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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模式 啟示

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自公共行政誕生以來的100多年里,它一直是政府管理的主要形式。進入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場聲勢浩大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運動,又使一種具有新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凸顯于世。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不同于傳統公共行政,傳統公共行政的理論基礎是政治與行政二分和官僚組織理論,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學和私營部門的管理理論,這里的經濟學主要是指20世紀五六十年代興起的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包括交易費用理論、委托理論等)。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對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位,學術界存在兩大基本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共管理的出現具有庫恩在科學革命中提出的“典范”或“范式”意義,是政府管理科學的革命性的變革。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新公共管理只是“尋求政府良好治理的一種努力”,是多種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的“交響樂”。

從實踐上講,“新公共管理”是一組政府針對現實問題的政府行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臨的危機、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從理論上講,則是基于對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考慮,對行政與管理概念的再認識,對公共部門的抨擊回應,對經濟理論的變革、對私營部門變革和技術變革的再審視,以國家和社會之間關系的調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過程、模式的重塑為主線,以解決新時代政府管理社會和管理自身事務問題為宗旨,以經濟、效率和效能為基本價值的管理理論和心智的努力。

新公共管理思想闡釋

盡管與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適合于發達國家,但這是否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卻不得而知。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始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適用于不同的環境。新公共管理可能與發達國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聯系,那么與新公共管理興起并占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相比,不發達國家在采用時就會受到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確也采用過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員通過考試獲得了終身雇傭。即使在最貧窮的國家,官僚制度也要維護那些地位顯赫、薪水相對較高的精英集團的利益。

有人認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樣適用于發展中國家,這是因為傳統的官僚制在許多國家都已失敗。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張,“我們應當更多地關注管理改革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我們相信,基本原則對每一個國家都是適用的” 。另一方面,米諾格認為,“市場檢測和內部市場等復雜的改革不可能在發達國家之外行之有效” 。然而,與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發展中國家之外相反,更為合理的方法是以務實的方式具體確定新公共管理在發展中國家運用的一系列前提條件。斯蒂格利茲主張一種新的發展日程,包括國家作用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政府和私營部門進行合作,促進政府建立市場。在一些領域,政府應當更多地進行市場調節。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績效,通過盡可能地利用和促進競爭來廣泛使用類似于市場的機制。任何國家在采用這些觀點推進市場經濟建設的時候,都應當有足夠的基礎條件以采用包括市場檢驗和履行合同在內的新公共管理。

我國公共管理模式概述

中國作為當前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具備一切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的政府管理理論,中國公共管理學者還沒有一致的立場和觀點,更沒有形成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概念。雖然我國學者對公共管理的理解不一致,但是他們都認為公共管理應該具備以下特征:

第一,從研究對象和范圍來看,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多元的,包括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兩大類;第二,公共管理實現了由公共行政的內部取向向外部取向的轉變,由重視機構、過程和程序轉向重視項目、結果和績效,使得公共管理的戰略管理、績效評估、公共責任制等成為公共管理學的核心主題;第三,公共管理學是一門與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的實踐相結合的學科,它是在包括政府在內的公共部門改革的實踐中產生,又反過來指導公共部門管理活動,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完善和發展,它比傳統的行政學更具有現實性;第四,公共管理注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統一;第五,公共管理學是多學科的綜合,它充分吸收了政治學、社會學等當代各門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西方經濟學理論和工商管理的方法,從而使公共管理學的知識框架更具合理性。

中國政府管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當代公共管理理論成果,但是總的來說仍然是以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為主導。2008年進行的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目標是:實現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轉變,實現政府組織機構及人員編制向科學化、規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轉變,實現行政運行機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規范有序、公開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轉變,建設人民滿意的政府。這次機構改革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也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從基本目標和基本原則看,仍未突破公共行政的傳統準則。

雖然東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異,西方發達國家政府管理改革與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所處的社會發展背景不同,我們不能簡單的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但這并不排斥我們在改革中吸收和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實踐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使普遍的新公共管理思想與中國國情結合。這對我國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實踐是有積極意義的。

新公共管理對我國公共管理模式的啟示

在當前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時期,我們亟需一種全新的理論來拓寬我們的視角,作為我國公共管理改革的理論指南。新公共管理既是西方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產物,又在一定程度上凸現出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新公共管理不失為一個全新的改革理論視角,對我國行政管理理論和實踐具有借鑒和啟示作用。

(一)引入競爭機制

新公共管理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將競爭機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使公共服務市場化,如實行“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鼓勵私人投資和經營公共服務行業,打破政府的壟斷,提高了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同時也緩解了政府財政困難。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長期存在著因資金短缺而造成的“基礎瓶頸”的狀況,嚴重制約了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因此,可以借鑒西方的做法,在加強“產業管制”的同時,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和鼓勵非國有產權進入這些領域與國有產權合作或單獨投資和經營,這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務供給的競爭機制和壓力結構,提高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例如,中國的航空運輸市場就是如此,中國的航空產業仍屬國有,只是在航空運輸上引進競爭機制。外國航空公司可以進入中國的航空運輸市場,便大大提高了服務質量,推動了中國航空運輸業整體素質的提高。

(二)注重既定的法律規章制度

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向注重實際工作績效、注重提供優質服務的方向發展。這應被視為是西方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更為成熟的一種標志。當然,在我國現階段公共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當務之急是建立和健全一套行政法規和人事法規,并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實現行政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法制化。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制度畢竟是手段,它是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標和任務服務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時,應該同時考慮如何將法律法規及管理制度落到實處,應始終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取向,始終貼近社會現實,貼近公眾需求。

(三)合理借鑒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

現階段我國的公共管理模式應繼續完善官僚制行政方式的同時,合理借鑒私企的管理方法。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公共行政管理實際發展水平來看,官僚制對于我國行政發展并未完全過時,我國在政府改革中,有必要努力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官僚制行政方式,但這并不排斥我們在政府改革中借鑒私企的管理方法。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結果控制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企業管理特別是私營企業管理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這些方面則可為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中國公共行政管理所借鑒和學習。

(四)強化政府管理職責

轉變政府職能,推動政府改革,增強政府服務中的顧客意識。目前經過幾次政府機構改革,我國的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靈活、高效的政府管理模式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一方面,政府管了許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本該由政府管理的職責卻做得不夠好。所以,我國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環節是:還權于企業、社會和公民,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不以公共權力主體的身份介入私人關系領域。在我國政府實踐中,應推行政務公開、政務超市、社會承諾制、電子政務等產品和服務,最大限度地追求零顧客成本。為了使這些以顧客為導向的改革措施落到實處,我國政府應積極建立一些適當的公共服務績效評估標準和申訴處理標準,以便公眾監督和更好地為公眾服務。

(五)注重公共管理體制與政治體制的關聯

新公共管理重視政治對行政、對公務員的影響。這一點給我們的啟發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也需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結合起來進行。公共行政管理體制的績效與政治體制的基本格局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政治體制不能有效地保證健全的政治責任制度,不能使政府保持一定的政治權威,那么公共行政就有政治失控的危險。在一個缺乏政治權威和政治責任的體制里,政府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質量是不能得到制度保證的。

總之,我國的公共管理模式應立足實際,科學合理學習借鑒。即使是同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歐美各國,由于歷史條件、文化傳統等方面的不同,其實行新公共管理的進程、速度、重點及所采取的具體措施均各有特點。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借鑒他們的做法和經驗時,更應立足國情,走“內生化發展的道路”,簡單地照抄照搬,無益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共行政管理體制和公務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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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張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對“后工業社會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構。總體而言,可將“公共管理”理解為后工業社會會中的多元管理主體對以倫理關系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會關系的治理，是基于社會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導服務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關系，是一種服務型的治理模式；同時又是一種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質是德治。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首先，管理主體多元化。傳統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個基本命題是：公共物品只能由公共部門（政府）來提供。[3]（P23）也就是說政府是公共事務管理的唯一主體，其對公共物品的供給是壟斷性的。隨著后工業社會的到來，市民社會日益壯大，社會自治的程度愈來愈高，打破了原來的行政主體一元化和公共物品供給的壟斷性。許多社會自治組織和非營利組織也承擔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職能，政府的許多管理職能轉移給社會，可以從繁雜的日常公共事務管理中解脫出來更多的負責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監督。隨著公共組織的迅速膨脹，“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競爭伙伴關系中，原先國家與社會的分離開始重新走上了一體化的進程?！盵4]（P36）國家權力日益回歸社會，政府逐漸成為一種與眾多其它公共組織平等競爭的權威，整個社會在公共管理方面形成了多中心的局面，管理主體呈現多元化。

其次，客體中心主義。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是“主體中心主義”的。因為傳統行政的組織體制是官僚制，權力的配置呈金字塔型，權力的運行是自上而下的支配過程。這決定了管理主體必然處于中心地位，而管理客體被置于邊緣性的和受支配的地位。公共管理的社會關系基礎是開放、平等的倫理關系，是服務導向的，其組織形式是網絡化的任務型組織。公共管理治理模式下公共政策的制定源于社會成員的服務需求，即以社會成員的滿意為目標。公共管理的服務模式不是把社會和公共管理客體的服務期望當作壓力，而是動力?？腕w的服務期望越強，越能強化倫理關系，推動管理的改善。

