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生態環境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方面，在我國這樣包含很多民族的國家中，所有少數民族的獨有語言都是客觀現實，是民族歷史長期發展形成的，是構成少數民族特征的重要標志。各少數民族群體十分熱愛自己的母語，都有維護自己母語、捍衛母語使用權利的與生俱來的感情。盡管有的民族人口極少，其母語的功能嚴重受限，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正處于瀕危或走向衰亡的邊緣，但這些少數民族群體依然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語言從此走向衰亡，這是一種固有的內在的語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里，少數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語外，還兼用國家通用語———漢語普通話。少數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語，就無法與外族溝通交流，無法參與經濟建設，民族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正因為如此，目前各少數民族群體都有著學習和使用漢語的自覺的普遍要求，而且這種要求的呼聲越來越高。結合以上兩方面的客觀事實可以看出，在我國推行雙語是有著客觀依據的，是有助于民族團結發展，適應民族全體成員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雙語的優越性

無數事實與人類語言技能分析證明，雙語是適應人類自然天性與社會需求的一種現象。人類大腦的自然天性讓人可以同時具備很多種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能力。從古代開始，人們就為了拓寬交際領域，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這個天生的能力。在當今科學技術的推動之下，差異化文化與語言之間的碰撞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廣泛且深入，全球化發展進程也持續加快。在這種發展形勢之下，地域通用性語言在國際交流中發揮著更強大的作用，這讓雙語技能在人類交流活動中日益重要，獲取雙語技能已然成了發展與進步的必經之路，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語言使用的未來發展方向。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廣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就能擴大交流的范圍，就能更加便利地學到新知識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說的，語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著朋友越多，就意味著藝術與貿易越多，就意味著人的價值就會提升很多。法國有句格言說的好，懂得兩種語言的人相當于兩個人。雖然越來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國際通用語、地區或國家通用語，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自己的母語。在通過通用語投入到經濟發展、文化交融的時展洪流中的同時，還需要保護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語言文化，保存歷史積淀形成的經驗與記憶，構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識框架。本族語是少數民族族群整體和個體的寶貴財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絕不應該丟棄和遺忘的瑰寶。如果本族語消亡，那么它所承載的傳統知識、文化、習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這將會是人類付出的慘重代價。因此，推行雙語是既能夠開闊眼界、吸納先進科技進而尋求共同發展，也可以維持并繼承民族特色的傳統語言文化的兩全之策。

3推行雙語的重要性

語言和語言的區別并不在于構造系統方面，所有語言都是能夠適應社會現實的獨立系統。當然，不同語言之間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區分的，同時每種語言的政治地位與官方維護力度也有所不同。作為通用語的漢語文在中國是應用性最強、最利于提高發展潛力的語言，各民族群體之間的溝通交流、現代化進程中新知識新信息的獲取、經濟建設的參與和投入等無一例外都離不開漢語這一通用語。因此，少數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語的同時加強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符合現實需要的。首先，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提升國家認同感、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在我國當代社會生活中，漢語文已成了我國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傳媒領域、服務領域、信息領域的唯一指定標準。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訴求或希望持續提升，他們習得漢語的同時也將漢語使用推入了更加規范、更加標準的地位，是強化對國家通用語言的認同的過程，是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體現（周珊，2012：131-132）。其次，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是少數民族群體參加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具有維持族群傳統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會功能，但是一旦少數民族成員成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時，就必然會選擇國家通用語。再次，國家通用語是少數民族群體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現代信息交換的重要工具。我國頒布的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出版書籍、學校、傳媒方式、信息產品等都應當使用通用的語言文字。所以，少數民族成員唯有學習并掌握通用語言才可以獲得大量社會資源，進而學習掌握現代科技，更快地進行現代信息交換。最后，國家通用語是各民族之間溝通和交往的紐帶。國家通用語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聯絡紐帶，也是現代社會中協調人際行為的重要手段。然而，對于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犧牲本族語為代價的。雙語和本族語言的保留并非處于對立狀態，它并不是讓本族語言逐步走向衰弱的決定性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會尤其是多數人群體中普及和增強雙語觀念，提高他們對雙語現象的正確認識，這對少數民族群體在雙語狀態下維護和留存本族語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多數人群體的語言觀念與瀕危語言的生態環境有著微妙的關系：經歷了很長時間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數成員的族群，已然習慣了其他族群成員學習其語言但他們并不用接觸其他族群的語言這種思維，因而他們常常無意識間忽略了雙語能力的培養，進而影響其對其它民族語言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同時他們也不會在乎其它民族語言的消亡問題，無法體會語言族群處在強勢語言包圍中的弱勢遭遇，甚至部分強勢語言族群還會以言語增強弱勢語言族群的語言壓力。相反，若是雙語現象能夠成為一種更加普遍的現象，那么少數成員的族群就不會輕易在語言選擇上被迫丟棄自己本族的語言；同時，若是語言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員可以掌握現代化水平較低的少數成員的族群的語言，讓語言達到一個平衡發展的狀態，所有語言都能經常在各個場合中使用，那么語言就不會輕易陷入瀕危的境地。

二推行雙語要樹立的正確觀念

和諧發展基于我國少數民族兼用母語和漢語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基礎，戴慶廈（2013）提出解決國內少數民族雙語問題的絕佳方式是共同發展，也就是不僅要大力維護其本族語言的延續，同時也要給他們提供更加廣泛的機會接觸漢語這種通用語言，一定要讓其本族語言與通用語在社會交際過程中形成互補，共同繁榮。具體來說就是要樹立科學的雙語理念，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活力和語言功能的變化以及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和諧關系。

1堅持科學的雙語理念

雙語理念是對待民族語與通用語的基礎性觀點與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語言理念的關鍵成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統一國家，雙語現象在我國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確認識少數民族的雙語問題，形成正確的雙語理念對發展少數民族、促進多民族團結、推動國家穩步發展十分關鍵。正確的雙語理念的核心內容是始終遵循雙語之間的平等。各少數民族語言，不管使用成員數目與使用功能怎樣，都應當具備和普通話相同的語言地位，都應當受到足夠的語言尊重。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成員較少、使用領域較小，就忽略其存在價值，任由其逐漸消亡，就會威脅到我國的語言生態環境。至于通用語，少數民族已理解和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應該充分尊重他們學習通用語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語言只是當成漢語學習的輔助手段，雖然很多時候，進行漢語教學都將少數民族語言視為輔工具，但這并不是保護少數民族母語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還有傳承少數民族文化、滿足少數民族的感情需求和發展少數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生機與語言使用功能的改變

語言生機是動態化成長過程，所有語言使用領域與功能都在持續改變著。在同一個社會里的不同語言由于客觀存在的差異，在語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圍等方面必然會出現相互排斥和競爭的局面。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當今時代，在這樣的競爭當中，那些使用人口較少、使用范圍受限的弱勢語言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隨之而來的是語言功能不斷衰退，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瀕危和消亡的邊緣。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客觀事實。但這個客觀事實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此束手無策，更不代表著可以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語為日常交際工具，并且他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有著割舍不斷的情懷。少數民族母語既是本民族的標志性特征，同時也是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必然性輔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數民族語言自然消亡，而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搶救它們，應該幫助少數民族群體使用和發展自己的母語。

3科學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關系

所有語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圍的使用領域。各語言之間使用功能必然會有強弱的區別，使用領域的大小也不盡相同，然而任何語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語言難以取代的。少數民族母語和通用語各自具備不同的作用與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領域與范圍內，能夠發揮其本身的優勢。少數民族母語在族群成員家庭或成員內部，能夠傳遞獨特的情感，發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獨有標志；在部分傳統領域內，例如民間藝術、地方文化、傳統儀式等，族群語言的使用包含豐富且獨特的語言內涵和歷史傳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記載的族群語言，口語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其族群歷史文化的寶貴財富；族群語言的留存讓那些適應自然環境的生產與生活經驗順利傳承下來，特有的文化歷史與傳統特征也能夠繼續弘揚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語言無法替代的。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文化廣泛交融，社會不斷開放的進程中，通用語言能夠讓少數民族族群拓寬視線，強化和外界的交流溝通，便于吸納先進科技，從而為其提供更廣闊的發展途徑，這也是任何一種其他語言無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母語與通用語是功能互補、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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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國際競爭力外資進入吉林市場后，必然會帶動吉林省優質品牌產品進入全球分銷體系。吉林省部分品牌產品在國際市場獲得了一定的市場知名度，被國際市場認可，使吉林省品牌產品出口量連年增加。這無形中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國際競爭力，為以后拓展國際市場奠定了一定的市場基礎。

影響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穩定性外資多數選擇與吉林省內的大中型企業建立合作關系，確定投資項目。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高、技術先進、優秀的管理理念，與中小企業相比具有先天優勢。外資的進入加速了市場競爭力度，部分中小企業自由資金不足、經營成本過高、經營規模過小使其處于市場劣勢，受到了市場競爭的嚴重壓力。伴隨著外資所占市場份額的進一步擴大，勢必導致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惡化，中小企業虧損甚至倒閉數量增加，嚴重影響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穩定性。

導致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結構部分失衡外資進入吉林省市場多數選擇優勢產業進入，且多進入經濟發達區域，這必然會導致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結構出現一定程度的失衡，使行業間的差距和區域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生態環境的結構調整變得尤為困難，這不利于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綜合平衡和協調發展。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實體承載。為了迎合未來發展的需要，應富有前瞻性的角度建立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發展的基礎設施，為吉林省各個產業的發展和知名品牌體系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篇（3）

