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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樹立正確的工程觀

工程活動的辯證內容與自然界的辯證法是不同的，工程活動相比之下更豐富一些，它是以人造物為目地的社會活動過程，它把自然界的辯證法，人的活動的辯證法、科學技術的辯證法、社會辯證法組織一起。理論的角度來說，許多科技工作者都有多年的工作經驗，但對于工程活動和概念的整體理解與本質區別還是掌握欠缺，他們需要對工程哲學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工程活動在人、自然與社會這三大體系之中的作者、地位與價值。如今，很多科技工作者在工程實踐過程中，會出現各種盲目性或盲從性，主要分析原因就是對工程的理解還停留在經驗認識的層面之上，并沒有升華到理論認識層面。所以，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要在工程哲學和工程實踐過程之中，認真正確的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我們還應該重視工程和審美的研究，工程倫理的研究，這些研究會促進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成長，當然，還應該講的一點，工程哲學研究現在已經在獨立推進，但是同時也應該關注和工程科學哲學的關系，技術哲學的關系和社會哲學之間的關系要相互借鑒，相互交流，相互促進。工程是現實生產力、直接生產力，是社會生存的基礎，是人類文明的標志。工程能力是一種軟實力，它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甚至是興起或衰落。由此可見，工程哲學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基礎，深入研究工程哲學是認識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工程實踐占據著科學的內部和外部的雙重地位，工程也被看成是由各種社會要素共同塑造的。整個工程系統都要運用哲學思維來分析、統籌綜合，亦達到盡可能接近事物的客觀規律，努力與周邊環境的生態、與社會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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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3）

奉獻給讀者的這部《法哲學論》，絕非出自一時的心血來潮。毋寧說，它是我們適應現代法律科學、尤其是理論法學發展的迫切需要，經過長期的思考和探究而積累起來的成果。本書被列為"國家人文科學研究基金項目"。

當下，世界正處于20世紀和21世紀的交接時期。回顧已經過去的百年來的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如同其他科學一樣，法學是沿著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進展的：一是各學科之間相互滲透的強化。如法學與社會學的結合產生法社會學，法學與經濟學的結合產生法經濟學（經濟學法學）；而法學與哲學結合的嘗試，則是更為久遠的事實了。二是科學部門的分化越來越細致。如古已有之的法理論（理論法學），除了法哲學和法社會學之外，還解析出法學學、法史學等等。至于部門法學（應用法學），這種滲透與分化則更為顯著。如民法學與行政法學的結合產生經濟法學，刑法學分化出犯罪學、刑罰學、獄政學等，并且已經獲得學界廣泛的認同。法學的這種演變不是偶然現象，它同現時社會的疾速前進的步伐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狀況的復雜化的實際需要相一致，因而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面對這種科學發展之大勢，我們深感到法哲學的建設確實是落伍了。對于法哲學而言，既沒有完成法學與哲學的密切結合和相互滲透，更沒有使之從理論法學中真正分化出來而形成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實際情況是，法哲學要么流于一種令人敬而遠之的空洞的術語，要么同實證法律科學的法理學甚至法社會學混為一談。察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認清法哲學的特定研究對象，即法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恰恰這個特定對象，決定著法哲學在整個法學體系，包括理論法學體系中處于理論基礎的重要地位。我們之所以打算寫一本較為系統的法哲學的書，就是基于法律科學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對于法哲學的重要性的嚴肅認真的思考。

對于我們來說，撰寫一部法哲學的專著是難度極大的。為此，我們不能不進行長期的理論準備和一點一滴積累創作的經驗和成果。在我本人方面，探討經典作家法哲學觀點的著作有《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與李光燦老前輩合編，法律出版社 1991年出版），《列寧法律思想史》（即將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等；探討西方法哲學觀點的著作有《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修訂版）》兩卷本（與谷春德教授合著，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論》（縱向的學派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當代西方理論法學研究》（橫向的課題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黑格爾法律思想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1989年出版）；探討中國法哲學觀點的著作有《現論法學原理》（與公丕祥教授合編，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國和西方法律思想比較研究》（收入《架起法系之間的橋梁》，蘇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我第一次有勇氣公開發表自己關于法哲學整體性看法的論文是《法哲學體系論綱》（載《中外法學》 1992年第4期）。此外，還發表了一批其他相關的學術論文。本書的另一位主編即西南政法大學的文正邦教授，對于法哲學的探討是頗受學界矚目的。據我所悉，自改革開放以來，他在報紙雜志上撰寫的、直接闡發法哲學的論文不下數十篇。在他編著的書和主編的《外國法學研究》期刊上，也廣泛地涉及法哲學問題。我從他那里受益匪淺。再者，讀者從《法哲學論》的作者名單中可以知道，我先后帶培的博士研究生們對該書的貢獻也很值得稱道。本著師生互學、教學相長的精神，我與他們彼此之間就法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了多年的鍥而不舍和反復的切磋，其中所形成的部分見解亦凝集于書中。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從《法哲學論》寫作提綱的擬定到清樣的校對，王振東副教授都耗費了許多精力。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熊成乾編審、張玉梅副編審，不僅在編書技術上給予我們精心和周到的幫助，而且又同我們一起就書中某些理論表述進行了有益的、啟發性的商討。我們向他們表示深切的謝意。

雖然《法哲學論》的付梓使我們受到一定的鼓勵，但我們絕不把它當作什么重要的成就，更不敢妄稱其中構筑了什么法哲學的理論體系，頂多只能說是我們在探索法哲學奧秘過程中的一個初步的記錄。我們深知自己才疏學淺，法哲學研究的征途還有很遠的路要走。有鑒于此，我們坦率地承認，書中的不成熟之處、欠當之處乃至錯誤之處，很可能比比皆是。我們懇切地希望學界同仁和廣大讀者無保留地提出批評。

呂世倫

1999年 2月于中國人民大學

引 言

馬克思曾經指出，理論只要徹底，就能掌握群眾。而所謂徹底，就是觸及事物的根本。恩格斯也說過，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一個民族如果缺少理論思維（即哲理思維），既不可能站在時代的前列，也不可能躍居文明的頂峰。開展法哲學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堅持法學理論的徹底性和科學性，有助于培養和提升法律工作者的理論思維。因為法哲學是關于法學世界觀及其方法論的理論體系，是人類關于法的理論思維的結晶。它賦予我們以深邃的目光和高瞻遠矚的視野去探究法的根蒂和普遍性，體悟和追尋其中所蘊含的時代精神。開展法哲學研究，還可以使我們的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經驗得以用法學唯物論和法學辯證法的科學體系武裝起來，為法律工作者學習、掌握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鋪路搭橋，開辟廣闊天地，避免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有效地提高我們的思維能力和工作能力。顯然，這些對于我國法學理論和法制建設的深化、發展和走向現代化，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許多復雜的法理問題，若深入探究下去往往就是哲學問題；法律實踐的指導原則和所遇到的疑難問題，歸根到底也涉及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各個部門法學理論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突破和創新，亦都有賴于相關的法哲學方法和理論之功力。因此，為了開創我國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制建設的新局面，躍上新臺階，法哲學的研究和發展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特別是值此世紀之交和即將跨入21世紀之際，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在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公正、安全、文明、健康地發展和全面進步，更需要強化和高揚法學的科學理性力量和功能，以正確規劃和順利實施我國法制發展戰略，總結和吸取人類法律文明發展的寶貴經驗和智慧，實現法制現代化和法學現代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法治和法學而努力，這些都離不開法哲學的研究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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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克思是如何理解感性世界的