第三，服務型的治理模式。后工業社會公共權力日益社會化，眾多的非政府公共管理組織都成為公共權力的主體。這實際上也意味“管理”的服務化，即公共管理已成為一種為公眾服務的活動。因此“服務”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價值，公共管理的體系已經不再是以權力為中心，而是以服務為中心?！霸诠补芾碇?，控制關系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日益生成的服務關系，管理主體是服務者，而管理客體是服務的接受者。所以，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管理關系，在這種管理關系的基礎上，必然造就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即一種服務型的社會治理模式。

第四，注重倫理向度的治理模式。完整的社會關系應該是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的統一體。然而在農業社會中權力關系處于主導地位。進入工業社會后，法律關系又成為社會關系的中心。后工業社會中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核心意向是服務與合作，它通過治理主體的自我約束、自我限制來保證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在這種意向支配下的社會關系首先必然是倫理關系。倫理關系成為社會關系的核心，這決定了一切治理形式手段都要圍繞“倫理”這一主題來構建。公共管理模式就是倫理關系的制度化，其目標是實現德制，是德治與法制相統一的治理模式。由于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對工業社會治理模式批判繼承的一面，所以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者具有較高的管理素質，因此新的治理模式更重視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能力而非管理能力。后工業時代人們之間是高度的合作型信任關系，德治是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質特征。

張康之教授用一系列規范化的術語為我們界定了一種全新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它使“公共管理”這一全球性的運動有了新的詮釋，這一概念的界定，是從歷史發展的實際出發的，也是革命性的。它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切關于社會治理問題的思考，都會在不遠的將來歸宗于張康之教授對公共管理這一概念的界定。[5]

二、公共管理模式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張康之教授運用歷史現實主義的方法，從社會形態演進的角度給我們闡述了公共管理產生的歷史必然性?！豆补芾韨惱韺W》所描繪的社會治理模式的演進及其相關因素的變化可以用下面的圖表予以簡單的概括。

社會治理模式及其相關因素的歷史變遷比較

社會形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

治理制度權制法制德制

治理模式權治

（統治型模式）法治

（管理型模式）德治

（服務型模式）

社會角色身份契約合作

社會關系權力關系為中心法律關系為中心倫理關系為中心

社會領域一體化（同質性）公共領域、私人領域、生活領域總體性

信任關系習俗型信任

（感性）契約型信任

（工具理性）合作型信任

（實質性）

>核心價值秩序效率、公平服務

權威類型權力權威法律權威道德權威

主導精神權力意志法律精神、科學精神服務精神

總體上看，人類社會的治理模式經歷了一個從“權治”到“法治”再到“德治”的歷史演進過程。權治是農業社會的基本治理模式，即用權力去治理社會，屬于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該模式下法治和德制處于邊緣地位。就人們的社會角色而言，此時人們之間是身份關系；“法治”是工業社會的基本治理模式，即人們用法律治理社會，屬于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該模式也有權治的內容，然而德治是受到排斥的，此時人們的角色是由契約關系決定的；到了后工業社會社會治理模式發展到了“德治”，即人們用道德治理。這是一種服務型的社會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是德治與法治的統一，當然也有著權治的內容，但是權治已經被邊緣化了，此時人們之間是實質性的合作關系。

社會治理模式從“權治”到“法治”再“德治”的變革，是一個客觀的邏輯序列和歷史進程，公共管理模式的出現具有歷史和邏輯的必然性。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方式，是德治與法治的統一，其本質是德治的，并且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倫理精神、理念和原則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

三、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實現途徑：德制

1.公共管理模式下制度設計的基石：人的道德存在

面對人類面臨的向前的時代，托夫勒堅信：第三次浪潮“將憑借著我們理性的幫助，成為有史以來第一次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盵6]（P3）這也意味著“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要實現人性的全面發展。那么人都包括哪些方面呢？縱觀人類的思想史，人們大都徘徊在從人的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這種二元分立和同構的立場上來認識人。而張康之教授認為：人不僅是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同構體，而且人還具有道德存在，即人是物理存在（自然方面）、精神存在（心理和精神方面，如思想、意志、情感）和道德存在的三位一體。人的三個存在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缺一不可。道德存在是人的道德潛能通過直覺的方式與社會理性、群體理性或職業理性的契合。道德存在是人的社會性本質所在，它是人的最深層和最本質的存在，道德存在決定了人的道德行為。

人的存在或本質是決定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據。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人們基于人的物理存在和精神存在所設計的“權制”和“法治”被歷史證明是不完善的，無法實現人的自由而充分的發展。根據歷史的發展邏輯，后工業社會，人們將從人的道德存在出發進行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因此，對人的道德存在的認識和把握就構成了全部社會生活和活動的基礎。

2.“德治”實現的關鍵：德制

德治思想古已有之，例如孔子有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眾星拱之。但在統治型和管理型的治理模式中德治只能作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德治絕不可能是一種單單通過道德教化的途徑來實現的社會治理方式。歷史上所有的建立在個人道德修養基礎上的所謂“德治”都最終都只能是“虛幻的德治”。德治的實現最終是人們道德存在的自覺。人的道德存在是客觀的，是不可以教的，只能通過道德潛能與社會理性、群體理性或職業理性的相契合而覺醒。德治的實現不是靠公共管理主體的道德修養的提升，而是根源于管理客體的服務需求的刺激和約束。德治是通過認識人們之間的倫理關系并在倫理關系的基礎上而做出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的結果。[4]（P108）因此，德治首要的、直接的目標是建立起道德化了的制度。這一制度框架能夠對人起到激勵和懲治作用，從而給人們以客觀的約束，人們會得到一種客觀化的必然的教育。由于有了道德化的制度，人的行為都會在潛移默化中具有道德的特征。只有制度和體制的道德才是廣泛的，才具有穩定的引導功能的行為規范，在這一點上，是任何個體道德都無法達到的。[7]（P210）“以制度為師“而非道德說教才是德治實現的根本途徑。只有謀求制度的道德化才能建立穩定的德治。

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是服務導向的，其核心價值是服務。德制建設是公共管理服務精神的物化過程[4]（P8），服務精神催生了德制，反之，公共管理的道德制度也要保證公共管理者忠誠的去貫徹服務精神，為服務精神的實現提供保障。

公共管理模式是德治與法治的統一體，新的社會治理模式下，德治與法治實現了真正的統一，二者不僅僅作為社會治理的手段而存在，不再從屬于工具理性，而成為人的本質的一部分。因此，德制既是法律的道德化也是道德的法律化。

據此德制的建設應該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原則：其一，在制度安排中有著道德化的合理規范，包含著道德實現的保障機制；并且已經確立的制度應當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生成和成長的；[7]（P212）其二，德制要有成為服務精神貫徹實施的保障；其三，德制應該是同時在德治與法治兩種理念指導之下進行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

德制的確立是實現德治的前提，而不是終極目標。德治的確立遵循一個循序漸進的邏輯過程。其起點是的道德的制度化。然后通過治理者及其行為的道德化影響整個治理體系中的全體成員，實現一切人的道德化。德制作為整個進程的起點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是整個社會治理體系道德化能夠穩定持續發展的保障。

篇（3）

1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主要內容和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80年代以來興盛于英、美等西方國家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來西方規?？涨暗男姓母锏闹黧w指導思想之一。它以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主張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公共管理,打破政府對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壟斷;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結果,而不是只專注于過程,重視政府績效的考核;把公眾視為顧客,將顧客滿意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新公共管理運動首先發端于英國,以撒切爾夫人上臺為標志,隨后波及到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加拿大、荷蘭、法國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在相當程度上提高了這些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增強了整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能力。

新公共管理的的主要特征體現在七個方面。首先,新公共管理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其次,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第三,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第四,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第五,新公共管理強調公務員不必保持中立,而應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第六,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第七,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

雖然新公共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比如無視公營部門與私營部門的根本差別,盲目采用私營部門的管理方法;把政府與公共的關系完全等同于供方與顧客的市場關系等等。但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規律和趨勢,因而對我們進一步深化稅收行政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不無借鑒意義。

2新公共管理理念的成功實踐

新公共管理理念是西方社會特定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發展條件下的產物,體現了公共行政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在傳統的西方國家和新型的工業化國家中普遍展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國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滿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務需要,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通過國外稅務管理部門對新公共管理理念的運行就可見一般。

篇（4）

世紀之交，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日益高漲。在西方各國曠日持久的政府改革過程中，公共部門管理研究領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馬克斯·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為基礎的官僚制的傳統公共管理理論被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的管理理論與方法為基礎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所取代。故“新公共管理”(NPM：NewPublicManagement)或“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的范式就成為當代西方政府改革最基本的趨向和實踐模式。本文擬從公共管理模式殖變背后的哲學基礎的向度進行闡釋，以求對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論啟迪。