生態環境擁有較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擾能力和自我調節能力.而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環境的基礎之上，良好、健康的經濟可以提升技術與科技，幫助抵御惡劣環境，減輕自然災害影響，但另一方面，區域經濟的過快或不健康發展會損壞生態環境平衡，破壞生態環境自愈或供給能力，造成環境惡化、資源供給降低等問題，引起政府干預，生態環境系統便通過環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饋制約經濟的發展.生態系統主要是以自然資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給能源的形式參與經濟系統活動，而經濟系統活動主要以“三廢”回流生態系統。可以看出，經濟與生態環境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但又通過積極和消極的作用聯系在一起，經濟活動是以生態環境為基礎，而生態環境又受到經濟活動的副產品影響.只有當兩個系統互相以積極的效應抵消掉消極效應，形成協調、健康發展才能實現良性循環與兩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1.2數據來源及處理

山東省作為國內的經濟大省、農業大省、人口大省，處于南北經濟連接處，研究其環境-經濟系統，有其良好的借鑒與推廣價值.總體來說，近年來山東省GDP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十一五”年均增長12.3%.2011年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GDP達到了45429.2億元，比上年增長10.9%.2012年GDP實現50013.2億元，比上年增長9.8%.年均增長率在10%左右，總量居全國第三位.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處于經濟快速發展階段，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根據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的劃分及特點，本文主要按照科學性、代表性、實用性等原則，借鑒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評價體系研究成果［13-14］.構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發展的指標體系，選取了山東省1996—2012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自1997—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環境狀況公報》及山東省統計局的官方網站，個別年份數據的缺失采用相鄰年份值插值法補齊.

2實證分析

根據、計算得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f(E)與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兩系統都呈曲折緩慢上升態勢.其中，生態環境系統指數在2008年出現了一個峰值，這與2008年青島市作為奧運會分賽場，政府加大環境治理投入有關.經濟系統指數經歷了“九五”（1996—2000年）期間的緩慢增長后，從“十五”初期（2001—2003年）開始，山東省經濟綜合發展指數開始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在時空上的特點，根據表2繪出山東省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度演化圖（圖2）.可以看出：1996與1997年山東省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協調耦合度處于區域Ⅰ，經濟和生態環境相互影響極低，處在低級協調階段.1998年開始一直處于區域Ⅱ，經濟和生態環境處于協調發展階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說明系統處于協調發展階段，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共同發展.2002—2012年，45°<α≤90°時，1<tgα，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態資源系統的演化速度，生態環境為了滿足經濟發展，表現為資源消耗的增長速度超過經濟發展速度，生態環境開始制約經濟發展.兩系統協調耦合度于2011年緩慢到達最大值，隨后出現緩慢下降趨勢.

3結論及政策建議

3.1結論

1）山東省的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之間沒有呈現完整“倒U型”曲線關系，而出現“倒U型”的前半段，但該省近幾年加大了對環境治理的重視力度和投資，2011年耦合度數到達了頂點，2012年出現了下降趨勢，也就是拐點已經出現，表明環境與經濟系統的演化速度更加適宜，開始從生態環境制約經濟的發展（45°<α≤90°）向環境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向轉變.

2）山東省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往往處于“不進則退”的相持階段，現階段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其重點在于控制環境排放和加強環境治理上.經濟排放不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污染排放的沖擊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說明山東省在發展經濟時，不應該采用粗放式發展模式，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3）經濟增長是環境治理的格蘭杰原因，環境治理卻同樣產生負效應，這與許多研究提出環境治理會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不一致，產生這個結論的原因是：第一，山東省現階段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進對治理環境的設備、資金投入，環境治理依然是被動地受限于經濟系統，環境治理投入短期內表現為消耗經濟發展的成果.第二，環境治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具有一定的門檻效應.耦合分析認為，山東省在研究期內主要處在資源消耗速度大于經濟發展速度的階段，長期以高速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環境治理水平相對較低.這就造成了環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實際上沒有和經濟增長的演化速度相適宜，從脈沖分析的結果看，達不到許多研究者得出的環境治理促進經濟增長的響應效應.

3.2政策建議

1）處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的中國，容易形成經濟系統演化速度高于生態環境系統演化速度，如果不對經濟與生態環境進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兩個系統崩潰的結果.雖然經濟與生態環境系統長期處于協調發展的狀態之下，兩系統間的內在作用情況也是十分復雜并沒有固定規律，所以，為了使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其宏觀政策與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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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形成我國耕地資源逐年減少，不僅耕地數量降低，耕地質量也明顯下降，已形成“人多地少、后備資源不足”的基本國情。農業作為我國的基礎產業，其高效收益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有重要意義。20世紀80年代，工業技術發展迅速，土地資源在工業生產中的價值大大提升，具體表現為利用資本、科技以及人類的勞動最終產生工業收益。因此，大量農用地轉變為非農用地，耕地減少，荒地以及工廠廢棄地增多，耕地與糧食問題局面嚴峻。為了鞏固糧食安全，維護農業的中心地位，達成耕地資源的動態平衡，提高耕地質量，促進土地綜合利用效率，國家先后出臺多項政策，持續推進土地的整理整治，并逐步邁入土地綜合整治階段。

（三）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意義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為日趨嚴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破解方向，為資源配置與利益格局的平衡提供了理論依據，為城鎮化、工業化發展奠定了基礎。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土地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制約的瓶頸問題，推動了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人口相對集中居住、產業集聚發展，推動了城鄉一體化進程。

二、研究區域概況

（一）自然條件1.氣候固城鎮屬暖溫帶季風區中的大陸性氣候，主要特點為冬寒夏熱，溫差大，降雨少。年平均氣溫12.8℃，年平均溫差達30.3℃，極端最低氣溫為-24.8℃，極端最高氣溫為42.5℃，年總日照時數達2674.3h，年平均無霜期為195d。夏季降水集中，冬季干燥少雨，年總降水量為523.9mm，年總蒸發量為1872.9mm。2.地形、土壤固城鎮位于河北省隆堯縣北部，地處冀中南平原，整體地勢平坦，西部較東部略高，平均海拔30米。土壤類型以褐土、潮土為主。3.水文境內有午河流過。午河自柏鄉縣縣城南入境，由西而東，入西潘村北，經過前岳、后岳，奔寧晉縣汦河，境內河道長7.7km，寬120m，通過流量80m3/s，流域面積50.3km2。

（二）社會經濟條件固城鎮地處隆堯縣北部，東接大張莊鄉，南連山口鎮，西鄰柏鄉縣，北接寧晉縣。南距隆堯縣城12.5km，轄18個行政村，人口4.5萬余人，總面積64.6km2。1.經濟發展農業是固城鎮的基礎產業，是固城鎮第二、三產業發展的基石，確保農業產業的現代化建設，鼓勵村民規模化經營，對于固城鎮的經濟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當地的糧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麥、玉米，經濟作物包括棉花、香菇等，另外，蔬菜種植以及禽畜養殖也是村民農業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糧食播種面積4556公頃，總產達71221萬噸。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大環境下，鄉鎮工業化進程進展迅速。固城鎮的傳統工業產業主要集中在汽車配件的生產、銷售，其產品種類多、銷量大、銷路廣，部分產品出口海外，是華北地區最大的汽車制動鼓配件生產基地。2012年固城鎮工業生產總值5.3億元，擁有汽配企業100余家，職工8000余人，年創利潤6000多萬元。2012年，固城鎮國內生產總值7.4億元，其中第一產業產值1.2億元，占到1.6%；第二產業產值5.3億元，占到71%；第三產業產值0.99億元，占到13%。全年財政收入123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達到5985元。

（三）固城鎮土地利用現狀2009年末，全鎮土地總面積為6444.5公頃。其中，農用地面積為5556.85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86.23%；建設用地面積為753.45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1.69%；其他土地面積為134.2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2.08%。農用地中，耕地5445.92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84.50%；園地1.47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02%；林地4.93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08%；其他農用地104.53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62%。建設用地中，城鄉建設用地730.36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1.33%，交通水利用地21.49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33%；其他建設用地1.6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02%。其他土地中，水域主要是河流水面為74.16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15%；自然保留地主要為荒草地60.04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93%。

三、土地綜合整治對固城鎮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

（一）土壤問題

1.耕地面積較少，耕地質量下降隨著固城鎮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條件、醫療衛生水平提高的同時，城鎮一體化建設也逐步深化，各類非農建設用地（農民新建住宅用地，工業建設項目、交通服務基礎設施、工程建設等）需求不斷增加，固城鎮整體趨勢呈現為人口逐年增多、耕地逐年減少。要使有限的耕地養活逐年增多的人口，只能向耕地索取更多的糧食，提高土地復種指數。為追求提高耕地產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墾殖力度或不顧土地適宜性要求調整土地利用方式，反而會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和生產力降低，甚至會引發一系列災害過程的發生（如土壤侵蝕、土地荒漠化等），進一步加劇土壤養分的流失。在鄉村土地綜合整治過程中，高效率的大型工程機械被大量使用，在挖填土方的過程中，表層土層被壓實，土壤水封空氣減少，團粒結構變差，最終導致土壤板結，生產力降低。

2.土壤污染加劇，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主要原因包括大量施用化肥、濫用農藥及除草劑、隨意排放垃圾和污水、不合理的灌溉行為等。傳統的培肥費時費力，化肥作為廉價、便捷的提升產量方式，廣受農民喜愛。大量化肥的施用使土壤板結現象加劇，有機質含量降低，整體肥力下降，以此惡性循環，結果是耕地有機質含量逐年降低，部分耕地有機質平均含量僅3%。固城鎮每年農藥的平均使用量在9kg/公頃，一些高產農田的施藥次數近10次，高達1kg/畝，造成農業產品及農副產品殘留農藥嚴重超標，這不僅使人畜農藥中毒事故發生率上升，還減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種類與數量，破壞了生態環境的多樣性。鄉村居住區生活垃圾數量巨大，沒有垃圾有效處理，沒有垃圾集中處理場所，農民環保觀念欠缺，大量使用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隨隨風飄舞。鄉村居住區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莊附近水坑，缺乏排水渠、污水處理站等必要設施，村民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水污染造成土地污染，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致使耕地減產。一些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土壤鹽漬化現象出現。