感性，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由外界事物作用，于感官形成的感覺、知覺、表象的認識形式，世界則通常指獨立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外部的東西，感性與世界組合起來形成“感性世界”一詞，其最初意義是指被感覺到的世界，與本質世界相對。但在不同的哲學家那里，感性世界則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德謨克里特把感性世界看成是主觀的假象，伊壁鳩魯則認為是客觀現象，康德將其視為主觀性的現象界，費爾巴哈則認為是“感性的實體”、“現實的實體”。那么，馬克思又是如何理解感性世界的呢?馬克思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馬克思認為“感性世界”并非是獨立于人的自在世界，而是與人的存在密切相關的世界，是對象性的存在。“實物是為人的存在，是人的實物存在，同時也就是人為他人的定在，是他對他人的人的關系，是人對人的社會關系。”顯然，對馬克思說來，不存在脫離物的人，也不存在脫離人的物。當我們講到人時，就要考慮到人所面對的物質世界及其所處的環境，講到物時，就要考慮到作為它的對象的人。感性世界就是“人對人說來作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對人說來作為人的存在”。因而，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也是對象性的存在。“非對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種非現實性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虛構出來的存在物，是抽象的東西。”而“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說來也是無”。正是基于這種看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批評費爾巴哈說：“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于費爾巴哈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可見，離開人的自然界或抽象的人，是不在馬克思的哲學視界中的。

(二)馬克思認為。感性世界是人與物的統一、思維與存在的統一。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現實的人，是自然的對象性存在的對象，自然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和展現，“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因而，“思維和存在雖有區別，但同時彼此又處于統一中”。由于人與世界是統一的，在馬克思眼里，“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對人說來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這是同一說法)”，“說一個東西是感性的即現實的，這是說，它是感覺的對象，是感性的對象，從而在自己之外有感性的對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對象”。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迥異于傳統物質觀的感性世界視野中，感性和自然界具有同一的意義。感性的也就是現實的，從感性出發也就可以看成是從自然界出發。

(三)馬克思不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對象性的存在，同時也把它理解為感性活動。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這里的“只是”一詞表明，“對對象、現實、感性”，僅停留于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是不夠的，還要“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此后在與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再次批評了費爾巴哈，“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動”。馬克思對感性活動的這種異乎尋常的關注和強調，除了表示他與費爾巴哈在感性世界的理解上不同外，更為重要的是要彰顯其關于感性世界運動的思想。“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東西，只是由于某種運動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歷史的運動創造了社會關系，工業的運動給我們提供了工業產品，等等。”這里，馬克思把“存在物”與“運動”聯系在一起，反映的正是他對感性世界與感性活動關系的一種辯證理解。正是在這種新的哲學視野中，馬克思將感性世界的對象性存在轉化為感性活動中的對象性活動，再將對象性活動的觀點延伸到人類社會歷史領域，從而把他感性世界的思想與實踐的、歷史的觀點聯系了起來，完成了本體論和歷史觀的貫通。“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的生成過程。”這句話表達出的正是馬克思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一種基本理解，即世界歷史是人的感性活動和自然界的對象性生成過程。因此他批評費爾巴哈說：“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并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它的社會制度。”可見，馬克思的世界不僅是感性的，同時還是依人的實踐活動而不斷改變的感性現實。馬克思的這種感性活動的思想，不僅揭示了感性世界與人的實踐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且還映射出馬克思的一個基本歷史觀點：即歷史是人參與其中的對象性活動過程，而不是離開人的活動和不受人的意識影響的獨立于人的過程。換言之，世界是離不開人的，而歷史同樣是離不開人的感性活動的。

二、馬克思的感性世界與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馬克思的感性世界是一個不同于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概念的東西。但時下在哲學本體論的研究上，許多人仍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感性世界等同于物質的概念，這樣也就在不經意間遮蔽了感性世界的深刻內涵，消解了馬克思哲學的堅實基礎，從而也就在實際上了馬克思哲學變革上的本體論意義。因此，揭示馬克思的感性世界與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的不同，不僅是明確馬克思的世界觀問題，而且是涉及哲學本性的原則性問題。那么，馬克思的感性世界與傳統的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概念究竟存在著哪些區別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感性世界是依賴于人的存在。是屬人的世界；物質是獨立于人的存在，是與人無關的世界。傳統的哲學教科書關于物質的觀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物質是不依賴于人和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實在；二是把人及其意識視為組成物質世界的具體事物之一，人與精神都從屬于物質，屬于物質世界的一個類別，而不是作為物質世界的對象性存在。顯然，這同馬克思感性世界的觀點是不同的。在馬克思的感性世界中，世界與人及其意識是密切相關的東西，自然界離不開人，社會也離不開人；雙方各以對方的存在為自身存在的前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與物、思維與存在之間是一種對象性關系，而非一種從屬性的關系。

(二)感性世界的運動是感性活動。感性活動是人與物相互作用的過程，是人與自然界、人與社會的矛盾和統一的過程，是人在其中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具有生態學意義的對象性活動的過程；而教科書中物質的運動是自然界或社會本身的一種客觀的運動，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馬克思的感性活動理論與一般唯物主義關于物質運動觀點的最大不同是，它不是把物看成是一種純粹的運動，而是把物的運動看成是人的感性活動，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從而使物的運動與人的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例如氣候變化，在傳統的物質運動觀中，它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過程，但在感性活動中，氣候變化則要受到人的活動的影響。馬克思的感性活動的基本特征是，自然和社會歷史運動是依賴于人的活動，而不是獨立于人的活動。“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

(三)感性世界所指向的是一切具體物的總稱，亦即我們所認識的、現實中的事物。其外延同現實中的具體的、個別的事物是相等的；而物質由于包含或等同于自在之物，其外延要大于具體的、個別的事物的總和，因而實際上是不能規定任何東西的。此外，感性世界中的具體事物是存在差異的，而物質概念中的事物是無差異的。恩格斯曾寫道：“物質本身是純粹的思想創造物和純粹的抽象。當我們把各種有形地存在著的事物概括在物質這一概念下的時候，我們是把它們的質的差異撇開了。因此，物質本身和各種特定的、實存的物質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著的東西。”恩格斯這里講的是物質的概念，但這種概念由于撇開了它所指的物的差異，因而實際上是不指向現實世界的，反之，感性世界則包含了各種特定的、具體的、個別的事物，是現實的、感性的存在。(四)馬克思的感性世界是思維與存在的統一。物質范疇則是以思維與存在的分離和對立為前提的。在馬克思那里，世界，包括自然和社會，是一個不能脫離人和意識的存在，否則它就不是現實世界；感性世界是感性與世界的融合。在感性世界中，人與物是統一的，思維和存在也是統一的；正是這種統一，使感性具有實在性，也使物質具有可感性。而教科書中的物質是一個與意識相分離的概念：物質是物質，意識是意識，兩者性質迥然、涇渭分明。

從上述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傳統的哲學教科書中，物質作為標志客觀實在的哲學范疇，其所指稱的實際上是一個自在的世界；這個世界獨立于人、獨立于意識。如果說它與人、與意識有聯系的話，也只是把人和意識看作其產物，人對世界的影響僅是構成世界的各種物理和生命的東西的影響之一。顯然，這與馬克思關于世界的基本看法是不同的。在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是自然向人而生成的現實世界。在感性世界中，人是對象性的存在，物同樣是對象性的存在，人與物、思維與存在是不能分離開來講的，否則就是抽象的。而把世界看成是獨立于人的存在，世界也就成為非對象性的存在，而“非對象性的存在是非存在物”。因而，把物看成獨立于人的存在，使自在的自然界成為哲學的中心，并由此將世界建立在物質統一性基礎上，也就消解了物的對象性存在這一性質，而消解了物的對象性存在，也就取消了人與物之間的對象性關系，從而最終割裂人與自然界和社會的聯系。可見，傳統哲學教科書中的物質觀實際上是以獨斷論代替馬克思的對象性存在論，并以此掩蔽馬克思感性世界的豐富內涵的。