一、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了利益分化和階級分化以來，就有了公共管理的問題。

但是，在傳統的階級統治模式中，公共管理是附屬于階級統治的。近代以來，階級統治變得越來越隱蔽，而公共管理卻日益彰顯，人們到處可見的是政府對社會的公共管理。特別是在二戰以后，這種狀況愈加明顯。公共管理從隱到顯的殖變，不僅是管理行為量的增加，也不僅僅是管理活動范圍的拓展，而是管理模式的變革，是從以統治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化的過程。人類社會早期的公共管理在運用行政的和宣傳教化的手段對社會實施管理時，往往訴求于強制性的措施，管理行為自身未得到充分自覺。近代社會的公共管理在許多領域中無疑也包括強制性的行為，帶有傳統的統治性的特征，但是在許多領域，公共管理日益趨向采用民主和參與等方式。這就使得公共管理具有了更多的公共性，淡化了服務于政治統治的終極目的，滲透到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就是其代表。它的基本特征是：政府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政府的公共管理泛化到社會的各個層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迅速分化為許多專門領域；政府機構日益膨脹；政府公共管理職能運行的高成本、低效率?？傊瑐鹘y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與西方工業社會的政府管理相適應的。但是，隨著西方各國由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變，這種理論及其模式就顯得力不從心，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社會之需要，其基本的理論假設和原則均受到普遍的懷疑與嚴峻的挑戰。具體表現在：

其一，作為傳統的公共行政基石的官僚體制已被證明是一種過時的、僵化的和無效率的政府體制模式。這種等級劃分、權力集中、控制嚴密的官僚體制的組織模式在二十世紀50-60年代的工商管理中率先被打破，繼而在70和80年代的公共部門逐步被學習型組織模式所取代。

其二，政府部門作為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已被動搖。政府通過補貼、規劃與合同承包等方式間接運行，各種私人公司、獨立機構和社會團體參與了公共物品及服務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機構也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及服務而展開競爭。與此同時，私人部門發展起來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也被公共管理部門所借鑒。市場機制在公共部門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其三，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被人們批評為是一種不真實的假定，而且，在現實的生活中政治事務與行政事務是難以真正分開的。

其四，公共人事管理的體制及模式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公務員的永業觀念已被打破；業績評估和績效工資制成為一種主要的報酬方式；傳統的片面強調對人的控制的人事管理模式正在被注重人才的培養與開發、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所取代。

由此可見，在現實的公共生活中，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已經失去了它的生命力，由于科技革命浪潮的影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這就導致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全新變革，催生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降生。

二、“新公共管理”作為一種理論，起源于二十世紀70-80年代的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其他國家。

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在整個80年代，英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展反對浪費和低效益運動，成立了效率工作組，對政府的有關項目計劃和工作進行效率審計；大力改革公共部門的工會；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將英國的石油、電訊、鋼鐵、航空等40多家主要國有企業賣給私人；對地方政府的預算開支實行總量控制；要求所有的地方建筑和公路建設項目實行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公開競標。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根據效率工作組1988年提出的報告《改善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英國政府開始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從政府各個部門中分離出來，成立專門的半自治性的“執行局”來承擔這種職能。部長同執行局在談判的基礎上就該局要完成的任務及其在具體運行方面的靈活度達成協議，也即績效合同。這樣，部長們主要只關注預算總額和最終的結果，而各局在預算支出、人事安排等具體事項上具有很大的自。尤其是執行局的局長是由公開競爭產生，三年必須重新申請一次，不實行終身制。到1996年，英國有近75%的公共服務是由執行局來承擔的。

繼英國之后，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隨著兩國工黨分別于1983年和1984年上臺執政，也開始了大力的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新西蘭的改革因其力度大并且具有系統性而備受人們的關注，被學術界稱作“新西蘭模式”，新西蘭財政部于1987年末出版的《政府管理》一書被譽為新公共管理的宣言。

美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盡管不像英國那樣，有明確的起點和目標，但似乎開始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卡特政府實施的“文官制度改革法案”，而且帶有更明顯的管理主義傾向。里根政府大規模削減政府機構和收縮公共服務范圍，當時負責推行改革的格魯斯委員會的基本職責是將私人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門管理領域之中，來提高政府效率。格魯斯委員會診斷出美國政府公共部門管理低效率的重要原因是：其一，國會對聯邦政府機構的日常管理干預太多；其二，人事特別是高層人事缺乏連續性；其三，缺乏追求高效和經濟的誘因；其四，會計和管理信息系統不完善；其五，缺乏有力的中央財政和會計管理。1993年克林頓上臺后，開始了大規模的“重塑政府”改革運動。其目標是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并堅持顧客導向、結果控制、簡化程序和一削到底原則；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精簡政府機構、裁減政府雇員、放松管制、引人競爭機制以及推行績效管理。這場改革的一個綱領性文獻就是戈爾所領導的國家績效評價委員會的報告《從過程到結果：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簡稱“戈爾報告”?！案隊枅蟾妗敝赋觯簭谋臼兰o3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建立了龐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體制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體制以那時的公司結構為模式，采用分等級的科層制形式進行管理。由于對標準化程序的先人之見、垂直的指揮鏈條和標準化的服務，這些官僚機構是穩定的，但與此同時也造成機構膝腫和反應遲緩。當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閃電般的信息技術、全球性競爭和需求式的顧客，使得龐大、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無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己經失效。該報告提出政府改革的四項主要原則：消除繁文縛節，由注重過程的系統轉變為注重結果的系統；把顧客放在首位；授權雇員以取得成果；一削到底，并創造出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的政府。

歐洲大陸各國(德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的公共行政管理改革有所不同，它不具有英國、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等國的行政改革的那種系統、全面、連續和激進的特點。但是歐洲大陸各國的行政改革同樣帶有明顯的管理主義色彩，因而具有“新公共管理”的取向。比如，在德國，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采取了非連續性漸進主義模式。其改革的基本內容：調整公共事業、削減公共服務人員、壓縮公共人事開支、轉變公共組織結構等均是在某種程度上以管理主義為價值取向的。特別是在90年代，借鑒了荷蘭的經驗，推行地方政府改革，實行“地方治理模式”，與英、美等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

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西方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的經濟衰退，公共財政也因為收人減少和福利開支過大等原因出現了連續的赤字，各國政府都面臨著財政緊張的困境。按照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的觀點，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從原則上講有三種途徑：一是限制開支和公共任務的終結；二是增加收人，特別是稅收；三是用較少的開支來實現公共使命，即“少花錢多辦事”。由此可見，只有第三條道路才是較好的選擇?！靶鹿补芾砟Ｊ健钡某霈F就成為各國政府的自然選擇。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張，政府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這使得西方各國政府普遍臃腫、效率低下，傳統的科層制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正如奧斯本和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所說：“工業時展起來的官僚體制，專注于各種規章制度及其層疊的指揮系統，已不能有效運轉；它變得機構臃腫、浪費嚴重、效率低下；它在變化迅速、信息豐富、知識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運轉了?！痹俅?，由于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出現，促使各國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種適合本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政府管理模式。信息時代的來臨以及“數字化生存”方式要求政府對瞬息萬變的經濟迅速作出反映，同時它打破了長期以來政府對公共信息的壟斷。新通訊技術以及接觸政府信息的便利使公民和社會團體更容易參與公共管理活動。這要求對政府組織及其運作過程作出變革與調整。最后，經濟的全球化對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全球化的趨勢加強了西方各個國家對本國經濟競爭力的高度重視，政府能力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與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敖浐稀苯M織把政府改革當作其成員國在國際市場上進行競爭的一個重要途徑，認為順應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和保持國際競爭力的內在需要，為公共部門改革提供了新的強大動力。

三、綜觀西方社會的這場聲勢浩大的行政改革運動，由于操作上的需要而表現出政府繼續充當運動主體的角色，每項改革措施也不得不基于現實而表現出對管理行政模式的妥協，但就這場改革運動的發展趨勢而言，無疑包含了如下的意蘊：即對近代以來的公共行政管理化傾向進行全面的檢討。

雖然檢討的結果仍然是以“新公共管理”命名，但它與傳統的公共管理已經有著較大的差異。從哲學的向度來看，它是中心邊緣化與邊緣中心化的雙向整合與建構的過程，其實質是管理主體的單一化向管理主體的多極化的轉化。

篇（5）

新公共管理理論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的管理理論與方法作為理論基礎，不強調利用集權、監督以及加強責任制的方法來改善行政績效，而是主張在政府管理中采納企業化的管理方法來提高管理效率，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來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強調公共管理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來改善行政績效。

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第一，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機構，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以公民為顧客，強調顧客的價值，政府為服務組織，向顧客提供最佳服務，以顧客滿意度作為衡量績效的標準；第二，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改變過去只關心投入而不關心產出的做法，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政策、規劃、項目的成本效益關系；第三，更多地注重管理的結果、激勵和績效評估，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實行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第四，強調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競爭機制，取消行政服務供給的壟斷性。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對我國稅務行政管理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積極借鑒公共管理理念，作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有益參照，并取得初步成效，如建設“服務型政府”、“問責型政府”、“企業型政府”、“學習型機關”等都是發源于新公共管理相關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的確立和傳播對作為政府公共部門的稅務機構完善行政管理職能，按照“調動人力，減少成本，優化服務”的基本方針，建立服務理念和制度、服務精神和形式高度統一的，稅務機關與納稅人和諧互動的，稅務人員激勵約束機制趨于完善的，稅務機關服務和中介機構有機結合的管理模式有著重要意義。