（二）植被問題——林地覆蓋率極低，缺乏農田林網村鎮遷并、耕地墾殖率的提高、荒地開發等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動的實施，對地表植被及其相關生態過程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數量結構與空間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責任制以來，林地面積急劇減少，田間和道路防護林帶基本消失。近三十年，固城鎮經濟迅速發展。工業建設、交通、商業、住宅等用地增加，土地復種指數提高，使得當地原有的榆樹、槐樹、柳樹和楊樹幾近消失，荊條、酸棗已經消失。目前，固城鎮林地覆蓋率僅為0.08%，大多道路農田周圍已無林地可言，宜林地因各種占用情況、非法砍伐、外來物種入侵以及病蟲害的影響還在繼續減少。

（三）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簡單化固城鎮在實施土地綜合整治中，偏重于耕地大面積整齊劃一。一方面利于機械化收獲翻耕播種；另一方面易于農作物的田間管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在耕地大面積平整進程中，影響和破壞了生物棲息地，農田常見的蟾蜍、麻雀、野兔、蚯蚓等生物減少。化肥與農藥的大量使用增加了農田害蟲的抗藥性，減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種類與數量，使土壤微生物含量減少，病蟲害的危害性大大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整治區域土地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簡化，必然會使生物的生存環境和繁殖環境受到影響。

（四）大氣問題——大氣污染日趨嚴重汽車配件是固城鎮的傳統工業，在過去30年，固城鎮及其周邊地區建立100多家汽車配件企業。這些企業分布散、規模小、技術力量弱，且均使用沖天爐，將大量未處理的廢氣直接排出。硫、氮氧化物以及小顆粒粉塵對周邊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時有霧霾。同時，在鄉村土地整治過程中，村村水泥公路的鋪設、田間溝渠的水泥化、荒地與廢棄地的墾殖等都使地表植被覆蓋率降低，植物的凈化作用減弱，局部空氣質量下降。鄉村村民環保意識薄弱，鄉村缺乏垃圾處理站等基礎設施，村民焚燒白色垃圾、農作物秸稈現象屢見不鮮，不僅容易引起火災，還對當地大氣造成污染。

四、為改善固城鎮生態環境，土地綜合整治應采取的措施

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土地資源與土地效益的平衡配置，在保證農業發展、生態建設優先的前提下，促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在當今社會，迫切需要加強宏觀設計、監管、督查，探索社會化途徑與市場化機制，建立鄉村特色的土地整治理論體系、規劃體系、實施運行體系、技術支撐體系、制度保障體系、績效評價體系（包括生態效益評價體系）等。只有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結合實踐，才能真正解決鄉村土地整治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的問題。歷史告訴我們，“金山銀山，難買綠水青山”，必須將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融入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過程中來。通過鄉村土地綜合整治實現固城鎮的生態環境保護，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和生態政績觀，矯正地方政府的“政策慣性”，改變其為了經濟犧牲環境的短視行為，將固城鎮的土地整治、新農村建設、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集約、土地格局優化結合起來。協調人地矛盾，提高生態修復能力，優化土地綜合整治空間分區，實施差別化土地整治，建設鄉村生態文明的安全格局。

（一）大力發展固城鎮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是利用循環經濟原理，實現生態種植、生態養殖，在不影響生態環境的同時促進農業發展，增高農民收益。1.保護耕作層，增加土壤肥力。土地整治工作中，針對不同地形和類型的地塊，選擇合理方案。利用小型機械局部平整，避免把土層壓實；把土壤淺層剝離、回填，保證土壤結構，減少對耕作層的破壞；施加禽畜糞便發酵產生的有機肥，降低工業化肥施用，提高土壤中有機質含量，從而保持農田地力。對于新開墾耕地和復墾耕地，可通過種植綠肥和秸稈還田，施用有機肥，增加土壤腐殖質，改良土壤結構。2.增加耕地數量，整合農村建設用地。政府和相關部門針對“空心村”現象，制定總體土地資源規劃，頒布各項政策、獎勵措施等，在政府引導下退宅還田，集約用地，鼓勵村民建立新型住宅、多層住宅，發展遷村并點。鼓勵工廠企業優先使用廢棄地，逐漸縮小民居占地、建設用地，加速土地復墾，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與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有效結合。規劃到2020年，固城鎮耕地復墾項目可開發補充耕地705畝。

（二）合理發展固城鎮生態工業1.改進生產工藝，構建綠色基礎設施，緩解大氣污染。固城鎮的空氣污染已經投入整治。設立相應實驗基地，針對汽車配件鑄造工藝進行研發升級，在資源集約的同時，完成產業的改造與升級。增加產業鏈效益，減少工業三廢的產生。規劃拆除100多家汽車配件鑄造工廠所用的“沖天爐”，建立工業廢物處理站，對廢氣、廢液的集中處理，達到國家排放標準。預計年可削減二氧化硫排放400余噸，有效改善大氣質量和當地生態環境。2.改善固城鎮工業布局。對于寧雞線兩側的城鎮村建設用地，尤其是戶曹至午河段，將汽車配件產業按照產業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村鎮規劃區內組建或新建生態工業集中區。集中供水，集中采用電爐，對于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統一集中處理，企業向環保轉型，企業生產效率也將大大提升。

（三）改善固城鎮生態居住環境

1.建設生態人居，居民生活生態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公共生活生態化。生態人居建設就是建設生態化、綠色化的村鎮居民居住區（住宅、小區）及公共活動空間（街道、活動廣場等）。固城鎮在農村居住建設方面，規劃建設了占地139畝，投資7800萬元的一里莊新民居，集中建設多層樓房9棟，總建筑面積9219平方米。其中投資320萬元，用于修建水泥道路、完善水、電、網絡通訊等基礎生活設施；投資80萬元，配備健身器材、娛樂設施，改良村民居住條件，保護農村生態環境。全鎮投資600余萬元，完成了一批深井集中供水、道路硬化建設、危房改造、村民健身活動廣場和農村標準化衛生室建設等項目；投資180余萬元對一里莊商業區環境進行了綜合治理，街道兩邊進行了綠化、亮化、硬化。全鎮形象明顯改進，城市功能日趨完善。通過這些項目的建設實施，使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進而提升了全鎮的整體面貌。

2.加強垃圾分類與處理，減少垃圾污染。固城鎮成立了專職保潔隊伍，在每300-500人中落實1名專職保潔人員，對鄉鎮公共服務區的配套設施進行日常清理、保潔，節假日期間更是重點清掃。固城鎮在每20～30戶間建立1個垃圾池，要求居民定點投放垃圾，不得隨意丟棄垃圾。對于可回收垃圾要有環保意識進行分類回收，并安排專人定時清運垃圾池垃圾，保證村鎮干凈、整潔的形象，嚴厲杜絕臟、亂、差，響應政策規劃，逐步形成“集中收集、集中處理”的聯動機制。3.骨干通道、骨干河流綠化。加強農田防護林建設，增加植被覆蓋，優化生態環境。以縣道、鄉道、村道等骨干通道為軸線，進行線狀綠化，田間地頭營造農田防護林。按照“一次規劃，分年組織實施”的原則，充分利用境內干溝、公路、沿河發展速生楊豐產林、經濟林，沿路實施通道綠化工程。綠色通道補植10萬株，四旁植樹6萬株。嚴格控制個人、企業向午河內排放污水，加強監管措施，并采用生態技術修復午河河道內受污染水體，提高水體自凈能力。加強午河河堤、河堤背水坡以及部分干河槽綠化工作，提升河道生態服務功能。

（四）推行綠色文明的生態文化

1.促進固城鎮居民的環保意識形成，轉變生活觀念。固城鎮政府及各相關部門做好宣傳工作，大力宣傳生態環境保護觀念，嚴謹施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進行環境保護知識講座與競賽活動，村干部尤其要做好動員工作，帶動全體鎮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減少一次性物品使用，降低白色污染。宣傳并推廣無氟冰箱、無磷洗衣粉等。使城鎮人民人人環保，人人節約，形成良好的生態文化氛圍。

2.相關部門明令禁止捕殺、買賣野生動物。做好宣傳、監督工作，加大打擊力度，一經發現嚴重查處，共同保護生態多樣性。

篇（5）

2我國城市河流綜合治理與生態建設應遵循的以人為本原則

可以說，以人為本的原則就是當下我們國家城市中河流綜合治理與生態建設應遵循的首要原則。這樣我們可以很好的規避水災或者水污染造成的一系列影響。所以，我們要最盡最大的努力使得河流的治理以及周邊生物以及環境的協調發展。要讓河道周邊的景物以及人類的生存環境相融合，這樣才是可持續發展的要義。另外，我們知道，我們在城市之中的不斷更新換代中可以感受的到城市向著集群化的發展方向在不斷的發展之中，從而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狀況。城市河流水環境是城市居民最寶貴的自然資源、物質財富,城市河流水環境的改善能推動市民物質收入和精神需求兩方面的提升。所以，我們應該注重河流的治理以及生態建設的內在聯系，一定要改善河流治理的綜合環境要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上進行治理和規劃，要采用科學的，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巧妙的將景觀生態學原理、恢復生態學原理、生態工程學原理,采用近自然治理方法很好的結合起來，使得河流在治理中不斷的回復生態升級。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保障河流周邊生物的多樣性，在河流治理的過程中要不斷的體現出保護的心態。再次，為了提升人們的生存空間可以進行合理的空間規劃，有效的設置文化、健身、娛樂和觀景場所使人與水進行親切的交流,建設出水清、岸綠、突出河流自然屬性的城市河流。這樣可以使得我們真正的做到了生態環境的建設，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從而子啊人類智力河道的過程中，很好的保障了生態文明的發展，為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標本兼治,控制河流污染,恢復河流自凈能力的原則