三、馬克思哲學是以感性世界為本體基礎的

任何一門哲學都是建立在它對世界看法的基礎上的哲學，馬克思哲學也不例外。那么；馬克思哲學的本體基礎是什么呢?筆者認為，馬克思哲學既不是以物質為本體基礎，也不是以實踐為本體基礎，而是以感性世界為其核心范疇和本體基礎的。感性世界正是馬克思哲學中那個原初性的存在，是馬克思哲學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一)感性世界是馬克思哲學的核心范疇。在馬克思的哲學著作中，“感性世界”是一個頻率很高的詞。它與馬克思提到的“人類世界”、“現實世界”、“現有世界”、“現存的世界”、“對象世界”、“感性的自然界”、“感性客體”這些詞的意思是相同或相近的，都是馬克思用以表達自己對世界看法的詞語，其共同特點是，都與人、意識、認識有關，都蘊涵世界的屬人性質。可以說，感性世界正是馬克思用以表達他關于世界本性看法的詞，是馬克思哲學中用以指稱本體的核心范疇。雖然，馬克思也承認存在一個優先于人的自然界，但在馬克思看來，那個離開人的自在世界“對于費爾巴哈說來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而也只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并不是現實的、人類的世界；而自然界也只有“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可見，馬克思雖然也承認自在世界的存在，但這個世界卻是被他擱置起來的“世界”。因此，以自在性為基本特征的物質世界也就自然地被馬克思排除于本體之外。可以說，感性世界作為馬克思哲學的核心概念，已是馬克思在指稱世界或說明世界是什么時的不可或缺的概念，一個離開它就無法表明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是什么的概念。

(二)感性世界是馬克思哲學的對象。馬克思哲學以改變世界為宗旨，這個世界也就不是單純的自然界或抽象的物質世界，而是感性的存在，是人與物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現實世界。正因為自然是與人緊密聯系的自然，社會是現實的人的社會，因而馬克思對存在、對意識的理解也就將其與人的存在和活動聯系在一起。存在在馬克思那里是“社會存在”，是人的感性活動的存在，是體現人與自然和社會統一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人口和自然地理環境等客觀要素集合的物質實在。意識在馬克思那里是“社會意識”，是處于人的感性活動中的、與存在具有同一性的意識，而不僅僅是純粹主觀性的精神存在。而“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則是人的感性活動的存在決定人的感性活動的意識，是意識產生于人的實踐活動的一種認識論上的表述，是以感性世界為對象的結果。

在感性世界中，人的本體存在與物的本體存在是一致的，是一個整體中的兩個單元。這里的人不是作為物的個別類屬的人，而是作為物的對象性存在的人；而物也不是純粹的物、自然科學對象的物，而是作為對象性存在的物。因此，以感性世界為對象，也就是以人與物及其關系為對象；以實踐為對象，也就是以人與物及其關系在歷史活動中的展開、即感性活動為對象。可以說，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的訴求，實踐的觀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理論構架，都是淵源于對感性世界的認識，以感性世界為對象的結果。

篇（5）

對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批判是西方及歐美新左派的一貫立場。早在20世紀20年代，盧卡奇在《歷史和階級意識》中首開從人本主義對技術理性進行異化批判的理論先河。他的技術理性批判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的韋伯意義上的理性化進程的分析展開的。他認為理性化進程已經進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政治管理以及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因此社會進人到了被技術理性嚴格統治和支配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人的存在本性遭到了全面的扼殺和毀滅。在經濟活動中，人被嚴重地片面化和原子化。合理化在經濟領域表現為工業的大機器生產和嚴格的勞動分工，這導致了人的主體性的喪失和嚴重的主體間疏離。從政治管理領域看，人的管理活動被嚴格地模式化和齊一化。他曾調侃官僚政治機構下層工作人員的工作非常類似于“機器的操作”，并且在枯燥乏味和死板單調方面，確實還經常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從人的精神領域觀之，由于物化和理性化的全面和總體性的統治，致使人的主觀世界完全為物化意識所支配。這種物化意識表現為人對事物和自身的認識停留于局部，失去了對整體的聯系的把握，喪失了革命的主體性和反抗精神。盧卡奇的上述觀點深深地啟迪了他的后人。

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發表的《啟蒙辯證法))，是技術理性批判的經典表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談論的“啟蒙”不是指17-18世紀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反對神權和封建專制統治的那場啟蒙運動，而是泛指人類社會在近現代的理性化進程中所發生的所有強調理性的至上性和人對自然的技術征服的啟蒙運動或思想解放進程。他們在這里所說的“辯證法”，也不是一般意義上指謂事物結構的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或事物的矛盾運動，而是特指事物走向反面、走向自我毀滅的悲劇。“啟蒙辯證法”就是要揭示以理性和技術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對自然的統治權為宗旨的啟蒙最終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啟蒙的自我毀滅和理性對人的統治的悲劇。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啟蒙的悲劇性的辯證法就在于，它所設想的人對自然的無限的統治權和人的普遍的自由等目標非但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而且得到了相反的結果，走向了啟蒙的自我毀滅。在理性普遍統治的世界中，“人類不是進人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狀況，而是墮落到一種新的野蠻狀態”。在他們看來，20世紀人類歷史的狀況表明，啟蒙的世界不是一個人性全面發展的世界，而是一個普遍異化的世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啟蒙用知識取代獷神話，使人的思維服從于理性的邏輯，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人的認識的進步，但受實證科學支配的理性思維往往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容易停留于對事物的直接的認識和精確的描述，而缺乏對現存的否定性的理解和超越。“當思想歸結為數學公式時，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認可的。一切作為主體理性勝利所表現出來的東西，一切存在的東西對邏輯的公式所作的從屬，都是以理性順從直接出現的東西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當啟蒙精神停留于這種以抽象性和直接性為特征、缺少主題的價值尺度、缺少對現存的否定性理解的理性認識時，它本身就不再作為現存世界的否定力量，而是作為與現實等同或認同的肯定的思想。這樣，啟蒙精神就成了一種崇拜理性思維和科學認識，缺少主體性與否定性的新的迷信和神話。應當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上述認識是深刻的，尤其是他們所經歷的時代，正是工業文明蓬勃發展的時期。如果說經歷了后工業時代，現在的西方知識分子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問題上已經比較容易接受他們的觀點的話，那么在20世紀40年代，在生態意識和生態文化遠未被人們重視的時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價值就更應當肯定了。

1964年馬爾庫塞發表《單向度的人》，這是法蘭克福學派技術理性批判理論中另一個重要的表述形態，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理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該書的基本思路是:在發達工業社會里，批判意識已經消失殆盡，統治已成為全面的，個人已喪失了合理批判社會現實的能力。所謂“單向度的人”就是指喪失這種能力的人。馬爾庫塞用“單向度”(One一dimension)一詞意指現代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機制對一切人類經驗的不知不覺的協調作用。他認為發達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是雙向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是有差別的，因此個人可以合理地批判地考慮自己的需要。而現代文明，在科學、藝術、哲學、日常思維、政治體制、經濟和工藝等方面都是單向度的。人們失去的“第二度”是什么呢?就是否定性和批判原則，即把現存的世界同哲學的準則所揭示的真實世界相對照的習慣。哲學的準則使我們理解自由、美、理性、生活享受等等的真實性質。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對技術理性在現代社會中的統治和技術的異化問題做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他揭示和分析了科學技術發展的二重性、現代社會的技術統治形式及其特征、技術異化背景中人的生存困境、技術異化的原因、技術異化的揚棄等重大問題。馬爾庫塞指出，在發達技術世界中，現代勞動者經歷了被整合或一體化到現存技術體系和現存社會秩序中的過程。技術理性通過確立富足與自由的生活目標實施著真正的統治，從而把所有真正的對立面整合起來。“在一個壓制性總體的統治下，自由可以成為一種強有力的統治工具。個人可以進行選擇的范圍，不是決定人類自由的程度，而是決定個人選擇什么和實際上選擇什么的根本因素。”馬爾庫塞指出，通過技術理性的統治而建立起來的新社會是一個消除了工人的反抗性的一體化的社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人成了單向度的人。作為一個思想家，馬爾庫塞甚至認為單向度人的出現，對于社會的進化而言不是一種積極的現象。雖然在現代技術世界中，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勞動者甚至主動地與現存制度認同，但在實際上，勞動者喪失了人之為人的一個基本維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維度，其后果是使社會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內在驅動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個人無法控制的力量和機制所決定的。因此在馬爾庫塞看來，人們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并沒有擺脫被奴役的命運。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們是升華了的奴隸，但畢竟還是奴隸。值得一提的是，馬爾庫塞對技術理性的批判的論述是建立在當代文化批判思潮發展的前沿的，同韋伯、齊美爾、盧卡奇等思想家關于理性的分析批判有著共同的基礎，同時與20世紀生態文化的興起也有著呼應關系，盡管其理論本身存在著不少爭議，但他對技術理性的批判的確給了后人不少啟迪。