（一）增強納稅服務意識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觀念的更新和轉變是優化納稅服務的關鍵，納稅服務觀念要努力實現以下兩個方面轉變：

1.由被動服務向主動服務轉變。淡化權利意識，充分認識到搞好服務是提高征管水平的重要手段，把尊重納稅人、理解納稅人、關心納稅人貫穿征管工作始終，積極、主動、及時地為納稅人提供優質高效、便捷經濟的服務。

2.由“監督打擊型”向“管理服務型”轉變。從稅收管理實踐看，以往強調“剛性”管理，而忽視“柔性”服務，應站在管理者的立場，改變注重對納稅人防范、檢查和懲罰的觀念，相信大多數納稅人能夠依法誠信的履行納稅義務，將服務基點從對納稅人的不信任轉變到相信納稅人、尊重納稅人、服務納稅人，牢固樹立“服務就是管理”的思想，以服務促管理，寓管理于服務之中，通過優化納稅服務來預防涉稅犯罪，使管理執法和優質服務相互融合、互相促進，在一定程度上積極引導了納稅遵從，優化了稅收秩序，提高了征管效率和質量。

（二）建立有利于提高納稅服務效率與效能的服務體系

稅收工作應把“經濟、效率、效能”作為納稅服務追求的目標，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應用網絡和信息技術,加快建立規范的納稅信息服務體系,整合稅務信息資源,提供涉稅公共信息和個性化信息服務、稅收征收管理服務和實時在線服務，實現全天候的“一站服務”或“無站服務”，減少納稅服務的中間環節,降低服務費用,提高服務效率，實現足不出戶就能獲得納稅服務。

2.運用流程再造理論，開展結果導向的管理，深化稅務行政審批改革，使程序運作現代化，解決辦稅程序繁瑣、效率不高的現象。

3.加強過程控制，把優化服務滲透到稅收征管的每項工作、個崗位、每道環節，建立以納稅人滿意度為衡量標準的納稅服務質量評價體系。

4.納稅服務更多的通過市場化方式進行，稅務機關雖然是納稅服務的核心主體，但并不是唯一的主體，在納稅人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以稅務機關為主導，多種服務組織共同參與的納稅服務體系，將具體的納稅服務事項交由社會中介機構或民間非贏利組織通過市場化方式進行。

（三）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指標體系，完善績效評估機制建設

績效評估機制的設計要以稅務機構的戰略目標為基礎，制定明確的績效考核目標，并以此制定出客觀可衡量的績效指標，避免管理者盲目管理、工作人員失去工作方向。稅務機關的績效評估可分為組織績效評估和個人績效評估兩套機制。組織績效評估機制要設計定量指標，引入外部力量進行評估，定期根據綜合效能考核指標對內部部門進行綜合效能考核；個人績效評估機制不宜采用定量指標，部門內部根據崗責指標考核到人，由直接上司和部門負責人來評估下屬的績效。一個完整的績效評估應該有五個階段，即制定績效目標、指標實施考核評估評估對象對評估報告的反饋公布評估報告績效改進反饋，目前的稅務績效考核中后三項比較缺乏。

篇（6）

一、治理理論基本概述

治理理論最早由詹姆斯N羅西瑙提出，他指出治理與政府統治有著本質的區別，認為治理是一種基于共同目標支撐的活動，而活動的主體并不局限于政府，國家沒有權利強制實行。因此，可以但從理論上來區分治理與政府統治，前者的內涵顯然要更加豐富，既治理既包含了政府，也包含非正式或者政府機構。在治理理論的基礎上，我國學者俞可平對治理理論延伸到“善治”層面，認為治理理論包含了五個基本特征：第一，治理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提升公共利益；第二，治理的對象是公眾在日程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活動；第三，治理的主體既包括區域政府還包括一些集體組織，比如行業協會、慈善機構、學術團體等，通過彼此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以此來提高治理的質量；第四，治理的的機構具備相應的權利，為了保證治理責任的落實，應建立責任分擔機制；第五，治理的方式與單純的政府號召與權利運用不同，更多強調理念的灌輸，使民眾能夠警醒，并自覺遵守，通過各組織或者機構的合作，不斷創新治理方法與治理技術，以便更好的對公共事務或者活動進行控制與引導。這充分表明治理理論在制度上具有更高的靈活性，以協商、約定等友好的方式，達成實現地區經濟繁榮的目標。

二、治理理論對我國公共管理改革的啟示

新形勢下，基于我國基本國情以及治理理論來支撐我國公共改革，對提升公共管理質量與管理實踐成效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具體實施上，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修正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目標，轉變傳統管理模式

治理理論強調善治，善治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提高公共利益。而善治的本質在于政府與民眾的聯合治理，并非政府的一手管理，因此需要轉變政府職能，將以往單純的政府統計變為塑造政府與公民關系上。在政府職能轉變上，一定要區分職能轉變與職能削弱兩種理論，不能將職能轉變理解為職能削弱，而是通過優化政府的結構與功能，以提高政府處理政務的能力。同時在政府行為上，要設置合理的邊界，將政府不該自己辦或者自己不能辦好的工作交由社會機構進行管理，將權責轉移，實現權責分擔，通常而言，社會機構往往具有更高的民眾基礎，在處理一些事情上遠比政府強制處理效果要好的多。在公共管理改革中，要強調公共權利是分散化與多元化的，但是并不意味這政府權利的權威性缺失，而是權利分屬政府與社會機構當中。通過公共權利不斷完善社會福利及保障制度，使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享受平等的權利并且在權利訴求上具有同等的地位，這樣保證在經濟差異下，人們有平等競爭的機會，在社會福利上，保障殘疾人士、失業人群以及老弱病殘等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基于治理理論的公共管理改革，還要求政府在管理方式上進行不斷的改革，將傳統管理方式主觀轉變為從控制到服務、從規則到協調、從法制到回應上的轉變。

（二）國家資源不應被政府壟斷，而是在社會群體間進行合理的分配

保證國家資源的合理分配，不被政府壟斷，能夠有效方式官僚主義的發生，并且將政府干預區域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通過資源的合理分配，能夠使市場競爭更加合理，并且逐漸形成完善的競爭機制，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益與質量。因此具體做法為，首先，要將市場經濟競爭機制以及民間組織力量加入到公共管理事項中，通過項目招標、租賃以及公私合營等方式，最大化的提高政府管理職能，以滿足公民的需求；其次，要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改革與優化資源配置；再次，要實現權力下放，避免主要部門一手抓的情況，是下屬機關人員能夠有充分發揮的機會，通過層層管理，使領導決策更加合理；最后，要建立績效評估體系，激勵工作人員的創新管理精神，以期逐漸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與質量。

（三）發揮社會多元合作的優勢，強調公共管理的平衡

提高社會自治能力，加強社會各組織之間的溝通與合作，是治理理論的體現，對公共管理效率的提升有重要意義。具體實施上，首先要培育各種非盈利組織、社區企業、行業組織、以及其它社會志愿團體等，鼓勵政府與社會組織公職；其次社會組織可以依靠自己的資源優勢，致力于解決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甚至政治問題；再次，要承認社會組織的合法性，并賦予其相應的權利，使民間組織真正獨立為一種公民組織，為百姓解決實事。在我國行政管理上，一直強調政府管理職能大于社會組織，這對公共管理不利，要想改變這種情況，就應形成民間組織與政府獨立的態勢，使兩者能夠相互約束，最終建立政府與社會組織相互信賴、相互合作的關系，使公共管理走向善治的道路。

結語

治理理論作為一種新的公共管理理論，強調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合作與互動，治理也為公民參與社會事務提供良好的渠道，促進社會民主自治，也強化了政府的責任。公共管理適用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有利于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

篇（7）

    西方自上個世紀70年代全球性石油危機以后,人民開始對政府計劃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人們認為政府除了制訂政策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公共管理人（publicmanagers)在各級地方政府監督政策的實際執行情況。至此，公共行政的重心，由政策制訂轉移到“政策執行管理”上。

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外部環境的日益復雜、世界局勢更加動蕩和多元，各國政府面臨的外部環境也越來越嚴峻，政府機構龐大臃腫、效率低下、政府又出現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加之政府官員的自利彳?向及傳統官僚制本身的弊端等，使公眾對政府的能力再次產生懷疑，“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政府出現了信任危機和合法性危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嘗試新公共管理的各國紛紛進行政府治理模式的變革，各種新理論、新流派、新措施也隨之而出，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例如：美國在1992年后由Clinton_Gore政府提出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NPR)計劃，以及世界銀行1997年提出的可以利用3個基本的激勵機制來提高政府能力：有效的法則與限制措施；更大的競爭壓力；更多地傾聽人民的呼聲，鼓勵更多的民眾參與。

與以往傳統的公共管理的改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在老的框架內進行變革，如降低公共管理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等局部問題著手，進行局部的調整，而是對現行公共管理的體制和方式進行變革，以現代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引入市場機制，主張在政府等公共部門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競爭機制，它幾乎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改造。至此,新公共管理成為近年來西方規?？涨暗男姓母锏闹黧w指導思想之一。

