化、生產文化的新方式，而文化的實質始終是文化，是人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不是其他什么可以替代的東西，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自人類社會出現以來就一直動態發展變化，并總能與新鮮事物碰撞出時代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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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數據白皮書（2014年）[EB/OL].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14-06-18.

作者:黃赫男 單位: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