對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批判也是西方和歐美新左派文化批判理論的重要內容，西方和歐美新左派陣營的代表人物們幾乎都有所論述，伴隨著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思潮的發展以及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他們的研究視角也在不斷擴大。其中，格雷厄姆·默多克的有關論述值得關注。在《通俗表現形式和后常態科學:關于轉基因食品的斗爭》里，默多克對科學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看法。他開展研究的切人點雖然是轉基因食品等社會問題，但研究視野卻涉及科學的實施和運作方式等社會公眾領域，涉及廣闊的文化領域。默多克認為:“科學求得大眾的支持是因為科學發現各種應用會讓生活更安穩、更可靠和令每一個人更滿足。然而，近些年來，一系列新生事物已經侵蝕了長足‘進步’的承諾，這些新生事物瓦解和破壞了現有的假設和實踐，并且開創了一個后來被稱之為‘后常態’的科學。這并不是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標簽。這個前綴‘后’過于強調和過去狀況的突然決裂，雖然‘常態的’暗示在獨立的研究人員和重要的權力持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在科學發現和技術革新之間的關系比實際上它們之間的關系要更平穩。雖然如此，最近二十年，毋庸置疑，在科學的智力組織和經濟組織及政治的顯著部分發生了一系列轉變，它們一起深刻地改變了科學的實施和運作方式。”

默多克在文中提醒人們注意:最近四百年，科學家一直堅持不懈地致力于擴大和普及科學知識的影響，而且試圖最大限度地從實際應用中獲益。以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為典型的哥特式敘事傳統展望了殺氣騰騰的科學的黑暗遠景，很早就公然質疑了支撐這項普及事業的科學在持續進步的假設，但是，直到關于核武器和全球溫室效應的新發展公然抗議這種假設，這種假設才不再占有優勢支配地位。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三哩島和俄羅斯的切爾諾貝利核能事故之后，曾被宣傳為格外干凈清潔、生態上友善而安全的核資源突然成為巨大的威脅而不是解決方案。同時，人們非常熟悉的諸如汽車和冰箱，原來居然都是拓寬臭氧層空洞和加速全球天氣惡化的幫兇。未曾預料的一連串的聯系和因果關系擺在面前。科學似乎已經到達了它的極限點。這個星球提出的關于責任和平等的基本倫理問題沒有了答案。這是一個象征符號的真空區，留待后人從其他資源里填補。

默多克從社會學角度提醒人們注意:資本主義的重心從工業化生產轉移到策略性信息和操縱上，所以核心科技的掌握變成了樞紐性的經濟資源，這改變了科學和商業之間已經確立的聯系，因為當代資本只對那些會創建更多資本的研究投資感興趣，“所能完成的全部研究就是那種能賺錢的研究”。科學研究原本是為了滿足公眾的需求，由政府投資完成，但由于政府的各種財政危機，科研投入減少，科學家只能四處尋求研究基金，因而被更加牢靠地拴在資本積累的環狀運動中。結果，他們的研究成果逐漸首先成為商業資產，日益激起一些不快的小沖突，諸如關于誰應擁有專利權和誰應控制其應用等等。

他還尖銳指出:“新科學知識日益增長的商業價值連同日益加強的風險(充分評估它可能攜載的環境和健康風險前就對其進行應用所具有的危險性)把各種科學問題轉移到政治竟技場上來，在這個政治竟技場，這些科學問題深陷于社團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的持續的交叉火力網中。”他舉例指出，商業計算強調短期利益并讓國家來應對隨后可能造成的任何社會或環境的損失。另一方面，公民和消費者，關注后代的未來并期望國家能讓各公司為它們的投資可能引起的長期風險負責。科學“專家”特別是那些為政府或大公司工作的科學家不再得到信任。他們逐漸被視為部分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公眾利益的代表。結果，自上而下的代表系統處于自下而上的大眾要求參與關鍵決策的日漸增長的壓力之下。

持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立場的人們一向認為，科學家連同企業家都是掌握“進步”進程的現代性英雄。他們的各種發明和“承諾”把人們從對饑餓和疾病的恐慌中解放出來，而且增加舒適和選擇的水準。然而默多克認為，這種持續進步的故事并非沒有受到質疑。許多都是16世紀希伯來傳說中有生命的假人高萊姆(Golem)(一個有生命的泥仆)故事的各種變本。在這個最初是猶太童話的中世紀早期版本中，這些人是作為仁慈的力量救助那些處于苦難當中的人和保護人們反抗壓迫的，但約翰·施密特在1682年出版的神話調查卻發現，他們開始反抗奴役狀態并且“給他們的主人造成巨大的災害”。瑪麗·雪萊正是拿這個難以駕馭的人物作為她的弗蘭肯斯坦創作原型，反過來弗蘭肯斯坦又變成了一種核心的隱喻，象征科學無力應對自身的發明造成的出乎預料的后果之可怕狀況。近些年來由于核能工廠事故及全球溫室效應，日益增強的風險意識又被再度強化。然而有兩種科技—計算機和轉基因食物—與新興的信息資本主義秩序聯系最緊密，而且最全面地和日常生活融為一體，也成了最近最具影響力的各種顧慮之核心所在。首批廣泛普及的轉基因食品—薩弗西紅柿，在1994年進人市場后，受到全球普遍喝彩和歡迎，甚至受到像《衛報》這樣的報紙的歡迎。然而不久后，人們就對轉基因技術采取了批評姿態。將西紅柿作為轉基因革命的“先鋒前衛”，是一個輝煌的選擇，因為“西紅柿已無處不在—在色拉里，在醬料、比薩、餡餅、三明治里”·一但是這種普遍存在也尖銳地呈現出可能具有的一般風險性，它暗示著消費者即使有意避免，卻最終無法回避。1999年西紅柿變成了被廣泛采納的不確定的意象，為三個國家的新聞界發動的有關轉基因食品的活動提供了圖像拋錨點。它們的涵蓋面從《獨立報》的一個成熟的西紅柿的簡單素描，到《每日快訊》的顯微鏡下的西紅柿圖片，再到《每日郵報》標語展示的一片參差不齊外形的西紅柿片，這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的特別有力的意象。

“轉基因技術日漸增多的問題與關于計算機可能的故障日漸加劇的焦慮相符。一系列病毒摧毀了數據，破壞了軟件，已經證實了‘網絡社會’的脆弱，但直到對關于‘千年蟲’造成的可能的影響的恐懼開始在1999年積蓄成一股強大的勢頭，人們并未意識到這一點。關于轉基因大豆的辯論以同樣的方式表明了轉基因成分如何徹底地與日常食品融為一體，‘千年蟲’的媒體傳播覆蓋面清楚地表明計算機技術如何變得無處不在，故障如何影響每一個人，無論他們是否擁有計算機。英國政府的一張傳單在1999年中期為商業辯護道，“在每一種可編程的電子計算機系統、微處理器和許多現代儀器、控制器和機器的嵌人系統(芯片)中都存在有潛在的問題……電梯和自動扶梯、火災檢測和報警系統”。默多克在文中還提到了一個經典的個案，關于預期的后果和按透視原理縮小的時間規模……常規設計的決策局限于數字計算機的可調時鐘，計算機應用仍然相對受限，似乎能夠使整個社會系統陷人癱瘓，切掉電源，攪亂金融交易，破壞一系列家用電器。在這場事件當中，預言被證實沒能實現。當英國政府千年蟲中心(GMC)在2001年1月1日報告，“英國國內外一片寧靜。沒有與千年蟲有關的問題的表現”，在這兒可以聽得見如釋重負的口氣，但是政府在內閣已經設置了特別的單元“讓各種部長、媒體和公眾詳盡地了解正在發生什么和正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如何真誠地對待這種情形以及直到12點的鐘聲敲響前還依然不可預知的影響。英國廣播公司當然做了最壞的打算。它的千年蟲之夜的工作室的后墻由一個強有力的意象主宰，預期的混亂浪潮以巨大的外形險惡的昆蟲的巨幅照片和一條沿著世界地圖移動的各國抵達午夜的線的形式展示出來。全球的新年歡宴的現場播報不斷地被全球“千年蟲”情形的最新報道打斷，報道計算機故障的定位點顯示在地圖上。