二、新公共管理的四個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與傳統的公共管理相比，是個相對寬松的概念。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稱為“新公共管理”或“企業家的政府”，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雖然名稱不同，但都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一)重構政府職能

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公共服務都應該由政府來直接提供，而是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向社會提供服務。政府根據憲法的規定和服務的內容不同,從而將一部分職能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方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對其進行績效目標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例如西方一些國家所采用的“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正如<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的職能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二)“重績效，輕過程”的特點

新公共管理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確定組織目標、個人目標，并根據績效指標(performance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這種輕過程、重績效的方式，成為西方提高政府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

(三)將企業管理方法弓I入政府管理中

當今，由于舊有官僚體制下的政府低效率，使得西方轉而采用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政府通過借鑒私人部門管理中先進的原則、方法和技術(如結果取向、績效管理、顧客導向、分權、預算制度、成本一效益分析等），來提高政府工作績效，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這也是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核心觀點。不過,當一系列被企業組織認為普遍適用的管理原理與方法，運用在公共部門組織時，由于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具有本質的區別，這些原理與方法，卻令公共部門面臨了更多在私立部門無法遇到和解決的新問題。

(四)在人的重用和任免上與以往不同

在傳統的公眾行政中，文官始終是保持政治中立的地位，但在新公共管理中則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的密切互動，讓部分高級文官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樣一來由于文官比政務官任期長（在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又由于有專業知識優勢和信息優勢，使得文官具有較高的政治敏感性和公眾響應力，因此，通過加強文官的參政行為，從而促進他們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更好地運用裁量權,使政策能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另外，新公共管理在人員的錄用和管理，提高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上，新公共管理采用了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一系列重大變革。

三、新公共管理對我國公共管理改革的借鑒意義

由于一些歷史上的原因，公共管理的引進與研究工作在我國起步較晚，其產生與發展有著極其現實的政治原因。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的政治、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根本性變化，但同時也給政府管理也帶來了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問題，例如決策體制和方法的落后，法制不健全，國家財政在市場運行中的困境，社會保障體系與社會就業機制尚未完全建立等一系列問題，使得我國的整個行政體制很難適應與滿足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革和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我們要從實際出發，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為我國的公共管理改革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

(一）加強公共政策制訂的法制性、科學性和民主性

公共政策一般是指政府為解決現實和潛在的社會問題而做出的決定和行為。在政府公共權力日益擴大,公共政策對社會政治、經濟和其它領域影響日益加深的今天，公共政策制訂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政府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制訂科學、民主的公共決策是進行有效公共管理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1. 變“人治”為“法治”。由于公共政策所涉及的問題一般都是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將直接影響人民群眾的生活，影響面大，其結果又難以在短期內見到成效，因此，容易造成政策決策者在制訂公共政策過程中的隨意性，人們不難發現，在涉及公平與效率、集權與分權、競爭與壟斷等一系列強烈對比的問題上時,人們或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或由于情感因素的影響，而在制訂政策時產生很大的分歧，很多時候，良好的愿望并不能產生好的效果，一個有重大失誤的公共決策將極大地阻礙社會生活的正常運行。因此,要將傳統意義下對公共決策點頭拍板的“人治”，轉變成對政策制訂和執行程序有法律規定和約束的“法治”，這不僅需要明確公共決策者的法律責任和義務，還要進一步明確公共決策層的合理結構和科學的政策制定程序。

2. 加快建設公共決策系統網絡化的步伐。公共決策系統網絡化是以主體決策層為核心，以信息處理、信息咨詢和監督等為子系統的網絡體系。在建設決策網絡時，首先需要明確人大和政府為中心的決策權主體地位;其次，還要進一步理順決策子系統中各自決策主、客體的關系；再次，要從法律上明確公共決策體制內的其他決策子系統,如政策研究組織、民間政策咨詢組織等的地位，充分保障其獨立性、主動權和靈活性，使其能夠為公共決策提供充分的政策咨詢。

3. 樹立適合現代社會發展的新決策意識。事實表明，注重民眾參與，營造一種民主、平等、協商的公共政策環境，將專家咨詢與民主決策適當結合，注重調查研究和決策跟蹤評價,形成人人能暢所欲言，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積極提出政策建議的局面，不僅有助于制訂科學合理的決策，更有助于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人們積極配合的良好局面。

(二)夯實基礎，完善制度，提高實效

1. 完善法律法規，合理設置層級體系。在西方，新公共管‘理之所以能以現代經濟學的基礎，采用相對寬松的管理方式，

是建立在整個社會民主、法治化水平較高的前提下，在“后工業社會”進行的，他們以“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為假定前提，采用與市場規則相適應的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等理論。我國和西方存在一定的差距，首先,我們是一個有幾千年集權歷史傳統的國家，缺乏西方以分權制衡的民主代議制度，我們的公共管理不能像西方那樣放松管制，而是要把現有的制度進行完善、整合。其次,我國的市場經濟尚未充分發育成熟、民主與法制還未健全，當務之急不是要放松管制，而是要建立和健全一套完整的法規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完善我國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制度設計和操作安排。

篇（8）

    【 正 文】

    從本世紀70年代開始,曾經主導西方公共行政領域近一個世紀之久,并被譽為是行之有效、甚至是最佳的傳統或稱主流的公共行政,遭受到新的外部環境的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其近乎刻板、僵化的科層體制愈來愈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信息和知識密集型社會和經濟生活,其賴以建立的兩大理論基礎——威爾遜和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科層管理論均無法回答和解決政府所面對的日益嚴重的問題和困難:政府財政危機,社會福利政策難以為繼,政府機構日趨龐大臃腫,效率低下,公眾對政府能力失去信心,“政府失敗”論開始占主導地位。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種新的公共行政理論、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NewPublic Management)在80年代的英美兩國應運而生,并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與以往傳統的公共行政框架內進行的變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對現存行政管理體制和方式進行某種程度的局部調整,或僅僅是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更重要的是,它是對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種全面清算和否定。

    一、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基礎

    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以威爾遜、古德諾的政治—行政二分論和韋伯的科層制論為其理論支撐點的話,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首先,新公共管理從現代經濟學中獲得諸多理論依據,如從“理性人”(人的理性都是為自己的利益,都希望以最小的付出獲得最大利益)的假定中獲得績效管理的依據;從公共選擇和交易成本理論中獲得政府應以市場或顧客為導向,提高服務效率、質量和有效性的依據;從成本—效益分析中獲得對政府績效目標進行界定、測量和評估的依據等等。其次,新公共管理又從私營管理方法中汲取營養。新公共行政管理認為,私營部門許多管理方式和手段都可為公共部門所借用。如私營部門的組織形式能靈活地適應環境,而不是韋伯所說的僵化的科層制;對產出和結果的高度重視(對私營部門來說,產出就意味著利潤,而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要獲取利潤就必須給顧客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同時盡可能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產出;人事管理上實現靈活的合同雇傭制和績效工資制,而不是一經錄用,永久任職,等等?？傊?新公共管理認為,那些已經和正在為私營部門所成功地運用著的管理方法,如績效管理、目標管理、組織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等并非為私營部門所獨有,它們完全可以運用到公有部門的管理中。

    二、新公共行政管理的基本特征

    新公共管理是個非常松散的概念,它既指一種試圖取代傳統公共行政學的管理理論,又指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還指在當代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持續進行的改革運動。其名稱在西方各國也不盡相同,如在英國叫“管理主義”,在美國則稱為“企業家的政府”或“新公共管理”,在其他一些國家又稱為“市場導向型公共行政”等等,但它們都具有大體相同的特征。

    首先,新公共管理改變了傳統公共模式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對政府職能及其與社會的關系進行定位:即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政府公務人員應該是負責任的“企業經理和管理人員”,社會公眾則是提供政府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作為回報的“顧客”或“客戶”,政府服務應以顧客為導向,應增強對社會公眾需要的響應力。近年來,英、德、荷蘭等國政府采取的簡化服務手續、制訂并公布服務標準、在某一級行政區域和某些部門或行業開辦“一站商店”服務等,就是在這種新的政府—社會關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體措施。

    其次,與傳統公共行政只計投入,不計產出不同,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視政府活動的產出和結果,即重視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由此而重視賦予“一線經理和管理人員”(即中低級文官)以職、權、責,如在計劃和預算上,重視組織的戰略目標和長期計劃,強調對預算的“總量”控制,給一線經理在資源配置、人員安排等方面的充分的自主權,以適應變化不定的外部環境和公眾不斷變化的需求。

    第三,與上一點緊密相聯,新公共管理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松嚴格的行政規制(即主要通過法規、制度控制),而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即確定組織、個人的具體目標,并根據績效示標(performance indicator)對目標完成情況進行測量和評估,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三E,即經濟(economy)、效率(efficency)和效果(effect)等三大變量。

    第四,與傳統公共行政排斥私營部門管理方式不同,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廣泛采用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如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質量管理、目標管理等)和競爭機制,取消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如“政府業務合同出租”、“競爭性招標”等,新公共管理認為,政府的主要職能固然是向社會提供服務,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公共服務都應由政府直接提供。政府應根據服務內容和性質的不同,采取相應的供給方式。如圖所示:

    市場狀況/憲法職責模式

    附圖

    1、此項服務活動是由憲法明文規定的屬政府職責范圍之內,同時也沒有其他競爭者,如國防,應由政府承擔。

    2、雖屬憲法規定的政府職責,但同時有其他競爭者的存在,即其他非政府部門也在從事此項活動,如醫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并非一定要親自提供此項服務,而大可通過招標、合同出租等形式,將其出租給其他公營或私營部門,政府只要對其績效目標進行測定和評估,并提供相應的報酬,便不失為一種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徑。這也就是《重塑政府》一書的作者奧斯本和蓋布勒所說的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

    3、憲法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而又存在著市場競爭者,如影視業,這時政府就完全可以不從事此項活動,而完全由私營部門承擔。

    4、憲法既沒有規定是政府的職責,同時又沒有或缺乏從事此項活動的競爭者,如高等院校,這時政府就應積極培育市場,鼓勵人們參與此項活動,以提高此項服務的效率、質量和有效性。

    >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只是典型的四種公共服務類型,在現實中,更多是介于這四種之間的混合型服務領域,因此,政府應根據具體情況,而決定自己是否直接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范圍、方式和力度。

    第五,在看待文官與政務官的關系上,新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存在著明顯的分野。傳統公共行政強調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強調文官(包括高級文官)保持政治中立和匿名原則;新公共管理則正視行政所具有的濃厚的政治色彩,強調文官與政務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和滲透關系,特別是對部分高級文官應實行政治任命,讓他們參與政策的制定過程,并承擔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他們的政治敏感性,因此不應將政策制定和行政管理截然分開。事實上傳統公共行政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在現實中也根本行不通,因為國會、總統等政治機構及政務官對于政策問題往往只是提出原則性目標,而具體的政策方案是由行政機構及文官制定并加以落實的,這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即政治決策的過程,其間不可避免地摻雜著文官的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當文官對政務官制定的政策心存疑慮甚至不滿時,他們甚至會蓄意阻撓執行。除此以外,文官所擁有的五大優勢決定了文官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支配政務官的決策,一是任期優勢,事務有的任期長,而政務官隨政府更換任期短(美國政務官平均任期僅22個月)。二是專業知識優勢,這是事務官長期在一個部門任職而政務官調動頻繁的必然結果。三是信息優勢。送達政務官的信息由事務官篩選加工,而篩選加工信息大有文章可做。四是時間優勢。事務官主要精力放在部內工作上,而政務官主要精力放在應付議會質詢、內閣會議、聯系選民等事務上。五是人數現模優勢,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例嚴重失調,美國聯邦政府現有文官250萬,而政務官僅4000人左右,這使得“兩官”力量失去平衡,政務官基本上沒有能力控制自己的部門。如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險部的七位政務官實際上根本無法控制他們的96850名文官。在這種情況下,若硬性規定文官的政治中立,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它只會使文官失去政治敏感性和對公眾要求的響應力,只有正視行政機構和文官的政治功能,才能提高他們的自覺意識,即除了盡職盡責地執行政策外,更以主動的態度設計政策議程,并善用裁量權發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

    第六,與傳統公共行政熱衷于擴展政府干預,擴大公共部門規模不同,新公共管理主張對某些公營部門實行私有化,讓更多的私營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供給,即通過擴大對私人市場的利用以替代政府公共部門。需要說明的是,許多新公共管理的擁護、支持者也認為,公營部門的私有化并非新公共管理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第七,與傳統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僵硬的人事管理體制不同,新公共管理重視人力資源管理,提高在人員錄用、任期、工資及其他人事管理環節上的靈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取代常任制,實行不以固定職位而以工作實績為依據的績效工資制等等。

    三、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

篇（9）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9)07-0066-05

回應(response)，即回答、答應或響應，是所有社會形態及其政府運作模式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謀求政府與社會間穩定、和諧關系的基本方式。無論何種政府，作為公民的政府、社會的政府，都應程度不同地回應社會。當代社會，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生活的市場化、信息化、全球化，對政府治理模式、治理過程、治理效果提出了新要求。著眼于改善政府治理，提高政府的回應性與回應效能，有必要研究和把握回應型政府的理論基礎、內涵和特征。

一、理論基礎

“回應型”一詞最早出現于當代西方法學理論中。對回應型政府問題的研究，發端于20世紀后期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公共治理理論的創始人之一、美國學者羅西瑙(J.N.Rosenau)在其代表作《沒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紀的治理》等著述中，把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的管理機制，它們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卻能有效發揮作用。他強調，與統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持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無須依靠國家強制力來實現，其主體也未必是政府。之后，有關治理的論述不一而足，大多論述了相似的思想。雖然治理理論還不很成熟，其基本概念也還比較模糊，但它十分清晰地賦予了治理(govemanee)與統治(government)的不同涵義。如果說傳統政府理論認為政府是社會管理的主體，自上而下的統治是政府管理社會的主要方式的話，那么，公共治理理論的主要發展則是強調了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在治理過程中，政府與社會、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間具有合作的可能性及其雙向互動、相互影響的必要性。治理更多地是一個社會作用日益明顯、社會力量自下而上影響政府，不再像過去那樣單向度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安排，而主要通過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協商，共同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這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政府權力運行向度，凸顯了社會在治理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總之，從根本上說，公共治理理論，其實就是研究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政府如何與社會合作，共同治理或共同解決公共問題，以達到治理的良好狀態，即“善治”。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目標。 “回應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回應，是善治的基本要素。沒有對政府回應性問題的研究，就難以研究善治問題；研究回應型政府建設問題，才能從理論上闡明，如何在不斷提高并確保政府回應社會的自覺性、穩定性、有效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實現政府的善治。因此，回應型政府問題，理應成為公共治理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同樣，公共治理理論也為回應型政府問題的研究提供理論支撐，是回應型政府的重要理論基礎。

與此同時，新公共管理運動以來，尤其是近10多年來，在有關政府回應社會的問題上，無論是新公共管理理論，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雖然具體觀點不盡一致，但就通過改革，建設全方位服務或回應社會的責任政府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如美國學者奧斯本等人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時概括的政府再造的十個方面，其中一條就是，要建設“顧客驅使的政府(customer-driven govemment)――滿足顧客而不是官僚制度的需要”。雖然其中的企業化政府改革原則有其局限并受到了批評，但其“顧客驅使的政府”的理念，蘊含了對政府正確、及時回應社會的要求。。引新公共服務理論則更進一步：相對于政府而言，“公民不只是顧客，他們是‘所有者或主人”’，政府顯然更須無條件地回應公民或社會。新公共服務理論倡導以結果、以競爭為導向，使政府的每一項資源投入、人員活動、公共服務的提供等，都能真正符合社會需要，使社會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得到“無縫隙”服務，形成真正體現以民為本、“服務，而不是掌舵”的“無縫隙政府”，建立起政府與社會間信任、合作共治的關系，以確保政府的回應性。在這里，新公共服務理論把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政府服務范疇，由“顧客”擴展到了“公民”，更強調政府回應社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總之，比之于傳統的政府理論，無論是新公共管理理論，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與公共治理理論都有一個重要共識：政府不應是權力的惟一所有者，而應在與社會的互動中，創造機會或條件，將公民個體利益，整合成社會公共利益，并完整地加以回應。新公共管理理論和新公共服務理論，同樣是研究回應型政府問題的理論指導。

還應強調，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本質上也要求，政府必須具有對于社會的回應性，政府應不斷提高其回應力。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的制度屬性，在更高的層面上要求建設以人為本、以社會為本，能夠全方位回應社會的責任政府，在盡可能滿足社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需求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利益、政府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無疑，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回應型政府問題研究的重要指導思想。

二、基本內涵

迄今為止，在中國學術界，尚無對回應型政府內涵的權威界定，專門的研究文獻較少。盡管有學者提出了“回應型政府”的概念，甚至還進行了公共治理視角下政府回應問題的分析，但還存在明顯不足。首先，已經提出的“回應型政府”的概念不系統、不明確，過于籠統；其次，近年來，包括從政府公共決策過程中公民參與的角度，對回應型政府問題所進行的研究，尚未從體制建構的角度來闡述體現對政府自覺、穩定、有效、可持續回應社會要求的回應型政府的內涵，有著明顯的視角局限。認真梳理中外學者對政府回應和政府回應性等概念的研究成果，對準確把握回應型政府的內涵是必要的。

關于政府回應和回應性問題的研究，散見于中外學者有關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理論的研究中。這些研究，為科學界定回應型政府的內涵打下了基礎。尤其是中國學者俞可平在介紹、研究治理和善治理論的過程中，在強調政府的回應性作為善治的基本要素的同時，闡明了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負責的反應，不得無故拖延或沒有下文，在必要時還應定期、主動地向公民征詢意見、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促進了回應型政府內涵的明晰化?；貞?，“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責任性的延伸”。回應型政府，首先是責任型政府，表現為政府的一種責任性(accountabmty)，強調政府公務員及管理機構由于其承擔的職務，必須履行一定的職能和義務。沒有或不適當地履行其應當履行的職能和義務，就是失職，或者說缺乏責任性，也就無所謂回應型政府。