在河道的治理中，筆者認為只是治標不治本是不行的，我們不能本著先將河水進行肆意的污染，再去全身心的治理的傳統道路，這樣是不科學的。我們在首次河流治理的時候就要堅持標本兼治的方式方法，要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很好的控制河流的自凈能力，這樣才有利于河道的治理與生態的完美結合，達到了保護生態環境的最終目標。要想達到標本兼治的效果還要做到很好的清理河水，整理綠色河岸的目的，從而達到從根源上治理問題的目的。可以說，在河流污染的處理中，我們應該堅信，我們要始終保持全流域有效治理，不嗯能夠分流與治理，厚此薄彼。我們要充分的實現全流域共同治理,下游治理,上游我行我素,那么所有的治理功夫都會變為空談，最終達不到效果，所以我們在研究河流治理的過程中，還要注重方式與方法的結合，這樣才能達到河流生態治理的良好效果。最終才可以使得城市的發展向著更高更遠的方向邁進，我們才能在美好的環境下創造更加多的經濟效益。

篇（6）

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位于敦煌市南郊，它以其獨特的“山泉共處、沙水共生”沙漠奇觀著稱于世。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地旅游發展迅速，游客接待量逐年增加，2012年景區營業總收入達到6346萬元，接待人數增加到58萬人次。景區周圍的月牙泉村有居民221戶，共820多人，居民參與旅游業可分為幾個階段:①1978—1985年零星參與階段。其間由于旅游業剛開始發展，接待的主要是國際游客，游客人數少，全村僅有10多戶參與到旅游業中，主要是從事牽駱駝服務和經營小商品。②1986—1993年初步參與階段。其間全村有30多戶自愿參與到旅游業中，由于游客人數增加，旅游服務價格上升，再加上景區管理委員會限制村民加入，參與旅游的居民收入非常可觀。③1993—2001年深入參與階段。其間約有120戶居民從事旅游工作，但農業仍是他們的經濟基礎，參與旅游業的居民還要從事農業。④2002年—至今全面參與階段。由于敦煌水資源危機，出現了天然綠洲退化、土地荒漠化加劇、風沙災害頻繁、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環境問題。為了保護好生態環境，月牙泉村的農用水井被迫關閉，農業發展受到嚴重影響。再加上當地政府實施了月牙泉滲水工程，建設生態保護林，征用了居民的大量農田，當地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農業基礎。為了解決當地人生存問題，政府決定給全村每戶平均分配兩個“駱駝號”，讓他們全部從事旅游服務。整個村的絕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旅游業，當地村民從此從農業轉入到旅游服務業中。政府加強旅游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發展旅游業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

2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的調查

問卷分為三個部分，包括居民的人口社會學統計特征、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和總體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其中，個人對旅游業的依賴程度用旅游收入和在景區工作的人數衡量，社區歸屬感用是否在本地出生和在當地居住的時間衡量，與旅游者接觸的次數用旅游旺季每周與旅游者接觸的平均次數衡量。為了保證旅游影響的態度指標具有代表性，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對文中出現的旅游影響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和排序，選取出現頻率大于30%的26個指標，然后再根據調查地的實際情況，對選取的各個指標進行調整，使指標的語言表達方式更容易被當地人所接受。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測量參照Ap、Crompton在旅游影響研究中使用的Fishbe態度量表模型，公式為:A0=Σni=1biai。式中，A0為對一個事物和現象的態度，bi為感覺，ai為評價。采用這種乘積函數方式評估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是積極還是消極，感覺和評價采用5分Likert量表。考慮到當地人口數量狀況，本研究選取整個月牙泉村為研究范圍，以每戶為調查對象進行面對面調查。調查時間為2013年10月，正值旅游淡季，配合調查的時間充裕。調查時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相結合，主要針對家中男、女主人進行。共發放問卷177份，由被調查人面對面交流完成問卷，有效問卷達100%。收集的數據采用Excel軟件進行編碼處理，用SPSS17．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二研究結果

1被調查者的基本情況

在被調查者中，男性占500%，女性占48．00%;年齡在25—44歲的為48．60%，45—64歲的為390%，15—24歲的為140%，65歲以上的為5．10%。在教育程度構成方面，40．70%的居民擁有初中文化，小學學歷的為24．30%，未受過教育的為15．80%，高中的為15．30%，中專及以上的為4．00%。職業是農民的占71．80%，當地經營業主的為14．10%，其余依次是工人(4．00%)、學生(40%)、教師(30%)、其他(30%)、離退休人員(1．70%)、行政事業單位工作人員(0．60%)。全家年收入以20000—25000元的為37．30%，25000元以上的為27．70%，15000—20000元的為20．30%，10000—15000元的為10．20%，5000—10000元的為40%，5000元以下的為1．10%。家里有1人在景區從事工作的為74．60%，有2人的為18．10%，無人從事景區工作的為5．60%，有3人的為1．10%，3人以上的為0．60%。

2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總體上

當地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感受深刻，總體變化均值為91，除外來投資外，所有指標變化均值都超過了5，表明當地居民認為旅游發展對當地起了積極作用。偏好的總體均值為91，說明當地居民樂于接受這種變化。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較積極，總體均值達到15．39。其中，在基礎設施、環保意識方面的得分分別為17．94和16．41，顯示出居民的較高認同度和滿意度;而在外來投資、娛樂休閑機會、文化活動開展、文物保護力度、傳統文化的變化等指標的均值都低于15，態度平淡。在旅游負面影響，總體變化均值為65，與正面影響感知相比，居民對負面影響的感知較弱，其中感受變化較大的有生活用品和服務價格、生活垃圾、土地和房屋價格、貧富差距、噪音5個指標，得分均值都超過了80;感覺變化最小的為“犯罪率”，變化均值得分為16。偏好的總體均值為19，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發展所帶來的負面變化并無反對情緒，包容了這些變化。態度的總體均值為11．36，說明當地居民對旅游負面影響態度較溫和，沒有顯現出消極態度。比較而言，居民對日常生活影響和寧靜生活氛圍的態度更寬容，但在意上繳的稅收和犯罪率兩個指標。

3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差異分析

為了分析當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不同態度，了解不同群體對旅游影響的差異性，采用聚類分析法對當地居民進行分類。首先采用分層聚類，運用沃德法，選擇歐氏距離進行聚類分析，得到聚類樹形圖，根據以前研究成果和綜合分析，將旅游地居民分為三種類型;再根據聚類數目運用非階層聚類分析中二階段聚類法分析，并對分類結果進行方差檢驗和判別分析。結果顯示，除了上繳的稅收、娛樂休閑機會、外來投資、貧富差距指標外，所有指標的方差顯著性都為0．00，表明整體分類正確率為97．74%。類型1的居民占850%，為146人;類型2的居民占7．90%，為14人;類型3的居民占9．60%，為17人。對三種類型的居民比較可知，第一類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較積極，各指標得分平均值高于第二類居民低于第三類居民，他們承認旅游給當地帶來了積極效應，感覺較滿意，但也感受到了旅游的負面影響，沒有顯出強烈的反感態度，在土地和房屋價格、上繳的稅收、犯罪率、貧富差距、日常生活影響、交通擁擠狀況、噪音的態度得分均值最高，顯示出對旅游負面影響的容忍。這類居民可命名為熱情的支持者。其中，25—44歲的占50．00%，職業主要是農民，所占比例為79．59%;旅游旺季時每周與旅游者直接接觸的平均次數超過5次的為68．50%，當地人占98．60%。第二類居民在旅游正面效應方面得分的平均值最低，如就業機會為10．29%、家庭收入為9．79%、自豪感為121%、文物保護力度為11．93%，他們對旅游正面效應的認同度低，沒有顯示出積極態度。同時，他們在消極影響方面的得分值也較低。其中，生活用品價格、土地房屋價格、上繳的稅收、貧富差距、日常生活影響、交通擁擠狀況、寧靜生活氛圍打擾指標在三類居民中得分最低，表現出不滿意態度。這類居民可命名為冷漠的支持者。其中，女性比例為71．40%，15—24歲的占50%，職業主要是當地經營業主(35．70%)，其次是學生和農民(各占28．60%)。這類居民直接與旅游者接觸的次數較少，57．10%的居民每周與旅游者接觸的平均次數都小于1次。與其他兩類居民相比，第三類居民對旅游正面影響的態度最積極，主要是在基礎設施、知名度、使用普通話頻率的指標平均分值很高。同時，他們也注意到旅游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生活垃圾、噪音、犯罪率方面持消極態度。這類居民可命名為矛盾支持者。其中，25—44歲的為58．8%;在受教育程度上，590%的為初中，88．2%的每周與旅游者直接接觸的次數都超過了5次，且100%是當地人。