篇（6）

在我看來，這種傳統哲學思維方式主要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第一、它的基本取向是“追求客觀和普遍有效的真理”——也就是說，它立足于因果性及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的分裂和對立，所尋求的是客觀知識及其終極性基礎和依據、或者說是普遍有效的“絕對真理”，而沒有關注人生的主觀性精神寄托。因此，所有不利于認識者得到這樣的“真理”的成分，包括現實主體的各種主觀感受，都受到了排斥和壓抑，并因而被忽略了。

第二、它所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是“共時性分析（synchronical analysis）”——也就是說，它主要關注的是其作為客觀事物的研究對象的現狀，力圖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抽象、分析和研究過程，得出有關客觀對象之規律的普遍有效的知識，即得出相應的普遍真理；而不顧、或者至少可以說不重視對這種對象的來龍去脈進行的“歷時性分析（diachronical analysis）”。

第三、它采取的基本研究步驟是使研究結論盡可能“形式化”、“純粹化”和“精確化”——也就是說，它堅持認為，只有經過純粹理智的抽象和形式化而得出的、關于客觀事物之規律的精確的認識結果，才是知識和真理、才具有絕對的普遍有效性；所有各種無法形式化、純粹化和精確化的認識對象及其成分，包括那些具有主觀性、流變性和質料性的成分，幾乎都不在它的考慮范圍之內。

第四、它得出的研究結論基本上與研究主體的精神生活和主觀感受無關——也就是說，雖然它的上述基本趨向、研究方式和研究步驟，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解放需要”為口號的，并且實際上也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即“求知”的角度）體現了作為主體的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終極關注（ultimate concern）”的一個方面，但是， 它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結論卻要么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涉及純粹客觀的對象，要么在涉及包含主觀成分的人類社會和文化生活維度（Lebenswelt）的時候，只能自覺不自覺地“大踏步后退”，無法完全堅持原來的基本立場、貫徹當初的基本要求。因而不僅無法正確對待和研究人的精神生活，還幾乎把人的主觀感受完全拋在了一旁——19世紀下半葉西方思想界出現的“科學方法大討論”，以及此后一直到今天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演變情況，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因為迄今為止，人文社會科學（Geistswissenschaften）根本沒有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獨特性而發展出相應和基本完善的研究方法，反倒是在追求盡可能徹底的“量化”和“精確化”的道路上“南轅北轍” 地越走越遠了。

綜上所述可見，這種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基本上是以追求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知識為目的，力圖通過抽象化、精確化、形式化和純粹化的理智性分析，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觀成分的“客觀真理”[5]。因此，現實主體所具有的絕大部分主觀因素，基本上都以“主觀隨意性”的名義受到了忽視、排斥和抑制[6]，以避免科學研究的過程和結論具有“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嫌疑。

另一方面，就“文化”所涉及的各個方面而言，無論我們所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各種現象，還是迄今為止各種文化理論所涉及的研究對象，它們基本上都與現實主體的精神生活、主觀感受諸方面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即使當我們在常識語言并不十分嚴格的意義上，由于一個人有知識而說他是一個“文化人”的時候，我們所做的也不單純是對這個人的知識水平的客觀認定，而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個人的主體性基本素質和日常作為的主觀評價。因此，無論人們對“文化”究竟怎么看待、給它下了哪些定義，有一點似乎是確定無疑的，這就是無論是不是作為我們的研究對象，“文化”與上述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所界定的研究對象都有一個根本性的不同——后者只涉及純粹客觀的、并不包含人的各種主觀因素的對象，前者則與各種主觀因素、特別是與各種主觀感受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這樣一來，我們顯然就會面臨“這樣的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究竟是不是適合于進行文化哲學研究”的問題。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是不是適合對文化進行研究、是不是適合于進行文化哲學探討和研究”，是從“一門學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主要由其研究對象決定”這個基本前提出發提問的；它絲毫不意味著我們像本文所涉及的后現代主義那樣，對這種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拋棄。實際上，這種思維方式是不可能“一無是處”的，否則，人類迄今為止已經取得和即將取得的各種輝煌的文明成果，豈不都成了“無源之水”？！其實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我們究竟能不能因為這種思維方式使人類取得了這樣輝煌的成果，就盲目夸大它的適用范圍，就看不到它的有效性的限度[7]，以至于在不對它進行任何批判反思的情況下，就理所當然地把它用于文化哲學研究？

因此，這里的問題在于究竟如何對“文化”進行界定——如果我們一廂情愿地完全按照這種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在有意無意地忽視“文化”所包含的各種主觀因素的情況下對它進行界定，那么，我們顯然就會歪曲它，并因此而難以得出我們所希望的、合乎實際的研究結論。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充分地重視和研究作為文化哲學研究對象的“文化”所具有的這些主觀維度，那么，我們現有的、傳統的哲學思維框架和研究模式，究竟能不能使我們得出我們所期望的結果呢？

我認為，只要我們仍然固守這種以客觀事物為最主要研究對象、以追求普遍有效的客觀知識為最高目的的思維方式，我們就不可能突破19世紀下半葉歐洲“科學方法大討論”所體現出來的、以自然科學為典范而統一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給文化哲學研究所面對的“文化”以恰當的地位和應有的重視。而這樣一來，由于“文化”尚沒有一個能夠得到學術界一致認可的界定，現有的傳統哲學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又未必適合于對“文化”進行徹底全面的探討和研究，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就顯然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問題了。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三、傳統哲學思維方式的突破與社會個體生成論

綜上所述可見，我們目前所使用的傳統哲學思維方式，基本上可以說并不適合于進行文化哲學研究，所以對于我們來說，“文化哲學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仍然是一個必須加以認真對待的具有關鍵性的根本問題。那么，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實現這種思維方式的突破、使之能夠適合于文化哲學研究呢？

我認為，要想實現這種傳統思維方式的突破，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思維方式所具有的有效性的限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談得上對它進行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突破”或者“揚棄”。在我看來，這種思維方式所具有的理性主義基本立場及其對人類的認識過程提出的、相應的各種要求，對于我們從共時性角度出發，認識和研究屬于中觀范圍的、作為客觀事物的對象來說，是必要和比較合理的，盡管隨著人類認識過程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各種具體的認識手段、方法和步驟也仍然會不斷得到完善，認識主體的各有關方面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會相應地得到重視和對待。

不過，對于我們需要從歷時性角度出發，對既包括分別屬于微觀、中觀和宏觀范圍的客觀事物，也包括作為研究對象而存在的包含主觀成分的對象（后者既包括波普爾所謂的“世界III”，也同樣包括作為研究對象而存在的生活世界、活生生的人及其主觀世界）進行的認識和研究來說，這種思維方式便由于我們上面已經指出的各種基本特征，而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了——因為這里顯然增加了這種思維方式以往幾乎從未涉及的兩個維度，亦即被研究對象的動態生成維度和主觀理解維度。因此也可以說，這兩種維度實際上處于這種思維方式的有效性范圍之外。而這樣一來，我們似乎接下來就可以說，這種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的有效性并不是無限的；我們只有揚棄它、使它能夠把這兩個基本維度納入其研究視野并予以足夠的重視，它才有可能適合于進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因為這兩個基本維度對于“文化”和“哲學”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勿庸贅言，這里所謂的“確定其有效性限度”和“揚棄”工作，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確定文化哲學的基本前提和存在可能性的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我們進行探討和確定文化哲學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可能性的工作，也同樣不能僅僅停留在純理論的層次上；否則，我們不僅容易忽視當前的現實提出的有關問題所具有的深度、廣度和難度，難以真正立足于這些問題而對先賢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和徹底反思，而且容易使我們的理論創造力枯竭、使我們進行一些徒勞無益的浮泛之思。所以在我看來，我們在這里可以借用[8]現象學“直接面對實事本身”的基本立場，通過系統和概括地考察人們的生活所經歷的、相對完整的過程，揭示實現這種思維方式的突破所必需的現實基礎，從而使我們上面的提問和基本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落到實處。