可見，回應型政府的內涵要素至少應包括：回應型政府的價值理念；回應型政府的基本責任；回應

型政府體制或機制的特點；回應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等等。可以認為，所謂回應型政府，就是以公共治理為理念，以解決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為責任，具有自覺、穩定、可持續的回應性和回應機制，以及有效回應社會所需的回應力，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的治理模式。顯然，與作為過程的“政府回應”和作為特征的“政府回應性”不同， “回應型政府”實質上是一種治理模式――政府用怎樣的運行模式來行使其對于公共事務或社會事務的治理職能，是確保政府回應性穩定有效、政府回應力可持續提高的體制性安排，是對傳統政府管制體制下政府對社會集權式管理的革命。

應該指出，政府回應是政府對于社會的回答、答應或響應，更多地是反映政府對于社會訴求的傾向性態度；政府服務，更多地是指政府為滿足社會訴求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動?；貞驼怯袆e于服務型政府的概念。前者是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模式；后者是政府作為單一主體前提下的政府對于社會的管理模式。當然，這種區別毫不影響兩者之間緊密的、難以分割的聯系，它們在價值歸屬上是一致的，都著眼于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與質量的提升?；貞驼卫砝砟畹拇_立，可以為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更好的價值導向、目標體系和基本條件；回應型政府治理模式和運行機制的建立，可以使政府更好地實現其服務性職能，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重要基礎。準確把握回應型政府的科學內涵，對于推進服務型政府建設是有益的。

三、基本特征

研究回應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實際上是在回應型政府的理論基礎之上，對其內涵的進一步解讀?；貞驼w現公共治理的理念，具有穩定、自覺、可持續發展的回應性和回應機制，以及回應社會所需的回應能力，并有效履行解決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的職責，就應體現以民為本、服務導向、合作共治、及時反應、依法治理的特征或屬性。

(一)以民為本

政府回應的本質，就是回應公眾利益，處理公共事務，解決公共問題，這也是回應型政府的主要要求之一。“(P64)在傳統政治學者看來，政府與社會、公眾的關系，主要通過選舉投票和多數決定的民主原則來實現。但在實踐中，由于長期形成的官僚體系對于社會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和公眾不得不依賴這樣的政府官僚體系。所以，官僚體系對社會需求反應的時效與質量，直接決定了在政府回應社會的過程中，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優劣。這一關系的優劣，是政府體現其回應性、回應能力、回應的穩定性或可持續性的晴雨表。顯然，以民為本的政府，才能建立起優良的政府與社會間的關系。羅伯特?B?登哈特指出，公共行政的核心問題是，“一方面，政府機構要求在進行服務時要保持最高的效率：另一方面，公共組織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必須反映服務對象的需求及期望”。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迪馬克(M，Dimock)等公共行政學者就建議， “顧客滿意標準在政府運作中的運用應當與企業中的運用一樣廣泛開展”。這實際上可視為政府須“以民為本”的政治學和行政學的初步表達。然而，對這一觀點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批新公共管理理論學者強調，“受顧客驅使的政府”應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的需要。這是對傳統政府體制缺乏回應性的批評，也是對回應型政府須以民為本的又一重要提示。

新公共服務理論在批評和發展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政府應服務于公民而不只是顧客的觀點。登哈特夫婦在《改革政府》中關于政府應該“掌舵而不是劃槳”的建議后指出，當我們急于掌舵時，也許我們正在淡忘誰擁有這條船。登哈特夫婦轉述了金和斯蒂弗斯(King and Stivers)《政府屬于我們》中的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政府是屬于其公民的，應將公民置于首位，政府強調的重點不應放在為政府這艘航船掌舵或是劃槳上，而應放在建立明顯具有完整性和回應性的公共機構上。這就十分清晰地闡明：既然政府本來就是屬于公民的，就必須無條件地回應社會訴求，就理應成為以民為本的回應型政府，向公民提供滿意的公共產品?？傊?，以民為本是回應型政府最基本的價值觀和動力源泉，從而也是回應型政府的首要特征。

(二)服務導向

以民為本的邏輯結果，是對回應型政府須以服務為導向的要求。持續至今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實質上是從官僚制向后官僚制的轉型運動，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政府模式，體現的就是一種公共服務精神。新公共服務理論在對將政府服務對象看成顧客提出批評的同時，十分強調的就是服務。對此，登哈特夫婦在轉述格倫?科普的觀點時進行了詳盡的論述，認為為顧客服務的驅動力是利潤動機：只有顧客得到了滿足，他們才會以指定的價格去購買這種產品或服務；為公民服務的驅動力是責任約束：鑒于政府所提供的公民所需的產品或服務的購買，因其常常是通過稅收付費而不具有自愿性，所以“這就給政府造成了一種特殊的責任，即它不僅要使其直接的顧客滿意，并以一種高效率的方式運作，而且還要提供其公民所需要的服務”；為作為主人的公民服務的驅動力則是利害關系：對政府而言，“顧客正在等著見我們”有別于“主人正在等著見我們”。在第一種情況下，政府可能會按照他們出現的順序，以盡可能禮貌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對每一個人的需求或偏好作出回應，在結束這筆交易時，也就結束了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而在第二種情況下，政府所服務的是主人，每一個主人都對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利害關系。政府不僅要關注、服務每一個人的自身利益，而且必須服務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并為公共利益的實現與社會進行持續的對話。

總之，無論是新公共管理理論下“顧客驅使的政府”對公民顧客身份的界定，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下“公民導向的政府”或“主人的政府”對公民主人身份的認可，都從不同角度表明，政府必須像企業對于顧客、仆人對于主人，以服務為導向，全面回應“顧客”或“主人”的需要。這說明，對政府以服務為導向的要求，有著廣泛的理論基礎。以服務為導向的政府，才能體現以民為本的要求，更為負責、有效地協調各類社會利益主體的關系，解決各類公共問題和社會問題，實現公共利益，才能成為回應型政府。

(三)合作共治

公共治理理論深刻揭示了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對善治的重要性。俞可平在總結善治問題時強調，“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范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有效的管理”就是“兩者的合作過程”。一方面，政府須積極扶植和支持社會組織的自主管理，努力為社會力量的發育創造條件，促進社會治理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各類社會組織要積極與政府配合，及時向政府反映社會成員的意見、要求，及時提出合理建議，在與政府合作過程中，積極幫助政府，使政府的回應性和回應力得到穩定、有效、持續的強化和提高。善治離不開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

新公共服務理論在揚棄新公共管理理論、特別是其中的企業家政府理論的基礎上，揭示了當代社會所要求的政府與社會間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也強調了政府與社會間合作的重要性。它強調，“諸如公

正、公平、回應性、尊重、授權和承諾這樣的理想，不是否定而常常是超過了那種把效率作為政府工作惟一標準的價值觀”，政府對社會的回應方式應進行徹底變革。傳統的政府是通過說“是的，我們能夠提供那種服務”，或者說“不，我們不能提供那種服務”，來回應社會、公眾的種種需求。而新公共服務理論則要求，經過選舉產生的官員和公共管理者，應該不只通過說“是”或者“否”來回應公民的需求，而應該說諸如“我們先來一起想想該怎么辦，然后再來付諸實施”。在具有積極公民權的社會里，公務員不僅將日益扮演一種調解、中介、申說、裁判的角色，而且將以促進、當經紀人、協商以及解決沖突的技巧，取代管理控制的方法。

公眾、社會作為公共事務管理的平等主體，在融入政府治理過程中，實現合作共治，一方面，可以在克服政府壟斷對公共事務的管理的基礎上，形成政府與社會間“回應一參與”的良性互動，從根本上防止政府誤讀、甚至挪占公共利益，提高和確保政府回應社會的自覺性、穩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另一方面，可以以公共治理主體、而不是被動接受者的身份，于事前、事中、事后參與公共利益的實現過程，推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實現善治的過程中挖掘政府回應的最大潛能；同時，可以更好地集中民智。改善公共決策，提高政府回應能力。總之，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有利于促進以民為本、服務導向的政府回應機制的建立，是形成回應型政府體制的重要基礎，是回應型政府的核心要求和主要的運行特征。

當然，強調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強調政府對社會主體力量的尊重和發揮，不能忽視或否定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能將西方學術界對“沒有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探討，㈣與現實“有政府的治理”實踐等價齊觀。一方面，羅西瑙等人的“沒有政府的治理”的設想，主要是就國際政治而言的，他本人卻是無政府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另一方面，真正意義上的“沒有政府的治理”，是所論證的國家消亡后的理想狀態，還是一個遙遠的未來。即使是在國家消亡的理想狀態下，社會也仍然需要“非國家機構的政府”的治理。可以認為，回應型政府職能實現的過程，是伴隨國家權力向社會逐漸回歸的過程，一方面。離不開政府和社會兩個合作主體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也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治理秩序的持續、有效供給，政府仍然是回應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主導方面。