4旅游影響態度維度分析

為了簡化變量，分析居民對旅游影響態度的主要維度，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對26個指標進行分析，KMO值為0．74，Bartlett''''s球形檢驗值(0．00)表明數據適合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轉因子載荷矩陣，各指標負荷值都在0．8以上，累積方差貢獻率為67．07%。我們對總體量表和各分量表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總體量表的Cronbach''''α系數為0．736，各分量表中除積極環境影響外，其他可信度都大于0．6。由于上繳的稅收、犯罪率、日常生活影響、娛樂休閑機會、上繳稅收5個指標在各主因子上的載荷小于0．5，所以被刪去。居民思想觀念、知名度、使用普通話頻率等指標在第一因子上有較大載荷，主要反映的是旅游社會影響方面，可命名為積極社會影響因子;家庭收入、就業機會、生活水平3個指標在第二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反映的是旅游經濟影響，可命名為積極經濟影響因子;寧靜生活氛圍打擾、交通擁擠狀況、生活垃圾等指標在第三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消極環境影響因子;生活用品價格、土地和房屋價格、貧富差距在第四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命名為消極經濟影響因子;文化活動開展、文物保護力度、傳統文化的變化在第五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積極文化影響因子;基礎設施、環保意識在第六個主因子上有較大載荷，可命名為積極環境影響因子。在旅游正面影響方面，居民在積極環境影響上平均分值最高，態度最積極;其次是積極經濟影響和積極社會影響，在積極文化影響方面得分值最低，居民對這方面影響的態度不積極。在旅游負面影響方面，消極經濟影響比消極環境影響平均分值低，顯示當地居民對負面經濟影響的態度更消極。為了解居民的態度與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感、個人對旅游業依賴等變量之間的聯系，本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進行檢驗，研究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態度是否在這些變量影響下有顯著的差異。如果存在顯著性影響，進一步運用事后檢驗(POST－HOCtest)，分析變量各類別在因子上的均值差異。結果表明，性別和年齡對居民的態度各因子沒有顯著性差異。教育程度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積極文化影響、積極環境影響四個因子上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余兩個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其中，在積極社會影響因子上，大專文化的平均分值顯著高于其他的平均分值，并與其他教育程度的居民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1);初中文化和中專文化的居民差異顯著，前者比后者的均值高。此外，其他教育程度之間差異不顯著。在積極經濟影響上，中專文化的居民平均分值顯著低于其他類居民(p＜0．05)，其他類之間差異不顯著。在積極文化影響因子上，大專文化的居民均值顯著高于其他居民(p＜0．01)，其他教育程度之間差距不顯著。在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大專與其他教育程度差距明顯，均值顯著高于其他(p＜0．01)。收入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消極環境影響因子有顯著差異，對其余的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在積極社會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與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之間有顯著差異，其均值顯著低于其他類。在積極經濟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均值顯著低于其他類(p＜0．001)。在消極環境影響因子上，全家年收入在25000元以上與20000—25000元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職業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積極文化影響、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余的消極影響因子無顯著性差異。在積極社會影響上，除退休人員外，學生和其他職業有顯著差別(p＜0．05)。教師與農民、工人、離退休人員之間也有顯著差別(p＜0．05)，教師的均值明顯高于后三者，當地經營業主與農民之間也存在顯著差距(p＜0．001)。在積極經濟影響上，學生平均分值最低，與其他職業之間存在顯著差異(p＜0．05)。在積極文化影響上，教師和農民、學生、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離退休人員之間存在顯著差距(p＜0．05)，學生和工人、經營業主之間也存在顯著差距。在“積極環境影響”因子上，教師與農民、工人、學生之間有顯著差距(p＜0．05)。家人在景點工作的人數只對積極經濟影響、消極文化影響因子上有顯著性，其他無顯著性。旅游帶來的收入僅在積極經濟影響上有顯著性。居住時間對積極經濟影響因子有顯著性差異，對其他因子無顯著性差異。與旅游者接觸次數僅對積極社會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消極文化影響因子有顯著性，在其他因子上無顯著性。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以上變量類別在因子上的均值差異。

5影響支持水平的因素分析

為了了解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等因子是否對居民支持旅游業發展有影響，本文采用分層回歸分析方法，在控制住居民的人口統計學特征、社區歸屬等變量后，分析各變量對支持水平的影響，第一步選擇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第二步把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經濟影響態度等6個自變量作為第二層引入回歸。第一步引入的控制變量對居民的支持態度有一定的解釋力(R2=0．20)。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對居民支持旅游業發展的態度無顯著的影響，但職業和全家年收入有顯著預測力，職業排序從農民、工人、學生、教師、當地經營業主、行政事業單位人員、離退休人員到其他，可見職業與旅游業的關系越不密切，越有可能不支持旅游業發展(Beta=－0．22，p＜0．01)。全家年收入從25000元以上、20000—25000元、15000—20000元、10000—15000元、5000—10000元到5000元以下共6個等級，收入越低的家庭對旅游業的支持態度越弱(Beta=－0．33，p＜0．01)。在旅游業依賴的指標中旅游帶來的年收入對旅游支持態度有顯著負影響，從旅游業中獲得收入越少，越傾向不支持旅游業的發展(Beta=－0．28，p＜0．01)。社區歸屬感中的居住時間對支持態度有顯著作用，居住時間越長，越有可能支持旅游業發展(Beta=0．18，p＜0．01)，而居民與旅游者的接觸程度對支持態度無影響。在分析了人口統計學特征、對旅游業依賴程度、社區歸屬感等變量后，旅游影響態度各維度對預測支持態度做出了新的貢獻，對支持態度方差的解釋顯著增加，對支持態度解釋的變異量增加了36%，并達到顯著水平(p＜0．05)。從標準回歸系數可見，積極社會影響態度、積極文化影響態度、積極環境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無影響。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較明顯的預測力(Beta=0．21，p＜0．05)。消極環境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明顯的負影響(Beta=－0．17，p＜0．05)。消極經濟影響態度對支持水平有顯著的負影響(Beta=－0．10，p＜0．05)。總體表明，隨著居民的積極經濟影響態度增加，消極的環境影響和經濟影響態度減少，居民更可能支持旅游業的發展。

篇（7）

試驗區位于河北省深州市太古莊鄉高趙圈村（N38°01′，E115°32′），屬典型海河低平原區，是“十二五”國家糧食豐產科技工程核心試驗區。土壤為粘性壤土，180cm土體不同層次容重為1．3～1．6g／cm3；耕層全氮含量1．2g／kg，堿解氮含量66．7mg／kg，速效磷含量24．1mg／kg，速效鉀含量122．4mg／kg，有機質含量14．7g／kg，鹽分質量分數1．1g／kg。2011－2012年小麥生長季降雨62．8mm，2012－2013年小麥生長季降雨量122．2mm。

1．2試驗設計

2011－2013年冬小麥生長季進行，共設旋耕（RT）、深松（SRT）、深耕（MRT）3種耕作方式處理，每處理3次重復，小區面積60m2，隨機區組設計：（1）旋耕，前茬玉米秸稈全部粉碎還田撒施底肥1GN－180型大型旋耕機旋耕2遍（深度15cm）耙地2遍機播。（2）深松，前茬玉米秸稈全部粉碎還田撒施底肥2FS型深松旋耕一體機作業1遍（深松深度30cm，旋耕深度15cm）耙地2遍機播。（3）深耕，前茬玉米秸稈全部粉碎還田撒施底肥1L－525鏵式犁耕翻（深度20cm）旋耕機旋耕1遍（深度15cm）耙地2遍機播。供試小麥品種為良星99（冀審麥2004007號）。播前底肥施純氮240kg／hm2，P2O5112．5kg／hm2，K2O112．5kg／hm2，小麥10月10日趁墑播種，基本苗密度為3．15×106株／hm2，2個年度均只在春季灌水2次，每次灌量82．5mm，時間分別為2012年4月6日和5月1日、2013年4月7日和5月2日，隨春季第1次灌水追施純氮135kg／hm2，6月15日收獲。

1．3試驗方法

10月15日開始，每隔1個月，分0－5cm，5－10cm，10－20cm，20－30cm，30－40cm5個層次采集原狀土樣，采用環刀法［7］測定土壤容重，計算0－10cm，10－20cm和20－40cm土層平均容重。土壤總孔隙度計算公式為：Rt＝（1－RS／DS）×100。式中：Rt為總孔隙度（％）；RS為容重（g／cm3）；DS為比重（g／cm3）。于冬小麥播前和收獲后，按五點取樣法采集土樣，用平板表面涂抹法對樣品中的真菌、細菌和放線菌進行分離計數。分離真菌采用馬丁氏培養基，每10ml培養基加入0．03％鏈霉素溶液1ml（含鏈霉素30μg／ml）；分離細菌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養基；分離放線菌采用高氏Ⅰ號培養基。其中馬丁氏培養基和高氏Ⅰ號培養基平皿倒置于28℃培養箱中培養4d計數；牛肉膏蛋白胨培養基平皿倒置于37℃培養箱中培養3d計數。在播種－返青、返青－抽穗、抽穗－成熟期3個階段，按五點取樣法采集土壤樣品，每階段采集3次，測定相關酶活性、養分和有機碳含量。土壤堿解氮測定采用堿解擴散法，速效磷測定采用碳酸氫鈉浸提－鉬銻抗比色法，速效鉀測定采用乙酸銨浸提－火焰光度法，有機質測定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磷酸浴法［1］；土壤脲酶（UE）活性測定采用靛酚比色法，堿性磷酸酶（ALP）活性采用磷酸苯二鈉比色法，過氧化氫酶（CAT）活性采用高錳酸鉀滴定法［8］，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采用鄰苯三酚比色法［9］；土壤有機碳（SOC）含量測定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土壤微生物量碳（SMBC）含量測定采用氯仿熏蒸－K2SO4浸提法，SMBC＝Ec／KEC。式中：Ec為熏蒸和未熏蒸土壤K2SO4浸提液的碳含量差值（mg／kg）；KEC為轉換系數，取值0．38［10－11］。土壤呼吸速率測定采用動態密閉氣室法［12］，測定儀器為Li－6400（Licor，USA）。土壤含水量采用德國IMKO公司生產的TRIME－PICO型便攜式水分測定儀（TDR）測定。土壤溫度測定采用HL20型自動氣象數據采集器（錦州陽光氣象儀器公司生產）。每小區布設8個溫度感應器，感應器埋深10cm。播種后，間隔5～7d測定1次0－180cm土層體積含水量，每20cm測定1次，雨后加測；溫度采集器采集周期設定為1h。