就人們的日常生活而言，姑且讓我們用一個“理想實驗”來描述我們所面對的這種相對完整的過程：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人們最初進行的是認識其對象（這里的對象既包括有可能滿足這些需要的物質對象和條件，也包括其自身的各種需要）的活動；而在因此而得出相對準確的認識結論的基礎上，他們便進入了實際運用這種結論去改造對象、以滿足自己的這些需要的過程（正如馬克思已經明確指出的那樣，這樣的過程和上述認識過程一樣，完全是一個社會實踐過程，亦即是一個既改造客觀對象、同時又通過與其他社會個體進行各種互動而改造主觀世界的過程），其結果一方面是使這些需要實際上得到了相對滿足，也使各種相應的社會規范、實踐步驟和形式，以及使主體的各種感受得到了“內化”，另一方面則是觸發了其新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要；這些新的需要不僅推動人們一方面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這個過程到此為止已經取得的結果（亦即其中包含審美過程的“文化”[9]過程），另一方面也促使其進一步認識和改造更多的對象，從而進一步滿足更多、更高級的需要。在我看來，這就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相對完整的過程；而且，這里的三個階段雖然共同構成了這個過程，但卻顯然分別處于逐漸遞進、復雜性和主體參與程度逐漸增強、主體的精神境界不斷提高的不同層次之上。

可見，就這種相對完整的生活過程而言，上述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所涉及的，充其量僅僅是它的第一個階段，即對客觀對象進行認識的階段，因而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不僅沒有涉及、至少可以說沒有充分重視和研究這里的第二個階段（在我看來，當今西方方興未艾的，包括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法哲學研究在內的社會哲學研究，實際上是正在逐漸改變這種局面，盡管取得突破性進展還有待時日），更沒有、也不可能充分重視和研究這里的第三個階段及其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即人們在精神上固化、回味和享受這種過程及其結果的“文化”過程，亦即“人‘以其文[10]’‘化’‘物’的過程及其結果”。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這種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為什么并不適合于研究文化、或者進一步說為什么并不適合于進行文化哲學研究。

其實，這個“理想實驗”所揭示的，并不僅僅是“文化”具有這樣兩個至關重要的維度、因而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并不適合于對其進行研究；更加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我們對這種思維方式進行突破所必需的現實基礎：顯然，這種以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的分裂對立為基本前提的思維方式，僅僅在這里的第一個階段即認識階段，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諸如科學認識所要求的“價值中立”等等）。只要現實的主體接下來進入社會實踐領域，這種思維方式就已經不再適用了，更不用說這樣的主體進一步進入通過“以其文化物”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享受領域。因此，對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來說，這種思維方式的關鍵性要害在于，它根本沒有注意到作為個體而存在的現實主體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所追求的精神享受，在這個過程中是逐漸生成和提高的。

而這樣一來，我們也就找到了對這種思維方式進行揚棄的基本思路：既強調社會、又突出個體，既肯定進行共時性分析的認識及其結果的重要性、又從歷時性角度進一步強調社會實踐和人的生成過程和精神享受，既承認理智和情感在認識階段有對立之處、又充分強調二者會隨著主體精神境界的不斷生成和提高而走向融合——一言以蔽之，這個基本思路就是我們在揚棄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個體生成論”。

概略地說，社會個體生成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包括研究者在內的每一個現實個體，都處于某種（存在于具體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之中的）生成過程之中；

第二、這種生成過程具有兩個方面：一是個體通過相關的各種社會互動過程獲得內容日益豐富的社會角色，二是個體的主觀世界因此而達到越來越高的精神境界；

第三、包括學術在內的人類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是這種生成過程的結果，都是由不同的社會個體通過這樣的過程而不斷進行建構的結果；

第四、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所有這些方面，都必須從有關這樣的社會個體主觀世界的生成過程的視角出發進行探討和研究。

一方面囿于篇幅，另一方面“社會個體生成論”正處于不斷完善過程之中，我們在這里不可能進行更加系統全面的論述。不過基于上面的論述，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說，只要我們承認上述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不適合于研究文化，不適合于進行文化哲學的探討、研究和建設，因而我們必須對它進行突破和揚棄，那么，作為強調研究和探討現實主體精神境界之不斷生成過程的理論模式的“社會個體生成論”，就有可能成為一種有價值的理論探討進路。而只有我們對上述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進行了這樣的突破，我們才能獲得進行文化哲學研究的恰當的基本前提、把握開展這種研究的各種可能性。

注 釋：

[1] 諸如馬克斯·韋伯這樣的西方有識之士已經明確指出，西方社會的現代工業文明的最基本的學理依據之一，就是其傳統的理性主義，因而從這種意義上說，后現代主義對西方傳統理性主義和工業文明的批判，實質上所針對的是同一個對象；只是就文化層面而言，基督教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新教文化所發揮的作用才被凸顯出來。其實，即使非常概括地瀏覽一下西方文明史，我們也可以看到，存在于具象層次之上的西方現代工業文明和存在于學理層次之上的西方傳統理性主義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和前提。

[2] 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全面背棄和徹底批判”，僅僅是就這些基本傾向通過后現代主義者們的言詞所表現出來的、一目了然的意義而言的；實際上，就最基本的思維方式而言，后現代主義之諸理論同時體現出來的這種基本的、以“走極端”為基本特征的思想方式，本身就是與被我們稱之為“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傳統的西方思維方式一脈相承的。因此，從后一種意義上說，這些基本傾向實際上并沒有做到“全面背棄和徹底批判”西方傳統的思想方式，而是后者的進一步延伸。

[3] 這里存在的、既具有現實性又具有根本性理論意義的問題在于，作為社會現實主體的人，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得到相對滿足以后，究竟應當如何進一步發展、究竟應當進一步追求什么樣的享受？20世紀以來的西方文明社會的發展歷程已經表明，盡管繼續開發和滿足人的感官享受并不是絕對不可能，但這會同時面臨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人的發展需要是不是僅僅限于不斷對感官需要進一步進行“直線式的”刺激和滿足，如果不是，出路何在？二是人的自由究竟包括哪些內容、這些內容是不是完全以“征服式的享受”為核心，如果不是，那么出路何在？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很可能成為21世紀哲學研究所必須面對和解答的關鍵性問題。

[4] 在我看來，盡管學術界存在著有關“文化”的各種各樣的界定和理論，但是究其根本，“文化”其實應當是“處于一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和社會氛圍之中的人類群體，在一定的社會生產實踐及其成就的基礎上，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和進一步積淀下來的、對于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這樣的追求和享受通過直接間接地塑造和影響他們的社會實踐，對他們的社會穩定和發展產生各種影響。”一言以蔽之，“文化”就是人“以其文”“化”“物”的動態過程和結果。這就是我對于“文化”的定義；與此相關論述，請參見拙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哲學研究初探》，該文載《哲學動態》，2002年，第4－5期。