(四)及時反應

顧名思義，回應型政府要求政府對于社會訴求，不能不(回)應，也不可久拖不(回)應，而必須及時、有效地予以回應，否則，就是失職，就不能稱之為回應型政府。政府及時反應社會訴求，強調的是政府對于社會的回應必須快速，否則，就難以及時；必須有效，否則就“不到位”?！翱焖佟?，是指在回應社會的有效期內，政府要以盡可能短的時間，對社會提出的、需要政府予以解決的問題，給予積極響應，并在與社會積極合作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有效”，是指政府回應社會的方向有效――政府幫助社會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向符合公共利益的實現方向；內容有效――政府具體解決問題的內容符合而不偏離社會基本或主要的價值或需求；時間有效――政府在解決問題所要求的時段內解決準確反應社會訴求的問題。當然，就時間的有效性而言，不是說解決問題的速度一定是越快越好，而應該是“正當其時”?？傊?，快速、有效地回應社會需求。是對回應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及時反應是回應型政府主要特征之

(五)依法治理

回應型政府要求建立一個與威權和絕對統治相對的政府，即負責、有限的政府，而法治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 “法治”(rule of law)是19世紀末英國憲法學家戴雪在其代表作《英憲精義》中提出的，現已成為普遍原則：政府和公民或社會在法律上負有相同的義務和責任，尤其是政府不能享有不必要的特權，政府和公民或社會都必須守法。所謂依法治理，指政府與社會間的合作共治必須依法進行，否則，政府對于社會的回應，就難以有體制和機制的保證。首先，政府必須守法，即政府參與治理的過程只有依法進行，才能使以民為本、服務導向的基本理念、與社會合作的治理方式、對社會需求予以及時反應的基本要求，具有法制保障和剛性約束。其次，公民或社會必須守法，即公民或社會參與治理的過程必須依法進行，才能確保其在有序參與的基礎上，向政府表達正當、合理的利益訴求，使得政府能夠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予以及時反應。總之，“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沒有健全的法制，沒有對法律的充分尊重，沒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會秩序，就沒有善治”。依法治理是治理和善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使政府回應制度化、體制化的基本保證，因而是回應型政府的又一重要特征。

總之，以民為本、服務導向、合作共治、及時反應、依法治理，既是回應型政府的內在屬性和基本特征，又是形成和保證政府的回應性，回應的體制、制度，回應的目標、速度，回應的數量、質量等方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把握這些特征，對于更好地理解回應型政府的理論脈絡、基本內涵，厘清建設回應型政府的基本思路，其啟示一定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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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從1979年英國撒切爾政府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以來,當代西方以新公共管理為取向的政府改革運動已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歷程。盡管現在對這一運動及其所形成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定論還為時尚早,但其對政府管理實踐產生的深刻影響卻已是不爭的事實。新公共管理運動給公共部門管理特別是政府管理帶來的重大影響與變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促使政府角色發生轉變,職能重新定位,政府職能是“掌舵”而非“劃槳”,由公共服務的直接、壟斷性提供者變為公共服務提供的監督、競爭者。

(二)各國大多實施了民營化或帶有民營化傾向的改革措施。特別是將大量國有企業出賣或進行股權轉移。公共部門已逐漸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淡出,由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變為宏觀調控。

(三)政府部門引入了市場理念和私營部門的管理技術,努力改變政府的工作作風。轉變政府與市場關系,發揮市場對公共管理的推動作用。

(四)注重工作結果、績效,進行明確的目標管理、績效評估和成本核算,而不是追求預算的最大化。如克林頓政府把建立一個“工作更好,花費更少”的政府作為其主要工作目標,將績效評估公開化,并受中央指導系統的嚴密監督控制。

(五)重塑了政治(政策)與行政(執行)之間的關系,對行政架構進行調整,強化了政府政策執行部門的自。例如,在英國產生了大量契約化、自由化的“執行局”。〔1〕

二、新公共管理給我國行政發展帶來的啟示

雖然新公共管理在理論與實踐上都并不成熟,但新公共管理運動畢竟是建立在對以往傳統行政模式弊端的反思與批判的基礎之上的,反映了學術界與政界解決現實問題的努力。新公共管理理論與改革運動不僅是西方政府陷入危機不得不尋求出路的新探索,而且也是政府對新時展要求的主動回應。新公共管理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對于我國的行政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大政府體制創新力度,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盡快改變政府對公共物品供給的壟斷局面。運用合同出租、公私合作、用者付費等方式,擴大和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資源與能力,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

(二)進一步健全和運用市場機制,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在政府機關內部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進取精神與工作效率。

(三)重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的權力范圍,向社會放權。鼓勵和扶助民間組織的發展,提高民間的自治能力與自我服務能力,變政府對社會事務的一手包辦為社會的自主管理。

(四)適當借鑒當代企業管理的管理方法、原則、經驗,特別是績效管理、成本核算等,由忽視工作績效到重視工作成果。以結果導向調動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簡化辦事程序,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三、我國行政環境與行政發展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我國目前的行政環境與行政發展狀況與西方相比,存在的問題更為復雜、更加嚴重,二者的差異相當明顯。

(一)經濟落后與市場發育不足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集中在農業領域,各地發展極不平衡,各地經濟、社會組織結構、人員素質乃至社會文化都存在著巨大差異。特別是各地市場發育程度懸殊,在我國既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又有極其落后的自給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經濟,且后者比重較大。所以我國政府不僅不能像西方那樣盡量不干預市場,而且還要參與維護乃至培育市場。

(二)處于轉軌時期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時期,市場發育得還很不完善,外在性因素很多,面臨的問題較為復雜。經濟轉型一方面要求政府轉變職能,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干預;另一方面又必須依賴政府發揮其必要作用,如在培育市場、推動國有經濟的市場化、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等方面需要政府充分發揮作用,沒有政府的主動推動是很難進行的。所以對我國來說,抽象的討論政府作用的多少實際上并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及其作用的范圍是否適當的問題。

(三)科技發展水平不發達西方基本上已處于信息社會,而我國雖然也處于信息社會的時代背景下,但由于發展水平所限,除個別地區之外,總體上還處于向工業社會過渡階段。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不同的科技文明時代要求不同的政府管理方式。新公共管理是與信息社會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方式,工業社會相適應的政府管理方式是現代官僚制。

(四)民主發展程度滯后正如亨廷頓所言,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是“民主過剩”,民主需要節制,〔2〕主要目標是擺脫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治決策的控制,而我國所面臨的問題則是民主不足;西方所要考慮的是如何解決對行政系統的過度規制問題,從而提高行政效率,而我國則主要是通過法制建設,研究如何約束行政權力;西方正在考慮如何向行政權力中重新注入效率,而我國正在考慮如何將民主注入行政權力之中。

四、我國的“官僚制”存在的問題

(一)組織活動缺乏理性且效率低下,人格化傾向嚴重

近年來一直飽受批判的官僚制的一大優點就在于其高揚理性精神,努力避免了任性專斷和感情用事,其基本精神與價值取向就是理性。正像本尼斯所言:“官僚制舉起理性和邏輯的旗幟,批判和否定了產業革命初期個人專制、裙帶關系、暴力威脅、主觀武斷和感情用事進行管理的做法?！薄?〕我國的文化傳統中并不缺乏理性,但我國的所謂理性是世俗取向的理性,努力方向是維系人與人的人倫關系進而維護既定的社會秩序,謀求的是在既定的統治制度下獲取固定的收益。“中國的士人階層,從總體上看服務于君侯,而這種服務關系是士人正常的或至少是以正常的方式所追求到的收入的來源?！薄?〕這種缺乏法治精神和對效率的追求的理性,最終導致對人治管理的過分注重與對私人利益的狂熱追求。這種實踐道德理性思維受制于權力等級與道德信仰體系,不可能實現行政組織的效率化、法制化和科學化。

(二)與西方的現代官僚制有差異

西方的現代官僚制要求服從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礎之上,即“并非服從他個人,而是服從那些非個人的制度,因此僅僅在由制度賦予他的、有合理界限的事務管轄范圍之內,有義務服從他。”〔5〕我國在總體上不是官僚制發育充分,而是官僚制發育不良。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包括:工作與職位分工的專門化、等級化、非人格化、規則化、技術化、公私分明化、工作程序法制化與系統化。官僚制高揚理性精神,避免了任意行事和感情用事,給組織帶來了理性與效率,保證組織按照系統的規則保持高效運轉;官僚制高揚法制精神,否定人治管理,有效的防止了領導專權與;現代官僚制高揚科學精神,拋棄經驗式管理,重視知識、技術與效率,保持組織運行的精確性、穩定性、持續性、統一性,有效的降低組織摩擦。我國的行政機關缺乏公務人員的專業化分工以及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專業化人才、行政過程中輕視規則與程序、腐敗現象嚴重等。這都是我國官僚制發育不良的表現。官僚制的某些消極因素與傳統的、封建的消極因素相互交織,使官僚制的缺陷表現得更加突出。所以,一方面我們必須正視官僚制的一系列缺點,如:容易導致組織的臃腫、僵化、難以適應環境的發展變化;易導致目的和手段的倒置,過分強調形式的合理性而忽視結果的重要性;易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易導致對人性的損害,將人變成組織的工具;易導致文官;易導致組織內部人際關系的冷漠和對行政客體態度的惡化等等;另一方面應當認識到,我們對官僚制與本身的理解并不準確,不應將我國的傳統官僚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官僚制等量齊觀。

五、我國行政發展的目標選擇:新公共管理現代官僚制