1．4數據統計分析

對2011－2013年2個生長季試驗數據進行巴特勒檢驗（Bartletttest），趨勢相同數據取平均值分析。相關數據統計分析采用SPSS12．0和DPS7．05軟件；用Excel2010軟件作圖。

2結果與分析

2．1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容重與孔隙度

播種至11月上旬各處理0－10cm土層呈現容重大幅度上升、孔隙度明顯下降趨勢。11月中旬到次年3月中旬，各處理土壤容重緩慢下降、孔隙度則緩慢上升。播種至4月上旬灌溉春一水前，旋耕、深松和深耕處理容重分別上升6．1％，5．2％和7．3％，孔隙度分別下降4．8％，4．1％和5．3％。此階段，深耕處理容重最低，孔隙度最大，深松處理和旋耕處理無顯著差異。春季灌水和降雨的疊加效應是各處理土壤容重均出現大幅度上升，總孔隙度大幅下降。通過回歸模擬，春一水灌溉后30d，旋耕、深松和深耕處理容重分別上升7．4％，6．6％和8．5％，總孔隙度分別下降6．5％，5．8％和7％。5月份以后，各處理物理性狀基本趨于穩定，至成熟期處理間差異不顯著。10－20cm土層各處理容重與孔隙度變化趨勢與0－10cm相似，但變化幅度較小。在該層深松和深耕處理總孔隙度顯著高于旋耕處理，而容重則低于旋耕處理。20－40cm土層，通過多元方程模擬發現，土壤總孔隙度隨時間推移緩慢下降，容重則緩慢升高。播種至灌溉春二水，深松處理孔隙度最高，容重最低。隨后深處理間差異逐步縮小，至生長季結束差異不顯著。進一步分析圖1發現，灌溉春二水后，0－20cm土層各處理容重出現小幅下降，孔隙度小幅提高。推測可能與土壤溫度升高加速玉米秸稈腐解有關。

2．2不同土壤耕作方式下土壤水熱狀況和呼吸速率

2．2．1土壤水分狀況由圖2可知，播種至返青期，40cm以上土層，旋耕處理含水量最高，為23．8％，分別比深松和深耕處理高3．9％和8．2％；40－80cm土層，深松處理含水量最高，為26．3％，分別比旋耕和深耕處理高10．5％和4．0％。返青至抽穗期，0－20cm土層含水量表現為旋耕＞深松＞深耕，20－100cm土層深松處理含水量最高，為25．7％，旋耕和深耕處理分別為24．2％和23．4％；各處理100cm以下土層含水量無顯著差異。抽穗至成熟期，2011－2012年各處理0－20cm土壤含水量差異不明顯，20－120cm土層深松處理含水量顯著高于另兩處理。2012－2013年，20－120cm土壤含水量變化規律與上一年度相似，但旋耕處理0－20cm土壤含水量明顯較高，可能與當年小麥開花后降雨量較多（46．6mm）有關。2．2．2土壤呼吸速率及其與10cm地溫的相關性土壤呼吸是土壤碳庫向大氣碳庫輸入碳的主要途徑，土壤碳庫的變化將對大氣圈CO2濃度產生明顯影響。由圖3可知，小麥越冬前，深耕處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峰值為2．9μmolCO2／（m2·s），分別比深松和免耕處理高5．5％和11．5％。越冬期各處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下降，處理間差異不顯著。返青后各處理土壤呼吸速率均快速上升，至孕穗期均達到第二個峰值，此時深耕處理最高為3μmolCO2／（m2·s），比深松和免耕處理分別高7．1％和11．1％。另外，土壤不同耕作方式也明顯影響到麥田土壤溫度。小麥播種至越冬，旋耕處理10cm土壤平均溫度為9．2℃，深松和深耕處理分別為8．9℃和8．3℃。越冬期，旋耕、深松和深耕處理土壤溫度分別下降10．7，10．7，10．9℃。返青后深耕處理上升最快，深松處理其次，旋耕處理相對平緩。拔節至成熟期，深耕處理10cm土壤平均溫度為23．6℃和22．3℃，分別比旋耕處理高5．8％和2．8％。說明深耕和深松均有利于提高春季地溫。另外，通過對不同耕作方式下麥田10cm深度土壤平均溫度與土壤呼吸速率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表1）發現，土壤呼吸速率與地溫呈顯著正相關。

2．3不同耕作方式對麥田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土壤酶是土壤生物過程的主要調節者，參與土壤環境的一切生化過程，與有機物質分解、營養物質循環等密切相關。由表2可知：①0－10cm土層，抽穗前不同處理麥田土壤脲酶（UE）和過氧化氫酶（CAT）活性均無顯著差異，抽穗后深松處理UE和CAT活性上升較快，并均顯著高于旋耕和深耕處理；10－20cm土層，返青前各處理UE和CAT活性差異不顯著，返青后處理間差異擴大，深松處理UE和CAT活性最高，分別為0．3mg／（g·d）和2．99ml／（g·h）；20－40cm土層，返青前各處理UE和CAT活性無顯著差異，返青后深松處理2種酶活性均顯著高于其他處理。②0－10cm土層，小麥播種至抽穗階段，免耕和深耕處理土壤堿性磷酸酶（ALP）較高。抽穗后，深松處理土壤ALP活性明顯提高，為36．3g／kg，分別是旋耕處理和深耕處理的1．17倍和1．18倍。③10－20cm土層，小麥抽穗前深耕處理土壤多酚氧化酶（PPO）活性分別比免耕和深松處理提高78．9％和43．2％；抽穗后，深松處理土壤PPO活性最高，并顯著高于其他處理；20－40cm土層，小麥抽穗前各處理PPO活性無顯著差異，抽穗后深松處理PPO活性最高，分別比旋耕和深耕處理高78．6％和19．0％。

2．4不同耕作方式對麥田土壤養分的影響

0－10cm土層，旋耕處理堿解氮含量在小麥抽穗前較高，深耕處理則是在抽穗后較高。10－20cm和20－40cm土層，深松處理堿解氮含量始終最低，抽穗期僅為52．3mg／kg，分別為免耕和深耕處理的92％和79％；全生育期平均為46．1mg／kg，分別為免耕和深耕處理的77．1％和81．6％。0－10cm土層，旋耕處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有“表層聚集”現象，全生育期平均含量37mg／kg，分別是深松和深耕處理的1．15倍和1．29倍；10－20cm土層，抽穗前旋耕處理速效磷含量最高；抽穗后處理間差異不顯著；20－40cm土層，深松處理速效磷含量最高。0－10cm土層，小麥抽穗前，旋耕處理土壤速效鉀含量最高，為106mg／kg，分別是深松處理和深耕處理的1．26倍和1．22倍；抽穗后，深耕處理土壤速效鉀含量最高。10－20cm土層，抽穗前，旋耕處理速效鉀含量也最高，抽穗后各處理無顯著差異。20－40cm土層，深松處理速效鉀含量最高。0－10cm和10－20cm土層，返青至抽穗階段，深耕處理有機質含量較高，其他時期各處理無顯著差異。20－40cm土層中，返青前旋耕處理有機質含量較高，深松處和深耕處理無顯著差異。返青后深松處理有機質含量為12．28mg／kg，分別比深松和深耕處理高80％和74．6％。

2．5不同耕作方式對麥田土壤微生物與有機碳的影響

2．5．1真菌、細菌和放線菌數量由表4可知：①旋耕處理各層土壤真菌數量均呈下降趨勢，深松處理土壤真菌數量在各土層均為上升趨勢，而深耕處理則在0－20cm土層表現為下降，在20－40cm土層上升。2個生長季深松處理土壤真菌數量平均增加69．9％。②旋耕處理土壤中細菌數量在0－20cm土層中表現為增加，而在20－40cm土層中則下降，深耕處理與旋耕處理相反。深松處理土壤細菌數量在各土層均表現為上升。2個生長季深松處理細菌數量平均增加91．1％。③0－40cm土層，各處理放線菌數量均呈下降趨勢。其中，深耕處理放線菌數量下降最明顯，全生長季平均下降31．5％。2．5．2土壤SMBC和SOC含量微生物量碳（SMBC）對土壤擾動非常敏感，可反映土壤養分狀況、生物活性和微生物數量。由表5可知，0－10cm土層，深耕處理SMBC含量最低，為134．5mg／kg，分別均相當于旋耕處理的84．9％。10－20cm土層，小麥播種至返青階段，深松處理SMBC含量最高；返青至抽穗階段，旋耕處理SMBC含量最高。深耕處理SMBC含量始終最低，全生育期平均僅為176．3mg／kg，分別僅相當于旋耕處理和深松處理的77．7％和73．9％。這可能與深耕對土壤擾動大，土壤團聚體遭破壞，土壤呼吸速率和能量消耗加快有關。20－40cm土層，小麥抽穗期前，SMBC含量為旋耕處理＞深耕處理＞深松處理；抽穗后，深松和深耕處理無顯著差異，但均顯著高于旋耕處理。總有機碳（SOC）是表征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影響著土壤滲透、抗蝕、持水和養分循環，協調土壤水、肥、氣、熱等［13］。0－10cm土層，深耕處理SOC含量最低，全生育期平均為9．4g／kg，分別相當于旋耕和深松處理的91．9％和91．0％。10－20cm土層中，返青前，旋耕處理依然最高。返青后，深松和深耕處理SOC含量則呈明顯增長趨勢。20－40cm土層中，返青前，旋耕處理SOC含量最高；返青后，深松處理SOC含量最高，為19．2g／kg，分別是旋耕處理和深耕處理的1．75倍和1．22倍。2．6不同耕作方式對小麥產量和水肥利用的影響由表6可知，2個生長季深耕和旋耕處理總耗水量均較高，分別為430．3mm和430．9mm，深松處理僅為409．4mm，比旋耕和深耕節水6％；深松處理產量最高，平均為8550．0kg／hm2，分別比旋耕和深耕處理分別提高15．4％和6．9％，水分利用效率分別高22．7％和13．7％；深松處理N、P、K肥料偏生產力最高，其中N肥平均偏生產力為22．8kg／kg，分別比旋耕和深松處理高15．2％和6．5％。