[5] 其實，這里所謂的“得出不具有任何主觀成分的‘真理’”，本身就是一個具有信仰成分和一廂情愿色彩的“主觀理想”；顯而易見的是，不僅所有各種研究及其結論都必然帶有由于研究者本人的基本立場、研究視角、知識素養、努力程度和價值評價態度而存在的主觀烙印，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竭力追求其研究結論的絕對普遍有效性的傾向本身，也必然帶有非常濃厚的信仰色彩，因為客觀地說，研究者在著手進行其研究之初所秉持的這種信念，是沒有任何正面的客觀依據的；而負面的證據卻似乎不勝枚舉——西方自然科學發展的歷史已經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6] 當然，人的精神性主觀因素受到了這里所說的“忽視、排斥和壓抑”，而人的物質性感官享受卻一直在不斷地得到刺激、開發和利用——在我看來，西方近代以來建立在傳統理性主義基礎之上的工業文明及其發展，基本上是以不斷進行這樣的刺激、開發和利用為動力的。所以嚴格說來，真正受到“忽視、排斥和壓抑”的，只是人的主觀生活的一個部分；不過，這個部分卻是真正屬于人的，而不像“物質性感官享受”那樣是人與其他動物共同具有的。

[7] 當然，囿于篇幅，我們在這里不可能結合對相關歷史材料的梳理，對這個問題進行具體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只能有待以后的機緣再這樣做。

篇（7）

中圖分類號：G250.省略上也有為數不少的后印本存在。

研究者究竟愿意以預印本還是后印本的形式公開，涉及不同研究領域的文化和傳統。比如在理論物理領域，特別是高能物理，普遍流行預印本。而對于實驗物理學家，乃至生命科學家，則更習慣使用后印本。隨著電子預印本在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性越來越大，一些大型數據庫商和出版機構合作也開始提供電子預印本（待刊論文）服務，如SDOL、Blackwell、SpringLink等數據庫，只不過它們不是開放獲取的，需要購買數據庫使用權。

二、電子印本的類型、特點及功能

（一）電子印本的類型

電子印本系統中的信息資源類型以學術論文為主，同時包含書籍中的部分章節、會議文獻、學位論文、技術報告和研究手稿等。

目前，主要有三種類型的電子印本系統：（1）電子印本資源搜索系統， 有大量的電子印本文獻索引， 類似搜索引擎；（2）電子印本資源導航，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電子印本資源系統的信息，類似學科信息門戶；（3）電子印本資源系統，提供電子印本的存取服務，是真正的電子印本資源所在。

電子印本系統的創建者多為研究性組織和公益機構（如大學、研究所、圖書館等），他們是學術成果的主要生產者和傳播者。此外，一些政府和商業機構也積極參與創建。目前電子印本的學科范圍以理工科最多，文史哲最少。

（二）電子印本的特點

1. 時效性強，可以提高研究效率。許多學術文獻若按照傳統出版模式， 從投稿到正式出版通常需要6個月到1年的時間。電子預印本系統改變了這種模式，即使是階段性學術成果都可以隨時，縮短了出版周期，提高了學術研究效率，這正是電子預印本信息資源區別于其他信息資源的價值所在。

2. 學術性強，類型多樣。電子預印本系統的開放特性使其成為學術交流的平臺，但它不同于非正式的論壇（BBS）與新聞組， 上傳到電子預印本系統的論文都是來自學術機構，他們是高質量的學術原創論文，囊括了一般學術論文、會議論文、技術報告、灰色文獻、項目報告等不同的數據類型，已成為數字化文獻的重要來源。

3. 被引用率高。2001年Steve Lawrence在Nature上撰文，通過分析來自數字書目與圖書館項目 [2] 的119 924篇計算機以及相關學科的會議論文，得出以下結論：網上文獻更容易被他人引用，為使研究成果影響最大化、冗余最小化、加快科學的進步，作者與出版者都應致力于文獻的方便獲取。電子預印本論文水平逐漸被學術界認可，權威期刊的文章都將其作為引文來源。

4. 費用低，幾乎都可開放獲取。區別于商業數據庫提供的學術文獻，電子預印本費用低廉，幾乎都可開放獲取。特別是對不在商業數據庫允許范圍（如校園網內）的用戶，以及經費不多和規模不大的文獻機構，該類信息資源更受青睞。

5. 質量良莠不齊。電子預印本大多是有質量控制過程的，而且一些學會、協會、國際組織、基金和熱心開放獲取運動的學者都積極地參與到開放獲取的各個領域，并積極提供信息資源，支撐開放獲取的發展，一些學術論文也像紙本出版物一樣有著嚴格的評審或同行評議進行質量控制。 但是，由于電子預印本的開放特性，盡管在存儲和等環節采取了不少質量控制措施，一些電子預印本的質量還是不高，電子預印本整體來看質量良莠不齊，目前還處于數量增長階段。

6. 其他特性。（1）處愿性：作者自愿按照一定的格式將論文進行排版后，通過網絡、E-mail等方式，按學科類別上傳至相應的目錄或數據庫中，文責自負；（2）交互性：有些系統允許對論文進行評論和交流；（3）多載體性：作者可發表到正式的刊物或其他形式載體上；（4）共享性：任何人在尊重作者版權的基礎上都可合理使用。

（三）電子印本的功能

1.促進預印本交流是電子印本文庫最基本的功能。科學交流可以分為正式和非正式兩個過程，而非正式科學交流過程由于其固有的一些優點為廣大科研工作者所青睞，利用預印本進行非正式交流是比較常見的做法。如科學家將論文手稿在正式刊物上發表之前會將論文預印本以各種方式分發給其他同行以獲取寶貴的意見；會議主辦機構在會議召開之前，也會將會議論文預印本事先分發給與會代表；等等。這些年，作為預印本交流平臺的電子印本文庫在交流的范圍和交流的透明化兩個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

2.滿足提高學術影響力的需求。科學家的學術影響力首先來自于對科學發展優先權的確認，電子印本文庫的開放交流機制使得科學家的成果能夠在第一時間為業內學者所知曉，并且能夠提供有力的證據來佐證科學發展的優先。學術影響力的提高其次來自于論文更大范圍的傳播及被引用。網絡環境下，科學家樂于將文章放到網上公開供他人獲取，以盡可能地擴大自身的學術影響力。

3. 有效地保存科研智力產出。科研機構是智力產出的主要機構，有責任對這些智力成果進行保存。機構電子印本文庫以機構為最小單位，在政策制定和運行模式的選擇方面更為靈活；另外，學科電子印本文庫除了反映最新學術文章外，還對“歷史性資料”進行保存，這是日常研究工作賴以進行的基礎，學科電子印本文庫較好地勾勒出研究變化發展的軌跡，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保證。

4. 改革傳統的學術交流。由于學術期刊出版市場的壟斷，傳統的學術交流模式出現了“學術交流危機”。而電子印本文庫的所有資源均可通過網絡免費地被瀏覽、獲取。科學家可以從傳統學術交流模式的被動狀態中解放出來，再次掌握交流上的主動權。另外，高質量的學術資源是學術交流的基礎，是電子印本文庫改革傳統交流模式的客觀條件。

5.省略

網絡地址：http：///（美國主站點）；http：//cn.省略/（中科院理論物理所鏡像站點）。它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和美國能源部資助，在美國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國家實驗室建立的電子預印本文獻庫，始建于1991年8月，由Dr. Ginsparg發起，旨在促進科學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共享。2001年后轉由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進行維護和管理。arXiv是最早的預印本庫，目前世界各地有17個鏡像站點，涉及物理學、數學、計算機科學和定量生物學方面的學術論文54萬多篇（每年增加幾萬篇）。在物理學的某些領域，它們早已替代傳統的研究期刊，有檢索和瀏覽功能。全文文獻有多種格式（例如PS、PDF、DVI等），需要安裝相應的全文瀏覽器才能閱讀，還提供RSS feeds訂閱最新文章。

（二）中國預印本服務系統

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與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聯合建設的以提供預印本文獻資源服務為主要目的的實時學術交流系統，是國家科學技術部科技條件基礎平臺面上項目的研究成果。該系統由國內預印本服務子系統和國外預印本服務子系統（即國外預印本門戶――SINDAP子系統）構成。