3討論

3．1耕作方式改變對麥田土壤物理性狀與水熱狀況的影響

物理結構、儲供水和熱量循環能力是耕地質量的重要表征。研究顯示，長期單一的土壤耕作方式均會影響土壤物理性狀，如長期翻耕土壤失墑大，形成犁底層，影響土壤蓄水能力；長期少、免耕，表層土壤體積質量會增加、犁底層上移、耕層變淺。Milton等［14］報道免耕土壤總孔隙度較低。Borghei等［15］報道，多年免耕導致土壤壓實、容重增大、產量降低。Hou等［16］報道，與常規耕作方式相比，在夏閑期間，采用免耕與深松相互交替可提高0－20cm土層含水量3．9％～7．8％，而在作物生長及季節則可提高8％～8．6％。Qin等報道，深松可增加降水入滲，提高土壤貯水能力。蘇衍濤等［18］報道，免耕在冬小麥越冬期表現增溫，活動期表現降溫。本研究表明，深耕處理和深松處理分別有利于0－20cm和20－40cm土層土壤容重下降和土壤孔隙度增大。旋耕處理有利于表層土壤水分儲蓄，深松處理有利于20－120cm土層水分儲蓄。深耕有利于提高土壤溫度，分別比深松和旋耕高5．8％和8．8％。深松對土壤擾動深度較大，可更好地儲蓄水分，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類似。深耕比深松可更有效提高土壤溫度，且溫度變幅更大，這與陳繼康等的研究結果相似。而深耕由于加深犁底層的同時，造成了表土大面積翻動，破壞了團粒結構，實際并未對土體儲水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頻繁深耕必然對耕地質量產生較大影響，這也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結果。有關耕作方式改變后土壤水熱狀況的改變是否有耦合效應并影響作物生長，還需進一步研究。

3．2耕作方式改變對麥田土壤酶活性與養分含量的影響

養分循環是農田生態系統最基本功能之一，其中農田三大養分要素N、P、K的循環與平衡則是農田生態系統穩定性與區域農田生產力狀況的具體反映。不同栽培制度和管理措施等都會影響土壤酶和養分空間變異和生物活性變化，而土壤酶活性與土壤養分之間關系密切，可間接反映氮、磷等養分轉化與供給狀況。本研究表明，小麥返青至成熟，深松處理可提高土壤過氧化氫酶和脲酶活性，且深松處理還可提高小麥抽穗后土壤堿性磷酸酶活性；深耕處理和深松處理可分別在抽穗前、后提高表層土壤多酚氧化酶活性。深松處理可降低堿解氮含量而促進速效磷和速效鉀積累；深耕處理可提高表層土壤有機質含量，旋耕處理和深松處理則分別在返青前和返青后提高20－40cm土層有機質含量。本研究還得出，旋耕處理速效磷有“表層聚集現象”，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一致。由此可見，深松處理對于提高土壤酶活性有著特殊意義，而土壤酶活性提升又直接加速了對土壤中養分的分解和利用。由于研究角度側重不同，不同耕作方式下土壤酶活性與養分變化相關性將另外報道。

3．3耕作方式改變對麥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影響

由于土壤微生物比土壤理化性質對土壤質量變化能做出更快速響應，所以土壤微生物土壤污染監測評價和生態修復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普遍關注。不同耕作措施創造不同的土壤環境，影響土壤微生物數量和組成。研究顯示，土壤呼吸是一個復雜的土壤生態學過程，土壤呼吸季節變化一般呈現單峰型特點［21］。不同耕作措施可改變土壤物理結構和水熱特性，進一步影響土壤呼吸狀態。張俊麗等報道，深松耕處理小麥農田呼吸速率最高，顯著高于深耕和旋耕處理。任景全等研究也認為，免耕可降低土壤呼吸速率。本研究表明，深松有利于真菌和細菌增殖，旋耕有利于放線菌增殖。這可能與深松和深耕提高了土壤溫度，而溫度提升加速了土壤內植物殘體降解，腐殖質含量提高有關。Riley曾報道耕作方式對微生物的影響與土質關系密切，因此本研究結果還需在其他土質中進一步印證。本研究還顯示，深松處理和旋耕處理分別在不同生育時期可提高土壤SMBC含量。旋耕處理在小麥返青前土壤SOC含量較高，深松處理則是在返青后最高。深耕處理土壤呼吸速率最高，2個生長季平均為1．76μmolCO2／（m2·s），分別比旋耕處理和深松處理高8．0％和4．8％，這與前人報道吻合。且本研究也證實呼吸速率與土壤溫度呈顯著正相關，而深耕可提高土壤溫度，研究前后可互相印證。深耕處理SMBC含量SOC含量較低，這與Compton等［25］提出的土壤溫度高可提高SMBC含量不一致。這可能與試驗區土質有關，因為土質不同會影響SMBC的周轉速率有關。有關不同耕作方式下麥田土壤呼吸和微生物的關系及其在不同土質上的表現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篇（8）

對復雜的系統進行評價通常是依靠多種指標進行的，而指標的選取在復雜系統的研究中是一個關鍵問題，更是一個不好解決的問題:指標數量過少會使信息量不足而影響評價結果，指標數量過多則會出現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計算的難度．所以指標的設計一定要堅持全面性、發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側重性等原則．

1.2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

目前對于指標的篩選方法主要有層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關分析法等，其中，層次分析法主觀性較強，由于評價者的不同偏好，對所給出的方案評價不一，導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關分析法雖然能減少指標間的相關性，但是剩下的指標不能全面地反映評價目標的特性．該文構建黑龍江省東部煤電化基地城市化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指標體系的大體思路如下:首先根據專家經驗初步擬選出能夠反映該體系脆弱度的相應指標，構建一個初步的指標體系，然后利用spss軟件對該體系中各個子系統中初步選取的指標進行聚類分析，選擇出最能代表該子系統的指標并建立最終評價體系．

1.3脆弱性評價模型的建立

該文將模糊數學方法和傳統評價方法相結合來分析系統的各方面相關信息，首先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利用聚類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過高的指標并選出代表指標，同時引入區間變量，建立系統間的發展階段的模糊區間，以模糊辨別兩系統的演進模式，并結合模糊函數建立評價模型，以此研究兩系統間的脆弱狀況。

2結果分析

2.1評價指標的初步選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和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變，帶動經濟的發展;二是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周邊的用地性質發生了改變，進而改變了當地人們的生活觀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統應該包括經濟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間城市化和社會城市化四個方面．每個方面又選取了多種指標，該文城市化指標共選取了27個．生態環境是指與生物體相互作用的資源環境或與生物體進行物質能量流動眾多因素的集合．生態環境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生物體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二是影響生物體的各種生態因子．因此，本文從大氣環境、水環境、固體廢棄物、噪聲環境和生態保護五個方面構建生態環境子系統．每個方面也同樣選取了多種指標，該文生態環境共選取了20個指標．

2.2評價指標的篩選

以經濟城市化子系統為例，運用spss軟件進行聚類分析得出樹狀圖，五次迭代內被歸為一類的說明指標間相似度較高，可以合并為一類，從而得出該子系統內的代表指標．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統的代表指標，該文不詳細列出．最后得出該評價指標體系的模型．

3結論與討論

篇（9）

2人為因素對草原生態環境造成影響的原因

2.1草畜雙承包制度是草原生態環境退化的根源

自1983年開始在全國率先推行了“草場共有、承包經營、牧畜作價、戶有戶養”的草畜雙承包責任制.在人口與草場比例失衡的狀態下，牧民只在自己的牧場上完成日復一日的放牧活動既不科學又不合理.草場承包制限制了四季輪流放牧的可能，這種使草原分片承包，牲畜作價歸戶的“雙包制”使得經營畜牧業和經營草原緊密聯系.牧民承包以后年復一年都在固定的放牧圈里活動，牲畜晝夜啃食同一個牧場，在居民點、臥盤、水井附近出現許多直徑60米至95米的同心圓，平均每個居民點退化105畝至310畝左右的草原“.草畜雙包制”導致草原的不科學使用，牲畜以牧戶為中心每天從定居點至飲水點不斷踐踏和啃食一片草地從而導致了蹄災.同時，這種把草原一片一片圈起來的制度不僅使草原載畜力降低而且加大了牧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最終造成牧民之間的惡性競爭.

2.2新巴爾虎右旗旅游業對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

截至2014年11月，新右旗共接待游客496191人次，同比增長9.1%，其中接待國內游客473860人次，同比增長8.9%；接待國外游客22331人次，同比增長13.1%.②通過對一個在旅游基地工作多年的同學進行電話采訪了解到，游客進去之前和出來之后的地面狀況完全不同，塑料袋、礦泉水瓶、飲料瓶等滿地都是，加上草原生態系統本身的脆弱性也會對草原植被、動物、土壤產生影響.土壤遭到破壞之后導致其結構的變化，并引發土壤上層植物的大量生長，終將造成動物的遷徙或減少.旅游者丟棄的廢棄物嚴重污染環境，超過了草原生態的承受能力，導致水質和土壤質量變差，環境和旅游之間是既有沖突也能共存的關系，環境保護依托于游客們的環保意識和環保素質.

2.3過度放牧使草畜得不到平衡發展

全旗總面積25194平方公里，草原面積3444.2萬畝，可利用草場面積2716.7萬畝.牧業戶3909戶，牧業人口1.5萬人，2006年全旗牲畜總頭數突破205.3萬頭只.隨著人口的增長草原的載畜量已經超過其載蓄能力，新巴爾虎右旗屬于干旱草原，生態系統非常脆弱，而且年降水量少，冬季干冷，夏季炎熱,2010年退化草原已達1208萬畝，占可利用草場的44.5％.過度放牧的大多是外來人口，他們承包本地牧民的草場，大量引進牲畜，短時間內過度使用牧場，破壞了草原生態環境.近年，新巴爾虎右旗牲畜數量愈發增多，對現有的草場容量已經是一個嚴重的威脅，如果不防止過度放牧草原生態系統會遭到破壞，因為牲畜數量的增加，造成草場壓力變大且得不到有效恢復，致使草場退化，也因此引起草原沙漠化的蔓延.

2.4外來人口過度開采導致草原生態環境遭到破壞

2008年至2011年，金山礦業和新鑫礦業為利益所驅使，在新巴爾虎右旗草原上進行非法開采并向周圍排放三廢（廢水、廢氣、廢渣），這些對地表水、土壤、空氣和人的身體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從開發到完成，牧民始終是弱勢群體，不但沒有利益而且還要遭受開采過程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每年來新巴爾虎右旗挖藥材的流動人口約260人，而且很多人就地搭帳篷過夜，連續幾天不停的采挖，嚴重破壞了牧民的居住環境.2013年7月，公安機關在藥材密集地抓獲數名違法作案人員，沒收作案工具數把，去年新巴爾虎右旗查獲違法采藥人員143人，沒收非法采集的藥材將近1027公斤，過度采挖使草地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3關于新巴爾虎右旗人為因素對草原生態環境影響的對策

3.1合理利用草原資源

對草原進行科學地開發利用和建設是保護草原生態系統的重要措施.很多鼠目寸光的人為了眼前利益去破壞草原，如開礦，濫挖，濫櫵，過度放牧等等.2007年旗長白愛軍接受采訪時說過：“牛羊還是太多，還要往下減！”.草原受到破壞就等于廣大牧民的利益也在遭受損害，但光靠他們的力量無法制止這些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相關部門應及時并強力打擊破壞草原的多種行為，促進經濟與生態保護的和諧發展.

1、制定具體的草原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嚴格執行相關法律，同時應根據破壞活動的程度進行批評或處罰，發現問題應及時整改.

2、堅持保護是為了利用，利用一定要保護原則.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任何人開發之后都要進行付費，獲取利益之后都要進行補償，開發之前應制定相關的保護措施，堅持保護和開發并行，不能盲目的開發要遵循客觀規律和經濟規律.

3、嚴格檢查流動人口，禁止其破壞草原.新巴爾虎右旗有眾多流動人口，由于他們對草原的不了解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被利益所驅使就很可能會造成環境的破壞.2012年全旗投入約300萬元組建了“草原110”，設立多個流動報警點以及固定警務室.必須“治沙止漠，刻不容緩，綠色屏障，勢在必得”.③

3.2從經濟上幫助牧民,減輕對草原生態的壓力

有效地限制過牧行為實屬不易，在政府的強力管理下過牧活動依然存在.牧民的過牧行為會受到草原監管部門的制止，然而，這會影響到牧民的生計，如果超載被發現監管部門會對牧民進行罰款，雖然有相關的法律政策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相關部門往往只對過牧行為進行罰款了事而對超載現象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應當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保護和建設，例如從2002年以來惠及牧民的退牧還草補償金約1500萬元，約716萬畝牧場得到休養生息，同時政府投入約1460萬元有效的控制了10多萬畝草場的持續沙化局面，制造并投入使用移動篷車近400輛，棚圈近600座.

3.3合理控制外來人口持續增長

外來人口的增長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牧區的平衡發展，新巴爾虎右旗在1990年總人口近2.5萬，1997年總人口3萬，現在全旗人口近4萬人.不有效合理的控制外來人口的持續增長會給新巴爾虎右旗以后的發展帶來阻礙和困境.新巴爾虎右旗現在的常住人口為26420人，總人口近4萬，外來人口近10000人.人口的增長及不可持續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造成了牧民賴以生存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的浪費.應把控制外來人口持續增長的工作重視起來.

1、充分認識人口增長給有限資源帶來的困境.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對周圍環境和資源的需求量就會不斷加大，這不利于草原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應當從長計議使有限資源科學搭配人口數量，鼓勵牧民有效利用草原資源.

2、禁止外來人口進行養殖活動.現今外來人口對草原的使用主要是代放牧，他們從牧民手里購買牲畜之后讓牧民代放，間接地使用草原，加大了草畜矛盾.

3、成立戶籍制度改革小組，通過合理的戶籍制度改革，有效控制外來人口的持續增加，加快建立外來人口動態監測長期工作機制.

3.4保護草原旅游資源環境

選擇科學的開發利用模式，明確旅游資源與市場需求相互平衡原則，要顧及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可承受能力等.現在的旅游業和消費文化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沖擊力很大，必須采取適當措施保護草原旅游環境.

1﹑發揮政府的管理作用.政府在旅游環境和資源管理上進行戰略性調控，使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并肩而行，確保旅游資源的長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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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化了的學術生態環境

大學精神的實現，有賴于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特定的時代價值觀念。縱觀人類歷史，在巨大的社會變遷時期，往往能夠帶動文化的重大創新和轉向，促進思想范式的更新。但同時，也會出現異質因素而導致文明發展的遲滯，造成文化精神的衰退。受這種文化變遷內在邏輯的制約，大學精神也始終受到多種有利或不利因素的牽制、影響和挑戰。20世紀初期的德國，處于重大轉折時期的大學里彌漫著抑郁、悲觀的氣息。圍繞著學術與政治、知識與權力、學術管理體制、“去學術”的專業化和純粹學術等問題聚訟紛紜。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斯•韋伯在對青年教師的講演中指出，學術應當成為一種精神上的志業。但是，“今天，學術已經作為一種職業的經營，以學術為志業受到了限制，就是學問已進入一個空前專業化的時代，并且這種局面將一直持續下去”。韋伯所批評的是大學中的墮落現象，即嚴肅的學術活動、以教育為志向的大學，已經被逐漸功利化的職業謀生所取代。認為這是大學精神衰落的征兆，將危及大學獨立自治的理想。概言之，大學生態環境的惡化，會導致大學創造力的衰減，最終造成文化發展失去根本動力。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當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同樣面對著各種不利因素的影響，學術的生態環境尤為嚴峻。學術研究中普遍存在著功利化、學術失范、學術操守和道德嚴重墮落、浮躁與虛夸的現象。韋伯所批判和警告的危險正在逐步成為現實的寫照，這種現狀“正如我們在敗壞著精神一樣，我們也在敗壞著情感”。學術創造原本尊奉的價值和理想不再神圣，而處于利益和權力的圍城之中。在大學中存在著數量與質量、功利與學術、敬業與浮夸等多種矛盾。大學的學術管理體制嚴重背離了學術的精神實質和發展邏輯。數字化管理已經成為普遍規則，評判大學的等級、學術聲譽以及教師的學術水準皆以此為標準。研究基地和博士碩士點的數量、科研經費的引進數額、的數量和刊物級別以EI、SCI區分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管理體制便于進行直觀的評判，簡化了管理的難度和成本，簡便易行。但是，這恰恰傷害了學術本身的嚴肅與尊嚴。在這種學術管理體制下，嚴肅的學術研究演化成了商業性的數量競賽。“一旦這些商業性的外部標準代替學術的內在尺度，成為評判和衡量所有學者的統一尺度，就使得知識的生產，就像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一樣，在不斷追求效率的形式合理性背后，是失去了其本身意義的實質不合理。”于是，在這種環境里，粗制濫造、抄襲、炒作、自我復制等反學術的現象不斷滋生。“對那些一旦進入這一賽跑并決心參與競爭的人來說，這場競賽激勵他們參與了一場每個人要對抗所有人、人人相互利用又相互對抗的斗爭。這一斗爭決不包含帶來學術革命的危險，相反，它以自己的邏輯促進這一包含時間性距離的體制和秩序的延續和繼承。一方面，這是因為參與競爭就意味著承認競爭有著共同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又因為競爭在任何時刻都局限于大約位于同一起跑線的競爭者，還因為仲裁者是那些占有更高位置的人。”缺少了學術敬畏之心的所謂“創新”究竟能有多大的新意和貢獻呢?人類的知識由此而得到了多大增長呢?是否推進了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呢?另一方面，在教育行政化的體制下，與學術卑微相對照的是權力的傲慢。學術自治和學術權利始終依附于權力的支配，學術自由因此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異化的學術生態環境，既無法傳承大學的精神和理想，又使得學術創新能力低下、教育教學質量降低。“學術‘成果’在大量涌現，學術真金卻在不斷萎縮;學術市場熱鬧非凡，學術空氣卻異常浮躁。”在表面光鮮浮華的背后，難以掩蓋的卻是學術精神和大學理想的衰落。

三、健康學術生態環境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