1. 國內預印本服務子系統

網絡地址：http：//prep.istic.省略或http：//prep.nstl.省略。國內預印本服務子系統收錄的預印本內容主要是國內科研工作者自由提交的科技文章，一般只限于學術性文章。科技新聞和政策性文章等非學術性內容不在收錄范圍之內。系統的收錄范圍按學科分為五大類：自然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除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外其他每一個大類再細分為二級子類，如自然科學又分為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可以實現二次文獻檢索、瀏覽全文、發表評論等功能。系統實現了用戶自由提交、檢索、瀏覽預印本文章全文、發表評論等功能。用戶可以經過簡單的注冊后直接提交自己的文章電子稿，并在隨后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改動情況追加、修改所提交的文章。

2. 國外預印本服務子系統

網絡地址：http：//sindap.istic.省略。國外預印本門戶（SINDAP）子系統是由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與丹麥技術知識中心合作開發完成的，目標是為了促進兩國的科研人員自己的文章和使用預印本資源，它實現了全球預印本文獻資源的一站式檢索。通過SINDAP子系統，用戶只需輸入檢索式一次即可對全球知名的17個開放獲取系統（以預印本為主，也包含個別開放獲取倉儲）進行檢索，并可獲得相應系統提供的預印本全文（或其他資料）。目前，SINDAP系統含有預印本二次文獻記錄約80萬條，其檢索頁面比較簡單，除了提供邏輯組配以及標題、作者、摘要等字段的檢索入口外，還有信息來源的選擇，如可選擇僅檢索“有全文的數據資源”，或從17個預印本系統中任選若干個。

（三）中國科技論文在線

網絡地址：http：//paper.省略/。中國科技論文在線是經教育部批準，由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辦，針對科研人員普遍反映的困難，學術交流渠道窄，不利于科研成果快速、高效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創建的科技站。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打破傳統出版物的概念，免去傳統的評審、修改、編輯、印刷等程序，給科研人員提供一個方便、快捷的交流平臺，提供及時發表成果和新觀點的有效渠道，從而使新成果得到及時推廣，科研創新思想得到及時交流。根據文責自負的原則，只要作者所投論文遵守國家相關法律，為學術范圍內的討論，有一定學術水平，且符合中國科技論文在線的基本投稿要求，可在一周內發表。專業領域按自然科學國家標準學科分類與代碼分為39類。 每日更新，可為在網站的作者提供該時間的證明，并允許作者同時向其他專業學術刊物投稿，以使科研人員新穎的學術觀點、創新思想和技術成果能夠盡快對外，并保護原創作者的知識產權。從2006年8月起，已有《中國科技論文在線》紙本學術期刊出版，所刊文章應先在中國科技論文在線網站上發表，對在線論文進行同行專家評審后，所評出的優秀論文作為本期刊的主要稿源，電子形式與紙本形式互相促進。

中國科技論文在線提供了豐富的瀏覽模式。可按照首發論文、同行評議、首發精品、優秀學者、名家推薦、學者自薦、科技期刊、博士論壇、專題論文、熱度視界、多維論文等類別瀏覽論文。比較有特色的是同行評議的論文可以看到學科專家的評語。

（四）奇跡文庫之奇跡論文預印本

網絡地址：http：//省略/eprint/。奇跡文庫是由一群中國年輕的科學、 教育與技術工作者效仿等模式創辦的非贏利性質的網絡服務，主要收錄中文科研文章、綜述、學位論文、講義及專著（或其章節）的預印本以及幻燈片、報告、書章節等，涵蓋所有學科領域。可使用分類瀏覽的方法或用關鍵詞查詢的方法查找所需資料。可以開放申請目錄的編輯員。

（五）E-Print Network

網絡地址：http：//osti.省略/。RePEc（Research Papers in Economics，經濟學學術論文庫）由全球志愿者共同建立的可以公開訪問的網站，致力于促進經濟學及相關學科研究成果的廣泛傳播與交流，從而促進經濟學研究。目前數據量超過28萬，其核心內容是經濟學的研究手稿、期刊文章、圖書以及應用軟件等資源，此外還包括5200多個專家的聯系方式和出版著作，以及8000多個組織（經濟部門、科研院所以及政府組織）信息等特色信息資源。其中，研究手稿可免費訪問全文；期刊可檢索和瀏覽到論文題錄文摘信息，有的可以免費下載全文，商業期刊則需要訂購權限。與RePEc相關的網站有IDEAS（http：//ideas.省略/，財經研究網站）。

（七）CogPrints

網絡地址：http：///。CogPrints（Cognitive Sciences Eprint Archive，認知科學電子預印本網站）由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電子及計算機科學系建立，提供有關認知學方面的文章，包括心理學、神經科學及語言學的領域，以及若干計算機科學的內容，部分生物學、醫學的特定領域、人類學的部分內容，以及物理學、社會學與數學中與認知相關的部分。信息資源類型既包括已出版的、同行評審期刊的后印本，也包括未正式出版、未經評審的預印本。系統有簡單檢索、多途徑的高級檢索以及按學科主題或年代的瀏覽功能。還提供RSS的訂閱服務。

（八）SSRN預印本庫

網絡地址：http：//papers.省略/。SSRN（社會科學研究網）電子圖書館涉及財經、會計、法律、經濟、管理等學科專業領域，利用率高。目前有14萬多篇可供免費下載的研究手稿全文， 另外還提供17萬多篇論文的摘要信息以及近9萬名作者的信息。

（九）PhilSci Archive

網絡地址：http：//philsci-archive.pitt.edu/。PhilSci Archive（科學哲學庫）是一個科學哲學的學科預印本庫，由美國科學哲學學會、匹得堡大學的科學哲學中心和圖書館合作創辦，主要收錄科學哲學相關主題的預印本文獻。

（十）CETH

網絡地址：http：//ceth.rutgers.edu。CETH（Center for Electronic Texts in the Humanities，即人文學電子文件中心）是1991年由美國Rutgers與Princeton兩所大學共同建立的，從事人文學方面的電子資源整理工作。它所收集的電子文件資源包括文學作品、歷史文獻、手稿、口傳文件抄本等，還有各機構人文學電子文件中心的網站列表。

四、結語

要想更好地使用電子印本，從建設者方面說，要依賴于整個科學交流系統的改革和發展，必須借助于機構乃至國家的力量，不遺余力地對資源共享的理念進行宣傳，進行技術支持，排除技術障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電子印本的大范圍運用；充足的資金保證也是電子印本得以有效使用的條件之一。從使用者方面說，要想更好地利用電子印本，就需要多方面了解相關學科的電子印本庫，清楚各個印本庫的側重和各自的特點；能夠熟練運用搜索引擎，熟練上傳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下載所需的科研成果，使之更有效地為自己服務。

總之，目前電子印本系統已獲得廣泛的認可，并越來越受到讀者重視。它加快了各學科領域知識的傳播速度，而出版過程反而只是一種形式。越來越多的電子印本資源被正式期刊論文錄用和引用。作為一種可行的傳播方式，它與傳統期刊和其他新的交流方式多維地實現了科學傳播的功能。

參考文獻：

［1］朱佳鳴，譚瑛. E-print在生物醫學學術交流中的作用［J］. 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2）：65-67.

篇（8）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篇（9）

主管單位：云南省教育廳

主辦單位：紅河學院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云南省個舊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8-9128

國內刊號：53-1196/C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80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篇（10）

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辦。2000、2001年度收錄中文期刊共419種，另加海外華文期刊16種。我校科技處公布的“北京交通大學論文分類標準”中社科類中文期刊即參考了該數據庫收錄核心刊情況。以上四種核心刊目錄1、2以理工類為主，4為社會科學類，3是各學科綜合性目錄。讀者可根據需要選擇相應的核心刊目錄瀏覽檢索。

2、《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

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共同資助,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主辦。核心庫的來源期刊經過嚴格的評選,是各學科領域中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擴展庫的來源期刊也經過大范圍的遴選，是我國各學科領域較優秀的期刊。學科范圍：理、工、農、林、醫及管理科學。來源期刊表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列,核心庫期刊：645種(以*號為標記)；擴展庫期刊：351種。該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推選人、自然基金委資助項目后期績效評估等指定查詢庫；自然基金委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查詢庫。

3、《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